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日记节选:
1972年12月30日
（苏联）成立50周年纪念前夕举行中央全体会议，巴伊巴科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1972年的计划未能全面执行，1973年也不会被全面执行。勃列日涅夫随后发表长篇大论，简而言之：“除个别指标外，我们的五年计划可以说几乎未得到执行……卡扎涅茨同志（黑色冶金部部长），您不害臊吗，夸口冶炼量超过美国……可品质又如何呢？相比美国标准，我们每吨仅有40%的金属产出，其余都是炉渣和碎屑？！我们投资1卢布仍然只有90戈比回报，而美国正好相反（投资90美分获得1美元）。”
1973年1月8日
（受党中央委托）总结兄弟党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期间提出的要求，基本就是各种要钱：出版报纸、开小公司、发老战士退休金之类，以及，有人想保送侄女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想让儿子用助学金上基辅大学、“帮助”写书（替党的领导捉刀代笔）等。总之是一派令人沮丧的画面。
1973年2月6日
政治局讨论“催促原料”问题。国家供应委员会副主席发言表示，确实存在舞弊滥权现象，但不是催促的原因，原因有很多。比如冶金厂厂长答复找他催要管道的人说，第一季度他也许能完成向企业供应金属管的计划，但1月份只交付13%、2月份27%、3月份交清。接收金属管的工厂摊上这种供货商，你让他们怎么生产？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如何完成自己的计划？或者，建筑工地需要某种金属，结果冶金厂发错货了，错发的金属只能弃置，因为没法拿来建造他们要造的项目。但工厂已经完成供货计划，甚至连奖金都领到手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1973年3月4日
这一周过得真艰难。英国（共产党员）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参观了列宁格勒、基辅、维尔纽斯、利沃夫）。我不得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在莫斯科小型汽车厂）提问：“贵厂平均工资多少？哦，150，啊哈……”拿张纸飞快计算——“所以你们必须三年不吃不喝不看电影才够买辆小汽车！”随后，一场丢人现眼的无聊争吵就开始喽……
1973年4月4日
精神生活出现了空虚。青年人（群众中最好的部分）实干，精明，业务强，结婚早。一小撮“精英”纨绔子弟依靠父母过着寄生生活。其余人只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两耳不闻窗外事。许多共青团员汲汲名利，爱表现，追求个人野心。但共青团积极分子中间也有一些真正有思想、肯奉献的人，也是精明强干的人，“没有这方面幻想”（比如大学生组织负责人）。所以说，青年是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的窗口。
1973年4月29日
开全会。在承认现实和应对现实方面，报告确实很出色。从这个角度看，转变了思想：1.我们的对外经济联系保障了我们跟世界和平共存；2.抛弃旧观念，对外经济联系不是补窟窿用的，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尤其长远规划）的组成部分；3.中国是真正的头号威胁。
格列奇科（元帅，国防部长）称：我们对中国核力量规模的研判估计比美国（公开报道的）小得多，几十枚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约200个核弹头。接着开玩笑说：“那我们有……”转身面向主席团：“你(!)猜猜，列昂尼德，我们有多少？”主席团勃列日涅夫说：“不猜，别吓唬我！”
使我惊讶的另一个情况：他说中国的潜力与我国潜力无法相提并论，估计他们15—20年内达不到我们目前的水平。好吧，15—20年后即便达不到，那也接近了吧。而我们目前的核能力足够把本国全部城市摧毁好几遍。再往后又会怎样？
柯西金讲话挺有趣，纯粹的技术官僚言论，足够坦率，能列举数字等。他说：“不能脱离其他国家闭门发展科技革命”、“对其他国家要有新型合作理念”、“要用新眼光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的未来指望于此”。
事实上：我国三分之二的贷款流向古巴、越南和蒙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军火占出口额25%；我国贸易伙伴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
