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汤(Chowder)是一种美国式杂烩汤，通常用鱼汤烹制。但如果手边没有鱼或海鲜，也可以做出改用豆腐的简便素食版本，营养和味道都不逊色。
所需食材（6人份）：
土豆：500克
大洋葱：1个
小嫩芹菜：1棵
椰奶：600毫升
豆腐：100克
橄榄油：4大勺
面粉：2大勺
芥末酱：1大勺
辣酱油：1小勺
咖喱粉：1小勺
盐：酌量
白胡椒粉：适量
香菜（点缀用）
步骤：
收拾干净土豆和芹菜，切小丁，放入锅中，倒入开水刚好没过蔬菜，再次煮沸并加盐，盖锅盖小火煮至软，约15–20分钟。
煮蔬菜的同时，洋葱去皮切小丁，取厚底深锅，用油炒至金黄色。
面粉撒入洋葱，再炒2分钟。倒入椰奶，不停搅拌防止结块。加芥末酱、咖喱粉和胡椒粉，煮3–5分钟。
加入豆腐小方块和辣酱油，放已经煮熟的蔬菜。此时如果感觉汤太稠，可搀兑少许蔬菜高汤。加热但不要煮沸！
盛出后撒香菜即可享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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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苏联犹太人可怕的五年开始了。1月12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遇害，不久之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ЕАК)的成员开始遭到逮捕。但在著名导演横死和ЕАК成员被枪决（1952年）之间，还发生了另一起不幸事件：《团结报》记者米拉·热列兹诺娃之死。
关于杀害米霍埃尔斯和ЕАК成员的始末已经有很多著述。但不知为什么很少提及热列兹诺娃，也许因为她的案件另案处理，未被纳入任何大型审判。
始于1948年之初、随着斯大林逝世而结束的反犹运动的受害者都被逮捕，最终以荒谬且令人厌烦的罪名——叛国、勾结外国情报机构——被镇压。但关键在于，针对热列兹诺娃指控不能完全算是荒谬。她做了一些事——完全合法的事，却被认定为非法。“万民领袖”不敢立刻发起肆无忌惮的反犹运动，热列兹诺娃的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初步试探。
具体而言，米拉·热列兹诺娃只不过是发表了一份犹太裔苏联英雄的名单，整整135位！相对于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作战的五十万犹太裔战士和军官来说，比例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换算一下，等于每十万犹太人中间产生了6.83位苏联英雄。俄罗斯人排名最前：每十万人产生7.66位苏联英雄，名列第三的是乌克兰人：5.88位，以及白俄罗斯人：4.19位。这份名单被欧洲和美国媒体转载，引起热烈反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苏联红军中犹太官兵的固有印象。
根据她女儿娜杰日达·热列兹诺娃-贝尔格森回忆：米拉（米利亚姆）·热列兹诺娃毕业于列宁格勒哲学与文学学院，1934年起在莫斯科担任《文学报》通讯员和《共青团真理报》专栏作家，1942年初被伊利亚·爱伦堡（译注：苏联犹太裔作家、新闻记者）亲自领进《团结报》大门。当年她刚33岁，十分擅长撰写文学和戏剧方面的文章，后来成为该报责任编辑。
米拉·热列兹诺娃于1950年4月被捕（即ЕАК成员被捕一年后），当局指控她泄露军事机密（135人名单）。米拉的丈夫：记者列奥波德·热列兹诺夫设法证明了妻子获得名单之途径完全合法——乃是她向总政治部授奖部门提出查询后获得的答复，但于事无补，他本人反而因“失去警惕性”被单位开除。风华正茂、美丽聪颖的热列兹诺娃1950年11月23日被匆匆枪决，实际上没有与ЕАК的案件合并审理。十三位ЕАК活动家直到1952年8月才被处决，紧接着开始了所谓“医生案”的“侦查”。但另一方面，她的案子又跟所谓“吉斯”汽车厂工程师案有关，惟其如此侦察人员才能证明“吉斯”汽车厂与ЕАК相勾连。
41岁冤死的米拉·热列兹诺娃身后留下女儿娜杰日达，成长为编辑、文学评论家，写了一本书叫《我母亲在二十世纪中期被杀害》。1954年4月，宣判死刑的那位法官签发一纸证明，声称米拉·热列兹诺娃“被判处十年监禁”，1951年10月“因肺炎死于劳改营”。热列兹诺娃所搜集的战争期间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犹太人的数据，至今仍被世界各地历史学家引用，包括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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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苏联国安委主席
В.В.巴卡京中将
1991年9月__日
根据苏联国安委主席1991年9月1日第140号令，苏联国安委特别委员会针对苏联国安委官员、国家安全机关和苏联国安委部队在今年8月反宪法政变前夕及期间的行为进行了正式调查。
调查材料显示，В.А.克留奇科夫早在1990年12月就指示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前副局长В.И.日津和苏联国安委原第一副主席В.Ф.格鲁什科的助手А.Г.叶戈罗夫，研究进入紧急状态情况下可能采取的稳定局势的初步措施。这些材料虽已准备好，但据执行人所言，直到1991年8月初之前并未被使用。
可以相当确信地推测，自1990年末至1991年8月初，鉴于当时的国内局势，В.А.克留奇科夫和其他后来的ГКЧП（译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一道采取了可能的政治及其他措施，试图通过宪法途径在苏联实施紧急状态。然而，由于未获得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支持，这些人从1991年8月初开始采取具体行动，准备以非法手段实施紧急状态。
从8月7日至15日，В.А.克留奇科夫多次在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代号”АБЦ”的秘密设施内与后来ГКЧП的部分成员会面。同一时期，В.И.日津和А.Г.叶戈罗夫遵照克留奇科夫的指示，修订了关于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十二月文件。他们还与时任空降兵部队司令员П.С.格拉乔夫 中将一起为克留奇科夫准备了在宪法框架内实施紧急状态时全国人民可能产生的反应的材料。上述文件的内容后来被纳入ГКЧП的正式命令、声明和指示。В.И.日津8月17日还参与准备了В.А.克留奇科夫拟在紧急状态下使用的电视讲话稿。
调查获得的材料表明，阴谋参与者在实施其计划的不同阶段都指派苏联国安委在执行以下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隔离苏联总统，剥夺其权力；
阻止РСФСР总统可能对ГКЧП活动进行的抵抗；
对РСФСР和莫斯科市权力机关负责人，以民主立场著称的苏联、РСФСР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人民代表，以及重要社会活动家的行踪进行持续监控，目的是随后拘留他们；
与苏军部队及内务部的部队联合，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抓捕包括俄罗斯领导层在内的人员。
为此，苏联国安委前主席В.А.克留奇科夫利用职务之便，招徕了包括特种部队、中央机关所属部队和苏联国安委部队在内的个别力量。
因而在8月17-19日期间，苏联国安委的若干特种部队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的特种部队被提升至战备状态，重新部署到预定地点，准备与苏军和内卫部队联合执行保卫紧急状态政权的行动。
1991年8月18日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被专门组建的队伍隔离于福罗斯休假地，РСФСР总统Б.Н.叶利钦和其他持反对政变立场的人员被外勤监视。
在苏联国安委的力量和手段参与下，还开展了为实施阴谋创造有利条件的其他一系列行动。
例如，1991年8月19日宣布成立ГКЧП并实行紧急状态后，国安委领导层采取了旨在提高机关和部队战备状态、确保他们参与执行ГКЧП的决定和指令的各项措施。并利用苏联国安委的力量监控新闻媒体的活动，研究分析了苏联国内外对事件的反应。
1991年8月20日，苏联国安委的特种部队开始准备原计划外的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行动，意图在此次行动中动用苏军、内卫部队和国安委特种部队。然而，由于无法避免平民重大伤亡，强攻被取消了。
В.А.克留奇科夫是这一切行动的总指挥，积极利用他在苏联国安委领导层中的亲信，让这些人根据他的指示在具体地段和方向上组织部署个别力量及中央机关所属部队和苏联国安委部队。
具体来说：
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Ф.В.格鲁什科上将（译注：1991.1.29-1991.8.28）
他是阴谋的直接参与者，多次与В.А.克留奇科夫共同出席跟ГКЧП成员的会面。还经常参加所谓О.Д.巴克拉诺夫工作小组的活动。
与В.А.克留奇科夫一样，他也下达了关于动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手段实现阴谋家意图的最重要指令。他曾直接要求准备隔离РСФСР总统的行动，使用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的特种部队，加强对苏联电视和广播国家委员会的管制措施。
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Г.Е.阿戈耶夫上将（译注：1990.8.8-1991.8.28）
