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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参谋长瓦列利·维利奇科少将2011年接受记者采访，披露了国家元首警卫工作的秘密和今天联邦警卫局面对的困难，讲述了谁曾在莫斯科试图刺杀美国总统里根，以及元首与民众见面的活动怎样进行筹备。

问：最近网民目睹了ФСО（联邦警卫局）工作人员处置突发情况的表现。我指的是那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俄罗斯总统开吉普车“忘踩刹车”。您怎样评价同行们的举动？

答：我认为他们的举动很专业。因为贴身警卫员的职责除了保护一号首长人身安全和健康之外，也要维护他的威望。试想，如果梅德韦杰夫的车冲入人群，比如说压死一个小孩，会怎么样？我估计梅德韦杰夫同志再也不能参加任何选举了。

问：众所周知，对国家元首的保护是多层的。作为行家，您能不能通过电视画面判断出总统走上街头时，狙击手蹲在哪栋楼顶？

答：狙击手的行为其实很容易预测。任何一个狙击手都能告诉你从哪个位置射击最合适，所以我也能轻松预测。至于多层防护，德国人早就研究过了，证明保护国家元首的关键确实是整套措施，而非警卫员本身，警卫员只是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至于贴身卫士，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纯粹的心理因素”——意思是让人知道如果胆敢乱动，当场就有后果。

重要的是要明白，凡涉及政治人物安保，永远都有严密的业务情报工作围绕被保护对象展开。几乎每场活动都有所谓威胁信号。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些具体由第九局的专业反情报部门负责。打个比方，假设普京准备访问以色列，而我们的情报部门获悉某个著名恐怖分子——比如阿布·吉哈德——在访问前夕突然从情报部门视野中消失了。为什么？他去哪儿了？对警卫部门而言这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接下来逐级部署：边防部队、警察，总之是一套庞大的综合体系，最后才是ФСО的人员，或者是我们那个时代国安委第九局的人员。

阿布·吉哈德、本·拉登之类恐怖分子，肯定会引起任何国家警卫部门的关注。而那些仅仅与国家元首间接相关的信号，当年和现在又会被调查到什么程度呢？

苏联国安委内部曾有一条命令——我相信今天的联邦安全局和联邦警卫局也有类似规定——任何国安工作人员只要获悉涉及国家元首的信息，必须立即向上汇报。比如我们调查匿名信，其中包含对首长的威胁。匿名信数以吨计，其中有哪怕有一点涉及领导人的内容，就一定要送交第九局反情报部门，由他们自行核查或会同其他部门核查。有一位国安委将军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坎道罗夫，后来做过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助手。他调进第九局之前曾在第五局追查匿名信作者，在岗位上非常高效。简而言之，国安委的侦查人员能够揭露90%的匿名信作者身份。

多年来积累了一套成熟工作方法。首先，凡是引起国安委注意的匿名信作者，其笔迹会在全国范围内布控。每个邮局都有专人将该匿名信笔迹与经过本邮局的全部信件逐一比对。苏联时期确实存在通信检查，今天这不算什么秘密了吧。其次，苏联的任何一个信封都可以查出具体购买地点，因为信封上有暗记。所有打字机都有特殊登记，研究打印件可以锁定具体的打字机，就像拿子弹头进行弹道鉴定一样，顺藤摸瓜找出匿名信作者。

考虑到针对最高领导人生命健康的威胁信号有时多达一年三百次，那么这些预防措施效果究竟怎样？

我举个例子回答这个问题。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列宁墓实际是个规模庞大的技术综合体。除追悼大厅之外，不仅安置了各种技术设施，也有供执勤人员休息的心理放松室。放松室播放舒缓音乐，挂着森林、飞鸟等精美画作，还有飞机椅，可以坐下轻松一会儿。列宁墓的警卫控制室有一个小型陈列馆，收藏了参观者企图偷偷带进来的各种违禁品：枪支、小刀、钉锤，五花八门……而且您当然明白，人们夹带这些东西不会没有目的。没收这些违禁品就体现了第九局工作人员对威胁信号的反应成效。

当然，企图伤害国家元首的人一直很多。例如我们为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做准备时，美国特勤局向我们通报仅华盛顿及郊区就有四万个登记在册的、具有攻击性倾向的精神失常人员。美国人本来就有点神经质，不过我想今天我们这儿的数字大概也差不多吧。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卫士常常因为他们的首长临时起意与民众接触而感觉紧张。您能否通过观察正在走向人群的普京或梅德韦杰夫，判断这是即兴之举还是预先安排好的？

当然能分辨……

……通过警卫员的表情吗？

— 是的，但更关键在于其他方面——安保人员的数量。梅德韦杰夫的标准访问总是有多层安保，首先是随身警卫员，通过他们的眼神、动作就能看出是在执行任务。第二层是地方安全部门的人员，临时调来参加安保工作，这些人也可以从外表和行为上辨认。贴身警卫员早已习惯各种情况，正常状态下举止从容，但地方人员往往很紧绷。再往外一层就是普通警员。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层，行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 普京曾做过国安委军官，深知纪律的重要性，ФСО保护他是否要比保护他的前任更轻松？

— 我想，一方面来说与普京共同工作确实更轻松。普京做过国安人员，确实理解纪律性，这对于警卫工作很有利。但另一方面，普京很活跃，毕竟年轻嘛，需求不同于前任。回想一下：海上开小船、狩猎、踏入湍急河流。在这些场合保证全面周密的警卫显然要困难许多。

戈尔巴乔夫的即兴举动是不是让您特别头疼？

举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曾负责他访问哈巴罗夫斯克期间的安全。我坐警车行驶在整个车队最前方，手边有五个无线电台，分别在不同频段哇啦哇啦响。忽然，坐在后面那辆车的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通过主频道下达命令：“必须找一家面包店！”我当时刚在哈巴罗夫斯克待了两周，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什么面包店？做什么？”答：“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看。紧急！”我问当地驾驶员，他建议去某个糕点店。

车队开过去，那条街道相对比较空旷。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从容步入商店，短短几分钟后出来一看，外面已经围了几千人，有挂在树上的、站在房顶的。我们违反规定，用几吨重的“吉尔”车把人群隔开——原则上这样不允许，因为随时可能有人往车底塞地雷。但我们别无选择，地雷未必真有，可人群如果涌过来，戈尔巴乔夫帽子、大衣上的所有纽扣肯定会被扯光光拿回家当纪念品。

但随即发生了意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刚开口：“日子怎么样啊……”一个被挤到“吉尔”旁边的穿棉袄的庄稼汉叫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这儿……”戈尔巴乔夫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人恼了：“你他妈知道还来啊？！”戈尔巴乔夫愣住了，无可奈何，只好默默离开。后来人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有这习惯，故意逗引他走向群众。大家在特定地点聚集，预先买好鲜花，大声呼叫鼓掌。

第九局是不是筛选过“偶遇”总书记的人？

党组织制定有计划亲民的名单，我们只需要甄别党组织名单上的某个人接触国家元首是否安全，比如他是不是刚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之类。不过这项工作实际也不是我们做的，反情报部门负责，他们会提前进行审查。我想这套制度今天仍然延续。

可以向你透露一个小秘密，有一张著名照片：里根在红场抱着一个小孩，周围是一群面带微笑的“普通”路人。事实上里根在红场参观的那段时间现场没有任何无关人员。前一天苏联国安委党委要求每个局分别派出15-20人，带老婆孩子，等里根参观红场时冒出来“散步”。所以那个“偶然”被里根抱抱的小孩其实是国安人员的后代，甚至可能是未来的国安人员，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其他民众。

当年苏联“第一夫人”的脾气也早已不是秘密了。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有没有让您多长几根白头发？

确实。我还记得华盛顿，那是戈尔巴乔夫夫妇最早的几次访问之一，我参加了筹备工作。世界各地二十多万犹太人专程赶赴华盛顿希望与苏联领导人交流，聚集在市中心的国家广场。因此我们多次请求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取消原定的市区游览计划，但她固执又任性。最后中央介入，同意在警察护送的情况下乘坐防弹车游览。我方规划路线，美国保障安全，本人在现场负责。

