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上)

苏共中央收到若干信件,指出食品消费品供应恶化导致劳动者物质福利下降。部分摘录如下:

新切尔卡斯克市费奥多西诺娃来信说: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再也无法对我们苏联人民面临的艰难境况保持沉默。人民诚实认真地投入全部精力到工作和学习,却没什么吃的东西恢复元气。商店空得很。我们挣的钱都给了投机商人,仍然活得半饥半饱。儿童和青年已经8个月未见白糖、奶油了,只有面包。这确实不算饥荒,但一代人不可能光吃面包健康成长。蔬菜、谷物全都没有。我知道国家现在困难着,粮食歉收,集体农庄不理想,国际局势紧张,可在各种建设项目和军人退休金上也挥霍了不少钱。人民有衣穿是要感谢党和政府,但食品供应到了危险边缘也是事实。我们的新切尔卡斯克工学院组织1200名大学生查体,发现250人有肺部病灶。孩子们苦啊,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被剥夺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写这封信的不是什么心怀恶意的敌人,而是一个苏联妇女,一个母亲、劳动者、党员。我边写边流泪,因为养不好孩子令我心如刀绞,因为大学生每天忍饥挨饿15、16个小时坚持上课。技校助学金140卢布,学院300卢布,拿着钱却买不来吃的。”

莫斯科市地方党组织1927年老党员О.Н.瓦西里耶娃同志来信说:
“近三十年来我全心全意信奉我们党的全部决定、全部措施,从无丝毫怀疑,而且尽己所能协助其实现。那么我现在担心什么?我是出身舒亚(译注:可能指伊万诺沃州舒亚市)的女工,一直跟家乡有联系,那个地区未被战火波及,战前集市上摆满各种农产品,现在却空空荡荡。肉卖30-35卢布,牛奶一升6、7卢布,诸如此类。这是怎么了?依我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党的干部。近些年,按照惯例,党的机关干部多是不了解本地情况的外地人,很少接触群众。”

39017部队转送军人А.М.叶罗申的信:
“当我得到探亲假的时候,我像只小鸟一样坐快车飞奔回家探望父母和家人。大家相见甚欢,毕竟我三年没回去了。但父母却沒能力设宴庆祝,尽管他俩很想这样做。我父亲是个受尊敬的熟练粉刷工,挣钱不比别人少,甚至高于一些人。我母亲患病不能劳动,两个妹妹未成年。为什么父亲养不起这样一个家?要知道他是个急公好义的人,不喝酒,我母亲也从不乱花钱,可以说他们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我们国家,虽然我没仔细算过,大概人均4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千克)粮食,还不包括处女地。请问这些宝贵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月收入再怎么精打细算都不够正常生活的。工人是我们的主要成分,肩负生产重任。承担了这么多辛劳的人民,却没过上苏联人应得的生活。以我邻居为例,他是个强壮的、技术出色的钳工,挣1000卢布养两个孩子,从不看电影,因为他知道任何不必要的开支都会影响一日三餐。我是跟他谈过的。显然如今的生活比1950年更艰难了。我这次回家探亲,进商店买不着小白面包,听说还不光我们谢尔巴科夫(译注:可能指雅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缺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原谅我这封不寻常的信,身为共青团员我不能闭着嘴不讲实话。”

莫斯科市Н.克拉西洛夫给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
“我想通过这封信与您分享我对我国普通人的想法。我受过中等教育,自认对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各种问题足够了解,同时作为一个爱国者我也完全支持这些政策。但既然决定写信,就想谈谈我国生活中为数甚多的缺点和不足。让我们睁大眼睛仔细看一看、评估一番吧。应该说我国大部分群众的生活仍很艰难。以我为例,家里日子尚可,每月预算2000卢布,按照当前物价这是维持中等程度生活的最低数字了。但我们国家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这个水平,许多人的月度预算是500-600卢布,宽裕点儿的1000卢布。想象一下现如今600卢布过的日子吧。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太多,现在该为他们创造正常生活条件了。而实际上,生活幸福的、有保障的人偏偏不是那些直接创造一切财富的人。苏联人民曾经饱满的热情不知何故消退了。每个人孜孜以求用各种办法赚钱,其他一概抛诸脑后。近几年政府成员访问了我国不少地方,这开了好头。应该继续这种实践,去亲眼看看群众生活,多走访那些特别困难地区,查明其原因并促使其改善。”

