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民曾经可以合法持枪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人们总会千方百计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尽管此类行为一直受到法律和政府的管制,但民众从未轻易放弃,而是寻找各种折衷办法。今天的人或许不知道,直到六十年代许多苏联家庭都持有枪支,后来才逐渐改变。

俄帝国时代个人购买火器根本不成问题,“帕拉贝鲁姆”、“纳甘”、“毛瑟”等品牌枪支公开出售。1914年4月《星火》杂志曾刊登“杰明和帕夫洛夫”武器店的广告,低价销售比利时勃朗宁M1906款手枪。这种小型手枪仅重350克,操作和携带十分方便,女士们把它藏进梳妆盒,店员们把它放在柜台下的角落,深受各界青睐。

20世纪初几乎每个俄国人都持有小口径枪支:包括商人、外交官、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售价也相当便宜,一把转轮手枪加50发子弹约2卢布。当然,广泛持枪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某段时期曾出现多名中学生因单恋而举枪自尽或决斗的新闻。

有趣的是,俄帝国法律并无“超限度自卫”入罪的条款,也就是说,如果小偷“顺”人怀表被当场击毙,围观群众大概会点头表示赞成。“防卫过当”的概念仅在苏联建立后才引入法典。

1917年之后新政权频繁遭遇武装反抗,不得不匆匆采取措施收缴民间枪支。私人拥枪从此沦为非法行为,持枪成了党内精英、执法机构和官员的特权。

1926年,曾广受欢迎的勃朗宁小手枪被新型“科罗温”手枪取代,它枪管更长,可装8发子弹(比勃朗宁M1906多2发),红军大部分指挥官人手一支。

普通百姓不甘心干瞪眼看别人玩枪,许多男性参加了狩猎协会,会员资格允许他们在家持有滑膛枪。某些最大胆的人则把少数未被没收的驳壳枪、“纳甘”转轮枪等革命前老枪藏在地窖深处。

1926年法律对“非法持枪”的惩罚是六个月劳动改造,1935年刑期提高至五年。但这并未彻底杜绝民间枪支,因为只在发生重大武装抢劫或杀人案后才会入户搜查。

1953年法律限制又被大大放宽,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出示狩猎证的情况下买枪。此外,官方允许“可靠公民”——即党员和无前科者——随身携带手枪,退伍军人有权在家收藏战利品武器,甚至集体农庄领导都有枪……

可惜好景不长,1960年代政府再次取缔了这种自由,法令禁止平民拥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现役军人、警察、正式登记的持证猎人除外。

到了七十年代,民间自力更生创造出许多土制武器。最常见的是一种“短铳”,也就是枪管锯断的猎枪,很容易隐藏在雨衣、棉袄等宽松衣服下面——没错,主要被犯罪分子使用。

指虎则是老实人自卫的最佳选择。它用坚固金属自行加工制成,套在手上可以增强拳击力度。一些指虎表面有尖刺或方块状凸起,一些内藏铅芯,都是为了近距离格斗时揍人更狠。“彪悍的九十年代”各种案件丛生,指虎因此特别流行。

大约同一时期,棒球棍、撬棍、金属棒、刀甚至凳子腿都被普通居民广泛当作冷兵器使用,在无可退避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免遭不法侵害。喝酒引发的日常冲突偶尔会抄起斧头或铁锤解决。

所以,尽管有严格法律约束,相当一大批苏联居民其实是“装备精良”的。

罪行累累的切雷舍夫兄弟团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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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巴赫奇萨赖抢劫杀人案

“红色婚礼”,戒指不宜

通常来说,一个人不戴戒指要么是未婚、要么是故意隐瞒婚姻状态。但苏联建立初期的情况并非如此,直到1930年代都很少看见夫妇佩戴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残余”的婚戒。

“红色婚礼”

十月革命之前,从皇帝到农奴,全国上下都遵照宗教习惯生活。就连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也无法拒绝古典婚礼,他俩在舒申斯科耶村教堂互换铜戒,这两枚戒指是流放者奥斯卡·恩格特制作的。

当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立即向俄罗斯旧传统开战。“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宣称:“教士的废话无法将我们联结在一起”,呼吁建立新型男女关系。

虽然诗人自己可能乐于在莉莉娅·布里克和奥西普·布里克的夫妻生活中扮演“第三者”角色,但普通人终究离不开结婚仪式,共产党员亦不例外。在1921~1936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各地共青团组织发明了形式各异的“红色婚礼”,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相当“前卫”——甚至不邀请双方父母!青年们欢唱革命歌曲、朗读书摘片段,嘻嘻哈哈就把婚结了。尽管登记手续必不可少,但在革命后的头十年,民事登记局并不算什么“庄严肃穆”之地。

研究者娜塔莉亚·列宾娜在其著作《苏联的日常生活:规范与反常》中写道:“戒指、头纱、男女礼服、宴席皆非当时官方结婚仪式的必需成分。”

至迟在1920年代末,婚戒开始被视为历史余孽。共青团领导瞪大眼睛阻止支部成员进教堂办婚礼,流传甚广的民谣对此是这么说的:

“妈妈张罗我出嫁,
戒指属于老办法。
结果你猜怎么着,
俱乐部里成了家。
不要披肩和婚纱,
头巾衬我貌如花。
共青团员夫妻美,
携手奔赴新生涯。”

随着青年掀起新风潮,已婚夫妇们纷纷把戒指藏了起来。文学研究家叶莲娜·斯克里亚宾娜回忆说:“我不再戴结婚戒指,因为我的上级——工厂主任波利亚科夫反复暗示我,戒指属于‘资产阶级偏见’。”

