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在苏联，一个人的收入不能超过他的身份地位，例如工程技术人员几乎挣不着任何“非官方”额外收入，水管工却可以；清洁工兼职两、三份差事，教师最多兼职一份半，尽管苏联的教师一直略有短缺，尤其自然学科和外语。那些年高校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有机会进行官方科研项目，当然，此项薪酬不得超过本职工资的一半。任何超出国家规定水平的收入都被称为“非劳动收入”，遭受严厉惩罚。

所谓“非劳动收入”，既包括通过犯罪手段（盗窃、贿赂、贪污）获得的赃款，也包括在正常国家被视为完全合法的酬劳。关于苏联的盗窃和职务侵占，您不妨自行阅读这篇文章。我今天想谈谈其他类型的“非劳动收入”。

本人偶尔读到和听到这样的论断：“在苏联，私人买卖想做就能做。”而且讲这话的人是完全认真的。实际上，苏联“非劳动收入”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收入不来自个人在社会主义部门（国有企业、国家机构或国家批准的合作社）的工作。下面略举几个事例说明。

门饰——非法经营

材料都是在国营商店正式购买的，必然保留小票。但您肯定得先认识商店售货员才行，而且要支付高于原价的货款。

本人当时是个“侦探”，就是今天的客户经理。我挨家挨户推销这项业务，如果客户订购了30卢布的门，我能拿5卢布提成，如果订购35卢布的门，我拿6卢布。这样一天下来挣60-90卢布，对于大学生而言可不是小数目啊。

您知道一位有十年经验的师傅包一扇门要多久吗？说了您肯定不信——从按响客户家门铃到收钱走人，总共二十五分钟！简直不可思议！那些技艺精湛的人把每道工序细化到极致，真了不起。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则自行摸索如何与客户正确攀谈，如何笑眯眯劝人掏钱，如何按门铃。总之，这就是苏联式直销。

此事的时代背景是1985、1986年左右。如果被抓到，初犯罚款25卢布，进警察局聆听一番教育，通知工作单位。党委和共青团也会进行批评……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并且一年内不允许在同一地区再犯——如果二次被抓，可能上法庭。当然，材料必须是“合法采购的”，否则立刻会被指控投机倒把。

我们在莫斯科周边的各州城市干活，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被抓住过。

投机倒把

说到投机倒把，我想起当年报纸上广泛报道的一个案例。某男子在中亚（那边的西红柿卖不完都烂了）以每千克10戈比的价格收购西红柿，运到摩尔曼斯克以每千克3卢布甚至6卢布销售。顾客趋之若鹜，因为他们有钱，但西红柿不常有。结果该男子被抓并判刑——投机倒把罪！

这个坏蛋判了几年？十年。吃一粒“花生米”也有可能，可他赚的钱不多，不够判死刑的程度……

另一个学生也因此被开除。他给自己买条裤子（印度牛仔裤），尺码小了。朋友和熟人好像也不需要，他就拿去市场转手，结果“投机倒把”被抓。真是个傻冒，应该送去寄卖商店嘛，就不会落入ОБХСС的圈套了。

个体经营活动

1980年代初的莫斯科曾有一支广受欢迎的摇滚乐队叫“复活”，其巅峰时期也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几乎每个拥有磁带录音机的人都有他们的歌，比如《谁的错》、《小提琴手》等大热曲目。假使这支乐队在今天拥有如此多歌迷，肯定要走遍全国开演唱会，发行专辑，大赚特赚。但苏联时期情况完全不同。在苏联，只有“专业团体”，也就是隶属某个音乐团或在餐厅工作的乐队才可以公开表演挣钱，区区几个人随手拿起吉他演奏自己写的歌挣钱就是犯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犯罪。

但“复活”乐队人气火爆，他们的录音带在国内的流传数量十分可观。尽管乐队阵容几经变动，还改过名，人们依然喜爱他们的歌。最后乐队开始举办所谓“地下演唱会”，当然不是在地下室又蹦又跳，主要是在共青团组织提供的正经音乐厅进行。虽然许可文件上写明“青年晚会”，乐手们也没明着拿钱，实际他们通过卖门票变相收取报酬。终于有一次被ОБХСС抓住，刑事立案，1983年8月乐队主唱阿列克谢·罗曼诺夫和录音师亚历山大·阿鲁丘诺夫被逮捕，指控他们“以举办演唱会和发行自己歌曲录音带的形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好在他俩都被判了缓刑。

