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身保护可以追溯到1917年4月，即他从瑞士归国之时。最初负责领袖和随行布尔什维克安全的是芬兰人，彼得格勒“芬兰火车站”的所谓工农警察。不久之后，警察队副队长——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埃诺·拉希亚承担时任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列宁的随身警卫。
1917年7月临时政府开始动真格的搜捕列宁，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拉希亚被委以将领袖紧急撤离至芬兰的重任。拉希亚不负众望，动用自己全部人脉，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伪装成蒸汽火车司炉工，秘密送至目的地。
十月初拉希亚又护送列宁平安返回彼得格勒。这一次革命领袖变身芬兰牧师，在忠诚的拉希亚陪同下几乎没遭遇什么险情，顺利回到俄罗斯。把革命总部设在斯莫尔尼宫之后，负责此建筑以及在其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安全工作的是列宁战友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
由于历经几百年培养训练的皇室卫队此时已经分崩离析，只能从零开始重建。斯莫尔尼宫卫队长帕维尔·马尔科夫凭借自身努力，建立了由六十名水兵和赤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伍，随后拉脱维亚步兵也被吸收进来。大楼的外部边界有装甲车把守，列宁办公室门口设了一个岗位，派两名持机枪的武装哨兵站岗，其勤务由领袖本人编写的《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警卫职责》明确规定。其中有这样一条：“除人民委员外，任何人一律不准放行，如果传令兵（即哨兵）不认识来者，应当要求其出示证件。对于其他访客，必须请他们在纸上写明姓名和来访目的。传令兵把纸条交给主席，未经许可不准放任何人进房间。”
1917年底，决定在12月20日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框架内设立专门警卫小组，其职责除了主要任务——保卫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之外，也包括打击投机者和匪帮。
“我小心翼翼不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转轮枪”
负责保护革命领袖的还有驾驶员斯捷潘·季利，但要说他是贴身警卫员则未免有点夸张，因为这位驾驶员完全不懂警卫业务。列宁对此十分满意，毕竟他从最开始就坚决反对身边跟随专职警卫。季利并不同意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据他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数次面临致命危险”。列宁从不携带武器——除了那支从未射击过的小型勃朗宁手枪，并且要求季利也不带武器。季利回忆录写道：“有一次他瞅见我腰间皮套的纳甘转轮手枪，温和但相当坚定地对我说：‘季利同志，你为什么带这玩意儿？快收起来吧！’不过我仍然把转轮枪带在身边，小心翼翼不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
顺便指出，斯捷潘·季利早年曾给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开过车，这段经历并未妨碍他接近列宁，因为那个年代要寻找一位称职驾驶员颇不容易。另一位给领袖开车的专业驾驶员是经验同样丰富的塔拉斯·戈罗霍维克，此人在列宁遭遇的第一次刺杀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18年1月初，领袖乘坐的Turcat-Mery牌汽车在驶往斯莫尔尼宫途中被德米特里·沙霍夫斯基公爵的追随者枪击，列宁身边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普拉特滕及时按低列宁头部。列宁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后来回忆：紧握方向盘的戈罗霍维克用尽全力踩油门，短短几秒加速冲出射击区。拐过街角，他停车开门查看：“都活着吗？”伊里奇问他：“真的开枪了吗？”“那还用说！我以为你们早就没了，可真走运。如果子弹打中轮胎，咱们都跑不掉。”
由于德国政府要求俄罗斯割让部分领土并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国内政治斗争随之加剧，后者要求逮捕同意接受德国最后通牒的列宁。为此加强了对家最高领袖的警卫力量，1918年2月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组建了第一支“汽车战斗队”。他们使用加装“马克沁”机枪的装甲车和卡车，以及多辆摩托车和小汽车，驾驶员都随身携带轻机枪。战斗人员共三十名，除俄罗斯人也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全部配备转轮手枪、毛瑟手枪和手榴弹。除了驻守斯莫尔尼宫，“汽车战斗队”还负责保护政府成员在市内交通时的安全。
