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拉基米尔·奥利尼克

很难在地图上寻找一个完全没有乌克兰裔居民的国家。换句话说，乌克兰是全世界人口流散最多的国家之一。据最保守估计，生活在前苏联疆域内（乌克兰除外）的部分或完全属于乌克兰族的人口约600万-1000万，500多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南北美洲、非洲、西欧和东欧。在这些多民族聚居之地中，乌克兰裔侨民多半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语言、习惯、文化、宗教信仰和日常传统。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乌克兰人被外语环境同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北美、南美诸国和俄罗斯联邦。

大部分乌克兰侨民生活在俄罗斯联邦（据各种统计约200万-500万），摩尔多瓦（及外德涅斯特）40多万，哈萨克斯坦约40万，白俄罗斯约16万，波罗的海国家约10万…… 1990年代初马加丹州乌克兰裔占总人口16%，亚马尔-涅涅茨民族区（今称涅涅茨自治区）约18%，基希讷乌市约14%，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州约17%。俄联邦秋明州现在还生活着20多万乌克兰人。更早年代，1926年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什马科夫卡地区67%人口是乌克兰裔，切尔尼戈夫70%、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加里宁地区75%，北高加索的乌克兰人总数3106852。但今天大多数有乌克兰血统的俄罗斯公民并不愿意承认，人口普查时自报“俄罗斯人”，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库班、远东和西伯利亚及俄罗斯各个大城市。

放眼遥远美国，根据美国学者估算的非官方数字，那里约有200万乌克兰裔，几乎占全国人口1%。加拿大有约120万乌克兰裔，次于英裔（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法裔、德裔和意大利裔，排名第五位。

移民海外是许多国家历史上的固有现象，乌克兰亦不例外。那么，究竟哪些原因促使一代代乌克兰农民、小市民和手艺人背井离乡，去往他们认为更合适的地方追寻更好的生活？动机当然很多，往往相辅相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因素，即贫穷驱使人们远走高飞。

乌克兰人大规模飘洋过海（主要航向北美和南美）始于19世纪下半叶，最早走的一批人多出自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乡土（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外喀尔巴阡）。如前所言，耕地不足和农村生活水平下滑是产生大规模移民的主要因素，而美洲广阔的土地、有利的发展前景和政府对外来者的物质支持使其成为乌克兰人首选目标。

1870年几十个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人率先到宾夕法尼亚州煤矿打工，加利西亚的农民和列姆科夫希纳的穷人紧随其后。慢慢地，乌克兰东部人口也逐渐抵达（虽然数量少很多）。188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是最具吸引力的移民目标国，1890年代中期美国和加拿大最受青睐，其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群岛和太平洋、远东其他地区。乌克兰历史学家亚罗斯拉夫·格里恰克说：“1890-1900年78000人迁出加利西亚，到20世纪头十年已有22.4万余人离开这个国家。粗略估计1890-1913年间走出去的人数相当于新增人口三分之一”。

随着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对移民表现出兴趣，运输公司千方百计宣传新大陆创业的好处。乌克兰西部地区约有5000名代理人招募移民，广泛派发明信片介绍大洋彼岸幸福生活。由于这些代理人招募一个成人可得5美元酬劳、招募一个儿童可得2美元（这笔钱19世纪末不算少），所以他们绞尽脑汁、鼓舌如簧，力求拉来更多易受影响者。

本地热心人也对移民浪潮起了推波助澜作用。1895年利沃夫中等师范学校教授约西普·奥列西基夫在“启蒙”协会的资助下赴加拿大考察，回国写成两本宣传册：《自由之地》、《移民事宜》。这两本书和作者声望（译注：此人是农学家）成为鼓励移民加拿大的有利手段，亚罗斯拉夫·格里恰克说：出国“突然成了件大好事。美洲移民和欧洲季节工人把大部分收入节省下来寄回家，结果加利西亚的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钱，开始拿钱购买主要财富——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波兰地主的，徭役制度废除后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经营方式”。

19世纪末-1920年25.61万乌克兰人进入美国，其中23.5万出自奥匈帝国境内，其余出自俄罗斯帝国境内（沃利尼亚省、波多利亚省、基辅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赫尔松省）。同时期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走出4.73万人去巴西，1.5万人去阿根廷。按照加拿大学者彼得·克拉夫丘克的说法，1895-1914年间仅东加利西亚的移民数就超过30.2万人。而俄帝国境内乌克兰人较少去美洲的原因是帝国政府鼓励他们开发“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南部、东部地区。

19世纪曾有些乌克兰人迁居库班。只是这种迁居具有周期性，取决于年景收成。1868年《基辅人报》写道：“说起当地歉收（指波尔塔瓦省普里卢基），农民和哥萨克心中的移民愿望是如此强烈，到了朝思暮想的程度。县里许多村子全员表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根据自己条件推选几个办事机灵的人，凑钱派他们去考察适宜迁居之地，主要是高加索地区，两年前由于高加索总督的邀请已经过去了若干家庭。他们向亲戚朋友介绍自己在大自然慷慨馈赠的地方过着怎样的自由生活。而且不仅普里卢基县有移民愿望，其他县和省亦然…… 离开的热情十分高涨，以至于许多富裕哥萨克和小市民情愿变卖自家产业搬去高加索…… ‘别人上哪儿我上哪儿’。”

移民在新地方建立定居点时会沿用他们家乡的名称。库班生活着许多扎波罗热哥萨克后代，因此村镇就叫卡涅夫斯卡亚、克里木斯卡亚、波尔塔夫斯卡亚、乌曼斯卡亚、巴图林斯卡亚、别列赞斯卡亚等。1868年4月20日颁布新法，规定人们无须申请军事当局和镇公社批准即可在库班军域内定居及获取财产，于是迁入者愈众。据1897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结果，高加索地区生活着130.55万乌克兰人（根据语言统计，未考虑民族自我认同和籍贯起源），分布在北高加索、库班州、斯塔夫罗波尔省和捷列克州。

早年俄国沙皇命令开发伏尔加河下游的埃利通盐湖（译注：伊凡雷帝时代此处已有规模采盐业），乌克兰跑出来的“楚马科夫”（逃亡农奴）就被“聘请”为这方面专家，1747年起他们把从这里开采的沉积盐贩运至伏尔加河流域城市。关于此事，1889年《萨拉托夫档案委员会丛刊》第3期写道：“萨拉托夫省各乡主要是18世纪末逃出乌克兰和沃伦地主家的农奴后人居住。他们开荒获得土地，1795年被国家统一管理后人均分给15俄亩土地，每头牛亦得此数。之所以分地，是因为他们负责将盐从埃利通湖运至萨拉托夫（酬劳每普特13戈比），再运往卡米辛（7戈比）。无牛之人则在湖边采盐（每普特3戈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20年代盐运停止，将迁入者视同其他官家农民，而大俄罗斯人开始在附近定居，只按人头分地”。

于是盐运路线上出现了乌克兰人建立的自由民大村庄：波克罗夫斯克（恩格斯市）、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克拉斯尼科夫卡等。1797年来自十五个自由民大村庄的人在埃利通湖盐场劳作，乌克兰人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共建立六十多个定居点，人口约20.05万。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移民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乌克兰人大幅增长。据乌克兰研究者叶莲娜·科瓦利丘克估算，1895-1897年仅从乌克兰九省迁往西伯利亚长期居住的就达16.1万人，其中2.25万后来因各种缘故返回故乡。另据1910-1917年征税人口调查，在西伯利亚的乌克兰人多达47.23万，其中37.59万在西部地区（托博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约占总人口5.7%。

起初，有意在帝国无人区定居的移民们实实在在获得了好处。比如免税2-3年（视地区而定），达到征兵年龄的人免服兵役2-3年，并有权获得前往移居地的路费减免、贷款和白白分配的土地。

1882年6月1日俄罗斯帝国议会通过关于组织移民迁居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的决议，规定十年内从帝国南部省份迁移2500个家庭（每年250户）到远东。同时指派敖德萨临时总督约瑟夫·罗梅科-古尔科采办粮食、种苗、农具、建材等移民所需物品。又成立了由阿穆尔边疆区学会创始人费奥多尔·布瑟主持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安置移民生活。

为此算了一笔细账：“从敖德萨迁移250个家庭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假定每户5人，每人花费60卢布，则共需75000卢布。购买燕麦250俄石（译注：1俄石散货约210升）、豌豆125俄石、小麦500俄石、黍米150俄石外加菜园种子（全部用于播种）约需10000卢布。供应移民抵达后最初一年半的食品：每人每月面粉1.5普特共33750普特，谷物10普特共5625普特，外加盐，总额75000卢布。置办农具如生铁器皿、大镰刀、弯镰刀预计拨款10000卢布。购买木工和细木工器械以便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移民建造仓库需款10000卢布。为移民建造住宅（每户1000卢布）需拨款25000卢布。此外还为移民准备马车轮子2000个、磨坊磨石40个及鞋靴和衣裳。因此，250个家庭的总花费需要17.5万-20万卢布”。

