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部队偷弹药

▢ 伊利亚·扎别津斯基

苏联没有盗窃,一切都是公用的。如果你在集体农庄,你可以拿复合饲料或者牛奶兑水;如果你是工程师,那么你家就有免费的信纸、回形针、图钉、打孔器和对数尺。我就不说食品基地的卡车驾驶员了,嫉妒是负面情绪。

部队也没有盗窃。如果牙膏用完了,你就去营房另一头,去别的连队(总不好拿自己人的吧),随便从谁的床头柜取一支。当此人发现自己牙膏没了,他也会走到营房另一头,也就是你的连队,从你或者邻铺的床头柜取一支。

再打个比方:周末要检查你们导弹连车辆设备的完整情况,星期一你们就去停车场站岗,例如某个团的停车场,那是另一支部队。而在动身之前,你手中已经有一份清单,写明应该带什么回来:一套扳手、灭火器、三角警示牌等其他。

我曾在北极地区某导弹营服役,专业是计算员。需要我用对数尺复核电脑操作员的运算结果,那台电脑负责运算核弹头弹道导弹的发射诸元。换句话说,电脑和我一起算,以防出错。如果它报的数据和我报的数据一致,可以下达“发射”指令。我是行家里手,专业能力数一数二。电脑应该八分钟内算完,规定我十一分钟,但我设法加速到七分半,比电脑更快。有一次这挽救了我的性命和自由。

我们营计划从北极地区出发开赴卡普斯京亚尔(阿斯特拉罕草原与哈萨克草原交界处的著名导弹试验场)进行实弹发射。出发前约两周,派我们去军械库搬箱子,箱子装的是信号弹和烟幕弹。我想夹带几颗信号弹到靶场,在上级看不见的地方打着玩。当然,这不涉及任何个人私利,明白吗?只是大男孩想放烟花的冲动。

军械库围绕两道铁丝网,铁丝网之间有哨兵巡逻,外面是森林。仓库主管是一名准尉,给我们布置任务,指定哪些箱子搬去哪儿,说完走了。那么接下来就简单了:每人从每个箱子摸出两三颗信号弹,塞进军便服,假装抽烟歇会儿。等哨兵走到仓库另一侧,把信号弹扔过两道铁丝网。

唉,别人的信号弹扔过去了,可我偏偏在准尉返回的那一刻揣着信号弹出来。我俩在军械库大门口迎面相遇,他一看我胸前鼓鼓囊囊,抓住我的军便服掏出两颗倒霉玩意儿。这下坏了,我和战友都知道盗窃弹药属于刑事犯罪——准尉也是这样讲的。战友们见势不妙,立刻想出既保我免于坐牢、又让准尉不发怒的“高招”——开始群殴我。边打边喊:“啊呀你个该死的,竟敢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别担心,准尉同志,不用立案,我们现在就收拾他。啊呀你个贼娃子!”

但准尉显然另有打算,要抓我的现行。他立刻致电军事检察院,叫来几个干部,就盗窃事实做笔录。次日清点仓库,短缺了十二箱半弹药,统统算在我头上。也就是说准尉同志短暂离开仓库十五分钟,我居然成功搬走十二箱半信号弹和烟幕弹。

事态急转直下,不过暂时还没抓我,我依然住营房,和大家一起准备开赴卡普斯京亚尔。临出发前大概五天,特别处人员叫我,宣布我哪儿也去不了,不去任何靶场。检察院即将办完必要手续,到时候就来逮捕我,接着开庭审判。此时这件事才传到我们导弹营营长纳兹瓦诺夫中校耳中。

纳兹瓦诺夫中校不是那种“严父式的”首长,既爱开玩笑又爱嚷嚷。帽檐下露出一绺白发,一年四季不脱薄皮手套。也算是一种军官派头吧。记得他喜欢开这类玩笑:“你们玩什么呢?多米诺牌?这是仅次于拔河的高智商游戏啊!哈哈哈哈哈!”边说边挥舞戴皮手套的巴掌。至于有什么特别关照,我却记不得。

但这一次他笑不出了。他本人、参谋长和我们连长碰头商量怎样处理我、怎样解救我。关键在于我是特殊专家,独一无二的专家,没有我他们无法进行实弹训练,没有我导弹打不出去。而且方圆一千五百千米之内找不到第二个我这样的人。

纳兹瓦诺夫去问师长,师长把检察官和特别处人员都叫来,商议决定:如果仓库管理员(那名准尉)撤回投诉,各方面就不再追究。但师长最后说了一句:“他怎么撤回呀?难道把那十二箱弹药算在自己头上吗?”

第二天,纳兹瓦诺夫、我们连长和技术副营长达尼洛夫少校齐聚营部办公室,叫来准尉,安排我坐门边的椅子。纳兹瓦诺夫开口问准尉:“你告诉我,他这样的人——”眼睛不看我,用戴手套的手指着我——“怎么可能十五分钟从你那儿搬走十二个箱子?”

准尉镇定自若,甚至略带几分得意:“我认为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你们的兵被当场抓获,清点结果也证实少了十二箱弹药。”

纳兹瓦诺夫说:“明白了”。接着骂了一句,在屋里来回踱步,严厉盯着我的连长:“难道没有这个战斗和政治训练的优等生,咱就不办事了吗?”

那一刻我坐在椅子上全身发抖。连长皱皱眉,撇撇嘴,摇摇头。

纳兹瓦诺夫又骂了一句:“也明白了,怎么办,同志们——”环视众人,都不说话,这可以理解。他骂了第三句,对技术副营长说:“我有个主意。达尼洛夫,这次演习师里批了多少酒精?”
“四百五十升,中校同志。两桶各两百升,还有一小桶五十升。”
“好。那么办事需要多少?”
“原计划消耗四百升,剩余五十升备用。”
“四百够不够?”
“应该够。”

纳兹瓦诺夫总结道:“那就不留备用了。这样吧准尉同志——”他戴手套的两只手撑在桌上,俯身凑近对方脸孔“——给我开十二箱弹药补给,过两天演习用。”
“是不是太多了?”
纳兹瓦诺夫骤然提高嗓门:“这不关你的事!不关你的事!师里我去协调。天黑到车队找达尼洛夫,就是他,他给你酒精。还有问题吗?开单子办手续吧。”

问题不存在了。

纳兹瓦诺夫大步走向门口,边走边把不听话的乱发塞回军帽。走到一半,停住脚步,戴薄手套的食指在我眼前晃:“你让我损失了……五十升酒精……很多的啊……”

每个省略号代表一句咒骂。

克格勃在军内反间谍的一个案例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甜杏奶酪火腿沙拉

这一盘富含意大利风情、外观十分亮眼的杏子沙拉与其他沙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独特口感组合。鲜甜的杏、滑嫩的马苏里拉奶酪、略带苦味的绿生菜和火鸡火腿,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盘子里。但尝过就知道,这些不同种类食材出乎意料地相得益彰。

所需食材:

生菜叶:150克
甜杏:6个
火鸡火腿:300克
马苏里拉奶酪:150克
柠檬汁:1大匙
橄榄油:3大匙
盐、黑胡椒粉:酌量

步骤:

甜杏切两半,去核,在切面薄薄刷一层橄榄油。预热平底锅,切面向下煎烤2-3分钟。

生菜叶胡乱撕碎,铺在浅盘上。火鸡火腿切薄片,与马苏里拉奶酪球和煎过的甜杏一同放在生菜叶上。

橄榄油、柠檬汁和盐混合制成调味汁,均匀浇淋,最后撒黑胡椒粉即可。

小建议:也可尝试用风干火腿来制作,搭配少许红圆葱。如果用明火烤杏,沙拉的味道更加浓郁有趣,因为果肉带了一丝烟熏香气。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起诉书(摘要)

(全文一万三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ГКЧП)一案的起诉书是揭示国安人员针对国家发动阴谋活动的关键文件。1991年8月起事时被告们已策划数月之久,在苏联国安委机关内部评估了各种可能的方案。第一次“试水温”发生在1991年6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故意挑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的发言。在会议非公开环节,苏联国安委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发表了一份事实上的纲领性声明,其中约三分之一内容揭露中情局,主旨归结为“必须动用权力”:“形势如此,若不采取非常措施,简直无法应对”。

苏联党政机关几乎所有的最高层领导都参与了此次政变,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国安委。正如克留奇科夫供词所言(他列出了下属姓名):ГКЧП全部文件都是在卢比扬卡起草的。

我们建议认真阅读起诉书中三个片段。第一部分涉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隔离的情况,背景是部分阴谋者前往福罗斯拜访,戈尔巴乔夫拒绝他们的要求,也拒绝“装病”以免“战友们”貌似合法地掌权。第二个片段揭示了8月18日夜晚至19日夜晚的情况,当时ГКЧП成员及同伙商讨政变细节,时而争论时而妥协,大量饮酒,并在宣布紧急状态前下达最后指令。第三个片段讲述了对媒体施压和阴谋者企图操控舆论的行为,必须指出这些企图未完全得逞,部分原因是苏联一些最重要媒体的领导人的专业立场。

