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道土豆美味的关键在于配料：香料、大蒜、柠檬汁和橄榄油。烘烤期间和之后，厨房会弥漫着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非常适合浪漫晚餐、朋友聚会或带出去野餐。蔬菜可以随您喜好增减，不妨尝试添加洋葱或西红柿。香料也可以换成百里香、迷迭香或罗勒。
所需食材：
小土豆：6-7个
茄子：1-2个
西葫芦：1个
甜椒：1个
大蒜：5瓣
柠檬汁：2勺
橄榄油：4勺
香料（孜然、咖喱、香菜）：少许
步骤：
土豆洗净，切大块，用盐水煮至半熟。沥干。
茄子和西葫芦切圆片，甜椒切条。用橄榄油快速煎炒5分钟。
取深碗混合：切碎的蒜、孜然、咖喱、香菜、柠檬汁和橄榄油，放入茄子和西葫芦拌匀。
烤盘涂油，放上土豆，蔬菜和各样调料铺在上面，压平，盖铝箔纸，烤箱180℃烤30分钟。
30分钟后揭去铝箔纸，再烤20分钟即可享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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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媒体和娱乐网站都提过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如何用各种手段规避医生禁止他大量吸烟的建议。本文试图核实两条此类传言的真实性。第一条说勃列日涅夫在医生禁止他吸烟后，要求他的翻译直接把烟吹他脸上，甚至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会晤时也是如此。第二条说勃列日涅夫有个带定时器的特制烟盒，到点才开启。
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翻译是维克多·苏霍德列夫，早先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工作，1980年代服务过末任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以，欲知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会议上的表现，首先应该参考此人回忆录。1999年苏霍德列夫出版了《我舌即我友：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书，其中确有一章题为《有秘密的烟盒》。
据苏霍德列夫说，某个阶段医生禁止勃列日涅夫吸烟，总书记虽然服从，但命令贴身警卫员在他旁边抽，好让他至少能闻闻别人的烟味。“有时可以看到这般场景：一辆车驶来，车门打开，首长下车的瞬间，一团烟雾随之飘出”。
至于在重要会议上将烟雾直接吹向总书记脸孔的故事也来自这本书。苏霍德列夫描述当时经过：勃列日涅夫知道翻译抽烟，便要求他点一支。“我点了烟，自然是尽量把烟往远处吹。可勃列日涅夫再次要求说：‘不是这样！朝我吹。’结果场面非常超现实：谈判桌正中央，翻译坐那儿公然抽烟，甚至把烟吹向国家领导人的脸”。
苏霍德列夫也写了“有秘密”的烟盒。“据说，克格勃在单位内部什么地方为他制作了一个漂亮的、甚至堪称雅致的深绿色烟盒，并在盖子上装设带锁的定时器。勃列日涅夫只能在特定时间间隔后开启烟盒。他通常将定时器设置为45分钟，但往往在约30分钟时就开始摆弄。因为打不开，他会变得焦躁不安，环顾四周寻找能借烟的人。可尽管如此，他仍然非常自豪自己的烟盒”。
勃列日涅夫女婿尤里·丘尔巴诺夫曾回忆：某天陪岳父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看球，中场休息时老头问他：“尤拉，有烟吗？”女婿说：“有啊，列昂尼德·伊里奇。”于是掏出打火机替岳父点一根。勃列日涅夫吸了半晌，说：“尤拉，别抽这种烟！”
从此女婿一个衣兜装自己的烟，另一个衣兜装岳父的“首都”牌。
如果不是2013年出现了第二个证据来源，苏霍德列夫讲的故事可能还会被人怀疑。1971年-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用隐藏设备秘密录制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发生的所有对话。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发布了3700小时录音，包括会面和电话交谈。最后一部分录音（1973年4月9日-7月12日）于2013年公开，勃列日涅夫正是在这段时间（6月16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的首次对话就从展示总书记的精巧烟盒开始，维克多·苏霍德列夫也在场——
勃列日涅夫：“请看，我这儿有个烟盒。它有特殊的机械定时装置，我不能……我无法在一小时内打开它。”
美国总统颇感兴趣：“哦，那怎么打开呢？”
总书记回答：“你看，这个装置，它正在计时，我一小时内无法开启。一个小时后它会自动打开。”
因此，关于勃列日涅夫要求对着他脸吹烟，以及带定时器烟盒的故事，都得到了他身边人的回忆录和其他历史资料的证实。虽然不同叙述中的某些细节有差异，但总体来说这些故事是真实的。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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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0日，担任党的最高职务长达十八年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次日公开宣布了他的死讯，11月15日在红场举行隆重葬礼。本文摘录事件亲历者的描述和回忆。
“那时候第一把手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早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健康就出现问题。1951年他在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任上（45岁）患心脏病，到1970年代中期已然日薄西山，滥用安眠药更雪上加霜。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主管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回忆：
“对我们医生来说，要帮助勃列日涅夫维持一种哪怕是积极的、理智的领导人的假象，也变得一年比一年困难。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生极大变化，甚至普通镇静剂到他身上也成了虎狼之药”。
1975-1982年担任总书记主治医师的米哈伊尔·科萨廖夫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说：若想延长生命，勃列日涅夫“必须辞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原全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鲍里斯·帕斯图霍夫接受塔斯社采访表示：
“他什么都明白。但那时候第一把手的作用已经不大了。讽刺者说，如今是随从扮演国王。我永远忘不了我最后一次参加共青团代表大会……我坐在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旁边……我们坐着聊天，我跟他说起勃列日涅夫的情况，他告诉我，无论怎样都必须维持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状态。这关系到党内稳定、国家稳定，乃至国际稳定。虽然他恳请退休，但这群随从挽留他……他们劝他相信自己至关重要、必不可少，即使作为象征也不能退休。而他接受了这些虚荣和恭维。”
逝世前三天勃列日涅夫出席了纪念十月革命六十五周年阅兵式。苏联/俄罗斯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著作《安德罗波夫》中写道：