此外，政府还给每个移民家庭无偿提供役牛和15俄亩土地。小东西亦在考虑之列：“每户各样铁器5普特，钢片20普特，大镰刀5个、弯镰刀5个、斧头3个、刨子2个、凿子2个、门环1个、炉门1个等”。决议起草者客观评估了迁移途中的艰险，坦率指出无可避免的人命损失：“考虑到大部分移民系妇女尤其儿童组成，难以承受旅途辛苦，可以说能够抵达新环境的家庭将不超过200个。所以，每个移民家庭将要耗费公款1000卢布”。应当指出的是，政府每年20万卢布的移民预算当时足够在西南三省购买4000俄亩耕地。

1883年以前从乌克兰出发进入远东的移民必然要经过西伯利亚，或者乘火车、或者赶大车、或者步行。许多人受不了西伯利亚的低温和坎坷颠沛，转身返家去也。1883年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南线海路开通，移民们多了一项选择。1890年《基辅人报》通讯员如此描述坐船迁居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痛苦：“来自切尔尼戈夫省和波尔塔瓦省的967名移民搭乘内政部地方自治局租用的法国‘坎通号’轮船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从敖德萨出发时共1027人，途中亡故63人，出生3人。死者包括患麻疹不治的未满五岁儿童，这种情况是由于船舱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所致。甚至眼下仍有移民在临时营地内死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夭折了40多个小孩。过往经验表明，轮船航行如此遥远距离（10000多海里）耗时42-45天，穿越不同气候地区——尤其不健康的红海，载着大批人员而没有大的损失是做不到的。而轮船本身虽然拥有载客设备，但在目前条件下无法满足太多卫生要求。比如移民们抱怨缺水。轮船很难使用蒸馏淡水装置供应足额饮水（每人每天1-2升，其中1.5升开水），而众所周知，一个家庭，尤其在这样的旅途中，吃着腌牛肉，这点儿水量根本不够。部分乘坐‘坎通号’抵达的移民已经萌生返回俄罗斯的愿望，许多人考虑到贷款不敢退缩。今年迁居滨海边疆州的移民合计2240人，包括30户曾经住在列瓦河谷的库班农民”。

1905年始自车里雅宾斯克、终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奔赴远东的移民们转而使用火车。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奥多尔·扎斯塔夫宁估算：1906-1917年间约10.26万乌克兰人进入滨海地区，6.42万人进入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分别占这两个地区移民总数的61.2%和49.8%。乌克兰人在新疆域建立定居点，依照传统沿用家乡名称，一直保留到今天：阿尔希波夫卡、别廖佐夫卡、格里博夫卡、伊万诺夫卡、罗姆内、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切尔尼戈夫卡、斯拉维扬卡、康斯坦丁诺夫卡、波克罗夫卡、卡缅卡……

既然寻求新生活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很快就不得不停止向移民提供福利。但帝国并未放弃开垦生荒地的愿望。1890年7月底《切尔尼戈夫省公报》刊载：“切尔尼戈夫省长宣谕本省居民，内政部将于1891年迁移500个农民和哥萨克到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自愿移民者必须拥有：无论年龄每人100卢布从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旅费，每户600卢布在当地购置家当，每件行李1卢布8戈比运费。移民申请可写信或通过地方长官提交省长，将会获得有关移民情况的最详细信息，也可口头告知移民愿望。申请书应使用普通纸张书写，无须支付印花税。1890年11月1日之后将不再受理申请。所有迁移款项及必备家当不迟于1890年12月1日办妥，1891年2月1日之前决定移民的人必须做好出发准备”。

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乌克兰人民又面临一项挑战：“垦殖存量”移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7月30日决议指出：移民措施最主要的任务是迁出乌克兰人口过多地区居民到远东、萨哈林、西伯利亚和卡累利阿-摩尔曼斯克边疆区。该计划打算在1925-1931年迁移17.7万个乌克兰家庭。由于各种原因计划被延迟15年，文件也不再提“家庭”，改为“人”。1926-1940年288.5万乌克兰人被重新安置到远东、北高加索、南乌拉尔、伏尔加河地区及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期221464人被从白俄罗斯、高尔基州、西部州、伊万诺沃州和中央黑土州重新安置到乌克兰。

1930-1931年集体化过程中，6.3万户富裕农民（即所谓富农和富农狗腿子）被国家最高当局未经审判强制迁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东部西部、远东和雅库特地区。

乌克兰战后时期可说是第二次“全民移民”，相当一部分乌克兰人并非出于自愿生活在异乡，而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人被迫变成“特殊定居者”。自二战结束至1952年仅乌克兰西部领土就有203662人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带，其中包括“地下民族主义匪帮”成员家属、“通匪者”（包括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及家属182543人，富农及家属12135人，耶和华教派成员及家属8984人。

19世纪-20世纪初的移民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1921-1922、1932-1933、1946-1947年大饥荒，强制集体化时期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斯大林大镇压，纳粹分子入侵，大屠杀，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乌克兰起义军及家属出境，驱逐波兰人、德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人、最终驱逐乌克兰人出境，建设社会主义移民，开发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处女地、撂荒地、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等，深刻改变了乌克兰的民族构成。被驱逐者大部分被迁入的俄罗斯人取代，这对人口状况产生了根本影响，余波至今仍能感受得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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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2年前线情况时，“三个人一杆枪”是很常见的说法。这段时期的НКВД报告显示情况确实如此，三个师一个团的例子表明他们几乎什么都缺：枪支、大炮、弹药、汽车、服装、通讯设备。而他们拥有的武器多属“战利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旧货。

НКВД关于这三师一团的报告当然无法反映1941年夏、秋前线全貌。边防部队装备相对充实，但他们已被击溃，极少数幸运者冲出包围圈寻找大部队，往往赤手空拳。本文涉及的师组建于1941年夏季，引用内容摘自根据俄联邦安全局解密档案编纂的《莫斯科会战中的国家安全》。

之一
预备役方面军特别处处长、国家安全委员别里亚诺夫关于32集团军第7师战斗准备情况的报告，不早于1941年8月12日：

8月6日-7日步兵师占据了皮亚特尼察-沃洛斯卡火车站以西30千米位置的新防线。全体人员在驻扎期间主要从事土木作业，因此没有进行战斗训练。这些人服役一个月以来（译注：32集团军1941年7月16日组建）只粗略进行过首次射击训练。

该师使用镗扩身管的1896年型号法国炮，以适应国产76㎜炮弹（译注：可能指M1897式75㎜野战炮）。该炮瞄具简陋，无法快速瞄准静止目标，亦完全不适于射击移动目标。尽管存在这种缺点，却一炮难求，师现有七门。

该师装备了三十四门37㎜“博福斯”炮（瑞典造），对付中型坦克用处不大。

目前该师第20团急需获得：步枪1220支、手提机枪25支、内衣1850套、棉袄（代替军大衣）1850件。

由于只有16辆ЗИС-5卡车，迫使师司令部分两次拉运大炮。有必要使卡车增加到至少250-270辆（虽然规定数量360辆）。

电话通信是该师的瓶颈。只有30千米单线电缆。同时缺少55个双筒望远镜。

鉴于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关于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大学生一律派遣至军校的命令，该师最优秀的450个人（通信兵、侦查员、炮组成员等）将离开部队。
（译注：第7步兵师兵员主要来自莫斯科鲍曼区的一百多家企业、研究所和技校）

之二
关于32集团军第8步兵师战斗准备情况的报告，1941年8月10日：

该师人员主要来自包括莫斯科市克拉斯诺普雷斯涅区及莫斯科州诺金斯克地区、克林地区、科洛姆纳地区的工人和职员。

该师目前缺员2187人，即缺编23%。

该师眼下亟需弹药，缺少：手提机枪162支、45㎜炮30门、“纳甘”转轮手枪125支、45㎜炮弹10.8万发、76㎜炮弹3432发。

炮兵营装备152㎜“臼炮”八门，由于本身的缺损和推拉机构故障不适合实弹射击。营缺少光学瞄具八台，只有三个故障的炮兵罗盘。规定配备的四台炮队镜根本没有。

师司令部人员的武器是“纳甘”转轮手枪，无子弹。

全部列兵只有约1800人进行过首次射击训练。

军大衣短缺10000件，指挥人员靴子短缺250双。

汽车运输是该师的瓶颈。现有296辆汽车仅203辆正常运行。无备用维修零件。

面包和其他食品同样存在短缺。

之三：
35集团军特别处代理处长、国家安全中尉萨佐诺夫同志关于第4民兵步兵师准备情况的报告：

1905年之前出生的人员和超过50-55岁的人员占该师70%。缺员1427人。

该师使用外国造武器（“勒贝尔”和“毛瑟”步枪、“勃朗宁”和“毛瑟”重机枪、手提机枪、波兰式手榴弹等）

炮兵营装备76㎜炮四门，无移动装置、操纵装置和炮弹。独立45㎜反坦克炮营除步枪以外无任何武器。

该师短缺：转轮手枪或手枪275支、双筒望远镜140个、炮兵罗盘817个、45㎜炮弹8323发、45㎜穿甲弹2160发、76㎜杀伤弹2196发，手榴弹5320个。

除大型非军用铁锹以外没有挖掘战壕的工具。没有野战厨房。

该师现有49辆汽车（规定311辆）。49辆中的40%故障，在车库进行修复。60%的汽车轮胎老旧，眼下许多车胎已严重磨损。

该师还缺乏技术通信手段，仅有的六台”РБ”无线电无法工作。因此只能使用人力送信。

之四
致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关于小雅罗斯拉夫韦茨筑垒地区部队情况的特别报告，1941年10月12日：