不当众显露首饰的另一个原因,是有失去它们的风险。工业化时期,当局为了补足预算,经常巧取豪夺民间珠宝。比如找个理由逮捕你,和其他人一起关进拥挤的小房间,直到你忍无可忍,“自愿”献出金银等贵重物品,甚至贴身十字架。

然而婚戒禁令没能持续很久。1930年代末,布尔什维克逐渐放弃了诸如“一杯水主义”等两性关系方面的“自由派”观点,正式婚礼重新开始占据生活主流。

“复古婚礼”

长期以来,当局从未正式建立“苏联特色”十足的结婚仪式。战争年代婚姻登记尤其匆忙。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这种情况起了变化,同时伴随着民事登记部门的体制改革。

此前直到1956年,婚姻登记处基本设于内务部门地下室,工作人员佩戴肩章仿佛军警宪。而在新的“婚礼宫”,结婚过程再度充满仪式感——庄严的音乐伴着主持人的祝福,新娘披头纱穿礼服,与新郎互换戒指作为“夫妇忠诚的象征”。

加加林、赫鲁晓夫等名人高官出席的女宇航员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和安德烈·尼古拉耶夫的婚礼被媒体广泛报导,可以视为国家级“模范婚礼”。但共产主义者的大目标始终没变:即保证人民远离教堂也能开心满足地结婚。他们在这方面确实取得成功,六十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大型教区每年主办的婚礼仅几十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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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什么说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是“独眼老色鬼”?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战争中居功至伟,二百多年来俄罗斯人一直奉他为英雄。然而官方史料塑造的“光辉形象”无法抹消其私生活不光彩的一面。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年轻时曾向一位小俄罗斯贵族之女求婚,可惜这位小姐因疾病缠身,发愿守贞不嫁。1778年,晋升上校的库图佐夫迎娶24岁美女叶卡捷琳娜·比比科娃(著名将领、政治家亚历山大·比比科夫之女),她后来跻身宫廷女官之列,保罗一世皇帝也敬她三分。虽然这段门当户对的幸福婚姻带给库图佐夫五个女儿、一个夭折的儿子,却没能使他成为忠实的丈夫。

库图佐夫长期在外领兵,很少回家,所以身边总有情妇跟随,包括年幼的。他对此毫不避讳,甚至向其他军官吹嘘炫耀。就连副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洛夫斯基亦形容库图佐夫是“多情种子”。正妻叶卡捷琳娜肯定心知肚明,岁数大了也像年轻女人一样穿着打扮,大概是怕在丈夫眼里失去魅力吧。

说起来,18世纪俄罗斯贵族肉欲过度毫不稀奇。民间地主多半有农女“后宫”,军队将领沾染此习岂足为怪。例如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的名将彼得·鲁缅采夫,据说远征土耳其时随军携带四名情妇。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登基,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已经56岁了,但性欲并未随着衰老而减退。兰热龙伯爵(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Ланжерон)鄙夷地写道:“像库图佐夫这般又肥又丑的独眼老头,没有三、四个女人就没法儿活……真叫人既厌恶又可怜。”皇帝同样知道老将的嗜好,称他“独眼老色鬼”。

1812年战争艰苦卓绝,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这样的环境中仍不改旧习。塔鲁季诺战役沉重打击了法国元帅缪拉的军队,也让库图佐夫和陆军总参谋长列昂季·贝尼格森伯爵的矛盾愈加激化。战役胜利没几天,贝尼格森的报告出现在皇帝案头,控诉库图佐夫“花太多时间与14岁少女共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令老元帅开心”,无节制的欲望使他更加衰朽,丧失了统领军队的能力。结果,举报信被皇帝转给库图佐夫,之后贝尼格森因“身体不适”暂离军队,揣着勋章和十万卢布奖金到卡卢加省休养待命。

据兰热龙伯爵回忆,这位14岁瓦拉几亚少女名唤卢克桑德拉·古里亚宁,应该是库图佐夫一年前从布加勒斯特带回的,当时已经许配给当地某大地主,但显然没妨碍库图佐夫横刀夺爱。值得注意的是,此女母亲赞成她跟库图佐夫的关系,甚至暗授秘术以“唤起将军疲弱的感情”。

为避免造访指挥部的人乱传闲话,库图佐夫让小情妇打扮成哥萨克模样。此事同样被报给亚历山大一世,比如步兵将军费奥多尔·拉斯托普钦就曾写信提到“穿哥萨克衣服的年轻女子”。

无论同僚怎么评论,库图佐夫的军中声望毋庸置疑。俄军士兵对元帅的私密嗜好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库图佐夫是个友善老者,能够“平易近人地”同他们谈话。列夫·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基本是以这种形象来描写库图佐夫,尽管书中也有“瞎眼的好色老头”字句。


外一篇:苏联高级指挥员的“前线妻子”

斯大林的贴身警卫员阿列克谢·雷宾少校曾开玩笑讲过一则轶事:某人报告斯大林,说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跟漂亮女演员瓦连京娜·谢罗娃有不正当关系,请示怎样处理这桩丑闻。斯大林吧嗒着烟斗,吐出一个烟圈,说:

—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羡慕他呗!