“尽管天气不好，勃列日涅夫在红场列宁墓顶看台站了好几个小时，向那些举着他修饰过的头像的群众队伍致意……按照惯例，阅兵和游行结束后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招待会，西方外交官和嘉宾们都来参加。勃列日涅夫与其他政治局成员一同现身，他首先提议‘为我们的列宁主义党’干杯，接着又为‘在场所有人的健康’举杯。谁也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广播里放的音乐是什么？”
1982年11月10日，莫斯科郊外“扎列奇耶-6”国家别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睡梦中断气，享年75岁。根据医学鉴定结果，死因为心脏骤停。早晨贴身警卫员发现他不好，曾尝试进行急救复苏。第一位赶到别墅的高级官员是前克格勃主席、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他吩咐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但由于各人并不都在莫斯科，会议只能等晚上进行。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在《身后之人》一书中写道：
“根据我国荒唐至极的规定，勃列日涅夫的死讯未通报任何人，全国都被蒙在鼓里。但同一天傍晚，我和妻子达娜去商店买面包，排队时一位女士对我说：‘您知道吗，勃列日涅夫死了。’我问：‘您从哪儿知道的？’她有点生气地回答：‘人人都知道，就您不知道。您听，广播里放的音乐是什么？’”
11月10日那天全国本该庆祝警察节，但电视节目表却莫名其妙改了，娱乐内容统统取消。《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安德烈·迪亚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发生了一些事，而且是大事。电视节目这样改变我只记得一次——М.А.苏斯洛夫去世……这次改的节目全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偶尔有维瓦尔第……传说基里连科死了，是否属实暂不清楚。”
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帕特里夏·布莱克回忆：
“夜晚九点，晚间节目《时代》播出。平时穿着随意的播音员们都换了黑西装或裙子。我的莫斯科秘书说：‘我跑去邻居家，想问问他们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很激动。我们都以为有人死了，但万没料到是勃列日涅夫。三天前还在电视上看他阅兵，状态很正常啊。’”
奔萨州委第二书记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0日的日记写道：
“费奥多尔（注：州委第一书记费奥多尔·库利科夫）打来紧急电话。我去见他。他秘密告诉我：12日11点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临时的。出事儿了。我们开始猜测，是波兰？还是领导层的问题？我记得类似全会曾在1955年关于反党集团时开过一次，1964年10月罢免赫鲁晓夫又开过一次……电视台行为很可疑。警察节音乐会换成了电影《拿枪的人》，《时代》节目也没提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费奥多尔又打电话：快来。家里一片紧张。费奥多尔接到了列乌托夫从克格勃发来的密电：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逝世……权力格局正在变化。谁会继任？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只要别是契尔年科！”
“几乎没有负面言论”
继续看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的回忆：
“对我来说，也不仅仅对我，这一场亵渎的把戏——沉默的阴谋——引发了内心抗议。竟连一个人的死亡也被某些人利用来谋取利益。你们欺骗国家，隐瞒事实，那就不要更改电视和广播节目，保持一切照常运行。简直太蠢了：表面上风平浪静，却播放一整天哀乐……他们在那里，在最高层，正在考虑如何公布消息，因为必须宣布治丧委员会主席是谁，而这个人自动就是继任总书记。”
直到11月11日上午全国人民才得知勃列日涅夫死讯。广播和电视宣布哀悼四天，又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主席是安德罗波夫。当时没有允许群众自发告别领袖的计划。那几天，莫斯科市警察奉命昼夜巡逻，《纽约时报》记者称“葬礼的安保程度似乎比1980年奥运会更复杂”。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1日的日记：
“编辑部一白天都很安静。我们的总务主任看见有人稍微想笑就立刻制止。大家对此感觉莫名其妙……消息在列宁格勒也引起震动。卓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注：姨妈）说莫斯科已经封锁——完全不卖车票了。显然担心会有大量人群涌入。就像斯大林死后那样。当时人们甚至趴车厢顶上、站车门踏板上进首都，结果两拨人在特鲁布纳亚广场发生踩踏，死了不少。我们这里从马雅科夫斯卡亚地铁站到市中心已经封锁，普希金斯卡亚站也不让进。”
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1日的日记：
“集会平静举行，民众做出了公正评价，真心感觉惋惜。几乎没有负面言论……与斯大林那一次相比。进行得非常缓慢。昨天早上8:30去世，第二天宣布，第三天见报……”
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多国元首宣布将出席葬礼。莫斯科准备同时接待约100个外国代表团。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日记写道：“苏联人告知我们，我国代表团只能由三人组成，包括副总统（注：老布什）、国务卿和我国大使。顺便说一句，我国盟友们也效仿我们的做法——国家元首不到场”。
《纽约时报》11月11日讣告称：
“勃列日涅夫先生的缓和政策因1981年12月波兰实施戒严而进一步受挫。随着对阿富汗的干预，西方国家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包括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施的贸易限制。勃列日涅夫先生批评这些措施是冷战的回归，但从未承认苏联对挑起冷战负有责任。”
“举国哀悼，而您拿着小蛋糕……”
11月12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推选尤里·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顾问瓦季姆·佩切涅夫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说：
“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指定安德罗波夫为他的继任者。有人告诉我，他去世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政治局委员们，说如果他病倒，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主持工作。”
参加全会的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
“我对这些男子汉的智慧感到惊讶——建议是К.У.契尔年科提出来的。他拼命争取，尽力而为，但最终为别人做嫁衣裳，从而在未来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认为，契尔年科派系把这看作一次失败……（大家）找到了最好的可选项。”
同一天苏联报纸报道了勃列日涅夫死讯。中央刊物的头版几乎完全相同——苏共中央的声明、医学报告和逝者照片。告别仪式在工会大厦圆柱厅举行，将持续到11月15日早晨。官修史书记载，参加告别仪式的有“莫斯科市劳动人民、其他城市和加盟共和国代表，以及外国代表团”。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2日的日记：
