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谢尔科夫1953年7月生于新西伯利亚，幼年喜欢足球和体操，运动技能突出。中学毕业报考奥伦堡州布古鲁斯兰飞行学校，因为他从小希望成为飞行员。1972年考取证照之后，谢尔科夫曾在托木斯克市机场做过一段时间的安-2运输机副驾驶，在当地认识了同乡塔季扬娜。二人很快结婚，1973年决定回老家工作生活。
弗拉基米尔在“西西伯利亚民航管理局”北方机场谋了一份相同的差事，1974年春天儿子罗曼出生。然而健康恶化打断了他的平静日子，甚至早在飞行学校期间就已经出问题了。1971年他第一次癫痫发作，被救护车接走。某日在森林采摘松子，失去平衡从树上摔落，后脑重重磕地，头部受伤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不久后他挤公交车意外跌倒，头撞在人行道上。
除了癫痫发作，弗拉基米尔还出现严重头痛症状。由于害怕丢掉工作，决定不去看医生，开始尝试自我治疗，随身携带止痛药。他在上级和同事身边隐瞒病情长达五年，被认为是本单位工作模范，于1975年10月晋升机长（正驾驶）。
1976年弗拉基米尔筹划调往北方工作，不仅薪水多得多，还能让他从“玉米机”驾驶舱迈入更体面的图-134客机驾驶舱。但家庭问题开始显现——弗拉基米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争吵日益频繁，每次激烈冲突过后甚至会自残。
侦察材料显示：妻子称谢尔科夫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屡次用剃刀等锋利物品划伤手部皮肤。
丈夫的行为刚开始让塔季扬娜十分害怕，但很快就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拙劣的操纵伎俩。遂于1976年9月提出离婚，带着两岁的罗曼搬回位于斯捷普纳亚街一栋五层楼房的娘家。弗拉基米尔曾多次试图探望儿子并跟妻子和解，塔季扬娜的爸爸每次都将女婿赶走，岳母也坚定支持女儿离婚。谢尔科夫来不及修复破碎的关系，又被派往巴拉宾斯克市出差。
9月25日晚间返回新西伯利亚后，谢尔科夫原计划当日即启程飞回巴拉宾斯克，但最终只申请到9月26日上午10点的航班。二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决定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找妻子好好谈谈，说服她暂缓离婚诉讼——首次开庭已定在9月30日。
弗拉基米尔十分担心自己期待已久的北方调动会泡汤，因为已婚状态是调动的前提条件之一。可是当他走到岳父母家门外，却看见塔季扬娜与一名陌生人在一起。后来塔季扬娜表示那只是熟人，她从药房回家途中偶遇，顺路送她回来。另一些声音则说此人实际是她的新男友，是当地警察局的警员，把塔季扬娜送到楼门口就挥手告别，岂料狂怒的弗拉基米尔突然跳出来。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他（谢尔科夫）一直求她等一等，等我走了你想离婚20次都行，可她无论如何不同意。”
争执最终以暴力收场——飞行员打了妻子一耳光。塔季扬娜慌忙跑上三楼回家，没来得及关门弗拉基米尔就闯进去继续打她。塔季扬娜的父母闻声赶来，奋力制止野蛮女婿，把他赶出楼梯间。
安抚好女儿情绪，塔季扬娜的父母当晚带着她躲去城外别墅。弗拉基米尔则回了同一条斯捷普纳亚街另一栋楼的爸妈家，诉苦抱怨生活的苦恼，之后跟弟弟一起去洗澡，最后留宿爸妈家。但他整夜无眠，脑子里反复盘算复仇计划。天快亮时下定决心：劫持一架飞机，直接撞向可恶妻子家公寓。
另据其他消息来源称，他在与塔季扬娜最后一次争吵后立即构思了复仇计划——邻居们看见弗拉基米尔用脚步丈量五层楼的楼间距。离开爸妈家之前，谢尔科夫写下一张字条，表示与妻子的会面是“最后一根稻草”，声称：“我要拉她们一起走”。
1976年9月26日晨七点左右，谢尔科夫抵达机场。他携带一份伪造的飞行任务单，上面未注明起飞时间。凭此顺利通过飞行前的强制体检。
侦察材料显示：由于医务站看不到飞行计划，而且新西伯利亚管区早先的规定允许飞行员凭任务单起飞，所以医士毫无障碍地对谢尔科夫做了体检，未发现任何异状。
谢尔科夫故意不到办公室进行例行的飞行前准备，径直找值班员拿取安-2飞机钥匙和文件。约8时许坐进驾驶舱，通知塔台他要试一试发动机运转状况，并且把飞机移动到另一个停机位。但在获得机场移动许可后，谢尔科夫操作满载八百升燃油的安-2飞机对准跑道，8:06滑跑升空。
