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夏天，普通人在郊区“六百平米”挥汗劳作，上等人在精英别墅悠哉游哉。冬天，流浪汉和刑满释放人员跑来鸠占鹊巢。

1949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工人和职员的集体与个人蔬菜水果栽培》的决议，别墅(дача)热潮并未立即流行开来。1950年代末食品问题日益严峻，市民纷纷涌向市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国家一度禁止城郊土地拥有者建造任何“设施”，只许开垦菜园，这似乎是为了鼓励耕种、反对撂荒。简而言之，人民非工作时间来此不该休息，应该继续做体力活。之后国家允许搭建存放农具的小亭子，继而允许盖过夜的小房子——“约10平方米的夏季凉棚，不带取暖设备”。勃列日涅夫时代放宽限制到25平米，仍强调夏季专用，不可供暖，意思是仅温暖季节来此收割，入秋必须回城居住，因为别墅不是市民的额外生活空间，偶尔休憩而已。1970年代别墅热潮达至顶峰，也恰恰在这十年间上映了若干部反应别墅生活乐趣和困难的影片，如《别墅》(1973)、《蓝色肖像》(1976)、《一个家庭的别墅小屋》(1978)等。

此外，还禁止盖两层（实际很多人在高顶阁楼开大窗，等于第二层），不准建浴室（肥皂水排放问题）、不准挖地窖。别墅居民有义务保证土地处于耕种状态，如果荒废就会被收回。果树的数量亦有限制：不得超过15棵。政府认为该数量的收获足够满足普通家庭需要，再多的话容易滋长私下售卖，而根据苏联法律，私下售卖属于“投机”或“非劳动收入”。

当一个人获得别墅之后，木屋主体完工不等于大功告成，事实证明绝对有必要再建一座板棚当仓库，以及一座温室。露天休息或吃饭需要带长凳的桌子，凉亭更好，孩子们想要秋千。等这一切都忙完，木屋也该修缮了，接着修缮板棚顶、扶正栅栏、油漆秋千……总之，别墅之歌是唱不完的。同时要操心拿什么来布置。买新家具太贵，把城里的旧货搬来？仍然得再买一套新的。倘若运气好，某个邻居添置了新家具，兴许乐意把旧的白送你，那没这样邻居怎么办呢？所以许多别墅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城外的……垃圾场！往往能拾获不少东西：床头带金属球的床、有彩色玻璃和铰链门的柜子、层架，甚至坏冰箱。坏冰箱搬回去可以存放工具、罐头和杂志，杂志看完了烧火用。

身份普通的基辅别墅居民大多乘坐公共汽车或电力火车到自己的郊区陋舍，少数幸运儿自驾前往。开辆难看的“扎波罗热人”已经很不错啦，关于这款车性能的笑话不下几十个。虽然同属“陋舍”，地理位置却大相径庭。一般的平民别墅位于第聂伯河左岸平地，如奥索科尔基、鲁萨诺夫斯基花园、下花园等，优势是毗邻河水，方便钓鱼、游泳。但右岸也有若干别墅区，如普沙、贝尔科维茨、恰巴内等。

斯大林时代的“老派别墅客”——党魁和文化界名流——到郊外别墅无非放松休闲，玩羽毛球、足球、纸牌、多米诺骨牌、钓鱼、读书、填字猜谜。这些人的别墅宽敞够用：带家眷者7-8个房间，单身者4-5个房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别墅居民——普通工程师、医生、教员、小官僚、大学教授、工厂工人——到郊外别墅辛勤劳作，为过冬储备蔬菜水果（须知那个年代有块自留地才能保证全家冬季吃上好土豆，国营商店的土豆天冷就烂，别说吃，看一眼都犯恶心），而且还能收获果酱、罐头原材料。大雪纷飞，主人在家招待客人，端出香喷喷果酱，自豪地说：“自家马林果！跟工厂的不一回事儿。”

忙碌之余结交新朋友，分享种子和扦插苗，互相交流丰收秘诀（城里人擅长种地的不多）。通常别墅邻居会发展成最好的朋友，不仅夏天，全年互有往来。各家菜园虽小，品类丰富：土豆、卷心菜、胡萝卜、红萝卜、黄瓜、西红柿、辣椒、西葫芦、草莓、马林果、醋栗、李子、苹果、梨、核桃、杏。