他直接领导了隔离苏联总统的行动，切断福罗斯“曙光”设施（译注：总统别墅）的通讯设备，并命令第79边防总队和独立第5边防警卫艇支队改受苏联国安委警卫局局长Ю.С.普列哈诺夫及副局长В.В.根涅拉洛夫指挥。
根据他的直接指示，曾经准备拘留并隔离РСФСР总统及俄罗斯联邦领导层，联合苏军部队和苏联内务部的部队封锁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随后强攻大楼、解除楼内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拘留。
他组建行动小组，派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实施紧急状态。
8月15日他亲自指示被从休假中召回的苏联国安委第12处处长Е.И.卡尔金少将和国安委政府通信局局长А.Г.贝达中将，部署对苏联和РСФСР部分领导人进行监听监控。这些领导人使用的是绝密、机密和民用电话线路，监控范围涵盖其工作地与住所。
从8月18日开始他一直全面负责参与阴谋活动的中央机关的力量和手段及苏联国安委部队的使用。他作为苏联国安委的代表参加了今年8月 19日的苏联部长内阁会议，主持编写了在紧急状态下苏联国安委机关和部队派驻地方活动的个别文件。
苏联国安委副主席В.Ф.列别捷夫少将
8月18日他指示对苏联和РСФСР的某些领导人、苏联和РСФСР的人民代表、著名社会活动家实施外部监视，并行政拘留其中部分人员。特别是，根据他的直接命令，动用了国安委”З”局和第7局的力量，拘留了乌拉日采夫、格德良、普罗谢尔科夫和堪察托夫等人。
他组建了紧急状态信息保障小组，掌管ГКЧП文件的准备和传播工作，以及涉及新闻媒体活动的措施，包括干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
苏联国安委副主席И.К.彼得罗瓦斯中将
他命令特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向国安委机关和部队下达了具体指令，规定其在提高战备状态下的行动方式。他还负责与苏联国防部协调指挥部队向莫斯科推进，包括准备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根据他的命令第103空降师的300名士兵被调往波罗的海地区。
苏联国安委副主席、苏联国安委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分局长В.М.普利卢科夫中将
8月17日他聆听了В.А.克留奇科夫亲自告知的阴谋主要计划，并于8月18日起采取实际措施调动国安局的力量和手段参与实施阴谋。他本人参加了苏联国安委和苏联国防部领导层召开的所有会议，参与制定了在莫斯科市使用部队、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的具体方案，并向其副手下达了执行指令。
调查委员会掌握的关于上述人员的材料表明，早在8月19日之前数天，他们已或多或少知晓阴谋家的计划，并有意识地为其利益行事。
同时调查材料还显示，苏联国安委中央机关部门和部队的一些领导人积极执行阴谋家的指示。其中部分人甚至在事发前已经掌握他们行动的方向和目的，但在阴谋失败迹象出现之前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加以阻止。在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现出不老实的态度，企图减轻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
具体来说：
苏联国安委”З”局局长В.П.沃罗特尼科夫少将
据”З”局副局长А.В.莫罗兹称，沃罗特尼科夫曾通知他国家将会在8月18日18时进入紧急状态。当天16时前他已组织召集了该局工作人员，连同第三总局的代表搭乘专机飞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同时根据他的指示，组建了由”З”局11名工作人员和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家安全局7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负责执行行政拘留任务。（在部署时向每位小组成员发放了空白的行政拘留命令，计划与”НН”分队配合行动）
8月19日他从В.Ф.列别捷夫那里拿到了应进行秘密监视和拘留的人员的名单，转交给Г.В.多布罗沃尔斯基。
苏联国安委“З”局副局长Г.В.多布罗沃尔斯基少将
身为该局领导，他直接监督了拘留乌拉日采夫、格德良、堪察托夫、普罗谢尔科夫的行动。
“З”局副局长И.В.别尔费利耶夫少将
8月19日他与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И.В.库切洛夫合作，执行了ГКЧП关于暂停某些报社和杂志社出版活动的决定。8月19日晚间有关决定被送达《真理报》、《莫斯科真理报》、《文学报》、《消息报》等20家报社的印刷厂。
苏联国安委边防部队首长И.Я.加里宁琴科上将
8月18日他向辛菲罗波尔边防总队和巴拉科沃边防巡逻艇支队下达任务，要求加强苏联总统休假区周边的警戒，并指示这些部队的指挥员只听从警卫局局长Ю·С.普列哈诺夫中将和副局长В·В.根涅拉洛夫少将的命令。
8月19日得知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要求加强国境线的警戒，并在首长会议上宣布将部队转入高度战备状态。他签署了边防部队军事政治局主任Н.В.布利特文上将起草的命令并发往各部队，该命令建议在各级军人中广泛宣传ГКЧП的文件、参与在各地组建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其任务。边防部队党委书记В.Г.安楚波夫少将联名签署了该命令，建议在党组织会议上讨论落实ГКЧП决定的措施。
第三总局局长А.В.扎尔捷茨基海军中将
他自8月18日起就已知晓ГКЧП的存在及其计划。他亲自参加了苏联国安委和苏联国防部领导层会议，共同讨论了组织兵力封锁及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的问题，并向他的副局长们下达了实施计划的指示。
总局遵照他的指示组建了多支作战小队：苏联国安委驻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特别局(УОО)副局长Ю.А.古沙少将带领一队在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周边行动；第三总局副局长Н.И.雷扎克少将带领一队前往波罗的海地区；另设一个负责分析作战局势的小组，以及一支预备队。
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副局长Ю.Е.布雷金少将
（译注：政变后此人短暂接任第三总局局长）
他领导总局下属各部门，指示苏联国安委驻各军区特别处负责人：鉴于《联盟条约》签署前夕一些地区局势恶化，苏联国防部已派出全权代表前往这些地区，各负责人应当与代表们取得联系，听取进一步行动的相关说明。
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副局长 Ю.А.卡尔加诺夫少将
为了完成委派他监督部队在莫斯科活动的任务，两次拜访莫斯科军区原司令员加里宁上将，并向苏联国安委副主席И.К.彼得罗瓦斯中将报告了会晤结果。
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副局长Н.И.雷扎克少将
他全面指挥了8月18日由其亲自率领前往波罗的海沿岸的作战小队。8月19-20日他主动以国安委驻波罗的海军区特别处的名义，向波罗的海沿岸的军事反间谍机关和苏联国安委发送三份密码电报，其中明确表达了对ГКЧП行动的实质支持，并建议在波罗的海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苏联国安委驻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特别局副局长Ю.А.古沙少将
8月19日他率领一支队伍与空降兵营共同向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开进，8月20日接受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А.Б.科尔萨克的指挥。当他得知即将于8月21日凌晨3点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在”А”小组（译注：即“阿尔法”特战队）指挥员卡尔普欣的会议上拒绝参加该行动，并将此事报告扎尔捷茨基。
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Е.П.卡拉巴诺夫上校
他亲自参加了苏联国安委和国防部领导层会议，参与研究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行政拘留其中若干人员的问题。他直接负责制定在莫斯科实施紧急状态的保障方案，亲自指示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参与强攻行动的筹划与准备工作。
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В.К.库切洛夫少将
他从8月19日起领导在国安局内成立的行动指挥部。根据他的指示，8月19日向市（区）机关发出了一份密码电报，内容是“核查是否存在印刷基地和有线电视，掌控其运行”。
他指派国家安全局”З”处的工作小组向出版社送达关于关闭部分中央、莫斯科市及州级报刊发行的通知。他还指示”З”处负责人А.И.梁赞诺夫参加苏联国安委副主席В.Ф.列别捷夫召开的会议，讨论限制“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活动的问题，并为此指派了几名国安局的工作人员。