“……这些天都在谈论斯大林的葬礼——因为没人记得别的葬礼。很难进行比较……编辑部仍然很安静……摄影组的人在工会大厦圆柱厅拍了照片。我们去看了。顺便说一下，他们本想带所有想去的人去的。但后来有了指示，从我们这边只去17个人。结果，几乎整个编委会都去了……
商店空空荡荡（指的是没有顾客）。但东西都有……我买了些小蛋糕，把盒子包好，不让人瞧见上面写着‘小蛋糕’，之后就回家了。（作者2015年注释，是售货员建议包起来的：‘您要坐地铁吧？举国哀悼，而您拿着小蛋糕……还是包起来吧，免得惹麻烦。’）”
“我起初只看见敌军”
11月15日上午国葬，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装殓勃列日涅夫遗体的灵柩被置于炮车上前往红场。红场追悼大会是安德罗波夫作为总书记的首次亮相，他的讲话提到了国际局势，宣称“党和国家将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的切身利益，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对任何侵略企图给予毁灭性打击。”
之后，安德罗波夫与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内的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谈。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在给罗纳德·里根的公务备忘录中分享了莫斯科之行的印象：
“他（注：安德罗波夫）看起来很自信。他读了三页简报，但表现得轻松自如。当然，目前预测莫斯科局势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但不知为何，我心情愉快……
我们近距离观看了游行。当精英近卫军向前进时，我起初只看见敌军和敌对力量。过了一会儿，我仔细观察他们的脸，看到的是你我儿子的面孔：乔治、杰布、尼尔、马文、迈克和罗恩……请让我说两点：首先，感谢你派我们执行这次难忘的任务。第二，我们必须在追求和平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Л.И.勃列日涅夫治丧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显示：
“契尔年科：灵柩下葬时，苏联境内的工厂、组织和所有交通工具暂停运行五分钟，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除外。工厂、制造厂、火车和船舶鸣笛三分钟致敬。
乌斯季诺夫：我们派出6000人维持秩序，如果需要更多会再增加……葬礼结束后，我们将回到列宁墓。部队已经就位，大约有16个营。埋葬М.А.苏斯洛夫用了12个营，这次需要更多。一切事情必须井然有序。不会出动技术装备。让将军们抬着勋章和花圈。
安德罗波夫：因为我们这次不是埋在宫墙内，而是墙外，埋进坟墓，一切必须安排妥当，确保方方面面庄严得体。”
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5日的日记：
“11点45分，在费奥多尔家观看葬礼……非常庄重和体面……亲属在棺前告别。妻子和女儿的吻。浮肿且谢顶的儿子……棺材下葬时，两个人不小心抽出了棍子，棺材没有稳稳下落，几乎直接掉进墓穴。有些笨拙，大家都注意到了。抓起一把土。鸣笛。敬礼。奔萨静止了：车辆和行人都停步。城市空荡荡的。在食堂设宴追悼。”
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
“棺材下葬一切正常，恰在此时第一声告别礼炮响起，炮声在城墙上回荡——数百万电视观众产生了阴暗的印象，仿佛绳索滑脱或断裂，灵柩连同遗体坠入墓穴……之后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世俗追悼会。到场的有亲属、密友、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约一百人。大家坐在一起，追忆逝者……顺便说一句，勃列日涅夫母亲追悼会也是在这儿办的，现在是为他本人办，之后又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办”。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5日的日记：
“当Л.И.勃列日涅夫下葬时，我打开窗，编辑部突然被一阵可怕的巨响淹没。我们附近有俩火车站——白俄罗斯站和萨维奥洛夫站，还有几家工厂，以及我们自己的印刷厂。所有汽笛和警报同时鸣响啦！……随后，空中传来沉闷礼炮声……内心感觉无比压抑。瞬间万籁俱寂。这些天一直盼着这一刻——千万人的城市、谈话、报纸——仿佛像扳机上的保险一样‘咔哒’弹回去。那种沉重、压抑的感觉也一下子结束了，消失了”。
多年后，安德烈·迪亚特洛夫又分享了一则轶事：
由于下葬时传出“巨响”和电视转播意外黑屏（技术员精神高度紧张，误操作所致），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拉平接到中央政治局的一通电话：
— 这叫什么事儿！这种时候出乱子！心情都搞坏啦！巴拉巴拉巴拉……
拉平沉默几秒，回答：
— 怎么，您原本心情很好吗？
电话那头小心翼翼挂断了……
附录1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1982年11月13日秘密决议：
《Л.И.勃列日涅夫家庭的物质保障》
1.为维多利亚·彼得洛芙娜·勃列日涅娃设立联盟性质的个人退休金每月700卢布，外加每月100卢布补助金。
2.В.П.勃列日涅娃可以保留目前无偿使用的国家别墅，为其配备最多5名服务员和房屋管理员，以及相应的警卫力量。该国家别墅应登记在收支平衡表上，工作人员是苏联国安委第9局员工。
3.苏联国安委第9局为В.П.勃列日涅娃配备一辆“海鸥牌”汽车和两名驾驶员。
4.将莫斯科市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住宅的第90号套房分配给В.П.勃列日涅娃，超出规定居住面积部分的付款为一次性支付。
5.保留В.П.勃列日涅娃和Л.И.勃列日涅夫家庭成员享受的苏联卫生部第4总局提供的专家门诊、专用医院服务和疗养保障。
6.保留В.П.勃列日涅娃（付费）使用苏联国安委第9局的采购和生活服务机构（裁缝及其他类别），以及按现行标准使用疗养餐厅的权利。
苏共中央书记Ю.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吉洪诺夫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1982年11月18日决议：
《永远缅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鉴于列宁伟大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人物、为和平与共产主义奋斗的激昂战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历史功绩，为了永远缅怀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
1.更改地名：
卡马河畔切尔内市改称勃列日涅夫市；
莫斯科市切廖穆什金斯基区改称勃列日涅夫区；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工厂区改称勃列日涅夫区。
2.以Л.И.勃列日涅夫之名命名：
奥斯科尔电冶金联合工厂；
“南方机器制造厂”生产协会；
新罗西斯克水泥联合工厂；
伏尔加顿斯科伊原子能机器制造生产协会（“奥托马什”）；
努列克水电站（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库斯塔奈州生荒地国营农场；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奥尔格耶夫斯基地区“维亚察诺乌”集体农庄；
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冶金学院；
星城（莫斯科州）；
“北极”核动力破冰船；
国防部高级军事学校；