福罗斯:隔离总统

案卷29,页码7、88-89
案卷30,页码24
苏联总统随身警卫人员的证词:
证人В.И.切尔卡索夫说明,8月18日他在主楼值班。普列哈诺夫(译注:苏联国安委第九局局长)一行人抵达时,他与同事戈曼和萨沃辛坐在值班室内。当时他们已获悉所有通信方式被切断、大门被封锁,加之一行人突然到来,因此评估业务形势恶化,除个人配枪外又配备了自动步枪。
捷涅拉洛夫(译注:苏联国安委第九局副局长)看到他们全副武装,找来麦德维杰夫(译注: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长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后者要求收起自动步枪。过了一段时间,捷涅拉洛夫再次进入值班室,解释说麦德韦杰夫即将离开,现场由他负责,О.А.克利莫夫被指定为“主要增援”。捷涅拉洛夫还在值班室表示,众所周知即将签署联盟条约,然而这个条约签了之后总统将“前景不妙”。捷涅拉洛夫接着说:“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来访团队的条件,那么一切正常;如果他不接受这些同志的条件,将要求他辞职……”
另外他还谈到罗马尼亚,提及“罗马尼亚综合征”,说罗马尼亚的警卫一度支持总统,与军队和民众交火……告诫我们不要发生类似情况。他又表示我们这个部门一切照旧……并说“我保证你们的工资不变”,又说正在修造的浴室是为咱们建的、归咱们使用。他顺便提醒,总统方面可能会指责我们,他的家人也可能说难听话侮辱我们。

案卷32,页码188-196
证人С.Г.戈曼也有类似证词:“他(捷涅拉洛夫)说,我们都读过报纸,也听说了叶利钦在联盟条约签署前与六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面绝非偶然,他们不会给中央留下任何东西,一点权力都没有了……他说,当时罗马尼亚人民推翻齐奥塞斯库,他的随身警卫站在他一边,也就是为齐奥塞斯库挺身而出,但这些人后来都上法庭。归根结底的意思是让我们,也就是警卫员,不要‘乱动’……捷涅拉洛夫还说,他保证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安稳工作到退休,工资待遇不变,如果国安委系统加薪,我们也跟着加……还承诺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

案卷5,页码62-70
因此查明,捷涅拉洛夫明知苏联总统被非法罢免、ГКЧП通过阴谋上台,他作为参与者之一扮演了分配给他的角色。在将苏联总统隔离在“曙光”设施范围内期间,捷涅拉洛夫于8月19日实施了额外限制措施,排除了突破隔离的可能性。
为此,捷涅拉洛夫对М.С.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人员的行踪实施了特别管控,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命令执勤人员:将戈尔巴乔夫及亲属的一切行动直接报告捷涅拉洛夫。针对切尔尼亚耶夫(译注:苏联总统助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下达了特别指示:如总统助理试图离开“曙光”设施,予以拦截,必要时允许使用武力……切尔尼亚耶夫本人说明,当时“指定”了一个专职人员到他身边,在设施内紧紧跟随……

案卷32,页码137-139
证人А.М.奥西波夫(联络处处长)作证:“1991年8月18日之前工作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状。8月18日这天联络处人员照常到岗,把邮件交给值班人员,我记得其中有一包是给总统的邮件。
当天下午……通信中断。我去找АСК值班员……值班员回答说没有信号,明天可能也不会有。值班员又通知禁止所有人离开设施。第二天我遇到捷涅拉洛夫……请求外出与莫斯科联系。捷涅拉洛夫断然拒绝,说:‘不行,任何人不准离开这里,也不准进入这里。等通信恢复后再联系’。于是,我们七名联络处人员一直被困在设施内直到8月21日。这几天总统既未接收邮件也未发出邮件”。

案卷29,页码7、9、41-42、90-91、117
起诉书指出:显然,捷涅拉洛夫不可能允许苏联总统及随行人员知晓设施内存在通信手段。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揭穿他之后,捷涅拉洛夫被迫承认有通信手段。即便如此,在试图辩解自己的行为时,被问及此前为何隐瞒这一情况,捷涅拉洛夫回答:“之前的审讯中我没有重视这件事”……

案卷32,页码27
证人М.С.戈尔巴乔夫答复1991年8月19-20日期间的事态发展,作证称:“我没有失去希望,希望(来谈话的人)能够回心转意,让理智战胜情绪。但19日早晨传来消息……我立即提出要求。最初提了两点:第一,立即恢复通信;第二,提供一架飞机飞回莫斯科。看完新闻发布会后我又增加第三点要求:就我的健康状况发表正式澄清声明。这三点我多次重复……这些要求是我本人提出的,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以书面形式交给捷涅拉洛夫。询问捷涅拉洛夫对这些要求的后续处理情况,他表示已通过普列哈诺夫转交。但没有任何回音”。

案卷31,页码45
苏联总统助理、证人切尔尼亚耶夫证实М.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要求:“他(戈尔巴乔夫)说:‘必须采取行动……’他口述,我记录。‘先提两个要求——提供飞机并恢复通信。把要求交给捷涅拉洛夫’……”

案卷46,页码192、195
设施内形成的局面促使被夺权的М.С.戈尔巴乔夫尝试绕过正式渠道,寻求向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声的机会。他接受询问时作证:“对于试图‘突破封锁’的所有努力,捷涅拉洛夫都回答说由莫斯科全权决定,他的任务是执行。目睹这一切,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及可能后果,我决定录制录像(当时有摄像机)。20日夜间我录制了四个版本的讲话,直到清晨才剪辑完成,把每盘录像带分别包好,想办法‘发出去’。我们一度希望可以放行女速记员(总统助理奥莉加·拉妮娜),她父亲在家抱病、孩子年幼,但连她也不让走……”

案卷31,页码46
促使М.С.戈尔巴乔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以及苏联总统准备自己讲话时的具体情况,证人Р.М.戈尔巴乔娃(译注:总统夫人)表示:“当我们看到ГКЧП成员向全世界宣称他(苏联总统)生病时,我立刻意识到他们会采取行动。既然他们欺骗全世界说总统病了,势必要证明这一点,让所有人相信他已无法履职……出于对最坏情况的担忧,我们决定录制讲话录像……”

苏联总统被隔离的时间从1991年8月18日16时30分开始,持续到8月21日17时30分恢复通信为止,总共七十三小时。在此期间М.С.戈尔巴乔夫被阴谋剥夺了行使国家元首宪法权力的可能性。

由于М.С.戈尔巴乔夫拒绝同意向其提出的要求,巴克拉诺夫、舍宁、瓦连尼科夫、普列哈诺夫于(8月18日)约19时返回别尔别克机场。被普列哈诺夫解职的В.Т.麦德韦杰夫同机离开。
除了已部署的隔离苏联总统的措施,普列哈诺夫又命令:配备专用通信设备的总统预备专机图-134机组人员(机长С.В.加卢津)返回莫斯科,总统直升机米-8机组人员(机长В.И.弗拉索夫)飞回其驻地。
此时,瓦连尼科夫在机场会见了奉亚佐夫指示抵达的苏联海军总司令В.Н.切尔纳温和内务部第一副部长Б.В.格罗莫夫,向他们通报称因苏联总统病重,将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要求做好准备。瓦连尼科夫还建议格罗莫夫搭乘国防部长的飞机返回莫斯科,但被拒绝。
19时30分,巴克拉诺夫、博尔金、舍宁、普列哈诺夫和麦德韦杰夫乘坐的图-154飞机(机尾号85605)从别尔别克机场飞往莫斯科。这些人离开后,瓦连尼科夫在政府别墅内召集了等候他的各军区司令员:基辅军区的В.С.切切瓦托夫、北高加索军区的Л.С.舒斯特科、喀尔巴阡军区的В.В.斯科科夫、黑海舰队司令员М.Н.赫罗诺普洛、火箭与炮兵部队司令员В.М.米哈尔金。瓦连尼科夫在会议上向与会者通报了苏联总统病重、可能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消息,要求他们做好提高部队战备等级的准备。为便于开展工作,他分发了《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复印件……

案卷92,页码125
火箭与炮兵部队司令员В.М.米哈尔金解释别尔别克会议之目的和内容:“瓦连尼科夫一开始就说,他们是从戈尔巴乔夫总统那里来的。总统病重,坐骨神经剧痛,还有内脏方面的大问题。瓦连尼科夫接着说:‘如果这几天签署当前版本的《联盟条约》就等于联盟彻底解体。明天6点到9点之间必须实施紧急状态’……”

案卷50,页码3-8
由此,瓦伦尼科夫通过向各军区司令员散布关于М.С.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虚假消息,使他们做好了在紧急状态下行动的准备,而这正是夺取政权计划的一部分。
除了已部署的隔离苏联总统的措施,普列哈诺夫又命令配备专用通信设备的总统预备专机离开机场……

案卷105,页码267-271
总统本人在回答关于战略通信被切断的问题时,如此评价这些行动的后果:“在切断一切通信并与总参谋部断联之后,负责‘核提包’的军官们显然照章办事,销毁了加密代码,并将已失效的设备送回莫斯科。其后果是:国家元首在长达七十三小时的完全隔离状态下丧失了行使这部分职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合法决策使用战略核力量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核按钮’在此期间落入了夺取政权的冒险分子集团手中。”

案卷130,页码146-149
这一评价完全符合专家结论。所以阴谋参与者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行动不仅损害国家安全,也削弱了国防能力。
证人А.С.切尔尼亚耶夫作证称,根据他的要求,1991年8月19日捷涅拉洛夫派遣一架“军用”飞机(总统备用专机图-134)将总统秘书Т.А.亚历山德罗娃送往莫斯科,同机起飞的还有瓦西里耶夫上校率领的一队通信人员,并运载一批战略通信设备。

克里姆林宫醉酒之夜:1991年8月18日-19日的会议

在策划和实施夺取政权的阴谋过程中,其组织者拉拢А.И.卢基亚诺夫、Г.И.亚纳耶夫、Б.К.普戈、А.И.季贾科夫与В.А.斯塔罗杜布采夫参与,为每人分配了特定角色。具体而言,亚纳耶夫在拜访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之后接掌国家元首之职;卢基亚诺夫则利用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将权力移交给ГКЧП并使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合法化。拉拢季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参与阴谋是基于他们在国有企业协会和农民联盟中的领导地位,阴谋组织者认为这样助于争取这些群体支持ГКЧП。内务部长Б.К.普戈与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一道共同掌握着实现既定目标:夺取政权并确保实施紧急状态所需的实际力量和手段……

