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鸡蛋蒸肉丸

所需食材:

火鸡肉馅:200克
蘑菇:150克
鸡蛋:2个
圆葱:1个
绿葱:适量
香草:适量
黑胡椒粉
植物油

步骤:

半个圆葱细切,多撒盐腌制备用。

蘑菇和绿葱(可带葱白部分)细切,烧热少许植物油翻炒。

用铲把蘑菇推到锅的一边,往另一边打入两个鸡蛋,翻炒混合。

莳萝、欧芹等你爱吃的任何香草切碎,撒在蘑菇馅上,关火冷却。

取火鸡肉馅跟腌制的洋葱搅匀,撒黑胡椒粉调味。

案板铺保鲜膜,手指沾湿清水,把肉馅摊开如饼状,填入炒好的蘑菇馅,包起捏合成肉丸。

上屉蒸制30分钟。出锅后肉丸表面略微抹一层油,可撒些绿葱做装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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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及克格勃对他们的监视)

▢ 爱德华·安德柳申科

“三次大战”和“千口棺材”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义务向国家领导层汇报民众对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看法。1979年12月末——即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国安部门集纳民间反应的第一份报告已呈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案头。次年1月份又连续提交三份相关报告。

这些报告照例以官话套话起头,介绍大部分人对当局开战决定的正面观感:“……乌克兰劳动者持续关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事件发展进程,完全拥护、赞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积极友好立场,认为有助于稳定该国局势,表示对四月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以及在ДРА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译注:1978年4月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穆罕默德·达乌德·汗总统,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ДРА))

随后是特务和线人四处搜集到的群众看法具体例子(注明身份)。

首先,今人谈及出兵阿富汗常用的一个理由:“我们不打美国人也会打”,早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其次,罗列那些不赞同军事行动之人的言论。

开战之初,一些人担心自己或亲戚将不得不去遥远的异国“捍卫社会主义成果”。还有人猜测美国将会攻打伊朗(刚刚发生过反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进行报复,从而导致苏联和美国交战。

另一些人则疑惑派兵出境怎么能够帮助实现和平,为什么干预远方的、莫名其妙的冲突,以及苏联何必花费大量资源和精力支援穷国。

罗夫诺州居民Ф.丘赫直截了当表示:“苏联乱管闲事,毫不怜惜自己的兵。这次又要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一样了。我们的部队要在阿富汗长期驻扎,我们的许多战士会死”。

乌曼市民族主义者娜杰日达·苏洛夫采娃也把出兵阿富汗同“捷克事件”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等量齐观(她支持索尔仁尼琴,早被当局盯上),一名克格勃“业务信源”(特务或线人)明确指出苏洛夫采娃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后发表了“政治有害”言论。切尔卡瑟州卡涅夫市某厂钳工Я.麦罗博达也听过“敌台”的阿富汗事件报道,他跟同事聊天抱怨苏联媒体基本没怎么报道这件事,反而西方广播讲得详细。同时,该麦罗博达支持出兵。

无论支持或反对,大家都相信这将破坏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

基辅市民К.弗里德曼被克格勃称作“活跃极端分子”(他是申请移民以色列被拒绝的犹太人),他将侵略阿富汗同1939年占领波兰相比较,认为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着战争进行,逐渐出现苏军大批伤亡的传言。1980年3月罗夫诺市五十四岁男子М.乌里扬宁告诉朋友:装殓士兵遗体的17口棺材运到他当司机的本地机场,又说这些人都白死了。

两名切尔尼戈夫市民:退休老头И.拉祖莫夫斯基和教师Б.别列佐夫斯基告诉克格勃线人:“听说大约一千个阵亡士兵的棺材从阿富汗运到莫斯科”。看报告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怒从心头起,在此二人姓名下划线,又在空白处批注“这些内奸呢?”显然,领导要求“采取措施”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但俩人未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很可能“预防性谈话”而已。

不过,预防性谈话和官方警告也未必管用。比如日托米尔州的德米特里·马祖尔,克格勃自从1960年代末就知道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尤其他曾屡次反对乌克兰的“俄罗斯化”和镇压“布拉格之春”。1980年当局收到马祖尔同村人十几封举报信,控诉此人说“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援助是侵略行动”,并怂恿交谈者去听西方电台。遂派员搜查马祖尔家,除发现其他“罪证”外,另有一封写给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伊琳娜·卡里涅茨的信,信中谴责阿富汗战争,声称苏联士兵中间存在恐慌情绪。
同年马祖尔因“反苏煽动和宣传”被判处6年劳改+5年流放。

“美好的新年礼物”

国安部门对留苏的阿富汗学生同样密切监视。战争爆发时约有九百名来自亚洲各国学生在乌克兰的大学、军校和警察学院读书。

根据克格勃说法,大部分阿富汗人对祖国事态的观点跟苏联人民一样,也就是振奋和赞成。基辅大学法赫德·帕尔瓦兹形容12月27日推翻哈菲祖拉·阿明总统是苏联人民的“美好新年礼物”,哈尔科夫阿富汗同乡会会长、研究生乌布杜尔·夏尔认为,如果革命是苏联协助进行的,那就一切正常。
但也有人谴责苏联向他们国家派兵,例如伏罗希洛夫格勒(译注:卢甘斯克)机械制造学院留学生穆罕默德·尤努斯·霍卡米。他最终因“成绩不良”被开除,为了声援他,24个阿富汗学生同时旷课一天。

国安部门还关注阿富汗侨民内部政见之争。有支持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也有支持被苏联特种部队击毙的前总统哈菲祖拉·阿明总统的一派,各执一词吵闹不休。有时候吵不出结果,对立双方干脆抡拳头解决问题。例如1980年4月“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在敖德萨工学院宿舍大打出手,8月份阿明支持者和被阿明干掉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支持者在基辅州一处保健营发生混战。

暗中反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公民不能走上街头公开批评政府发动战争,所以人们采取隐蔽手段:匿名传单、写信、墙壁涂鸦等,呼吁从阿富汗撤军。做这些事的人不一定出于政治动机,不一定就是明确反苏,有些人只是害怕被动员上前线或发生全面大战。但他们都明白后果——异议者会被克格勃追捕,万一被揭发举报就要锒铛入狱。

