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做这一道鞑靼风味茄子，既适合日常晚餐又适合节日聚会。它可以微辣，也可以特辣，取决于您用哪种辣椒。如果不怕刺激口感，那就一定要试试！制作起来其实不难，但也不会很快，大部分时间将花在切茄子和其他蔬菜上。炖煮期间只需偶尔搅拌查看。

所需食材：

茄子：1千克
西红柿：1.5千克
甜椒：2个
中号辣椒：1个
大蒜：2瓣
盐：1勺
糖：100克
植物油：125毫升
食醋：100毫升

步骤：

先准备装茄子的带盖容器。彻底洗净，用烤箱或您顺手的方法消毒，充分干燥。

茄子洗净擦干，切片。西红柿去蒂，洗净擦干切片，进搅拌机打碎，倒入汤锅。

甜椒纵向剖开去籽，切细条，待用。

辣椒切圈圈（爱吃辣可不去籽），和大蒜一起放进搅拌机，加少许油，打成泥。

番茄汤锅加糖、盐，搅拌煮沸，沸腾5分钟后放茄子片，小火慢炖10分钟。

放入甜椒和适量油搅拌，中火炖35分钟，期间偶尔搅拌防止糊锅。

最后用黑胡椒粉和食醋调味，再煮5分钟。盛入容器密封，用厚毛巾包裹并倒置，让它自然冷却。

这道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红柿，因此尽量选择成熟、多汁、带微甜口感的。最好等封罐几天后再品尝，这样“腌制”的茄子会更入味，口感也更浓郁、辛辣、丰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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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利·格拉乔夫1878年1月26日出生在科斯特罗马县伊万科沃村一户农民家庭。他父亲季莫菲拥有自己的农场，教导每个孩子从小劳动。格里戈利年轻时学会了制鞋手艺，帮助父亲生产焦油，能像兽医一样治疗牲畜，还从事养蜂业。

本案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后来表示：格拉乔夫全家都是健康人，没有精神病、梅毒或酒鬼。

但村民们并不待见格拉乔夫一家，部分出于嫉妒——他家土地是伊万科沃村最大的。不少人还厌恶一家之主季莫菲的臭脾气：他性格暴躁，经常与邻居发生冲突并对簿公堂。另外，季莫菲·格拉乔夫断然拒绝参加当时无偿帮助乡亲做家务的传统活动。

伊万科沃的老少爷们儿决定教训教训他们，某天结伙闯进格拉乔夫家，动手殴打季莫菲，年轻的格里戈利也被邻居用耙子打伤头部。这一击给他留下巨大伤疤，也在他心底种下刻骨仇恨。

1907年季莫菲去世，格里戈利变成四邻的主要憎恶目标。后来小格拉乔夫开始为拥有村庄周围森林的富商特列季亚科夫服务，矛盾愈发尖锐。因为富商委托格里戈利做护林员，追查盗伐木材的乡民，不留情面地对他们处以罚款。

“你就一户——我们想怎样便怎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打断了格拉乔夫和村民的对立。格里戈利走上前线，从列兵转为卫生员。但他的战斗生涯很短暂，在喀尔巴阡地区被德军俘获，遣送德国。在德国被俘期间，格里戈利对当地的农业技术产生浓厚兴趣。战后返乡，他发现邻居们非法侵占了他的一部分土地。尽管如此，仍试图与大家修复关系，分享自己在德国学习的知识，提议组织类似合作社的团体以更有效地协同劳动。可他再次遭遇侮辱和嘲笑。

于是格拉乔发奋单干。他努力存钱，成为全村第一个购买现代犁和风选机的人，从而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大丰收。这更加激恼了村民，为了让格拉乔夫难堪，他们开始向地方当局写信告状，控诉格拉乔夫霸占邻居一块地，还在水井下毒。检查员进村查访，未发现格拉乔夫犯罪的任何证据。乡邻们恼羞成怒，转而诋毁格拉乔夫之妻普拉斯科维娅，说她嫁过来之前曾跟一个外乡的茨冈人生过小孩（早夭）。

格里戈利明白继续耗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打算效仿亲兄弟伊万进城从事制桶行业。然而他毕竟离不开土地，在土地再分配过程中他请求分得一块自有田地。但由于敌视他的邻居从中作梗，地块位置一直没定下来。这些人甚至发起连串诉讼，企图夺走格里戈利的部分土地——确实是步步紧逼。

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说：格拉乔早已火冒三丈，那些不断伤害他自尊心的嘲讽更是火上浇油，有时甚至触及法律边界。诸如“怎么的？想挖公家墙角？”、“被抢了，被抢了！”，或“我们十七户，你就一户——我们想怎样便怎样”之类的叫嚣让他两眼发红。

无愧于心

参与骚扰格拉乔夫一家的不光伊万科沃村男居民，也包括婆娘们。因为知道格里戈利对他在富商特列季亚科夫家工作时挖的池塘格外珍视，农妇们竟故意当着格拉乔夫的面下池塘洗澡，试图激怒他。顽童效仿父母，用粪便涂抹格拉乔夫家门锁，沿街扔土块追打。

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证实：五岁的阿廖什卡·穆拉维耶夫用脏话辱骂格拉乔夫，用词十分粗俗，毫无疑问，小孩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同时，格拉乔夫一家与村民们关于集体农民财产的冲突不断，其中一次甚至演变为暴力事件。伊万科沃村民阿法纳西·科罗廖夫因马匹问题与格里戈利争吵，抡起斧头劈砍普拉斯科维娅的手，致其重伤残疾。谁知最后坐上被告席的不是阿法纳西，而是急忙保护妻子的格里戈利。全体村民对冲突真实原因闭口不言，反说格拉乔夫挑事。受轻微皮损的科罗廖夫指控格里戈利无缘无故袭击他，他自卫时不慎砍到普拉斯科维娅。

格拉乔夫坐完牢回村，又遭戏弄，被唤作“囚犯格里什卡”和“鳄鱼格里什卡”（译注：“鳄鱼”的意思是坏人、奸人）。格里戈利遂决心实施报复。

“你个混蛋，你还活着”

上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做过考纳斯要塞步兵团射手的格拉乔夫自然而然想到用猎枪收拾欺侮他的人。为此做了仔细准备：1925年夏天变卖全部财产，携家眷搬到距离伊万科沃村8千米的苏季斯拉夫尔。备好武器弹药后，精心安排了复仇计划，定于7月26日动手。

晨七点左右，格拉乔夫自家老房子，拿着火把和煤油瓶走出来。他要纵火焚村，观察了风向以便火势蔓延。穆拉维耶夫家和米哈伊尔·利西琴家房子被泼洒煤油，首先燃起熊熊烈焰。正如格拉乔夫预期的那样，大半个村子迅速被火席卷，一片待收割的黑麦田也被他用火把点着了。