私家车营运

那些年也不允许私人出租车。用自己的车免费载人没问题，收费绝对不行，因为这是与国家竞争。甚至有随机检查的——便衣警察招手拦车，要求搭车，最后递上钱。如果司机收钱，当场被抓现行。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允许这门行业的了，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顺便说一句，那时在莫斯科打车会被要求付“两端”（计价器显示车费之双倍）。

另外，我曾有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已经亡故了。1991年初我需要借钱，他不但借给我，而且看在朋友份上不收利息。此人从郊外别墅的杂物堆翻出一个苏联时代的塑料盒子，装满苏联卢布，大部分是100元面额的，递给我两捆，总共2万卢布，当年可是巨款哦……他晚上做小生意卖伏特加，属于出租车司机的另一条发财之道，商店卖4.7-5.5卢布一瓶，他们有本事卖到10-15卢布。老兄后来就是死于酗酒。这些人偶尔也会被抓典型，但通常有“内线”通风报信，收25-30%的“信息费”。

自制设备等于非法经营

1980年代初还有一桩更离奇的事，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吟游诗人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身上。1984年之前诺维科夫混过几个摇滚乐队，之后他突然拥抱另一种风格（今天叫“香颂”，法国民歌），录制专辑《车夫，拉我走吧》，迅速风靡全国，歌曲《古代城市》更是成为超级热门单曲。但1984年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下大力气整顿摇滚乐和一切非官方音乐家，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乃是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城市。如果您还记得，时任市委书记正是Б.Н.叶利钦。反正一通整顿下来，个别人很幸运，低眉顺眼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轻松脱身了，比如“乌尔芬·朱斯乐队”的作词人伊利亚·科尔米尔采夫，他后来给“鹦鹉螺乐队”作词声名鹊起。

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却没那么幸运，1984年10月5日被捕，他的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反苏宣传（当年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被判刑竟不是因为他的歌——苏联政府不喜欢政治审判招惹《美国之音》评论——而是因为他制造和销售电子音乐设备。诺维科夫自制的放大器和扬声器品质远超苏联同类产品，所以不愁顾客。正如您可能猜到的，这在苏联是犯罪行为，因为苏联人允许定制服装（尽管也很麻烦），但禁止自制设备。

结果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被判刑。您认为“全世界最人道的法院”会因为他制造并销售优质设备（实际是因为写歌）判他几年？别犹豫，猜猜看嘛。一年？两年？五年？错了。1985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院判处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十年严管劳改。直到1990年2月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诺维科夫重获自由，之后俄罗斯最高法院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原判。

课外辅导

如果你有所注意，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教育部门官员。假若当年因此被抓住会被禁止当老师，或者发配去职业技术学校教那些智障孩子，再犯就判刑。我有个熟人，一位天生的好老师，大约在1988年被抓，立即开除。谢天谢地，她只是在学生家里上课，否则还会被扣上滥用国家财产谋利的帽子（别忘了公寓属于国家财产！），也就是说，罚款、解雇和精神折磨已然是“高抬贵手”。如果她是党员，肯定失去党籍。所以1988年的社会环境应该说没那么严苛了……她在某个三流技校继续教书几年并退休，从那之后再没做过家教辅导，只有一次例外，是应我的个人请求。尽管她已经七十多岁，短短三个月把中学的整个数学课程统统塞进某位朋友的儿子的榆木脑袋，结果他入学考试竟然考满分！

大学生企业家

当今许多聪明大学生会替那些手头宽裕但比较笨的同学做作业，挣几个零花钱。苏联时期也有，虽然比较少。我不能说我乐见这种事，但在我看来，如果要惩罚也只应该惩罚“顾客”。但在苏联时期，心怀不满的“顾客”抬腿去系主任办公室举报，“枪手”就会被开除，撵出共青团，然后参军……我能想起来两次大学生代写作业被抓继而被开除的事件，没人能帮他们。其中一位后来通过夜校追赶课程并毕业，另一位的命运不得而知。“顾客”则按时考取了毕业证。