调度员发现飞机未经许可不打招呼起飞，感觉很困惑，过了两分钟才呼叫飞机应答。8:08塔台询问：“您的位置？”谢尔科夫答：“我在河湾上方。”8:11询问：“您要去哪儿？”答复：“我去斯捷普纳亚街，四三杠一号，请原谅，我姓谢尔科夫。”之后无线电静默。
安-2飞机8:13接近目标建筑。因飞行高度极低，撞坏了附近楼顶的电视天线。抵达位置后，弗拉基米尔意识到由于楼对面的高大树木阻挡，他无法直接撞击位于三楼的9号公寓。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邻居回忆：“是白杨树挡住了去路。他一直无法瞄准，不停绕圈飞。如果没有白杨树阻碍，他直接钻窗户进自己家了。”
于是谢尔科夫选择撞击岳父母家公寓左侧第一个门的楼梯间。8:16飞机最后绕了两圈，碰撞大楼正面三层、四层之间，造成直径两米的破洞。
安-2被当场炸断：机尾落在楼道入口附近，燃油沿楼梯间淌到一楼燃烧，机身撞入四层的12号公寓，屋内当时有兄弟二人——6岁的奥列格·捷普金和4岁的亚历山大。这俩小孩和父母住在别处，他们家停水了，在这个不幸的早晨，25岁的姨妈加琳娜·德赫捷列娃带他们来外婆家洗澡。燃烧的碎片砸过来，孩子毫无生还机会。紧接着发生爆炸，杀死位于爆炸中心的加琳娜，尸体只能通过烧熔在头顶的卷发器辨认。公寓女主人奇迹般跳窗生还，送医抢救，双腿和一只手严重骨折，老太婆一年后病逝。奥列格和亚历山大的妈妈承受不住打击去世，爸爸沦为酗酒者。
隔壁公寓住着年轻夫妇和4岁儿子伊戈尔、1岁女儿安娜，亦未幸免。爆炸声把他们惊醒，弗拉基米尔·普申科抱起安娜逃出烈火熊熊的房间，他妻子玛格丽塔和儿子伊戈尔身体严重烧伤，面积达70%-80%。住院治疗期间，玛格丽塔·普申科因强烈刺激失语，悲剧发生九天后的10月4日儿子不治身亡，她才张口说了第一句话。
普申科家的朋友透露：“伊戈尔去世后，玛格丽塔开始说话，说自己很快会跟着他走。果然，没过多久玛格丽塔也死了。”
玛格丽塔未被列入官方的撞击事故罹难者名单，她被送回故乡白俄罗斯安葬。弗拉基米尔·普申科毕生未再婚，把全部精力用于抚养女儿和后来的的三个外孙。过了几十年，弗拉基米尔帮助安娜一家在新西伯利亚买房，他仔细核查邻居名单，确保其中没有肇事飞行员的家人。
急救站调度员接到居民声称飞机撞楼的电话，起初以为是恶作剧——她无法相信苏联居然会有“神风敢死队”。公寓楼的住户也没有立刻意识到发生什么，个别人甚至以为开战了。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那时候实在太恐怖！人们把孩子从窗户扔出去，自己也跳楼，摔断胳膊摔断腿。”
楼下围观的邻居们攀爬阳台前往救援，搀扶大人撤离，抱起孩子接力传递。还有人扯开毯子张在窗下，接住被扔下来的小孩和跳楼的大人。住户奥尔嘉·尤洛娃回忆：“我姑妈是第一个跳的，摔得最惨，大腿受重伤，后来骨盆也出问题，骨骼错位了。楼下的人尽力扯住毯子，但看来是滑脱了。随后我把姑妈七个月大的儿子——我表弟从窗户扔下去。接着我自己跳，身后是我年迈的祖母。”
然而，一些参加救援的热心人高估了自己能力，导致居住在五层两居室公寓的某年轻女子不幸丧生。此女惊恐万分爬上窗台，却被浓烟遮挡视线。同时几位妇女在楼下拉开床单，大声喊叫让她跳。女子并不知道她那个单元未遭爆炸破坏，听从鼓励跳下来。可就在她触及床单的瞬间，布料撕裂了，一位妇女不慎松开手中一角……邻居瓦列里·梅利尼科夫回忆：“身体落地的声音惊心动魄。惨状永远忘不掉。时至今日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路过那个地方，仍然能听见沉闷撞击声。姑娘从地上爬起，立即从口鼻缓缓流出鲜血。”
此女送医抢救，伤势严重，内脏多器官受损，大夫无力回天。同楼其他住户则通过消防梯从窗户逃生，但这些梯子高度只能达到四层。为了让一名被困五层的女子撤离，救援人员使用一架普通梯子让她先下到四层。值得一提的是，与急救站调度员不同，消防员立刻相信了居民的报警电话，事故发生五分钟内迅速抵达现场。由于这是当天上午第四次出警，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扑灭吞噬部分房屋的大火，只能从附近消防栓取水。灭火用了约一个小时，9:30左右明火已被扑灭。
犯罪分子趁乱打劫，假扮住户穿过封锁大楼的警察人链，从受损的公寓内盗取受害者财物。已故奥列格和亚历山大两兄弟外婆的几乎全部物品被洗劫一空，包括她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获得的勋章。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他们什么都抢，根本没人管。掠夺者把沃洛佳（普申科）家各种东西全偷光了。我还记得当时站在街上，看到有人扛着沃洛佳的电视机。我还没反应过来，那些家伙已经跑远了。什么值钱玩意儿都没剩下，甚至大衣的毛领子都被剪掉。”
