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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秘密

同志们！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年度计划和预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文件是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祉的发展。但我想，如果说下个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尤为重要，那大抵是不会错的。这首先因为1970年是当前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来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其次，1970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明年的主要任务，并总结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总结全会工作之际，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随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临近而变得尤为紧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近年来活动的初步成果，也有我们在制定未来计划，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至于对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作的评估，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

— 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成果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党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将能够完成；

— 这些年的主要政治成果在于，我们党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三月全会、九月全会（1965年）和五月全会（1966年）上制定的方针路线，确保了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不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如果仅仅强调总体数字和成果，仅仅关注我们成就的规模——这些成就确实巨大，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忽略，都可以视作“生活中的小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不足、困难和问题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困难和不足上。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确保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等方面，几乎每一处都很糟糕。

但这样做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际是无视党和人民所做的众多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过去四年做了什么。为发展国民经济投入了近2600亿卢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约250亿卢布。固定资产，即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增加了32.8%。与上一个计划的前四年相比，过去四年的年均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我们有资格将之视为经济进步综合指标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过去四年我们建造了超过4亿平方米的实用住宅总面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25.9%。苏联的国防能力空前稳固。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加强。

总结四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这个辽阔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完成了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党和苏联人民正在解决多么轰轰烈烈的任务。这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由衷自豪。

这意味着人应该平衡且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工作，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当前的困难、不足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可能会发展成负面趋势，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明年把全部问题统统解决。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动手，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往后的工作。在我们开始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年度里，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我想列举我们面临的几个最大困难。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基本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太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给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造成了严重压力。

但仅仅列举困难还不够。В.И.列宁曾强调：“我们不仅要谈论总结报告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要谈论在此期间吸取了哪些政治教训——基础的、本质的教训——以便正确决定下一年的政策并有所收获”。所以，不但要指出缺点和困难，还要正确寻找并分析原因。

我们大家都明白，许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局面，例如：美国侵略越南、中东战争、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大家知道，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的政治考验，同时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当然也是计划外的额外负担。

同志们，你们都明白，我国无法回避这些开支——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履行我们革命的国际义务。这些事情同样直接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不帮助挫败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中东的阴谋，等于鼓励美国及其盟友在更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发动新一轮挑衅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巩固东部边境，中国的领导人就会在武装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没有挫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计划，那么北约军队很快就会直接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

我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过去两年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不利。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我不想在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耽误时间。

接下来谈谈造成我们困难的第二类原因，这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它不允许我们再沿用旧方法工作，而要求我们采用新方法和新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显然无法一蹴而成。过去的经验在这里没多少参考意义，而新方法则必须通过坚持不懈、顽强努力和艰苦探索来掌握，正如人们常说的“身自为之”。如果细想想最近几年的经验，其实无不充满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当前的计划有关，也是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В.И.列宁教导我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要寻找关键的、主要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形象地说就能纲举目张。这样的方法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更高质、更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以便集中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主要注意和力量。

我党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主要方向——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几年前我们就得出结论：决定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苏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全会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农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也为此通过了许多相关决策。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它们显然还无法全面解决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更何况现实生活不断提出许多新任务，需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制定重大决策来应对。

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已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还能够主要通过数量因素，即扩大工人数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所谓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实际上即将结束。

如今每十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九个已经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尽管如此，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另一个经济增长来源：增加投资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任何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做法自然只能以牺牲消费率为代价。可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这样做。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依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强度。不仅要通过新的资本投入和扩大工人数量来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而且要越来越多地通过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工作时间、每一台机器和设备、每一克原材料和燃料来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这是一个不断平衡开支与成果的问题，要确保新投入的每个卢布都能带来最大回报。

这不仅是发展我国经济、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福祉、赢得世界两大体制经济竞争等基本社会政治任务的主要途径，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约2-2.5倍），以及新的积累。舍此别无他法。

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的条件在这方面提出了何等艰巨的任务。就以同资本主义的竞赛问题为例吧。这种竞赛有各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例如钢铁——我们已经跨过了1亿吨这一宝贵里程碑。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数字——1.2-1.25亿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其他一些产品的情况也不错。

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由另一种指标决定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你生产了多少产品，还在于你以什么价格生产，即以何种程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生产。列宁强调过，这才是最终决定某种经济体制的经济优越性、决定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因素。两种制度竞赛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些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我们谈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广泛、及时地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性。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专门研究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因此我就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了。

今天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果断改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证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没有良好的管理和完善的组织，无论是资本投入或新技术，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的无私奉献，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劳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性、不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不对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工作给予公正评价，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的努力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有目标的力量，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深知：发展任务越复杂，制造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对于任何管理和组织上的混乱就越敏感。这使得改善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这一任务首先对那些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部门提出了严峻要求。

各部委是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我们恢复了部委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部门领导就无法有效管理经济。当前的任务是各部委要尽快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高效而灵活地管理相关行业，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基本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全面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先进技术的生产。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刻不容缓。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整个计划机构在我国经济中承担着巨大责任。然而它受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是在讨论1970年计划草案时有人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和国家某些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方面工作薄弱，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趋势和前景缺乏深入分析。这被正确地认为是导致国民经济中跨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平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尤其体现在冶金和机器制造、燃料工业和能源、运输和运输量等重要综合体的发展方面，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基本建设规划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人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批评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注意另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国经济任务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要求采用新的、更高水平的规划方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方法。这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也有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36000家工业企业在新体制下运行，它们生产了超过83%的工业总产值和91%的利润。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把基本建设纳入新管理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制定一套明确的长期计划。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系统。

同志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本身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管理者也不能再因循旧办法、仅仅依靠直觉和常识进行领导了。管理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地、尽可能深入地掌握这门科学，即使身居管理要职的人也必须努力学习。

管理体系基于这门科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特别是与信息收集、快速处理和分析相关的各项工作方面正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顺便说一句，同志们，有必要提醒大家В.И.列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只有基于可靠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曾指出：“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全集》第7卷第22页）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产业”，它由复杂的电子计算和组织技术支撑，依托严谨的数学仪器和理论基础。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快管理系统、信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步伐。我们的专家：技术员、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信息是管理活动的基础。但现代科学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制定科学化决策的方法和从效率角度全面评估各种决策方案的方法。管理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并在各个层级上建立起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关系。

同时我还想强调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专家们设计出多么完善的信息和管理系统，这些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解决管理任务的辅助手段。最关键的是做出决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责。管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但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关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果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和弱点。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多余环节，减缓了工作进程，导致了毫无理由的延误。

常有些人试图逃避委托给他解决的问题，把问题“往上推”——而上层由于忙着处理别的或许更重要的事务，问题可能久久无法解决。采取这种做法的同志，试图推卸自己对所负责领域发展不足的责任，将责任转嫁给其他部门。各种“协调”和集体讨论也存在不少过度审核的问题，同样成为逃避个人决策责任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收集几十个签字。另一方面，在部委和主管机关中仍有一些不信任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总想大包大揽一切。这类人需要改变做法——这样管理现代经济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济干部、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具有重要价值。但国民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已不允许我们满足于旧经验。任务在于提升整个管理工作的水平，使之符合现代要求。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着重强调管理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到决策与管理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改进管理是我们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

同志们！我到目前所谈论的经济问题涉及客观困难，也是我们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实质问题。现在请允许我讨论虽然令人不快但却非常重要的另一些问题，涉及某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足，必须接受严厉批评并尽快加以克服。

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某些同志丧失责任感和违反纪律。遗憾的是，许多人面对这些现象时原则性不足。

这些现象在不同层级上表现各异。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直接滥用职权或违法的例子——毕竟只是特殊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行为或许更危险，这些行为似乎逐渐被默认，演变为一种普遍做法。说得轻一些，这首先是对完成国家计划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有些部门整体上多年未完成计划任务。增加新产能的计划总是无法实现。以1968年为例，钢铁冶炼新增产能计划仅完成了20%，成品轧材完成15%，化学纤维完成55%，煤炭开采完成61%。今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建设和引入新项目的超支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是高达1.5-2倍。结果，仅在本次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生产性建设项目的预算成本就增加了230亿卢布。

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面对下属单位未能完成诸如新技术应用这样重要指标的计划，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例如1966-1968年森林工业部的新技术推广计划仅完成32%-54%，造纸工业部完成58%，石化工业部完成52%-79%。

当然，一提到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完成计划，立刻就会有各种辩解，说什么计划本身脱离实际、供应部门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客观原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当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责任人。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无法用任何客观情况来辩解的现象。

如果某个州未完成计划——这当然不好，但其中可能有州领导无法控制的因素。可如果州内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没提高、农业产量没增加、牲畜总头数减少、出生率下降，而州领导对此却视而不见，那么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丧失了责任感。

如果一个企业未完成某些计划任务，还可以认为有客观原因。可如果产品销量停滞、经济损失增加、工作效率下降，未安装的设备常年闲置在雨雪中任其生锈，那么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是用来辩解的借口。

如果某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效率提升缓慢，如果未能学习掌握新技术，部长此视而不见、一言不发，这就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已经迟钝麻木了。

至于各部委缩减其下辖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这种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又如何能够冷静对待呢？看看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吧。全苏联1969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被定为59亿卢布，比1968年第四季度的实际销售额少7.9%。任何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经济管理者因为无法组织起有节奏、有计划的工作，企图通过大量加班来完成计划任务，导致近几年加班现象过于泛滥，劳动者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投诉。

必须打击这种做法。工会应对此问题加强监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已经在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包括各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的会议上谈过一些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回顾这些事实，好让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都知情。被再次提及的同志不要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畜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把这一领域的全部困难主要归咎于缺乏饲料。近几年情况如何呢？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高有低。但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满足内部需求——包括饲料——的粮食数量一直在增加。例如，1966年收获1.71亿吨粮食，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超过9500万吨；1967年尽管只收获1.479亿吨，仍保留了约9000万吨；1968年收获1.695亿吨，保留了约1亿吨；1969年收获1.605亿吨，保留的也超过了1亿吨。

所以说国家已经很慷慨了。那么回报是什么呢？

1967-1968年，全国各类农场的牛只总头数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140万头。仅一个库尔斯克州就减少5.9万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减少17.6万头，基洛沃格勒州16.9万，波尔塔瓦州11.3万，敖德萨州12.6万，乌拉尔州4.9万，格鲁吉亚7.9万，白俄罗斯15万。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猪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为5800万，而到了1969年仅4900万，等于减少15%。在一些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情况更严重。比如加里宁州猪的头数减少了24%，日托米尔州减少了25%，诺夫哥罗德州减少27%，阿尔泰边疆区减少37%，科克切塔夫州减少41%，摩尔多瓦减少2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取了措施，1969年度牛的头数尤其猪的头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乌克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州的情况仍然同我刚提到的数字相差不大。

会议上一些州还因蛋类和禽肉产量减少受到批评。我也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说这件事。

如果说全国范围内的鸡蛋生产有所增长，那完全是因为养禽场的运营。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不再向国家交售鸡蛋和家禽。例如在坦波夫州有212个集体农庄和85个国营农场完全不从事家禽养殖。雅罗斯拉夫尔州情况更糟糕，1965年这个州鸡蛋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向国家交售了约3600万枚鸡蛋。而到了1968年，虽然由于养禽场的贡献，鸡蛋增加至5400万枚，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交售量却下降至1520万枚。

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绵羊饲养（包括粗毛品种）也存在严重不足。

在高尔基州、沃罗涅日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方，某些家禽品种（鹅、火鸡、鸭）的数量减少了。萨拉托夫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停止养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也停止了鹅和鸭的养殖，列宁格勒州、奥廖尔州、托木斯克州等几个州停止养鸭。

这一切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同志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向居民，尤其是向大型工业中心的居民供应肉类开始出现困难。这些困难你们同样心知肚明，也知道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你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个体户饲养牛、猪、羊及家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968年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附属农场生产了38%的牛奶和肉类、59%的鸡蛋。然而截至今年年初，与1966年相比居民饲养的牛数量减少了57.1万头、猪减少了542.3万头。但即使在农村，不吃肉也没法过日子，更不用说城市了。因此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农村利用我们交付给消费合作社的国家资源实现肉类销售。这种销售发展得很成功。但不难想象，这种所谓的“成功”将使国家资源枯竭。

总之，同志们，畜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每个加盟共和国、州和地区深入研究。建议考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按当前程序进行审议。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表达这样的信心：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将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畜牧业现状。

同志们！在指出这些工作上管理不善的事实时，我不想遗漏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其他监察机构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每一桩每一件看似个别现象，是某些工作人员偶尔犯下的失误，但零散问题加起来却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们都清楚铁路运输问题多么严重。每天出故障的车厢高达6万节，约占总装载量的20%。与此同时，我们却驱使着成千上万的车厢空跑，从事毫无必要的反向运输，有时甚至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里举一例说明：不久前民主德国为我们建造了7台大型门式起重机，其中3台送往远东，4台用于黑海港口。结果这些起重机全部通过铁路送去了远东的瓦尼诺港。在那里，4台起重机在40节车厢内停留了25天，又再次横跨整个国家运回敖德萨港。国家为这趟两万千米的“遨游”花费5万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在靠近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沿岸建设造价6000万卢布的、全国最大的石油中转基地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算和失误，导致该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然而，苏联海运部和苏联工业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不仅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错误，反而验收通过了无法投入使用的设施。如今想要纠正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大约2000万卢布的额外费用。

再举个例子吧：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苏联煤炭工业部耗资1000万卢布在克莱佩达海港建造了一座用于煤炭出口的分选装载综合设施。1966年该设施通过国家委员会的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后来发现，这笔投资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该设施并未配备保障它的原料基地。另外其建造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产出符合出口要求的任何一种煤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盖屋顶的材料多么紧缺。建筑材料部帮着国家从国外进口了6套用于新建硬纸板和油毡厂的设备。五年过去了，目前仅有一座工厂正在建设中。而采购的设备却一直闲置在仓库，此期间建筑材料部的领导又提出购买新设备。为什么？不知道。

化学工业部从波兰订购了价值150万卢布的全套设备，用于车里雅宾斯克油漆厂。当设备造好了运往苏联时，化学工业部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这套进口设备并不合适。可订货的人是他们自己啊。

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仓库中未安装设备的价值估计约55亿卢布，其中进口设备15亿卢布。

石化工业部也没帮着国家节省一戈比。

不久前国家借助进口设备在巴拉科沃建成纤维材料厂。该厂员工成功掌握了生产技术，开始制造高质量的纤维材料，产量足以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尽管如此，1969年苏联石化工业部仍然花费外汇340万卢布进口970万平方米纤维材料。结果到1969年8月1日，工业企业积压纤维材料超过400万平方米，价值逾500万卢布，而轮胎工业企业积压了900万平方米，价值1100万卢布。
（译注：巴拉科沃纤维材料厂1961年建成，第一款产品就是可用于汽车、飞机轮胎和输送带、传动皮带的帘子线/корд）

为了形象地说明经营不善和浪费造成的代价，我再说一组数字。每年由于损耗、无效开支和亏损的总金额约50亿卢布。每年水泥的损失达1000万吨，燃烧和进入环境的天然气达110亿立方米，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失1500万吨煤炭，木材运输损失150万立方米。同志们，深思啊！要努力工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各种行政建筑、文化宫、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过大。许多工程甚至是在计划外进行的，却被宣布为“人民建设”或“特别重要”项目。

根据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的数据，目前仅城市中就有超过1000座行政建筑、834座文化宫、450座体育场、游泳池和其他运动设施、80座剧院和马戏团在开工建设。而且与建造住宅不同，这些文体设施的建造速度反而更快，往往影响了重要工业和农业企业的建设，当然，它们是用水泥、铝、巨型镜面玻璃和最优质装修材料建造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资金和材料紧缺、无法落实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住房建设任务的情况下！

我请同志们正确理解，我们支持建设俱乐部，尤其是在工人居住区；我们支持建设体育场，好让青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实际上也有助于遏止酗酒；我们支持建设游泳池，但首先应当在偏远的工人居住区，那边有实际需求。但如果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州，一年建造了6个游泳池，甚至还造了一个人工滑冰场、6家宾馆和9座行政建筑，那就很难说有道理了，特别是在目前人民住房、医院、学校等紧迫需求仍未满足的情况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同志们气魄更大。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封闭式人工滑冰表演场、两个文化宫、几个俱乐部和游泳池、一个演员之家和一个田径馆。另外全州还在建设80座行政、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住房、普通教育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拆除住宅楼的情况，包括那些完全适合居住的住宅。总建筑师画条红线，红线之外的一切都以重建的名义被拆除。

我们支持加快将人们从地下室、从半倒塌的建筑中迁出，毕竟这些地方生活困难，缺乏供暖和排水设施，或者是拆掉那些大修费用比新建更高的建筑。然而在个别州，拆除重建的总面积占到了新建住宅总量的30%。全国范围内，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共拆除了总面积967万9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其中重建部分326万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拆除棚户区的工作却未获得足够重视。根据中央统计局数据，到1968年初简易房和危房总面积2800万平方米，其中РСФСР占900万平方米。但至今已拆除的仅为49万平方米，即4.8%。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临时限制行政建筑、马戏团和游泳池的建设。当然了，同志们，已经被批准的计划和已经投入资金的项目，显然还得完成。我们举这些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同志们。我们总是这样，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什么都做。我们首先要关注住房、医院和学校。

人民监察委在地方上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国家纪律的事实，其本质是某些领导干部企图在条件明显不具备的情况下蛮干，急躁冒进，开始建设一些根本没有拨款、材料和劳动力的项目。

在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举了一个巴库建设海上餐厅的例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个餐厅，而是一栋五层建筑，其中将开设多个餐厅、鸡尾酒吧、咖啡馆和宴会厅。真不简单啊，名叫“海上公共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使用了稀缺材料，甚至还打了钻井套管。对此不必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下，作为参考，巴库的住房建设计划完成32%、学校建设完成51%，而幼儿园的建设仅完成18%。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做出违反现行法律的决定，损害国家利益，强迫联盟企业和共和国下属企业为满足地方需要而无偿支出大笔费用。例如古比雪夫州，他们强迫工业企业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材料和工人，金额700余万卢布。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其他城市也有发生。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仅生产成本就包括了至少10亿卢布的此类支出。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的，非法的。

地方政府当然对这些非法行为有责任。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责任人。如果各部委和企业负责人能够表现出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了解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角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人说话声】对啊。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是无法用任何客观原因来辩解的。如果我们说到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就必须消除管理不善和浪费现象，坚决提升各级机关纪律性和责任感。

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更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生产潜力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关于这一点必须直言不讳：破坏劳动纪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这是需要所有党组织正视、面对的问题。

