袷袢战争（或称袷袢起义，1919年3-4月）是俄国内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布尔什维克暴动。范围包括辛比尔斯克省塞兹兰、森吉列耶夫、卡尔孙三个县和萨马拉省斯塔夫罗波尔、梅列克斯县。“袷袢”是当地农民普遍穿着的一种冬季束腰外衣，熟羊皮或厚呢料制成。
起因
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当局的粗暴行为：政治和粮食专政、余粮征集制、劫掠村庄等。1919年初在辛比尔斯克省农村有3500名“粮食支队”工人和1700名征粮军人，他们从中心城市下乡征购粮食，到2月份已经从农民手中夺取三百多万普特谷物。与此同时，政府自1918年12月开始征收“特别税”。农民们纷纷议论：这回注定要饿死了。
过程
1919年3月3日征税特派员进入森吉列耶夫县新杰维奇耶村（约1000户8500人），要求向国家供应粮食和牲畜。因态度粗鲁、蛮横，激起农民强烈不满，逃进教堂敲钟示警，标志着起义正式开始。村民们逮捕了乡执委会成员、共产党员和征税特派员，缴获一部电报机，并解除了一个红军分队（50人）的武装。
3月4日乡执委会改选大会召开。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卡济米洛夫和红军指挥员巴甫洛夫带兵进入新杰维奇耶村解救被捕共产党员。然而红军战士纷纷倒戈站到农民一边，卡济米洛夫和巴甫洛夫反成俘虏。结果，卡济米洛夫与副手、巴甫洛夫和前一天被捕的县粮食委员会指导员一并枪决，尸体丢入伏尔加河冰窟窿。卡济米洛夫死前曾遭拳头、铲子、皮鞭等狠狠暴打，原因是他平日行径十分恶劣，喝醉酒动辄勒索肉和奶制品，吃拿卡要毫无顾忌，夜晚喜欢朝天放枪等……群众民愤极大。
农民随即组织自己的指挥部和委员会领导起义。附近不远的乌索利耶村、乌辛斯科耶村和亚戈德诺耶村也于当天加入进来。1919年3月5日前往亚戈德诺耶村平叛的红军分队遭包围缴械，指挥员格林贝格被毙，战士们就地加入农民军。
当辛比尔斯克省和萨马拉省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农民战争之火迅速蔓延。庄稼汉虽然武器不多，只有自制梭镖、草叉、斧头、棍棒之类，以及身上穿的袷袢，却能凭借简陋装备推翻地方布尔什维克政权，挨个村驱逐贫农委员会，消灭契卡分子和共产党员。
起义者从亚戈德诺耶村出发，经过波茨捷普基村、尼科尔斯科耶村、波尔科夫卡村等地，开始进攻斯塔夫罗波尔（今陶里亚蒂市），于3月7日兵不血刃将其占领。他们在这里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城市指挥官——亚戈德诺耶村民、退役中尉阿列克谢·多里宁和两位助手：贝罗乌索夫、巴斯特留科夫。斯塔夫罗波尔执委会通过自己的《消息报》呼吁全体市民：“公民同志们，快来支持人民政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苏维埃万岁！众人的意志万岁！”起义队伍打算进一步夺取塞兹兰和萨马拉，加入从东面推进的高尔察克军。此时参加袷袢战争的人数已达10-15万。
3月7日在萨马拉，省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和东方面军第4军指挥员伏龙芝倡议成立革命战地指挥部，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制定了袭击起义中心地区的计划，避免同农民军主力陷入混战，直捣斯塔夫罗波尔，一举消灭起义领导层。
辛比尔斯克指挥部派出了镇压起义部队，主要由“粮食支队”、预备役军人和契卡分子组成。但这些人的力量不足以遏制农民军，反而被击退了几支分队。比如3月8日在乌辛斯科耶村，一支包括110名红军战士和“粮食支队”组成的镇压部队被伏击歼灭。辛比尔斯克指挥部只得调来红军正规部队和马扎尔人、奥地利人组成的“特种任务部队” (ЧОН)。
3月9日在萨马拉，一个红军预备役团杀死政委发动起义。省契卡大队、红军指挥学校学员、工人粮食团、2个炮兵连、1个机枪连前往镇压。起义者没有武器，错失了夺取市内军火库的时机，结果被包围消灭。3月10日“袷袢起义”达到最高峰，遍及整个伏尔加中部地区。同一天，装备机枪、大炮的红军正规部队开始猛攻农民军，起义中心斯塔夫罗波尔受到来自塞兹兰和萨马拉的两路攻击。
农民军组织松散、武器简陋，尽管在每个村庄同红军殊死搏斗，仍挡不住正规军冲击。3月13日红军攻入斯塔夫罗波尔，经过一昼夜巷战，于14日早晨占领全城。除多里宁和残余守军突围逃脱外，起义领导层全部战死。多里宁的助手贝罗乌索夫和巴斯特留科夫被俘枪毙。同一天新杰维奇耶村也被攻破。最后一次大战斗发生在3月17日，一支2000人的农民军试图夺取卡尔孙县城，被辛比尔斯克派出的红军击溃。
结果
随着农民军主力被击败，布尔什维克对起义者村镇的住户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农民被赶进集中营，被枪毙、绞死、淹死，村庄也遭焚毁。斯塔夫罗波尔和新杰维奇耶失守后，农民军残部各自为战，从1919年3月底顽抗到4月初。
米哈伊尔·伏龙芝向列宁汇报自己反农民起义“成果”的报告中写道：“当运动被镇压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毙敌1000人。此外，逮捕处决了600余名头目和富农。运动初期消灭我们110人分队的乌辛斯科耶村已经焚为白地。”
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3月21日给列宁和斯大林发电报，指出：“辛比尔斯克省和相邻几个省发生暴乱的原因之一是乡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工作极其糟糕。参加暴乱的大部分人对中央政权是尊重和信任的。必须派苏维埃突击检查团来这里。最好从莫斯科来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授以全权的权威人士。要对付反革命和利用不满情绪兴风作浪的阴谋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重要代表必须坐镇东方面军特别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主要地点。”
1919年4月6日，当“袷袢战争”基本平息，托洛茨基在萨马拉发表讲话，强调：“伏尔加河地区农民起义是对我们的严厉警告”。
1919年4月契卡工作人员提交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称：“从财产状况看，暴动村庄里面中农占绝大多数，每个村富农人数平均不超过5-10名”。
1919年5月13日萨马拉市执委会向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指出暴动的两个基本原因是：无视农民的需求进行征收和动员，以及公职人员胡作非为。当地滥权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镇压起义期间萨马拉市执委会被迫公开表态，承诺“滥用手中权力的公职人员一律立即送交革命军事法庭”。
尾声
阿列克谢·多里宁逃离斯塔夫罗波尔后，在朋友的庇护下东躲西藏，最终返回老家。他在村里遇见老朋友、红军战士阿列克谢·沙巴诺夫，此人休满假不想归队。于是多里宁就以沙巴诺夫的身份进入红军服役，曾跟邓尼金部队交战。苏波战争时负伤，住院期间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声明，解释了自己是谁、参加“袷袢起义”的原因，并要求赦免。
1920年4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阿列克谢·多里宁进行特赦。有报道称他甚至升任33骑兵师第2旅旅长。内战结束，多里宁归乡，1951年11月5日逝世。1988年6月萨马拉州检察机关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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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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