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11日，自称“反共斗士”的焊工弗拉基米尔·沃隆佐夫犯下双重谋杀案，受害者都是苏共党员。他首先用一杆锯短的霰弹枪把卡卢加市主要报纸《旗帜报》总编辑伊万·福明打成致命伤，接着又袭击了“建筑机械化”托拉斯的工会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卡卢日斯基。之后沃隆佐夫向警方自首，声称“憎恨共产党人的口是心非”。他拒绝请求赦免，最终在俄罗斯暂停死刑前不久被枪决。
时年45岁的“反共分子”弗拉基米尔·沃隆佐夫生于莫斯科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父亲是苏军上校，母亲是某餐厅经理。人们曾预言这个小孩前途光明，但他在少年时期结交损友，走上了刑事惯犯的不归路，曾参与抢劫售货亭。获释不久他二次被捕并二次入狱，出狱后沃隆佐夫的居住地受限制，禁止返回莫斯科。遂在卡卢加市房屋建筑联合公司做焊工，看起来对新生活十分满意，自认是一名优秀技术工人。但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公民不同，沃隆佐夫对苏维埃政权持强烈仇恨态度。
1991年1月杀人案发后，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的《乡村青年》杂志的事件报道最详细。文章作者试图了解促使沃隆佐夫实施双重谋杀的动机，参考警方提供的材料描述了事件背景。《乡村青年》报道称：激进的民主斗士沃隆佐夫“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改革成功”，分次购买两把匕首（其中一把伪装成雨伞）、一支小口径步枪和一支锯短枪管的双管霰弹枪。“沃隆佐夫早在1986年就开始列出必须被消灭的卡卢加共产党人名单：包括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他想好了谋杀每一个人的计划，摸清了他们上下班的路线，挑选了执行‘判决’的合适地点。”
1980年代末沃隆佐夫结婚，所以一段时间内他杀人的执念没那么强烈。然而不久之后他决定重拾旧计划，其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那些抨击共产党政权的民主派出版物的影响。沃隆佐夫曾参加民主派集会，但很快便对这些“同道”深感失望，认为他们纯属空谈家，没有“实际行动能力”。
沃隆佐夫自感有责任为苏维埃政权的罪行“复仇”。他的“枪决名单”包括卡卢加州委某些工作人员——因为他最恨身居要职之人。但潜入州委大楼殊非易事，所以决定先向卡卢加最大报纸《旗帜报》编辑部下手。这家报纸是州委机关报，坚定支持党的纲领路线。恰在悲剧发生前几天，卡卢加人民代表苏维埃决定重新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消息报》，《旗帜报》编辑部因而爆发内部分裂，大批记者辞职。
小说《金色乌云过夜了》的作者阿纳托利·普里斯塔夫金曾在1990年代担任俄罗斯总统下属之赦免委员会主席，详细描述过沃隆佐夫的个人情况。他在2000年代初出版的《死亡阴影之谷》中摘录引用沃隆佐夫的心理/精神病学鉴定：“此人成长阶段疏于管教，但家中藏书很多。他自己得出结论，我国一切灾难都是共产党领导人造成的。当《宪法草案》公布，这成了他内心长久想法的某种推力。他决定表达自己对该草案的态度，爬上雅罗斯拉夫尔一座教堂钟楼顶，吼叫几个小时‘没有鱼、没有肉’的口号。警察和消防员反复劝说。最后口渴自己溜下来了，当场被捕并送往精神病院。”
事后沃隆佐夫自称故意假装精神失常，目的是拿到“白票”（译注：健康原因免服兵役证明），从此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抛弃了“开始惹人烦”的老婆，搬进集体宿舍，组建新家庭。
尽管如此，沃隆佐夫在外人眼里仍是个安静、礼貌、教养良好之人，待人接物井井有条。他一贯注重仪表，各种场合应付自如，但无法容忍不公正，哪怕面对大领导也敢直言不讳。熟悉沃隆佐夫的朋友说酒精对他的行为有负面影响：酒后动辄发疯，甚至自杀寻短见。
总之，1991年1月初沃隆佐夫开始作案前踩点：观察了报社编辑部的房间布局，评估了接待室秘书的位置，记住了总编辑伊万·福明办公室具体在哪儿。记者们各自埋头忙工作，并未注意这位可疑的陌生访客，毕竟那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太多。