“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逃跑并跳过车厢”
与此同时，芬兰内战也对列宁和同志们造成了威胁，因为该国毗邻彼得格勒，所以1918年3月作出了政府成员迁往莫斯科的决定。旅途中的警卫任务由邦奇-布鲁耶维奇承担，他严肃认真地筹划布置。由于准备出行的消息已经在城内传开，故意释放假新闻，让报纸刊登布尔什维克将于3月11日出发。实际上列宁是3月10日傍晚动身赴莫斯科，乘坐的是预先安排好的三列火车中的一列。
除汽车战斗队和“契卡”人员外，保卫列车及领袖车厢安全的还有一支拉脱维亚步兵小队，其中许多人曾在斯莫尔尼宫做过哨兵。列宁的警卫员配备了机枪、日本步枪和手榴弹。当列车驶入小维舍拉站，他们不得不动用武器——此站已被态度咄咄逼人的无政府主义者（陆军和海军逃兵）占据。为了保卫政府专列，步兵将一挺机枪架到某节车厢顶部准备扫射。
保护列宁车厢的拉脱维亚步兵爱德华·斯米格拉回忆：“当无政府主义者冲向列车时，我们对空鸣枪以示震慑。袭击者显然没料到会这样，他们成群跳下站台让开道路，躲避面前的步兵……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无所谓了，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逃跑并跳过车厢的时候，甚至感觉挺好玩。”
党的高级干部抵达莫斯科后，参照斯莫尔尼宫模式成立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戍局，局长马尔科夫。第4拉脱维亚步兵团（后来改由第9团接替）和第1汽车战斗队共同保卫建筑周边与内部安全，总兵力约一千。
列宁本人依然不接受随身警卫。曾在马利采沃-布罗多沃村疗养期间保卫列宁的老警察在回忆中有所提及，据此人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面告知随身警卫员“他个人不需要任何特殊保护”。邦奇-布鲁耶维奇只好耍点手段，给列宁配了四个拉脱维亚人，严令他们务必不能被领袖看见。
“对伊里奇动手的畜生”
1918年8月30日傍晚，列宁在米歇尔逊工厂参加集会并发表讲话，正要返回汽车。当天早晨彼得格勒传来噩耗：彼得格勒“契卡”主席莫伊谢·乌利茨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被枪杀。有人建议列宁取消所有计划活动，可他不听同志劝告，照常在无警卫的情况下现身集会。距离汽车仅几步之遥，忽然听见一声枪响，紧接着第二声——开枪的是站在汽车左前翼子板旁边的社会革命党员范妮·卡普兰。事后驾驶员季利报告：集会前卡普兰曾问他列宁来没来，季利谨遵规定未给她明确回答。
一颗子弹击中列宁左上胸部，第二颗射入左肩。卡普兰继续瞄准，季利迅速跳出驾驶室，拔出自己的纳甘转轮枪对准女刺客头部，稍稍分散了她的注意。斯捷潘·季利回忆录写道：“她的手抖了一下，就在那一瞬间，第三声枪响，后来发现第三颗子弹击中了站在那边的一个妇女的肩膀。再过一秒我也要开枪了，但那个打列宁的女刺客把她的勃朗宁手枪扔到我脚下，迅速转身冲进人群，朝出口方向奔跑。”
一位恰巧在附近的医生迅速赶到受伤的列宁身边，协助季利把他抬上汽车。大家决定不送医院，直接返回克里姆林宫，找全国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救治。顺便一提，子弹并未立刻取出，其中一颗直到1922年才拿出来，另一颗则是在列宁死后取出的。
女刺客当天落网。在搜捕过程中，一些出于好奇心长时间尾随卡普兰的孩子提供了线索，告知执法人员卡普兰逃窜的方向。此女在克里姆林宫院内被枪毙，执行死刑的是克里姆林宫卫戍局长帕维尔·马尔科夫，此人在回忆录声称：“如果历史重演，如果再次有畜生对伊里奇动手，而我的枪口正瞄准他，我扣动扳机时绝不会迟疑，正如我当年一样。”
“躲进灌木丛不见啦”
在这次轰动性的刺杀之后，强化了领袖的保卫措施，专门从德国为他订制一件防弹衣，用金属丝织成，穿在普通西装底下几乎无法察觉。1918年9月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契卡”斯韦亚堡分队的战士中亲自挑选二十人，全部以随身警卫的身份派往戈尔基庄园（波多利斯克县），列宁正在这个地方恢复健康，实施了最严格的保密制度。
但麻烦的是，即使遭遇枪击之后，列宁仍然对配备随身警卫不满，认为这二十个身强力壮的“契卡”人员围着他纯属无所事事。尽管波多利斯克县附近闹土匪，列宁却偏爱独自外出散步，令警卫人员的工作十分难做。革命家季莫菲·萨普罗诺夫回忆：“列宁同志总是甩开警卫员，躲进灌木丛或森林不见啦，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好去寻找列宁同志，但又不能被他察觉。”
领袖在小河游泳乃是对警卫员真正的考验——列宁游泳技术高超，随身警卫都不太擅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凭借此项优势不止一次孤身游过河去，在对岸悠闲享受独处时光。
列宁返回莫斯科之前，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制度有了变化：1918年12月拉脱维亚步兵被派赴前线，其岗位由莫斯科机枪班第1期学员接替，他们三班轮岗，每个岗位两小时一换人。学员之一米哈伊尔·佐托夫说：“最光荣、最要紧的工作是保卫政府大楼，尤其是保卫列宁的住所。”
列宁的随身警卫对这些学员多少带点儿轻视态度，如果有人称呼他们是领袖卫士，“契卡”人员就说：“他们是看门的，我们是看列宁的”。与此同时，领袖的贴身保护仍不尽人意，他常常从大家眼皮底下溜走。但纵然跟着警卫员，列宁也未能躲过1919年1月的一次抢劫式袭击。
