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一批反苏分子驱逐出苏联》

莫斯科市，1979年5月23日

摘要：境外反苏团体和国内反社会分子认为，将一批刑事罪犯驱逐出苏联是对他们“从内部动摇社会主义”计划的打击。

根据1978年11月16日苏共中央129/44号决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于1979年4月27日将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苏联国籍的刑事罪犯温斯、库兹涅佐夫、德穆希茨、莫洛佐夫和金兹堡驱逐到美国，并用他们交换回被美国政府定罪的苏联情报员切尔尼亚耶夫和恩格尔同志。同时犹太民族主义者阿尔特曼、布特曼、扎尔曼松、潘松与赫诺赫已获准离开苏联，目的是改善国内业务环境，为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准备。

（译注：格奥尔基·温斯是苏联宗教异见人士；爱德华·库兹涅佐夫与马克·德穆希茨是反苏活动人士，劫机出境失败；瓦连京·莫洛佐夫是教师、异议作家；亚历山大·金兹堡是记者、人权活动家。此五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换回了苏联情报员鲁道夫·切尔尼亚耶夫、瓦迪克·恩格尔）

国家安全委员获得的材料证明，境外反苏团体和国内反社会分子认为上述人员的被驱逐和离开苏联乃是对他们“从内部动摇社会主义”计划的严重打击。境外评论员强调，西方已经失去了温斯、库兹涅佐夫、阿尔特曼等反苏分子，他们原本是情报机构和颠覆中心敌对计划的“可靠执行者”，也是对苏联现实、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内政外交政策恶意诽谤的来源。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自由”电台5月7日指出：“苏联领导层通过摆脱不受欢迎者使自己受益”，第二天“美国之音”哀叹：“苏联再次智胜西方”。

值得注意的是，同境外颠覆中心有联系的反社会分子之一切尔诺沃尔，就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莫罗兹一事对此类中心造成的影响发表了声明，其中提到莫罗兹的个性和民族主义纲领。他说：“克格勃知道驱逐谁。显然，随着莫罗兹被驱逐，在国外煽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仇恨，以及班德拉派和梅利尼科夫派——两个对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派别——之间仇恨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是乌克兰政治家、苏联时代异见人士，乌克兰人民运动党创始人）

国内反社会分子认为，金兹堡、库兹涅佐夫及其他敌对行动煽动者、犹太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反苏教派分子遭驱逐是他们的实质性损失。作为反苏活跃分子，被驱逐者之一的妻子卓尔科夫斯卡娅毫不掩饰地声称：驱逐反苏分子将显著削弱其同伙的处境。浸信会分裂分子涅皮连科表示：驱逐温斯是对非法的教会理事会的沉重打击，他是理事会成员之一。

被驱逐者本人对自身处境也有相似看法。比如金兹堡和温斯都表示：他们认为最好不要驱逐出境，甚至继续监禁也行，以便他们跟自己的工作环境保持联系。

反社会分子的一个主要关切，是所谓资助反苏活动和援助罪犯基金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基金主要管理者金兹堡被驱逐后就出现了。

国家安全委员将继续采取措施遏制被逐出苏联者同伙的敌对活动。

根据情报作以上报告。

委员会主席 Ю. 安德罗波夫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89.目录25. 卷38.1-3页 打字稿）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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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帕夏·努拉季洛维奇·努拉季洛夫（1924-1942），工农红军车臣族机枪手、机枪排长，苏联英雄。伟大卫国战争中歼敌920余名，消灭7个敌机枪班组，俘虏12人，被称为最优秀的苏联机枪手。

汗帕夏·努拉季洛夫1924年生于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亚雷克苏-奥赫村一个车臣族务农家庭，排行老三。1926年父亲努拉季尔去世，次年母亲吉扎鲁去世，三兄弟成为孤儿，1930年搬到邻村亲戚家寄住。

同年长兄浑卡尔帕夏意识到亲戚家负担太重，外出独自谋生。1936年二哥穆赫塔尔帕夏与汗帕夏到哈萨维尤托夫斯基地区格罗兹尼-马哈奇卡拉输油基地找活儿干，住进泵站宿舍。穆赫塔尔帕夏在油库工作，汗帕夏饲养牛马。

1938年穆赫塔尔帕夏应征入伍，年少的汗帕夏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排。油库工人建议他找村苏维埃开假证明虚报两岁年纪，于是实际14岁的汗帕夏成了“16岁”青年注油工，后做基地司机助手。

穆赫塔尔帕夏参加苏芬冬季战争负重伤，住院休养数月，1940年秋复员。汗帕夏视二哥为榜样也想参军，却因年龄不够多次遭拒，经过软磨硬泡终于报名成功。由于他自幼迷恋电影《恰帕耶夫》，想当骑兵，1940年10月23日如愿分配到比萨拉比亚的第3“科托夫”骑兵师34骑兵团做马拉机枪驭手。伟大卫国战争爆发，34骑兵团立即投入前线抗敌，汗帕夏·努拉季洛夫表现坚决、勇敢又机智，在乌克兰及第聂伯河地区经受了战火洗礼。

1941年12月第3“科托夫”骑兵师改称第5近卫骑兵师，汗帕夏·努拉季洛夫开始担任机枪排长。在乌克兰扎哈罗夫卡村的战斗中负伤独自坚守阵地，操作机枪歼敌120人、俘虏7人，阻止德军攻势。1942年1月收复托尔斯泰村战斗中汗帕夏推着机枪且射且进，为步兵开路，消灭敌军50人、摧毁4个机枪班组，立功授予“红旗”勋章、中士军衔。2月份争夺库尔斯克州希格雷居民点的战斗中，汗帕夏同大部队分离，手臂受伤，仍坚守机枪不停射击，消灭德军达200人。1942年春季攻打拜拉克村战斗结束后，骑兵连长亲自点算了300名死于汗帕夏·努拉季洛夫枪下的德国兵，因这一壮举再次荣获“红旗”勋章。

1942年9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汗帕夏指挥机枪排在斯大林格勒州绥拉菲摩维奇城外奋勇作战，负重伤不下火线，消灭敌军250人、机枪两挺。9月12日顿河左岸临近斯大林格勒的著名220高地爆发激战，德军出动大量坦克冲击苏联阵地。汗帕夏的机枪响个不停，切断了敌步兵与坦克的联系。忽然一发坦克炮弹爆炸，将汗帕夏中士和机枪掀翻。虽被救下阵地，却在送医途中不幸死亡。布卡诺夫斯卡亚镇中心广场举行葬礼泪别这位刚满18岁的车臣英雄。

1942年10月21日前线报纸《红军报》发表一篇缅怀努拉季洛夫的文章，其中说：
“我们祖国的无畏骑士，高加索的不朽英雄，太阳之子，鹰中之鹰，共青团员机枪手汗帕夏·努拉季洛夫…… 用他的机枪击毙920名德军、消灭7个敌机枪班组、俘虏法西斯分子12人”。

1943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汗帕夏·努拉季洛夫“苏联英雄”称号、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但误称其阿塞拜疆族。2017年，其金星勋章和苏联英雄证书、列宁勋章和两枚红旗勋章被格罗兹尼市“艾哈迈德·卡德罗夫荣誉纪念馆”永久收藏展出。

