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多尔戈博洛夫
（曾任《劳动报》副主编）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科兹洛夫是全世界稀有的“情报家族”成员之一。他们注定要过着多重人生，每一重都充满危险与不可思议，而且大多被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幸福——家庭和天伦之乐。这些人从不抱怨自己选择或被迫接受的命运，很少有机会或意愿与外界分享自己充满波澜的生活，哪怕只言片语。
阿列克谢·科兹洛夫自述：
“本人1934年出生在基洛夫州奥帕林斯基地区奥帕里诺村，不过我对这个村庄没有印象，因为一岁半就被祖母领走了。我从1936年起住在沃洛格达，在那里完成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由于一些原因，我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父母当时很年轻，除我以外还要养育三个孩子。母亲在集体农庄做会计，父亲1941年参军，战争年代他是近卫第五军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麾下坦克营的政委，参加过库尔斯克会战。
我1943年入学念书，遇上一位出色的德语老师泽尔曼·什穆列维奇·谢尔佐夫斯基。1939年德国攻占波兰，他躲避纳粹逃亡苏联，后来人家安排他住在沃洛格达，师范学院毕业到我们学校教德语。此人精通德语，对我们要求也很高。我和他关系非常好，他在我准备报考高校时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前往首都，带着一个挂锁的木箱子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下车，那是我头一次进莫斯科。抵达后我在车站问询处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国际关系学院怎么走？’人家告诉我地址：地铁建设街53号，也就是现在的外交学院。入学考试我全部考了‘优秀’。
我在学院学习丹麦语和德语。1958年12月派我去驻丹麦大使馆领事处实习，回国后被建议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这话应该问问国际关系学院人事处。当然，并不是所有毕业生都会进国家安全机关。比如我的同学尤利·克维钦斯基，后来成了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鼎鼎有名的大使，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不过我还记得，1984年我执行多年海外工作后第一次回到亚谢涅沃（注：对外情报局总部），遇见的几乎每个人我都拥抱问候，因为他们是我学院的同学。
那么，1959年，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叫到卢比扬卡——当时是捷尔任斯基街2号。他们问我：‘你想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只想做业务工作，绝不做文书工作。’于是他们提议我做一名秘密情报员。然而直到现在我都可以炫耀手指上的老茧——不做这份该死的业务工作，我也不用写这么多东西。”
— 地下潜伏工作难道不需要熟练掌握外语吗？
— 那时候我的德语已经很不错了，在学院和实习期间也学过丹麦语。于是他们挑选我进行培训，不过培训时间非常短。我是1959年8月1日开始学习的，1962年10月2日就被派往某个西方国家执行任务了。在此之前我曾赴东德进行预备训练，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但也不是没毛病，因为我在莱比锡染上了萨克森口音。我永远不忘后来在西德的一个咖啡馆偶然与一位刑警闲聊，他突然问我：“您大概不是本地人，不是布伦瑞克的？”我回答：“不是，我是奥地利人。”他摇头说：“奇怪，我打赌您是萨克森人。”那么我只好解释说母亲是萨克森人，父亲是奥地利人。幸好当时我邻桌的年轻人对旁边的女士更感兴趣。后来，我又被派往丹麦。
— 除了主要任务外，您在那边还做些什么？
— 每个地下情报员都需要一份掩护职业。当时在莫斯科他们可以让我做汽车维修工、冰箱或电视机修理工之类。最终他们让我做技术绘图员。我内心极其厌恶这份工作，因为本性更钟爱人文学科。但没办法，只能接受，好在这个职业还算干净，至少不用趴车底。在哥本哈根，我去了一个技术学院，他们也培养制图员，课程通常需要三年。我对校长说，我想在三个月内毕业。他惊讶地看着我，我不慌不忙解释说我会制图，只需要毕业证。他找来一位老师商议，最终决定：收我三年学费，但如果能在三个月内通过全部考试，直接发毕业证。于是我每天都去学院，有时一天去几次，完成所有作业，顺利拿了丹麦的毕业证。
— 您持哪种护照？