关于43、33集团军部队在尤赫诺夫方向恐慌性逃跑，10月5日НКВД特别处管理局派出8名业务人员和50名НКВД高级学校学生组成行动小组，由国家安全大尉维诺格拉多夫同志指挥，着手建立秩序并找出恐慌原因。第649炮兵团情况如下：

该团干部充足。人员有组织、有经验。然而这个团的物资装备不足。

52㎜榴弹炮规定配备6门、只有2门。122㎜炮规定6门、只有1门。ДП机枪规定18支、仅有6支。“马克沁”重机枪规定100挺、仅有10挺。步枪规定950支、仅有394支。

炮队镜规定19台、现有5台。电话设备规定60台、只有15台。电话电缆规定150千米、只有10千米。5ОК型无线电台应有4台、无一可用。6ПК型无线电台应有20台、无一可用。

……

附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

“……拿我来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是经常出入斯大林圈子的人物，还是政府成员。难道说我能想到，就在战争的头几天，我们竟然会连步枪和机枪都不够用吗？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即使沙皇在准备同德国打仗之前也要储备大量的步枪，他也只是到了1915年或者1916年才感到步枪不够用，可我们在战争的第二天，步枪和机枪都不够用了……
……我不知道斯大林在战前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大概也不知道。但伏罗希洛夫不会不知道。假如他不知道军队的装备状况，不知道一旦爆发战争，军队的后备力量、弹药、炮兵和步兵武器的储备状况，那作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他还能知道些什么呢？！……本应发动全党，立即动员工业为战争服务，指定一批工厂，加紧生产火炮、步枪、自动武器、高射机枪、反坦克武器和弹药……可是没有这么做，所以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们实际上没有机枪，没有对空掩护武器，连步枪也没有。”（《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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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39-1940年冬季战争人们已讨论许多，但某些细节很少被提及，比如苏联公文所谓的“人员政治道德情况”。这个词语是部队各种报告、汇报之必备项目，通常写做：“部队政治道德情况优秀”。如果写“健康”，意思是有所动摇，“基本令人满意”暗示更糟了，万一写“政治道德情况受挫”，那就代表出了大麻烦。套话之后往往跟着具体事例，圆滑而刻板的提法叫：“与此相伴的是……”、“揭露出……事实”、“继续发生……现象”，都属于负面信息。

这样一来，战争期间НКВД特别处人员的汇报和特别报告（仅解密一小部分）其实无法全面展现红军战士在前线的“政治道德情况”。

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主任、国家安全少校阿列克谢·西德涅夫1939年12月1日报告称，早在战争开始当天（11月30日）的一次进攻战中，“第90步兵师非党员战士米哈伊洛夫抛弃步枪，企图跑到敌人一方”。真不可思议，强大的炮火准备似乎摧毁一切，红军发起胜利冲锋，“敌人撤退、撤退、再撤退”，而红军战士米哈伊洛夫居然想投奔退却之敌！毫无疑问，“米哈伊洛夫被捕。案件调查结束，移交军事法庭”。该米哈伊洛夫还算幸运，虽然他“企图投敌”，却“仅”判十年监禁。战争初期“试图组织一群战士投降敌人”的另外两名红军战士都被枪毙了。
同一份报告还提到，90步兵师战士伊万诺夫因声称“苏联打不倒芬兰”被送交军事法庭。

所以从战争刚开始，特别处的密件里就充满了关于红军官兵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报告。比如：
“今年12月24日第19步兵军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独立第1铁道修理营营长К.（……）调查证实了К.的反革命活动（……）该人已于今年12月26日被19步兵军法庭判处极刑”。
“逮捕了从事反革命煽动的：第123步兵师战士库兹涅佐夫，1907年出生；第24军炮兵团战士普兹京，1901年出生”。
“第10步兵军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在战友中间进行反革命煽动的第113步兵师679步兵团战士叶夫多基莫夫和同属该师的伊万诺夫，以及138步兵师295炮兵团希日尼亚克”。
“第43步兵师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进行反革命煽动的第43步兵师181步兵团战士努里洛夫”。
“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结束了对第70步兵师战士普罗霍洛夫案件的调查工作，他是从事反革命煽动的逃兵”。
“1910年出生的普列什科夫因进行反革命煽动被判决有罪”……

并且特别处人员报告显示此类危险的“反革命煽动”快速增加，例如：
“第2防空军189高炮师医士福姆金对一群医务工作者说：红军部队越过芬兰边境，不就是咱国家往芬兰派了一支讨伐队嘛”。
红军战士基奇金“对一群战士说：卡普别尔舍伊克的枪炮声很可能不是芬兰打的而是我们打的，从而引起战争。芬兰不想打仗，我国政府要为战争负全责。芬兰被迫采取防卫措施，我们则努力征服芬兰”。

国家安全少校西德涅夫1939年12月9日的报告称，第56步兵师184步兵团战士库拉科夫“对政治指导员利西奇金说：你吊死那么多芬兰农民，烧毁村庄，但现在无所谓了，芬兰人会找你算账的”。之后：“利西奇金派人送库拉科夫去司令部，途中库拉科夫企图逃跑，被押送人员击毙”。
报告接着写道：“第142步兵师同样存在类似言论，该师266榴弹炮团战士瓦西里耶夫当众表示：我们的部队砸烂芬兰人民的安宁，焚烧工厂和农舍。我们自己把战争强加给芬兰，这将是世界大战的开始。等着瞧我们的和平政策吧”。第46榴弹炮团战士科瓦连科说：“我们跑来解放芬兰人，人家过的比我们好啊”。

其他特别处工作人员也记录了不少战士的这种“个人宣言”：“我们嘴上说‘不要别人的土地’，可芬兰没攻击我们，我们倒打过来了”；“错的是我们不是芬兰。我们为什么来打他们，咱自己的土地够多了。我们过了20年不担惊受怕的日子，如今害怕了”。

列宁格勒军区НКВД特别处人员1940年1月7日的报告记载：
“苏联攻打芬兰的目的是吞并芬兰，借此实现自己的侵略政策”（第52步兵师战士托奇洛夫）；
“芬兰人民不愿意得解放，所以芬兰人跟随本国军队撤走了”（第52步兵师战士扎列茨基）；
“我国政府想着解放芬兰人，但这些人不要我们解放，走一路烧一路”（第14步兵师35步兵团1营副参谋长基里尔洛夫）；
“我们为何来这儿受冻？我们为什么需要森林和沼泽，难道自己土地不够多？保护芬兰人，自家的田还没耕种呢！我们扔下那么多没收割的粮食，让全家挨饿”（第650步兵团战士索费尔京）；
“我们最先攻进芬兰。我不想作战，打起来我就把枪扔掉”（第52步兵师112步兵团战士塔拉岑科夫）
“我们为什么而战？据说是为了解放芬兰人民，可打了这么多仗，一个芬兰人都没见着。我认为我国政府才是修茨科尔，因为它嘲弄人民”（138步兵师768步兵团机枪手西罗诺夫）；
（译注：“修茨科尔”指的是1917-1944年芬兰的资产阶级和富农武装组织）

但意见最尖锐的要数第43步兵师162炮兵团1营战士尼科年科，他说：“跟芬兰开战之前就应该枪毙苏联政府，因为它正在把苏联人民带上绝路”。
毫无疑问，立即“命令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马上逮捕西罗诺夫和尼科年科”。

继续看士兵们的怨言：
“为什么要打芬兰，为什么我们必须控制卡累利阿地峡……”（100步兵师某无名战士）；
“芬兰人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攻打他们。如果我参加了什么队伍就要被打，那我加入芬兰好了，他们是自卫啊……”（战士阿尔谢尼耶夫，“非党员、集体农民出身”）
“我不想给侵略军当兵，希望早点儿放我回家。只要春天一到，咱们都走不出芬兰沼泽地，全完蛋”（第90步兵师301榴弹炮团战士彼得连科当众发言）；
235榴弹炮团战士斯捷潘诺夫“看见阵亡的红军战士尸体后”，当众说：“我不能像这些人一样被杀掉。宁肯跑去芬兰那边”。早先他当众表示：“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打仗，想要的已经拿到手了，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

对此，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主任老生常谈写道：“作战部队政治道德情况总体令人满意，但也在分队和个别战士身上发现了反苏表现的事实”。比如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2级国家安全政委戈格利泽引用第2探照灯团战士普罗斯库林的言论：“咱这样吃败仗，红军战士们将来会把自己的长官全杀干净，就跟二月革命一样”。