案卷3,页码119
阴谋组织者之一帕夫洛夫8月18日下午找到在瓦尔代休假的A.И.卢基亚诺夫和正在朋友家作客的Г.И.亚纳耶夫,提议他们当晚到克里姆林宫会谈。
В.С.帕夫洛夫在1991年10月22日的审讯中解释其行为动机:“尽管8月17日夜间在苏联国安委某设施的当面讨论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他俩(亚纳耶夫和卢基亚诺夫)对此知情,但我仍想亲自确认,因为当时的局势非比寻常……我还想知道我们的同志赴克里米亚面见总统返回之后,亚纳耶夫和卢基亚诺夫能否来开会,因为他们来了之后必须针对当前形势做一些决定”。据他说,他已确认两人知悉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试图回避商讨。于是他表示,如果这样的话,他将不会单独作出任何决定。

案卷48,页码4-45
被告Г.И.亚纳耶夫解释他被要求去克里姆林宫的情况,自称8月18日下午正在朋友Г.И.拉普捷娃家作客:“我作客期间,总统办公厅主任В.И.博尔金、苏联总理В.С.帕夫洛夫、苏联国安委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多次呼叫我的车载电话。除博尔金之外的每个人都要求我去克里姆林宫商讨一些紧急问题……考虑到国内形势极其严峻,也知道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我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出席这次会面,不清楚要讨论什么问题”。

案卷62,页码4
证人М.Ф.扎别利娜作证:8月18日晚Г.И.亚纳耶夫拜访她姐姐拉普捷娃家。他显得焦虑紧张,不知什么原因。谈话期间警卫员多次喊他到车上接电话,据她讲,她听出来电者包括帕夫洛夫。过了一会儿,两名男子走进房间说:“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来电话,大家都已到齐等您。”亚纳耶夫随即告辞。

案卷63,页码18-22
这一点也得到其警卫员А.С.加维尔多夫斯基的证实,他表示:8月18日晚亚纳耶夫在拉普捷娃家作客期间,曾接到克留奇科夫及另一名高级官员的电话。亚纳耶夫很不情愿地下楼接听车载电话,当时他处于醉酒状态。被要求去克里姆林宫时,也是很不情愿地前往……

案卷63,页码13-14
1991年8月18日约14时,正在克里米亚休假的Б.К.普戈乘飞机返回莫斯科。同日约16时克留奇科夫打电话找他,提议普戈立即前往国防部与亚佐夫会面。他们在国防部向其通报了夺取政权的计划,并就即将宣布紧急状态,以及在部队进入莫斯科的情况下的协调行动达成一致。
自此Б.К.普戈中断休假,积极参与阴谋,利用其掌控的苏联内务部机关实现既定目标。
关于这些情况,被告克留奇科夫作证称:“由于工作性质,我经常与Б.К.普戈接触。他非常担心国家的情况,一再强调国家正走向解体”。

案卷124,页码2
В.А.克留奇科夫表示:“别斯梅尔特内赫(译注:苏联外交部长)来莫斯科是我安排的。当然,电话中并未向他透露任何情况。他是乘坐一架在明斯克的军用飞机抵达莫斯科的”……

案卷48,页码4-45
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命令派遣直升机去瓦尔代,接上卢基亚诺夫直飞莫斯科。
因此,在巴克拉诺夫一行人飞赴克里米亚的同时,留在莫斯科的阴谋参与者已经为克里姆林宫会面做好了必要准备,表明他们的行动是周密计划的。
当晚(8月18日约20时),事先约定好的В.А.克留奇科夫、Д.Т.亚佐夫、В.А.阿恰洛夫、Б.К.普戈、В.С.帕夫洛夫、Г.И.亚纳耶夫齐聚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办公室,讨论面见总统的结果,并着手实施阴谋的下一阶段。
根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部查获的《被警卫人员出入克里姆林宫登记簿》第116号记载:亚佐夫和普戈于8月18日20时00分进入克里姆林宫,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20时10分进入,亚纳耶夫20时25分进入(登记簿已作为物证纳入案卷)。
A.И.卢基亚诺夫20时20分抵达克里姆林宫。他知悉此次会谈的目的,从自己办公室取来了《苏联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并于20时40分同其他阴谋参与者见面。

案卷62,页码5
证人В.А.阿恰洛夫作证称:“当晚亚纳耶夫举止放肆,用粗鲁的口吻说М.С.戈尔巴乔夫不愿辞职,也不愿签署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的文件等等……8月18日整个晚上,在亚纳耶夫的办公室(实为帕夫洛夫办公室)充斥着七嘴八舌的争论,很难弄清谁在做决定、究竟做什么决定,这些人没有一个像国家领袖的”。

案卷64,页码21
A.И.卢基亚诺夫以证人身份接受讯问,作证称:他是在帕夫洛夫8月18日两次打电话要求的情况下飞往莫斯科的,当时以为М.С.戈尔巴乔夫也要出席。抵达克里姆林宫后他取来了有关《联盟条约》的文件和《苏联宪法》,约21时进入帕夫洛夫办公室,当时帕夫洛夫、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普戈已经在场,巴克拉诺夫和舍宁尚未到达。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向他表示,他们将组建紧急状态委员会。他询问戈尔巴乔夫何时到来,对方回答说不来了,派往福罗斯的同志将返回。他们还说:“如果签署联盟条约,政府将被解散,一切都将停止运转”。他试图说服他们这样做会导致内战和民族冲突,并且“是民主的倒退,也会破坏我国的国际地位”,提议等待戈尔巴乔夫或打电话联系,但克留奇科夫表示通信已中断。
卢基亚诺夫进一步作证称:“在戈尔巴乔夫缺席期间,亚纳耶夫履行其职责,但此类问题必须有专门决议。听完克留奇科夫说明情况,我立刻意识到那里有阴谋,总统被隔离了。但我没再要求联系总统。我说这是冒险行动,会引起内战。我问他们有没有计划,克留奇科夫回答有计划。我说这是注定失败的阴谋。我以为已经说服他们放弃整个计划”。

案卷54,页码3、13、22
根据帕夫洛夫的证词……巴克拉诺夫回答亚纳耶夫:“如果不说戈尔巴乔夫生病了,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接掌他的职务?现在要紧的不是搞清楚他有没有患病、患什么病,必须拯救国家!”

案卷54,页码8
Г.И.亚纳耶夫在第一次审讯中承认:“这时候我动摇了,同意签字,但提出条件,本人履行总统职务不超过两周……更令我下定决心的是,他们将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自己处理所有问题”。

案卷62,页码7
在亚纳耶夫签署履行国家元首职务的命令后,克留奇科夫向在场人员分发了苏联国安委起草的《苏联领导人声明》、《告苏联人民书》,以及苏联ГКЧП第1号决议。这些文件的草案和《致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的文本事先已经与阴谋参与者达成一致。
《苏联领导人声明》由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签署,声明称苏联总统的权力移交给苏联副总统;宣布自1991年8月19日凌晨4时起在苏联全境实施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成立由О.Д.巴克拉诺夫、В.А.克留奇科夫、В.С.帕夫洛夫、Б.К.普戈、В.А.斯塔罗杜布采夫、А.И.季贾科夫、Д.Т.亚佐夫、Г.И.亚纳耶夫组成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管理国家并有效实施紧急状态制度”。
宣布:“苏联全境所有国家机关和管理机构、官员和公民必须严格执行”苏联ГКЧП的所有决定。

案卷54,页码126-127
侦查查明,A.И.卢基亚诺夫比其他人更清楚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有权宣布实施全国紧急状态。他也明白,批准这一决定需要最高苏维埃的有效多数票,并且要事先与代表们沟通,这都需要时间。
侦查查明,ГКЧП文件草案是苏联国安委遵照В.А.克留奇科夫的指示起草的。
被告В.А.克留奇科夫承认该事实,供称:“ГКЧП的文件,更确切地说是草案,是1991年8月19日前夕准备的。《告人民书》草案是1991年8月17日或18日拟定的,第1号决议草案也在同一时间写好。需要说明的是,1991年8月18日我们见面时……修改了这些文件,所以最终定稿是在1991年8月18日深夜完成的。这些文件草案由苏联国安委的叶戈罗夫和日津起草(译注:叶戈罗夫是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助理,日津是苏联国安委秘书处主任),我当然知情同意。苏联国安委信息分析局也参与起草《告人民书》,具体是局长Н.С.列昂诺夫根据我的指示办的……期间也有国防部代表参与……”
会议结束,博尔金、亚佐夫、阿恰洛夫、克留奇科夫离开之后,普列哈诺夫在帕夫洛夫办公室内组织没走的人饮酒。虽然大多数参与者闭口不谈此事,仍然查明:被告Д.Т.亚佐夫谈及此事称,第二天早晨他听В.А.克留奇科夫透露,在他本人、阿恰洛夫和其他人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留下的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普列哈诺夫等人“几乎喝到天亮”。为了表示自己的强烈否定态度,亚佐夫称他们是“酒桶ГКЧП”,“手抖的人”。

案卷99,页码16,67-69
А.А.别斯梅尔特内赫、В.С.帕夫洛夫也证实此事。帕夫洛夫说:“准备好的文件签署完毕,普列哈诺夫提议喝咖啡,大家都同意。屋内有人开玩笑:‘配点别的更好。’很快端来了酒,我记得是威士忌……当时大约凌晨一点左右……喝完我感觉不适,去了休息室。我不在场的时候发生什么我一概不知。第二天早晨有人叫医生到别墅,帮我恢复清醒”。

