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神甫、政论家、历史作家尼古拉·萨夫琴科毕业于彼得堡理工大学工程控制论系。他完全利用公开材料，借助数学方法证明，如果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组织供应方式，饥馁死亡者将会减少很多。

尼古拉·萨夫琴科分析文献研究城市供应情况，估算1941年夏季的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未沦陷地区储存了多少食品。他试图厘清“致命大封锁”期间食物是怎样在不同人群间进行分配的，是否有可能挽救几十万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数字。

萨夫琴科：
我父母是大封锁幸存者，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只有一个叔伯参战负重伤，大封锁开始当天下葬。其他叔、舅和姨们几乎都熬过来了。我从小听亲戚们谈论围城岁月，所以这件事一直萦绕心头。我认为列宁格勒被围期间最严肃、最紧要的问题是食品供应问题。虽然许多数据仍待公开，但战后这么多年官方出版大量材料，各种数字被学界引用讨论，社会渐渐知道了当时居民的供应标准，工人、职员、被赡养者和儿童某些月份领取的配给票证数量，以及登记的死亡人数。然后开始出现每日食品消耗量的信息，这样就进入了可以用普遍数学规律把全部数据联系起来的阶段，从而呈现出更完整的画面。我相信我的文章已经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没有杜撰的数字，一切都基于已在学界流通的官方材料。此外，苏联时代已经出版过若干历史著作，解体后亦然——例如各个时期市内各种食品的存量，是极具价值的信息。

记者：
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萨夫琴科：
我想首先应该谈谈围城的象征，也就是著名的“125克”。实际连这个数字也被大大美化过了，无法反映惨剧的真正样貌。对被围困者而言125克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饥饿的尺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制作面包除了用面粉还要用水，标准面包含水率32%，但1941年12月的“围城面包”含水率提高到68%——超出规定两倍多。此外还掺入大量热值为零的纤维素，掺了纤维素的面包一望即知。各个时期的官定面包配方我都计算过，如果减去水、25%的纤维素、3克盐和约18%油粕，那么1941年12月的125克面包仅含50克面粉，约两小勺，仅此而已。

记：
您的文章详细强调了纤维素，写道：尽管经过清洗，仍有残留的硫和亚硫酸、白垩和亚硫酸盐，令面包食用者中毒，破坏了他们的肠道菌群……

萨：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列宁格勒有很多手段养活市民，但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围城之初列宁格勒方面军有六万余匹马，多数活到封锁结束。而人民纷纷倒毙，官方承认63.2万，但若算上疏散过程中死亡的和未统计到的，应该80多万人。其他数字我认为没有历史根据。所以，人死了几十万，马却吃油粕、麸皮幸存，这些东西如果发给市民，可以煮粥糊口，热量只比小麦或燕麦低三分之一。当时平均五个战士一匹马，甚至波罗的海舰队也有上千匹。我研究过兽医褒奖名单——凡获奖的都是成功防止军马死亡的。除油粕和麸皮外，饲喂军马的骨粉也可以做肉汤。而且市郊还有许多牛，官方统计1941年列宁格勒州包括马匹在内的私人牲畜总头数约120万。另一方面，相当于列宁格勒州三分之一面积的拉多加湖对岸地区未沦陷，那里的牲畜属于“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可这些牲畜并未送进城里，反而往东疏散了。

目前已知面包、谷物和稻米之库存，但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的供给能力问题暂未充分调查。传统观点认为：城市被封锁，跨拉多加湖物资运输能力有限，所以人民饿死。其实面包够吃，油粕和麸皮也够吃（后者通常较少被提及），外加蔬菜。曾有研究给出数字：1941年9月市内储存蔬菜约8万吨，包括卷心菜、甜菜、胡萝卜、饲料甜菜和土豆。如果把这些分发给遭围困的居民和战士，那么从九月份到1942年新年平均每人每天可吃200克，终究强于125克吧。可实际上蔬菜怎么分配的呢？4万吨供应部队，4万吨供应地方——但不是人人凭票领取，而是进入了企业和某些机关的食堂供少数“精英”食用。

总之，我的研究使我们得以详细了解列宁格勒大封锁期间的所谓特供食品数量。政府公布了每日食品开销的文件，不难算出每天凭票购买每种食物要花多少钱。结果发现，任何地方食品的实际购买价格一律比凭票供应的价格高20-45%。溢价如此之大，印证了被围困市民家喻户晓的秘密：市内一大批人享受特供。我们知道食物的总消耗量，也知道票证的发放量，计算结果甚至显示出特供比例的逐月变化。困守列宁格勒的约280万平民中有30万-50万特权者，就连1941年12月-1942年1月最艰难时期也有。他们包括党员和大企业、大机关职工，既领取微薄的食品票，又配发充足食物，无一人饿死。

我能理解市政当局选择优待部分人，但我要明确指出：市内拥有足够多食物，本可以不让任何人饿死。而且当局以这种方式分配食物，导致吃特供者获得的食物五倍于被赡养者、儿童和普通职员。

据统计，仅三分之一票证是250克面包的“工人票”，其余都是125克。硬性规定前线绝不允许短缺肉、油、糖和面包，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兵员约66万，按照给养标准吃肉饼、肉汤。

我曾分析列宁格勒方面军军需部的表彰令和勋章，许多是发给保障有力的单位或个人。1942年1月遵照斯大林命令不仅提高部队给养，还组建了军需仓库。也就是说，城内饿殍遍地的时候仓库堆满了供方面军消耗20天的粮食、油和肉，从未减少，1月中旬更增加到30天……

记：
这是否意味着有可能养活所有人？

萨：
我要说的是，为了养活被围的战士和平民不让一个人饿死，每天需要1500吨食物。从1941年封锁开始到1942年1月1日，平均每天供应330吨，也就是五分之一。当时列宁格勒人靠五分之四的旧库存和五分之一的外来物资活着，某些品类十分之九是旧库存。易言之，“生命之路”几乎没起什么作用——这话很刺耳，但是事实。列宁格勒有各型汽车几万辆，往来冰面运输的约2000辆，仅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且利用效率不高。