1944年苏联发行了纪念他的邮票，车臣和达吉斯坦的许多文教机构、企业和街道（包括车臣国家剧院）以他姓名命名，马马耶夫岗有汗帕夏的纪念石板、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景画有其身影，2018年5月9日花岗岩基座全身铜像在格罗兹尼市中心揭幕。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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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全国上下组织筹备1980年夏季奥运会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 会（克格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时任克格勃主席是后来的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其任务不仅要确保安全、杜绝隐患，更要向数千来宾展示一幅完美的、坚不可摧的画卷。

国安部门提前几年就开始为奥运会做准备，近年解密的乌克兰克格勃档案揭示了苏联政府当时担心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基辅是承担第22届夏季奥运会赛事的第三重要城市，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足球预选赛四分之一决赛将在这里进行。另外，奥运火炬传递将途径从切尔诺夫策到哈尔科夫的6个州。

1977年3月，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三年，乌克兰克格勃内部成立了负责此事的专门工作组，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亲自任组长，定期向乌克兰党中央汇报工作。翻看现存于乌克兰安全局档案馆的费多尔丘克1978年9月-1980年6月之间撰写的六份“奥运文件”，第一份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工作的主要方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材料表明，敌方情报机关和国外反苏组织正在计划和准备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各种破坏活动。”

乌克兰克格勃确定了三大“风险群体”，也就是国安部门认为有可能干扰苏联体育盛事的人：1、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恢复乌克兰历史上的独立地位，或至少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保持更多独立性；2、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主要追求苏联犹太人移民海外的权利；3、“教派分子”，被禁止的新教教派代表（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主要为教友们争取信仰自由。

这三大群体在苏联都有人被打成政治犯，奥运会可能成为吸引世界关注这一问题的平台。同时克格勃坚信三大群体背后站着北约国家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他们可以派遣自己的特工和骨干人员来苏进行“破坏活动”。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在一份文件中写道：“特别是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驻巴黎负责人普里默尔正在法国犹太人、尤其在苏联犹太侨民中间，挑选能在奥运会期间出于挑衅目的为所谓‘良心犯’和被苏联禁止离境者发言辩护的人”。

虽然外国活动分子（真实的或想象的）几乎无法组织什么像样的活动，但克格勃对一切有可能政治化奥运会的企图都保持警惕：海报和口号、旗帜（以色列国旗或乌克兰蓝黄旗）、公开言论、静坐抗议等。另外安全部门还预计外国活动分子将作为奥运代表团成员合法入境，随身带来“有害”材料——书籍、报纸、传单之类。上述克格勃文件甚至指出一项名曰“莫斯科-80”的特别行动，称宗教团体计划将50万册书刊运进苏联：“教权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国家福音’的领导人制定了名为‘莫斯科-80’的行动，准备了约50万册用苏联各族人民语言撰写的宗教宣传品，通过他们的特使以奥运会旅游团为掩护带入我国”。

其实，国际体育赛事出现此类和平表达并不罕见，例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苏联对阵民主德国的足球赛上，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达尼洛·米迦尔突然进入场地，打出蓝黄旗、跳民族舞。

如果换作其他场合，抗议者无非拘留而已，他们的诉求不会被（苏联媒体）广泛传播。但奥运赛场不同，几千个记者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警察抓人的录像和照片肯定比抗议行为本身更吸睛。

文件指出：“……НТС领导建议每个行李箱装书30本、小册子150份，衣服口袋也塞几份。当被苏联海关人员查获时乘机把事情闹大，拉上同伴抗议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并要求查看没收他们随身物品的法律依据。跟随此类团体的记者、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记者应记录此类‘风波’，以挑动西方的反苏宣传”。

不仅文宣

然而，如果你相信克格勃的预判，那么海报和传单远非“敌人”的全部手段：“尤其严重的是关于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破坏和其他特别危险极端主义行为的报告。联邦德国和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图谋培训恐怖分子，计划派遣他们在奥运会期间以游客身份进入苏联实施极端主义行动”。

据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在谋划“恐怖袭击”。文件指出涉事的是一个叫“乌克兰青年联盟”的、跟“班德拉派”关系密切的青年爱国体育组织，其成员在美国和欧洲的训练营接受恐怖行动培训。

乌克兰历史学家根纳季·伊万努申科在伦敦长期从事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档案收集工作，跟当年侨居西方的活动家多有交流，没发现该组织沾染恐怖主义的确实证据。他强调，那时候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不具备进行此类活动的手段和资源，克格勃所谓的“营地”只是乌克兰青年聚会处，并未培训武装人员。另外，伊万努申科也没见到任何文件表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当真重视过莫斯科奥运会，遑论派员参与。

但无论如何，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劫持以色列运动员的悲惨先例殷鉴不远，令人们不得不担心莫斯科奥运会万一出事怎么办。这就是克格勃内部决定组建反恐分队（“阿尔法”小组）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巴勒斯坦，克格勃文件称：“业务收集的情报显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已经决定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不准在苏联领土发动恐怖袭击”。

克格勃通过42名驻外特务和另外49个留学生信息源探听计划中的外国行动。6月份海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之一：“梅利尼科夫派”的两个人（可能是特务）被确定与克格勃有联系，“通过他们查明了赴苏联参加奥运会的外籍乌克兰裔敌对行为人，并将旨在限制1980年奥运会期间民族主义者破坏行为的虚假信息传递给了民族主义中心”。

据克格勃说，奥运会之前半年共有44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密使、35名“宗教宣传中心”密使访问乌克兰，其中10人被驱逐出境，69人被正式警告。预计抵达基辅出席比赛的外国来宾约8000名，因此组织者决定看台上每三排部署“社会代表”（共青团员、民间纠察队员等1200人）和民警（120人）就坐，以便“及时发现并制止外国人的可能举动”。13名编外克格勃人员及626名特务负责控制外国来宾，并设法在他们的住处（36个涉外设施）探听消息。

至于奥运会的恐怖主义威胁，文件坦言这类袭击更可能由苏联居民而非外国人发动。

近些年苏联情报机关掌握了一些声称要刺杀国家领导人的家伙，虽然大多数只是嘴上喊喊而已，但乌克兰境内登记在册的有12人。还对253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做了工作，具体细节不详，可能是奥运会期间把他们隔离在精神病院。

克格勃协同民警联合开展“军械库行动”，1980年收缴火器29支，子弹近4000发，炸药11千克、手榴弹13颗、爆炸装置10个，逮捕持有上述物品者38人。

白采尔科维市一个姓克拉夫琴科的人联系当地部队某军人，索要装满子弹的手枪和军礼服，自称他和朋友计划在奥运会期间“制造混乱”，唤起当局对工人问题的关注。该军人是克格勃线人，把整件事汇报上级。克拉夫琴科之后的遭遇不得而知，但克格勃揽下了预防危险发生的功劳。

波兰女子达努拉·利尔动身去利沃夫，波兰边防军在她行李中发现50枚毒气弹。该女子解释称她的波兰朋友伊万尼茨基托她把东西捎到利沃夫。“据说毒气弹是供乌克兰某些组织成员在奥运会期间使用”。不知此事如何告终。

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匈牙利边防军在奥地利边境拦截一辆联邦德国公民驾驶的准备前往苏联的汽车。车内查获带光学瞄准镜的步枪及爆炸子弹，备用油箱内发现俄文、匈牙利文宗教书籍。此事发生后，乌克兰边境沿线的克格勃单位加强了对从西部入境车辆的检查力度。