8月19日早晨他分拨了7个人交由苏联国安委”З”局副局长Г.В.多布罗沃利斯基指挥，参加行政拘留部分人民代表的行动。
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国安局副局长А.Б.科尔萨克少将
他是行动指挥部副指挥，负责协调与空降兵部队的行动，封锁莫斯科市苏维埃、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苏联国家银行和国家贵重品保管局。
他指示为7名国安局工作人员配发制式武器。他亲自参加了苏联国安委和苏联国防部高层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在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周边开展军事行动的问题。他下达了关于准备国安局工作人员参与强攻大楼的必要命令。尽管国安局行动部门负责人坚决拒绝参与该行动，他仍然指示继续为强攻做好必要准备。
阿尔费罗夫将军、科尔萨克将军、库切罗夫将军未把联络官传递的、由俄罗斯及莫斯科领导层发出的文件交给本局工作人员，直到8月20日傍晚他们也未尝试对ГКЧП的行动作出原则性评价。
苏联国安委第7局局长Е.М.拉斯谢波夫中将
在筹备和实施紧急状态期间，他直接参与组织了针对РСФСР和莫斯科市权力机关领导人，以及针对苏联、РСФСР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人民代表的秘密监视，并指示下属参与对其中四人的行政拘留。
8月18日14时他亲手将一份苏联公民名单交给外勤监视部门的几位负责人，指示他们立即对这些人员实施外勤监视。名单共有63人，包括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布尔布利斯、波波夫、卢日科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沙赫赖、斯坦克维奇。
8月17日РСФСР总统从阿拉木图返回前夕，他与苏联国安委第七局”A”组指挥员В.Ф.卡尔普欣少将一起研究了在“契卡洛夫斯基”机场扣留Б.Н.叶利钦的可能性。为此他亲自前往现场，要求准备25-30名”A”组队员待命，并与苏联国防部协调行动。第二天又在“索先基-4”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2”设施进行了类似活动。
按照Е.М.拉斯谢波夫的特别指示，外勤监视人员8月18日记录了Б.Н.叶利钦抵达伏努科沃机场，以及前往“阿尔汉格尔斯科耶-2”居住区的情况。
此外，Е.М.拉斯谢波夫还要求准备必要力量对В.В.巴卡京进行外勤监视，但在未接到特别命令前不准行动。
苏联国安委第七局”A”组指挥员В.Ф.卡尔普欣少将
按照В.А.克留奇科夫、В.Ф.格鲁什科、阿戈耶夫和拉斯谢波夫的指示，他于8月17日、18日率领组员进入战备状态，准备对РСФСР总统采取特别措施，并在“契卡洛夫斯基”机场、“索先基”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居住区进行了侦察。
在他的指挥下，”A”组60名成员8月19日开赴“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地区。
根据阿戈耶夫的指示，他准备指挥”A”组与苏军部队和苏联内务部部队联合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但考虑到最高苏维埃大楼周围的局势、本单位人员及附属部队的负面态度，他向阿戈耶夫报告不宜实施行动。
苏联国安委独立培训中心主任Б.П.别斯科夫上校
他根据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局长Л.В.谢巴尔申中将的指示，于8月18日命令战斗小组和各分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服从阿戈耶夫的指挥。
8月20日他接到强攻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大楼的指令后，向谢巴尔申汇报，后者禁止他在没有其命令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
他在关键时刻支持卡尔普欣和其他附属部队指挥员的立场，认为不宜强攻。
苏联国安委第15总局局长В.Н.戈尔什科夫中将和他的副局长В.Я.伊奥诺夫少将也持相同立场。此二人根据阿戈耶夫的指示，于8月20日组建了一支200人预备队。
苏联克格勃第12处处长Е.И.卡尔金少将
根据В.А.克留奇科夫的个人命令，在Г.Е.阿戈耶夫的授意下，他违反苏联法律和现行规定，要求第12处第一副处长Г.В.古斯科夫少将对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实施技术监控。
8月18-21日实施了监听监视，获得的材料口头汇报给卡尔金，并根据他的指示以书面形式陈述了一部分，未作相应登记归档。卡尔金将获得的材料通报给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不在时通报阿戈耶夫。
卡尔金与他的副手古斯科夫将军、斯米尔诺夫将军、库特内上校、阿巴库莫夫上校和费季索夫上校在正式调查期间态度不老实，直到面对证明了他们违法行为的事实后才吐露真实情况。
苏联国安委政府通信局局长А.Г.贝达中将
他遵照克留奇科夫的个人指示，于8月15-17日安排将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使用的政府通信线路接入苏联国安委第12处。
他遵照阿戈耶夫的指示，8月15日派遣其副局长А.С.格卢申科少将率领一组政府通信局工作人员飞赴克里米亚，编入苏联国安委警卫局组成的行动小组，并服从苏联国安委警卫局长指挥。
А.С.格卢申科遵照Ю.С.普列哈诺夫的指示，8月18日16时30分命令苏联国安委政府通信局第21处处长С.В.帕鲁斯尼科夫切断位于福罗斯的苏联总统别墅（“曙光”设施）的所有通信。
（译注：第21处的职责就是保障克里米亚国家别墅通信）
并且从8月18日18时至8月22日9时，苏联国安委警卫局切断了与驻守苏联总统别墅外围警戒线的边防部队各分队的通信联系。
8月19日他又遵照В.А.克留奇科夫的命令，指示切断Б.Н.叶利钦、И.С.西拉耶夫和Г.Э.布尔布利斯的政府长途通信设备。
苏联国安委第二总局副局长В.И.科诺诺夫少将
8月19日他遵照В.Ф.格鲁什科的指示，命令总局各处长加强塔斯社(ТАСС)和新闻通信社(АПН)在紧急状态下的安全保卫工作。
苏联国安委法律仲裁处主任В.И.阿列克谢耶夫司法少将
8月20日他与苏联国安委主席顾问组高级顾问А.Г.西多连科、苏联国安委秘书处主任В.А.希达克共同起草了亚纳耶夫的《关于1991年8月19日РСФСР第59号、第61号和第63号总统令》的命令草案。
他还受国安委领导的指派，参与了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评估和咨询工作。
至于国安委中央机关和部队的其他公职人员在准备和参与1991年8月19-21日事件中的作用，应当指出，他们是在8月19日早晨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或抵达苏联国安委上班时才得知事发的。随后他们严格按照各自的职能职责行事。他们所领导的各部门照常工作，只是加强了人员值班和执行苏联国安委领导布置的个别任务。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国安委中央机关和部队的绝大多数普通工作人员、基层和中层领导并未支持阴谋团伙。在关系到国家、人民和民主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们实际上阻止了ГКЧП计划得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政变失败。
还应当指出，莫斯科及莫斯科州国安局的部分人员、苏联国安委第7局”А”组、第二总局”Б”组、特种部队、边防部队和其他部队的部分人员，坚决拒绝参与可能针对人民及其合法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行动，表现出了原则性和坚定立场。
委员会主席
А.А.奥列伊尼科夫 少将（签名）
委员会副主席
И.А.梅扎科夫 少将（签名）
委员会成员：
Г.И.拉夫兰丘克 中将（签名）
В.И.希波夫斯基 少将（签名）
С.П.皮亚塔科夫 少将（签名）
В.К.帕京 少将（签名）
Ю.В.克尼亚泽夫 少将（签名）
Н.А.沙姆 少将（签名）
В.И.别兹列普津 上校（签名）
С.Н.阿尔马佐夫 上校（签名）
А.П.普罗宁 上校（签名）
1991年12月12日
延伸阅读：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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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文章开头，先来看一段这位妇女的小传：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1920年生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费尔干纳州浩罕，出身装卸工家庭。早年丧父，送人寄养，1931年进入孤儿院。她曾在技工学校和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速成中学学习，1941年毕业于塔什干铁路运输工程师学院。
