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费多罗娃1909年12月生于圣彼得堡。父亲阿列克谢工人出身，革命后成为克里姆林宫证件管理处处长，母亲是家庭主妇。

卓娅·费多罗娃自幼喜爱表演，在学校兴趣小组展露头角，但爸妈认为这只是孩子一时兴起，强迫她到苏联国家保险管理局当会计。卓娅不肯放弃演艺梦，1930年考入革命剧院学校（译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剧院）深造，凭个人能力获得导演青睐，开始出演电影角色。

卓娅学生时代嫁给演员列昂尼德·韦茨列尔，离异；又嫁给电影导演弗拉基米尔·拉伯波特，离异；之后与苏联英雄、战斗机飞行员伊万·克列晓夫同居，未登记结婚，克列晓夫1942年坠机身亡。

1939年卓娅荣获劳动红旗勋章，1941年、1942年两次领取二级“斯大林奖”。1945年在红军节招待会上结识美国武官、海军飞行员：杰克逊·塔特（46岁），坠入爱河，诞下她唯一的女儿维多利亚，为掩人耳目匆忙嫁给作曲家亚历山大·梁赞诺夫。1946年塔特被苏联驱逐出境，直到1964年才得知在苏联有个后代。卓娅·费多罗娃辉煌生涯因此蒙尘，不久即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拘押在列福尔托沃监狱。1947年法院判决没收其全部财产、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服刑25年。后来服刑地点改为车里雅宾斯克监狱，又调整到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卓娅的两个姊妹同样命运凄惨：玛丽亚被发配到沃尔库塔某砖厂劳动十年，1952年逝世；亚历桑德拉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农村，含辛茹苦抚养自己的孩子和维多利亚。

1955年2月卓娅获得平反，一时无处栖身。好友利季娅·鲁斯兰诺娃敞开家门，积极安排母女相认。不久卓娅在莫斯科市塔拉斯·舍甫琴科堤岸街分到两间卧室的小公寓。

虽然重归自由，但多年牢狱沉重打击了卓娅的健康和身材。尽管观众仍然喜爱她的才华和演技，却只能在一些电影中承担小角色。1965年政府授予卓娅·费多罗娃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称号。她最后一部出镜作品是1979年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扮演女宿舍看门大妈。

按常理，这种情况下卓娅·费多罗娃生活应该挺拮据的。可1970年代中期她突然发财，在莫斯科市库图佐夫大街4/2号公寓楼弄到一套两室一厅，同许多文艺界名流为邻，大量购买昂贵家具、古董和名画真迹。

原来，卓娅跟总书记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和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之妻斯维特兰娜关系友善，这两位曾是她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堤岸街的老邻居。勃列日涅娃迷恋钻石，费多罗娃受她影响也开始投机宝石、黄金、古玩和名画。虽然购入珠宝花费不少，有时高达十万卢布，但转手即可获利50%甚至100%。因为卓娅的客户大多是高级干部及干部亲属，勃列日涅娃会在行情见涨的时候通知闺蜜，想不赚钱都难啊。

除珠宝外费多罗娃还兼营古董。她家仿佛中转站，自己拍摄新到手的“稀罕玩意儿”，编成目录册寄送外国顾客。她的一位亲戚说曾在她家见过“大钻石、真迹和古代雕像，都是国外弄来的”。

此时卓娅女儿维多利亚已经搬去美国投奔亲爸，自己也结婚生子。借此便利条件，1976年卓娅得以赴美跟老情人见面。之后多次申请移民，屡遭苏联政府拒绝。然而根据一些报道，1981年她终究办下来梦寐以求的证件，另有说法称维多利亚动用了全部人脉关系促成妈妈移民。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也可能卓娅·费多罗娃已经意识到危险迫近。1981年她与女儿最后一次通话，称“我就快被杀了”，但维多利亚当时没留意。12月10日凌晨卓娅打电话给某朋友，谈论将要去克拉斯诺达尔旅行，下午一点多又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女同事打电话。

之后71岁的卓娅·费多罗娃失联，叫门不开、电话占线。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费多罗娃朋友玛格丽特·纳博科娃，两人当天约好见面，纳博科娃两次登门敲不开，遂在门上贴张字条。可能越想越不对劲，联系卓娅的外甥尤里（他有备用钥匙）紧急赶赴库图佐夫大街。尤里抵达后见卓娅家开着灯锁着门，拿备用钥匙进屋，赫然发现卓娅坐在扶手椅上已死，一只手握着电话听筒。侦查员后来确认卓娅系被人从脑后10-20厘米位置一枪打死，子弹穿过左眼和眼镜片。

事后亲戚们回想起诡异细节：卓娅死前曾抱怨有人寄给她左眼被挖去的恐吓照片。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细节是，卓娅伤口周围的头发排列整齐，显然凶手开枪后梳理过她的头发。

莫斯科第123警察局原刑侦处长鲍里斯·克里沃舍因介绍：“首先看到的是椅子下面一滩血迹。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碰，进行外围检查。我们毕竟不是新手，发现了一些痕迹，搞清了一些问题。我摸她腕子，脉搏没有了，但体表还是温暖的”。

弹道专家鉴定子弹系德国绍尔38H手枪射出。全苏联仅三位公民登记持有该型号手枪，寻找他们毫无困难，但调查排除了三人作案嫌疑。费多罗娃尸体状态表明她是在接听电话时中枪，但无法确定来电号码。门锁无强行破坏痕迹，意味着凶手是熟人。桌上摆放两个茶杯、一碟蛋糕，显示主客吃东西聊了一会儿。1981年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谢尔盖·布捷宁指出：“当我们检查案发现场时，见她穿着破拖鞋、窟窿毛袜和一件旧睡衣，表明来访的人和她关系很亲密”。

