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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ГКЧП)一案的起诉书是揭示国安人员针对国家发动阴谋活动的关键文件。1991年8月起事时被告们已策划数月之久,在苏联国安委机关内部评估了各种可能的方案。第一次“试水温”发生在1991年6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故意挑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的发言。在会议非公开环节,苏联国安委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发表了一份事实上的纲领性声明,其中约三分之一内容揭露中情局,主旨归结为“必须动用权力”:“形势如此,若不采取非常措施,简直无法应对”。
苏联党政机关几乎所有的最高层领导都参与了此次政变,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国安委。正如克留奇科夫供词所言(他列出了下属姓名):ГКЧП全部文件都是在卢比扬卡起草的。
我们建议认真阅读起诉书中三个片段。第一部分涉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隔离的情况,背景是部分阴谋者前往福罗斯拜访,戈尔巴乔夫拒绝他们的要求,也拒绝“装病”以免“战友们”貌似合法地掌权。第二个片段揭示了8月18日夜晚至19日夜晚的情况,当时ГКЧП成员及同伙商讨政变细节,时而争论时而妥协,大量饮酒,并在宣布紧急状态前下达最后指令。第三个片段讲述了对媒体施压和阴谋者企图操控舆论的行为,必须指出这些企图未完全得逞,部分原因是苏联一些最重要媒体的领导人的专业立场。
福罗斯:隔离总统
案卷29,页码7、88-89
案卷30,页码24
苏联总统随身警卫人员的证词:
证人В.И.切尔卡索夫说明,8月18日他在主楼值班。普列哈诺夫(译注:苏联国安委第九局局长)一行人抵达时,他与同事戈曼和萨沃辛坐在值班室内。当时他们已获悉所有通信方式被切断、大门被封锁,加之一行人突然到来,因此评估业务形势恶化,除个人配枪外又配备了自动步枪。
捷涅拉洛夫(译注:苏联国安委第九局副局长)看到他们全副武装,找来麦德维杰夫(译注: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长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后者要求收起自动步枪。过了一段时间,捷涅拉洛夫再次进入值班室,解释说麦德韦杰夫即将离开,现场由他负责,О.А.克利莫夫被指定为“主要增援”。捷涅拉洛夫还在值班室表示,众所周知即将签署联盟条约,然而这个条约签了之后总统将“前景不妙”。捷涅拉洛夫接着说:“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来访团队的条件,那么一切正常;如果他不接受这些同志的条件,将要求他辞职……”
另外他还谈到罗马尼亚,提及“罗马尼亚综合征”,说罗马尼亚的警卫一度支持总统,与军队和民众交火……告诫我们不要发生类似情况。他又表示我们这个部门一切照旧……并说“我保证你们的工资不变”,又说正在修造的浴室是为咱们建的、归咱们使用。他顺便提醒,总统方面可能会指责我们,他的家人也可能说难听话侮辱我们。
案卷32,页码188-196
证人С.Г.戈曼也有类似证词:“他(捷涅拉洛夫)说,我们都读过报纸,也听说了叶利钦在联盟条约签署前与六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面绝非偶然,他们不会给中央留下任何东西,一点权力都没有了……他说,当时罗马尼亚人民推翻齐奥塞斯库,他的随身警卫站在他一边,也就是为齐奥塞斯库挺身而出,但这些人后来都上法庭。归根结底的意思是让我们,也就是警卫员,不要‘乱动’……捷涅拉洛夫还说,他保证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安稳工作到退休,工资待遇不变,如果国安委系统加薪,我们也跟着加……还承诺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
案卷5,页码62-70
因此查明,捷涅拉洛夫明知苏联总统被非法罢免、ГКЧП通过阴谋上台,他作为参与者之一扮演了分配给他的角色。在将苏联总统隔离在“曙光”设施范围内期间,捷涅拉洛夫于8月19日实施了额外限制措施,排除了突破隔离的可能性。
为此,捷涅拉洛夫对М.С.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人员的行踪实施了特别管控,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命令执勤人员:将戈尔巴乔夫及亲属的一切行动直接报告捷涅拉洛夫。针对切尔尼亚耶夫(译注:苏联总统助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下达了特别指示:如总统助理试图离开“曙光”设施,予以拦截,必要时允许使用武力……切尔尼亚耶夫本人说明,当时“指定”了一个专职人员到他身边,在设施内紧紧跟随……