— 我的身份是德国人，持西德护照，当然是假的啦。我需要辗转几个国家进行磨合，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根据地，冒充在那边生活了多年，以外国人的身份赚了不少钱。一开始他们建议我去黎巴嫩，我从那不勒斯乘船前往途中认识了一位英语流利的姑娘，她教了我六个月英语，效果相当不错。
到黎巴嫩后，我发现黎巴嫩的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德国人，至于我到过的丹麦，几乎没人知道丹麦在哪儿。之后根据中心的指示我去了阿尔及利亚，计划长期定居。当时阿尔及利亚仍有法国驻军，但总统已经是艾哈迈德·本·贝拉。
这个国家几乎没人懂英语、德语，更别提丹麦语了。我通过一位会说德语的法国熟人，准确地说是通过他的朋友，谋了一份技术绘图员工作。单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是瑞士人，而瑞士人会说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当时的阿尔及利亚，甚至许多阿拉伯人也只会说法语，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本·贝拉决定重新命名所有街道，用阿拉伯文字书写新街名，引发一阵混乱。总之，我不得不在阿尔及利亚学会法语，后来又学意大利语，直到现在我还能流利使用这些语言。
再后来，我老婆也到阿尔及利亚与我会合。
— 您如何向当地人解释她的到来？
— 我离开莫斯科前夕我俩结的婚，当时她在苏联受训。她来了之后，我们为她编了一套相应的身份背景。我认识一些法国老人，有的搬走了，有的逝世了。所以我们拿到一个地址，就说我老婆曾在那儿住过。她的掩护身份是德国人，但法语是后来在阿尔及利亚学的。我在这个国家挺幸运：独立后两年，阿尔及利亚开始销毁独立之前的外国人档案，于是我就可以轻松地对其他国家的人说我在阿尔及利亚居住20年，赚了不少钱。
然后老婆怀孕了，上级要求我们去西德，在那边正式登记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俩护照都是伪造的。我们先到突尼斯，然后去荷兰，再去法国。之后我去了斯图加特，老婆留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边境。
— 您为什么一个人进入西德？
— 我没法带她，因为不知道事情将怎样发展。
如您所知，我是技术制图员，需要找一份工作才能在联邦德国某个地方定居。斯图加特是个大城市，有几十家机构。但我到的时候正值八月份暑假高峰期，只能在干洗店当杂工，只有他们愿意聘用我。不过他们承诺付我熟练工的工资，如果我肯卖力气，三个月转正——结果也确实如此。当时这个城市的规章十分宽松，我们很快领取国内身份证，正式登记结婚。之后我们搬去慕尼黑，我又在一家干洗店谋职。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孩子出生后我们换掉以前的国内身份证，拿了真正的西德护照。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召回俄罗斯。在家歇两个月，派遣我去比荷卢联盟的某个国家长期定居。我在该国首都安顿下来开始找工作，无论绘图员或干洗店都行。花费六个月，工作特别难找。最终我入职一家大型酒店的干洗和洗衣部门，顺便说一句，我确实是熟练工，很快被提拔为部门主管。我租了公寓，老婆带俩孩子与我团聚。
— 孩子们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吗？
— 不知道。儿子上幼儿园，女儿上托儿所。他俩之间只说法语，跟我们两夫妻只说德语。
— 不会俄语呀？
— 没机会学呀。
— 不是在俄罗斯住了两个月吗？
— 根本不让他们学。他们一句都听不懂。
老婆过来之后，在首都的一所德语学校上班。这所学校是北约认证的，教的是北约工作人员子女。起初她以家教形式辅导这些小孩，后来在学校教他们德语。至于我，做了一家大型干洗店的总经理。
— 比荷卢，北约……想必您收集了这个军事联盟的情报？
– 是在收集情报。
– 您夫人在北约学校教书对您有帮助吗？
– 当然了。不过，即使在干洗店工作也能获取有价值信息。
– 您有自己的特务吗？
– 没有，我手下没人，那边只有我自己。但到了1970年，我妻子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国，没多久去世了。后来安排我独自处理一些危机地点的工作。
— 什么样的危机地点？
— 那些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且爆发了危机的地方。1970年代主要是中东地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我在意大利取得合法居留权，同几家生产干洗材料的公司，比如化学品和机器制造商，建立了良好关系。他们邀请我做全球代理，跑一跑意大利本土之外各国的业务。我很满意。虽然我户籍注册在罗马，实际每年只在罗马住两三个月，其余时间都在外地奔波，例如埃及、约旦、以色列、科威特、黎巴嫩，后来还跑沙特阿拉伯等国。
— 您能轻松出入这些地方吗？签证怎么办？
