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佩罗夫名作《三套车》是一幅情感深沉的油画。天寒地冻，冷风凛冽，三个儿童奋力拖拽沉重水车，直观展现了当时社会对童工的剥削及农民生活之艰辛。而当我们探知其中一名角色的命运后，这幅作品似乎又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

佩罗夫创作该画时一度踌躇不前。题材、情节、三个人物都已确定，但对核心角色的描绘略嫌不足。于是他四处寻找模特，却始终未遇到能够准确传达作品情绪的合适面孔。

直到复活节那天，佩罗夫沿着图拉城墙散步，瞧见一位带孩子的农妇。画家当场认定那男孩就是心目中的角色，近前介绍自己是画家，正在创作一幅大画，希望母亲同意孩子给他当模特。可贫苦妇人没听明白陌生人的意图，于是佩罗夫说服她参观画室，亲眼看看就会放心。

母子俩来到佩罗夫的画室，农妇大惊失色，声称描绘人的模样是大罪，被画的人将会病死。佩罗夫赶紧解释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皇帝、神甫和半个莫斯科的市民都画过像，人家并未死绝呀。而且路加（译注：《路加福音》作者，画家和医生的守护者）手中不也握着画刷吗？他这一番话很有说服力，农妇的疑虑被打消了。

佩罗夫高兴地继续创作，女人也谈起她家的艰苦生活：丈夫和两个孩子死了，只剩正给画家当模特的儿子瓦希卡（译注：“瓦西里”的小名）陪在身边。他是母亲唯一的助手、希望和喜悦。

不久油画完成，巨大的尺寸和悲悯的内容令观者印象十分深刻。特列季亚科夫迅速出手将《三套车》购入画廊收藏。

四年之后，瓦希卡的母亲登门拜访佩罗夫，她老得非常快，佩罗夫差点儿没认出来。老妇人努力解释自己是谁、说儿子给佩罗夫当过模特，并告知瓦希卡已经死于天花。她这次变卖了全部家当进城，希望购回儿子生前唯一的画像。佩罗夫遗憾表示无能为力，因为画早就卖掉了。老妇人转而要求再看一眼那幅画——这是可以安排的。

当老妇人走进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终于看到《三套车》时，当场跪倒在地啜泣祷告。佩罗夫说，尽管悲痛的母亲没责备他，但他感觉自己跟她的不幸遭遇有一定关系。

这件事让佩罗夫深受触动，他重新画了一幅瓦希卡的肖像，装进镀金画框寄往老妇人村庄。老妇人回信表达感激之情，信中说她把儿子肖像挂在圣像旁边，每日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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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1981年美国首次报道了新发现的绝症：艾滋病。迟至1987年苏联才确认一名病人感染艾滋病，但遗憾的是，此人很可能并非境内首例患者。

起初苏联认为艾滋病是一种“西方病”，流行于卖淫、吸毒高发地区。基于这种认识，苏联官方认为本国同胞无需担心。尽管专家们信誓旦旦保证平安，1988年苏联已经记录了三十余例艾滋病患。

随后几年患者数字稳步增长。据统计：1995年203例、1996年1500余例、1997~1998年约8000例、1999年约20000例。

通常认为苏联首例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出现在1987年。但根据《内科文献》杂志描述的治疗过程来看，此人1982年就入院求医了。患者名叫弗拉基米尔·克拉西奇科夫，32岁，曾在坦桑尼亚当翻译（儿按：一说当工程师，可能是男同性恋），与当地人有过亲密接触。弗拉基米尔身体出现不适后被迫回国，主诉肌肉无力、大便稀薄、失眠及高烧。他最先被诊断为痢疾，然后是伤寒，最后结论为克罗恩病。治疗一段时间症状减轻，1983年4月患者出院。

四年后弗拉基米尔再次入院，情况明显恶化，腹痛剧烈，而且满身红疹。1987年2月26日对他进行了苏联首次艾滋病毒测试，结果令医生们深感震惊：阳性。此时他早已传染不知多少人了。1991年弗拉基米尔因卡波西氏肉瘤死亡。

由于艾滋病较长的潜伏期，部分专家认为首位患者其实是另一名女病人奥莉加。1978年她从马加丹到列宁格勒求学，考试未通过。但奥莉加没回家，1979年开始频繁跟“莫斯科”酒店的外国客人性交，警察局有她被拘留和淫秽行为的案卷。