记：
是不是汽油不够用？

萨：
够用。跨越拉多加湖的铁路罐车一天就能运输1500吨汽油，从奥西诺维茨基港到科博纳或日哈列沃，卡车慢速行驶一个来回需要三个小时、19升汽油。1500吨汽油足够保障这些（载重）一吨半卡车了。话虽如此，但很不幸，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就算有寒冷和汽油问题，急需赶过拉多加湖的马群却没赶过去。列宁格勒挨饿的时候，附近沃尔霍夫方面军马匹每天吃的燕麦相当于全市人吃的小麦。当然基层军官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要问司令部：为什么沃尔霍夫方面军需要7万匹马？这些马能不能送进城拯救人命？马吃的燕麦也该供给人吃。但这些燕麦装车拉到列宁格勒仓库喂马，运量多少、库存多少都有相关材料，一直在增加。

再者，当时列宁格勒州谷物种植面积广。1940年冬普降瑞雪，粮食收割量大且收割及时，源源不断补充国家物资储备。米高扬儿子回忆录有个著名片段：日丹诺夫说列宁格勒粮仓已满，别再运啦。令人惊讶的是，他不知道并不是莫斯科把粮食运进被封锁的列宁格勒，而是从夏末已经爆满的本州粮仓向外输送。粮食一去无回，因为有命令——不给敌人留一克面包。列宁格勒三分之一未被占领，这里不是指面积，是就农业地区人口而言，约17万吨粮食交付国家，数量庞大。

现代人阅读围城历史，会把列宁格勒想象成无力自保的城市，自己种不出粮食，莫斯科应该支援却不支援。但事实不是这样。和平年代列宁格勒州的口粮一半靠自产，1941年从沦陷区运出粮食，所以它不仅能保障本州和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市，还能交付国家。在市苏维埃执委会领导下，列宁格勒州的粮食被运往大后方。直到12月底仅仅经水路运入2.3万吨，封冻后又经“生命之路”运来1.2万吨。飞机不装面包，只空运高热量食物——专供特权阶层的五千吨熏制食品和浓缩食品。如果考虑到输出粮食的数量，其实是足以养活军民的。至于运输手段，一艘大型驳船加两艘中型驳船每日运力1.5万吨，可惜两天才发一次船。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小型船只和拉多加区舰队的军舰。但运输问题对于市政当局从来不是问题。我重复一遍：当局知道市内有8万吨蔬菜、几万匹马和家畜，以及国家储备。我们知道库存物品的总价值和品名，从而算出1941年9月约有500万瓶葵花籽油、1000万听半公斤装肉/鱼罐头和5000吨糖。

记：
那么如此可怕的饥荒究竟因何发生呢？

萨：
政府当时不注重养活平民，他们的任务毫无疑问是维持部队。顺便说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围攻列宁格勒的纳粹和芬兰士兵的人数，是城内吃军粮的战士和水手的一半。这听起来很刺耳，但事实如此。此外1941年10月红军战士的给养标准高于德国和芬兰兵，换句话说，城内平民忍饥挨饿的时候，部队每天消耗的食物两倍于围城敌军。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负责围城期间物资供应，1942年1月担任红军食品供应局局长，他在书中明确而直率地指出红军给养标准高于纳粹军队和全世界其他任何军队。诚然1941年11月起标准被削减，列宁格勒方面军官兵吃得比纳粹少了，但次年2月份完全恢复到原本水平。

一些大封锁幸存者回忆部队曾进城分发食物，一些官兵也记得自己背包装着罐头和土豆，而周围的人陆续死掉。当然了，二线部队也有吃不饱的现象，我研究过列宁格勒方面军后方部队最低伙食单：早餐是加一勺葵花籽油的一小盘稀粥、两块面包、一杯加一勺糖的茶，午餐是半盆五花肉汤、少量通心粉、一小块肉饼、两块面包，晚餐跟早餐一样。最艰苦的时候儿童、被赡养者和职员领取125克面包，正如我之前讲的，面粉含量仅50克，但二线部队有肉饼、肉汤。

记：
那么如果政府在食物分配上公平一点，就不会发生大规模死亡了吗？

萨：
当然！毫无疑问。要知道城内有66万官兵，以及30-50万吃特供者，等于100万人饮食正常，250万人不正常。好好安排就不会饿死人了，但政府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在其他城市亦然：敖德萨疏散的时候居民吃不饱，部队食物足够。也就是说，列宁格勒1941年冬-1942年的情况跟苏联疏散的每个前线城市几乎一样。

普遍的规则是：运走所有粮食，优先保障部队和特权阶层，面临沦陷威胁的其余人他们不关心。众所周知1941年10月斯大林认真考虑过交出列宁格勒，当然他不愿这样，但我们今天知道曾为此进行谈判，斯大林害怕列宁格勒方面军投降，重蹈基辅被围和勒热夫-维亚泽姆斯基被围之覆辙。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实用主义的、冷酷无情的、习惯性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12月1日面包告罄，军事委员会甚至讨论要不要在列宁格勒停止分配面包——结果的确这样做了。而他们讨论的时候，市内仍有20天军需给养，有一万多吨油粕和麸皮勉强果腹，有足够的肉骨粉煮汤，还有蔬菜和土豆，但这些都是为前线和特供保留的，管供应的人领了勋章升了职。市内有军犬大队，整个封锁期间饲料够吃，大队长由于养狗立功被授予奖章。还有一间НКВД的训犬学校，也保障饲料。

记：
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想到牺牲动物挽救大人、小孩？

萨：
高级干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基层人员只能奉命行事，他们本身就是吃官饭的，也亲眼目睹了饿死大批人的惨象。负责列宁格勒供应工作的巴甫洛夫同志获提拔，管理整个红军的补给，他写的书首次披露官方数字，如实反映了列宁格勒被围期间的供应情况。这些数字虽不足以构成数学模型，但随着数字越来越多，最终有可能解开这庞大方程组。当然，我们仍需获取新数据、新材料，情况会愈发明朗，但目前总体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主要结论如下：列宁格勒市本有可能通过拉多加湖小部分湖面输入粮食、在冰面上驱赶牲畜，但没这样做，因为没有相应命令，上级也没有这种意图。罹难者被英雄化了——同样出于政府的利益。这项研究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贬低列宁格勒普通民众的壮举，相反，更彰显他们忠诚、不认命、孤立无助、承受牺牲的姿态。