案卷54,页码128、133
以证人身份接受讯问的苏联国安委警卫局服务员А.Н.加尔金、И.В.多维坚科、С.В.普隆金也证实这一情况,并指出普列哈诺夫、麦德韦杰夫和帕夫洛夫处于醉酒状态,帕夫洛夫喝完身体不适。他们还在桌上看见一瓶威士忌。
帕夫洛夫的警卫员、证人В.И.梅佐夫作证说:“会议期间,服务员多次把咖啡、白兰地或威士忌送进帕夫洛夫办公室。我们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帕夫洛夫状态正常,但返回时严重醉酒……普列哈诺夫和帕夫洛夫一样喝到早晨烂醉如泥。我简直是把帕夫洛夫扛上车的,之后又在别墅把他‘卸’下来”。

案卷59,页码24-25、38
苏联部长会议医疗保健处中央临床医院1991年8月19日№200703/218证明:8月19日早晨诊断帕夫洛夫酒精中毒。

案卷59,页码18
他的主治医师Д.С.萨哈罗夫证实此事,并指出:“他不是酗酒者,但也没必要否认他喜欢喝酒”。

案卷58,页码16
后来帕夫洛夫试图粉饰这段对他而言颇不光彩的小插曲,声称是故意为之,以便逃避在委员会的下一步工作,因为“他已经明白ГКЧП的这场把戏不会有好结果”。

案卷54,页码128、139
根据医疗保健处中央临床医院上述证明,8月20日上午帕夫洛夫突发高血压危象。

案卷59,页码18
8月19日当天他以ГКЧП成员的身份工作,晚间与季贾科夫共同主持召开苏联部长会议。
Г.И.亚纳耶夫供称:“在我看来,成立ГКЧП是三个强力部门的领导人发起的:苏联国安委、国防部和内务部。总理В.С.帕夫洛夫是强硬路线支持者,所以成立ГКЧП也符合他的立场”。

案卷62,页码10
В.А.阿恰洛夫同样予以印证,他表示:“成立这个委员会过程中最积极的就是В.С.帕夫洛夫”。本案还收集了其他证据,表明В.С.帕夫洛夫是阴谋组织者之一,而且是积极参与者。

案卷109,页码8
因此,侦查认定帕夫洛夫所谓故意生病的说法,实则是为了表明自己与所犯罪行无关。
根据第136号登记簿(译注:原文如此)记载,А.А.别斯梅尔特内赫2时30分离开苏联总统官邸,О.Д.巴克拉诺夫和Б.К.普戈4时……分离开,В.С.帕夫洛夫和Ю.С.普列哈诺夫4时40分离开。Г.И.亚纳耶夫和А.И.卢基亚诺夫在各自办公室过夜。

案卷55,页码99
因此,基于上述证据,侦查机关可以认定:1991年8月18日-19日夜间,一群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人员密谋非法罢免了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依靠军事力量的、违反宪法的机构——苏联ГКЧП夺取了国家政权。

新闻检查被废除:并非所有媒体都屈服于阴谋者的压力

在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被罢免、ГКЧП夺取政权之后,被告О.С.舍宁利用党对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塔斯社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负责人,组织传播以下文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亚诺夫的声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关于履行苏联总统职务的法令》、ГКЧП第1号《决议》、《苏联领导人声明》、《ГКЧП告苏联人民书》、《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致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

根据舍宁的指示,马纳延科夫(译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未被逮捕起诉)召见全联盟广播电视公司主席Л.П.克拉夫琴科,此人约在5时左右抵达舍宁处,接过装有ГКЧП文件的公文袋,并被指示从6时起通过广播和电视渠道播发这些文件。

早在部队进入莫斯科之前,空降兵特种部队已根据亚佐夫的命令封锁中央电视台建筑群,随后控制了塔斯社。苏联国安委人员根据克留奇科夫的指示密切监控这些最重要公共媒体的具体工作。

1991年8月19日,ГКЧП通过了第2号决议《关于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及各州社会政治类出版物发行清单》,事实上执行审查制度,违反了《苏联印刷及其他大众传媒法》的相关规定。

8月20日采取措施关闭了多个播报ГКЧП真实情况的电视和广播机构,其中包括“莫斯科回声”电台。

在ГКЧП掌权期间,阴谋参与者普戈始终控制着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并以紧急状态法追究责任相威胁,迫使电视台工作人员服从命令。他坚持要求列宁格勒电视台停止播出节目,并立即关闭“莫斯科回声”电台……

案卷75,页码48-50、52-53
证人Л.П.克拉夫琴科作证称,1991年8月19日零点半左右他接到苏共中央书记马纳延科夫的电话,对方表示有事关重大且引人瞩目的消息,要求他来一趟。他进入马纳延科夫办公室,注意到桌上放着一些文件,但对方并未展示。马纳延科夫说国家局势非常严峻,全都乱套了。看来就在当晚,确切地说在凌晨4点,将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实施紧急状态。“马纳延科夫随即向我明确表示,实施紧急状态之后,电视和广播必须按照以往党和国家领导人丧葬期间的方式运行”。
马纳延科夫还表示相关文件正在准备中。于是克拉夫琴科向马纳延科夫解释说,所有文件在送交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之前必须先经过塔斯社。马纳延科夫建议他致电希什金(译注:塔斯社第一副社长)。希什金抵达,马纳延科夫出示一份文件草案,希什金开始阅读。这是一份声明,确切说是苏联领导人声明的草案。同时,马纳延科夫重申紧急状态很可能从凌晨4时开始实施,但尚未百分百确定。他要求克拉夫琴科和希什金召集所需人员,警告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即将实施紧急状态的消息。
马纳延科夫允许二人离开后,他们先去塔斯社讨论下一步安排,克拉夫琴科接着前往皮亚特尼茨卡亚街的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大楼,从那里给比留科夫、奥斯科尔科夫和卡库恰亚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单位。“之后我又去了舍宁处,大约凌晨5点。舍宁看起来胜券在握、激动昂扬,谈到了实施紧急状态,并提议阅看文件。其中一份是手写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亚诺夫的声明》,排在第一位。还有其他文件,如《苏联副总统关于履行总统职务的法令》、《苏联领导人声明》(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签署)、《告苏联人民书》(ГКЧП五名成员签署,不包括季贾科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帕夫洛夫),以及《致各国元首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亚纳耶夫签署)。这些全都是复印件。此外我还领取了上述文件播出顺序的指示”。
克拉夫琴科进一步说明,舍宁告诉他这些文件必须通过电视和电台播出,并且必须在紧急状态下工作。
讯问期间,该证人已将从舍宁处获得的文件提交侦查机关。
当他抵达“奥斯坦金诺”电视塔,看见大量设备正向电视中心集结。ГКЧП文件自清晨时分以短暂间隔依次播出,到了早上8点则在同一节目中连续播出。这样一直持续到中午,之后这些文件仅在《时代》节目中播出。ГКЧП文件在广播电台则以大型新闻报道的形式播送。
“8月19日上午约8点,普戈来电命令必须完全取消‘直播’。我解释说不可能有‘直播’,因为都是念文件。据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第一副主席拉祖特金透露,我得知普戈也给他打过电话,询问为何还在播送列宁格勒的节目?对方回答说无法关闭”。
……Л.П.克拉夫琴科亲笔补充讯问笔录,指出电视台这些天的工作完全处于部队和国安委人员的控制之下。

案卷122,页码162-197
1991年10月31日Л.П.克拉夫琴科再次接受讯问,确认了先前的证词,并且就若干问题做出更详细说明。他特别指出,尽管苏联宪法第六条已经废除,但苏共中央在公共媒体活动中的影响力依然举足轻重。实际上,国家媒体和苏共中央的等级隶属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变。每周二他或他的副手照旧会被邀请参加苏共中央会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卢钦斯基每周三召集他参加布置任务会议……
(译注:1977年苏联宪法第一章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

案卷7,页码199-200
侦查查明,ГКЧП的所有文件均在苏联国安委机关内部起草,并在8月18日-19日夜间经过补充和修改最终定稿。
谈及ГКЧП的消息通过塔斯社渠道发布,塔斯社第一副社长、证人希什金解释说:“我到达塔斯社后,开始给发布消息所需要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正在我进行这些组织工作时,政府专线来了一通电话,对方告诉我是国安委打来的,将派遣两名熟悉塔斯社工作特点的人员来协助”。
约在晨5时左右克拉夫琴科进入塔斯社,自称是机要通信员,带来仅一份文件,希什金匆匆扫了一眼。文件附有一纸说明,规定了发布消息的顺序。
“首先是卢基亚诺夫的声明,手写的,我感觉惊讶但没表现出来。第二份是亚纳耶夫的命令,他本人亲自签署。《苏联领导人声明》由帕夫洛夫、亚纳耶夫和巴克拉诺夫签署,注明他们当时的职务。这些文件随后送去复印,因为塔斯社各部门及电视和广播需要多份副本”。
随即开始准备材料发布工作。
克拉夫琴科返回皮亚特尼茨卡亚街办公楼,要求派车把这些材料送往“奥斯坦金诺”。
“国安委工作人员向我反复确认,能否保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不发布任何消息。我回答这种情况大概不会出现,但无法绝对保证,因为需要太多的监视人员。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案卷122,页码299-313
塔斯社副社长凯沃尔科夫以证人身份接受讯问称,1991年8月19日15时开始他在塔斯社值班。看电视、听广播获悉了实施紧急状态和成立ГКЧП的情况。当他抵达单位、进入希什金办公室时,见对方情绪低落,屋内还有两名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希什金介绍二人来自国安委。
当时希什金正在代理塔斯社社长职责,因为社长斯皮里多诺夫休假。
“8月19日约17时,斯皮里多诺夫结束休假返回并召开会议,表示报纸已经实行审查制度,因此,今后关于РСФСР领导人的消息都要纳入业务简报,不可通过其他渠道发布,因为那将是徒劳的,审查制度无论如何都会拦截阻止”。
希什金听斯皮里多诺夫透露,他两次接到苏共中央书记贾索霍夫的电话,对消息不够强硬表达不满,声称如果塔斯社不能发布他们需要的消息,他们将自己发布。这些材料虽然是苏共中央转来的,但斯皮里多诺夫未通过塔斯社渠道发布。