这件趣事有多种版本。一些人说斯大林获悉的是,罗科索夫斯基在前线有“战地情妇团”,女卫生兵、通信兵、炊事兵等充斥其间,每晚换人。另一些则说丑闻主角是陆军的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

而且“举报者”身份也不同。或称匿名举报,或称红军总政治部长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举报,还有说是总参谋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举报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笑归笑,其实“前线妻子”或“战地情妇”在工农红军内部十分常见,尤其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指挥员往往一整年不回家。这种“临妻”多数是医疗卫生部队、通信部队或后勤部队(炊事员等)女军人。

众所周知,日后投敌的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就有个战地情妇叫阿格尼萨·波德马琴科。1941年9月她在基辅附近的弗拉索夫37军总部医疗站当高级军医,是突围幸存者之一。后来弗拉索夫指挥20军保卫莫斯科,两人关系逐渐密切,1942年1月阿格尼萨·波德马琴科因怀孕从部队复员,在后方恩格斯市生下一个儿子。

安德烈·弗拉索夫与第一任妻子安娜·沃洛妮娜从未离婚,他在1941年秋冬季的家信里对正妻甜言蜜语,发誓说自己“单身一人”,还经常寄礼物回家。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早在1929年他就因重婚行为被调查并受党内处分,在开除军籍的威胁下,不得不中止与玛丽亚·沃罗霍娃的关系(育有一子),和亚历山德拉·祖伊科娃共同生活,1953年才正式结婚。

同时,正如朱可夫后来承认的,他跟亚历山德拉的关系从1941年就很冷淡了。战争开始后,1941年10月,一位名叫莉季娅·扎哈罗娃的医疗部队中尉出现在朱可夫身边,专职负责这位前线指挥员的身体健康。他俩的同居关系当时广为人知,一直持续到1948年党内调查为止。这次的调查不同之前,系(当时还不是合法妻子的)亚历山德拉·祖伊科娃直接告到中央。粗犷刚毅的元帅权衡爱情与前途,决定抛弃两次堕胎的莉季娅·扎哈罗娃。

朱可夫强烈抵触外界干涉其私生活。在祖伊科娃向中央告状之后,他在国防部长任上又结识新欢——军医加琳娜·谢苗诺娃,并于1965年同祖伊科娃解除婚姻关系,娶谢苗诺娃为妻。

朱可夫在战争期间的驾驶员亚历山大·布钦回忆,元帅对身边人的作风问题管理很严,禁止跟战友发生风流韵事。现在看来这也是律人不律己。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不仅严管司机、副官,甚至自己属下的高级将领也不例外。1945年2月朱可夫致信近卫第1坦克军指挥员米哈伊尔·卡图科夫,命令他立即中止跟“娘们儿”(原话如此)的同居关系,否则就叫锄奸部(СМЕРШ)来把他“除掉”。

所以,假如本文开头的趣闻有几分真实的话,那么显然斯大林对自己部下的“军中风流事”并不介意,抱以宽容态度。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地恋情”都没好下场。伊万·科涅夫元帅与第一任妻子安娜·沃罗西娜的关系战前就十分紧张,他在前线认识了女卫生员安东尼娅·瓦西里耶芙娜,两人后来正式结婚。卡图科夫战后也跟自己的前线女友——近卫军高级军医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娃成婚。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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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俄罗斯社会对“失贞”的态度

东正教传统道德要求女人婚前无条件守贞。“妇节”的概念包含了闺阁的纯洁和对婚姻的忠诚。

可是少女的婚前性行为并不总能被人察觉,所以才有“好貂皮揉搓坏了”这句俗话。直到二十世纪初,无论农村或城市,婚前失贞的女子都有可能受罚。责任通常归咎于女子本人及其父母,较少谴责情夫甚至性侵者。作为婚姻的另一方,男子不受“守贞”约束。

“不洁”的新娘一旦被揭发,羞辱随即而至:门窗被涂抹焦油或污泥,贴身衣衫也被涂污,蓬头垢面押着游街,强迫她膝行到丈夫家(公婆家)乞求宽恕,并反复扇她耳光,直到丈夫出言制止。有时候还会让新娘当牛马拖大车,忍受皮鞭抽打。请注意:积极怂恿煽动惩罚的人往往是新娘的仇人,比如求婚不成的男子或心怀嫉妒的女友。

此外,“失贞”新娘的亲属也可能被牵连。十九世纪初卡缅涅茨县法院曾判令新娘父亲挨树条鞭笞,卡卢加地区则强迫新娘的母亲拉着耙子在村里来回走。

如果出现非婚生子,地方教会通常指示村长进行调查,涉事女子被命令膝行爬进教堂三次。在中部省份,“失节女”必须诵读赎罪祷文之后才能缔结婚姻,立陶宛和小俄罗斯地区则是用锁链拴在教堂门前台阶,鞭打或不鞭打。

同时必须指出,民间社会对某些情况的婚前失贞的宽容度其实高于婚后出轨。比如贵族老爷、少爷勾搭美貌农女,乡亲们可以假装看不见,因为其中涉及利益交换,女方也有“好处”。但淫乱放荡万万无法原谅。

检查童贞有各种方式——新娘被带进某个房间,强制要求讲述生活细节,一旦被认定“不洁”就要受辱。如果她进房间前主动“招供”,则免于惩罚。新郎把新娘的睡衣或打破的器皿当作“贞洁证据”向宾客们展示,表明他是第一个得到此女的人。但更多情况下,年轻丈夫会主动隐藏妻子的“污点”,此中逻辑是:“虽然羞耻,总比没有强!上哪再弄个老婆?”

