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士长科尔扎科夫谈与前总统的相处

哪位苏联政治家在解体进程中起的作用最大?鲍利斯·叶利钦是否真想让鲍利斯·涅姆佐夫接自己的班?叶利钦的家族是否“富可敌国”?神秘死亡的俄罗斯寡头鲍利斯·别列佐夫斯基可能还活着吗?俄联邦首任总统的前卫士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2017年接受电视台专访,谈了这些问题。下面是采访的文字版。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晚上好!

— 晚上好!

— 很高兴见到您,还记得我们那次难忘的会面……

— ……我在我的新书里提到了那次会面,写了对你的评价,引用了你的采访。

— 谢谢!请问,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觉得自己是历史人物吗?

— 哦……记者采访我的时候,大概会有一点感觉吧。其实他们经常来采访。只不过……我已经在乡下居住十三年了,不需要成为什么“历史人物”。(笑)我只是过着一种美好、正常的生活——亲近大自然。

— 您当年保护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以几天不吃饭、几小时站立,整天不上厕所。请问,这是不是很耗费体力?

— 嗯,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前为什么要吃太饱喝太多呢?(笑)再说那时候身体好得很。

— 说到这儿,这些考验有没有影响您的健康呢?

— 您知道,在苏联,“服役一年算一年半、两年、甚至三年”这种优待可不是随便给的。而我整个服役生涯都是这样算的,有时候一年算三年,有时候算两年……所以,如今肯定体现出影响来了。

— 我记得您曾经告诉我,政治局委员不把自己的卫士当人看:其中一位甚至当着您的面放屁。他是谁啊?

— 就不说了吧,因为我以前服务的政治局委员都逝世了。何必说名字呢?

— 但您当时感觉委屈吗?

— 开始是有点奇怪。(笑)嗯,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确实不把我们当人对待。

— 您真的亲眼见证安德罗波夫临终吗?

— 是真的,他病危了几个星期。只有他去世当天,也就是医疗设备关机的时候我没在场。之前我一直守着他。

— 1985年,经历了一连串葬礼,以及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逝世之后,年轻而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您曾在各种场合多次与他接触。请问,今天您怎样评价他?

— 总体而言大家对他的评价不一。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最大的功绩是“公开性”。“改革”纯属做做样子,“公开性”才是伟大的举措。我非常感激他,只要我还能写字就会一直这样写。我也不知道还能写多久,因为现在正在用各种手段扼杀“公开性”——无论互联网上或报纸上。如今很难找到一家能够如实报道我国现状的报社了。

— 据说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动手打丈夫,真的吗?

— 您知道,我在他家只工作了两星期。期间发生过一次这种事,所以不清楚是不是经常出现。

— 怎么打的?

— 打脸。

— 扇耳光啊?

— 他那天回家很晚,快半夜了,身上有酒味,工作的时候喝了点白兰地。而她对此非常介意,不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饮酒。可他仍然要喝,包括跟叶利钦一起喝。当时他们在起草新版《联盟条约》,经常小酌,但两人知道分寸,不滥饮。

— 您是俄罗斯首任总统鲍利斯·叶利钦的前任警卫处长。请问,在俄罗斯,谁的影响力更大:您、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

— 嗯,你大概读过《消息报》塔玛拉·扎米亚京娜的文章吧?她乱写了一大堆,分析究竟是谁在掌管国家。我想,该问问她本人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

— 不过,您并不否认有几年实际是您在掌管俄罗斯吧?

— 这是胡言乱语,是基谢廖夫这样的人编造的。我指的是在你们乌克兰风生水起那一位,还有我们这边领导“俄罗斯电视台”的家伙,属于另一类极端爱国者罢了。

— 但叶利钦的身体不允许他执政的时候,不是您掌握国家的控制按钮吗?

— 我们哪有什么国家的控制按钮啊——只有核按钮。那是一个手提箱,军官拎着,只允许他们和他们手下的人接触。我能有什么按钮呢?电话按钮而已。我在叶利钦书桌前接电话可不是一次两次,至少十几次吧。有时我还会问对方:“要我转告他什么?”

— 有人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实际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项目,克留奇科夫本想让他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总统,是真的吗?

— 这是近年新出现的说法。早些年叶利钦在世的时候,甚至他去世后一段时间都没人说这话。直到克留奇科夫也死了才有人讲,因为没法找他求证了嘛。

— 那张经典照片:政变期间您和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在坦克上。请问当时你们有生命危险吗?

— 当然随时可能被干掉:墙经常会倒,砖头有时飞得很低……肯定有生命危险了:人家全副武装的!周围不仅有坦克兵,还有战士、军官,荷枪实弹。狙击手也可能开火。但话又说回来,幸好没到那一步。如果不是死了三个民众,政变很可能继续……

— 1996年总统选举之前叶利钦的支持率仅4%。您曾告诉我:“我对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和雅夫林斯基都说过:‘伙计们,我们不会让你们上台,也不会移交权力。’”那么1996年究竟谁赢了大选——叶利钦还是久加诺夫?

— 这不是一个问题,是多个问题。首先,叶利钦的低支持率是大选前一年的,不是临近选举的。他把支持率拉高了。我曾对雅夫林斯基说过:“你永远做不了总统,因为你是犹太人。”日里诺夫斯基根本无需多言:他情愿做渔业部长,他明白自己没希望做总统。至于久加诺夫,我和党内第三或第四号人物,管意识形态的佐尔卡尔采夫谈了四次,请他带话给久加诺夫。确实有许多要谈的,我直截了当表示:“我们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员上台,因为你们执政过了,所谓的光明大道根本走不通,现在该我们来掌舵。”
(译注:根纳季·久加诺夫是俄联邦共产党中央执委主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格里戈利·雅夫林斯基是俄罗斯统一民主党领袖)

— 谁真正赢了呢?叶利钦还是久加诺夫?

— 这个问题只有两个人确切知道。第一个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斯塔罗沃伊托夫,他创建了这一套全新系统,那个时候电子技术刚开始进入日常生活——他应该知道。另一个是负责计票的科利亚·利亚博夫,他当时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公布选举结果几天后他命令销毁所有投票站的记录。这两位才确切知道他们各自得了多少票。

— 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曾说过:“我们都非常清楚,那次选举实际是久加诺夫赢了。”他是在正式场合说的。

— 我们的总理吗?

— 是的。

— 这位总理我叫他“健达出奇蛋二号”:他离不开自己的平板电脑!说不出什么,也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咱们别听这位总理的吧,我估计他也干不了几天了……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当时几乎算是叶利钦的家人了。您和叶利钦曾经割腕子歃血,是真的吗?

— 大概他们把我视为家人吧,也可能现在说漂亮话。当年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叶利钦的部下。甚至有时候他夫人也想使唤我,但没成功——叶利钦总是站在我这边,说:“你少管他,别插手,别碍事!”他保护我不受她那些废话影响。至于割腕,确有其事,两次。一次是在雅库特的浴室,另一次是在总统俱乐部。两次都是叶利钦主动提议的。我的左臂两边至今有疤痕,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留下的。而他手上没疤,因为我只能轻轻划他一道。

— 在您看来,他是个爽快男人吗?

— 是有点放浪不羁。那时候的苏联街头是好学校。我们都挺彪悍的,我也不例外(笑)。

— 您爱叶利钦吗?

— 怎么讲?男性对男性的爱吗?

— 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

— 人可以爱女性、爱祖国,也许还可以爱美味佳肴。我尊敬他。跟他共事之初挺辛苦的,但逐渐进入状态之后就对他产生敬意了。何况他被不公正地罢免、被愚弄,又不让他辩解的时候,他很痛苦,我也不好受。我人生中第一次得了荨麻疹。后来治好了,再没复发,医生说是神经紧张引起的。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喝酒厉害吗?

— 对。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喝。直到解雇我之前他几乎天天喝。

— 他喝多少算是创纪录呢?

— 在市委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三分钟喝光一瓶白兰地。后来进了克里姆林宫工作,一人喝六瓶。

— 白兰地?

— 不,他那时候已经改喝伏特加了。

— 每人六瓶伏特加?

— 对啊,三升。不然咋办?他就乐意找我喝酒。我不知为什么从来不醉,全往下走了,根本不上头。但别忘了以前我们一瓶白兰地三分钟见底;后来在那边从11点开始喝,一直喝到夜里10点或11点。第二天早晨我的厨师对我说:看看你们昨天喝了多少瓶。

— 您太让我佩服了:三升不醉,这得多么强壮的体格!

— 哎,你知道他身体本来就好,我父母都是农村的,体格也不差。我刚到叶利钦身边工作时一口气十八个引体向上,俯卧撑一百个,是本部门的运动能手之一。

— 您总得陪他喝吗?

— 也不尽然。他喊我喝酒,就说:“满上!”有时候也不用——比如他叫索斯科韦茨(译注:时任俄联邦第一副总理)陪他喝。索斯科韦茨还夸过我,说我掩护他,给他倒了掺水伏特加。我们同时开瓶,叶利钦以为我拿的是新的,其实兑水了。索斯科韦茨说:“天爷,萨沙,你救了我!我今天开重要会议,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喝的不是250克伏特加,只有125克,轻松多了。”

— 治理俄罗斯可不是儿戏呀……

— 我没治理过——仅仅看过人家怎么治理。而现在他们对俄罗斯做的……唉,简直是强奸她。

— 您曾告诉我:“在大洋上空奈娜(译注:叶利钦夫人)叫醒我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摔倒了,一动不动。醉鬼尿裤了!”发生什么事情?

— 看来你读过我最近那本书。我这次是照实写的,确实尿裤了,不是失禁。我前几本书写“失禁”,有人告诫我不能这样描写总统……可她就是这样骂他的,我引用原话。书写得很尖锐,但只能这样写。发生什么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这种年纪经常飞美国,频繁酗酒、疲劳——各种因素凑一块儿了。但那天晚上他实际没醉,顶多四小杯。发病了。第一次心肌梗死是1995年夏天。

— 请问,在别洛韦日叶利钦也喝酒吗?

— 在那儿人人都喝:首长、助理、警卫……白兰地一大堆!不过白兰地品质不怎么样,因为是白俄罗斯的,那边葡萄不行。但有很多上好的野牛草伏特加……

— 但克拉夫丘克、福金(译注: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舒什科维奇(译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布尔布利斯(译注: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都向我保证,他们在森林的时候压根没喝酒。谁说的是真话,您还是他们?

— 这么说吧:你抓不到我撒谎,因为我书里每个字都是真相。至少目前还没人上法院告我。或许奈娜会说:“科尔扎科夫又胡编乱造了”可我没胡编,我确实记性好,当年学习成绩都是“五分”。另一个问题:“喝酒了”还是“喝醉了”?他们确实喝了,但没醉。因为要讨论重大事项,经常有人送来文件,他们要商量、修改。但文件发出去之后,总有人提议:“喝点儿吧!”只有小酒杯,没有大杯。

— 对了,有这事吗——据说别洛韦日会议上维托尔德·福金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发生冲突,结果福金打了布尔布利斯?

— 第一次听说,我在场的时候没打架。也许我正在协调叶利钦和布什通电话,所以没看见。

— 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六位领导人——也就是三位总统和三位总理之中,谁对苏联解体起的作用最大?有这个人吗?

— 我认为作用最大的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为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各共和国都宣布独立,发表了各自的宣言。这时候只要走完法定程序就行了。当年人们怎么想的呢?可能以为一切都和谐友好,大概还会保留统一货币……无人预料局势变得如此冷酷严峻,没做好这种准备。

— 听说您和叶利钦一起在冰水游泳,是真的吗?

— 数不清多少次了。我们既在冰水游过,也在没冰的冷水游过。真正那一次冰泳是莫斯科河漂着冰块的时候,他把我唬弄下去了。他确实没要求我下水,但我负责他的安全,所以只能跟着。还能怎么办呢?

— 勇者啊!

— 唉,还好啦……

— 相传叶利钦被从人桥上扔进河里,当年人民代表会议曾讨论此事,但实际他是去见一个姑娘,姑娘正好有另一位追求者,那人把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揍得鼻青脸肿?

— 嗯,版本众多,但叶利钦始终坚持一个说法——四个男人抓住他,外套蒙头,塞进车里,然后开到桥上。其他版本我没听他说过。虽然第二天我去看了现场……如果谁把我从那座桥扔下去,我恐怕会死,因为水特别浅。桥挺高,河水最多1米深。

— 您曾对我说:“叶利钦不仅拿球拍子打他老婆后背,甚至捣她眼睛。”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真的经常这样吗?

— 他自己告诉我的,说怎样怎样教训她,因为她话太多……其实,谈这些对于奈娜很不体面。但我记得……曾有两次她戴着墨镜在家整整两星期——又挨揍了。挨揍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正在发怒,别去招惹他,否则会失控……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儿塔季扬娜·迪亚琴科(译注:迪亚琴科是第二任丈夫的姓氏)在克里姆林宫权力很大吗?

— 叶利钦老糊涂以后,所有的事都由她决定。

— 所有的事?

— 对,因为父亲只信任她。而她被尤马舍夫、别列佐夫斯基、丘拜斯等人掌控……他们教她给父亲看什么文件、推动什么、促成什么。所以她掌舵了。可能有些事她瞒着父亲,有些事则相反。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家族现在是不是超级有钱?

— 上一个回答,我可以先补充几句吗?

— 当然可以。

— 您刚才说我“治理过国家”——这恰恰是那一家子编出来的:塔妮娅和她的朋友们,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是他们虚构的,目的是在叶利钦面前陷害我。当他毫无理由地解雇我,仅仅因为我替他抓住小偷,我做了一件至今后悔的事:他让我签辞呈我就签了,从此塔妮娅和她的同伙就开始操控国家。他们上台的前半年内从俄罗斯转出三千亿美元,去年只转出三百亿——少了十倍。因为无处可转了:没人接收……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是不是说明叶利钦家族很有钱?

— 如果广义理解“家族”这个词,确实超级富有,但狭义来讲……尤马舍夫家(译注:指塔季扬娜的第三任丈夫)很有钱,况且还跟德里帕斯卡结了亲(译注:尤马舍夫第一次婚姻的女儿波琳娜嫁给铝业大亨奥列格·德里帕斯卡);奥库洛夫家(译注:叶利钦另一个女儿埃琳娜的丈夫瓦列里·奥库洛夫)属于中等富裕,因为前者做贼,奥库洛夫不做贼。奈娜通常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有几百万养老金……至于“几”究竟是多少,叶利钦1200万,她大概二分之一。所以不用去偷:国家给的足够了。

—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在世的时候,您写了那本著名的《鲍利斯·叶利钦:从黎明到黄昏》,奈娜·约瑟福芙娜说:“我们爱过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把他当成家人,但他背叛了我们。”究竟背叛没有?

— 怎么可能背叛一个叛徒呢?是叶利钦背叛我,我没背叛他——我去报复、去揭露,随便怎么定义,但就是要惩罚叛徒。至于奈娜……我在新书里多写了一些关于她的真相,虽然我还有五具骷髅藏在衣柜(译注:意为仍有未透露的秘密)——关于这家人,哦哟多的很呢!这绝不是应该执掌我们国家的家族,绝不是!

— 叶利钦逝世的时候,您什么感觉?有没有从人道上同情他?

—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我被电话和邀请烦死了:您来吧,鞠躬、献花不用排队……我说:“伙计们,搞什么呢?不必了。谁想去就自己去,鞠躬也好抹泪也罢。我早就对他无动于衷了。”本来可以忘掉他,只是你们这些记者不让我忘!(笑)

— 您曾对我说:“我早就原谅叶利钦了。何必跟一个明显出现痴呆症状,要不就是弱智的人斤斤计较?”但您会经常想起他,对吧?

— 我讲了,是别人让我想起的。看来今天也是,比如上床睡觉的时候。不太可能梦见,但睡前总会想一下。

—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担任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整整八年,我们是朋友,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请问,叶利钦会不会嫉妒切尔诺梅尔金?

— 谁?我还是俄罗斯?

— 不不,我是问他是否认为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可能竞选总统?

— 叶利钦确信他不会竞选总统。如果您记得我九七年那本书的话,里面有一章《夜谈》,写的就是我揭穿切尔诺梅尔金,他当时让人替他收集签名。后来他吓得要死,倒霉蛋发誓绝不再参选。虽然是可以参选的,他的支持者们希望他去。说实话,我的新书对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的个人看法有所改观。或许我当时应该和他交朋友,因为他从未背叛自己人,而且作为男人他比叶利钦更像真正的俄罗斯人。

— 对啊,是个好人……

— 所以我的新书对他评价很好。不过我可没添油加醋——都是真事儿。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咱们回忆一下鲍利斯·涅姆佐夫吧——英俊、高挑、聪明、年轻……据我所知,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曾正式指定他做接班人。涅姆佐夫自己也告诉我,叶利钦对他说:“你在我之后做俄罗斯总统!”请问,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当时果真这样想吗?

— 嗯,那是最初的时候——涅姆佐夫刚担任州长,我们去拜访他,他确实挺能摆门面的,隆重接待,像戈尔巴乔夫时代,阿姨捧着圆面包迎客……那时候叶利钦萌生了接班人的念头。这个念头时不时浮出来,但我不能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同我讨论过涅姆佐夫继任总统的话题。对此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显然决定不这样做。是家里人逼他考虑接班人问题——当时他的支持率仅百分之四……

— 请问,您认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杀害涅姆佐夫?

— 奴才杀的,也是奴才下的命令。我在书里写过,这件事可以和消灭记者霍洛多夫的案子相比照。那帮人是想拍格拉乔夫(译注:俄联邦前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的马屁,而这些人是想拍普京的马屁。呵,拍了,但拍歪了。

— 哪些奴才?从哪儿来的?您知道他们是谁吗?

— 还用问吗?这根本不用编——他们几乎都一个姓氏,来自同一个共和国。那个共和国的生活就像古代的鞑靼—蒙古枷锁:俄罗斯终生向他们纳贡。他们钱多的不知怎么花,买“奔驰”都买腻了。其他共和国只能抹眼泪看着他们。

— 您作为总统警卫部门的前负责人,很清楚无声无息接近克里姆林宫是多么困难。按理说一举一动都被监控记录,应该很好查呀……

— 嗯,他们确实很快被查到了。我知道当时很多摄像头故障,但无论如何还是查出来了。

— 您曾说过,也有人告诉我,别列佐夫斯基劝您杀掉古辛斯基、卢日科夫和科布宗。那么别列佐夫斯基是被杀的、自杀的,还是根本没死呢?

— 首先,他并不是要我一下子干掉科布宗、卢日科夫,还有那个谁来着……忘了。

— 古辛斯基。

— 对。他时不时带来关于这几位的情报,宣称要把他们除掉。其次,关于他的死亡……我听过那种说法,说他设局安排替身去死——全是胡扯!苏格兰场又不是吃素的,若真是行刺早就公布了。他是愁死的。就像童话《小红花》的野兽——等不来姑娘就凋萎了。这位野兽也是一样:钱被夺走,权柄也没了,把自己的小弟阿布拉莫维奇捧上寡头宝座,竟惨败在他手下,脸丢尽啦。太耻辱,没法活了。

— 您不惋惜鲍利斯·阿布拉莫维奇吗?

— 惋惜什么?他为国家做了什么善事吗?

— 我反问您一句:考虑到1990年代中期您在俄罗斯的影响力,您有没有可能取代普京成为总统,也就是接叶利钦的班?

— 理论上讲当然可能,我受教育程度又不差。但是把他推上台的匪帮,我这辈子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实际上这种事永不可能发生。

— 被杀的罗赫林将军,据说您曾经参与他的密谋,是真的吗?

— 首先,您说得好像他死于密谋,实际他是被疯老婆害死的。其次,这件事我已经在书里写了。
(译注:官方说法称列夫·罗赫林中将在熟睡中被妻子塔玛拉开枪打死,原因是家庭纠纷,塔玛拉被判入狱。另一种说法称罗赫林死前拉拢人密谋推翻叶利钦、建立军事独裁)

— 就是说,您和他想把俄罗斯的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 不,不是要掌握俄罗斯的政权——我详细写过了,如果你读过的话。国家那时候不是叶利钦管理,而是丘拜斯,还有塔尼娅和尤马舍夫。但人民选的是叶利钦!他发布的第一条命令是任命丘拜斯做总统办公厅主任,人民都震惊了!那次选举太假了,这些“活动家”的话就不能信。他们赢了选举吗?如果老百姓当时知道丘拜斯在叶利钦的竞选总部,他们肯定投票给久加诺夫。

— 丘拜斯现象呢?他是否与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迪亚琴科有私交?

——当然有。不论在竞选总部或克里姆林宫,他俩毫不避讳。

— 意思是两人有恋情?

— 要知道他们那个圈子没有什么恋情,他们是非常务实的人。

— 请问,谁把普京推上台的?您知道名字吗?

— 别列佐夫斯基不是告诉过你嘛,怎么忘了?你的采访里都有啊。

— 那么,尤马舍夫、别列佐夫斯基,还有谁?

— 嗯,别列佐夫斯基和尤马舍夫算是一个整体。诚然,别列佐夫斯基和普京闹翻之后,尤马舍夫才算是表面上与他疏远了。

— 对于普京您有什么想法?

— 我还能怎么想呢?书里写过一些,但这是个单独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我想了很多。

— 普京怕您吗?

— 其实,我觉得他连特朗普都不怕……

— 好家伙!

— 也不怕金正恩。

— 但您说过“普京忌惮绍伊古”……

— 我可没这样说啊。我非常尊重谢尔盖·绍伊古,如果他再谨慎一些就好了……你知不知道,他在军内的支持率比普京高,在全俄范围内的支持率也接近他。所谓的86%支持率……

— 是假的?

— 肯定假的。绍伊古已经非常接近了。

— 不过普京会再次当选总统吗?

— 他是终身总统,这不明摆着吗?

— 那您怎么看卡德罗夫?

— 普京的忠实打手。

— 精辟!现在俄罗斯的权力掌握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手中吗?

— 不,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此人建立了垂直的权力体系,自己坐在最顶端。

— 几年前您对我说:“如果媒体公布那些公民熟悉的特务名单,国家将陷入政治危机。若问‘谁在统治我们?’,唯一的答案就是‘情报机关的特务网络’”。现在仍然如此吗?

— 那是十三年前的事,所以我认为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如今统治我们的是那些非法到来的彼得堡人,他们先搞垮了自己的城市,又来重建莫斯科,顺手重建全俄罗斯。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还有五六个问题。能否请您简短答复,咱们快问快答?索布恰克和日里诺夫斯基是克格勃特务吗?

