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建立公民证制度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有证的是人，没证的是虫”。这句俏皮话来自诗人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对现实的讽刺批评，涉及苏联各界人民在护照颁领方面的不平等。
苏联的公民证制度始于1932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苏联身份证制度和强制性身份户口登记》的决议，最初目的就是统计和分类人口。身份证（国内护照）的功能，一方面便于统计人口、掌控人口迁徙，另一方面便于清除城镇中不事劳动生产的人（退休者、残障者除外）。随着集体化措施大规模开展，身份证亦有助揭露隐藏的富农、刑事犯和反苏倾向分子。
虽然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推行了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并非全体苏联人都持有国内护照。例如，当局认为生活在集体农庄的公民根本无需护照——毕竟缺少身份证件使人很难逃离条件艰苦的集体农庄。农民们只能通过正当理由改变居住地的途径领取国内护照，比如上学、参军、到国家机关或工业企业任职等。
另外，1940年之后，国防企业、煤炭工业、铁路、国有银行和储蓄所工作人员持有身份证的权利也受限制。这些人虽然领取了国内护照，但必须上交管理部门，换发临时身份证件。如此一来，集体农庄农民和所谓“要害部门”的职工就被剥夺了旅行自由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没有身份证走也走不远）。所以，身份证制度确实有助加强对公民的监控。
历史学家М.Н.波将金在《193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身份证制度》一书中介绍，苏联公敌、被剥夺选举权者、刑事惯犯、以及被怀疑持“异见”者，一律不发给国内护照。比方说某人虽在工厂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但他出身东正教神甫家庭，那么政府部门就可以考虑拒绝他的护照申请。神甫子女缺少身份证件，很可能导致整个人生滑向悲剧深渊。
相比上述那种“可发可不发”的情况，富农和被没收土地者即便削尖脑袋当上工人，也必然拿不到护照。拒绝签发身份证的决定由当地党委做出，对于被拒绝者而言，这就意味着强制驱离某些重点城市（几十万人因此迁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他“保密城市”如基辅、敖德萨、明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同样如此。正如一位当代人所言，拒发身份证催生了非法交易、行贿受贿和各种悲剧：“无身份证的人应当消失”，大城市多出一间空闲公寓，偏远地区（主要是农村）多出一名劳动者。
违反身份证制度将被罚款100卢布（当年算巨款），或最长30天劳动改造，屡犯者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判处两年监禁）。
1953年斯大林死后，严厉的身份证制度渐渐松解。那些手持临时身份证的“要害部门”职工领回了自己的国内护照，但集体农庄庄员的处境仍然类似农奴——只能凭借集体农庄主席根据心情签发的证明外出，最多30天。
话说回来，苏联政府控制人民并非没事找事，多年后只要集体农庄农民有机会在国内自由迁徙，那么农村人口必然呈减少趋势。“工农政党”的政策导致没人乐意当农民。1974年全体苏联公民都领取了国内护照，局面一度显得比较混乱。但户口登记制度并未废除，人民只准合法居住在他正式工作的地方。不过，聪明人经常能发现这套系统的漏洞，从而规避限制、移居到自己中意的地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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