于此同时，村民们——多数是妇女儿童，男人一早下地干活了——惊慌逃出家门。格拉乔夫无视嚎哭和尖叫，举起长枪射击，打死11名受害者，包括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三个孩子和一岁半的阿列芙京娜·科罗廖娃——据孩子祖母说格拉乔夫专门瞄准这个丫头。格里戈利本人则声称，他是在“枪不听使唤”的情况下误杀阿列芙京娜。

血腥屠杀中格拉乔夫还击伤了阿列芙京娜正在怀孕的妈妈、九岁的帕维尔·利西琴和几位老太婆。后来庭审时格拉乔夫辩称他没想要人命——如果谁中枪倒地未死，就不再补枪。但幸存目击者说格拉乔夫绝非一个人打一枪算完。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表示：格拉乔夫朝老太婆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利西琴娜连开四枪，咒骂：“你个混蛋，你还活着！”

然而据其他目击者回忆，格拉乔夫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他放过一位邻居，说“你丈夫是好人”。从森林跑回来的另一位妇女也被他放过，此女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捡条命，还以为村庄失火了。

另有传言曰几位村民事前勾结格拉乔夫，知道他行凶的日子，藏身安全之地。但这一点始终无法证实。

“人命没买保险”

至于直接冒犯他之人的家属，格拉乔夫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显然带着愉悦审问匍匐脚下的妇女，逼她们说出丈夫去向，并嘲讽她们只给房子买了保险，却没给自己的命买保险。

远处的人瞧见火光跑来施救。格拉乔夫走到村民拴马喂马的地方，近距离击毙12匹马。随后杀向森林，撞见四名冲出来的地方政府小干部，立即瞄准他们。格拉乔夫复仇之前研究过法律，知道杀害政府官员是死罪，那一瞬间可能有过犹豫，但终究扣动扳机，打死警察、打伤法官。

做完这些，格里戈利·格拉乔夫在苏季斯拉夫尔地区的森林躲藏一星期，几次遭遇搜捕的警察并开枪，幸而无人伤亡。最后格拉乔夫主动出来自首，枪被他沉入沼泽。

本案共导致12人死亡、8人受伤，伊万科沃村全部16座民宅和65座生产建筑化为废墟。省执委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帮助受害者，为失去家园的村民免费提供建筑材料，并以优待条件划拨雇佣劳力、购买农具、机械和牲畜的资金。苏联各地群众纷纷捐款支援。

格拉乔夫纵火杀人案调查工作持续十天。侦查员们收集枪手罪证时，检察院的医学专家接触嫌疑人，认为格里戈利有刑事责任能力。但另一位与格拉乔夫交谈过的精神科医生强烈反对该结论，坚持要求把他送精神病院做进一步检查，认为虽然格里戈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实施犯罪时无法自控。不过这位医生的意见未被采纳，案件移交法院。

“暴行与他所受的冒犯程度不相符”

公审设在科斯特罗马“帕莱剧场”电影院。此处坐席数量有限，希望旁听者众多，故实行特邀入场。除了大规模杀人，格拉乔夫还被指控反政府——伊万科沃村居民一致表示凶手对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挫折发表过恶毒言论。但法庭并未采信这些陈述，格里戈利的辩护律师提出了他忠于新政权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具体来说，格拉乔夫按时缴纳税款，帮助组织乡村学校，且没有富农特征。然而辩护律师未能证明他长期受排挤骚扰的事实。法庭认为格里戈利与村民之间冲突的原因是他对合法的土地重新分配不满。

另外，检方指出格拉乔夫性格暴躁，企图在村里称王称霸。负责本案的国家公诉人尼古拉·韦谢罗夫斯基说：“仇恨确实有原因，但没有理由实施如此残酷的报复。这种暴行与他（格拉乔夫）所受的冒犯程度不相符。”

法庭也没有采纳格里戈利在最后陈述中提出的理由。被告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未表现悔意，直言：“我的手不发抖，足以射杀所有冒犯我的人。他们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他们。”

法庭商议六小时作出判决：死刑。出席庭审的许多人面露喜色、掌声雷动。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1926年1月经最高法院向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申请，死刑被减为二十年监禁。因为邻村居民对格拉乔夫的评价特别好，对改判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使得法庭有理由相信被告本人及律师关于其遭受同村人排挤骚扰的陈述有某种真实性。

格拉乔夫有前科，按规定不得假释，但他服完一半刑期就释放出狱。此人日后踪迹不明，只知道他再没回伊万科沃村。而他在家乡发动的那场血腥屠杀案的材料，也从档案中神秘消失了。

延伸阅读：

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1927年哈尔科夫杀医案

1950年吉斯卡村校爆炸袭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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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表现

基辅市

1970年12月20日9时，一通具有政治危害性的电报从列宁格勒发往基辅中心电报局。

抄本附后。

女报务员将上述文本视为技术样本予以打孔，显然不知其内容，电传到基辅市。

正在会同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采取措施寻找电文作者。

附件：文字1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费多尔丘克

列宁格勒市发往基辅中心的电报全文：

“我失去了对我们亲爱苏联的
诚挚信仰，
收回给纳赛尔的勋章吧——
纳赛尔配不上它。

甚至能够登台咒骂，
拿礼物胡乱分发，
说纳赛尔是我们的兄弟，
授予英雄称号——可拉倒吧。

国家为什么黄金匮乏——
都送给混蛋啦。
还不如用来打仗，
纳赛尔以后会原谅我们……”

（文体和拼写保留原样）

核对：侦查员
（签名）文尼琴科

（儿按：不少人相信这首讽刺诗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作品。1964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引起国内普遍反感。按照赫鲁晓夫儿子的说法，此事的缘由是，赫鲁晓夫到访埃及当天纳赛尔即授予他“尼罗河项链勋章”。为了还礼，赫鲁晓夫询问苏联哪一种奖励相当于尼罗河项链勋章，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不带直接意识形态色彩的的是“苏联英雄”称号，曾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于是批准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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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敌对活动

波尔塔瓦州

1974年2月15日和18日，克列缅丘格市分别报告了82起和90起散播反苏传单案件，传单内容包括赞同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反人民活动，以及号召反对我国现行国家和社会制度。已查明，这些传单的散播者是“克列缅丘格斯特罗伊”机械联合工厂管理局推土机驾驶员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卢奇基夫，1945年出生。

经州检察长批准，国安委分局对卢奇基夫提出反苏煽动和宣传的刑事诉讼，并于2月18日将他逮捕。

审讯期间卢奇基夫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供称他实施上述活动的原因是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不满。

侦查继续进行中。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是个年轻的工业城市，人口约二十万。1970-1980年代市内基础建设热火朝天，预制板房小区拔地而起，宽敞的庭院种满树苗，幼儿园和学校纷纷开张，因为乔迁新居的大多是带孩子家庭。城市发展与企业同步推进，工作机会充足，居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个别人的希望破灭了，竟在期盼已久的新家遭遇潜伏的致命威胁。几年后此事轰动全苏联，在人们心底留下长久阴影，惟恐自己也会倒霉——毕竟谁都有可能碰上。今天很多人或许没听过这件事，但恐惧的回声绕梁不绝。