案卷122,页码265-271
证人、塔斯社社长斯皮里多诺夫作证称,他在皮聪达附近度假期间,8月19日晨看电视得知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及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我当时只有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不断涌入的信息。ГКЧП的主要文件在我返岗之前已经发布,与我毫无关系。这时从白宫传出消息,包括以下几份文件:《叶利钦谴责政变的声明》、《宪法监督委员会通告》、《来自白宫关于召开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的通知》,以及第四份——《关于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通知》。我要求发表叶利钦声明的摘要,保留两个关键点即:这一切是非法的、呼吁举行全国无限期罢工。这条消息以俄罗斯塔斯社名义发布。关于召开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的消息也通过塔斯社发布。白宫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则通过国内外通信渠道予以扩散传播”。
关于宪法监督委员会的结论,证人解释称,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耶夫8月19日给他打电话,希望发布委员会的立场。阿列克谢耶夫说理解形势复杂性,但仍请求以无论何种形式发布委员会阐述立场的声明。
斯皮里多诺夫下令,尽管已实行审查制度并且被国安委监控,仍然通过塔斯社电讯发布委员会声明。声明随后见诸报端,被西方关注。
证人称,在分析8月19日通过塔斯社电讯发布的材料时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反馈评论支持ГКЧП。苏共中央书记贾索霍夫就此两次来电,询问为何只发布负面材料。证人回答说塔斯社只发布收到的消息。贾索霍夫指责他一无所知,他回应说自己完全明白,但仍将据实发布……根据他的指示,这些文件未通过塔斯社电讯发布。

案卷122,页码273-289
至于1991年8月19日-21日期间电视台的工作情况,证人拉祖特金(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第一副主席)作证称,他8月19日9时到达工作岗位,熟人告诉他发生了政变。国家广电大楼外站着特种部队。
……证人继续说明,他在新闻节目《时代》编辑部主任办公室接到普戈的电话,对方寻找克拉夫琴科。得知克拉夫琴科不在,普戈说20时15分列宁格勒电视台将会转播索布恰克的讲话,指示不得播出该讲话。证人答复这不在他权限范围内,但普戈坚持要求采取一切手段阻止节目播出。接完电话,证人致电通信部副部长伊万诺夫,完整转述通话内容,对方说:“那就让普戈自己拿钳子剪电缆吧”。
《时代》节目结束前普戈再次来电,要求解释为什么不执行他关于索布恰克的指示。索布恰克的讲话最终面向全国范围播出。普戈指责谢尔盖·梅德韦杰夫(译注:电视记者)的报道,称为直接背叛,认为是在煽动对抗ГКЧП的行动。普戈还说他将依据紧急状态法严厉追究拉祖特金的责任。
……不久后,证人被克拉夫琴科叫去,因为克拉夫琴科收到了克留奇科夫通过国安委渠道送来的材料。
“文件用普通白纸打印,没有任何单位的抬头。标题大意是《在紧急状态条件下规范电视和广播活动的措施》。正文约一页半,无任何签名。这是一份草案,我们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尤其是应当开放我们公司的全部频道,并允许地方广播电视委员会自主开展工作。该草案还要求关闭《莫斯科回声》电台和俄罗斯电视台,理由是它们不利于局势稳定,实际上这些机构前一天已经关门了。公司技术管理处处长赫列布尼科夫也被请到克拉夫琴科办公室,他的结论是,草案文本从技术角度看写得十分规范,表明有专业人员参与执笔。”
证人进一步表示,他本人对该草案中的一项内容感觉困惑:“对所规定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责任由国家安全机关承担”。
该文件草案连同他们的修改意见,由同一位国安委工作人员带走……

案卷122,页码94-97
证人Г.А.舍韦廖夫(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副主席)作证称,他认为克拉夫琴科被置于某种进退两难境地。确切地说,他可以选择辞职,但很快会有人来顶替他。
许多人指责播报ГКЧП文件的电视播音员,但应当看看他们的神情——身后站着手持自动武器的大兵,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证人普里卢科夫(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长)说明,1991年8月20日他根据阿吉耶夫的指示,命令副局长库切罗夫调动国安委人员关闭《莫斯科回声》电台。“阿尔法”小组指挥员卡尔普欣亲自参与了关闭该电台的行动。
普里卢科夫进一步说明,1991年8月20日列别杰夫(译注:苏联国安委副主席)曾联系他,请他协助查找该广播电台的具体位置。列别杰夫声称是克留奇科夫命令他关闭电台。
普里卢科夫随即联系副手纳扎罗夫,指示其向卡尔普欣提供人员支持。8月21日中午时分卡尔普欣来电报告该电台已关闭,移交警备司令部看管。

苏联国安委官员在1991年8月19-21日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

波兰大使馆关于1991年8月19-25日莫斯科局势的密电


观点:革命往往是无意识的表现

一个世纪前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什么,请听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历史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安德烈·布特维洛帮我们理清头绪。

苏联时期曾经有个非常流行的笑话:一位老太太每次在屏幕上看见水兵和战士奔向冬宫,急忙起身关电视,由衷庆幸:“他们没赶上!没赶上!”革命过去一百年了,我们的国家很像这位老太太,只不过面临更大的问题:究竟什么时候拔插头?

一方面,专制、东正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再次成为我们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依靠那些杀死皇帝、废除上帝的人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再者,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的那段时期让我们难以释怀,那毕竟是一次生活在民主和言论自由环境中的尝试——虽然失败了。那么,我们该哀悼还是庆祝、自豪还是忏悔?抑或干脆把过去的一切当作噩梦忘记?百年之后我们依然分裂为“红”和“白”,内战留下的伤口仍然作痛。身边的现实越凄凉,我们内心就越苦涩:一切原本可能完全不同。

与安德烈·布特维洛的对话始于从童年时期就根深蒂固的一个刻板印象。

— 1980年代初我上学的时候,学校走廊挂海报,大字写着:“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您同意这个论断吗?
— 不同意。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1917年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伟大卫国战争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人类似乎正快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 那么这个事件应该贴上什么标签——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 标签取决于观察的立场。比如,对В.И.列宁和尼古拉二世肯定截然不同,对Г.А.久加诺夫(译注:俄罗斯共产党主席)和Е.Т.盖达尔(译注:俄罗斯经济学家、政治家)来说也是如此。我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基于这样的立场进行评价:我认为杀人本身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基于政治动机杀人。掌权的人极度热衷政治谋杀。早在1918年2月,《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就已经把未经审判和调查的枪决合法化了,甚至耍流氓也要判死刑。后来这种做法愈演愈烈。如果从专业角度而言,学者的任务不是给历史事件贴标签,而是研究其意义和后果。

— 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那么“无法回头”的点——俄帝国越过这个点就注定灭亡了——在哪儿?
— 与其他学者不同,历史学家无法做实验来检验事件发展的各种可能路径。我们只能研究实际发生的事情。当然,能够也应当思考各种假设情况:如果德国人不肯放列宁回俄罗斯会怎样?如果临时政府逮捕了那些被俄罗斯的敌国礼送回境的人会怎样?如果临时政府不等制宪会议召开,果断推行土地改革并退出战争又会怎样?类似的假设太多太多了。
至于俄帝国自己走向灾难,这是事实。当然,并不存在单一的“无法回头点”。其中一个致命转折是在目标极其模糊的情况下卷入世界大战。

— 您不觉得任何革命都是某种幼稚意识的体现吗?就像小男孩在沙坑打架:如果他的玩具车我没有,我要么摔坏它要么抢过来……
— 革命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主要口号不是“剥夺和分配”,而是“受够了!”人人都在等待革命,但对包括列宁在内的每个人而言,革命爆发完全出乎意料。我认为协同作用或许最适合解释革命形势,但前提是先建立起相应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目前尚不存在。

—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样评价俄罗斯末代皇帝?他的主要不幸是不是因为他属于前一个世纪的人,无法妥善应对本国面临的现代世界挑战?
— 尼古拉二世属于典型的契诃夫戏剧式人物。这些戏剧归根结底讲的是:一群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坐在一起互相折磨彼此神经。他身为政治家和掌国者完全不称职,也恰恰是“不胜任皇帝”毁了国家和他自己家。如今那些“拜皇教”的狂热分子忘记了我们谈论的是一位在革命爆发前掌握巨大权力却未能正确运用的人。巨大的权力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 依我看,在俄罗斯诸位统治者中彼得一世是最有才能、最有成效的政治家——毕竟他建立的帝国延续了二百年。或许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也在等待一位新彼得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 我追随В.О.克柳切夫斯基(译注:著名历史学家)的看法,更认可彼得之父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彼得十分残暴,近乎于施虐狂,包括其他一些性格特征令人很厌恶,今天这个场合不宜讨论。从历史角度看,他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随时为了某种理念无限制牺牲别人生命。这种为了后代人的幸福折磨当代人的把戏,本人毫无好感。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既不需要等待新彼得,也不需要任何推力。就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水平)而言它当时跻身世界前列。斯托雷平说的二十年和平发展绝非偶然——此人先是遭诋毁,后来又被过分理想化。