情报显示,针对阿富汗战争的匿名抗议在1980年春季达到顶峰。

四月份胡斯特市百货商场经理拿着试衣间拾获的传单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该匿名作者写道:“诸位!如果你们爱惜自己儿子、丈夫的性命,以及我国士兵的性命,就不要让他们被派去阿富汗送死。他们的生死取决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起来反对政府吧。重印这传单。我们不想为别的人土地而死。我们要斗争!”
不久又在利沃夫发车途径胡斯特的火车厢内发现类似传单,调查乘客确定了作者身份:利沃夫女青年Я.萨甘。该女子承认在工作场所听到阿富汗苏军伤亡惨重的流言,促使她撰写这些传单。她男朋友也在苏军服役(所以坐车去胡斯特探望),因而担心他的命运。国安人员放走萨甘,但对她展开暗中侦查,希望找到“可能的教唆者”。

一星期后基辅有轨电车上再次发现传单,“自称所谓言论自由团体,诽谤我国内政、外交政策,声称似乎有阵亡苏联军人的棺材从阿富汗运来,并呼吁定期收听外国广播节目”。

赫梅利尼茨基州铁路职工整理邮件时发现匿名明信片,准备寄给苏联主要报纸之一:《劳动报》编辑部,写着:“抵制奥运会!自由阿富汗!卡特总统光荣可敬”。克格勃原文引用上述内容,指出作者还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进行恶毒攻击”(克格勃官话,所谓“领导人之一”代指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有人试图把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信传出国去,克格勃曾截获一封从卢茨克寄往美国之音电台编辑部的信。1980年12月又查获一封基辅寄往本市地址的信件,作者自称20岁长子死在阿富汗:“我二儿子16岁了,等待他的是什么?波兰?不行!不能让他们把我孩子变成讨伐队员”。这里要提一下,当时波兰团结工会的抗议运动如火如荼,许多人坚信苏联即将重演12年前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戏码。
两封信分别号召人们到无名烈士墓举行示威抗议,据说时间定在1月1日。克格勃瞪大眼睛加强邮政检查,协同警方做好准备驱散抗议。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有匿名的也有不匿名的,切尔卡瑟居民列昂尼德·马雷舍夫就不打算隐藏自己身份。他向苏联党和政府、大报编辑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著名反战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寄送“诽谤信”,反对阿富汗战争。1981年4月马雷舍夫因“反苏”罪名被起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法院如何判决,我们不得而知。

一小撮喜欢搞恶作剧的人利用民间惧怕大战的心理胡作非为。1980年1月份某晚,文尼察州两个村庄、一座火车站的无线广播三次报警:“注意!注意!公民们,防空警报。大家快进防空洞。阿富汗发生战争。美国进入苏联国界了”。尽管已是深夜,仍有部分人听见警报,把大家吓得不轻。警察和克格勃迅速锁定嫌犯,原来是俩小年轻,一个从敖德萨来探望父母,另一个是本地人。二人供述只想找点儿乐子,没别的意思。于是罚款70卢布、预防性谈话,结案。

赫尔松州新卡霍夫卡某工厂厕所(对,克格勃也管厕所)涂鸦作者同样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该人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同志们破坏机床呀,别上班啦,抢商店抢银行,因为你们的弟兄死在阿富汗”。签名:“鹰”。

坟墓诗篇

1980年4月,罗夫诺州乌克兰卡村民Б.帕纳修克携带写有“意识形态有害诗作”的笔记本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笔记本是从当地学校14岁学生Г.舍甫佐夫手里没收的。案卷记载:这首题为《儿子》的诗献给同村青年维克多·克利梅克,2月份刚在阿富汗牺牲。国安人员总结诗的内容:“……向死者母亲Е.А.克利梅克(1936年生,党外人士,幼儿园主任)表示哀悼,并对苏联军队驻扎阿富汗的合理性提出怀疑”。

克格勃搜寻诗作者无果,但查明一个月前有个匿名人把这株“毒草”寄给死者母亲。她姊妹把诗拿走,然后她儿子让那个14岁学生抄写。克格勃对两名妇女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并采取措施“防止涉阿富汗事件挑衅性流言传播”。

若干年后,乌克兰阿富汗战争老兵联盟奥斯特罗日斯基分会会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普丘克得知这份解密材料,当即指出姓氏错误:牺牲士兵真名叫维克多·克里玛克(不是“克利梅克”)。普罗科普丘克不知道诗的事情,但通过村民联系上了死者母亲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她仍然住在村里以她亡儿命名的街道。

从小认识克里玛克的乌克兰卡村民弗拉基米尔·科尔尼丘克介绍:“当年那事儿轰动全村,我自己在阿富汗当兵呢,辗转听说了。维嘉下葬的时候念了这首诗,交还叶卡捷琳娜,然后又让学校的孩子们齐声朗读。克格勃来找她,她撒谎不知道谁写的”。

事过境迁,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同意揭晓作者身份,原来是邻村亲戚伊万·米列夫斯基。那些年她把乌克兰语手写的两张信纸妥善收藏,至今视若珍宝,借此怀念儿子。

克格勃没掌握的情况是:同年3月叶卡捷琳娜又发现两首内容类似的诗(确实不知谁写的),一首留在儿子坟墓上,一首扔进她家院子。

复活,归来

克格勃文件还记载了一桩“埋活人”的案子。1980年6月昆都士省作战行动期间,一辆运载苏联士兵的越野车过河翻覆(但克格勃文件描述略有不同,说是装甲运兵车坠河),10人死亡(或称8人)。其中一名士兵毁容,经辨认,判定为赫梅利尼茨基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的列兵米哈伊尔·沃伊沃达。
把遗体运回他老家卢奇卡村,交给母亲办后事。锌板棺材未开,只有个半透明小窗口,很难看清棺内面目。葬礼同日举行,村民们纷纷来送米哈伊尔·沃伊沃达最后一程。