列宁格勒348厂工人П.И.季莫申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
“您的历次讲话充满了慈父般的关怀与温暖的家常话。我们工人尤其爱听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严厉斥责某些基层领导。唉,这种人又有多少被斥责过呢。现在我想以自己为例谈一谈,我是普通工人,五级起重工,每个月好的时候挣800卢布。大女儿16岁,小女儿4岁,一个儿子9个月,还有一个儿子跟苏联军队一样大(译注:指1946年出生)。也就是说我要抚养四个人,自己排第五。这种家庭的父亲没能力给孩子提供任何他们喜爱的东西。800卢布工资扣除房租、所得税、还债、工会费之后,五个人每天吃饭钱平均4-5卢布。此外,我们还要穿衣穿鞋,衣服鞋子都不便宜。理解了上述数字的人可以断言:这家五口人很难甚至无法靠工资生活,但仍要活下去。唉,我们就是这么过的。”

弗拉基米尔州穆罗姆市工人塔尔哈诺夫、科尔涅耶夫来信说:
“居住在穆罗姆市及附近地区工人阶级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记得战后那段时间黑面包吃得饱,而如今想买2千克面包必须早晨7点开始排队三小时。从报刊上写的来看,情况越来越奇怪了,我们生产的东西明明比刚打完仗那会儿更多,但它们都去哪儿了以至于什么都买不着?直说吧,你们作为执政者如果无力保障工人的面包,那就重新发行食品配给证,好让我们免于饿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的信:
“目前乌里扬诺夫斯克市食品供应情况不佳。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日下降中。广播和报纸说每年的产量高于前一年,但我们的日子却相反:每年都比前一年惨。这可以通过举例说明:1952年一桶土豆售价3-4卢布,1953年7卢布,1954年涨到10卢布。1952年商店除了黄油也有植物油,1953年就只有人造黄油和牛油,1954年这两样东西变成偶尔供应,现今干脆什么油都没啦。不仅食品稀缺,工业品也缺,商店空空如也。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被资本主义包围,时刻准备对付他们的挑衅,但尽管如此,总该有点最低生活水平啊。如果每天下班回了家,整晚东跑西颠买吃的,次日一大早再去上班,就别怪人们对生活发怨言了。所以我们首先求助您,请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伸手救救我们。”

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信:
“战争结束十年了,战时的生活倒比现在还好些,最近尤其明显,每家食品店外总有千把人排队等候那可怜的半千克糖或油。集市东西非常贵,普通苏联人去一趟集市就没了一个月薪水,所以唯有那些月收入三千以上或掌握公款的人才逛得起。您自然很难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并做出正确决策,但您应当多加了解,因为群众的精气神高于一切,当前紧张时期更应达到其应有的高度。部队同样士气低落,军官薪金不够花,总是欠债,因为物价高昂且商店没什么可买的。听一听人们排队时的言论吧,我们这些基层老党员臊得无地自容。”

来自弗拉基米尔州亚历山德罗夫市的信:
“我们请求您过问一下亚历山德罗夫市劳动者的生活。战争结束十年了,所有报纸、杂志、文学作品连篇累牍谈论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相比战前飞跃提高之类。但抬起眼来瞧瞧实际情况怎样?我们平民百姓觉得,您要么不知道真实情况,要么知之甚少,毕竟我国党和经济领导人从来都爱夸大现实、报喜不报忧。像我们祖国这种国家,和平时期食品供应原本不该成为问题。真无法相信国家竟然这么穷,城市主要劳动群众的生活竟然这么难,商业组织即市国营商店竟然这么惨淡。我市商店无任何动物油存货,植物油紧俏,糖偶尔上架,卷烟为零,不见肉类,甚至面包都不多。衣裤鞋帽等在亚历山德罗夫也没什么可选的。劳动者们不得不把节假日用于往返莫斯科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工人平均工资同战前基本持平——400-500卢布每月,物价则不然:比如战前白糖一千克4卢布30戈比,现在11卢布;饼干4卢布20戈比,现在9-14卢布;战前300-400卢布就能购置一身中档男装,现在则须800-1000卢布。要么多掏钱,要么就找投机倒把分子买。自从商店供应吃紧,集市的物价也水涨船高,战前你花6-9卢布能买一千克最好的羊肉,现在25-30卢布了。每个共产党员面对工人只会空话连篇,听了叫人难过。依我们看,有人正在伤害劳动者、在他们中间制造不满。”