最后的唠叨

回望苏联历史，压制公民个人主动性的斗争一直存在，从1917年夺取政权开始，中间仅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战后的残疾人劳动合作社时期有过短暂放松。也就是说，国家只在明显无法独力应对的情况下才允许公民稍微表现出一点主动性。更令人吃惊的是1986年5月23日最高苏维埃发布的关于加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法令。打击非劳动收入与禁酒运动一起成为国家启动改革的显著标志。但如果说“禁酒令”是基于实际问题——劳动人口的高死亡率，那么在私营企业萌芽之初打击非劳动收入的原因仍然讲不太清楚。颁布这项法令与改革初期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与旨在鼓励私人创业的政策背道而驰。一年前即1985年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之构想，其中已经可以窥见私人创业的影子，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额外收入。从那时起，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言，经济领域“出现了微动”：人们尝试创业，哪怕是以最原始的形式——利用自家菜园或私家车。1986年11月将要出台关于发展个体劳动活动的决议，1988年5月将要颁布合作社法。但就在这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决定中间，却抛出一部法令声称“擅自将交通工具用于牟利，违反手工艺和其他个体劳动活动之规定”，以及“用面包喂牲畜”都将受处罚，从罚款到五年监禁直至没收财产。无论如何，这部法令最终付诸实施，与之前的禁酒运动一样也带有明显的苏联特色，就是说它首先影响的是那些依赖自家菜园“非劳动收入”糊口的人。某些地区的警察开拖拉机推倒温室，铲除早熟蔬菜，削减园艺用地。此外还禁止将农产品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个地区，这对当时存在的集体农庄市场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当局所采取行动的荒谬性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项奇怪法令呢？一种观点认为它针对的是官僚阶层的财富积累：紧随该法令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规定购买超过二万卢布之商品必须出示税务机关盖章的收入申报单。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运动旨在削弱新兴的初始资本拥有者，在计划将私人创业合法化之前，他们可能会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竞争。还有一种戈尔巴乔夫晚年提出的有趣观点：原来，私营部门的“微动”结出硕果，从事小规模创业的人开始致富，而这反过来引起了周围人极其负面的反应——“你们想想，那是些什么反应啊？他们开始烧毁农场，放火，‘红公鸡’在我们身边乱窜（译注：火势蔓延之意）。最主要的、最大的困难是情绪和心态问题。我认为，我们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本人认为一切都很简单——当时的国家乃至后来的国家都非常害怕，害怕不依赖它的公民不再“给什么吃什么”，反而想要国家嚼过的口香糖之外的东西。而当年被允许开办合作社的那些人，皆是经过考验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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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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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丸土豆汤可以放心地喂孩子，他们一定会喜欢。其中“秘诀”其实非常简单！众所周知，小孩不喜欢长时间认真咀嚼食物，而土豆汤的泥状口感加上柔嫩的肉丸，根本不需要“费嘴”。三口两口吃干净，让大人们倍感欣慰。而且，成年人同样会满意肉丸土豆汤：它既饱腹又清淡，而且因为加入了韭葱和欧芹根，还略带一种精致的微甜味。

所需食材（4人份）：

蔬菜高汤：1升
牛瘦肉（肩肉或臀肉）：300克
土豆：4个
韭葱：3棵
圆葱：1个
欧芹根：15克
大蒜：1瓣
黄油：50 克
黑胡椒粉：适量

步骤：

首先准备肉丸。绞肉机打碎牛瘦肉，加盐、黑胡椒粉调味，拌匀。将肉馅搓成小球，过程中可以经常用温水湿润手心。

蔬菜高汤倒入锅中，大火煮沸。放入肉丸，再次沸腾后转中火煮约10分钟。捞出肉丸，装盘待用。

韭葱洗净沙土，切成圆片。圆葱和大蒜去皮切碎。土豆和欧芹根去皮，土豆切细条，欧芹根用擦板擦丝。

厚底锅融化黄油，放入圆葱、大蒜、韭葱和欧芹根，小火翻炒约5分钟，期间经常搅拌，直到略微焦黄。

投入土豆和欧芹根，倒入煮过肉丸的热高汤，沸腾后转小火，盖锅盖炖煮20分钟，直到土豆变软。

汤煮好，用搅拌机将汤打成顺滑泥状，根据口味决定是否加盐和黑胡椒。之前煮好的肉丸放入浓汤，边搅拌边加热约5分钟。立即盛出上桌，可撒些切碎的香草点缀。

小技巧：
不想吃牛肉丸想吃鱼丸吗？教你做！300克鱼肉用绞肉机绞成鱼糜，加入一颗切碎并用黄油炒过的洋葱，以及一个小鸡蛋。盐、黑胡椒调味，拌匀后搓成鱼丸即可。鱼丸浓汤冬天可以热食，夏天可以冷吃。若要做冷汤，在汤即将煮好时倒入约200毫升低脂奶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91年1月11日，自称“反共斗士”的焊工弗拉基米尔·沃隆佐夫犯下双重谋杀案，受害者都是苏共党员。他首先用一杆锯短的霰弹枪把卡卢加市主要报纸《旗帜报》总编辑伊万·福明打成致命伤，接着又袭击了“建筑机械化”托拉斯的工会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卡卢日斯基。之后沃隆佐夫向警方自首，声称“憎恨共产党人的口是心非”。他拒绝请求赦免，最终在俄罗斯暂停死刑前不久被枪决。