1973年6月23日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达成了防止核战争的协定。人类理智时期的这一举动，大概比疯狂时期1945年德国投降更重要。诚然，再次造成疯狂的潜在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中国、“特拉佩兹尼科夫主义”、“第三世界”……
莫斯科大学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主任、可谓是个蠢货的科瓦廖夫教授叹道：“这怎么行得通呢？当然，和平很好，列宁也追求和平。可我们跟资本主义缔结了30—50年经济协定，将国民经济建立在和平状态上。我们同资本家紧紧绑在一起，还帮助他们脱离危机。那么，只能假设30—50年内不会出现任何革命？我们现在还怎样教授科学共产主义，谈什么资本主义奄奄一息？”
1973年8月4日
保加利亚不仅严重忽视干部问题（平庸、道德败坏、阴谋、裙带关系等），还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8千土耳其人，约70万“半土耳其人”，外加马其顿人、吉普赛人。他们受到地方政府的公然压迫和歧视。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大批人要求逃往土耳其。（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对形势的估计相当悲观，他认为出路在于把保加利亚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反苏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青年和知识界的“问题”随处可见，就连蒙古知识分子（花我们钱的）都不愿跟本国社会同流……
1973年9月11日
智利军事政变。三位总司令组成军政府。总统府被轰炸，攻击开始。军政府宣布戒严，禁止人们走出家门、携带武器。政府广播电台被下令噤声；不屈服者会被消灭。这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语言。而阿连德革命靠的是瞎话、劝说和高声谴责。
当然，这其实也是现代革命的根本祸根。几乎是对和平革命路线的毁灭打击。唯一的好处是，列宁的革命铁律再次得到证实：革命是严肃的事情，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站稳脚跟。（智利的政变）既是一大教训，也是一大失败——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精神上、国际关系上。
1973年9月12日
阿连德自杀。昨天我已预感事情会如此收场。军人集团已经开始执政，公布了下午四点之前必须到国防部报到的40人名单。“否则将采取最极端措施，一切后果自负”……
这两年智利政府在政治、行政和经济方面毫无建树，革命的声望严重受损，导致少有人愿意为必败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欲实施专政，至少要争取到50%的民众支持。
1973年9月14日
昨日将欧洲共产党代表会议筹备草案发出。根据我们的第一手消息，兄弟党谁都不想接受……他们（英国、法国、意大利）反复强调“苏联模式、俄罗斯榜样”对他们而言是不可行的，只把十月革命和苏联视作曾经影响、并将持续影响世界进程的客观现实，可以研究其后果，但决不照搬照抄，无法把他们自己的政策同苏联共产党的意图和愿望联系起来，也绝不把他们自己跟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1973年12月17日
本月10—12号开中央全会。总结73年成果，讨论74年计划……
能源、化学、金属、轻工业等项目的计划尚未落实。1974年压力很大，否则第九个五年计划就麻烦了：三年时间整个五年计划的1030亿卢布预算超支440亿……
我国在冶炼、生产过程中浪费了6000—7000万吨金属。
从金属加工机床的吨位上看，我国相当于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之总和，但从数量和生产效率上看，我们远远落后他们每个国家。
芬兰出口的木材比我们少十倍，赚的外汇倒比我们多两倍，原因在于我们卖的是初级未加工产品。
我们和联邦德国约定以抵偿方式铺设天然气管道，却未按时完工，每逾期一天对方就向我们索赔5.5万美元。
仓库里堆积着20亿卢布被买家拒收的滞销商品，这几乎等于五年计划剩余部分整个轻工业投资的总和。
建设卡马河汽车厂项目预计花费17亿卢布，现在看起来，还需要追加25亿卢布，往后可能更多。
1955年打算在萨拉瓦特市建设抛光玻璃厂，该项目1962年准备就绪。但1961年的时候英国人向我们兜售火抛光玻璃厂的专利许可，于是1965年我们购买了许可证，成立三间工厂制造漂亮玻璃。与此同时萨拉瓦特厂仍在建造，1972年完工，结果发现安装的设备无法抛光玻璃，直接就压碎了，只能全部重熔。至今仍不知道谁对此负责。
同样加工一立方米原木，我们的产量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四分之三。
我国飞机和汽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比他们短得多。