— 尼古拉二世身边不乏维特、斯托雷平这样的天才睿智顾问,他们为什么没能阻止灾难?
— 要理解一个高明的建议,更不用说去落实,前提是自己必须足够高明。此外,天才锋芒外露,令“皇父”感觉不舒服,所以常常被故意疏远。而且在典型的官僚环境中,卖弄聪明是大忌。请回想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中的一句话:“不需要锦上添花,只需要循规蹈矩”。维特被请出权力核心,斯托雷平则在戒备森严的剧院遇刺,倒在皇帝眼前。皇帝并未显得特别悲痛,他觉得“老家伙施蒂默尔”用起来更顺手。
(译注:鲍利斯·施蒂默尔,曾任俄帝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上任不满一年被撤职,1917年病死监狱)

— 取代皇帝上台的人是不是更有才干的政治家?比如克伦斯基,我看他更像日里诺夫斯基那种“政治流行明星”——善于演说,但在需要作出命运攸关的战略决策时,却完全软弱无力……
— 谁如果对此真正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上网查阅В.Д.纳博科夫的回忆,他是著名作家纳博科夫的爸爸。回忆文章收在《俄罗斯革命档案》第一卷,他对临时政府的成员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品评。
(译注: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是法学家、记者,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管理临时政府)

— 您认为临时政府最致命的错误是什么?
——他们既想搞政治又想做正人君子,尤其是兑现上台时的承诺。

— 不过,布尔什维克最终在权力斗争中取胜,这难道不意外吗?毕竟1917年4月的时候没几个人重视他们。
— 列宁就没犯这种“低级错误”(参见前一个回答)。他们向饱受战争和经济危机折磨的民众提供了解决复杂问题的简便方案:给人民和平(实际用内战取代帝国主义战争),给农民土地(早期实行余粮收集制,拿走土地的一切产出,之后集体化,连土地本身都没收了),给工人工厂(却不善于维持工厂运转)。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布尔什维克政府早在1917年底就打算关闭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工厂,甚至没想过征求工人的意见。
(译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工厂是彼得堡的大型铸造企业,建于1825年,1922年改名“无产阶级厂”)

— 您认为列宁是天才还是被命运偶然眷顾之人?
— 列宁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政治家,多次证明自己有能力把个人观点强加给全党甚至全国。低估他就等于把当时国内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了。

— 我注意到当代共产党人多数怀念斯大林而非列宁,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 列宁创建并领导革命党夺取政权。斯大林继承的是执政党,而且绝大多数党员是1917年之后入党的,即所谓“十月共产党员”。寥寥几位“老布尔什维克”及列宁身边的大部分核心人物被斯大林清除了。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还算革命党吗?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实际做了什么?他们要列宁何用?列宁会怎样评价他们的方针和策略?至于斯大林,他与当代共产党人毫无关系。现在这个党主要是由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组成,他们试图复兴的是晚期的苏共。他们出言批评现政权及其“杰出的”社会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公允的。但他们的领导层也已经严丝合缝融入了现行体制,不需要任何革命。

— 西方左翼人士似乎也不太重视伊里奇,对他们而言,托洛茨基和巴枯宁这样的人更重要。也许他们觉得伊里奇太俄罗斯化了?
— 我不熟悉所谓“西方左翼”的情况。我只能说,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争夺权力并狼狈失败之前,他在党内的地位若不是与列宁平起平坐,那至少也是各方面最接近列宁的人。人们尤其推崇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他对布尔什维克的贡献。托洛茨基的主要错误(被斯大林巧妙利用)在于他自视过高,认为接列宁的班理所当然。但我不认为如果托洛茨基获胜会有什么根本改变,无非是枪毙人的时候不打后脑打前额而已。

— 现代历史学界怎样看待“革命几乎是在德国情报机关和总参谋部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这种说法?
— 尽管当局施加影响,但现代历史学界总体上仍保持着评价、观点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只要这种多元化还没在某个学者头脑中崩塌,总能推动学术认识稳步发展。因此您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观点,包括德国在俄国革命中作用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尚不足以明确和全面地评估这种作用。当年协约国的情报机构也在积极活动,起初也考虑利用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把双方都利用了。正因为涉及情报机构,十分难以获取史料。

— 还有哪些在当代大众文学中传播的革命神话,让严肃历史学家特别恼火?
— 严肃历史学家恼火的主要是大众文学本身,以及国内优秀媒体——尤其电视台——呈现历史题材的方式。至于神话嘛,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所知的其实都是神话,只不过随着岁月流转,一些神话被另一些神话取代了。这种观点不是毫无道理。

— 当代政治家应当从一百年前的事件中汲取什么教训?
— 教训,轮不到我来总结。在这一点上我同样赞成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他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而且频频被引用,甚至都滥用了:“历史教给人们的仅仅是它什么都没教会”。大家总是忘记后半部分:“……但她会严厉惩罚不吸取教训的人”。
(译注:前半句是黑格尔讲的,后半句是克柳切夫斯基讲的——“历史不是教师而是监督,她不传授什么,但会严厉惩罚不吸取教训的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人贫富悬殊

略谈俄罗斯帝国人民的收入情况

1917年您怎样失去财产

意外回到苏联的生存指南

▢ 佚名

本文纯属脑洞游戏。在许多“穿越者”的幻想中,这些人从我们的时代莫名其妙返回苏联,几乎要替政治局委员出谋划策,甚至操弄整个地缘政治。读这种玩意儿、发这种梦的人,多数是连小孩子都说服不了的人,但在自己脑海中却能主宰几百万人命运——只要穿回苏联必将大显身手!那么我琢磨着:何不也来幻想一下,譬如您是我们时代的普通年轻人,正在现代莫斯科的新阿尔巴特大街行走,跌了一跤,爬起来再看——四周大变样!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新阿尔巴特,而是……四十年前1980年的加里宁大街。怎么办?如何生存?做什么?去哪儿?找谁?为了降低难度,假设此事发生在九月初而非十二月份。

首先,最要紧的——您身无分文。虽然装了一些钞票,但那是现代俄罗斯的钞票。这就意味着它们在苏联只是花花纸,尽管图案挺别致。所以无论如何得设法搞到苏联货币,有钱总比没钱强啊。

不过最好先确定自己“着陆”的确切日期。这不难,去最近的“联盟印刷”书报亭查看本日报纸即可,顺便从黑字标题了解所谓时事热点,万一跟人对话也有的聊。诚然,苏联谁也不会无缘无故讨论报纸社论,除了那些需要写报告的人。可如果细读两份报纸,掌握最新情况,融入环境不是更方便嘛。但现在还没钱,买报纸的三戈比也没有。所以暂时不管新闻了。

假设您已经确定今天是1980年9月11日星期四,而且瞥见书报亭售货员手边的《真理报》刊登对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热情祝贺,以及“喜迎苏共二十六大”专栏,标题:“数百万人坚守岗位”,附海员照片。还有一篇文章呼吁加快道路建设。总的来说,信息量为零。您本想再翻翻报纸和杂志多了解一点情况,但女售货员用一种难以捉摸的阴沉目光审视您。您吓得扭头就走,感觉她的双眼仍盯着您后背。

您对1980年9月的苏联了解多少?一些苏联电影的片段,但从不知道这些影片的准确上映日期。可能还听过一些“关于苏联”的零星争论和只言片语。可是1980年9月究竟发生了什么?哎呦!八月份不是刚刚开完莫斯科奥运会吗?这段记忆目前对您帮助不大,但无论如何知识储备瞬间增加了。现在您不仅知道即将召开苏共二十六大,还知道莫斯科举办了1980年奥运会——仍然不太够。

“时间旅行者”开始观察周围环境。屋顶没拆除的彩旗让人想起刚落幕的奥运会。阅读商店招牌:“阿尔巴特餐厅”、“比留萨咖啡馆”,腹内忽然感觉微微饥饿。打量行人:天气依然温暖,但大家都换了秋装——女人穿毛衣,男人穿夹克或轻便大衣,当然也有穿夏装的。一些人用奇怪的眼神看您,目光相遇时又快速移开,仿佛想掩饰自己刚才的兴趣。

人人衣衫朴素,总体上还算得体。您对这几年的流行趋势一无所知,无法判断人家穿得体面还是寒酸,应该说更偏简洁而非时髦。您注意到几乎所有女性甚至青春少女都穿连衣裙或短裙。见鬼!那个西装大婶为什么盯着您看,仿佛在动物园看大象?路人的目光让您困惑,似乎知道您来自未来。您有点慌,沿着大街快走,景观虽然变化显著,但主要建筑与四十年后大同小异。这让您稍微安心了些。

走到“美容研究所”招牌下——嘿嘿,美容研究所?不禁暗暗发笑。看见一位穿毛衣和牛仔裤的年轻女子,心情放松了。但那位穿花裙子、手牵孩子的冷脸女人又让您再次感觉恐惧。她为什么先上下打量、接着移开愠怒目光?路人们究竟从您身上识破什么?总之,眼下怎么办?肚子越来越饿,脑海浮现某部苏联电影的片段:一个骗子在餐厅搭讪女士,吃饱了借故溜走让她买单。要不要试试?太危险了,况且这些女人都显得高不可攀,哪那么容易搭讪啊。您机械地走向阿尔巴特街。

哇,原来这个年代的阿尔巴特街允许开车啊(译注:所谓老阿尔巴特街1982年开始改造步行街,1986年竣工)。“军事书店”……一股子军国主义味儿。怎么办啊怎么办?去警察局自首,告诉人家“我来自未来”?保准被转送精神病院。如何令他们确信您真的是穿越者?