因为了解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性格，我告诉美国人：“伙计们，至少预备两个她可以下车的地点。”他们说：“这不在计划之内啊？”我劝说：“相信我，肯定会有插曲，最好提前安排。”他们提出了两个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点：林肯纪念堂和爱因斯坦纪念碑。还没开到地方，对讲机传来消息：“‘海鸥’（戈尔巴乔娃的代号）要求停车。”我说：“伙计们，再坚持三百米。”几秒钟又来一句：“必须停车！”我们车里那位美国人双眼圆睁……

好不容易捱过这三百米，发现纪念堂已有约五十名外国记者架起摄像机守候。赖莎·马克西莫芙娜下车后惊讶地问助手维塔利·古先科夫：“他们在这儿做什么？”随口说了个难听的词。媒体记者大部分懂俄语，立刻用他们掌握的俄语粗口回应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心情大坏，原定在爱因斯坦纪念碑的第二次停车因此取消了。

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将军在他的书中，以及科尔扎科夫，都曾抱怨说这些显赫的首长常常把他们当作普通随从使唤，从而造成了不合乎警卫标准的情况。这种说法对吗？

对的。想想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白宫那一次著名新闻发布会：戈尔巴乔夫走上讲台，把帽子和公文夹交给麦德韦杰夫将军。但警卫员的双手必须保持空闲，以便随时掏枪或拦截人。让他拿东西等于剥夺他履行职责的能力。

我记得我们曾在匈牙利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常设委员会会议，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差点挤进了会议主席台。懂俄语的捷克人和波兰人反复说：“同志们，这不合适啊！政治形象丢光啦！”我就去劝尤里·谢尔盖耶维奇（注：普列汉诺夫）：“必须向戈尔巴乔夫解释这样不合适。”普列哈诺夫顿时硬着头皮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满脸涨红回来，说：“维利奇科，你总让我冒险！我刚才告诉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必要夫妻俩都站第一排吧？’人家瞬间翻脸：‘将军！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您说这种话！如果您还珍惜自己职位……’”

下一个问题或许不太合适，但还是想问……服务哪国领导人更轻松：我国的还是西方的？

不同领导人当然个性不一样。但可以这样讲，美国领导人与我国领导人相比，这方面的法律约束更为严格。他们总是遵守硬性规定，不会随心所欲走向人群或者叫人替他们遛狗。而戈尔巴乔夫，您也知道，毫不在乎警卫员的看法。

您在国安委第九局的前同事安德烈·卢戈沃伊做过盖达尔和科济列夫（注：1990年代初俄罗斯外交部长）的“保镖”，他说苏联解体后国家元首的警卫任务变得复杂化。您能否谈谈与“九局”时代相比，今天ФСО工作的主要难点在哪儿？

ФСО现在的工作难度比我们当年大几十倍，这是毋庸置疑的！民众守法意识极低。过去人人知道如果在警卫对象附近做出任何可疑动作，后果将极其严重。今天没人害怕了，反过来了。想想辛克利吧，为了出名刺杀里根。如今的俄罗斯辛克利多得很。

苏联流散民间的枪支数量屈指可数。而且每年11月7日和5月1日前夕，国安委要联合其他执法部门开展行动，收缴民间非法武器。每次也就查获一二十件吧，多数是卫国战争时期遗留的：比如“帕拉贝鲁姆”手枪、“施迈瑟”冲锋枪等，人们在树林挖出来的。我们那时候的人根本搞不到火箭筒、炸弹，更不可能有这么多自动武器。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苏联还有一套严格的爆炸物和剧毒物管控体系，恐怖分子可能利用这些东西。所有理论上能够获取此类物品的地点都布置了我们的眼线。任何人试图了解此类物品——比如说氰化钾吧，最终会让这个好奇者被国安机关盯上，很快就会有穿制服的人登门问话：“你要一千克氰化钾做什么？”而今天恐怖分子获取此类武器的机会更多了。

消灭大人物的手段花样翻新，这给ФСО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您确切知道哪些暗杀最高领导人的最离奇方式呢？

筹备戈尔巴乔夫首次访问古巴时，我先去这个国家打前站，因为我对这次访问负全责。抵达后听古巴同行介绍，曾挫败了约六十次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暗杀企图。我当时心里暗笑，这不是“自卖自夸”吗？但我返回莫斯科之后，查阅对外情报部门的档案材料，得知了约四十起有根有据的、针对古巴革命领袖的暗杀行动。统统是您说的“离奇”方式。

比如，有人知道菲德尔是潜水爱好者，喜欢背着氧气瓶下水，于是在海底放置一枚特别漂亮的贝壳炸弹，希望卡斯特罗会被它吸引。这算不算“离奇”啊？还有一次，菲德尔要在古巴电视台直播讲话，他的警卫员在电视演播室发现了装LSD的气罐，准备在直播期间喷洒。也就是说，卡斯特罗的敌人希望他在全国人民面前“疯癫”，考虑到菲德尔向来情绪化，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

在警卫勤务的历史上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想想银行家基韦利季遇害案吧，他是被一种罕见的神经毒剂杀害的。以前当然没这种手段。杀人的本领不断发展，相应地所有警卫部门也要跟上脚步才行。
（译注：格鲁吉亚裔银行家伊万·基韦利季1995年8月在莫斯科中毒遇害，真相疑云重重。据说毒剂被涂抹在电话听筒，但基韦利季的律师不同意此说，甚至暗示安德烈·卢戈沃伊涉案）

对像第九局/联邦警卫局这样特殊的机构进行改革是否合适？您记忆中是否有人尝试重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警卫体系？

当然有。尤其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在这方面格外积极。我记得我们访美返回之后，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在华盛顿看见了里根的彪悍黑人卫士，印象深刻，对丈夫说：“米沙，你看看保护我们的是什么人！一群小毛孩！”可她不知道，这些“小毛孩”——拿卢戈沃伊举例吧——不仅可以把那个黑人轻松“撕碎”，还能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把他“拼装”回去。但赖萨·马克西莫芙娜不罢休：“米沙，我们也找几个更壮实的年轻人吧！”他照例表示同意。

于是找来了国安委特种部队的小伙子，这些人胳膊比我两条腿粗。但很快把他们辞退了，原因只有一个。老两口在林荫路散步，“特种兵”出身的警卫非但没有知趣地站远些，反而紧随他们身后。老两口扭头瞅他一眼，意思是你不明白我们在谈重要话题吗？又瞅他第二次。而他确实不懂这些微妙之处，没人教过他嘛。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传统的警卫模式。警卫就是警卫，专业的卫士知道什么时候往后站站，什么时候寸步不退。这是多年积累的经验啊。

当年选拔政府警卫人员的制度非常可靠。比如第九局的很多人曾在克里姆林宫警卫团服役，经过三年持续考察，反复研究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体能训练更没得说。而且他们熟知各个重要机关的位置，比如最高苏维埃在哪儿、苏共中央在哪儿。这些年轻人先放在“戈尔基9号”、巴尔维哈之类郊外设施的警卫处工作，表现最优秀者调入克里姆林宫，逐步提升为最高领导人的卫士。我认为这套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译注：“戈尔基9号”现在是俄联邦总统“四大官邸”之一，距离莫斯科十五千米）

会不会考虑随身警卫员和首长之间的心理契合度？

当然会考虑，而且不仅是心理方面。为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挑选卫士，除了最高专业素养之外，还有三项具体要求：第一，能喝酒但喝不醉，这是很严肃的，不是开玩笑；第二，必须会打排球（现在可能还得会滑雪？）；第三，个头不能比叶利钦矮。您看，科尔扎科夫少校完全符合这三个要求。最开始准备了几名候选者，先让叶利钦的助手过目，这些人深谙老板的喜好，最后请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决定。

被保护对象的个人兴趣同样要加以考虑。我刚才说过叶利钦喜欢排球，乌尔霍·凯科宁（注：芬兰总统）喜欢骑自行车，他来我国访问，要骑自行车活动。如果警卫员不会骑自行车，肯定没法保护他啦。第九局的人是否会聊天也很重要。比如苏斯洛夫寡言少语，如果他的卫士没话找话逗乐子，那肯定做不长。甚至社会背景也很重要：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警卫员与出身农民的政治家未必有共同话题。