整条火炬传递路线、中央体育场、运动员和代表团住所、基辅各战略设施都是克格勃的保护对象。费多尔丘克文件包含了负责各项工作“办公室”的职员人数：整个共和国2500人，基辅市1100人（首都警员9700人），接待外宾最多的“罗斯”宾馆竟有379名克格勃及内务部人员驻守。从1979年开始，被挑选参加奥运会安保的国安人员就开始在基辅和哈尔科夫负责各项国际比赛和苏联人民运动会的保卫工作，作为预演锻炼他们的技能。

禁止一批，关押一批

“奥运会促使政府释放政治犯”的愿景终究破灭了。相反，1979年出现新一轮搜查、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1980年春达到顶峰。乌克兰境内，瓦西里·斯图斯、斯捷潘·赫马拉、尤里·利特温、奥列西·舍甫琴科、格奥尔基·普里霍季科等人属于重点关注对象。当局目的很简单：使这些活跃异议分子在奥运期间远离国际视线。被逮捕者自己当然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再次遭受特殊待遇，暂时自由的人则被严密监视并进行预防性谈话。

新教徒也被打击：“为压制教派分子积极性、遏制他们的激进活动，基辅市检察院刑事科搜查了15名活动头目和浸信会分裂者权威。在搜查过程中，捣毁了非法的‘信徒’出版社三个装订作坊、一个所谓‘排字车间’，没收约1500份思想意识有害及宗教宣传材料”。

61岁基辅女市民克拉芙基娅·德米特里辛娜与女儿合住规划拆除的陋室，一直想申请新房。她之前从未被克格勃关注，直到某次气急失言，声称将邀请奥运外宾到自己家参观居住条件。对德米特里辛娜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她保证不邀请任何人来家。

对付构成潜在威胁的外国人，采取“拒之门外”的办法，不让麻烦鬼入境。早在1979年3月，乌克兰克格勃就制订了300多名有意出席奥运会、怀疑“与敌方情报机关和意识形态中心有联系”的外国人名单，其中148人被禁止进入苏联。到1980年6月奥运会前夕，这个数字显著增加：“在进行预定侦查行动中，发现359名有意在奥运会期间进入苏联的外国人可能会参加敌人策划的间谍-破坏活动，对他们的入境情况进行控制。对于有严重劣迹的2888名外国人，建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禁止他们在此期间入境苏联”。文件此处措辞含糊不清，看不出被“控制入境”的359人跟被“建议禁止入境”的2888人有什么区别。

截至1980年2月，参赛国申报的13600名代表队及辅助人员已被苏联国安机关逐个审查筛选，545人“由于安全原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乌克兰克格勃文件中，涉及奥运火炬传递和基辅足球赛的内容可能是最无聊的部分。一句话概括：完全顺利，压根没人尝试抗议或其他“反社会行为”。

幻想的威胁

奥运会终于盛大开幕啦。克格勃继续绷紧神经工作，发现37名入境外宾“涉嫌与敌方情报机关、犹太复国主义和宗教中心有勾结”。此外，“苏联特色”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外国人在“不适宜地点”摄影：莫斯科民警抓获三名法国人在高尔基街对着旧房子和垃圾箱拍照！仨游客被正式警告，相机胶卷被悄悄曝光，然后释放。

伊迪斯·雷切尔于奥运会开幕当天从伦敦飞往基辅，携带18份俄文、英文和希伯来文“犹太复国主义”书籍和手册，以及60个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标志”大卫之星徽章。该女子解释说这些东西是伦敦犹太教堂托付她捎给苏联犹太拉比的，她并不知道携带了“违禁品”。

法国妇女克洛德·雷恩行李箱内有一本《莫斯科反导览》，克格勃认为这是一本“声称我国对外国人进行‘全面监视’的书，对‘国际旅行社’公司和克格勃机关的业务进行粗暴污蔑”。《莫斯科反导览》的作者是俄罗斯侨民作家、自由电台记者德米特里·萨维茨基，2019年去世。

奥运会期间，从入境乌克兰的外宾手中合计没收1880份“反苏、污蔑、宗教宣传和色情材料”，以及183个大卫之星图案。

克格勃援引乌克兰人民和外宾对奥运会的观感，谈起基辅承办的赛事几乎都是热情洋溢的。莫斯科举行的开幕式被视为苏联体制的大胜、美国卡特政府的大败——因为卡特总统在国际上呼吁抵制本届奥运会。

只有极少数西班牙和哥斯达黎加运动员对密不透风的监视和规模空前的安保表达不满，西班牙人曼努埃尔·苏尼加说：“保护我们的人比西伯利亚还多”。克格勃文件则称：“为了促使外国人对苏联现实形成客观看法，通过业务手段对其施加正面影响，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政治上有利的采访并刊登见报”。

那么，顺利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能否算作克格勃专业能力的证明？从某些方面看也许能。然而上述文件体现的克格勃工作多数不是细致侦查和巧妙分析，而是高射炮打蚊子（逮捕异见人士）。何况对比奥运前和奥运中编写的文件可以看出，潜在威胁的规模从一开始就被高估夸大了。

延伸阅读：

克格勃报告：莫斯科奥运会前驱逐一批人出境

关于针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敌对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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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附件

致：苏共中央

关于针对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敌对运动

美国总统卡特以苏联援助阿富汗为借口，呼吁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美国国会为此通过了决议。美国政府的敌对行动在国家层面上得到9个政府的支持（英国、加拿大、智利、沙特阿拉伯、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荷兰）。卡特对美国国家奥委会的直接压力迫使该国奥林匹克委员会(НОК) 决定请求国际奥委会改变1980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点，或者延期，或者完全停办。

卡特政府还打算怂恿其他国家支持抵制行动。美国总统已就此事给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发去了私人信件。

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是唯一能够决定推迟或取消运动会的组织。到目前为止，其89个成员无一公开支持卡特的提议。大部分成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认为并无理由取消或推迟莫斯科运动会。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21个国际体育联合会的领导人，以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政府公开宣称支持卡特想法的国家——的奥委会，均坚决谴责美国政府当前的敌对运动。法国政府和奥委会是最先站出来明确支持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国家。联邦德国、日本等国政府则采取观望态度。也有人建议在北约和欧共体框架内讨论抵制问题。

国际奥委会过去的原则立场一贯是保护奥林匹克运动免受政治事件影响。1956年匈牙利事件（墨尔本奥运会）和1968年捷克事件（墨西哥奥运会）期间反苏主义猖獗，国际奥委会就是保持这种立场。

如果美国方面不停止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企图，西方媒体不排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制裁美国的可能性。国际奥委会主任Д.伯利（译注：或指英国体育官员、政治家David Burghley）表示，如果美国国家奥委会屈服于压力，支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那么国际奥委会可能取消1984年在洛杉矶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决定。

有理由认为，今年2月普莱西德湖（美国）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扰乱莫斯科奥运会的企图将会继续且变本加厉。

苏共中央各部门正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以加强对前往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苏联运动员、教练员、记者和游客的政治培训。

