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即1952年末-1953年初，收到了许多乡镇和农村居民的信件，讲述集体农庄面临的严峻局势。事实上，集体化带来的这种悲惨结果早在二十年前就曾被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详细描述过，与斯大林不同，列宁生前经常听取此人的建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集体农庄存在的整个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一直收到关于集体农庄经营艰困、甚至处于灾难性境况的诉苦信。早年强制集体化过程中，人们主要抱怨使用暴力手段征收农民财物，导致倾家荡产。之后多年，人们投诉说集体农庄主席不称职，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贪腐，如今又来掠夺集体农庄财富。卫国战争期间及战后几年，收到大量反映集体农民饥饿和生活困顿的信件。
到了1950年代初，高层声称农业状况已经改善。1952年国家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产量比1940年增加1.5倍。然而，无论国内哪个地区的农民向党和斯大林写信抱怨什么，其核心内容都只有一个——集体农民们厌倦了空等情况好转。
例如，1952年11月22日高尔基州瓦恰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的В.С.格卢宁写信表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从今年11月15日州农业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本年度我们州大多数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准备的粗饲料不超过50%。因此，集体农庄只能按照计划在舍饲期的前半段喂养牲畜，而后半段将不得不让牲畜挨饿。所以可以预见，牲畜将会大批死亡，就像去年一样。比如我们集体农庄大约死了300头牛。
这就是地方上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饲料，必须维持计划的牲畜存栏量。结果，牲畜被放在半饥饿的状态下饲养，逐渐消瘦，春天就倒下了。幸存的比较耐饿的牲畜，饿了一冬，到夏天也只能勉强恢复健康。奶牛产奶量非常少。集体农民说得好：这些不是母牛，只能算是尾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员，也许算不上优秀的唯物主义者，但毕竟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创造奇迹，拿五个面包五条鱼喂饱五千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说的是，国家给集体农庄制定计划不是为了摧毁集体农庄经济，而是为了提升集体农庄和农民的经济状况。计划归计划，可当情况发展到牲畜饿毙且无法挽救时，必须采取严肃措施，不能只强调计划却无所作为。”
差不多每一位写信人都提到集体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1952年12月23日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格达地区“恰帕耶夫”集体农庄主席Ф.В.奥布拉兹奇科夫写道：
“年轻男女纷纷离开村子到外地参加生产或上学，再也不回集体农庄。苏军复员士兵也不回到父母的居住地，而是去城市登记并定居。所以，集体农庄失去了青壮劳动力……
由于最优秀的劳动力离开集体农庄从事副业和工业，集体农庄无法应付田间劳动，因此，近年来工业企业和机关单位在牺牲自己的生产任务的情况下，被迫派遣工人和职员协助收割等农业劳动。但这些工人和职员不是农民，他们在田间的劳动没有质量和数量可言，导致农作物大量损失。”
奥列霍沃-祖耶夫斯基地区兽医技术员霍罗多夫描述1952年秋季莫斯科州农村惨况：庄稼未收割，猪瘦骨嶙峋，国家肉类收购的直接拒收，集体农庄的和农民个人的牲口死亡。又补充说：
“起初我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工业地区，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一些地区也存在同样情况，更不必说我不了解的其他地方了。
我不否认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为什么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和伊万诺沃州的城市却没有充足、持续的面包供应呢？在那些地方，面包往往只能在午饭前买到，还不一定有货。”
“换汤不换药”
实际上，二十年前老布尔什维克斯捷潘·丹尼洛夫就写过集体化农民财产会产生此种后果。这位职业革命家起初是民意党人，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拥护列宁，在党的报社工作，1917年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筹备活动。据说苏维埃国家缔造者高度重视丹尼洛夫的意见，常把重要文件送他评估审阅。内战开始后，红军决定利用他的经验，任命他在全俄总参谋部和红军总部做军事委员，曾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共事。
丹尼洛夫退伍后从事统计和经济研究，并撰写回忆录。但他屡次批评斯大林的倡议和行动，认为它们违背了列宁的方针和原则。于是1930年被开除党籍，1934年12月被捕。搜查期间查获了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详细分析结论，由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呈送斯大林，实际雅戈达自己也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