距离俄罗斯中心越远的农村看待“童贞”的态度越宽松。特维尔省偏远地区从不以此为由惩罚女人,喀山、彼尔姆的乡村不认为这种事算“家丑”,缅泽林斯基县“拖油瓶”女人出嫁的机会反而更多。俄罗斯北部虽然也重视“贞洁”,但不进行羞辱性仪式。

因此可以说,广大农村地区对“失贞”问题多数视而不见,尤其受新郎喜悦、且平素无“淫荡”恶习者。至于商人阶级,他们更不看重虚名,想方设法打发女儿出门子才是正经,无非给一大笔嫁妆,好教新郎及其家族永远闭嘴。

贵族阶层小姐失贞堪称真正的悲剧。上流家庭闺门森严,从不和女儿谈论性话题,也不准阅读“坏书”,婚前禁止同男人单独相处。所以贵族小姐自幼活在大人密切监视之下,后者也可说是某种“贞洁守护者”。上流阶级文化习俗与农村本来就有许多相似,比如新娘如果是处女,那么她父母是会被感谢的。

因此,贵族阶层女儿婚前失贞的现象极少——她们会立即被娘家抛弃,送往农村或偏远庄园,多数以嫁给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男人了事。然而讽刺的是,已婚贵族女性的行为更加开放,通奸或“精神出轨”屡见不鲜。

文章最后,我们要说宗教界在择妻问题上是最严格的。神职人员新娘毫无疑问必须是贞洁女,否则将成为他抹不掉的污点:或者进修道院苦修,或者被开除教职。

因为神甫的婚姻是教区居民的榜样,而这亦是他们只能结婚一次的缘故。神职人员不可娶丧偶者、不可娶离异者(曾属于另一个男人)。新娘不仅在要身体上保持“纯洁”,精神同样如此:必得“守妇道”、爱上帝,尊敬丈夫、完全顺从他。

结婚后,神甫之妻应当继续起模范带头作用。直到今天,东正教会仍然严厉禁止神职人员婚内出轨。如果妻子背叛丈夫,或丈夫背叛妻子,那么此神甫在犯下这等罪过之后,即便不进修院,也只能终身当个诵经士或执事,永无晋升之望。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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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焖牛肝菌

俄罗斯古典菜肴少不得两种材料:荞麦和美味牛肝菌。它们就像国家的名片。

所需食材:

荞麦粒:100克
牛肝菌:100克
黄油:20克
圆葱:50克
植物油:20毫升
香菜:5克
盐:酌量
胡椒粉:酌量

步骤:

洋葱切小丁,用黄油煎至透明。

牛肝菌提前充分清洗,切碎,同洋葱继续翻炒10分钟。撒盐、胡椒粉调味,添少量水,掩锅盖小火焖10分钟。

100克荞麦加200克水,略微放盐,大火煮沸,当水面低于荞麦米时转最小火,掩锅盖焖2~3分钟。

最后用植物油翻炒荞麦,加入蘑菇、洋葱搅拌。新鲜香菜点缀。

有了这道菜,您大概能喝下两盅(50毫升)伏特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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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苏联人发表“不当言论”获罪实录

斯大林审阅说他坏话之人的逮捕名单

本文摘自:《苏联检察机关关于反苏煽动和宣传案件的资料汇编·1953年》

И.Ф.奇斯托皮扬(1928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多次前科,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局比尔里克站工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3年3月4日听到斯大林病重的广播公告时,污言秽语咒骂道:“他夺走了我的青春”。(1954年10月6日获释)

И.М.杰尼索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两次前科,在押人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3年3月6日在劳改营理发室得知斯大林死讯时说:“快把政府全都埋了吧”。

С.В.库库什京(1927年生,加里宁铁路局乌多姆利亚站工人)于1953年2月8日在车站小吃部醉酒后,污言秽语咒骂斯大林。(1954年6月9日获平反)

М.Д.伊万尼科夫(1891年生,一年级学历,两次前科,抽水站工人,卡巴尔达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普罗赫拉德内市)于1951-1953年间多次发表言论,称:革命前的生活更好,斯大林“企图灭绝人民,他跟希特勒有个协议”,斯大林撵走了真正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才是正牌领袖和伟大演说家;“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占据政府高位,俄罗斯人受穷挨饿”,“报纸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革命,纯属谎话【……】人家知道苏联工人生活艰难”。此人将苏联共产党称作“资本主义党”,曾说笑话:“手术过程中忘了给一个人装脑子,医生说这人就没脑子,因为他有党证”。斯大林逝世当天又对女人说:“蠢货,自己摔晕了【……】领袖【……】净折磨人,跟着他没好日子过”。(1954年12月22日获减刑)

П.Е.舍斯塔科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初中学历,参战军人,集体农庄庄员,库尔干州尤尔加梅斯基区农机站机械员)于1953年1月26日单位开会时,醉酒状态下抨击税收政策和地方政权,辱骂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1955年1月27日获减刑,1988年12月22日获平反)

Ф.И.佳普金(1902年生,俄罗斯人,二年级学历,锅炉工人,阿穆尔州)于1953年3月4日在茶馆对斯大林的病因发表了污秽不堪的猜测。(1954年11月26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Ю.П.格拉西莫夫(193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残疾(断腿)无业,新西伯利亚州巴拉宾斯克市)于1953年2月18日在两张纸上书写呼吁用原子弹消灭共产党人的标语,又画了美国国旗和原子弹图案,打算投入票箱,但在1953年2月22日喝醉后被捕,两张纸被缴获。

Н.Г.切尔内赫(192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无固定职业)于1953年2月19日无票搭乘罗斯托夫-莫斯科火车,拒付罚款,又发表言论称:“很快就会打仗啦,我们要把你们都杀光,一枪一个。我见得多了——苏联99%的人是骗子和小偷,只有1%老实人”,同时辱骂集体农庄。