— 不太可能。日里诺夫斯基不是特务,是克格勃的项目。至于索布恰克?他是个正常人,法学家,系主任。为什么当特务?我不信。

— 您曾告诉我索布恰克“死在女人身上”,确有此事吗?

— 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告诉我的。我不敢肯定,也许他在女人身下?据说是因为“伟哥”。

— 现居美国的克格勃将军奥列格·卡卢金曾告诉我,近几任大牧首都是他的人:包括阿列克谢和基里尔。请问,基里尔大牧首真的是克格勃特务吗?

— 嗯,考虑到他年纪不小了,1970-1980年代的职阶远不如现在高,估计当过特务,很可能。现在又何必呢?现在联邦保卫局盯着他(笑)。

— 您曾说克里姆林宫潜伏着“蓝色团队”。他们还在吗?

— 当时的总统新闻秘书科斯季科夫是同性恋,所以他的团队就“蓝”了。佩斯科夫应该是正常性取向,娶了个大美女。我想现在没这种事了。

— 您为自己的书选了塔列朗的名言作为题词:“全民若知道统治他们的是何等小人,必将惊恐万分” 。俄罗斯是个不幸的国家吗?

— 不幸。我把这本书送给许多朋友,问他们的感想。某位朋友对我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看完后真想逃到僻静乡下,买个旧房子,养山羊不问世事”。

— 最后三个问题,请快速回答。您能想象俄乌之间会爆发战争吗?

— 万事皆有可能,但我觉得不会发生……

— 这一切会怎样收场呢?

— 呃,乌克兰会发生政权更替。我们不会变,但你们那边,我觉得会出现比波罗申科更理智的人。

— 但一切都取决于普京,咱们都明白这一点,对吧?

— 目前看来是的。

— 我想感谢您在莫洛科沃村安排的美好夜晚——真想再重温,也邀请您来基辅。我们一起喝了乌克兰伏特加,吃了猪油,没有任何分歧。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克格勃第九局首长警卫往事

安全机关与黑手党

瓦列利·维利奇科谈苏联国安委第九局警卫工作

警卫赫鲁晓夫轶事

斯大林去世后,撤销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1953年3月24日在原先基础上成立第九局,承担保护国家领导人的职责,其中当然包括同年9月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有人私下传说这个局的编号并非偶然——昔日有九名随身警卫驻守斯大林的郊外别墅。1954年3月国家安全机关连同第九局一起脱离内务部,新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归苏联部长会议领导。政府高层的警卫工作当时由第九局第一处负责,例如1954年赫鲁晓夫的随身警卫员是国家安全上尉斯托利亚罗夫。

国安委高级学校是培养高级首长卫士的摇篮,只招收有直属上级担保推荐并且在国安机关至少服役三年者。培训课程主要以保护苏联前任领导人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但不可避免进行了调整,因为新时代提出新要求。斯大林在位期间出国仅两次,而赫鲁晓夫热衷到其他国家访问,警卫部门必须采取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国安委第九局工作人员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的儿子回忆:“我们对国外的情况两眼一抹黑。军官们只能根据自身经验得出某些想法,小心翼翼呈交上级过目,仿佛是上级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而这个路子确实奏效。上级看一看、想一想、权衡评估,下令——可以,行得通,照此办理!”

每当“九局”工作人员收到赫鲁晓夫出访的信息,必须预先派人出国打前站。他们要汇报该国特勤部门的工作特点、研究政治与治安形势、制定紧急情况下的撤离方案,根据当地情况筹划警卫方案。赫鲁晓夫抵达前几天,先把车辆和驾驶员空运过来,利用剩余时间在街道来回穿行,熟悉交通状况,牢牢记住车队行驶计划的全部路线。

谈到这儿顺便指出,赫鲁晓夫不信任年轻驾驶员,坚持给自己开车的必须是多年驾龄的老员工。赫鲁晓夫本人坐后排,身边的位置留给他的卫队长——1957年国安委上校尼基福尔·利托夫琴科接替了斯托利亚罗夫。

“赫鲁晓夫的草率想法让我们头疼”

凡涉及苏联领导人出访的信息(无论国外或国内)都要尽可能严格保密,但难免出纰漏。196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本应从皮聪达市上火车与他会面。前往第比利斯的行程按惯例也被严格保密,但就在赫鲁晓夫进入车站前不久,专列附近竟然聚集大批群众。原来是车站员工“热心过度”,提前广播宣布了苏联领导人即将离开的消息,用意是提醒旅客维持秩序。还有一种情况则是,精心安排的种种安全措施因为赫鲁晓夫的突然举动而付诸流水。警卫员之一维克托·库佐夫列夫回忆:“有时他脑子里突发奇想,立刻就要去做,事后才发现根本不该这样做。他这些草率想法真让我们头疼。”

其中一幕发生在1955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赫鲁晓夫在加尔各答广场看见欢迎他的民众,吩咐驾驶员停车,开门就往外跑,与苏联国防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一起奔向人群。大喜过望的的印度民众瞬间突破警察封锁线,紧紧包围苏联贵宾,出现了混乱拥挤。卫士们能把他俩救出纯属奇迹,别无选择,只好扛起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举过头顶送回车内。

自1960年2月开始,国安委第九局第一处原第一科改称第十八科,编制约二百人,负责国家元首出访(国内和国外)期间的安全保障。这些人员分成十个小组,在公开活动、剧院、体育场等场合保护赫鲁晓夫及其党内同事。卫士们还要监督报道苏联领导人活动的记者的工作,若有贵宾造访莫斯科也派他们出勤保护。

战斗蛙人

从1956年开始,赫鲁晓夫的空中安全由特种航空支队负责(1959年改称第235航空支队),基地设在“伏努科沃”机场,两个伊尔-14机组成员都是全国最优秀的飞行员。如果海上旅行,除“九局”工作人员外,还会抽调特种水下工作队的战斗蛙人支援。1956年4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远赴英国,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最新型“奥尔忠尼启则号”巡洋舰,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抵达朴次茅斯。战斗蛙人于此发挥了关键作用。

巡洋舰在港口停泊,某天夜晚甲板值班水兵发现水下有人影轮廓,立即报告上级。随即派出潜水员爱德华·科利佐夫前去侦察,他很快发现了入侵者——英国潜水员、同时也是军情六处(MI6)的莱昂内尔·克拉布。随后发生的事情两国说法不一:英国声称克拉布的任务是研究苏联最新军舰的船底和螺旋桨结构,但科利佐夫坚持认为“英国同行”正在安装一枚水雷,并且挑选了最佳位置——靠近所谓弹药舱,也就是军舰的炮弹库。由于赫鲁晓夫此次出访半年前发生了“新罗西斯克号”战列舰爆炸事件,约五百水兵遇难,一种说法认为是恐怖袭击。科利佐夫当机立断让螺旋桨旋转一圈,克拉布死矣。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命令授予苏联战斗蛙人科利佐夫“红星勋章”。

另外,国安委第九局出动潜水员(这次不是战斗蛙人,是运动潜水员)不仅限于执行警卫任务。热衷钓鱼的赫鲁晓夫喜欢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垂纶,但他很不喜欢别人比他钓的鱼更多。于是第九局叫来潜水员,在水下把鱼悄悄挂在钩上。这个安排没告诉赫鲁晓夫,因为他本人试图缩减卫队规模。赫鲁晓夫曾亲眼目睹斯大林提出(在他看来属于过分的)警卫要求,认为那种行为是“病态思维的产物”。

赫鲁晓夫相信自己深受人民爱戴,不必担心任何威胁。怀着这种信念,他有一次竟下令撤走利瓦季亚(译注:克里木半岛南部)别墅外围的警戒。这一轻率举动立刻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对本地夫妻深夜翻越围墙,藏身灌木丛。次日早晨赫鲁晓夫去海滩,两口子趁警卫员正在游泳毫无防备之机,突然跑向总书记。万幸的是二人无意行刺,只是请求分配一套独立住房。但这并没有让警卫员免于惩罚,第九局局长尼古拉·扎哈罗夫紧急赶赴别墅,彻底清理卫队,许多人被立即遣返莫斯科并解雇。

“他已经在心里与所有人告别”

另一位警卫员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也不止一次处置过“请愿者”的突发举动。在白俄罗斯的一次活动中,某个女演员走近赫鲁晓夫,试图从自己的低胸上衣内掏出一封信。索尔达托夫把她的动作视为威胁,迅速抓住此女手腕。“嫌疑人”虽被控制,但后果是她衣服的上半部分被扯裂、胸部裸露。场面搞得挺尴尬,赫鲁晓夫非常满意随身警卫的专业反应。

1961年访问奥地利期间发生的事情更吓人。当时在维也纳火车站,一个圆柱形类似炸弹的物体突然飞到赫鲁晓夫脚边。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儿子回忆:“父亲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飞身扑在‘炸弹’上。他知道自己除此之外做不了别的,那一刻脑子飞快运转,他甚至已经在心里与所有人告别。”有惊无险,金属圆筒不是自制炸弹,而是罗马尼亚侨民的一封信,请求赫鲁晓夫帮他返回祖国。

有惊有险的情况也出现过。1961年底基辅召开又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小卖部的女服务员持刀硬闯警戒线,被赫鲁晓夫的卫士及时阻截。同年访问第比利斯期间,政府车队被市民袭击,因为当地人对苏联领导人下令拆除斯大林纪念碑深感愤怒。石块如雨点般飞来,警卫员拼尽全力将首长从暴民的围攻中救出。

此类险情在赫鲁晓夫视察新西伯利亚、卡拉干达、戈尔基等城市时屡屡发生,民众基于各种原因想要把怒火发泄到总书记身上。即便出了这么多意外,赫鲁晓夫仍坚持冒险坐敞篷车出行。警卫员维克托·库佐夫列夫回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子)常常走到守卫他祖父别墅的卫士身边,对我们说:斯大林坐防弹车,因为他害怕自己的人民;而我爷爷坐普通汽车,他相信自己的人民,人民也尊敬他。”

1961年国安部门逮捕了莫斯科大学的几个学生,他们正准备刺杀赫鲁晓夫,同案犯之一瓦列利·列姆尼科夫最终被认定为精神病人,他计划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乘坐敞篷车出行时用狙击步枪射击。此事未引起赫鲁晓夫重视,真正让他提高警惕的是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正是利用总统乘坐敞篷车的机会,架起狙击步枪远距离命中。然而,赫鲁晓夫依旧在国事访问期间站立豪华敞篷轿车内挥手致意,例如1964年5-7月远赴埃及、瑞典、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和挪威。不过,这些场合的安保力量经过加强,车队由首长座车、警卫车及载有卫士的小客车组成,摩托车手一个挨着一个行驶,形成两侧隔离线。随身警卫在赫鲁晓夫座车内近距离掩护他。

另一方面,肯尼迪遇刺事件促使苏联国安机关开始排查潜藏的阴谋。不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六名学生被押上法庭,最初的指控是“阴谋刺杀苏联领导人”。侦察人员把他们的讲座笔记当成“组织的加密章程”,把一大瓶办公胶水认定为“张贴反苏传单的工具”,嫌疑人之一持有的报时挂钟摆锤则被说成是“准备投向赫鲁晓夫太阳穴的凶器”。由于所谓的刺杀证据荒谬至极,指控最终被撤销,但其中三人仍被判处三到五年不等刑期,罪名是“反苏宣传与鼓动”。

“赫鲁晓夫对待卫士粗鲁”

赫鲁晓夫与身边警卫员的关系不很融洽。比如忠心耿耿的索尔达托夫深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青睐,而其他人常常因为他的急躁脾气挨训。克格勃将军米哈伊尔·多库恰耶夫回忆:“国家安全人员记得赫鲁晓夫是个对他们永远不满意的人。他严苛要求属下,有时甚至态度粗鲁,不关心这些随时可能为他献出生命的人。”

总书记对于围身边的卫士颇不耐烦,他们不得不与赫鲁晓夫保持相当距离,工作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赫鲁晓夫往往不提前告知自己的行程安排,经常在最后一刻才讲。既然无法事先勘察环境,就只好现场随机应变了。任何一个警卫员如果忘记穿传统的白衬衫上班,都可能惹怒赫鲁晓夫,只有在酷暑季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才允许穿稍微宽松的短袖衣服。

参加公开活动的时候,警卫员还扮演联络员角色,不动声色地将来自不同渠道的重要信息传递给赫鲁晓夫。有时警卫员必须承担洗衣工职责,在出国访问时替苏联领导人洗内衣。第九局工作人员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回忆:“首先是基于安全考虑,其次是避免国家蒙羞。那时候的内衣实在不体面,送出去洗太难堪。公家发的,裤腰系绳子,长衬裤的前开门钉纽扣。如果送洗衣房,被人看见可就丢脸了。”

警卫员的另一项棘手职责是在各种宴会上控制赫鲁晓夫的饮酒量。如果是国内场合,专门为赫鲁晓夫准备厚壁的特制酒杯,盛放的酒比普通玻璃杯少很多。出国访问期间警卫员采用另一种办法,事先征得赫鲁晓夫同意,往他的酒杯倒茶水,总书记戏称:“茶味白兰地”。

尽管赫鲁晓夫总体上不是滥饮之人,但也难免失控,给警卫员徒增额外麻烦。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参加非正式友谊聚餐时,轻松的气氛最适合“再满上”。一次在扎维多沃,赫鲁晓夫与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在官邸附近的林中餐桌推杯换盏。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回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喊:‘阿廖沙,阿廖沙!’我上前说:‘这边没有啦,都在屋里呢。’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俩进屋,引导二人回去。这话不能当面直说吧。他就开始骂我……但危机时刻还是过去了,任务完成,赫鲁晓夫与客人起身走向房子。”

到了最后,唯一让赫鲁晓夫随身警卫无能为力的是推翻他下台的阴谋。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伊格纳托夫的卫士长曾秘密警告赫鲁晓夫党内同事的暗中勾搭,但赫鲁晓夫却轻率认为他说的是昏话。在克里姆林宫闭门决定赫鲁晓夫命运的那些日子里,持自动武器的警卫员日夜把守官邸,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变,包括可能有人发动袭击、刺杀。

1964年10月被迫下台并移居莫斯科州彼得罗沃-达尔内别墅之后,赫鲁晓夫的安全依然由国安委第九局派员轮班负责。但这份工作已不再被视为荣誉,担任退休领导人警卫的多半是曾因某些过失受处分的国安人员。

警卫列宁轶事

警卫斯大林轶事

警卫勃列日涅夫轶事

警卫戈尔巴乔夫轶事

警卫斯大林轶事

1924年列宁病故,约瑟夫·斯大林成为苏联新领袖,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理发师兼化妆师出身的卡尔·保克尔开始负责斯大林的安全。时年31岁的保克尔曾在撒马尔罕州“契卡”机关工作,搜查和逮捕“人民公敌”,但理发手艺帮助保克尔获得了管理斯大林卫队的机会——他本是“契卡”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的私人理发师和亲信,副主席把这位勤勉同事推荐给总书记,令他官运亨通。前情报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凡是与斯大林及其家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皆由保克尔处理。未经保克尔知悉,任何一块食物不准端上领袖餐桌;未经保克尔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斯大林住所或郊外别墅。

保克尔在短时间内成功赢取斯大林充分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言语上——他刮胡子的时候敢于把咽喉暴露给手持锋利剃刀的保克尔。保克尔还向斯大林敬献了自己的发明:带内增高鞋跟的靴子,让身材不算魁梧的领袖看起来更高些。保克尔甚至充当“宫廷小丑”角色,用笑话、滑稽小品和在克里姆林宫新年枞树庆典上扮演“严寒老人”来取悦斯大林。作为对阿谀奉承的赏赐,保克尔获得了豪华轿车、敞篷车及多个政府奖项。

“我们来保护您,可您呢?

保克尔管理斯大林警卫工作期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随身警卫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特派员、曾保护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伊万·尤西斯,他是1927年夏天开始担任新职务的。尤西斯身材矮小、体格瘦弱,根本不符合今天公认的警卫员体格标准。然而,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亲自挑选、批准尤西斯做斯大林的随身警卫。1927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阅兵式上,尤西斯经历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由于斯大林等领导人要在观礼台致意,为了加强警卫力量,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挑选数名学员,其中包括阿尔卡季·盖勒、弗拉基米尔·别坚科和雅科夫·奥霍特尼科夫三人。仨小子抵达红场迟到,因此被ОГПУ工作人员盘问,三人强闯观礼台,值勤的卫士立即迎头拦截。一阵扭打,学员奥霍特尼科夫奋力挣脱(他是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憎恨斯大林),冲到斯大林面前高喊:“我们来保护您,可您呢?”说完挥拳重击斯大林后脑。奥霍特尼科夫抬手准备打第二下,尤西斯抓住他手腕,用匕首把他刺成轻伤,被随后赶到的卫士控制。奥霍特尼科夫奇迹般暂时逃过了殴打斯大林的惩罚,但十年后被镇压、处决。

此后,斯大林出席红场活动时警卫力量大幅度增强:在紧挨列宁墓观礼台的位置部署机枪火力点,周围楼顶埋伏狙击手,游行队伍最靠近观礼台的方阵则由国安机关工作人员组成。

1928年尤西斯一家喜迁新居,分给他们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套住房,位于大克里姆林宫底层公寓,毗邻斯大林的住所。斯大林本人对尤西斯态度亲切,时常邀请尤西斯和老婆孩子到他郊外别墅作客。忠心耿耿的尤西斯陪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旅行,无论乘坐装甲列车或客轮,斯大林最终选择的出发时间与交通方式在动身之前都是严格保密的。

1930年,十年前为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设立的“契卡”主席团特别处被撤销,ОГПУ行动处取而代之,负责人当然仍是卡尔·保克尔。保克尔用短短数年成功把克里姆林宫的卫戍部门排除在外,大幅强化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警卫。例如,保克尔将克里姆林宫内一些接待大量访客的机构撤出,还搬迁了兼职驻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因为保克尔十分担心发生政变,认为这所学校构成严重威胁,1500名受训学员完全有机会轻而易举劫持国家最高领导人做人质。不过,虽然保克尔竭尽全力,喜欢徒步遛弯的斯大林却经常无视“乘坐防弹轿车在莫斯科市内移动”的要求。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某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收到一份简报,内容令他深感不安,从此开始乘坐防弹车出行。呈送斯大林的简报写道:“11月16日15时35分,我们的人员与您一起行经伊林卡街,走到5/2号旧客栈院子对面,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间谍偶然与您迎面相遇,试图拔出转轮手枪。据我方人员报告,他成功抓住英国间谍的手并将其拽向自己,阻止了危险企图……”

“这项工作不是人做的”

1931年尤西斯心脏病发作逝世,斯大林深感悲痛。不久之后,出身贫农家庭、经验丰富的“契卡”人员尼古拉·弗拉西克接任卫队长,此前弗拉西克一直是斯大林的普通警卫员之一,负责管理他的郊外别墅等事务。与前任不同,弗拉西克体格强壮、膂力惊人:有一次一个小贼想偷他钱包,他紧紧抓住小贼的手,将对方整只掌骨捏碎。警察赶来,弗拉西克反倒请求警察不要拘捕小贼,说:这家伙永远不能偷东西了。

为确保斯大林的安全,弗拉西克设计了一套保密制度:在指定时刻,数辆外观一模一样的公务车与领袖座驾同时驶出克里姆林宫,有时竟多达十五辆,分别往不同方向开,外人无从判断斯大林究竟坐哪辆。或者采取类似措施,安排两列完全一致的公务车队同时出发。从1932年起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座驾始终跟随两辆警卫车,每车四名警卫员。

更绝的是,弗拉西克命令下属给斯大林频繁途经街道的所有住户登记建档,凡被弗拉西克认为“不可靠”的家庭一律搬去其他地方,国安人员入住他们的公寓。弗拉西克任内还建立了苏联领导人的“替身”制度:在一些只需要斯大林短暂露面的场合,由化妆成总书记模样的人替他出席。尼古拉·弗拉西克之女娜杰日达回忆:“那时确实有安排替身的做法。我有艺术家的眼睛,作为一名肖像画家,我可以精准分辨面部特征,所以能瞧出外貌上的差别。所有分散注意力的招数都是我父亲想出来的。”

如果斯大林决定亲自出席某个重要活动,活动现场就要采取最严格警卫措施。在重要日期前几天彻底检查整座建筑及周边房屋,并在其中设立岗哨,派人昼夜轮班执勤,进入这些区域者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核验放行。警卫部门尤其担心斯大林到大剧院看戏,领袖专用包厢在他抵达之前要仔细检查,斯大林进出剧院的时候彻底清空走廊和休息区,闲杂人等不得逗留。

可是尼古拉·弗拉西克不仅仅保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1932年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后,照料三个孩子的责任也落在了弗拉西克肩上。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不喜欢尼古拉,认为他“特别没文化、粗鲁、愚蠢又狂妄自大”。斯大林亲儿子瓦西里和养子阿尔乔姆则对弗拉西克颇为欣赏,也理解他背负的重担。阿尔乔姆曾言:“保卫斯大林安全是他主要职责,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要对一切负总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十分了解斯大林的朋友和敌人……弗拉西克平常怎么履职?通宵达旦,不存在6-8小时换班这种说法。他毕生工作,不离斯大林左右,斯大林房间隔壁就是弗拉西克房间……”

1931年(或称1935年)弗拉西克舍身替斯大林挡子弹。此事发生在加格拉市郊外坐汽艇观光期间,岸边忽然有人向小船开枪,据称是边防军人所为,他们“不知道”今天有高级首长出行。弗拉西克瞬间跳起,用身体遮掩斯大林,所幸二人毫发无损。命令射击汽艇的边防军官先被判处五年徒刑,之后枪决。另外,弗拉西克从不相信这是边防军“误会”,他认为是有预谋的刺杀。

特殊的别墅

经过弗拉西克不懈努力,在莫斯科郊外及苏联南部为斯大林建立起一整套别墅和行宫体系,按最高标准进行生活服务与保卫。1933年斯大林决定离开首都的城市喧嚣到乡间居住,选择了位于莫斯科州沃伦斯科耶村的“近郊别墅”作为自己长期住所。在别墅直接保卫领袖的共九人:尼古拉·弗拉西克本人以及从驻守此地的三十五名卫士中精选出的七人,外加一名来自国安机关的专职驾驶员;不久之后这支队伍被扩充到十二人。别墅外面设置双重围栏,共约二百人时刻警戒。尼古拉·弗拉西克回忆:“我们的职责是斯大林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就算他在自家花园闲逛,也始终有三、四个卫士跟随。”