其他州亦有类似内容来信。

苏共中央总务部信访局主任(签名:卡巴什京)
1955年4月25日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下)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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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 文:尼古拉·瓦尔谢戈夫

也许有些人记得(或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话说1970年代,某工厂用自己的食堂做实验:撤除收银员,摆个收款盘,让打饭的人自行算钱、自觉付费,比如放下1卢布,拿走23戈比找零。起初一切顺利,可月底的时候发现食堂亏钱了。组织者对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水准深感失望。之后忽有一天,盘中惊现巨款,超过上月赤字。原来那一天是工厂发薪日,众人不但补足了自己之前欠的饭费,甚至多给了。

依我看,这也只是苏联童话之一,除非有人能够具体指证此事究竟发生在哪儿、对谁做的实验。

本人1973年参加工作,在机务段,上班第二天放在更衣室的新工作服被盗。1980年代我在”ЗИЛ”汽车厂,整车他们都有办法偷走,更不用提那些小零件比如稀缺的火花塞了。干这事儿的人不以为耻,口号是“我们没偷,我们拿回欠我们的待遇”。莫斯科的开架自选商店偶尔抓获偷香肠的人,就连疗养院也要把饮水桶的水杯用链子拴牢。因此我不信工厂职工会付清欠款。而且,这个故事恰恰显示出工人工资可怜到何种程度,诚实之人吃顿午饭的钱居然都不够。既窘迫至此,不偷怎么办呢?何况食堂员工本身也做贼,缺斤短两、造假账,掺水稀释酸奶油。倘若上述实验真的大获成功,为何不在全苏联推广先进经验呢?

说实在的,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实验最终失败?原因就在于只有当绝大多数人具备了高度社会责任感时,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出现。而实际上这种人凤毛麟角。所以就不该歪曲历史真相,对当代年轻人扯谎苏联时代的人更道德、更正派。

我不能说什么叫诚实,但如今这代人远比苏联那代人更有文化修养。以前如果您去机关部门办事,往往被粗鲁对待甚至被辱骂。您恭立肥胖女官员面前唯唯诺诺、无比卑微,仿佛您的出现破坏了她一天好心情。

如果一个苏联人穿越到今天,进机关部门办事,迎面走来一位清爽整洁的姑娘微笑说“您好,请问怎么帮您?”——他多半以为这姑娘精神不正常,吓得倒退三步。

罢了,就让苏联的美丽童话和诚实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事迹四处流传吧。童话人人爱听,只是别迷信。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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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退伍军人致《真理报》的信

目前高技能脑力劳动者和低技能体力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差距悬殊。

清洁工(“女事务员”)、托儿所和幼儿园女护理员工资210卢布,有轨电车售票员、站台检票员、洗衣女工、看门人280-310卢布,而行政管理人员、教授职称者、作家、名演员、设计师、高级军官收入15000卢布甚至更多。差距竟达1:72或1:48。也就是说,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成员、共产主义建设者,即那些从事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的群体,尽管很重要、很有用、很宝贵,却比其他人富裕72倍或48倍。何况这些“其他人”为数更多。

即使考虑大型企业熟练工人全额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后的工资(800-1700卢布),也仅相当于高技术专家薪酬的十八分之一。

当然,我不是在谈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也不是要抛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基本公式,但应保证工资差异约在1:5或1:4区间内(即一些人的收入不低于400-500卢布,另一些人不高于2000卢布)。此处特指固定工资,不包括井下矿工的计件工资,那些人多劳多得,哪怕收入再高也不应受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学校的清洁女工薪酬210卢布,州国民教育局学校的300卢布,航空技术学校的400卢布,农学院的410卢布(1954年4月)。同工不同酬究竟为何?
类似例子: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女护理员工资210卢布,儿童之家的310卢布。(译注:苏联的“儿童之家”是抚养三岁以下无父母幼童的孤儿院)

尽管出台了系统性降低商品价格的政策,大部分人生活仍属不易。一个收入200-300卢布的家庭日子很难过,无力给孩子买牛奶、黄油、苹果,衣裤破破烂烂,买不起毡靴和冬装,更别提看电影、看话剧。

所以这样的家庭能在国营商店买570卢布一米的厚呢子做件大衣吗?!便宜的57-60卢布一米的呢子通常没货,即使有,对这种家庭而言也偏贵了。

清洁工、洗衣工能花400-500卢布给自己换新装,能买得起1500-2000卢布一件的大衣吗?