同志们，确实，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我们打击醉酒和酗酒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醉酒和酗酒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去年全国54%的犯罪是由醉酒者实施的；有370万人被送往醒酒中心，其中12万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90%的旷工与醉酒有关。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尤其要加大问责贪杯无度的共产党员，直到开除党籍。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要通过相关决议。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综上所述，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加强劳动纪律、党内纪律和国家纪律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说以前有 “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建议重拾强硬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药方。纯粹基于恐惧的纪律不是我们需要的纪律。不仅因为它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更有可能破坏法治。

我们要清醒地看待过去，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粉饰美化。我们清楚记得行政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它催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例如隐瞒实际情况、试图掩盖问题而非正视和解决问题，以及瞒报和虚报。它还导致了畏首畏尾和主动性完全丧失。

这两种做法都很危险，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这里涉及到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来，可能就会发现，缺乏主动性、不愿思考、害怕提出问题，以及繁杂拖延的工作作风，会让我们付出更高代价。

今天党对干部的态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首先依靠的是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责任感。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经济干部有能力把复杂问题解决好。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觉悟帮助共产党人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将当前的具体任务与党的整体政策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会从内心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与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作坚决斗争。

最近一段时间，党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发我国人民的主动创造性，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为每个人提供施展其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旷阔空间。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例子，表明通过主动性和独立决策（尽管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但合理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有效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离党已经确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这种作风必然要求干部具备自觉性、对国家利益的党性态度和高度责任感。

要确保这种责任感，就必须更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善人民监察和党内监察机关的工作，公允评价成绩与不足，提高对干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当然也包括所谓“组织结论”——当某些工作人员不愿接受批评、不愿学习，一贯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对党不诚实时，就需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将同意对此问题的安排。【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1970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也就是关于国家明年经济生活的首要文件时，政治局认为，这两个草案总的来说正确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符合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符合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些草案基本上能够获得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和批准。

我们具备了完成1970年预定计划的所有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会、共青团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我们要领导正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带领苏联人民迈向新的伟大胜利。

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将获得我国光荣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柱——以及我国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

现在，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通报一些国际问题。
【注：涉及国际问题的讲话未公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2.目录3.卷168.36-60页，打字稿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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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奥斯卡·舍伊宁
（国际统计学会会员，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

1.导言

1.1. В.И.列宁

革命前的俄国，地方经济（尤其农业）由地方统计学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农民是单一的阶级，而列宁[1]则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基于这一认识，苏联宣布统计学是一门社会学科。没人记得，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统计学家就认为自己有责任研究收集回来的材料，从中寻找规律并分类，即在社会学中扮演积极作用。当然，苏联的专家们也没注意到列宁存在所谓的“错误使用平均数”或“带偏见的应用统计材料”[2]。

[1]В.И.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S.科茨、E.塞内塔：《作为统计学家的列宁》，《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90. Vol.A153

列宁的哲学观点[3]亦间接损害了统计学家。他称卡尔·皮尔逊（译注：“毕尔生”）为“唯物主义的认真而诚实的敌人”和“最彻底且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之一”，因此苏联统计学家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位英国学者的统计研究。至于А.А.丘普罗夫[4]试图将大陆统计学派与英国生物统计学派相结合的努力，也无人提及。

[3]В.И.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4]亚历山大·丘普罗夫：《关于统计序列稳定性的理论》、《关于偏差理论》

1.2. 平静了几年

不过，俄罗斯/苏联的统计学家还能以1917年前的方式工作几年。С.С.扎尔科维奇得出结论，193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统计学“接近其他国家最佳水平”[5]，S.科茨[6]也同意这一观点。N.亚斯内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统计达到很高的水平，并获得了崇高地位——只是后来被奴化”[7]。

[5]С.С.扎尔科维奇：《关于俄罗斯抽样方法历史的笔记》，《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56. Vol.A119
[6]S.科茨：《苏联的统计学》
[7]N.亚斯内：《苏联1956年统计手册：评论》

实际上这段好日子到1927年就结束了（见2.1节），而1922年之前的情况非常严峻。甚至连最重要的统计数据都不存在，33名被动员参与地方人口普查的统计学家死亡。另外，统计学家频频面临“由日益加剧的破坏造成的的不可克服的困难……”[8]。

[8]亚历山大·丘普罗夫：《统计学家公报1920–1922》

1.3. 乌托邦

从1927年起，随着“大转折之年”临近，富农阶级被铲除，整个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统计学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显著下降，学术批评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指控[9]，许多统计学家因此受镇压。在一些重要领域，统计研究被直接禁止。为什么要研究犯罪呢？它很快就会消失。卖淫？它根本不存在了[10]。毒品成瘾问题？过了几十年才勉强承认。

[9]А.布哈诺夫：《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统计学家公报》1988年第9期
[10]Д.戈尔芬：“卖淫”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0年版

即使在“公开”领域，统计数据也变得不可靠。工业中的虚报现象愈发普遍，而大规模的成本操纵使得财务报告与实际生产指标脱节（В.谢留宁和Г.汉宁[11]）。这两位作者还提到，早在1926年（参见1.2节），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Ф.Э.捷尔任斯基[12]就直言工业统计数字是“虚幻的”¹，更不用说后来了。

[11]В.谢留宁、Г.汉宁：《狡诈的数字》，《新世界》1987年第2期
[12]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根据官方数字，1952年谷物产量为1.3亿吨，但实际上，如后来Н.С.赫鲁晓夫所言，真实产量比官方数字低33%。В.Н.斯塔罗夫斯基[13]解释说只考虑了生物产量²。后来的А.奥尔洛夫[15]表示：“广泛的可靠统计数据不仅是不需要的，更是危险的”。他进一步说，既没必要调研市场，也没必要提高商品品质，更没必要采取现代统计方法——因为所有的统计研究都被垄断了。此外，官方意识形态阻碍了对随机性的正确理解（参见4.1节和6节）。最后，甚至有人提议[16]将统计职能收归最高苏维埃，但该机构并无实权。统计工作的现状导致了重要的国家任务不仅得不到解决，有时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见第5节和6节）。直到1989年新思想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例如1989年第5期《经济学与数学方法》杂志上的统计与改革讨论）。

[13]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的四十年发展》，《统计学家公报》1958年第1期
[15]А.奥尔洛夫：《关于统计学及其应用的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1期
[16]С.迪卡洛夫：《统计学应当服从谁》，《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5期

1.4. 数理统计学

1948年或1949年，威廉·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俄罗斯几乎没有统计学；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在概率论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居然对数理统计学几乎毫无贡献。显然，政治气候对这类应用（注：指概率论）十分不利”[17]。

[17]朱利安·赫胥黎：《苏联遗传学与世界科学》

费勒的观点并不完全准确。虽然苏联没有数理统计学派，但В.И.罗曼诺夫确实继承了丘普罗夫的传统，将统计学的两个方向结合起来（见1.1节），尽管1948年此人不得不忏悔自己的错误（见2.3节）³。总体而言，苏联当时的成就可以从Б.В.格涅坚科的教科书[18]一窥端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对国外数学家的介绍非常简略，而且只写了一个例子涉及统计学的应用——不得罪人的产品品质统计控制。在后续版本中格涅坚科基本没怎么修改这一章。

[18]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教程》1950年版

2. 破坏分子

2.1. А.А.丘普罗夫和他的学生

1917年10月前不久，俄罗斯最著名的统计学家之一A.A.丘普罗夫出国数月，最终一去不归。他的至少三位前学生（以及几十甚至近百名其他统计学家）被镇压。Н.С.切特韦利科夫坐牢四年（大约在1931—1935年），1937或1938年被二次镇压[19]。В.И.霍季姆斯基“在数学上非常有才华，政治上非常左倾”（О.安德森语[20]），1937年被捕，“不久之后就去世了”[21]。Б.И.卡尔片科1938年被捕，一直流放到1943年[22]。安德森本人也是丘普罗夫的学生，他1920年移民海外，回忆说：“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在俄罗斯受到高度重视的早期统计学家和许多前途无量的青年学生……丘普罗夫的名字在1930年后忽然从苏联/俄罗斯的科学文献中彻底消失了”[20]。

[19]无名氏：《周年纪念和难忘的日子》，《统计问题》1995年第11期
[20]O.安德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的数学》，《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59年
[21]卡尔曼·阿尔诺什特（欧内斯特）：《我们不该这样生活》
[22]Е.卡普利克《Б.И.卡尔片科》，《统计学家公报》1992年第8期

让我们将这一说法与丘普罗夫本人早期的话进行比较：
“杰出的统计人才……其中一些是我的优秀学生，他们与它（指俄罗斯中央统计局”ЦСУ”）有关”[8]。

2.2. 大混乱

前地方自治会统计学家（如В.Г.格罗曼，见下文）被认为意识形态可疑⁴，不消说，他们大多属于那些突然消失的人群（见2.1节）。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小组——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行情研究所也被摧毁。早在1926年，该机构主任Н.Д.孔德拉季耶夫曾邀请А.А.丘普罗夫回国，并承诺给他安排研究所工作。此项邀请由孔德拉季耶夫的助手Н.С.切特韦利科夫转达，信中表示“对研究人员的良心没有丝毫强迫”，并且研究所员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有时最最艰难的任务”[25]。

[25]奥斯卡·舍伊宁：《A.A.丘普罗夫：生活、工作与书信》

然而丘普罗夫当时重病缠身（或许他根本没活到见信）。如果他接受了孔德拉季耶夫的邀请，则很可能会像许多其他杰出科学家一样罹难。切特韦利科夫曾警告丘普罗夫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事实证明，孔德拉季耶夫很快就被排挤出科学界，1931年被捕，1938年处决[26]。

[26]Н.Д.孔德拉季耶夫：《特别意见》，莫斯科1993年版

1920年代末，新一代的统计学家已经成长起来。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只有模糊认识，但他们都严守党的路线，尽力揭发“破坏分子”。在主持一场关于“计划性破坏活动”的会议时，反对“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玛丽亚·纳塔诺夫娜·斯密特-法尔克纳宣称：老专家进行破坏活动是因为新干部尚未成熟。在总结发言中，她号召与会者“在统计学领域及其计划应用方面成为科学思想上的ОГПУ”[27]⁵。

[27]М.斯密特：《计划性破坏与统计理论》，《计划经济》1930年第10期

另一位OGPU思想上的支持者是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27]。他对已被捕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前主席В.Г.格罗曼⁶进行了照本宣科的（甚至不充分的）批评，且声称“问题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不出所料，雅斯特列姆斯基还提到了Д.Ф.叶戈罗夫，提供了这位杰出数学家阴谋造反的最详细证言：
“我最近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听了叶戈罗夫教授的发言，当时他还未被揭露为破坏分子。他发表了一种纲领性的讲话，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声泪俱下：‘你们说什么破坏分子……没有比你们更坏的破坏者了，同志们，因为你们宣扬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标准化……’”[27]。

然而，苏联第一本（也是最初级的）统计学教材的作者表现出了最大的麻利劲儿。在前言中他们宣称数学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仆人，并称Н.Д.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被捕的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奴才和法国间谍[30]⁷。

[30]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1930年第2版（后续版本改名《统计学》）

2.3. 不是数学，是政治经济学

所以，统计学的基础不应该是数学，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Л.布兰德[32]对此直言不讳，许多作者[33]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反复重申这一主张，甚至最近仍有人老调重弹[34]。早在布兰德之前，A.Я.博亚尔斯基与其合著者就声明：统计学的作用“仅仅是对该学科的特定分析（注：指马克思主义分析）揭示的规律性进行测量” [30]。

[32]Л.布兰德：《论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计划经济》1931年第4期
[33]С.Г.斯特鲁米林主编：《计划经济》莫斯科1969年版
[34]М.О.纳扎罗夫：《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根本性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В.Н.斯塔罗夫斯基[35]和М.Р.埃伊德尔曼（半个世纪之后！）[36]也提出类似想法。В.И.霍季姆斯基亦然，尽管他曾说：“不能再容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数学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⁸，然而他似乎持有相同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广泛利用数学解释来为其伪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27]。那么，我们还能期望М.斯密特说什么呢？她直接说：数理统计法不能成为经济统计学的基础，因为还需要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而概率论无法描述大规模的社会进程，因为它是从相等概率的概念出发的，而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相等概率[37]⁹。之后是她极庸俗的主张：皮尔逊的曲线系统不可接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对数字的盲目崇拜……并且它的分类仅基于数学计算。虽然皮尔逊不像高斯那样想要把整个现实世界强制归入一条单一的分布曲线（注：原文如此），但他的系统仍然仅仅依赖数学基础，而这样根本无法研究具体世界” [37]。

[35]В.Н.斯塔罗夫斯基：“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33年第1版
[36]М.Р.埃伊德尔曼：“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第3版
[37]М.斯密特：《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理论》，《计划经济》1934年第7期

1939年斯密特女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纯数学的统计序列稳定性理论尤其不受欢迎，其主要作者包括В.И.博尔特克维奇、А.А.马尔科夫和А.А.丘普罗夫。博亚尔斯基等人对此声称，“彻底孤立无援的意识迫使资产阶级学者在应用数学方法时心生恐惧”[30]¹⁰。相比之下，В.Н.斯塔罗夫斯基的言辞更尖锐：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理论家（他把丘普罗夫也扯进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性及其法律的稳定性[35]¹¹。他在更晚的时候提到了威尔赫姆·莱克希斯和皮尔逊理论的“反科学本质”[40]。Л.布兰德[32]亦持类似立场，声称“破坏分子”继承了约翰·彼得·舒斯米尔奇和阿道夫·凯特尔之流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事业。

[40]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苏联国家统计史》莫斯科1960年版

1948年，伴随着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再次追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英美数理统计学派。同年统计学家们开大会，谴责“奴颜婢膝崇拜外国货”，担忧地指出“有时宣扬并采用了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方法”，同时对В.И.罗曼诺夫斯基承认自己“在某些早期著作中犯下的意识形态错误”表示满意[41]¹²。凡针对经济问题的数学或纯统计研究，如果其结果不符合党的方针，一改予以否决。下面举两个1930年代的例子。

[41]《第二次全联盟数理统计学会议决议》，1948年塔什干

例一，А.Я.博亚尔斯基[27]尖锐批评了被揭露为“人民公敌”的В.巴扎罗夫（В.А.鲁德涅夫）的结论。巴扎罗夫建立并解出了一个描述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的微分方程，该方程的特解渐近地趋近于“水平”直线。博亚尔斯基要么表示同意、承认工业增长将放缓，要么就该检验巴扎罗夫的前提，但他却声称巴扎罗夫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此外，博亚尔斯基导出的某个特解的图形并不符合其解析解，而且他关于该直线属于“衰减速率线”的说法[27]也颇令人费解。

例二，1935年联共（布）中央决议认为[43]工业中的统计产量定额阻碍了技术进步。是啊，不然呢？毕竟当时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已多次突破了定额。然而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技术人员未发现巨大的潜力，以及如此宏伟的成就为什么没破坏经济平衡？

拒绝基于统计的定额意味着平均产量的概念完全失去意义——这话明明白白讲出来了[39]。这些及类似的言论[44]实际上为计划中的唯意志论提供了依据。关于统计学的从属地位论点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早在19世纪上半叶[45]，一些统计学家（如1831年Т.Ф.斯捷潘诺夫、1847年К.С.维谢洛夫斯基）就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地位平等，而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1839年）则表示统计学可以独立共存。

[39]А.洛佐沃伊：《关于统计科学中破坏活动的后果》，《布尔什维克》1938年第23期
[44]А.彼得罗夫：《对Л.В.涅克拉什<统计学总论>课程的评论》，《计划经济》1940年第5期
[45]Б.Г.普洛什柯：《关于统计学课程的理论史》，《统计学家公报》1964年第5期

1926年Н.奥辛斯基（注：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的化名）¹³反对用统计数据佐证“预设的政治结论”[9]，С.Г.斯特鲁米林则指出统计学不应被勉强塞入“狭窄的政治经济学框架”[46、47]，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不一回事，不必臣服于它[48]。В.С.涅姆钦诺夫也谈过类似观点[49]。自然，这些言论遭到了坚决驳斥（见4.1节）。

[46]С.Г.斯特鲁米林：《关于将统计学定义为科学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2年第1期
[47]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8]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学讨论总结》、《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9]B.C.涅姆钦诺夫：《作为科学的统计学》，《经济问题》1952年第10期

2.4. “破坏分子的”普查

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苏联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20年和1926年进行。然而1937年的再次人口普查被认为不合格，1939年重新进行。В.К.沃布雷和П.И.普斯托霍德描述这一事件时声称人民公敌“阻挠”了这次普查[50]。据他们所言，大量人口未被统计，因为发给统计员的手册不堪用，导致居民的社会和职业构成也因此被“歪曲”。

[50]В.К.沃布雷、П.И.普斯托霍德：《人口普查》，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

官方声明指出：人口普查“严重违反了统计科学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政府批准的指示”，苏联人民委员会承认“人口普查的组织工作不合格，统计材料本身有缺陷” [51]。

[51]《关于全联盟人口普查》，1937年9月26日《政府公报》

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52、53]。首先，人口普查原定1933年进行，因故多次推迟——社会主义建设本应伴随人口的快速增长，却出现了人口灾难。1936年年中为了挽救局面下令禁止堕胎[54]。其次，人口普查的方案和实施办法是党中央制定的，最重要的决策系斯大林本人决断，而统计学家几乎没有时间对人口统计员进行培训。虽然只有0.3%-0.4%的人口未登记造册，但最终查出人口1.62亿，低于“预期”的1.70-1.72亿。

[52]В.В.查普林：《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统计》，《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
[53]А.沃尔科夫：《1937年人口普查的历史》，《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54]无名氏：“堕胎”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9年第2版

当然，“破坏分子”必须负全责。国家统计机构被打垮，Л.布兰德（布兰德根德勒）是受害者之一。А.洛佐沃伊[39]列举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位统计学家，称这些人是人民公敌，但没提人口普查¹⁴。1930年科学院下设人口研究所，1934年即解散。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解释后一个决定时指出：“在人口研究所的工作中引入社会经济因素的尝试失败了……”[55]。著名人口学家С.А.诺沃塞利斯基和В.В.帕耶夫斯基曾在该所工作，主任是И.М.维诺格拉多夫，但他似乎对人口学没有任何贡献。

[55]А.Н.季波尔特：《苏联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历史》，《半个世纪的苏联统计学》第2辑

3.核算

1920年代末，统计学家们相信他们的学科“正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核算”[32]。不过，斯密特虽然没提核算，却总体上反对统计学：“旧的统计理论实际是随机变量波动的理论……¹⁵这一理论……是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经济的绝妙反映……统计学家利用这一工具故意破坏计划”[27]。新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Н.奥辛斯基：“市场因素被直接服从计划管理的组织活动所取代……统计方法开始在直接核算方法面前退让”[56]。他也确实补充说（虽然未作充分解释）：但统计学仍继续发挥一定作用，并将其定义为“关于计划和调控过程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很难理解这句话，尤其联系到他同时期（1932年）称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有意识的拟定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定性/定量概括”[56、57]的观点¹⁶。奥辛斯基的观点在几年内被认可[35]。不过随后一切都变了：А.洛佐韦抛出“关于统计学衰退的破坏性论点”[39]，而В.Н.斯塔罗夫斯基后来表示，这一“极左”理论最早由院士（注：不再称呼“人民公敌”了！）奥辛斯基提出 [40]。