—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如果某人的护照上有以色列海关的入境章，他就无法进入任何阿拉伯国家。所以我去西德大使馆，说：“朋友们，我该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去申请一本新护照，副本。”于是我拿着西德护照的副本周游阿拉伯东部，也就是说，用一本护照去以色列，用另一本跑阿拉伯国家。我在那个地区有一些有用的关系，比如黎巴嫩的部长亲属、以色列的军官，以及以色列和埃及的政治家。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趣事。我傍晚去餐馆，点了50克伏特加——其实是40克，他们说的双份是这个量，又要了一杯啤酒。我环顾四周，没座了，那边一张桌坐着三位老先生，只有他们那儿有空位。我走过去用德语问：“我可以坐下吗？”犹太人多数会德语。他们说：“请吧。”又问我：“德国人？”我说：“是的。”其中一位开始和我闲聊：“你知道吗，战争期间我在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有一次被派到德国后方执行任务，我可把你们这些恶棍整惨啦。”他说这话的时候充满自豪，特别怀念和尊敬苏联情报部门。
对情报员来说，必须能够随时适应环境。有一次在特拉维夫，大概五点钟我去吃晚饭，要了炖牛肉和一杯啤酒。一位全身穿牛仔服的小伙子坐我旁边，看得出来是常客，因为服务员没问他就端来200克冰镇的浅色酒，杯子表面迅速结了霜。接着给他端上一盘两片黑面包和一盘细切腌鲱鱼，上面盖着几个白洋葱圈。这小混蛋就在我耳边嘎吱嘎吱大吃大嚼，弄得我也咽口水……
— 您在中东的活动成功吗？
– 应该说，不无收益。在那边达成了许多目标，但至今我仍无权谈论。我因功获得了红星勋章。
从1974年起我也常去伊朗，当时还是沙阿统治时期。我们对伊朗很感兴趣，我在那边行动非常自由，结交不少朋友，包括警界和各种圈子的人士。
— 他们的安全机关很恐怖啊，萨瓦克……（译注：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安部门）
— 那也没办法。不过我肯定不是用苏联护照在伊朗活动。
— 那您怎样把情报送回国内？
— 怎么送？主要是把未曝光的胶卷放在藏匿点。最紧急的情报则用密写方式写信，寄给特定地址，地址是中心给我的，三、四天信就能到我指定的地方。后来我想出另一种办法：用小型记事本，跟瓷砖差不多大小，可以写多达50页内容，这招也很好使。
— 您一直靠自己吗？
— 当然。但我有很多阿拉伯朋友和犹太朋友。这些是真朋友，他们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但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
我刚才提过危机地点。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前我们和这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而我早在卡埃塔诺法西斯政权时期就去过，收集了很有意思的情报。“康乃馨革命”爆发，我再次前往葡萄牙住了几个月，几乎走遍全国。
— 您和同胞见过面吗？
— 我每两年回国休假一次。当时老婆已经住院了，孩子上寄宿学校。休假期间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陪孩子，老婆偶尔从医院出来探望。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会面了。
至于在国外，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同胞。比如在意大利十年吧，总共只见过两次，都是中心派来的联络员，会面通常是在中立地带进行的。有一次新年前夕，也是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的假期从一月开始——我从德黑兰飞哥本哈根，去见情报站主管。我们互换护照，我给他的是我长期使用的“铁护照”，他给了我一张备用护照，将来可以销毁。他祝我新年快乐，并祝贺我获得“国安人员荣誉勋章”。随后他补充道：“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向你表示祝贺，眼下他也在这儿。”我问：“谁啊？”他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我又问：“戈尔季耶夫斯基怎么知道我来了？是你告诉他的，还是你把我的新护照给他看了？”其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正是他的副手。这就是我要说的，秘密情报员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能和情报站的同事交往。
— 您有收音机吗？
— 当然有，就是一台普通收音机。每周一次收听中心指令，按照指令行事，把密写信转寄欧洲的地址，或者放在藏匿点。
— 朋友们不怀疑您吗？
— 怀疑我什么？
— 您满世界出差啊……
— 我卖机器嘛，干洗设备。我代表公司联络了大量的人，拜访过香港和台湾的各个干洗店。
— 是谁给您提供资金的？