神秘的死亡

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近卫军坎捷米罗维采夫街（今玛丽亚·普里玛琴科街）7号的九层楼房建于1980年，是一栋标准的90系列预制板楼，这种民宅在苏联解体后的大中小城市司空见惯，它周围也都是同样崭新的板楼。一户四口之家入住安顿下来，逐步建立新生活。然而幸福并未持续太久，1981年夏天，此前还十分健康的18岁大女儿突然罹患重病，很快去世，一年后16岁的弟弟也亡故。母亲紧接着撒手人寰，父亲情况不详，很可能也没了。

四人的诊断结果都是白血病，俗称血癌。医生们将病因归咎于遗传。

房间既空，另一户五口之家搬了进来。岂料新房客也逐渐感觉身体不适，长子先离世，幼子患重病（两人约11-12岁），女儿和父母同样抱恙。

唉，又是白血病。医生们再次谈论不良基因。

未知的威胁

198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普通人基本不了解什么叫辐射事故，谁也不会去担心自己家有没有辐射风险。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使民众一下子认识到放射性的危害。

第二户家庭患病、1987年长子去世之后，做父亲的似乎听闻了前任住户的悲惨命运，加上当时人们对辐射的普遍恐惧，渐渐怀疑问题可能并非遗传，而是与房子有关。这绝不是什么诅咒或中邪，而是真正的物理性危害。于是这位父亲开始寻求正式调查及房屋检测。

1989年政府终于委托本地卫生防疫站的放射科大夫到近卫军坎捷米罗维采夫街7号一探究竟。据当时的卫生防疫站主任医师、高级放射学专家尼古拉·萨甫琴科回忆：他和同事走近楼院就习惯性地开启辐射检测仪，岂料两台仪器都赫然显示辐射值超出最大刻度：每小时200微伦琴（每小时2微西弗），相当于做一次计算机断层扫描的辐射量。短时间承受这种剂量不会产生危险，但长时间暴露就完全不同了。

萨甫琴科在采访中说：“这个数值超出了正常值10倍，仪器读数在每小时30微伦琴以下表示是自然背景辐射，如果超过该值，放射学专家就要警觉并寻找原因；倘若读数超过每小时50微伦琴，必须立即搜寻辐射源”。

医生们走入楼道，检测仪读数明显降低，显示为每小时40微伦琴。可刚站到那间“诅咒之屋”——85号房间门口，仪器再次读数超标。他们需要更大型的设备，便立刻请民防总部送来。走进公寓，越靠近儿童房读数越高。在房间远端的墙边，距离地面约一米高度，检测仪指针停在每小时200伦琴——比室外辐射水平高一百万倍。

尼古拉·萨甫琴科对此解释说：“单次‘急性’辐射剂量超过每小时400伦琴被认为是致命的，一些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吸收剂量被分散在了较长时间里。”

亡故孩子的床就靠着这面墙放置，挂毯上有一小块烧焦痕迹。无论辐射源是什么，估计其年辐射量已达1800伦琴，这是当代俄罗斯核电站工作人员允许吸收剂量的900倍、普通人正常水平的几千倍。

清理

由于全楼辐射水平最高的地方是连续死人的85号房间、隔壁58号房间（相邻）和楼上房间，遂要求他们临时疏散出去。

很明显，那块肇祸的墙板内藏有某种辐射源，但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处理呢？起初人们猜测里面可能含有一块钴，但这个说法很快被推翻了：自从楼房建成已过去九年，应该已过了两个半衰期，而且钴不能释放出如此强烈的辐射。最终大家倾向认为墙体中可能是铯——它会释放强烈的伽马辐射，半衰期约30年。

查清楚的唯一办法是切下墙板。为了避免工人遭受辐射伤害，用铅板覆盖墙面，卡车司机同样被铅板和防护围裙保护。危险货物首先送到当地一家工厂的实验室，随后被基辅核能研究所的专家取走。

辐射源一消除，整个房间的伽马辐射水平恢复正常值，与室外相同。建筑工人施工前后，放射学专家在房间内取样以排除放射性尘埃的存在，所幸一切都很干净。

凶宅

消息迅速传开，不仅本地报社，当时的“中央媒体”也做了报道。虽然罪魁祸首暂不清楚，但这栋害死人的九层居民楼已被冠以“凶宅”恶名。住户们不信墙壁和家具没有“积累的辐射”，1989年12月他们要求进行医学检查和房屋检测，甚至安排集体搬家。

哈尔科夫医学放射学研究所和全苏放射医学科学中心的专家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计算每位住户吸收的辐射量。研究过程非常复杂，耗费了大量时间。1990年3月，科学家在地方政府的见证下向每一位居民发放了关于所受辐射剂量和累积辐射的报告，共有17人的剂量超过了自然本底值。但许多人表示怀疑，认为结果被低估了。

尼古拉·萨甫琴科回忆道：“那次会议开的太悲惨了——愤怒喊叫，眼泪——这都能理解。那17个人是有资格提出赔偿要求的人。但也有某些人想借机捞好处。”

因为辐射值恢复到安全标准，全楼并未搬迁，之后许多年无人愿意入住，房间既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去。核电站事故和居民楼悲剧造成一股“辐射恐慌之风”吹遍全苏联，更不用说克拉马托尔斯克本市了。例如，1990年1月当地某商场员工打电话给防疫站，声称在墙壁发现辐射源。防疫站立即派人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致命的遗失物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潜藏在墙板杀人于无形呢？1990年末答案终于揭晓——基辅研究所的科学家在钢筋混凝土内起获一枚储存铯-137的容器，这个4×8毫米的玩意儿日夜释放伽马辐射，害死六个人。

容器上带有工厂编号，通过编号确定了注册地点，查明其来源没什么困难。原来，早在1970年代末，顿涅茨克州卡兰斯基采石场发生过一起事故。该企业开采碎石和砾石，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水平仪来测量物料（例如颗粒材料）的水平面。在某种情况下，工人丢失了一台此类设备的电离辐射源：装有铯的容器。大家四处寻找，并逐个通知了可能的碎石收货方。据传言，消息报送给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因为莫斯科奥运会场馆建设也使用优质的卡兰斯基碎石。总书记命令停止接收卡兰斯基碎石，但场馆建设不能停。

虽经努力搜索，始终未在采石场寻回辐射源。传言说一星期后“中央要求”停止寻找。事后的调查结论认为此次搜寻工作不合格。

卡兰斯基的碎石同样供应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建设。显然，那颗遗失的容器混入一辆装载石料的卡车，随后被浇筑进预制楼板，可能出现在任何一户家中——谁挨着谁倒霉。

后续

四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因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辐射事件不幸离世，17名受害者评定为残疾，1993年他们甚至被比照切尔诺贝利受害者，享受相应的赔偿和福利待遇。然而这种优待未持续多久。1995年发现，最高拉达议员在通过将辐射事件受害者比照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的修正案时，违反了规章。