斯大林对警卫员的态度冷热不一。有些人回忆说某同事在下班时间喝多了,被扭送警察局,但斯大林拒绝解雇他;另一个警卫员上班爱打瞌睡,斯大林也表示宽容,经过调查,得知此人疲倦的原因是生活条件差——他与妻子和生病的女儿挤在一居室,没多久便根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亲自指示分给他一套住房。斯大林有时还会邀请个别警卫员下棋,或者送给他们别墅旁边柠檬树结的果子。另一方面,据其他卫士回忆,斯大林对他们的态度十分轻蔑。比如卫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就说:“领袖并不把我们这些随时准备为他献身、替他挡子弹的警卫员视作活生生的人。他与我们碰面时目光直接穿过我们,看我们如同空气。主动跟他说话是被禁止的,我们甚至签过保证书承诺不向他提出任何个人请求。”

1934年夏天在ОГП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下属部门:国家安全总局(ГУГБ)。为了加强对斯大林(他经常在莫斯科市内短暂逗留)与其他政府要员的警卫,1936年在克里姆林宫建立了巡逻制度,为此抽调一千二百名军人组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团。

不祥之地

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卡尔·保克尔1936年11月出任ГУГБ第一处处长,管理政府要员的警卫工作。次年1937年春天,乌云开始在他头顶聚集,从斯大林的宠臣沦为人民公敌。保克尔跌入深渊的原因是他过分卖力,积极参与政治审判,包括促成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苏中心”案的被告,即反对派分子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利·季诺维也夫。谁知短短一年时间他自己竟也落得同样下场,被指控为“德国间谍”、甚至说他谋害斯大林,1937年夏天枪决。多年后,保克尔成了极少数未获得追认平反的“大恐怖”受害者之一。

继任的两位第一处处长亦未善终:弗拉基米尔·库尔斯基只做了几个月,1937年6月调任第三处(反间谍)处长,同月不明不白“自杀”身亡;下一任处长伊兹列·达金任职约一年被逮捕、枪决,而且与保克尔一样未获平反。

那么从1938年至1952年,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处处长长期由尼古拉·弗拉西克担任。他用较短时间建立起近乎完美的斯大林警卫制度,希特勒的随从们筹划纳粹德国的政府要员警卫制度时正是参考模仿了“弗拉西克模式”。

“有学问的人想太多”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弗拉西克又要承担以斯大林为首的政府成员疏散后送任务。他确保了党内高层迁往古比雪夫,并在当地着手新建警卫体系。这个忠诚的卫士始终伴随斯大林左右,仅凭他的行踪人们就能推断出苏联最高领袖的位置。因此,斯大林赴前线视察的时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严禁弗拉西克随行。

战争年代,苏联情报人员和特工在保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在苏联境内拦截了企图暗杀斯大林的纳粹间谍与杀手。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期间,领袖的警卫队伍扩大到几千人,动用几十台技术装备。例如斯大林乘坐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往德黑兰途中,指派二十四架战斗机护航。弗拉西克在德黑兰为斯大林安排了三层警卫,包括部队的军人和国安特工。

1946年特勤部门再次重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局与两个警卫机构合并,成立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年度工作预算最初为1.7亿卢布。此时已晋升将军的尼古拉·弗拉西克出任新机构负责人,掌管着几千人的队伍。其中部分人员(不同年份约400-600人)被编入警卫总局1队,任务是保护斯大林本人。1952年给警卫总局的拨款已超过6亿卢布,队伍规模扩充到1.5万人。

有意进入国家领袖卫队者纷至沓来,因为这个职位既光荣又高薪。但门槛很高,筛选极其严格,没有党委推荐信根本不可能。莫斯科市民入选的机会最大,因为审查他们的政治背景最容易。候选者已有住房或未婚显然是加分项——单身汉不用分房子,给他一个集体宿舍房间就行。同时,高等教育不仅不是必需的,反而会成为减分项。警卫总局负责人事的副局长谢拉菲姆·戈雷舍夫曾言:“我们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能超过十年制中学,有学问的人想太多。”

幸运入选者必须接受业务培训,为此在诺金斯克地区设立了专门的训练中心和军营。

“斯大林把我交到敌人手里”

尼古拉·弗拉西克多年来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终究未能躲过暗算——他的潜藏仇家竟然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弗拉西克女儿娜杰日达回忆:“他就是妨碍了贝利亚接近斯大林,因为父亲绝不会让他死掉。他不可能像1953年3月1日值班的那些警卫员在门外傻等一整天,等着斯大林‘睡醒’。”

第一次尝试扳倒弗拉西克是在波茨坦会议之后,指控他从德国运出一头公牛、一匹马和两头奶牛,交给自己家人使用。弗拉西克对此不否认,他说战争期间德军洗劫了姐姐家村子,不仅把外甥女抓去德国做劳工,还把家中牲口都抢走了。所以,他这是恢复公道。那时斯大林仍站在弗拉西克一边,命令停止调查。

第二次尝试发生在1948年。斯大林别墅的卫队长被捕,他在审讯中供称弗拉西克“阴谋毒杀领袖”。斯大林得知亲信遭人检举,认为纯属胡言乱语。但贝利亚不罢休,1952年提议对弗拉西克领导的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进行工作检查,结果查出了职务侵占的事实: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警卫员和服务员狂欢聚饮,大吃大喝储备食品与昂贵名酒。丑闻既发,弗拉西克被免职,外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做副主任。

不久之后,1952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部警卫局,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季耶夫兼任局长。但是对弗拉西克的迫害并未停止,最终压垮这位斯大林前卫队长的是所谓“医生案”。某些人借这个案子指控尼古拉未将克里姆林宫心脏科医生莉迪娅·季马舒克的信件转交斯大林,她在信中举报她的同事进行破坏活动并篡改诊断结果。

弗拉西克被逮捕、审查,劳改营关押五年,1957年12月重获自由。十年后他逝世,2000年亲属才为这位将军争取到平反。弗拉西克至死无法原谅斯大林不愿说句话保护自己,他的回忆录写道:“我被斯大林深深伤害了。我在二十五年无可指责的工作中从未受过任何处罚,只有表扬和奖励,却被开除党籍、扔进牢狱。我付出了无限忠诚,他把我交到敌人手里……”

难逃一死

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都在“近郊别墅”度过。此时别墅及周边地区的警卫措施比早年又有了显著加强,进出的道路始终有警察驻守,而且不是“一般警察”,都是挂上尉、少校警衔的执法人员。环绕别墅的森林加装铁丝网,警卫员牵着大狗巡视。最靠近别墅的两层围栏,第一层安装了从德国缴获的运动感应器,能够让值班员确定闯入者具体位置。两层围栏之间则安装了船用信号探照灯。

别墅上空划为禁飞区,预置了防空武器以备突然袭击。如有必要,领袖可以进入地下十七米、面积十二平方米的防空洞,这个设施建于1942年。斯大林警卫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回忆:“……住所附近值守的是随身警卫’九人组’。在安保措施的复杂程度与精密性方面,他的别墅恐怕只有希特勒的Wolfsschanze(“狼穴”)能够相提并论。”由于规定要求全天紧闭窗帘,即使守在院子的警卫也不知道斯大林某个时刻坐在哪个房间。

可惜一切警卫手段在疾病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中风(他被投毒的说法始终是无凭据猜测),四天后不治身亡。当年有些人把他的死归咎于随身警卫——明明看见斯大林深夜饮酒,却对斯大林一整天闭门不出、无声无息的反常情况不做反应,还以为他睡过头了。警卫员直到深夜22点才敢推门去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不过最后未追究警卫员责任,贝利亚解散斯大林的卫队,其中许多人员被分配到莫斯科之外的单位。

警卫列宁轶事

警卫赫鲁晓夫轶事

警卫勃列日涅夫轶事

警卫戈尔巴乔夫轶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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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列宁轶事

俄罗斯对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身保护可以追溯到1917年4月,即他从瑞士归国之时。最初负责领袖和随行布尔什维克安全的是芬兰人,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的所谓工农警察。不久之后,警察队副队长——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埃诺·拉希亚承担时任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列宁的随身警卫。

1917年7月临时政府开始动真格的搜捕列宁,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拉希亚被委以将领袖紧急撤离至芬兰的重任。拉希亚不负众望,动用自己全部人脉,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伪装成蒸汽火车司炉工,秘密送至目的地。

十月初拉希亚又护送列宁平安返回彼得格勒。这一次革命领袖变身芬兰牧师,在忠诚的拉希亚陪同下几乎没遭遇什么险情,顺利回到俄罗斯。把革命总部设在斯莫尔尼宫之后,负责此建筑以及在其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安全工作的是列宁战友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

由于历经几百年培养训练的皇室卫队此时已经分崩离析,只能从零开始重建。斯莫尔尼宫卫队长帕维尔·马尔科夫凭借自身努力,建立了由六十名水兵和赤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伍,随后拉脱维亚步兵也被吸收进来。大楼的外部边界有装甲车把守,列宁办公室门口设了一个岗位,派两名持机枪的武装哨兵站岗,其勤务由领袖本人编写的《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警卫职责》明确规定。其中有这样一条:“除人民委员外,任何人一律不准放行,如果传令兵(即哨兵)不认识来者,应当要求其出示证件。对于其他访客,必须请他们在纸上写明姓名和来访目的。传令兵把纸条交给主席,未经许可不准放任何人进房间。”

1917年底,决定在12月20日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框架内设立专门警卫小组,其职责除了主要任务——保卫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之外,也包括打击投机者和匪帮。

“我小心翼翼不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转轮枪”

负责保护革命领袖的还有驾驶员斯捷潘·季利,但要说他是贴身警卫员则未免有点夸张,因为这位驾驶员完全不懂警卫业务。列宁对此十分满意,毕竟他从最开始就坚决反对身边跟随专职警卫。季利并不同意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据他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数次面临致命危险”。列宁从不携带武器——除了那支从未射击过的小型勃朗宁手枪,并且要求季利也不带武器。季利回忆录写道:“有一次他瞅见我腰间皮套的纳甘转轮手枪,温和但相当坚定地对我说:‘季利同志,你为什么带这玩意儿?快收起来吧!’不过我仍然把转轮枪带在身边,小心翼翼不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

顺便指出,斯捷潘·季利早年曾给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开过车,这段经历并未妨碍他接近列宁,因为那个年代要寻找一位称职驾驶员颇不容易。另一位给领袖开车的专业驾驶员是经验同样丰富的塔拉斯·戈罗霍维克,此人在列宁遭遇的第一次刺杀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18年1月初,领袖乘坐的Turcat-Mery牌汽车在驶往斯莫尔尼宫途中被德米特里·沙霍夫斯基公爵的追随者枪击,列宁身边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普拉特滕及时按低列宁头部。列宁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后来回忆:紧握方向盘的戈罗霍维克用尽全力踩油门,短短几秒加速冲出射击区。拐过街角,他停车开门查看:“都活着吗?”伊里奇问他:“真的开枪了吗?”“那还用说!我以为你们早就没了,可真走运。如果子弹打中轮胎,咱们都跑不掉。”

由于德国政府要求俄罗斯割让部分领土并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国内政治斗争随之加剧,后者要求逮捕同意接受德国最后通牒的列宁。为此加强了对家最高领袖的警卫力量,1918年2月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组建了第一支“汽车战斗队”。他们使用加装“马克沁”机枪的装甲车和卡车,以及多辆摩托车和小汽车,驾驶员都随身携带轻机枪。战斗人员共三十名,除俄罗斯人也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全部配备转轮手枪、毛瑟手枪和手榴弹。除了驻守斯莫尔尼宫,“汽车战斗队”还负责保护政府成员在市内交通时的安全。

“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逃跑并跳过车厢”

与此同时,芬兰内战也对列宁和同志们造成了威胁,因为该国毗邻彼得格勒,所以1918年3月作出了政府成员迁往莫斯科的决定。旅途中的警卫任务由邦奇-布鲁耶维奇承担,他严肃认真地筹划布置。由于准备出行的消息已经在城内传开,故意释放假新闻,让报纸刊登布尔什维克将于3月11日出发。实际上列宁是3月10日傍晚动身赴莫斯科,乘坐的是预先安排好的三列火车中的一列。

除汽车战斗队和“契卡”人员外,保卫列车及领袖车厢安全的还有一支拉脱维亚步兵小队,其中许多人曾在斯莫尔尼宫做过哨兵。列宁的警卫员配备了机枪、日本步枪和手榴弹。当列车驶入小维舍拉站,他们不得不动用武器——此站已被态度咄咄逼人的无政府主义者(陆军和海军逃兵)占据。为了保卫政府专列,步兵将一挺机枪架到某节车厢顶部准备扫射。

保护列宁车厢的拉脱维亚步兵爱德华·斯米格拉回忆:“当无政府主义者冲向列车时,我们对空鸣枪以示震慑。袭击者显然没料到会这样,他们成群跳下站台让开道路,躲避面前的步兵……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无所谓了,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逃跑并跳过车厢的时候,甚至感觉挺好玩。”

党的高级干部抵达莫斯科后,参照斯莫尔尼宫模式成立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局,局长马尔科夫。第4拉脱维亚步兵团(后来改由第9团接替)和第1汽车战斗队共同保卫建筑周边与内部安全,总兵力约一千。

列宁本人依然不接受随身警卫。曾在马利采沃-布罗多沃村疗养期间保卫列宁的老警察在回忆中有所提及,据此人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面告知随身警卫员“他个人不需要任何特殊保护”。邦奇-布鲁耶维奇只好耍点手段,给列宁配了四个拉脱维亚人,严令他们务必不能被领袖看见。

“对伊里奇动手的畜生”

1918年8月30日傍晚,列宁在米歇尔逊工厂参加集会并发表讲话,正要返回汽车。当天早晨彼得格勒传来噩耗:彼得格勒“契卡”主席莫伊谢·乌利茨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被枪杀。有人建议列宁取消所有计划活动,可他不听同志劝告,照常在无警卫的情况下现身集会。距离汽车仅几步之遥,忽然听见一声枪响,紧接着第二声——开枪的是站在汽车左前翼子板旁边的社会革命党员范妮·卡普兰。事后驾驶员季利报告:集会前卡普兰曾问他列宁来没来,季利谨遵规定未给她明确回答。

一颗子弹击中列宁左上胸部,第二颗射入左肩。卡普兰继续瞄准,季利迅速跳出驾驶室,拔出自己的纳甘转轮枪对准女刺客头部,稍稍分散了她的注意。斯捷潘·季利回忆录写道:“她的手抖了一下,就在那一瞬间,第三声枪响,后来发现第三颗子弹击中了站在那边的一个妇女的肩膀。再过一秒我也要开枪了,但那个打列宁的女刺客把她的勃朗宁手枪扔到我脚下,迅速转身冲进人群,朝出口方向奔跑。”

一位恰巧在附近的医生迅速赶到受伤的列宁身边,协助季利把他抬上汽车。大家决定不送医院,直接返回克里姆林宫,找全国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救治。顺便一提,子弹并未立刻取出,其中一颗直到1922年才拿出来,另一颗则是在列宁死后取出的。

女刺客当天落网。在搜捕过程中,一些出于好奇心长时间尾随卡普兰的孩子提供了线索,告知执法人员卡普兰逃窜的方向。此女在克里姆林宫院内被枪毙,执行死刑的是克里姆林宫卫戍局长帕维尔·马尔科夫,此人在回忆录声称:“如果历史重演,如果再次有畜生对伊里奇动手,而我的枪口正瞄准他,我扣动扳机时绝不会迟疑,正如我当年一样。”

“躲进灌木丛不见啦”

在这次轰动性的刺杀之后,强化了领袖的保卫措施,专门从德国为他订制一件防弹衣,用金属丝织成,穿在普通西装底下几乎无法察觉。1918年9月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契卡”斯韦亚堡分队的战士中亲自挑选二十人,全部以随身警卫的身份派往戈尔基庄园(波多利斯克县),列宁正在这个地方恢复健康,实施了最严格的保密制度。

但麻烦的是,即使遭遇枪击之后,列宁仍然对配备随身警卫不满,认为这二十个身强力壮的“契卡”人员围着他纯属无所事事。尽管波多利斯克县附近闹土匪,列宁却偏爱独自外出散步,令警卫人员的工作十分难做。革命家季莫菲·萨普罗诺夫回忆:“列宁同志总是甩开警卫员,躲进灌木丛或森林不见啦,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好去寻找列宁同志,但又不能被他察觉。”

领袖在小河游泳乃是对警卫员真正的考验——列宁游泳技术高超,随身警卫都不太擅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凭借此项优势不止一次孤身游过河去,在对岸悠闲享受独处时光。

列宁返回莫斯科之前,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制度有了变化:1918年12月拉脱维亚步兵被派赴前线,其岗位由莫斯科机枪班第1期学员接替,他们三班轮岗,每个岗位两小时一换人。学员之一米哈伊尔·佐托夫说:“最光荣、最要紧的工作是保卫政府大楼,尤其是保卫列宁的住所。”

列宁的随身警卫对这些学员多少带点儿轻视态度,如果有人称呼他们是领袖卫士,“契卡”人员就说:“他们是看门的,我们是看列宁的”。与此同时,领袖的贴身保护仍不尽人意,他常常从大家眼皮底下溜走。但纵然跟着警卫员,列宁也未能躲过1919年1月的一次抢劫式袭击。

那天,列宁、他妹妹和随身警卫出门办事(据一种说法:去疗养院探望老婆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由忠实的驾驶员季利开车前往索科利尼基。他们在某个啤酒厂附近发现一群人,这群人打手势示意停车。列宁误以为陌生人是巡逻队,吩咐驾驶员停下。岂料车刚停稳,车内所有人立即被手枪威胁,匪徒要求他们下车。警卫员无法抵抗,因为此时他正捧着一只牛奶罐子。

幸运的是匪徒没有立即发现拦截的是谁,他们听错了姓氏,把惊愕的领袖和随行者撇在路边,抢了车逃离。几分钟后恍然大悟,匪首雅科夫·科舍利科夫命令掉头,打算劫持列宁做人质。但为时已晚,匪徒返回刚才分手的地方,警察已经赶到,科舍利科夫侥幸脱身,数月后拒捕被击毙。

追赶和保护

1919年4月根据中央组织局的提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警卫力度再次加强。根据新规定:列宁每次离开克里姆林宫必须有两辆车跟随,每车配备五人小组,并且领袖身边要有一名持枪警卫。住宅和办公室的哨兵必须是共产党员(党龄不低于一年),哨兵身边有脚踏式报警按钮(遇袭时使用)。访客进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宅,必须持有列宁同志本人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放弃消灭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图谋,1919年9月他们炸毁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大楼,目标是当天本应出现在这儿的列宁。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55人受伤,但列宁临时改变行程,幸运躲过一劫。不久之后,决定让莫斯科特别委员会派员保护列宁经常发表演讲的工会大厦(联盟宫),于是这些人也切身体会到了列宁随心所欲甩脱警卫的习惯。领袖顽固地无视安全建议,动辄走备用出口离开。针对这种情况,在街上部署了机动分队,队员们随时准备好在几分钟内行动起来寻找列宁。

承担领袖警卫任务的另一个部门是1921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特殊任务支队,编制包括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营、一个机枪小队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装甲车小队。自1922年起列宁频繁居住在戈尔基庄园,由于脑部重病他几乎丧失语言能力,记忆衰退,行走困难,右手无法写字。在庄园保护他的仍是二十人小组,这些“契卡”人员一直陪伴他直至1924年1月逝世。

列宁的随身警卫乘坐灵车护送遗体,身穿为追悼仪式特别定制的带银色纽扣的大衣出席葬礼。告别了领袖,“契卡”二十人小组宣告解散,但守护列宁的任务并未就此结束。

死后的袭击

人们决定不埋葬领袖遗体,而是进行防腐处理并停放在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塔楼附近的临时墓室供人瞻仰。这座墓室门前设立了著名的荣誉岗哨(第一岗),最初的执勤者是普通农民和工人志愿者,几天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学员接替。学员们也在墓室内部执勤,他们与特殊任务支队的战士并肩承担警卫任务。1924年8月列宁遗体被转移至红场的木制陵墓内,如今人人皆知的那座花岗岩建筑直到1930年才竣工启用。

1934年发生了第一起针对领袖陵寝的袭击: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农民两次向列宁墓开枪,均未击中,并在警察将其逮捕之前自杀身亡。此后加强了保卫:国家警卫团接替工农警察执勤,站岗的军校学员把任务移交给红军战士,玻璃棺旁边永远有“契卡”值守。相对平静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59年,当时一名精神病患者进入列宁墓,用携带的锤子砸破玻璃棺。一年后特意换装的厚玻璃棺又被另一名仇视列宁的人大力踢碎。

自1960年代初开始,破坏列宁遗体的企图增多,有人向玻璃棺吐唾沫,有人扔石头,甚至用信号枪射击。由于每天前来瞻仰遗容的队伍十分庞大,安保人员无法对每一位“朝圣者”进行彻底安检。结果在1967年发生了第一次爆炸事件,作案者是立陶宛游客,他制作了“自杀式腰带”,在陵墓入口处引爆,造成数人死亡,部分伤者终身残疾。1973年9月1日又有一颗炸弹在陵墓内部爆炸,当时正好有一群学童在参观。幸运的是没有小孩丧生,但恐怖分子身旁的一对夫妇受致命伤。作案人尸体损坏严重无法辨认,至今身份不明。

1992年某个教派的信徒试图强闯列宁墓,执勤战士及时封闭内部门,玻璃棺安然无恙。1993年“第一岗”被撤销,1997年哨兵重回红场,但站岗位置挪到了无名烈士墓“长明火”前方。

目前,俄联邦警卫局下属单位: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处负责保护列宁墓。昔日在陵墓入口大排长龙的热潮早已无存,但必要时仍会将参观者分组,每组都要接受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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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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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基洛夫遇刺案的五份声明

苏联检察院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Л.Р.舍依宁关于审判Л.В.尼古拉耶夫等С.М.基洛夫遇刺案诸被告的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安委主席И.А.谢罗夫的声明

1956年

针对И.А.谢罗夫和П.В.巴拉诺夫同志向我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大约在1934年12月中旬,前任苏联总检察长И.А.阿库洛夫告诉我,他与副手А.Я.维辛斯基将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前往列宁格勒,办理尼古拉耶夫等人案件移交法院的手续,此案已由НКВД侦查机关办结,并要我也随行。