随身警卫往往会在无意间接触国家机密，或者亲眼目睹被保护对象的私生活细节。是否有泄露此类信息的责任追究制度？

当然有。我认为大部分信息应该被警卫员烂在肚子里。透露被保护对象的任何私生活细节，倒霉的首先是警卫员自己。今天民众最感兴趣的恰恰是党政高官生活中的那些“花边新闻”。以前有人多次打听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在福罗斯游泳穿什么样的泳衣……

打听人家的泳衣有点猎奇了，但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会不会把国家机密告诉妻子？

我认为会的。对于她没什么秘密可言，所以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知晓重大国家机密。回到您刚才的问题，我可以说，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所有贴身卫士当然都要签署保密承诺，保证不透露国家秘密和公务信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国家安全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没什么不同。难道负责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反间谍的国安委人员，会比第九局或ФСО人员知道的秘密更少吗？此外，需要理解的是，警卫员听到的通常是只言片语，他不太可能分析这些谈话掌握任何机密信息。

俄罗斯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为什么不惜高昂费用将政府专车运到国外？

为了保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开启了我国领导人定期访问外国的先例，他这人有个习惯，从谈判会场出来之后会在轿车内继续评论刚刚结束的话题。东道国借给苏联代表团的轿车当然安装了各种窃听器，我们的情报部门渐渐得知：美国人对车内谈话了如指掌。

显然，从调来车辆供赫鲁晓夫乘坐，到他抬屁股上车，短短时间我们无法彻底清除所有窃听器。但我重申，我们确实知道这些设备存在，也报告了赫鲁晓夫。但他不重视警告，仍然在车内叱责下属，甚至讨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于是政治局决定：出访时把我国车辆运过去。至今仍然如此。

那么在此之后窃听外国最高领导人的实际可能性还剩多少？

照样窃听。他们窃听我们，我们也窃听他们。难道我们只盯着美国总统吗？总统多了，有的人能窃听到，有的人不能，纯粹是技术问题。谁的技术更优谁就能听到。

您救过世界上哪些权势人物的命？

如果不仅限苏联领导人，也包括外国领导人的话，某段时间我曾担任一位非洲国家元首的安全顾问，此人十分著名。多年来他一直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头号目标，但安然无恙，直到今天还活着，虽然我为他服务是三十多年前了。我认为这其中有我的专业贡献，因为我重组了他的警卫体系。

我理解，说的是卡扎菲？

（停顿）……在政府尚未公开宣布当时曾向该国提供相关援助之前，我无权说名字。

但更广泛地回答您的问题，可以说我国几乎每一位政治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都要感谢苏联国安委第九局救过他们性命，当然我也忝列其中。举个例子，还记得戈尔巴乔夫遇刺吗？当时戈尔巴乔夫站在列宁墓，一个叫什莫诺夫的家伙向他开枪。当时我已经是第九局参谋长，职责是规划最高领导人安全保障的所有措施，众所周知安保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划。

那天什莫诺夫多次企图混入走过列宁墓的游行队伍，都没有成功，因为警卫指挥部事先规划了严格的通行制度和检查制度。最终他只能走到古姆百货大楼附近，距离陵墓一百五十米，用猎枪瞄准打人太远了。如果他真的混进队伍，戈尔巴乔夫结局将难以预料。类似案例我知道大概十几件，恐怖分子事先观察现场，研究通行制度，但我重申，严格的规划让他们无机可乘。希望我们当年在第九局打下的基础今天仍然被ФСО沿用。

您的职责也包括外国领导人访苏期间的警卫，比如里根、密特朗、撒切尔、布什、阿拉法特等……果真如传言所说，您曾救过卡扎菲死敌之一：罗纳德·里根的性命吗？

是的，我们救过。按照惯例，外国领导人的安全由东道国负责。我们或美国人出访都会携带自己的卫士，但这只是最基础的。无论带多少人，二百也好三百也罢，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别国境内的安全问题。只有熟悉本国情况、掌握各种细节和民众心理的本国人员能够真正提供最高级别的保护。正因如此，外国领导人访问苏联时的整体警卫由苏联国安委第九局承担，在地方层面则由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国安分局负责。

在一次访问期间我们成功挫败了针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刺杀阴谋。刺客是白宫记者团的一名正式记者，原先是恐怖组织“红色旅”成员，拿了一笔可观酬劳。我只能以推测的方式谈论这件事，因为他未能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也就没有当场逮捕他。

从种种迹象来看，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里根当时已经不是“鹰派”了，收起了爪子，苏联对他而言不再是邪恶帝国。他与戈尔巴乔夫建立友谊，开始谈论裁军问题，所以美国右翼觉得他没有价值了，决定以这种方式替总统的人生画上圆满句号。第二个可能性，直到那时为止——但愿上帝保佑永远如此——我国境内从未发生过外国政治家遇刺事件，美国国内某些势力非常盼望美国总统死在苏联，这将是绝佳的反苏宣传。

你们从哪儿得知这条信息的？

里根到访前一天，情报部门通知的。而且内容很有限：只知道杀总统的恐怖分子身高约一米九，以及他是白宫记者团成员之一，在各项活动开始前约四十分钟抵达。所以我们几乎没时间准备。当时成立了我本人负责的特别小组，全力阻止这次恐怖行动。我们拥有了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各种权限。

我们首先做的是：在里根出席的每一场活动前，随机重新安排全部六千名持证记者的座位，换句话说，《纽约时报》的记者不能像以往那样理所当然坐前排了——除非抽签正好抽到。这样就排除了同一批人员多次挨近里根的可能性。接下来是常规的设备和人员安检，出动警犬、气体分析仪等手段。同时在记者团住所周边开展大规模反情报工作，密切监视每个人。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事后发现那名疑似恐怖分子在最后一天竟然距离里根总统仅仅一米半。

至今没搞清楚他究竟打算怎样行刺。不久我们又收到业务情报，称此人放弃了原本计划，改在正式活动时引爆烟花弹。您试想后果会怎样？双方警卫员都神经紧绷，万一有人反应过度乱开枪，很可能枪战导致伤亡。感谢上帝，我们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

自叶利钦时代起，媒体经常出现对国家元首出行交通的批评。有人认为总统车队经过时完全封路会造成严重拥堵，也让民众心烦。但从安全角度看，这种做法或许是合理的？

您知道吗？在苏联最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出行是不封路的。总统车队在社会车流中行驶，为了维持原本的警卫力度，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是第九局，也调动了若干科研院所。我们通过数学模型计算了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包括十字路口、包括红灯排队车辆的数量之类。当然，车队经过路口时肯定提前亮绿灯放行，但我要强调的是民间车辆始终与他的座车并行。另外还有备用车队，不相干的人根本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究竟在哪辆车。

其中一辆警卫车坐着摄像师，负责拍摄行进途中遇到的所有人，每天如此。之后这些录像带被送去仔细核对，看人群中是否重复出现同样面孔。最终我们得出结论：为一号首长封路并不会让他在途中变得更安全。而且，被耽误时间的驾驶员们产生的负面情绪，会损害被保护对象的威信。到了叶利钦时期又恢复旧做法。为什么？想必因为科尔扎科夫掌管警卫大权之前只是第九局的普通职员，刚才讲的新做法恰恰是他到叶利钦身边之后才实行的。很多细节他根本不知道。

在场所内部执行警卫任务更简单还是更困难？

对场所进行技术检查是难度最大的工作之一。例如，只要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或类似场所的空调系统内放一小瓶氰化钾，就足以让现场所有人丧命。当然，国家元首经常出入的地方，警卫措施早已十分完善。卢日尼基体育场、莫斯科大剧院和其他许多场所都有一些全天受控区域，一直有专人把守，未经许可谁也进不去。