时年45岁的“反共分子”弗拉基米尔·沃隆佐夫生于莫斯科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父亲是苏军上校，母亲是某餐厅经理。人们曾预言这个小孩前途光明，但他在少年时期结交损友，走上了刑事惯犯的不归路，曾参与抢劫售货亭。获释不久他二次被捕并二次入狱，出狱后沃隆佐夫的居住地受限制，禁止返回莫斯科。遂在卡卢加市房屋建筑联合公司做焊工，看起来对新生活十分满意，自认是一名优秀技术工人。但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公民不同，沃隆佐夫对苏维埃政权持强烈仇恨态度。

1991年1月杀人案发后，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的《乡村青年》杂志的事件报道最详细。文章作者试图了解促使沃隆佐夫实施双重谋杀的动机，参考警方提供的材料描述了事件背景。《乡村青年》报道称：激进的民主斗士沃隆佐夫“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改革成功”，分次购买两把匕首（其中一把伪装成雨伞）、一支小口径步枪和一支锯短枪管的双管霰弹枪。“沃隆佐夫早在1986年就开始列出必须被消灭的卡卢加共产党人名单：包括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他想好了谋杀每一个人的计划，摸清了他们上下班的路线，挑选了执行‘判决’的合适地点。”

1980年代末沃隆佐夫结婚，所以一段时间内他杀人的执念没那么强烈。然而不久之后他决定重拾旧计划，其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那些抨击共产党政权的民主派出版物的影响。沃隆佐夫曾参加民主派集会，但很快便对这些“同道”深感失望，认为他们纯属空谈家，没有“实际行动能力”。

沃隆佐夫自感有责任为苏维埃政权的罪行“复仇”。他的“枪决名单”包括卡卢加州委某些工作人员——因为他最恨身居要职之人。但潜入州委大楼殊非易事，所以决定先向卡卢加最大报纸《旗帜报》编辑部下手。这家报纸是州委机关报，坚定支持党的纲领路线。恰在悲剧发生前几天，卡卢加人民代表苏维埃决定重新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消息报》，《旗帜报》编辑部因而爆发内部分裂，大批记者辞职。

小说《金色乌云过夜了》的作者阿纳托利·普里斯塔夫金曾在1990年代担任俄罗斯总统下属之赦免委员会主席，详细描述过沃隆佐夫的个人情况。他在2000年代初出版的《死亡阴影之谷》中摘录引用沃隆佐夫的心理/精神病学鉴定：“此人成长阶段疏于管教，但家中藏书很多。他自己得出结论，我国一切灾难都是共产党领导人造成的。当《宪法草案》公布，这成了他内心长久想法的某种推力。他决定表达自己对该草案的态度，爬上雅罗斯拉夫尔一座教堂钟楼顶，吼叫几个小时‘没有鱼、没有肉’的口号。警察和消防员反复劝说。最后口渴自己溜下来了，当场被捕并送往精神病院。”

事后沃隆佐夫自称故意假装精神失常，目的是拿到“白票”（译注：健康原因免服兵役证明），从此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抛弃了“开始惹人烦”的老婆，搬进集体宿舍，组建新家庭。

尽管如此，沃隆佐夫在外人眼里仍是个安静、礼貌、教养良好之人，待人接物井井有条。他一贯注重仪表，各种场合应付自如，但无法容忍不公正，哪怕面对大领导也敢直言不讳。熟悉沃隆佐夫的朋友说酒精对他的行为有负面影响：酒后动辄发疯，甚至自杀寻短见。

总之，1991年1月初沃隆佐夫开始作案前踩点：观察了报社编辑部的房间布局，评估了接待室秘书的位置，记住了总编辑伊万·福明办公室具体在哪儿。记者们各自埋头忙工作，并未注意这位可疑的陌生访客，毕竟那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太多。

1991年1月11日，沃隆佐夫向新妻子谎称找到一份高薪兼职——实际却将锯短的霰弹枪藏进自制的公文皮包，再次前往《旗帜报》编辑部。约在下午14点10分进入报社，顺利绕过门卫上三楼。接待室空无一人，因为女秘书吃午饭回来晚了，侥幸逃过一劫。