抵达列宁格勒后,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对诸被告进行了简短的重审,我则进行记录。这些重审纯粹是形式性的,持续20-30分钟,期间叶若夫和科萨列夫代表的中央委员会也在场。重审内容仅限询问被告是否确认其向НКВД机关供述的供词,以及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由于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法律,案件移交和重审进行得十分仓促。

所有这些工作三天之内都完成了,之后根据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的指示我前往莫斯科,未参加庭审。

我记得在对尼古拉耶夫进行重审时,他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个身心退化者——瞳孔扩大,言辞做作,嘴角流唾沫。尽管他能理智回答问题,我还是问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是否应该进行医学鉴定,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回答说没必要,叶若夫和科萨列夫则对我的提议报以嗤笑。

据阿库洛夫所言,我们抵达列宁格勒之前斯大林同志曾亲自审讯过尼古拉耶夫。

随后维辛斯基自行起草起诉书并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在获得他的批准后正式签署。此事是维辛斯基亲口告诉我的。

审判结束后(我未出席),维辛斯基告诉我,尼古拉耶夫在执行判决前对阿库洛夫说:“我可是揭发了这些坏蛋啊。”阿库洛夫答:“你自己就是坏蛋,杀害了一位革命领袖。”

НКВД侦查员向被告出示案卷,之后被告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6条声明已熟悉自己的案件。也就是说,安排好的程序是每个被告仅阅看自己的案卷,其中包括他本人的供词和针对他的供词。另外,法院书记员在递交起诉书时通常会询问被告是否有额外申诉。

对于梅德维德案与其他НКВД工作人员案,以及涉及鲍利索夫之死的事件,检察机关未获准重审这些案件的任何证人和被告,因为有指示称НКВД将自行处理其工作人员。

最后我要指出,鉴于此案的特殊性,阿库洛夫和维辛斯基严格执行了斯大林同志的一切指示,他详细过问了案件的所有细节。我是从二人的话语中得知这一点的。

Л.舍依宁

(Л.Р.舍依宁,布留索夫斯基街7号3户,电话592550)

校对员:布格罗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1.页码143-144)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原副主席И.О.马图列维奇关于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

1956年3月21日

伊万·奥西波维奇·马图列维奇先生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本人并不完全了解Н.С.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但从与同志们的交谈中零星得知,Н.С.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提及С.М.基洛夫遇刺案,使人对刺杀С.М.基洛夫的真实动机产生极大怀疑。

我作为曾参与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的法庭成员,在今天目睹了以“人民公敌”之名对我国最优秀人士进行血腥迫害的可怕景象的背景下,经过详细思考,回忆起我能记得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及其他“人民公敌”案的审理过程,我认为有责任将我记得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审判的一切说出来。

具体日期我已记不清,大概是在去列宁格勒(1934年12月)之前不久,时任军事审判庭主席乌尔利希在办公室召见我和(如果没记错的话)军事审判庭成员雷奇科夫,告知我们:他刚刚与维辛斯基一同面见了斯大林,并从斯大林那里接到指示:立即去列宁格勒审理已侦查终结的С.М.基洛夫遇刺案,庭审将是非公开的,甚至规定了期限——必须两天内完成。

我认为,如果我说法院在审理这些“特殊案件”时受到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就像在其他方面也受限制(如量刑决定、无证人出庭)一样,并非出于业务考虑,而是出于卑劣动机——应该是没说错的。

维辛斯基随同审判庭成员去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从开庭到宣判一直在场。

在审理过程中,我记得审判庭成员对下列问题感觉困惑。

1.根据案卷材料记载,С.М.基洛夫遇刺前不久,凶手尼古拉耶夫曾被НКВД外勤监视部门逮捕并扭送列宁格勒НКВД值班处,而且我记得在搜身尼古拉耶夫时发现他携带武器和写有基洛夫同志从州委到住处路线的纸条,也可能是从住处到州委,具体记不准了,尽管如此,尼古拉耶夫不久后仍被释放。

关于尼古拉耶夫被释放一事,法庭曾产生疑问:为何要放走如此可疑的人员?当时我们就感觉有问题,当然,那时候我们还远未料到这可能是挑拨离间的结果,而认为可能是混入НКВД的敌人所为。但今天回过头看,尼古拉耶夫获释的理由被编造得如此巧妙,以至完全打消了我们的疑虑。

案卷材料指出,释放尼古拉耶夫是列宁格勒НКВД部分工作人员失职与疏忽导致。列宁格勒内务局长梅德维德等一批负责人员由于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玩忽职守被撤职,其中一些人上了法庭。列宁格勒内务局长及其他人员最终被军事审判庭判决有罪。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调查内务局长梅德维德的案子,也许有助了解和查明С.М.基洛夫遇刺的原因及真相。

通过分析上述情况,我认为尼古拉耶夫获释并非因为有人犯罪性质地玩忽职守,而是被故意释放的。

2.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在С.М.基洛夫遇刺案中受审的另一被告科托雷诺夫不承认自己参与谋杀基洛夫。庭审结束之际乌尔利希问他在宣判前是否有话要说,科托雷诺夫请求给他一点时间思考,被允许。当时我们都认为,科托雷诺夫似乎想向法庭坦白认罪。

重新开庭一段时间后,乌尔利希问科托雷诺夫想对法庭说什么,科托雷诺夫回答:他不能再说什么了。

今天回忆这一情节,我想到:科托雷诺夫在НКВД的审讯期间可能不了解С.М.基洛夫遇刺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某些重要情况原本打算当庭讲出,但最终没讲。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从科托雷诺夫的神情来看,他在是否对法庭说些什么的问题上经历了内心斗争。

3.关于НКВД一名工作人员即С.М.基洛夫贴身警卫员之死,案卷材料记载死于车祸。在审理基洛夫遇刺案时并未深入调查该НКВД工作人员之死。然而在协商室曾提过这个问题,但当时讨论的重点仅仅是НКВД工作人员为什么允许发生这种事故、竟然未保护好这样一位关键证人。

如今将所有事实综合考虑后,可以得出明确结论:车祸是蓄意策划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对他们十分危险的С.М.基洛夫遇刺案证人。

4.斯大林知不知道С.М.基洛夫遇刺案的庭审进展?毫无疑问他知道,因为维辛斯基亲口说过他亲自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庭审进展,而且在庭审结束、宣判之前,乌尔利希也亲自给斯大林打过电话,获得了对被告量刑的指示。

5.我想提请党委注意以下情况。军事审判庭前主席乌尔利希逝世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开启乌尔利希家保险柜查封了他的私人信函,所有被取出的信函都被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封存。据我所知,乌尔利希保存了他本人经手的全部审判记录,而且我确实知道他留有一份(但我无法具体指明是哪一份)斯大林亲自批改过的判决书草稿,我觉得应当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找乌尔利希的这份档案。

如果没记错的话,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查抄乌尔利希个人档案时,军事审判庭秘勤处负责人马祖尔上校就在现场,他应该记得查抄乌尔利希个人档案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姓名。

以上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关于С.М.基洛夫遇刺案庭审过程的全部情况,以及我对这些事实的评价,这些事实令人怀疑刺杀基洛夫是否受了莫斯科中心的指使,正如后来在其他审判中搞清楚的——受了联合右派托洛茨基中心的指使。

无论我们多么希望相信并非如此,但С.М.基洛夫遇刺案和许多其他庭审案件——忠于党和人民的无辜者因这些案件蒙冤屈——的事实都表明,С.М.基洛夫之遇刺是基于同样阴险且血腥的原则——诛杀斯大林不喜欢的每个人。

如果我的上述声明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С.М.基洛夫遇刺的真实情况,我将认为本人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公民责任。

最后,我不能不多少说几句关于自己的话。

我在军事审判庭任职26年,除了卫国战争年代赴前线短暂中断,战后我又回到军事审判庭。

在我担任军事审判庭成员期间,我和其他同事一道审理了经过斯大林批准并明确指示应对被告人采取何种惩罚的大量案件。这些案件大多跟1937-1938年有关,那时整个国家弥漫着反苏阴谋和恐怖集团活动的氛围。我受了这种敌人遍地的狂热影响,对斯大林怀着无比信任,我认为自己正在执行铲除敌人巢穴的重大国家任务,我必须坦白说,当时我为党赋予我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清扫国内的人民公敌——感到自豪。

如今,党揭露了一切阴险狡诈和背信弃义的行径,这些行径不仅曾使我们国家,甚至使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深信不疑,我,这个为党和我国人民服务四十年的人,诅咒斯大林,他的背叛让我双手沾满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最优秀儿子的鲜血。

我因为自己的盲目而受到党的严厉惩罚,被开除党籍。我是1915年作为一名青年工人入党的,身为党员,我力求忠诚履行我的党务和工作职责。

无论我在失去了心脏——失去了党籍——的情况下活得多么艰难,我灵魂深处仍是那个四十年的布尔什维克。

马图列维奇

校对员:А.库兹涅佐夫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03-107)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原书记员А.А.巴特涅尔关于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6年3月22日
苏密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特涅尔(原苏共中央委员1932-1946)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关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被恶毒刺杀一案,我所知晓的如下。

1934年12月,军事审判庭主席乌尔利希任命我为本案庭审书记员。为了让法庭提前审阅案卷材料,在列宁格勒内务局(УНКВД)大楼内准备了一个房间。我看到许多НКВД工作人员在这栋楼的走廊东奔西走,显得有些慌乱。НКВД机关出具的案卷材料并非一次性经过检察官维辛斯基之手送交乌尔利希,而是分批送的。由于这种送交方式,乌尔利希非常焦躁不安,此乃我亲眼所见。遵照乌尔利希的命令,我需要将起诉书副本送达尼古拉耶夫。НКВД工作人员来到乌尔利希处,护送我穿过大楼走廊,进入一间十分宽敞的办公室,说等一会儿把尼古拉耶夫带过来。他们离开后我独自留在办公室。片刻房门打开,一群工作人员(约4—5人)押送一名被捕者走进来,他身材矮小,头发浓密蓬乱。这群人给我的印象仿佛一团乱麻冲进房间。队伍前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倒退着往我这边的桌子移动,同时抓住被捕者。走到桌前时,工作人员让被捕者坐椅子,把他紧紧围住。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和被捕者都气喘吁吁,就像刚跑完似的。尼古拉耶夫本人给人的观感是精疲力竭(我找不出别的词形容)。他不停地环顾四周站立的工作人员。我告诉他我是法庭书记员,简单询问他的基本信息(姓、名、父称、出生年份和出生地),确认被捕者就是尼古拉耶夫。我让他在送达的起诉书副本上签字。他签了,并将副本放入自己衣兜。尼古拉耶夫随即被带走。我向乌尔利希汇报送达起诉书的全过程,表示据我观察,押送尼古拉耶夫的工作人员似乎很担心他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举动。

次日在军区军事法院楼内开始庭审。关于被告在庭审中的表现,虽然我很想,但如今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他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记录在庭审笔录。我记得被告席对面墙上挂着С.М.基洛夫的巨幅画像。每次休庭期间押解人员都会将被告带去另一个房间。但那个房间内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因为我没进去过。法庭上坐满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列宁格勒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代表。检察官维辛斯基全程出席庭审。

我清楚记得,乌尔利希宣读判决后尼古拉耶夫喊叫:“太残忍了!”,曼德尔施塔姆请求维辛斯基允许他见亲属一面。我忘了是谁起草的判决书。

关于询问我的问题,答复如下:就我对乌尔利希的了解,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始终害怕破坏与НКВД机关的关系。当然他从未直接这样说过(我只是个辅助人员),但从他的行为和某些言辞中能够察觉到这一点。

我的住址:古比雪夫街10/2号,3户
工作地点:莫斯科库尔斯克火车站,可通过站长找我
巴特涅尔

校对员:А.库兹涅佐夫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08-109)


А.Д.格尔亚切夫关于1934年审理С.М.基洛夫遇刺案情况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6年3月25日
莫斯科市

围绕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1934年12月28-29日审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恶毒谋杀案(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案)的情况和情节,在我记忆中如下。

1.首先,恶毒谋杀的事实本身激起了我和全体苏联人民对凶手的愤慨。根据当时报纸描述的谋杀情节,根本无法认为这是一次偶发案件,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是某个反苏集团有组织的行动。

当得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前往列宁格勒调查遇刺案的情况,因为列宁格勒州НКВД似乎未能做好本职工作,使其具有了非政治性质,我清楚地意识到,1934年12月1日事件背后必有反革命分子策划操纵,看来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1929年清党时,我是清党三人小组主席,见识了某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对党恶意极大)。另一方面,这一情况(政治局成员赴列宁格勒)也表明,对该案的初步调查是以党的方式客观进行的。

2.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的审理过程颇为特殊。在庭审现场,以及法官休息室和商议室,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副局长叶若夫和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始终在场。凡涉及庭审的问题——从怎样开始到怎样推进,都是乌尔利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共同商量决定的。

与莫斯科保持着持续电话联系,叶若夫、乌尔利希和维辛斯基多次进入另一房间跟莫斯科通话,我认为他们的通话对象是斯大林。具体内容我没听见,至于乌尔利希是否与我们这些法官分享过跟莫斯科通话的结果,我现在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乌尔利希曾两或三次出去接打电话。

本案在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院审理。

3.要回忆哪个被告在法庭上说了什么——谁否认自己的罪行、谁完全或部分承认罪行——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很困难了,但可以翻阅庭审记录准确查证。我唯一能够凭记忆断言的是,看来每位被告都在法庭上确认了他在预审阶段的口供,否则案件将被驳回。

同时我还记得,被告尼古拉耶夫在开始法庭陈述时试图赋予С.М.基洛夫遇刺案一种非政治的、个人动机的性质,坚称他出于个人原因实施谋杀。直到乌尔利希庭长提醒他在预审阶段的口供,尼古拉耶夫才开始确认自己的证词。我当时认为被告尼古拉耶夫在供述上的动摇是企图减轻自己罪责。

4.此次审判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案件庭审调查结束后,判决书并不是由法庭全体成员起草,而是签署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判决文本。乌尔利希是否参与了判决文本的起草我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法院成员签署的判决书是从莫斯科发来的,并由叶若夫(最可能)或维辛斯基转交法庭。(这些细节我记不清了)

1935年1月15日-16日同样在列宁格勒审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第一起案件中,又重复了审判员在预备好的判决书文本上签字的做法。

1945年斯摩棱斯克审判德国恶棍案同样是这一套程序。所以我曾三次参与这种庭审——法院的判决不是由法庭成员在合议室起草,而是由上级机关下达。
(译注:斯摩棱斯克审判指的是1945年12月针对十名被指控在斯摩棱斯克州犯下战争罪的前国防军和党卫军人员进行的审判)

5.审判列宁格勒州НКВД工作人员(梅德维德等人案)时我不是法庭成员,但以旁听者身份出席了庭审。据我回忆,被告人被指控未尽到职责,导致С.М.基洛夫遇刺,失职的证据之一是,案发前几天Л.尼古拉耶夫曾在С.М.基洛夫每天乘车途经的大路上被逮捕,当时他随身携带武器,但НКВД工作人员却未进行处置便将其释放。此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还被指控导致一名在С.М.基洛夫遇刺当天执行警卫任务的人死亡。这次审判让我对列宁格勒НКВД工作人员心生同情,因为我觉得既然凶手能够自由进入С.М.基洛夫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就难以防范并阻止暗杀。我记得我甚至将此事与1881年沙皇遇刺的历史事件作对比——尽管沙皇受到严密保护,仍未能阻止暗杀。也许我的想法太天真了,但审判给我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的,关于审理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因恶毒谋杀С.М.基洛夫被判有罪一案值得关注的事实和个人印象。

斯大林去世后,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中间流传一种说法,谓С.М.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出于个人动机而非政治原因杀害的。这种推论与我记忆中尼古拉耶夫在庭审初期的供词相吻合。当时我就想斯大林是否可能利用这起私人恩怨引发的刺杀,赋予其政治色彩,利用它来打击党内反对派、清算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派。如果这种做法有利于我党、我国,我曾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可我从未想到,也无法想象,会是斯大林亲自策划暗杀С.М.基洛夫,更无法相信他会在工作中采用阴险狡诈的手段,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这种猜测的依据,我也只能通过报纸和党的会议来了解党内和国内情况。

А.Д.格尔亚切夫

1915年起苏共党员,党证编号00102146(残疾退休者)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6.目录13.案卷25.页码110-112)


НКВД列宁格勒作战团退役者К.С.古谢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И.А.谢罗夫的声明

1956年4月2日

谢罗夫同志

来自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古谢夫,家住加里宁格勒州科纳科夫斯基地区莫霍沃耶村35号

声明

1933年11月-1935年11月本人曾在列宁格勒НКВД第三作战团服役,先是列兵,后来成为排长。该团负责保卫列宁格勒市政府设施,包括斯莫尔尼宫。

1934年12月28日我与我团其他战友一起被指派看守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团伙的被告,并在审判期间看守尼古拉耶夫。

他被安置在毗邻会议厅的单独房间。除我之外房间内还有两名我不认识的НКВД工作人员,其中一人大约40岁,体胖,似乎是乌克兰族;另一人约28-30岁。此二人一直在与被告尼古拉耶夫交谈,而我则被禁止跟他说话。我和一名战友(姓名忘了)每两小时一换岗。

尼古拉耶夫不时被传唤到法庭上,两次哭着回来,有一次几乎处于半疯狂状态,自言自语念叨着:“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现在他们会叫我恶棍!全完了!”之类的话。

出于某种原因,他始终坚信自己只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3、4年(他是这样说的),而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很快就会被免刑释放。

在场的两位工作人员一直附和他、安慰他,鼓励他相信从轻发落,尤其那位年长的工作人员。

每隔10—15分钟几乎必定有一名身上无徽章的陌生军人进屋,他关照尼古拉耶夫的状态,给两个人下指示(低声耳语或在门外),并且也鼓励尼古拉耶夫的信心。

庭审结束,宣读判决书时,尼古拉耶夫被双手反绑押进来,嘴里反复念叨:“难道是这样!不可能!不可能!”之后就沉默了。大楼警卫长猛拍他肩膀对他说:“你个狗娘养的,不该枪毙,应该分尸!你知不知道杀了什么人?!”

可是尼古拉耶夫并没有像庭审时那样哭泣,表现平静,一言未发。

我们离开之前,有人警告我们要对所见所闻保密,否则也按照第58条治罪。我整整沉默了21年。无论当时和现在,我的印象始终是:尼古拉耶夫只是某人意志的执行者。而且这不仅是我自己的看法。

苏共党员,党证编号02846150,К.С.古谢夫

拉斯科利尼科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

谢尔戈·米高扬:《我所见的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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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纳斯里丁诺娃“贪腐”案

(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文章开头,先来看一段这位妇女的小传: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1920年生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费尔干纳州浩罕,出身装卸工家庭。早年丧父,送人寄养,1931年进入孤儿院。她曾在技工学校和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速成中学学习,1941年毕业于塔什干铁路运输工程师学院。
从1942年起开始党务活动,最初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分管学校的书记。1955年2月-1959年3月任乌兹别克ССР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年3月-1970年9月任乌兹别克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接替Ш.Р.拉希多夫),同时1959年10月-1970年7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70年7月14日-1974年6月16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1974-1979年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亚非事务委员会主席。1979年退休,领取苏联个人养老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被指控在“棉花案”中受贿。

曾在勃列日涅夫手下担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82年3月27日的日记写道:
那我们一般是怎样斗争的呢?昨天有人给我讲了纳斯里丁诺娃的事情,她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众所周知,几年前她被撤职,因为收受了总计2300万卢布的贿赂,被特赦。她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之后却被任命为建筑材料部副部长。等到退休的时候,又被任命为团结越南委员会的主席。“本地”的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但他们先后接到了彼得罗维切夫和卡皮托诺夫本人的电话。她的退休金是300卢布,在委员会的工资是270卢布。我们的顾问给她打电话,礼貌询问她近况如何?回答是:“瞧您说的,我太滋润了!”那2300万卢布贿款她仅退赔了300万……另外,后来还发现她身边存在一整个犯罪集团:这些人故意在根本不需要判死刑的案件中做出死刑判决,以便之后通过纳斯里丁诺娃轻松推翻。

曾任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2004年接受乌克兰记者德米特里·戈登采访时谈及纳斯里丁诺娃:
乌兹别克斯坦贪污和受贿相关的问题,197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时还没人谈论“棉花案”。第一起涉及高级干部受贿的刑事案件——鲜有人知!——是1975年立案的。时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实际是1978-1983在任的伊纳姆荣·奥斯曼霍贾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院长被追究刑事责任。循着线索牵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纳斯里丁诺娃。侦查人员掌握了她收受贿赂的确凿证据,并已获准追究其刑事责任。可是在最后关头,她设法联络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结果最高层叫停侦查。
已故的苏联总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人赫尔曼·彼得罗维奇·卡拉科佐夫负责此案,他告诉我当时他震惊不已,因为罪证确凿、无可辩驳。我问他:“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是撤销了还是中止了?”卡拉科佐夫回答:“锁在保险柜一动不动。”
本案一直尘封到1980年代,格德良(译注: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试图重启调查。但特尔曼·霍连诺维奇失败了,纳斯里丁诺娃的案子最终被撤销。十年前若非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她很可能已经被捕并送上法庭。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也曾报道过纳斯里丁诺娃案,摘抄其中一部分如下:

1.《消息报》副刊《一周》1988年4月18日登载题为《腐败的层级》的文章,内容是对苏联总检察院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尼古拉·伊万诺夫和奥列格·利特瓦克的采访,三人曾负责调查“棉花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于是在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昂代价,将一些因受贿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级干部定罪,这些人曾试图对抗更危险的拉希多夫犯罪团伙。然而拉希多夫本人及其犯罪团伙未被清除,继续违法乱纪。
同时对共和国的另一名高层领导也展开了调查。但此案未能得到法律处理。上级一声令下,案件被匆忙封存进档案库,而那位身居高位的罪犯仅仅受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记录在案。她至今依然活得无忧无虑,起码没受穷。”

这次采访虽然没明说“身居高位罪犯”的姓名,但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认定文章指的就是她,于是到法院起诉《消息报》,要求维护自己名誉和尊严。1989年3月6日《消息报》副刊《一周》登载题为《法院开庭——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记事》的文章,其中提到这起官司,内容如下:
……例如,曾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起诉了我们。她认为《一周》发表的《腐败的层级》一文刺激了她。苏联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奥列格·利特瓦克去年年初接受《一周》采访时谈及“棉花案”,顺便说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级干部中的一位“身居高位的罪犯”(1970年代中期曾对她展开调查),至今没有受到惩处。文章并未提及她的姓名或职务。然而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认出了”自己,并到莫斯科伏龙芝区人民法院提告。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消息报》登载《腐败》一文后不久,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纳斯里丁诺娃的党籍。