尼古拉·萨夫琴科其他文章的结论更加严厉，指斥政府：“以牺牲大多数居民利益为代价，维持‘特权阶层’的高热量膳食标准。在绝不否认侵略者对列宁格勒平民死亡负责的大前提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А.А.日丹诺夫领导的市政当局再分配食物的方式导致被围困城市人口大量死亡”。

延伸阅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格列布·古谢夫

1.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我统一称呼他“祖父”。

1971年夏天，一位大谋士走进祖父办公室。大谋士没戴白色尖顶帽，穿一身高级进口西装，微微闪着金属色泽，很符合当年时尚。

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办公室就是今天的市长办公室，但祖父仅在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外国人进城时才以“市长”身份接待。他的办公室没有缎面屏风，没有粉红绸包钉软凳，更没铺条纹山羊皮。远处墙边放一张办公桌，左手电话桌搁着转盘电话、高频电话和其他设备。跟它相连的是会议桌，外加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沙发。窗外就是赫雷夏蒂克大街，站在九楼放眼望，苏联城市风光尽收眼底：栗树开花，琥珀色车顶红色车身的无轨电车沿着永不拥堵的中央大街行驶，花坛种满红罂粟，旁边的售货亭卖冰激凌——好一派二十世纪正午景象。

大谋士的黑色伏尔加悬挂党中央车队号牌，他顶着正午骄阳来访，直奔祖父办公室。此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微笑自称姓“尼姆库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哪里人氏？列宁格勒。什么工作？研究“保密课题”。

每天都有陌生人求见祖父，一律请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尼姆库斯看起来不像受了屈的上访户，所以祖父问他要证件更多基于习惯而非怀疑。

尼姆库斯不慌不忙，用修剪整齐的两只手摸索衣兜，略带自嘲笑了笑，说在宾馆换过衣服：

— 您瞧，我从莫斯科飞来，路上西装弄皱了。我在中央宾馆有个房间，他们不提供熨衣服务，说要自己熨，我还真不习惯呢…… 哦对了，彼得·斯捷潘内奇·涅波罗日尼让我问您好。

拉关系套近乎，没有比提及共同朋友更好的方式了。祖父与苏联能源和电气化部长、科学院通讯院士涅波罗日尼共事二十年，1950年代修筑卡霍夫卡水电站，祖父当工地主任、涅波罗日尼当总工程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你说巧不巧，那天祖父正要给他打电话，所以对尼姆库斯点点头，伸手拿起高频电话拨莫斯科号码。

“院士”继续自顾自说着：

— 我的朋友早就介绍过您，对您评价很高，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着急给谁打电话？

2.

祖父七十多岁的时候脑力依旧惊人，能随口叫出半个世纪前打交道的人名，轻松记起谈话日期、内容和他年轻时代的琐事。比如1941年秋天一个德军无线电报务员闯进彼得罗夫斯基矿区（今顿涅茨克）附近他们家，此人上衣口袋撕裂了。战后几年他在基辅建筑工程学院念书，有天拿一条干硬大面包回宿舍，抡锤子敲了半个钟头。学院毕业后到卡霍夫卡水电站工地上班，不慎压坏大领导的皮衣，差点儿丢工作。

在官僚主义缩写词占上风的国家，在州委、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多如牛毛的国家，在企图把生活硬塞进五年计划钢模子的国家，在通过把经济肢解成畸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供应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来创造乌托邦的国家，一个人若想在党内或生产单位官运亨通，党内的必须洞察力敏锐、紧随总路线左右摇摆、履历表清楚明白、拍马屁永远比别人更快更响，生产单位的必须完成指标。

年轻的祖父满怀共青团员热忱，瞧不起领导的异想天开。他在卡霍夫卡水电站平步青云，从工地主任一跃成为赫尔松建筑工程托拉斯负责人。他诚心相信共产主义并入了党，但由于个性执拗，原本会被“晾”在赫尔松若干年。岂料1961年3月13日上午一股泥浆洪流席卷基辅市库列涅夫卡区，冲毁几百间公寓和私宅，淹没体育场和电车总站，传闻1500多人罹难。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事故原因：泥浆来自溃坝的砖厂蓄水库，十年间持续冲刷娘子谷支脉。祖父未发表的回忆录里提到一个细节：市政当局之所以引泥浆入娘子谷，原因之一是阻止那些挖掘乱葬岗偷死人珠宝的盗墓贼。

事故损失惨重，基辅的建设者们集体遭殃，一些人被谴责，一些人被发配，又从外地挑选参加过“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人支援共和国首都。当年叫做“加强干部队伍”。

于是祖父就被“加强”进臃肿的“基辅建设总公司”。该公司1960年代规模庞大，雇员四万多，到这儿工作远超祖父预期。回忆录没写他怎样认识祖母并结婚的，反而写了不少关于建造板式公寓和铺设快速电车轨道的内容。一年后祖父当上总工程师，又一年荣升公司负责人，时年36岁。

看来祖父深爱建筑这一行，只喜欢跟党领导唱反调。有一回尼基塔·赫鲁晓夫视察基辅，二人言语交锋——总书记打算教祖父铺砖，祖父敢于反驳总书记。对话内容保存至今，但我想读者不会感兴趣。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天资聪颖，然而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陶伯曼所言：他太自负了，听不进不同意见。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乌克兰大老板彼得·谢列斯特（译注：第一书记）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发挥重要作用，首都市长换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曾当面顶撞“废帝”的我祖父，1968年安排祖父当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四年后谢列斯特被免职，远道来了勃列日涅夫亲信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

总之，祖父接管市长办公室，天天对着三张桌子、一部转盘电话，以及俯瞰街道的玻璃窗。他说自己从本市首席建设者变成了首席看门人。

但这话不可全信——大谋士怎会找看门的交朋友。

3.