И.Э.达维坚科(1922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未完成,函授大学生,伤残军人,领取抚恤金,高尔基市)于1948-1952年间在熟人家和大学生中间多次发表反苏宣传,描述他被资本主义国家俘虏期间的生活水平,称苏联红十字会不救助战俘,新闻报道中关于对待战俘的态度问题是错误的,又说“希特勒的很多行为是为了德国人民”,一旦和美国开战“苏联人民不会跟着共产党走,苏联必败”。(1954年4月10日获减刑,1961年12月29日获平反)

К.В.阿维里亚诺娃(1899年生,退休,基辅州)于1953年1月在公寓内谈论关于逮捕医生的新闻报道时(译注:即“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编造谣言诽谤个别领导人”,并说反苏笑话。

А.И.古希科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小吃店经理,现居莫斯科州沃斯克列先斯克市)于1953年3月4日醉酒后走进戈鲁特温站小吃店,见柜台上芥末罐敞开着,对工作人员说:“斯大林快完蛋了,你们想把我也熏死啊”(或:“斯大林躺在那儿快不行了,你们也想让我倒下啊”)(1954年7月14日获减刑,1989年2月24日获平反)

В.И.奥谢特洛夫(1909年生,俄罗斯人,共产党员,农技专家,库尔干州)从1949年起多次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说“如果俄罗斯人掌权,我们肯定不像现在这样衣衫褴褛,会过得很好”;邻居们问他为什么不骑马选择走路,他回答:“如今的人背负枷锁为奴,所以步行。”(1954年12月11日案件补充侦查)

Г.С.博鲁波亚尔采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文化水平低,伤残军人,集体农庄庄员,基洛夫州图扎区)于1946-1952年间屡次诋毁“领导人之一”,又辱骂共产党员,称他们是骗子、蠢材,威胁要惩治他们。(1953年12月29日获减刑)

B.C.库里岑(1922年生,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在南乌拉尔铁路一线活动)于1953年4月11日在火车上耍流氓,争吵时口吐污言秽语,称其绝不承认苏联政府。(1955年4月20日案件重审)

В.К.科斯特加洛夫(1913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46-1947年在熟人中间发表反苏宣传”。

И.В.沙罗诺夫(1904年生,1927年因传播托洛茨基书籍开除党籍,两次前科,参战军人,钳工,加里宁州)1953年2月25日在小吃店咒骂科学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奠基人。(1955年3月5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А.М.别洛乌索夫(1906年生,俄罗斯人,有前科,冶金厂技工,斯维尔德洛夫州阿拉帕耶夫斯克市)1953年3月7日车间工人向他汇报:值此斯大林逝世之际,将提高产量并修复损坏的压缩机,他回应说:“他要是早点儿死,那么压缩机早就修好了”。

B.C.拉扎列夫(191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共产党员,南乌拉尔铁路局希纳尔站副站长)、В.П.佩尔菲利耶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火车站过磅员)此二人于1952-1953年间长期收听、散布“美国之音”广播内容。(1954年10月20日获减刑)

М.А.舍洛诺夫(189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高尔基市“斯大林”厂工人)于1952-1953年间抨击苏联生活条件,称:“集体农庄的粮食都被政府抢光了”、“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结果缺衣少穿”、“以前的农民自己挣钱自己花,现在的集体农庄庄员就连劳动日报酬也领不到,如果农庄主席拿出公款发给农民——他就倒霉了”、“要是列宁活着,咱的日子肯定不一样”,并曾辱骂颁布审判工人旷工法令的尼古拉·什维尔尼克(译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5年3月8日获减刑,1963年5月22日获平反)

Ф.Н.潘菲洛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财务部门监察员)于1948-1953年间在谈话中批评苏联领导人、苏联民主制度和集体农庄,声称边境地区的生活比国内好之类,并收听、散布“美国之音”广播内容。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市“库尔斯克”车站对同事表示:“宝座不会空置”,可能已经有候补人选了,说不定比斯大林更坏。

А.В.彼得罗娃(1918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1941年生活在被占领土,1943年被掳至德国做劳工直到1945年4月被美军解放,无业,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曾对熟人表示德国地主生活富足,又描述自己在德国劳作期间的生存条件,称美军对德国境内的苏联公民态度十分友善。

С.П.布吉诺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细木工,莫斯科州柳别尔齐市)于1953年3月9日哀悼大会过后表示:“只要给我200克伏特加,我就祈祷死去的领袖安息”,并散播关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笑话。(1955年7月9日获减刑)
(译注:此言暗指战争期间发给官兵的“人民委员100克”伏特加,意思是让他为斯大林祷告需要双倍)

И.Н.梁赞采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战争英雄,泥水匠,莫斯科市)于1949-1953年间宣称人民当前生活艰难,赞颂革命前俄罗斯的生活条件。指定律师在辩护书中指出证人证言有误:“梁赞采夫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买伏特加,现在伏特加很贵,哪有战前便宜。因此,证人误以为他说的1941年之前生活情况是革命前俄罗斯的生活情况,这明显不符合事实”。(1954年4月17日获平反)

Л.А.扎哈连科娃(1929年生,俄罗斯人,马格尼托尔斯克-锡拜铁路局养路工,车里亚宾斯克州)于1953年3月4日得知斯大林病重消息时说:“去死吧,让他死,他在那边儿有的是地方”。3月8日、9日又说:“他死了,他就该【……】他允诺过战后的好生活,可他给了我们什么。德国人统治的时候倒比现在好,什么都不缺。集体农庄的人日子苦啊,粮食几乎都交公了,农民吃不饱只有挨饿。”