苏共中央一些部门认为：建议我们的大众媒体在呼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问题上保持克制、冷静立场，引用反对抵制者的意见和著名运动员的声明，是合理的。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以及在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前夕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今年2月10日-12日）将讨论这一情况。以И.Т.诺维科夫同志为主席的“奥林匹克-80”筹备委员会代表团也将参加会议。就这个尖锐问题，И.Т.诺维科夫同志提议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副部长В.Н.伊格纳坚科同志也参加苏联代表团。我们认为同意他的提议是合适的。

我们还认为，委托苏共中央宣传部和对外政策宣传部审查并批准苏联代表团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的指示和讲话文本，是合适的。

请予考虑。

苏共中央宣传部
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
1980年1月28日

（现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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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戈卢边柯1914年生于乌拉尔地区工人家庭，母亲独自养大五个孩子。中学肄业，传说其年少时曾发誓一辈子不过穷日子。

1933年第一次被判刑（盗窃）。1937年再次因盗窃、欺诈和伪造被捕，同年押送至德米特洛夫劳改营，不久即逃跑，乘火车随机窃得旅客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浦尔金的的证件，遂以此身份混世。

他携带假证件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考入军事运输学院，并在当地铁路报社《报单报》做通讯员。一段时间后戈卢边柯/浦尔金进入莫斯科，四处使用假身份证件及他伪造的中学毕业证、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军事运输学院推荐信和优秀个人评定，在《汽笛报》谋了份差事。很快又结识《共青团真理报》的伊利亚·阿格拉诺夫斯基和多纳特·莫吉廖夫斯基，二人将他介绍给报社责任编辑阿尔卡季·波列塔耶夫。一番交谈后浦尔金获得信任，未经规定审查程序成为《共青团真理报》记者。1939年3月17日升任该报军事部副主任。

报社同事回忆浦尔金在自己身上制造了神秘光环，暗示跟内务人民委员部有联系，有时佩戴红旗勋章示众，却不肯说明因何获得这枚勋章。事后查明勋章系非法盗用：浦尔金母亲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楼当夜间清洁工期间，趁便进入米哈伊尔·加里宁办公室窃得勋章和空白授勋证书。浦尔金雇佣一名刻图员伪造文件，未几其母和刻图员落网，浦尔金本人携带三枚勋章逃脱，被列入通缉名单，所以从未向上级提交过授勋证明。

1939年7月浦尔金被派往远东报道渐趋激烈的日本-蒙古冲突。同年秋天报社收到消息，称哈拉哈河战役（诺门罕战役）后浦尔金在伊尔库茨克军医院治疗。待他返回编辑部，人们发现他又多了一枚列宁勋章，然而证书签发单位却是苏联西部的一个部队。后来侦查人员得知，授勋申请表和住院介绍信都是浦尔金从驻地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市的第39独立特种师指挥部窃取的。1939年12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浦尔金的战地特写《和平的专业》（介绍英雄拖拉机手瓦连京·切列帕诺夫；自称1939年9月采写于白俄罗斯前线）。1939年底浦尔金伪造两名“拥有较长党龄”党员的担保信，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

苏芬战争爆发，据说浦尔金上前线担任基层指挥员。1940年1月报社编辑部收到来自“第39独立特种师”的一封信，称浦尔金被派往列宁格勒执行秘密任务，长期不在单位就说他接受培训去了。这或许是浦尔金准备的脱身之法，以防骗局败露。事实上他借住在列宁格勒朋友家，出入饭店挥霍差旅费。苏芬战争结束，许多参战者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浦尔金也打算滥竽充数，1940年3月他向海军人民委员部寄送39师公函申请授勋，伪称其曾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由于工作人员失察，申请被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1940年4月21日做出了授予瓦连京·浦尔金等十五人“苏联英雄”称号的决议，次日中央机关报公布。其时瓦连京和妻子莉迪亚·波卡绍娃（《共青团真理报》新手女记者）正在索契休假。一个月后，5月22日该报发表了署名И.阿格拉诺夫斯基的赞扬军事记者浦尔金所谓“功绩”的文章。

1940年5月23日，由于前一天的报道配有照片，浦尔金终于被人认出，当他进入克里姆林宫领取金星勋章时在斯帕斯基门遭逮捕。同年8月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1914年出生、两次前科、曾于1937年越狱潜逃的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浦尔金即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戈卢边柯死刑，11月5日执行枪决。由于授予浦尔金/戈卢边柯“苏联英雄”称号的最高主席团决议已经生效登报，1940年7月20日又做出新决议予以撤销。

在苏联历史上，戈卢边柯的“事迹”可谓空前绝后：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使用欺诈手段骗得国家最高荣誉。

另有说法称戈卢边柯只被判处长期监禁，之后下落不明。而身份暴露的原因是他贪图中校军衔，对其经历进行审查的过程中真相大白。

延伸阅读：

被剥夺“苏联英雄”荣誉称号者

冒充列宁秘书的骗子

“苏联英雄”之子杀婴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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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致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请求发行食品票证的信：

“由于食品供应方面存在的困难，苏联不少州和地区采取了凭票证供应肉、油、蛋 、香肠等食品的做法，这些票证由住宅公用事业处或房产管理局（所）按月发放。
恳请开会研究讨论在我们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也施行这种制度。
请将结果告知我们全体职工，并书面通知“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工会委员会。”

（共67个签名）

1978年11月24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就矿职工要求发行食品票证问题致“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总工程师Б.Б.普罗塔索夫的信：

“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区执委会向您转交“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的集体申请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发行食品票证。区执委会建议您找申请信的作者谈话，解释清楚实行票证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产量不足和居民购买力提升之故，长期没有肉类销售。为了拥有丰富的此类产品，需要改善对国营农场的支援以获取更多农产品。同时应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食堂之肉类及奶制品，响应工人供应处的申请为他们调拨交通工具。

区执委会主席Л.В.列昂季耶夫”

1979年1月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乌拉尔金刚石托拉斯”矿职工关于请求发行食品票证致彼尔姆州领导的信：

“苏联共产党州委书记Б.В.科诺普廖夫同志
工会州委主席В.И.别古申同志
州执委会商业主席：

我们恳请州各位领导结合劳动者肉、油、蛋等食品保障方面出现的困难，解决凭票证供应食品的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基地区的领导提出申请，现将他们的答复随信交给你们。我们认为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敷衍了事的官样文章，因为许多苏联城市已经有了凭票证供应稀缺食品的制度。我们要求在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也实行这种制度。

至于信中所言我们应当帮助国营农场收割庄稼的问题，答复如下：我们每年都对国营农场提供协助，前去收割干草、谷物和土豆。1978年地区的《维舍拉报》多次发表文章表扬矿工们在国营农场的工作。”