比如莫斯科大剧院有专用通道，只允许被保护对象使用——单独的门、单独的楼梯、单独的包厢。我认为从斯大林时代起这些区域从未出现过任何无关人员。假如区域内发生设备故障，警卫员会打报告，来维修的可不是一般技工，必须有出入权限才行。所以在受控区域内放炸弹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了。更何况国家元首每次到访之前，这些区域还会按照常规程序再次检查。

有多少人负责保护我国元首？

现在具体多少人我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麦德韦杰夫将军直接指挥大概二三十人，但这只是随身警卫。此外还有国安委第九局第一处第十八科，也就是护送分队、“外勤警卫”，人数二百左右。第六处负责国家元首饮食安全，他们采购食品，由专门实验室检测端上餐桌的所有食物。再向外延伸，根据具体情况，参加保护国家元首的人数可以多到数不清，公路上每个交警实际都是警卫力量的一分子。顺便一提，ФСО至今仍然根据法律规定保护戈尔巴乔夫。

现在的ФСО还有您第九局的老同事吗？

当然有，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赫列布尼科夫就是。曾经做过总部参谋长的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索布金，当年是副处长。还有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伦金，我记得他以前是克里姆林宫警卫团的排长，前不久晋升上将，担任穆罗夫（注：联邦警卫局局长）的技术和经济事务副职。我想说，如果撇开红星星或三色旗代表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机构名称的变化，我认为今天ФСО的工作形式、方法、传统和心理氛围与我们辉煌的第九局大同小异。“九局”终究还是“九局”。

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有人指责过您吗？退役之后您这位国安委将军竟然去保护资产阶级？

首先，人总得谋生吧。所以我创建了俄罗斯最早的私人安保公司之一。有一次什么地方描写我：“维利奇科——共产党员资本家”。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我长期以来让那些失业的老同事和预备役军官有工作可做、能养家糊口，我深感自豪。

第二，谁说我保护资产阶级？比如，我们长期为列奥·伯克利亚（译注：著名心外科专家）领导的心血管医学中心提供安保服务，这也算资产阶级吗？我们还保护过钢铁合金学院、保护过《莫斯科真理报》在“迪纳摩”体育场的年度庆典。我们保护过格拉济耶夫（译注：曾任俄联邦对外经济关系部长），他卸任部长之后想找他算账的人一下子冒出来不少。维克托·伊万诺维奇·伊柳欣组织弹劾叶利钦的时候，我给了他专业支持，我当时说：“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我不能公然在你身边做卫士，否则第二天我就要失去执照和武器了。但我保证给你提供反情报保障——交通出行的反跟踪。一旦发现任何威胁提前通知你。”有段时间我也帮过罗赫林将军，但不是警卫，他的死亡与我无关。所以您看，在被保护对象和人员的选择上我始终是有取舍的。

可不可以说，再高水平的私人安保也无法与哪怕最低限度的元首警卫相提并论？

毫无疑问。被保护对象遇刺的可能性取决于恐怖分子愿意花多少钱和安保方面愿意花多少钱。若两者相当，那么出人命的概率会相当高。显然，没有任何私人机构可以像国家一样投入巨资组建警卫体系。简而言之，私人安保主要是防范流氓无赖。奥塔利·克万特拉什维利（译注：古典摔跤健将、企业家、第比利斯黑帮头目，1994年4月被杀）身边的护卫也不少，可他如今在哪儿呢？况且，鲜有商人真正明白怎样组织安保和请谁来负责安保。早年国安人员从事人身保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做这一行的多是退役特种兵、前警察。他们可能虎背熊腰，可能上过战场……恕我直言，但安保首先依赖的是智力和预判力。这是几个世纪积累形成的学问，需要投入一生并不断学习。

我知道您正在写一本关于我国元首警卫历史的书。您认为俄罗斯谁的警卫工作做得最好？

这个问题不太准确，因为不同时代的警卫方式完全不同。您是否知道，如果尼古拉二世准备视察俄罗斯某个尚未完成身份登记的地区，政府会事先派人到当地进行户籍登记。您看看这个水平！皇帝还有专门的铁道营，皇室列车行驶全程几乎每千米都要设置多个岗哨。

我到第九局担任局长助理之后，为了弄清楚早年怎样保护国家元首，查阅了大量有趣的档案材料。例如我“挖”到过一份皇帝在莫斯科参加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庆典的警卫方案。仅从尼古拉耶夫——也就是列宁格勒——火车站到尼科利斯基门这一段路线的技术检查就持续了十九天！期间发现一条未标注在任何图纸上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供水管道。具体来讲，皇帝车队途经的每个下水道井盖都站着一名全副武装士兵，为了不让他们直接脚踩污物，特意做了木箱子。所以这是浩大复杂的工程。至于冬宫、塔夫利宫的警卫，或者斯大林时代的警卫，则是另一个话题了。坦率说，与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许多做法反而有所简化。

您是否在暗示民主社会的办事原则与警卫工作方法之间有些抵触？

是的。在我们的民主环境下许多事情根本做不了。以前我们仅在国外遇到这种问题，举个例子：戈尔巴乔夫与韩国总统卢泰愚的会谈定在济州岛举行，普列汉诺夫吩咐我：“你去那个岛看看情况。会谈在宾馆举行，一个半小时，期间随行人员参加文化活动。你的任务是在这段时间内把宾馆准备好，谈完了戈尔巴乔夫立即回国。”我飞到济州岛，就在戈尔巴乔夫抵达前夜通知我，说他要在宾馆住一宿。这样他的整个团队——大约九十人——都得住进来，但根本没有这么多空房间。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莫斯科市，比如在“莫斯科”宾馆，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全体请走！”但济州岛这家宾馆是全球亿万富豪子女蜜月度假的地方，把他们赶走？甚至进行安全检查？显然是办不到的。今天的俄罗斯也如此，和美国一样许多事情都做不了。

不过客观地说，美国人建立了法律基础，大大扩展了美国特勤局的权限。比如明文规定示威者不得接近白宫两百米以内，否则执勤人员可以动用一切警卫手段。

遗憾的是，我国至今仍未制定保护国家元首和重要设施的正式法律文件。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名ФСО工作人员怀疑存在犯罪意图，他可不可以先开枪？我个人确信在第一声枪响之前ФСО的人是不会开枪的。我们的心理素质与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先开枪后查证件。当然这是电影情节啦。应当对最具争议的法律问题做详细研究，消除一线人员顾虑。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事件实际上宣告了第九局的终结，准确地说是当时已经改名的国安委警卫局的终结。不少人认为根源在于国安委第九局领导层的立场，他们事实上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您当时的行为合法吗？1991年8月第九局究竟打算做到什么地步？

我谈谈自己的态度。如果当时需要逮捕戈尔巴乔夫，我会问心无愧地逮捕他。如果要采取其他措施，请相信我的手也不会发抖。戈尔巴乔夫的随身警卫里面确实可能有些普通工作人员愿意保护他，因为他给过他们各种优待和照顾，但第九局领导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同路人。所以，隔离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意外。

我工作的地方的不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安全局，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我宣誓效忠苏维埃国家，不效忠戈尔巴乔夫个人。当国家元首开始对国家造成现实危害，我无疑要首先忠于苏联。那时候戈尔巴乔夫成了我的敌人，有这样想法的不光是我。1991年8月事件期间，国安委第九局队伍几千人，只有一个职员倒向所谓“民主派”，跑到了白宫(Белый дом)。只有一个！

国安委解散，想来不利于国家和领导人的安全吧？

当然了。曾经负责解决共同任务的统一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解散，这本身就是犯罪，后果影响至今。美国特勤局局长辛普森先生与多库恰耶夫将军谈话的时候，当着我的面说：“伙计们，我们来你们这儿可轻松！你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谢瓦尔德纳泽访问美国，他夫人需要跨越三个州找医生看病。我问特勤局的同行：“伙计们，我需要提前多久通报行程，好让你们做安全保障？”他们回答：“一星期。”但我们美国在总共停留三天，所以最终没能去咨询医生。