天哪,基本常识啊,华生!给他们看智能手机不就行了嘛。前进,寻找最近的警察局。真巧,那边就是第五分局,入口在院子里。忽然想起不知从哪儿听的俏皮话:“亲爱的警察保护我,先关我再管我”。正好有个警员出来,要不要搭话?

警员的眼神不太友好。要不要上前?正犹豫间,警员已经坐进“苏联吉普”——俗话好像叫“山羊”,车身写着“警察”,车顶有扩音器——轰油门开走了。好吧,理性分析一下吧。假设走进警察局,声称来自未来,他们会哄堂大笑,以为您喝醉或脑子坏了。拿智能手机给他们看,他们肯定目瞪口呆——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问题在于,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未来科技吗?智能手机摆在眼前是事实,但无法证明是未来产物。或许再掏出信用卡?对他们而言想必也很新奇,但同样无法证明是未来产物。出示钞票行不行?坏了,身上没钱,没有苏联卢布也没有俄罗斯卢布,钱都在卡上。您使劲翻口袋,摸到一张一百卢布。票面图案:大剧院,字样:“莫斯科”、“俄罗斯银行纸币”。人家以为是古董钞票呢,可为什么没年份?哦,在下角:1997。

但警员能明白这是年份吗?或许是冠字号呢?所以百元纸币算不上好证据,信用卡也一样。至于智能手机,那就更有意思啦。假设他们不相信您来自未来(几乎可以肯定),虽然手机摆在眼前——21世纪前二十年的技术奇迹。可他们不这样看,他们多半认为这是外国货,比如日本的。苏联人普遍信服日本电器奇妙无比,警员既然没见过这东西,大概连日本录像机也没见过,虽然1980年早已畅销全球。不行,手机说服不了他们,无非赞叹几句而已。

等等!护照呢?带了吗?该死!该死!该死!多少次告诫自己随身带护照,次次都不带!总觉得手机和信用卡比护照重要。突然冷汗直冒:一旦在警察局表演完,他们要求出示证件,问哪里人、住哪条街……就是不相信“未来”——哄谁呢?!那他们会怎样看待眼前这位没有证件、携带用途不明之进口电子产品的年轻人?就在这一刻,您穿越之后第一次尝试用1980年苏联人的眼光审视自己。

从车流中小跑着横跨街道(完全忘了1980年的阿尔巴特街不是步行街),走到一家很普通的宠物店橱窗前,挑剔地打量自己外表。平日在家本就随便穿,没什么特别的:彪马运动鞋、柯林斯牛仔裤(打折买的)、最常见的Pull and Bear连帽衫,里面是短袖——不过看不见。发型也很正常,但是……

思索着走进宠物店,打量店内环境:墙壁涂刷某种沉闷色油漆,原始破旧的摇手柄收银机,旁边放着更原始的算盘,小鸟关在可怕的笼子内,快退休的女售货员穿暗淡花纹工作服。陈设看似干净,但阴郁、单调、毫无生气。一个买了宠物小鸡的男孩转过身,惊讶地瞅了又瞅。男孩还小,不懂得掩饰好奇。您终于明白了路人目光的含义——对他们来说,您确实像另一个世界的使者,比老外更老外。

在穿越前的时代,2020年代的莫斯科,您的外表平平无奇:普通运动鞋和牛仔裤,泯然众人的连帽衫和T恤。而在此地,这副打扮却异常吸睛,浑身每个细节都昭示着“非本地人”属性。眼力毒辣的莫斯科群众立刻就识破了。再加上不久前刚办完奥运会,莫斯科涌入大量外国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您也是来看比赛的游客,不知何故逗留到九月初。

由于这个小小发现,您明白了:去警察局绝对是最糟糕的主意。警员立刻判定您是外国人——服装和智能手机只会令他们更加确信。所以刚才那个偶遇警员有那种奇怪目光,他无法理解这人来做什么。兴许会把您送旅馆,但苏联的涉外旅馆不办专门手续根本不让进。那么警察的疑问就更多了,更具体地追问究竟从哪来。所谓“未来世界”、所谓“拯救苏联免遭叛徒解体”的结结巴巴说辞,人家根本不理睬。一个身处莫斯科市中心的、俄语流利却说不清从哪来、住何处的“外国人”,这不是克格勃的业务嘛!接下来将怎样?克格勃当然对智能手机颇感兴趣,他们的技术专家或许不完全理解其原理,但肯定明白这台设备能发射和接收无线电信号。于是得出铁一般的结论:抓获间谍一名,缴获奇妙间谍工具——既能拍照又能录音,还能收发无线电信号。

施季里茨从未如此接近失败……幸好进了宠物店,虽然不是布吕门街而是阿尔巴特街,总算没暴露身份(译注:借用电视剧情节)。一句话:不能与官方机构有任何接触,否则就要烂死在精神病院或克格勃内部监狱了。

吃饭问题怎么办?肚子越来越饿,苏联货币依旧分文没有。现阶段处境十分不妙:没钱,没地方搞钱。您不会偷也不会骗。乞讨吗?但在1980年的莫斯科这一招似乎不可行。街头没有乞丐,胆敢伸手要钱反而更快落网。何况谁肯施舍一个奇装异服的“老外”呢?

等等!衣服!其实有钱!衣服值不少钱。穿越之前它们很普通,但在这儿肯定是稀罕物。刚才几个年轻人投来艳羡渴望目光,街头下棋的没有吸引力了。

您边走边思考,不知不觉走到果戈里林荫道。思路开阔了,计划逐渐成形。需要把衣服以投机价格卖给某人,换得以苏联标准而言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这当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至少能对付一阵子。不过卖给谁呢?总不能站在街头吆喝“谁要牛仔裤”吧?所以得想办法找到最可能购买这身进口货(当时叫“牌子货”)的人。您想起苏联时期有一类人叫投机商或“法佐夫卡”,非法向苏联群众兜售进口服装和商品。售货之前须从某处进货,也许可以把旧衣服卖给他们。尽管是穿过的,但您多半不知道穿过的名牌正品在苏联跟新衣服几乎没差。所以成交价将是意外之喜。

但这些投机商在哪儿?开动脑筋一想,“法佐夫卡”大概出没于外国人活动的地方,那么应该去某个涉外宾馆。再仔细回忆,似乎不少外国人住过“俄罗斯”宾馆——原址位于扎里亚季耶公园。好吧,就去那儿吧,当然只能步行,毕竟没钱嘛。不过没关系,距离阿尔巴特街不算远。

一旦意识到自己是大家眼中的外国人,您反而放松了,甚至开始略带优越感打量路人:男女老少步履匆匆,许多人拎着网兜或图案平淡的布袋。您发现几乎没人用塑料袋,得意洋洋评论:“这倒不错,保护环境。”

亚历山大花园有一群游客,本想凑过去蹭听导游讲解,及时想起一个外国人如果无理由走近,肯定会引起惊讶。行至红场入口处,两个男青年以为“老外”听不懂,嬉笑着喊:“嘿,外国人,和平、友谊、口香糖!”您狐疑地打量他们穿着:“这会不会就是投机商?”其中一个确实穿牛仔裤,但整体仍显得很“苏联风”。投机商应该穿得不一样吧!于是假装没听懂。男青年在您背后嘲笑说牛仔裤太紧了吧。放屁!他们哪里懂2020年莫斯科时尚!

“俄罗斯”宾馆近在眼前,穿过红场就到。您慢慢熟悉苏联公民的穿着和随身物品,见一个西装青年手拿印外文的塑料袋。法佐夫卡?但和他在一起的戴帽子大叔看起来又太“苏式”了。算啦,按原计划去宾馆吧。这附近外国人真不少,您置身其中毫不起眼。找外国人倒买倒卖小东西的法佐夫卡大概也在此地游荡,却不知为何您一个都没遇上。倒是有个十四岁左右的精明少年拉住您,想用列宁像章换口香糖。您很反感此等厚颜无耻无赖行径,说要叫警察,少年立刻溜了。您的钱仍无着落,几乎绝望之际,决定去古姆百货商店碰碰运气。

1980年的古姆百货令您震惊:顾客摩肩接踵,店面装潢极其朴素仿佛苦行僧洞窟。“办理贷款”的招牌尤其让您吃惊——“难道苏联也有债务奴隶吗?”而那些共产主义宣传画,在您看来既超现实又滑稽。您一直以为这种东西仅仅放在苏共的办公室(好像叫什么区委、州委?)。橱窗陈列也土气十足,就像店员闭着眼睛把商品胡乱堆放。恰在此处,您注意到了“他”。

此人站在古姆百货大门口,貌似漫不经心打量进出顾客。您从他背后接近,他没注意您。于是您做个“假动作”,走另一个门绕过走廊,从他眼前经过。他看见您,眼睛一亮,用问询的语气说道:“骚瑞,米思塔,尤 海弗 阿尼辛 否 塞尔?”您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随即明白这是英语——问有没有东西出售。您点点头,二话不说拉起连帽衫的前襟,示意准备卖掉。男人也有点困惑,轻轻摸摸布料,问:“喀顿?”您决定露两句俄语,答:“棉哒,耶斯。”男人点点头,让您跟他走。出了古姆不远,拐进一个门洞,来到空荡荡院子。

您太饿了,顾不上有没有危险,比如劫财劫色之类。何况您暗想:我有什么可抢的?实际您全身上下招人惦记的东西多了,倘若在远离克里姆林宫的位置,很难讲会发生什么。但这个楼院,靠近红场和警力密集区域,法佐夫卡不敢轻举妄动。对方简短报价:“团提 卢别尔思”。您不知道这件Pull and Bear连帽衫能卖多少钱,当然也不明白它的价值不是衣服本身而是那几个神奇的外文字母。您更不了解苏联人每月挣多少,只隐约记得有人说过工程师月薪一百多卢布。所以二十卢布报价让您愣了一下,虽然少一半您也愿意。惊讶表情形于颜色,法佐夫卡误会了,以为您嫌少,立刻加价:“团提 法姨务”。怕您还不放心,又用明显的南方口音补充道:“伙计,我说句实话,再多没人给了,牌子不出名”。于是您完成了这笔交易。

