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是个年轻的工业城市，人口约二十万。1970-1980年代市内基础建设热火朝天，预制板房小区拔地而起，宽敞的庭院种满树苗，幼儿园和学校纷纷开张，因为乔迁新居的大多是带孩子家庭。城市发展与企业同步推进，工作机会充足，居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个别人的希望破灭了，竟在期盼已久的新家遭遇潜伏的致命威胁。几年后此事轰动全苏联，在人们心底留下长久阴影，惟恐自己也会倒霉——毕竟谁都有可能碰上。今天很多人或许没听过这件事，但恐惧的回声绕梁不绝。
神秘的死亡
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近卫军坎捷米罗维采夫街（今玛丽亚·普里玛琴科街）7号的九层楼房建于1980年，是一栋标准的90系列预制板楼，这种民宅在苏联解体后的大中小城市司空见惯，它周围也都是同样崭新的板楼。一户四口之家入住安顿下来，逐步建立新生活。然而幸福并未持续太久，1981年夏天，此前还十分健康的18岁大女儿突然罹患重病，很快去世，一年后16岁的弟弟也亡故。母亲紧接着撒手人寰，父亲情况不详，很可能也没了。
四人的诊断结果都是白血病，俗称血癌。医生们将病因归咎于遗传。
房间既空，另一户五口之家搬了进来。岂料新房客也逐渐感觉身体不适，长子先离世，幼子患重病（两人约11-12岁），女儿和父母同样抱恙。
唉，又是白血病。医生们再次谈论不良基因。
未知的威胁
198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普通人基本不了解什么叫辐射事故，谁也不会去担心自己家有没有辐射风险。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使民众一下子认识到放射性的危害。
第二户家庭患病、1987年长子去世之后，做父亲的似乎听闻了前任住户的悲惨命运，加上当时人们对辐射的普遍恐惧，渐渐怀疑问题可能并非遗传，而是与房子有关。这绝不是什么诅咒或中邪，而是真正的物理性危害。于是这位父亲开始寻求正式调查及房屋检测。
1989年政府终于委托本地卫生防疫站的放射科大夫到近卫军坎捷米罗维采夫街7号一探究竟。据当时的卫生防疫站主任医师、高级放射学专家尼古拉·萨甫琴科回忆：他和同事走近楼院就习惯性地开启辐射检测仪，岂料两台仪器都赫然显示辐射值超出最大刻度：每小时200微伦琴（每小时2微西弗），相当于做一次计算机断层扫描的辐射量。短时间承受这种剂量不会产生危险，但长时间暴露就完全不同了。
萨甫琴科在采访中说：“这个数值超出了正常值10倍，仪器读数在每小时30微伦琴以下表示是自然背景辐射，如果超过该值，放射学专家就要警觉并寻找原因；倘若读数超过每小时50微伦琴，必须立即搜寻辐射源”。
医生们走入楼道，检测仪读数明显降低，显示为每小时40微伦琴。可刚站到那间“诅咒之屋”——85号房间门口，仪器再次读数超标。他们需要更大型的设备，便立刻请民防总部送来。走进公寓，越靠近儿童房读数越高。在房间远端的墙边，距离地面约一米高度，检测仪指针停在每小时200伦琴——比室外辐射水平高一百万倍。
尼古拉·萨甫琴科对此解释说：“单次‘急性’辐射剂量超过每小时400伦琴被认为是致命的，一些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吸收剂量被分散在了较长时间里。”
亡故孩子的床就靠着这面墙放置，挂毯上有一小块烧焦痕迹。无论辐射源是什么，估计其年辐射量已达1800伦琴，这是当代俄罗斯核电站工作人员允许吸收剂量的900倍、普通人正常水平的几千倍。
清理
由于全楼辐射水平最高的地方是连续死人的85号房间、隔壁58号房间（相邻）和楼上房间，遂要求他们临时疏散出去。
很明显，那块肇祸的墙板内藏有某种辐射源，但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处理呢？起初人们猜测里面可能含有一块钴，但这个说法很快被推翻了：自从楼房建成已过去九年，应该已过了两个半衰期，而且钴不能释放出如此强烈的辐射。最终大家倾向认为墙体中可能是铯——它会释放强烈的伽马辐射，半衰期约30年。
查清楚的唯一办法是切下墙板。为了避免工人遭受辐射伤害，用铅板覆盖墙面，卡车司机同样被铅板和防护围裙保护。危险货物首先送到当地一家工厂的实验室，随后被基辅核能研究所的专家取走。
辐射源一消除，整个房间的伽马辐射水平恢复正常值，与室外相同。建筑工人施工前后，放射学专家在房间内取样以排除放射性尘埃的存在，所幸一切都很干净。
凶宅
消息迅速传开，不仅本地报社，当时的“中央媒体”也做了报道。虽然罪魁祸首暂不清楚，但这栋害死人的九层居民楼已被冠以“凶宅”恶名。住户们不信墙壁和家具没有“积累的辐射”，1989年12月他们要求进行医学检查和房屋检测，甚至安排集体搬家。