说实在的，能歇会儿谁不愿意啊？可老百姓不像有权进出特供商店的上等人，只能依靠自己，诚如奥斯塔普·本德尔所言：“溺水者的解救应该是溺水者自己的事情”。普通人到别墅睡大觉的固然存在，但不是主流。水果罐头之外，还会做腌卷心菜、腌西葫芦、腌黄瓜和香辣酱（译注：红辣椒加西红柿）。

瓶瓶罐罐准备完毕，怎样运回城又成了问题。有车自己开车，没车拜托朋友，公寓阳台、夹层和小储藏室塞得满满当当。

季节交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别墅内多少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要再次搬回城，因为冬季无人留守。虽然园艺合作社名义上聘请了看门的，但他一个人如何照管那么大一片社区呢？寒冬时节小偷会破门而入拿走包括餐具、衣服、工具、设备在内的一切，无家可归者和刑满释放人员闯入“借住”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抢劫、谋杀园艺合作社附近居民点的人。天气转暖不住了，索性一把火给你全烧光。

看到这里，您是否认为苏联人的别墅一律是建在臭名昭著的“六百平米”上的丑陋木板房？错啦。首先，并非每个别墅居民都被国家限定了0.06公顷面积。其次，并非每座别墅都是木板胶合板、厕所在户外、燃料用气罐、吃水靠打井，高级的也不少呢。尤其特权在握的党政高官，例如苏联意识形态主管、勃列日涅夫之后的二号人物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就有一片占地7公顷的郊外土地，种植400棵云杉、30棵枫树，以及一栋面积2400平米的双层砖砌豪宅。

乌克兰领导人品级稍低，只配享受梅日希里亚的“庄园”。例如当年共和国“大老板”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在此地拥有大片土地和一栋两层别墅，但别墅是木制的，且比较老旧，因为原先属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杰米扬·科罗琴科。谢尔比茨基接手后拆除旧房，突击新造符合现代标准、坚固耐用的石质建筑，低调命名为“1号国有别墅”。这房子富丽堂皇到什么程度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来选择在此与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秘密商谈拆除柏林墙和未来新欧洲格局的问题。

然而说句公道话，谨慎的谢尔比茨基并不喜欢他的新别墅——太扎眼了！打从斯大林时代起，乌克兰的党魁就学会了必须表现出（哪怕是假装的）艰苦朴素作风。

其他大官享受的别墅虽不奢华，但舒适性毫无问题。例如剧作家亚历山大·柯涅楚克（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中央委员）在基辅南郊普柳季村盖房，按照自己心愿造了一栋漂亮的双层带花园别墅（建筑师是最高拉达大楼设计者弗拉基米尔·扎博洛特内），又顺便铺设一条从奥布霍伊斯基高速公路通向别墅的柏油路。

往北不远，孔查湖作家别墅区同样两层小楼、设施齐全、地皮宽敞。安德烈·马雷什科、奥列西·冈察尔、米科拉·巴赞、帕夫洛·扎格列别利内、伊万·德拉奇等人曾在此地避暑（其他季节亦来）。他们的待遇固然不如柯涅楚克，但没什么可抱怨的，官方笔杆子的别墅堪比将军级别。

精英别墅居民乘坐私家车或公务车往返，谢尔比茨基速度最快——倒不是因为车好或距离近，而是警察封锁整条高速公路，让他的车队优先通行。所以，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20:45从奥林匹克体育场出发，15分钟即可抵达梅日希里亚，正好赶上电视台21:00播放的“时代”栏目。

当然，同党政高官相比，普通别墅居民有个无可争议的优势。如果一位“负责同志”失去职位，往往会失去与职位关联的一切待遇，包括国有别墅。普通人则终身享有“六百平米”，无论工作事业顺利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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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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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过去常吸‘自卷烟’。劳累一天之后，老头子喜欢坐到门廊台阶，边卷烟边咕哝些什么。只见他摸口袋掏出一张报纸，仔仔细细把烟丝包进去。身为小孩，我被这一幕深深吸引住了。爷爷慢悠悠卷着，有种特别的安详感，天色暗下来的时候点燃烟卷，一团烟雾笼罩全身。也许这就是我至今喜欢纯粹烟草的原因吧”。