您离开国家元首警卫部门、从国安委退役时才四十六岁。是按照服役年限“正常退休”的吗？

不，我是在距离领取全额退休金只差两个月的时候，按照叶利钦的个人指示被解职的。1991年8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后，警卫局局长列德科博罗迪将军找到我，让我飞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负责安排穆塔利博夫（注：时任阿塞拜疆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叶利钦会晤期间的警卫工作。我和列德科博罗迪关系不错，第九局被解散之后，他其实是想借此把我留在内部，至少服满年限。可结果恰恰相反，这次出差彻底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

我提前两星期抵达卡拉巴赫，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会晤当天我们在霍贾雷机场迎接叶利钦，科尔扎科夫的副手鲍利斯·康斯坦丁诺维奇·拉特尼科夫低声提醒我：“千万别露头，千万别让叶利钦发现你。”但叶利钦刚走下舷梯立刻看见我了，机场就像足球场那么大。他直接指着我很不满的问：“这个人怎么还在啊？”结果我还没回莫斯科呢，辞退我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如此讨厌您啊？

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与戈尔巴乔夫对立的那段时期，我担任克里姆林宫大礼堂的主任，曾多次禁止已经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入内参加活动，我记得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代表大会等。他来克里姆林宫既没有邀请函也没有通行证，警卫员按规定喊我处理。我出来对他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您不是代表……”他说：“我是俄罗斯总统，我的身份有权进去。”那么我就请示克留奇科夫：“叶利钦来了克里姆林宫，怎么办啊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答：“叫他滚蛋！”

我还多次根据上级指示解除科尔扎科夫的佩枪。他和叶利钦参加代表大会，金属探测器响了，他被迫在幸灾乐祸的人群面前把枪交给执勤军官。这自然让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丢脸了，罪魁祸首肯定是我啦。所以叶利钦把我记得很清楚，一有机会就开除我。就这样，我多年负责国家元首警卫工作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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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尼科夫谈克格勃第九局首长警卫往事

被推举为总书记之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首先更换了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护他的警卫员。这位新总书记对随身卫士的要求之一是“背景清白”，也就是未在前任领导人身边工作过。但国安委第九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决定任命第十八科科长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担任卫队长，麦德韦杰夫曾做过勃列日涅夫的警卫员，积累了丰富经验。麦德韦杰夫不仅掌管总书记本人的警卫事务，也负责“第一夫人”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安全，因为戈尔巴乔夫视察和访问必带老婆。

戈尔巴乔夫的母亲玛丽亚·潘捷列耶芙娜同样配备了警卫员，她长期住在总书记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普里沃尔诺耶村。自从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公众对这位老太太的关注度骤然攀升。

戈尔巴乔夫的随身卫士共四个小组，每组六人。他们或者轮换值班，或者每周休息一天。从职能上讲，总书记卫队分两个部分：外勤组负责他出行时的安全，内勤组负责他在柯西金街住宅及政府别墅期间的安全。除了工资之外有一笔专项津贴，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员再不享受什么特权待遇。

外勤组最忙碌紧张的时刻莫过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赴国内外视察访问。二十名经验丰富、体格健壮的军官在此期间负责戈尔巴乔夫的安全，他们不仅精通徒手格斗，智力水平也极高。不久后，传奇的“阿尔法”特种部队战士加入他们的行列。戈尔巴乔夫坐车移动时，根据路线不同，由乘坐黑色“吉尔”（后来改用梅赛德斯-奔驰）的警卫员护送，这些人的上司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与戈尔巴乔夫坐同一辆车。

“传出孩子们的哭喊”

每当戈尔巴乔夫外出视察，都要为他的车队进行交通管制，这种做法直到他执政最后几年才逐渐废除。同时还沿用了前任总书记时代的做法，继续使用“诱饵车队”，以免潜在恐怖分子识别出戈尔巴乔夫的座车。再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乘车移动期间，按规定必须有专人对周边环境全程录像。第九局参谋长瓦列利·维利奇科少将回忆：“其中一辆警卫车坐着摄像师，负责拍摄行进途中遇到的所有人，每天如此。之后这些录像带被送去仔细核对，看人群中是否重复出现同样面孔。”

1985年6月在列宁格勒，新组建的卫队经受了第一次考验。戈尔巴乔夫计划去会见党内积极分子，活动的安保已经做到了最高标准，仍出现意外，因为总书记临时决定与现场聚集的群众近距离谈话。涌向戈尔巴乔夫的人群被驻守在纪念碑附近的二百个警察和国安人员勉强挡住了，之后总书记在某地铁站试图“贴近群众”时，险些酿成悲剧。瞧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夫人走下汽车，几百人冲向车队。警卫员全力阻拦，无济于事。第九局副局长米哈伊尔·多库恰耶夫回忆：“人们开始翻越停放的车辆，妇女和儿童被挤到车身上。现场传出尖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喊，而戈尔巴乔夫仍在继续谈论改革和反酗酒运动。我们看场面不对头，护送着戈尔巴乔夫及随行人员退回车内，我们自己使出吃奶的劲儿才从人群脱身。结果我们的衣服撕破了，扣子也扯掉了。”

1989年又发生了一起令人紧张的意外事件。视察基辅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要求停车与民众交流，警卫员及时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护在中心，忽然有人扔过来一只公文包。安德烈·别利科夫反应机敏，直接在空中抓住公文包，抱着它跑向远离戈尔巴乔夫的地方。由于这个卫士的动作疾如闪电，戈尔巴乔夫甚至没察觉发生了什么。万幸，公文包装的不是炸弹，而是另一位请愿者的信件。国安委领导层赞赏别利科夫的正确处置，给予他表彰和一份厚礼。

顺便提一句，总书记突如其来的停车要求多半是夫人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意思，而戈尔巴乔夫通常会听她的话。据警卫员回忆，总书记夫人每次都会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应该到群众中去。”他就会命令停车。戈尔巴乔夫夫妇出国访问也保持这种习惯。例如1985年在法国，老两口决定在人山人海的巴士底广场停留。卫士们勉强把他俩从包围中护送出来，安顿在车内继续行程，总书记居然再次命令停车，“走进群众”。于是情况重演，警卫员不得不再次面对喧闹人群。

而且不仅第九局工作人员，他们的外国同行也对总书记这种冒险举动感觉头疼。1987年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美国财政部指派一名联络官随行，因为当时美国负责保护总统安全的特勤局属于该部门。当然，总书记不肯错过任何与美国普通百姓交流的机会，毫无心理准备的联络官奋力阻止人们去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手。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当我们返回官邸，他（那位美国人）给我看他全身湿透，通过翻译表示：‘这个把戏太幼稚了’。”

特战队员保护总书记

访美归来，戈尔巴乔夫曾试图撤换随身卫队的核心成员，倡议者依旧是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她对罗纳德·里根的一名魁梧卫士印象深刻。在苏联第一夫人坚持下，总书记夫妇的卫士改由特战队员担任。瓦列利·维利奇科少将回忆：“找来了国安委特种部队的小伙子，这些人胳膊比我两条腿粗。”可是这些新卫士根本不懂保护首长夫妇的微妙之处，比如两口子散步时，他们会紧贴二人走路，完全无视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对私人空间受冒犯的愤怒。而且她显然不打算容忍这样的冒犯。瓦列里·维利奇科说“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传统的警卫模式。警卫就是警卫，专业的卫士知道什么时候往后站站，什么时候寸步不退。这是多年积累的经验啊。”

所有企图劝说戈尔巴乔夫、请他放弃自发“贴近群众”的努力都遭到严厉回绝，戈尔巴乔夫（就像多年前的赫鲁晓夫一样）轻视警卫员，不听他们的意见。据卫士回忆，每当他们试着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明情况，都被诸如“警卫员要指导总书记吗？这不可能，不可能！”之类的话打断。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态度也是如此。1988年访问奥地利，警卫员根据实际情况封堵了夫妇下榻房间的窗户并禁止进入阳台，这些措施是为了防范对面房屋墙上的摄像头。但大家忽略了一点：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性格。总书记夫人的卫士长维亚切斯拉夫·谢姆金回忆：“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抵达后，我带她看房间，她提出去阳台。我说：那边不能去。果然听到了这样的答复：‘谁不能去？！我哪儿都能去！’”