劳动者签名（共1234人）

1980年2月22日别列兹尼基市化工厂职员、工人致《红星报》、《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我们是化工厂总实验室职工，经常去“森林”国营农场支援农业生产。1980年2月21日我们到该农场第三分部：沃洛金卡缅村分选土豆，途径牛棚，惊讶发现外表破旧无人打理，走进棚内，一副惨状赫然映入眼帘。饥饿的母牛站在齐膝深粪尿中，活的直接从死的尸体上踏过，数了数共有四头死牛，两头腐臭了。尤其令我们愤慨的是，一头产犊母牛的犊子已冻硬了，而它自己也处于死亡边缘，饥饿虚弱到无法站立，甚至乳房都冻结在地面。我们把随身带的面包全部投喂，又去小卖部买，当然这也不够。又铲了牛棚的饲料（青贮饲料和干草）来喂，母牛见了这点儿吃的，简直要跳出围栏拼命。同国营农场工人谈话得知，这些饲料原准备吃到2月25日，因为24日是选举日，开农机的人都会喝醉，饲料运不来。牛无人照料的原因则是，负责牲口的是个女酒鬼，被从别列兹尼基市撵出来，跑到这儿找了份“差事”。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种情况也能解决。我们可以指定这个牛棚跟工厂结对子，把食堂的残羹剩饭给牛吃。这样一来或许就不会出现城市商店黄油缺货、乳制品不足的问题了。奶牛遭殃的地方距离城市30分钟车程，如果喂饱、照顾它们，它们就会报以黄油、奶渣和鲜奶。

见信请采取具体措施并答复我们。

1980年2月22日

鲁多伊、谢里科娃、瓦西耶娃、马特维耶娃、科罗别伊尼科娃、叶若娃、加尔楚什京娜、克罗波娃、科洛季、尤迪乔娃、沃季诺娃、福米纳、阿波罗诺娃、加比杜林娜、伊萨科娃、舍尔斯托比托娃、索特尼科娃、舒姆科娃、谢缅丘克、马什科娃、基姆、济甘辛娜、科热夫尼科娃、洛日金娜、米罗诺娃、乌索姆托娃、托卡列夫斯基”

1980年3月丘索沃伊市女居民关于食品和基本生活品供应乱象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匿名信：

你好，亲爱的《真理报》！

我想请你们帮个大忙：帮我寻求真理。告诉我这个笨脑筋的女人，我究竟生活在哪种制度、什么社会。大家都讲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可我不信。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赋予人自由和富裕的社会。确实有人过得挺好，但不是每个人。我一整月买不到肥皂，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粗洗衣皂，香皂更别提了，这算哪门子富裕？我有三个孩子，老大8岁，老小9个月，我怎么给他们洗澡、洗尿布？请帮帮我，除非全国就我自己这样。而且不仅没肥皂，也没有洗衣粉和牙膏。我没多少东西喂小家伙，因为买不到碎麦米，也无黄油可煮粥。牙膏、牙刷都没卖的。2年没吃肉，最近我们每人凭票买了0.5千克，这是一年一次的供应。另一回我们凭票买了鸡肉，半只鸡俩人分。就连骨头都不常卖，一旦上货了也买不着，因为每人限购2千克，我排队排35位轮不到。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如何养家养孩子？今天在市场遇着投机倒把分子卖1卢布一块的洗衣皂，买不起。时至今日和平了三十年，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没鱼，什么无须鳕鱼、比目鱼、大西洋鳕鱼都短缺，偶尔有明太鱼，也是很少啦。巧克力根本不存在。面粉断货。劳驾解释一下是只有我们城市这个样，还是其他地方也这样？我排长队给家里买回1千克香肠，多了不卖。市党委完全漠视民情，群众口口声声叫他们“白宫”。当然人家用不着操心，毕竟共产党员吃特供餐厅，天黑了才营业，免得引人注目。就连市委看大门的也过得挺好，能往家带4根熏肠和炼乳。这批人眼里看不见贫苦，直接坐小车进餐厅，想吃啥吃啥，可平民百姓呢？请解释解释我们城市的情况吧，这些乱象我们忍无可忍了。食品缺，基本生活用品缺，商店唯独伏特加酒敞开供应，男人全成了酒鬼，上班也拎着瓶子，顿顿不落。

香肠每周销售一次，工人们排着队买；伏特加天天卖不光，所以除了喝酒还能吃什么干什么？流氓坏蛋充斥街头，谋杀、强奸、夺人衣物，警察无法破案，他们自己胆怯了。我没时间继续写，也不能落款签名。那就匿名信吧，只是我再难保持沉默。就算为真理我也不能坐牢，我有孩子。恳请你们，采取措施，帮帮我们彼尔姆州丘索沃伊市。

1980年4月11日彼尔姆州执委会商业管理局副局长И.Н.沃尔科夫关于检查丘索沃伊市商业情况致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的信：

针对《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诉苦信提出的问题，对丘索沃伊市国营商店食品销售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时发现有下列商品在售：5种通心粉制品，1-2种谷物，1级面粉和馅饼面粉，3种油：植物油、猪油和骨脂油（译注：从猪、牛之长骨、海绵骨提取的混合动物脂肪，形似融化的黄油），散装奶，酸奶油，立陶宛干酪，蔬菜罐头，3公升罐装蔬菜汤，酸腌卷心菜，咸黄瓜肉汤，酸黄瓜，西红柿，3公升罐装果汁饮料。新鲜土豆、甜菜根、盐腌西红柿及黄瓜有货。

糖果点心类：5-6种硬糖，1-2种蜜糖饼干，4-5种酥饼干，华夫饼干。鱼类：非洲鳕鱼，冰鲜沙丁鱼，罐装及散装斑点莎瑙鱼，五香小沙丁鱼，“旅行者早餐”牌鱼罐头。

每天有5-6间商店（共27间商店）出售香肠制品，平均日销量1.5-1.8吨。1977年2月开始施行凭票证向居民销售肉类的制度。

根据资源情况制定畜肉和家禽售价。

1979年库存肉类453吨，向居民销售240吨，供应战争残疾者和糖尿病患者60吨，供应社会福利部门153吨。今年1月-2月受肉类限额80吨影响，每人每月凭票购买0.5千克，共售出70吨。

1979年库存动物油337吨，向居民销售265吨。今年1月因货源匮乏未销售黄油。2月-3月限额37吨，售出20吨，每人每月凭票购买200克。

检查发现洗衣粉和牙膏无销售，但该商品第一季度储备已全部售罄。

责成主管贸易的市商业局局长Л.И.博扬京娜同志增加代售猪油的商店数量，确保不间断销售“小孩”牌混合奶粉、大米和鱼罐头，加强面包的质量控制。

管理局副局长И.Н.沃尔科夫

（译注：丘索沃伊市位于彼尔姆州东南，1979年人口56447人。）

1980年8月彼尔姆市“捷尔任斯基”机械厂工人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敬爱的编辑部！
彼尔姆“捷尔任斯基”厂的工人向你们致信。贵报写道暑假来临，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苦难来临，且年年如此。去年我们就想写这封信，后又觉得可能会有变化，尤其党做出决议后，可如今情况更糟糕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彼尔姆歪曲了帮助集体农庄采购饲料、收割庄稼这件事的本质。六月底厂里派许多人去集体农庄，每25位工人去一个，一直帮助到11月10号。但一个人不可能在集体农庄连着干4个月，充其量1个月，那就是说实际要去5、6个人。但你得知道，很多人基于健康状况无法前往，或者家里有孩子、老人需要照料等，因此所有的不幸都落在我们青年、中年肩上。即使快退休的也得去，却只拿50%工资，帮集体农庄干活都赚不够买面包的钱（一小撮人确实赚够了）。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集体农庄并不需要我们派出这么多人手。派人的事务工组长和主席直接说了算，宁可多派不肯少派，因为通常是不能补派的，集体农庄领导一旦跟不上计划就抱怨缺人，可明明有人闲着没活儿干。