苏联的香烟品牌比香肠、伏特加等各种消费品更多，什么“爪哇牌”、“首都牌”、“宇宙牌”、“阿波罗-联盟牌”、“普里马牌”、“莱卡牌”……无论吸烟或不吸烟者人人耳熟能详。尽管可选项如此丰富，许多烟民仍对劣质烟草的糟糕口感深恶痛绝。国内卷烟厂有公家支持，不愁卖也不愁买，直到1980年代末不祥的改革降临，全联盟大规模烟草危机随之而来。

20世纪初俄罗斯人抽烟的不多。“一战”时期情况起了变化，“人民的尼古丁”被赋予崇高国防意义，从高层到民间人人烟不离手。苏联成立头几年烟草严重短缺，国家领导人立刻意识到烟不够抽将引发动乱，迅速着手振兴烟草工业。

但苏联香烟史实际始于伟大卫国战争之后。战争期间六分之一国土上出现了盟军和德国侵略者的盒装烟，之前几乎完全是手卷烟、马哈烟和纸管烟(Папироса)的天下。1966年各种香烟拥有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滤嘴和尺寸，先驱者是莫斯科“爪哇”卷烟厂出品的“爪哇”牌。（译注：该厂1864年成立，1912年开始使用印尼爪哇岛的烟叶，故名。1918年国有化，1920年印尼工人代表团来访，为加强友好关系，沿用旧称）短短九年之后，工农国家苏联成为世界第三大香烟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每年制造3650亿支，约占全球总产量十分之一。

烟的白雾

量大未必品质好。苏联卷烟厂的产品往往潮湿易熄灭，必须频频抽吸，原因是配料不含助燃成分。而且通常卷得太紧，吸第一口前要用手指揉捏。

为进一步丰富国内烟民选择，为他们提供更高档产品，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进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香烟。保加利亚烟脱颖而出，他们的“女服务员牌”、“罗多彼牌”、“ВТ牌”和“蛋白石牌”等明显优于国产货，广受苏联烟民青睐。但真正令“鉴赏家”们击节称赞的是遥远古巴舶来的稀罕货，味道出奇浓烈，带雪茄风味——因为是用卷制雪茄的残渣制作的（有些人受不了，味儿太冲了）。

另一方面，苏联香烟（确切说是香烟包装盒）构成了一部国家生活百科全书，既可研究官方史和意识形态之特殊性，亦可研究地理学和社会学。不仅有纪念太空飞行、节日、各共和国大城市和地区的品牌，从诗人到矿工几乎各阶层人士都有自己的“专属香烟”。名称望文知义、一目了然：“狩猎牌”、“旋律牌”、“内河航务局牌”、“南方牌”、“北方牌”、“航线牌”、“近卫军牌”……当年甚至有一种基辅卷烟厂出品的“老板牌”，叹为观止。

烟的秘方

苏联卷烟厂根据烟草的等级和味道浓淡给产品标注等级（1-7级），但消费者选购并不看等级，只看厂家和包装软硬。绝大多数吸烟者都同意：同一品牌香烟，硬纸盒的比软纸包的更好。

叶夫根尼·雷日科夫在基辅从事IT行业，曾是一名老烟民，后来下决心戒了。他说抽遍乌克兰各卷烟厂产品，基辅和利沃夫的品质上乘，最好的被认为是首都某个厂甚至具体某个车间出来的硬纸盒香烟。莫斯科、列宁格勒香烟足堪与之媲美，但乌克兰不容易买到，著名的“爪哇牌”对基辅市民而言属于“异国珍品”。

反过来，俄罗斯人则对乌克兰烟致以敬意。原先住在捷尔诺波尔的基辅市民阿列克谢·瓦辛回忆：“莫斯科朋友以自己的‘爪哇’为荣，试过利沃夫香烟之后表示还不错，挺好的。但跟‘爪哇’比起来……我可以再抽两根品品吗？”

