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关于”Незнакомка”(《无名女郎肖像》)画中人的原型究竟是谁,艺术界、史学界莫衷一是。但我们至少知道,充当模特儿的是画家伊万·克拉姆斯基之女索菲娅,甚至有人猜测画家刻意修改了女郎面部特征使其更像女儿。“无名女郎”经由教科书变得家喻户晓,索菲娅复杂曲折的命运却罕有人知。

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生于1866或1867年,是家中独女,深得父亲宠爱。在一所普通中学读书,因受家庭环境浓厚的创作氛围熏陶,很早就对绘画产生兴趣。克拉姆斯基也从小培养闺女的艺术才能,亲自做她第一位老师。索菲娅幼年有过一段丑小鸭时期,熟人普遍认为她不漂亮。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增长确实越变越好看了。对父亲而言,索菲娅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模特,甚至一度因生病把头发剪得参差不齐,却仍在父亲画布上光彩照人、眸如秋水。

索菲娅与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之女维拉(嫁给济洛季)和亚历山德拉是同龄人,关系友善。维拉·济洛季后来回忆道:“索菲娅小时候相貌平平,但有一张聪明、充满活力的脸。她活泼、开朗,于绘画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 16、17岁的索菲娅越来越美丽,头发也长长了,身材变得高挑纤细。她擅长舞蹈,外向、机智、魅力无穷,引来不少仰慕者。”

事实的确如此。克拉姆斯基的学生伊利亚·列宾就很欣赏她的身材。30岁画家阿尔伯特·伯努瓦诚心诚意上门求婚,但对16岁的索菲娅来说,这人似乎“太老了”。美女自己相中的未婚夫是青年医生谢尔盖·谢尔吉耶维奇·博特金,出身名医世家。亲戚们纷纷庆贺她俩订婚,克拉姆斯基尤其高兴,为新郎、新娘绘制精美的双人肖像……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眼看一桩好姻缘即将缔结,谢尔盖·博特金忽然移情别恋未婚妻的闺蜜亚历山德拉·特列季亚科娃。于是婚约解除,没多久谢尔盖和亚历山德拉喜结连理。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设法维持了与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关系,但这场打击令她陷入长期忧郁。16岁少女在丹青世界求得慰藉,开始全身心投入绘画,渐渐展现出真正的职业成功。
(儿按:谢尔盖·博特金日后做了医学教授,1910年突发中风逝世,享年50岁。兄弟叶夫根尼·博特金是宫廷御医,1918年死于布尔什维克之手)

济洛季曾言:“索菲娅跟父亲有种少见的友谊,近乎相互崇拜”。1884年伊万·克拉姆斯基为转移女儿失恋后的注意力,带她一起出国旅游(同时也为了缓解自己已经很严重的心脏问题)。游览法国期间索菲娅迷上了露天写生。旅行一年后,克拉姆斯基写道:“我的女儿,就像某种……风向标,让我看到真正的希望,即她的绘画才能”。克拉姆斯基清楚自己命不久矣,只担心女儿还没在世间找准自己的位置。去世前不久,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忧虑地说:“我这闺女性格刚强,似乎很能拿主意。可我有时候想,有主见会不会害了她,个人生活会不会以悲剧收场”。果然,索菲娅没从失恋打击中真正走出来,不恋爱不结婚。直到1901年父亲去世很久,她才跟圣彼得堡一位芬兰裔(或曰德国裔)律师乔治·容克成家。

伊万·克拉姆斯基虽然出身底层(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市文员之子),却凭着本事在皇宫挣得一席之地,多次为皇室成员画像(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平易近人。相比罗曼诺夫家族其他成员,他更喜欢接触有才干的平民),还为女大公们上过绘画课。所以他的画家女儿也得以出入宫廷,为皇帝、皇后、大公夫人及其子女等皇亲国戚绘制肖像。可惜索菲娅的众多作品如今所剩无几,一部分在民间藏家手中,革命时丢失或损毁;另一部分被她连同父亲画作赠与祖籍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博物馆,1942年博物馆起火,大量藏品化为灰烬。

索菲娅·克拉姆斯卡娅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顶级画展。她还是优秀的书籍插图画家,曾为普希金纪念日出版物画过插图。而且她的风俗画也很出色。婚后索菲娅协助丈夫搜集了许多十二月党人资料,准备编纂成书,很遗憾从未付梓……