Ф.Г.斯捷潘诺夫(1899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战争英雄,共产党预备党员,缝纫店会计,利沃夫市)于斯大林病重当天表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学者写的,斯大林挂名而已,如果他死了,没什么好悲伤的。“他死不死跟我没关系,反正我又不会涨工资”、“等你我将来死了,不会有个教授在我们头顶走来走去”。又声称资产阶级国家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远超苏联、斯大林死后很多人将失宠,比如朱可夫元帅、为什么尼古拉二世退位被杀,因为斯大林要他死……之类言论。

М.А.伊万诺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和固定住址,扎波罗热市)于1953年2月22日在扎波罗热第2火车站酒后辱骂斯大林和苏联政府。(1954年9月22日获减刑,1989年5月16日获平反)

Н.Д.恰什京(1904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有前科,参战军人,曾被俘,工厂钳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1952年夏秋季醉酒后辱骂“领导人之一”(事后查明类似情况不是第一次)。(1954年4月24日重审,1954年7月24日案件撤销)

А.З.布鲁斯科夫(1914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装卸工,萨哈林州亚历山德罗夫区)于1953年3月6日醉酒后听同事说斯大林逝世,称:“那又怎样”,接着表示:因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就爱重用格鲁吉亚人,而马林科夫是俄罗斯人。同事反驳说斯大林给了我们美好生活,布鲁斯科夫回答马林科夫也可以,甚至比斯大林干得更好。

Е.Г.卡缅科娃(191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1941-1944年生活在被占领土,1946年从德国遣返回国,无固定工作,斯摩棱斯克市)称赞在德国的生活,“诋毁苏联军人尊严”,批评党和政府领导人,抨击苏联生活条件。

С.В.瓦西里耶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铁路养路工,摩尔曼斯克州)于1953年3月6日早晨在组长家听说斯大林死讯时,脱帽掷地称:“领袖死了,现在大家都自由了,集体农庄解散、土地分给农民”。白天上班时又说:“你想想,亲爹死了,面包又不会因此更便宜”。3月9日斯大林葬礼当天五分钟默哀时,当所有人起身脱帽,瓦西里耶夫扯帽遮脸,讲笑话逗引身边女青年。(1954年9月18日获减刑)

И.В.马祖罗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文化水平低,曾在武装警卫队服役,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于1953年3月7日“允许”针对斯大林的“反苏攻击”。(1953年12月30日获减刑)

В.А.斯梅尔科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出身神甫家庭,工人,残疾人,有前科,高尔基州巴甫洛沃市)于1953年2月5日在小吃店醉酒后与人争吵,声称共产党人统统是寄生虫和鹰犬、劫掠人民,并污言秽语咒骂斯大林。

Н.И.索科夫(1913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电工,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区)于1953年3月5日在波多利斯克茶馆醉酒后发表言论,“表达了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之一的反苏敌视态度”。(1955年3月24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П.Д.马尼科夫(1911年生,初级教育水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于1953年3月6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局纳杰日金斯克站醉酒后说:“我们需要列宁,我为他感到惋惜,斯大林用不着【……】有十个人可以接他的班”,并破口大骂。(1954年6月2日获释)

Б.Н.布舒耶夫(1911年生,中学学历,药品管理局监察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1953年3月7日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捕,他在派出所解释称:听说斯大林已死,心里高兴,所以喝多了。(1954年6月2日平反)

В.А.谢尔宾(192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获勋,林业局工人,莫斯科州)1952年11月16日因流氓行为被带到派出所,期间破口大骂,声称斯大林“在全苏联盖满劳改营,想把这里变成另一个国家……我们需要私有制,而非劳改营”。(1955年5月26日获释)

Д.А.契若夫(191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1952年曾因持有武器受审,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于1952年4月因“抢劫商店”和“持有武器”两项指控拘押期间,抨击苏联现实、诋毁政府的刑罚政策、辱骂共产党员,说他们是“特洛伊库洛夫的狗”,又声称自己的案子是冤假错案(抢劫商店指控已终结)。

М.Н.顿斯基赫(1930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滨海边疆区)于1953年6日、8日两次醉酒后谈论斯大林之死,称“死了就让他见鬼去吧”,并说他不承认全国哀悼日。

П.В.沙特科夫(1902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厂搬运工,加里宁州卡利亚津市)于1949-1953年间多次抨击苏维埃政权、苏联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声称:报纸谎话连篇、“国家从集体农庄低价收粮、高价卖粮”、人民生活困苦、共产党员是下流东西……等。(1961年2月5日获平反)

А.П.谢苗诺夫(192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有流氓前科,无业,无户口,图拉州晓基诺市)于1953年3月4日早晨说:一个人靠工资没法活着,不偷不行。另据证人证言称:“1953年3月4日早晨,我走去法律咨询处,从广播里得知了领袖病重的官方消息。之后我到火车站,跟坐在前面的一位公民谈起我们正经历的悲痛——即领袖生病。我问:‘这位公民,你听说苏联人民领袖生病了吗?’坐我前面的那位公民,如我现在所知,姓谢苗诺夫的,愤恨地回答:‘那可好,他(指名道姓)死了最好’,接着大笑起来。我听了这卑鄙的话,骂谢苗诺夫是下流无赖。而他在对我们的领袖进行人身攻击之前,先做了个宗教手势,也就是胸口画十字。”

Н.И.扎伊采夫(1901年生,高等教育未完成,无业,高尔基州巴拉赫纳市)于1953年3月6日在市场小吃店喝醉,在街头和派出所咒骂斯大林。(1955年2月22日获减刑,1961年5月24日获平反)