随着身体出现各种症状，1985年奥莉加四处求医。1988年8月病情恶化，体重骤减12千克，同年死于肺炎。尸检发现奥莉加的淋巴结几乎彻底坏死，肺、肾、肝脏组织受损及严重衰竭。对尸体验血确认，她感染了艾滋病毒。

在那乃族（译注：中国称“赫哲族”）语言中，“帕萨尔”是“目光锐利”的意思。马克西姆·亚历山德洛维奇·帕萨尔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红军战绩最高的狙击手——共有237名敌军官兵死在他枪下。

1923年马克西姆·帕萨尔生于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纳奈斯基区。其父以渔猎为生，所以他从小就熟悉枪法，知道怎样射击动物的眼睛避免毛皮受损。隐蔽守候猎物的时候，他能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一动不动静卧数小时。

战争爆发后，马克西姆的兄长光荣牺牲。1942年马克西姆自愿参军，经西北战线狙击手学校短期培训，迅速成长为出色的狙击兵。他夜间视物如白昼，当得知一名检查部队的总参谋部军官被德军狙击手射杀后，自告奋勇前去报仇，用一支普通“莫辛-纳甘”步枪将该敌从树头“击落”——这是马克西姆的首次狙杀记录。

之后几个月帕萨尔一直使用不带光学瞄准镜的“莫辛”步枪杀敌。1942年5月他加入23步兵师117步兵团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作战，至9月底已毙敌56人，而当司令部发给他专用狙击步枪后，杀敌数翻了三倍。德军叫他“来自魔窟的恶鬼”，悬赏10万帝国马克取他性命。

作为该师最佳射手，帕萨尔也承担着培训战友的重任。1942年秋季两个月里，马克西姆与145名“学徒”共同击杀了3000多名（儿按：一说775名）敌军。

马克西姆狩猎敌军官兵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友军迫击炮和步枪火力都是好帮手。每当法西斯分子被迫击炮火覆盖、撤出战壕时，正好被瞄准镜逮个正着。此外他也擅长通过观察曳光弹推算敌军火力点的方位和距离。帕萨尔的射击速度同样惊人，曾有2分钟毙敌7名的纪录。

一般的狙击手会使用各种技巧探测敌方狙击手，比如棍子挑着头盔摇晃试探——但此种小伎俩对马克西姆无效。他会用双筒望远镜判断头盔下面究竟是不是活人，然后耐心等待对方暴露并射杀之。

前线报纸广泛报道帕萨尔的英雄事迹，他关于狙击战术、伪装方法的谈话亦频频见报。苏联著名诗人叶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歌颂马克西姆的诗作经《红军报》广泛传播，那乃族神射手形象立即在狙击手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

1942年11月马克西姆·帕萨尔首次荣获“红旗”勋章，以表彰他毙敌152名的好成绩。12月马克西姆受弹震伤，但拒绝入院治疗。

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逐渐接近尾声。在佩先卡村附近的一场战斗中，两个侧翼隐蔽火力点遏阻了步兵团攻势，指挥部命令帕萨尔去扫除障碍。帕萨尔设法接近至距敌阵地约100米处，摧毁两架德军机枪，自己不幸伤重牺牲。葬于当地烈士公墓。

一个月后马克西姆·帕萨尔所在部队向上级申请追授其“苏联英雄”称号，但不知为何只追授了第二枚“红旗”勋章，“金星”奖章未发。同乡和战友战后长期向各部门申诉，要求为帕萨尔落实荣誉，却始终石沉大海。

2010年俄联邦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命令追授马克西姆·帕萨尔“俄联邦英雄”称号。应其亲属要求，俄联邦“金星”奖章捐给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尼古拉·格罗杰科夫”博物馆收藏。伏尔加格勒的一条街道、纳奈斯基地区奈欣村的一所学校和一座文化宫以马克西姆·帕萨尔的名字命名。

1970年代伏尔加格勒，商店货架上食品非常紧俏——尽管仓库里香肠、牛奶和黄油堆成小山。怨气冲冲的群众纷纷致信党中央反映情况，检举企业不把食品投放市场，大部分都直接装车运走了。然而这些检举信统统被内务局首长康斯坦丁·伊万诺夫截留，或者丢进废纸篓，或者回信称：“情况无法证实”。