案卷32,页码137-139
证人А.М.奥西波夫(联络处处长)作证:“1991年8月18日之前工作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状。8月18日这天联络处人员照常到岗,把邮件交给值班人员,我记得其中有一包是给总统的邮件。
当天下午……通信中断。我去找АСК值班员……值班员回答说没有信号,明天可能也不会有。值班员又通知禁止所有人离开设施。第二天我遇到捷涅拉洛夫……请求外出与莫斯科联系。捷涅拉洛夫断然拒绝,说:‘不行,任何人不准离开这里,也不准进入这里。等通信恢复后再联系’。于是,我们七名联络处人员一直被困在设施内直到8月21日。这几天总统既未接收邮件也未发出邮件”。
案卷29,页码7、9、41-42、90-91、117
起诉书指出:显然,捷涅拉洛夫不可能允许苏联总统及随行人员知晓设施内存在通信手段。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揭穿他之后,捷涅拉洛夫被迫承认有通信手段。即便如此,在试图辩解自己的行为时,被问及此前为何隐瞒这一情况,捷涅拉洛夫回答:“之前的审讯中我没有重视这件事”……
案卷32,页码27
证人М.С.戈尔巴乔夫答复1991年8月19-20日期间的事态发展,作证称:“我没有失去希望,希望(来谈话的人)能够回心转意,让理智战胜情绪。但19日早晨传来消息……我立即提出要求。最初提了两点:第一,立即恢复通信;第二,提供一架飞机飞回莫斯科。看完新闻发布会后我又增加第三点要求:就我的健康状况发表正式澄清声明。这三点我多次重复……这些要求是我本人提出的,切尔尼亚耶夫记录,以书面形式交给捷涅拉洛夫。询问捷涅拉洛夫对这些要求的后续处理情况,他表示已通过普列哈诺夫转交。但没有任何回音”。
案卷31,页码45
苏联总统助理、证人切尔尼亚耶夫证实М.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要求:“他(戈尔巴乔夫)说:‘必须采取行动……’他口述,我记录。‘先提两个要求——提供飞机并恢复通信。把要求交给捷涅拉洛夫’……”
案卷46,页码192、195
设施内形成的局面促使被夺权的М.С.戈尔巴乔夫尝试绕过正式渠道,寻求向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声的机会。他接受询问时作证:“对于试图‘突破封锁’的所有努力,捷涅拉洛夫都回答说由莫斯科全权决定,他的任务是执行。目睹这一切,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及可能后果,我决定录制录像(当时有摄像机)。20日夜间我录制了四个版本的讲话,直到清晨才剪辑完成,把每盘录像带分别包好,想办法‘发出去’。我们一度希望可以放行女速记员(总统助理奥莉加·拉妮娜),她父亲在家抱病、孩子年幼,但连她也不让走……”
案卷31,页码46
促使М.С.戈尔巴乔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以及苏联总统准备自己讲话时的具体情况,证人Р.М.戈尔巴乔娃(译注:总统夫人)表示:“当我们看到ГКЧП成员向全世界宣称他(苏联总统)生病时,我立刻意识到他们会采取行动。既然他们欺骗全世界说总统病了,势必要证明这一点,让所有人相信他已无法履职……出于对最坏情况的担忧,我们决定录制讲话录像……”
苏联总统被隔离的时间从1991年8月18日16时30分开始,持续到8月21日17时30分恢复通信为止,总共七十三小时。在此期间М.С.戈尔巴乔夫被阴谋剥夺了行使国家元首宪法权力的可能性。
由于М.С.戈尔巴乔夫拒绝同意向其提出的要求,巴克拉诺夫、舍宁、瓦连尼科夫、普列哈诺夫于(8月18日)约19时返回别尔别克机场。被普列哈诺夫解职的В.Т.麦德韦杰夫同机离开。
除了已部署的隔离苏联总统的措施,普列哈诺夫又命令:配备专用通信设备的总统预备专机图-134机组人员(机长С.В.加卢津)返回莫斯科,总统直升机米-8机组人员(机长В.И.弗拉索夫)飞回其驻地。
此时,瓦连尼科夫在机场会见了奉亚佐夫指示抵达的苏联海军总司令В.Н.切尔纳温和内务部第一副部长Б.В.格罗莫夫,向他们通报称因苏联总统病重,将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要求做好准备。瓦连尼科夫还建议格罗莫夫搭乘国防部长的飞机返回莫斯科,但被拒绝。
19时30分,巴克拉诺夫、博尔金、舍宁、普列哈诺夫和麦德韦杰夫乘坐的图-154飞机(机尾号85605)从别尔别克机场飞往莫斯科。这些人离开后,瓦连尼科夫在政府别墅内召集了等候他的各军区司令员:基辅军区的В.С.切切瓦托夫、北高加索军区的Л.С.舒斯特科、喀尔巴阡军区的В.В.斯科科夫、黑海舰队司令员М.Н.赫罗诺普洛、火箭与炮兵部队司令员В.М.米哈尔金。瓦连尼科夫在会议上向与会者通报了苏联总统病重、可能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消息,要求他们做好提高部队战备等级的准备。为便于开展工作,他分发了《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复印件……