1995年12月16日最高拉达会议上，提出修正案的人民代表阿列克谢·谢霍夫佐夫发言：“住在受辐射影响区域被切尔诺贝利的尘埃覆盖，或是被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辐射笼罩，请问，对乌克兰公民来说有什么区别？那个孩子——感谢地方当局和所有提供帮助的人——被送往德国和莫斯科治疗，难道他承受的痛苦和生命的残缺不重要吗？其余家庭成员为什么也患病？每个人2000伦琴、2500伦琴、1500伦琴，他们都残疾了，只是因为这种特定的原因。他们和那些未直接参加事故清理，仅仅生活在受灾区域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噩运同样无情地降临在他们头上。”虽然他和其他一些议员提出强烈抗议，修正案仍然被废止，老住户的福利待遇也被取消。

克拉马托尔斯克悲剧之后，建筑法规中开始出现关于测量建筑材料和新建建筑物本底辐射的规定。无独有偶，就在同一时期，鄂木斯克的一些儿童开始大规模发病：1989年记录了12例儿童急性白血病，1990年25例，1991年26例。医生认为病因是住宅楼内本底辐射值偏高。这些住宅建于1976年-1989年间，使用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切利诺格勒州马金卡采石场的碎石，经检测含有放射性。

前面提到的远赴德国和莫斯科治疗的那家人后来重返旧居，但小儿子却因无法承受疾病折磨离世，撇下父母带着女儿继续生活在给他们造成巨大伤痛的“凶宅”。

延伸阅读：

亲历者回忆普利皮亚季疏散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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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即1952年末-1953年初，收到了许多乡镇和农村居民的信件，讲述集体农庄面临的严峻局势。事实上，集体化带来的这种悲惨结果早在二十年前就曾被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详细描述过，与斯大林不同，列宁生前经常听取此人的建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集体农庄存在的整个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一直收到关于集体农庄经营艰困、甚至处于灾难性境况的诉苦信。早年强制集体化过程中，人们主要抱怨使用暴力手段征收农民财物，导致倾家荡产。之后多年，人们投诉说集体农庄主席不称职，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贪腐，如今又来掠夺集体农庄财富。卫国战争期间及战后几年，收到大量反映集体农民饥饿和生活困顿的信件。

到了1950年代初，高层声称农业状况已经改善。1952年国家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产量比1940年增加1.5倍。然而，无论国内哪个地区的农民向党和斯大林写信抱怨什么，其核心内容都只有一个——集体农民们厌倦了空等情况好转。

例如，1952年11月22日高尔基州瓦恰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的В.С.格卢宁写信表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从今年11月15日州农业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本年度我们州大多数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准备的粗饲料不超过50%。因此，集体农庄只能按照计划在舍饲期的前半段喂养牲畜，而后半段将不得不让牲畜挨饿。所以可以预见，牲畜将会大批死亡，就像去年一样。比如我们集体农庄大约死了300头牛。
这就是地方上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饲料，必须维持计划的牲畜存栏量。结果，牲畜被放在半饥饿的状态下饲养，逐渐消瘦，春天就倒下了。幸存的比较耐饿的牲畜，饿了一冬，到夏天也只能勉强恢复健康。奶牛产奶量非常少。集体农民说得好：这些不是母牛，只能算是尾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员，也许算不上优秀的唯物主义者，但毕竟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创造奇迹，拿五个面包五条鱼喂饱五千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说的是，国家给集体农庄制定计划不是为了摧毁集体农庄经济，而是为了提升集体农庄和农民的经济状况。计划归计划，可当情况发展到牲畜饿毙且无法挽救时，必须采取严肃措施，不能只强调计划却无所作为。”

差不多每一位写信人都提到集体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1952年12月23日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格达地区“恰帕耶夫”集体农庄主席Ф.В.奥布拉兹奇科夫写道：
“年轻男女纷纷离开村子到外地参加生产或上学，再也不回集体农庄。苏军复员士兵也不回到父母的居住地，而是去城市登记并定居。所以，集体农庄失去了青壮劳动力……
由于最优秀的劳动力离开集体农庄从事副业和工业，集体农庄无法应付田间劳动，因此，近年来工业企业和机关单位在牺牲自己的生产任务的情况下，被迫派遣工人和职员协助收割等农业劳动。但这些工人和职员不是农民，他们在田间的劳动没有质量和数量可言，导致农作物大量损失。”

奥列霍沃-祖耶夫斯基地区兽医技术员霍罗多夫描述1952年秋季莫斯科州农村惨况：庄稼未收割，猪瘦骨嶙峋，国家肉类收购的直接拒收，集体农庄的和农民个人的牲口死亡。又补充说：
“起初我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工业地区，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一些地区也存在同样情况，更不必说我不了解的其他地方了。
我不否认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为什么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和伊万诺沃州的城市却没有充足、持续的面包供应呢？在那些地方，面包往往只能在午饭前买到，还不一定有货。”

“换汤不换药”

实际上，二十年前老布尔什维克斯捷潘·丹尼洛夫就写过集体化农民财产会产生此种后果。这位职业革命家起初是民意党人，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拥护列宁，在党的报社工作，1917年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筹备活动。据说苏维埃国家缔造者高度重视丹尼洛夫的意见，常把重要文件送他评估审阅。内战开始后，红军决定利用他的经验，任命他在全俄总参谋部和红军总部做军事委员，曾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共事。

丹尼洛夫退伍后从事统计和经济研究，并撰写回忆录。但他屡次批评斯大林的倡议和行动，认为它们违背了列宁的方针和原则。于是1930年被开除党籍，1934年12月被捕。搜查期间查获了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详细分析结论，由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呈送斯大林，实际雅戈达自己也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

丹尼洛夫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发生在经济、财政和政治危机极其深刻和重大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之根源在于我们的农业危机。”

他证实，国家开了历史倒车，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建立在内战年间的原则上：
“余粮征集制的本质在于，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将收成全数交给国家，自留的口粮和种子除外。按固定价格收到的金额并不等同于交给国家的‘剩余’粮食和原料的真实价值。农民拿着这笔钱，可能买回数量不确定的工业品，但这些工业品的价值与交售的‘余粮’的价值完全不符。
近年来我们实行的承包合同制(контрактация)——其实换汤不换药，改个名称而已。实质上与余粮征集制没什么不同，根本没有所谓的合同，即双方协议。我们只是以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拿走全部所谓的‘余粮’，而界定什么是‘余粮’则充满了极大的专横随意。在‘余粮’的名目下，收成往往被‘一扫而空’，以至农民剩不下任何东西果腹、播种，更不用说喂养牲畜了。也正是这种卷土重来的余粮征集做法引发了1931、1932年饥荒、农田大量少播和牲畜死亡。难怪1932年粮食和种子借贷需求超过1.5亿普特。”

而且恢复余粮征集制还伴随着极度的厚颜无耻：
“我们恢复了旧余粮征集制度中最糟糕的做法，用列宁的话说：‘三番两次的拿’。当一个村庄或集体农庄完成了所谓由农民自己提出的‘余粮’交售计划后，又被提出新计划，有时甚至提2、3次。为了运送‘余粮’，常常组织以当地某位领导名字命名的‘红色大车队’。‘竞赛计划’也好，“红色大车队”也罢，都旨在表明农民非常满意我们征集余粮的做法。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景，早就知道鲫鱼喜欢被酸奶油煎了。”