Л.И.勃列日涅夫曾经服役的坦克师；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第1中学；
分别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市、基辅市、阿拉木图市和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市的一个新建广场；
海军的一艘战舰；
一艘客轮。
3.在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Л.И.勃列日涅夫”冶金学院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阿尔谢尼切夫”工业学院设立12个“Л.И.勃列日涅夫奖学金”。
4.在Л.И.勃列日涅夫工作过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厂、学习过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阿尔谢尼切夫”工业学院、生活过的莫斯科市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住宅，安装纪念牌匾。
5.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Л.И.勃列日涅夫坟墓安置半身像。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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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帕维尔·科罗波夫采访1975—1982年担任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治医师的米哈伊尔·科萨廖夫，听他介绍当年如何为领袖的生命奋战。
— 您是如何成为勃列日涅夫的医生的？
— 1971年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我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专用医院（译注：今俄联邦总统事务局“联合门诊医院”）找了一份工作。不久我当选为院共青团书记，从1973年到1975年我一直为外国人服务。1975年我被吸收入党，不到半年就应邀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当医生，因为他原本的主治医师尼古拉·罗季奥诺夫患了肺癌。
— 总书记的健康状况什么时候恶化的？
— 我接手时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列昂尼德·伊里奇患多种病症，而且他还滥用镇静药物。当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叶夫根尼·恰佐夫安排我为勃列日涅夫工作时，我请求他尽量减少列昂尼德·伊里奇身边的各种专家，因为这些人实在太多了。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尝试让他康复。
— 都是些什么专家？
— 牙医、理疗师、运动康复师。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医疗人员，他们只会碍事。
— 您做了什么改善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健康？
— 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我们让他养成了每天早晨游泳的习惯。无论在扎维多沃或在克里米亚，他每一天都从游泳池开始。之后我们逐步排除那些给列昂尼德·伊里奇提供镇静剂的人。
— 您怎样让一位70岁老人去游泳池呢？
— 怎么做到的？通过劝说他这样对健康有益、务必要锻炼。他虽然不情愿，但也没多说什么。总体而言，他还是关心自己健康的。
— 谁给勃列日涅夫提供安眠药？
— 很多人，但主要的一位是照顾他的护士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她自认是各个医学领域的专家，身兼牙医、按摩师和理疗师。当我成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医生后，有人向我抱怨，我们格拉诺夫斯基医院明明有优秀医疗团队，为什么让一个女护士包揽一切？
— 是她让勃列日涅夫习惯吃药的吗？
— 对，可能是的。我说实话，当时很惊讶。第四总局的规定如此严格，竟然任凭一个护士自由获取麻醉药物，这让我很恼火。如果医生开这种药，他必须写处方并记录在病历中。而这位护士却自己管着药，随时根据她的判断发给患者。
— 这位护士对总书记的影响大吗？
— 确实有影响，就是那种女人对老男人的影响。当然，她是个颇有魅力、相当气派的女人。
— 她是怎么赢取国家元首信任的呢？
— 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有一间医务室，三名护士轮流值班。可能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最受他青睐，开始陪同他出国访问，还随他去狩猎场。当然，这种情况对于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挺不幸的。
— 她是勃列日涅夫的情妇吗？
— 什么是情妇？这很难讲。无论如何，她是接近勃列日涅夫的人。
— 她从这种亲近关系中得到了什么？
— 她为自己争取到了中央委员宿舍的一套住房，丈夫从少校变成将军。然后，或许她也很享受与国家元首待在一起，指挥他的感觉。
— 要摆脱这位护士难吗？
— 很难。和她相处本来就不容易。我对工作人员说：“同志们，拜托各位，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吃药。这会害死他的。”可他总是去找别人——契尔年科、葛罗米柯，还有助手们，问：“你在吃什么药？能不能给我试试？”很多人以为他讲话不清楚是因为假牙不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滥用安眠药引起的肌肉无力。
— 他们听您的吗？
— 听了。
— 女护士呢？
— 我们成功说服列昂尼德·伊里奇相信她让他的健康状况恶化，随即把她辞退了。
— 有人说，把他从别墅拉走的时候，她追着车子哭。
— 不对，这是瞎编的。纯属没意义的牵强附会。我们只是让他相信，她妨碍了他的治疗。
— 那么她走的时候一点动静没有吗？
— 她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施压，去找他哭诉。但我们又不会把她关监狱枪毙！后来她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医务所工作。
— 要让勃列日涅夫停药难吗？
— 当然很难。他总想睡觉。我还记得和他第一次出国——1975年11月去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我们严密监控列昂尼德·伊里奇，防止他乱吃药，保持良好状态。人家居然用红铅笔给值班警卫员留话：“如果恰佐夫和科萨廖夫来叫醒我，你就开枪。”但第二天早上他还得去开大会呢。
— 勃列日涅夫药物成瘾了吗？
— 我想可以这样说。毕竟他离不开药物，我们只是设法大大减少了剂量。
— 他吃哪种安眠药？
— 劳拉西泮、硝西泮、尤诺丁、地西泮——各种组合。
— 听说他吃很多药。
— 不错，我们开的。但也有不少是“安慰剂”，若干维生素和通便药。
— 他白天吃安眠药吗？
— 有，他自己偷偷吃。
— 乱吃药之外，他还有其他不良习惯吗？
— 没有。我们帮他戒了烟。牙医告诉他，他的口腔黏膜不好，假牙也不好，因为他抽烟太多。列昂尼德·伊里奇听进去了。70多岁的人戒烟需要极大勇气和意志力。
— 勃列日涅夫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很衰老了。我们只能设法让他状况稍微好转些。但75岁的时候，列昂尼德·伊里奇彻底垮了。
— 您是如何保持总书记的状态，让他能够在大会上发言的？
— 没做什么。只是减少了引起肌肉无力和影响讲话的镇静药剂量。他与其说是病了，不如说是虚弱。当然，他确实有一些血管疾病，但总体来说他并不是政治局里病最重的人。