А.И.马卡洛夫斯基(1888年生,俄罗斯人,宗教学校毕业,神学院教研室主任,列宁格勒州)于1919-1939年爱沙尼亚生活期间撰写书籍著作,在书中“曲解1917年十月革命精神”,1951-1952年批评苏联政府。1952年德国宗教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期间,马卡洛夫斯基劝同事少跟他们接触,因为苏联驻柏林代表曾对人家说我们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聊起来就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1953年11月11日获减刑)

Л.П.阿肯季耶夫(1908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有前科,1958年因“欺骗组织”被开除党籍,阿拉木图市)于1951年抨击集体农庄,声称集体农庄庄员生活贫困,并称赞美国和法西斯德国生活水平。使用伪造文件逃税。

Д.Т.奥维奇金(1909年生,残疾人,梁赞州米哈伊洛夫区)抨击集体农庄,威胁积极分子,称他们的权力“来自敌基督者”。(1970年11月16日获平反)

А.А.科斯特罗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厂工人,高尔基州博戈罗茨克市)于1948年-1952年间抨击集体农庄,称: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干得多挣得少,民脂民膏都被榨干了支援朝鲜、中国。1948年地方上“准备在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雕像附近安装电线杆和照明设备,科斯特罗夫却说:不用安电线杆,往雕像手里装个绝缘器,再拧上灯泡就行了”。(1989年4月26日获平反)

А.И.科兹洛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两次前科——包括托派分子,1935年之前是共产党员,现为集体农庄养蜂人,坦波夫州)于1947-1952年间批评苏联生活条件,声称皇帝统治时期更幸福,报纸上谎话连篇,并“表态反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5年1月2日获减刑,1962年7月11日获平反)

Б.И.卡列林(1925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残疾人,无业,滨海边疆区阿尔谢尼耶夫市)于1952-1953年“在公共场所和熟人中间利用宗教偏见进行反苏宣传”。(1959年5月28日获减刑)

Н.С.邦达列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电工,加里宁格勒市)于1953年1月7日醉酒后进入地方电网办公室,开始骂人、耍流氓,砸碎玻璃和整流器,企图殴打女党委书记,大喊:党吸干劳动人民的血,应该解散。(1955年2月17日平反,不再适用刑法58条)
(儿按:可见当初针对的不是毁坏财物行为,直接定性为“反苏”,最高可判死刑)

С.И.波波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工厂钳工,莫斯科州柳别尔齐市)于1953年3月4日在厂里“容许对一位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反革命攻击,同时表示希望他早死”:“他若死了,适得其所”。(1954年8月4日获减刑,1989年2月24日获平反)

Д.В.马利科夫(1907年生,文化程度低,曾被掳到德国,现为工厂工人,列宁格勒州)于1945-1952年在工友中间介绍美国科技优越性,预言苏美大战美国必胜,“并讲述自己在德国的生活,说那边的猪过的比苏联工人、农民好”。

В.И.马尔特申(1918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水平,医院院长,库尔干州)于1952年11月6日醉酒进入俱乐部出席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在报告期间大喊:“胡扯”、“撒谎”、“假的”,又声称我们永远无法建成共产主义……等。

Ф.Г.索科洛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有前科,伯朝拉铁路局司机)于1943-1944年间表示:在苏联哪都没有真理,哪都没有生活目标,“战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因为盟军会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统统拿走,我国政府不敢拒绝【……】 我们对残疾人的所谓帮助只是一纸空文,他们在挨饿,政府只关心自己,不顾工人”,“我军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政府允许在教堂祷告,因此上帝保佑”。又于1951年底-1952年夏天声称:“报纸上写的美军在朝鲜的暴行并不准确,因为美国人批评我们,我们就反过来骂他们”,收音机里谎话连篇,“如果我军打不赢下一场战争,那么苏维埃政权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存在了【……】 世界上根本没有列宁,他只是个传说”,“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建筑工地,让那些囚犯为了吃饱饭天天垒砖砌墙,确实很合算”;并认为外国原子弹比苏联的更强……等。(1954年12月22日获减刑)

М.Т.叶利谢耶娃(1920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共产党员,教师,安集延州)于1950-1952年间批评苏联电影的缺点,认为设计人员工资过低,并对其丈夫做出过不实谴责。又于1952年写信给狱中的丈夫,涉及反苏内容。(1954年12月18日获减刑)

В.Н.布尔玛京(1907年,俄罗斯人,中学学历,秋明火车站工人)于1952-1953年间对美国和苏联的工人生活水平与科技发展程度进行过多次评判,又于1953年3月听广播得知斯大林死讯后,对车站女工说:“别哭啦,亲爱的,他喝我们血够多了”。(1956年3月16日获平反)

А.С.伊格纳季耶夫(1914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司机,哈巴罗夫斯克市)于1953年2月23日在熟人家醉酒后咒骂苏联政府、苏联宪法和斯大林,说:“我为祖国干杯,但不为斯大林干杯”……等。(1955年2月23日获减刑)

Р.А.列斯科夫(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农机站拖拉机手)、Д.К.维克多罗夫(1932年生,俄罗斯人,共青团员,中学学历,有前科,农机站拖拉机手)、Я.П.兹维尔戈金什(1924年生,拉脱维亚人,中学学历,建筑修理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里夫斯基区),此三人于1953年2月15日醉酒后进入区委员会选举大会现场,高声吵嚷、撕扯报告、口吐污言秽语,诋毁苏联选举制度。

Г.Е.洛博达(1898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水平,水利部门总工程师,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特市)于1949-1951年间抨击货币改革、集体农庄、苏联报刊,声称苏联电影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等。(1956年11月17日获平反)