库尔斯克有一家使用进口设备生产特别稀缺织物的针织厂。但其生产能力只有50%，因为人员不足，而人员不足的原因是画图纸的时候忘了画宿舍。
今年收获的巨量（未及精确统计）粮食因露天储存腐烂严重。
缺乏包装或运输延误造成的粮食、水泥、蔬菜、水果等损失以百万卢布计。
由于金属品质差，我们的建筑行业不得不加大金属用量。
等等等等……
1974年12月16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雅科夫·里亚博夫透露：1968年决定在斯维尔德洛夫建设钢管轧制车间，1970年代该项目暂停，同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同类车间，1972年项目暂停。1974年发现进口的钢管不够用，却并未重启两处暂停工地（虽然锈迹斑斑），而是在其他城市另起炉灶建设新轧管车间。
1975年11月30日
罗梅什·钱德拉（听说这家伙令苏联人民损失至少七座化工厂）授予勃列日涅夫一枚新奖章：约里奥·居里世界和平奖章。
两个歉收年（1975年干旱百年不遇）导致国民收入损失1600亿卢布。肉和奶将有“困难”。面临大量死亡的风险。1976年可能再次遭遇粮食歉收。
1975年12月28日
12月8日召开中央机关党代会。
戈斯捷夫（计划部门副主席）介绍：全国95%的企业生产不出一件优质产品，三分之二的部委没能完成计划。价值20亿的日用商品（由于品质低劣、款式老旧）被降价抛售，许多仍然卖不动。
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列举了各级干部贪腐的大量事例——从州执委会到共和国部委，从新闻工作者到经济部门领导。据调查，曾担任苏联民族委员会主席多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撤职后，又因涉及别墅、房产、皮大衣和汽车黑幕被中央处理。她女儿的婚礼花了国家近百万卢布。
（儿按：雅德嘉·纳斯里丁诺娃1978年底退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因乌兹别克“棉花案”被指控受贿，1988年开除出党，后因证据不足，1991年4月恢复党籍。）
1976年1月3日
新年之前三天中央开会，以下情况值得记一笔：
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提交关于苏联境内“持不同政见者”情况的报告……最近十年逮捕了约1500名从事反苏活动的人。1954年赫鲁晓夫向世界宣称“苏联没有政治犯”的时候，其实至少有1400名。1976年逮捕约850名政治犯，其中261人从事反苏宣传。还有个数字令我倍感惊讶：全国竟有68000名“预防性人员”，即被传唤到克格勃对其活动进行警告的人。超过1800个通过“内线”暴露出来的反苏团体和组织被警告。根据安德罗波夫说法，全苏联有几十万人正在或者等待合适时机采取行动对抗苏联政府。
1976年1月6日
新年期间，我的秘书坐车去科斯特罗马出席她丈夫女儿的婚礼。我问她：
— 那边怎么样？
— 不好。
— 怎么不好？
— 商店买不着东西。
— 怎么会买不着？
— 缺货呗。鲱鱼变质了，罐头就是罗宋汤、白菜汤，懂了吗？这种东西如果在莫斯科，货架上放几年都没人买。香肠根本没有，肉少见，一上货立刻排长队。奶酪就是科斯特罗马奶酪，但听说跟莫斯科卖的不一样。我丈夫在那边亲戚朋友多，这一星期我们走了不少家，每家都用酸黄瓜、腌白菜和蘑菇待客，还是夏天自己在菜园、树林弄的。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啊！
我被这番话深深触动。毕竟是个600000人口的州首府啊，距莫斯科仅400公里！还谈什么理想和热情？
1976年4月25日
昨天早晨我去了乳制品店和面包店。人头攒动，喧哗吵嚷，他们说没法维持秩序，两个女售货员应付不了这么些顾客，又要搬箱子又要拆箱子。今天休息日，队伍里有人说吃的没了、有人说早忘记奶酪什么味儿了，等等等等……忽然响起一个40岁男人的粗壮声音：
— 你们想怎么样！我们就是这种体制。这些女人（售货员）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坐在绿篱笆后边吃鱼子酱的，那些人肯定有奶酪。咱国家就没个会管事的，现在的头儿只会说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然后一年比一年烂，除非他下台……
无人惊讶，无人愤慨，应该都习惯商店出现这种言论了。群众多数表示附和赞成，包括一位排队买牛奶的年轻警察。哦对了，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一个人站在队伍里，居然也保持沉默。是啊，人家把事实都摆出来了，他又能说什么呢？
面包店的一群女人为抢库利奇（译注：复活节圆面包）争执厮打，这时柜台窗口拉开，里头说：“卖完啦！也不做啦！”立刻怨声四起，我准备夺门而出。
1976年11月7日
去红场。参加克里姆林宫招待会。珠光宝气的高官太太们最令我印象深刻：毛皮、钻石、贵族举止——简而言之，上流分子。