[56]Н.奥辛斯基：《国民经济核算的现状和任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年版
[57]С.Г.斯特鲁米林：《苏联统计学的任务与前景》、《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尽管官方观点发生了变化，1930年改组为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的中央统计局(ЦСУ)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13]。主要的专业期刊《统计学家公报》1930-1948年间停刊，那几年仅在《计划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少量统计学文章。

无论如何，核算——即初级数据的汇总——而不是神秘的“定性/定量概括”，无法提供可靠信息。即使是统计，即数据的汇总和研究，也发现不可靠（见第1.3节）。更重要的是，苏联的统计学实际上仍主要依赖全面核算[15]。

4.官方的统计立场

4.1. 会议

1954年，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央统计局在莫斯科组织召开统计问题会议[59]，1952-1954年《统计学家公报》和《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制造氛围。

[59]无名氏：《统计问题科学会议综述》，《统计学家公报》1954年第5期

部分与会者提出了理智的观点。例如，М.В.普图哈表示统计学“并不从属于其他科学”，С.Г.斯特鲁米林则声称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¹⁷。然而会议主要观点是相反的：“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统计学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А.М.沃斯特里科娃）；统计学不研究大规模随机现象（В.А.索博尔），这些现象通常没有任何特殊规律性（С.П.帕尔蒂古尔）；稳定性理论是资产阶级理论，甚至连诚实的“资产阶级统计学”代表也不得不篡改现实（М.Н.斯密特）[59]。

需要特别指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的指导意见：“列宁完全使（统计方法）服从于阶级分析农村的任务（注：更确切地讲：使之适应这项任务）”[59]。他又说：“不能认为，在研究星座群和经济群体时可以采用同一套方法。¹⁸”因此，统计学应当在数量上描述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参见第2.3节），这里要提醒一下，早在18世纪（И.П.舒斯米尔奇）统计学就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揭示人口流动中未知的神圣法则。

这次大会有助于促使统计学家们服从官方政策。比如，В.Н.斯塔罗夫斯基表示会议帮助“澄清”了许多问题[13]，并且会后随之出现了团结和睦的工作[61]。另一些作者注意到，大多数统计学家遵循会议通过的统计学定义[33]，即：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研究大众社会现象的量的方面，并与质的方面密不可分[33]¹⁹。时至今日该定义早就被抛弃了。А.奥尔洛夫早已表示拒绝接受大会决议[15]²⁰，称决议显然是该学科“取消派”和进步统计学家之间的妥协，前者认为只需细化落实预设方针，而进步统计学家（尤其В.С.涅姆钦诺夫）持不同观点[64]。

[61]В.Н.斯塔罗夫斯基：1968年全苏统计学家会议《报告》
[64]Ф.Д.利夫希茨：《作为统计学家的В.С.涅姆钦诺夫》

4.2. А.Н.柯尔莫哥洛夫的发言

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必须“严厉反击……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滥用数学，这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特征”。他又说：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毫无依据”地使用时间序列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假设 [59]（见第5.1节）。

他也不同意除了数理统计学和作为社会经济科学的统计学之外，还存在某种非数理的、但却是通用的“一般性”统计理论，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数理统计以及一些收集和处理统计数据的技术方法[59]²¹。最后，柯尔莫哥洛夫列举了统计学的重要应用领域[65]，即与某些专家的意见相反，他强调计划经济条件下大规模随机现象的重要性（见第4.1节）²²。

[65]无名氏《大数法则在统计学中的作用》，《统计学论文集》1955年

4.3. 追求和现实

早在会议前很久，苏联统计学家得出必然结论：“他们的”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68]，并认为“只有在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科学的统计”（А.Я.博亚尔斯基和Л.齐尔林[69]）²³。毫无疑问，此类言论不仅会议期间出现，会议之后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33、59、70]。综合来看，这些论调令人联想起鲁德亚德·吉卜林《丛林之书》猴群的叫喊：“我们伟大。我们自由。我们卓越。我们是整个丛林中最了不起的生物。我们都这样说，所以肯定是真的。”

[68]С.古列维奇：《为布尔什维克的统计理论辩护》，《计划经济》1938年第4期
[69]А.Я.博亚尔斯基、Л.齐尔林：《资产阶级统计学是辩囿资本主义的工具》，《计划经济》1947年第6期
[70]А.Я.博亚尔斯基：《关于统计对象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3年第2期

但对1957年出版的一种教材有如下冷静评价[71]：“……本书读者无法理解现代数理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的相关著作”[20]。此外，西方作者虽然不一定批评“他们自己的”统计学，却对社会学整体提出了尖锐批评。S.安德列斯基指出，在这门学科中“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并将其解释为“普遍的官僚病”导致了“安全的平庸” [72]。

[71]А.Я.博亚尔斯基：《经济学家的数学》莫斯科1957年版
[72]S.安德列斯基：《视社会学如巫术》伦敦1972年版

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引用他的老前辈Е.沙尔加夫的话指出：“凡油水丰厚处必孳生骗子”[73]。他称现代社会学为“平民科学”，并警告说它的下一个也是最终阶段将是“无产阶级”科学，它“通过确认一切被命令相信的东西来安抚无产阶级”。可惜啊，这人不熟悉苏联的统计学！

[73]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纽约1984年版

5.计量经济学

5.1. 不成功的创举

滥用数学确实在国外发生过，这里有个与А.Н.柯尔莫哥罗夫论点（见4.2节）相关的显著例子，虽然说的是1920年代末。哈佛政治经济学派纯粹基于经验预测经济指标，未能预见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В.И.霍季姆斯基[27]正确指出了这一点，却忘了补充一句：用正牌经济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专家同样束手无策。惟Н.Д.孔德拉季耶夫（见2.2节）在1923年部分正确地描绘了即将到来的事件。大约二十年后，统计数据的经验外推法被经济模型研究——也就是计量经济学——取代。

1910-1911年В.И.博尔特克维奇“独自尝试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计量经济学（!）”，遭遇失败，虽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失败。他的“枯燥表述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者（除克里普特之外）无法接受”[74]²⁴。苏联学者肯定会重复类似尝试，但意识形态上的创新被绝对禁止。即使是19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纪念版也仅包含书目注释。

[74]E.贡贝尔：“L.J.博尔特克维奇”词条，《国际统计学百科全书》纽约/伦敦1978年版

5.2. 艰难之路

第一位试图将国外已有的计量经济学引入苏联科学界的人是В.С.涅姆钦诺夫，但他的努力被视为企图将“最资产阶级”的学派引入国内[66]。尽管如此，1959年还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以确定对这一新趋势的态度[76]。与会者遵循时代精神，一致认为经济学需要更广泛地应用数学方法，但主要报告人А.Я.博亚尔斯基和另几位统计学家拒绝将计量经济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博亚尔斯基指出该学科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似乎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定性判断”。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不会发生质的变化[76]——当然了，并未称其为僵化的理论。

[76]无名氏：《关于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及计量经济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59年第9期

А.Х.卡拉佩特扬声称资产阶级计量经济学家立足于“庸俗的”（注：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6]，而Ю.А.克隆罗德谴责Л.В.坎托罗维奇（显然指的是他那本书[77]）偏离马克思主义。坎托罗维奇的结论基于“客观条件评估”，正如В.С.涅姆钦诺夫[78]所言，其评估与市场价格非常接近。

[77]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莫斯科1959年版
[78]В.С.涅姆钦诺夫：《编者的话》，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

1960年举行了又一次此类会议，请来领先学者出席[79、80]。会议上听取了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和В.В.诺沃日洛夫的报告。涅姆钦诺夫讨论了实现某些目标所需投资最小化等问题；坎托罗维奇表示需要新的计划方法、新的经济和统计指标以及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А.Н.柯尔莫戈罗夫在讨论中甚至指出，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工作应当引领经济理论（注：即政治经济学！）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全新阶段[79]，又说：显然经济学必须根据数学的应用所提出的要求来澄清自己的许多表述和概念²⁵。不久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1963年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到了1965年，1960年会议上的三位报告者都荣获列宁奖（涅姆钦诺夫为追授）以表彰他们在线性规划方法和经济模型方面的科学研究[82]²⁶。

[79]Я.Л.格克尔丘克、Л.Е.明茨：《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的科学会议》，《统计学论文集》1961年第6卷，
[80]《数学在经济和计划中应用的一般问题》莫斯科1961年版
[82]1965年4月22日《政府公报》

但我们仍然怀疑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政治考虑始终被置于经济理由之上；其次，几乎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见第1.3节）；第三，经济学家们不打算重新审视他们对数学的病态怀疑态度（见第2.3节），并继续指责计量经济学家拒绝马克思主义[83]。他们还事实上否认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науч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参见第4.1节），在面对新机遇和新要求时束手无策。坎托罗维奇明确讲：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第42年，我们的经济学尚不清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及其应用方式，什么是社会主义利息，是否应该计算资本投资的效率以及以何种方式计算。比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告诉我们，‘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仅仅是在施加影响’，或者‘生产资料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特殊种类的商品’，等等。” [84]

[83]Л.В.坎托罗维奇：《关于经济科学的现状和任务》
[84]Л.В.坎托罗维奇：《在科学院年会上的辩论发言》，《苏联科学院公报》1959年

坎托罗维奇算什么！柯尔莫哥洛夫又算什么！听听玛丽亚·斯密特的话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在他们所畏惧的现实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相反，马克思和列宁经济学说的力量和生命力恰恰在于深刻洞察了支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85]。何其幼稚啊！

[85]М.斯密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概论》莫斯科1961年版

6.遗传学

到1935年，苏联已成为“研究孟德尔定律的主要中心，并得到世界公认”[86]。但从1939年起，苏联遗传学的发展开始放缓，到1948年被彻底摧毁。苏联最杰出的遗传学家Н.И.瓦维洛夫自1935年起受迫害，当时遗传学被贴上“唯心主义科学”标签，称其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87]。1939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组织了一场关于遗传学和育种学的会议（参见该杂志1939年第10期、第11期），瓦维洛夫在会上被礼貌但尖锐地批评一通。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1943年庾死[87]。

[86]《李森科争议报告》，无名氏小册子，科学工作者协会，伦敦1951年版
[87]М.В.亚当斯：“瓦维洛夫”词条，《科学传记辞典》纽约1981年版

遗传学的最终崩溃发生在1948年²⁷的全苏会议上，出席者主要是反对遗传学的高级专家。Т.Д.李森科是最敌视这门学科的人，他对概率论的看法是：“由于无法揭示自然界生物的规律性，摩尔根学派被迫求助于概率论(!)。物理学和化学已经摆脱偶然性，因此它们成为了精确科学……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89、90]²⁸。苏联对遗传学家的迫害也引起了国外关注[92、93]。

[89]Т.Д.李森科：《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0]《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2]R.С.库克：《李森科的马克思主义遗传学》，《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93]M.C.莱金德：《遗传学争议书目概览》，《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在此背景下，J.赫胥黎推测苏联领导人既不承认意识形态中的偶然性，也不承认自然科学中的偶然性[17]。著名统计学家R.A.费雪发表了一篇尖锐声明：“在他（注：李森科）的攻击下，许多俄罗斯遗传学家，包括功勋最卓著的遗传学家，都被杀害”。又说：“他（注：李森科）贪婪追求的奖赏是权力，是他自己的权力——用来恐吓和杀戮的权力”[94]。

[94]R.A.费雪：《李森科是个什么样的人？》，《R.A.费雪文集》阿德莱德1974年版

Б.В.格涅坚科证明，“一些头脑发热之人人”开始驯服地否定概率论[95]。他还谴责А.Н.柯尔莫哥洛夫和其他著名数学家们此前支持孟德尔学说的立场，并耐心地解释李森科关于科学与偶然性的无知论点（他既不敢指名道姓，也未直接反驳此人对物理学的看法）。

[95]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В.С.涅姆钦诺夫也在1948年的会议上讲了话。虽然发言多次被粗暴的喊叫打断，但他仍然表示：“染色体遗传理论已经进入科学的黄金宝库”。并说：“我有机会从统计学的角度检验这一理论。它也符合我的观点”[90]。

难怪他不久后不得不辞去“К.А.季米里亚泽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并推辞担任该学院统计学教研室主任[64]，公开认错[49]。更有甚者，1948年前述第2.3节提到的数学统计学会议“坚决谴责”了涅姆钦诺夫企图（注：更准确地说是准备）用统计学来证明“反动的魏斯曼主义理论”，以及他从“马赫主义的英美学派立场”发言的行为，因为该学派赋予了统计学它本不应有的仲裁者角色，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注：上升到意识形态教条）[41]。

С.Н.伯恩斯坦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96]，但1949年或1950年，“数学出版社”重新考虑了其出版伯恩斯坦关于概率论的第五版新书的计划，因为他“坚决拒绝”删除书中几页涉及孟德尔定律的内容²⁹。伯恩斯坦死后，悼词执笔者之一Б.В.格涅坚科在悼词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看法，另一位执笔者А.Н.柯尔莫哥洛夫1940年发表一篇文章[97]，从统计学角度证实了孟德尔定律。这就不难理解，1948年柯尔莫哥洛夫也出席的数学统计会议的决议实际意义有多大！

[96]П.С.亚历山德罗夫、Н.И.阿赫伊泽尔、Б.В.格涅坚科、А.Н.柯尔莫哥洛夫：《С.Н.伯恩斯坦的悼词》
[97]А.Н.柯尔莫哥洛夫：《关于孟德尔定律的一项新证明》

1955年，刚刚出狱不久的В.П.埃弗罗伊姆松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98]，揭露李森科的罪行，天真地希望将他告上法庭。埃弗罗伊姆松评估了李森科在未经过任何初步统计验证的情况下推行其创新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结论之一是：到1955年粮食损失高达1.5亿吨，而且未来至少十年的损失仍无可避免。值得一提的是（参见第1.3节），1952年粮食的生物产量为1.3亿吨³⁰。埃弗罗伊姆松最后提到（虽然没提供任何引用依据），遗传学在纳粹德国也被摧毁了。

[98]В.П.埃弗罗伊姆松：《李森科和李森科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89年第1、2、3、4期

作者致谢：
本文是最初英文版的修改版，起先发表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该刊编辑部与“卢修斯和卢修斯”出版社慷慨地允许以俄文本发表。

1. 通过另一个来源，我们找到了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对这些统计数据的无情批判 [12]
   
   [12]Ф.Э.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选集》莫斯科1967年版
   ↩︎
2. 关于苏联统计学家的生平资料，见[14]。此外，关于А.Я.博亚尔斯基、В.С.涅姆钦诺夫、Н.奥辛斯基、М.Н.斯密特-法尔克纳、В.Н.斯塔罗韦尔的条目收录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而В.巴扎罗夫的传记则收录在该百科全书第一版中。
   
   [14]В.П.科尔别夫：《国家统计领域的杰出人士》
   ↩︎
3. 其他概率论专家也不得不为他们的遗传学研究付出代价（见第6节）
   ↩︎
4. 让我们回顾一下Ф.恩格斯的预见[23]：“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Н.С.叶尔莫拉耶娃[24]引用了最后一个动词的两种俄语译文，但似乎都不准确。无论如何，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明确的。
   
   [23]Ф.恩格斯：1891年10月24-26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
   [24]Н.С.叶尔莫拉耶娃：《关于所谓的“列宁格勒数学阵线”》，《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5年第4期
   ↩︎
5. 一年后斯密特注意到“被捕的破坏分子中充斥着统计学家”[28]。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可能也有贡献，而她做人风格上的贡献是无疑的。即便如此，1931年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博亚尔斯基、斯塔罗夫斯基、霍季姆斯基和亚特列姆斯基是“波兰白匪”，大家皆一笑置之。可到了1937年，霍季姆斯基因“同样有根据的诬告”被捕[21]（见第2.4节）。当然，每个科学领域都揪出了“破坏分子”（见Э.科尔曼[29]）。滑稽的是，他将斯密特与真正的科学家一并归入了在经济学中“传播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类别。
   
   [28]М.斯密特：《苏联统计理论与实践》1930年第二版新增序言《作为一种破坏工具的统计》
   [29]Э.科尔曼：《科学中的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1931年第2期
   ↩︎
6. В.Г.格罗曼根据往年数据预测谷物产量，认为它是随机的（取决于天气的偶然变化）。他对1929年的预测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但对1930年的预测失败了。亚特列姆斯基只是指出，以这种方式可以预料任何随机变量的行为，但并未说明它们的后续值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
   ↩︎
7. 这本教材提到了“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30]！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的С.А.亚诺夫斯卡娅溢美赞扬了А.Я.博亚尔斯基、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В.И.霍季姆斯基、В.Н.斯塔罗夫斯基合著的书第一版，声称这些作者首次“摸索”出如何将辩证唯物主义引入数理统计学（以及如何抵抗“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亚诺夫斯卡娅还补充说，在计划经济中，概率论的方法(!)不足以为这一学科提供根据[31]。
   
   [31]С.А.亚诺夫斯卡娅：《在共产主义大学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930.12-1931.1）》
   ↩︎
8. Л.布兰德也间接说了同样意思的话[32]。
   ↩︎
9. Л.布兰德和В.Н.斯塔罗夫斯基[38]为等概率(равновозможный)（因此也为概率的经典定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辩护。不过他们并未提及统计概率，而统计概率在大数法则的意义上等同于理论概率。他们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缺乏说服力的间接言论。有趣的是，А.洛佐沃伊[39]独立地重复了针对等概率的批评。
   
   [38]Л.布兰德、В.Н.斯塔罗夫斯基：《关于М.斯密特的文章<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计划经济》1935年第8期
   ↩︎
10. 他们还坚决批判了A.A.库尔诺和Р.米塞斯。
    ↩︎
11. 没人愿意看到，自从莱克希斯1870年代开始研究统计序列稳定性至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
12. 一年前，出席会议的А.Н.柯尔莫哥洛夫高度评价В.И.罗曼诺夫的贡献，特别指出他是“这一伟大潮流（注：指英国统计学家的工作）在苏联的第一个宣传者”[42]。
    