那天，列宁、他妹妹和随身警卫出门办事（据一种说法：去疗养院探望老婆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由忠实的驾驶员季利开车前往索科利尼基。他们在某个啤酒厂附近发现一群人，这群人打手势示意停车。列宁误以为陌生人是巡逻队，吩咐驾驶员停下。岂料车刚停稳，车内所有人立即被手枪威胁，匪徒要求他们下车。警卫员无法抵抗，因为此时他正捧着一只牛奶罐子。
幸运的是匪徒没有立即发现拦截的是谁，他们听错了姓氏，把惊愕的领袖和随行者撇在路边，抢了车逃离。几分钟后恍然大悟，匪首雅科夫·科舍利科夫命令掉头，打算劫持列宁做人质。但为时已晚，匪徒返回刚才分手的地方，警察已经赶到，科舍利科夫侥幸脱身，数月后拒捕被击毙。
追赶和保护
1919年4月根据中央组织局的提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警卫力度再次加强。根据新规定：列宁每次离开克里姆林宫必须有两辆车跟随，每车配备五人小组，并且领袖身边要有一名持枪警卫。住宅和办公室的哨兵必须是共产党员（党龄不低于一年），哨兵身边有脚踏式报警按钮（遇袭时使用）。访客进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宅，必须持有列宁同志本人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放弃消灭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图谋，1919年9月他们炸毁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大楼，目标是当天本应出现在这儿的列宁。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55人受伤，但列宁临时改变行程，幸运躲过一劫。不久之后，决定让莫斯科特别委员会派员保护列宁经常发表演讲的工会大厦（联盟宫），于是这些人也切身体会到了列宁随心所欲甩脱警卫的习惯。领袖顽固地无视安全建议，动辄走备用出口离开。针对这种情况，在街上部署了机动分队，队员们随时准备好在几分钟内行动起来寻找列宁。
承担领袖警卫任务的另一个部门是1921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特殊任务支队，编制包括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营、一个机枪小队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装甲车小队。自1922年起列宁频繁居住在戈尔基庄园，由于脑部重病他几乎丧失语言能力，记忆衰退，行走困难，右手无法写字。在庄园保护他的仍是二十人小组，这些“契卡”人员一直陪伴他直至1924年1月逝世。
列宁的随身警卫乘坐灵车护送遗体，身穿为追悼仪式特别定制的带银色纽扣的大衣出席葬礼。告别了领袖，“契卡”二十人小组宣告解散，但守护列宁的任务并未就此结束。
死后的袭击
人们决定不埋葬领袖遗体，而是进行防腐处理并停放在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塔楼附近的临时墓室供人瞻仰。这座墓室门前设立了著名的荣誉岗哨（第一岗），最初的执勤者是普通农民和工人志愿者，几天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学员接替。学员们也在墓室内部执勤，他们与特殊任务支队的战士并肩承担警卫任务。1924年8月列宁遗体被转移至红场的木制陵墓内，如今人人皆知的那座花岗岩建筑直到1930年才竣工启用。
1934年发生了第一起针对领袖陵寝的袭击：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农民两次向列宁墓开枪，均未击中，并在警察将其逮捕之前自杀身亡。此后加强了保卫：国家警卫团接替工农警察执勤，站岗的军校学员把任务移交给红军战士，玻璃棺旁边永远有“契卡”值守。相对平静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59年，当时一名精神病患者进入列宁墓，用携带的锤子砸破玻璃棺。一年后特意换装的厚玻璃棺又被另一名仇视列宁的人大力踢碎。
自1960年代初开始，破坏列宁遗体的企图增多，有人向玻璃棺吐唾沫，有人扔石头，甚至用信号枪射击。由于每天前来瞻仰遗容的队伍十分庞大，安保人员无法对每一位“朝圣者”进行彻底安检。结果在1967年发生了第一次爆炸事件，作案者是立陶宛游客，他制作了“自杀式腰带”，在陵墓入口处引爆，造成数人死亡，部分伤者终身残疾。1973年9月1日又有一颗炸弹在陵墓内部爆炸，当时正好有一群学童在参观。幸运的是没有小孩丧生，但恐怖分子身旁的一对夫妇受致命伤。作案人尸体损坏严重无法辨认，至今身份不明。
1992年某个教派的信徒试图强闯列宁墓，执勤战士及时封闭内部门，玻璃棺安然无恙。1993年“第一岗”被撤销，1997年哨兵重回红场，但站岗位置挪到了无名烈士墓“长明火”前方。
目前，俄联邦警卫局下属单位：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处负责保护列宁墓。昔日在陵墓入口大排长龙的热潮早已无存，但必要时仍会将参观者分组，每组都要接受安检。
延伸阅读：
警卫戈尔巴乔夫轶事（待发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