1991年1月11日，沃隆佐夫向新妻子谎称找到一份高薪兼职——实际却将锯短的霰弹枪藏进自制的公文皮包，再次前往《旗帜报》编辑部。约在下午14点10分进入报社，顺利绕过门卫上三楼。接待室空无一人，因为女秘书吃午饭回来晚了，侥幸逃过一劫。
沃隆佐夫毫无阻碍推开办公室门，持枪射击与他同龄的福明。后来他自己回忆杀人场景：“我走进办公室，里面除了福明没别人。我掏出枪，瞄着他，说：‘站起来。’我总不能对一个坐着的人开枪——那跟打死一个躺着的人有什么区别？他瞪眼看我，面露傻笑。我开了第一枪，他惨叫一声，我又开一枪，第三枪之后他才安静下来。这时我听到身后开门声，回头一看——是他妈的摄影记者戈洛夫科夫，大块头，比我壮多了。我用枪对准他，把他赶出办公室。我心想，我还要出去，他如果藏在接待室，可能会从背后偷袭我。我压低枪口朝门打一枪，纯粹想吓唬他，猛一推门，见接待室一溜血迹——看来我打中他了，万一打死了呢？我脑袋乱哄哄，挺可怜那小子——无辜之人死在我手里。突然办公室门被推开——福明居然跑出来。他挨了我三枪（脖子、胸口和肝脏）还活着，还在喊。我又举枪对准他——打死了……”
戈洛夫科夫腹部中弹，忍痛警告同事避险，失血昏迷倒地，医生们奋力抢救四天。2016年戈洛夫科夫在《消息报》撰文回忆那个不幸的日子：“我当时就在福明办公室隔壁房间，屋里还有新报纸《消息报》的主编阿列克谢·佐洛京和画家尤里·丘尔金——他俩正在排版下一期的内容。枪声听起来就像新年夜小孩放鞭炮，但我感觉可疑。推开门，向福明宽敞的办公室内望了一眼，桌前没人，电话铃在响，还有福明从某个角落发出的微弱呼救：‘警察，叫警察……’我刚要迈步，只见一个穿夹克的陌生人冲出内门，恶狠狠说：‘写东西的，狗日的！’随即亮光和轰鸣声同时迸发。我下腹部像刀捅了似的疼，身体被打得一摇晃，本能捂住肚子——子弹穿过去了。眼前一片模糊，硝烟味儿让人恶心。我拼命跑向接待室，冲下楼梯，二楼站着几个小伙子抽烟。我只说了一句：‘楼上，有人开枪。’随即失去意识。”
沃隆佐夫撇下血泊中的福明和戈洛夫科夫，平静走出报社，直奔州党委。警惕的门卫坚决不让这个没有通行证的人入内，于是沃隆佐夫开始寻找他名单上的其他目标：建设局局长和“卡卢加建设”党组织书记，这俩人运气好——既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所以，不幸成为第二个枪下冤魂的是“建筑机械化”托拉斯工会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卡卢日斯基。沃隆佐夫打电话告知警方自己想自首，又逛了片刻，买些香烟，进警局投案。他在审讯中表示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他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坚信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对警察说：“我憎恨共产党人口是心非”。
当局获悉凶手杀人并非因为个人仇怨，一时慌张起来。由于案件带有政治背景，克格勃介入侦查。国安人员对沃隆佐夫的镇定感到惊讶，他在审讯期间详细阐明作案动机，也不回避记者采访。这位“反共分子”宣称，福明被杀是因为他“抹黑一切进步事务”，卡卢日斯基被杀则是因为他“压迫工人”。
案件办完，由于苏联已解体，俄罗斯的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沃隆佐夫得知自己被判死刑，断然拒绝申请赦免，甚至在1993年写信给鲍利斯·叶利钦，坚决要求执行判决。他的信中写道：他认为杀人是唯一能够“制止、惩罚苏共犯下的邪恶、谎言与不公”的方式。
沃隆佐夫被枪决时，距离俄罗斯暂停死刑仅几个月。
为了纪念福明，卡卢加州每年都会颁发奖项表彰优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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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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