跟1950年代初一样，那几年党报党刊大肆宣扬粮食生产高峰。据说1926-1927年度创纪录地收获了11644千吨谷物，1931-1932年22695千吨。丹尼洛夫指出，前者征收农民14%收成，后者31%：
“所以，我们在此确实看到了‘增长’，但不是‘粮食产量’增长，而是我们对农民的索取增长。以下事实最清楚体现了这一‘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意义。1926-1927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未发生饥荒，而到了1931-1932年，由于‘粮食产量增长’，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哈萨克斯坦等地，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领土上，出现了工人供应不足和严重饥荒。
如此征粮，我们‘柯秀尔化’（译注：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了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结果那边不断传出人吃人事件的可怕消息。乌克兰农民惊恐万分，纷纷逃往莫斯科州、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方。”

“集体农庄问题上我们‘频频犯蠢’”

丹尼洛夫认为集体化是农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亚洲式的集体化手段加强、加剧了规模空前的破坏性征粮运动的后果。列宁在当年就指出，必须‘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译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设想的这种过渡是‘在农民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党对 1929-1930年大规模集体化完全没有准备。党没有考虑集体化的经验，而列宁早在1921年就警告说，我们在集体农庄问题上 ‘频频犯蠢’……
即使有了必要的准备，集体化数百万农户也是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按照列宁的方式耐心解释，不仅要劝，还要做示范。这条路复杂而艰难。可是领导层决定‘跳过’这些艰难，用行政强制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推行集体化。集体化事实上是通过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进行的，侮辱农民，包括酷刑凌虐。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即抄家充公，不仅是为了消灭富农，倒不如说是为了恐吓贫农和中农”。

老布尔什维克发出警告：
“显而易见，被强行赶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愿意劳动，他们把集体农庄的工作视为一种变相的徭役。大部分当代集体农庄的结构本身就潜藏着经济溃败的隐患。那些如今突然被称为‘集体农庄主人’的农民，在集体农庄中几乎毫无地位。一切都由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实际是地区领导任命的，根本不问庄员们的意见。监察委员会通常只是形式存在。集体农庄的章程松散，随便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各种人插手集体农庄的钱柜和粮仓，任意支配集体农庄的活期账户、牲畜、设备和土地。热衷改革之辈时而扩大、时而缩小集体农庄规模，完全不顾农民意愿。还发生了许多将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场的情况，在此过程中没收庄员财产，将之全部转交国营农场。”

丹尼洛夫又写到农村危机对城市的影响：
“近年来工人的食品供应每况愈下，如今已近乎忍饥挨饿：没有肉类、乳制品和蔬菜。在供应方面享受特权的莫斯科，土豆和洋葱竟像昂贵水果一样论个出售。如果政策不改变，1933年食品供应状况将更加严峻。营养急剧恶化的指标：儿童死亡率和斑疹伤寒等发病率有所抬头”。

但丹尼洛夫确信，斯大林会再次把自己的错误推诿给别人：
“眼下‘富农理论’正被大肆宣扬。富农被视为我们种种食品困境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肇祸者”。

而消灭富农的运动旨在使所有人相信，罪恶的根源在于敌人的活动。接下来受抨击的将是党的领导层及斯大林本人，包括丹尼洛夫在内。

“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斯捷潘·丹尼洛夫当时写这些东西看似毫无意义。毕竟他自己也指出，饥荒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向农民征收农业产品的做法：
“经过再三犹豫，通常是在饥荒恶化之后，领导层被迫放弃余粮征集制/承包合同制，转而恢复粮食税”。

减轻集体农庄负担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1930年代后半段一直被视为集体农庄历史上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确如此，但绝非处处如此。

战争前夕为加强国防能力，重新拾起旧政策。如果说战时和战后头几年，集体农民尚能勉强忍耐自己耕种的粮食被“一扫而空”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困境——毕竟全国都很困难嘛。可到了1940年代末，集体农庄果然开始遭受丹尼洛夫描述的那种破坏。

许多集体农民从1940年开始几乎未拿到任何劳动报酬，他们虽然没有国内护照，仍想方设法迁入城市。寄给斯大林的许多信件显示，大量集体农庄几乎停止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形同关门了。

显然，正如1930年代初，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但与二十年前一样，领袖并不打算承认这一点。而且从众多事实和细节来看，接下来似乎将按照丹尼洛夫说过的旧路子发展：寻找罪魁祸首，严厉惩罚它们，再稍稍缓解集体农民的生活。

最终实施这套方案的人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但对农业政策的种种调整和加强集体农庄的种种措施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过高估计向国家交付农产品的计划并未消失，集体农民的劳动也未收到应得的报酬。

1961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谈信访工作时指出：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收到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信件中，请求脱离集体农庄的尤其尖锐突出。1956-1960年间涉及此问题的信件共收到逾1.1万封，最近两年就超过5000封。而在今年前十个月，提出类似请求的有1234封，绝大多数——1094封——来自俄罗斯联邦，主要是沃洛格达州、伊万诺沃州、加里宁州、基洛夫州、诺夫哥罗德州、普斯科夫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及РСФСР欧洲部分的其他州”。

例如集体农庄庄员А.洛芝金写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我是基洛夫州基洛夫-切佩茨基地区‘祖国’集体农庄的一名农民。请您建议我今后如何生活——是继续留在集体农庄，还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离开。我还年轻，生于1927年，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我一个人工作，妻子不工作，孩子没地方安置。集体农庄没有托儿所，我们也无钱雇保姆，我每月收入不到25卢布。五个人能靠25卢布生活吗？而且由于收成不好，还要从收入中扣除30%，目前已经三个未发工资了。集体农庄没钱。我本打算一直住在集体农庄，盖了房子，但现在看来，可能得放弃一切，走掉。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这段时期虽然有好消息称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和最终的解决，但国内粮食却再次短缺，人民甚至买不到面包。1964年，大家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赫鲁晓夫和他的农业问题顾问，但即使在这之后，正如每个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的，尽管宣布取得了丰收大会战胜利，粮食问题依旧不好解决。丹尼洛夫描述的体系继续运转，所缺少的只有一件：承认任何习惯于无耻剥削其公民的政权，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这套做法。

延伸阅读：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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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伊万尼泽（资深记者）
在2000年11月会议上的报告