祖父打给能源和电气化部长的电话没接通。尼姆库斯“院士”热情握手告别，钻进伏尔加走了。祖父第二次见他是一个月之后，他挽着基辅“晶体”厂新厂长的胳膊，要求尽快在市中心给这位厂长分房子。作为回报，尼姆库斯许诺友情和业务协助。

这就是苏联式市场。谋划苏维埃乌托邦的人名义上废除了市场，实际只是改换头面。任何地方都有讨价还价，任何东西都可以讨价还价。基辅跟莫斯科讨价还价，市长跟部长讨价还价，建筑公司总经理跟工厂厂长讨价还价。至于讨价还价的对象，包括人员、职位、奖金、国外出差、削减指标的可能性、通往关键办公室的门路、黑色伏尔加车“靓号”、高级宾馆房间、闪耀金属光泽的进口西装和市中心位置政府公寓。“金钱”被另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取代，俄罗斯学者西蒙· 科尔东斯基称之为“行政货币”，即批示、命令和签字。

官方表面上禁止这种讨价还价。可若缺了它，半聋半瞎、庞大迟钝的计划经济就寸步难行。倘有人凭借个性魅力和直觉在这场冒险游戏中求富贵，那也真没什么好奇怪的。

尼姆库斯借口参加重要会议先走了。祖父向“晶体”厂厂长打听此人情况，厂长说在莫斯科见过尼姆库斯。部里开完会，他到宾馆餐厅吃饭，一位列宁格勒同事介绍“院士”跟他认识。尼姆库斯身边陪着一位“某部队”将军，趁后者短暂离开，尼姆库斯抱怨自己被这讨厌家伙时刻紧盯，烦死了。最近厂长刚履新没多久，“院士”跑来基辅找他“看样品”。

—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房子的事情……

4.

祖父2014年7月逝世，那天基辅市中心大火基本扑灭，城东仍烈焰熊熊。身后遗下几千张老照片，内容几乎一样：多如牛毛的某某州委某某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某某单位主任、副主任。这些五十来岁农民脸微胖男性身穿西装和大衣，卡拉库尔羔羊皮帽下露出未染过的白发，有人翻领别党徽有人没别，各自手捧花环、剪断彩带，鼓掌挥臂、行礼如仪。

照片中的祖父比他们年轻10-15岁，恭立旁边某个位置，跟着捧花、剪彩、挥臂、鼓掌。我真不知道他何能挤出时间忙工作。祖父担任市长十一年，基辅新建多个住宅区，莫斯科夫斯基大桥和中央民事登记处竣工，改造奥林匹克体育场，奥波隆区地铁线通车。关于这条地铁，原计划从波迪尔区明挖，祖父发现这样干的话，萨盖达奇内街（译注：当时叫日丹诺夫街）房屋就统统保不住了，遂力排众议指出毁坏历史建筑属于野蛮行为。此街至今完整。

某种程度上讲，对建筑事业充满热情的祖父是幸运的。1950-1960年代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找工作，急需大量公寓。党已经宣布住房是共产主义来临的先决条件，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能谅解“盖房专业户”的执拗。

但执拗终于导致祖父1979年被免职。他曾制止基辅州委第一书记齐布利科在圣弗拉基米尔山顶建州委大楼，否则这栋楼就形同骑在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脖子上。他还不让基辅市委第一书记波特文拆除大食堂，阻拦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把比萨拉比亚市场改成游泳池。

我正在看祖父留下的一张合影，已被遗忘的停滞时期苏维埃乌克兰大员们：齐布利科、波特文、卢塔克、瓦琴科与谢尔比茨基在基辅火车站迎接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个个白发苍苍、眉如卧蚕、喜笑颜开。

5.

大谋士最终阴沟翻船纯属意外。他太喜欢政府交通工具了，找列宁格勒州委要车、要司机，飘飘然去湖边休息三天。结果司机没来车也没来，手铐来了。办公室主任一番调查，给克格勃的熟人打个电话，“院士”立即原形败露。

此人持伪造身份证件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入列宁格勒，目眩神迷、想入非非，冒充“部长”、“主席”名头耍花枪，暗示自己从事说出来吓死你的“保密课题”，先骗一套公寓，至于保留证、入场券、宾馆客房和小轿车之类何足道哉。

大谋士走遍苏联各地巡回表演，明目张胆入住忽悠来的宾馆，三餐全靠国防工厂经理付账。在他行骗的几年间只有两个人问他要过证件：莫斯科克里姆林会议宫的女话务员和我祖父。

而且“尼姆库斯”这个姓也是祖父虚构的，因为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谋士仍在世。此人既像一块活化石，又像另一个时代的幽灵。那个时代欧洲广场叫“列宁共青团广场”，“第聂伯”宾馆中途停工，底层沦为公共厕所。1964年夏天祖父陪某部委某同志去视察，俩人捏鼻子爬上三楼一看：徒有四壁而已。六个月后祖父展示第一个“样板间”，九个月后全部房间投入运营，五十年后“右区”把他们的总部设于此处。

苏联曾经稳固如山，却最终被自己体重压垮。苏维埃乌克兰死矣，撇下计划经济、腐败和热衷官方意识形态的烂摊子……以及对一个未实现的乌托邦的模糊记忆。

从不拥堵的赫雷夏蒂克街小车飞驰，花坛红罂粟娇艳，冰激淋亭子人声鼎沸。二十世纪的正午，祖父四十四岁。

（弗拉基米尔·古谢夫1968-1979年担任基辅市市长，经历五位总书记，亲眼见证苏联解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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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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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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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苏联城市繁华街道上没了印着“啤酒”字样的罐车？排长队、22戈比一杯和“消沫后加满”共同组成那些年消费者的路饮体验。而在这些背后，则是利润丰厚的生意。

苏联时代事业心强的人从事小商贸，最有利可图的项目之一是啤酒零售，自己戏称“开阀门的”。干这行便于赚外快，几乎没什么风险。

啤酒容易起泡沫，酒杯上半部分飘着一层蓬松帽子，实际并没装满。顾客有权要求泡沫消去后加满杯，但一些人赶时间，另一些人着急解馋，还有些人不在乎这种小细节。一杯啤酒22戈比，一桶200升收入88卢布——看似不多，但“卖沫子”额外还能赚5-10卢布。通常一天卖出不止一桶，热门地段甚至一天卖十几、二十几桶，沫子钱就很可观了。

减少泡沫不难，只需倾斜杯身使酒液流下杯壁，可惜肯这样做的诚信卖家九牛一毛。1950-1960年代啤酒零售员月工资80卢布，逐渐涨到120卢布，而他们“卖沫子”5-7天即可挣到此数。的确，一杯酒少给5-10%不难发现，但执法部门人力不足，难以逐个检查。凡被抓住挨罚的都是做的太过分的。再后来，啤酒零售员固定工资达到每月300卢布，跻身当年“高收入群体”，成了人人羡慕的行当。