案卷92,页码125
火箭与炮兵部队司令员В.М.米哈尔金解释别尔别克会议之目的和内容:“瓦连尼科夫一开始就说,他们是从戈尔巴乔夫总统那里来的。总统病重,坐骨神经剧痛,还有内脏方面的大问题。瓦连尼科夫接着说:‘如果这几天签署当前版本的《联盟条约》就等于联盟彻底解体。明天6点到9点之间必须实施紧急状态’……”
案卷50,页码3-8
由此,瓦伦尼科夫通过向各军区司令员散布关于М.С.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虚假消息,使他们做好了在紧急状态下行动的准备,而这正是夺取政权计划的一部分。
除了已部署的隔离苏联总统的措施,普列哈诺夫又命令配备专用通信设备的总统预备专机离开机场……
案卷105,页码267-271
总统本人在回答关于战略通信被切断的问题时,如此评价这些行动的后果:“在切断一切通信并与总参谋部断联之后,负责‘核提包’的军官们显然照章办事,销毁了加密代码,并将已失效的设备送回莫斯科。其后果是:国家元首在长达七十三小时的完全隔离状态下丧失了行使这部分职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合法决策使用战略核力量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核按钮’在此期间落入了夺取政权的冒险分子集团手中。”
案卷130,页码146-149
这一评价完全符合专家结论。所以阴谋参与者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行动不仅损害国家安全,也削弱了国防能力。
证人А.С.切尔尼亚耶夫作证称,根据他的要求,1991年8月19日捷涅拉洛夫派遣一架“军用”飞机(总统备用专机图-134)将总统秘书Т.А.亚历山德罗娃送往莫斯科,同机起飞的还有瓦西里耶夫上校率领的一队通信人员,并运载一批战略通信设备。
克里姆林宫醉酒之夜:1991年8月18日-19日的会议
在策划和实施夺取政权的阴谋过程中,其组织者拉拢А.И.卢基亚诺夫、Г.И.亚纳耶夫、Б.К.普戈、А.И.季贾科夫与В.А.斯塔罗杜布采夫参与,为每人分配了特定角色。具体而言,亚纳耶夫在拜访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之后接掌国家元首之职;卢基亚诺夫则利用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将权力移交给ГКЧП并使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合法化。拉拢季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参与阴谋是基于他们在国有企业协会和农民联盟中的领导地位,阴谋组织者认为这样助于争取这些群体支持ГКЧП。内务部长Б.К.普戈与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一道共同掌握着实现既定目标:夺取政权并确保实施紧急状态所需的实际力量和手段……
案卷3,页码119
阴谋组织者之一帕夫洛夫8月18日下午找到在瓦尔代休假的A.И.卢基亚诺夫和正在朋友家作客的Г.И.亚纳耶夫,提议他们当晚到克里姆林宫会谈。
В.С.帕夫洛夫在1991年10月22日的审讯中解释其行为动机:“尽管8月17日夜间在苏联国安委某设施的当面讨论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他俩(亚纳耶夫和卢基亚诺夫)对此知情,但我仍想亲自确认,因为当时的局势非比寻常……我还想知道我们的同志赴克里米亚面见总统返回之后,亚纳耶夫和卢基亚诺夫能否来开会,因为他们来了之后必须针对当前形势做一些决定”。据他说,他已确认两人知悉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试图回避商讨。于是他表示,如果这样的话,他将不会单独作出任何决定。
案卷48,页码4-45
被告Г.И.亚纳耶夫解释他被要求去克里姆林宫的情况,自称8月18日下午正在朋友Г.И.拉普捷娃家作客:“我作客期间,总统办公厅主任В.И.博尔金、苏联总理В.С.帕夫洛夫、苏联国安委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多次呼叫我的车载电话。除博尔金之外的每个人都要求我去克里姆林宫商讨一些紧急问题……考虑到国内形势极其严峻,也知道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我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出席这次会面,不清楚要讨论什么问题”。