关于此人，让我们从头说起。1942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十七岁青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以工人分遣队的身份参加保卫战。1943年他入伍成为坦克兵，在布拉格迎来德国投降。服役期间康斯坦丁屡受嘉奖，1950年复员回家，直接分配到警察部门。后来毕业于苏联首批成立的警校之一：伏尔加格勒高级警察学校。

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大规模清退老干部、启用年轻有为的新人。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借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1960年出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1969年掌管伏尔加格勒州内务局，官拜警察少将。

自从1960年升官开始，康斯坦丁就逐渐在“黑白两道”平行发展。伏尔加格勒警察学校经常举办先锋模范讲习班，热衷出席的不仅有内务部大员、州党委领导，甚至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原因很简单：公事结束后一定有盛大招待会，美酒佳肴摆满餐桌，由企业负责人直接配送。

所以自从1970年代初，伏尔加格勒国营商店的货架就开始空了。虽然本市有肉联厂、甜酒厂和糖果点心厂，但此类产品普通人几乎买不到。后来就连基本必需品也从商店消失，但在“某些市场”却十分充足。

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所谓“偷拿公物者”数量惊人，他们依靠工作上的便利，蚂蚁搬家似的从工厂往外偷运食品。客观地讲，苏联时代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企业职工零星私占、倒卖公物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在伏尔加格勒，内务局头子包庇下形成的“食品黑帮”分工明确，每个人在盗窃犯罪行动中都有固定角色安排。

早在担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期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就已明示、暗示企业负责人建立一种“互惠关系”。他保证属下警察不追究挪用社会主义财产的罪行，并持续收受稀缺物资作为回报。当他升任内务局首长后，“食物贡品”之外又增加了现金孝敬，“上贡”的人把钱塞进信封，藏到硕大的食品篮里送给他。

这一完整犯罪链条包含数百人：警局长官、企业领导、车间主任、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以及党委干部。本来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及同伙相信官官相护必然万无一失，却未料1986年东窗事发，这桩史无前例的巨大丑闻被揭发出来。

此前苏联从未公开审理将官级别的疑犯，他们会被逮捕、刑讯、处决，全程秘密进行。随着1985年秋天企业领导侵占公物时被抓获，克格勃逐渐查清了整个犯罪链条。之后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舒米林上校和内务局管理科基里洛夫上校相继落网，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的总后台是谁已经一目了然。

警察少将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受到严密监视。他身为内务局局长，竟对危险全无察觉，甚至不知下属被捕，以为他们去度假了、出差了、培训了。1986年5月底伊万诺夫在家中被克格勃逮捕。

六个月后庭审，康斯坦丁因受贿罪、盗窃罪判处十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其余同伙分别获得刑期不等的惩罚。审判过程在报纸和电视广泛报道，因为新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消灭苏联的腐败”。

1996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写了一本书，叫《迫害》，讲述他自己对这件大案的说法。2008年3月逝世。

尽管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国内存在有组织犯罪，然而现实生活有力驳斥了这种粉饰言论。苏联境内匪徒大盗层出不穷，造成民众恐惧、国库流失，执法人员焦头烂额。

伟大卫国战争头几年苏军溃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指挥系统战略误判，品质低劣的军械装备也是重要因素之一。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弹药人民委员部进行工作检查，发现军工企业产品残次率严重，工厂管理层官僚作风盛行、履职草率马虎。

1930年代中期苏联借助美国和德国力量发展工业化，可是光有车床设备还不够，必须为工厂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1936~1938年镇压期间70~90%的此类专家受迫害，极少数有才能的幸存者只能边学边干。所以，遭镇压清洗的专家被自学成才者接替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通过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检查，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弹药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单位的工作状态（1940年11月5日№3534报告）：

现已查明，弹药生产处于严重困境。

今年前九个月弹药人民委员部（译注：НКБ 以下简称“弹药部”）仅完成61.3%的货物生产计划，即原计划10亿2000万卢布的6.68亿卢布。

弹药部的工作每个季度都在恶化。第一季度实际完成计划87.9%，第二季度完成85.1%，第三季度85.1%。今年前九个月该部少交付红军和红海军420万个基数的炮兵炮弹、3百万个基数的迫击炮弹、2百万个基数的航空炸弹和20.5万个基数的海军炮弹。