乔治·容克1916年死亡,各种苦难接踵而至:革命、内战、1919年母亲逝世…… 年过半百的索菲娅努力适应新生活,从1918年就在政府开设的艺术品修复工作室上班。身为一名虔诚信徒,宗教画巨匠、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穹顶画作者克拉姆斯基之女,却不得不担任冬宫反宗教博物馆的组织者,为“无神论者”出版社的《宗教史》画插图。索菲娅从不隐瞒自己信仰,也从未停止帮助邻人。她的许多“旧社会”熟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宫廷女官甚至仅仅是贵族出身者——在列宁格勒饱受折磨,被剥夺了住房、财产、工作和收入,饥寒交迫。索菲娅想方设法替他们找活儿干,哪怕薪水微薄,比如翻译、家教、机器翻印之类,只要有口饭吃就行。这些举动后来都成了她的“罪”:信主有“罪”、助人有“罪”……

1930年12月25日索菲娅·容克-克拉姆斯卡娅被捕,依据《刑法》第58-2条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情节包括“建立旧贵族反革命组织,意图安插自己人进入苏联各机关、单位搜集关于社会情绪的情报……”每个卷入此案的人都谈到了索菲娅的虔诚信仰,使她的处境愈发复杂化。顺便一提,案卷材料显示索菲娅生于1867年8月21日,而她父亲信件曾提及生于1866年。我们当然认为亲爹比政府探员更了解女儿的生日。

总之,容克-克拉姆斯卡娅作为“异己分子”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但由于神经受强烈刺激突发中风、严重瘫痪住进拘留所医院。四个月治疗康复后押送伊尔库茨克,刚抵达三星期又转移到坎斯克,一个月后病情再度恶化,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931年10月15日,索菲娅给帮助政治犯改善处境的叶卡捷琳娜·巴甫洛芙娜·佩什科娃(译注:马克西姆·高尔基正妻)写信,讲述自己身患重病、流放期间两次手术。她努力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尽管健康不佳但一直工作:在伊尔库茨克为教科书和集体农庄杂志画插图,在坎斯克当地报社当摄影员和修版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第二次中风,左半身彻底瘫痪。索菲娅请求改善待遇:如果不能返回列宁格勒,至少允许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直到恢复健康,并且一定要给一份工作,因为右臂是正常的,未受中风影响。“我既画肖像,也画挂图、标语、海报、招牌和插图,会摄影修版、会照片涂色。一句话:我能工作,爱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您可以向叶莲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塔索娃求证,我的亡夫和她父亲是密友。她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可以提供克拉姆斯基博物馆的相关资料……”

这封求助信以绝望的语句结束:“我可能判断出错、估计失误,对事态的发展做了错误对待,但我没有犯罪——在我丈夫(他是芬兰人)死后我自觉热爱祖国,把国籍改回俄罗斯,并签署文件放弃一切财产要求。如果我不爱国的话这么做就太荒谬了。帮帮我吧!我已经给М.И.加里宁写了信请求赦免。我恳求您的援助。如果可以宽恕我,我绝不辜负,您尽可相信这一点。我诚实工作了40年,在最后的,也许是很短暂的日子里感觉加于我的惩罚太沉重了…… 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给您写下这些……”

1932年2月28日,鉴于索菲娅·容克-克拉姆斯卡娅身患重病,并考虑到该流放犯“不具社会危害性”,提出重新审查其案件。同年3月25日索菲娅返回列宁格勒,7月31日她给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写感谢信,表示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工作。1933年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因奇怪的原因去世,据兄弟阿纳托利说,她收拾鲱鱼的时候划破了手,“死于全身感染”。

1989年,因缺乏犯罪事实,索菲娅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附:俄联邦档案馆藏索菲娅致佩什科娃感谢信:

亲爱的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请允许我给您写几句话。我被释放了!但愿您能知晓我心中满怀的深深谢意。我不知道,请原谅,不知道有没有权力表达我的感谢,但我的良知要求我这样做…… 您别怪我,倘若这不恰当的话,我不知道,但违背良心不写这封信是不行的!我又回到列宁格勒——我工作了许多年的地方,大概现在还能再做一点事,哪怕很微小,只要体力允许,没准我会就此好起来呢!我甚至不知该向谁诉说自己的思绪和有多么感激。但我想,所有这些好事都是经由最高当局实现的,而您是其代表,所以就写给您吧。哪怕下面的话对您或任何人都是多余的、不想听的,但我还是要说:我谢谢您信任我的诚挚悔意和我作为一名老社会工作者的正直,以及通过工作去弥补任何错误与无心过失的热切期望。当然,我仍然病得很重,身体也很弱,但我愿利用不可避免的结束降临之前所剩的日子,在能力范围内,恢复我本人、以及我作为克拉姆斯基女儿的自食其力的名誉。就像前面所言,万一我有任何不妥,请原谅。