案卷62,页码4
证人М.Ф.扎别利娜作证:8月18日晚Г.И.亚纳耶夫拜访她姐姐拉普捷娃家。他显得焦虑紧张,不知什么原因。谈话期间警卫员多次喊他到车上接电话,据她讲,她听出来电者包括帕夫洛夫。过了一会儿,两名男子走进房间说:“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来电话,大家都已到齐等您。”亚纳耶夫随即告辞。
案卷63,页码18-22
这一点也得到其警卫员А.С.加维尔多夫斯基的证实,他表示:8月18日晚亚纳耶夫在拉普捷娃家作客期间,曾接到克留奇科夫及另一名高级官员的电话。亚纳耶夫很不情愿地下楼接听车载电话,当时他处于醉酒状态。被要求去克里姆林宫时,也是很不情愿地前往……
案卷63,页码13-14
1991年8月18日约14时,正在克里米亚休假的Б.К.普戈乘飞机返回莫斯科。同日约16时克留奇科夫打电话找他,提议普戈立即前往国防部与亚佐夫会面。他们在国防部向其通报了夺取政权的计划,并就即将宣布紧急状态,以及在部队进入莫斯科的情况下的协调行动达成一致。
自此Б.К.普戈中断休假,积极参与阴谋,利用其掌控的苏联内务部机关实现既定目标。
关于这些情况,被告克留奇科夫作证称:“由于工作性质,我经常与Б.К.普戈接触。他非常担心国家的情况,一再强调国家正走向解体”。
案卷124,页码2
В.А.克留奇科夫表示:“别斯梅尔特内赫(译注:苏联外交部长)来莫斯科是我安排的。当然,电话中并未向他透露任何情况。他是乘坐一架在明斯克的军用飞机抵达莫斯科的”……
案卷48,页码4-45
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命令派遣直升机去瓦尔代,接上卢基亚诺夫直飞莫斯科。
因此,在巴克拉诺夫一行人飞赴克里米亚的同时,留在莫斯科的阴谋参与者已经为克里姆林宫会面做好了必要准备,表明他们的行动是周密计划的。
当晚(8月18日约20时),事先约定好的В.А.克留奇科夫、Д.Т.亚佐夫、В.А.阿恰洛夫、Б.К.普戈、В.С.帕夫洛夫、Г.И.亚纳耶夫齐聚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办公室,讨论面见总统的结果,并着手实施阴谋的下一阶段。
根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部查获的《被警卫人员出入克里姆林宫登记簿》第116号记载:亚佐夫和普戈于8月18日20时00分进入克里姆林宫,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20时10分进入,亚纳耶夫20时25分进入(登记簿已作为物证纳入案卷)。
A.И.卢基亚诺夫20时20分抵达克里姆林宫。他知悉此次会谈的目的,从自己办公室取来了《苏联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并于20时40分同其他阴谋参与者见面。
案卷62,页码5
证人В.А.阿恰洛夫作证称:“当晚亚纳耶夫举止放肆,用粗鲁的口吻说М.С.戈尔巴乔夫不愿辞职,也不愿签署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的文件等等……8月18日整个晚上,在亚纳耶夫的办公室(实为帕夫洛夫办公室)充斥着七嘴八舌的争论,很难弄清谁在做决定、究竟做什么决定,这些人没有一个像国家领袖的”。
案卷64,页码21
A.И.卢基亚诺夫以证人身份接受讯问,作证称:他是在帕夫洛夫8月18日两次打电话要求的情况下飞往莫斯科的,当时以为М.С.戈尔巴乔夫也要出席。抵达克里姆林宫后他取来了有关《联盟条约》的文件和《苏联宪法》,约21时进入帕夫洛夫办公室,当时帕夫洛夫、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普戈已经在场,巴克拉诺夫和舍宁尚未到达。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向他表示,他们将组建紧急状态委员会。他询问戈尔巴乔夫何时到来,对方回答说不来了,派往福罗斯的同志将返回。他们还说:“如果签署联盟条约,政府将被解散,一切都将停止运转”。他试图说服他们这样做会导致内战和民族冲突,并且“是民主的倒退,也会破坏我国的国际地位”,提议等待戈尔巴乔夫或打电话联系,但克留奇科夫表示通信已中断。
卢基亚诺夫进一步作证称:“在戈尔巴乔夫缺席期间,亚纳耶夫履行其职责,但此类问题必须有专门决议。听完克留奇科夫说明情况,我立刻意识到那里有阴谋,总统被隔离了。但我没再要求联系总统。我说这是冒险行动,会引起内战。我问他们有没有计划,克留奇科夫回答有计划。我说这是注定失败的阴谋。我以为已经说服他们放弃整个计划”。
案卷54,页码3、13、22
根据帕夫洛夫的证词……巴克拉诺夫回答亚纳耶夫:“如果不说戈尔巴乔夫生病了,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接掌他的职务?现在要紧的不是搞清楚他有没有患病、患什么病,必须拯救国家!”