这样的家庭吃黑面包和土豆度日,购买的糖远远满足不了正常需求,还得省出钱来买柴火,给上学的孩子买书、买课本和练习册。

与此同时,另一些家庭身穿卡拉库尔羔羊皮或海狗皮袄,用绸缎、薄天鹅绒、风衣呢、波士顿呢打扮自己,在豪华餐厅一掷千金,购置汽车、摩托车、收音机,雇女佣,看戏长踞一等座。

当前出现了某种对立,虽非社会秩序的对立,但终究是对立。前述两种家庭互不往来,纵然接触也是贫家妇被富家主雇了去洗衣服、擦地板、锯柴火,即所谓“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接触。

高收入家庭的主妇通常不工作也不持家,低收入家庭的女人既要上班挣钱又要打理家务。贫家妇女活到60岁自称“纽拉”或“达莎”,无父名;富家千金19、20岁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她芳名叫“瓦列里娅·阿尔卡季耶芙娜”、“莉拉·伊万诺芙娜”或“玛丽亚·彼得洛芙娜”。

贫家小孩(尤其兄弟姊妹多的)大多成长缓慢、面黄肌瘦,衣衫破旧,没什么玩具。

瓦连京·奥维契金在他的文章《论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报》1954年7月31日第91期)中提出:每年都将没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提名斯大林奖不合适的问题,他建议5年评奖一次以减少公款开支,确保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客观更严格的评价。该文还谈到有必要重新思考版权的某些问题,如稿酬数额与过高的版税。例如一部多少还算成功的作品的作者可以通过再版获得金钱(当他们多次出版自己作品损害他人利益时总要耍些“手段”),就能把自己家布置得富丽堂皇,买各种古董家具,进门如同走进博物馆。

理应严格规定此类收入,设置每年最高限额。瓦连京·奥维契金把这种作家的收入称作公共资金管理不善。我们不能容忍某些人有机会想怎么奢侈就怎么奢侈、想获得什么就能获得什么,而仍有相当数量家庭(这话就该大声大胆地讲出来)面带菜色、步履维艰,缺乏基本用品——比如应季服装。

富人家、穷人家都有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权利且应该能够享受快乐童年!倘若我们客观上还未给全体苏联人提供真正丰富的物质幸福,那就必须对现行的分配做一番严肃调整。

我国应该把低薪劳动者——清洁工、护理员、洗衣工、看门人——的工资从210-300卢布提高到400-500卢布,重新审核高薪专家的收入,限定最高工资2000卢布(特殊情况2500-3000卢布)。这个数绰绰有余!这样做将是公平的,脑力劳动者不至于感觉委屈,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肯定明白同甘共苦的含义。社会不能没有清洁工、护理员、洗衣工和看门人,也不能坐视他们极低的生活水平。他们没受过多少教育不是他们的错,但以目前工资他们的子女也没法接受充分教育。当然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简单的体力劳动终归需要人去从事。我重复一遍,有觉悟的苏联人不会因自己过高的工资(以目前标准)被降低而抱屈负气,医生拿600-700卢布、教师拿700-900卢布足够生活了(他们的工作也是有创造性的)。

摘自《真理报》编辑部收到的“现行工资制度在实践中的缺陷及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群众来信
1954.11.05

写信者:Г.Н.涅日丹诺夫,1917年生,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军人,图书管理员(莫洛托夫市(彼尔姆市)布尔什维主义街35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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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食品宣传画

增加食品产量,提高质量!