九天后沃伊沃达所在部队的一名准尉进入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兵役局,传达惊人消息:工作上出了差错,米哈伊尔还活着,正在阿富汗治疗。原来翻车后他负伤了,被河水冲到下游几公里岸边,侥幸未死。

再后来,利沃夫州斯特雷市的科斯季夫老两口五雷轰顶,因为“沃伊沃达”棺材里装的是他们家儿子塔拉斯!这口棺材深夜挖出,悄悄运到斯特雷市二次下葬。

为什么这件事引起克格勃关注?文件称:国安部门将会同兵役局和“社会人士”,努力防范塔拉斯·科斯季夫葬礼上出现“负面表现”。他们显然担心战士父母和其他市民的怒火:国家不仅送人去死,还不让烈士安息。

米哈伊尔·沃伊沃达复员回乡,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阿富汗老兵联盟分会长弗拉基米尔·杜德科说他一直住在村里,偶尔出席战友纪念活动。当地参战老兵编撰的纪念册也提到沃伊沃达的故事,克格勃文件中缺失的细节就来源于此。

尘埃未定

可以看出,克格勃文件提到阿富汗战争主要集中在1980年,之后越来越少。自从1981年国安部门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邻国波兰民主运动的余波。

克格勃官员在《提高政治警惕性》讲座时收到的问题清单,能够反映苏联公民最关心哪些社会政治问题(勃列日涅夫时代和安德罗波夫时代国安部门多次向中央提交此类材料)。例如1982年上半年的清单只有一项两个问题涉及阿富汗战争:“我国军队还要在阿富汗驻扎多久?真的死了很多苏联士兵吗?”(来自乌克兰四个地区),同时却有关于波兰事件的五个问题、关于黎巴嫩战争的四个问题。

1984年的乌克兰克格勃报告几乎没出现阿富汗战争内容,这年是苏军最艰难的一年(官方承认牺牲2343人)。但原因或许不是民众不再关心战争,而是克格勃撰写报告的形式有了变化——此时期的报告更简洁,民间情绪的信息更少。

到了改革年代,涉及阿富汗战况的内容又稍有增加。

1985年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收到关于乌克兰兵役部门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兵役局领导受贿犯罪事(共查获73起),一些行贿者的目的是“避免被派驻阿富汗服役”。

阿富汗人杀伤苏军士兵的办法之一是设置诡雷,包括在常见日用品上动手脚。1986年某阿富汗人携带打火机进入苏联,送给他的熟人:辛菲罗波尔工人Л.克列谢尔斯基(善意礼赠)。后者回家拿打火机点火,忽然爆炸,重伤送医抢救,同屋的兄弟也挂彩。

至于进口货物夹带反苏传单、标语更是老生常谈,此乃外国人抨击阿富汗战争的手段。1986年12月苏梅州发现从波兰入境的包装布上写有“粗野侮辱中央领导之一(可能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脏话,涉及我国向阿富汗提供的国际援助”。

同年卢茨克市国安部门查明:当地一些参战老兵“发表不成熟的政治见解,曲解我们给予阿富汗国际援助的本质,声称苏联军人对该国平民实施了‘暴行’”。12月底开战纪念日前夕,这些“政治不成熟”老兵计划到市中心集会,再走去烈士陵园向阵亡战友献花。克格勃必须确保他们的行动不出现“反社会表现”。

目前解密的克格勃文件最后一次提到抗议阿富汗战争的“诽谤性材料”是1987年4月,查获170份相关传单(反战、民族主义、声援乌克兰政治犯),又在禁止通行指示牌上发现涂写了“阿富汗”字样,克格勃认为很可能系外国人所为。

延伸阅读: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克格勃在军内反间谍的一个案例

克格勃怎样监视基辅欧洲马术三项赛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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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人贫富悬殊

1898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呈交次年的国家预算草案供皇帝审阅,坦言:国家财政的坚固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但与此同时,国内几百万人依然过着家徒四壁生活。帝国的学者们花费多年心血,试图厘清巨富、赤贫之间收入差别究竟多么大。

1880年莫斯科统计学家В.奥尔洛夫和И.博戈列波夫写道:“为了编制年度预算,我们挑选一户中等收入且户主详细记录其进项和支出的家庭。我们把户主报称的收支与同村其他居民进行了核对……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自己编制的预算无可置疑”。

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居住在莫斯科省伏努科沃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霍多夫一家,1879年收入489卢布50戈比。全家八口人:丈夫和妻子、大儿子和儿媳、以及另四个16岁、12岁、9岁和3岁的未成年儿子。他们有两间木屋、一间圆木仓库和一间谷物干燥室。饲养一匹带驹母马、两头母牛、两只绵羊。家中三个人分得份地,每人4.2俄亩(译注:1俄亩约1.09公顷)。他们在这12.6俄亩土地上播种了黑麦、燕麦、土豆和亚麻,收成92卢布10戈比。割干草、收麦秸、砍伐各种灌木烧火取暖。

养殖收入是:卖掉一头母牛27卢布、两头牛犊7卢布,自家食肉宰杀两只羊羔价值5卢布,两头牛产奶换钱20卢布——共59卢布。

该户又从本地神甫手中租赁一块耕地,租金8俄斗燕麦(译注:1俄斗散货约合26.24升)。播种10俄斗庄稼,收获40俄斗。扣除种子加租金,这块地产生19卢布80戈比利润。割草一次花费4卢布,得到8大车干草总重1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净收入21卢布60戈比。

去岁户主在制革厂上班,兼营马车运输,挣钱约40卢布。大儿子和儿媳在当地金银饰带厂工作,年薪100卢布。二儿子工资40卢布,三儿子12岁刚刚进厂,往家里挣12卢布。