2.《乡村青年》杂志1988年10月刊登了亚历山大·加夫里柳克的文章《无声的阴谋》,替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辩护。文章声称:针对她的指控是她的政治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59-1983)策划实施的阴谋。

3.作为回应,《消息报》1988年10月31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其中引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材料,指出纳斯里丁诺娃犯有受贿罪和贪污罪。

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1988年11月被开除党籍,针对她的刑事案件重新启动。她继续坚称清白,要求总检察长进行调查。最终,1990年12月总检察长办公室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终止针对她的刑事案件。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批准撤销1988年11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开除她党籍的决定。

1991年6月13日《消息报》发表纳斯里丁诺娃来信《“腐败”前后》,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平反过程和她对案件的看法。

5.2005年5月11日,纳斯里丁诺娃去世前一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对她的采访,题为《被逐出棉花天堂》,她在采访中再次声明针对她的案件是她的政治对手拉希多夫策划的。我们将在本文后面转载这次采访,并附上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函。

显然,这件事情必有人撒谎——要么是那些指控纳斯里丁诺娃贪腐的人,要么是她自己,以及那些因缺乏犯罪事实而撤案的人。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材料并做出判断。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腐败”前后》:

1988年第306期《消息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整篇文章都是针对我——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总之“原”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的。这不是第一篇,也不会是最后一篇诋毁我公民名誉和尊严的文章。在不同时期曾有多位人士公开攻击我,包括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第一副主席И.古斯托夫、检察院工作人员Г.卡拉科佐夫、А.卡图谢夫、Т.格德良、Н.伊万诺夫、政治学家Ф.布尔拉茨基、记者Е.多多列夫,甚至还有诗人Е.叶甫图申科。他们未经审判和调查,就将我列为怙恶不悛的罪犯。我多次向苏联总检察院、向苏共中央请求彻底调查这些指控,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转向普通人民法院。尽管我知道,“改革”并不会自动取消电话法(译注:“电话法”指的是上级官员口头施加压力或威胁),也不会使人民法官独立于政府和党组织,但至少还有一点机会为自己的人格进行公开法律辩护。被我起诉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把“重炮”拉了出来——《消息报》出现了上述那篇文章,作者通过“事实”和“根据”证明我是罪犯。同时,苏联法律规定:除了法院,任何人都无权做出这样的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到那时围绕我名字的争议已经喧嚣了十四年,但侦查机关为何没有公开对我立案呢。解释很简单:尽管侦查人员反复尝试,包括使用非法手段逮捕和审讯数十、数百名无辜者,目的是获取他们对我的虚假证词,却始终未找到足以提交法院的证据。毕竟只有到了法庭上,才能够揭露像Г.卡拉科佐夫、Т.格德良和Н.伊万诺夫这种侦查员的工作方法,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ССР内务部原部长X.雅赫雅耶夫。并且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负责人С.沃洛格扎宁的真实面目也会被揭露出来,此人为了讨好“领导”多年来捏造各种诽谤材料、虚构事实,显然凭借着上级的信任和青睐,两次要求把无辜的我开除出党。

没有合法依据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但又知道我的介入可能会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所以他们决定向《消息报》提供耸人听闻的材料。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而是《消息报》竟然违背自己一贯的办报原则,不经过调查和法院审理就对公民作出新闻判决。

不久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我的党籍,《真理报》对此做了正式报道,而《消息报》不仅发布这一消息,还附上自己的评论。总之我被明确列为高干罪犯,受到了公正的党纪处分。然而监察委员会作出该决定时,不仅没有法院判决,甚至都没有立案侦查。

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苏联总检察院总算启动了正式调查。为确保客观性,案件被移交给РСФСР检察院办理,且在苏联第一副总检察长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这段长达近二十年的残酷历史岂能不影响我的健康和我子女的健康。本人多次发作心肌梗塞,我的女儿因严重血管疾病进了重症监护室,需要常年住院。而我的儿子——我的巴赫季亚尔——无法承受对他母亲的诽谤和侮辱,42岁不幸离世。愿我的事业、那些曾加诸于我的嘉奖和荣誉都被诅咒。果然“老爷的愤怒和老爷的爱是无比的祸灾”。(译注:作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语,意近“伴君如伴虎”)

当时《消息报》的编辑告诉我,倘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开除我党籍的决定,就刊登我对那篇文章的回应。好在这决定确实做出了。此前我收到来自РСФСР检察院的正式通知,日期1990年12月26日,编号18/67023—89,内容如下:“特此通知,针对1974—1975年及1985—1989年期间不同人士提交的关于向您行贿及您滥用职权的举报,所展开的刑事调查已于1990年12月25日终止。部分案件因犯罪事实不存在,即《РСФСР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1款之规定而撤销;其他案件因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该法第5条第2款之规定而撤销。РСФСР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高级司法顾问Б.И.乌瓦罗夫。”

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撤销1988年11月18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党龄自1942年1月我入党之日起计算。公告刊登在1991年5月11日《真理报》上。为了查明真相和伸张正义,难道我必须付出整整17年屈辱、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吗?而这竟然还是经历过1937—1950年恐怖岁月的国家!

相信您能够理解,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我不得不对最初提交给《消息报》的公开信做一些删减和修正,以符合我在法律和党内的平反。现在没必要对《腐败》一文中那些具有犯罪性质的捏造内容逐条辩论,因为它们已被РСФСР检察院和苏联总检察院彻底驳回了。但我仍然想说几句。新闻行业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按说作者如果没有事先与某个人见面、沟通,就不能径直批判这人。可我与萨赫宁不仅素未谋面,甚至连电话都没打过。那他凭什么不听取我的陈述,就自行扮演侦查员、证人、检察官乃至法官,直接把我定为罪犯!真相何在?无罪推定何在?其他法律原则何在?还是说作者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论?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长期以来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内机构在党纪裁判方面也要遵循某种“特定路线”吗?他难道不知道,某个人是如何沦为党内高层不喜悦者的?

《腐败》一文提到了一个“文件”,据称于1974年呈送苏共中央。那么,作者所谓的这份“可信文件”出自何人之手呢?当年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个小时(这次全会原定再度提名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Ш.拉希多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针对我的“黑材料”,材料写了什么我至今不知。这份“可信文件”理应进行核实,但当时根本没有时间。事出突然,政治局多数委员倾向于不重新考虑之前提名我担任民族院主席的决定,并建议委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核实这份“文件”的材料。他们认为,如果“黑材料”的内容被证实,再讨论如何处理纳斯里丁诺娃也不晚。于是Ш.拉希多夫又发言,说如果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将拒绝保留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席位,并请求将席位转交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显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如此强硬表态之后,再没办法拒绝他的提议。他认为再次选举我做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将对他个人不利,可能会对他在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带来某些麻烦。这场毫不掩饰的报复是多年来针对我的蛮横且无法无天迫害的肇始。(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会议上——我是委员之一,曾多次就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人事任免及妇女地位等问题与Ш.拉希多夫发生原则性分歧。尽管Ш.拉希多夫对共和国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他在党的最高职位上独裁作风过于明显。多年间我对他的任何反对和批评,在他听来都是极度尖锐和痛苦的)

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对苏联总检察院而言——许多被捕者,包括那些最终免于刑事责任的人,他们针对我的“证词”都是通过最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获取的。至于所谓贿赂之情节,我就不多谈了,因为РСФСР检察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已经详细讲过了。我只想说,许多人在雅赫雅耶夫、卡拉科佐夫等人唆使下诬告我,乃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后来他们又否认自己的供词,写下忏悔信恳求我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否原谅了他们。我只知道自己毫无复仇情绪。所以我选择让他们,包括《腐败》一文的作者,面对良心的审判。

Я.纳斯里丁诺娃


《被逐出棉花天堂》

老妇人在色彩鲜艳的画作前停下脚步:“这幅画是胡志明送我的,这个花瓶是毛泽东送的,那个有大象的小匣子是英迪拉·甘地送的,上面还有她的题词,这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送的……”

谈话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她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布满皱纹的脸庞显露微笑,声音也带着几分俏皮。这个女人心事重重。她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别人。

人们常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85岁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从自身痛苦经历中体会了这句话的真谛。她的仕途令人称奇:一个孤儿院出来的低学历乌兹别克女青年,到1970年代已经成为“名义上的”苏维埃国家第二号人物。可是进入1980年代末,她却被剥夺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该死的荣誉和头衔!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一辈子做工人更好,至少孩子还活着……”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沉浸在可怕的1980年代回忆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熬过这番折磨的。比如我儿子下班回家,电话铃响。我不接,他拿起话筒:‘喂?谁?鲍利亚,巴赫季亚尔?’儿子答:‘是我’。‘什么?你妈还活着?我们都以为她自杀了呢’。挂断。五分钟后又一个电话:‘人家说她上吊了,是真的吧?’每晚如此。”

1987年(注:笔误,实为1988年)《消息报》发表一篇题为《腐败》的文章,指控一批乌兹别克党的领导人受贿、贪污和虚报政绩。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是文章主角之一。据这篇文章说,在担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期间,这位“人民贤母”每次特赦罪犯收费十万元,还把几十千克黄金转移到瑞士银行。文章就像一纸判决,被拿到党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讨论,作出决定:在调查期间解除纳斯里丁诺娃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剥夺养老金和国家别墅使用权……

85岁的老妇人说道:“长达两年半的搜查和讯问,我经历了八次心肌梗塞。我的女儿长期住院,我儿子承受不住母亲的屈辱,心脏病发作去世。而我还活着,遭受着一切。我想,我是真的迫切希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得不背负这些脏污进坟墓。”

拉希多夫的报复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这一切早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开始了。自从1970年我被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主席团副主席后,我就成了拉希多夫的眼中钉。他视我为主要竞争对手,知道我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位置。而他铲除竞争对手向来残忍。幸好当时我人在莫斯科不在塔什干,否则拉希多夫会立即把我送进监狱。”

1974年,已经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四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叫去波德戈尔内办公室,主席团主席开门见山:“亚德加,我们讨论了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政治局决定推荐你连任。你怎么看?”纳斯里丁诺娃习惯性简短答复:“非常感谢信任,我尽力不辜负期望。”确认程序是在没有亚德加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她后来从自己的前上司口中得知内情。因为1977年勃列日涅夫将波德戈尔内免职后,人家也无须隐瞒什么了。正如预料的那样,政治局收到了提议:推荐纳斯里丁诺娃连任民族院主席。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全票通过,拉希多夫突然开口发言:
— 共和国反对,乌兹别克斯坦不推荐。

波德戈尔内很吃惊:
— 怎么啦?纳斯里丁诺娃工作出色,不愧为共和国代表……

拉希多夫举起手中沉重的文件夹:
— 我们掌握了她的违法违纪材料。鉴于此,乌兹别克斯坦放弃民族院主席的席位。

拉希多夫闹这一出犹如晴天霹雳。然而他亲手点燃导火索的炸弹却在十年后才爆炸,碎片击中拉希多夫本人心窝。

“赶上亚德加”

“亚德加”这个名字在穆斯林国家被赋予生来就是孤儿的男婴、女婴。她父亲在浩罕做搬运工,某一天疲惫不堪回到家,躺在潮湿的泥土地睡着了,罹患肺炎,不久去世。三个月后他13岁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婴,按照习俗取名亚德加。

纳斯里丁诺娃说:“我祖父有好几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有自己的孩子。妈妈在家能干活时家里还需要她。但她生下我之后就成了累赘。有一天,祖父把我们母女放上马车,带到距离浩罕50千米外的一个村庄,把我妈改嫁出去了。那么我对于继父而言当然是多余的啦。他是个可怕的瘾君子,不做正经营生。我六岁那年他决定摆脱我——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大路上,扭头就走。路过的人看见孩子哭,把我领回家。反正11岁之前我就被反复转手:今天这家收留我、明天那家收留我。1931年我被送进乌兹别克斯坦开办的第一所孤儿院。之后我进了技工学校,又读了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的速成中学……”

从此纳斯里丁诺娃开始在仕途上大踏步前进,人事档案密密麻麻记录的新头衔一年比一年高。她从普通工人做起,成为工长、技术员……18岁建设卡塔库尔干水库时已经是施工员,一年后在塔什干—安格连煤矿公路项目上又被任命为工段主任。1939年共和国领导层决定派容貌漂亮的女共青团员、女运动员亚德加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全联盟体育大展演。当时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斯大林亲自接见各地代表团。“人民慈父”巡视过诸位体育工作者之后,停在一位苗条的乌兹别克少女面前:“姑娘,你哪儿人?”边问边用手轻轻抚摸亚德加的头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从事体育,工作学习两不误”。这就足够了。纳斯里丁诺娃在塔什干一夜之间成为新时代东方女性的象征。“赶上亚德加”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少女们的座右铭。不久,全权在握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召见民族宠儿。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回忆:“第一书记向我问好,问我工作情况。然后说:我们决定任命你做共青团中央书记。我惊讶地回答:‘什么?我对那边一无所知啊?’他说:没关系,你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懂得生活。一学就会。”

再往后就更顺了:刚刚超过共青团员年龄的亚德加被任命为乌兹别克斯坦工业部长,35岁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39岁当上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项任命获得了赫鲁晓夫的赞成。话说尤苏波夫去世后,此前已担任主席团主席达十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被选为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那天正在开会讨论让谁接替这个职位,候选人不少。这时电话铃响了,亚德加听见拉希多夫激动地说: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正在坐着考虑推荐谁好呢。
— 啊,太好了,看来我打电话正是时候。你问问大家:如果让乌兹别克妇女担任这个职位,同志们会怎么看?就说:赫鲁晓夫推荐亚德加。

拉希多夫显然有点慌乱,他故意把电话听筒举高:
— 同志们,现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推荐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么,咱们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提议吗?

鸦雀无声。

拉希多夫加重语气重复:
— 我再问一遍……

会议室仍没人表态。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一致同意啦。

“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

四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社会主义祖国充分肯定了“乌兹别克民族贤母”的功绩。然而,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仕途步步高升的同时,也如她自己所说,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为人妻、为人母,却少有时间陪伴家庭。在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的回忆中,与她共同生活二十年的丈夫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做妻子的说:“他当兵上过前线,做过党的州委书记。那又怎样——我是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或主席团主席。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直接上写字台,一摞文件当枕头,扯桌布盖住自己,在办公室睡两三个小时,天亮又投入工作。他介意吗?当然介意。没人愿意娶我这样的老婆。但我能怎么办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叮嘱女管家:好好照顾谢尔盖·努鲁丁诺维奇,让他全身整洁、衣帽得体。他的形象就是我的脸面。”

纳斯里丁诺娃对付下属们(苏联时代党的干部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谓干脆利落。她说自己非常清楚男人的弱点:给点酒喝、递个眼色就行了。“而且他们怕我”。

纳斯里丁诺娃笑言:“从来没人追求过我,我发誓真的没有。有时候自己都在想我究竟是个白痴还是丑八怪……我这辈子没抽过烟,滴酒不沾。但我有好办法:比如在克里姆林宫办宴会,服务员们提前打了招呼,专门给我准备两瓶空伏特加,里面装满白开水。我举杯祝词:‘同志们,干了吧!’仰头一饮而尽。他们看我喝,也只好跟着喝。那些联盟的部长们,每次从我这儿回家几乎都站不稳。官太太们后来不高兴了:哼,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眼睛都不眨!”

不过,赫鲁晓夫时代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喜爱这位面带微笑的乌兹别克妇女。赫鲁晓夫本人出访总带着纳斯里丁诺娃,米高扬喜欢给她讲述自己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柯西金邀请她出席生日宴会,福尔采娃访问外国拉着她一起逛商店。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我当时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外地,回来后他就‘被退休’了。他对此一无所知,我更不知道。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预感,肯定会提醒赫鲁晓夫的。我不是反对勃列日涅夫,但我无法认同这个决定。苏斯洛夫发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交辞呈,请求卸任’。我又能说什么?说‘不可能’吗?他就坐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一句话不讲。我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只能投赞成票。”

“腐败前后”

风雨来临毫无预示。即便拉希多夫在政治局扬言的黑材料指控也未对纳斯里丁诺娃造成太大打击,中央并未掀起波澜,民族院主席职位被授予拉脱维亚候选人。勃列日涅夫召见纳斯里丁诺娃谈话,总书记先绕圈子:
— 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奥地利当大使,你去吗?
—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哪儿也不去。我是一个寡妇(注:纳斯里丁诺娃丈夫1966年亡故),女儿在这边上学,儿子也在工作……

勃列日涅夫无名火起:
— 你真是个傻瓜!
— 好嘛,傻就傻吧,我可以走了吗?

时过境迁,纳斯里丁诺娃说:“显然,他们和波德戈尔内商量好了,让我出国,拉希多夫就不闹腾了。但如果当时列昂尼德·伊里奇换个方式讲:‘我建议你去,党的要求,请别拒绝’。我当然会同意去奥地利。可他那样说话,我转身就走了。”

无疑,这是一次公然的贬抑,但却是缓慢的、绝非致命的。纳斯里丁诺娃实现了“软着陆”——先被安排做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之后稍稍降一级:亚非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可是198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棉花案”打乱了一切。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83年突然去世,乍看似乎是自杀。然而按照纳斯里丁诺娃的说法,内情是这样的:
“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向国家上报300万吨棉花,但实际不足半数。总而言之,尽是谎报、蒙骗、弄虚作假。1983年安德罗波夫给拉希多夫打电话:‘沙拉夫,今年能交上300万吨棉花吗?‘’能,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结果到了十月份,承诺的交付量仅完成20%。于是拉希多夫召集各地区头头开会:‘为什么交不上来?’无人吭声,都知道没棉花了。接下来的三天他亲自坐车跑遍半个乌兹别克斯坦,发现共和国没棉花了。返回塔什干,安德罗波夫的电话又打来:‘怎么样沙拉夫,能交上棉花吗?听着,想想办法。如果不行,你自己过来给我解释清楚’。当天,拉希多夫回家开枪自尽。”

随着改革开始,“乌兹别克案”沉渣浮起。那几年大名鼎鼎的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对这个阳光普照的共和国进行了“彻查”,每天都有新的腐败、受贿和贪污事实被揪出来——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党的领导人锒铛入狱。城门失火,殃及纳斯里丁诺娃。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耸耸肩,说道:“有意思的是,他们写文章说我把35千克散碎黄金交给某个叫阿戈耶娃的,让她经由浩罕把黄金存入瑞士银行。我上哪儿搞这些黄金啊?《消息报》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去找党委,要求对我刑事立案。他们调查、讯问、搜查了我两年半。直到1989年,他们发来正式公函:‘不构成犯罪,刑事案件已终止’。许多信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寄来,大家都表示:‘我们被迫栽赃诽谤你。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两年半的养老金全额付给我了,也恢复了我的党籍。他们甚至提出让我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拒绝了,我说:‘去死吧你们。我不想和你们一起工作’。谁能把儿子还给我呢?他死的时候距离我彻底平凡恢复名誉只有六天时间。”

检察院的无罪结论对于纳斯里丁诺娃远远不够。她打电话给《消息报》主编,表示:“你们不是刊登了《腐败》吗?现在你们得发表我的回应。如果你们不发表,我知道该找谁。”她威胁要诉诸国际法庭。没过多久,报纸刊出另一篇文章:《腐败前后》。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几乎能全文背诵。


生命的最后几年纳斯里丁诺娃几乎闭门不出,熬过了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但她既不抱怨健康问题也不抱怨经济困难,反而骄傲地说三年前获得了1.25万卢布的个人养老金。正义伸张了吗?谁知道呢。特尔曼·格德良仍然坚信亚德加·萨迪科芙娜有罪,声称“乌兹别克案”是戈尔巴乔夫命令搁置冷处理的,因为1989年爆发了费尔干纳大屠杀,绝不能再火上浇油。如今真相或许永远无法揭晓,而这位老妇人每次回忆起故乡乌兹别克斯坦,总会泪流满面。她愤愤地说:
“回塔什干?我坚决不去。也不会让我女儿去。他们欺负我,侮辱我。我为乌兹别克斯坦做了那么多工作:大费尔干纳运河、卡塔库尔干水库、奇克季姆玻璃厂。我管着各种类型的建设,通信部、民航。做了十一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难道是在玩过家家吗?拉希多夫自己都说:‘我们男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交给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吧’。可他们写了那么多诽谤和污蔑。我阅读这些告密信,一个俄罗斯人姓氏都没有——只有乌兹别克人。我帮助过其中不少人,救过他们的命。乌兹别克斯坦诽谤我之后,我要对俄罗斯人民说声‘谢谢’。感谢上帝,我在俄罗斯。我得救了。我必须不给自己丢脸,不给孩子丢脸,不给我的人民丢脸。我斗争过,战胜了他们。”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2006年4月7日在莫斯科去世,葬昆采沃公墓。

1970年代苏联渔业部腐败案

“古姆”总经理腐败窝案

关于苏联儿童采棉的一段回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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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

▢ 格奥尔吉·博夫特
(政治学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曾任《消息报》主编)

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军队。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改革时期公开了关于决策过程的许多文件,这段历史仍然被种种刻板印象和无稽之谈包裹。尽管某些刻板印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但仅仅是部分正确。

比如,当代人喜欢强调说出兵决定是集体合议做出的,经过激烈辩论且无视主要领导的反对意见——这种观点也对也不对。

1979年初,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第一次请求苏联出兵(之后又请求了若干次)。就在前一年,该党基于某种缘故推翻与苏联关系良好的达乌德国王,宣布将建设社会主义。莫斯科对这场“四月革命”事先不知情,但喜出望外:又一个国家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家(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立刻意识到:阿富汗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像蒙古一样。苏联一直宣称蒙古“从封建主义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于是塔拉基成功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相谈甚欢,签署了友好、睦邻及合作协议。但人民民主党显然无力对付伊斯兰主义旗帜下的反政府游击队。

莫斯科对于第一次和之后不知多少次请求苏联出兵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政治局一致批评该提议——我们怎么能反对阿富汗人民呢?温和的勃列日涅夫也不感兴趣。类似的请求不断传来,包括哈菲佐拉·阿明提出的,此人后来推翻塔拉基并以最典型的东方传统方式将其杀害,还顺手枪决了大约一万人,其中有不少克里姆林宫的熟面孔。这就让勃列日涅夫和整个克里姆林宫极为不满,他们从不喜欢这样做法。怎么搞的?杀人之前不打招呼吗?