— 听说他在蒙古中风过。
— 他年轻时候在摩尔达维亚犯过心脏病。我没和他一起去蒙古，但我不记得他有类似病史。没有，他没中风过。
— 但他总有不胜任工作的时候吧？
— 他更多的是不善于生活，与生活脱节。至于工作方面，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记得他曾经长时间抵制出兵阿富汗。当他在扎维多沃休假时，政治局的同志们多次跑来坚持派兵。不能说他当时不胜任。
— 但他确实痴呆了不是吗？
— 怎么叫痴呆呢？！他七十多岁，对生活的兴趣当然已经不大了。1981—82年他开始有些健忘，外事场合有时需要翻译苏霍德列夫替他发言。但那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动脉硬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 您如何评价他的整体健康状况？
— 总体来说他的健康还算好。肾功能正常，心脏也相当不错。他喜欢治疗，值得肯定的是他从不抗拒治疗。不管是不是玩笑吧，有人告诉我，当列昂尼德·伊里奇开始掉头发时他非常担心。恰佐夫在格拉诺夫斯基医院召集专家会诊，列昂尼德·伊里奇走进办公室，见十个教授四个秃，转身对恰佐夫说：“热尼亚，他们自己都秃顶了，还能给我什么建议？”
— 勃列日涅夫讲过关于他的笑话吗？
— 我不知道。但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讲过，甚至还念过打油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刮胡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进来说：“我妹妹昨天从莫斯科捎了个笑话给我。”然后念道：“伏特加卖七、八块，我们畅饮真痛快。告诉伊里奇：十块照样扛得住。如果涨到二十五，再打冬宫不怕苦。”她大声念完，他说：“维嘉，你念什么哪？我听不懂。”于是她转身对我们解释：“每次都这样——他不想听的时候就听不懂。”
— 有办法延长勃列日涅夫的生命吗？
— 他必须辞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知道，比如尼古拉·吉洪诺夫退休后又活了十二年（译注：1905—1997）。
— 所以是工作拖垮了他吗？
— 不，他并没有操劳过度。就是年龄大了，上帝把他带走了，而且是睡梦中离开的——也算喜丧了吧。如果他过普通人的生活，大概还能多活几年。他对工作并不感兴趣。如果他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寿命会更长。
— 果真为勃列日涅夫制定了特殊的工作日程吗？
— 是的。有人专门为他安排日程。但我认为这是应恰佐夫要求做的。
— 规定他工作多少小时？
— 谁能规定他？他自己决定时间。他可以从上午十点工作到晚上六点，但又怎样呢？关键在于工作效率而非时长。
—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译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告诉我，1982年他跟勃列日涅夫通过几次电话。人家提醒他讲话要大声、言语要简短（不超过三分钟），不能问太复杂的问题，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很疲惫。为什么这样提醒？
—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听不明白话了。不过具体的事他可能还能勉强理解。所以工作人员提醒的对。
— 他是个难缠的病人吗？
— 更像是他心里有些委屈，有些糊涂。我记得他对我说：“我必须睡觉。”我指着天对他说：“我们都会在那儿睡的。到时候想睡多久睡多久。”列昂尼德·伊里奇喊老伴：“维嘉，维嘉！大夫咒我死！”我就解释：“我没咒您，我是说您需要多运动，多做些体力活动减减肥。”
— 他真那么懒吗？
— 懒啊。年纪大了，不想上班。我们不得不劝他：某些场合您得去发表讲话。
— 政治局同事们怎样看待他这种懒散状态？
— 他们完全明白。凡应该知情的人，恰佐夫都坦诚告知了，跟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都讲过。其他人虽然明白，但默不作声。基里连科能怎么想？他自己也那个样。他们离不开勃列日涅夫。
— 您是怎样得知勃列日涅夫去世的？
— 我正要去上班——去他那边。电话打到我车上：“米沙，快来啊。”我赶紧过去。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试图给他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但一切都结束了，因为从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离开卧室到发现他不好，中间过了挺长时间。她通常早八点给他打胰岛素，而他们是九点喊他起床发现没反应的。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显然是心脏骤停。
— 但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您应该参与了尸检。那么勃列日涅夫究竟因何去世的？
— 从解剖学上讲，叫“急性心力衰竭”。就是心脏一直工作，突然停止。他有冠状动脉和心肌功能不全，血管几乎都硬化了。
— 有没有考虑给他进行防腐处理？
— 我都没听过这种讨论。制作了遗容脸模(Посмертная маска)，但为什么要防腐处理呢？
— 他去世后，您的命运如何？
— 1986年恰佐夫任命我做第四局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但在1990年，由于反特权的浪潮，该诊所被移交给市政府（注：今市立№220综合诊所）。1996年我被ОМОН撵出来，显然某些人对我不满。顺便说一下，我至今仍在为辞退我打官司。从去年（2001）九月起，我在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中央临床医院担任医学统计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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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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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汉堡大学教授维克多·登宁豪斯和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萨文谈论政治生涯如何损害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以及他的坏习惯、无法退休和对苏联公民福祉的贡献。
问：斯大林挑选党内活动家，不仅注重他是否忠心耿耿，也要看他的耐力和工作能力。那么勃列日涅夫开始攀登仕途高峰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健康问题？
登宁豪斯：特殊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害怕得罪克里姆林宫大老板，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党政官员的身体状况。勃列日涅夫步入仕途，自然也不例外。
但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青年时期的健康了解甚少。据说他曾在1920-1921年冬天患过伤寒，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1931-1935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某工厂做司炉工）。1935年被征召入伍，说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足以服兵役。勃列日涅夫经历了整场战争，且受过伤（爆炸冲击）。1951年他突发心肌梗塞，尽管那时还算年轻，正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任上。日后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总书记，又经历了轻微心肌梗塞和高血压危机。