沃隆佐夫毫无阻碍推开办公室门，持枪射击与他同龄的福明。后来他自己回忆杀人场景：“我走进办公室，里面除了福明没别人。我掏出枪，瞄着他，说：‘站起来。’我总不能对一个坐着的人开枪——那跟打死一个躺着的人有什么区别？他瞪眼看我，面露傻笑。我开了第一枪，他惨叫一声，我又开一枪，第三枪之后他才安静下来。这时我听到身后开门声，回头一看——是他妈的摄影记者戈洛夫科夫，大块头，比我壮多了。我用枪对准他，把他赶出办公室。我心想，我还要出去，他如果藏在接待室，可能会从背后偷袭我。我压低枪口朝门打一枪，纯粹想吓唬他，猛一推门，见接待室一溜血迹——看来我打中他了，万一打死了呢？我脑袋乱哄哄，挺可怜那小子——无辜之人死在我手里。突然办公室门被推开——福明居然跑出来。他挨了我三枪（脖子、胸口和肝脏）还活着，还在喊。我又举枪对准他——打死了……”

戈洛夫科夫腹部中弹，忍痛警告同事避险，失血昏迷倒地，医生们奋力抢救四天。2016年戈洛夫科夫在《消息报》撰文回忆那个不幸的日子：“我当时就在福明办公室隔壁房间，屋里还有新报纸《消息报》的主编阿列克谢·佐洛京和画家尤里·丘尔金——他俩正在排版下一期的内容。枪声听起来就像新年夜小孩放鞭炮，但我感觉可疑。推开门，向福明宽敞的办公室内望了一眼，桌前没人，电话铃在响，还有福明从某个角落发出的微弱呼救：‘警察，叫警察……’我刚要迈步，只见一个穿夹克的陌生人冲出内门，恶狠狠说：‘写东西的，狗日的！’随即亮光和轰鸣声同时迸发。我下腹部像刀捅了似的疼，身体被打得一摇晃，本能捂住肚子——子弹穿过去了。眼前一片模糊，硝烟味儿让人恶心。我拼命跑向接待室，冲下楼梯，二楼站着几个小伙子抽烟。我只说了一句：‘楼上，有人开枪。’随即失去意识。”

沃隆佐夫撇下血泊中的福明和戈洛夫科夫，平静走出报社，直奔州党委。警惕的门卫坚决不让这个没有通行证的人入内，于是沃隆佐夫开始寻找他名单上的其他目标：建设局局长和“卡卢加建设”党组织书记，这俩人运气好——既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所以，不幸成为第二个枪下冤魂的是“建筑机械化”托拉斯工会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卡卢日斯基。沃隆佐夫打电话告知警方自己想自首，又逛了片刻，买些香烟，进警局投案。他在审讯中表示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他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坚信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对警察说：“我憎恨共产党人口是心非”。

当局获悉凶手杀人并非因为个人仇怨，一时慌张起来。由于案件带有政治背景，克格勃介入侦查。国安人员对沃隆佐夫的镇定感到惊讶，他在审讯期间详细阐明作案动机，也不回避记者采访。这位“反共分子”宣称，福明被杀是因为他“抹黑一切进步事务”，卡卢日斯基被杀则是因为他“压迫工人”。

案件办完，由于苏联已解体，俄罗斯的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沃隆佐夫得知自己被判死刑，断然拒绝申请赦免，甚至在1993年写信给鲍利斯·叶利钦，坚决要求执行判决。他的信中写道：他认为杀人是唯一能够“制止、惩罚苏共犯下的邪恶、谎言与不公”的方式。

沃隆佐夫被枪决时，距离俄罗斯暂停死刑仅几个月。

为了纪念福明，卡卢加州每年都会颁发奖项表彰优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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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汉格尔斯克五一节枪杀高官

特列季亚科夫连环杀人分尸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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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谢尔科夫1953年7月生于新西伯利亚，幼年喜欢足球和体操，运动技能突出。中学毕业报考奥伦堡州布古鲁斯兰飞行学校，因为他从小希望成为飞行员。1972年考取证照之后，谢尔科夫曾在托木斯克市机场做过一段时间的安-2运输机副驾驶，在当地认识了同乡塔季扬娜。二人很快结婚，1973年决定回老家工作生活。

弗拉基米尔在“西西伯利亚民航管理局”北方机场谋了一份相同的差事，1974年春天儿子罗曼出生。然而健康恶化打断了他的平静日子，甚至早在飞行学校期间就已经出问题了。1971年他第一次癫痫发作，被救护车接走。某日在森林采摘松子，失去平衡从树上摔落，后脑重重磕地，头部受伤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不久后他挤公交车意外跌倒，头撞在人行道上。