1879年霍多夫家支出420卢布93戈比。其中用于食物储备:盐每普特80戈比、6.5普特合计5卢布20戈比;黑麦面粉每普特90戈比、合计72卢布60戈比,亚麻油3卢布20戈比,卷心菜5卢布,黄瓜2卢布,自家种的土豆15俄斗价值4卢布50戈比,1俄斗葱80戈比,3俄斗谷粒6卢布,酿克瓦斯之麦芽2卢布70戈比,20俄磅荞麦面粉1卢布,40俄磅小麦面粉2卢布40戈比。肉类:两只重约60俄磅的自家羊羔价值3卢布60戈比,过圣诞节购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圣周(Святая Неделя)购买5俄磅腌肉40戈比。5月26日教会节日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鱼类:过谢肉节买5俄磅鲇鱼50戈比,10月14日教堂节日买10俄磅鲇鱼1卢布,三个节日买10条鲱鱼共1卢布50戈比,又买5俄磅茶叶7卢布60戈比,16俄磅糖3卢布20戈比,饮用自产牛奶价值50卢布,全年过节买伏特加1.5维德罗(译注:1维德罗约12.3升)共6卢布。上列项目合计150卢布80戈比(彼得堡上层阶级每年餐饮费600-1200卢布,公费大学生每年领生活费300卢布)。

买出远门穿的鞋花销26卢布64戈比,衣服57卢布9戈比,牲畜饲料、垫料130卢布80戈比,各种生活用品25卢布60戈比。

三个人共缴税30卢布。全年开支合计420卢布93戈比。伊万·霍多夫略花小钱买“孩子礼物”。剩余40卢布存起来以备修缮房屋。

统计学家在莫斯科近郊波多利斯基县克列诺沃村农户Т.Н.沃尔科夫家也记录了大体相同的收支。该户夫妻二人及五个孩子不仅从事农业劳动,还制帽贩卖。家庭全年收入约440卢布,支出221卢布,其中买服装约70卢布,日常开销约50卢布,剩余每个钱都用在燃料、缴税、租赁割草场、支付牧人工资上面。

这就是不嗜酒的中等收入农民生活水平。但并非人人如此幸运,能够拥有土地、成家立业。长期以来乡村剩余人口普遍进厂打工,渐渐地一些大型企业有经验、吃苦耐劳的男青年月薪50卢布,代价是每天在毛纺厂机器前劳动14个小时。织布工的收入从7卢布到30卢布不等。但按照惯例,这些收入大多花在工厂自营的店铺了。

当过骑兵的小说家А.Д.阿普拉克辛写过不少当时上流社会人士的消费情况。在他关于1880年代彼得堡贵族生活的作品中有一个角色:Г.Н.斯维尔斯基伯爵,业已成年,每年靠着三万卢布过日子。因为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前监护人告诉他:“这里是属于你的两份产业的全部文件。现款不多,因为我监护你三年,以你名义在银行只存了不值一提的四万两千。但你每年可有三万固定进项,凭这笔钱,我的朋友,你必不至于饥寒而死”。

于是年轻伯爵用起钱来特别谨慎。阿普拉克辛写道:“由于他与生俱来的‘端正品行’,他无法理解那些轻佻、放浪的狂欢:一个晚上花几百卢布喝名贵酒,豪掷几千给茨冈人合唱团,甚至砸镜子、摔碗盘,挥拳打向餐厅老板和仆人的脸”……

斯维尔斯基摇着铅笔算计每月能在住宅、仆从、马厩方面消费多少,又能剩下多少供自己零花,确信将会衣食无忧。那么多的军官——甚至就在他那个数一数二的团——收入还不及他一半,却四处臭显摆。当然,那些人出门没马骑,而伯爵除了两匹必须的侍从马,还养着一对双套车役马和另两匹单独拉车的马。这笔钱按照他的计算不成问题,所以,当两年后银行活期账户空空如也时,斯维尔斯基呆若木鸡。

嚯,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供货商故意欺瞒坑骗他,也许是一时兴起送了美女贵重礼品,反正在这两年间,斯维尔斯基的账户见底了。

诚然,对于一般贵族家庭,把年轻儿子送进军队实属沉重负担。昂贵的制服、马匹,盛大宴席和酒会,每月一次舞会,给战友和上级赠礼——凡此林林总总不是军官薪饷所能承受的。整个近卫军的军官每年花销高达200万卢布,骑兵军约50万,其他军种约100万。

另一个大出血项目是出国旅行,因为贵族家庭不出国旅行的话会被认为不体面。曾有一本关于俄国贵族贫困化原因的小册子呼吁放弃这种愚昧传统,作者署名“史季格里茨”,写道:“经年累月毫无意义的出国旅行是一种恶习…… 我提醒诸位,生活在境外也就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我们俄罗斯人数量如下:德国53000、奥匈22000、法国14357、英国47500、意大利1387,总计约138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贵族,即46000人。如果把后一个数字换算成家庭,意味着每年至少11000个家庭花销不低于5000卢布,相当于俄罗斯大地每年流失5500万卢布…… 人居然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追求一种想象的快乐,怀着某种痴迷,从我们国家带走几千几百万,那当然会变穷了。这种先生我们见的够多,大家都认识不少,他们不是暂停工作稍事休息,而是把虚度光阴、消磨闲暇认作时髦——不能再帮助这种人了。已经有太多贷款、单名期票和优惠被投入此类旅行,而非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福利”。

俄帝国首都上流家庭每年最低预算7000卢布,相当于一名高级官员年薪。如果在彼得堡拥有可获利的房产,大概也能收入这么多。北方之都属于个人拥有的7840套住房中6894套常年出租,想在市中心租套像样点儿的住宅每年要1500卢布。而维持所谓“面子”的花销比这更大:一辆漂亮马车售价850卢布,最时髦的衣裳600卢布,狐皮女斗篷700卢布,彼得堡大剧院包厢席位6-14卢布,冬季一束鲜花10卢布,御用珠宝商Л.泽夫季根的钻石动辄数千卢布。

“史季格里茨”的小册子警告女人们:“我国许多妇女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家庭生活,使得丈夫逃离她们奔向一切单身汉和失意者钟爱的场所:俱乐部、餐厅、酒吧等。妻子们则把全部时间花在舞会和交际…… 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对丈夫和妻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不仅在道德层面:前者约狐朋狗友到餐厅大快朵颐、后者购买锦衣华服,无不需要巨额开支;花钱如流水一般,不理智消费越来越多,一点点侵蚀家庭经济…… 奢侈并不总是合宜。富人家奢侈一把很正常,甚至可说是必要的。而一个条件平平的中等收入者追求奢侈着实可笑…… 很多过日子的房间简直变成珍宝馆:堆满昂贵家具和大量金银摆设……”