1950年

肉:1300千吨
动物油:275千吨
植物油:880千吨
鱼:2200千吨
糖:2400千吨
面粉:19000千吨

儿按:一年365天,1950年苏联人口一亿七千九百万,不进口是不行的。这一年,苏联进口谷物(玉米除外)206.8千吨,肉和肉制品47.4千吨,鱼30千吨,面粉5.8千吨,稻米39.8千吨,精制砂糖358.1千吨,植物食油38.4千吨……(《苏联战后对外贸易1946-1966》)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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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8月13日,辛菲罗波尔К.Ф.阿尼西莫夫大尉的信:

“犹豫和踌躇已经困扰我长达两年了,我决定行使一名党员的权力,直接向您提问。这封信可能刺耳又自负(对此先道个歉),但都是掏心窝的话,请您帮我排解疑虑。

近来报刊、广播中越来越多出现我们国内生活的令人担忧的消息。《真理报》不仅发表了讽刺官僚主义、钳制批评、受贿贪污和投机倒把的小品文,还刊登了检察机关和国家监察部的通讯,甚至在特别社论中开始呼吁秩序,等于承认这些丑恶现象在我们国内生活中广泛存在。

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联共(布)中央揭露的克里米亚州的情况,导致联共(布)克里米亚州委领导层发生变化。该州联共(布)党委和州执行委员会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后果,是许多地区党和苏维埃组织受贿及勒索集体农庄钱物现象(等于盗窃国家财产!)肆意横行,致使许多移民安置的集体农庄瓦解崩溃、庄员因饥饿逃出克里米亚州境。似这种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野蛮态度不仅克里米亚存在,我国其他地方同样广泛存在。赫尔松州不少地区(比如秋鲁平斯基地区)的集体农庄由于今年收成不好,且未获得地方当局任何关怀和援助,庄员们实际上正忍饥挨饿并四处逃亡。

纵观苏联大地,集体农庄出资“奉养”地区领导干部实属司空见惯…… 区委会和区执委会粗暴无视集体农庄大会意志,在庄员们不知情、不乐意的情况下专横任免集体农庄主席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以至于庄员不把自己视为集体农庄的主人,只觉得自己是国营农场雇工。集体农庄主席既然来自上级任命而非庄员选举,遂飘飘然自以为独立于众人,言行举止如同地主管家。他们压榨集体农庄每一滴油水,根本不关心农民福祉和生命,满脑子想着怎么取悦地区领导和更上级领导,挪用集体农庄公款喂肥自家牛、猪等牲畜,行贿的钱也从这里面出。1945-1946年我在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父母家)、加里宁州(三星期预备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要塞区服兵役)屡次遇到上述情况。”

1948年,哈尔科夫州布利兹纽科夫斯基区新伊万诺夫斯基国营甜菜种植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П. В.库赫京娜与Х. Ф.图托娃的信:

“我们俩——П. В.库赫京娜和Х. Ф.图托娃——因为在社会主义领域做了些微小的工作,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我们将投入更多精力和注意力继续工作,以期在未来取得新丰收。

而目前,我们在国营农场劳动一季,挣来的粮食相当于450卢布一公担,市场上卖150卢布一公担。

纺织品难买,鞋和肥皂也难买。总之,没人肯关心我们。我们履行了1947年的劳动责任,却未获得任何工资,没有糖,没有现金,没有面包。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这些都是保证过的。现将1947年的合同寄给您,请读一下,看看我们领导做的对不对。

(信尾П. В.库赫京娜写的补充:)

我,库赫京娜,在国营农场工作。奉养两位老人:丈夫的父亲、和三个儿子捐躯前线的母亲。
我向区执委会申请建筑材料,被拒绝。可我没地方住啊,我家房子今天不塌明天塌,买不来木材,不知如何摆脱困境。不仅没房住,冬天来了也没东西取暖。
总之我的处境艰难:养两位老人和一个衣衫不整的孩子,没地方住,而且冬天快到了。”

1952年9月2日,苏梅州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地区米哈伊洛夫卡村九年级学生、预备党员А. Е.巴戈纳的信:

“……之前战争年代人手、畜力和工具短缺,落后的集体农庄从土地收获的作物不多,所以劳动日报酬也少。

战后复员的集体农民回到农庄看见这种情况,选择去企业上班。本就因战争虚弱萎靡的集体农庄再由玩忽职守的主席领导,更得不到劳力补充。这就导致在管理不善的地区,时至今日虽然集体农庄规模有所扩大却依然落后,庄员生活水平低下。集体农民在自己农庄若是既挣不着钱又无外快,惟有“人往高处走”,一走不回头。