撞击造成这栋居民楼三十间公寓毁损，11人受伤，包括飞行员谢尔科夫本人在内的5人死亡。弗拉基米尔的头颅在飞机撞楼时被当场切断，烧焦的尸身后来被发现躺在三层与四层之间的楼道。居民们把挡在脚下的飞行员遗骸挪到一旁，用破布遮盖。
新西伯利亚的官员和执法部门全力阻止走漏消息，但短短几个小时流言传遍全城。邻居瓦列里·梅利尼科夫回忆：“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看那栋房子，简直像战争年代纪录片的轰炸场景。后来大洞被一大块防水布挡住了。”一些围观者携带相机拍摄废墟，但据目击者称，执勤的克格勃人员立即上前要求他们曝光胶卷。为了尽快清理恐怖袭击痕迹，地方政府重新安置住宅被毁的居民，花半年时间彻底修复重建。住宅未受损的居民全程目睹施工，指出：“从上到下直到一层全部拆除了，包括五层的房顶。”
次年三月份楼房重建竣工，新装墙板的颜色和纹路有细微不同，各家各户的财产损失也得到补偿。但并非人人都迁回斯捷普纳亚街，某些居民情愿留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广场分给他们的公寓。塔季扬娜的父母转让了他们的旧家，和女儿及外孙搬到市中心。
塔季扬娜嫁给她的追求者——就是那位警员，可是上级一番调查后将他辞退，又因为“勾搭已婚女性”开除他党籍。另据传闻，这个重组家庭不久也解体了。谢尔科夫的所有亲戚——包括他的父母和兄弟——事件发生后迁居外地。
当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谢尔科夫案件，发现在飞行前准备和飞行员体检程序中的诸多违规行为，并揭露了在交接飞机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疏忽迹象。调查还指出：调度部门工作人员表现消极，未能阻止谢尔科夫擅自起飞安-2飞机；机场管理层要承担间接责任，因为他们对下属的“道德和意志品质、日常行为、家庭关系、兴趣和倾向”疏于关注。谢尔科夫被认定为悲剧的罪魁祸首。
侦察材料明言：“紧急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飞行员谢尔科夫神经精神不稳定，系家庭冲突和隐瞒的神经系统疾病所导致。飞行员谢尔科夫是事件主要责任人。”
然而，并非每个认识谢尔科夫的人都认为他无可救药。新西伯利亚居民叶莲娜·穆希娜说：“我爸爸在北方机场做调度员，认识谢尔科夫。他说谢尔科夫是后来被追认为癫痫病人的，目的是让大领导脱身。如果他真的有癫痫，怎么可能通过体检呢？毕竟最后一天他也是顺利通过体检的。虽然报纸对这件事只字未提，但全市都知道发生什么。那时候流言蜚语的传播速度堪比今天社交网络，大家都在议论原因。很多人说谢尔科夫是酒后糊涂，但我爸爸从来不信。谢尔科夫在单位口碑很好，虽然年轻但很负责，不然也不会提拔他去驾驶图-134。他爱运动，足球踢得好。机场的人都信任他，否则那天不会让他接近飞机。何况他是个优秀飞行员。事后我爸爸专门去看那栋楼，想搞清楚真相。他本来不信谢尔科夫会偏离岳母家窗户，他说如果谢尔科夫真想撞，肯定能撞准。但他到了现场才明白怎么回事——楼前有一棵高大白杨树，挡住飞行路线。所以谢尔科夫盘旋三圈，最终撞击楼梯间而不是他岳母公寓。”
叶莲娜·穆希娜强调：“请别误会，我不是在为谢尔科夫开脱。他做的事情永远无法理解、无法原谅，我爸爸一直这样讲。但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谢尔科夫身上也不公平。他岳母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是她怂恿两人分开的，是她劝女儿带外孙回娘家的。小伙子根本不想失去这个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当年刚两岁半呀。他当然吃妻子的醋，这没什么奇怪，毕竟他才23岁，还很年轻。而且他岳母、岳父事发前突然躲起来，事后干脆搬走了，估计他们自己也觉得难辞其咎。”
新西伯利亚事故发生后，苏联收紧了招收飞行员的规定，全国飞行学校一律对报考者进行强制性心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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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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