日月如梭,多年后此种情况有增无减。1904年经济学家Б.Ф.勃兰特写道:“如果我们比较十年来最重要大众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就会发现1895-1899年较之1890-1894年,物价涨落如下:黑麦-24%,棉线+1%,茶叶+1%,砂糖+4%,煤油+12%,烟草+16%。西欧这些产品的价格都下降了,而我国惟有粮食跌价;庄稼人所必须的各种产品一概变贵,就连我们跟西欧一样都从亚洲进口的茶叶,以及我们对外出口的煤油和糖,在我国的售价也比外国更高……”

尽管如此,特权阶级的消费水平同样有增无减。例如特维尔棉纺厂老板之一М.А.莫罗佐夫1901年支出196675卢布用于个人需要,其中:“三餐饮食”9889卢布10戈比,葡萄酒12008卢布15戈比,办晚会7607卢布42戈比,租用三角钢琴153卢布,租用鲜花850卢布,杀灭蟑螂100卢布,购买油画、圣像之类12142卢布60戈比,马厩维护费10823卢布,看剧、听音乐门票595卢布20戈比,出国旅行18364卢布5戈比,在普罗斯库洛夫(译注:赫梅利尼茨基市)的别墅2398卢布25戈比,在克里木半岛的别墅4977卢布40戈比,房屋供暖3619卢布34戈比,照明6305卢布15戈比,以及其他各种开销……

反观平民阶级,二十世纪初地方自治会聘用的教师每月靠着30卢布度日,这笔钱使他们能够负担:20俄磅白面包,30俄磅黑面包,22俄磅肉,30瓶牛奶,2.5俄磅黄油,3俄磅植物油,30枚鸡蛋,5俄磅荞麦,4俄磅黍米,3俄磅大米,1俄磅豌豆,1俄磅通心粉,10俄磅卷心菜,1俄磅葡萄干,3俄磅砂糖,4.5俄磅碎糖块,半俄磅茶叶和半俄磅咖啡——上述合计17卢布。(莫斯科省)兹韦尼戈罗茨基县教师告诉统计学家:如果他们被迫减少这些食品开销,健康状况会立即恶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有位年轻女老师年薪156卢布,省吃省喝挤出钱来购买与职业相衬的体面服装。但冬鞋售价6卢布,夏鞋售价5卢布,高帮、矮帮套鞋6卢布,三块日常头巾20卢布,一件漂亮连衣裙31卢布,十二双长袜5卢布,内衣17卢布,床单11卢布,冬季厚呢子大衣30卢布,夏季外套10卢布,帽子5卢布。

至于餐具、沐浴、理发、洗衣、书籍、报纸等项,每年预算仅10卢布,即每月不足1卢布。

农民的购买力甚至更低。例如某家庭手工业者除了土里刨食果腹之外,还花费150天制作20000个勺子,以每千个3卢布的价格售出,赚回60卢布。原材料成本20卢布,利润仅40卢布每年。冬季一天工作15小时。

地方自治会头头Ф.Ф.克拉索夫斯基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基县生活八年,他如此描写二十世纪初农民生活:
“首先,哪怕只看最表面,人们也会惊讶于村庄几乎赤贫的景象。这种贫困显然易见:残破的房舍使人不得不怀疑50-65平方米空间怎么容得下全家老小居住活动,牛群瘦弱、马具简陋、农具原始。再看看他们日常饮食,即使最好年景,村里最宽裕人家的饭桌也罕见肉类、牛奶和鸡蛋,全靠面包茶水充饥。极个别家庭的主妇能给午餐增添一道饮品,但仅限于把茶炊摆上桌……有必要设法降低一些必需品的价格,例如铁,否则铁烟囱、铁栅栏、煎锅、犁耙等务农必不可少之物将变成奢侈品。”

农民如此,工人也强不了多少,毕竟他们终日只在车间和工厂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然而内需不足并非俄帝国经济的唯一不幸。大部分上层阶级家庭的财富实际建立在损公肥私基础上。国库出一笔建厂补贴,首先被厂主挪用花天酒地,剩下的钱才拿去盖房子、买机床。一旦工厂建成,发现预计的盈利要么“算错了”要么“达不到”。1903年春帝国技术协会举办“铁业代表大会”,工程师А.А.沃尔斯基作报告说:“全俄120家炼铁冶金企业,销售管理得当者甚至不足10家。毫不夸张讲,熟悉我国钢铁市场情况的不超过5家企业”。

同一年莫斯科大学教授И.Х.奥泽洛夫写道:“欠缺商业考虑的贷款往往发放给我国难以为继的企业,后者拿到贷款便不再操心自己生意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企业拿了国家银行贷款后陷入困境,要么银行再次伸出援手,要么国库会为了挽救国家银行的损失,给予企业优惠价格之政府订单”。

随着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增加了对农民和工人的苛捐杂税,内需进一步不足,形成恶性循环。上层人士年复一年讨论下层人士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正如本文开头所写,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早在1898年已经指出:“国家财政的坚固,无论其组织如何得当,最终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直言:“目前乡村百姓的经济状况仍不稳妥”。

奥泽洛夫教授解释个中原因:“我们在农业俄罗斯身上建立工业俄罗斯,靠借来的资本过活,目前通过大量人为干预勉力支持这个俄罗斯喝酒吃饭、穿衣打扮。培养工业的俄罗斯进一步吸干了农业俄罗斯。我们给俄罗斯穿上金色外衣,可她的小木屋正在倒塌、人民正在挨饿——这件衣服确实华丽,但对我们而言有些昂贵了,为了追求满身珠光宝气,不得不咬紧牙关,大量出口粮食、鸡蛋,甚至出卖自我……”

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1933年关于中央黑土州企业职工供应情况的报告

1943年基洛夫州教师物质待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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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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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АЗ–2106购车邀请卡