从1942年起开始党务活动，最初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分管学校的书记。1955年2月-1959年3月任乌兹别克ССР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年3月-1970年9月任乌兹别克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接替Ш.Р.拉希多夫），同时1959年10月-1970年7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70年7月14日-1974年6月16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1974-1979年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亚非事务委员会主席。1979年退休，领取苏联个人养老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被指控在“棉花案”中受贿。
曾在勃列日涅夫手下担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82年3月27日的日记写道：
那我们一般是怎样斗争的呢？昨天有人给我讲了纳斯里丁诺娃的事情，她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众所周知，几年前她被撤职，因为收受了总计2300万卢布的贿赂，被特赦。她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之后却被任命为建筑材料部副部长。等到退休的时候，又被任命为团结越南委员会的主席。“本地”的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但他们先后接到了彼得罗维切夫和卡皮托诺夫本人的电话。她的退休金是300卢布，在委员会的工资是270卢布。我们的顾问给她打电话，礼貌询问她近况如何？回答是：“瞧您说的，我太滋润了！”那2300万卢布贿款她仅退赔了300万……另外，后来还发现她身边存在一整个犯罪集团：这些人故意在根本不需要判死刑的案件中做出死刑判决，以便之后通过纳斯里丁诺娃轻松推翻。
曾任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2004年接受乌克兰记者德米特里·戈登采访时谈及纳斯里丁诺娃：
乌兹别克斯坦贪污和受贿相关的问题，197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时还没人谈论“棉花案”。第一起涉及高级干部受贿的刑事案件——鲜有人知！——是1975年立案的。时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实际是1978-1983在任的伊纳姆荣·奥斯曼霍贾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院长被追究刑事责任。循着线索牵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纳斯里丁诺娃。侦查人员掌握了她收受贿赂的确凿证据，并已获准追究其刑事责任。可是在最后关头，她设法联络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结果最高层叫停侦查。
已故的苏联总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人赫尔曼·彼得罗维奇·卡拉科佐夫负责此案，他告诉我当时他震惊不已，因为罪证确凿、无可辩驳。我问他：“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是撤销了还是中止了？”卡拉科佐夫回答：“锁在保险柜一动不动。”
本案一直尘封到1980年代，格德良（译注：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试图重启调查。但特尔曼·霍连诺维奇失败了，纳斯里丁诺娃的案子最终被撤销。十年前若非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她很可能已经被捕并送上法庭。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也曾报道过纳斯里丁诺娃案，摘抄其中一部分如下：
1.《消息报》副刊《一周》1988年4月18日登载题为《腐败的层级》的文章，内容是对苏联总检察院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尼古拉·伊万诺夫和奥列格·利特瓦克的采访，三人曾负责调查“棉花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于是在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昂代价，将一些因受贿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级干部定罪，这些人曾试图对抗更危险的拉希多夫犯罪团伙。然而拉希多夫本人及其犯罪团伙未被清除，继续违法乱纪。
同时对共和国的另一名高层领导也展开了调查。但此案未能得到法律处理。上级一声令下，案件被匆忙封存进档案库，而那位身居高位的罪犯仅仅受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记录在案。她至今依然活得无忧无虑，起码没受穷。”
这次采访虽然没明说“身居高位罪犯”的姓名，但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认定文章指的就是她，于是到法院起诉《消息报》，要求维护自己名誉和尊严。1989年3月6日《消息报》副刊《一周》登载题为《法院开庭——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记事》的文章，其中提到这起官司，内容如下：
……例如，曾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起诉了我们。她认为《一周》发表的《腐败的层级》一文刺激了她。苏联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奥列格·利特瓦克去年年初接受《一周》采访时谈及“棉花案”，顺便说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级干部中的一位“身居高位的罪犯”（1970年代中期曾对她展开调查），至今没有受到惩处。文章并未提及她的姓名或职务。然而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认出了”自己，并到莫斯科伏龙芝区人民法院提告。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消息报》登载《腐败》一文后不久，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纳斯里丁诺娃的党籍。
2.《乡村青年》杂志1988年10月刊登了亚历山大·加夫里柳克的文章《无声的阴谋》，替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辩护。文章声称：针对她的指控是她的政治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59-1983）策划实施的阴谋。
3.作为回应，《消息报》1988年10月31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其中引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材料，指出纳斯里丁诺娃犯有受贿罪和贪污罪。
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1988年11月被开除党籍，针对她的刑事案件重新启动。她继续坚称清白，要求总检察长进行调查。最终，1990年12月总检察长办公室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终止针对她的刑事案件。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批准撤销1988年11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开除她党籍的决定。
1991年6月13日《消息报》发表纳斯里丁诺娃来信《“腐败”前后》，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平反过程和她对案件的看法。
5.2005年5月11日，纳斯里丁诺娃去世前一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对她的采访，题为《被逐出棉花天堂》，她在采访中再次声明针对她的案件是她的政治对手拉希多夫策划的。我们将在本文后面转载这次采访，并附上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函。
显然，这件事情必有人撒谎——要么是那些指控纳斯里丁诺娃贪腐的人，要么是她自己，以及那些因缺乏犯罪事实而撤案的人。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材料并做出判断。