– 自然是中心。
– 那么罗马的老板没催促过吗？比如让你更积极点，多卖一些……
– 很简单：卖了拿佣金，卖不出去分文没有。至于老板，我根本没有老板，我是自由代理人。
— 您一个人四处奔波，这些频繁的旅行从没引起谁怀疑吗？
— 我从未听说有人因为频繁旅行被怀疑。我可是欧洲人，德国人，对我而言四处都畅通无阻。
— 然而困难终究出现了……
— 1977年我第一次被派往南非——当时还是种族隔离的国家。在公园长椅上，街道上，处处写着“仅限白人”。商店只为白人服务，黑人禁入。傍晚六点黑人必须返回自己城区。这对我来说匪夷所思。那时苏联正在支持非洲国民大会，情报部门更感兴趣的是南非与西方的秘密联系。我第一次访问纳米比亚时，还叫德属西南非洲，是南非的殖民地。我走遍整个国家，各地都需要联络。
那里开采铀已经浓缩到到80%，一律运往美国。要知道那时候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正式对南非实施了经济抵制。我在纳米比亚只说德语，因为即使是黑人说德语的水平也毫不逊色德国人。何况那边德国人非常多，宾馆都是德国风格，宾馆名字也是纯德语，随处可见德国农场主。
1978年我自己提议前往边境地区，靠近前线的国家——赞比亚、博茨瓦纳、马拉维。他们似乎支持南非国会，但实际上经济依然受南非人控制。例如博茨瓦纳的钻石矿完全掌握在“戴比尔斯”公司手中。
— 苏联情报部门还关注南非的什么？
— 想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原子弹。佩兰达巴的科研所进行核领域研究，我们和美国人都怀疑那里正在制造核弹，因为1978年的某一天曾经侦测到南半球开普敦附近出现了一次类似核爆炸的闪光。于是我将马拉维纳入行程，因为这是当时唯一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我抵达布兰太尔市，这些国家的白人们很容易打成一片。一个新来的欧洲人，尤其德国人，会受到热情接待，聊天无所不谈。一次我们议论原子弹，我说：“哎呦，还以为南非有原子弹，闹了半天没有啊。”一位老夫人忽然激动起来：“谁说没有？我们1976年12月庆祝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候开了香槟呢！”
— 此事正式确认了吗？
— 我立刻将情况告知中心。后来听说，各部门各科室的负责人被连夜召集起来讨论我这条情报。但归根到底无凭无据。而且，那位老夫人还告诉我她曾是佩兰达巴基地主管的秘书，退休移居马拉维。
— 后来证实了吗？
— 确实证实了。1980年我再次被派往南非，我飞过去，然后去纳米比亚，在温得和克（译注：纳米比亚首都）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 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吗？
— 是的。无处可藏，只能继续飞南非。我们在约翰内斯堡降落，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直接冲向飞机，停在舷梯旁。南非反间谍部门的人向我出示证件，给我戴上手铐，押进机场的专门房间，强迫我脱到只剩内裤。然后他们取来我的行李，让我穿好衣服，把我押送比勒陀利亚。我在南非安全警察——就是南非反间谍机构——的内部监狱关了一个月，昼夜不停受审问。第一个星期根本不让我睡一秒钟，我站着也能睡着，有时直接摔倒。顺便说一句，审我的那个人办公室挂着希特勒画像，而他本人是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译注：纳粹德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的崇拜者。审讯基本在地下室进行。总之，糟透了。
— 您被上刑了吗？
— 这怎么躲得掉呢？一星期后他们忽然让我睡觉，可安排我睡的牢房却充满人声，像是有人在旁边被拷打。尖叫声、撞击声、哭泣声此起彼伏，好像在揍谁。我意识到是录音，但逃不掉这种噪音。每隔半小时狱警进来看我，我必须起立。另一次他们带我去审讯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西德宪法保卫局的，另一个是联邦情报局的特务。
— 审讯用德语还是英语？
— 英语。我记得他们打开我的行李箱，拿出我的收音机，是那种任何商店都能买到的普通款，可他们立刻兴奋大喊：“啊哈！”又翻出了一本记事簿，里面有几张复写纸。我什么都不说，他们自己去检查，确实发现一张有笔痕的，写的是俄文。但这不是重点。那两个西德人坐着问我：“你为什么不要求西德领事馆的人来？”我回答：“我一直在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帮我去请。”又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吗？”我回答：“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做。”接着他们给我看我妻子的照片：“认识吗？”又给我看一张我的照片，我翻过来，背面写着“А.М.科兹洛夫”。之后我说：“是的，我是苏联军官，苏联情报人员。”我就这样承认了身份。但接下来的两年，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再没说过一句。