国家安全局斯捷潘采夫上尉1940年1月24日报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第7科：
“个别红军战士存在反苏言论和威胁伤害指挥人员的情况。例如战士西多连科、卡舍夫斯基和布贞科在战友中说：党领导了一通，国家缺粮、少肉甚至没火柴。波兰以前的日子比被苏维埃政权解放之后更好。西乌克兰刚脱下枷锁，又被套上了。党喊口号讲什么‘消除战争’，自己却发动战争夺取土地。莫上前线，走到自己国境线就停步吧。不要相信政治指导员和指挥员说咱国家很富裕，他们都是骗子”。
战士波热格·斯捷潘扎维利说：“撵我们去送死，我们不需要保卫苏维埃政权”。战士切尔尼亚克·尼古拉耶夫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我在苏维埃政权下活得很惨，我来解放的那些人却比我过得好，所以何必解放他们”。排长梅利尼科夫命令切尔尼亚克停止发表反苏言论，切尔尼亚克说：“下次再打仗我就划开你喉咙，找个树林藏起来”。战士梅利尼克说：“家里饿死人，我们在这儿保卫谁啊”？农民出身的残疾逃兵博雅尔斯基说：“我们从波兰来芬兰打仗，这边人很多，所以驱赶我们杀他们”。排长提出批评，博雅尔斯基说：“上了战场你第一个挨枪子儿”。
报告强调：“其他一些红军战士亦有类似反苏言论”。

西德涅夫少校1940年1月24日另一份报告称：“我们注意到工农红军部队中反苏分子的反革命性质言论，以及对上级提出人身威胁、不愿在工农红军服役。第50步兵师独立侦察营战士谢尔巴科夫说：我想杀死发动战争的人……等到了春天，会再次向某人伸出援手，所以我们要一直战斗”。“伴随着部队军人政治道德情况健康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工农红军个别部队的不稳定分子反苏和恐怖言论的罕见案例”。
“非党员、集体农民出身”的第90步兵师173步兵团4连战士托尔连科在战士谢尔盖耶夫面前针对即将攻击敌人筑垒地域一事表示：“只要芬兰兵不朝我开枪，我也不朝他们开枪”。谢尔盖耶夫反驳说即使芬兰兵不开枪军官也会开枪，所以要打败他们，托尔连科答：“怎么样都没用，反正我们都得完蛋。芬兰方面的伤亡比我们少，打起来的时候最好躺倒装死”。谢尔盖耶夫继续解释说我们应该把芬兰人民从白色芬兰匪帮手里解放出来，因此要服从指挥员命令，托尔连科说：“轮不到咱们解放他们，让他们打死我好了，我不会射击的。但是子弹也可能击中发号施令的指挥员”。
该团7连“非党员”战士沃罗比约夫在战士马斯洛夫面前表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非得杀掉某个指挥员不可”。沃罗比约夫同班长祖耶夫发生争论，说：“很快你们都要参加战斗，亲爱的，到时候你们就活不长啦”。

调动部队支援芬兰前线的一些军区同样形势不好。1939年12月基辅特别军区特别处主任米赫耶夫向上级报告：“某些部队存在不良情绪的事实”。之后米赫耶夫再次报告称派往芬兰前线的部队“反苏言论、擅自脱队、违反纪律的情况急剧增加”。在另一份报告中米赫耶夫指出：“存在个别军人发表负面言论、怯懦畏缩、临阵脱逃、自伤自残的情况，以及渗透进工农红军的反苏分子的活动表现”。例如第11骑兵团低级指挥员阿达缅科声称：“喝吧，同志们，伏特加喝到醉，就不派我们去芬兰啦”。该团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想被军事法庭审判，那就不用去芬兰送命了”。
第96步兵团战士康斯坦丁·马丁纽克说：“为了解放事业打下西乌克兰，过狗日子，如今又让我们去芬兰，不战死不算完啊”。又说：“谁要保卫你们的苏维埃政权，这个苏维埃政权如今比尼古拉年间差远了。资产阶级制度下士兵甚至农民的生活好得多，现在不是在军队服役，是在监狱服刑。我们解放了乌克兰人民，却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生不如死，自己为了这个解放活的像狗，等解放了芬兰啊，还不如狗呢……”
米赫耶夫报告：“马丁纽克的反苏言论已记录在案。第87步兵师特别处正向军事检察机关提出将马丁纽克送交军事法庭的问题”。

即使冬季战争停火后，此类“行伍怪话”仍未噤声。1940年3月22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向伏罗希洛夫、梅利尼克汇报：“在个别军人中间存在不健康的反苏言论”。战士多夫加利说：“战争结束是好事儿，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是侵略者，它奉行的是侵略性政策。咱国家人多，一个红军战士的命只值30戈比，所以我们被赶来送死”。
第150步兵师108汽车大队电影放映员加夫里洛夫说：“最后我们放弃了战斗，因为发动战争的是苏联不是芬兰。我国政府开战是个错误，他们失算了”。
第17摩步师战士费多托夫说：“芬兰人民抗击红军是他们的权利，是为了保卫自家财产。我们去打芬兰人，等于剥夺人家权利”。
241炮兵团战士涅米罗夫说：“苏联的政策就是：一只手签协议、另一只手撕烂，对芬兰即是如此”。

最后，1940年3月16日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报告的一句话简直神来之笔：“苏联和芬兰签署和平协议后，前线个别地段出现两军拜把子、搞联欢的情况”。

官方数据显示冬季战争期间有843名军职人员被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58-10条定罪。正如历史学家基里尔·亚历山德罗夫指出：此数字既不包括1940年3月13日之前立案、战争结束后判决的人员，也未包括红海军人员，更没包括依据《刑法典》第58条其他款定罪的军人。亚历山德罗夫估计，在105天战争中有不少于1100名红军战士基于政治原因被定罪，仅因“反革命煽动”和各种“反革命活动”受惩罚的军职人员总数可能高达1500名。雄辩地说明相当一部分红军战士对这场战争和斯大林政府的态度。

延伸阅读：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30年2月15日斯大林收到一份标明“绝密”的翻译件，内容是苏联情报部门获取的德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弗利茨·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封私信。斯大林要求将这份含有敏锐外交官的尖锐评价的文件归入他私人文件收藏：

（1930年1月4日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Ф.冯·特瓦尔多夫斯基致柏林经济学家、政论家В.特罗赫茨的信）

衷心感谢您上月17日的来信和圣诞礼物，我们非常愉快地全吃了。首先说圣诞节，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能够欢度圣诞的家庭不足100户，真是非常奇怪的感觉。对于全俄人民而言这就是个灰色的平常日子。这些宣传人员，对大众精神有深刻了解的人，却对节日的意义所知甚少，简直令人惊讶。只是一味工作、工作、提高产量之类。（注：下划线系斯大林所加）每个人都沉迷于虚幻的统计资料、不切实际的百分比数字等日常琐碎，却忘了除本职工作之外生活中还应当有其他内容。

我读过托洛茨基的书，觉得很有意思。只是最关键的地方没搞清楚，为什么托洛茨基在1924年，也就是他执掌红军、据说深受爱戴的时候，没有凭借手中巨大权力对斯大林采取行动，未作抵抗就撤退了？我找到的原因如下：托洛茨基归根到底只是个文学家，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而同时期的斯大林是个有决心的行动派，知道自己要什么。托洛茨基是大作家。但他不管怎样都无法否认，斯大林——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已经攫取了全部权力，并且是有史以来最绝对的独裁者。他就是有这方面必需的品质。仅仅耍弄阴谋诡计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每个独裁者最终都以某种方式攫取到权力。依我看，用道德尺度衡量这个问题实属无谓，尤其跟托洛茨基这种人物相比，根本不一回事。

斯大林是个孤注一掷的人，是个拥有钢铁神经、强大意志力和可怕连贯性的人。

以后他的政策能不能成功，没人说得准；眼下的情况甚至显得十分模糊；但这个人重要的长处在于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还认为，他最终会毁灭俄罗斯（注：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写：“哈哈哈”），可这毕竟就是大多数独裁者的本质，为了实现自己内心认为的全世界幸福，不惜牺牲本国前途。

我认为社会主义竞赛是危险的，因为它造成了——或许不是在实际意义上，但至少是在象征意义上——俄罗斯人和外国工人在某些工厂、工作组的某种联系。我不是说这会严重削弱资本主义企业的产量；但举例来讲，“洛伊纳” (Leuna)工厂的一些工人就对这里化学托拉斯的前景很感兴趣。

目前俄罗斯遭遇了金属严重短缺。生产跟不上规定进度，正在扰乱整个五年计划。所以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困难无法消除，俄罗斯人该怎么办？能否通过某种额外追加的限制来维持五年计划微调机制的运转？能否宽限企业七年而非五年时间？抑或是整件事彻底陷入无望绝境？本地报纸连篇累牍刊登对未能实现预期数字、对品质低劣和缺乏组织的批评。各大委员会巡视全国，无情辞退那些甚至有功劳的党员干部。

我无法想象，由此引起的担心能够对增产起什么积极作用。总之，这里到处都在为社会主义春播做准备。各家报纸接连几周发表文章对春播提出建议和指导。这无疑是表明人们正怀着极大忧虑看待农业生产的一个迹象。

过去几个月苏联在外交方面非常成功：得到了英国承认，工党政府极其天真地指望借助俄罗斯市场来应对国内失业问题；跟土耳其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同中国的冲突以全胜告终。（注：1929年苏联重拾中东铁路所有权和运营权）