苏联汽车工业部
伏尔加乘用车制造联合会
伏尔加汽车厂技术维护管理局

尊敬的____同志,1977年9月22日 邀请您购买ВАЗ–2106汽车,售价7930卢布

每天____至____时销售

购买后请您对服务水平提出反馈意见并将此卡退回卖方

延伸阅读:

苏联1972年“寄生虫”登记卡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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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哈尔科夫杀医案

1927年9月5日晚八时许,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斯克利普尼茨基巷11号宅发生一起命案:女公民科切托娃手持从丈夫那儿偷来的“纳甘”步枪杀死另一位女公民埃斯特曼。案发时受害者怀孕五个月,而凶手一个月前刚刚埋葬了她唯一的孩子,这孩子曾接受埃斯特曼医治。科切托娃认为治疗过程不合格。

如果这件事出在当代墨西哥或巴西,摄制组会把它拍成催人泪下的电视剧。而在那时候的苏联,案子被迅速“政治化”,由于女公民科切托娃是印刷厂排字工,所以被指责“打击知识分子和劳动阶级之间的联系”。

据哈尔科夫前律师谢梅年科日后回忆:1927年秋天全市笼罩着“紧张和病态的气氛”,因为“医学界感觉自己受威胁”。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大概只有恐惧才能解释卫生人民委员叶菲莫夫针对埃斯特曼医生遇害案发表的官方声明为什么那样遣词用句,甚至公开承认自己的部门违反劳动法规!并且本着“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精神”坦率表示:“工人的健康是工人自己的事”。

人民委员8号发言,9号哈尔科夫本地报纸刊载记者对院外护理检查员捷尔-米卡耶良的采访。跟叶菲莫夫一样,此人也描述了地区医生艰苦的工作环境,包括连续超负荷劳动,以及来自病人的恐吓等。另外,捷尔-米卡耶良又谈了些新情况,首次披露悲剧之源——三岁女童利季娅·科切托娃的诊疗过程。很显然,后来的遇害者埃斯特曼临时改变自己的诊断。可是,他的这番话不太可能如他希望的那样,“终结所谓埃斯特曼‘治愈了’患者的庸俗传言”。

工人社区发出的声音更刺耳,他们说话原本就不好听,科切托娃案之后更加极端,声称医生们将会“重蹈覆辙”,母亲的眼泪永远流不完啦。

当局为难了:必须惩处杀人凶手以儆效尤,但又不能激怒堂而皇之声援凶手的哈尔科夫工人阶级。10月23日报纸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谋杀情节方面没有疑问——罪行是在受害者公寓肆无忌惮进行的,有证人,也有科切托娃供词。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之女利季娅是否获得了正确诊疗?死亡证明写着孩子1927年7月28日死于“副伤寒并发症”。但9月7日进行尸检的法医指出:“尸体严重腐烂”,死因可能是疟疾,不排除其他传染病。

案发一个月后的10月10日,“专家委员会”宣布“孩子死于某种类型的伤寒”,而“已故的埃斯特曼正确施治……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拯救患儿”。对科切托娃精神状态的鉴定更有意思,如果相信官方说法,这个女人似乎鉴定一次就好转一次。9月7日精神病学家认为作案人“目前患有以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为表现形式的神经系统机能紊乱”;9月10日另外三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为:科切托娃“……未罹患神经紊乱,仅由于受到特定刺激(女儿疾病)表现出歇斯底里状态(哭泣)”;10月8日鉴定又认为:“目前无神经紊乱,作案时也没有”。

1927年11月13日哈尔科夫地方法院举行公审,伊林斯基同志主持。一千多人赶往金属工人俱乐部旁听,挤得水泄不通。宣读起诉书和科切托娃认罪书之后,宣布庭审顺序:先问诊疗,再问谋杀。

被告人作证:埃斯特曼使用奎宁治疗女童的疟疾一个半星期,高烧未退,于是做母亲的延请甘谢耶夫医生诊断,后者表示不是疟疾,应当验血。血检结果出来后埃斯特曼改变了最初诊断,认为患副伤寒。但她让科切托娃去咨询一位更权威专家:扬波利斯基医生。专家意见徒增烦恼,猜测要么是副伤寒,要么是粟粒性结核病,要么是原因不明的脓毒症。

科切托娃还回忆起一个矛盾之处:孩子死前几天门诊部值班医生建议在心脏位置放冰块降温,但扬波利斯基说要在腹部和四肢放热水袋。

上述种种不一致的地方,公审第二天由阿尔卡文教授率领的专家委员会都做了澄清。教授的答复是:区区一个排字女工不可能理解浩如烟海的医学知识!在疾病早期阶段,医生无法区分疟疾和伤寒。即便判断准了也意义不大,副伤寒没有特殊治疗方法,对付这个病的手段跟对付所有急性传染病一样。

专家委员会认为埃斯特曼第二次诊断——副伤寒——是正确的。尽管利季娅·科切托娃血样的威达尔测试(Widal test)结果呈阴性,但他们说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测试阴性,仍属伤寒。心脏放冰块跟腹部放热水袋殊途同归,目的是一致的。总而言之:医生尽了全力拯救孩子。

检察员提问:“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其他治疗手段能够避免死亡?”委员会断然否定:“没有!”十月份初步调查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不像这样底气十足,那时候说“用咖啡渣算命”毫无意义。

科切托娃的辩护人机智地提请法庭回顾扬波利斯基医生的三个诊断——究竟哪个正确?并提供了支持“结核病”诊断的理由。专家委员会虽不同意,却把“副伤寒”的结论改为更模糊的“某种类型伤寒”。

由于一些证人见过科切托娃领着病孩逛市场,辩护人提出为什么医生不要求卧床休息呢?阿尔卡文教授回答:这种程度的户外活动仅对晚期患者致命,因为那时候出现了心脏并发症。否则,疟疾和伤寒患者早期是可以散步的!