一个多月后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关进死囚牢。监狱有几个区域叫星形区，每个区域13间囚室。但关我的那个区域只有我自己，其他牢房全是空的。旁边有个绞刑架，每周五清晨五点行刑。有几次他们故意带我去看怎样绞死人，在二楼，行刑后绞架下面的活板打开，犯人掉下去。楼下站着一个最坏的恶棍，叫马尔赫巴医生，他给犯人的心脏打一针确保彻底死亡，最后把尸体拖走。有一回这个医生还给我做过检查。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总部不知道我在哪，他们连着三个月给我发无线电讯息。
我在死囚牢关了六个月。囚室只有一个便桶、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长宽三步乘四步。墙上用钉子刻满了之前被处决的人留下的遗言。唯一送进来的东西是食物。早餐五点半，一杯像咖啡或茶的液体，但更像刷锅水，外加两片面包和一碗粥。午餐十一点，晚餐下午三点。总共四片面包、一小块人造黄油、一点果酱和一碗汤。夜晚十点熄灯，到这个时候我饿得出现幻觉，满脑子煮土豆、番茄和黄瓜。记得出狱时他们给我称体重，原本接近90千克，只剩59或58千克。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任何放风的机会。
— 他们不审您了吗？
— 偶尔也会审。
— 具体指控您什么呢？
— 说我是根据《反恐怖法》第九条被关押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义务通知我被捕的原因。明确告诉我无权聘请律师，也不能与外界接触。就是《反恐怖法》第九条，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尽管我没携带武器或类似物品。最终，1981年12月1日，被关押六个月后，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总理已通过电视和广播正式宣布我被捕。
— 怎么说您的？俄罗斯间谍？
— 对，宣布我是苏联间谍阿列克谢·科兹洛夫。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正式宣布我的案件之后，我现在可以每天在监狱院子由狱警陪同散步半小时。他们还终于允许我吸烟。我整整两个月没吸烟了，平常每天两包半呢。
— 德国领事馆呢？来找过您吗？
— 起初德国人每三个月来询问一次，后来变成半年一次。他们来了嘀嘀咕咕几句，看上去茫然无措，然后就走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而我还是继续关在同一个囚室。1981年底我的手出现皮肤开裂，于是他们叫来那个马尔赫巴医生。他说：“深呼吸。”我深呼吸。“再来，深一点。”我继续深呼吸。他说：“你的呼吸很好。”我问：“你都没听怎么能说我呼吸很好呢？”他的听诊器挂在脖子上，根本没塞进耳朵。他大发雷霆……后来他们给我一双人造革手套，可我的皮肤还是不停裂开。最后找来监狱医院的院长范·罗恩少校，他看了说是缺乏叶绿素。问题在于我的囚室只有一个小天窗，阳光根本照不进来。他说：“有阳光才有叶绿素，那样就好了。”所以在我服刑一年半后，把我转到了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惩戒区。
— 为什么关到惩戒区了？
— 因为那边的囚犯大多是违反监狱纪律的人。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有人打架，还有人抽了狱警私下提供的大麻。惩戒区也是单人囚室，但至少我不是孤身一人了。其他囚室的人会吵架、大笑、骂脏话。我这儿还是同样的便桶，同样的床，但至少每天都能见阳光，皮肤开始愈合。
就这样一直关到1982年5月。有一天典狱长拿来一套相当体面的西装，正好是我的尺码，还有衬衫、领带。此前他们量过我的尺寸，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之后他们送我去见反间谍副主管布罗德里克少将，他是个仪表堂堂、说话风趣的家伙。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准备把你交换出去。但他提醒我：你会先被移交国家情报局，不要让他们瞧出你知道这次交换的事。我的审讯官，就是前面提过的格洛伊上校，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很抱歉你经历这一切。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正常人，是真正的男子汉。”握手的时候他塞了个徽章给我，上飞机我才看清楚是南非安全警察有逮捕权的徽章。
— 情报局的人怎样对待您的？
— 先带我去一处巨大的山崖顶，那儿有一座南非开拓者布尔人纪念碑，附近是祖鲁人和白人浴血拼杀的遗址。他们吓唬我：“今天在这儿枪毙你。”真的吗？我站了一会儿，又把我塞回车里开往机场，登上一架波音747“珍宝”客机，连我带押送的总共八人。一路飞到德国法兰克福。