这些成功使得这里充满傲慢自大，要不是我感觉十分好笑，可真没法忍啊。

我盼着能在1月底或2月到柏林住几天，见你一面……

（注：1932年5月冯·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莫斯科遇刺受重伤，袭击被归咎于波兰。康复后他继续在德国驻苏使馆工作到1935年）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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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尼斯拉夫·查利克

苏联时代城市平民改善自家居住条件只有一种办法：跟别人交换寓所。其间暗箱操作、非法经纪人和私下付款屡见不鲜。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基辅，市执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古谢夫奉命做介绍，时间两分半 （!），包括翻译。

主席是这么说的：“总统先生，现在基辅每天新建80套住宅，一年25000”。

寥寥数语令外宾印象深刻，尼克松当天在玛丽亚宫（马林斯基宫）举办的政府招待会上随口引用了这个数字。

如果我们去查阅1970年代基辅市官方材料，将看到一幅貌似兴旺的景象：城市住房平方米数逐年增加。比如1970年基辅可用住房2120万平米、1971年2240万、1972年2360万、1973年2480万、1974年2610万、1975年2720万…… 那么根据官方数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每年新增约120万平米住宅。但实际上公寓短缺十分严重，新建速度远远落后于需求增长——这一点就连苏联自己的宣传部门也承认，但他们认为跟“腐朽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代表工农利益的先进国家的公寓是免费提供的。

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骄傲的理由怪可疑。毕竟建设免费分配的住房属于赔钱方案，而国家预算投入社会规划方面从来不算慷慨。因此建成的住房面积比市民需求的少百倍，许多人排队苦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领到政府吹嘘的免费住房。

请想象一下：你是个1970年代的基辅人，有一天需要改变居住条件——比如搬出父母家，到离单位近些的地方生活。但不可能卖掉旧房另买一套！因为房子是国家的，不归居住者拥有，你们属于租户、房客。

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另一套机制：交换而非买卖住房。市苏维埃执委会专门成立了经济核算制机构：住房交换局，局里有大文件柜，你可以在值班检查员协助下寻找合适公寓。那么理论上讲，你只要去到火车站街7号（就在火车站旁边），请那位经济核算魔法师打开柜子拿出秘藏地址卡，然后找到心仪的公寓，跟现任住户好好商量商量，乔迁之喜就近在眼前啦……吗？

可惜，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

首先，面见检查员并不容易，办公室外排大队，因为挨个看地址是很缓慢的，你可能等待数小时都进不去门。其次，查阅地址卡收费1卢布（这笔钱足够坐无轨电车上下班半个月）。第三，该部门并未包含全部可交换公寓，最具吸引力的房源由于某种缘故未列入其中。

所以跑一趟“黑市”更管用，它就位于交换局外头（后来转移到地铁“大学”站后面的植物园广场）。你在这里会遇见同样有意交换住宅的人，想问什么当场问清，还可顺便了解他是否对你家感兴趣。一两个钟头谈十几位，大大提高找房效率。

那怎么知道谁需要什么？很简单，人们在胸前举个纸板，写明自己意向。比如“3 = 2 + 1”，意思是这人想把三室一厅换成二室一厅加一室一厅（两套），所以会注意寻找有没有举“2 + 1 = 3”的。然而找房算术有时候也奇怪：常有人举着“1 + 1 = 3”的纸板。小学生见了拽拽妈妈袖子说：“叔叔写错啦，我们去告诉他让他改！”小朋友不知道，“叔叔”打算用两套一室一厅换一套三室一厅。有额外付费，但不能写明，因为是违法的。

公寓幸运女神只对精力充沛之人展露微笑。如果你真想改变住房条件，每星期至少到“黑市”站2、3次，有时持续好几年。常客们互相都认识，记得谁寻找什么，碰巧了就推荐一下。而那边那位看起来精明的男士是中间人，当年叫掮客（苏联解体后叫经纪人）。掮客们大多是科研机构拿半薪的兼职人员充当，所以有空出来在“黑市”帮人找房。全职的干不了这活儿：任何公民连续四个月或半年不工作，警察可以将其列为“寄生虫”——属于刑事罪名。

与公办中介机构不同，掮客提供的房源信息颇具优势和吸引力。为此你得付一大笔钱，相当于该人在科研机构工资的3-4倍。然而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刑法》规定“私营企业主活动和商业中介”最高判五年并没收财产。所以掮客们很小心，尽量只跟熟面孔合作。

无论如何，你总算跟“黑市”上真正管点儿用的人搭上话了。咨询住房信息一般先问问在市中心还是在坡地？1970年代的市中心通常指赫雷夏蒂克街、利沃夫广场、胜利广场一带以及佩切尔西基区。如果想从坡地搬到市中心，你或者接受较小的面积（譬如3 + 1 = 3），或者加钱（数额好商量）。

如果邻里关系没矛盾，再问问楼层。底层最不受欢迎（不像今天），因为公寓大多无阳台，夏天恐怕有人翻窗入室。顶层亦然——漏不完的水，找不完的房管处。

继续问：砖砌房还是预制板房？后者评价不高，1970年代初基辅曾流传一种说法，称预制板房住户更容易生病，水汽不能充分蒸发，聚集起来释放有害物质。很难讲这话有几分依据，但事实是这种房子的墙壁往往潮湿，因为是用松香（松脂）抹混凝土板之间接缝。混凝土本身品质也差，发行量颇大的《基辅晚报》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轰动半座城。

而我们今天选房注重户型：客厅几平方？卧室几平方？布局怎样？外阳台内阳台？有独立淋浴房吗？集中供暖或烧锅炉？诸如此类。

所以当年找到心仪的住房难归难，终究有机会。可是你看中房子的现任房客未必看中你的房子。为了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你又开始帮人家找房。一通忙活下来，换套房子往往要涉及5、6个环节（听说基辅曾出过涉及10个环节的宏大交换，叹为观止！），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中途生变，或发现了更优选，那么交换告吹……

假使一切顺利，各方达成一致，你以为就能搬了吗？慢来。现在最主要的是征得房屋所有者——“国家”——之同意。每个地区都有住房登记和分配部门，负责该部门的检查员就是你接下来必须面对的命运仲裁者。检查员将核查准备交换的两套住房是否等值：首先为了杜绝私下支付非法款项，其次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大家庭故意搬进较小住房，人均面积不足6平米，从而立即进入排队名单要求分房子。总之，只要检查员不签字，你之前的努力统统无效。

除交换外，改善居住条件的另一途径是加入住房建筑合作社。说合作社成员“盖合作社”或“盖房子”，并非指他们一砖一瓦自己动手，而是指住房建筑合作社实际帮他们盖。1973年热门电视剧《大课间》带火了这个词：“你老盯着我干嘛？” “你又想干嘛？盖合作社啊？”

如果你蠢蠢欲动打算参加合作社，请谨记门槛不低。比如基辅鲁萨诺夫卡区一栋九层板房公寓，三楼的两居室花费1800卢布，八楼的三居室2000卢布。社会平均月工资144卢布。首付款只占房屋造价40%，其余60%属于国家贷款（译注：几乎无息），住房建筑合作社成员还款期25年。那么以前述八楼41平米三居室为例，每月需还贷32卢布。很贵啊，毕竟类似的国有公寓租金仅一半左右。

早在1960年代，当基辅第一批合作建房户喜气洋洋乔迁新居后，他们的亲戚朋友仿佛大梦初醒。城市一派繁荣景象。自此你也想入社的话，就必须贿赂理事会成员，数额相当于住房首付款50%。

1979年基辅拥有36个住房建筑合作社，名称大多根据主管部门设立，比如“国家计委工作人员”、“艺术学”、“苏联科学”、“心脏病专家”、“邮电工作人员”、“1路公共汽车”、“大学”、“动力工程师”、“飞行员”。

不过在苏联社会条件下，公民自掏腰包造房并非解决居住问题的万灵药。毕竟住房建筑合作社不是你想加入就能入，只接受“急需者”——人均面积小于6平米的家庭（1975年放宽至7.5平米）。此外为避免社会贫富分化，合作住房有面积限制（每人不超过13.65平米），房间数量不得多于家庭人数。所以就算合作社成员再有钱，也不能买下相邻的两套房变成一套大房。

合作房屋和国有房屋一样，条件谈妥也能交换。“黑市”上诞生了新概念：“未偿付合作房”，就是说拿国有房屋换合作房屋（通常户型较佳）的人将承担25年还贷义务。

合作住房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继承，国有住房不行。后者住户如果死了，家里又没有其他登记居住者，那么国家收回再分配。很多老人的子女和孙辈不惜代价保住房子，实现的方式包括：
第一：用两套住房（自己的和父母的）换取一套共同的。这个法子的缺点是寻找合适房源可能耗时太久，新房装修加搬家不可避免要一笔大开支。
第二：家庭内部交换，比如奶奶（一室一厅）跟孙子换，而孙子跟父母同住。这个法子的优点是实际上每个人都留在原地，只改一改户口登记，而且不产生装修及搬家费用。