另一条佐证熟人作案的线索是：费多罗娃几乎不在陌生人面前戴眼镜，也不让不熟悉的人进屋，或者隔着门谈话，或者约在楼院谈话。费多罗娃亲戚说：“她从不让生人进家，即便白天也用滑链锁门。夜晚放一个折叠梯，如果门开了梯子会倒下发出响声。”

于是重点侦查死者亲属，就连年少的也被从学校叫出来问话。警方不排除外甥尤里嫌疑，但他有确凿不在场证明：案发时正参加选举报告会。即便如此，他仍然被拘留一段时间，导致社会传言他是真凶。

卓娅的几位朋友想起12月10日她在等候一位“法国朋友”，姓名不详——此人身份始终成谜。其他朋友则说卓娅等候的是“老阿尔巴特街的朋友”，该人儿子侨居美国，计划去探亲，卓娅想请她捎带几样首饰给女儿维多利亚。对此，公寓楼女门卫告诉侦查员案发当日只有纳博科娃和尤里两人找过费多罗娃，未见别的访客。警方推测凶手可能从房顶进入楼内，杀人后沿原路逃跑。这里顺便提一下，费多罗娃遇害几个月后纳博科娃也死了，死得莫名其妙。

侦查员检查费多罗娃尸体旁笔记本，大吃一惊：里面居然记了两千多个电话号码以及约1500条莫斯科地址和外市地址。屋内没有明显劫掠痕迹，但丢失一枚五万卢布戒指、银餐具和画家马蒂斯原作。迅速查明出售赃物戒指的投机商，家住塔干卡，非法持有未登记的绍尔38H手枪！

警察前去抓人，投机商坐出租车逃跑，刑侦处长鲍里斯·克里沃舍因随手拦截社会车辆紧追，命令驾驶员踩油门撞上去，幸好出租车司机反应快及时停车投降。经过一番调查，确认该投机商与谋杀案无关。

另外，侦查员检查费多罗娃寓所时注意到地板和架子放着许多珠宝标签，但未找到珠宝本身。继续深入搜索，发现一处狭小的秘密储藏间，塞满女士提包。其中一个提包装着三千卢布，另一个装着一根金链，其余都是空的。警方研判这些提包不太可能是凶手目标。

有传言称费多罗娃收藏了一枚大钻石，凶手直奔钻石而来。还有传言称费多罗娃用皮箱装了大量准备邮寄境外的宝石，皮箱不翼而飞。这些传言从未得到官方证实，但费多罗娃遇害或许是因为她参与非法珠宝交易，知晓许多犯罪内幕和参与者而遭灭口。亦或许她再一次申请移民失败，愤而敲诈交易链条上的某个高层人士，结果被一枪打死？

此外，费多罗娃死前不久曾将一幅昂贵名画寄给女儿，认为这幅画在美国拍卖所得够她俩多年生活，但维多利亚联系卖画时得知系赝品。那么费多罗娃会不会找卖家算账啊？原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内务部刑侦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潘金持此观点：“显然费多罗娃要求欺诈卖家退还钱款。也许她施加了压力，也许那些骗子害怕被揭发，所以杀她灭口。没有政治因素，纯属刑事犯罪。”

排除费多罗娃“早年同克格勃合作，因移民被克格勃消灭”的无凭据猜测不提，警方认为这位著名演员的遇害原因多半是经济因素。高级侦查员谢尔盖·布捷宁说：“有一种说法是她拿了某人东西未付款，第二种说法是她用了服务没给钱，比如贿赂海关边检，或者欠保护费”。

编剧爱德华·沃洛达尔斯基评论该案称：费多罗娃可能是被女婿杀害的。她女婿是飞行员，定期从纽约飞莫斯科，理论上能够敲开门杀死丈母娘、劫走珠宝。无论如何，费多罗娃死后这位女婿摇身变成大企业家。

警方侦查卓娅·费多罗娃遇害案约两年，之后由内务部转交克格勃并列为机密。侦查期间共询问约四千人，但缺乏充足证据始终不能结案起诉。

卓娅·费多罗娃下葬瓦甘科夫公墓，独生女维多利亚未出席葬礼。有人说苏联当局禁止她入境，也有人说她相信返回苏联有生命危险。2012年维多利亚·费多罗娃在美国逝世。前些年卓娅的外孙从美国飞赴俄罗斯，呼吁俄联邦总检察长承认他也是该案受害者，重启调查。他的呼吁无人回应。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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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培根和奶酪的香喷喷土豆饼，外酥里糯，回味无穷。

所需食材：

土豆泥（咸）：250克
黄油：60克
硬奶酪：65克
鸡蛋：1个
面粉：80克
培根：2片
调味粉：1勺
盐：酌量

步骤:

提前做好咸味土豆泥，沥干水分，趁烫掺入60克黄油，加奶酪碎。注意，你选购的硬奶酪要确保后面加热时充分融化。

土豆泥冷却一会儿，撒1勺你喜欢的调味粉或香草碎，打1个鸡蛋、加入面粉充分搅拌。少捏一点尝尝盐味，再加入切碎的培根（猪肉培根或火鸡培根皆宜），搅匀。

烤盘涂抹黄油，撒一层干粉，把面团薄薄平铺到烤盘上。因为我用的圆形披萨模具，所以小刀划出扇形，如果方形模具就划小方块。烤箱预热至180℃，烘焙25-30分钟，视情况增减，底部、顶部变色即可，谨防烤焦。

取出饼稍稍降温，沿划痕分切。

不妨带去户外，搭配开胃小菜或啤酒。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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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见证人”项目的一部分，“纪念”国际人权协会自2008年开始一直在搜集苏联极权主义受害者的口述回忆。记者观看了数十小时采访视频，特向读者推荐其中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

“太阳，斯大林，七年”
西蒙纳斯·纳尔布塔斯，维尔纽斯市，2009年采访

“本人自幼爱国。1940年我国丧失独立（注：苏联吞并立陶宛），不仅我深感震惊，全家都惊呆了。我们被迫接受国土陷落、主权沦亡的现实。

之后又来了德国军队。星期天战争爆发，星期三或星期四德军进城。民众将此视为解放，因为（苏联政府进行的）驱逐太可怕了。我家波兰邻居深夜被拖走…… 唉，他们肯定是难民吧。总之，德国占领开始了。