脱去外套,上身只剩一件印着披头士乐队图案的黑色廉价T恤。法佐夫卡瞪大眼睛激动得浑身颤抖,嗓音沙哑连问几遍:“尤 塞尔 伊特?”接着俄语强调:“我马上买!”您摇头拒绝,但他不舍弃:“否提 卢别尔思”。您没料到短袖居然比长袖贵,一时摸不着头脑,因为您不理解苏联投机市场怪异的定价逻辑,更不明白带披头士图案的衣服在苏联几乎等于金条。稍加思索,您意识到错过这笔巨款太傻,同意出售,但提出条件:“我要一件衬衫”。于是讲好:先返回古姆百货服装柜台,您用刚到手的二十五卢布买一件普通苏联衬衫(价格3卢布27戈比),当场换上,再到刚才的楼院完成交易。法佐夫卡(究竟是不是真投机商无所谓了)见状又想买您的牛仔裤和运动鞋,但您坚定拒绝,打算把剩余衣物留作储备,随时可以高价变现。所以您和法佐夫卡挥手道别。

一通忙活之后,手握将近六十二个苏联卢布,足够您过几天衣食无忧日子。首先,您决定品尝号称世界第一的苏联汽水,自动售货机3戈比一杯。巧了,古姆百货大门对面就有一排。您先仔细观察别人操作,以免出错,接着把3戈比塞入投币口,等候小瀑布似的水流注入棱面玻璃杯,心满意足喝下淡黄色液体。虽然远非您想象中美味,但确实解渴。现在该找地方吃饭。

习惯了新世纪莫斯科满大街餐馆、咖啡馆,您惊讶发现1980年莫斯科在这方面可选的不多。您上一次逛古姆,想吃什么吃什么:从高级餐厅到经济实惠的“家常馆子”,供应煎饼、披萨、寿司等各种廉价食品。1980年的苏联古姆只有百货店,以及冰激凌柜台。您暂时不想体验世界最棒的苏联冰激凌,此刻只想吃一顿管饱的。您不知道,其实可以走进古姆的食品店,穿过拥挤人群,到角落的小吃部购买香肠三明治和火腿三明治。如果这个小吃部有广告或招牌,您肯定能瞧见,但没有广告也没有指示牌。虽然您一向厌烦广告,起码这会儿不烦。您走到街上,情况依旧不乐观,记忆中咖啡馆林立的地方居然“变成”各种办事处和机关。

您看到不远处有一家熟食店,本想进去买世界最美味的苏联医生香肠,但店门外的长队令您望而却步。倒不是说您没耐心排一会儿(您以为只需“一会儿”),而是队伍里人人表情烦躁。唉,再找找吧……裁缝铺、金属修理铺、某个托拉斯……苍天啊,一个人在1980年的莫斯科究竟到哪儿买饭吃啊?太阳渐渐西沉,但毕竟是九月,还算暖和。

终于!三明治店!虽然同样排长队,但管不了这么多了。您饿坏了!排完队(区区半小时),您买了五个煮香肠三明治,每个仅售可笑的10戈比,外加一杯牛奶咖啡——1980年莫斯科似乎所有饮料都用这种棱面玻璃杯卖。您坐不下,因为没座位了,只有站桌,而且每张桌子旁边都有好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店内喧嚣忙乱,您吃完三明治,喝光味道奇怪、与真正咖啡没多大关系的“咖啡”,本想再站几分钟看看人群。却被一位手拿抹布、年龄模糊的女服务员或清洁工呵斥:“愣着干嘛,数乌鸦呢?吃完就走,别人也要吃”。您并不介意,虽然“咖啡”成色不够,但三明治夹的香肠确实不赖,饱腹感让您心情明显好转。口袋揣着六十多卢布,您意识到按照这种消费速度足够生活挺长时间。

吃饱喝足,得找个住处过夜。西边的天空仍有余晖,您觉得只要有钱此事并不难办。您望着“十月二十五日”街步履匆匆的下班人群,心中涌起一股暖意,似乎一切都会好起来。虽然在这条街尽头矗立的高大建筑——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像某种无声警示,但它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

以上是基于现实的幻想故事。现在谈谈结论,就是说,一个我们同时代的人如果被抛到苏联莫斯科,变卖随身物品很快就能搞到苏联货币,凭借一定的机缘和手腕,多则一百、二百卢布,也可能更少,全看运气。智能手机理论上可以卖出天价,倒卖进口货的投机商至少会把它当作奇特的照相和摄录设备收购。尽管时间旅行者大概没带充电器,这会压低价格,但考虑到萨多沃—库德林斯卡娅街寄售商店内一台进口录像机曾经标价三万卢布甚至更多(相当于一辆“伏尔加”的黑市价格),那么智能手机也完全可以卖到苏联标准的可观价格。不过问题仍然是:接下来怎么办?

所以,把那些过于荒唐的幻想(比如跑去警局或克格勃自称来自未来,顺便警告苏联即将面临可怕危险)留给小孩子吧。典型的意外时间旅行者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来自未来。形式上他可以描述某些即将发生的真实事件,但他具体知道什么呢?任何一个当代的“恋苏者”对苏联历史究竟了解多少?除了自己的想象,几乎一无所知。诚然,他知道苏联将在1991年12月解体,但1980年的“相关机构”对这条情报恐怕没多大兴趣。时间旅行者再努努力,或许能想起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但这同样有点遥远和模糊。如果他能说出近在眼前的事就好了——譬如1980年9月25日发生什么,可我们的旅行者恰恰不知道这些。苏联历史对他而言是一片空白,其间漂浮着诸如“学校食堂的肉饼超级好吃”、“苏联奶油冰激凌天下第一”之类抽象印象。这就是他对苏联的全部认知,连他最喜欢的,认为旷古绝今的苏联电影,也说不清什么时间上映的、谁导演的、在哪儿拍摄的。

如果我们的时间旅行者在1980年9月11日的审讯中告诉负责同志:一周后的9月18日拜科努尔发射场将发射“联盟-38号”飞船,乘员是苏联公民罗曼年科和古巴公民阿尔纳多·门德斯,必然引起相关部门极大关注——普通人尤其疯子绝不可能知晓此事。当然,美国间谍可能知道,所以别讲或许最好,但我们的时间旅行者实际不知道。他只听说苏联飞船滑过大剧院上空(没错,一百卢布纸币上的大剧院),具体细节不清楚。他还可以透露:1980年11月4日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但此事他也不知道,虽然他来自未来。他大概也不记得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在纽约家门口遇刺。他更不知道1981年2月7日列宁格勒起飞的一架图-104客机坠毁,太平洋舰队整个领导层遇难,事故原因是将军们采购的各种生活用品导致飞机严重超载——即便有人告诉过他,他也认为是谎言和诽谤苏联。甚至连1981年4月28日苏联国家冰球队再次夺冠这件大喜事他都回忆不起来。

总之,他对苏联和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不了解未来甚至不记得历史。他一张王牌都没有,所以不宜招惹官方机构。那么该去哪儿呢?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住宿。宾馆不在考虑之列,因为苏联的宾馆很奇怪,似乎永远没空房,即便有,办理入住需要登记证件。如果我们的时间旅行者穿越到1980年美国,没证件也能住店,但苏联不行,人被户籍制度严格束缚。至于在苏联莫斯科租房,同样不现实,基本跟住店一样困难,按天短租更是非法的。好吧,起初可以在火车站凑合,但休息不好,几天之后邋遢狼狈的外表会把巡警招来。

还有一条路:寻找“非主流人士”,给他们买几瓶波特酒,借宿几天。但1980年的莫斯科还没有“崔墙”(译注:纪念早逝的摇滚乐手维克多·崔)之类聚集地,这处名气很大的摇滚青年碰头地点1990年才出现。该去哪儿找他们呢?摇滚演唱会也没有,虽然每年偶尔可能在莫斯科环城公路之外的某个文化宫办一场私密演出,绝不大张旗鼓宣扬,只有“口耳相传”。所以投奔非主流团体也不现实。那么只能:坐郊区电气列车出城,尽量远离莫斯科,在某个村庄找一位独居老太太,租个房间住下。老太太多半不查证件。

好吧,住处总算有了,虽说条件简陋。接下来,九月份暖和日子不多了,很快白天就不能只穿一件衬衫。必须买秋季外套,这方面无需挑三拣四,苏联产的即可。但与现代人想象不同,苏联国产外套并不便宜。之后还要买冬装。总而言之,置办一身能过日子的最基本衣物将迅速花光旅行者变卖物品所得的苏联卢布。而且他随之失去了“洋气”外表,没人把他当作外国人了,完全是个普普通通苏联青年——唯独不具备苏联人的生活常识。何况日常开销怎么办?拿什么支付老太太房租?没有护照和就业记录簿找不到正式岗位。去放羊倒是可以,但属于季节性工作。打零工吗?

归根结底、总而言之,我们的时间旅行者将一步步泥足深陷,没有任何出路。或者说有出路——打零工糊口、东拼西借生活、四处租房栖身。但他只需坚持十年,熬到1991年天地翻覆,就没人关心他的护照了,他自己也不再显眼。并且这十年的半合法半非法生活经历把他淬炼得异常强悍,年底苏联解体之际,他反而比许多苏联公民拥有巨大优势。或许那个时候他终于可以辉煌了,或许某些俄罗斯寡头和匪帮头目正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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