案卷54,页码8
Г.И.亚纳耶夫在第一次审讯中承认:“这时候我动摇了,同意签字,但提出条件,本人履行总统职务不超过两周……更令我下定决心的是,他们将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自己处理所有问题”。
案卷62,页码7
在亚纳耶夫签署履行国家元首职务的命令后,克留奇科夫向在场人员分发了苏联国安委起草的《苏联领导人声明》、《告苏联人民书》,以及苏联ГКЧП第1号决议。这些文件的草案和《致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的文本事先已经与阴谋参与者达成一致。
《苏联领导人声明》由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签署,声明称苏联总统的权力移交给苏联副总统;宣布自1991年8月19日凌晨4时起在苏联全境实施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成立由О.Д.巴克拉诺夫、В.А.克留奇科夫、В.С.帕夫洛夫、Б.К.普戈、В.А.斯塔罗杜布采夫、А.И.季贾科夫、Д.Т.亚佐夫、Г.И.亚纳耶夫组成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管理国家并有效实施紧急状态制度”。
宣布:“苏联全境所有国家机关和管理机构、官员和公民必须严格执行”苏联ГКЧП的所有决定。
案卷54,页码126-127
侦查查明,A.И.卢基亚诺夫比其他人更清楚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有权宣布实施全国紧急状态。他也明白,批准这一决定需要最高苏维埃的有效多数票,并且要事先与代表们沟通,这都需要时间。
侦查查明,ГКЧП文件草案是苏联国安委遵照В.А.克留奇科夫的指示起草的。
被告В.А.克留奇科夫承认该事实,供称:“ГКЧП的文件,更确切地说是草案,是1991年8月19日前夕准备的。《告人民书》草案是1991年8月17日或18日拟定的,第1号决议草案也在同一时间写好。需要说明的是,1991年8月18日我们见面时……修改了这些文件,所以最终定稿是在1991年8月18日深夜完成的。这些文件草案由苏联国安委的叶戈罗夫和日津起草(译注:叶戈罗夫是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助理,日津是苏联国安委秘书处主任),我当然知情同意。苏联国安委信息分析局也参与起草《告人民书》,具体是局长Н.С.列昂诺夫根据我的指示办的……期间也有国防部代表参与……”
会议结束,博尔金、亚佐夫、阿恰洛夫、克留奇科夫离开之后,普列哈诺夫在帕夫洛夫办公室内组织没走的人饮酒。虽然大多数参与者闭口不谈此事,仍然查明:被告Д.Т.亚佐夫谈及此事称,第二天早晨他听В.А.克留奇科夫透露,在他本人、阿恰洛夫和其他人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留下的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普列哈诺夫等人“几乎喝到天亮”。为了表示自己的强烈否定态度,亚佐夫称他们是“酒桶ГКЧП”,“手抖的人”。
案卷99,页码16,67-69
А.А.别斯梅尔特内赫、В.С.帕夫洛夫也证实此事。帕夫洛夫说:“准备好的文件签署完毕,普列哈诺夫提议喝咖啡,大家都同意。屋内有人开玩笑:‘配点别的更好。’很快端来了酒,我记得是威士忌……当时大约凌晨一点左右……喝完我感觉不适,去了休息室。我不在场的时候发生什么我一概不知。第二天早晨有人叫医生到别墅,帮我恢复清醒”。
案卷54,页码128、133
以证人身份接受讯问的苏联国安委警卫局服务员А.Н.加尔金、И.В.多维坚科、С.В.普隆金也证实这一情况,并指出普列哈诺夫、麦德韦杰夫和帕夫洛夫处于醉酒状态,帕夫洛夫喝完身体不适。他们还在桌上看见一瓶威士忌。
帕夫洛夫的警卫员、证人В.И.梅佐夫作证说:“会议期间,服务员多次把咖啡、白兰地或威士忌送进帕夫洛夫办公室。我们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帕夫洛夫状态正常,但返回时严重醉酒……普列哈诺夫和帕夫洛夫一样喝到早晨烂醉如泥。我简直是把帕夫洛夫扛上车的,之后又在别墅把他‘卸’下来”。
案卷59,页码24-25、38
苏联部长会议医疗保健处中央临床医院1991年8月19日№200703/218证明:8月19日早晨诊断帕夫洛夫酒精中毒。
案卷59,页码18
他的主治医师Д.С.萨哈罗夫证实此事,并指出:“他不是酗酒者,但也没必要否认他喜欢喝酒”。
案卷58,页码16
后来帕夫洛夫试图粉饰这段对他而言颇不光彩的小插曲,声称是故意为之,以便逃避在委员会的下一步工作,因为“他已经明白ГКЧП的这场把戏不会有好结果”。
案卷54,页码128、139
根据医疗保健处中央临床医院上述证明,8月20日上午帕夫洛夫突发高血压危象。
案卷59,页码18
8月19日当天他以ГКЧП成员的身份工作,晚间与季贾科夫共同主持召开苏联部长会议。
Г.И.亚纳耶夫供称:“在我看来,成立ГКЧП是三个强力部门的领导人发起的:苏联国安委、国防部和内务部。总理В.С.帕夫洛夫是强硬路线支持者,所以成立ГКЧП也符合他的立场”。
案卷62,页码10