头几个月立陶宛的行政管理似乎井井有条，但紧跟着迫害、屠杀犹太人。如果说民众起初曾将德军视为解放者，还问：“你们西欧文明之师做的什么事呀？”这下大家彻底看清德国人嘴脸了。实际早在那年八月底民众已经察觉不对劲。所以1942-1943年，我还是个三、四年级学生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四处张贴传单、布告，呼吁反抗德国占领。

圣诞节（1945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搜捕我们同学。十个、二十个、三十个被抓走。我意识到危险迫近，没有继续念书的希望了，犹豫着究竟逃入森林呢还是就地躲藏呢？或者什么都不做傻等被捕？妈妈哭着说：‘我如果看着你死，我也不活了’。你知道吧，那时候当街枪毙游击队员，三十具尸体横卧人行道。妈妈说：‘继续这样下去我心脏受不了’。

结果1946年新年刚过我就被抓，指控我参加ЛЛА。ЛЛА是领导武装抵抗的地下组织，全称立陶宛解放军。可我并不是ЛЛА成员。总之，背负沉重罪名在希奥利艾监狱坐牢。我才十七岁半，绝不认罪，毕竟我没参加ЛЛА。可能跟办案的吵嘴把人家惹火了，他们把我关进窗玻璃碎掉的囚室，冬天在里头坐了快三个月。太冷了，窗大敞着，当时是1月份、2月份。我根本睡不下，只能蹦蹦跳跳，因为入狱只穿着学生服，一套少年西装、一件旧大衣而已。

谈到这儿必须指出，1941-1944年间成立的立陶宛青年抗德组织后来统统被打成反苏组织，因为我们没有为苏联而战。凡参加者一律判处有罪，当然包括我。但开庭前检察院把我那份起诉书的58条1а款和58条11款删除，改为58条第10款第二项。
（译注：即改“平民叛国”指控为“反苏煽动宣传”）

那么我犯了什么罪呢？战争期间我写过一首诗，寄给某共青团员，其中有一句：太阳斯大林，打了引号，写做：看见‘太阳’斯大林，于是判我七年。

这句话确实没什么要紧，但他们如临大敌，判刑七年、剥夺权利三年。判决书写道：‘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休庭当天押我到考纳斯监狱，同监室四个人，两个死在劳改营。第一位刑期最短，才关三年，可惜死得早；另一位十五年苦役，1948年死的。

我们从莫斯科步行去雅罗斯拉夫尔，三天没吃没喝。到雅罗斯拉夫尔开饭，永远忘不了那是我今生吃过最好吃的面包，五个人分食一条。继续从雅罗斯拉夫尔启程，连走三天，又没吃没喝，饿得我头晕眼花起不来床。好容易走到乌赫塔，乌赫塔递解站。”

“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叶卡捷琳娜·阿诺欣娜，沃罗涅日，2008年

“我们走在路上，哥哥穿草鞋，妈妈穿草鞋，这样的人也叫富农。姐姐去教堂穿皮鞋，然后脱下来包好，光脚回家。她爱惜东西。

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有个穿马裤的人，拿着某种书或笔记本来我家说：‘收拾东西吧’。妈妈说：‘去哪儿？’答：‘去新村’。妈妈哭了，姐姐哭了，我们都哭了，我刚六岁，站在装娃娃的铁皮盒子旁。

父亲坐拉牲口的火车先走一步。母亲什么也没带，衣服、鞋子都没带，走得可忙乱。那年她三十岁，哎不对，三十六。

她匆匆舀了一桶黑麦，仅此而已。没给我们兄弟姊妹拿东西，无论冬装、夏装或铺盖统统没带。然后上火车，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又往后开、往后开、往后开、向前开、向前开，驶向科特拉斯（译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小城）。我不知道哪天到的科特拉斯，下车人家安排我们坐驳船。

1933年闹饥荒，要命了，活不下去。没地方割草，去林子剥杉树皮，推成白粉粉烤糕饼，人家管这叫糕饼。唉，杉树皮那个味儿啊。我没吃这种糕饼，哥哥姐姐吃了，因为我咽不下去。

萨沙叔叔死了之后，每天抬出去四十口棺材，都是饿死的。有件事真假我不知道，听旁人讲的——他们想把某个死人跟他合葬，刨开坟墓，他没在棺材内。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我不知道萨沙叔叔究竟被吃没有。反正都说他不在棺材。”

“傻妞，你们班一半孩子没爸爸”
伊丽莎白·达维多芙娜·利夫琼，莫斯科，2008年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一年了，我仍然记忆如新，恍如昨日。后半夜我被惊醒，我13岁，睡在一个箱子上。我们全家五个人住13平米，我、爸妈、弟弟和帮佣。集体公寓五六个房间，每户一间。房间中央放张小床我弟弟睡，我睡箱子，爸妈的床贴墙，帮佣在门口睡行军床。

当我妈妈领那两个人进屋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刚才还看见我爸穿燕尾服站在舞台灯下，漂亮的妈妈盛装边弹边唱，忽然来到这种房间，看见这种‘装潢设计’，这种带行军床的豪宅。俩人呆住了，其中一个问：‘盖格纳住过这儿？’——‘住过’，不是‘住这儿’，而是‘住过这儿’。问帮佣，帮佣说：‘是的’。

收拾行军床的时候俩人一动不动，我和弟弟都惊醒了。我们站起来，妈妈面如白纸两腿发软，紧紧倚着柜子。俩人开始翻找我睡觉的箱子，翻了又翻，除了些衣服没别的。

十六年后我们得知，不，十九年后，1956年我们才得知，他（父亲）被捕一个月就枪毙了。

两个月后我在学校，一位女老师忽然叫我：‘丽佐奇卡，校长找你呢’。我往校长办公室走，边走边抖。我是个又瘦又小的女孩，进了屋忍不住哭鼻子。校长紧紧搂着我，说：‘你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他首先问我：‘妈妈在家不？’我当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他想知道我和弟弟有没有人管。我说：‘在家’。他说：‘感谢上帝！那你哭什么？’