弹药部本应在1940年度生产代替黄铜弹壳炮弹之铁壳炮弹570万。由于工艺流程不完备，前九个月生产铁壳炮弹111万7千，其中96.3万属于废品（编者注：残次率86.2%）

与此同时，新设计的延期膜片弹头引信和МГ-8引信故障频频。МП和Д-1引信按计划应制造3百万件，实际一件未付。

总之，前九个月由于产品残次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67亿卢布。

过繁过杂的行政命令造成了企业管理混乱。弹药人民委员谢尔盖耶夫同志今年前九个月向下属80家企业/机构发出633条指令（未包括以个人名义下达的指令），同一时期该部四个管理局共发出各类指令1079条。

而且命令的执行情况无法落实，因为这些命令大多流于形式。例如5月4日该部1、2、3局首长联合下发的151号命令要求，5月10前“使用或销毁残次产品的问题必须解决，禁止工厂今后大量储存此类产品”。但该命令并未执行，工厂院内堆满了残次品。

弹药部的往来公文一向堆积如山，加重了部门工作负担。例如该部四个局在九个月内共提交人民委员及其副职355通书面报告，该部技术部门提交309通书面报告。弹药部三个季度平均每天收到来自工厂和建设工地的信件1400封、回信880封。同时弹药部向上级政府部门发出1220封信件，平均每天5封。这些信件中请示的大量问题并不属于原则问题，完全可以由该人民委员部及其管理局自行研究解决。

1~8月份弹药人民委员对72名领导干部进行了149次处罚，而受处分的厂长却因生产有功获得物质奖励。例如第4工厂厂长布鲁克同志2月11日因未完成计划受到警告处分，3月14日即获得一个月工资额的奖励；4月23日他又因组织生产不良被口头警告，4月29日又获得两个月工资额的奖励。第10工厂厂长博德罗夫同志前后受到5次处分、两次奖金。

一年半的时间里弹药部辞退了26名企业管理者、18名总工程师（编者注：请记得弹药部下属80家企业/机构，即三分之一的厂长被开除）。由于1940年弹药部七个月内辞退了各工厂的1226名持证工程师，导致弹药部系统内工程师数量明显短缺。中层技术队伍的人员轮换更严重，例如第9工厂在七个月内撤换了22名轮班主管和15名工长。

弹药人民委员谢尔盖耶夫用人无方，过度信赖副人民委员伊亚什金。伊亚什金素来懒散、嗜酒，破坏了正常的干部工作。例如1940年他以“精简人员”的名义从核心部门裁撤166名工程技术人员，有各种违法前科的31人却予以保留。副人民委员赫连科夫亦有相似问题。原定交付大口径炮弹的计划中断：152毫米БР-2榴弹炮、210毫米БР-17榴弹炮和280毫米БР-5臼炮的炮弹一发未付。76毫米空爆榴弹生产计划中断，在厂内堆积了72万800个未装填的空弹壳。