当阿明还是塔拉基的盟友并向各位苏联代表请求派兵时,1979年夏天莫斯科已经准备向喀布尔派遣多达2000名空降兵。但阿明发动秋季政变后,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他本人更加迫切地呼唤援助。有几个因素促使勃列日涅夫和同事们最终“拍板”,不仅仅是基于对阿明的个人反感——他杀了一年前勃列日涅夫的座上宾,更有传言称阿富汗新任统治者正准备勾结美国。传言是否有根据尚存疑问,但无异于公牛面前的一块红布。苏联的老头子领导层意识形态顽固,而且也担忧圣战的绿色旗帜可能会进入苏联的中亚共和国。

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显著夸大了阿明与美国人勾结的程度,而这或许成为关键因素。在这方面苏联向来神经过敏。最终,意识形态教条战胜了理性权衡。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意识形态头子)、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镇压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和葛罗米柯(外交部长)组成的“小范围政治局”决定出兵阿富汗。唯一被邀请参加阿富汗问题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波诺马廖夫,因为他负责联络西方共产党、工党和第三世界国家左翼运动。出兵决策完全是政治性的:既要故意刁难当时与中国关系缓和的美国,又要“阻止圣战”延烧到苏联境内。

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第一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作战总局局长瓦连尼科夫、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反对出兵。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不赞成。但纯粹的军事和经济考虑被无视了。当奥加尔科夫元帅大胆提出反对观点时,乌斯季诺夫元帅立即回应:“您想教训政治局吗?您只需要执行命令……”或者,如前驻美大使、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回忆的那样:高级将领——奥加尔科夫、阿赫罗梅耶夫、瓦连尼科夫——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提出异议,只听到了他恼怒的呵斥:“少废话,执行政治局决定。”

军方还表示,如果真要出兵就不能是政治局商议的8万人,必须立即派遣30万大军迅速镇压一切抵抗。但仍决定只出动“有限”兵力。根据1977年《宪法》,国防委员会本应参与制定此类决策,可无论是否出兵问题、或在阿富汗驻军问题都没有征询它的意见。1976-1990年期间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未曾讨论关于苏军开赴及驻扎阿富汗的问题。

那么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只有一份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决议,其中既无“向阿富汗派兵”的表述,也未提及阿富汗国家名称。只有一个词“措施”,被批准的“措施”。原文如下:
“1.批准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允许他们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调整。需由中央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交政治局。委托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执行这些措施。
2.责成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批准措施的执行进度。
中央委员会书记 Л.И.勃列日涅夫”

因此从法律层面来看出兵决定根本不合法——既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宪法》所规定),也没有部长会议决议,甚至没有苏共中央的明确决议。须知苏共中央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合议机构,包含287名正式委员和139名候补委员,其中可能会有人提异议。但无人反对,一切都是口头说好的。

直到1979年12月24日乌斯季诺夫才签署命令,写道:“已作出决定,将驻扎在我国南方地区的部分部队派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援助友好的阿富汗人民,并创造有利条件防止邻国可能采取的反阿富汗行动。”如此一来,倒像是乌斯季诺夫和军方“自行做出”派兵决定。

1980年6月苏共中央发布决议,明确称:“完全同意采取措施全面援助阿富汗抵御武装袭击和外部干涉,这些袭击和干涉的目的是扼杀阿富汗革命、在苏联南部边境建立一个亲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桥头堡。”

无人能够预料这场战争将持续十年,导致15000名苏联军人死亡。另外,勃列日涅夫在2月份已经要求于1980年底前就撤军问题做出决定,但这显然是办不到的。美国人迅速关闭“捕鼠笼”,千方百计确保苏军不是“驻扎”,而是在整个阿富汗苦战。当时谁也没想到(包括美国),此事竟会成为奥萨马·本·拉登“职业生涯”的起点。

人们常说阿富汗战争是苏联危机和解体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观点似乎有些夸大。苏联不仅能够在不过度吃力的情况下进行局部战争(虽然战况不利),甚至能够承受战败而不至于危及政权。“阿富汗因素”确实导致了社会焦虑,父母们想尽办法把儿子留在国内,但也仅限于此。新闻报道完全受限制,普通百姓看不见任何“多余信息”。部队伤亡确实惨重,但毕竟被“分摊”在十年时间里。

即便开始公开化和改革之后,反战运动就走上前台了吗?根本没有啊。人们热衷争论的是斯大林主义罪行、是揭露“历史的黑暗篇章”、是要试探言论开放的边界。他们在经济领域建造空中楼阁,大多停留在幻想层面。至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们更不在乎“阿富汗人民的悲惨命运”,遑论难民问题。他们认为“塔林”这个词的结尾究竟应该有一个”н”还是两个”н”更事关重大。诚然,改革年间确实有人讨论和抨击阿富汗战争,但它绝非最首要话题。

与这些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相比,施加到苏联头上的制裁简直不值一提。美国不卖给苏联粮食了?那就从其他国家进口。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结果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运动员,仍有许多西方选手飞来参赛。技术层面,苏联当时自给自足,不需要什么芯片。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政策走入绝境,其中石油价格下跌和“禁酒令”的作用远大于阿富汗战争。此外,“民主自觉性兴起”也是解体的一大因素。仅仅一场局部战争,无论它当时多么冒险——也确实是冒险——苏联绝不至于承受不住。至于撤军,我认为无论戈尔巴乔夫上不上台,苏联领导人迟早会基于纯粹的军事政治逻辑做出决定,且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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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12月中央全会的秘密讲话

(本文一万三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秘密

同志们!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年度计划和预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文件是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祉的发展。但我想,如果说下个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尤为重要,那大抵是不会错的。这首先因为1970年是当前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来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其次,1970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明年的主要任务,并总结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总结全会工作之际,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随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临近而变得尤为紧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近年来活动的初步成果,也有我们在制定未来计划,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至于对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作的评估,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

— 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成果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党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将能够完成;

— 这些年的主要政治成果在于,我们党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三月全会、九月全会(1965年)和五月全会(1966年)上制定的方针路线,确保了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不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如果仅仅强调总体数字和成果,仅仅关注我们成就的规模——这些成就确实巨大,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忽略,都可以视作“生活中的小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不足、困难和问题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困难和不足上。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确保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等方面,几乎每一处都很糟糕。

但这样做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际是无视党和人民所做的众多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过去四年做了什么。为发展国民经济投入了近2600亿卢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约250亿卢布。固定资产,即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增加了32.8%。与上一个计划的前四年相比,过去四年的年均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我们有资格将之视为经济进步综合指标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过去四年我们建造了超过4亿平方米的实用住宅总面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25.9%。苏联的国防能力空前稳固。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加强。

总结四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这个辽阔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完成了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党和苏联人民正在解决多么轰轰烈烈的任务。这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由衷自豪。

这意味着人应该平衡且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工作,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当前的困难、不足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可能会发展成负面趋势,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明年把全部问题统统解决。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动手,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往后的工作。在我们开始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年度里,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我想列举我们面临的几个最大困难。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基本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太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给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造成了严重压力。

但仅仅列举困难还不够。В.И.列宁曾强调:“我们不仅要谈论总结报告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要谈论在此期间吸取了哪些政治教训——基础的、本质的教训——以便正确决定下一年的政策并有所收获”。所以,不但要指出缺点和困难,还要正确寻找并分析原因。

我们大家都明白,许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局面,例如:美国侵略越南、中东战争、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大家知道,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的政治考验,同时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当然也是计划外的额外负担。

同志们,你们都明白,我国无法回避这些开支——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履行我们革命的国际义务。这些事情同样直接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不帮助挫败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中东的阴谋,等于鼓励美国及其盟友在更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发动新一轮挑衅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巩固东部边境,中国的领导人就会在武装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没有挫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计划,那么北约军队很快就会直接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

我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过去两年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不利。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我不想在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耽误时间。

接下来谈谈造成我们困难的第二类原因,这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它不允许我们再沿用旧方法工作,而要求我们采用新方法和新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显然无法一蹴而成。过去的经验在这里没多少参考意义,而新方法则必须通过坚持不懈、顽强努力和艰苦探索来掌握,正如人们常说的“身自为之”。如果细想想最近几年的经验,其实无不充满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当前的计划有关,也是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В.И.列宁教导我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要寻找关键的、主要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形象地说就能纲举目张。这样的方法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更高质、更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以便集中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主要注意和力量。

我党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主要方向——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几年前我们就得出结论:决定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苏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全会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农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也为此通过了许多相关决策。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它们显然还无法全面解决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更何况现实生活不断提出许多新任务,需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制定重大决策来应对。

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已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还能够主要通过数量因素,即扩大工人数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所谓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实际上即将结束。

如今每十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九个已经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尽管如此,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另一个经济增长来源:增加投资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任何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做法自然只能以牺牲消费率为代价。可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这样做。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依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强度。不仅要通过新的资本投入和扩大工人数量来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而且要越来越多地通过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工作时间、每一台机器和设备、每一克原材料和燃料来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这是一个不断平衡开支与成果的问题,要确保新投入的每个卢布都能带来最大回报。

这不仅是发展我国经济、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福祉、赢得世界两大体制经济竞争等基本社会政治任务的主要途径,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约2-2.5倍),以及新的积累。舍此别无他法。

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的条件在这方面提出了何等艰巨的任务。就以同资本主义的竞赛问题为例吧。这种竞赛有各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例如钢铁——我们已经跨过了1亿吨这一宝贵里程碑。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数字——1.2-1.25亿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其他一些产品的情况也不错。

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由另一种指标决定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你生产了多少产品,还在于你以什么价格生产,即以何种程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生产。列宁强调过,这才是最终决定某种经济体制的经济优越性、决定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因素。两种制度竞赛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些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我们谈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广泛、及时地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性。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专门研究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因此我就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了。

今天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果断改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证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没有良好的管理和完善的组织,无论是资本投入或新技术,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的无私奉献,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劳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性、不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不对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工作给予公正评价,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的努力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有目标的力量,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深知:发展任务越复杂,制造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对于任何管理和组织上的混乱就越敏感。这使得改善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这一任务首先对那些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部门提出了严峻要求。

各部委是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我们恢复了部委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部门领导就无法有效管理经济。当前的任务是各部委要尽快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高效而灵活地管理相关行业,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基本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全面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先进技术的生产。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刻不容缓。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整个计划机构在我国经济中承担着巨大责任。然而它受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是在讨论1970年计划草案时有人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和国家某些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方面工作薄弱,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趋势和前景缺乏深入分析。这被正确地认为是导致国民经济中跨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平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尤其体现在冶金和机器制造、燃料工业和能源、运输和运输量等重要综合体的发展方面,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基本建设规划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人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批评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注意另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国经济任务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要求采用新的、更高水平的规划方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方法。这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也有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36000家工业企业在新体制下运行,它们生产了超过83%的工业总产值和91%的利润。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把基本建设纳入新管理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制定一套明确的长期计划。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系统。

同志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本身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管理者也不能再因循旧办法、仅仅依靠直觉和常识进行领导了。管理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地、尽可能深入地掌握这门科学,即使身居管理要职的人也必须努力学习。

管理体系基于这门科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特别是与信息收集、快速处理和分析相关的各项工作方面正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顺便说一句,同志们,有必要提醒大家В.И.列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只有基于可靠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曾指出:“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全集》第7卷第22页)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产业”,它由复杂的电子计算和组织技术支撑,依托严谨的数学仪器和理论基础。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快管理系统、信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步伐。我们的专家:技术员、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信息是管理活动的基础。但现代科学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制定科学化决策的方法和从效率角度全面评估各种决策方案的方法。管理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并在各个层级上建立起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关系。

同时我还想强调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专家们设计出多么完善的信息和管理系统,这些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解决管理任务的辅助手段。最关键的是做出决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责。管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但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关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果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和弱点。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多余环节,减缓了工作进程,导致了毫无理由的延误。

常有些人试图逃避委托给他解决的问题,把问题“往上推”——而上层由于忙着处理别的或许更重要的事务,问题可能久久无法解决。采取这种做法的同志,试图推卸自己对所负责领域发展不足的责任,将责任转嫁给其他部门。各种“协调”和集体讨论也存在不少过度审核的问题,同样成为逃避个人决策责任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收集几十个签字。另一方面,在部委和主管机关中仍有一些不信任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总想大包大揽一切。这类人需要改变做法——这样管理现代经济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济干部、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具有重要价值。但国民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已不允许我们满足于旧经验。任务在于提升整个管理工作的水平,使之符合现代要求。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着重强调管理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到决策与管理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改进管理是我们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

同志们!我到目前所谈论的经济问题涉及客观困难,也是我们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实质问题。现在请允许我讨论虽然令人不快但却非常重要的另一些问题,涉及某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足,必须接受严厉批评并尽快加以克服。

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某些同志丧失责任感和违反纪律。遗憾的是,许多人面对这些现象时原则性不足。

这些现象在不同层级上表现各异。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直接滥用职权或违法的例子——毕竟只是特殊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行为或许更危险,这些行为似乎逐渐被默认,演变为一种普遍做法。说得轻一些,这首先是对完成国家计划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有些部门整体上多年未完成计划任务。增加新产能的计划总是无法实现。以1968年为例,钢铁冶炼新增产能计划仅完成了20%,成品轧材完成15%,化学纤维完成55%,煤炭开采完成61%。今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建设和引入新项目的超支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是高达1.5-2倍。结果,仅在本次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生产性建设项目的预算成本就增加了230亿卢布。

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面对下属单位未能完成诸如新技术应用这样重要指标的计划,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例如1966-1968年森林工业部的新技术推广计划仅完成32%-54%,造纸工业部完成58%,石化工业部完成52%-79%。

当然,一提到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完成计划,立刻就会有各种辩解,说什么计划本身脱离实际、供应部门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客观原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当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责任人。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无法用任何客观情况来辩解的现象。

如果某个州未完成计划——这当然不好,但其中可能有州领导无法控制的因素。可如果州内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没提高、农业产量没增加、牲畜总头数减少、出生率下降,而州领导对此却视而不见,那么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丧失了责任感。

如果一个企业未完成某些计划任务,还可以认为有客观原因。可如果产品销量停滞、经济损失增加、工作效率下降,未安装的设备常年闲置在雨雪中任其生锈,那么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是用来辩解的借口。

如果某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效率提升缓慢,如果未能学习掌握新技术,部长此视而不见、一言不发,这就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已经迟钝麻木了。

至于各部委缩减其下辖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这种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又如何能够冷静对待呢?看看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吧。全苏联1969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被定为59亿卢布,比1968年第四季度的实际销售额少7.9%。任何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经济管理者因为无法组织起有节奏、有计划的工作,企图通过大量加班来完成计划任务,导致近几年加班现象过于泛滥,劳动者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投诉。

必须打击这种做法。工会应对此问题加强监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已经在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包括各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的会议上谈过一些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回顾这些事实,好让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都知情。被再次提及的同志不要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畜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把这一领域的全部困难主要归咎于缺乏饲料。近几年情况如何呢?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高有低。但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满足内部需求——包括饲料——的粮食数量一直在增加。例如,1966年收获1.71亿吨粮食,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超过9500万吨;1967年尽管只收获1.479亿吨,仍保留了约9000万吨;1968年收获1.695亿吨,保留了约1亿吨;1969年收获1.605亿吨,保留的也超过了1亿吨。

所以说国家已经很慷慨了。那么回报是什么呢?

1967-1968年,全国各类农场的牛只总头数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140万头。仅一个库尔斯克州就减少5.9万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减少17.6万头,基洛沃格勒州16.9万,波尔塔瓦州11.3万,敖德萨州12.6万,乌拉尔州4.9万,格鲁吉亚7.9万,白俄罗斯15万。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猪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为5800万,而到了1969年仅4900万,等于减少15%。在一些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情况更严重。比如加里宁州猪的头数减少了24%,日托米尔州减少了25%,诺夫哥罗德州减少27%,阿尔泰边疆区减少37%,科克切塔夫州减少41%,摩尔多瓦减少2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取了措施,1969年度牛的头数尤其猪的头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乌克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州的情况仍然同我刚提到的数字相差不大。

会议上一些州还因蛋类和禽肉产量减少受到批评。我也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说这件事。

如果说全国范围内的鸡蛋生产有所增长,那完全是因为养禽场的运营。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不再向国家交售鸡蛋和家禽。例如在坦波夫州有212个集体农庄和85个国营农场完全不从事家禽养殖。雅罗斯拉夫尔州情况更糟糕,1965年这个州鸡蛋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向国家交售了约3600万枚鸡蛋。而到了1968年,虽然由于养禽场的贡献,鸡蛋增加至5400万枚,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交售量却下降至1520万枚。

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绵羊饲养(包括粗毛品种)也存在严重不足。

在高尔基州、沃罗涅日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方,某些家禽品种(鹅、火鸡、鸭)的数量减少了。萨拉托夫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停止养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也停止了鹅和鸭的养殖,列宁格勒州、奥廖尔州、托木斯克州等几个州停止养鸭。

这一切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同志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向居民,尤其是向大型工业中心的居民供应肉类开始出现困难。这些困难你们同样心知肚明,也知道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你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个体户饲养牛、猪、羊及家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968年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附属农场生产了38%的牛奶和肉类、59%的鸡蛋。然而截至今年年初,与1966年相比居民饲养的牛数量减少了57.1万头、猪减少了542.3万头。但即使在农村,不吃肉也没法过日子,更不用说城市了。因此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农村利用我们交付给消费合作社的国家资源实现肉类销售。这种销售发展得很成功。但不难想象,这种所谓的“成功”将使国家资源枯竭。

总之,同志们,畜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每个加盟共和国、州和地区深入研究。建议考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按当前程序进行审议。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表达这样的信心: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将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畜牧业现状。

同志们!在指出这些工作上管理不善的事实时,我不想遗漏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其他监察机构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每一桩每一件看似个别现象,是某些工作人员偶尔犯下的失误,但零散问题加起来却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们都清楚铁路运输问题多么严重。每天出故障的车厢高达6万节,约占总装载量的20%。与此同时,我们却驱使着成千上万的车厢空跑,从事毫无必要的反向运输,有时甚至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里举一例说明:不久前民主德国为我们建造了7台大型门式起重机,其中3台送往远东,4台用于黑海港口。结果这些起重机全部通过铁路送去了远东的瓦尼诺港。在那里,4台起重机在40节车厢内停留了25天,又再次横跨整个国家运回敖德萨港。国家为这趟两万千米的“遨游”花费5万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在靠近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沿岸建设造价6000万卢布的、全国最大的石油中转基地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算和失误,导致该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然而,苏联海运部和苏联工业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不仅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错误,反而验收通过了无法投入使用的设施。如今想要纠正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大约2000万卢布的额外费用。

再举个例子吧: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苏联煤炭工业部耗资1000万卢布在克莱佩达海港建造了一座用于煤炭出口的分选装载综合设施。1966年该设施通过国家委员会的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后来发现,这笔投资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该设施并未配备保障它的原料基地。另外其建造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产出符合出口要求的任何一种煤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盖屋顶的材料多么紧缺。建筑材料部帮着国家从国外进口了6套用于新建硬纸板和油毡厂的设备。五年过去了,目前仅有一座工厂正在建设中。而采购的设备却一直闲置在仓库,此期间建筑材料部的领导又提出购买新设备。为什么?不知道。

化学工业部从波兰订购了价值150万卢布的全套设备,用于车里雅宾斯克油漆厂。当设备造好了运往苏联时,化学工业部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这套进口设备并不合适。可订货的人是他们自己啊。

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仓库中未安装设备的价值估计约55亿卢布,其中进口设备15亿卢布。

石化工业部也没帮着国家节省一戈比。

不久前国家借助进口设备在巴拉科沃建成纤维材料厂。该厂员工成功掌握了生产技术,开始制造高质量的纤维材料,产量足以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尽管如此,1969年苏联石化工业部仍然花费外汇340万卢布进口970万平方米纤维材料。结果到1969年8月1日,工业企业积压纤维材料超过400万平方米,价值逾500万卢布,而轮胎工业企业积压了900万平方米,价值1100万卢布。
(译注:巴拉科沃纤维材料厂1961年建成,第一款产品就是可用于汽车、飞机轮胎和输送带、传动皮带的帘子线/корд)

为了形象地说明经营不善和浪费造成的代价,我再说一组数字。每年由于损耗、无效开支和亏损的总金额约50亿卢布。每年水泥的损失达1000万吨,燃烧和进入环境的天然气达110亿立方米,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失1500万吨煤炭,木材运输损失150万立方米。同志们,深思啊!要努力工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各种行政建筑、文化宫、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过大。许多工程甚至是在计划外进行的,却被宣布为“人民建设”或“特别重要”项目。

根据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的数据,目前仅城市中就有超过1000座行政建筑、834座文化宫、450座体育场、游泳池和其他运动设施、80座剧院和马戏团在开工建设。而且与建造住宅不同,这些文体设施的建造速度反而更快,往往影响了重要工业和农业企业的建设,当然,它们是用水泥、铝、巨型镜面玻璃和最优质装修材料建造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资金和材料紧缺、无法落实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住房建设任务的情况下!