我说：‘我怕学校的人知道我爸被抓’。校长说：‘傻妞，别怕，你们班一半孩子像你一样爸爸不在家’。校长名叫特罗菲姆·尼基季奇·波利修克，我深深铭记七十年，就因为他对我讲这几句温言善语。

我家有个侄儿，在学校站队听通报：斯大林死了，顿时两眼发黑昏倒。我们用笑话回忆那些岁月。斯大林是神。神啊！但愿斯大林知道他们对我爸爸做了什么！（斯大林）签个字（爸爸）就被枪毙了。但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太不公正了，太瞎扯了。他自己不知道被下面人糊弄了。大家曾经都这样想问题。”
（译注：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大卫·伊萨科维奇·盖格纳1937年12月演出时被捕，1938年1月枪决，1956年12月平反恢复名誉。妻子塞西利娅·楚德诺芙斯卡娅是歌手）

“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妮娜·福明奇娜·斯米尔诺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克鲁泡特金市，2008年

“我妈是乌克兰顿涅茨克州人氏，我爸是沃罗涅日州的。妈妈跑去沃罗涅日州嫁给爸爸，两人生儿育女，辛勤工作，挥洒血汗。

务农的人都知道土里刨食多么艰难。凭着两个人、四只手养活全家。原本有十个孩子，两个早夭，因为挣的钱除了糊口还要缴付地租。好在没挨过饿，穿粗麻布衣服。

1930年强制集体化，妈妈扯了几尺印花布——就是过节穿的花裙子布——缠在我们肚子上。我家三个女孩，我1926年生，二姐1925年，大姐1924年。妈妈把印花布缠我们肚皮上，保住这些布没被人抢走。他们把我爸穿的毡靴硬脱下来没收了。

妈妈的父母姓库特尼亚克，我知道外祖父叫谢尔盖，因为妈妈叫安娜·谢尔吉耶夫娜。外祖母人称阿纳斯塔西娅阿姨，因为她本名是个少见的乌克兰名字，如今我也记不得了。

1930年我家被划为富农，没收土地和生产手段。实际我家只有孩子多，别的样样缺。贫农会议决定我们属于富农，抄没充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清算，反正档案上这样写的。意思就是毁灭我们。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么是人民公敌、被流放者，要么是特殊定居者。可一查档案：没有其他任何公文，所以没人决定如何惩治我们，也没人决定是否流放我们。但我们终究被发配西伯利亚。

全家登上牲口车厢，那时我还小，记得车厢黑乎乎，有人坐稻草，有人坐破布。下了火车，让我们小孩坐雪橇，往我们衣服里面塞干草和破布，顶风冒雪赶赴另一站。我至今记得大人跟着雪橇跑，严寒刺骨，我满脑袋挂霜，从头到脚全白的，眼皮都结冰了，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雪橇大声尖叫，因为全身湿透，气温零下五十度，所以我们大哭大喊。现在半夜醒了回想起来，妈妈看我们这样，内心多么煎熬啊。

那几年，1934年吧，我长得皮包骨头，肚子鼓起来，当时叫佝偻病，今天叫营养不良，两只眼睛闪闪亮。我年纪小，体力差，是健康最糟糕的一个。十二岁的时候同龄小朋友喊我大肚子，气死我了，就是以这种身体迈向1937年。1937年集体农庄渐渐步入正轨，开始运转，干活的都是流放人员，把我们视为人民公敌。专门有个管理处管着我们，除了小孩，成人一律受检察机关监督。每星期去管理处报到，我经常陪妈妈去管理处。禁止我们出村，也不许下田拾穗或捡个烂土豆。岂有我们这种定居者啊，罪犯才受监视呢。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我们围着炉子坐，炉上温着大概半桶水。1925年出生的伊琳卡说：咱把盐放水里吃吧。于是我们往水里倒些盐，真的有咸味。三个女孩就一人一勺舀水吃干净了，管这叫‘吃’。

我没告诉你战争期间我们是怎样挖地、拾穗的，战争期间已经可以出村活动了，一打仗检察机关就不太注意我们。所以每当粮食收割完，大家手拿小铲子下田挖掘，找老鼠洞的麦穗，我记得我三挖两挖就挖到了。老鼠像个巧手主妇似的把麦穗一根根整齐摆放，头对头梢对梢。我们拿走她的食物，很高兴，有麦穗吃了……

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害怕谈论那个时代和战后年月，因为说话犯罪，如果谁发表什么针对或不针对的言论，或者谁在什么地方笑了，一旦被告发，这人就被抓走了——无声无息，也不经审判。流放科雷马，消失无踪。

列宁1924年就死了，我还没出生。只有斯大林对我们做过这种事。”

“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
米哈伊尔·约瑟福维奇·塔马林（曾用名莫伊谢伊·约瑟福维奇·拉文），莫斯科，2008年

“1937年4月16日我走进库兹涅茨基街24号（注：国安机关接待室）。他们传唤我，把我扣留，指控我可怕的罪名。开始审讯，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会、涉嫌准备对党和政府发动恐怖袭击，这太意外了，简直令人心惊胆战。

1937年7月2日夜晚我被带走，单独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顶层单人监室，两耳只听隔壁监室囚犯呻吟。当晚一阵钥匙响，牢门打开，监狱长彼得洛夫带两三个随从走进来，递给我起诉书。起诉书是这样写的，左侧顶部：‘批准，总检察长А.Я.维辛斯基’，右侧：‘同意，НКВД СССР第四处处长彼得罗夫斯基’。