    [42]А.Н.柯尔莫哥洛夫：《俄罗斯科学在概率论发展中的作用》
    ↩︎
13. 此人原名В.В.奥博连斯基，曾担任多个职务（1926-1928年中央统计局局长），1935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37 年被捕，1938年死亡[9]。另据其他资料，1935年被捕[11]并枪决[14]。
    ↩︎
14. 1939年的人口普查听话地查出了1.701亿人，比实际人口多出1.6%[53]。
    ↩︎
15. 几年后，她忘记了关于“波动”的问题，开始抨击“资产阶级的统计序列稳定论”（见第2.3节）。
    ↩︎
16. 有必要引用莫里斯·乔治·肯德尔的观点，他明确但间接地区分了会计与统计的目标。他在描述15世纪意大利时写道：“会计仅仅是连续的记录，主要还是对（社会）状态的登记，而不是对发展中经济的评估或预测的基础。”
    
    [58]M.G.肯德尔：《统计史从何而起？》
    ↩︎
17. В.Н.斯塔罗夫斯基[59]主张采用取样法，而这种方法在А.А.丘普罗夫的家乡几乎没人用了。
    ↩︎
18.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曾训斥过一位参加会议者——А.С.门德尔松[59]。他也可以点名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和А.Н.柯尔莫戈罗夫！后来，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稍微缓和了他的意识形态攻讦[60]。
    
    [60]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关于统计问题的讨论》，《苏联科学院公报》1954年第8期
    ↩︎
19. 怎能不让人想起Н.奥辛斯基的 “定性/定量”研究和概括！（见第3节）
    ↩︎
20. T.B.里亚布什金重复了官方定义[62]，但后来改变自己的观点：再次引用该定义后，他表示还有另一种定义已经放弃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承认统计学与数学的密切关系[63]。
    
    [62]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6年第3版
    [63]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经济学百科全书》1980年版
    ↩︎
21. 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许多西方数理统计学家称自己的学科为统计理论，而不使用“数理统计”一词。
    ↩︎
22. 一些统计学家提出了关于随机性的荒谬想法。С.Г.斯特鲁米林[66]声称，实际指标与计划之间的偏差是随机的，而А.Я.博亚尔斯基指出，计划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超额[67]。看来，他们对谎报数据一无所知（见第1.3节）。
    
    [66]无名氏：《关于统计学领域的理论工作》，《经济问题》1948年第5期
    [67]А.Я.博亚尔斯基：《苏联计划经济与大数法则》，《统计理论研究》莫斯科1974年版
    ↩︎
23. 这些作者还声称，资产阶级统计学故意美化失业率，对美国黑人预期寿命低于白人的事实无动于衷，等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另外，他们还不恭地指责卡尔·皮尔逊宣扬种族主义思想，“胜过戈培尔的部门”[68]。
    ↩︎
24. Г.А.费尔德曼(1884—1958)接触到了计量经济学的思想，但他被镇压，似乎在这个领域没能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75]。同样很有可能的是，如果Е.Е.斯卢茨基曾供职的行情研究所未被解散的话，他本可以成为苏联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见2.2节）。
    
    [75]А.Д.奈施坦因、Г.И.哈宁：《纪念Г.А.费尔德曼》
    ↩︎
25. 在关于会议的另一份报告中，柯尔莫哥洛夫这样讲：“主要的、困难的但必要的任务是用一个统一的指标来表示国家经济的理想最佳状态”[81]。
    
    [81]И.比尔曼：《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科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60年第7期
    ↩︎
26. 1975年坎托罗维奇因提出线性规划理论，荣获诺贝尔奖。
    ↩︎
27. 1947年冷战开始，国际关系骤然中断，这也是选择此时迫害遗传学家的原因[88]。
    
    [88]Н.Л.克列缅佐夫：《1945-1947年苏联遗传学中的“美国帮助”》，《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6年第3期
    ↩︎
28. 部分作者[91]驳斥了这一言论，但他们没几个人敢直接点名李森科。克德罗夫还提到了《哲学问题》杂志（1948年第2期）的一篇社论，文章正确地将单个事件的偶然性与大数中的必然性联系起来。李森科的演讲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但他要么没读过，要么选择无视之。
    
    [91]Б.М.克德罗夫：《作为统计科学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范畴》
    ↩︎
29.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Л.Н.博利舍夫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告诉我，出版社是在校对了该书的新版本后拒绝的。
    ↩︎
30.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Н.С.赫鲁晓夫的玉米推广，同样没有任何实验依据，而且耗费了大量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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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乌尔诺夫教授谈苏联的统计数据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敌对表现

基辅市

1970年12月20日9时，一通具有政治危害性的电报从列宁格勒发往基辅中心电报局。

抄本附后。

女报务员将上述文本视为技术样本予以打孔，显然不知其内容，电传到基辅市。

正在会同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采取措施寻找电文作者。

附件：文字1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费多尔丘克

列宁格勒市发往基辅中心的电报全文：

“我失去了对我们亲爱苏联的
诚挚信仰，
收回给纳赛尔的勋章吧——
纳赛尔配不上它。

甚至能够登台咒骂，
拿礼物胡乱分发，
说纳赛尔是我们的兄弟，
授予英雄称号——可拉倒吧。

国家为什么黄金匮乏——
都送给混蛋啦。
还不如用来打仗，
纳赛尔以后会原谅我们……”

（文体和拼写保留原样）

核对：侦查员
（签名）文尼琴科

（儿按：不少人相信这首讽刺诗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作品。1964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引起国内普遍反感。按照赫鲁晓夫儿子的说法，此事的缘由是，赫鲁晓夫到访埃及当天纳赛尔即授予他“尼罗河项链勋章”。为了还礼，赫鲁晓夫询问苏联哪一种奖励相当于尼罗河项链勋章，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不带直接意识形态色彩的的是“苏联英雄”称号，曾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于是批准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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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敌对活动

波尔塔瓦州

1974年2月15日和18日，克列缅丘格市分别报告了82起和90起散播反苏传单案件，传单内容包括赞同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反人民活动，以及号召反对我国现行国家和社会制度。已查明，这些传单的散播者是“克列缅丘格斯特罗伊”机械联合工厂管理局推土机驾驶员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卢奇基夫，1945年出生。

经州检察长批准，国安委分局对卢奇基夫提出反苏煽动和宣传的刑事诉讼，并于2月18日将他逮捕。

审讯期间卢奇基夫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供称他实施上述活动的原因是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不满。

侦查继续进行中。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1892-1939），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十月革命，曾任伏尔加河-里海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两次授予红旗勋章。后担任过驻阿富汗、爱沙尼亚、丹麦和保加利亚全权代办。1938年4月察觉自己将被捕，出差柏林期间拒绝回国，侨居巴黎。1938年7月苏联最高法院缺席判决拉斯科利尼科夫死刑。1939年8月末他惊悉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刺激住进精神病医院，9月12日坠楼身亡（另有说法称死于肺炎或被苏联特务暗杀）。《致斯大林的公开信》10月1日发表在俄国移民刊物《新俄罗斯》：

斯大林，您已宣布我为“法外之徒”。通过这一举动，您将我与您统治下过着非法生活的全体苏联公民在权利——更准确地说，在无权利方面——等同了起来。

我这边的回应完全相反：我把进入您建造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门票退还给您，并与您的政权决裂。

您的“社会主义”——其建设者只能在牢房办庆功会——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就像您的个人独裁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关系一样。

即便荣获勋章、受人尊敬的民意党革命家Н.А.莫罗佐夫承认他就是为了这种“社会主义”才在什利谢利堡要塞蹲了五十年地牢，也不会对您有任何帮助。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自发增长的不满情绪迫切要求采取断然政治手段，就像1921年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一样。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赏赐”了一部民主宪法。全国人民以满腔热情接受之。

1936年民主宪法的民主原则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希望和夙愿，诚实地执行这一原则标志着苏联民主发展的新阶段。

但在您的理解中，任何政治手段都是欺骗和蒙蔽的同义词。您推行的是不道德的政治、不诚信的权力和不关爱人类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您对宪法做了什么？

您畏惧自由选举威胁到您的个人权力，说这样好比“跳入未知”，您践踏宪法如废纸，把选举变成只允许一个候选人的可悲闹剧，并且让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唱您的赞歌。在会议间隙您悄无声息消灭了“耍滑头”的代表，嘲笑他们的豁免权，并提醒大家苏联大地的主人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您。您竭尽全力诋毁苏联民主，就像您诋毁社会主义一样。您不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向前进，反而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日益增长的不满。您逐渐将无产阶级专政偷换为您的个人独裁统治，从而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将在我们的革命史上被称作“恐怖时代”。

在苏联没人感到安全。没人知道自己入睡后能否避免夜间逮捕，谁都逃不脱。无论无辜者或有罪者、十月革命英雄或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或党外人士、集体农庄农民或全权代办、人民委员或工人、知识分子或苏联元帅——人人都同等地受您鞭笞，人人都在这魔鬼般的血腥旋转木马上打转。

正如火山喷发时巨石伴随着爆裂声和轰鸣声坠入火山口，整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在崩塌并落入深渊。

您开始血腥屠杀前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消灭老布尔什维克，然后消灭在内战中成长起来的、肩负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重担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并大肆残害共青团。

您打着“斗争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的旗号掩饰自己。但您并不是昨天刚刚掌权的。没有您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混进”重要岗位。

是谁把所谓的“人民公敌”安插在国家、党、军队和外交部门的最重要岗位上？

是约瑟夫·斯大林。

请读一读旧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吧：上面写满了“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破坏分子”和“颠覆分子”的任命及调动。文末赫然落款：约瑟夫·斯大林。

您假装自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多年来一直被一些蒙面的狂欢节怪物牵着鼻子走。

您对您的亲信们低声说：“寻找并找到替罪羊”，然后将您自己的罪过都加在那些被抓来注定要被牺牲掉的受害者身上。

您用恐怖手段挟制全国，勇敢的人也不敢当面向您道出真相。

“客观公正”进行自我批评的浪潮却在您的宝座下恭顺止步。

您完美无瑕，您从不犯错！慈父啊！

但苏联人民非常清楚，万事都由您这位“全民幸福的缔造者”负责。

通过卑鄙的捏造，您策划了一场场审判，其指控之荒谬甚至超过您在神学院课本上学过的中世纪女巫审判。

您自己也知道，皮亚塔科夫没有飞往奥斯陆，高尔基先生是自然死亡，托洛茨基没让火车脱轨倾覆。
（译注：第1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1937年1月被枪决，曾指控其1935年飞往奥斯陆“密会托洛茨基”）

明知这一切都是谎言，您却鼓励手下的诽谤者：“造谣吧，造谣吧，说多了总会有点儿用的。”

众所周知，我从来不是托派分子。相反，我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反对报刊上和大型会议上的一切反对派。即使今日我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不同意他的纲领和手段。虽然从根本上不同意托洛茨基，但我认为他是一位诚实的革命者。我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他勾结希特勒与赫斯。

您这位厨师烹饪的辣味菜肴，普通人的肠胃消受不了。

您在列宁墓前庄严宣誓将完成他的遗愿，并像珍视自己眼睛一样维护党内团结。背誓者，这一条您也违弃了。

您毁谤、羞辱并处决了跟随列宁多年的同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您心知肚明他们是无辜的。您还强迫他们在临死前承认未曾犯下的罪行，令他们身败名裂。

十月革命的英雄们今何在？布勃诺夫在哪儿？克雷连科在哪儿？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在哪儿？德边科在哪儿？

斯大林，您逮捕了他们。

老近卫军在哪儿？他们死了。

斯大林，您枪杀了他们。

您腐蚀、玷污了您战友的灵魂。您迫使追随您的人怀着痛苦和厌恶踏过昔日同志和朋友的血泊。

在您主持编写的虚假党史中，您窃取了已故的、被您杀害和羞辱之人的功劳与贡献，归到自己头上。

您摧毁了列宁的党，又在其骸骨上新建一个“列宁-斯大林”党，成功掩盖了您的独裁统治。

您建立这个党不像别的政党那样基于普遍的理论和策略，而是基于对您个人的爱和忠诚。党员不了解前一个党的纲领不要紧，对您斯大林的爱却是强制性的，并且每天都被报刊回炉加温。自夸热爱斯大林取代了认同党纲。

您是与昨日彻底决裂的叛徒，背弃了列宁的事业。您口口声声宣布提拔新干部，但这些年轻新干部有多少已经烂在您的地牢？斯大林，您杀了他们多少人？

您用虐待狂的残酷手段对待国家急需的干部。从您独裁者的角度看来，他们乃是对您的威胁。

战争前夕您摧毁了红军——这个国家的爱和骄傲，她力量的支柱。您斩首了红军和红海军，您杀害了以杰出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代表的、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火焰中淬炼出来的一批最有才华的将领。

您消灭了一批内战英雄，他们用最新军事技术改造红军，使其所向披靡。

在军事形势最危险的时刻，您却继续屠杀军队统帅、中层和基层指挥员。

布柳赫尔元帅在哪儿？叶戈洛夫元帅在哪儿？

你逮捕了他们，斯大林。

为了平息民心骚动，您欺骗全国，竟说什么被逮捕和处决削弱了的红军变得更强大了。

您知道，军事科学的规律要求从总司令到排长一概实行“一长制”，但您却重新引入军事委员制度。这项制度是红军和红海军组建之初出现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指挥员，必须对旧军队的军事人才进行政治监督。

您不信任红军指挥员，使军中两权并立、破坏军纪。

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虚伪地发掘历史上的俄罗斯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指望古人在未来战争中可以比被处决的元帅和将军们更能帮助您。

盖世太保和日本情报机关的真间谍利用您的疑心病，在被您搅浑的水中成功摸鱼，给您投放了大量虚假文件，诋毁最优秀、最有才华和最诚实的人。

在您制造的怀疑、互不信任、普遍监视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无所不能的腐臭氛围中，您将红军和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肆意蹂躏。“截获”的任何文件都被相信（或假装相信）是无可争辩的铁证。

以福斯上尉为代表的俄罗斯全军联盟（译注：”РОВС”，弗兰格尔将军创建的白军组织）的“内线”通过向叶若夫的特务塞假文件，败坏了外交使团忠实工作人员的名誉，导致我们在保加利亚的代表机构——从驾驶员М.И.卡扎科夫到武官В.Т.苏霍卢科夫——土崩瓦解。
（译注：克劳狄乌斯·福斯，原弗兰格尔军炮兵团上尉，曾任РОВС办事处主任。二战期间积极从事反苏活动，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91年11月死于慕尼黑）

您正在逐一摧毁十月革命的重要成果。以制止工人流动的名义，您取消了劳动自由，将苏联工人束缚在工厂和车间。您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工业和运输业陷入混乱，损害了经理、工程师和工长的权威，同时伴随着无休止的调动、任命、逮捕，以及对工程师、经理和工人的迫害，称他们为“隐藏的、尚未揭露的破坏分子”。

使正常工作无法进行之后，您又假借打击工人“旷工”和“迟到”的幌子，用残酷的、似鞭笞和蛇蝎般残忍的反无产阶级法令强迫他们劳动。

您惨无人道的镇压使苏联劳动者的生活水深火热，他们稍有小错就被解雇，拿到“狼票”（译注：表明持有者不可靠的限制性证件），甚至被赶出家门。

工人阶级以无私的英雄主义承受着紧张的劳动和饥饿、微薄的薪酬、拥挤的住房和匮乏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相信您正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但您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曾希望随着社会主义在我国取胜，人类优秀思想家的伟大兄弟情谊之梦想能够实现，人人过上快乐轻松的生活。

甚至连这份希望您也剥夺了：您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建成。工人们困惑地低声互相问道：“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同志们，那我们当初为何而奋斗呢？”

您歪曲了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就像您歪曲了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样。您通过那些取代了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位置的、无知的蹩脚“理论家”之口，竟表示到了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留ГПУ（译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柄。

您打击集体农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您假借反对“浪费集体农庄土地”的幌子毁坏自留地，强迫农民耕种集体土地。作为饥荒的创造者，您用粗暴的、残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手段（这是您的战术特点），使列宁的集体化思想在农民心中名誉扫地。

您伪善地宣称知识分子是“世间的盐”，却剥夺了作家、科学家、画家最起码的内心自由。您用老虎钳压制艺术，使其窒息、枯萎、灭亡。编辑们被您凶神恶煞的审查机构吓破了胆（因为他们用脑袋为一切负责），变得谨小慎微，导致苏联文学僵化、瘫痪。作家不能出版作品，剧作家不能在剧院上演剧本，批评家不能发表未获得官方首肯的个人意见。

您扼杀了苏联的艺术，要求它变成宫廷弄臣，但艺术宁愿沉默也不愿为您唱“和散那”（译注：基督教颂词，意为“求主拯救”）。您推行伪艺术，这种伪艺术以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不停颂扬您那臭名昭彰、令人作呕的“天才”。

那些平庸的马屁精们吹捧您是“日精月华所生”的半神，而您实则像个东方暴君，享受着粗俗奉承的香烟缭绕。

您无情扼杀了虽才华横溢却不得您欢心的俄罗斯作家。鲍里斯·皮尔尼亚克在哪？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在哪？亚历山大·阿罗谢夫在哪？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哪？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在哪？已被定罪的索科利尼科夫的妻子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在哪？

斯大林，您逮捕了他们。

继希特勒之后，您再次复活了中世纪的焚书行为。

我亲眼见过发给苏联图书馆的要求立即无条件销毁的大批书目清单。1937年我在保加利亚做全权代办时，我在收到的注定要被焚毁的书目中发现了本人的历史回忆录《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堡》。许多作者名字旁边都标注着：“销毁全部书籍、小册子、肖像”。

您剥夺了苏联科学家（尤其人文科学领域）最低限度的科学思想自由，而没有这种自由，科学家的创造性工作将无从谈起。

自命不凡的无学之徒通过阴谋、内讧和整人，令实验室、大学和研究所的工作陷于停顿。

您宣布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俄罗斯科学家：伊帕季耶夫和奇奇巴宾院士是“出国未归者”，天真地以为可以羞辱他们，结果却只让您自己蒙羞。您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揭示了一个令您的政权感到脸红的事实：最优秀的科学家正在逃离您的“天堂”，扔下您所谓的恩惠：公寓、汽车和人民委员会食堂饭票。

您正在消灭俄罗斯的天才科学家。

苏联最好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在哪？您连他都不放过啊。斯大林，您逮捕了图波列夫！

没有任何领域、任何角落可以让人们安静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剧院总监、优秀导演、著名艺术家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不参与政治，但您还是把他逮捕了，斯大林。

您明知我国人才匮乏，每一位有文化、有经验的外交官都弥足珍贵，却仍然把几乎全部的苏联全权代办骗回莫斯科一个个消灭掉。您彻底摧毁了整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构。

您不遗余力无情破坏了我国的黄金储备——年轻干部，您把那些正值壮年的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外交官消灭了。