坏人的阴谋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警卫部门确实曾消除针对他生命的迫切威胁。例如1987年收到线索：对政策不满的一伙“律贼”正计划除掉总书记，据说是因为“改革运动”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具体而言，这些犯罪头目对建立经济核算制团体深感愤恨，因为由员工统计苏联企业的资源，等于压缩了头目们侵吞和盗窃的空间。侦察发现阴谋的组织者是格鲁吉亚境内“库塔伊西帮”律贼，他们指派手下泰穆拉兹·阿拜泽当刺客，计划于1985年五一游行时开枪打死戈尔巴乔夫。阿拜泽迅速被抓捕，他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据某些材料显示死在监狱医院，可能是中毒。

1990年，列宁格勒的三十八岁钳工亚历山大·什莫诺夫竟然成功实施刺杀行动。在此之前半年，什莫诺夫开始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寄递恐吓信，要求举行全民普选、允许私有制存在，并建立多党制国家权力结构。什莫诺夫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警告当局如果无视他的要求，他将采取果断行动。而且此人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他把1989年第比利斯集会中丧生的民众，以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期间在巴库市遇难的134名民众的死统统归咎于总书记个人。

1990年秋天什莫诺夫意识到没人搭理他，遂着手准备暗杀。这个钳工领取了狩猎证，凭证合法购买一支德国猎枪，锯短枪管以便携带。11月7日什莫诺夫用绷带把枪缠在身上，如果执法人员产生怀疑，他就谎称自己刚做过手术。准备停当，什莫诺夫试图混入莫斯科市鲍曼区居民组成的游行队伍，警觉的群众不认识他，两次把他轰走。最后他成功混入了第八支游行队伍。

大约11点10分，什莫诺夫与众人走到列宁墓150米处，戈尔巴乔夫与其他党政领导人正站在墓顶观礼台上。什莫诺夫从游行队伍中后退三米，举枪对准总书记，因为他相信戈尔巴乔夫身穿防弹衣，所以瞄准头部。随同该方队步行的莫斯科市执委会巡逻岗哨第1团中士安德烈·梅利尼科夫及时发觉，他后来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把这个持枪的人撞倒，他可能胡乱开枪造成无法预料的伤亡。当时唯一的主意是扑向他，双手死死抓住枪管。”

梅利尼科夫扑向刺客，抓住枪管向上台，瞬间枪响了，戈尔巴乔夫身边的麦德韦杰夫立即挺身掩护。什莫诺夫与梅利尼科夫纠缠扭打，搏斗过程中又开第二枪，子弹击中“古姆”百货大楼外墙。莫斯科高级警察学校的学员们冲上去协助中士，合力制服刺客并拖进大楼内。这个钳工后来的命运与刺杀勃列日涅夫的维克多·伊利一样：送精神病院关押三年半。

国外访问期间危险也如影随形。例如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日本，警卫部门与日本方面达成默契协议，只允许携带三支手枪，所以主要凭着警惕性完成任务。当戈尔巴乔夫照例在东京街头进行突发式亲民时，警卫员紧贴着总书记，时刻防备可能发生的袭击。事实证明这种警惕完全有必要，当天日本警察拘捕了约四十名携带冷兵器的当地人，审讯证实所有被捕人员确实都打算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发动某种攻击。

同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到瑞典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发生了一起神秘事件。总书记演讲中途，会场内一名手捧鲜花的阿富汗裔女性忽然跑向讲台，成功穿越瑞典警察的防线，最后关头被苏联警卫员阻拦。她要求上台献花，警卫员断然拒绝。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这位女士明白自己无法接近讲台，开始污言秽语叫骂戈尔巴乔夫，会场另一头也有一个男人大声附和……直到这时瑞典警察才如梦方醒，将一男一女带离会场。”被捕者身上未发现武器，但不排除花束可能被投毒。关于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从未公开。

别墅危机

八月政变发生时戈尔巴乔夫住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第11号国家别墅（代号“曙光”）。这处设施与总书记其他郊外别墅的警卫力度都属于最高级别。以莫斯科郊外“巴尔维哈-4”别墅为例，设施周边安装了电子报警系统，布设多个哨位，当戈尔巴乔夫夫妇入住时，哨位会向外移动扩大警戒范围。厨房受到特别关注，为了防止戈尔巴乔夫夫妇中毒，烹饪和上菜的全过程有专人严格监控。克里米亚的“曙光”别墅同样有这些措施。顺便指出，建造这栋别墅耗资1500万卢布，负责安全的共约五百人。

“曙光”别墅设三道防线、十一个哨位，除第九局人员也有“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战士。别墅外围则是克里米亚边防分队福罗斯边防站的三十四个执勤小组（二百名军官和水兵）值守。附近海域由边防军舰艇、超灵敏水下报警系统持续监视，岸边浅水区有战斗潜水员。如果戈尔巴乔夫一家乘船出海，空中会有一架“米-8”直升机伴随。如果总书记徒步遛弯，整条路线让军犬预先嗅探，卫士们藏身灌木丛避免被看见。当地交警部门和内务局还要派遣七十人协助警卫工作。

1991年苏联国安委第九局机构改革（译注：或称1990年2月），业务技术部门被分离出去，从此第九局专心警卫事务。戈尔巴乔夫卫队的一些人员主张进行更彻底改革，即让第九局脱离国安委，直接交由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领导。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关于将苏联总统卫队从国安委系统独立出去的讨论由来已久……所有文明国家的警卫力量都属于总统。我们这些卫士，包括我本人普遍持赞成态度。但普列汉诺夫（第九局局长）反对。”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支持这个想法，随后发生的情况证明他判断失误。8月18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从国家元首沦为囚徒——尤里·普列汉诺夫陪同一个代表团从莫斯科抵达福罗斯，要求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普列汉诺夫把卫队长麦德韦杰夫撵回莫斯科，安排尤里·克利莫夫接替其职位。总书记身边只剩约三十名随身警卫员，上级忽然离去使他们感觉茫然。其中一位回忆：“我们被孤立了，怎么办呢？大家碰头商议，建立了环形警戒圈。普列汉诺夫试图进入，以开枪相威胁把他吓退。就这样，我们在房屋和区域周边坚守了三天。”

尽管如此，卫士们仍被勒令“禁止总统走出别墅”。所有对外联络均切断，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已被软禁。莫斯科代表团带来十五个武装人员，他们占据了出入口岗哨、值班室和车库。国家安全少将列夫·托尔斯泰说：“命令是严禁任何人出入。我试图确认，但对方明确告诉我这也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我们继续维持着之前的技术和警卫模式，只是加强了岗哨。除此之外我们未曾偏离职责。我个人的任务则是——绝不允许枪响。”

戈尔巴乔夫相对平静地等待自己的命运，卫士们回忆他只请求对方保障与莫斯科的联络，并且找一位医生来别墅治疗他的慢性腰痛。可是医生听说自己必须无限期滞留“曙光”，干脆拒绝出诊。

“九局”的终结

政变快速失败，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立即着手改革自己的警卫部门。撤销苏联国安委第九局，改组为苏联总统办公厅警卫局。这个新部门起初由总统信任的瓦季姆·巴卡京领导，随后由弗拉基米尔·列德科博罗德上校接任。警卫局直接听令于戈尔巴乔夫，原本属于国安委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也被划归该局。

尤里·普列汉诺夫解职、逮捕，成为“ГКЧП案”的被告之一。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随之倒霉——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离开福罗斯是背叛，不肯原谅。一名警卫员说：“我记得在莫斯科，麦德韦杰夫也来迎接我们。他仍然想坐进戈尔巴乔夫的车，遭拒绝。”瓦列里·佩斯托夫少校接替麦德韦杰夫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长。但所有这些旨在加强警卫的措施都无法帮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保住权力，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因八月事件一落千丈。