今年情况依旧如此。而我们苦恼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工人不愿去集体农庄的原因在于：集体农庄领导变得蛮横无理，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安置情况，到了那儿待遇竟不如牲口。村里住房不够，就打发我们睡条件很差的房子，既无收音机也无电灯。街上放个公用炉子烧饭。没地方晾晒鞋和衣裤。他们甚至叫我们住没窗的房子，男女混宿，拉个床单当隔断。

总之我们过得就像石器时代原始人。贵报文章描述别的地方宿舍如何如何、食堂如何如何、供应如何如何，我们是不信的。我们大部分人挣钱很少，甚至欠着债，因为我们不采购饲料，而是做打扫畜栏、拉运粪肥之类，帮那些闲人干活儿。

州里也有保障工作、住房、餐食的集体农庄，但数量太少，奥尔金斯基地区就没有这种好农庄。你们可能会说应该多帮助，少叫苦，但有时连续几天没面包吃，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去帮助。虽然我们给你们写信，其实没指望你们做什么，因为这些事对你们而言太不真实了。我们理解（集体农庄）需要支援，但很快就会失去耐心再不去了，因为去了挣不着钱，白白损失工厂上班的工资。

最后讲几句帮农的事吧。我们秋天去郊区的集体农庄收土豆，人家自己都忘记时候到了该收。再说说被帮助者的行为，我们帮他们干活，他们不给我们送水，连个装水的桶都要不来。田野广阔不见一棵树，想生火却没劈柴，下雨必须赶快跑，否则淋一天。听说在乌克兰，帮农的人甚至有牛奶喝，我们却饮水不足。这些话若是30年前公开讲，可能会被判到遥远的地方，我们不相信今天还这样，这也是写这封信的唯一原因，但愿只是个别地区的问题吧。

谨启
全体职工，（代笔）科纳科夫”

1981年12月彼尔姆市专业设计与工艺局职工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81年11月，根据彼尔姆市苏维埃执委会的决定，企业职工、市各级单位职工和彼尔姆工学院学生被集体派往市果品蔬菜贸易组织基地采收蔬菜。我们是彼尔姆专业设计与工艺局的职工，分配在波利尼萨温斯基卷心菜储藏库工作。我们所有人对仓库几十吨、几百吨卷心菜腐烂、而市内商店无菜可卖这一事实深感愤慨。我们不得不把腐烂的卷心菜清出仓库，在院中堆积如小山。我们认为，那些负责妥善保管农业收成的人应当承担苏联法律所规定的最严厉惩罚。（因为）国家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上百人的劳动成果被毁。

究竟谁对此负责呢？

诺尔金、苏博京娜、马尔科芙斯卡娅、费多谢耶夫、库兹涅佐夫（共16人签名）”

1982年1月5日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书记В.А.科济奥罗夫关于“彼尔姆果蔬”联合公司仓库卷心菜腐坏的情况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通知贵报，经审查彼尔姆专业设计与工艺局职工关于“彼尔姆果蔬”联合公司仓库卷心菜腐坏的联名信，证实了信中反映的部分情况。目前材料已递交州党委协助调查，以便将重大过失责任人绳之以法。所采取的措施容后补充通知。联名信作者已于1981年12月31日获得州委商业和生活服务部指导员Б.А.鲍尔琴科同志口头答复。

苏联共产党彼尔姆州委书记В.А.科济奥罗夫”

（彼尔姆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延伸阅读：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94年在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室发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海因里希·雅戈达呈交约瑟夫·斯大林的一封信，报告找到并打开了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身后遗留的保险柜：

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同志：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管理员仓库内存有已故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的一个耐火保险柜。保险柜钥匙已丢失。
我们打开了保险柜，其中有：
1.帝制时代模压金币十万八千五百二十五（108525）卢布。
2.黄金制品七百零五（705）件，许多镶嵌着贵重宝石。
3.七张空白的帝制时代公民证内页。
4.七本下列姓名填写的护照：
а)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
б) 塞西利娅-奥尔嘉·古列维奇，
в) 叶卡捷琳娜·谢尔吉耶芙娜·格里戈利耶娃，
г) 叶莲娜·米哈伊洛芙娜·巴里亚京斯卡娅公爵夫人，
д) 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波尔济科夫，
е) 安娜·帕夫洛芙娜·罗曼纽克，
ж)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克列诺奇金
5.署名亚当·安东诺维奇·戈伦的一年期护照，
6.署名叶莲娜·斯塔尔的德国护照，
此外还发现了总额七十五万（750000）卢布的帝制时代债券。
同专家一起对黄金制品进行详细清点。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
1935年7月27日

此时距离这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逝世已十六载。他为什么在个人保险柜存放这些东西，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近期苏共中央收到大量关于城市和工人新村粮食、糖、食油、肉类等必需食品供应不满意的群众来信。

以下是部分信件摘抄。

格罗兹尼市各企业、机关41名工人和职员联名致Н.С.赫鲁晓夫的信：
“亲爱的、最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来自格罗兹尼各企业、家住本市不同地方的工人，想向您提出关于面包、糖、油、肉等食品贸易中最无法容忍情况的集体控诉。目前在市内或工人新村购买1千克面包需排队2、3、4个小时。食堂和小吃部每人限购300克面包或半个长条白面包，吃不饱也不能再要，他们说出售面包执行严格配额，却无人解释配额究竟如何。商店每1个月或2个月供应一次糖和黄油，因此几百人排长队，边排队边争吵、打架也就毫不为奇了。结果就是，假如一位工人不能排队3、4个小时买面包，除了在食堂耗个45-60分钟别无他法，糖和黄油什么味儿都快忘了。不久前苏共格罗兹尼州委审议了本市面包等食品的贸易问题，但从那之后情况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呼吁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采取适当措施处理那些对食品尤其面包贸易有严重过错者，因为目前的局面根本无法容忍。战争年代和战后几年我们做好了准备承受一切困难，但眼下在我们看来已有充分条件满足工人和职员的需求，为他们提供足额面包及至少50%的糖、油等副食品。我们每天孜孜不倦工作，我们供职的企业一贯完成国家计划，所以我们有权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对我们的关心和着想……”

莫洛托夫州巴甫洛夫斯克市石油机器制造厂工人、苏共党员Л.И.索罗多夫尼科夫同志来信说：
“在这里我请求你们着手干预居民食品供应的问题，如肉类、香肠、罐头、糖果、白糖、饼干、蜜糖饼和动植物油，以及服装如毡靴、皮靴、儿童鞋等…… 我们巴甫洛夫斯克距离地区中心120公里，商店除了茶叶和38卢布的糖果几乎什么副食品都没有，夏天进货的白糖也少得可怜。面粉每年只卖3次：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工人合作社，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商店根本不卖黄油，香肠也完全没有…… 商业机构努力采购更多工人们需要的商品，如毡靴、皮靴、透花纱、绵绸、毛料子、缝纫机等，想了各种办法，但进入零售环节供工人购买的非常少。我家7口人，估计将来更多，老婆是党员，以前在工厂铸造车间，现在不能上班了，二等残废，肺结核病，最小的儿子两岁半也有病——妈妈传染的，她们都需要营养，主要是脂肪等，但商店买不到，除了私人市场：黄油每千克50卢布，肉20-25卢布。天气越来越冷，我全家都没有毡靴，因为商店不卖，私人市场一双250-300卢布的买不起…… 我决定请求你们解决这些商品问题，惩治违反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的人，并采取措施……”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特拉斯市工人、党员扎米亚京同志来信说：
“我迫不得已给你们写信，提出向科特拉斯市民供应食品和基本必需品的问题。过去十年尤其1955年生活物资保障情况非常糟糕。商店有卖品质很差的鳕鱼，而且往往连续几个月断货，鲱鱼也有。至于肉类每年销售不超过5-7次，品质不佳，工人难买，因为要排队5小时，如果你和妻子是双职工，下班赶来早已卖光。市场的牛肉24-27卢布一千克，猪肉27-30卢布，工人阶层难以负担。黄油每年供应三次：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总要排队2、3个钟头才能买着…… 话既说到这儿，工人和家属买个面包都要排队5小时，其他东西更别提了，而市领导却对城市居民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漠不关心。至于其他生活物资供给如成衣、鞋靴、外套，不敢奢望，我本人度过了战后10年光阴，现在全家7口，买不上1米毛料子……”