在战争威胁的严峻时刻，在法西斯主义矛头指向苏联的时刻，在争夺但泽和争夺中国只是为了准备将来干涉苏联的跳板的时刻，在德日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祖国的时刻，唯一防止战争的机会就是苏联公开加入国际民主国家集团，尽快与英国和法国缔结军事及政治联盟。然而您却在犹豫，观望，像钟摆一样在两个“轴心”之间摇摆不定。

在您一切的内政外交计算中，您不是基于对祖国的爱（因为您疏远祖国），而是基于对失去个人权力的非理性恐惧。您无原则的独裁就像一块腐朽的木墩子横亘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上。“万民之父”，您背叛了战败的西班牙革命者，抛弃他们任由命运摆布，把他们留给其他国家操心。慷慨伸手挽救生命不是您的原则。悲哉，战败者！您不再需要他们了。

您冷漠对待逃离法西斯暴行的欧洲工人、知识分子和手艺人，砰的一声关闭国门，任凭他们灭亡。然而我国的辽阔土地能够热情容纳成千上万移民。

像所有苏联的爱国者一样，我多年埋头工作，闭着眼睛做了不少事。我沉默太久了。对我来说，难以割舍的不是与您这注定要失败的政权的联系，而是与我在其中度过了近30年的旧列宁主义党的残余的联系，短短三年您就把它毁了。失去祖国令我极度痛苦。

您走得越远，个人专制的利益就越是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不断冲突，您像个暴君讥笑着，渴望独揽大权。

您的社会基础逐日缩小。您慌忙寻找支柱，虚伪地大声赞美“党外布尔什维克”，制造一个又一个特权群体，用恩惠和施舍笼络他们。但您不仅无法保证这些新兴“暴发户”长享荣华富贵，甚至连生存都岌岌可危。

您的胡作非为难以长久持续下去。您的罪孽罄竹难书。被您害死的人数不胜数。

迟早有一天，苏联人民会把您——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叛徒、罪魁祸首、百姓的真正仇敌、饥荒和司法陷害的组织者——送上被告席。

1939年8月17日

延伸阅读：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一份“打倒斯大林及其党羽”檄文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82年11月10日，担任党的最高职务长达十八年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次日公开宣布了他的死讯，11月15日在红场举行隆重葬礼。本文摘录事件亲历者的描述和回忆。

“那时候第一把手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早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健康就出现问题。1951年他在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任上（45岁）患心脏病，到1970年代中期已然日薄西山，滥用安眠药更雪上加霜。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主管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回忆：
“对我们医生来说，要帮助勃列日涅夫维持一种哪怕是积极的、理智的领导人的假象，也变得一年比一年困难。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生极大变化，甚至普通镇静剂到他身上也成了虎狼之药”。

1975-1982年担任总书记主治医师的米哈伊尔·科萨廖夫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说：若想延长生命，勃列日涅夫“必须辞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原全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鲍里斯·帕斯图霍夫接受塔斯社采访表示：
“他什么都明白。但那时候第一把手的作用已经不大了。讽刺者说，如今是随从扮演国王。我永远忘不了我最后一次参加共青团代表大会……我坐在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旁边……我们坐着聊天，我跟他说起勃列日涅夫的情况，他告诉我，无论怎样都必须维持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状态。这关系到党内稳定、国家稳定，乃至国际稳定。虽然他恳请退休，但这群随从挽留他……他们劝他相信自己至关重要、必不可少，即使作为象征也不能退休。而他接受了这些虚荣和恭维。”

逝世前三天勃列日涅夫出席了纪念十月革命六十五周年阅兵式。苏联/俄罗斯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著作《安德罗波夫》中写道：
“尽管天气不好，勃列日涅夫在红场列宁墓顶看台站了好几个小时，向那些举着他修饰过的头像的群众队伍致意……按照惯例，阅兵和游行结束后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招待会，西方外交官和嘉宾们都来参加。勃列日涅夫与其他政治局成员一同现身，他首先提议‘为我们的列宁主义党’干杯，接着又为‘在场所有人的健康’举杯。谁也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广播里放的音乐是什么？”

1982年11月10日，莫斯科郊外“扎列奇耶-6”国家别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睡梦中断气，享年75岁。根据医学鉴定结果，死因为心脏骤停。早晨贴身警卫员发现他不好，曾尝试进行急救复苏。第一位赶到别墅的高级官员是前克格勃主席、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他吩咐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但由于各人并不都在莫斯科，会议只能等晚上进行。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在《身后之人》一书中写道：
“根据我国荒唐至极的规定，勃列日涅夫的死讯未通报任何人，全国都被蒙在鼓里。但同一天傍晚，我和妻子达娜去商店买面包，排队时一位女士对我说：‘您知道吗，勃列日涅夫死了。’我问：‘您从哪儿知道的？’她有点生气地回答：‘人人都知道，就您不知道。您听，广播里放的音乐是什么？’”

11月10日那天全国本该庆祝警察节，但电视节目表却莫名其妙改了，娱乐内容统统取消。《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安德烈·迪亚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发生了一些事，而且是大事。电视节目这样改变我只记得一次——М.А.苏斯洛夫去世……这次改的节目全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偶尔有维瓦尔第……传说基里连科死了，是否属实暂不清楚。”

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帕特里夏·布莱克回忆：
“夜晚九点，晚间节目《时代》播出。平时穿着随意的播音员们都换了黑西装或裙子。我的莫斯科秘书说：‘我跑去邻居家，想问问他们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很激动。我们都以为有人死了，但万没料到是勃列日涅夫。三天前还在电视上看他阅兵，状态很正常啊。’”

奔萨州委第二书记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0日的日记写道：
“费奥多尔（注：州委第一书记费奥多尔·库利科夫）打来紧急电话。我去见他。他秘密告诉我：12日11点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临时的。出事儿了。我们开始猜测，是波兰？还是领导层的问题？我记得类似全会曾在1955年关于反党集团时开过一次，1964年10月罢免赫鲁晓夫又开过一次……电视台行为很可疑。警察节音乐会换成了电影《拿枪的人》，《时代》节目也没提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费奥多尔又打电话：快来。家里一片紧张。费奥多尔接到了列乌托夫从克格勃发来的密电：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逝世……权力格局正在变化。谁会继任？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只要别是契尔年科！”

“几乎没有负面言论”

继续看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的回忆：
“对我来说，也不仅仅对我，这一场亵渎的把戏——沉默的阴谋——引发了内心抗议。竟连一个人的死亡也被某些人利用来谋取利益。你们欺骗国家，隐瞒事实，那就不要更改电视和广播节目，保持一切照常运行。简直太蠢了：表面上风平浪静，却播放一整天哀乐……他们在那里，在最高层，正在考虑如何公布消息，因为必须宣布治丧委员会主席是谁，而这个人自动就是继任总书记。”

直到11月11日上午全国人民才得知勃列日涅夫死讯。广播和电视宣布哀悼四天，又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主席是安德罗波夫。当时没有允许群众自发告别领袖的计划。那几天，莫斯科市警察奉命昼夜巡逻，《纽约时报》记者称“葬礼的安保程度似乎比1980年奥运会更复杂”。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1日的日记：
“编辑部一白天都很安静。我们的总务主任看见有人稍微想笑就立刻制止。大家对此感觉莫名其妙……消息在列宁格勒也引起震动。卓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注：姨妈）说莫斯科已经封锁——完全不卖车票了。显然担心会有大量人群涌入。就像斯大林死后那样。当时人们甚至趴车厢顶上、站车门踏板上进首都，结果两拨人在特鲁布纳亚广场发生踩踏，死了不少。我们这里从马雅科夫斯卡亚地铁站到市中心已经封锁，普希金斯卡亚站也不让进。”

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1日的日记：
“集会平静举行，民众做出了公正评价，真心感觉惋惜。几乎没有负面言论……与斯大林那一次相比。进行得非常缓慢。昨天早上8:30去世，第二天宣布，第三天见报……”

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多国元首宣布将出席葬礼。莫斯科准备同时接待约100个外国代表团。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日记写道：“苏联人告知我们，我国代表团只能由三人组成，包括副总统（注：老布什）、国务卿和我国大使。顺便说一句，我国盟友们也效仿我们的做法——国家元首不到场”。

《纽约时报》11月11日讣告称：
“勃列日涅夫先生的缓和政策因1981年12月波兰实施戒严而进一步受挫。随着对阿富汗的干预，西方国家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包括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施的贸易限制。勃列日涅夫先生批评这些措施是冷战的回归，但从未承认苏联对挑起冷战负有责任。”

“举国哀悼，而您拿着小蛋糕……”

11月12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推选尤里·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顾问瓦季姆·佩切涅夫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说：
“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指定安德罗波夫为他的继任者。有人告诉我，他去世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政治局委员们，说如果他病倒，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主持工作。”

参加全会的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
“我对这些男子汉的智慧感到惊讶——建议是К.У.契尔年科提出来的。他拼命争取，尽力而为，但最终为别人做嫁衣裳，从而在未来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认为，契尔年科派系把这看作一次失败……（大家）找到了最好的可选项。”

同一天苏联报纸报道了勃列日涅夫死讯。中央刊物的头版几乎完全相同——苏共中央的声明、医学报告和逝者照片。告别仪式在工会大厦圆柱厅举行，将持续到11月15日早晨。官修史书记载，参加告别仪式的有“莫斯科市劳动人民、其他城市和加盟共和国代表，以及外国代表团”。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2日的日记：
“……这些天都在谈论斯大林的葬礼——因为没人记得别的葬礼。很难进行比较……编辑部仍然很安静……摄影组的人在工会大厦圆柱厅拍了照片。我们去看了。顺便说一下，他们本想带所有想去的人去的。但后来有了指示，从我们这边只去17个人。结果，几乎整个编委会都去了……
商店空空荡荡（指的是没有顾客）。但东西都有……我买了些小蛋糕，把盒子包好，不让人瞧见上面写着‘小蛋糕’，之后就回家了。（作者2015年注释，是售货员建议包起来的：‘您要坐地铁吧？举国哀悼，而您拿着小蛋糕……还是包起来吧，免得惹麻烦。’）”

“我起初只看见敌军”

11月15日上午国葬，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装殓勃列日涅夫遗体的灵柩被置于炮车上前往红场。红场追悼大会是安德罗波夫作为总书记的首次亮相，他的讲话提到了国际局势，宣称“党和国家将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的切身利益，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对任何侵略企图给予毁灭性打击。”

之后，安德罗波夫与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内的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谈。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在给罗纳德·里根的公务备忘录中分享了莫斯科之行的印象：
“他（注：安德罗波夫）看起来很自信。他读了三页简报，但表现得轻松自如。当然，目前预测莫斯科局势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但不知为何，我心情愉快……
我们近距离观看了游行。当精英近卫军向前进时，我起初只看见敌军和敌对力量。过了一会儿，我仔细观察他们的脸，看到的是你我儿子的面孔：乔治、杰布、尼尔、马文、迈克和罗恩……请让我说两点：首先，感谢你派我们执行这次难忘的任务。第二，我们必须在追求和平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Л.И.勃列日涅夫治丧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显示：
“契尔年科：灵柩下葬时，苏联境内的工厂、组织和所有交通工具暂停运行五分钟，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除外。工厂、制造厂、火车和船舶鸣笛三分钟致敬。
乌斯季诺夫：我们派出6000人维持秩序，如果需要更多会再增加……葬礼结束后，我们将回到列宁墓。部队已经就位，大约有16个营。埋葬М.А.苏斯洛夫用了12个营，这次需要更多。一切事情必须井然有序。不会出动技术装备。让将军们抬着勋章和花圈。
安德罗波夫：因为我们这次不是埋在宫墙内，而是墙外，埋进坟墓，一切必须安排妥当，确保方方面面庄严得体。”

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5日的日记：
“11点45分，在费奥多尔家观看葬礼……非常庄重和体面……亲属在棺前告别。妻子和女儿的吻。浮肿且谢顶的儿子……棺材下葬时，两个人不小心抽出了棍子，棺材没有稳稳下落，几乎直接掉进墓穴。有些笨拙，大家都注意到了。抓起一把土。鸣笛。敬礼。奔萨静止了：车辆和行人都停步。城市空荡荡的。在食堂设宴追悼。”

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
“棺材下葬一切正常，恰在此时第一声告别礼炮响起，炮声在城墙上回荡——数百万电视观众产生了阴暗的印象，仿佛绳索滑脱或断裂，灵柩连同遗体坠入墓穴……之后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世俗追悼会。到场的有亲属、密友、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约一百人。大家坐在一起，追忆逝者……顺便说一句，勃列日涅夫母亲追悼会也是在这儿办的，现在是为他本人办，之后又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办”。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5日的日记：
“当Л.И.勃列日涅夫下葬时，我打开窗，编辑部突然被一阵可怕的巨响淹没。我们附近有俩火车站——白俄罗斯站和萨维奥洛夫站，还有几家工厂，以及我们自己的印刷厂。所有汽笛和警报同时鸣响啦！……随后，空中传来沉闷礼炮声……内心感觉无比压抑。瞬间万籁俱寂。这些天一直盼着这一刻——千万人的城市、谈话、报纸——仿佛像扳机上的保险一样‘咔哒’弹回去。那种沉重、压抑的感觉也一下子结束了，消失了”。

多年后，安德烈·迪亚特洛夫又分享了一则轶事：

由于下葬时传出“巨响”和电视转播意外黑屏（技术员精神高度紧张，误操作所致），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拉平接到中央政治局的一通电话：
— 这叫什么事儿！这种时候出乱子！心情都搞坏啦！巴拉巴拉巴拉……
拉平沉默几秒，回答：
— 怎么，您原本心情很好吗？
电话那头小心翼翼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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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1982年11月13日秘密决议：

《Л.И.勃列日涅夫家庭的物质保障》

1.为维多利亚·彼得洛芙娜·勃列日涅娃设立联盟性质的个人退休金每月700卢布，外加每月100卢布补助金。

2.В.П.勃列日涅娃可以保留目前无偿使用的国家别墅，为其配备最多5名服务员和房屋管理员，以及相应的警卫力量。该国家别墅应登记在收支平衡表上，工作人员是苏联国安委第9局员工。

3.苏联国安委第9局为В.П.勃列日涅娃配备一辆“海鸥牌”汽车和两名驾驶员。

4.将莫斯科市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住宅的第90号套房分配给В.П.勃列日涅娃，超出规定居住面积部分的付款为一次性支付。

5.保留В.П.勃列日涅娃和Л.И.勃列日涅夫家庭成员享受的苏联卫生部第4总局提供的专家门诊、专用医院服务和疗养保障。

6.保留В.П.勃列日涅娃（付费）使用苏联国安委第9局的采购和生活服务机构（裁缝及其他类别），以及按现行标准使用疗养餐厅的权利。

苏共中央书记Ю.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吉洪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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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1982年11月18日决议：

《永远缅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鉴于列宁伟大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人物、为和平与共产主义奋斗的激昂战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历史功绩，为了永远缅怀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

1.更改地名：
卡马河畔切尔内市改称勃列日涅夫市；
莫斯科市切廖穆什金斯基区改称勃列日涅夫区；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工厂区改称勃列日涅夫区。

2.以Л.И.勃列日涅夫之名命名：
奥斯科尔电冶金联合工厂；
“南方机器制造厂”生产协会；
新罗西斯克水泥联合工厂；
伏尔加顿斯科伊原子能机器制造生产协会（“奥托马什”）；
努列克水电站（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库斯塔奈州生荒地国营农场；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奥尔格耶夫斯基地区“维亚察诺乌”集体农庄；
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冶金学院；
星城（莫斯科州）；
“北极”核动力破冰船；
国防部高级军事学校；
Л.И.勃列日涅夫曾经服役的坦克师；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第1中学；
分别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市、基辅市、阿拉木图市和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市的一个新建广场；
海军的一艘战舰；
一艘客轮。

3.在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Л.И.勃列日涅夫”冶金学院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阿尔谢尼切夫”工业学院设立12个“Л.И.勃列日涅夫奖学金”。

4.在Л.И.勃列日涅夫工作过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厂、学习过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阿尔谢尼切夫”工业学院、生活过的莫斯科市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住宅，安装纪念牌匾。

5.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Л.И.勃列日涅夫坟墓安置半身像。

延伸阅读：

历史学家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

主治医师谈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

勃列日涅夫的“定时器烟盒”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记者帕维尔·科罗波夫采访1975—1982年担任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治医师的米哈伊尔·科萨廖夫，听他介绍当年如何为领袖的生命奋战。

— 您是如何成为勃列日涅夫的医生的？
— 1971年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我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专用医院（译注：今俄联邦总统事务局“联合门诊医院”）找了一份工作。不久我当选为院共青团书记，从1973年到1975年我一直为外国人服务。1975年我被吸收入党，不到半年就应邀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当医生，因为他原本的主治医师尼古拉·罗季奥诺夫患了肺癌。

— 总书记的健康状况什么时候恶化的？
— 我接手时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列昂尼德·伊里奇患多种病症，而且他还滥用镇静药物。当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叶夫根尼·恰佐夫安排我为勃列日涅夫工作时，我请求他尽量减少列昂尼德·伊里奇身边的各种专家，因为这些人实在太多了。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尝试让他康复。

— 都是些什么专家？
— 牙医、理疗师、运动康复师。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医疗人员，他们只会碍事。

— 您做了什么改善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健康？
— 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我们让他养成了每天早晨游泳的习惯。无论在扎维多沃或在克里米亚，他每一天都从游泳池开始。之后我们逐步排除那些给列昂尼德·伊里奇提供镇静剂的人。

— 您怎样让一位70岁老人去游泳池呢？
— 怎么做到的？通过劝说他这样对健康有益、务必要锻炼。他虽然不情愿，但也没多说什么。总体而言，他还是关心自己健康的。

— 谁给勃列日涅夫提供安眠药？
— 很多人，但主要的一位是照顾他的护士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她自认是各个医学领域的专家，身兼牙医、按摩师和理疗师。当我成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医生后，有人向我抱怨，我们格拉诺夫斯基医院明明有优秀医疗团队，为什么让一个女护士包揽一切？

— 是她让勃列日涅夫习惯吃药的吗？
— 对，可能是的。我说实话，当时很惊讶。第四总局的规定如此严格，竟然任凭一个护士自由获取麻醉药物，这让我很恼火。如果医生开这种药，他必须写处方并记录在病历中。而这位护士却自己管着药，随时根据她的判断发给患者。

— 这位护士对总书记的影响大吗？
— 确实有影响，就是那种女人对老男人的影响。当然，她是个颇有魅力、相当气派的女人。

— 她是怎么赢取国家元首信任的呢？
— 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有一间医务室，三名护士轮流值班。可能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最受他青睐，开始陪同他出国访问，还随他去狩猎场。当然，这种情况对于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挺不幸的。