В.А.阿恰洛夫同样予以印证,他表示:“成立这个委员会过程中最积极的就是В.С.帕夫洛夫”。本案还收集了其他证据,表明В.С.帕夫洛夫是阴谋组织者之一,而且是积极参与者。
案卷109,页码8
因此,侦查认定帕夫洛夫所谓故意生病的说法,实则是为了表明自己与所犯罪行无关。
根据第136号登记簿(译注:原文如此)记载,А.А.别斯梅尔特内赫2时30分离开苏联总统官邸,О.Д.巴克拉诺夫和Б.К.普戈4时……分离开,В.С.帕夫洛夫和Ю.С.普列哈诺夫4时40分离开。Г.И.亚纳耶夫和А.И.卢基亚诺夫在各自办公室过夜。
案卷55,页码99
因此,基于上述证据,侦查机关可以认定:1991年8月18日-19日夜间,一群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人员密谋非法罢免了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依靠军事力量的、违反宪法的机构——苏联ГКЧП夺取了国家政权。
新闻检查被废除:并非所有媒体都屈服于阴谋者的压力
在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被罢免、ГКЧП夺取政权之后,被告О.С.舍宁利用党对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塔斯社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负责人,组织传播以下文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亚诺夫的声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关于履行苏联总统职务的法令》、ГКЧП第1号《决议》、《苏联领导人声明》、《ГКЧП告苏联人民书》、《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致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
根据舍宁的指示,马纳延科夫(译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未被逮捕起诉)召见全联盟广播电视公司主席Л.П.克拉夫琴科,此人约在5时左右抵达舍宁处,接过装有ГКЧП文件的公文袋,并被指示从6时起通过广播和电视渠道播发这些文件。
早在部队进入莫斯科之前,空降兵特种部队已根据亚佐夫的命令封锁中央电视台建筑群,随后控制了塔斯社。苏联国安委人员根据克留奇科夫的指示密切监控这些最重要公共媒体的具体工作。
1991年8月19日,ГКЧП通过了第2号决议《关于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及各州社会政治类出版物发行清单》,事实上执行审查制度,违反了《苏联印刷及其他大众传媒法》的相关规定。
8月20日采取措施关闭了多个播报ГКЧП真实情况的电视和广播机构,其中包括“莫斯科回声”电台。
在ГКЧП掌权期间,阴谋参与者普戈始终控制着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并以紧急状态法追究责任相威胁,迫使电视台工作人员服从命令。他坚持要求列宁格勒电视台停止播出节目,并立即关闭“莫斯科回声”电台……
案卷75,页码48-50、52-53
证人Л.П.克拉夫琴科作证称,1991年8月19日零点半左右他接到苏共中央书记马纳延科夫的电话,对方表示有事关重大且引人瞩目的消息,要求他来一趟。他进入马纳延科夫办公室,注意到桌上放着一些文件,但对方并未展示。马纳延科夫说国家局势非常严峻,全都乱套了。看来就在当晚,确切地说在凌晨4点,将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实施紧急状态。“马纳延科夫随即向我明确表示,实施紧急状态之后,电视和广播必须按照以往党和国家领导人丧葬期间的方式运行”。
马纳延科夫还表示相关文件正在准备中。于是克拉夫琴科向马纳延科夫解释说,所有文件在送交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之前必须先经过塔斯社。马纳延科夫建议他致电希什金(译注:塔斯社第一副社长)。希什金抵达,马纳延科夫出示一份文件草案,希什金开始阅读。这是一份声明,确切说是苏联领导人声明的草案。同时,马纳延科夫重申紧急状态很可能从凌晨4时开始实施,但尚未百分百确定。他要求克拉夫琴科和希什金召集所需人员,警告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即将实施紧急状态的消息。
马纳延科夫允许二人离开后,他们先去塔斯社讨论下一步安排,克拉夫琴科接着前往皮亚特尼茨卡亚街的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大楼,从那里给比留科夫、奥斯科尔科夫和卡库恰亚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单位。“之后我又去了舍宁处,大约凌晨5点。舍宁看起来胜券在握、激动昂扬,谈到了实施紧急状态,并提议阅看文件。其中一份是手写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亚诺夫的声明》,排在第一位。还有其他文件,如《苏联副总统关于履行总统职务的法令》、《苏联领导人声明》(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签署)、《告苏联人民书》(ГКЧП五名成员签署,不包括季贾科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帕夫洛夫),以及《致各国元首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亚纳耶夫签署)。这些全都是复印件。此外我还领取了上述文件播出顺序的指示”。