这意味着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起诉书指出，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机关破获了一个大学生反革命恐怖主义布哈林组织，其目的是以恐怖手段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 本人某某系该组织核心头目。根据上述指控，我将接受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刑法58-8条、58-11条的审判，并适用1934年12月1日之法律。

这项法律是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颁布的，意思是逮捕所有亲属、抄家及24小时内执行死刑。

这就是法律规定，他们给我看起诉书，转头走了。您知道吗，我读完状态很糟，尿了一裤子。请原谅，我失去了调节自身器官的能力，浑身发软。大清早他们来带我，对我说：‘收拾好东西’。我只拿了一把牙刷，别的什么都没拿就下楼了。他们用个大布袋子套着我，让我在里面脱光，把衣服裤子仔细翻查一遍，再让我穿好衣服，走出监室进入一辆专用囚车，人在笼内只能坐下、起身、坐下。

显然这辆车有多个笼子，后来才知道我的难友们亦在那些笼内。于是到了设在莱福尔托沃监狱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

（斯大林死的时候）我正在图鲁汉斯基地区流放。那个地方住的多数是立陶宛人，整个村庄几乎全是立陶宛的。听说斯大林死了，他们高兴地走来走去，脸上洋溢笑容。虽然没人喊口号庆祝，可一看就知道很开心。而我们这些人（对这件事）充满恐惧。我们以为将会被就地消灭。一些流放者暴动，抢夺看守的武器。于是政府派来整整一个师把他们统统打死。此事我是听说的，没亲眼看见。”

“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罗莎·尤素福芙娜·绍夫克林斯卡娅，莫斯科，2009年

“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出差了，可从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爸爸，实际他在马哈奇卡拉监狱关押三年。三年受尽刑讯，期间换侦查员重新侦查。爸爸写下经历的一切，托狱警捎给我们。

然后开始写申诉，给斯大林、莫斯科写了多份申诉。他要求申诉只能通过邮政列车寄出，并且在申诉中要求把答复寄给他的亲属而不是州委。然而答复终究寄到州委那儿了。二十大之后，斯大林死后，这些申诉重见天日，上面写着‘档案’字样。

当初村里筹划办集体农庄，爸爸认为事关重大，后来他们指责爸爸不同意我们地区组织集体农庄，原因也是如此。毕竟我们这地方全部是梯田。爸爸坚决不同意在本村办农业集体农庄，他说：‘我们可以办养牛集体农庄，不能办种庄稼集体农庄’。

我爸在单人牢房关押三年，三年后开庭审理。那时已经有命令重审此案，但36个人被迫做供画押——文件上写着“36人”，他们一个都没活下来。所以凭着这些口供，‘三人小组’判他八年。八年啊。

判决的理由是他持有某种武器。押送他去西伯利亚。我们只收到过一封他从北方劳改营寄出的信，爸爸在信中描述自然环境，说雪地茫茫，只有白熊和柳松鸡出没，严寒零下五十度。他还说正在为我们，为我们的苏联、我们的祖国修建一条必不可少的铁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铁路。

这封信之后父亲再无音讯。信的末尾他写道：‘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过了一年，1941年，我们得知爸爸死于某医院。不准任何人参加我家的葬礼和追悼会。村苏维埃派人把守，阻止亲戚朋友来吊唁。

妈妈和我们这些小孩哀悼爸爸。集体农庄不接纳妈妈，学校也不接纳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村的时候妈妈不得不带我们返回马哈奇卡拉。

我姐和我妈不认为斯大林有罪。妈妈说：‘斯大林不可能知道一切，不是斯大林的错’。”

延伸阅读：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1937年镇压叛国者家属的命令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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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发表一通激烈言论，丢官降职。但此前同志们曾在会上讨论精简行政机构这一永恒话题，给出了惊人数字。

以下引用1987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讲话记录：

戈尔巴乔夫：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改革行政机关——联盟的、共和国的和地方的，改良它们的组织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裁减冗员。我之前在摩尔曼斯克引用行政机关人数时说……尼古拉·叶菲莫维奇，那边那个女人喊什么？

克鲁奇纳（注：中央常务委员）：“疯了吧！”

戈尔巴乔夫：对，是疯了！你们都看电视了吗？对着整个大会堂说：疯了吧！当时我说我国行政机关每年开支400亿卢布（注：苏联1987年平均月工资185卢布），全国有1500万行政人员，平均六、七个百姓一个官。所以确实是疯了。

同志们，改革行政机关职能的做法是同扩大企业自主权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所做的一切必须以理性的、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最大程度关心被裁减工作人员的安置情况。好在《苏联》杂志——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注：指杂志主编Н.М.戈利巴乔夫）应该在座——上期或最近哪期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了尤里·彼得罗维奇（注：苏联国家建委主席Ю.П.巴塔林）所在部门是如何撤销科研机构的。很好！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我们从明年第一天开始实行科研机构经济核算制！

在列宁格勒人家告诉我：他们决定撤销两家科研机构，最后搞得人心惶惶。两家机构每年消耗两百万，却不产生一分钱效益。消耗两百万啊！但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连莫斯科都惶惶起来了，不仅当地，莫斯科也跟着发急，其中包括ВАСХНИЛ（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主席尼科诺夫同志。列宁格勒人破天荒表现出纵容态度，给了一年宽限期：你们要用一年时间证明自己能做工作……

也许这才是正确的行动，我完全不怀疑。但同志们，“吃闲饭捞油水”应该停止了，这种做法正在吞噬国民收入和巨量智力资源。听凭有的人坐办公室发呆而不去直接参与增加国民收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整顿、精简行政机关臃肿的路线，但同时也必须把人照顾好。这就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任何任务，尤其这种任务，必须以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