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沃特金斯克市工人Н.С.巴尔明来信说：
“一年多以来我们沃特金斯克一直缺少面粉、糖、油等基本食品。比如1953-1954年商店每个月都卖糖，每次几乎卖一星期，而今年5月1日至今只在1-3个商店销售了3次，每次还不足1天。本市居民被迫前往其他城市甚至邻州（如莫洛托夫州）买糖。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倒是不缺吃的，我们市民去那里买1千克糖或面粉却要排队一整天。街坊邻居和工友同事之间聊的尽是去伊热夫斯克等城市买食品过节的话题…… 另外市民中还流传着关于食品短缺现状的不健康言论…… 在厂党代会总结改选大会上，沃特金斯克市委第一书记被问到关于我市食品短缺的问题，他的回答令现场代表们哄堂大笑，全对他的说法不满意。请问，如果共产党员都不能得到清楚明确答案的话，又怎么向广大党外人士答复解释呢？”

加里宁格勒州维索科夫斯基地区扎戈尔斯科耶七年制中学工会组长А.Ф.彼得罗夫同志来信说：
“扎戈尔斯科耶工会小组指派我向党中央写信如下：农村居民尤其农村知识分子的供应非常糟糕。教师工资不足以喂饱全家，也不够到维索科夫斯基地区莫特科夫斯基农村消费合作社商店购买日用工业品。老师们至今仍要远赴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采购糖、砂糖、谷物和面粉，但教学期间除了节假日哪有时间去呢？学校曾对上级提出保障食堂必需食品的请求，如石沉大海。区党委和区消费联合社很清楚全区居民供应情况，可就是不采取行动。加里宁州消费联合社同样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做的只是在节日：新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供应白面粉及糖果点心之类副食品，平常没有。这对吗？强烈呼吁党中央指示我们地区的贸易机构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必需食品……”

基洛夫州“基林铁建”托拉斯第10建筑队工会主席罗曼诺夫同志来信说：
“应第10建筑队工会及广大职工的委托，特此请求协助解决建筑队工人食品及日用工业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州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掌握建筑工区工人工业用品尤其食品短缺的实际情况，却至今未采取措施任其恶化。建筑队工会及行政部门多次亲自向纳戈尔斯基森工局工人供应处提出申请，约见了基洛夫州党委代表、林业与合金工会州委代表及“基林铁建”托拉斯负责人，毫无改观…… 现提供工人供应处公共饮食保障方面的一组数据协助判断：8月19日到10月5日，一百五十名工人、职员及家属从纳戈尔斯基森工局工人供应处供应站获得各类食品如下：肉和肉罐头153千克、蔬菜（卷心菜、黄瓜）432千克、食用油144千克、白糖100千克、硬糖103千克、各色面食280千克。上述食品主要进入食堂，不在食堂吃饭的工人家属只能到食堂商店购买200克人造奶油、谷类和1-2千克蔬菜，一个半月里没买到过1克肉和糖。工人中间正在滋生不满情绪，部分人拒绝上班，部分人劳动合同期未满自行离职。过去3、4个月未经批准脱离岗位者16名，多数是青年……”

科斯特罗马州谢克沙姆斯基林业局局长М.В.亚季科夫同志来信说：
“赫鲁晓夫同志，冒昧向您写一封短信，告知您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目前对我们工人的食品供应十分糟糕，我手下300名工人，只供应200千克面包。这些人单身未婚者极少，几乎每家都有3、4甚至8口，所以每天至少需要500-600千克面包喂饱900多张嘴，可我们只有200千克。兄弟单位的情况基本类似，1955年秋每天200千克，更何况没有谷物或糖。工人天天质问我为什么没面包、没糖、没谷物，我哑口无言不知该说什么。11月7日放假，工人们连1克糖都没有，没有任何过节的东西。赫鲁晓夫同志，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完成计划呢？每天十几个女人抱着孩子找我哭诉，说她们在家没面包吃，丈夫从森林收工回来都没法开晚饭。我不知道谁该对此负责，区委表示这就是极限了。赫鲁晓夫同志，这封信绝对属实，我相信说实话只会起好的作用。”

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的Н.И.阿诺索夫来信说：
“我们塞米巴拉金斯克市频繁出现面包短缺，尤其进入10月以来面包店大排长队，从凌晨4点开始排。面包店早晨8点上班，11点就售罄关门了。而且大部分面包掺了黑麦，口感不好。人们为买面包不得不中途脱岗或迟到，因为准点下班以后什么也买不着。商店的白糖从节日到假期之间供应，无其他甜食，饼干时有时无。比如1955年10月25日之后长时间不卖白糖和糖果，即使卖白糖也每人限购0.9千克，照样排长队。油的情况同样不好，黄油几乎见不着……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不仅成年人吃不上维持健康的食物，连给小孩买吃的都难……”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塔吉尔市奥西波夫致Н.С.赫鲁晓夫的信：
“如您所知，下塔吉尔是个大城市，但这座大型工业城市却秩序混乱。在塔吉尔，尤其乌拉尔车辆制造厂新村，商店出现长时间排队买黑面包的情况，白面包就不用说了。长长的队伍连站几个小时还不一定能买到，肉、糖、油、奶更加渺茫。为了获得这些食物，说得客气点儿，跟打仗差不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苏联人习惯了困难，十分理解并且有办法应对这些困难，但当事情愈发丑恶离谱到不属于困难而是其他情况的时候，当人民群众无法及时买一块黑面包、下了班排队两三个小时却空手回家的时候，简直太过分了…… 下塔吉尔地方政府对商业和居民供应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反应迟钝或根本不重视，所以局面不但没变好反而更糟了……”

新西伯利亚市基里亚科娃、希维亚科娃、舒姆罗、雅科夫列娃的联名信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首先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日向您表示祝贺。大伙讨论了很久，决定写信告诉您一件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商业方面至今情况糟糕。您或许不同意这一点，毕竟跟西方签了贸易协议，我们看报纸有所了解，也很高兴与邻国的关系改善。但国内贸易怎样，谁来关注呢？我们住新西伯利亚市，食品店几个月不卖油，糖、白面包和其他面包无影踪。乳制品如鲜奶、酸奶油、奶渣等通常很少见。肉、鱼、蔬菜、水果、面粉和谷类也是零星出售，一旦听说开始卖什么了，排队若干小时就一定能买到吗？买不着洗衣皂只好用香皂，但贵得多啊。日用工业品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儿去。冬天快来了想买毡靴，但没货也不会有货。儿童暖衣、皮大衣也没卖的。而夏天买不到凉鞋、拖鞋，鞋的尺码也不全，应该生产更多常见尺码的。至于网状纱、床罩、贴身内衣等只能去旧货摊花高价买。苏联成立38年了，很遗憾我国贸易系统至今仍如此混乱。倘若我们这儿的物资供应像莫斯科、列宁格勒那样该多好啊。而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假如这封信有说得不对之处或者您想答复，请通过《消息报》发表。”