九个月里”ШКАС”机枪弹底火废品量高达1.59亿发，经济损失4900万卢布。

А-19和П-45火药的生产过程不完整。由于使用了不合格产品，1940年前九个月仅四家工厂就浪费了745万升乙醇。

安全规范执行不严。第9工厂发生175吨炸药爆炸事故，15人死亡、18人重伤。

这份联合调查报告导致49人被捕（儿按：首任弹药人民委员伊万·谢尔盖耶夫1941年3月被彼得·戈列梅金取代）。

除了工厂方面产生的残次军火，“人员素质”低下也是一大问题。这方面的证据是1941年4月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红军航空兵事故和灾难》的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查明，红军航空兵灾难和事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飞行和指挥人员的无纪律性愈演愈烈，继而出现违反飞行勤务基本规定的情况。
由于纪律涣散，我们每天平均损失2~3架飞机，即一年600~900架。
例如1941年3月27日12架DB-3轰炸机从沃罗涅日第18工厂机场飞往第53航空团（克列切维齐），尽管明知气象条件恶劣，空军司令部转场勤务负责人米罗诺夫上校仍同意飞机起飞。他的命令导致2架飞机坠毁、1架迫降，6人死亡3人负伤。由于类似原因，1941年1月23日从新西伯利亚转场塔什干的飞行导致3架飞机解体、2架飞机受损，12人死亡4人负伤。
空军部队良心丧失，令我们出现了前所未遇的情况。29航空师少尉М.В.科什良克同志驾驶的飞机失踪后，司令部未采取措施搜救飞行员。20天后科什良克被意外发现冻死在驾驶舱内。遗书证明该飞行员迫降后是健康的，活了8~9天。最后一段内容写于落地后第八天，他试图寻找居民点，但因大雪被迫返回驾驶舱。”

伟大卫国战争的明星武器、传奇般的T-34坦克在早期同样有着严重缺陷。

由于T-34技战术性能低劣，迫使苏联领导层在战争爆发后寻求美国支援。1941年12月T-34坦克与KV-1坦克样品交给美国人进行全面分析测试，希望得到消除其缺陷的意见和技术。

美国人的报告称：

苏联坦克的传动部件和发动机在测试中表现很差。T-34行驶343千米后故障，无法修复。

由于柴油发动机的空气滤清器特别糟糕，发动机内积存大量污垢，致使活塞和气缸破损到无法挽救的程度。坦克被移出测试程序，准备用KV坦克炮和我们M-10坦克歼击车的3英寸炮对其射击，再送往阿伯丁（译注：武器试验场）拆卸展览。

对装甲钢板的化学分析表明，两种坦克的装甲板是浅硬化的，其余部分则是低碳钢。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改变硬化工艺能够减少装甲厚度、保证其抗击穿性能。而且可以使T-34减重8~10%。

车体焊接工艺乏善可陈。T-34涉水越障时下部渗水性过高，下雨时顶部漏水。水从间隙流入车内，将导致电器元件和弹药失效。

T-34式坦克炮的炮口初速为385米/秒，与我们“谢尔曼”坦克M-3式75毫米炮（560米/秒）相比差距明显。

炮塔构造很不理想。主要缺点是非常狭窄，我们不知道坦克兵冬天穿着棉大衣怎么钻进去。旋转炮塔的电动机构极不可靠，动力虚弱，超负荷时容易冒火花，继而烧毁电阻和转速控制器、齿轮崩碎。

履带检查——很喜欢钢履带的想法。但我们认为，在突尼斯方面发回使用钢履带和橡胶履带美国坦克的对比结果前，没有理由弃用我们的橡胶履带。

T-34履带的销子容易发烫，因为是劣质钢铸造，销子磨损过快，履带经常断裂。我们的意见是加重履带。

T-34的悬挂系统使用了美国的“克里斯蒂”式。它在我们的坦克上由于弹簧钢质不佳，很容易下垂，减少了离地高度。

检查空气滤清器。恐怕只有怠工分子才能设计出这种玩意儿。过滤器从机械角度看十分原始：点焊位置金属被烧穿，导致漏油。

发动机启动器品质不良——功率低且结构不可靠。

传动装置。进行检查的机械师惊讶发现传动装置与自己12~15年前的工作十分相似。遂要求厂商发来我们的A-23传动装置图纸验看，果然证明是根据该图纸精确复制的。其实我们最感震惊的不是我国产品被抄袭模仿，而是15年前的设计居然还有人用。 我们认为，俄方设计师将其放入坦克，是一种对驾驶员非人道的残酷行为（操纵困难）。

拆卸维修时又发现齿轮完全碎裂了。化学分析表明问题出在热处理工艺上，根本不符合美国的任何一条标准。

坦克行驶速度很慢。T-34和KV-1的爬坡能力比任何一台美国坦克都弱。

恶劣的变速箱令人火大。团队中仅两个人有本事换挡。我们将把自己的变速箱送给俄罗斯设计师，以替换T-34目前的变速箱。

……

最后美国人转让多项自己的技术给苏联，苏联用这些新技术生产T-34改进型号。

对比敌方：德国PZ.II轻型坦克平均行驶寿命11500千米，Pz.IV中型坦克11000千米，T-34开到报废的平均里程不到1000千米。

总而言之，打赢伟大卫国战争的是俄罗斯士兵（而非军械装备），他们80%农民出身。所以俄罗斯农民才是战争中流砥柱，其他东西——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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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一杆枪