总而言之，最后种种的焦虑、手续、感受和在官员办公室的踱步都成为过去式。你终于拿到交换许可证和新住房证，必须抓紧时间：许可证有效期为签发之日起10天，须在期限内提交给新居住地房管处。搬家期限为一个月。

搬家同样不简单。一般来讲分两次，易碎物品如餐具、茶具、玻璃器皿、瓶装果酱、自制罐头等物品打出租车运走，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就借人家车拉。家具、书籍、行李箱等杂物用厢式货车。倘若东西少，还有一种货运出租车。叫这些车请找弗拉基米尔街29号基辅运输代理处，每车基础费用2卢布，按里程加价（每千米25戈比）。而搬家最大花销是装卸费，取决于家具和重物件数、楼内有无电梯及搬家工的胃口。

随着别列兹尼亚基区、奥博隆区、维诺格拉达尔区的成片新建住宅大规模入住，搬家量急增，政府又开设专门的家庭用品运输机构。1979年基辅有八个这种机构，分别负责若干市区。

1995年乌克兰实行住房商品化，从此人们都买卖房子，再没交换的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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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1970年2月2日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证据证明，个别外国人把含有淫秽内容的书籍和插图杂志带入苏联。这些出版物或被分发给苏联公民，或故意遗留在宾馆。

比如，今年1月24日-27日一群澳大利亚中学生以游客身份抵达莫斯科。在其中一些人的宾馆房间发现他们企图向苏联公民散发的彩色淫秽杂志若干。宾馆经理为此事向“马特曼”旅行社负责人提出抗议。后者承认两名中学生持有淫秽出版物并道歉。

早些时候意大利商人加西亚·托里切罗在宾馆房间留下带彩色照片的淫秽杂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边境和海关管控，防止外国人携带印刷品入境苏联，并消除苏联公民互相传播违禁书刊的现象。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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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盖·别利亚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类最难实现的梦想。我们早已飞上太空，很快将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乱已不成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状病毒和艾滋病毒未来将被控制。稳坐家中跟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对话何其轻松惬意，环球旅行也不再是伟大冒险，成了度假休闲。也许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把自己分分秒秒传送至地球任何角落。除了普遍平等，万事皆有可能。

新精英阶层

人在“平等”的名义下死亡和被杀，但就算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不存在平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后来更是如此。市井庸人即便不明白其中道理也发觉：“普通的仆役，派头倒像政委！”小说家尤里·奥列沙写道：“我给一家大报写诗体小品文，每篇稿酬相当于养路工人一个月薪水。有时一天写两篇”。当时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就很少动笔了，依然有钱在“国民”餐厅一坐一整天，甚至管自己叫“国民大公”。

讽刺作家、剧作家维克多·阿尔多夫也喜欢“国民”和“大都会”。有一次，正在受穷的列夫·古米廖夫偕老婆去列宁格勒拜访阿尔多夫，被维克多·叶菲莫维奇叫了出租车带往餐厅吃饭。文学评论家艾玛·戈什坦因回忆录写道：“阿尔多夫家给他（列夫·古米廖夫）留下的印象，用他自己话说：贵族上流气派。那里只有光芒四射的女性：比如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译注：女演员），或最高检察长的女儿，或伊利夫（译注：犹太裔作家兼记者）的妻子……妮娜·安东诺夫娜（阿尔多夫之妻）的沙发床上方挂着钟情于她的著名诗人的相片，比如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 而古米廖夫就坐她脚边”。

暂时不清楚艾玛·戈什坦因所谓“最高检察长女儿”是谁。苏联没这头衔，只有总检察长，1936年担任此职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只有一个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女儿季娜伊达，不到30岁。如果阿尔多夫家的真是她，那就证明1930年代名媛玛露西亚· 塔拉先科（伊利夫之妻）能够跟苏联最高级干部之一：维辛斯基的女儿平起平坐。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译注：苏联早期著名作家，1938年逝世）月收入3200卢布，十倍于普通劳动工人（当然得缴税：1200卢布）。这种水平的薪金按照苏联标准算得上“男爵”了，可如此成功富有的莫斯科人依然没法跟格鲁吉亚作家相提并论。“万民慈父”故乡的作家月收入20000-30000卢布，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莫斯科也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富翁，尤其剧作家群体。据说尼古拉·波戈金一个月挣四万，他的作品《拿枪的人》在全国几乎所有剧院上演，1938年还被改编为电影。

比起波戈金、维什涅夫斯基、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之辈，从西欧返回苏联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她不是作家联盟会员，直到1941年才被“分配”到国立文学出版社。她的诗集几乎没出版过，靠着翻译维持生活。茨维塔耶娃自己估算，1940年1月15日-6月15日的翻译和编辑酬劳为3840卢布，平均每月768卢布。这个数三倍于医生工资，两倍于大部分熟练工（“斯达汉诺夫式”除外）。如果茨维塔耶娃不在翻译上精益求精，她还能收入更多：“我终日忙碌，但由于每首四行诗——波德莱尔或弗兰科——我至少要译出四个版本，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写20行（草稿80行），而别的译者（实话实说！）每天200行甚至400行清稿（此处茨维塔耶娃用了斜体字）”。事实的确如此，“别的译者”月入7000-14000甚至更高。

那个年代演员的收入超过作家、诗人。米哈伊尔·左琴科出过一册薄薄的短篇小说，得2000卢布。当时颇受欢迎的演员弗拉基米尔·亨金拿去登台朗诵，仅三场演出就挣到2000卢布。而且作家所得税率比演艺人员更高。“灰色收入”就更别提了——有个笑话：旁人问亨金参加没参加过“灰色”演出，他大惊：“还有别的演出吗？！”
（译注：“灰色演出”也有“左派演出”之意，亨金的意思是难道允许“右派”演出吗？）

有句夸赞人的话叫“穿得像女演员”。成为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首席演员，当上莫斯科大剧院或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马林斯基剧院）主角、独唱，乃是苏联人能够梦想的职业天花板之一。作家和演艺人员之外，运动员也属于苏联社会精英一分子，主要是效力于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们。足球早在战前就是苏联职业运动之一，至少”А”级（最高级）联盟如此。足球史学家阿克塞尔·瓦尔塔尼扬曾发现一份有意思的档案：1941年2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夫·梅赫利斯签署命令，规定“红军中央俱乐部和志愿体育协会主队”的足球运动员、教练、按摩师（梅赫利斯同志不知为何忘了队医）的工资水平。根据规定，高级教练工资1200-1500卢布，一级球员（10人）1200卢布，二级球员（12人）1200卢布，三级球员800卢布。这种工资很丰厚了。即便三级球员（可能是替补）的月薪也是新入职工程师的两倍。但苏联最优秀球员未必欢迎梅赫利斯的工资规定，因为他们有机会挣更多钱：“……打一场灰色比赛每人拿500卢布，实实在在”。

时髦如在巴黎

挣钱多还不够，得会花钱——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但苏联国内漂亮衣裳和日用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高档需求，有钱难寻好料子。外国人到了苏联，想买点儿特产回家真犯愁。比如法国诗人安德烈·纪德甚至在莫斯科买不着带回巴黎送朋友的纪念品，他说：“商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劣质货。甚至让人联想，是不是故意把纺织品、日用品等东西造得尽可能无吸引力，好让人们仅仅出于需求而非喜爱去购买”。

纪德访苏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到苏联领取他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俄文版稿酬。翻译娜塔莉随行，二人闲逛列宁格勒购物。塞利纳说他哪怕在利比亚和喀麦隆也不敢把这种东西卖给客人：“……简直没法下手啊。我说苏联商品是‘无用的垃圾’，绝非夸大其辞。我和娜塔莉把他们商业街的店铺全走遍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大粪也敢摆出来卖。想在此地穿衣打扮，必须是天才。他们的纺织品纯属粗制滥造，线头都没缝好……”

塞利纳是个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士，经常被指责亲法西斯，所以他或许不是最可信的来源。但有意思的是，塞利纳的观察不仅跟立场客观的纪德部分吻合，也跟亲苏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吻合。后者试图向世人介绍苏联民生光亮面，但也被莫斯科人简陋粗劣的服装所震惊：“……对于第一次造访莫斯科的人来说，市民的打扮似乎相当难看。的确，你能够买到必需品……但舒适性阙如。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想要穿得好、穿得有品味，必须付出极大努力，且永远无法完全达成目标”。

这就是当时极少数人有资格享受的国外旅行为什么如此重要和珍贵的原因。伊利亚·伊利夫第一次到巴黎，给老婆买了外套、裙子、四块面纱、鳄皮手袋、镯子、帽插羽毛、两条腰带（皮革和橡胶）、一盒香粉、两盒胭脂外加两个黑色睫毛膏。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也在巴黎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花两小时挑选）、鞋和衣料。

1935年7月1日，在纪念室内剧院成立20周年晚会上，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身穿巴黎时装和皮大衣闪亮登场，引起轰动。出国旅行是置办令大家羡慕的行头的宝贵机会，尽管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新巴黎巡演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嘴上说：“法郎不经花……好东西都很贵”，仍然豪掷1075法郎给自己置办外套、两顶帽子、若干内衣。莫斯科的女演员们还喜欢抢购虽不耐用但十分奢华的金银线头巾——用特殊真丝绸缎和金属线缝制。