丹尼洛夫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发生在经济、财政和政治危机极其深刻和重大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之根源在于我们的农业危机。”
他证实，国家开了历史倒车，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建立在内战年间的原则上：
“余粮征集制的本质在于，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将收成全数交给国家，自留的口粮和种子除外。按固定价格收到的金额并不等同于交给国家的‘剩余’粮食和原料的真实价值。农民拿着这笔钱，可能买回数量不确定的工业品，但这些工业品的价值与交售的‘余粮’的价值完全不符。
近年来我们实行的承包合同制(контрактация)——其实换汤不换药，改个名称而已。实质上与余粮征集制没什么不同，根本没有所谓的合同，即双方协议。我们只是以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拿走全部所谓的‘余粮’，而界定什么是‘余粮’则充满了极大的专横随意。在‘余粮’的名目下，收成往往被‘一扫而空’，以至农民剩不下任何东西果腹、播种，更不用说喂养牲畜了。也正是这种卷土重来的余粮征集做法引发了1931、1932年饥荒、农田大量少播和牲畜死亡。难怪1932年粮食和种子借贷需求超过1.5亿普特。”
而且恢复余粮征集制还伴随着极度的厚颜无耻：
“我们恢复了旧余粮征集制度中最糟糕的做法，用列宁的话说：‘三番两次的拿’。当一个村庄或集体农庄完成了所谓由农民自己提出的‘余粮’交售计划后，又被提出新计划，有时甚至提2、3次。为了运送‘余粮’，常常组织以当地某位领导名字命名的‘红色大车队’。‘竞赛计划’也好，“红色大车队”也罢，都旨在表明农民非常满意我们征集余粮的做法。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景，早就知道鲫鱼喜欢被酸奶油煎了。”
跟1950年代初一样，那几年党报党刊大肆宣扬粮食生产高峰。据说1926-1927年度创纪录地收获了11644千吨谷物，1931-1932年22695千吨。丹尼洛夫指出，前者征收农民14%收成，后者31%：
“所以，我们在此确实看到了‘增长’，但不是‘粮食产量’增长，而是我们对农民的索取增长。以下事实最清楚体现了这一‘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意义。1926-1927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未发生饥荒，而到了1931-1932年，由于‘粮食产量增长’，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哈萨克斯坦等地，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领土上，出现了工人供应不足和严重饥荒。
如此征粮，我们‘柯秀尔化’（译注：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了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结果那边不断传出人吃人事件的可怕消息。乌克兰农民惊恐万分，纷纷逃往莫斯科州、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方。”
“集体农庄问题上我们‘频频犯蠢’”
丹尼洛夫认为集体化是农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亚洲式的集体化手段加强、加剧了规模空前的破坏性征粮运动的后果。列宁在当年就指出，必须‘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译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设想的这种过渡是‘在农民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党对 1929-1930年大规模集体化完全没有准备。党没有考虑集体化的经验，而列宁早在1921年就警告说，我们在集体农庄问题上 ‘频频犯蠢’……
即使有了必要的准备，集体化数百万农户也是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按照列宁的方式耐心解释，不仅要劝，还要做示范。这条路复杂而艰难。可是领导层决定‘跳过’这些艰难，用行政强制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推行集体化。集体化事实上是通过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进行的，侮辱农民，包括酷刑凌虐。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即抄家充公，不仅是为了消灭富农，倒不如说是为了恐吓贫农和中农”。
老布尔什维克发出警告：
“显而易见，被强行赶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愿意劳动，他们把集体农庄的工作视为一种变相的徭役。大部分当代集体农庄的结构本身就潜藏着经济溃败的隐患。那些如今突然被称为‘集体农庄主人’的农民，在集体农庄中几乎毫无地位。一切都由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实际是地区领导任命的，根本不问庄员们的意见。监察委员会通常只是形式存在。集体农庄的章程松散，随便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各种人插手集体农庄的钱柜和粮仓，任意支配集体农庄的活期账户、牲畜、设备和土地。热衷改革之辈时而扩大、时而缩小集体农庄规模，完全不顾农民意愿。还发生了许多将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场的情况，在此过程中没收庄员财产，将之全部转交国营农场。”