1988年第306期《消息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整篇文章都是针对我——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总之“原”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的。这不是第一篇，也不会是最后一篇诋毁我公民名誉和尊严的文章。在不同时期曾有多位人士公开攻击我，包括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第一副主席И.古斯托夫、检察院工作人员Г.卡拉科佐夫、А.卡图谢夫、Т.格德良、Н.伊万诺夫、政治学家Ф.布尔拉茨基、记者Е.多多列夫，甚至还有诗人Е.叶甫图申科。他们未经审判和调查，就将我列为怙恶不悛的罪犯。我多次向苏联总检察院、向苏共中央请求彻底调查这些指控，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转向普通人民法院。尽管我知道，“改革”并不会自动取消电话法（译注：“电话法”指的是上级官员口头施加压力或威胁），也不会使人民法官独立于政府和党组织，但至少还有一点机会为自己的人格进行公开法律辩护。被我起诉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把“重炮”拉了出来——《消息报》出现了上述那篇文章，作者通过“事实”和“根据”证明我是罪犯。同时，苏联法律规定：除了法院，任何人都无权做出这样的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到那时围绕我名字的争议已经喧嚣了十四年，但侦查机关为何没有公开对我立案呢。解释很简单：尽管侦查人员反复尝试，包括使用非法手段逮捕和审讯数十、数百名无辜者，目的是获取他们对我的虚假证词，却始终未找到足以提交法院的证据。毕竟只有到了法庭上，才能够揭露像Г.卡拉科佐夫、Т.格德良和Н.伊万诺夫这种侦查员的工作方法，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ССР内务部原部长X.雅赫雅耶夫。并且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负责人С.沃洛格扎宁的真实面目也会被揭露出来，此人为了讨好“领导”多年来捏造各种诽谤材料、虚构事实，显然凭借着上级的信任和青睐，两次要求把无辜的我开除出党。
没有合法依据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但又知道我的介入可能会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所以他们决定向《消息报》提供耸人听闻的材料。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而是《消息报》竟然违背自己一贯的办报原则，不经过调查和法院审理就对公民作出新闻判决。
不久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我的党籍，《真理报》对此做了正式报道，而《消息报》不仅发布这一消息，还附上自己的评论。总之我被明确列为高干罪犯，受到了公正的党纪处分。然而监察委员会作出该决定时，不仅没有法院判决，甚至都没有立案侦查。
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苏联总检察院总算启动了正式调查。为确保客观性，案件被移交给РСФСР检察院办理，且在苏联第一副总检察长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这段长达近二十年的残酷历史岂能不影响我的健康和我子女的健康。本人多次发作心肌梗塞，我的女儿因严重血管疾病进了重症监护室，需要常年住院。而我的儿子——我的巴赫季亚尔——无法承受对他母亲的诽谤和侮辱，42岁不幸离世。愿我的事业、那些曾加诸于我的嘉奖和荣誉都被诅咒。果然“老爷的愤怒和老爷的爱是无比的祸灾”。（译注：作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语，意近“伴君如伴虎”）
当时《消息报》的编辑告诉我，倘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开除我党籍的决定，就刊登我对那篇文章的回应。好在这决定确实做出了。此前我收到来自РСФСР检察院的正式通知，日期1990年12月26日，编号18/67023—89，内容如下：“特此通知，针对1974—1975年及1985—1989年期间不同人士提交的关于向您行贿及您滥用职权的举报，所展开的刑事调查已于1990年12月25日终止。部分案件因犯罪事实不存在，即《РСФСР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1款之规定而撤销；其他案件因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该法第5条第2款之规定而撤销。РСФСР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高级司法顾问Б.И.乌瓦罗夫。”
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撤销1988年11月18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党龄自1942年1月我入党之日起计算。公告刊登在1991年5月11日《真理报》上。为了查明真相和伸张正义，难道我必须付出整整17年屈辱、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吗？而这竟然还是经历过1937—1950年恐怖岁月的国家！
相信您能够理解，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我不得不对最初提交给《消息报》的公开信做一些删减和修正，以符合我在法律和党内的平反。现在没必要对《腐败》一文中那些具有犯罪性质的捏造内容逐条辩论，因为它们已被РСФСР检察院和苏联总检察院彻底驳回了。但我仍然想说几句。新闻行业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按说作者如果没有事先与某个人见面、沟通，就不能径直批判这人。可我与萨赫宁不仅素未谋面，甚至连电话都没打过。那他凭什么不听取我的陈述，就自行扮演侦查员、证人、检察官乃至法官，直接把我定为罪犯！真相何在？无罪推定何在？其他法律原则何在？还是说作者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论？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长期以来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内机构在党纪裁判方面也要遵循某种“特定路线”吗？他难道不知道，某个人是如何沦为党内高层不喜悦者的？
《腐败》一文提到了一个“文件”，据称于1974年呈送苏共中央。那么，作者所谓的这份“可信文件”出自何人之手呢？当年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个小时（这次全会原定再度提名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Ш.拉希多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针对我的“黑材料”，材料写了什么我至今不知。这份“可信文件”理应进行核实，但当时根本没有时间。事出突然，政治局多数委员倾向于不重新考虑之前提名我担任民族院主席的决定，并建议委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核实这份“文件”的材料。他们认为，如果“黑材料”的内容被证实，再讨论如何处理纳斯里丁诺娃也不晚。于是Ш.拉希多夫又发言，说如果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将拒绝保留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席位，并请求将席位转交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显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如此强硬表态之后，再没办法拒绝他的提议。他认为再次选举我做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将对他个人不利，可能会对他在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带来某些麻烦。这场毫不掩饰的报复是多年来针对我的蛮横且无法无天迫害的肇始。（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会议上——我是委员之一，曾多次就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人事任免及妇女地位等问题与Ш.拉希多夫发生原则性分歧。尽管Ш.拉希多夫对共和国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他在党的最高职位上独裁作风过于明显。多年间我对他的任何反对和批评，在他听来都是极度尖锐和痛苦的）
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对苏联总检察院而言——许多被捕者，包括那些最终免于刑事责任的人，他们针对我的“证词”都是通过最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获取的。至于所谓贿赂之情节，我就不多谈了，因为РСФСР检察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已经详细讲过了。我只想说，许多人在雅赫雅耶夫、卡拉科佐夫等人唆使下诬告我，乃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后来他们又否认自己的供词，写下忏悔信恳求我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否原谅了他们。我只知道自己毫无复仇情绪。所以我选择让他们，包括《腐败》一文的作者，面对良心的审判。
Я.纳斯里丁诺娃
老妇人在色彩鲜艳的画作前停下脚步：“这幅画是胡志明送我的，这个花瓶是毛泽东送的，那个有大象的小匣子是英迪拉·甘地送的，上面还有她的题词，这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送的……”