下了飞机，把我转移到西德边防局的直升机。直升机降落在“黑勒斯豪森”检查站附近（译注：东西德交界处），换俘在此进行。
首先拉来那些跟我交换的人，共11位——10个德国人和1个南非军官，这个军官是南非军队突袭安哥拉时被俘的。他们每人都拎行李箱，而我呢，什么东西都没给我，只有一个装绿色肥皂的小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监狱拿出来。还有一条囚犯裤子的布腰带，是我离开牢房时卷起来塞进包的。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是南非狱友送我的卷烟器。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机库附近，我瞧见里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纳加耶夫（现在已经是退役少将）和鲍利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沃夫，安全部门前负责人（译注：实为克格勃第一总局”С”局九处处长）。我们当然拥抱亲吻一番。他们让我上车，带我去柏林，开了大约30千米，车里静得出奇。开到爱森纳赫市还没人说话，我忍不住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我回到祖国了啊。”他点点头：“是啊，那又怎么样？”我说：“怎么叫‘又怎么样’呢？得庆祝一下啊。”他一拍自己的光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难怪一路没话说。”告诉驾驶员：“走吧，看见第一个餐厅就停，喝100克，再来杯啤酒！”喝完酒，直到柏林都没再沉默。
到了柏林，同事们预备好一桌丰盛欢迎宴，有鱼子酱和三文鱼，可我只顾着把土豆和鲱鱼全消灭了。后来，我们的驻东德代表瓦西里·季莫费耶维奇·舒米洛夫（已去世）笑话我说：“阿廖沙，你把我们招待用的鲱鱼都吃没了……”
另外大家还凑些钱给我，让我回家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毕竟离家已经很久了……
—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吧，您究竟怎么暴露身份的？
—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捕。我是1982年被交换回来的，直到1985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事情才真相大白。当时他是伦敦情报站的站长，这可是将军衔啊，请见谅（译注：实为国家安全上校）。而且我和奥列格以前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他比我低两级，我们还曾在共青团委共事。我毕业比他早，他不知道我的去向。但后来他在我们档案室工作，所以才变成这样。一切都是因为背叛。
— 您在丹麦换护照的事，以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问候，并非偶然吧……
— 早就可以抓我了，虽然并不容易。我问过审讯我的德国人：“你们是不是故意让我在南非被捕的？”他们直接回答：“当然是。”
— 您回国之后呢？
— 回家休息几个月，又开始工作了。在中心干了四年。后来我给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译注：时任”С”局局长）打电话，说我受不了了。德罗兹多夫问我：“你还能怎样？现在谁都知道你了，怎么派你出去执行任务？”说完他思索一会儿：“其实没人关注你，因为你是交换回来的。而且哪个傻瓜会相信刚从绞索逃生的人愿意再把头伸进去呢？你去吧。”于是发给我一本护照，以前用的是德国护照，这次换成另一个欧洲国家的。从那之后我又外勤工作了十年。1997年我彻底回国，不过到现在我还在工作，经常和年轻人交流。我已经走遍俄罗斯的三十个地区，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摩尔曼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每年出差5、6次。
— 您什么时候荣获英雄称号的（译注：“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 那早了，2000年。
– 因为什么？怎么说的？
– 那上面写的是：表彰在执行特殊任务中的勇气和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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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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