除了癫痫发作，弗拉基米尔还出现严重头痛症状。由于害怕丢掉工作，决定不去看医生，开始尝试自我治疗，随身携带止痛药。他在上级和同事身边隐瞒病情长达五年，被认为是本单位工作模范，于1975年10月晋升机长（正驾驶）。

1976年弗拉基米尔筹划调往北方工作，不仅薪水多得多，还能让他从“玉米机”驾驶舱迈入更体面的图-134客机驾驶舱。但家庭问题开始显现——弗拉基米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争吵日益频繁，每次激烈冲突过后甚至会自残。

侦察材料显示：妻子称谢尔科夫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屡次用剃刀等锋利物品划伤手部皮肤。

丈夫的行为刚开始让塔季扬娜十分害怕，但很快就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拙劣的操纵伎俩。遂于1976年9月提出离婚，带着两岁的罗曼搬回位于斯捷普纳亚街一栋五层楼房的娘家。弗拉基米尔曾多次试图探望儿子并跟妻子和解，塔季扬娜的爸爸每次都将女婿赶走，岳母也坚定支持女儿离婚。谢尔科夫来不及修复破碎的关系，又被派往巴拉宾斯克市出差。

9月25日晚间返回新西伯利亚后，谢尔科夫原计划当日即启程飞回巴拉宾斯克，但最终只申请到9月26日上午10点的航班。二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决定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找妻子好好谈谈，说服她暂缓离婚诉讼——首次开庭已定在9月30日。

弗拉基米尔十分担心自己期待已久的北方调动会泡汤，因为已婚状态是调动的前提条件之一。可是当他走到岳父母家门外，却看见塔季扬娜与一名陌生人在一起。后来塔季扬娜表示那只是熟人，她从药房回家途中偶遇，顺路送她回来。另一些声音则说此人实际是她的新男友，是当地警察局的警员，把塔季扬娜送到楼门口就挥手告别，岂料狂怒的弗拉基米尔突然跳出来。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他（谢尔科夫）一直求她等一等，等我走了你想离婚20次都行，可她无论如何不同意。”

争执最终以暴力收场——飞行员打了妻子一耳光。塔季扬娜慌忙跑上三楼回家，没来得及关门弗拉基米尔就闯进去继续打她。塔季扬娜的父母闻声赶来，奋力制止野蛮女婿，把他赶出楼梯间。

安抚好女儿情绪，塔季扬娜的父母当晚带着她躲去城外别墅。弗拉基米尔则回了同一条斯捷普纳亚街另一栋楼的爸妈家，诉苦抱怨生活的苦恼，之后跟弟弟一起去洗澡，最后留宿爸妈家。但他整夜无眠，脑子里反复盘算复仇计划。天快亮时下定决心：劫持一架飞机，直接撞向可恶妻子家公寓。

另据其他消息来源称，他在与塔季扬娜最后一次争吵后立即构思了复仇计划——邻居们看见弗拉基米尔用脚步丈量五层楼的楼间距。离开爸妈家之前，谢尔科夫写下一张字条，表示与妻子的会面是“最后一根稻草”，声称：“我要拉她们一起走”。

1976年9月26日晨七点左右，谢尔科夫抵达机场。他携带一份伪造的飞行任务单，上面未注明起飞时间。凭此顺利通过飞行前的强制体检。

侦察材料显示：由于医务站看不到飞行计划，而且新西伯利亚管区早先的规定允许飞行员凭任务单起飞，所以医士毫无障碍地对谢尔科夫做了体检，未发现任何异状。

谢尔科夫故意不到办公室进行例行的飞行前准备，径直找值班员拿取安-2飞机钥匙和文件。约8时许坐进驾驶舱，通知塔台他要试一试发动机运转状况，并且把飞机移动到另一个停机位。但在获得机场移动许可后，谢尔科夫操作满载八百升燃油的安-2飞机对准跑道，8:06滑跑升空。

调度员发现飞机未经许可不打招呼起飞，感觉很困惑，过了两分钟才呼叫飞机应答。8:08塔台询问：“您的位置？”谢尔科夫答：“我在河湾上方。”8:11询问：“您要去哪儿？”答复：“我去斯捷普纳亚街，四三杠一号，请原谅，我姓谢尔科夫。”之后无线电静默。

安-2飞机8:13接近目标建筑。因飞行高度极低，撞坏了附近楼顶的电视天线。抵达位置后，弗拉基米尔意识到由于楼对面的高大树木阻挡，他无法直接撞击位于三楼的9号公寓。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邻居回忆：“是白杨树挡住了去路。他一直无法瞄准，不停绕圈飞。如果没有白杨树阻碍，他直接钻窗户进自己家了。”