谈话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她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布满皱纹的脸庞显露微笑，声音也带着几分俏皮。这个女人心事重重。她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别人。
人们常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85岁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从自身痛苦经历中体会了这句话的真谛。她的仕途令人称奇：一个孤儿院出来的低学历乌兹别克女青年，到1970年代已经成为“名义上的”苏维埃国家第二号人物。可是进入1980年代末，她却被剥夺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该死的荣誉和头衔！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一辈子做工人更好，至少孩子还活着……”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沉浸在可怕的1980年代回忆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熬过这番折磨的。比如我儿子下班回家，电话铃响。我不接，他拿起话筒：‘喂？谁？鲍利亚，巴赫季亚尔？’儿子答：‘是我’。‘什么？你妈还活着？我们都以为她自杀了呢’。挂断。五分钟后又一个电话：‘人家说她上吊了，是真的吧？’每晚如此。”
1987年（注：笔误，实为1988年）《消息报》发表一篇题为《腐败》的文章，指控一批乌兹别克党的领导人受贿、贪污和虚报政绩。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是文章主角之一。据这篇文章说，在担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期间，这位“人民贤母”每次特赦罪犯收费十万元，还把几十千克黄金转移到瑞士银行。文章就像一纸判决，被拿到党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讨论，作出决定：在调查期间解除纳斯里丁诺娃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剥夺养老金和国家别墅使用权……
85岁的老妇人说道：“长达两年半的搜查和讯问，我经历了八次心肌梗塞。我的女儿长期住院，我儿子承受不住母亲的屈辱，心脏病发作去世。而我还活着，遭受着一切。我想，我是真的迫切希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得不背负这些脏污进坟墓。”
拉希多夫的报复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这一切早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开始了。自从1970年我被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主席团副主席后，我就成了拉希多夫的眼中钉。他视我为主要竞争对手，知道我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位置。而他铲除竞争对手向来残忍。幸好当时我人在莫斯科不在塔什干，否则拉希多夫会立即把我送进监狱。”
1974年，已经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四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叫去波德戈尔内办公室，主席团主席开门见山：“亚德加，我们讨论了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政治局决定推荐你连任。你怎么看？”纳斯里丁诺娃习惯性简短答复：“非常感谢信任，我尽力不辜负期望。”确认程序是在没有亚德加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她后来从自己的前上司口中得知内情。因为1977年勃列日涅夫将波德戈尔内免职后，人家也无须隐瞒什么了。正如预料的那样，政治局收到了提议：推荐纳斯里丁诺娃连任民族院主席。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全票通过，拉希多夫突然开口发言：
— 共和国反对，乌兹别克斯坦不推荐。波德戈尔内很吃惊：
— 怎么啦？纳斯里丁诺娃工作出色，不愧为共和国代表……拉希多夫举起手中沉重的文件夹：
— 我们掌握了她的违法违纪材料。鉴于此，乌兹别克斯坦放弃民族院主席的席位。拉希多夫闹这一出犹如晴天霹雳。然而他亲手点燃导火索的炸弹却在十年后才爆炸，碎片击中拉希多夫本人心窝。
“赶上亚德加”
“亚德加”这个名字在穆斯林国家被赋予生来就是孤儿的男婴、女婴。她父亲在浩罕做搬运工，某一天疲惫不堪回到家，躺在潮湿的泥土地睡着了，罹患肺炎，不久去世。三个月后他13岁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婴，按照习俗取名亚德加。
纳斯里丁诺娃说：“我祖父有好几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有自己的孩子。妈妈在家能干活时家里还需要她。但她生下我之后就成了累赘。有一天，祖父把我们母女放上马车，带到距离浩罕50千米外的一个村庄，把我妈改嫁出去了。那么我对于继父而言当然是多余的啦。他是个可怕的瘾君子，不做正经营生。我六岁那年他决定摆脱我——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大路上，扭头就走。路过的人看见孩子哭，把我领回家。反正11岁之前我就被反复转手：今天这家收留我、明天那家收留我。1931年我被送进乌兹别克斯坦开办的第一所孤儿院。之后我进了技工学校，又读了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的速成中学……”
从此纳斯里丁诺娃开始在仕途上大踏步前进，人事档案密密麻麻记录的新头衔一年比一年高。她从普通工人做起，成为工长、技术员……18岁建设卡塔库尔干水库时已经是施工员，一年后在塔什干—安格连煤矿公路项目上又被任命为工段主任。1939年共和国领导层决定派容貌漂亮的女共青团员、女运动员亚德加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全联盟体育大展演。当时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斯大林亲自接见各地代表团。“人民慈父”巡视过诸位体育工作者之后，停在一位苗条的乌兹别克少女面前：“姑娘，你哪儿人？”边问边用手轻轻抚摸亚德加的头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从事体育，工作学习两不误”。这就足够了。纳斯里丁诺娃在塔什干一夜之间成为新时代东方女性的象征。“赶上亚德加”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少女们的座右铭。不久，全权在握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召见民族宠儿。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回忆：“第一书记向我问好，问我工作情况。然后说：我们决定任命你做共青团中央书记。我惊讶地回答：‘什么？我对那边一无所知啊？’他说：没关系，你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懂得生活。一学就会。”
再往后就更顺了：刚刚超过共青团员年龄的亚德加被任命为乌兹别克斯坦工业部长，35岁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39岁当上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项任命获得了赫鲁晓夫的赞成。话说尤苏波夫去世后，此前已担任主席团主席达十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被选为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那天正在开会讨论让谁接替这个职位，候选人不少。这时电话铃响了，亚德加听见拉希多夫激动地说：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正在坐着考虑推荐谁好呢。
— 啊，太好了，看来我打电话正是时候。你问问大家：如果让乌兹别克妇女担任这个职位，同志们会怎么看？就说：赫鲁晓夫推荐亚德加。拉希多夫显然有点慌乱，他故意把电话听筒举高：
— 同志们，现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推荐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么，咱们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提议吗？鸦雀无声。
拉希多夫加重语气重复：
— 我再问一遍……会议室仍没人表态。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一致同意啦。
“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