我请同志们正确理解,我们支持建设俱乐部,尤其是在工人居住区;我们支持建设体育场,好让青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实际上也有助于遏止酗酒;我们支持建设游泳池,但首先应当在偏远的工人居住区,那边有实际需求。但如果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州,一年建造了6个游泳池,甚至还造了一个人工滑冰场、6家宾馆和9座行政建筑,那就很难说有道理了,特别是在目前人民住房、医院、学校等紧迫需求仍未满足的情况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同志们气魄更大。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封闭式人工滑冰表演场、两个文化宫、几个俱乐部和游泳池、一个演员之家和一个田径馆。另外全州还在建设80座行政、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住房、普通教育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拆除住宅楼的情况,包括那些完全适合居住的住宅。总建筑师画条红线,红线之外的一切都以重建的名义被拆除。

我们支持加快将人们从地下室、从半倒塌的建筑中迁出,毕竟这些地方生活困难,缺乏供暖和排水设施,或者是拆掉那些大修费用比新建更高的建筑。然而在个别州,拆除重建的总面积占到了新建住宅总量的30%。全国范围内,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共拆除了总面积967万9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其中重建部分326万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拆除棚户区的工作却未获得足够重视。根据中央统计局数据,到1968年初简易房和危房总面积2800万平方米,其中РСФСР占900万平方米。但至今已拆除的仅为49万平方米,即4.8%。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临时限制行政建筑、马戏团和游泳池的建设。当然了,同志们,已经被批准的计划和已经投入资金的项目,显然还得完成。我们举这些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同志们。我们总是这样,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什么都做。我们首先要关注住房、医院和学校。

人民监察委在地方上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国家纪律的事实,其本质是某些领导干部企图在条件明显不具备的情况下蛮干,急躁冒进,开始建设一些根本没有拨款、材料和劳动力的项目。

在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举了一个巴库建设海上餐厅的例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个餐厅,而是一栋五层建筑,其中将开设多个餐厅、鸡尾酒吧、咖啡馆和宴会厅。真不简单啊,名叫“海上公共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使用了稀缺材料,甚至还打了钻井套管。对此不必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下,作为参考,巴库的住房建设计划完成32%、学校建设完成51%,而幼儿园的建设仅完成18%。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做出违反现行法律的决定,损害国家利益,强迫联盟企业和共和国下属企业为满足地方需要而无偿支出大笔费用。例如古比雪夫州,他们强迫工业企业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材料和工人,金额700余万卢布。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其他城市也有发生。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仅生产成本就包括了至少10亿卢布的此类支出。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的,非法的。

地方政府当然对这些非法行为有责任。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责任人。如果各部委和企业负责人能够表现出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了解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角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人说话声】对啊。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是无法用任何客观原因来辩解的。如果我们说到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就必须消除管理不善和浪费现象,坚决提升各级机关纪律性和责任感。

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更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生产潜力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关于这一点必须直言不讳:破坏劳动纪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这是需要所有党组织正视、面对的问题。

同志们,确实,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我们打击醉酒和酗酒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醉酒和酗酒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去年全国54%的犯罪是由醉酒者实施的;有370万人被送往醒酒中心,其中12万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90%的旷工与醉酒有关。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尤其要加大问责贪杯无度的共产党员,直到开除党籍。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要通过相关决议。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综上所述,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加强劳动纪律、党内纪律和国家纪律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说以前有 “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建议重拾强硬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药方。纯粹基于恐惧的纪律不是我们需要的纪律。不仅因为它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更有可能破坏法治。

我们要清醒地看待过去,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粉饰美化。我们清楚记得行政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它催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例如隐瞒实际情况、试图掩盖问题而非正视和解决问题,以及瞒报和虚报。它还导致了畏首畏尾和主动性完全丧失。

这两种做法都很危险,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这里涉及到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来,可能就会发现,缺乏主动性、不愿思考、害怕提出问题,以及繁杂拖延的工作作风,会让我们付出更高代价。

今天党对干部的态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首先依靠的是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责任感。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经济干部有能力把复杂问题解决好。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觉悟帮助共产党人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将当前的具体任务与党的整体政策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会从内心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与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作坚决斗争。

最近一段时间,党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发我国人民的主动创造性,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为每个人提供施展其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旷阔空间。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例子,表明通过主动性和独立决策(尽管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但合理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有效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离党已经确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这种作风必然要求干部具备自觉性、对国家利益的党性态度和高度责任感。

要确保这种责任感,就必须更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善人民监察和党内监察机关的工作,公允评价成绩与不足,提高对干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当然也包括所谓“组织结论”——当某些工作人员不愿接受批评、不愿学习,一贯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对党不诚实时,就需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将同意对此问题的安排。【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1970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也就是关于国家明年经济生活的首要文件时,政治局认为,这两个草案总的来说正确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符合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符合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些草案基本上能够获得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和批准。

我们具备了完成1970年预定计划的所有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会、共青团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我们要领导正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带领苏联人民迈向新的伟大胜利。

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将获得我国光荣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柱——以及我国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

现在,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通报一些国际问题。
【注:涉及国际问题的讲话未公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2.目录3.卷168.36-60页,打字稿原件)

略谈苏联前期的奶产量问题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的统计和意识形态

▢ 奥斯卡·舍伊宁
(国际统计学会会员,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

1.导言

1.1. В.И.列宁

革命前的俄国,地方经济(尤其农业)由地方统计学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农民是单一的阶级,而列宁[1]则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基于这一认识,苏联宣布统计学是一门社会学科。没人记得,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统计学家就认为自己有责任研究收集回来的材料,从中寻找规律并分类,即在社会学中扮演积极作用。当然,苏联的专家们也没注意到列宁存在所谓的“错误使用平均数”或“带偏见的应用统计材料”[2]。

[1]В.И.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S.科茨、E.塞内塔:《作为统计学家的列宁》,《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90. Vol.A153

列宁的哲学观点[3]亦间接损害了统计学家。他称卡尔·皮尔逊(译注:“毕尔生”)为“唯物主义的认真而诚实的敌人”和“最彻底且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之一”,因此苏联统计学家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位英国学者的统计研究。至于А.А.丘普罗夫[4]试图将大陆统计学派与英国生物统计学派相结合的努力,也无人提及。

[3]В.И.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4]亚历山大·丘普罗夫:《关于统计序列稳定性的理论》、《关于偏差理论》

1.2. 平静了几年

不过,俄罗斯/苏联的统计学家还能以1917年前的方式工作几年。С.С.扎尔科维奇得出结论,193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统计学“接近其他国家最佳水平”[5],S.科茨[6]也同意这一观点。N.亚斯内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统计达到很高的水平,并获得了崇高地位——只是后来被奴化”[7]。

[5]С.С.扎尔科维奇:《关于俄罗斯抽样方法历史的笔记》,《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56. Vol.A119
[6]S.科茨:《苏联的统计学》
[7]N.亚斯内:《苏联1956年统计手册:评论》

实际上这段好日子到1927年就结束了(见2.1节),而1922年之前的情况非常严峻。甚至连最重要的统计数据都不存在,33名被动员参与地方人口普查的统计学家死亡。另外,统计学家频频面临“由日益加剧的破坏造成的的不可克服的困难……”[8]。

[8]亚历山大·丘普罗夫:《统计学家公报1920–1922》

1.3. 乌托邦

从1927年起,随着“大转折之年”临近,富农阶级被铲除,整个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统计学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显著下降,学术批评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指控[9],许多统计学家因此受镇压。在一些重要领域,统计研究被直接禁止。为什么要研究犯罪呢?它很快就会消失。卖淫?它根本不存在了[10]。毒品成瘾问题?过了几十年才勉强承认。

[9]А.布哈诺夫:《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统计学家公报》1988年第9期
[10]Д.戈尔芬:“卖淫”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0年版

即使在“公开”领域,统计数据也变得不可靠。工业中的虚报现象愈发普遍,而大规模的成本操纵使得财务报告与实际生产指标脱节(В.谢留宁和Г.汉宁[11])。这两位作者还提到,早在1926年(参见1.2节),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Ф.Э.捷尔任斯基[12]就直言工业统计数字是“虚幻的”1,更不用说后来了。

[11]В.谢留宁、Г.汉宁:《狡诈的数字》,《新世界》1987年第2期
[12]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根据官方数字,1952年谷物产量为1.3亿吨,但实际上,如后来Н.С.赫鲁晓夫所言,真实产量比官方数字低33%。В.Н.斯塔罗夫斯基[13]解释说只考虑了生物产量2。后来的А.奥尔洛夫[15]表示:“广泛的可靠统计数据不仅是不需要的,更是危险的”。他进一步说,既没必要调研市场,也没必要提高商品品质,更没必要采取现代统计方法——因为所有的统计研究都被垄断了。此外,官方意识形态阻碍了对随机性的正确理解(参见4.1节和6节)。最后,甚至有人提议[16]将统计职能收归最高苏维埃,但该机构并无实权。统计工作的现状导致了重要的国家任务不仅得不到解决,有时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见第5节和6节)。直到1989年新思想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例如1989年第5期《经济学与数学方法》杂志上的统计与改革讨论)。

[13]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的四十年发展》,《统计学家公报》1958年第1期
[15]А.奥尔洛夫:《关于统计学及其应用的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1期
[16]С.迪卡洛夫:《统计学应当服从谁》,《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5期

1.4. 数理统计学

1948年或1949年,威廉·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俄罗斯几乎没有统计学;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在概率论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居然对数理统计学几乎毫无贡献。显然,政治气候对这类应用(注:指概率论)十分不利”[17]。

[17]朱利安·赫胥黎:《苏联遗传学与世界科学》

费勒的观点并不完全准确。虽然苏联没有数理统计学派,但В.И.罗曼诺夫确实继承了丘普罗夫的传统,将统计学的两个方向结合起来(见1.1节),尽管1948年此人不得不忏悔自己的错误(见2.3节)3。总体而言,苏联当时的成就可以从Б.В.格涅坚科的教科书[18]一窥端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对国外数学家的介绍非常简略,而且只写了一个例子涉及统计学的应用——不得罪人的产品品质统计控制。在后续版本中格涅坚科基本没怎么修改这一章。

[18]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教程》1950年版

2. 破坏分子

2.1. А.А.丘普罗夫和他的学生

1917年10月前不久,俄罗斯最著名的统计学家之一A.A.丘普罗夫出国数月,最终一去不归。他的至少三位前学生(以及几十甚至近百名其他统计学家)被镇压。Н.С.切特韦利科夫坐牢四年(大约在1931—1935年),1937或1938年被二次镇压[19]。В.И.霍季姆斯基“在数学上非常有才华,政治上非常左倾”(О.安德森语[20]),1937年被捕,“不久之后就去世了”[21]。Б.И.卡尔片科1938年被捕,一直流放到1943年[22]。安德森本人也是丘普罗夫的学生,他1920年移民海外,回忆说:“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在俄罗斯受到高度重视的早期统计学家和许多前途无量的青年学生……丘普罗夫的名字在1930年后忽然从苏联/俄罗斯的科学文献中彻底消失了”[20]。

[19]无名氏:《周年纪念和难忘的日子》,《统计问题》1995年第11期
[20]O.安德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的数学》,《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59年
[21]卡尔曼·阿尔诺什特(欧内斯特):《我们不该这样生活》
[22]Е.卡普利克《Б.И.卡尔片科》,《统计学家公报》1992年第8期

让我们将这一说法与丘普罗夫本人早期的话进行比较:
“杰出的统计人才……其中一些是我的优秀学生,他们与它(指俄罗斯中央统计局”ЦСУ”)有关”[8]。

2.2. 大混乱

前地方自治会统计学家(如В.Г.格罗曼,见下文)被认为意识形态可疑4,不消说,他们大多属于那些突然消失的人群(见2.1节)。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小组——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行情研究所也被摧毁。早在1926年,该机构主任Н.Д.孔德拉季耶夫曾邀请А.А.丘普罗夫回国,并承诺给他安排研究所工作。此项邀请由孔德拉季耶夫的助手Н.С.切特韦利科夫转达,信中表示“对研究人员的良心没有丝毫强迫”,并且研究所员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有时最最艰难的任务”[25]。

[25]奥斯卡·舍伊宁:《A.A.丘普罗夫:生活、工作与书信》

然而丘普罗夫当时重病缠身(或许他根本没活到见信)。如果他接受了孔德拉季耶夫的邀请,则很可能会像许多其他杰出科学家一样罹难。切特韦利科夫曾警告丘普罗夫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事实证明,孔德拉季耶夫很快就被排挤出科学界,1931年被捕,1938年处决[26]。

[26]Н.Д.孔德拉季耶夫:《特别意见》,莫斯科1993年版

1920年代末,新一代的统计学家已经成长起来。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只有模糊认识,但他们都严守党的路线,尽力揭发“破坏分子”。在主持一场关于“计划性破坏活动”的会议时,反对“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玛丽亚·纳塔诺夫娜·斯密特-法尔克纳宣称:老专家进行破坏活动是因为新干部尚未成熟。在总结发言中,她号召与会者“在统计学领域及其计划应用方面成为科学思想上的ОГПУ”[27]5

[27]М.斯密特:《计划性破坏与统计理论》,《计划经济》1930年第10期

另一位OGPU思想上的支持者是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27]。他对已被捕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前主席В.Г.格罗曼6进行了照本宣科的(甚至不充分的)批评,且声称“问题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不出所料,雅斯特列姆斯基还提到了Д.Ф.叶戈罗夫,提供了这位杰出数学家阴谋造反的最详细证言:
“我最近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听了叶戈罗夫教授的发言,当时他还未被揭露为破坏分子。他发表了一种纲领性的讲话,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声泪俱下:‘你们说什么破坏分子……没有比你们更坏的破坏者了,同志们,因为你们宣扬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标准化……’”[27]。

然而,苏联第一本(也是最初级的)统计学教材的作者表现出了最大的麻利劲儿。在前言中他们宣称数学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仆人,并称Н.Д.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被捕的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奴才和法国间谍[30]7

[30]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1930年第2版(后续版本改名《统计学》)

2.3. 不是数学,是政治经济学

所以,统计学的基础不应该是数学,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Л.布兰德[32]对此直言不讳,许多作者[33]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反复重申这一主张,甚至最近仍有人老调重弹[34]。早在布兰德之前,A.Я.博亚尔斯基与其合著者就声明:统计学的作用“仅仅是对该学科的特定分析(注:指马克思主义分析)揭示的规律性进行测量” [30]。

[32]Л.布兰德:《论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计划经济》1931年第4期
[33]С.Г.斯特鲁米林主编:《计划经济》莫斯科1969年版
[34]М.О.纳扎罗夫:《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根本性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В.Н.斯塔罗夫斯基[35]和М.Р.埃伊德尔曼(半个世纪之后!)[36]也提出类似想法。В.И.霍季姆斯基亦然,尽管他曾说:“不能再容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数学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8,然而他似乎持有相同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广泛利用数学解释来为其伪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27]。那么,我们还能期望М.斯密特说什么呢?她直接说:数理统计法不能成为经济统计学的基础,因为还需要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而概率论无法描述大规模的社会进程,因为它是从相等概率的概念出发的,而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相等概率[37]9。之后是她极庸俗的主张:皮尔逊的曲线系统不可接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对数字的盲目崇拜……并且它的分类仅基于数学计算。虽然皮尔逊不像高斯那样想要把整个现实世界强制归入一条单一的分布曲线(注:原文如此),但他的系统仍然仅仅依赖数学基础,而这样根本无法研究具体世界” [37]。

[35]В.Н.斯塔罗夫斯基:“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33年第1版
[36]М.Р.埃伊德尔曼:“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第3版
[37]М.斯密特:《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理论》,《计划经济》1934年第7期

1939年斯密特女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纯数学的统计序列稳定性理论尤其不受欢迎,其主要作者包括В.И.博尔特克维奇、А.А.马尔科夫和А.А.丘普罗夫。博亚尔斯基等人对此声称,“彻底孤立无援的意识迫使资产阶级学者在应用数学方法时心生恐惧”[30]10。相比之下,В.Н.斯塔罗夫斯基的言辞更尖锐: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理论家(他把丘普罗夫也扯进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性及其法律的稳定性[35]11。他在更晚的时候提到了威尔赫姆·莱克希斯和皮尔逊理论的“反科学本质”[40]。Л.布兰德[32]亦持类似立场,声称“破坏分子”继承了约翰·彼得·舒斯米尔奇和阿道夫·凯特尔之流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事业。

[40]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苏联国家统计史》莫斯科1960年版

1948年,伴随着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再次追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英美数理统计学派。同年统计学家们开大会,谴责“奴颜婢膝崇拜外国货”,担忧地指出“有时宣扬并采用了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方法”,同时对В.И.罗曼诺夫斯基承认自己“在某些早期著作中犯下的意识形态错误”表示满意[41]12。凡针对经济问题的数学或纯统计研究,如果其结果不符合党的方针,一改予以否决。下面举两个1930年代的例子。

[41]《第二次全联盟数理统计学会议决议》,1948年塔什干

例一,А.Я.博亚尔斯基[27]尖锐批评了被揭露为“人民公敌”的В.巴扎罗夫(В.А.鲁德涅夫)的结论。巴扎罗夫建立并解出了一个描述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的微分方程,该方程的特解渐近地趋近于“水平”直线。博亚尔斯基要么表示同意、承认工业增长将放缓,要么就该检验巴扎罗夫的前提,但他却声称巴扎罗夫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此外,博亚尔斯基导出的某个特解的图形并不符合其解析解,而且他关于该直线属于“衰减速率线”的说法[27]也颇令人费解。

例二,1935年联共(布)中央决议认为[43]工业中的统计产量定额阻碍了技术进步。是啊,不然呢?毕竟当时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已多次突破了定额。然而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技术人员未发现巨大的潜力,以及如此宏伟的成就为什么没破坏经济平衡?

拒绝基于统计的定额意味着平均产量的概念完全失去意义——这话明明白白讲出来了[39]。这些及类似的言论[44]实际上为计划中的唯意志论提供了依据。关于统计学的从属地位论点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早在19世纪上半叶[45],一些统计学家(如1831年Т.Ф.斯捷潘诺夫、1847年К.С.维谢洛夫斯基)就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地位平等,而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1839年)则表示统计学可以独立共存。

[39]А.洛佐沃伊:《关于统计科学中破坏活动的后果》,《布尔什维克》1938年第23期
[44]А.彼得罗夫:《对Л.В.涅克拉什<统计学总论>课程的评论》,《计划经济》1940年第5期
[45]Б.Г.普洛什柯:《关于统计学课程的理论史》,《统计学家公报》1964年第5期

1926年Н.奥辛斯基(注: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的化名)13反对用统计数据佐证“预设的政治结论”[9],С.Г.斯特鲁米林则指出统计学不应被勉强塞入“狭窄的政治经济学框架”[46、47],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不一回事,不必臣服于它[48]。В.С.涅姆钦诺夫也谈过类似观点[49]。自然,这些言论遭到了坚决驳斥(见4.1节)。

[46]С.Г.斯特鲁米林:《关于将统计学定义为科学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2年第1期
[47]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8]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学讨论总结》、《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9]B.C.涅姆钦诺夫:《作为科学的统计学》,《经济问题》1952年第10期

2.4. “破坏分子的”普查

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苏联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20年和1926年进行。然而1937年的再次人口普查被认为不合格,1939年重新进行。В.К.沃布雷和П.И.普斯托霍德描述这一事件时声称人民公敌“阻挠”了这次普查[50]。据他们所言,大量人口未被统计,因为发给统计员的手册不堪用,导致居民的社会和职业构成也因此被“歪曲”。

[50]В.К.沃布雷、П.И.普斯托霍德:《人口普查》,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

官方声明指出:人口普查“严重违反了统计科学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政府批准的指示”,苏联人民委员会承认“人口普查的组织工作不合格,统计材料本身有缺陷” [51]。

[51]《关于全联盟人口普查》,1937年9月26日《政府公报》

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52、53]。首先,人口普查原定1933年进行,因故多次推迟——社会主义建设本应伴随人口的快速增长,却出现了人口灾难。1936年年中为了挽救局面下令禁止堕胎[54]。其次,人口普查的方案和实施办法是党中央制定的,最重要的决策系斯大林本人决断,而统计学家几乎没有时间对人口统计员进行培训。虽然只有0.3%-0.4%的人口未登记造册,但最终查出人口1.62亿,低于“预期”的1.70-1.72亿。

[52]В.В.查普林:《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统计》,《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
[53]А.沃尔科夫:《1937年人口普查的历史》,《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54]无名氏:“堕胎”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9年第2版

当然,“破坏分子”必须负全责。国家统计机构被打垮,Л.布兰德(布兰德根德勒)是受害者之一。А.洛佐沃伊[39]列举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位统计学家,称这些人是人民公敌,但没提人口普查14。1930年科学院下设人口研究所,1934年即解散。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解释后一个决定时指出:“在人口研究所的工作中引入社会经济因素的尝试失败了……”[55]。著名人口学家С.А.诺沃塞利斯基和В.В.帕耶夫斯基曾在该所工作,主任是И.М.维诺格拉多夫,但他似乎对人口学没有任何贡献。

[55]А.Н.季波尔特:《苏联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历史》,《半个世纪的苏联统计学》第2辑

3.核算

1920年代末,统计学家们相信他们的学科“正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核算”[32]。不过,斯密特虽然没提核算,却总体上反对统计学:“旧的统计理论实际是随机变量波动的理论……15这一理论……是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经济的绝妙反映……统计学家利用这一工具故意破坏计划”[27]。新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Н.奥辛斯基:“市场因素被直接服从计划管理的组织活动所取代……统计方法开始在直接核算方法面前退让”[56]。他也确实补充说(虽然未作充分解释):但统计学仍继续发挥一定作用,并将其定义为“关于计划和调控过程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很难理解这句话,尤其联系到他同时期(1932年)称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有意识的拟定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定性/定量概括”[56、57]的观点16。奥辛斯基的观点在几年内被认可[35]。不过随后一切都变了:А.洛佐韦抛出“关于统计学衰退的破坏性论点”[39],而В.Н.斯塔罗夫斯基后来表示,这一“极左”理论最早由院士(注:不再称呼“人民公敌”了!)奥辛斯基提出 [40]。

[56]Н.奥辛斯基:《国民经济核算的现状和任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年版
[57]С.Г.斯特鲁米林:《苏联统计学的任务与前景》、《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尽管官方观点发生了变化,1930年改组为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的中央统计局(ЦСУ)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13]。主要的专业期刊《统计学家公报》1930-1948年间停刊,那几年仅在《计划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少量统计学文章。

无论如何,核算——即初级数据的汇总——而不是神秘的“定性/定量概括”,无法提供可靠信息。即使是统计,即数据的汇总和研究,也发现不可靠(见第1.3节)。更重要的是,苏联的统计学实际上仍主要依赖全面核算[15]。

4.官方的统计立场

4.1. 会议

1954年,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央统计局在莫斯科组织召开统计问题会议[59],1952-1954年《统计学家公报》和《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制造氛围。

[59]无名氏:《统计问题科学会议综述》,《统计学家公报》1954年第5期

部分与会者提出了理智的观点。例如,М.В.普图哈表示统计学“并不从属于其他科学”,С.Г.斯特鲁米林则声称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17。然而会议主要观点是相反的:“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统计学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А.М.沃斯特里科娃);统计学不研究大规模随机现象(В.А.索博尔),这些现象通常没有任何特殊规律性(С.П.帕尔蒂古尔);稳定性理论是资产阶级理论,甚至连诚实的“资产阶级统计学”代表也不得不篡改现实(М.Н.斯密特)[59]。

需要特别指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的指导意见:“列宁完全使(统计方法)服从于阶级分析农村的任务(注:更确切地讲:使之适应这项任务)”[59]。他又说:“不能认为,在研究星座群和经济群体时可以采用同一套方法。18”因此,统计学应当在数量上描述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参见第2.3节),这里要提醒一下,早在18世纪(И.П.舒斯米尔奇)统计学就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揭示人口流动中未知的神圣法则。

这次大会有助于促使统计学家们服从官方政策。比如,В.Н.斯塔罗夫斯基表示会议帮助“澄清”了许多问题[13],并且会后随之出现了团结和睦的工作[61]。另一些作者注意到,大多数统计学家遵循会议通过的统计学定义[33],即: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研究大众社会现象的量的方面,并与质的方面密不可分[33]19。时至今日该定义早就被抛弃了。А.奥尔洛夫早已表示拒绝接受大会决议[15]20,称决议显然是该学科“取消派”和进步统计学家之间的妥协,前者认为只需细化落实预设方针,而进步统计学家(尤其В.С.涅姆钦诺夫)持不同观点[64]。

[61]В.Н.斯塔罗夫斯基:1968年全苏统计学家会议《报告》
[64]Ф.Д.利夫希茨:《作为统计学家的В.С.涅姆钦诺夫》

4.2. А.Н.柯尔莫哥洛夫的发言

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必须“严厉反击……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滥用数学,这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特征”。他又说: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毫无依据”地使用时间序列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假设 [59](见第5.1节)。

他也不同意除了数理统计学和作为社会经济科学的统计学之外,还存在某种非数理的、但却是通用的“一般性”统计理论,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数理统计以及一些收集和处理统计数据的技术方法[59]21。最后,柯尔莫哥洛夫列举了统计学的重要应用领域[65],即与某些专家的意见相反,他强调计划经济条件下大规模随机现象的重要性(见第4.1节)22

[65]无名氏《大数法则在统计学中的作用》,《统计学论文集》1955年

4.3. 追求和现实

早在会议前很久,苏联统计学家得出必然结论:“他们的”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68],并认为“只有在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科学的统计”(А.Я.博亚尔斯基和Л.齐尔林[69])23。毫无疑问,此类言论不仅会议期间出现,会议之后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33、59、70]。综合来看,这些论调令人联想起鲁德亚德·吉卜林《丛林之书》猴群的叫喊:“我们伟大。我们自由。我们卓越。我们是整个丛林中最了不起的生物。我们都这样说,所以肯定是真的。”

[68]С.古列维奇:《为布尔什维克的统计理论辩护》,《计划经济》1938年第4期
[69]А.Я.博亚尔斯基、Л.齐尔林:《资产阶级统计学是辩囿资本主义的工具》,《计划经济》1947年第6期
[70]А.Я.博亚尔斯基:《关于统计对象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3年第2期

但对1957年出版的一种教材有如下冷静评价[71]:“……本书读者无法理解现代数理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的相关著作”[20]。此外,西方作者虽然不一定批评“他们自己的”统计学,却对社会学整体提出了尖锐批评。S.安德列斯基指出,在这门学科中“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并将其解释为“普遍的官僚病”导致了“安全的平庸” [72]。

[71]А.Я.博亚尔斯基:《经济学家的数学》莫斯科1957年版
[72]S.安德列斯基:《视社会学如巫术》伦敦1972年版

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引用他的老前辈Е.沙尔加夫的话指出:“凡油水丰厚处必孳生骗子”[73]。他称现代社会学为“平民科学”,并警告说它的下一个也是最终阶段将是“无产阶级”科学,它“通过确认一切被命令相信的东西来安抚无产阶级”。可惜啊,这人不熟悉苏联的统计学!