于是谢尔科夫选择撞击岳父母家公寓左侧第一个门的楼梯间。8:16飞机最后绕了两圈，碰撞大楼正面三层、四层之间，造成直径两米的破洞。

安-2被当场炸断：机尾落在楼道入口附近，燃油沿楼梯间淌到一楼燃烧，机身撞入四层的12号公寓，屋内当时有兄弟二人——6岁的奥列格·捷普金和4岁的亚历山大。这俩小孩和父母住在别处，他们家停水了，在这个不幸的早晨，25岁的姨妈加琳娜·德赫捷列娃带他们来外婆家洗澡。燃烧的碎片砸过来，孩子毫无生还机会。紧接着发生爆炸，杀死位于爆炸中心的加琳娜，尸体只能通过烧熔在头顶的卷发器辨认。公寓女主人奇迹般跳窗生还，送医抢救，双腿和一只手严重骨折，老太婆一年后病逝。奥列格和亚历山大的妈妈承受不住打击去世，爸爸沦为酗酒者。

隔壁公寓住着年轻夫妇和4岁儿子伊戈尔、1岁女儿安娜，亦未幸免。爆炸声把他们惊醒，弗拉基米尔·普申科抱起安娜逃出烈火熊熊的房间，他妻子玛格丽塔和儿子伊戈尔身体严重烧伤，面积达70%-80%。住院治疗期间，玛格丽塔·普申科因强烈刺激失语，悲剧发生九天后的10月4日儿子不治身亡，她才张口说了第一句话。

普申科家的朋友透露：“伊戈尔去世后，玛格丽塔开始说话，说自己很快会跟着他走。果然，没过多久玛格丽塔也死了。”

玛格丽塔未被列入官方的撞击事故罹难者名单，她被送回故乡白俄罗斯安葬。弗拉基米尔·普申科毕生未再婚，把全部精力用于抚养女儿和后来的的三个外孙。过了几十年，弗拉基米尔帮助安娜一家在新西伯利亚买房，他仔细核查邻居名单，确保其中没有肇事飞行员的家人。

急救站调度员接到居民声称飞机撞楼的电话，起初以为是恶作剧——她无法相信苏联居然会有“神风敢死队”。公寓楼的住户也没有立刻意识到发生什么，个别人甚至以为开战了。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那时候实在太恐怖！人们把孩子从窗户扔出去，自己也跳楼，摔断胳膊摔断腿。”

楼下围观的邻居们攀爬阳台前往救援，搀扶大人撤离，抱起孩子接力传递。还有人扯开毯子张在窗下，接住被扔下来的小孩和跳楼的大人。住户奥尔嘉·尤洛娃回忆：“我姑妈是第一个跳的，摔得最惨，大腿受重伤，后来骨盆也出问题，骨骼错位了。楼下的人尽力扯住毯子，但看来是滑脱了。随后我把姑妈七个月大的儿子——我表弟从窗户扔下去。接着我自己跳，身后是我年迈的祖母。”

然而，一些参加救援的热心人高估了自己能力，导致居住在五层两居室公寓的某年轻女子不幸丧生。此女惊恐万分爬上窗台，却被浓烟遮挡视线。同时几位妇女在楼下拉开床单，大声喊叫让她跳。女子并不知道她那个单元未遭爆炸破坏，听从鼓励跳下来。可就在她触及床单的瞬间，布料撕裂了，一位妇女不慎松开手中一角……邻居瓦列里·梅利尼科夫回忆：“身体落地的声音惊心动魄。惨状永远忘不掉。时至今日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路过那个地方，仍然能听见沉闷撞击声。姑娘从地上爬起，立即从口鼻缓缓流出鲜血。”

此女送医抢救，伤势严重，内脏多器官受损，大夫无力回天。同楼其他住户则通过消防梯从窗户逃生，但这些梯子高度只能达到四层。为了让一名被困五层的女子撤离，救援人员使用一架普通梯子让她先下到四层。值得一提的是，与急救站调度员不同，消防员立刻相信了居民的报警电话，事故发生五分钟内迅速抵达现场。由于这是当天上午第四次出警，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扑灭吞噬部分房屋的大火，只能从附近消防栓取水。灭火用了约一个小时，9:30左右明火已被扑灭。