虽然勃列日涅夫早年健康欠佳，但劳动积极性十分突出。他在斯大林手下和后来的赫鲁晓夫手下官运亨通，说明这两位大老板不仅看重勃列日涅夫的忠诚，也认可他辛勤工作、按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
萨文：需要指出，苏联国家体制的特点是一切都取决于最高领导人。因此领袖的健康在权力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谈论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我们主要依靠勃列日涅夫自己的工作日记，他至少在生涯的后40年里一直写日记。
总体而言，勃列日涅夫——尤其晚年—似乎是个生活中虚荣心重的人，但在他自己笔下却并非如此。他写日记犯不着自欺欺人，很清楚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并且没打算取悦读者，从未想过把这些日记送去出版。如果说希特勒有一名速记员记录他的每一句话“留给历史”，那么勃列日涅夫就不这样做。再强调一遍，他对自己很诚实。这一点对于解读勃列日涅夫的日记至关重要，这些记述是可信的。
问：那么是否可以说，勃列日涅夫自1937年进入党内精英阶层后（译注：市执委会副主席），就开始以健康为代价换取步步高升呢？
登宁豪斯：一个人进入所谓“核心圈子”后，为了留下，必须努力工作并不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据勃列日涅夫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讲，斯大林正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才把他从广大近卫军中擢拔出来。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经常说起勃列日涅夫在战后重建冶金联合企业期间那些接连不断的深夜电话。他长期睡眠不足，精神紧张，第一座高炉出产钢铁之后终于睡了个安稳觉。也就是说，他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无法放松，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此外，勃列日涅夫必须在人前展示自己状态良好，尽管在这种工作节奏下几乎不可能把健康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上。首先是长期睡眠不足的影响，再就是他精神紧张大量吸烟。身体自然而然会出问题。
在摩尔达维亚他继续点灯熬油工作，据他的私人秘书讲，勃列日涅夫上午10点上班，一直忙到凌晨3、4点。这套时刻表到了哈萨克斯坦也没改，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农业部职员米哈伊尔·日哈列夫曾写道：勃列日涅夫因长期睡眠不足多次晕厥，不得不住院休息。
勃列日涅夫1957-1964年的工作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身为中央委员会分管国防工业的书记，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从控制卫星和导弹发射，到为国防企业补齐缺少的配套零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工作时间不固定，几乎每天的日记都写：“晚九点回家”，“工作到晚十点”，“工作到晚十二点”。
除了常见病，勃列日涅夫还在日记中写了压力造成的更严重健康问题。例如1959年4月2日：“A.I.（注：指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基里琴科，此人性格粗鲁、脾气急躁）极大地冒犯了我。我心脏病发作，几乎一整天萎靡不振”。
勃列日涅夫1964年执掌大权时，已经背负一系列健康问题和不良习惯：吸烟、缺觉、久坐少动。但尽管如此，他在入主克宫的最初几年仍积极努力工作。克里姆林宫医疗主任、著名心脏病专家叶甫根尼·恰佐夫院士回忆他1967年1月初首次面见总书记：“当我首次认识列昂尼德·伊里奇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积极、身强力壮的政治家。他是个有远见的人，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勃列日涅夫的贴身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也说：“他的气质、精力和体力令我惊叹不已”。
所以论起职业生涯对勃列日涅夫健康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他当时是一名送信到家的乡村邮递员而非总书记，寿命或许更长。
萨文：我们查阅勃列日涅夫个人档案，找到两份政治局决议。其中一份日期是1951年5月：“斯大林同志。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请求联共（布）中央批准一个月的治疗假。”勃列日涅夫的请假报告得到了党内高官——负责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伊格纳季耶夫的支持。这次休假是他患心肌梗塞后批准的，前面已经提过这次生病。
一年后的1952年6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政治局决定批准勃列日涅夫因健康原因紧急休假。1953年2月他再次因病休假两个月。那年头若非迫切需要是不会做这种决定的。因此属于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倒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习惯夜间工作，整个国家和全体高级干部必须陪着他晨昏颠倒。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每个人都坐等克里姆林宫来电，这种上班模式当然损害健康。有一份1947年4月的文件可做证明：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劳动和休息制度的决议》草案，摘引如下：“对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健康状况的数据分析表明，一些人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工作能力大大降低。导致这些疾病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在白天，而且在晚上，甚至经常在公共节假日从事繁重工作”。上述疾病属于“贵族病”、高干阶层病。
问：苏联监督最高领袖和党内高官健康状况的一般程序是怎样的？
登宁豪斯：国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机构：专门的诊所、专门的医院。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当选党内最高职务之前没有私人医生，之后则属于强制性配备。但问题是他对医生的态度如何。警卫员说他不喜欢检查，大夫认为他是个难缠的病人。
说到底，还是整个权力体制系于一人的问题。例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二十四小时没睡觉。总书记显然在这紧张时期频繁使用镇静剂和安眠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8月25号开例会，勃列日涅夫口齿不清、浑身无力，瘫软趴在桌上——总书记当着下属的面突发高血压。医生赶到，想送他回家休息，但他不走。后来勃列日涅夫在“巴尔维哈”疗养院歇了两个月，就是这次发病闹的。再后来，总书记在中央临床医院卧床的次数越来越多，除了暑假，冬天也休息，出差时不断收到秘书们寄来的药包。