庭审第三、第四天用于查明谋杀情况。实际上,与其说调查案件本身,倒不如说是调查驱使科切托娃行凶的动机,以及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检方不认可冲动杀人,因为孩子死亡(7月28)跟案发时间(9月5号)相距太久。但科切托娃举止确实反常,一个月里她每天给亡女换床单,出了印刷厂直奔墓地,坐到深夜11点。

本厂同事努力帮科切托娃辩护,形容她:“果断、机灵、有教养。身体健康,好静”,而且“觉悟很高,经常与工农接触”。这些肯定意见下面落着七十二个无产阶级的签名。只有一个人:被告的叔叔库岑科力排众议,指出科切托娃父亲是酒鬼兼性病患者,姥姥则是个疯婆子!然而库岑科未能举出任何相关证据。

11月17日庭审第五天,听取另一个专家委员会——精神病学家委员会——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七个问题,检方提出五个问题。怪哉,报纸刊登了检方全部五个问题,却只公布辩护人的一个问题。反正结论是:“科切托娃在作案时未表现出精神疾病迹象,她清楚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明白实施这些行为的意义”。

11月18日展开辩论。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发言两个小时,承认:“科切托娃经历了母亲们常见的、尽管十分艰难的悲剧”。他这话可不是表达同情这么简单,直接抵触庭审期间公布的官方数据:相比帝制时代,乌克兰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5倍。如果真如此,还能说“常见”吗?

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身边另有三名“社会起诉人”,其中一位科甘教授怒发冲冠,坚持把一切往政治上靠:“科切托娃的行为是对我们政权、我们整个制度的诋毁”。怪哉,政权不是自称“工农”而非“知识分子”吗?无论如何,这四个人都提出应当“在革命法律的最大限度内”严惩科切托娃。

11月19日辩护人发言。律师科夫斯基不同意专家委员会关于精神状态的结论,要求考虑前两次发现异常的鉴定。他坚持认为科切托娃系在“暂时性精神崩溃”下实施犯罪。律师马约洛夫则反对“报复杀人”的措辞,因为复仇需要怀着恶意,而科切托娃没有恶意,只有对孩子的一片痴心。律师科瓦列夫斯卡娅基于同事论点更进一步,提出要呵护连接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细线”,请求法庭“开辟科切托娃投身工作的前路”,而不是让她身陷囹圄。

哈尔科夫法律界资深人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最后出场,此人曾在帝制时代为彼得·施密特中尉(译注: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辩护过。《广播晚报》形容辩护人的讲话“充满艺术想象和比喻之类”。并且亚历山德罗夫也不同意精神鉴定结论,提醒法庭别忘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失去幼女的悲伤母亲。

11月20日,经过四个小时合议,法院最终判决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严格隔离关押五年,刑满后不丧失权利。

1925年伊万诺沃村纵火枪击案

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民族语言法》(1990年)

(儿按:由于列宁反对“强制性的国家语言”,不同意把俄语“强加给俄罗斯其他居民”,所以苏联长期没有法定的官方语言或国家语言,直到1990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民族语言法》

苏联国家保障苏联公民在国家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使用苏联各民族语言的条件,并关心其复兴、保护和发展。苏联公民应当珍惜作为人民精神财富的语言,千方百计发展自己的母语,尊重苏联不同民族的语言。

为规定苏联语言政策的一般原则,保障苏联各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和使用,确立苏联内部官方语言之间关系的法律制度,以及公民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力,特制定本法。

对于在非正式人际交往中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本法不做规定。

I. 总则

第1条.苏联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法律

苏联发展和使用苏联各民族语言的法律包括本法和依据本法制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他法律法规、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依据本法制定的关于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法律法规。

第2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在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方面立法的权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代表,负责立法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

确立关于使用和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原则、制定立法的一般规则;

根据全苏交流的需要,确定苏联境内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和适用范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管辖范围之外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基于生活在其境内人民的利益,自主解决发展和使用语言的立法问题。

第3条.国家权力机关和自治州、自治区行政机关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的职权

国家权力机关和自治州、自治区行政机关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可以在遵守苏联现行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全权解决境内人民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问题。

第4条.确定语言的法律地位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有权确定各共和国语言的法律地位,包括将其确立为国家语言。

考虑到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为了保障全苏联的共同目标,在苏联境内承认俄语是苏联的官方语言,将其作为各民族交流的手段。

在确立语言的法律地位时,不得限制苏联公民在国家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使用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利。

第5条.保障苏联各民族语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要为在其境内尽力发展苏联民族语言创造物质基础和各种条件,促进它们的研究。要为此通过全苏联、共和国和各地方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规划,提供这些语言的教授和学习,培训教育工作者,发展文学、科学和艺术,制作电视节目和无线电广播,印刷苏联民族语言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出版词典、参考书、教学方法书等旨在发展语言的各类手段。也可采用民族文化中心、民族社团、同乡会、校外教育形式研究和推广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的语言。

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拨款依靠相关预算出资。人数较少之苏联民族语言的发展也可在中央资金帮扶下进行。

为了实现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计划,可以在自愿基础上从民族文化中心、民族社团、同乡会和公民手中筹集额外资金。

II.公民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利

第6条.选择养育和教育语言的自由

保障苏联公民自由选择养育和教育语言的权利。

考虑到集中居住于某一地区的民族的利益,苏联国家应保证建立以苏联民族语言进行教育、教学的学前机构和中等普通教育机构,并在各种教育机构组织班级、团体、小组等形式使用公民母语进行教学。

父母或代行父母职责的人有权为子女选择有适合教育和教学语言的学前机构及中等普通教育机构。

第7条.学习苏联民族语言

苏联国家应创造条件,便于苏联公民学习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语言。

在使用另一种语言的教育机构中保证作为必修课的苏联官方语言教学,使其程度能够满足苏联境内各民族交流之需要。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内的语言学习由相应加盟和共和国依据本法第2条第二款决定。

暂时居住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学生可以免于学习共和国语言。这种免除的制度由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制定。

第8条.保障公民劳动权利,无论其语言程度如何

苏联公民行使劳动权利时,禁止基于其苏联民族语言掌握程度设置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给予直接或间接的优待,除非这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是全苏联或共和国法定的从事该职务的资格条件,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第9条.公民与国家和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和团体之间的沟通语言