卖牛奶、啤酒、克瓦斯的那种带轮拖罐车，正式型号叫”АЦПТ-0.9″，发明者身份不详，只知道从1957年开始生产出来用于牛奶零售，1967年开始用于克瓦斯和啤酒零售。1975年有了铝制改型，桶前侧加装容量30升的水箱。

苏联大小城市街头遍布罐车，乃是卖方和顾客共同“努力”的结果。零售员很快意识到应该把罐车拖到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国营商店和公共餐饮业开店选址深思熟虑，但固定啤酒屋却往往地处偏僻，既不考虑季节因素，也不挨近新建住宅区。政府禁止在工厂、休闲区（公园、沙滩）和院校周边开设啤酒屋，而移动式罐车就能轻松规避这些限制，因为审批级别较低。

此外，”АЦПТ-0.9″更方便、更能装。啤酒大桶容量一般100升或200升，罐车则是900升。因为有俩轮子，返厂填装或替换十分便捷。海滩周边疗养地需求量高，每天总要卖光3、4罐。

第三，监督这些零售摊点很困难。固定啤酒屋有台账，方便上级盘点查核实际余量和现金。罐车小贩每天上交一次收入，销售不做记录，哪怕额外赚一个卢布也是自己兜里的。虽然如前文所言，执法部门愿意的话确实可以揭露他们，但这又算多么大的“罪过”呢？个别被当场抓获的倒霉蛋多半能够逃避处罚。小贩“犯罪成本”低、收益高，顾客无需走老远买酒，双方皆大欢喜。

尽管个人利益不是啤酒生产增加的唯一因素，但它确实起了显著促进作用。官方统计1970年全国酿造41.9亿升啤酒，1985年增至65.7亿升。真实产量可能更多。

所以，虽然政府文件把啤酒称作“高需求商品”，但不能说啤酒是苏联的稀缺商品。只要你想买，掏钱就能买，然而摊位前排长队和亮出“售罄”牌牌也是客观存在的，毕竟求大于供、不愁销嘛。街头零售商卖光一罐车啤酒，向厂收纳处缴款396卢布，多赚的30-40卢布归自己。

如果再贪心一点，还有别的伎俩使泡沫增多。市井传言说有人往啤酒里掺洗衣粉，然而更安全更便宜的办法是掺一包小苏打，流出来的泡沫又厚又持久，“外快”随之翻两倍。

据商贩们自己讲，只有最贪婪最愚蠢的人掺水稀释，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每兑入一桶（10升）水可产生4.4卢布额外收入。业内公认900升罐车最多掺水4桶是“稳妥”的，相当于18卢布。很难说究竟多少人自觉遵守4桶之“行规”，反正从民间笑话反映的情况看，敢于掺水的贩子稀释程度更高。

除了终端零售耍诈，批发时做假账亦属于常见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勾结酒厂内部人员，罐车交付商贩时记录实际出货量，但商贩交回收入时悄悄替换假记录，通常仅为实际出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造成没卖完的假象。于是商贩又能从出纳处获得销售额之25%。

至于灰色成本，包括给拉罐车的卡车司机3卢布，给酒厂调度员最多10卢布，以及地段警察10卢布——这样他不光不来找茬，还会帮着驱散流氓无赖。最畅销的位置很快被别人捷足先登，欲在火车站或海滩周边摆摊，您得花钱“打点”。

尽管有这些开支，换来的个人收入更丰厚。当年典型的啤酒贩子形象是一位戴金首饰的壮硕妇女身穿朴素白大褂。一则广泛流行的笑话说：两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并排等红灯，靠前的是区委第一书记座驾，他扭头问第二辆车驾驶员：“我不记得您啦，您在哪工作？”对方答：“管阀门的”。书记大惊：“什么单位？”答：“开关啤酒罐阀门的”。

进入1970年代，啤酒零售已开始商业化运作，屡屡突破法律法规限制。甚至出现“家族企业”，丈夫、老婆、子女和兄弟姐妹纷纷入行，整片街区卖啤酒的全是他们自家人。这种“连锁经营”在大城市和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尤其普遍，背后自然少不了同业竞争，但大家都小心翼翼避免招惹当局打击。

另一方面，无论零售商怎么勾心斗角，由于货源的单一，每个人罐车里装的皆是同款啤酒。啤酒厂管理者占据金字塔尖，各种“超额生产”的收益及贿款最终流向他们，他们再去跟ОБХСС和其他上级机关周旋。耐人寻味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整顿措施几乎不曾影响啤酒大亨们。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政府推行经济改革政策，啤酒生产显著削减。首先因为戈尔巴乔夫禁酒运动，又因为啤酒花等各样原材料供应问题，啤酒出现短缺，大罐车一度消失于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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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肉贩暴富殒命记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警匪勾结20年的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大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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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10日立陶宛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署“土地换基地”协议（苏联交出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占领的维尔纽斯地区，换取在立陶宛境内建立五个军事基地）。代表团完成任务打道回府，莫斯科方面挽留说：“我们的规矩是不准朋友没吃午饭就走！”那么只好客随主便。

八个月后，代表团团长：立陶宛外交部长约萨斯·乌尔布斯被苏联占领军逮捕，流放坦波夫。1941年6月23日乌尔布斯再次被捕，先后关押在萨拉托夫、莫斯科、基洛夫、伊万诺沃，以及高尔基市的监狱医院。之后16年他合计被关押13年，其中11年单独监禁。1943-1944年在囹圄中向斯大林递交两份呼吁恢复立陶宛独立国家地位的备忘录，未收到任何答复。斯大林死后乌尔布斯与妻子获平反，但禁止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主要城市居住，因此夫妻二人定居弗拉基米尔州小城维亚兹尼基。1956年获准返回维尔纽斯，1991年5月逝世。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对当时留下赴宴的贵客们的表现很不以为然——他们一致赞叹克里姆林宫战时招待会山珍海味无所不有，证明了最终克敌制胜的坚定信心。