勃列日涅夫试图保持从前的活跃，但他再也离不开医疗护理和医学手段。睡眠尤其受干扰，频频服用强效镇静剂和安眠药，据医生说这导致他白天消沉和嗜睡。尽管如此，直到19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同志和地方党委领导人看来仍然是完全健康的，更不必说普通民众了。很少有人知道他从专用医院（译注：即高干特权医院）进入克里姆林宫，行礼如仪后又回去继续治疗。
1974年12月26日他再次住院。叶夫根尼·恰佐夫说在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与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会谈前夕，勃列日涅夫遭遇了严重健康危机。贴身警卫员麦德韦杰夫描述得更具体：“勃列日涅夫在火车上脑供血不足，导致他陷入神志不清状态。”
1974年底是勃列日涅夫作为独立政治家走向衰落的开始。正是从那时起，关于他临床死亡、心脏移植、瘫痪等各种传言纷纷冒头。当时勃列日涅夫办公室的主要组织工作完全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负责，包括决定哪些人可以面见总书记或直接拨打他的个人电话。契尔年科若不出席，政治局任何会议无法进行。
契尔年科也掌管着勃列日涅夫的签名印章，可以在总书记生病的时候代署文件。这对他而言风险当然不小，因为他要对独立做出的决策负责。所以他通常只在处理日常文件时用印，一旦涉及重要决议，即使勃列日涅夫卧病在床，最终决定必须请他本人做出。例如阿富汗开战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说那是集体决策，但最终拍板的仍是沉疴难起的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工作能力逐渐衰退之趋势在1975年后开始显现，并日益恶化，其间偶尔会有短暂的积极活跃。他越来越频繁地迟到早退，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别墅。除了农田收割季节前夕例行跟第一书记们通话，他的电话沟通范围急剧减小，会见的客人也是少数亲近之人。这时候总书记的主要职责仅限于主持政治局定期会议，而且会议持续时间不断缩短——从几小时压缩到40分钟。
问：勃列日涅夫对公共政治的看法如何？大家都记得，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实际已形成了一种新的个人崇拜。
萨文：斯大林年间，领袖的每一张图像都经过机构严格审查和批准。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电视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极好的宣传工具——总书记直接与苏联公民沟通。但问题在于，领袖刚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形象光鲜亮丽，状态极佳。可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每个苏联家庭都看到一个日渐老迈、口齿不清、神昏体衰的勃列日涅夫。这就是他的悲剧——他对此无能为力。他被迫出席所有这些公开活动、会议，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冗长（长达六小时）的报告。这一切大家都瞧在眼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损威信的情况？因为那些过去在“沙皇/臣民”之间不公开的事情，如今变得可见、可及了。人人都目睹了勃列日涅夫言语含混、屡屡出错，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通过电视向全国播出，实际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形象，使其沦为老年人的政权，即所谓老人政治。
登宁豪斯：有个令人难过的故事：某位政治局委员进厕所后失踪了。据警卫员说，他们不得不踹门寻找，结果发现那人只是睡着了。那位麦德韦杰夫也回忆：“波兰谈判结束后，我们的代表团正走下一条陡峭的长楼梯。我回头一瞧，赫然看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不知怎么笨拙地摔倒了，肩膀朝下。可能脚滑了或踩空了，嘀哩咕噜往下滚，最后在楼梯底部撞到葛罗米柯脚边。‘走吧，走吧，别回头’——勃列日涅夫迅速说。”
麦德韦杰夫还曾透露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状态也不佳。在为勃列日涅夫颁发另一枚金星奖章的仪式上，葛罗米柯突发不适，摇摇欲倒。并肩站立的安德罗波夫一把搂住他，另一边其他人挤过来，就这样把半昏迷状态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两边夹着抬出会场。
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无人搀扶的时候只能正常走直线，拐弯必打滑，他的警卫员必须帮他扭身，否则就会摔倒。安德烈·基里连科，事实上的党内三号人物，开始脑萎缩。柯西金属于例外，他对自己的健康谨小慎微，但1976年也因脑供血不足在皮划艇上翻了船，差点儿淹死。跟他们比一比，勃列日涅夫还算相对健康的。
问：勃列日涅夫身体如此糟糕，对他个人生活有影响吗？
登宁豪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生活不像戈尔巴乔夫和妻子赖莎那样公开。勃列日涅夫在家中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这一点我们在赫鲁晓夫家也能看到——老婆绝不可干涉丈夫公务。例如，勃列日涅夫禁止妻子派警卫员办她的个人事务。
警卫员们多次指出勃列日涅夫与妻子的关系非常好，尤其在他生病期间，没出现过尖锐冲突，虽然社会上有很多谈论他“外室”和情感纠葛的传闻。这方面我个人更相信卫士们提供的信息。总体而言，老两口各自过自己的生活：丈夫治国理政，妻子专注孩子和家庭。维多利亚回忆两人共同岁月，曾多次强调丈夫从不无病呻吟。
问：关于勃列日涅夫不良嗜好的问题，在他日记中是怎样体现的？吸烟、饮酒、安眠药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登宁豪斯：酒精对勃列日涅夫没什么大影响——战友们说他不爱喝酒。甚至还有一则传闻，说总书记的个人酒杯玻璃加厚，造成一种他杯中物跟旁人一样多的视错觉。最后几年他以茶代酒，琥珀色像白兰地。
萨文：至于吸烟的影响就大了。他是个老烟民，一支接一支抽，长年累月下来导致病情严重。吸烟者的口腔粘膜发炎，装假牙有困难。而勃列日涅夫迫切想要摆脱语言缺陷，清晰流利地说话，成了他的执念。
登宁豪斯：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他下颌肌肉衰退，所以发音含混。但还有另一种说法，称他经常去看牙医，问题确实与吸烟有关。大夫们一直劝他戒烟，1970年代中期终于戒了，尽管这对他来说不容易。
萨文：他的日记多次写道看牙医的事情。这算是勃列日涅夫的痛处。假牙问题连德国医生也帮不了他。但他非常渴望清晰、流利地说话，恨不能把医生捧在手心。他甚至把自己打的猎物送给人家，在一封信中指示：“给德国医生送一头野猪。”这件礼物被冷冻，飞机空运到联邦德国(ФРГ)。
医生们劝诫勃列日涅夫，如果戒烟，牙齿问题会更容易解决。于是就戒了，随即出现戒断反应——严重的睡眠问题。
登宁豪斯：此公1975之前一直是老烟枪。当上总书记后，勃列日涅夫获赠一枚带定时器的礼品烟盒，他对此非常自豪。但这个礼物是有用意的——让他少抽烟。烟盒只在设定的时间开启，比如每小时一次，但这个间隔对他来说太长了，就四处问工作人员和出席会议的人借烟。此事警卫员都知道，是个大难题。
请想象这番场景：一个人在泳池游泳，靠边叫警卫员递烟，抽一口，再游25或50米，又抽一口。夜晚警卫员还要在特定时间去他卧室送烟，因为不抽烟他根本睡不着。戒烟之后对药片的依赖增加了，不吃药辗转难眠。