我们有责任使机关改革成为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愈发有力的杠杆……

以下引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利钦1987年10月21日讲话记录：

叶利钦：……我必须指出，一方面呼吁减少文牍工作，一方面又在增加更多文牍——我敢说已经令某些人对这种决定持肤浅态度，或者说干脆不相信这种决定。精简的要求一个接一个。我们互相呼吁减少闲置研究所数量，但我想说的是，以莫斯科为例，一年前莫斯科有各种研究所1041家，承蒙国家委员会大力工作，削减了7家，现在不是1041家了，变成1087家。在此期间还通过了莫斯科市成立多个研究所的决议。毫无疑问，这样子既违背了党的路线，也违背了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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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日记节选

斯大林晚年裁撤警卫和服务人员

1994年鲍里斯·涅姆佐夫致立法会代表的一封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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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权主义者萝丝·科恩向往“完美之国”——苏维埃俄罗斯的生活。后来她移居莫斯科，结交党内精英，确实过了几年好日子，直到被打成“间谍”枪毙。

萝丝·科恩1894年生于伦敦，父亲莫利斯·科恩是波兰犹太人移民，裁缝为业。母亲艾达诞育六个子女，都在“工人教育协会”开办的免费学校接受良好教育。

萝丝通晓三种语言，虽然年纪不大，却对历史、经济和政治满怀兴趣。一次偶然机会她出席了妇女参政论者1913年大会，由此成为活动家艾米琳·潘克斯特之女西尔维娅·潘克斯特的秘书。虽然同为女权主义者，但西尔维娅抱持社会主义观点，属于当时英国女权运动最激进一派，与自己母亲和姐姐势如水火。

萝丝协助西尔维娅工作，受其影响加入“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第三国际英国支部”，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吸收妹妹内莉共同奋斗。1921年西尔维娅被英国共产党开除，萝丝姐妹留在党内。然而，萝丝对英国争取性别平等和社会自由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希望离开雾茫茫的阿尔比恩投入苏维埃俄罗斯怀抱。所以，当她遇见共产国际派赴英国改善同当地共产党关系的苏联革命家马克斯·贝内特，迅速坠入爱河。

马克斯·贝内特真名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原名大卫·利佩茨，1886年生于俄帝国境内别尔基切夫，父亲是二等商人埃夫罗伊姆·利佩茨。大卫很早就对革命活动产生兴趣，十几岁曾在马克思主义社团听课，1902年参加“崩得党”（译注：世俗犹太人社会主义政党），继而到巴黎的俄罗斯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念书，结识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托洛茨基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905年大卫回俄罗斯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对外自称马克斯·戈德法布。1912年他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返回俄罗斯遭逮捕、流放，最后驱逐出境。于是大卫·利佩茨远赴美国，成为犹太社会主义联合会中央委员、美国社会主义党党员。“二月革命”后三入俄罗斯，1919年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之名加入俄共（布），经过一系列职务变动，担任军事教育机构总局局长。

1924年彼得罗夫斯基到共产国际工作，监督美国、法国、英国共产党的工作。化名贝内特出差伦敦期间，同“迷人、有教养、活泼且非常漂亮的”萝丝·科恩一见钟情。日后当上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哈利·波立特曾热烈追求萝丝，却被萝丝十四次拒绝求婚。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信使，萝丝周游欧洲大地，把宝贵的指示和钱款带给各国共产党，没精力玩浪漫。唯独对贝内特情有独钟。

二人恋爱后萝丝先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任职，1927年受英国共产党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工作，加入联共（布）。1929年初与大卫·彼得罗夫斯基结婚，婚后到中国和日本旅行六个月，访问波兰和德国，年底生下儿子阿列克谢。

在给姐妹们的信中，萝丝毫不掩饰激动和快乐，把苏联描述为一个人人自由生活、轻松呼吸、愉悦工作的国家。她这样讲并非故意美化或夸大，因为这就是她本人的生活——全家住漂亮新房子，大卫已授将军衔，不仅主管军事教育，还负责发展苏联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另外，大卫的一个姐姐范妮·纽琳娜是俄罗斯副总检察长，萝丝最好的女朋友是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之妻。

1930年萝丝进入共产国际学校深造，1931年出任新成立的《莫斯科新闻报》外事部主任。正如某英国报纸后来写的：萝丝·科恩和大卫·彼得罗夫斯基是“莫斯科外籍人士团体的金童玉女”，他们家是莫斯科精英和外国访客欢聚之所。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934年基洛夫神秘遇刺和接踵而来的镇压，夫妻俩忽然发觉乌云压顶。意识到局势越来越险恶，二人决定采取不同方式逃走。彼得罗夫斯基设法请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批准他去美国“学习职业教育经验”。几周后萝丝以探亲名义申请去英国，却被告知年幼的儿子阿列克谢不准随行——显然，意图暴露了。萝丝只好孤身飞伦敦，据她妹妹说“她很不高兴，若非舍不得儿子绝不肯回俄国”。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刚从美国返苏即被解雇，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一个月后因“反革命活动”和“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捕，1937年9月10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萝丝紧随大卫被捕，多年结交的各界朋友瞬间消失。远在英国的哈利·波立特仗义执言，曾试图挽救大卫，投书共产国际强调彼得罗夫斯基忠于共产主义思想。

波立特仍然心爱萝丝，完全清楚她将遭遇何种结局。得知萝丝被捕，他直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尔奥基·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求援，却被建议“莫插手”。因此英国共产党既未提出抗议、亦不支持别人抗议。波立特又呼吁英国政府查询失踪公民，迟迟不见答复。结果，萝丝在侦查和庭审期间拒不承认包括“英国间谍”在内的一切指控，于1937年11月28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七岁的“人民公敌子女”阿列克谢进了孤儿院，三年后由大卫表妹收养。1956年苏共“二十大”闭幕，阿列克谢·彼得罗夫斯基申请复核母亲案件，同年哈利·波立特也要求赫鲁晓夫“向英国公众和政界澄清情况”。1956年8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推翻1937年11月28日判决，撤销全部指控，平反萝丝·科恩。1958年1月25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获平反恢复名誉。阿列克谢后来成为地质矿物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2010年逝世。阿列克谢之子米哈伊尔是物理和数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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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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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伟大领袖与亲密战友认可这桩案子的话，办案人员本来可以获得荣誉和晋升——英勇的苏联“契卡”及时阻止刺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阴谋，恐怖分子被逮捕、揭穿、审判和严惩。但问题就在这里，无论办案人员怎样努力证明他们逮捕的人不同于国外特务，确实有机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难消灭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且不是单人作案而是属于22人紧密团伙，但克里姆林宫却不欣赏他们的热心。