新西伯利亚市转送党员M.Е.马什塔科娃同志的信说：
“最近三年（1953-1955），由于党和苏维埃贸易管理工作的恶化，西伯利亚各城市大部分劳动者的物资水平急剧下降，主要表现在食品部门。尽管国家屡次降低基本日用品和食品价格，但食品售价仍比国家定价高5-6倍，导致工人和职员等直接生产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物质福利降低。国营商店完全没有鱼，肉很少且瘦得让人不想买，白糖和面包制品销售长期中断，几乎见不着糖果制品，水果无论干的或新鲜的根本没有，蔬菜也绝无出售。由于上述情况人们抱怨连连，说：‘我们的钱都进了投机倒把商贩和集体农民腰包，估计很快会出现财政困难，因为钱都藏花盆了’。”

喀山市转送634工厂女工人М.罗曼诺娃致Н.С. 赫鲁晓夫的信说：
“我想让您知道喀山市的商店缺少食品，货架空空如也。如果您来我们这儿的食品店，只能买茶叶、咖啡和玉米片，这就是全部了，谷物制品、肉、白糖、糖果、食油、鱼类、饼干、蜜糖饼甚至贵的35-40卢布一千克的糖果都完全没货，更别提便宜的了。我不明白如今食品状况怎么会这样…… 无论您何时来，若正巧看见我们拎着什么东西，可别以为是免费发的，那都是商店里花钱买的。若您站在柜台前被汹涌人群挤得无法脱身，那只是因为东西紧俏才来这么多人……”

鄂木斯克州转送纳济瓦耶夫斯基发电厂工人列昂诺夫、安德烈耶夫斯基、利森科的信：
“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约一年多）严重食品短缺。首先面包店排队极长，工人们整宿等待。对于那些第二天上早班的尤其困难，如果家中无闲人代劳那就更难了。这段时期白糖、谷类、食油都未敞开供应，偶有销售也被那些不从事有益于社会劳动的人买走了，工人是买不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曾向苏共区委反应，叫我们上区执委会商业局，那儿的人表示有限额，超过限额即不能增加面包烘焙量。今年春天我们致信《真理报》，编辑部回信称已将我们的信转交鄂木斯克州党委秘书处，但我们未收到答复，之后亦未改善。我们认为当前情况极其无法容忍，因此恳请你们予以协助，至少提供够吃的面包……”

由于供应不足，一些信件表达了有怨气、不健康的观点。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转交比金斯基地区Н.А.巴尔通格的信：
“当村镇商店10月31日宣布将因为收购土豆而暂停供应白糖时，村劳动者对地方当局的举动甚至政府本身深感不满，因为村民的主食是面包和糖，而且长期限量供应，买面包须凌晨3、4点排队，买糖从半夜排队，谷类一个月出售一次，廉价卷烟无货，马合烟也无货。曾为了糖的问题找过市委，人家的答复就好像我们什么都不懂似的……”

车里雅宾斯克州索斯诺夫斯基地区安装工人А.А.戈卢别夫的信：
“今天11月7号，我4点起床出门排队，9点半买到面包，寒风中站了5个多小时。排队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先简单介绍自己，我是俄罗斯人，1920年生，安装工，受过初级教育，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她真正繁荣幸福。我们苏联的很多实际情况令我很不满意。今天是伟大的十月革命38周年纪念，苏联共产党领导我们富裕而辽阔的国家将近四十年了。集体农庄成立了这么多年，本应将我国农业发展到难以企及的高度。但如果集体农庄无法产出足够国内消费的粮食，其基础大概不太牢固。自集体农庄建立以来我国一直缺粮，至今仍缺。无论颁布多少决议、命令、指示，要求我们的集体农庄提高农产品产量，竟都无济于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事业进展不顺利，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在苏联的生活在物质意义上比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更差？我国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看来错在你们自身，也就是中央和以主席为首的苏联部长会议——你们治国无方，快四十年了没让人民过上理应享受的好日子。错的是您，赫鲁晓夫同志，是您造成我为了块面包寒风中排队5小时…… 请原谅我不礼貌的言辞，请相信我给您的公开信是出于真诚心愿，愿我们苏联各方面能够越来越好……”

喀山市Н.罗曼诺夫来信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个工人给您写信，保证句句属实。或许信永远到不了您手，但我仍然希望它能帮助我国主管部门看到真实情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报纸和电台说我们什么都不缺，甚至有富余，其实商店除了螃蟹罐头什么好吃的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喀山就连黑面包都不够，更别提白面包了…… 战争结束10年，按说生活该恢复到战前水平，可惜不然，甚至不如战前。以我目前的经济水平足够在1927-1929年买栋房子，可现在都没法在商店买面包、糖、土豆和肉…… 请您更加详尽了解群众需求，改善我们的生活。人民信任自己的政府，但食品供应情况很糟，我们都想生活的更好，也理应生活的更好；不能光莫斯科的商店有琳琅满目食品，喀山也该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本应吃饱喝足、衣衫体面，但我所见的并非这样，我家四口人都工作，挣3000卢布，仍感觉日子紧巴。我想请您鞭策一下我们慢性子的州党委书记穆拉托夫同志，另外如果可以的话，请您通过电台如实告知各项困难。相信未来将会更好，二十大上您清理了旧摊子、计划了新生活，我们自己也能逐步实现最好的结果……”

古比雪夫州新古比雪夫斯克火车站第4通信段工人Н.И.尤尔科夫来信说：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原谅我的坦率和焦虑，我想得到问题答案。我们为捍卫和平的成绩而高兴，为我国工业、建筑业、文化事业的进步，尤其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增加而高兴——反正电台和报纸这么说。可这都是宣传，实际情况怎样呢？还不是活一天算一天，有时就这一天都难熬。我代表不了所有人，可我敢断言，别的劳动者无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子生活（面包白水）。说说我自己吧，本人15岁参加工作，劳动了22年，一向成绩优秀，但多年来所见的只有贫困，尤其最近几年工人几乎拿不到仅够糊口的工资。我们听到、读到的宣传说我国食品全面丰富，农产品各项指标超额完成计划，那么这些东西在哪儿呢？为什么商店货架空了3年（当然酒不缺）。工人们无处购买谷物、肉类、油、糖、面食之类吃的，甚至面包都不够。要何去何从，往后怎么活？…… 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生活的真相，我觉得政府不掌握下面真实情况…… 我明白当官的会因为这封坦率的信追究我，但我不怕，因为这些都是实情，我也不愿帮着宣传掩盖实情……”

其他城市、州和共和国亦有类似内容来信。

苏共中央总务部信访局主任（签名：谢布雷金）
1955年11月24日

延伸阅读：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上）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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