在国家领导权彻底移交给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鲍利斯·叶利钦后，他将戈尔巴乔夫的卫队缩减至区区二十人，主要是当时在福罗斯共患难的心腹。戈尔巴乔夫的其他的警卫员都离职了，其中一位感慨道：“在别洛韦日森林会议之后的某个时刻，有人把我们召集起来，大概意思是：‘伙计们，你们自由了。想去哪儿去哪儿吧。’当然，心里难免有些委屈，倒不是因为工作丢了，毕竟很多地方抢着要我们。只是遗憾大家就这样散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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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勃列日涅夫轶事

在克里姆林宫闭门决定尼基塔·赫鲁晓夫去留的那些天，不仅这位已经失势的苏联领袖被小心保护，密谋推翻他的人——五十八岁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是重点警卫对象。当时在未来总书记的住所门外，卫队长亚历山大·利亚边科手持自动武器寸步不离。勃列日涅夫早在1938年就认识此人，那时候利亚边科是列昂尼德·伊里奇担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执委会副主席期间的驾驶员。战后勃列日涅夫怀念这位忠诚下属，任命他掌管自己的警卫部门。

有一件事足以显示利亚边科对职责的态度——1956年他没穿防护服跟随勃列日涅夫进入铀矿井视察（防护装备不够用），因此承受了大量辐射，健康受损，但他从未因此后悔。1960年又遇上类似情况，他陪同勃列日涅夫进入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的事故现场，防护服又不够穿，吸入有毒的联氨蒸气。而且利亚边科不仅忠心耿耿，也是一位业务能力出众的警卫干部。

可是在最初那几年，勃列日涅夫的卫队长不得不在人手短缺的条件下工作，因为赫鲁晓夫执政末期大幅削减了苏联国安委第九局的编制，不仅敦促解雇那些临近退休年龄的老职工，更年轻的同事亦未能幸免。到组建勃列日涅夫的卫队之时，一些出身“警卫世家”的人被招收进来，他们的父辈曾负责苏联前任领导人的安全。例如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警卫员之一：弗拉基米尔·佩谢尔斯基的父亲曾在斯大林卫队长尼古拉·弗拉西克手下工作。另外，与前任不同，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随身警卫员态度比较和蔼。

“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有官架子”

总书记最满意的警卫员之一叫瓦列里·朱科夫，勃列日涅夫亲切称呼他“万卡”。朱科夫天生魁梧，素以力大无穷著称。勃列日涅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朱科夫按照工作规定冲上前去搬开挡住总书记行走路线的石砌花坛。过了一段时间，当地特勤部门的几个人试图将花坛推回原位，无论如何不能挪动。1982年3月在塔什干“契卡洛夫”航空制造厂，朱科夫的体能优势再次发挥作用。由于勃列日涅夫临时决定视察这家企业，警卫部门没有足够时间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后果很快显现——参观工厂生产区时，施工脚手架承受不住蜂拥而来目睹勃列日涅夫真容的工人们的冲击，倒塌了。第九局人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列昂尼德·伊里奇马上就要走出飞机下方，忽然传来一阵吱嘎响声。支撑架承受不住压力，巨大的木制平台（与飞机等长、宽约四米）因人员移动造成的重量不均轰然坍塌！人群顺着倾斜面向我们滚落，脚手架压住许多人。我回头寻找，没看见勃列日涅夫，他和随行人员一起被坍塌的平台掩埋了。”

人群陷入恐慌，利亚边科对空鸣枪制止了混乱。总书记随身警卫员立刻跑过去挖掘，朱科夫的神力再次派上用场。后来查明，事故发生瞬间站在勃列日涅夫身旁的一名卫士及时用身体掩护他，结果列昂尼德·伊里奇锁骨骨折、脑震荡。

顺便一提，瓦列里·朱科夫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曾两次被停职，但每一次勃列日涅夫都会怒气冲冲地亲自找利亚边科，于是“万卡”就又调回来了。总书记还曾替自己的某个驾驶员说情，此人酗酒闹事，甚至企图在街上抓捕一名不存在的“特务”。亚历山大·利亚边科回忆：“列昂尼德·伊里奇吩咐说：‘把鲍利亚叫回来。’我说：‘但他仍有可能喝醉，毕竟是给您开车的啊……’‘不要紧，跟他们说把他叫回来。’此后鲍利亚简直把他奉若神明：多么稀奇啊，居然替我说情！我算老几？一个普通驾驶员罢了……列昂尼德·伊里奇从来没有官架子。”

勃列日涅夫的卫队里头还有一位赫鲁晓夫时代的传奇警卫员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退休之后，此人先是被调去卫戍司令部，又被调回原单位但降级了。应该说索尔达托夫与利亚边科的相遇改变了前者的待遇，利亚边科安排这位经验丰富的国安人员做勃列日涅夫的卫士。1973年访问印度之后，总书记给予这个新面孔高度评价。米哈伊尔·索尔达托夫儿子回忆：“东道国最初的安排是，由一支手拿战斧、全副武装的仪仗队迎接勃列日涅夫。但这些战斧让父亲感觉不安，他随即与印度商量，把武装仪仗队改为身穿民族服装、手拿花环的少女。勃列日涅夫对此十分满意，行程结束后亲自约见父亲，当面感谢他出色安排，授予他中校衔。”

1977年萨达姆·侯赛因友好访问苏联，索尔达托夫又一次“排除隐患”。这位伊拉克政治家随身携带一支战斗手枪，看样子在与勃列日涅夫会面时也不例外。总书记的警卫员对此坚决反对，但又不敢与萨达姆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通知了机智的索尔达托夫，因为他负责萨达姆在莫斯科期间的安全。索尔达托夫成功与萨达姆建立信任关系，把自己的手枪交给总书记接待室值班员，请伊拉克贵宾也照此办理，萨达姆表示同意并配合。

不过，勃列日涅夫的卫士们并非仅在工作时刻解决非常规问题，总书记休息的时候也不能松懈。有一次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克里米亚休假，一名陌生女子忽然出现在封闭海滩，迈着坚定步伐径直朝总书记走去。卫士们十分困惑，周边区域早已严密警戒，按理说没人能闯进来不被发现。原来，此女在水中“潜伏”数小时，一直等着勃列日涅夫。她立即被控制，查明其目的是想请求列昂尼德·伊里奇帮她分房子。总书记得知情况，满足了请愿者的要求，未能及时发现她的警卫员仅受内部批评。

“你在那儿做什么呢，鲍利斯？”

总书记住别墅休养期间，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经常帮助带小孙子安德烈（译注：尤里·勃列日涅夫的次子）。有一次小男孩折断树枝，麦德韦杰夫出于管教孩子的用意拍他一巴掌，安德烈威胁说要找爷爷告状。弗拉基米尔回忆：“如果孙子去告状，说有人打他，会发生什么？我只是个普通卫士而已，列昂尼德·伊里奇稍有不满，我就会被解雇。但我似乎已经洞悉这个人的性格，他不仅把孙子视如掌上明珠，更对他保持严格要求。”

的确，勃列日涅夫并未因这件琐事惩罚麦德韦杰夫，甚至在不久之后晋升了麦德韦杰夫，让他接替鲍利斯·达维多夫担任利亚边科的副职。而达维多夫成了少数几个失去勃列日涅夫信任的卫士之一，因被怀疑散布关于苏联最高领导人私生活的流言被勃列日涅夫亲自开除。达维多夫是个有功之人，但功劳簿保不住工作。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狩猎野猪，以为猎物已死，凑近查看。岂料受伤的野猪猛然跳起，在林中横冲直撞，把警卫员一个接一个撞翻，达维多夫也是“目标”之一。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警卫副主任鲍利斯·达维多夫后退时脚被土堆绊倒，跌入沼泽，野猪从他身上跃过，逃进森林。列昂尼德·伊里奇站在旁边纹丝不动，鲍利斯握着毛瑟枪从沼泽爬起来，满脸泥水，满身乱草。勃列日涅夫问他：‘你在那儿做什么呢，鲍利斯？’——‘保护您啊。’”

