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什么，请听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历史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安德烈·布特维洛帮我们理清头绪。
苏联时期曾经有个非常流行的笑话：一位老太太每次在屏幕上看见水兵和战士奔向冬宫，急忙起身关电视，由衷庆幸：“他们没赶上！没赶上！”革命过去一百年了，我们的国家很像这位老太太，只不过面临更大的问题：究竟什么时候拔插头？
一方面，专制、东正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再次成为我们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依靠那些杀死皇帝、废除上帝的人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再者，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的那段时期让我们难以释怀，那毕竟是一次生活在民主和言论自由环境中的尝试——虽然失败了。那么，我们该哀悼还是庆祝、自豪还是忏悔？抑或干脆把过去的一切当作噩梦忘记？百年之后我们依然分裂为“红”和“白”，内战留下的伤口仍然作痛。身边的现实越凄凉，我们内心就越苦涩：一切原本可能完全不同。
与安德烈·布特维洛的对话始于从童年时期就根深蒂固的一个刻板印象。
— 1980年代初我上学的时候，学校走廊挂海报，大字写着：“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您同意这个论断吗？
— 不同意。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1917年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伟大卫国战争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人类似乎正快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 那么这个事件应该贴上什么标签——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 标签取决于观察的立场。比如，对В.И.列宁和尼古拉二世肯定截然不同，对Г.А.久加诺夫（译注：俄罗斯共产党主席）和Е.Т.盖达尔（译注：俄罗斯经济学家、政治家）来说也是如此。我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基于这样的立场进行评价：我认为杀人本身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基于政治动机杀人。掌权的人极度热衷政治谋杀。早在1918年2月，《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就已经把未经审判和调查的枪决合法化了，甚至耍流氓也要判死刑。后来这种做法愈演愈烈。如果从专业角度而言，学者的任务不是给历史事件贴标签，而是研究其意义和后果。
— 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那么“无法回头”的点——俄帝国越过这个点就注定灭亡了——在哪儿？
— 与其他学者不同，历史学家无法做实验来检验事件发展的各种可能路径。我们只能研究实际发生的事情。当然，能够也应当思考各种假设情况：如果德国人不肯放列宁回俄罗斯会怎样？如果临时政府逮捕了那些被俄罗斯的敌国礼送回境的人会怎样？如果临时政府不等制宪会议召开，果断推行土地改革并退出战争又会怎样？类似的假设太多太多了。
至于俄帝国自己走向灾难，这是事实。当然，并不存在单一的“无法回头点”。其中一个致命转折是在目标极其模糊的情况下卷入世界大战。
— 您不觉得任何革命都是某种幼稚意识的体现吗？就像小男孩在沙坑打架：如果他的玩具车我没有，我要么摔坏它要么抢过来……
— 革命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主要口号不是“剥夺和分配”，而是“受够了！”人人都在等待革命，但对包括列宁在内的每个人而言，革命爆发完全出乎意料。我认为协同作用或许最适合解释革命形势，但前提是先建立起相应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目前尚不存在。
—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样评价俄罗斯末代皇帝？他的主要不幸是不是因为他属于前一个世纪的人，无法妥善应对本国面临的现代世界挑战？
— 尼古拉二世属于典型的契诃夫戏剧式人物。这些戏剧归根结底讲的是：一群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坐在一起互相折磨彼此神经。他身为政治家和掌国者完全不称职，也恰恰是“不胜任皇帝”毁了国家和他自己家。如今那些“拜皇教”的狂热分子忘记了我们谈论的是一位在革命爆发前掌握巨大权力却未能正确运用的人。巨大的权力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 依我看，在俄罗斯诸位统治者中彼得一世是最有才能、最有成效的政治家——毕竟他建立的帝国延续了二百年。或许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也在等待一位新彼得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 我追随В.О.克柳切夫斯基（译注：著名历史学家）的看法，更认可彼得之父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彼得十分残暴，近乎于施虐狂，包括其他一些性格特征令人很厌恶，今天这个场合不宜讨论。从历史角度看，他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随时为了某种理念无限制牺牲别人生命。这种为了后代人的幸福折磨当代人的把戏，本人毫无好感。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既不需要等待新彼得，也不需要任何推力。就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水平）而言它当时跻身世界前列。斯托雷平说的二十年和平发展绝非偶然——此人先是遭诋毁，后来又被过分理想化。
— 尼古拉二世身边不乏维特、斯托雷平这样的天才睿智顾问，他们为什么没能阻止灾难？
— 要理解一个高明的建议，更不用说去落实，前提是自己必须足够高明。此外，天才锋芒外露，令“皇父”感觉不舒服，所以常常被故意疏远。而且在典型的官僚环境中，卖弄聪明是大忌。请回想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中的一句话：“不需要锦上添花，只需要循规蹈矩”。维特被请出权力核心，斯托雷平则在戒备森严的剧院遇刺，倒在皇帝眼前。皇帝并未显得特别悲痛，他觉得“老家伙施蒂默尔”用起来更顺手。