四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社会主义祖国充分肯定了“乌兹别克民族贤母”的功绩。然而，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仕途步步高升的同时，也如她自己所说，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为人妻、为人母，却少有时间陪伴家庭。在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的回忆中，与她共同生活二十年的丈夫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做妻子的说：“他当兵上过前线，做过党的州委书记。那又怎样——我是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或主席团主席。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直接上写字台，一摞文件当枕头，扯桌布盖住自己，在办公室睡两三个小时，天亮又投入工作。他介意吗？当然介意。没人愿意娶我这样的老婆。但我能怎么办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叮嘱女管家：好好照顾谢尔盖·努鲁丁诺维奇，让他全身整洁、衣帽得体。他的形象就是我的脸面。”
纳斯里丁诺娃对付下属们（苏联时代党的干部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谓干脆利落。她说自己非常清楚男人的弱点：给点酒喝、递个眼色就行了。“而且他们怕我”。
纳斯里丁诺娃笑言：“从来没人追求过我，我发誓真的没有。有时候自己都在想我究竟是个白痴还是丑八怪……我这辈子没抽过烟，滴酒不沾。但我有好办法：比如在克里姆林宫办宴会，服务员们提前打了招呼，专门给我准备两瓶空伏特加，里面装满白开水。我举杯祝词：‘同志们，干了吧！’仰头一饮而尽。他们看我喝，也只好跟着喝。那些联盟的部长们，每次从我这儿回家几乎都站不稳。官太太们后来不高兴了：哼，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眼睛都不眨！”
不过，赫鲁晓夫时代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喜爱这位面带微笑的乌兹别克妇女。赫鲁晓夫本人出访总带着纳斯里丁诺娃，米高扬喜欢给她讲述自己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柯西金邀请她出席生日宴会，福尔采娃访问外国拉着她一起逛商店。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我当时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外地，回来后他就‘被退休’了。他对此一无所知，我更不知道。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预感，肯定会提醒赫鲁晓夫的。我不是反对勃列日涅夫，但我无法认同这个决定。苏斯洛夫发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交辞呈，请求卸任’。我又能说什么？说‘不可能’吗？他就坐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一句话不讲。我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只能投赞成票。”
“腐败前后”
风雨来临毫无预示。即便拉希多夫在政治局扬言的黑材料指控也未对纳斯里丁诺娃造成太大打击，中央并未掀起波澜，民族院主席职位被授予拉脱维亚候选人。勃列日涅夫召见纳斯里丁诺娃谈话，总书记先绕圈子：
— 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奥地利当大使，你去吗？
—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哪儿也不去。我是一个寡妇（注：纳斯里丁诺娃丈夫1966年亡故），女儿在这边上学，儿子也在工作……勃列日涅夫无名火起：
— 你真是个傻瓜！
— 好嘛，傻就傻吧，我可以走了吗？时过境迁，纳斯里丁诺娃说：“显然，他们和波德戈尔内商量好了，让我出国，拉希多夫就不闹腾了。但如果当时列昂尼德·伊里奇换个方式讲：‘我建议你去，党的要求，请别拒绝’。我当然会同意去奥地利。可他那样说话，我转身就走了。”
无疑，这是一次公然的贬抑，但却是缓慢的、绝非致命的。纳斯里丁诺娃实现了“软着陆”——先被安排做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之后稍稍降一级：亚非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可是198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棉花案”打乱了一切。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83年突然去世，乍看似乎是自杀。然而按照纳斯里丁诺娃的说法，内情是这样的：
“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向国家上报300万吨棉花，但实际不足半数。总而言之，尽是谎报、蒙骗、弄虚作假。1983年安德罗波夫给拉希多夫打电话：‘沙拉夫，今年能交上300万吨棉花吗？‘’能，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结果到了十月份，承诺的交付量仅完成20%。于是拉希多夫召集各地区头头开会：‘为什么交不上来？’无人吭声，都知道没棉花了。接下来的三天他亲自坐车跑遍半个乌兹别克斯坦，发现共和国没棉花了。返回塔什干，安德罗波夫的电话又打来：‘怎么样沙拉夫，能交上棉花吗？听着，想想办法。如果不行，你自己过来给我解释清楚’。当天，拉希多夫回家开枪自尽。”随着改革开始，“乌兹别克案”沉渣浮起。那几年大名鼎鼎的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对这个阳光普照的共和国进行了“彻查”，每天都有新的腐败、受贿和贪污事实被揪出来——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党的领导人锒铛入狱。城门失火，殃及纳斯里丁诺娃。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耸耸肩，说道：“有意思的是，他们写文章说我把35千克散碎黄金交给某个叫阿戈耶娃的，让她经由浩罕把黄金存入瑞士银行。我上哪儿搞这些黄金啊？《消息报》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去找党委，要求对我刑事立案。他们调查、讯问、搜查了我两年半。直到1989年，他们发来正式公函：‘不构成犯罪，刑事案件已终止’。许多信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寄来，大家都表示：‘我们被迫栽赃诽谤你。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两年半的养老金全额付给我了，也恢复了我的党籍。他们甚至提出让我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拒绝了，我说：‘去死吧你们。我不想和你们一起工作’。谁能把儿子还给我呢？他死的时候距离我彻底平凡恢复名誉只有六天时间。”
检察院的无罪结论对于纳斯里丁诺娃远远不够。她打电话给《消息报》主编，表示：“你们不是刊登了《腐败》吗？现在你们得发表我的回应。如果你们不发表，我知道该找谁。”她威胁要诉诸国际法庭。没过多久，报纸刊出另一篇文章：《腐败前后》。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几乎能全文背诵。
生命的最后几年纳斯里丁诺娃几乎闭门不出，熬过了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但她既不抱怨健康问题也不抱怨经济困难，反而骄傲地说三年前获得了1.25万卢布的个人养老金。正义伸张了吗？谁知道呢。特尔曼·格德良仍然坚信亚德加·萨迪科芙娜有罪，声称“乌兹别克案”是戈尔巴乔夫命令搁置冷处理的，因为1989年爆发了费尔干纳大屠杀，绝不能再火上浇油。如今真相或许永远无法揭晓，而这位老妇人每次回忆起故乡乌兹别克斯坦，总会泪流满面。她愤愤地说：
“回塔什干？我坚决不去。也不会让我女儿去。他们欺负我，侮辱我。我为乌兹别克斯坦做了那么多工作：大费尔干纳运河、卡塔库尔干水库、奇克季姆玻璃厂。我管着各种类型的建设，通信部、民航。做了十一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难道是在玩过家家吗？拉希多夫自己都说：‘我们男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交给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吧’。可他们写了那么多诽谤和污蔑。我阅读这些告密信，一个俄罗斯人姓氏都没有——只有乌兹别克人。我帮助过其中不少人，救过他们的命。乌兹别克斯坦诽谤我之后，我要对俄罗斯人民说声‘谢谢’。感谢上帝，我在俄罗斯。我得救了。我必须不给自己丢脸，不给孩子丢脸，不给我的人民丢脸。我斗争过，战胜了他们。”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2006年4月7日在莫斯科去世，葬昆采沃公墓。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资料来源：С.Г.斯特卢米林《劳动经济问题》1964年版，363-367页）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格奥尔吉·博夫特
（政治学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曾任《消息报》主编）
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军队。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改革时期公开了关于决策过程的许多文件，这段历史仍然被种种刻板印象和无稽之谈包裹。尽管某些刻板印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但仅仅是部分正确。