哈尔科夫医学放射学研究所和全苏放射医学科学中心的专家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计算每位住户吸收的辐射量。研究过程非常复杂，耗费了大量时间。1990年3月，科学家在地方政府的见证下向每一位居民发放了关于所受辐射剂量和累积辐射的报告，共有17人的剂量超过了自然本底值。但许多人表示怀疑，认为结果被低估了。
尼古拉·萨甫琴科回忆道：“那次会议开的太悲惨了——愤怒喊叫，眼泪——这都能理解。那17个人是有资格提出赔偿要求的人。但也有某些人想借机捞好处。”
因为辐射值恢复到安全标准，全楼并未搬迁，之后许多年无人愿意入住，房间既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去。核电站事故和居民楼悲剧造成一股“辐射恐慌之风”吹遍全苏联，更不用说克拉马托尔斯克本市了。例如，1990年1月当地某商场员工打电话给防疫站，声称在墙壁发现辐射源。防疫站立即派人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致命的遗失物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潜藏在墙板杀人于无形呢？1990年末答案终于揭晓——基辅研究所的科学家在钢筋混凝土内起获一枚储存铯-137的容器，这个4×8毫米的玩意儿日夜释放伽马辐射，害死六个人。
容器上带有工厂编号，通过编号确定了注册地点，查明其来源没什么困难。原来，早在1970年代末，顿涅茨克州卡兰斯基采石场发生过一起事故。该企业开采碎石和砾石，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水平仪来测量物料（例如颗粒材料）的水平面。在某种情况下，工人丢失了一台此类设备的电离辐射源：装有铯的容器。大家四处寻找，并逐个通知了可能的碎石收货方。据传言，消息报送给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因为莫斯科奥运会场馆建设也使用优质的卡兰斯基碎石。总书记命令停止接收卡兰斯基碎石，但场馆建设不能停。
虽经努力搜索，始终未在采石场寻回辐射源。传言说一星期后“中央要求”停止寻找。事后的调查结论认为此次搜寻工作不合格。
卡兰斯基的碎石同样供应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建设。显然，那颗遗失的容器混入一辆装载石料的卡车，随后被浇筑进预制楼板，可能出现在任何一户家中——谁挨着谁倒霉。
后续
四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因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辐射事件不幸离世，17名受害者评定为残疾，1993年他们甚至被比照切尔诺贝利受害者，享受相应的赔偿和福利待遇。然而这种优待未持续多久。1995年发现，最高拉达议员在通过将辐射事件受害者比照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的修正案时，违反了规章。
1995年12月16日最高拉达会议上，提出修正案的人民代表阿列克谢·谢霍夫佐夫发言：“住在受辐射影响区域被切尔诺贝利的尘埃覆盖，或是被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辐射笼罩，请问，对乌克兰公民来说有什么区别？那个孩子——感谢地方当局和所有提供帮助的人——被送往德国和莫斯科治疗，难道他承受的痛苦和生命的残缺不重要吗？其余家庭成员为什么也患病？每个人2000伦琴、2500伦琴、1500伦琴，他们都残疾了，只是因为这种特定的原因。他们和那些未直接参加事故清理，仅仅生活在受灾区域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噩运同样无情地降临在他们头上。”虽然他和其他一些议员提出强烈抗议，修正案仍然被废止，老住户的福利待遇也被取消。
克拉马托尔斯克悲剧之后，建筑法规中开始出现关于测量建筑材料和新建建筑物本底辐射的规定。无独有偶，就在同一时期，鄂木斯克的一些儿童开始大规模发病：1989年记录了12例儿童急性白血病，1990年25例，1991年26例。医生认为病因是住宅楼内本底辐射值偏高。这些住宅建于1976年-1989年间，使用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切利诺格勒州马金卡采石场的碎石，经检测含有放射性。
前面提到的远赴德国和莫斯科治疗的那家人后来重返旧居，但小儿子却因无法承受疾病折磨离世，撇下父母带着女儿继续生活在给他们造成巨大伤痛的“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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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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