（译注：鲍利斯·施蒂默尔，曾任俄帝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上任不满一年被撤职，1917年病死监狱）
— 取代皇帝上台的人是不是更有才干的政治家？比如克伦斯基，我看他更像日里诺夫斯基那种“政治流行明星”——善于演说，但在需要作出命运攸关的战略决策时，却完全软弱无力……
— 谁如果对此真正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上网查阅В.Д.纳博科夫的回忆，他是著名作家纳博科夫的爸爸。回忆文章收在《俄罗斯革命档案》第一卷，他对临时政府的成员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品评。
（译注：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是法学家、记者，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管理临时政府）
— 您认为临时政府最致命的错误是什么？
——他们既想搞政治又想做正人君子，尤其是兑现上台时的承诺。
— 不过，布尔什维克最终在权力斗争中取胜，这难道不意外吗？毕竟1917年4月的时候没几个人重视他们。
— 列宁就没犯这种“低级错误”（参见前一个回答）。他们向饱受战争和经济危机折磨的民众提供了解决复杂问题的简便方案：给人民和平（实际用内战取代帝国主义战争），给农民土地（早期实行余粮收集制，拿走土地的一切产出，之后集体化，连土地本身都没收了），给工人工厂（却不善于维持工厂运转）。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布尔什维克政府早在1917年底就打算关闭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工厂，甚至没想过征求工人的意见。
（译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工厂是彼得堡的大型铸造企业，建于1825年，1922年改名“无产阶级厂”）
— 您认为列宁是天才还是被命运偶然眷顾之人？
— 列宁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政治家，多次证明自己有能力把个人观点强加给全党甚至全国。低估他就等于把当时国内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了。
— 我注意到当代共产党人多数怀念斯大林而非列宁，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 列宁创建并领导革命党夺取政权。斯大林继承的是执政党，而且绝大多数党员是1917年之后入党的，即所谓“十月共产党员”。寥寥几位“老布尔什维克”及列宁身边的大部分核心人物被斯大林清除了。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还算革命党吗？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实际做了什么？他们要列宁何用？列宁会怎样评价他们的方针和策略？至于斯大林，他与当代共产党人毫无关系。现在这个党主要是由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组成，他们试图复兴的是晚期的苏共。他们出言批评现政权及其“杰出的”社会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公允的。但他们的领导层也已经严丝合缝融入了现行体制，不需要任何革命。
— 西方左翼人士似乎也不太重视伊里奇，对他们而言，托洛茨基和巴枯宁这样的人更重要。也许他们觉得伊里奇太俄罗斯化了？
— 我不熟悉所谓“西方左翼”的情况。我只能说，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争夺权力并狼狈失败之前，他在党内的地位若不是与列宁平起平坐，那至少也是各方面最接近列宁的人。人们尤其推崇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他对布尔什维克的贡献。托洛茨基的主要错误（被斯大林巧妙利用）在于他自视过高，认为接列宁的班理所当然。但我不认为如果托洛茨基获胜会有什么根本改变，无非是枪毙人的时候不打后脑打前额而已。
— 现代历史学界怎样看待“革命几乎是在德国情报机关和总参谋部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这种说法？
— 尽管当局施加影响，但现代历史学界总体上仍保持着评价、观点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只要这种多元化还没在某个学者头脑中崩塌，总能推动学术认识稳步发展。因此您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观点，包括德国在俄国革命中作用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尚不足以明确和全面地评估这种作用。当年协约国的情报机构也在积极活动，起初也考虑利用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把双方都利用了。正因为涉及情报机构，十分难以获取史料。
— 还有哪些在当代大众文学中传播的革命神话，让严肃历史学家特别恼火？
— 严肃历史学家恼火的主要是大众文学本身，以及国内优秀媒体——尤其电视台——呈现历史题材的方式。至于神话嘛，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所知的其实都是神话，只不过随着岁月流转，一些神话被另一些神话取代了。这种观点不是毫无道理。
— 当代政治家应当从一百年前的事件中汲取什么教训？
— 教训，轮不到我来总结。在这一点上我同样赞成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他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而且频频被引用，甚至都滥用了：“历史教给人们的仅仅是它什么都没教会”。大家总是忘记后半部分：“……但她会严厉惩罚不吸取教训的人”。
（译注：前半句是黑格尔讲的，后半句是克柳切夫斯基讲的——“历史不是教师而是监督，她不传授什么，但会严厉惩罚不吸取教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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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