剩下没走的许多庄员今年外快收入稀少,被迫卖掉奶牛缴税,因为他们菜园面积大(0.5公顷),菜园没了活不下去。

服装、食物等方面没什么可说,隔着老远就能认出谁是集体农民…… 我们就是例子。我家以前要缴1202卢布的税,母亲独自工作(父亲再婚),每年约计200个劳动日(译注:“劳动日”是集体农民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计算单位,相当于中国的“工分”)。现钱,当然是看不到的——购买公债了。直到父亲寄来一纸证明(他在矿井工作)我们才不用缴税,之后的日子虽然贫穷但能忍受,不过现在我们也要卖掉奶牛离家一年了,总不能靠偷吧,不偷就只好出门挣外快过活。

最近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两名女性因盗窃粮食的罪名面临审判。
她们为什么甘心做贼?也许她们的孩子入了冬就要挨饿,集体农庄又给不了多少。假使她俩生活在“高标准”状态,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们或许会被判10年。但如果她们因生活所迫而盗窃却要坐牢10年,不公平。

如果我写错什么,请见谅。我只念了8年级,缺课1年,低年级的时候学习不认真,确实文化水平不高。“

1952年11月3日,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地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劳动者村“赫鲁晓夫”集体农庄女庄员О.П.日捷列娃的信: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我迫不得已才对您说这些。如有打扰请见谅,但我不得不如此。我对自己艰难的经济状况进行了长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您可以帮助我摆脱出来。

我是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在牲口棚工作,全年无休。女儿去年也参加了工作,挣的钱难以度日。我还有两个学龄孩子,拿什么供他们念书?拿什么供他们吃喝?我不知道。两手空空。我全年工作约500个劳动日,分得140千克粮食,另200千克抵偿旧债。女儿念了三年书,家境贫寒只能送她进城当保姆,没什么好衣服穿。劳动日没有现金工资。卖牛奶的钱交完税再买面粉糊口。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4岁,被迫中途辍学(一个3年级一个5年级),因为吃的不够,缺衣少鞋。

我们集体农庄的业务很差。去年死了1000多头牲口,每天死13头。草料剩下不少,可牲口没了。最近又开始死,五头小牛犊已经完了。不明白是怎么搞的。去年没人被追究责任,今年同样。

集体农庄主席瓦西里科夫收入1200卢布,酗酒贪杯。去年牲口大批死亡的时候,他指示我们把畜群赶进未收割的燕麦田(冬季)。牲口赶出去了,第二天几乎死光。为掩盖自己罪行,主席又让把幸存的母牛宰杀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卖肉,告诉他们用这笔钱能买回多少就买多少。这么一弄,又买得瘦了,照旧纷纷死掉。瓦西里科夫主席还把自己的瘦母牛混在运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里面,调换了好牛回家。

斯大林同志,我该怎么办?劳动一整年挣不来面包!有一天我去商店买面包,售货员无论如何不卖给我,说是只卖给老师。我伤心透了:种粮食的人没面包吃。孩子们没面包只能吃土豆。肉就不必提了,我们从没见过。

斯大林同志,你能不能派可靠的人核查这些事实并惩处犯罪者?听说全州去年死亡许多牲口,大概本州的工人们也对此很不高兴吧。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又听说报上登了,好像州委书记提拔到了党中央,可他负责的州一个冬天死了27万头牲畜。这种胡作非为的人为什么能进中央?(注:Г.А.杰尼索夫,1950-1955库尔干州委第一书记,1952-1966联共(布)中央委员)

我不识字,提的问题或许不准确。丈夫1941年死于前线,大儿子也没了。

奥莉加·巴甫洛芙娜·日捷列娃
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地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劳动者村,‘赫鲁晓夫’集体农庄”

联共(布)党员库普提京的信(1952年11月11日之前):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有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政府和您本人是否了解沃洛格达州集体农民的真实情况?