我认为，克格勃对过去十五年在俄罗斯和前苏联诸共和国发生的许多罪行负有巨大的道义责任。但我也认为，这一切对安全机关本身来说是一场戏，对许多从业人员来说更是人间悲剧。一方面，为了躲避获得解放的人民，党内高层和克格勃领导人忙于转移所谓“党的资金”出国，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意外暴富的“外国合作伙伴”，如鲍利斯·比尔施泰因。另一方面，到1992年，卢比扬卡的厕所开始缺灯泡、水龙头和卷纸。前克格勃官员们押运护送走私者的卡车仅收费100美元。大家都过得不愉快，一些普通员工无法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痛苦，与我们这个不幸的犯罪化国家的命运有着直接关系。
（译注：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立陶宛人，198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并入籍，成立”Seabeco”集团中介销售苏联的石油、黄金等原材料，后投资俄罗斯房地产市场。1993年叶利钦总统曾要求调查比尔施泰因利用”Seabeco”集团盗窃国库的嫌疑）

如今，一名前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虽然他们这个机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前”成员——我个人想弄明白的是：他上台是那些藏匿所谓“党的资金”的人期待已久的翻本，还是“家族”的又一次操控？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在问类似问题，截至目前暂无公认答案。我唯一没有问自己的是，普京是否是来终结腐败的？我还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我无法忘记他谈到前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帕维尔·鲍罗金说的那句“无罪推定”。这句话出现在普京那本奇怪的选前读物中，当时有人问他关于鲍罗金的情况。
（译注：2001年1月帕维尔·鲍罗金在纽约因瑞士政府的通缉令被捕，指控其涉嫌洗钱，交保后返回俄罗斯。2002年3月瑞士法庭判决他有罪，罚款三十万瑞士法郎）

说实话，为什么提议一个被瑞士警方通缉的人担任国家重要公职呢？而且这个人面临的不是一般刑事指控，是涉嫌在俄罗斯盗窃数亿美元的指控。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但普京没有给出明确回答，大谈其无罪推定。

而在那之前几个月，当他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时，他与斯捷帕申一起发表电视讲话，实际上宣布斯库拉托夫检察长犯有渎职罪。当时不仅法院，甚至侦查人员都没有斯库拉托夫犯罪的确凿证据。普京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在镜头前发表这些言论，无罪推定原则被他抛诸脑后。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终止 “克里姆林宫门”。这种奇怪的虚伪表现得过于轻巧、近乎机械，在其他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译注：1998年10月俄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根据瑞士总检察长转交的犯罪证据，对俄联邦总统行政部门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诸被告涉嫌在签订克里姆林宫修复工程合同时滥用职权。1999年4月斯库拉托夫因所谓“性丑闻”被停职，次年4月正式免职）

这一切令我无法相信新总统是来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正是这两种因素造就了俄罗斯黑手党，但普京认为我国没有黑手党。

同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和该市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时的指令，就会发现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些指令帮助该市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赌场、港口、加油站等连锁经营网络的所有权。而且直到最近，媒体上还没有关于现任俄罗斯总统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报道。诚然，我为《消息报》报撰写的关于1992年初战略物资出口许可证和配额欺诈案的文章也未发表，普京与此案有直接关系。普京非法发放许可证的对象就包括有组织犯罪成员。本人的调查只是对玛丽娜·萨利耶领导的圣彼得堡市人民代表委员会的调查材料的补充。
（译注：1992年玛丽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领导的委员会调查了在市长索布恰克手下工作的普京的活动，做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委员会据此要求市长解雇普京，并指示检察机关侦查其贪腐嫌疑，但被市长无视）

然而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若不是列支敦士登的金融丑闻，可能没人知道在2000年春天宣誓就职之前，普京曾是德国SPAG公司的“顾问”。这家公司与圣彼得堡市政府多年来保持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公司领导层的个别人与哥伦比亚最著名的毒枭家族有联系。另一位“顾问”是赫尔曼·格列夫。《世界报》和《绝密报》刊发本人报道后，总统府并未对此进行任何驳斥。另一条有趣的细节是，SPAG在圣彼得堡创建的一些关键公司的领导层中包括坦波夫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而SPAG的一位经理，普京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最近成为总统府高级官员。
（译注：赫尔曼·格列夫曾任俄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坦波夫犯罪头目”指的是弗拉基米尔·库玛林）

我不是安全机关历史方面的专家。我的新闻调查主要涉及经济犯罪。我起初没留意，但后来意识到了一件本该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许多重大经济犯罪中总有前任和现任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仅1990年代初伪造汇款通知单的案子就足以让人觉得这些前克格勃成员在俄罗斯像在敌对领土上一样活动，破坏国内本已动荡的经济。问题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更在于他们作壁上观。

我明白，叶利钦的西拉耶夫政府也是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俄罗斯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维克托·亚罗申科在其书的第一版中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列举了一些公然宣传和操纵社会舆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例子。然而亚罗申科赋予这些行为不同的意义，将其解释为反对政权的政治斗争。但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必须对多年来犯下的种种罪行承担责任。不过问题还在于谁能代表这些安全部门。我认为，似乎找不出人来做代表。没有所谓的集体意志，也没有一个对每位下属负责的领导。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衰退并不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力量不足。面目狰狞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意志。过去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的微薄薪金使我们的安全部门习惯于依附某种权力。

我早先在《俄罗斯电讯报》工作时，曾找联邦安全局新闻处协调了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缉毒部门负责人。当天我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大厅等候，偶然注意到安检口旁边的一台自动取款机，看上去普普通通，像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产品。让我惊讶的是，这台自动取款机隶属于某家银行，而经营这家银行之人与有组织犯罪直接相关。具体来说，这些人服务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绰号“日本佬”）的利益。后来我得知，这家银行还为对外情报机构、其他情报部门，甚至为一家国有军火销售公司提供服务。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多年从事敲诈勒索、绑架、抢劫等犯罪活动，2009年被仇家暗杀）

这台荒谬的自动取款机对我而言成了俄罗斯安全部门腐化变质的象征。我明白有时言语也能杀人，某些事不宜公开讨论。不过还有另一个这种变质的例子。联邦安全局中央机关的一个部门好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职员窃窃私语，部门领导决定查明情况。他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开始检查本应支付给本部门员工的薪金的流动情况。很快，一些高层相关人士察觉了他的探寻，立刻有人告诉他：“伸鼻子”到不该靠近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最终工资发下去了，但这些钱已经为某人服务了一段时间。这可不是什么两个月的无息贷款啊。

最近媒体上最令人惊讶的消息，是关于寡头们集体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РСПП)的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家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声称，寡头们需要一位能够与普京对话的说客。然而没人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被大家抛弃了几百次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突然成了唯一能够替寡头和大型企业（随你怎么称呼）代言的人？没人问这个问题，尽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消息是这么说的：“据悉，上周五在莫斯科举行的РСПП董事会议上，弗拉基米尔·波塔宁（’Interros’）、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尔法集团’）、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化’股份制金融公司）、亚历山大·马穆特（‘MDM银行’）、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铝业’）、卡哈·本杜基泽（‘联合机械制造厂’）等大型企业代表被选为该组织成员。”

引用沃尔斯基的两句话，第一句：“……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进程，因为有些问题原则上是无法仅靠市场机制解决的。”第二句：沃尔斯基将他的联盟的优先任务定为“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真想替他补充一句——“正确的关系”。