1942年7月丘吉尔身穿坦克工作服到莫斯科谈判，在一群军礼服和军功章包围中显得格格不入。然而有理由相信，丘吉尔（这只老狐狸）出门前早就想好该穿什么了。接风宴上，伏罗希洛夫请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喝一杯专门浸泡的胡椒酒。一些赴宴者事后愉快回忆起英国佬不胜酒力，勉强扛住了残酷考验。但也有目击者说，斗酒的结果是尽管伏罗希洛夫素来善饮，仍难以承受胡椒威力，喝倒英国人之后就被搀扶下去了……

凡参加过斯大林宴会的人大都（怀着或惊讶或兴奋或谴责的心情）评论出席者的酒量。美国国务卿霍尔回忆斯大林曾向他提了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你们的将军也这样喝酒吗？”霍尔用外交辞令回答：“我们的人很少有这种机会”。

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惯用的“祝酒圆圈舞”（美国少将约翰·迪恩语）并不一定让外国人开心，有时甚至会惹恼他们。此外，当红军在前线取得第一场重大胜利后，斯大林一改故态、自信倍增，明显表现得不关心外宾如何看待他和莫洛托夫。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说：“在1941年12月20日宴会上，斯大林已经相信自己是莫斯科的救星、局势的主宰，准备好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困死’德国人”。克里普斯回忆斯大林兴致颇高，在房间来回走动，为他的将军们简短祝酒、碰杯，几乎不理睬周围的英国宾客。

美国人丹尼斯·邓恩写过一本精彩的书叫《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书中提及美国驻莫斯科前五位大使，称他们虽然性格迥异，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从政阅历，但共同点是：“他们怀着坚定的罗斯福式信念抵达莫斯科，绥靖斯大林，顺从他的一切任性要求，无疑将促使这个政权‘更有人味儿’。卸任时，他们都对这个政权充满冰冷仇恨”。

不过约瑟夫·戴维斯大使是个例外。此人公开支持1930年代末政治清洗，1945年5月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列宁勋章，成为唯一获此荣誉的西方外交官。

1941年10月1日德国开始“台风行动”，苏联八个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附近被围，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洞开。同一天美国、英国政府承诺即日起至1942年6月30日援助苏联飞机、坦克、大炮及铅、锡、钼等各种战略资源，苏联政府则承诺回馈军需原材料。克里姆林宫为此举办招待会，伏特加、胡椒酒、白兰地、茅香酒、甜酒、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敞开供应，外宾们再一次确认了苏联克敌制胜的坚决信心。当斯大林阔步走进大厅，苏联军人疲惫憔悴的眼神令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印象极深，他的日记写道：“看见勇敢作战之人沦落到如此屈辱境地，很不好受”。

1942年8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鏖战正酣。7月2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下达著名的227号命令（“一步不退！”），严禁红军擅自撤出阵地，在各方面军建立惩戒营。8月14日克里姆林宫又设宴席，菜单如下：
冷前菜：颗粒鱼子酱、黑色压制鱼子酱、白鲑鱼脊肉、鲑鱼肉、带装饰的鲱鱼肉、风干沙玛亚、冷火腿、肖弗鲁瓦配野味酱、鸭肉冻、鲟鱼冻、番茄沙拉、“帕奈尔”沙拉、黄瓜、番茄、小萝卜、高加索黄瓜、奶酪、黄油、吐司、露馅饼、布里欧修面包。
热前菜：酸奶油白蘑菇、野味福尔什马克、米涅尔西葫芦。
主菜：阉母鸡奶油汤、法式清汤、红菜汤、野火鸡肉、雏鸡肉、榛鸡肉、土豆配奶羊羔肉、黄瓜沙拉、花椰菜、芦笋。
甜点：奶酪水果冰淇淋、咖啡、甜酒、各样水果、花色小蛋糕、烤扁桃仁。

简单注释一下：“沙玛亚”是欧白鱼属，“肖弗鲁瓦”是法式肉类冷盘，“布里欧修”是法国甜面包，“福尔什马克”是源自东欧的碎鱼或碎肉菜肴。再补充一点：盛装餐具的瓷盘上装饰着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姓名花字。

作为对比，来看看英国朋友吃什么。战争结束之际国王陛下臣民每月最低配给口粮包括：1英磅（约453克）腌猪肉、2磅糖、0.5磅茶叶、5磅鲜肉、0.5磅奶酪（素食者额外领取四分之三磅奶酪代替肉类）、8磅水果软糖（或4磅水果罐头或4磅糖）、0.5磅黄油、1磅人造黄油、0.5磅炼乳、四分之三磅硬糖、4个鸡蛋（儿童和残疾人12个，哺乳期母亲和素食者8个）。另外哺乳期母亲和儿童每月最多可得12升牛奶，糖尿病人领取黄油代替糖。

无论穷人富人一律凭票证购物。据说王室成员吃的跟百姓一样，这种模范带头作用（以及严格纠察）使得英国成为当时欧洲唯一没有黑市的国家。

作家让-理查德·布洛克1944年陪同戴高乐访问莫斯科，后来回忆：“事情都是外交官搞砸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该统统消灭。看，其中一个人进来了：是莫洛托夫。他不算最坏的，终究要挨枪子儿……斯大林脸上流露的和善、诡诈微笑难以理解……”

斯大林宣布：“请相信我！如果您和法国需要我们，我们将和您分吃最后一片面包”。突然，斯大林盯着身边的翻译波采罗布（译注：实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高级助理），阴沉粗鲁地说：“你翻译的太慢了！我很想把你送去西伯利亚”。

在这次宴会上，正如戴高乐和诸位法国客人证实的那样，斯大林多次把红军和红海军指挥员喊到面前向他们敬酒，指着对方说：“来！”被叫的人“在其他俄国人严肃而冷谈的注视下匆忙离开座位，快步走去与大元帅碰杯”。顺便提一句，戴高乐是唯一不在斯大林面前掩饰自己态度的外国贵宾，宴会没结束就退场了。