1977年1月1日
所有大众媒体对成绩、胜利、优越性等问题扯得无边无际。这些话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如果不明白是官僚政治私利使然，简直像在故意挑衅。
1977年7月21日
周二在中央秘书处开会，讨论莫斯科州委促进纺织工业所采取的措施（产量占全苏40%）。科诺托普（莫斯科州委书记）发言空泛，不提具体业务，只说宪法、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选举、党的关怀等。之后开始讨论的时候，他耐不住了，称：州内30%的纺纱设备和50%的织布设备年代久远，系革命前制造。没有现代染料，缺少8000名工人。新机器价格贵五倍，但只有按照旧价格拨的款子。生活服务行业资金被削减……诸如此类。
虽然没人指责他，却也没人承诺给钱。只是要求“提高”、“改善”。
1977年11月19日
17日在（伦敦）牛津街购物。商店富丽堂皇，令人目眩神迷，莫斯科女人没见过此等场面，几乎心脏病发作。顾客盈门，买完这个买那个。库纳耶夫有一次在饭桌上梦呓般地感慨：（说人家）危机、危机，显然大家都很有钱啊！
1977年12月14日
昨天中央全会。刚开始略混乱，甚至没有马上起立鼓掌。走在政治局成员最前头的不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宣布出席人数，解释说列昂尼德·伊里奇今天不来了。没什么大问题，身体受寒不舒服。但他已经准备好讲稿，待会儿休息时发给大家，以便各位讨论。因此休息时间为40分钟。
最逗的是，全会结尾，苏斯洛夫跟大家“商定”，说勃列日涅夫“形同”出席全会——“承担了全会工作”。
关于全会本身。巴伊巴科夫作报告。在我印象中，虽然他的讲话一向带点“悲观”，也从未对经济形势有过如此焦虑和强硬的估计。看来情况很糟糕，比预想的糟糕，比从前更糟糕。
1978年7月9日
开农业问题中央全会。据我了解，最尖锐的问题是“农业工业化”，也就是提高机械化和化学化程度之类。结果导致1965年3月中央全会之后投入农业的巨额资金大量流向工业。当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地区和州的整个农业部门产量翻两倍、翻三倍，超额完成计划30—40%的同时，每年都在亏损经营，年度结算总是出现巨大赤字，欠国家的钱越来越多。以一台新拖拉机为例，生产效率可能提高15—20%，但使用成本却随之上涨200%。
集中汽车运输、化肥等“服务”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并非集体农庄直接拥有，而是别处提供的。
1978年11月13日
累了一天，但我还是想写下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勃列日涅夫召集最高苏维埃代表开会，他后天就要接见鲁比科夫率领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会上邀请了顶级专家，包括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讨论轰炸机能挂多少导弹：25枚或30枚，试射的导弹参数加密或未加密等。
会后阿尔巴托夫找我倾诉，他用一个字形容这件事——“肏”。
……肉的问题。顿河畔罗斯托夫：扣除托儿所、幼儿园、餐馆等机构，零售数据显示年人均消费肉1.5千克！有些地方情况好些，但没有超过年人均7千克的。
我们用约1亿吨小麦喂养牲畜。由于缺乏相应饲料添加剂，40%等于浪费了。到头来还要从美国进口大量小麦。
第一次增产1.2亿吨石油需投资170亿卢布，第二次增产1.2亿吨石油变成280亿卢布，接下来增产的4千万吨则需要480亿卢布。
到1982年，人口增长只能提供30万劳动力——主要在中亚地区。
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整个机构，解聘一批计划人员，重新招一批。我们需要钱。而我们讨论的却是肏他妈的一架飞机挂几枚导弹，好像不这样做美国人明天就会打过来。
1978年11月18日
昨天我们召开了中央机关全体党代表总结及改选大会。一切都照本宣科，令人厌烦……
讨论期间提出的数据耐人寻味。
亚斯特列博夫（重工业部部长）：西西伯利亚提供全国90%的能源，出产煤7.95亿吨，石油5.75亿吨。而在那里，拨款给住宅和社会事业的2500亿卢布中，只有3400万用于住房建设。
波齐科夫（轻工业部长）：商品减价令国家损失112亿卢布。
西蒙诺夫：每节火车皮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运行，其余时间静止不动。二十年来铁路里程延长了15%，货物运输量提高四倍。铁路上未完成的工程达900亿卢布。
1979年6月23日
今天在家。
俄罗斯究竟要走向何方？
奢侈品价格——汽车、家具、毛皮、黄金等即将上涨。根据永恒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马上就会波及那些去市场买圆葱、芜菁、莳萝、黄瓜、土豆的人，接着根据通货膨胀规律，又会影响日用必需品价格。