Г.А.米申科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集体农庄庄员,大卢基州)于1953年3月9日集体农庄哀悼大会上,致辞感谢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上康庄大道时说:米申科夫(他本人)家里一头牛都没有了。(1954年12月10日获平反)

П.М.季布罗夫(1907年生,中等技术教育水平,哈尔科夫站车辆段主任)于1953年1月31日夜晚醉酒进入车辆段女子宿舍,见墙上悬挂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肖像,遂指着斯维尔德洛夫肖像问:“你怎么还有这个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的像?”当场扯下撕碎,扔到地上。(1953年6月6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М.Ф.普罗科波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集体农庄庄员,卡卢加州)于1953年3月6日在米丘林斯克—斯摩棱斯克列车车厢内酒后吵嚷,污言秽语表达对斯大林逝世的喜悦心情。

К.И.季马科夫(1909年生,俄罗斯人,缝纫厂工人,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于1953年2月20日醉酒后咒骂斯大林和苏联选举制度。

М.Н.切钦(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南乌拉尔铁路局机务段司炉)于1952年多次咒骂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宪法。

Н.С.林切夫斯卡娅(192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在押人员,克麦罗沃州)于1953年1月-2月多次在劳改营内散发传单,呼吁推翻苏维埃政权。(1955年1月1日获平反)

С.Г.楚特琴科(192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国营农场汽修工,莫斯科州科罗缅斯基区)于1953年2月15日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科洛姆纳列车上酒后耍流氓,与查票的列车员厮打,并破口大骂,称:“斯大林出卖俄罗斯人、憎恨俄罗斯人,只喜欢重视格鲁吉亚人”。(1955年2月5日获减刑,1988年12月23日获平反)

В.И.戈洛文(190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有前科,在押人员,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51-1952年在劳改营咒骂苏联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赞扬美国,声称美国肯定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击败苏联。

М.Д.萨普诺夫(1929年生,俄罗斯人,共青团员,小学学历,油井工人,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53年3月4日听广播得知斯大林重病的消息,在场一位女同事哭了起来,萨普诺夫嘲笑说:“好嘛,他病了,该找别人接班了”。又对另一位同事说:“这下可好,他要是咽气,咱们也没法活了”。(1954年4月3日案件重审)

К.З.巴甫洛夫(1904年生,乌德穆尔特人,集体农庄马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批评集体农庄生活条件,称农民辛苦种地,留不下多少粮食,甚至不够吃的,一切都给了工人,农民啥也没有。

М.Г.阿尼欣娜(193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集体农庄女庄员,莫斯科州马林斯基区)于1952-1953年给当地报纸《前进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寄去十封匿名信,内含关于党和政府领导人、集体农庄生活的四句头民谣,并曾在同村女人中间表演这些民谣。(1954年12月18日获减刑)

И.В.米申(1899年生,俄罗斯人,切尔诺夫策州)抨击集体农庄制度,传播小道消息,称“美国人快来啦,他们要把共产党员关起来吊死”。

А.Г.基尔祖诺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画家,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和固定住址)于1953年3月6日在苏呼米市小吃店醉酒后宣称:“格鲁吉亚皇帝死了,还会有俄罗斯皇帝,到时候亮出来给你们瞧瞧”。
(译注:苏呼米是格鲁吉亚港口城市)

А.К.拉索欣(1927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火车修理工,南乌拉尔铁路局喀拉塔雷站)于1953年3月4日在列车锅炉房和工人谈论斯大林病重,称:“他死了就少一个格鲁吉亚人,美国人会高兴的”,并污言秽语咒骂。

С.С.塔拉卡诺夫(1930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内务部劳改营管理局射手)于1953年2月10日醉酒后耍流氓,“诋毁苏联制度,表露失败主义情绪”。(1956年8月17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Н.П.罗舒普金(1929年生,俄罗斯人,轮船辅助工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米努辛斯克市)于1953年3月14日醉酒后跟客人谈论斯大林葬礼,说:“这人死了就该下地狱,他活了73年,我们活都活不下去,那些人尸位素餐吃得肠肥脑满,我们为了挣100卢布没日没夜连轴转【……】苏维埃政权不是他们创造的,是我们”。(1962年10月17日获平反)

Л.А.叶菲莫夫(1905年生,俄罗斯人,铁路扳道工,敖德萨市)于1951年给斯大林写匿名信,称:“你个犹太人的狗腿子,你让鲜血洒满乌克兰!但现在时候到了,乌克兰人民的血泪,那些被你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乌克兰人的血泪都要降在你头上。乌克兰在哭泣,但那是时代的呐喊,时候到了,乌克兰必将再次胜利,开始自由贸易和自由劳动的新时代,摆脱你套在俄罗斯人脖上的枷锁,这一刻近了,德国人会来取你【……】的头,到那时小心点吧,犹太走狗斯大林。美国人会来取你的头,你会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颗原子弹将会落到你头上,落到你们一小撮犹太人占据的克里姆林宫。(落款)预言家”

М.Т.丹尼尔金(1914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参战军人,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莫洛托夫州)于1950-1953年间撰写了一系列文学著作和剧本,包括《文豪的视线》、《与斯大林对话》、《论人类的伟大》等。1951年在《深藏内心的想法》中他写道:“我经常思考穆索尔斯基和他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本质,我发现许多事情现在听起来比当时更响亮。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诡异,圣愚的哭声中夹杂着含混的呻吟。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不幸在于:权力傲慢妄为,人民悲泣哀号,忍到忍无可忍,忽然爆发,如烈火般毁灭世间一切,甚至那些不该被毁灭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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