1930年代俄罗斯的企业家经营尚未被摧毁净尽。私人裁缝如同私人医生一样受重视，昂贵稀缺的面料被委托给她们裁剪。号称“俄罗斯可可·香奈儿”的娜杰日达·拉玛诺娃（译注：时装设计师、戏装设计师）1940年仍健在，革命前她曾为皇后亲姐伊丽莎白·费奥多萝芙娜女大公服务，客户包括富商妻女和实业家、糖厂老板的情妇。如今她已年老，继续为首都特权剧院的女演员和外交官妻子们提供时装。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拉玛诺娃工作室常客，1936年她夸耀说：“我做了件新大衣，非常漂亮雅致，拉玛诺娃缝的，而且很轻”。剧院赴远东巡演，拉玛诺娃为女演员们裁制各种颜色绉绸裙子：索菲娅·皮利亚夫斯卡娅穿浅黄色、奥莉加·拉布金娜穿粉红色…… 亚历山德拉·利亚明娜、叶莲娜·叶菲莫娃也为莫斯科高尔基剧院女演员们缝制贵得出名的衣裙，还有瓦尔瓦拉·丹尼林娜——战后她成为莫斯科收费最高的裁缝，客户包括柳博芙·奥尔洛娃和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

餐厅

莫斯科高级餐饮的水准曾经胜过服装。茨维塔耶娃1941年春写道：“我们吃得好，莫斯科应有尽有……”。战前，人们在莫斯科的商店甚至可以买到罗克福尔干酪、卡芒贝尔软酪和林堡奶酪，更不用说螃蟹、新鲜鲟鱼、熏鱼、熟猪肉、香肠和“美妙的熏脂肪”——也就是茨维塔耶娃口中的“培根”。这些美味诚然很贵，就像首都的高级餐厅一样，仅少数人能够消费。举个例子，在“国家”餐厅吃顿四道菜的正餐不低于13卢布，三道菜的不低于11卢布。饶是如此，这些餐厅从来门庭若市。瓦季姆·科津（译注：男高音歌手、作曲家）在“大都会”餐厅吃早饭很轻松，可到了夜晚，即使他这个明星有时也得跟别人拼桌。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妹妹赖莎曾回忆：“各色人等齐聚好饭店：什么工程师、科学家、演员，多多少少都有点钱，身边当然跟着漂亮妞儿……”

战前莫斯科每个高级餐厅都以自己的菜单、装修、传统和音乐扬名。尤里·纳吉宾（译注：作家、编剧）是一位大鉴赏家、“生活享受家”，他回忆说“国家”餐厅的苹果派和奶油咖啡最出名，“大都会”的布里欧面包和油炸圈最出名，位于艺术剧院巷的“艺术”餐厅炸麻花和可可饮料最出名。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扩充下去。

1940年5月7日高尔基街“阿拉戈维”餐厅开业，标志着格鲁吉亚美食逐渐超越法餐和俄罗斯本土菜肴。浇汁肉丁与长馅饼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变成书籍插图，“萨茨维”、“恰霍赫比利”、“查纳基”、库帕特肠等取而代之。“萨沃伊”、“大都会”、“国家”的旧荣耀在新星“阿拉戈维”面前黯然失色，后者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最贵最著名餐厅宝座。不过在战争前夕，格鲁吉亚美餐和高加索食俗才刚刚进入首都市场，莫斯科的名老餐馆仍然保留着所谓“耐普曼气派”（译注：指新经济政策时期暴发户派头）甚至十月革命前风貌。比如彼得罗夫斯基街2号“极光”餐厅招牌菜是俄式薄煎饼和全城最棒的露馅饼，“大都会”的招牌菜是鸡肉、鹧鸪肉加黑鱼子酱沙拉，而且他家的招牌冰淇淋配有巧克力酱和烤扁桃仁。

逢年过节期间，餐厅还会办一些主题节目。如1940年11月18日-1940年元旦这段时间“大都会”装扮成了“俄罗斯木版画风格”，举行“奇妙开心夜”，邀请茨冈合唱团在红色大堂表演，之后来的是“奥尔洛夫”茨冈人歌舞团。“萨沃伊”餐厅毫不示弱，雇佣“卡尔捷茨基”茨冈人歌舞团吸引食客。走进“国家”的人白天听着沙龙乐团进餐，夜晚欣赏著名的亚历山大·茨法斯曼爵士乐队。说实话，现场音乐和舞蹈彼时属于高级餐厅之必备。“萨沃伊”的“音乐和舞蹈之夜”持续到半夜，“国家”到凌晨四点，“大都会”也要到三点钟，而夏天在凉台上能一直跳到东方既白。

那年月苏联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内部餐厅，服务优良，收费相对便宜。用常客尤里·奥列沙（译注：小说家、编剧）的话说，这种地方“一顿饭的价格就像‘国家’的衣帽架那么高”。正如《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写，菜单有烤羊肉串、小鲈鱼、银锅烧鲟鱼，以及“虾颈肉和新鲜鱼子酱”、“热那亚式烤鹌鹑”、“鸫鸟肉片汤”乃至松露。别惊讶，松露无须从法国、意大利进口，供应莫斯科顶级餐馆的白松露产自伊万诺沃州和莫斯科州地界，多在亚历山德罗夫、扎戈尔斯克周边。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妻子说他更喜欢“大都会”，但也光顾作家餐厅：“一顿不错的晚餐：鱼子酱、鲜黄瓜、榛鸡——主要是吃得开心。饭后米沙和鲍里斯·罗伯托维奇找别列津斯基打台球，米沙赢了。然后我们遇见米哈尔科夫两口子，跟他们和艾尔雷吉斯坦（译注：苏联国歌词作者之一）饮咖啡……总之，美妙的夜晚”。

小汽车和疗养院

私家车在苏联算奢侈品，就连人民委员和司令员们也坐公务车。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首席演员米哈伊尔·加博维奇有自己的小车，莫斯科音乐厅明星瓦莲京娜·托卡尔斯卡娅也有——这个女人魅力四射、衣着光鲜，“托卡尔斯卡娅是战前莫斯科最富有女演员”的神话竟流传至今。

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仅有车还自己驾驶。1936年的一天他开着敞篷车从列宁格勒送安娜·阿赫玛托娃去莫斯科，行至加里宁市（译注：特维尔）附近忽然抛锚。集体农民迅速围过来，险些把这位苏联老爷打死。一名农妇恨恨嚷道：“看不出来吗？她是个贵族婆娘……”

甚至乘坐出租车也是某种社会地位标志。苏联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经济”、“舒适”、“商务”、“特级”或“豪华”的概念，但已经有了相当正式的出租车等级划分，比如М牌轿车 (ГАЗ-М-1)比“吉斯”便宜。出租车司机不去工人宿舍区拉客，更不服务首都边缘的无产阶级，涂成各种颜色（蓝、黄、深红）的“吉斯”只在“莫斯科”宾馆、大剧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地铁站附近趴活。这些舒适的豪华轿车载着艺术家和上等人观众，稳稳驶向首都的精英公寓或郊外特权疗养院。

不曾读过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书信的苏联人是幸运的，否则他们压根无法想象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演员以及苏联的作家和剧作家们战前过着何种生活。这位著名女演员乐滋滋地描述她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怎样享受人生。奥莉加经常到巴尔维哈（译注：莫斯科州度假胜地，有旧庄园、城堡）度假治疗，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瓦西里·卡恰洛夫等人战前也多次到访这个地方，但只有奥莉加留下了生动的、甚至可说是津津有味的描写。

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1936年7月24日写给玛丽亚·契诃娃（译注：契诃夫胞妹）的信说：“疗养院规模宏大，我的房间赏心悦目，松树在窗前摇曳沙沙作响，森林环绕，百花齐放……菜肴是一流的，供应鳟鱼、铁钎子烤肉、各种馅饼——我加糖精吃。面包几乎不碰，一天两块糖”。

奥莉加说自己“几乎不碰面包”，现代读者可能要皱眉。今天的营养学家建议我们“每天摄入100克黑面包”，可在战前，面包并不是胃口大开美食家丰盛餐桌的点缀，而是几百万人果腹的主食。极少数“不碰面包”之人照样活得好好的，因为他们有鳟鱼、烤肉外加“各种馅饼”。

令人惊讶的是，战争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依旧不改她的战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1945年4月苏军正准备攻打泽洛高地，大后方莫斯科的糖、谷物和油脂实行票证供应，工人每天800克面包、职员600克、被抚养者400克。而奥莉加身在巴尔维哈，七点钟起床。她写道：“八点钟女按摩师来给我的身体做舒适按压。十点半吃早餐：两盘小菜，奶油咖啡搭配优质黑面包和黄油…… 可选的美食琳琅满目：打泡奶油大馅饼、果冻、汤羹、各式熟肉、鳕鱼、各种精致素菜……他们每天给我送菜单让我自己点。你看，我活得像地主婆”。