财政计划部门的人说，“措施”从未起到预期效果：预算收入增加2、3个月，然后一切“照旧”。但腐败、掠夺、犬儒主义越来越多。家具店一套家具的售价翻了十倍。
据说，“地方来信”如雪片一般，要求愈发严厉，用词愈发激烈。比如：“别以为俄罗斯人民的耐心是无限的……”也经常有人（非匿名）认真提出进口肉、奶、谷物的建议。
显然今年收成不会很好。麻烦还在后面哪。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难道真要忍受这种经济耻辱这么久（直到万事皆休），其领袖才肯纾尊降贵“平等”对话吗？
毕竟，没人真心相信我们会遭受攻击，会被“占领”、征服、摧毁……那么拖累经济发展、牺牲人民利益的这支武装力量还有什么意义？！在20世纪末，昔日荣光变得十分可笑。何况今天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相比）毫不在乎这种荣光，甚至不在乎“祖国”本身。
1979年11月20日
本月5—12日在西德。
这个国家真漂亮啊——不可思议的工业实力与大自然之美和谐结合。虽然我到过联邦德国五次，却第一回乘车游览莱茵河谷：从杜塞尔多夫出发，途径科隆、波恩、科布伦茨，越过海涅笔下的“罗蕾莱”，沿着葡萄酒之路抵达普法尔茨。那里是一片金光灿灿、五彩缤纷的秋景。而且普法尔茨一个地方的葡萄园比格鲁吉亚全国都多。
至今仍令我耿耿于怀的主要感受是，我们落后了，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骂美国至少可以说“黑人遭私刑”）能做为我们落后的借口，也没有什么还能证明我们经济和社会的优越性。要知道德国是个分裂的国家，他们平均工资2500—3500马克（汇率换算超过1000卢布），工人享受六周假期，“无产阶级钢铁营”（列宁语）每天自驾车上班下班——平均每三个德国人拥有一辆车。西德道路宽阔平整，如果把一杯水放座位上，开到每小时160公里，不会溅出一滴。人家没有“中心”、“外省”的划分，也不分“乡间土路”和二级公路，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准并无天差地别。
眼下我心里堵得慌，意绪难平。
1979年12月30日
我军开进阿富汗……
……我国在缓和方面积累的资本，勃列日涅夫一篇柏林讲话全抵消了。那些曾经排队支持我们友好政策的“民主”、“爱好和平”的势力，都袖手旁观了。共产党人和我们坚定不移的朋友们如今一味谴责“苏联侵略”，根本不去针对美国导弹进行宣传——说也没人听……
苏联人民不需要别的。他们要吃肉，要买各种商品，要更好的秩序！
1980年1月28日
世界发生了太多事情。全世界都出言谴责、诅咒我们：联合国104个代表团投票反对我们，只有17个赞成的。法利赛主义（译注：指伪善、假慈悲）？是的，当然。但我们也把真实情况试出来了——到处都有人暗暗憎恨我们（起码不喜欢）……
银行拒绝贷款给我们。我跟国家银行副主席伊万诺夫聊了一次，他说不光美国的银行，其他国家银行要么拒绝提供新贷款以偿还旧债务（这么多年我们就是靠这熬过来的），要么提高利息三分之一。
上周二在中央秘书处讨论“关于运输部门盗窃”的问题。我真是越听越汗颜，浑身直哆嗦。卡皮托诺娃领导的中央委员会调查了三个月，以下是她向秘书处报告的内容：
两年来盗窃案件增加两倍，被盗物品价值增长四倍；
40%的窃贼是铁路职工，另外60%是水运部门职工；
9万—11万辆出口汽车积压在布列斯特，因为不能以“零件短缺”状态交付外国人；
25%的拖拉机和农用机械零件不全；
30%的“日古利”牌汽车被退回工厂，因为消费者提车时发现是半解体的；
价值140亿卢布的商品每天缺乏看管；
保安也有，69000人，但基本是退休者、残疾者，月工资80—90卢布；
每年被盗的钱款约数十亿卢布；
肉类被盗量是两年前的七倍，鱼类是五倍。
内务部副部长也报告说：1970年铁路上逮捕4000名小偷，1979年11000名。这些只是被发现的，没发现的又有多少呢？有时候火车滞留铁轨三昼夜无人看管，连司机都脱岗了。
倒霉的巴甫洛夫斯基（部长）再次像在全会上那样表示忏悔，请求额外40000人补充保安队伍。给不了。
大家纷纷议论：“太不像话了！党组织、工会去哪儿了？光看不管？”都感到十分无奈。
另外：勃列日涅夫号召“发动群众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坐我身边的拉平（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头，大声嚷嚷：“得了吧，如果发动群众，所有的火车就全被掏空啦！”
1980年2月12日
今天在中央书记处……
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问题被提出两次：库罗耶多夫要求新增员额。讨论期间得知，苏联目前有6500名东正教士，900名天主教神父，300名毛拉（外加2000名地下活动的）。同时，一半死者下葬在教堂，五分之一的新生儿受过洗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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