倘若军队首长、医生、工程师或死不悔改的托派分子谋害伟大领袖，群众知道了必然不会放过他！可如果“恐怖分子”是个出身先进集体农庄的半文盲无产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克里姆林宫的农民

1935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侦办10015号案件，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第58条指控季莫菲·朱宁及其同伙。朱宁是本案第一个被捕者，他的“自杀性供词”显示审讯前国安人员已经把他狠狠收拾了一顿：
— 我承认自己罪大恶极，由于我的反革命倾向，在与克里姆林宫职工宿舍副管理员帕维尔·阿尔塔莫诺夫的多次交谈中说过这样的话：“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化和税收政策把农民变成叫花子。人人都跟被抢了似的，而斯大林领导的政府却因此荣华富贵。他们整天吃香喝辣，看不见人民饥寒交迫。这哪叫过日子啊，简直活受罪！”

发表这通“反动言论”不算完，季莫菲继续大放厥词：
— 然后我说：“我是地板打蜡工，去过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领导的住宅，亲眼见过他们挥霍我的血汗钱逍遥快活。我们却在吃苦受罪。我真想赶快除掉这些领导！不要紧，等着瞧。比如我常在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家擦地板，不止一次见过他们，意识到如果有谁想杀他们其实非常轻松简单。曾有几次我在斯大林家干活，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决定先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侦查员当即追问：
— 你打算怎样动手？

— 我想从布哈林家偷勃朗宁手枪杀他们。大上个星期五我擦地板的时候见过那把转轮枪，就搁在床头柜。

— 你打算从哪里用什么方式进行暗杀？

— 我想趁着卡冈诺维奇走出大门上汽车的那一刻开枪打他。打蜡工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门，距离汽车不超过10-15步。至于伏罗希洛夫，我希望他走出门的时候截住他。我枪法很准，百步穿杨。

— 什么原因使你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产生这种狼子野心？

— 原因很简单，集体农庄罪该万死！我是地里刨食的庄户人。1928年之前日子好歹过得去，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就没法维持了。饥饿、寒冷、房子四面漏风，还要养老婆和三个小孩。所以来莫斯科找了地板打蜡的工作。如果我在某个小机关办公室打工，肯定不至于生怨恨，但我终究进了克里姆林宫。当我在领导人住宅擦地板的时候，比一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我彻底愤怒了。

— 你什么时候起意刺杀斯大林同志的？

— 好久了。我有克里姆林宫长期通行证。打蜡工人进出门岗他们不检查，所以随身带什么都行。但在宫里很难靠近斯大林，警卫太多了。而在家里我可以跟他面对面。

— 你朋友们有没有像你一样持反苏观点的？有没有熟人赞成你的恐怖主义阴谋？

— 我不知道他们赞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曾跟阿尔塔莫诺夫、沃罗帕耶夫、列昂诺夫、马卡洛夫、潘菲洛夫和马特维耶夫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谈话。他们也是打蜡工，除列昂诺夫外都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可以想见，办案人员拿到上述口供心花怒发，因为这案子显然不是某个喝醉酒的打蜡工自导自演，而是牵涉整个团伙。团伙嘛，就是匪帮，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被季莫菲·朱宁咬出来的人全部落网，先被肌肉发达的狱吏一通揉捏，做好充分准备后送进侦查员办公室受审。

通常而言，至此就可以结案了。但某次审讯中有人提及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的名字，他也是打蜡工，但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在大剧院上班。谨慎起见，侦查员决定查查这个维诺格拉多夫，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打蜡工恐怖组织

经查，莫斯科存在一个分支广泛的打蜡工反革命组织，成员皆是斯摩棱斯克州同一地区的亲戚或老乡。这伙人一组在克里姆林宫活动，另一组在大剧院活动，其中许多成员不时进入政府最高领导人住宅。这就意味着即便一个团伙行动失败，另一个团伙仍可发动刺杀。英勇的“契卡”铲除了克里姆林宫团伙，大剧院团伙依然逍遥法外，斯大林同志命在旦夕！任务十万火急，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押送卢比扬卡。

经过一番操作，维诺格拉多夫放弃抵抗。侦查员问他大剧院的打蜡工是否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维诺格拉多夫口若悬河：
— 没错，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克伦斯基、杜德金、科诺诺夫和索科洛夫持续发表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言论。我承认我是一切反苏谈话的主谋。由于我在打蜡工中间享有一定声望，所以我算这个团伙的领袖。

侦查员问：
— 你究竟跟同事们说了什么？

— 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底下没法活命，农民家破人亡，陷入赤贫和饥荒，税收真能把人活活逼死。工人的日子也难过，薪水少、物价高。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府成员吃香喝辣，根本不关心老百姓需求。

— 没人打断你吗？没人反驳你吗？

— 有什么好反驳的？！就算我说这种日子是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造的孽，要干掉他们，他们听了也不会反对。干掉他们很简单，等他们来剧院看戏，往政府包厢扔炸弹就行了。

— 真能办到吗？

— 当然能办到啦。没人严格监视地板打蜡工，所以混进内部演出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把自己锁在打蜡工休息室，听见演出开始，就可以走入大厅为所欲为。