犯罪分子趁乱打劫，假扮住户穿过封锁大楼的警察人链，从受损的公寓内盗取受害者财物。已故奥列格和亚历山大两兄弟外婆的几乎全部物品被洗劫一空，包括她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获得的勋章。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他们什么都抢，根本没人管。掠夺者把沃洛佳（普申科）家各种东西全偷光了。我还记得当时站在街上，看到有人扛着沃洛佳的电视机。我还没反应过来，那些家伙已经跑远了。什么值钱玩意儿都没剩下，甚至大衣的毛领子都被剪掉。”

撞击造成这栋居民楼三十间公寓毁损，11人受伤，包括飞行员谢尔科夫本人在内的5人死亡。弗拉基米尔的头颅在飞机撞楼时被当场切断，烧焦的尸身后来被发现躺在三层与四层之间的楼道。居民们把挡在脚下的飞行员遗骸挪到一旁，用破布遮盖。

新西伯利亚的官员和执法部门全力阻止走漏消息，但短短几个小时流言传遍全城。邻居瓦列里·梅利尼科夫回忆：“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看那栋房子，简直像战争年代纪录片的轰炸场景。后来大洞被一大块防水布挡住了。”一些围观者携带相机拍摄废墟，但据目击者称，执勤的克格勃人员立即上前要求他们曝光胶卷。为了尽快清理恐怖袭击痕迹，地方政府重新安置住宅被毁的居民，花半年时间彻底修复重建。住宅未受损的居民全程目睹施工，指出：“从上到下直到一层全部拆除了，包括五层的房顶。”

次年三月份楼房重建竣工，新装墙板的颜色和纹路有细微不同，各家各户的财产损失也得到补偿。但并非人人都迁回斯捷普纳亚街，某些居民情愿留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广场分给他们的公寓。塔季扬娜的父母转让了他们的旧家，和女儿及外孙搬到市中心。

塔季扬娜嫁给她的追求者——就是那位警员，可是上级一番调查后将他辞退，又因为“勾搭已婚女性”开除他党籍。另据传闻，这个重组家庭不久也解体了。谢尔科夫的所有亲戚——包括他的父母和兄弟——事件发生后迁居外地。

当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谢尔科夫案件，发现在飞行前准备和飞行员体检程序中的诸多违规行为，并揭露了在交接飞机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疏忽迹象。调查还指出：调度部门工作人员表现消极，未能阻止谢尔科夫擅自起飞安-2飞机；机场管理层要承担间接责任，因为他们对下属的“道德和意志品质、日常行为、家庭关系、兴趣和倾向”疏于关注。谢尔科夫被认定为悲剧的罪魁祸首。

侦察材料明言：“紧急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飞行员谢尔科夫神经精神不稳定，系家庭冲突和隐瞒的神经系统疾病所导致。飞行员谢尔科夫是事件主要责任人。”

然而，并非每个认识谢尔科夫的人都认为他无可救药。新西伯利亚居民叶莲娜·穆希娜说：“我爸爸在北方机场做调度员，认识谢尔科夫。他说谢尔科夫是后来被追认为癫痫病人的，目的是让大领导脱身。如果他真的有癫痫，怎么可能通过体检呢？毕竟最后一天他也是顺利通过体检的。虽然报纸对这件事只字未提，但全市都知道发生什么。那时候流言蜚语的传播速度堪比今天社交网络，大家都在议论原因。很多人说谢尔科夫是酒后糊涂，但我爸爸从来不信。谢尔科夫在单位口碑很好，虽然年轻但很负责，不然也不会提拔他去驾驶图-134。他爱运动，足球踢得好。机场的人都信任他，否则那天不会让他接近飞机。何况他是个优秀飞行员。事后我爸爸专门去看那栋楼，想搞清楚真相。他本来不信谢尔科夫会偏离岳母家窗户，他说如果谢尔科夫真想撞，肯定能撞准。但他到了现场才明白怎么回事——楼前有一棵高大白杨树，挡住飞行路线。所以谢尔科夫盘旋三圈，最终撞击楼梯间而不是他岳母公寓。”

叶莲娜·穆希娜强调：“请别误会，我不是在为谢尔科夫开脱。他做的事情永远无法理解、无法原谅，我爸爸一直这样讲。但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谢尔科夫身上也不公平。他岳母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是她怂恿两人分开的，是她劝女儿带外孙回娘家的。小伙子根本不想失去这个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当年刚两岁半呀。他当然吃妻子的醋，这没什么奇怪，毕竟他才23岁，还很年轻。而且他岳母、岳父事发前突然躲起来，事后干脆搬走了，估计他们自己也觉得难辞其咎。”

新西伯利亚事故发生后，苏联收紧了招收飞行员的规定，全国飞行学校一律对报考者进行强制性心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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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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