戴高乐的翻译让·拉洛伊回忆，斯大林指名向空军元帅诺维科夫敬酒，后者“一个身穿军服、胸挂勋章的男子，快步急趋奔向斯大林”。斯大林顺便说了下面的话：“我们的飞机是你们开的。如果开不好，你应该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戴高乐另一位翻译回忆，斯大林同卡冈诺维奇碰杯，开玩笑说如果火车晚点就枪毙交通人民委员。并且“威胁另外三、四个人民委员说要绞死他们”，讲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轻松友好、跟朋友戏谑的语气，餐桌旁的客人都笑了，有人假笑，有人真笑……显然斯大林自己也很开心。他在扮演残酷暴君——尽管他确实是暴君——喜欢当着傻老外的面开过火玩笑，对方不辨真伪，以为逗乐子噱头是他的统治手段。于斯大林而言这就是消遣，消遣有多种意义，最深刻的是血腥色彩”。

最后讲一件小事，出自斯大林警卫队长弗拉西克的日记：1951年11月17日宴会，斯大林要求上新酿葡萄酒。女服务员端给他的酒冰凉（约7摄氏度），而斯大林早先命令酒的温度必须保持13-15度。可想而知，斯大林火冒三丈。虽然责任完全不在弗拉西克（第一他不负责酒的储存，第二他也不检查酒上桌时的温度），但弗拉西克却试图承担责任。于是斯大林把怒气统统发在弗拉西克身上，后者认为这理所当然“表示首长不信任我”。弗拉西克写道：“这不是我履行职责该有的态度，如果忽略了什么，我会良心不宁、寝食难安”。又说：“这件令我铭记终生的事发生之后，我三天没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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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略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酗酒问题

斯大林喝醉之后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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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安德柳申科

1969年苏联和中国在达曼斯基岛武装对抗，这次事件是两个社会主义核国家之间矛盾积累多年的后果。本文作者查阅乌克兰克格勃解密材料，研究那一时期的苏联公民怎样看待与邻国的冲突——有人向毛泽东寄信，有人忧虑中国儿童入侵，还有人很乐意报名当红卫兵。

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1950年代末破裂。毛泽东政权无法同苏联政府的行动相协调，比如他们不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я)。苏联担心昔日伙伴、东南近邻力量太强，大大削减了援助。北京的回应是指责莫斯科背叛马列主义。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以意识形态口号为掩护的大规模党内清洗，旨在巩固毛的权力地位。在此背景下，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抗达到顶峰。

陵墓推搡

两国公民之间第一次严重事件并未出在边境，反而发生在莫斯科。1967年1月25日近百名中国青年在列宁墓外聚集呼喊毛泽东语录，阻止游客参观。按照《真理报》的说法，苏联人自己把这些流氓赶走了。中国方面的说法则根本不同：访问莫斯科的游客正在和平地唱《国际歌》，被警察暴力驱散，中国人遭枪击，出现伤亡。作为报复，红卫兵冲击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

两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总的来讲，那阵子苏联公民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心知肚明，因为官方媒体对此做了不留情面的报道。

克格勃材料显示，从1967年2月开始，同中国不断升级的冲突成为民间热议话题之一。线人们把在熟人圈子、工作场所和交通工具上听闻的谈话转告国安部门，国安部门整理后向党中央提交专题汇报。如果您相信汇报的真实性，那么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对时局的反应是：“中国人已经变得蛮横无理，该给他们强硬答复了”。许多人认为应当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从未发生）。

利沃夫半导体厂工人О.科洛莫耶茨回忆斯大林时代苏联给予毛政权的援助，表示：“我们出大钱帮助他们，换来他们这样对待我们。对不起历史啊”。

辛菲罗波尔机场一群工人议论：“如果中国没有健康的力量遏制当前红卫兵队伍乱搞，那么我们（苏联）将不得不加以干预”。他们说的“干预”可能指武装干涉中国。

卢甘斯克州布良卡市退休者扎哈尔·加尔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言辞愤慨的信，指责他歪曲列宁主义、建立个人崇拜、篡夺权力。信中说：“您至少还要再劳动50年，才能让自己的国民过上人过的日子，吃上人吃的东西。可是现在您却用‘文化革命’投喂他们”。加尔默又补充说这是“全苏联人民的意见”。

加入红卫兵“砸烂一切”

北京的对外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广播电台用俄语对苏联播送他们的观点，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也传入苏联。于是一些苏联人在交锋中站到中国一边，赞成“文革手段”——也就是未经侦查和审判实施镇压、凌辱“敌人”，意图效仿红卫兵迫害知识分子和党员领导干部。

他们认为克格勃引用的“敌对言论”显示中国发生的事件是十月革命和“红色恐怖”重演，镇压的受害者都是“新资产积极”，而红卫兵是当代赤卫队员（中国人用这个词翻译“红卫兵”）。苏联的毛泽东拥护者列举勃列日涅夫统治初期民众的不满，希望在国内也进行类似“革命”，恢复社会平等。

基洛夫格勒砖厂工人Б.卡拉库林声称：“我本人愿意在咱国家这么干，因为共产党的老爷们有两辆‘伏尔加’，肠肥脑满，吃饭只下馆子，家里还有别墅，天天摆宴席。也应该收拾收拾他们，这样人人都知道工作了”。

哈尔科夫退休教师М.施韦姆赞同中国的宣传，认为苏联商业和公共餐饮业贪腐、盗窃现象猖獗，表示：“几千个人中饱私囊，几百万人挨饿受苦”。

文尼察市工程师В.戈沃罗夫则指出领导干部的特权包括：获取稀缺商品、在精英医院治病、公车私用等。

赫梅利尼茨基州残疾退伍军人库利科夫赞扬中国人“果断清除了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他认为如果苏联学习中国榜样，那么中央政治局要开除80%的委员，他们村的人要统统开除。

不少拥护“文化革命”的人意识到，除非“中国人过来”，即中国占领苏联，他们心愿才能够达成。对这些人而言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选项。顿涅茨克州市苏维埃代表、家庭主妇А.切尔纳娅承诺“中国人来了”之后绞死代表和共产党员。

还有些人试图扮演红卫兵。例如卢茨克市会计员С.雅布隆斯基率先报名，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退伍军人、作家鲍里斯·索特尼科夫也想当红卫兵“砸烂一切”。