勃列日涅夫热爱游泳，也给大家造成不少麻烦。总书记到夏季别墅休假，最长能在海中漂浮四个钟头。有一次意外被卷入强劲海流，警卫员发现情况后游过去施救，但勃列日涅夫坚决拒绝任何援手。结果筋疲力尽的卫士和他们保护的首长被海流带离岸边数千米，所幸全部生还。1967年12月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游泳失踪，苏联国安委第九局第一处十八科组建了潜水员分队（“潜鸭队”），每当总书记例行下海畅游，这些人就乘坐快艇在附近守候。他们尽量避免被勃列日涅夫发现，因此当他意外遇到一个“潜鸭”时，着实吃了一惊。事情发生在1978年，当时在码头值班的总书记医生不慎将眼镜掉入水中，潜水员迅速帮他寻回。这个“潜鸭”拿着眼镜浮出水面，竟把总书记误认成了医生。身边突然出现陌生人，勃列日涅夫有些慌乱，转头问旁边的麦德韦杰夫：“这谁啊？”警卫员安抚他：“自己人，列昂尼德·伊里奇。”

苏联领导人的飞行安全依然由民航第235独立特种航空队保障。勃列日涅夫专机的飞行员是业务熟练的鲍利斯·布加耶夫，1961年他发挥高超技艺避免了机毁人亡悲剧。在飞往几内亚途中，勃列日涅夫乘坐的伊尔—18型飞机在地中海上空突遭战斗机袭击，布加耶夫回忆：“我们用英语和法语紧急呼叫：一架军用战斗机正在我方苏联民航总局‘伊留申—18’75708号周围盘旋，请求召回战斗机。”但射击并未停止，布加耶夫被迫三次机动躲闪，摆脱了战斗机纠缠，直到袭击者放弃追踪。勃列日涅夫对飞行员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使其仕途通畅——1970年布加耶夫出任苏联民航部长。

飙车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乘车出行时，道路沿线设置多个岗哨，数量取决于路程长短。鉴于总书记晚年健康不佳，警卫部门在规划路线时需要确保途径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必须具备随时接诊高级别患者的能力。出国访问期间同样如此。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喜欢开快车，让警卫部门很困扰。他几乎每次都执意亲自驾驶，因而两次遇险：一次他的车在高速行驶中突然爆胎，但他努力将车控制在道路上。之后不久，勃列日涅夫开车险些坠入克里米亚的悬崖——他在山路加速时冲过弯道，最后一刻及时刹住，捡回老命。

这两件事之后，利亚边科坚持要求在列昂尼德·伊里奇身旁配备一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这个安排十分必要：勃列日涅夫因服用过量安眠药，开往扎维多沃途中忽然陷入睡眠，所幸副座的驾驶员及时把车停住。警卫员们以“被辞退”相威胁，再也不让勃列日涅夫自己开车。但总书记对高速行驶的热情未曾消减，频繁要求驾驶员油门踩到底。

至于差点闹出人命的安眠药，勃列日涅夫是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后开始吃的。由于神经长期高度紧张且入睡困难，医生开了镇静剂，但他往往擅自超量服用，甚至在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谈话时昏迷。紧张的警卫员怀疑勃列日涅夫被投毒，立即呼叫医生。得知昏迷的真实原因后，利亚边科把安眠药藏起来不让列昂尼德·伊里奇接触，但勃列日涅夫岂肯轻易放弃，开始向党内同事索要。于是利亚边科哄骗总书记吃安慰剂，还巧妙解雇了勃列日涅夫最喜欢的女护士妮娜·科罗维亚科娃——这个精明的女人赢得了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信任，随意喂他安眠药，以此为代价帮助丈夫官运亨通。再者，1975年医生严格禁止勃列日涅夫吸烟，所以他改为“被动吸烟”，强迫利亚边科与其他卫士在车内不停抽烟。

“无法自控”

1969年1月22日红场原计划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实现了轨道对接的“联盟-4号”和“联盟-5号”飞船宇航员。人群在列宁大街沿线向乘车驶来的宇航员欢呼致意，突然响起枪声，子弹击中车队第二辆吉尔-111轿车的前挡风玻璃，按照惯例勃列日涅夫应该坐这辆车。开枪者是21岁的少尉维克托·伊林，服役于列宁格勒州洛莫诺索夫市第61测绘分队。此人后来表示：“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对政府持否定态度。我意识到这个体制不适合我。”

事实证明他当兵入伍纯粹为了偷枪，而且成功了，1月21日凌晨值夜班的伊林携带两支马卡罗夫手枪逃离部队，直奔莫斯科。他早就听说即将举行隆重活动，“头号目标”勃列日涅夫将会出席。伊林的行刺计划十分周密，先住进自己叔叔家，叔叔曾在执法部门工作，所以借了一套有中士肩章的警服出门。凭着这身警服，伊林未引起警卫人员怀疑，将两支手枪藏在袖子，待“总书记座车”驶过面前，立即双枪开火。伊林被捕后声称：“整个过程只用了五到七秒，你能想象我是什么状态吗？！我无法控制自己。”

所幸这一次总书记座车行驶在车队最末尾。另有说法称，利亚边科获悉有中尉持枪逃跑，按照警卫规定让驾驶员临时改变路线，不再经过博罗维茨基门，载着勃列日涅夫走斯帕斯基门。所以伊林击中的不是总书记的车，而是宇航员的车，后排坐着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和安德里扬·尼古拉耶夫。驾驶员伊利亚·扎罗夫不幸中弹，抢救无效死亡。副驾驶座的宇航员格奥尔基·别列戈沃伊被碎玻璃划伤，出血不多。（译注：这四位宇航员没有执行“联盟-4号”和“联盟-5号”对接任务）

另有一种猜测认为，别列戈沃伊脸型很像勃列日涅夫，可能误导了伊林。宇航员安德里扬·尼古拉耶夫也受轻伤，捷列什科娃和列昂诺夫毫发无损。伊林快速射击，把两支手枪的16发子弹全部打光之后才被控制。据当日值勤的第九局人员回忆，他在被捕前已经昏迷。例如第九局的伊戈尔·博科夫说：“他双手同时开火，我离他大概仅六米远，子弹甚至飞进我的岗亭。米沙·亚戈德金猛扑过去，一拳把他击倒。”

委员会审查认为伊林中尉精神失常，送进喀山精神病院关押二十年。未遂暗杀发生后第二天，火速为勃列日涅夫配备了专职外勤卫队，全天保持战备状态。随总书记移动的医疗小组也额外增加了复苏设备与急救车辆。

猎杀勃列日涅夫

1970年代还有另外两次针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预谋暗杀，都发生在他外访期间。1977年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第九局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获悉凯旋门附近将有一名狙击手等候总书记现身。刺杀定于6月21日，即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的仪式上。苏联警卫部门与法国同事密切合作，法国警察控制了枪手可能藏身的全部制高点，并对刺客可能进入广场的路线进行仔细排查。活动当天，通往凯旋门的各条街道部署了约1.2万名警察和6000名消防员，献花期间随身警卫用深色雨伞严密遮挡总书记。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活动中途勃列日涅夫忽然决定与民众谈话，径直朝人群走去。警卫员别无选择，只能拦住他，礼貌却坚决地护送回车内。

一年之后总书记的警卫部门又获悉，1978年5月访问德国期间将有人实施刺杀。计划是在勃列日涅夫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会晤结束，步出奥古斯都堡之际开枪。于是决定在会晤后严密保护勃列日涅夫走备用出口离开，快速进入防弹车。

1980年勃列日涅夫再次访问印度期间，情报显示有人策划暗杀。这次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复杂，是因为印度规定总书记座车在开往会晤地点的最后1.5千米路段必须以最低速行驶。第九局人员决定采取步行跟随的方式保护车辆，随时准备应对恐怖袭击。同时，勃列日涅夫的座车车窗紧闭，因为之前欧洲某国外长访问新德里期间，有人向其车内投掷了一条眼镜蛇。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他的随身警卫小组被调回苏联国安委第九局第一处十八科，继任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警卫工作由另一批国安人员承担。忠诚的万卡·朱科夫只比勃列日涅夫多活一年，于1983年亡故。利亚边科到管理政府储备别墅的第十一处做副处长，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勃列日涅夫去世当天值班的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前程更加光明：1984年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执政期间他担任第十八科科长，一年后成为苏共中央最后一位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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