— 她是勃列日涅夫的情妇吗？
— 什么是情妇？这很难讲。无论如何，她是接近勃列日涅夫的人。

— 她从这种亲近关系中得到了什么？
— 她为自己争取到了中央委员宿舍的一套住房，丈夫从少校变成将军。然后，或许她也很享受与国家元首待在一起，指挥他的感觉。

— 要摆脱这位护士难吗？
— 很难。和她相处本来就不容易。我对工作人员说：“同志们，拜托各位，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吃药。这会害死他的。”可他总是去找别人——契尔年科、葛罗米柯，还有助手们，问：“你在吃什么药？能不能给我试试？”很多人以为他讲话不清楚是因为假牙不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滥用安眠药引起的肌肉无力。

— 他们听您的吗？
— 听了。

— 女护士呢？
— 我们成功说服列昂尼德·伊里奇相信她让他的健康状况恶化，随即把她辞退了。

— 有人说，把他从别墅拉走的时候，她追着车子哭。
— 不对，这是瞎编的。纯属没意义的牵强附会。我们只是让他相信，她妨碍了他的治疗。

— 那么她走的时候一点动静没有吗？
— 她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施压，去找他哭诉。但我们又不会把她关监狱枪毙！后来她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医务所工作。

— 要让勃列日涅夫停药难吗？
— 当然很难。他总想睡觉。我还记得和他第一次出国——1975年11月去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我们严密监控列昂尼德·伊里奇，防止他乱吃药，保持良好状态。人家居然用红铅笔给值班警卫员留话：“如果恰佐夫和科萨廖夫来叫醒我，你就开枪。”但第二天早上他还得去开大会呢。

— 勃列日涅夫药物成瘾了吗？
— 我想可以这样说。毕竟他离不开药物，我们只是设法大大减少了剂量。

— 他吃哪种安眠药？
— 劳拉西泮、硝西泮、尤诺丁、地西泮——各种组合。

— 听说他吃很多药。
— 不错，我们开的。但也有不少是“安慰剂”，若干维生素和通便药。

— 他白天吃安眠药吗？
— 有，他自己偷偷吃。

— 乱吃药之外，他还有其他不良习惯吗？
— 没有。我们帮他戒了烟。牙医告诉他，他的口腔黏膜不好，假牙也不好，因为他抽烟太多。列昂尼德·伊里奇听进去了。70多岁的人戒烟需要极大勇气和意志力。

— 勃列日涅夫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很衰老了。我们只能设法让他状况稍微好转些。但75岁的时候，列昂尼德·伊里奇彻底垮了。

— 您是如何保持总书记的状态，让他能够在大会上发言的？
— 没做什么。只是减少了引起肌肉无力和影响讲话的镇静药剂量。他与其说是病了，不如说是虚弱。当然，他确实有一些血管疾病，但总体来说他并不是政治局里病最重的人。

— 听说他在蒙古中风过。
— 他年轻时候在摩尔达维亚犯过心脏病。我没和他一起去蒙古，但我不记得他有类似病史。没有，他没中风过。

— 但他总有不胜任工作的时候吧？
— 他更多的是不善于生活，与生活脱节。至于工作方面，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记得他曾经长时间抵制出兵阿富汗。当他在扎维多沃休假时，政治局的同志们多次跑来坚持派兵。不能说他当时不胜任。

— 但他确实痴呆了不是吗？
— 怎么叫痴呆呢？！他七十多岁，对生活的兴趣当然已经不大了。1981—82年他开始有些健忘，外事场合有时需要翻译苏霍德列夫替他发言。但那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动脉硬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 您如何评价他的整体健康状况？
— 总体来说他的健康还算好。肾功能正常，心脏也相当不错。他喜欢治疗，值得肯定的是他从不抗拒治疗。不管是不是玩笑吧，有人告诉我，当列昂尼德·伊里奇开始掉头发时他非常担心。恰佐夫在格拉诺夫斯基医院召集专家会诊，列昂尼德·伊里奇走进办公室，见十个教授四个秃，转身对恰佐夫说：“热尼亚，他们自己都秃顶了，还能给我什么建议？”

— 勃列日涅夫讲过关于他的笑话吗？
— 我不知道。但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讲过，甚至还念过打油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刮胡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进来说：“我妹妹昨天从莫斯科捎了个笑话给我。”然后念道：“伏特加卖七、八块，我们畅饮真痛快。告诉伊里奇：十块照样扛得住。如果涨到二十五，再打冬宫不怕苦。”她大声念完，他说：“维嘉，你念什么哪？我听不懂。”于是她转身对我们解释：“每次都这样——他不想听的时候就听不懂。”

— 有办法延长勃列日涅夫的生命吗？
— 他必须辞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知道，比如尼古拉·吉洪诺夫退休后又活了十二年（译注：1905—1997）。

— 所以是工作拖垮了他吗？
— 不，他并没有操劳过度。就是年龄大了，上帝把他带走了，而且是睡梦中离开的——也算喜丧了吧。如果他过普通人的生活，大概还能多活几年。他对工作并不感兴趣。如果他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寿命会更长。

— 果真为勃列日涅夫制定了特殊的工作日程吗？
— 是的。有人专门为他安排日程。但我认为这是应恰佐夫要求做的。

— 规定他工作多少小时？
— 谁能规定他？他自己决定时间。他可以从上午十点工作到晚上六点，但又怎样呢？关键在于工作效率而非时长。

—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译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告诉我，1982年他跟勃列日涅夫通过几次电话。人家提醒他讲话要大声、言语要简短（不超过三分钟），不能问太复杂的问题，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很疲惫。为什么这样提醒？
—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听不明白话了。不过具体的事他可能还能勉强理解。所以工作人员提醒的对。

— 他是个难缠的病人吗？
— 更像是他心里有些委屈，有些糊涂。我记得他对我说：“我必须睡觉。”我指着天对他说：“我们都会在那儿睡的。到时候想睡多久睡多久。”列昂尼德·伊里奇喊老伴：“维嘉，维嘉！大夫咒我死！”我就解释：“我没咒您，我是说您需要多运动，多做些体力活动减减肥。”

— 他真那么懒吗？
— 懒啊。年纪大了，不想上班。我们不得不劝他：某些场合您得去发表讲话。

— 政治局同事们怎样看待他这种懒散状态？
— 他们完全明白。凡应该知情的人，恰佐夫都坦诚告知了，跟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都讲过。其他人虽然明白，但默不作声。基里连科能怎么想？他自己也那个样。他们离不开勃列日涅夫。

— 您是怎样得知勃列日涅夫去世的？
— 我正要去上班——去他那边。电话打到我车上：“米沙，快来啊。”我赶紧过去。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试图给他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但一切都结束了，因为从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离开卧室到发现他不好，中间过了挺长时间。她通常早八点给他打胰岛素，而他们是九点喊他起床发现没反应的。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显然是心脏骤停。

— 但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您应该参与了尸检。那么勃列日涅夫究竟因何去世的？
— 从解剖学上讲，叫“急性心力衰竭”。就是心脏一直工作，突然停止。他有冠状动脉和心肌功能不全，血管几乎都硬化了。

— 有没有考虑给他进行防腐处理？
— 我都没听过这种讨论。制作了遗容脸模(Посмертная маска)，但为什么要防腐处理呢？

— 他去世后，您的命运如何？
— 1986年恰佐夫任命我做第四局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但在1990年，由于反特权的浪潮，该诊所被移交给市政府（注：今市立№220综合诊所）。1996年我被ОМОН撵出来，显然某些人对我不满。顺便说一下，我至今仍在为辞退我打官司。从去年（2001）九月起，我在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中央临床医院担任医学统计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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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的“定时器烟盒”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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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汉堡大学教授维克多·登宁豪斯和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萨文谈论政治生涯如何损害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以及他的坏习惯、无法退休和对苏联公民福祉的贡献。

问：斯大林挑选党内活动家，不仅注重他是否忠心耿耿，也要看他的耐力和工作能力。那么勃列日涅夫开始攀登仕途高峰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健康问题？

登宁豪斯：特殊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害怕得罪克里姆林宫大老板，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党政官员的身体状况。勃列日涅夫步入仕途，自然也不例外。

但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青年时期的健康了解甚少。据说他曾在1920-1921年冬天患过伤寒，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1931-1935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某工厂做司炉工）。1935年被征召入伍，说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足以服兵役。勃列日涅夫经历了整场战争，且受过伤（爆炸冲击）。1951年他突发心肌梗塞，尽管那时还算年轻，正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任上。日后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总书记，又经历了轻微心肌梗塞和高血压危机。

虽然勃列日涅夫早年健康欠佳，但劳动积极性十分突出。他在斯大林手下和后来的赫鲁晓夫手下官运亨通，说明这两位大老板不仅看重勃列日涅夫的忠诚，也认可他辛勤工作、按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

萨文：需要指出，苏联国家体制的特点是一切都取决于最高领导人。因此领袖的健康在权力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谈论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我们主要依靠勃列日涅夫自己的工作日记，他至少在生涯的后40年里一直写日记。

总体而言，勃列日涅夫——尤其晚年—似乎是个生活中虚荣心重的人，但在他自己笔下却并非如此。他写日记犯不着自欺欺人，很清楚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并且没打算取悦读者，从未想过把这些日记送去出版。如果说希特勒有一名速记员记录他的每一句话“留给历史”，那么勃列日涅夫就不这样做。再强调一遍，他对自己很诚实。这一点对于解读勃列日涅夫的日记至关重要，这些记述是可信的。

问：那么是否可以说，勃列日涅夫自1937年进入党内精英阶层后（译注：市执委会副主席），就开始以健康为代价换取步步高升呢？

登宁豪斯：一个人进入所谓“核心圈子”后，为了留下，必须努力工作并不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据勃列日涅夫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讲，斯大林正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才把他从广大近卫军中擢拔出来。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经常说起勃列日涅夫在战后重建冶金联合企业期间那些接连不断的深夜电话。他长期睡眠不足，精神紧张，第一座高炉出产钢铁之后终于睡了个安稳觉。也就是说，他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无法放松，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此外，勃列日涅夫必须在人前展示自己状态良好，尽管在这种工作节奏下几乎不可能把健康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上。首先是长期睡眠不足的影响，再就是他精神紧张大量吸烟。身体自然而然会出问题。

在摩尔达维亚他继续点灯熬油工作，据他的私人秘书讲，勃列日涅夫上午10点上班，一直忙到凌晨3、4点。这套时刻表到了哈萨克斯坦也没改，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农业部职员米哈伊尔·日哈列夫曾写道：勃列日涅夫因长期睡眠不足多次晕厥，不得不住院休息。

勃列日涅夫1957-1964年的工作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身为中央委员会分管国防工业的书记，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从控制卫星和导弹发射，到为国防企业补齐缺少的配套零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工作时间不固定，几乎每天的日记都写：“晚九点回家”，“工作到晚十点”，“工作到晚十二点”。

除了常见病，勃列日涅夫还在日记中写了压力造成的更严重健康问题。例如1959年4月2日：“A.I.（注：指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基里琴科，此人性格粗鲁、脾气急躁）极大地冒犯了我。我心脏病发作，几乎一整天萎靡不振”。

勃列日涅夫1964年执掌大权时，已经背负一系列健康问题和不良习惯：吸烟、缺觉、久坐少动。但尽管如此，他在入主克宫的最初几年仍积极努力工作。克里姆林宫医疗主任、著名心脏病专家叶甫根尼·恰佐夫院士回忆他1967年1月初首次面见总书记：“当我首次认识列昂尼德·伊里奇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积极、身强力壮的政治家。他是个有远见的人，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勃列日涅夫的贴身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也说：“他的气质、精力和体力令我惊叹不已”。

所以论起职业生涯对勃列日涅夫健康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他当时是一名送信到家的乡村邮递员而非总书记，寿命或许更长。

萨文：我们查阅勃列日涅夫个人档案，找到两份政治局决议。其中一份日期是1951年5月：“斯大林同志。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请求联共（布）中央批准一个月的治疗假。”勃列日涅夫的请假报告得到了党内高官——负责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伊格纳季耶夫的支持。这次休假是他患心肌梗塞后批准的，前面已经提过这次生病。

一年后的1952年6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政治局决定批准勃列日涅夫因健康原因紧急休假。1953年2月他再次因病休假两个月。那年头若非迫切需要是不会做这种决定的。因此属于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倒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习惯夜间工作，整个国家和全体高级干部必须陪着他晨昏颠倒。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每个人都坐等克里姆林宫来电，这种上班模式当然损害健康。有一份1947年4月的文件可做证明：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劳动和休息制度的决议》草案，摘引如下：“对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健康状况的数据分析表明，一些人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工作能力大大降低。导致这些疾病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在白天，而且在晚上，甚至经常在公共节假日从事繁重工作”。上述疾病属于“贵族病”、高干阶层病。

问：苏联监督最高领袖和党内高官健康状况的一般程序是怎样的？

登宁豪斯：国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机构：专门的诊所、专门的医院。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当选党内最高职务之前没有私人医生，之后则属于强制性配备。但问题是他对医生的态度如何。警卫员说他不喜欢检查，大夫认为他是个难缠的病人。

说到底，还是整个权力体制系于一人的问题。例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二十四小时没睡觉。总书记显然在这紧张时期频繁使用镇静剂和安眠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8月25号开例会，勃列日涅夫口齿不清、浑身无力，瘫软趴在桌上——总书记当着下属的面突发高血压。医生赶到，想送他回家休息，但他不走。后来勃列日涅夫在“巴尔维哈”疗养院歇了两个月，就是这次发病闹的。再后来，总书记在中央临床医院卧床的次数越来越多，除了暑假，冬天也休息，出差时不断收到秘书们寄来的药包。

勃列日涅夫试图保持从前的活跃，但他再也离不开医疗护理和医学手段。睡眠尤其受干扰，频频服用强效镇静剂和安眠药，据医生说这导致他白天消沉和嗜睡。尽管如此，直到19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同志和地方党委领导人看来仍然是完全健康的，更不必说普通民众了。很少有人知道他从专用医院（译注：即高干特权医院）进入克里姆林宫，行礼如仪后又回去继续治疗。

1974年12月26日他再次住院。叶夫根尼·恰佐夫说在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与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会谈前夕，勃列日涅夫遭遇了严重健康危机。贴身警卫员麦德韦杰夫描述得更具体：“勃列日涅夫在火车上脑供血不足，导致他陷入神志不清状态。”

1974年底是勃列日涅夫作为独立政治家走向衰落的开始。正是从那时起，关于他临床死亡、心脏移植、瘫痪等各种传言纷纷冒头。当时勃列日涅夫办公室的主要组织工作完全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负责，包括决定哪些人可以面见总书记或直接拨打他的个人电话。契尔年科若不出席，政治局任何会议无法进行。

契尔年科也掌管着勃列日涅夫的签名印章，可以在总书记生病的时候代署文件。这对他而言风险当然不小，因为他要对独立做出的决策负责。所以他通常只在处理日常文件时用印，一旦涉及重要决议，即使勃列日涅夫卧病在床，最终决定必须请他本人做出。例如阿富汗开战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说那是集体决策，但最终拍板的仍是沉疴难起的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工作能力逐渐衰退之趋势在1975年后开始显现，并日益恶化，其间偶尔会有短暂的积极活跃。他越来越频繁地迟到早退，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别墅。除了农田收割季节前夕例行跟第一书记们通话，他的电话沟通范围急剧减小，会见的客人也是少数亲近之人。这时候总书记的主要职责仅限于主持政治局定期会议，而且会议持续时间不断缩短——从几小时压缩到40分钟。

问：勃列日涅夫对公共政治的看法如何？大家都记得，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实际已形成了一种新的个人崇拜。

萨文：斯大林年间，领袖的每一张图像都经过机构严格审查和批准。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电视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极好的宣传工具——总书记直接与苏联公民沟通。但问题在于，领袖刚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形象光鲜亮丽，状态极佳。可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每个苏联家庭都看到一个日渐老迈、口齿不清、神昏体衰的勃列日涅夫。这就是他的悲剧——他对此无能为力。他被迫出席所有这些公开活动、会议，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冗长（长达六小时）的报告。这一切大家都瞧在眼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损威信的情况？因为那些过去在“沙皇/臣民”之间不公开的事情，如今变得可见、可及了。人人都目睹了勃列日涅夫言语含混、屡屡出错，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通过电视向全国播出，实际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形象，使其沦为老年人的政权，即所谓老人政治。

登宁豪斯：有个令人难过的故事：某位政治局委员进厕所后失踪了。据警卫员说，他们不得不踹门寻找，结果发现那人只是睡着了。那位麦德韦杰夫也回忆：“波兰谈判结束后，我们的代表团正走下一条陡峭的长楼梯。我回头一瞧，赫然看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不知怎么笨拙地摔倒了，肩膀朝下。可能脚滑了或踩空了，嘀哩咕噜往下滚，最后在楼梯底部撞到葛罗米柯脚边。‘走吧，走吧，别回头’——勃列日涅夫迅速说。”

麦德韦杰夫还曾透露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状态也不佳。在为勃列日涅夫颁发另一枚金星奖章的仪式上，葛罗米柯突发不适，摇摇欲倒。并肩站立的安德罗波夫一把搂住他，另一边其他人挤过来，就这样把半昏迷状态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两边夹着抬出会场。

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无人搀扶的时候只能正常走直线，拐弯必打滑，他的警卫员必须帮他扭身，否则就会摔倒。安德烈·基里连科，事实上的党内三号人物，开始脑萎缩。柯西金属于例外，他对自己的健康谨小慎微，但1976年也因脑供血不足在皮划艇上翻了船，差点儿淹死。跟他们比一比，勃列日涅夫还算相对健康的。

问：勃列日涅夫身体如此糟糕，对他个人生活有影响吗？

登宁豪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生活不像戈尔巴乔夫和妻子赖莎那样公开。勃列日涅夫在家中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这一点我们在赫鲁晓夫家也能看到——老婆绝不可干涉丈夫公务。例如，勃列日涅夫禁止妻子派警卫员办她的个人事务。

警卫员们多次指出勃列日涅夫与妻子的关系非常好，尤其在他生病期间，没出现过尖锐冲突，虽然社会上有很多谈论他“外室”和情感纠葛的传闻。这方面我个人更相信卫士们提供的信息。总体而言，老两口各自过自己的生活：丈夫治国理政，妻子专注孩子和家庭。维多利亚回忆两人共同岁月，曾多次强调丈夫从不无病呻吟。

问：关于勃列日涅夫不良嗜好的问题，在他日记中是怎样体现的？吸烟、饮酒、安眠药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登宁豪斯：酒精对勃列日涅夫没什么大影响——战友们说他不爱喝酒。甚至还有一则传闻，说总书记的个人酒杯玻璃加厚，造成一种他杯中物跟旁人一样多的视错觉。最后几年他以茶代酒，琥珀色像白兰地。