甚至有人打着当地“毛泽东主义者和红卫兵总部”的名义在基辅№117学校留下传单。传单作者使用典型“文革语言”，声明支持“67年1月25日中国公民在红场的合法行动，他们在那儿充分享受伟大舵手语录，把伟大思想打入苏联人狗头”。学校教职工拾获传单深感惊讶，通知克格勃。随即查明“红卫兵”系本校两个九年级学生：雅科夫·雅博尔斯基和亚罗斯拉夫·乌森科。二人解释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毛思想信徒，模仿校报写传单纯属恶作剧。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某邮局发现一封寄往中国的匿名信。写信者不仅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表达支持之意，还呼吁吞并苏联领土：“用武力把阿穆尔河此岸被俄国沙皇夺走的土地归还你们的人民”。并且宣称苏联应该“团结中国人民，把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分散到西伯利亚和远东辽阔土地”。

“节日告吹，将要打仗”

一些苏联人期盼“文化革命”扫除可恶的党内精英，另一些却颤抖着想象即将来临的全面战争。

克格勃线人搜集记录了“列宁墓事件”后共和国不同地区的小道消息。居民——尤其乡村居民——纷纷抢购生活必需品，如盐、肥皂、火柴和谷物。利沃夫州和沃伦州谣传苏中边境交火，苏军人员伤亡。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希望这场“战争”对他们有利，以便再次进行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沃伦州居民、前ОУН（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科森丘克说：“赤党开始互相撕咬了，好得很。让他们咬吧，时机一到我们就给某些人放放血”。另一些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人希望与中国的冲突导致苏联政局不稳，从而实现和平分裂。

到了1967年秋天，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前夕，国内又出现新一轮关于战争的传言。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克的居民甚至因此不敢参加游行活动。

怪话越传越邪乎，居然说打过来的不是军队，而是两百万赤手空拳中国人。捷尔诺波尔州工人马丁纽克信誓旦旦保证来的会是中国儿童，乌日戈罗德居民米哈伊尔·沃洛达分析中国策划这种入侵是为了扰乱节日，尤其莫斯科11月7日大游行。

国安机关当然不信11月7日开战或中国小孩入侵，但他们确实认为中国可能用挑衅行动破坏节日——比如列宁墓那次。乌克兰克格勃一份关于筹备庆祝活动的报告指出，纪念日当天属于“不可靠”类别的公民无正当理由禁止进入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及共和国首都。所谓“不可靠”者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煽动分子”、“妄想型精神病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最终，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期间未发生重大事件，更无涉及中国的事件。随后近一年半“中国问题”似乎从苏联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消失了，1968年全年整个国家都在密切关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

当时有些人认为，如果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引发大战的话，那么苏联不仅要在西线对抗北约，东南还将面临中国威胁。1969年1月22日维克多·伊林当众枪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未遂，全国观众见证了直播信号突然中断。官方宣布此人精神失常，但伊林自称不满苏联现行政治制度、谴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一个换中国十个”

1969年3月3日苏联各报纸同步刊发关于前一天边境冲突的简短报道，称中国侵略者进犯苏联拥有的达曼斯基岛并袭击苏联边防军。北京反唇相讥，说苏联才是侵略者。双方一通交火，中国军撤退，两边各损失几十人。3月14日、15日岛上硝烟再起。同中国的全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

乌克兰克格勃的第一份报告早在3月4日（冲突爆发两天后）就呈送党中央案头，整个三月份国安部门定期汇报民间情绪。

效忠苏联政府的公民这回发言更加激进。基辅工人М.菲林对同事说：“所有越过我方边界的中国挑衅者都应当场消灭，不抓俘虏”。红卢奇市矿工В.利亚霍夫提出每死一个苏联士兵就“杀掉十个中国人”。

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是受了“英美情报机关”或西德政府的指点突然攻击苏联。于是中国政府也被唤做“法西斯”。文尼察医学院助教А.卡别尔尼克坦言与中国作战将会很艰难——因为中国人多，而且有核武器，但他仍然希望苏军能够“给予他们粉碎性打击”。

还有人表示愿意报名当志愿者去远东。哈尔科夫大学生Т.措季科夫对同学讲：“当我们同龄人在和平年代被法西斯子弹杀害的时候，很难坐下来读书”。

苏梅州残疾退伍军人Н.科尔尼延科号召大家“拿起自动步枪无情打击中国强盗”。

身在乌克兰的外国人也声援苏联。例如停泊赫尔松港的印度轮船船长卡鲁玛蒂·马德霍万呼吁“拍死中国人”，并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全印度都将支持苏联。

人们的愤怒还体现在匿名传单上。尼古拉耶夫市的一张传单就写：“杀死中国人！诅咒他们！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就惩罚你”。苏梅州格卢霍夫市的另一张传单言辞更正式：“我们，苏联普通人，对红卫兵的侵略行为表示愤怒抗议”。传单作者显然消息不灵通，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红卫兵”了——1967年毛泽东嫌这些小将“政治不成熟”，借助工宣队和军宣队驱散他们，昔日的运动领袖大多被流放农村。

但苏联境内仍有不少中国支持者。罗夫诺州集体农民科马尔听某个同乡说：“我希望中国人来收拾苏联人。苏联人还要折磨我们多久啊”。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的Р.爱泼斯坦表示，希望“中国人或魔鬼本人突然降临，把我们鼓吹的天堂带下地狱”。

那些同情中国的乌克兰居民一般对达曼斯基岛归属和领土争议不感兴趣。克格勃文件显示只有一个持苏联护照、家住赫尔松的华裔男子万京伟（音译）自认对该问题很了解，他和别人讨论时讲：“中国领土曾经远至贝加尔，因为义和团运动的时候那块地方就是中国的。而俄罗斯利用当时中国的虚弱抢走了它。毛下令夺取达曼斯基岛是正确的”。

一些人期盼、一些人恐惧的战争终究没出现。3月15日之后中国放弃夺岛企图，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国威胁”变得不再紧迫。虽偶有边界事件发生，但规模很小、影响不大。同时苏联政府吸取达曼斯基岛冲突经验教训，着重经营苏中边境防御体系。1972年滨海边疆区带中国旧称的地理对象集体改名，并非偶然。

1979年中国和越南开战，苏联政府支持越南，但避免直接插手。苏联人老调重弹，又在议论报名当志愿者“打败蛮横无理的中国人”。

1991年俄罗斯承认达曼斯基岛归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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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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