战后我本人多次造访沃洛格达州梅日杜列琴斯基地区各集体农庄,尤其“十月革命”、拉夫连季耶夫斯基、希伦齐斯基和古扎列夫斯基村苏维埃集体农庄。这些村苏维埃的集体农民生活相当贫苦,不少人真正处于饥饿状态。

播种粮食作物、蔬菜和饲料作物的农田理所当然地逐年扩大,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却在减少。在执行播种计划上,集体农庄一贯蒙骗村苏维埃,村苏维埃一贯蒙骗区苏维埃。我曾亲眼看见大片农田杂草茂盛,只夹着少许黑麦穗。集体农民说这些黑麦播种在未耕的田地上,尽管人人都知道沃洛格达州境内只有施过肥的壤土才能粮食丰收。这一条件自1940年就根本没满足,宝贵的肥料——牲畜粪便被集体农庄畜棚和马厩抛弃,很多年未见成堆的粪肥了。众所周知沃洛格达州以出产最好的草料、苜蓿和块根植物闻名,集体农庄反倒因饲料匮乏每年损失大量牛只。这是沃洛格达人闻所未闻的。为保证牲畜存栏计划,地方当局建议集体农庄用购买粮食的办法补偿死去的牲畜数量。由于上述情况,集体农庄每年都要欠国家大笔债务,更不用说庄员们自从1940年就未收到一克粮食、一个戈比的劳动日报酬了。集体农民做着完全无偿的劳动,只计算劳动日却不发酬劳。直到1947年1月废除粮食票证制度前人们吃的都是草,真正的草,晒干、磨碎掺着面粉烤面包。即便如此,集体农民仍然无怨无悔在农庄工作。这些年由于城里自由销售面包,他们的日子轻松些了。如今他们说:“我们为劳动日劳动,为买面包挣钱”。他们已经习惯现状,并不特别气愤,认为事情本该如此且将一直如此,决不因此指责谁。集体农民家家户户窗外有菜园子,从中收获了足够吃的好土豆,这是唯一能让他们免于饥荒的东西。的确,约50%的集体农民养着奶牛,使他们有机会吃到奶制品并交售牛奶给国家。不养奶牛的人生活更难,家中孩子没奶喝,而且集体农庄的儿童一般都没糖吃。

一部分有奶牛的集体农民养牛不易。直接从事收割干草的人不愁干草,不从事打草工作的人就要买干草,虽然集体农庄草场每年都有大量未收割的草被雪覆盖,甚至已收割的草也有遗留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集体农民为自家奶牛割草,只知道他们不肯为集体农庄的利益割草。集体农庄领导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经营。

地区政府代表很少下到集体农庄,根本不去田间地头,对真实情况兴趣寡淡。他们只会走进集体农庄办公室查阅执行经济计划的账目数字,只会要求履行计划而不考虑任何实际原因。

这些才是千真万确的真相,只要在前述村苏维埃的任何一个集体农庄视察一天就会对此确信无疑。

我觉得集体农庄出现这些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老年人逐渐过世,青年人上完学远走高飞,就连那些不爱念书之人也想方设法离开农村。集体农庄没地方补充新鲜血液。另外,集体农庄和村苏维埃弄虚作假瞒骗国家也造成很大危害。

近些年集体农庄未按照章程建立种子基金或保险基金,它们只列在纸面上。
总收获量完成粮食交售任务之后就无法支付农技站。再每年从国家借种子。

综上所述我认为地区领导对这些事实置之不理是错误的,我觉得照此恶化下去,沃洛格达州不少集体农庄将很快彻底衰败。
依我看,中央机关必须出面干预。

联共(布)党员库普提京”

1952年12月20日,坦波夫州雷索戈尔斯基地区杜布卡村“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主席И.Е.克留科夫的信:

“……我从1946年开始在上述地区“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担任主席。年复一年工作了7载,无力保障我的庄员们面包等重要生活物资。本农场年年收成不错,农民全力耕耘、收获以求自己口粮不缺。

但实际情况根本相反。收获后首先履行交售国家任务,再跟农机站结算机器费用即实物支付,最后留下种子,似乎一切都正常,但不幸的是,耕种庄稼的集体农民每个劳动日报酬竟不多于200克。

请问人能靠这200克过活吗?当然不能,我作为集体农庄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至少给庄员们2千克。但我们区委会和区执委会听说此事,叫我去开会。

他们说,如果你(也就是我)不完成交售国家的任务,就要审判我,把我开除出党。简而言之,不仅要毁了我的家庭,还要毁我整个人生。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问有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允许耕种粮食的集体农民没粮吃?
于是我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我们中央也就是您的指示,地方当局就彻彻底底违法了。我们的报刊、电台说我国集体农民生活富足,但真无法靠这点儿东西实现富足,好比我们集体农庄:每家3、4个人合穿一件冬装,冬天60%的小孩缺衣服不能出门上学。