每个人无论宗教信仰如何，总要从事某种职业为生。然而并非每种职业都能获得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赞许，尤其是“增长人类恶习”者。

古时候宗教界人士对演员的态度一直很消极，艺人死后甚至不许葬入教堂外的墓地。产生此种偏见的原因，是由于许多舞台剧目起源于异教舞蹈和游戏。所以喀琅施塔得的约安（大司祭）相信戏剧能诱惑基督徒进行异教生活，而金口圣若望认为舞台是魔鬼的造物，并且声称剧院是“激情之学校”、女演员是“娼妓”。

教会对各类戏剧表演的负面态度同样体现在他们制定的章程、仪典中。例如第六次大公会议第51条教规禁止一切演出与“下流舞蹈”，教士违规者予以解职，信徒违规者逐出教会。而在此之前，演员为了受洗礼必须放弃自己的职业，如果他重返舞台，所受处罚最多不过禁止出席圣餐仪式而已。

不过，今天的神职人员发现越来越多的演艺人员对职业更加忠诚。所以马克西姆·科兹洛夫大司祭说，对基督徒而言，不可容忍的并非演职本身，而是进行不道德表演引诱观众、演员堕落犯罪。

一般来讲，东正教会没有给信徒明确划定“禁止的职业”——圣母圣像教堂的涅克塔里（莫洛佐夫）大司祭就持这种观点。而且他说，职业分为“有害”、“有益”，区别是诱人堕落或促人向善，并且二者之间有灰色地带。

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大司祭认为，那些涉及“罪的再生”（译注：原罪之上添新罪）的职业乃是有害职业，比如赌博业（赌场老板）。因为赌博只会令人的心灵产生淫欲（《加拉太书》5: 19–21、《以弗所书》5: 3–5），第六次大公会议第50条教规规定：沉迷赌博的教士应该“解除职务”，信徒应该逐出教会。

许多神职人员（尤其安德烈·米哈廖夫神甫）坚称，信教的人永远不能在夜总会工作，因为那种地方有脱衣舞和酒吧；也不能到从事堕胎的医院上班。

圣约翰东正教学院的彼得·科洛梅伊采夫老师亦表示，从信仰角度出发，信徒不可在脱衣舞俱乐部或赌场任职。科洛梅伊采夫同时认为，工作无“正统”或“非正统”之分，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人怎样履行自身职责。

举施洗者约翰的故事为例。某次他为兵士们施洗，兵士问:“今后我们再不能战斗了吗？”约翰回答：“不能乘火打劫，而要保护孤儿寡妇。”

一条古代修士条例是这样说的：“应端庄谨慎履行自己的事工，就如同你在服侍基督”。金口圣若望也曾呼吁大家不要因任何行业感到羞耻，而要以懒惰和闲散为耻。

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25岁凭借小说《静静的顿河》名扬四方，不仅成为苏联文学界的一颗新星，更是许多苏联女性心中的“白马王子”。然而，他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头尼古拉·叶若夫之妻的一段婚外情，险些令他死于非命。

肖洛霍夫与妻子玛丽亚青年相识，婚姻持续了60年之久，其间偶有外遇。小说家无法抗拒叶甫根妮娅·哈尤京娜（娘家姓费根贝格、第一任丈夫姓哈尤京）的魅力，此女是斯大林刽子手尼古拉·叶若夫的续弦夫人，也是莫斯科出了名的风流交际花，家里常有高级党员和社会名流聚会出入。

当时有一份杂志叫《苏联建筑》，哈尤京娜是名义副总编、实际控制者，跟她相熟的文化界人士可以在该刊发表作品。作为一名有权有势的女性，哈尤京娜性格大胆、感情奔放，似乎并不担心怀孕问题（终身未生育，1933年收养一女），曾跟许多男性名人弄玉偷香，能确定的包括作家伊扎克·巴别尔、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极地探险家奥托·施密特。