比如，当代人喜欢强调说出兵决定是集体合议做出的，经过激烈辩论且无视主要领导的反对意见——这种观点也对也不对。
1979年初，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第一次请求苏联出兵（之后又请求了若干次）。就在前一年，该党基于某种缘故推翻与苏联关系良好的达乌德国王，宣布将建设社会主义。莫斯科对这场“四月革命”事先不知情，但喜出望外：又一个国家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家（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立刻意识到：阿富汗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像蒙古一样。苏联一直宣称蒙古“从封建主义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于是塔拉基成功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相谈甚欢，签署了友好、睦邻及合作协议。但人民民主党显然无力对付伊斯兰主义旗帜下的反政府游击队。
莫斯科对于第一次和之后不知多少次请求苏联出兵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政治局一致批评该提议——我们怎么能反对阿富汗人民呢？温和的勃列日涅夫也不感兴趣。类似的请求不断传来，包括哈菲佐拉·阿明提出的，此人后来推翻塔拉基并以最典型的东方传统方式将其杀害，还顺手枪决了大约一万人，其中有不少克里姆林宫的熟面孔。这就让勃列日涅夫和整个克里姆林宫极为不满，他们从不喜欢这样做法。怎么搞的？杀人之前不打招呼吗？
当阿明还是塔拉基的盟友并向各位苏联代表请求派兵时，1979年夏天莫斯科已经准备向喀布尔派遣多达2000名空降兵。但阿明发动秋季政变后，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他本人更加迫切地呼唤援助。有几个因素促使勃列日涅夫和同事们最终“拍板”，不仅仅是基于对阿明的个人反感——他杀了一年前勃列日涅夫的座上宾，更有传言称阿富汗新任统治者正准备勾结美国。传言是否有根据尚存疑问，但无异于公牛面前的一块红布。苏联的老头子领导层意识形态顽固，而且也担忧圣战的绿色旗帜可能会进入苏联的中亚共和国。
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显著夸大了阿明与美国人勾结的程度，而这或许成为关键因素。在这方面苏联向来神经过敏。最终，意识形态教条战胜了理性权衡。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意识形态头子）、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镇压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和葛罗米柯（外交部长）组成的“小范围政治局”决定出兵阿富汗。唯一被邀请参加阿富汗问题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波诺马廖夫，因为他负责联络西方共产党、工党和第三世界国家左翼运动。出兵决策完全是政治性的：既要故意刁难当时与中国关系缓和的美国，又要“阻止圣战”延烧到苏联境内。
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第一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作战总局局长瓦连尼科夫、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反对出兵。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不赞成。但纯粹的军事和经济考虑被无视了。当奥加尔科夫元帅大胆提出反对观点时，乌斯季诺夫元帅立即回应：“您想教训政治局吗？您只需要执行命令……”或者，如前驻美大使、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回忆的那样：高级将领——奥加尔科夫、阿赫罗梅耶夫、瓦连尼科夫——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提出异议，只听到了他恼怒的呵斥：“少废话，执行政治局决定。”
军方还表示，如果真要出兵就不能是政治局商议的8万人，必须立即派遣30万大军迅速镇压一切抵抗。但仍决定只出动“有限”兵力。根据1977年《宪法》，国防委员会本应参与制定此类决策，可无论是否出兵问题、或在阿富汗驻军问题都没有征询它的意见。1976-1990年期间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未曾讨论关于苏军开赴及驻扎阿富汗的问题。
那么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只有一份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决议，其中既无“向阿富汗派兵”的表述，也未提及阿富汗国家名称。只有一个词“措施”，被批准的“措施”。原文如下：
“1.批准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允许他们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调整。需由中央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交政治局。委托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执行这些措施。
2.责成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批准措施的执行进度。
中央委员会书记 Л.И.勃列日涅夫”
因此从法律层面来看出兵决定根本不合法——既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宪法》所规定），也没有部长会议决议，甚至没有苏共中央的明确决议。须知苏共中央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合议机构，包含287名正式委员和139名候补委员，其中可能会有人提异议。但无人反对，一切都是口头说好的。
直到1979年12月24日乌斯季诺夫才签署命令，写道：“已作出决定，将驻扎在我国南方地区的部分部队派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援助友好的阿富汗人民，并创造有利条件防止邻国可能采取的反阿富汗行动。”如此一来，倒像是乌斯季诺夫和军方“自行做出”派兵决定。
1980年6月苏共中央发布决议，明确称：“完全同意采取措施全面援助阿富汗抵御武装袭击和外部干涉，这些袭击和干涉的目的是扼杀阿富汗革命、在苏联南部边境建立一个亲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桥头堡。”
无人能够预料这场战争将持续十年，导致15000名苏联军人死亡。另外，勃列日涅夫在2月份已经要求于1980年底前就撤军问题做出决定，但这显然是办不到的。美国人迅速关闭“捕鼠笼”，千方百计确保苏军不是“驻扎”，而是在整个阿富汗苦战。当时谁也没想到（包括美国），此事竟会成为奥萨马·本·拉登“职业生涯”的起点。
人们常说阿富汗战争是苏联危机和解体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观点似乎有些夸大。苏联不仅能够在不过度吃力的情况下进行局部战争（虽然战况不利），甚至能够承受战败而不至于危及政权。“阿富汗因素”确实导致了社会焦虑，父母们想尽办法把儿子留在国内，但也仅限于此。新闻报道完全受限制，普通百姓看不见任何“多余信息”。部队伤亡确实惨重，但毕竟被“分摊”在十年时间里。
即便开始公开化和改革之后，反战运动就走上前台了吗？根本没有啊。人们热衷争论的是斯大林主义罪行、是揭露“历史的黑暗篇章”、是要试探言论开放的边界。他们在经济领域建造空中楼阁，大多停留在幻想层面。至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们更不在乎“阿富汗人民的悲惨命运”，遑论难民问题。他们认为“塔林”这个词的结尾究竟应该有一个”н”还是两个”н”更事关重大。诚然，改革年间确实有人讨论和抨击阿富汗战争，但它绝非最首要话题。
与这些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相比，施加到苏联头上的制裁简直不值一提。美国不卖给苏联粮食了？那就从其他国家进口。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结果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运动员，仍有许多西方选手飞来参赛。技术层面，苏联当时自给自足，不需要什么芯片。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政策走入绝境，其中石油价格下跌和“禁酒令”的作用远大于阿富汗战争。此外，“民主自觉性兴起”也是解体的一大因素。仅仅一场局部战争，无论它当时多么冒险——也确实是冒险——苏联绝不至于承受不住。至于撤军，我认为无论戈尔巴乔夫上不上台，苏联领导人迟早会基于纯粹的军事政治逻辑做出决定，且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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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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