但这位“地主婆”的收入可能无法与电影明星及流行歌手柳博芙·奥尔洛娃、克拉夫季娅·舒利任科、利季娅·鲁斯兰诺娃相提并论。战前鲁斯兰诺娃正处于声望顶峰，穿金带银，喜欢收藏钻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珍珠…… 是啊，人民歌手没有珍珠怎么行呢？她和第三任丈夫：著名幽默演员米哈伊尔·加尔卡维收集古玩、圣像和俄国画家名作，两人位于拉弗卢申斯基巷的住宅俨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分廊。

“为了官爷们”

所以渐渐地，在斯大林和战友们宣称的“平等”与表演性俭朴之下，斯大林的苏联变成了等级社会，普通人、低收入者、无特权者和新贵之间形成虽非正式但众目昭彰的分化。此处我们只谈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自由民”，如果算上数百万没有国内护照的集体农民，以及“古拉格”系统关押的囚徒，那么苏联的真实状况离着平等何止十万八千里。

苏联顶级精英、党政领导、军队和经济部门高级干部小心翼翼藏富扮低调，不仅对苏联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对外国人装样子。1935年4月23日美国大使馆办招待会，尼古拉·布哈林身穿旧款长大衣，卡尔·拉狄克（译注：共产主义宣传家、外交官）“穿着某种野外服装”，教育人民委员安德烈·布勃诺夫“穿迷彩服”光临——看来是指军便服和马裤。伊万·别尔谢涅夫、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和亚历山大·泰罗夫（译注：三人都是演员兼导演）穿燕尾服、黑色礼服，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全套黑西装。他们的女伴：索菲娅·吉阿钦托娃、吉娜伊达·莱赫、阿丽西娅·科宁、叶莲娜·布尔加科娃自然穿着她们最好的晚礼服。

尽管如此，纸永远包不住火。

安德烈·纪德感叹：苏联正变得愈发“资产阶级化”，而政府对此持认可、鼓励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共产主义兄弟情谊越来越远：“那些身为或自以为‘当权者’的人面对‘手下’、劳工、女清洁工、保姆等表现出的蔑视或至少是冷淡，怎能不让人心生反感”。

罗曼·罗兰没有试图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却也关注到不平等现象，尤其坐小车在莫斯科郊外行驶的时候。他提请人们注意农民小木屋与“领导及其贵客和受宠作家”大别墅的天壤之别：“在环绕莫斯科的这一地区，分散建着许多别墅，可它们并未标在地图上，这些别墅或者是专为政府首脑建的，或者是留给首脑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给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铺就的宽敞林荫道修建了好几条，人们会问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会告诉你：“从莫斯科通向别墅”。在这条路上，隔不远就站一个警察，再不然他们就躲在树林里担任警戒。有一座疗养院，整座建筑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丽的轮廓。我问这是为谁建的，人们答道：“是为政府的高官哩”。我接着问，那么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备森严的广阔领地如今被派何用场，人们答道：“那儿现在已为高官建了别墅，成了他们的疗养地”。在路上，我们与鲍里斯·皮里尼亚克的车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郊外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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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61年初，一名擅自离开军营的战士意外引发一场大规模骚乱。市民和执法机构在街头对抗，导致1人身亡、39人受伤……

1961年1月15号星期日，克拉斯诺达尔市郊某部队列兵瓦西里·格林擅自外出。此人平素行为不检，自觉不可能找军官请下假来，决定悄悄进城吃喝一顿。但身上没钱，于是从仓库“借”出几套军装（新皮靴和带护耳的帽子很好卖），打算换一桌酒菜。

格林趁人不注意溜出营房，赶在午饭前抵达克拉斯诺达尔集市。他在这里被一支军人巡逻队拦住检查，挣扎逃脱时“借”的东西从大衣里面掉落出来。巡逻队长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命令将格林押往警备司令部核实身份、继续审查。

格林眼见大祸临头——到了警备司令部肯定要关禁闭好几天，于是朝着围观群众大呼小叫，说自己“无辜被捕”，只不过出来买点儿吃的，就要被他们关监狱！热心市民闻听此言把他们团团包围，要求巡逻队放人，格林趁乱挣脱，躲在一堆空箱子后面。民间纠察队员再次将他抓获，准备先送警务室再去警备司令部。

也算格林运气好，一个前科人员尤里·布亚宁扯着嗓子激化事态，说士兵被警察殴打，为他出头的一个女孩则被纠察队员”揍了”。顿时群情激愤，大家猛扑过去，推搡拥挤中布亚宁所指的那个纠察队员严重受伤，不得不入院治疗。为了安抚人群，巡逻队试图让一个人冒充格林释放掉，却被眼尖的群众戳穿。

后来调查指出，当时是星期日午后，围观人群里面颇有些醉酒的。这些头脑不清醒者之一是哥萨克人尼古拉·奥斯特鲁赫，他声称应该去警备司令部表明态度——惩办欺负人的人。其他人酒酣耳热纷纷附和。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有关部门再次审问该哥萨克，他推说那天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150个愤怒群众受到奥斯特鲁赫号召，并肩走向警备司令部所在的红色街，沿途向遇见的每个人宣扬他们要为正义而战。其中有些人没有完全按照自己希望或想象的方式得到赫鲁晓夫政府对待，比如前苏军少校尼古拉·马雷舍夫由于赫鲁晓夫裁军而被转为预备役，在建筑工地干活谋生。还有一个人是周边村民，捕鱼进城售卖，却被纠察队员以“非法交易”的名义没收。工厂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也加入进来。闲散人员和社会边缘人不被允许自行其是，平素受了不少压力，今天正好出口恶气。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被生活和政府连番折腾的人们越聚越多，当游行队伍下午三点半来到警备司令部门前时，已经扩大到1000多名。如果说真正喝醉的人无非叫骂一番，出出汗就回家，那么另一些人就表现得更激动，大声呼吁冲进司令部营救被拘押的士兵格林。另外，很多人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记忆犹新，所以出现各种反政府口号不足为奇，比如：“咱们要干得比匈牙利好！”。

众所周知，石块是无产阶级简便易得之武器。人群先朝司令部窗户投掷碎石，随即冲入楼内。警备司令部属于保密军事建筑，当一些腿快之人逼近存放秘密文件的办公室甚至军械库的时候，卫兵果断鸣枪警告。很可惜，虽然警告射击枪口朝上，但室内环境令子弹路径无法预测：一颗弹头被天花板反弹，正好击中九年级（一说十年级）学生弗拉基米尔·萨韦利耶夫头顶，当场死亡。人群被迫后退，把萨韦利耶夫的尸体放在沙发上，像抬棺似的高高举起，血淋淋的上衣用长棍挑着仿佛一面旗，唱着革命歌曲走向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委员会。

骚乱之初的煽动者如布亚宁、奥斯特鲁赫等此时早已不知所踪，人数再次扩大至数千，自发产生了新“领队”。在这热血沸腾的队伍中，首次出现明确反共口号如：“驱逐共产党人，为国伸张公义！”。走近边区委员会大楼时，又齐声唱《华沙工人进行曲》：“仇恨的风在头上咆哮怒吼，黑暗势力对我们下毒手。快团结起来和敌人决一死战，也不必问有什么在前头……”

当游行队伍终于抵达目的地，至少3000人聚集在边区委员会楼前广场。克拉斯诺达尔记者弗拉基米尔·鲁诺夫日后回忆：“人群到达党的边区委员会，人们爬上电线杆叫骂…… 看起来就像一部革命电影…… 很快广场上跑来许多军人身姿、光头锃亮、身穿工人服装的小伙子。其中一位走到我面前，牙缝后面吐出几个字：‘趁没死赶紧走’。我立刻明白这些人绝非普通工人。正如参与此次事件的侦查人员后来告诉我的，他们受命观察和维持秩序，但没发武器……”

说是维持秩序，实际无力维持。片刻即有人攻入委员会大楼，掠夺办公用品，砸烂拖不动带不走的东西。值班工作人员吓得跳二楼逃生，摔断腿被救护车送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有几个人跑进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格奥尔基·沃罗比约夫办公室，拿起转盘电话打给克里姆林宫，指名道姓叫赫鲁晓夫接听。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接这个电话，但莫斯科已经知道事态严重，军队、城市和边疆区内务部门及克格勃人员被运到委员会大楼，便衣特务暗中识别记录参加骚乱者。随着夜幕降临，众人三三两两散去，传单张贴在市内各处，控诉“苏联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和同伙的废话”，传单作者是原苏军军官弗拉基米尔·戈尔洛帕诺夫，他也被裁军裁掉了。

次日（1月16号），克拉斯诺达尔市委第一书记亚历山大·卡恰诺夫从莫斯科飞回市内，希望亲自听取证人证言。部分群众再次聚集起来，当卡恰诺夫现身警备司令部阳台呼吁遵守秩序的时候，石块朝他飞去。书记奇迹般未受伤，撤回屋内躲避。群众最终自行离开，避免了流血事件发生。

1961年1月底克拉斯诺达尔市内展开大抓捕，但仅仅指控了少数最积极的骚乱者。两人被判处枪决，其他人3-5年监禁。后来又对一些判决进行重审。

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内务部）部长瓦季姆·季库诺夫坐镇克拉斯诺达尔清理执法队伍、查找责任人，结果内务总局局长、副局长、检察院侦查部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负责人被免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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