丹尼洛夫又写到农村危机对城市的影响：
“近年来工人的食品供应每况愈下，如今已近乎忍饥挨饿：没有肉类、乳制品和蔬菜。在供应方面享受特权的莫斯科，土豆和洋葱竟像昂贵水果一样论个出售。如果政策不改变，1933年食品供应状况将更加严峻。营养急剧恶化的指标：儿童死亡率和斑疹伤寒等发病率有所抬头”。
但丹尼洛夫确信，斯大林会再次把自己的错误推诿给别人：
“眼下‘富农理论’正被大肆宣扬。富农被视为我们种种食品困境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肇祸者”。
而消灭富农的运动旨在使所有人相信，罪恶的根源在于敌人的活动。接下来受抨击的将是党的领导层及斯大林本人，包括丹尼洛夫在内。
“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斯捷潘·丹尼洛夫当时写这些东西看似毫无意义。毕竟他自己也指出，饥荒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向农民征收农业产品的做法：
“经过再三犹豫，通常是在饥荒恶化之后，领导层被迫放弃余粮征集制/承包合同制，转而恢复粮食税”。
减轻集体农庄负担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1930年代后半段一直被视为集体农庄历史上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确如此，但绝非处处如此。
战争前夕为加强国防能力，重新拾起旧政策。如果说战时和战后头几年，集体农民尚能勉强忍耐自己耕种的粮食被“一扫而空”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困境——毕竟全国都很困难嘛。可到了1940年代末，集体农庄果然开始遭受丹尼洛夫描述的那种破坏。
许多集体农民从1940年开始几乎未拿到任何劳动报酬，他们虽然没有国内护照，仍想方设法迁入城市。寄给斯大林的许多信件显示，大量集体农庄几乎停止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形同关门了。
显然，正如1930年代初，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但与二十年前一样，领袖并不打算承认这一点。而且从众多事实和细节来看，接下来似乎将按照丹尼洛夫说过的旧路子发展：寻找罪魁祸首，严厉惩罚它们，再稍稍缓解集体农民的生活。
最终实施这套方案的人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但对农业政策的种种调整和加强集体农庄的种种措施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过高估计向国家交付农产品的计划并未消失，集体农民的劳动也未收到应得的报酬。
1961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谈信访工作时指出：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收到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信件中，请求脱离集体农庄的尤其尖锐突出。1956-1960年间涉及此问题的信件共收到逾1.1万封，最近两年就超过5000封。而在今年前十个月，提出类似请求的有1234封，绝大多数——1094封——来自俄罗斯联邦，主要是沃洛格达州、伊万诺沃州、加里宁州、基洛夫州、诺夫哥罗德州、普斯科夫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及РСФСР欧洲部分的其他州”。
例如集体农庄庄员А.洛芝金写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我是基洛夫州基洛夫-切佩茨基地区‘祖国’集体农庄的一名农民。请您建议我今后如何生活——是继续留在集体农庄，还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离开。我还年轻，生于1927年，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我一个人工作，妻子不工作，孩子没地方安置。集体农庄没有托儿所，我们也无钱雇保姆，我每月收入不到25卢布。五个人能靠25卢布生活吗？而且由于收成不好，还要从收入中扣除30%，目前已经三个未发工资了。集体农庄没钱。我本打算一直住在集体农庄，盖了房子，但现在看来，可能得放弃一切，走掉。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这段时期虽然有好消息称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和最终的解决，但国内粮食却再次短缺，人民甚至买不到面包。1964年，大家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赫鲁晓夫和他的农业问题顾问，但即使在这之后，正如每个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的，尽管宣布取得了丰收大会战胜利，粮食问题依旧不好解决。丹尼洛夫描述的体系继续运转，所缺少的只有一件：承认任何习惯于无耻剥削其公民的政权，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这套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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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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