奥托·施密特之子希格尔德·施密特这样描述哈尤京娜：“如此美丽的容颜、青铜色的头发，令人一见难忘，尤其她身边那些小男人，比如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通常情况下“钢铁委员”叶若夫对老婆的奸情选择视而不见，毕竟他自己也绝非模范丈夫，一有机会就把老婆的女友甚至自家女佣拽上床。但由于某种原因，哈尤京娜与肖洛霍夫的恋爱关系居然惹得叶若夫妒火中烧。

1937年哈尤京娜跟肖洛霍夫初次相识，次年春夏之交两人情意渐浓。五月份肖洛霍夫借着准备在《苏联建筑》上发表红色哥萨克文章的机会来到莫斯科，八月份再次与哈尤京娜悄悄幽会。值得注意的是，这婆娘在丈夫面前谈及自己对肖洛霍夫的好感，导致叶若夫疑心大起，派下属监听肖洛霍夫宾馆房间，获得了完整活动记录。

1938年负责监听莫斯科“国家宾馆”的库兹明中尉报告称：“对肖洛霍夫房间的监听持续十多天，直至其退房离开，期间记录到了肖洛霍夫与叶若夫同志妻子的暧昧关系。”

哈尤京娜女友季娜伊达·格林金娜回忆，某次晚餐后醉醺醺的叶若夫从皮包拿出一摞文件，问妻子：“你跟肖洛霍夫住一起吗？”哈尤京娜矢口否认，叶若夫当场把监听记录甩她脸上，说：“给你，念！”格林金娜后来得知文件部分内容，记得肖洛霍夫说的一句话好像曾出现在他作品中：“我们的爱很沉重，热尼娅。”哈尤京娜接着说：“我恐怕……” 之后声音描述为“进入浴室”、“亲吻”、“躺下”。

对哈尤京娜来说，此事以挨了丈夫一顿打告终。但肖洛霍夫惹的麻烦无疑更大，叶若夫想让他死。据研究员爱德华·马卡列维奇考证，罗斯托夫的“契卡”工作人员打算揭发肖洛霍夫是“人民公敌”，再以“拒捕”的名义枪毙他。为此，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栽赃计划，新切尔卡斯克工程师波格列洛夫应当诱使肖洛霍夫谈论顿河哥萨克反苏暴动。结果波格列洛夫拒绝从命，反倒把此事向肖洛霍夫和盘托出，随后立刻前往莫斯科，写材料给斯大林揭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勾当”。再后来，据说“人民慈父”邀请肖洛霍夫和叶若夫共同出席接见活动，以此警告后者最好别动《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儿按：据《传记文学》2006年第12期文章介绍，1938年11月4日下午4点钟，肖洛霍夫、波格列洛夫和区委书记卢戈沃伊、罗斯托夫州国安分部负责人格列丘辛、副手爱泼斯坦、维约申斯克地区国安分部负责人鲁金谢夫等被召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本人和叶若夫在座。斯大林听取各人汇报，谴责了叶若夫，叶若夫被迫承认错误。

但，查阅1938年11月4日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簿，显示：
1.赫鲁晓夫同志，23点20分进入，02点00分离开
2.莫洛托夫同志，23点30分进入，02点00分离开
3.谢尔巴科夫同志，23点45分进入，24点00分离开
4.叶若夫同志，00点10分进入，00点50分离开
5.贝利亚同志，00点10分进入，00点50分离开
6.日丹诺夫同志，00点45分进入，02点00分离开
最后一批人员于11月5日02点00分离开

暂时未见1938年11月肖洛霍夫等人进入斯大林办公室的公开资料。）

丑闻平息之后，叶若夫和哈尤京娜的婚姻实际上已然破裂，女人出现了神经过敏的毛病。1938年11月21日叶甫根妮娅·哈尤京娜被发现死于镇静剂过量，也有观点认为她是被丈夫蓄意谋杀的。叶若夫又活了一年多，1940年因“反革命罪”处死。

莫斯科市参议会
准许
在莫斯科街头骑自行车
№2300

许可权授予：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伯爵

印花税已缴

(列夫·托尔斯泰66岁开始学骑自行车。全家都很担心，写信要求他停止这项危险活动。但伯爵坚持说，自己体验到了孩子般纯真的乐趣，绝不会停止骑行。列夫·托尔斯泰甚至蹬着车子前往马涅日广场，莫斯科市参议会遂向他颁发“允许在街头骑自行车”的证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