怀着最高的敬意,
女画家С. И.容克-克拉姆斯卡娅

油画《三套车》背后的故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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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喜剧演员的悲剧命运

福伦芝·姆克奇扬(Фрунзе Мкртчян,昵称“福伦吉克”、“姆格尔”)是苏联电影界最耀眼的喜剧片明星之一,广受观众支持喜爱,1984年荣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在大银幕上他幽默爱玩,散发着无穷活力和光彩。而在摄影机后,却很少看到福伦芝展露笑颜,因为妻子和儿子的疾病总令他满面愁容。

福伦芝1930年生于亚美尼亚久姆利市,父母是逃离大屠杀的难民,都在纺织厂上班:母亲做职工食堂洗碗工,父亲做考勤员,后因家贫难活,偷拿了5米布料换钱买饭,被判10年劳改,在下塔吉尔伐木。

所以,尽管福伦芝从小具有表演天赋,却并未直接踏上艺术之路。因为读不起大学,他在工厂俱乐部当了好几年助理放映员,业余时间参加民间演出。后来福伦芝决心吃演员这碗饭,26岁从埃里温戏剧和艺术学院毕业,参演平生第一部电影《寻找收件人》。之后他连续获得导演邀请,第8部作品:喜剧电影《三十三》观众反响十分热烈,在《米米诺》中饰演角色的“金句”传遍大街小巷。

1966年福伦芝拍摄代表作《高加索俘虏》期间,第二任妻子多娜拉·尼古拉耶芙娜也在片中饰演一个角色。本来夫妻俩同场工作是件高兴事,但多娜拉却渐渐表现出病态妒忌行为,甚至限制丈夫行动。精神科医生诊断她患有遗传性精神分裂症,在亚美尼亚国内治疗一段时间,转往法国某精神病诊所,终未痊愈。他俩的儿子瓦兹根1972年出生,遗传了母亲的精神问题。

接连打击彻底改变了福伦芝的生活和情绪状态,过去那个激昂向上、热爱生活的人消失不见。虽继续从事表演事业,但露面频率显著降低。有人说他常常深夜在街头徘徊踱步,一个人静静思考心事。

福伦芝后来与第三任妻子塔玛拉结婚,无子女。生命最后几年,他全身心投入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剧院(埃里温“姆格尔·姆克奇扬”剧院),似乎恢复了年轻时的神采,重新找回人生目标。可惜命运的捉弄十分残酷,1993年12月29日福伦芝·姆克奇扬突发心脏病在埃里温家中逝世!数千人参加葬礼,出殡队伍穿过中央大街,灵柩安葬科米塔斯名人公墓。不久,剧院在痛失创始人的遗憾中开门营业。

多娜拉·尼古拉耶芙娜2001年死于亚美尼亚塞凡市精神病院,享年71岁。儿子瓦兹根2003年辞世,女儿妮娜1998年因癌症术后并发症死亡。如今只有一位外孙女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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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苏联抛售冬宫名画

1929年,苏联推进工业化急需进口大量机械设备。为获取资金,政府开始集中抛售古董珍玩——包括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画作。

俄罗斯历代皇帝在冬宫收藏的各国名画可谓琳琅满目,对这些珍品的集中抛售后来被称作“埃尔米塔日灾难”,持续三载之久直到1932年。研究者指出,早在1928年2月,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国立俄罗斯博物馆就被要求编制提交一份总价值200万卢布的绘画出口名单。博物馆工作人员曾试图阻止但失败,几乎每幅名画都被定价待沽。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发放出口许可证,“古董办公室”负责销售,布尔什维克画家埃内斯特·齐瓦尔特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估价,最后送往伦敦和柏林的拍卖行面向各国买主。

据统计,三年间总共从冬宫展厅和仓库挑选了2880件画作拍卖,其中350件具有重要艺术价值,59件被公认为世界名画,包括委拉斯开兹、鲁本斯、提香、拉斐尔等古代巨匠作品。