萨文：至于吸烟的影响就大了。他是个老烟民，一支接一支抽，长年累月下来导致病情严重。吸烟者的口腔粘膜发炎，装假牙有困难。而勃列日涅夫迫切想要摆脱语言缺陷，清晰流利地说话，成了他的执念。

登宁豪斯：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他下颌肌肉衰退，所以发音含混。但还有另一种说法，称他经常去看牙医，问题确实与吸烟有关。大夫们一直劝他戒烟，1970年代中期终于戒了，尽管这对他来说不容易。

萨文：他的日记多次写道看牙医的事情。这算是勃列日涅夫的痛处。假牙问题连德国医生也帮不了他。但他非常渴望清晰、流利地说话，恨不能把医生捧在手心。他甚至把自己打的猎物送给人家，在一封信中指示：“给德国医生送一头野猪。”这件礼物被冷冻，飞机空运到联邦德国(ФРГ)。

医生们劝诫勃列日涅夫，如果戒烟，牙齿问题会更容易解决。于是就戒了，随即出现戒断反应——严重的睡眠问题。

登宁豪斯：此公1975之前一直是老烟枪。当上总书记后，勃列日涅夫获赠一枚带定时器的礼品烟盒，他对此非常自豪。但这个礼物是有用意的——让他少抽烟。烟盒只在设定的时间开启，比如每小时一次，但这个间隔对他来说太长了，就四处问工作人员和出席会议的人借烟。此事警卫员都知道，是个大难题。

请想象这番场景：一个人在泳池游泳，靠边叫警卫员递烟，抽一口，再游25或50米，又抽一口。夜晚警卫员还要在特定时间去他卧室送烟，因为不抽烟他根本睡不着。戒烟之后对药片的依赖增加了，不吃药辗转难眠。

保持健康和魅力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十分要紧。从1977年4月起他开始密切关注体重，几乎每天在日记写下最细微的变化——游泳前的、游泳后的、穿衣的、裸体的。他注重外表，希望在公众面前有个好形象。我们知道他曾委托驻民主德国大使阿布拉西莫夫亲自购买一个吹风机，每天多次整理发型——这对他是大事。当他开始掉头发时，简直要了命了。他也非常看重服装和配饰，穿量身定做的时髦西装，甚至连内衣都是专门为他寻找和定制的。如果他在外地休假，可能会派飞机把裤子和裁缝一起送来。结果，突然病倒了！

问：亲信们私下给总书记带过什么药？

登宁豪斯：主要是安眠药。勃列日涅夫的情绪之所以从冷淡转为兴奋，以及工作能力下降，药物依赖是关键因素。在他的日记中，多次隐晦地写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尤里·安德罗波夫和他熟悉的人（包括医护人员）向他提供药品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直到死前最后几天，一直在详细记录与安眠药和药片包裹送达相关的情况：“与安德罗波夫谈过，已收到”，“和茨维贡谈过，四片”（译注：此说有误，茨维贡比勃列日涅夫早死），“从安德罗波夫处收到黄色药片”等等。偶尔发现自己吃错药了——安慰剂效应对他无效，于是吞一把能找到的任何药片，有时还用茅香酒送服——旁人告诉他这样药效发挥快。甚至安德罗波夫本人时不时也得给生病的总书记拿这种神奇药酒。

他无法摆脱恶性循环，对此感觉羞愧，从他自己的日记就可以看出：“送来了”，“订了”，“切开了”。这是这个人的个人悲剧——他清楚自己无法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入睡、摆脱日常问题。甚至老伴也回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吃了药，因为不吃药他就活不下去。

问：所以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是被一系列复杂因素送进坟墓的？

登宁豪斯：当然。首先是他的职业生涯和随之而来的压力。从本质上讲，正是他自己构建的生活方式杀了他，尽管他一直试图通过狩猎和休养来缓解。他实际上直到最后一天仍在狩猎，自己举不起枪，让警卫员代射，但他依然享受这个过程。

正如我之前所说，勃列日涅夫无法从日常工作中脱身——文山会海无穷尽。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全方位压力、没完没了的公务仪式和必须亲自出席的需要，事实上令他的健康严重受损。

1982年5月中央召开农业会议前，他说自己无法发言——两个月前视察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铁架子塌在他身上，锁骨断了，耳朵也受伤。当时他疼痛难忍，锁骨恢复得不好，但人家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您不行啊，您必须出席。”最终勃列日涅夫被迫忍着肉体痛苦念完报告。警卫员说他脸色苍白、摇摇晃晃走上讲台，咬着牙挪回来，一屁股瘫坐椅子上。这就是说，当一个人进入权力结构最顶端，必须不断向前或假装向前。如果他不这样做，随从们——那些依附他的人——就会强逼他这样做。

萨文：他自己也在按这套规则办事。他无力迈出合乎逻辑的一步，继续发扬赫鲁晓夫被迫辞职的先例。勃列日涅夫的威望毋庸置疑，并未遭受“宫廷阴谋”威胁，但他本可以主动放弃权力、自行退休。然而他没这样做。结果，身患重病、迅速衰老的勃列日涅夫被迫担任领袖到最后，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死。

登宁豪斯：此人执掌大权十八年之久，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没他无法解决，即使他病魔缠身、健康告警。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日程可以清楚看出，他一直在寻找某种方式摆脱无休止的职责漩涡：1970年代末定期去看马戏表演、听音乐会、看体育比赛，甚至欣赏芭蕾舞。

在准备派遣苏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总书记也有类似的“主动休息”——这段时间的日程安排中频频出现每两三天一次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冰球赛。显然，这让他放松下来，充满活力，非常乐意去体育场。从工作中抽身的其他方式是打猎和开车。汽车给了他动力。在城外他经常自己驾驶，喜欢高速飞驰，还撞过车。

问：最后一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

登宁豪斯：他出自底层，完全清楚生活的艰辛。即使后来身居要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害怕失去高位。他深知现有权力等级制度的种种特权，内心也珍视这些特权。勃列日涅夫知道自己挣多少钱，精确到戈比，定期询问自己稿费，往他和老伴的存折上转账。

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逝世前曾说她不知物价，不知集市上西红柿卖几卢布。与妻子不同，勃列日涅夫尽力关心“小老百姓”，关注他们的诉求和需要，尽管他显然离苏联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

萨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第一次穿上好衣好鞋，有了住房、家用电器、私人汽车，三餐也吃得像样了。换句话说，他是第一位不从人民盘子里拿东西，反而努力往里面放东西的苏联领导人。

登宁豪斯：尽管对他本人有各种批评，但在勃列日涅夫治下，私有财产开始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金钱几乎成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

萨文：勃列日涅夫推行了“提高苏联人民福祉”的政策。为什么有些人怀念苏联时代？他们并不是怀念列宁，也不是怀念斯大林，甚至不是怀念赫鲁晓夫。他们怀念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1970年代。

勃列日涅夫确实是所谓“停滞时代”的一面镜子。比如他对奖章的极大热情众人皆知，有各种各样的笑话——什么做扩胸手术、什么外衣掉落引发地震等等。但我们要明白他不仅仅奖赏自己。这个时候大棒和镇压早已退出苏联体制，勃列日涅夫转而依靠胡萝卜和精神鼓励。他试图通过授奖来推动存在严重问题的苏联计划经济。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统计数据显示那年是授奖最少的一年，仅五六千人获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次年获奖人数就达十二万，随后每年数百万人获奖，因为设立了大量纪念奖章。所以他不仅给自己授奖，几乎每个苏联成年人都有一枚荣誉章，即便只是普普通通的“退休劳动者”奖章。

从食物、衣衫、汽车、住房到奖章，勃列日涅夫在许多方面都出色体现了他的个性。那段年月，苏联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人民与政府正在互相适应。存在一种默契：只要民众不怀疑意识形态教条，政府就对民众保持宽容；只要政府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和一定的福利水平，并且对影子经济、低劳动生产率和集体农民的私人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民众就对政府保持忠心。一位富有洞察力的美国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称为“小交易”。纵然到了改革之初，人们所考虑的改革依然是在苏联体制框架内的改革，也就是说当时大多数人不需要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照样可以生活得挺好。

延伸阅读：

主治医师谈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的捉刀人

勃列日涅夫的汽车收藏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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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真理报，1964年10月1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

今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上同意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因年纪老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请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他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苏共中央全会选举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照片（左）：苏共中央第一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
照片（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А.Н.柯西金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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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克蒂亚博·巴尔-比留科夫（退役黑海舰队一级舰长，海军历史学家）

1948年秋天西方媒体报道了苏联“胜利号”内燃机船的悲剧，该船当时正执行从美国驶向敖德萨的任务，途中突发火灾，中国元帅冯玉祥及女儿身亡。该事件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头号新闻，但苏联却低调报道，仅称“一次意外”。历史不愿揭露自己的黑暗秘密，包括被许多人视为新中国领袖候选人之一的冯玉祥之死。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对其死因的疑问仍多于答案。巧的是，本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多次接触过这段模糊历史，并试图在幸存的事件亲历者及其亲属的帮助下扫除迷雾，得以用不同视角看待“胜利号”船难，甚至确定火灾的真实原因。

意外事故？

1948年9月5日《红星报》末版以《“胜利号”内燃机船事故》为题发表了塔斯社新闻：“9月4日敖德萨消息。‘胜利号’内燃机船八月初自纽约启程驶向敖德萨……途中因电影胶片处理不慎引发大火，造成人员死亡。死者包括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该船已进入敖德萨港。调查进行中。”装殓冯玉祥的棺材用飞机运抵莫斯科，遵照元帅夫人意愿进行火化。塔斯社报道称死者亲属、苏联武装部队和社会各界代表出席了火葬仪式，向逝者致以军礼……

彼时本人正在里海高级海军学校念书，1948年夏天曾在敖德萨港和塞瓦斯托波尔港黑海舰队舰艇上见习，9月到莫斯科亲戚家休假，所以《红星报》发表的消息令我很感兴趣。我尝试通过在相关主管部门的熟人打听该事件信息，但除了得知已成立高级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外，别的什么都没问到。

几个月后我顺利毕业，晋升为海军准尉，派驻敖德萨港黑海舰队某扫雷艇执行沿海排雷任务。我平日不常上岸进城，仍辗转听说了关于“胜利号”船难的传言：虽然进行了调查，但极少有人知晓事故原因及过程。再后来见习期结束，我到塞瓦斯托波尔办事，终于亲眼目睹了“胜利号”真容——它在修船厂靠泊等待施工，用双筒望远镜可以看见烧焦的前上部。

1949年秋我又到塞瓦斯托波尔，见“胜利号”停泊在本港南湾，挨着“光荣号”捕鲸船队的几条船。这次不用望远镜也能清楚瞧见船体上层建筑包括船长室、无线电室和头等舱所在的前上部火烧痕迹。修复工程已经全面展开。

我在修船厂有几位熟人，闲聊得知“胜利号”遇险的一些细节情况。火灾发生于驶过雅尔塔之后，舰桥船长岗位下方的货箱爆炸燃烧，行驶期间这些神秘的货箱曾多次被搬来搬去。起火、爆炸时“胜利号”正在放电影，部分乘客在放映室，其余乘客各在各舱准备下船。放映室通风口窜出浓烟，随即喷出火焰，乘客们惊慌失措争相逃生。火势快速蔓延至邻近舱室，个别目击者事后表示装不明货物的箱子像烟花爆竹一样燃烧。“胜利号”船员立即施救，但消防水管的水压很弱，多个灭火器和软管无法使用。最终船员们设法压制了主要起火点，借助供见习人员使用的外置式操纵装置继续驶向敖德萨……

冯玉祥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同在船上。事发时女儿在舱内洗澡，其他人一起看电影。冯玉祥虽然年老、体胖，仍奋勇协助灭火，努力进入女儿舱室救人，可惜吸入过多浓烟昏迷死亡。他女儿被发现陈尸浴缸。

封闭调查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亲自询问进度。1949年初进行不公开庭审，宣布火灾肇事者为义务放映员科瓦连科、“胜利号”船长帕霍洛克及两位副手、无线电员（未发出求救信号）和轮船公司的一名调度员。上述被告全部服完了判处的刑期。

政府对事故的定性：“电影胶片燃烧引发火灾”令人疑窦丛生，毕竟最先着火的不是胶片而是船长室相邻房间的货箱。航行期间放映员多次放电影给大家看，之后请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协助他把胶片倒卷回去存放，从未出现麻烦。

战利品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打捞起一些半沉没状态的轮船，送去德国造船厂和修船厂修复，用以充实本国商船队。1928年建造的“伊比利亚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属于大型客轮，设计载客340人、载货4000吨。战后经过修复、改造，载客达600人，四层甲板分置不同等级客舱，另有多个餐厅、一个音乐厅、宽敞的休息室和各种公共设施供人使用。乘客行李及商业货物分别存放在船体前后六个货舱内。船上配备了完善的救生设备（十几条大型救生艇、足量救生圈、救生带），但消防设备明显不足——轮机舱的消防泵只堪应对局部起火，无法扑灭大火，也无法向驾驶舱和上层房间供水，不过人们认为在各舱室和走廊加挂灭火器即可弥补这一缺陷。1948年春改名“胜利号”，加入黑海轮船公司执行敖德萨-纽约客货运任务，并运送从地中海和黑海国家返回苏联的遣返人员。船员编制199人，船长尼古拉·阿达莫维奇·帕霍洛克是老资格水手，滨海小城斯卡多夫斯克人氏；分管消防的副手亚历山大·菲利普波维奇·纳博金受过专业消防技术培训，但性格消极被动；其他高级船员也都具备必要经验。

特殊航程

1948年6-7月“胜利号”搭载五十几名航海学校见习生平安穿越大洋，于7月31日从纽约启程，载货277吨、乘客323人，其中主要是外交部和外贸部职员及家属，另有其他部门几位代表，再就是途经苏联回中国的冯玉祥一家。行船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但这些事不在委员会调查和法院审理范围内，包括：出港数日后船长接到黑海轮船公司指令，要求停靠亚历山大港搭载从埃及遣返的亚美尼亚人，送至巴统。8月22日“胜利号”驶离埃及前往巴统，船长报告载有2020名（译注：原文如此）遣返人员和6名苏联驻埃及使馆职员及家属。八月底“胜利号”完成最艰难的一段航程，抵达巴统卸客，8月31日驶向敖德萨，此时船上有310名乘客和船员。9月1日下午一点钟黑海轮船公司敖德萨电台收到“胜利号”的定期报告，称已驶过新罗西斯克，预计9月2日两点钟抵达敖德萨。之后该船失联，但未引起岸上警觉，9月2日上午黑海轮船公司才着手调查无线电静默原因，并请求海上船舰和沿途港口协助，但无人见过“胜利号”，也无人收到求救信号。于是联系黑海舰队司令部，海军航空兵飞机升空搜索，21时一架飞机报告在雅尔塔东南方向70海里位置发现失火的“胜利号”，附近有5条载人的救生艇。费奥多西亚、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港口紧急派船派人前往。

调查档案的内容

那么按照政府说法：9月1日下午一点班轮驶过新罗西斯克前往敖德萨，天气平静、海况良好。无线电员兼义务放映员Н.科瓦连科准备把一批电影运往“文化舱室”，请水手В.斯克里普尼科夫看完后将胶片倒带。这些电影放在船中部一个小仓库（紧挨着不久前新建的三等客舱），一部分收在铁皮盒子内，没倒带的则打开堆放桌面上。同一仓库还存有约2000张留声机唱片。手摇机器倒带过程中胶片摩擦出火星并燃烧，引燃旁边胶片，火焰迅速吞噬小仓库，斯克里普尼科夫的衣服也烧着了。

斯克里普尼科夫逃离仓库反手关门，边跑边喊失火。仓库门被热浪顶开，龙卷风般的火蛇沿走廊地毯和胶合板舱壁蔓延，一路来到通往上层甲板休息室的船梯，再经由两个垂直梯井像大烟囱抽气似的快速烧至舰桥，所遇之物皆被焚毁。短短几分钟，船只中部的水手舱、舵手室和无线电室、船长室、领航员室被大火吞没，呼啸着穿过生活区扑向小艇甲板，逼近货舱和轮机舱。值班无线电员В.韦杰涅耶夫钻舷窗逃跑，未发出遇险信号或自己被迫放弃无线电室的消息。船长命令备用无线电台呼救，但领航室的电台也烧毁了。又过几分钟，前甲板船铃终于敲响火警警报。

高级机械员А.兹沃罗波率领的一队水手听闻警报立即各就各位，操作机器为消防水管供水。火灾刚发生几分钟，部分船员已开始疏散乘客，救生艇和橡皮艇投入海中，大部分妇女儿童分别登上五条救生艇，划到远离轮船的安全位置，大部分男性乘客留下协助灭火。经过顽强努力，火终于被扑灭了，轮船虽未丧失动力但受损严重，上层建筑中部、舰桥的全部木制舱壁、房间设备和地板、领航员室、舵手室和无线电室完全被毁，金属舱壁受热变形。

长廊甲板的餐厅、休息室和其他场所被烧毁，乘客甲板的客舱、休息室、餐厅、办公室和船梯倒塌，金属舱壁变形。船前部货舱的货物一度被点燃，后被水淹没，过火面积不大，但许多乘客的财产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轮机舱水密隔板经受住烈火炙烤，阻止火势向船尾蔓延，所以船尾和船头部分基本没什么大问题。火灾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两名船员牺牲（В.斯克里普尼科夫和酒吧女服务员Г.古尼扬，她被燃烧的尼龙新衣服困住了），四十名乘客遇难（包括十九名妇女和十五名16岁以下儿童，多数是大火席卷客舱的最初几分钟死亡的）。9月3日夜晚救援力量靠近救生艇时明火已经熄灭。起初准备用拖船拖拽，后来发现轮船能够自行驶离。9月5日“胜利号”停泊敖德萨，获救乘客换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

调查事故原因过程中，除上述官方说法，也有人提出亚历山大港登船的大批乘客会不会混入破坏分子纵火。猜测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遣返人员在巴统下船后，“胜利号”多个位置曾发现类似矿石的不明物质碎片，燃烧产生蓝色火焰，温度极高。其中一块碎片被国家安全局职员涅普尔亚辛拿走研究，但此人死于火灾，所以委员会没有理由进一步追查这条线索。

不公正的裁判

因此仍然认为电影胶片失火是船难主要原因。“胜利号”无线电技术员兼电影放映员П.科瓦连科、船长Н.帕霍洛克、政治助理С.别尔舒科夫和消防助理А.纳博金、无线电主任В.韦杰涅耶夫，以及黑海轮船公司岸上职员：无线电主任А.特列季雅克和调度员М.涅菲多夫被逮捕控制，黑海轮船公司海事监察主任、著名船长М.格里戈尔也被追究法律责任。调查持续约五个月，1949年2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审判庭在敖德萨设立巡回法庭，乌斯片斯基主审，检察官和律师出席，审理“胜利号”内燃机船管理层在此次造成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的船难中的责任问题。