克拉夫琴科进一步说明,舍宁告诉他这些文件必须通过电视和电台播出,并且必须在紧急状态下工作。
讯问期间,该证人已将从舍宁处获得的文件提交侦查机关。
当他抵达“奥斯坦金诺”电视塔,看见大量设备正向电视中心集结。ГКЧП文件自清晨时分以短暂间隔依次播出,到了早上8点则在同一节目中连续播出。这样一直持续到中午,之后这些文件仅在《时代》节目中播出。ГКЧП文件在广播电台则以大型新闻报道的形式播送。
“8月19日上午约8点,普戈来电命令必须完全取消‘直播’。我解释说不可能有‘直播’,因为都是念文件。据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第一副主席拉祖特金透露,我得知普戈也给他打过电话,询问为何还在播送列宁格勒的节目?对方回答说无法关闭”。
……Л.П.克拉夫琴科亲笔补充讯问笔录,指出电视台这些天的工作完全处于部队和国安委人员的控制之下。
案卷122,页码162-197
1991年10月31日Л.П.克拉夫琴科再次接受讯问,确认了先前的证词,并且就若干问题做出更详细说明。他特别指出,尽管苏联宪法第六条已经废除,但苏共中央在公共媒体活动中的影响力依然举足轻重。实际上,国家媒体和苏共中央的等级隶属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变。每周二他或他的副手照旧会被邀请参加苏共中央会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卢钦斯基每周三召集他参加布置任务会议……
(译注:1977年苏联宪法第一章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
案卷7,页码199-200
侦查查明,ГКЧП的所有文件均在苏联国安委机关内部起草,并在8月18日-19日夜间经过补充和修改最终定稿。
谈及ГКЧП的消息通过塔斯社渠道发布,塔斯社第一副社长、证人希什金解释说:“我到达塔斯社后,开始给发布消息所需要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正在我进行这些组织工作时,政府专线来了一通电话,对方告诉我是国安委打来的,将派遣两名熟悉塔斯社工作特点的人员来协助”。
约在晨5时左右克拉夫琴科进入塔斯社,自称是机要通信员,带来仅一份文件,希什金匆匆扫了一眼。文件附有一纸说明,规定了发布消息的顺序。
“首先是卢基亚诺夫的声明,手写的,我感觉惊讶但没表现出来。第二份是亚纳耶夫的命令,他本人亲自签署。《苏联领导人声明》由帕夫洛夫、亚纳耶夫和巴克拉诺夫签署,注明他们当时的职务。这些文件随后送去复印,因为塔斯社各部门及电视和广播需要多份副本”。
随即开始准备材料发布工作。
克拉夫琴科返回皮亚特尼茨卡亚街办公楼,要求派车把这些材料送往“奥斯坦金诺”。
“国安委工作人员向我反复确认,能否保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不发布任何消息。我回答这种情况大概不会出现,但无法绝对保证,因为需要太多的监视人员。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案卷122,页码299-313
塔斯社副社长凯沃尔科夫以证人身份接受讯问称,1991年8月19日15时开始他在塔斯社值班。看电视、听广播获悉了实施紧急状态和成立ГКЧП的情况。当他抵达单位、进入希什金办公室时,见对方情绪低落,屋内还有两名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希什金介绍二人来自国安委。
当时希什金正在代理塔斯社社长职责,因为社长斯皮里多诺夫休假。
“8月19日约17时,斯皮里多诺夫结束休假返回并召开会议,表示报纸已经实行审查制度,因此,今后关于РСФСР领导人的消息都要纳入业务简报,不可通过其他渠道发布,因为那将是徒劳的,审查制度无论如何都会拦截阻止”。
希什金听斯皮里多诺夫透露,他两次接到苏共中央书记贾索霍夫的电话,对消息不够强硬表达不满,声称如果塔斯社不能发布他们需要的消息,他们将自己发布。这些材料虽然是苏共中央转来的,但斯皮里多诺夫未通过塔斯社渠道发布。
案卷122,页码265-271