沃尔斯基先生是经历了漫长的“苏联克格勃与军工综合体转制”时代的真正元老。如果今天谁想知道苏共党款和苏联经济巨头的预算资金去向，问问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就行了。除了曾担任已故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外，沃尔斯基还属于目睹苏联解体的特权阶层。我敢肯定他确切知道我们今天称为寡头的那批人的成长历程，包括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位不愿返回俄罗斯的变节者。而其他寡头则恭顺地回到了所谓的出身根源之地。

为了理解这一点，咱们需要简单谈谈苏联最终解体前夕的混乱气氛。众所周知没人编写过关于我即将谈论的历史问题的教科书，因此我请行家们不要把可能出现的时间顺序错误视为我故意扭曲事实。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情报机关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和科技情报而非政治情报上。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并延续冷战传统，军事情报机关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开始在国外设立企业。于是一家名为”Seabeco”的公司在世界各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建立开来。该公司一开始就从事非法向俄罗斯出口有毒废物的业务（甚至因此被绿色和平组织列入黑名单），还曾组织阿拉·普加乔娃海外巡演，顺便提一句，布莱顿海滩至今有人记得她。后来，”Seabeco”成为苏联最大贸易商之一。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的腐败丑闻和与有组织犯罪联系的指控此时还是后话。

从1987年起，不仅在国外注册公司，苏联内部也成立了一些小型公司，通常是合作社或对外经济合作协会。这些小企业基于“自筹资金”原则创办，在苏联对外贸易领域非常活跃。除了安全机关的人员外，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员工也在这些企业中任职，这两个机构是克格勃、格鲁乌经济和科技情报领域的主要客户。同时，还成立了与党和共青团系统相关的小型企业和青年科技中心。许多“小企业”和“青科中心”通过苏联情报人员创建的公司在西方采购电脑，运回苏联销售。

这些“官办”企业相比普通公民成立的普通合作社拥有特权。例如“青科中心”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取现金进行商业活动结算，而当年现金极为稀缺。几乎所有普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被迫使用非现金支付系统，这样可能会扼杀任何商业活动积极性。结果共青团商人经常运用这些特权进行盗窃或兑现影子经济赚的钱，影子经济则因“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异蓬勃壮大。如”Менатеп”银行就是由“青科中心”发展而来的，其创办者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成为俄罗斯大寡头之一。同样的特权和腐败的共青团活动家迅速导致“青科中心”受到“影子经济商”的影响，这些人属于迅速发展的经济犯罪团伙之一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Алиса”交易所的故事，它在1993年破产前一直充当“黑市”资金与国家资金的混合器，这类行为今天被称为洗钱。”Алиса”交易所的创建也涉及安全机关。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安全机关参与创建的。

戈尔巴乔夫通过的一些法律，例如《企业法》，成为经济活动犯罪化的催化剂。问题在于这部法律使企业摆脱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却没有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基础。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被拉扯进全面掠夺国有资产的阴谋。执法机构陷入瘫痪。早在1980年代末期，因金融和经济犯罪被捕的骗子们就释放出狱，许多经济犯罪案件甚至未能移交法院审理。传统的“刑事犯”们察觉到了这股潮流，开始积极投身其中。既然执法机构形同虚设，组织化的犯罪集团就开始涌现，越来越多地扮演起经济仲裁者的角色。他们对小商贩实施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这些小商贩本可以形成新自由正常经济的基础，但他们要么因虚假债务冤死黑手党枪下，要么被迫入伙替黑手党打工。那时出现了契约杀人现象，后来变成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惯用手段。

1990年12月，当苏联国安机关强烈感觉到即将发生混乱和帝国崩溃之际，两名中央政治局高官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尼古拉·克鲁奇纳协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官员，在克格勃内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负责协调将苏共的大量资金转移到以前在西方银行设立的“掩护”企业账户上。

像”Seabeco”这样的公司很快就成为向国外转移大部分国有资金和资源的主要中介。通常来说，其手段与资助外国共产党的方式如出一辙：通过进出口业务和克格勃的空壳公司，此类公司被媒体称为 “西方合作伙伴”，稍后又被称为 “西方投资者”。

同样在1990年12月，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命令下属部门创建许多商业组织，目的是一旦事态如东德那样发展，这些组织可以成为党、共青团和安全机关高层领导人的避风港，并为安全机关提供打击那些准备掌权的“破坏分子”的资金；又动员国内外的特务打击“破坏国家稳定”的现象。

一份非常有趣的德国报告有根有据地声称，1991年3月，即波罗的海事件和该地区共和国事实上脱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项计划，建议成立大约600家由“辞职”克格勃员工管理的合资企业。其中许多合资企业是在波罗的海国家或第三国（如印度或以色列）成立的。1991年8月政变后，成立这些企业的速度加快了，海外特务接到指示，要“利用一切关系”、以任何方式在当地立足，并在刚成立的商业组织中谋得职位。

在国内，许多克格勃官员开始到国家行政机构、媒体等单位任职。俄罗斯现总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克留奇科夫命令下达后不久他就开始担任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此后一直是克格勃在职人员。索布恰克当上市长不满一个月，普京就开始领导新成立的市政府对外关系委员会，掌握了巨大权力。不过，我稍后再谈普京先生的话题。
（译注：1990年5月普京成为索布恰克的助手。1991年6月索布恰克出任市长，7月份普京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20日由于索布恰克拒绝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普京打报告从苏联国安委辞职）

根据克留奇科夫命令建立的庞大商业组织网络为正在进行的情报侦察、洗钱和发展广泛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资金。为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避税港，以便将该商业网络中的大量资金流动置于监管之外。

俄罗斯的犯罪经济就是这样开始的。像世界上一切最著名的黑手党组织一样，俄罗斯黑手党也是从在公开对抗中败给更强大对手起家的。具体而言，这个“强大对手”乃是人民追求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愿望。可惜，许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并未立即想明白这一点。

1992-1993年斯科科夫、沃尔斯基和鲁茨科伊创建了“公民联盟”运动，首次尝试政治翻本。然而社会尚未准备好接受这些“改头换面”的中左翼人士，尝试彻底失败。随后开始经济斗争，沃尔斯基与谢尔巴科夫领导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根据同样的政治对抗逻辑，前任和现任克格勃人员暗中扶持有组织犯罪头目，尤其那些不是出自传统犯罪环境，而是出自1980年代初流氓团伙的人。这些团伙有本事通过跟克格勃相关的机构和银行洗白勒索小商人获得的赃款。安全机关收买、操纵有组织犯罪撕咬对手，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安全机关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国家信贷”银行参与了经由俄罗斯转运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大规模交易，并洗白犯罪团伙赃款。这可不是空口无凭的指控，甚至也不是照搬某些西方情报机关的说法。我花费不少时间研究”ОЛБИ”集团的业务，该集团由被西方媒体称为叶利钦总统最喜爱的银行家奥列格·博伊科领导。该银行与”ОЛБИ”集团的许多子公司和银行一样，是在安全机关及其组织的企业参与下成立的。而且可卡因并不是”ОЛБИ”创始人的唯一犯罪项目。”ОЛБИ”员工及合作伙伴参与的各种诈骗活动，包括在国外进行的诈骗活动，充分反映了俄罗斯过去十年的经济史。其中一些人至今仍被国际通缉，例如被FBI。同时，“国家信贷”还参与资助叶戈尔·盖达尔的“民主党”，银行老总奥列格·博伊科则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家族”的一员。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不仅公众舆论被操控，甚至某些政客（不光俄罗斯的政客）也被操控。这个例子涉及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同事”之一：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关于此人的报道已数不胜数，他的名字出现在西方情报机关的报告中，也出现在西方消息最灵通媒体的报道中。据上述消息来源称，此人领导了一家根据我之前提过的克留奇科夫命令创建的最大型公司之一，也就是在奥地利、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注册的”Nordex”集团。卢昌斯基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三年前，以色列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式拒绝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主要原因包括他涉嫌国际武器走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件）、洗钱（包括所谓的苏共资金）等。该官员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宣布以色列政府官方立场。但在我的报告中，我想讲述一个与卢昌斯基有关的故事。