法庭指出：轮船火灾是水手和义务放映员严重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结果。法庭虽未否定电影胶片摩擦起火的说法，但认为胶片起火最可能的原因是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在储藏室吸烟。调查发现船长帕霍洛克及分管消防的助理纳博金在启航前明知船上已有8部电影，仍将41部宽胶片电影带上船，且允许将这些易燃胶片存放在船体中央下甲板毗邻客舱的不合适房间。

放映员科瓦连科让不具备相关知识的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倒卷胶片；船长助理纳博金未给船员们上灭火课，未注意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许多水手竟不会使用灭火器；无线电员韦杰涅耶夫急于逃离岗位，未发送火警；轮船公司无线电台职员和值班调度员玩忽职守。因此重判直接肇事者：分管消防的А.纳博金监禁25年、船长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Н.科瓦连科监禁15年、助理С.别尔舒科夫10年、无线电员В.韦杰涅耶夫8年。负间接责任的岸上人员获刑较轻：黑海轮船公司无线电主任А.特列季雅克监禁2年、调度员М.涅菲多夫在指定地点劳动改造并扣除25%年薪，海事监察主任М.格里戈尔1948年4月-9月休假不上班，无罪释放。

但基于某种缘故，调查委员会和法庭未提及“胜利号”离开纽约前夕发生的事情。启航前当地政府要求对全船进行奇怪的消毒程序，船长抗议无效，全体船员只好住了两天宾馆，美国人在“胜利号”上做过什么不得而知。另外，一对离美回国的外交官夫妇爆发争吵，妻子不想回家，逾窗而出，随即被美国人接走。她的行李已经装船，恰在船只中部起火位置（译注：前文曰乘客行李在船首、船尾货舱）。同样奇怪的是，火灾发生前美国电台提早播送了事故报道。这一切都未引起委员会和法庭的应有注意。

庭审期间传唤黑海轮船公司经理П.马卡连科出庭作证，他说：“帕霍洛克这样的船长和他的船员不该被审判，因为他们在事故中表现英勇无畏，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挽救了轮船并开回港口。”法官对此表示：“现在是庭审！‘敖德萨的事儿’不要讲了。”

“胜利号”内燃机船火灾事件至此告一段落，修复后继续跑黑海轮船公司国内外航线。1950年代中期它是该公司最好用的轮船之一，1962年古巴危机，“胜利号”曾向古巴输送苏联军队。1970年代末退役报废。

冯氏其人

冯玉祥元帅1948年途径苏联返华当然不是偶然决定。人们普遍认为他很可能在新中国的新政府担任某个重要职位，毕竟此人在一部分民众心中威望颇高。岂料未来的中国领袖之一竟“突遭意外”身亡……

冯玉祥从政之路风雨坎坷。他1882年生于直隶省泥瓦匠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成为军官。1924年10月起兵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官拜元帅。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率军“北伐”，1927年支持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断绝合作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同蒋介石不睦，1948年二人最终决裂。为了理解冯元帅长途跋涉从美国到苏联再到中国的原因，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当时他祖国的局势——国民党军队濒临被中国共产党军队（解放军）击败，建立全国政府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莫斯科不遗余力发挥影响……

1954年10月，当苏联太平洋舰队水兵把一批驱逐舰、扫雷舰和小型潜艇送到中国青岛港时，冯玉祥之死的故事又被续写了。苏联支援的这批舰艇成为中国海军的基础，冯玉祥之子是上舰实习的水兵之一，俄语十分流利。他告诉苏联战友：父亲去世后有人提议让他进里海高级海军学校（当年唯一招收外国人的海军院校），他找母亲商量后同意了。之后几年维克多（自己选的名字）努力学习俄语，掌握航海技能，毕业后开始在中国军舰服役。而且他妈妈（冯的遗孀）是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维克多与苏联水兵私下交流时多次表示父亲被敌人特务害死，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点，但并未详谈。

曾经长期掌控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冯玉祥元帅逝世时已然走过政治生涯顶峰。中国政界对他的态度比较复杂，因为他一生多次倒戈，早年站在蒋介石身边，之后武装反蒋，接着跟共产党作战，又与共产党合作。冯悲惨身亡之前最后一次政治转向决定投靠中共，但他始终对莫斯科怀有坚定友好情谊，反复声称：“中国人民的真朋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当然了，那时候中国不少政治家都曾发誓热爱、效忠苏联，鉴于莫斯科对中国两大对立派别的影响力，这不足为怪。另有证据表明冯玉祥与蒋介石年间的苏联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帕纽什金关系友善，多次私下见面传达机密消息——考虑到当年不仅冯玉祥有苏联顾问（张家口顾问团副总顾问维塔利·普里马科夫），中国其他政治人物也乐于跟苏联顾问接触，他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的。

斯大林不得不做出抉择。莫斯科在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解决1940年代末中国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未完全厘清。斯大林不太信任毛泽东，称他为“萝卜”——外红内白之人。一个奇怪的细节是：关东军战败后苏联缴获的大部分武器没交给毛，反而给了他在中国东北的党内对手高岗，此人1950年代初神秘自杀身亡。另外众所周知，莫斯科在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的同时，优先考虑了当时合法的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关于押注中国未来统治者的犹豫不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思考中国命运时，他是否针对不同“备选人”制定了多个方案，冯玉祥元帅即其中之一？那么冯的回国就可能对毛泽东不利。蒋政权垮台、共产党上台前夕，冯玉祥忽然死在苏联客轮“胜利号”上，不禁令人深思。冯之死可能扰乱了斯大林对中共的部署，阻碍他即将实施的战略计划。结果，这位“万国领袖”被迫降低姿态，1950年（译注：1949年底）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平等地接待毛泽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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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电文是波兰文，据俄文译本翻译）

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637/III
19.08.1991
18.2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注：克日什托夫·扬·斯库比雪夫斯基，波兰政治家、国务活动家，1989-1993任波兰外交部长）‘

1.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紧急状态的现有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是由军工联合体的保守势力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叛乱）。迄今为止委员会发布的所有声明和公告都强调了保持苏联统一的思想（……）

这些文件的意图特征是民粹主义（例如降低儿童用品价格、在两周内提高工资、为有需求的人分配半公顷土地、提供社会援助、解决住房问题）。

2.军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延迟部署，这表明只有最高领导层知晓这些计划。各军队单位的行动并不协调。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有两次坦克纵队穿过人群返回。街上有军队、OMON，没有警察。士兵们坐在汽车和公交车内。

3.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仍无任何消息。

4.叶利钦公开支持戈尔巴乔夫，反对委员会。他警告说他打算签署法令取消委员会活动。他号召人民举行总罢工，呼吁军队不服从 ГКЧП（译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缩写）的命令。俄罗斯政府举行紧急会议通过了立即举行总罢工的号召，并决定由政府成员到地方上组织总罢工。

5.社会情绪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和忧虑。有人担心可能爆发内战。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丝毫不感兴趣。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马涅日广场要求将ГКЧП成员绳之以法。还有人在俄罗斯政府大楼附近自发修筑路障。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 涅鲁别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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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661/III
20.08.1991
0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1.我们尝试初步评估苏联发生的事件，结论是：保守势力发动的政变不仅是一次宫廷政变（赶戈尔巴乔夫下台），更重要的是，目的在于遏制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愿望，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错误，他忽视了最近党政机关和军工联合体反攻的信号。叶利钦关于非政治化的法令是事件引爆点。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叶利钦的支持者与所谓委员会的后台势力之间可能会爆发公开的实力较量。

目前暂不清楚大型工业中心（采矿企业）员工的反应，以及叶利钦号召的总罢工的规模和首都以外各州的反应。我们收到许多信号，表明知识分子普遍排斥苏联的新领导层。在莫斯科实施“逢场作戏式”戒严可能导致军队内部深刻分裂。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的立场尚不明确。在8月19日阿富汗人和印尼人组织的招待会上，一些苏军将领毫不掩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被推翻的满意之情。关于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自导自演的传言，我们认为似乎并不那么离谱。明天苏联社会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才是决定性时刻。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对“改革”及其结果深感厌倦，因此委员会可能带来的某些秩序和纪律要素或许能得到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可，尤其老年人群体。

2.我们还不知道官方对Л.瓦文萨总统立场的反应。外交部没有像以前那样向外国使团团长发出邀请。

3.我们认为，波兰媒体最好在近段时间表现得更加克制。记者招待会上亚纳耶夫对苏军撤出波兰的问题保持沉默，值得关注。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 涅鲁别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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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02/III
20.08.1991
23.5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莫斯科的紧张局势迅速升温。叶利钦的态度更加坚定（有传言称他已接管俄罗斯武装部队领导权并下令组建国民近卫军）。虽然我们未确认这一消息，但收到可靠信号显示一些部队（包括来自萨哈林岛的部队）已经效忠叶利钦一方。亚纳耶夫领导的委员会内部出现了更多不确定性（帕夫洛夫生病，有关亚佐夫辞职的传言越来越多）。在沉默一整天后，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严厉命令，包括在莫斯科实施宵禁。

亚纳耶夫的委员会因事态发展出乎意料未能掌控局面，并面临越来越大阻力。人们对其领导能力产生怀疑，最终可能会由更果断的领导人接手主导权。

独立电台“莫斯科回声”报道：据说纳扎尔巴耶夫和克拉夫丘克拒绝支持ГКЧП。

我们的波罗的海对话者也预计接下来几个小时局势将发生重大转折。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不排除今晚就会发生重大转折。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武力解决或谈判妥协。由于信息噪音巨大，我们将继续仅基于经过验证的来源提供信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注：斯坦尼斯拉夫·乔塞克，波兰外交官，1989-1996年任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和俄联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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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03/III
21.08.1991
01.3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我们通过电话证实了关于可能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的猜测。对路障和包围大楼人群的袭击正在继续。也就是说已经决定采取我在上一份电报中提到的武力手段。从装甲运兵车前逃跑的人报告说已出现致命伤亡。

我们将在晚些时候确认这些信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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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25/III
21.08.1991
1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1.袭击俄罗斯议会大楼不幸导致人员伤亡。此次袭击是情绪积累、军事力量集中，还可能包括领导层犹豫不决的结果。

2.我们尚未看到局势明显转变的迹象。出现了一些表明亚纳耶夫的委员会支持率下降的信号（有军队转向支持叶利钦的情况，虽不是大规模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重申遵守宪法）。关于亚佐夫被免职的传言越来越多。

3.一小时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将举行会议，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本质。我们将出席该会议。

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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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
紧急

密码电报0-1765/III
21.08.1991
17.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期间直播被封锁，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等人发表讲话。他们评估了政变的前提和原因，介绍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并要求审判参加政变者。叶利钦坚决不相信卢基扬诺夫的诚意，观察家认为后者采取了观望态度。叶利钦着重强调布什、密特朗、梅杰、撒切尔、哈维尔和热列夫在电话交谈中给予他的支持的重要性。会议决定委派西拉耶夫和鲁茨科伊与克留奇科夫一同前往克里米亚去见隔离状态中的戈尔巴乔夫。
（译注：热柳·热列夫，1990-1997年保加利亚总统）

从巴尔与涅鲁布茨（包括与卡卢金、武装部队和民主俄罗斯的代表）的幕后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仍不能排除事件武力发展的危险。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特种部队随时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军内日益加剧的分裂和领导层的犹豫立场将对事件进一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观察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和议会大楼前人们的行为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对叶利钦的支持没有减弱，但他还未获得大型劳动集体的支持（无人响应他的总罢工号召）。局势瞬息万变，我们几乎没时间编写急电。

将使用电话随时通报情况。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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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

密码电报0-0811/III
22.08.91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外国驻苏联大使交换关于未遂政变的评估观点）

1.关于当前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任命干部的威望和影响已被直接破坏。新奥加廖沃会议关于国家分权管理的决定是引爆点。另一个促使阴谋家发动政变的因素是对市场经济的普遍恐惧，因为市场经济限制了官僚机器的运作基础。

2.政变的直接实施者是克格勃和军队领导层，并得到党和政府中央官僚机构的支持。卢基扬诺夫被广泛认为是反宪法阴谋的核心人物，对解除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负有个人责任。最初方案是让苏联总统亲自批准实行紧急状态，但这一方案失败了。因此，除其他原因外，政变企图从一开始就是即兴仓促、前后矛盾的。在政变过程中，政变分子内部缺乏团结的问题（如帕夫洛夫“生病”）变得显而易见。各加盟共和国先是小心翼翼，之后更加坚决地开始与亚纳耶夫委员会的活动保持距离。莫斯科比其他地方更积极地呼吁社会抵制阴谋家，动员起知识分子、青年人和一些工人。叶利钦号召举行总罢工，但未得到群众响应。

3.一党执政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过去。安全部门和党的机关无所不能的神话已经破灭。然而这些机构并未消失，将继续给病弱的经济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变失败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动态变革以及国家机关的更替提供了可能性。联盟国家模式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叶利钦的威望和俄罗斯的作用大大增强。然而，这也可能成为其他共和国担忧俄罗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因素。

目前戈尔巴乔夫面临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无实权的君主。他事实上已沦为叶利钦和俄罗斯的人质。如果他成功获得其他共和国的支持，将管理一个结构比新奥加廖沃会议设想的更松散的国家。

4.在国际政治方面，可以预期将转向谢瓦尔德纳泽所倡导的“新思维”。中东欧国家也有更多机会与苏联建立伙伴关系和互利关系。

然而，苏联对中东欧国家在不保证苏联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融入西欧国家政治结构的努力仍持不信任态度。可以预见的是，西方对苏联民主化的兴趣增加，这可能会减少波兰与苏联建立经济关系的机会。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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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电报0-0848/III
23.08.1991
12.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六国大使对苏联局势的评估。

1.我们在昨日№298号急电中传达的评估已被证实。

2.意大利大使通报了十二个国家的大使与戈尔巴乔夫会晤的情况。这次会晤是简短的、象征性的，实际只说了几句客气话而已。戈尔巴乔夫感谢“12国”的坚定立场。

3.大家共同的看法是，改革路线取得胜利的事态发展不仅没有解决苏联的全部老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国家结构问题（联盟制，以及从核军备的实际角度来看，联盟结构的不可能性），这需要时间和全社会团结一致。

4.“七国集团”和欧共体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愿意在伦敦给予苏联的经济改革进程比以前预期的更有力的支持。我们也得知了“12国”对于波兰共和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欧盟的立场。

5.欧共体，可能还有美国，对于哪一种形式的苏联——整体式国家结构或独立国家联盟，其中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世界更有利的问题尚无肯定答案。与会者向各自政府传达了他们对第二种形式前景的担忧。

6.至于物质能力无法满足激增的消费需求的问题，最可能的结果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进一步升级，以致苏联有“巴尔干化”的危险。

7.与会者达成结论：最现实的方案是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独立问题，并同日本签订库里尔群岛（译注：千岛群岛）归属的协议。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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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电报0-0863/III
23.08.1991
19.40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Е.马卡尔奇克：
（注：叶芝·马卡尔奇克，波兰律师、政治家，1989-1992年波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政治危机的后续阶段仍在继续。叶利钦和俄罗斯当局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力图在苏联新的力量分配中最大限度提高己方地位。所有迹象都表明叶利钦并不怀疑联盟统一的必要性，且希望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他要求由俄罗斯人担任一系列职务，包括苏联总理。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职务已经由叶利钦身边的人员接管。不能排除俄罗斯的上述愿望会遭到其他共和国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可以扮演仲裁者和调停者角色。目前新一轮“9+1”谈判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明确。普遍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后直到现在都未能掌握主动权。他的两次公开讲话所引起的反响证实了这一点。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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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电报0-0866/III
24.08.1991
21.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苏联旧的国家模式正在土崩瓦解。首先，苏联共产党正在解体，不可避免地退出政治舞台。在苏联共产党和克格勃机关遭受抨击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军队将如何行事。预计克格勃将进行大规模重组。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表现软弱无力，它们在这些事件中未构成独立的因素。清算过程正在开始，可能会非常深入。在此背景下，干部人事变动和预期中的民主阵营争论可能会延缓在经济改革领域采取激进决策。目前的事态发展证实，叶利钦成功招揽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有效人才。俄罗斯领导层公开寻求掌握中央大权，并且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表明他们不愿与其他共和国分享权力。

可以预计，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26日）叶利钦的支持者们将要求解除卢基扬诺夫的职务，并加快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选举日期。

当前形势下最主要的问题是苏联未来的结构。最近几天的事件增加了波罗的海共和国迅速退出苏联的可能性。关于“9+1”谈判的进展目前笼罩着神秘面纱。

有传言称，估计戈尔巴乔夫将辞去党内职务，并任命彼得罗夫斯基（现任外交部副部长）接替别斯梅尔特内赫（译注：政变期间此人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直到8月28日，事实上的继任者是鲍里斯·潘金）。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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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

密码电报0-0888/III
25.08.91
12.00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莫斯科有传言说预计戈尔巴乔夫明天辞职、总统选举日期提前，选举之前叶利钦代行总统职权，他将通过一个由各共和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苏联。我们未从可靠渠道证实这一消息。然而，一切都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机会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有效行使权力。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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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

密码电报0-0891/III
25.08.1991
20.33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长К.斯库比雪夫斯基：

与地区间小组秘书穆拉绍夫的谈话内容。

1.明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将异常艰难，因为改革派仅占其中少数。叶利钦和他的团队担心保守派试图发动宪法政变。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也有同样的担忧。明天的会议上将有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代表和各共和国民主派成员出席，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施压。叶利钦在会议上将坚持宣布人民代表选举，以防止他们以现有的构成进入大会。

2.民主力量的胜利尚未最终到来。许多地方的党委不服从叶利钦命令。亚洲各共和国的情况尚不明朗。叶利钦将力争彻底摧毁党和克格勃的组织机构，因为迄今为止它们仅仅陷入瘫痪和震惊而已。他可能会尝试进行动员和反击。

3.各共和国将利用这种局势宣布主权。苏联将不再以其现有形式存在。然而将保留各独立国家的整体结构，例如统一领导的军队和经济空间。我的对话者无法明确说明可以期待什么，他说不指望存在共同边界，但同时也断言（这些共和国）将采取不同的货币体系。他认为需要寻找类似于欧共体和北约那种结构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不会参加与各共和国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4.戈尔巴乔夫不会在全民大选中获胜，而是由各共和国授予他权力、各共和国的议会任命他做总统。他将领导武装力量，并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焕然一新的苏联。至少有九个共和国可能加入这样的苏联。

5.最有可能形成两大政治派系——民主俄罗斯运动（自由派）和民主改革运动（社会民主党）。喜悦之后将进入困难时期，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的且有效的政治结构。

波兰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乔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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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词助您了解“八月政变”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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