今天看来,这些名画的成交价格十分低廉,博物馆方面估计至少低于市场价2倍。部分原因在于大萧条时期极少有买家愿意掏几百万买一副画。

即便如此,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银行家、收藏家安德鲁·梅隆还是成了最大买主。他先后豪掷6654000美元购得21件名画,其中包括:拉斐尔的《圣乔治与龙》(745000美元)、《阿尔巴圣母》(1166400美元)、提香的《镜前维纳斯》、扬·范艾克的《天使报喜》、《伊莎贝拉·勃兰特肖像》、波提切利的《三博士来朝》等。梅隆死后,这些巨作全部捐赠给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加卢斯特·古尔本基扬号称“亚美尼亚第一位亿万富翁”,在中东大发石油财。鲁本斯的《海伦娜·福门特肖像》、伦勃朗的《帕拉斯·雅典娜》、《老人肖像》、伦勃朗的《提图斯肖像》等被他收入囊中。这些巨作目前分散在多个博物馆。

参观冬宫的普通访客注意到展品消失,往往将此归咎于博物馆工作人员,甚至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举报信。解说员亦被告知不得当众谈论这个问题。

所幸在大家共同努力下,1931年4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了不得外销的画作名单。1932年斯大林复信后来升任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长的约瑟夫·奥尔别利,称“已禁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接触博物馆东方部藏品”。工作人员拿到这封信如获至宝,宣布凡是涉及东方元素的西方艺术作品统统不准卖(比如描绘了东方物品),成功索回11件名画。然而遗憾的是,政治局做出决议之后仍有至少8件作品被售出。

除绘画外,当年苏联政府还出口了一批古代手稿、珠宝、钱币、家具、金银器等珍贵物品。据历史学家估算,“古董办公室”所获资金仅占国家总收入的1%,对工业化进程并无突出贡献,却严重损害了全民文化遗产和苏联的国际声誉。1933年1月中央宣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卖艺术品换钱变得不再急迫。纳粹党在德国崛起,“古董办公室”随之失去了重要的销售渠道。1933年斯大林指示主管文化和宣传工作的阿列克谢·斯捷茨基了解情况,后者促使政治局最终于1933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明令停止从埃尔米塔日或其他博物馆出口画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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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三套车》背后的哀伤故事

瓦西里·佩罗夫名作《三套车》是一幅情感深沉的油画。天寒地冻,冷风凛冽,三个儿童奋力拖拽沉重水车,直观展现了当时社会对童工的剥削及农民生活之艰辛。而当我们探知其中一名角色的命运后,这幅作品似乎又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

佩罗夫创作该画时一度踌躇不前。题材、情节、三个人物都已确定,但对核心角色的描绘略嫌不足。于是他四处寻找模特,却始终未遇到能够准确传达作品情绪的合适面孔。

直到复活节那天,佩罗夫沿着图拉城墙散步,瞧见一位带孩子的农妇。画家当场认定那男孩就是心目中的角色,近前介绍自己是画家,正在创作一幅大画,希望母亲同意孩子给他当模特。可贫苦妇人没听明白陌生人的意图,于是佩罗夫说服她参观画室,亲眼看看就会放心。

母子俩来到佩罗夫的画室,农妇大惊失色,声称描绘人的模样是大罪,被画的人将会病死。佩罗夫赶紧解释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皇帝、神甫和半个莫斯科的市民都画过像,人家并未死绝呀。而且路加(译注:《路加福音》作者,画家和医生的守护者)手中不也握着画刷吗?他这一番话很有说服力,农妇的疑虑被打消了。

佩罗夫高兴地继续创作,女人也谈起她家的艰苦生活:丈夫和两个孩子死了,只剩正给画家当模特的儿子瓦希卡(译注:“瓦西里”的小名)陪在身边。他是母亲唯一的助手、希望和喜悦。

不久油画完成,巨大的尺寸和悲悯的内容令观者印象十分深刻。特列季亚科夫迅速出手将《三套车》购入画廊收藏。

四年之后,瓦希卡的母亲登门拜访佩罗夫,她老得非常快,佩罗夫差点儿没认出来。老妇人努力解释自己是谁、说儿子给佩罗夫当过模特,并告知瓦希卡已经死于天花。她这次变卖了全部家当进城,希望购回儿子生前唯一的画像。佩罗夫遗憾表示无能为力,因为画早就卖掉了。老妇人转而要求再看一眼那幅画——这是可以安排的。

当老妇人走进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终于看到《三套车》时,当场跪倒在地啜泣祷告。佩罗夫说,尽管悲痛的母亲没责备他,但他感觉自己跟她的不幸遭遇有一定关系。

这件事让佩罗夫深受触动,他重新画了一幅瓦希卡的肖像,装进镀金画框寄往老妇人村庄。老妇人回信表达感激之情,信中说她把儿子肖像挂在圣像旁边,每日祈祷。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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