[73]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纽约1984年版

5.计量经济学

5.1. 不成功的创举

滥用数学确实在国外发生过,这里有个与А.Н.柯尔莫哥罗夫论点(见4.2节)相关的显著例子,虽然说的是1920年代末。哈佛政治经济学派纯粹基于经验预测经济指标,未能预见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В.И.霍季姆斯基[27]正确指出了这一点,却忘了补充一句:用正牌经济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专家同样束手无策。惟Н.Д.孔德拉季耶夫(见2.2节)在1923年部分正确地描绘了即将到来的事件。大约二十年后,统计数据的经验外推法被经济模型研究——也就是计量经济学——取代。

1910-1911年В.И.博尔特克维奇“独自尝试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计量经济学(!)”,遭遇失败,虽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失败。他的“枯燥表述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者(除克里普特之外)无法接受”[74]24。苏联学者肯定会重复类似尝试,但意识形态上的创新被绝对禁止。即使是19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纪念版也仅包含书目注释。

[74]E.贡贝尔:“L.J.博尔特克维奇”词条,《国际统计学百科全书》纽约/伦敦1978年版

5.2. 艰难之路

第一位试图将国外已有的计量经济学引入苏联科学界的人是В.С.涅姆钦诺夫,但他的努力被视为企图将“最资产阶级”的学派引入国内[66]。尽管如此,1959年还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以确定对这一新趋势的态度[76]。与会者遵循时代精神,一致认为经济学需要更广泛地应用数学方法,但主要报告人А.Я.博亚尔斯基和另几位统计学家拒绝将计量经济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博亚尔斯基指出该学科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似乎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定性判断”。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不会发生质的变化[76]——当然了,并未称其为僵化的理论。

[76]无名氏:《关于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及计量经济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59年第9期

А.Х.卡拉佩特扬声称资产阶级计量经济学家立足于“庸俗的”(注: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6],而Ю.А.克隆罗德谴责Л.В.坎托罗维奇(显然指的是他那本书[77])偏离马克思主义。坎托罗维奇的结论基于“客观条件评估”,正如В.С.涅姆钦诺夫[78]所言,其评估与市场价格非常接近。

[77]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莫斯科1959年版
[78]В.С.涅姆钦诺夫:《编者的话》,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

1960年举行了又一次此类会议,请来领先学者出席[79、80]。会议上听取了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和В.В.诺沃日洛夫的报告。涅姆钦诺夫讨论了实现某些目标所需投资最小化等问题;坎托罗维奇表示需要新的计划方法、新的经济和统计指标以及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А.Н.柯尔莫戈罗夫在讨论中甚至指出,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工作应当引领经济理论(注:即政治经济学!)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全新阶段[79],又说:显然经济学必须根据数学的应用所提出的要求来澄清自己的许多表述和概念25。不久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1963年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到了1965年,1960年会议上的三位报告者都荣获列宁奖(涅姆钦诺夫为追授)以表彰他们在线性规划方法和经济模型方面的科学研究[82]26

[79]Я.Л.格克尔丘克、Л.Е.明茨:《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的科学会议》,《统计学论文集》1961年第6卷,
[80]《数学在经济和计划中应用的一般问题》莫斯科1961年版
[82]1965年4月22日《政府公报》

但我们仍然怀疑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政治考虑始终被置于经济理由之上;其次,几乎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见第1.3节);第三,经济学家们不打算重新审视他们对数学的病态怀疑态度(见第2.3节),并继续指责计量经济学家拒绝马克思主义[83]。他们还事实上否认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науч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参见第4.1节),在面对新机遇和新要求时束手无策。坎托罗维奇明确讲: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第42年,我们的经济学尚不清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及其应用方式,什么是社会主义利息,是否应该计算资本投资的效率以及以何种方式计算。比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告诉我们,‘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仅仅是在施加影响’,或者‘生产资料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特殊种类的商品’,等等。” [84]

[83]Л.В.坎托罗维奇:《关于经济科学的现状和任务》
[84]Л.В.坎托罗维奇:《在科学院年会上的辩论发言》,《苏联科学院公报》1959年

坎托罗维奇算什么!柯尔莫哥洛夫又算什么!听听玛丽亚·斯密特的话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在他们所畏惧的现实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相反,马克思和列宁经济学说的力量和生命力恰恰在于深刻洞察了支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85]。何其幼稚啊!

[85]М.斯密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概论》莫斯科1961年版

6.遗传学

到1935年,苏联已成为“研究孟德尔定律的主要中心,并得到世界公认”[86]。但从1939年起,苏联遗传学的发展开始放缓,到1948年被彻底摧毁。苏联最杰出的遗传学家Н.И.瓦维洛夫自1935年起受迫害,当时遗传学被贴上“唯心主义科学”标签,称其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87]。1939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组织了一场关于遗传学和育种学的会议(参见该杂志1939年第10期、第11期),瓦维洛夫在会上被礼貌但尖锐地批评一通。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1943年庾死[87]。

[86]《李森科争议报告》,无名氏小册子,科学工作者协会,伦敦1951年版
[87]М.В.亚当斯:“瓦维洛夫”词条,《科学传记辞典》纽约1981年版

遗传学的最终崩溃发生在1948年27的全苏会议上,出席者主要是反对遗传学的高级专家。Т.Д.李森科是最敌视这门学科的人,他对概率论的看法是:“由于无法揭示自然界生物的规律性,摩尔根学派被迫求助于概率论(!)。物理学和化学已经摆脱偶然性,因此它们成为了精确科学……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89、90]28。苏联对遗传学家的迫害也引起了国外关注[92、93]。

[89]Т.Д.李森科:《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0]《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2]R.С.库克:《李森科的马克思主义遗传学》,《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93]M.C.莱金德:《遗传学争议书目概览》,《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在此背景下,J.赫胥黎推测苏联领导人既不承认意识形态中的偶然性,也不承认自然科学中的偶然性[17]。著名统计学家R.A.费雪发表了一篇尖锐声明:“在他(注:李森科)的攻击下,许多俄罗斯遗传学家,包括功勋最卓著的遗传学家,都被杀害”。又说:“他(注:李森科)贪婪追求的奖赏是权力,是他自己的权力——用来恐吓和杀戮的权力”[94]。

[94]R.A.费雪:《李森科是个什么样的人?》,《R.A.费雪文集》阿德莱德1974年版

Б.В.格涅坚科证明,“一些头脑发热之人人”开始驯服地否定概率论[95]。他还谴责А.Н.柯尔莫哥洛夫和其他著名数学家们此前支持孟德尔学说的立场,并耐心地解释李森科关于科学与偶然性的无知论点(他既不敢指名道姓,也未直接反驳此人对物理学的看法)。

[95]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В.С.涅姆钦诺夫也在1948年的会议上讲了话。虽然发言多次被粗暴的喊叫打断,但他仍然表示:“染色体遗传理论已经进入科学的黄金宝库”。并说:“我有机会从统计学的角度检验这一理论。它也符合我的观点”[90]。

难怪他不久后不得不辞去“К.А.季米里亚泽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并推辞担任该学院统计学教研室主任[64],公开认错[49]。更有甚者,1948年前述第2.3节提到的数学统计学会议“坚决谴责”了涅姆钦诺夫企图(注:更准确地说是准备)用统计学来证明“反动的魏斯曼主义理论”,以及他从“马赫主义的英美学派立场”发言的行为,因为该学派赋予了统计学它本不应有的仲裁者角色,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注:上升到意识形态教条)[41]。

С.Н.伯恩斯坦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96],但1949年或1950年,“数学出版社”重新考虑了其出版伯恩斯坦关于概率论的第五版新书的计划,因为他“坚决拒绝”删除书中几页涉及孟德尔定律的内容29。伯恩斯坦死后,悼词执笔者之一Б.В.格涅坚科在悼词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看法,另一位执笔者А.Н.柯尔莫哥洛夫1940年发表一篇文章[97],从统计学角度证实了孟德尔定律。这就不难理解,1948年柯尔莫哥洛夫也出席的数学统计会议的决议实际意义有多大!

[96]П.С.亚历山德罗夫、Н.И.阿赫伊泽尔、Б.В.格涅坚科、А.Н.柯尔莫哥洛夫:《С.Н.伯恩斯坦的悼词》
[97]А.Н.柯尔莫哥洛夫:《关于孟德尔定律的一项新证明》

1955年,刚刚出狱不久的В.П.埃弗罗伊姆松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98],揭露李森科的罪行,天真地希望将他告上法庭。埃弗罗伊姆松评估了李森科在未经过任何初步统计验证的情况下推行其创新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结论之一是:到1955年粮食损失高达1.5亿吨,而且未来至少十年的损失仍无可避免。值得一提的是(参见第1.3节),1952年粮食的生物产量为1.3亿吨30。埃弗罗伊姆松最后提到(虽然没提供任何引用依据),遗传学在纳粹德国也被摧毁了。

[98]В.П.埃弗罗伊姆松:《李森科和李森科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89年第1、2、3、4期

作者致谢:
本文是最初英文版的修改版,起先发表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该刊编辑部与“卢修斯和卢修斯”出版社慷慨地允许以俄文本发表。

  1. 通过另一个来源,我们找到了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对这些统计数据的无情批判 [12]

    [12]Ф.Э.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选集》莫斯科1967年版
    ↩︎
  2. 关于苏联统计学家的生平资料,见[14]。此外,关于А.Я.博亚尔斯基、В.С.涅姆钦诺夫、Н.奥辛斯基、М.Н.斯密特-法尔克纳、В.Н.斯塔罗韦尔的条目收录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而В.巴扎罗夫的传记则收录在该百科全书第一版中。

    [14]В.П.科尔别夫:《国家统计领域的杰出人士》
    ↩︎
  3. 其他概率论专家也不得不为他们的遗传学研究付出代价(见第6节)
    ↩︎
  4. 让我们回顾一下Ф.恩格斯的预见[23]:“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Н.С.叶尔莫拉耶娃[24]引用了最后一个动词的两种俄语译文,但似乎都不准确。无论如何,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明确的。

    [23]Ф.恩格斯:1891年10月24-26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
    [24]Н.С.叶尔莫拉耶娃:《关于所谓的“列宁格勒数学阵线”》,《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5年第4期
    ↩︎
  5. 一年后斯密特注意到“被捕的破坏分子中充斥着统计学家”[28]。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可能也有贡献,而她做人风格上的贡献是无疑的。即便如此,1931年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博亚尔斯基、斯塔罗夫斯基、霍季姆斯基和亚特列姆斯基是“波兰白匪”,大家皆一笑置之。可到了1937年,霍季姆斯基因“同样有根据的诬告”被捕[21](见第2.4节)。当然,每个科学领域都揪出了“破坏分子”(见Э.科尔曼[29])。滑稽的是,他将斯密特与真正的科学家一并归入了在经济学中“传播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类别。

    [28]М.斯密特:《苏联统计理论与实践》1930年第二版新增序言《作为一种破坏工具的统计》
    [29]Э.科尔曼:《科学中的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1931年第2期
    ↩︎
  6. В.Г.格罗曼根据往年数据预测谷物产量,认为它是随机的(取决于天气的偶然变化)。他对1929年的预测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但对1930年的预测失败了。亚特列姆斯基只是指出,以这种方式可以预料任何随机变量的行为,但并未说明它们的后续值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
    ↩︎
  7. 这本教材提到了“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30]!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的С.А.亚诺夫斯卡娅溢美赞扬了А.Я.博亚尔斯基、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В.И.霍季姆斯基、В.Н.斯塔罗夫斯基合著的书第一版,声称这些作者首次“摸索”出如何将辩证唯物主义引入数理统计学(以及如何抵抗“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亚诺夫斯卡娅还补充说,在计划经济中,概率论的方法(!)不足以为这一学科提供根据[31]。

    [31]С.А.亚诺夫斯卡娅:《在共产主义大学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930.12-1931.1)》
    ↩︎
  8. Л.布兰德也间接说了同样意思的话[32]。
    ↩︎
  9. Л.布兰德和В.Н.斯塔罗夫斯基[38]为等概率(равновозможный)(因此也为概率的经典定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辩护。不过他们并未提及统计概率,而统计概率在大数法则的意义上等同于理论概率。他们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缺乏说服力的间接言论。有趣的是,А.洛佐沃伊[39]独立地重复了针对等概率的批评。

    [38]Л.布兰德、В.Н.斯塔罗夫斯基:《关于М.斯密特的文章<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计划经济》1935年第8期
    ↩︎
  10. 他们还坚决批判了A.A.库尔诺和Р.米塞斯。
    ↩︎
  11. 没人愿意看到,自从莱克希斯1870年代开始研究统计序列稳定性至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
  12. 一年前,出席会议的А.Н.柯尔莫哥洛夫高度评价В.И.罗曼诺夫的贡献,特别指出他是“这一伟大潮流(注:指英国统计学家的工作)在苏联的第一个宣传者”[42]。

    [42]А.Н.柯尔莫哥洛夫:《俄罗斯科学在概率论发展中的作用》
    ↩︎
  13. 此人原名В.В.奥博连斯基,曾担任多个职务(1926-1928年中央统计局局长),1935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37 年被捕,1938年死亡[9]。另据其他资料,1935年被捕[11]并枪决[14]。
    ↩︎
  14. 1939年的人口普查听话地查出了1.701亿人,比实际人口多出1.6%[53]。
    ↩︎
  15. 几年后,她忘记了关于“波动”的问题,开始抨击“资产阶级的统计序列稳定论”(见第2.3节)。
    ↩︎
  16. 有必要引用莫里斯·乔治·肯德尔的观点,他明确但间接地区分了会计与统计的目标。他在描述15世纪意大利时写道:“会计仅仅是连续的记录,主要还是对(社会)状态的登记,而不是对发展中经济的评估或预测的基础。”

    [58]M.G.肯德尔:《统计史从何而起?》
    ↩︎
  17. В.Н.斯塔罗夫斯基[59]主张采用取样法,而这种方法在А.А.丘普罗夫的家乡几乎没人用了。
    ↩︎
  18.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曾训斥过一位参加会议者——А.С.门德尔松[59]。他也可以点名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和А.Н.柯尔莫戈罗夫!后来,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稍微缓和了他的意识形态攻讦[60]。

    [60]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关于统计问题的讨论》,《苏联科学院公报》1954年第8期
    ↩︎
  19. 怎能不让人想起Н.奥辛斯基的 “定性/定量”研究和概括!(见第3节)
    ↩︎
  20. T.B.里亚布什金重复了官方定义[62],但后来改变自己的观点:再次引用该定义后,他表示还有另一种定义已经放弃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承认统计学与数学的密切关系[63]。

    [62]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6年第3版
    [63]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经济学百科全书》1980年版
    ↩︎
  21. 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许多西方数理统计学家称自己的学科为统计理论,而不使用“数理统计”一词。
    ↩︎
  22. 一些统计学家提出了关于随机性的荒谬想法。С.Г.斯特鲁米林[66]声称,实际指标与计划之间的偏差是随机的,而А.Я.博亚尔斯基指出,计划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超额[67]。看来,他们对谎报数据一无所知(见第1.3节)。

    [66]无名氏:《关于统计学领域的理论工作》,《经济问题》1948年第5期
    [67]А.Я.博亚尔斯基:《苏联计划经济与大数法则》,《统计理论研究》莫斯科1974年版
    ↩︎
  23. 这些作者还声称,资产阶级统计学故意美化失业率,对美国黑人预期寿命低于白人的事实无动于衷,等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另外,他们还不恭地指责卡尔·皮尔逊宣扬种族主义思想,“胜过戈培尔的部门”[68]。
    ↩︎
  24. Г.А.费尔德曼(1884—1958)接触到了计量经济学的思想,但他被镇压,似乎在这个领域没能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75]。同样很有可能的是,如果Е.Е.斯卢茨基曾供职的行情研究所未被解散的话,他本可以成为苏联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见2.2节)。

    [75]А.Д.奈施坦因、Г.И.哈宁:《纪念Г.А.费尔德曼》
    ↩︎
  25. 在关于会议的另一份报告中,柯尔莫哥洛夫这样讲:“主要的、困难的但必要的任务是用一个统一的指标来表示国家经济的理想最佳状态”[81]。

    [81]И.比尔曼:《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科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60年第7期
    ↩︎
  26. 1975年坎托罗维奇因提出线性规划理论,荣获诺贝尔奖。
    ↩︎
  27. 1947年冷战开始,国际关系骤然中断,这也是选择此时迫害遗传学家的原因[88]。

    [88]Н.Л.克列缅佐夫:《1945-1947年苏联遗传学中的“美国帮助”》,《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6年第3期
    ↩︎
  28. 部分作者[91]驳斥了这一言论,但他们没几个人敢直接点名李森科。克德罗夫还提到了《哲学问题》杂志(1948年第2期)的一篇社论,文章正确地将单个事件的偶然性与大数中的必然性联系起来。李森科的演讲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但他要么没读过,要么选择无视之。

    [91]Б.М.克德罗夫:《作为统计科学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范畴》
    ↩︎
  29.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Л.Н.博利舍夫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告诉我,出版社是在校对了该书的新版本后拒绝的。
    ↩︎
  30.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Н.С.赫鲁晓夫的玉米推广,同样没有任何实验依据,而且耗费了大量资金。 ↩︎

乌尔诺夫教授谈苏联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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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克格勃报告:政治有害电报和反苏传单

敌对表现

基辅市

1970年12月20日9时,一通具有政治危害性的电报从列宁格勒发往基辅中心电报局。

抄本附后。

女报务员将上述文本视为技术样本予以打孔,显然不知其内容,电传到基辅市。

正在会同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采取措施寻找电文作者。

附件:文字1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费多尔丘克

列宁格勒市发往基辅中心的电报全文:

“我失去了对我们亲爱苏联的
诚挚信仰,
收回给纳赛尔的勋章吧——
纳赛尔配不上它。

甚至能够登台咒骂,
拿礼物胡乱分发,
说纳赛尔是我们的兄弟,
授予英雄称号——可拉倒吧。

国家为什么黄金匮乏——
都送给混蛋啦。
还不如用来打仗,
纳赛尔以后会原谅我们……”

(文体和拼写保留原样)

核对:侦查员
(签名)文尼琴科

(儿按:不少人相信这首讽刺诗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作品。1964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引起国内普遍反感。按照赫鲁晓夫儿子的说法,此事的缘由是,赫鲁晓夫到访埃及当天纳赛尔即授予他“尼罗河项链勋章”。为了还礼,赫鲁晓夫询问苏联哪一种奖励相当于尼罗河项链勋章,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不带直接意识形态色彩的的是“苏联英雄”称号,曾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于是批准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


制止敌对活动

波尔塔瓦州

1974年2月15日和18日,克列缅丘格市分别报告了82起和90起散播反苏传单案件,传单内容包括赞同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的反人民活动,以及号召反对我国现行国家和社会制度。已查明,这些传单的散播者是“克列缅丘格斯特罗伊”机械联合工厂管理局推土机驾驶员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卢奇基夫,1945年出生。

经州检察长批准,国安委分局对卢奇基夫提出反苏煽动和宣传的刑事诉讼,并于2月18日将他逮捕。

审讯期间卢奇基夫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供称他实施上述活动的原因是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不满。

侦查继续进行中。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