保持健康和魅力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十分要紧。从1977年4月起他开始密切关注体重，几乎每天在日记写下最细微的变化——游泳前的、游泳后的、穿衣的、裸体的。他注重外表，希望在公众面前有个好形象。我们知道他曾委托驻民主德国大使阿布拉西莫夫亲自购买一个吹风机，每天多次整理发型——这对他是大事。当他开始掉头发时，简直要了命了。他也非常看重服装和配饰，穿量身定做的时髦西装，甚至连内衣都是专门为他寻找和定制的。如果他在外地休假，可能会派飞机把裤子和裁缝一起送来。结果，突然病倒了！
问：亲信们私下给总书记带过什么药？
登宁豪斯：主要是安眠药。勃列日涅夫的情绪之所以从冷淡转为兴奋，以及工作能力下降，药物依赖是关键因素。在他的日记中，多次隐晦地写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尤里·安德罗波夫和他熟悉的人（包括医护人员）向他提供药品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直到死前最后几天，一直在详细记录与安眠药和药片包裹送达相关的情况：“与安德罗波夫谈过，已收到”，“和茨维贡谈过，四片”（译注：此说有误，茨维贡比勃列日涅夫早死），“从安德罗波夫处收到黄色药片”等等。偶尔发现自己吃错药了——安慰剂效应对他无效，于是吞一把能找到的任何药片，有时还用茅香酒送服——旁人告诉他这样药效发挥快。甚至安德罗波夫本人时不时也得给生病的总书记拿这种神奇药酒。
他无法摆脱恶性循环，对此感觉羞愧，从他自己的日记就可以看出：“送来了”，“订了”，“切开了”。这是这个人的个人悲剧——他清楚自己无法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入睡、摆脱日常问题。甚至老伴也回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吃了药，因为不吃药他就活不下去。
问：所以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是被一系列复杂因素送进坟墓的？
登宁豪斯：当然。首先是他的职业生涯和随之而来的压力。从本质上讲，正是他自己构建的生活方式杀了他，尽管他一直试图通过狩猎和休养来缓解。他实际上直到最后一天仍在狩猎，自己举不起枪，让警卫员代射，但他依然享受这个过程。
正如我之前所说，勃列日涅夫无法从日常工作中脱身——文山会海无穷尽。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全方位压力、没完没了的公务仪式和必须亲自出席的需要，事实上令他的健康严重受损。
1982年5月中央召开农业会议前，他说自己无法发言——两个月前视察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铁架子塌在他身上，锁骨断了，耳朵也受伤。当时他疼痛难忍，锁骨恢复得不好，但人家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您不行啊，您必须出席。”最终勃列日涅夫被迫忍着肉体痛苦念完报告。警卫员说他脸色苍白、摇摇晃晃走上讲台，咬着牙挪回来，一屁股瘫坐椅子上。这就是说，当一个人进入权力结构最顶端，必须不断向前或假装向前。如果他不这样做，随从们——那些依附他的人——就会强逼他这样做。
萨文：他自己也在按这套规则办事。他无力迈出合乎逻辑的一步，继续发扬赫鲁晓夫被迫辞职的先例。勃列日涅夫的威望毋庸置疑，并未遭受“宫廷阴谋”威胁，但他本可以主动放弃权力、自行退休。然而他没这样做。结果，身患重病、迅速衰老的勃列日涅夫被迫担任领袖到最后，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死。
登宁豪斯：此人执掌大权十八年之久，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没他无法解决，即使他病魔缠身、健康告警。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日程可以清楚看出，他一直在寻找某种方式摆脱无休止的职责漩涡：1970年代末定期去看马戏表演、听音乐会、看体育比赛，甚至欣赏芭蕾舞。
在准备派遣苏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总书记也有类似的“主动休息”——这段时间的日程安排中频频出现每两三天一次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冰球赛。显然，这让他放松下来，充满活力，非常乐意去体育场。从工作中抽身的其他方式是打猎和开车。汽车给了他动力。在城外他经常自己驾驶，喜欢高速飞驰，还撞过车。
问：最后一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
登宁豪斯：他出自底层，完全清楚生活的艰辛。即使后来身居要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害怕失去高位。他深知现有权力等级制度的种种特权，内心也珍视这些特权。勃列日涅夫知道自己挣多少钱，精确到戈比，定期询问自己稿费，往他和老伴的存折上转账。
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逝世前曾说她不知物价，不知集市上西红柿卖几卢布。与妻子不同，勃列日涅夫尽力关心“小老百姓”，关注他们的诉求和需要，尽管他显然离苏联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
萨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第一次穿上好衣好鞋，有了住房、家用电器、私人汽车，三餐也吃得像样了。换句话说，他是第一位不从人民盘子里拿东西，反而努力往里面放东西的苏联领导人。
登宁豪斯：尽管对他本人有各种批评，但在勃列日涅夫治下，私有财产开始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金钱几乎成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
萨文：勃列日涅夫推行了“提高苏联人民福祉”的政策。为什么有些人怀念苏联时代？他们并不是怀念列宁，也不是怀念斯大林，甚至不是怀念赫鲁晓夫。他们怀念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1970年代。
勃列日涅夫确实是所谓“停滞时代”的一面镜子。比如他对奖章的极大热情众人皆知，有各种各样的笑话——什么做扩胸手术、什么外衣掉落引发地震等等。但我们要明白他不仅仅奖赏自己。这个时候大棒和镇压早已退出苏联体制，勃列日涅夫转而依靠胡萝卜和精神鼓励。他试图通过授奖来推动存在严重问题的苏联计划经济。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统计数据显示那年是授奖最少的一年，仅五六千人获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次年获奖人数就达十二万，随后每年数百万人获奖，因为设立了大量纪念奖章。所以他不仅给自己授奖，几乎每个苏联成年人都有一枚荣誉章，即便只是普普通通的“退休劳动者”奖章。
从食物、衣衫、汽车、住房到奖章，勃列日涅夫在许多方面都出色体现了他的个性。那段年月，苏联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人民与政府正在互相适应。存在一种默契：只要民众不怀疑意识形态教条，政府就对民众保持宽容；只要政府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和一定的福利水平，并且对影子经济、低劳动生产率和集体农民的私人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民众就对政府保持忠心。一位富有洞察力的美国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称为“小交易”。纵然到了改革之初，人们所考虑的改革依然是在苏联体制框架内的改革，也就是说当时大多数人不需要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照样可以生活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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