— 你还知道别的打蜡工吗？

— 非常多。莫斯科有个特殊的打蜡工帮派，统统来自斯摩棱斯克州新杜金斯基地区的乡村。

— 哦，说说都有谁？

— 比如有沃罗帕耶夫、朱宁、舒金、奥尔洛夫、朱拉夫廖夫、布罗夫、弗罗洛夫……

1935年8月初本案起诉书呈上首长案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领导在列举了从落网打蜡工口中诱导、拷掠出的全部情况后，不无得意地结论称：他们“揭露并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对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发动恐怖袭击”。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勤奋的办案人员并未获得上级奖赏。相反，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第一副局长鲍里斯·巴克，和他远在巴什基尔从事国安工作的弟弟所罗门·巴克1937、1938年先后被捕并枪决。

庭审闹剧

于是“打蜡工行刺领袖案”被搁置一段时间，直到有人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起诉书和22名打蜡工被移交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随即举行不公开审理。当问及被告是否认罪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不认罪，审判长斯捷利马霍维奇感觉很棘手，因为除有罪供述外再无旁证。但又不能宣布释放，这违背了最公平、最人道的苏联法院的准则。于是斯捷利马霍维奇指责诸被告翻供、撒谎，抓住他们自相矛盾的供词做文章，迫使打蜡工承认图谋恐怖袭击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季莫菲·朱宁属于这些人里面比较强硬的。但他意识到继续挣扎徒劳无益，遂承认自己有罪。这里有个小细节，当谈及农民家庭情况尤其朱宁家时，他老乡伊万·马特维耶夫讲了这样一段话：
— 我听说朱宁家在集体农庄过的很糟糕。他告诉我，如果拿白面包回家，孩子们会把黑面包和白面包对半撕开，像三明治那样吃。

格奥尔基·潘菲洛夫选择另一种脱罪策略：矢口否认他本人和朱宁曾在布哈林家见过什么转轮手枪，更没谈过恐怖袭击。潘菲洛夫表示：
— 朱宁诬陷自己倒罢了，还拉我垫背。他算什么恐怖分子？他就是个双手发抖的酒鬼。而且他多次说自己无可救药，甚至要自杀。这王八蛋欠我三十卢布没还，血口喷人无非想赖账而已。

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表示：
— 我是说过刺杀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可能性，但不等于我准备这样做。我要强调的是我只说过往大剧院包厢扔炸弹的可能性，但我没有炸弹。那些都是醉话，我们天天喝大酒，上班也迷迷糊糊的。

法庭拒绝采信这套说辞。打蜡工坚决捍卫职业荣誉，异口同声保证他们不喝酒不出工。

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宣称遭逼供：
— 我有病。以前被炮弹轰过，这么多年一直头疼，疼的几乎裂开！那位侦查员，我想应该姓米洛夫，连续审问我二十五小时，所以他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

最后，有必要介绍诸被告中最卑劣、最突出之人：瓦西里·奥尔洛夫。读者还记不记得基于意识形态动机卖爹求荣的少先队员帕夫里克·莫罗佐夫？跟瓦西里·奥尔洛夫相比，莫罗佐夫纯属小巫见大巫。

瓦西里的爸爸安德烈·奥尔洛夫曾是个健壮农民，强制集体化后沦为三餐不济的流浪汉，被迫跑到莫斯科求老乡指条活路。大家同情他，介绍他做打蜡工。不得不说这份工作很沉重，即便体壮如牛的庄户人做完一个轮班也会累得腰酸腿软。虽然后来渐渐习惯了，但他付出的血汗远超其他工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累死累活挣钱培养儿子，瓦西里中学毕业进学院深造，出来先当老师后当会计和经济学校分校长。在共青团积极表现，入了党堪称模范。到此时并无不妥之处，许多农家子弟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然而奇怪的是，1930年瓦西里申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批准买了一把转轮手枪。为什么教经济的老师需要手枪？国安部门为什么允许他买枪？

总之，瓦西里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被一网打尽。如果说侦查期间瓦西里的行为尚且体面，那么出庭时的表现真无愧于团员、党员身份。轮到他陈述，他张口就讲：
— 十年来党和团组织教导我摒弃个人利益，所以我将知无不言。我的错误在于，当初没有对从父亲和他朋友那里听到的话语做出应有的阶级评价。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我父亲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此人以前是社会革命党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拥护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要人物是个体企业家，所以受富农情绪支配。他们也不曾隐瞒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对农民的欺骗，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夺权行动。另外，他们都支持立宪会议。但我并不是说我父亲谴责集体化！
尼基塔·舒金和我父亲多次说过：一切共产党员都该“被镇压”，在俄罗斯掌权的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格鲁吉亚人。他们说犹太人应该撵回巴勒斯坦，格鲁吉亚人应该“处理掉”。他们还梦想打仗，确信一旦有人进攻苏联，农民肯定起来造反，苏维埃政权就垮台了……

瓦西里·奥尔洛夫滔滔不绝，庭审逐渐接近落幕。短暂休庭后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不出所料，判处瓦西里·奥尔洛夫五个月劳改，根据审前拘留三天算一天之规定当庭释放。瓦西里·奥尔洛夫之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获刑十年，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和米哈伊尔·列昂诺夫获刑十年，克伦斯基和朱拉夫廖夫无罪，季莫菲·朱宁、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和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人监禁2-7年不等。

尾声

二十五年后，这批打蜡工有的死在劳改营，有的出狱后患病身故。但劳改六年的加夫利尔·杜德金活了下来，提出申诉要求依法重申他的案子并恢复名誉。1961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当年的判决无效，以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为由终止此案。

苏联时代，司法机关的马蒂诺夫少校曾做过一番调查，认为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工作人员侦查打蜡工案件期间使用非法手段、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我想无需赘言“非法手段”具体包括什么。马蒂诺夫少校要求寻找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员，“如果他们未被起诉，那就要个解释”。然而笔者翻阅堆积如山的文件，始终没找到“解释”。这意味着少校的崇高努力未获上级许可，被悄悄踩了刹车，更意味着正义从未伸张。“官官相护”无论过去、今天或将来始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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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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