几年前，在CIA前局长多伊奇公开声明”Nordex”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有关系之后，卢昌斯基试图踏入美国政治舞台，甚至成功购买了与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一次竞选活动期间共进早餐的机会。美国情报机关的强烈反对迫使卢昌斯基采取行动。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1994年5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赴美国出席关于在美国境内活动的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并发言。叶戈罗夫提到”Nordex”公司，原因是早些时候在莫斯科因涉嫌杀害警察而被警方拘留的某嫌疑人是”Nordex”的一名管理层。该嫌疑人在审讯时亲口供认了这一点，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甚至点了他的名字——乌马尔·沃科夫（英文Vokov）。这可能是第一次有如此高级别的俄罗斯执法官员提到”Nordex”公司与犯罪的关联，消息立即被公开报道。然而几个月后，1994年12月2日，主持这次听证会的著名参议员萨姆·南恩收到了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发自维也纳的一封信，曰：
“亲爱的南恩参议员，内务部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沃科夫的兄弟乌马尔是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公司’Nordex’的总裁，并且涉嫌非法活动。’我们对这一声明及其暗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沃科夫及其兄弟乌马尔不是也从未是本公司或任何关联公司的股东、负责人或员工。为此，我们联系了俄罗斯内务部，并将他们于1994年11月9日给我们的回复附在这封信中，并附译文，我相信这能够澄清事实（……）”
（译注：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叶戈罗夫曾任俄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兼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联邦海关总署第一副主席等职。萨姆·南恩即佐治亚州参议员小塞缪尔·奥古斯都·南恩）

卢昌斯基进一步向参议员解释说，”Nordex”是一家位于维也纳的大型贸易公司，与有组织犯罪或任何非法活动无丝毫联系。在信件的结尾，卢昌斯基请求将他的信及俄罗斯内务部的官方回复纳入听证会的正式记录中，以便在公布前“澄清Nordex及其合作伙伴的声誉。”

格里戈利·埃曼努伊洛维奇显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神经或足够深厚的关系，才能让内务部因英文“翻译错误”向他道歉。俄联邦内务部国际关系司司长戈尔恰科夫将军代表内务部向卢昌斯基表达深切遗憾，声称在把叶戈罗夫的发言翻译成英文时遗漏了一些重要词语，因此导致原意被曲解。

瓦列里·戈尔恰科夫告知卢昌斯基：乌马尔·博科夫在询问时提到自己与”Nordex”有关系，但他仅仅是以证人身份接受关于警察被杀案的询问的。戈尔恰科夫说：“对于出现的不严谨之处，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声明，俄罗斯内务部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意图将’Nordex’公司及其总裁格里戈利·卢昌斯基与非法业务，尤其是与国际非法贸易联系起来。”

卢昌斯基的神经之所以强壮，是因为内务部这份相当奇怪的回复中写是“博科夫”而非“沃科夫”。如果参议员南恩稍微思考一下，纠正英文姓氏的首字母，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我确实没在奥地利”Nordex”公司的创办文件中找到“博科夫”。

但查询莫斯科登记机构的信息得知，“乌马尔·博科夫”系莫斯科”БНМ”公司负责人。某些迹象显示”БНМ”公司是一家从事特定业务的“掩护”或“睡眠”公司，由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B&N”公司全资持有，后者位于与”Nordex”集团完全相同的地址：欧根亲王大街32号。当时那栋大楼内除了”Nordex”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公司。

这些情况当然可以说是惊人的巧合。例如布达佩斯也有一家同名公司，但它只是一个带银行账户的邮政信箱，松采沃犯罪集团通过这个账户洗钱。该公司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谢苗·莫吉列维奇组织”和“伊万科夫组织”的材料中出现过。

最后，仿佛为了彻底解决“巧合”，博科夫先生1995年2月初现身以色列埃拉特“公主酒店”，出席卢昌斯基举办的盛大生日宴会。宾客名单上有许多有趣的人，包括约150名来自俄罗斯的客人，其中有今天人所共知的寡头们。

最可悲或者说最可笑的是，就在埃拉特生日宴会热闹非凡的时候，尴尬的南恩参议员正在发出指示，要求将卢昌斯基否认自己与 “博科夫”有关的书面材料，连同内务部的回复函，列入有组织犯罪听证会的正式文件。可怜的、毫无戒心的南恩甚至亲自给卢昌斯基写信，感谢他提供俄罗斯内务部的函。

不久之后，曾为卢昌斯基提供过宝贵服务的内务部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将军成了“黄玉”保安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该公司96% 的股份属于“实现项目成果转化科学生产综合体”股份公司，其唯一创办者是奥地利”Nordex”公司。最有趣的是，“黄玉”安保公司的成立时间，恰好是在参议员南恩被迫“亲自”反驳俄罗斯内务部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的声明的几天之后。

到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有一份关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分析报告，涉及伊万科夫（日本佬）织，”Nordex”公司被提到13次，已故的奥塔里·克万特里什维利（与”ОЛБИ”集团有直接业务关系）亦被提及。这就是现实。

以上只是苏联/俄罗斯安全机关犯罪史上的插曲之一。说的客气点儿，自1990年代初以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作为结论，我想说，如果普京先生是被“家族”任命的，那么我建议他担心一下寡头们加入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情况。但如果他本身就是“安全机关渗透俄罗斯政府”行动的参与者，那他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他恢复国家秩序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大出血，摆脱寡头船上的巨大犯罪压舱物。法律独裁于此已经无济于事。至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和“俄罗斯拯救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用克格勃训练有素的低沉嗓音说点什么。在这种“国家治理”下再过几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居民将陷入天昏地暗，国家变得强大，世界再次两极化。腐败将消失，幸存的“律贼”重循贼道住回已被遗忘的监狱，官员们将以收敛且低调的方式收受贿赂。

至于我们大家，我甚至不知该说什么……

延伸阅读：

浅谈克格勃的腐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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