苏联公民有权使用母语或自己掌握的任何一种苏联民族语言向国家和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和团体提出建议、声明和申诉。

苏联国家机关答复公民向国家机关提出的建议、声明和申诉,以及对居住在建议、声明和申诉所涉及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之外的公民提出的建议、声明和申诉的答复,应当使用公民使用的语言。如果不能使用公民使用的语言,则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在本条第二款规定范围之外答复公民提出建议、声明和申诉的语言,由相关联盟和自治共和国决定。

第10条.在诉讼程序和处理行政违法事项时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诉讼程序使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或本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进行。

苏联最高法院和军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不掌握诉讼程序使用语言的涉案人员有权充分了解案件材料,通过翻译参加诉讼,有权使用母语当庭发言。

司法文书应当以诉讼程序使用的语言送达涉案人,并根据他们的要求翻译成他们参加诉讼的语言或苏联官方语言。

违反关于诉讼程序使用语言之规定,构成撤销法院判决的理由。

被追究行政责任的人有权用母语发言,如果其不使用处理程序的语言,可使用翻译服务。

第11条.公证文书的语言

确定诉讼程序语言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国家公证机关和市、镇执行委员会、村人民代表苏维埃做出的公证文书。

如果申请公证服务的人不掌握该机构使用的语言,做出的生效文本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书写。

第12条.证明个人身份或信息的官方文件的语言

证明个人身份或信息的官方文件(护照、就业记录、兵役记录、文凭、教育机构毕业证、出生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使用这些文件所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的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制发。

第13条.服务领域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服务行业雇员(商贸、医疗、地方运输、生活服务、长途通信等各类服务业)有义务在全苏联和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相关职业资质范围内选择语言。如果该职业的资质要求未规定交流语言,则应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禁止以不掌握语言为借口拒绝服务,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III. 在国家机关、企业、机构、组织活动中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第14条.苏联国家机关工作语言

苏联官方语言是苏联国家机关的工作语言。

不讲苏联官方语言的苏联人民代表出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有权使用另一种苏联民族语言发言。他们的发言要被翻译成苏联官方语言。

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审议的法律及各种法规草案,应当根据苏联人民代表的要求翻译成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交付给他们。

第15条.公布苏联法律和各种法规的语言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议院、苏联总统批准通过的苏联法律和各种法规,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关于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的决定,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

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的苏联法律及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列举的各种法规具有官方性质,拥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第16条.公布加盟和自治共和国法律及各种法规的语言

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刊登发布法规时使用的语言由共和国自行决定,同时必须考虑国内人民的利益。这些法规也要在各共和国的官方出版物中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予以公布。

第17条.苏联总统选举、苏联人民代表选举选前会议和文件的语言

在筹备和举行苏联总统选举、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时,应当使用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特定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和苏联官方语言。

竞选文件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提交中央选举委员会。

选举苏联总统、苏联人民代表的选票应当以选区居民使用的语言印刷。

第18条.公文处理、文件、资料

加盟共和国之加盟共和国机关及其下属企业、机构、组织的文件和资料,使用相应共和国语言和苏联官方语言保存。

对于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加盟共和国之加盟共和国机关除外)及共和国和地方下属企业、机构、组织,在尊重公民使用母语和苏联民族语言权利的原则下,由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规定文件和资料使用的语言。

凡印有加盟和自治共和国企业、机构、组织名称的信笺、报刊、图章、邮戳和招牌,使用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居民点、街道、广场的命名与道路交通标志,使用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

第19条.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外语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的语言

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外语人口密集的地区,国家机关开展业务、处理公文、办理手续时可以同时使用本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及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这种使用条例由加盟和自治共和国依据本法第2条第二款进行规定。

第20条.公文往来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同苏联国家机关之间的公文往来及其他形式官方联络,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之间的公文往来及其他形式官方联络,应使用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或苏联官方语言。

第21条.联盟重点能源和运输系统使用的语言

为确保联盟重点能源和运输系统(铁路干线、空运、海运、管道运输)的安全和不间断运行,调度员通话和公文往来时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第22条.苏联武装力量使用的语言

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内卫部队和边防部队、苏联铁道兵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在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时要考虑军人的民族构成。

第23条.大众媒体的语言

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节目,以及中央报社和杂志社的出版物,一律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可以制作苏联民族语言节目。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和杂志的语言由共和国自行确定,同时必须考虑境内居住民族的利益,遵守不剥夺公民使用母语和苏联各民族语言权利的原则。

第24条.苏联对外国关系中使用的语言

苏联外交使团、领事机构、外贸组织、对外经济联络组织和其他苏联驻外机构使用苏联官方语言进行活动。

以苏联名义签订的合同及各种国际条约,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缔约另一方的语言或双方商定的其他语言起草。

以苏联名义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进行谈判的语言,应当在考虑到国际协议和既成惯例的情况下双方协商确定。

IV. 违反语言法的责任

第25条.违反语言法的责任

禁止宣传敌视和蔑视任何一种苏联民族语言,禁止制造抵触苏联宪法原则的障碍和限制性规定及语言使用方面的特权,禁止出现违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语言立法的其他行为,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活动违反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法律的,可依据本法起诉或提出行政投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总统
М.戈尔巴乔夫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90年4月24日

文本同以下文件进行了核对: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
最高苏维埃大会公报”
1990年5月9日

(由于1991年10月25日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民族语言》联邦法1991年12月12月生效,本法处于事实上的废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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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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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核桃拌鸡肝

所需食材:

鸡肝:100克
核桃肉:50克
甜菜头:1颗
大蒜:2瓣
芥末:1勺
橄榄油
欧芹

步骤:

鸡肝洗净、切大块,用油翻炒,撒盐、加水,盖锅盖焖熟。

甜菜头煮熟切丁,放在碗里加橄榄油拌匀。鸡肝捞出置于漏网内快速降温。

熟鸡肝和甜菜丁混合,加切碎的核桃,撒些碎欧芹。

捣蒜泥,加芥末、橄榄油搅拌,淋在鸡肝上。

最后可再用少许欧芹点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