我估计,除非我们正准备战争才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粮食征购量,因为从报纸和广播得知我国总产量约80亿普特。我明白国家需求大量粮食,我们要支援各民主国家,但我觉得应该首先满足本国人民口粮,再把余粮销售外国。

听广播得知美国出现饥荒和失业,我发现我国同样如此,尤其在集体农庄,面包和其他种类食品严重不足。

综上所述,请您指示我们的区委会和区执委会,让他们反思:动用审判和开除党籍手段威胁未履行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究竟对不对。因为我们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保卫家乡不是为了让人吃不饱穿不暖,而是为了实现真正繁荣富足的生活。”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斯捷潘·丹尼洛夫论集体农庄之弊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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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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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煎蘑菇片

这是一道十分简单便捷的下酒菜,冷食、热食皆宜!

所需食材:

双孢蘑菇:4-5个
淀粉:1勺
面粉:2勺
鸡蛋:2个
盐和调味粉:酌量
植物油:酌量

步骤:

蘑菇充分洗净,刮除表皮,切成圆片。蘑菇蒂可留作其他菜肴使用。

用一个碗混合盐、面粉、淀粉。

另一个碗搅打鸡蛋,撒入调味料。

煎锅烧热油。每片蘑菇先蘸面粉,再裹蛋液,中火煎炸约5分钟。

出锅后置于厨房纸巾上吸收多余油脂。

装盘享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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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女农民致米哈伊尔·加里宁的信

1945年11月26日,雅罗斯拉夫尔州乌戈利奇斯基地区斯帕斯基村苏维埃女居民菲拉托娃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信:

“亲爱的加里宁同志。我想请求您再免除一年的国家税收和(粮食)征收,因为我家太苦了。丈夫是卫国战争残废军人。两个孩子:5岁的女儿也是残废,一条腿短不会走路,儿子5个月。不能把他们单独留家里,也没人替我带。丈夫整天心烦意乱,孩子们对他有影响,他什么都做不了。他的专长是细木工,可两腿受伤不能发挥自己手艺。

我们1940年组建家庭。1944年丈夫受伤复员回来后买了座老房子,本想当劈柴烧。这房子只有一间屋,但好歹遮风挡雨。带着小孩子和残废人住公寓很难。我看着自己孩子,心在滴血。他们吃不饱肚子,衣不蔽体,爹娘一屁股债。夏天我撇下孩子挣了80个劳动日(译注:“劳动日”是集体农民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计算单位,相当于中国的“工分”),每劳动日有360克粮食,去年欠下50千克粮食,先预支6千克粮食和64千克土豆,靠自己努力活着。后找集体农庄借款一万建房,还了七千仍欠三千。面包和粮食欠集体农庄主席的。想想这些,真是负债累累、缺衣少鞋、三餐不济、挨冷受冻。每个新生婴儿有10米布,可我没钱买。另外国家税收附着战争税,我们家徒四壁而已。一栋房子半边归自己,半边欠别人。找集体农庄借款的条件是,还不上钱房子就充公。

因此,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求您看在卫国战争残废军人的份上,再免除国家税和征收至少一年。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我身为母亲和妻子,认为国家应该回报祖国保卫者、卫国战争残废军人,恳求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宽免并帮帮我们艰难的生活。我的地址是:乌戈利奇市斯帕斯基村苏维埃切尔诺夫卡村,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菲拉托娃。

亲爱的加里宁同志,我还得替孩子求口吃的,生活太难了,没食物喂他们。丈夫上班只有他自己一份饭,我不能抛下孩子。人家说,住在农村不该缺吃的。母亲理应喂饱孩子,我不能不管他们。我的专长是开联合收割机,但不能抱着孩子开机器。我对大女儿照顾不够,造成她一辈子残废。明年夏天我就给孩子断奶去工作。但目前也得活,所以顺便请求您,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保证我的孩子不愁吃喝免于饿死。毕竟建筑活儿加上年幼的孩子,负担太重,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就没见过面包了。如果给他们面包,他们会像吃糖一样吃掉的。我身为孩子妈,为了早日还钱,三餐只吃土豆。您看,前不久孩子和母亲额外给了1千克面包定量,残废丈夫……又被要求培训干部所需的替代他的人。

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别拒绝孩子的请求。”

(雅罗斯拉夫州国家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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