证人、塔斯社社长斯皮里多诺夫作证称,他在皮聪达附近度假期间,8月19日晨看电视得知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及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我当时只有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不断涌入的信息。ГКЧП的主要文件在我返岗之前已经发布,与我毫无关系。这时从白宫传出消息,包括以下几份文件:《叶利钦谴责政变的声明》、《宪法监督委员会通告》、《来自白宫关于召开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的通知》,以及第四份——《关于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通知》。我要求发表叶利钦声明的摘要,保留两个关键点即:这一切是非法的、呼吁举行全国无限期罢工。这条消息以俄罗斯塔斯社名义发布。关于召开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的消息也通过塔斯社发布。白宫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则通过国内外通信渠道予以扩散传播”。
关于宪法监督委员会的结论,证人解释称,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耶夫8月19日给他打电话,希望发布委员会的立场。阿列克谢耶夫说理解形势复杂性,但仍请求以无论何种形式发布委员会阐述立场的声明。
斯皮里多诺夫下令,尽管已实行审查制度并且被国安委监控,仍然通过塔斯社电讯发布委员会声明。声明随后见诸报端,被西方关注。
证人称,在分析8月19日通过塔斯社电讯发布的材料时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反馈评论支持ГКЧП。苏共中央书记贾索霍夫就此两次来电,询问为何只发布负面材料。证人回答说塔斯社只发布收到的消息。贾索霍夫指责他一无所知,他回应说自己完全明白,但仍将据实发布……根据他的指示,这些文件未通过塔斯社电讯发布。
案卷122,页码273-289
至于1991年8月19日-21日期间电视台的工作情况,证人拉祖特金(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第一副主席)作证称,他8月19日9时到达工作岗位,熟人告诉他发生了政变。国家广电大楼外站着特种部队。
……证人继续说明,他在新闻节目《时代》编辑部主任办公室接到普戈的电话,对方寻找克拉夫琴科。得知克拉夫琴科不在,普戈说20时15分列宁格勒电视台将会转播索布恰克的讲话,指示不得播出该讲话。证人答复这不在他权限范围内,但普戈坚持要求采取一切手段阻止节目播出。接完电话,证人致电通信部副部长伊万诺夫,完整转述通话内容,对方说:“那就让普戈自己拿钳子剪电缆吧”。
《时代》节目结束前普戈再次来电,要求解释为什么不执行他关于索布恰克的指示。索布恰克的讲话最终面向全国范围播出。普戈指责谢尔盖·梅德韦杰夫(译注:电视记者)的报道,称为直接背叛,认为是在煽动对抗ГКЧП的行动。普戈还说他将依据紧急状态法严厉追究拉祖特金的责任。
……不久后,证人被克拉夫琴科叫去,因为克拉夫琴科收到了克留奇科夫通过国安委渠道送来的材料。
“文件用普通白纸打印,没有任何单位的抬头。标题大意是《在紧急状态条件下规范电视和广播活动的措施》。正文约一页半,无任何签名。这是一份草案,我们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尤其是应当开放我们公司的全部频道,并允许地方广播电视委员会自主开展工作。该草案还要求关闭《莫斯科回声》电台和俄罗斯电视台,理由是它们不利于局势稳定,实际上这些机构前一天已经关门了。公司技术管理处处长赫列布尼科夫也被请到克拉夫琴科办公室,他的结论是,草案文本从技术角度看写得十分规范,表明有专业人员参与执笔。”
证人进一步表示,他本人对该草案中的一项内容感觉困惑:“对所规定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责任由国家安全机关承担”。
该文件草案连同他们的修改意见,由同一位国安委工作人员带走……
案卷122,页码94-97
证人Г.А.舍韦廖夫(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副主席)作证称,他认为克拉夫琴科被置于某种进退两难境地。确切地说,他可以选择辞职,但很快会有人来顶替他。
许多人指责播报ГКЧП文件的电视播音员,但应当看看他们的神情——身后站着手持自动武器的大兵,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证人普里卢科夫(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长)说明,1991年8月20日他根据阿吉耶夫的指示,命令副局长库切罗夫调动国安委人员关闭《莫斯科回声》电台。“阿尔法”小组指挥员卡尔普欣亲自参与了关闭该电台的行动。
普里卢科夫进一步说明,1991年8月20日列别杰夫(译注:苏联国安委副主席)曾联系他,请他协助查找该广播电台的具体位置。列别杰夫声称是克留奇科夫命令他关闭电台。
普里卢科夫随即联系副手纳扎罗夫,指示其向卡尔普欣提供人员支持。8月21日中午时分卡尔普欣来电报告该电台已关闭,移交警备司令部看管。
延伸阅读:
苏联国安委官员在1991年8月19-21日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
波兰大使馆关于1991年8月19-25日莫斯科局势的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