瓦辛补充说：利沃夫出产的烟味道柔和，“轨道牌”略带甜香，而“利沃夫牌”如果干燥充分不潮湿的话，还会带点儿其他特殊滋味。“缺钱的时候我就买‘普里马’。记得曾经靠每天45戈比活了一星期——2包‘普里马’、2杯克瓦斯，1盒火柴。浪漫！”

雷日科夫偶尔也会放纵一下：父母家酒柜藏着正牌进口烟，他悄悄偷着抽。那些年美国烟是成功人士身份象征，原装“万宝路”或“骆驼牌”只能找投机商花大价钱购买，一包10卢布，约等于苏联工程师月工资的12%。

但苏联确实有打得过外国烟的高级货，我指的不是“基希讷乌万宝路”，那是在摩尔达维亚首都特许生产的。瓦辛回忆：“我有一位同班女同学，爸爸绝对算个人物。某次她请我抽一种基辅烟，丝毫不输‘首都牌’。而且外边买不到，仅限特供商店销售。怎么说呢……万宝路之类的跟它一比就像狗屎。”

瓦辛从苏联时期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同事口中得知党的领导人特供香烟是如何生产的。精英“肺癌棒”的烟叶由特殊小组负责采摘，严格遵照时间表，天未亮进入种植园，只取最顶端三片叶子，见晨露即回。勃列日涅夫专用摄影师穆萨埃良说，因为勃列日涅夫戒不了烟，特地为他制作了加长滤嘴的，可人家根本不碰，只抽“新奇牌”。但勃列日涅夫等极少数大官享用的“新奇牌”本身就是特供品，普通老百姓在市面购买的“新奇牌”仅仅名称相同而已。

早在1980年代初无滤嘴香烟已被公认为“穷人烟”，士兵、贫困大学生和部分老烟民借此续命。后者多半是战时和战后马哈烟熏陶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一天抽几包，他们眼里即便带滤嘴的烈性烟也不过是“女士消遣品”而已。

烟的创作

香烟不仅是苏联人生活必需品，也是幽默的灵感来源。品牌名称被冠以绰号，拿它们编段子说笑话。以最受欢迎的保加利亚烟为例，“女服务员牌”别名“泼妇”，“ВТ牌”的缩写引申为“人行道小公牛”，“希普卡牌”由于烟盒印着方尖碑唤作“烈士公墓”，“图-134牌”最精辟：“起飞死”。亚洲友好国家如中国、越南和朝鲜的香烟遭人嫌弃，其中越南烟因味道可憎被称为“胡志明的包脚布”，以此怀念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除了鄙俗滑稽绰号，香烟还成为街头传说的一部分。许多烟民相信撕开硬盒装“宇宙牌”侧面，有机会找到两层纸之间的特殊标记，如果集齐若干个这种标记，可以到书报亭兑奖，就像中彩票。有人告诉我，他曾撕开一盒“宇宙牌”，发现侧面印着一条方程式，据说解开方程即可“再来一盒”。然而他从未成功，亲戚朋友也都解不开。

最后一口

到了改革危机和物资全面短缺时代，苏联烟民发现整条香烟（20盒）变成某种硬通货，常用于支付商品或服务费用。香烟地位陡增的原因很简单：当时这种大包装十分稀罕，合法销售的香烟凭票限购五盒。投机商或认识卷烟厂职工者私下贩卖，开价不菲，而且往往不是正规包装，自制纸筒每筒20支。投机商还出售另一种未切割的香烟，即所谓“报废品”，在黑市按卷或称重贩卖。雷日科夫回忆：“那年月你实际能买到一米长的香烟，唯一问题是不带滤嘴”。烟草制品短缺最严重时，精明的苏联公民甚至出售烟屁股，半升罐装的卖3卢布。

卷烟厂产品也越来越差，厂家千方百计削减成本，纸滤嘴代替绵滤嘴，几乎不烘烤烟叶。苏联香烟至此气数已尽，最终被外国货彻底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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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肉罐头极简史

苏联鸡尾酒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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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出生的读者依然记得1985年国家领导人如何疯狂反对饮酒，今天的年轻人听了可能付之一笑，但当时并不好笑。这种“疯狂”持续时间不长，却催生了许多有趣的事物，例如无醇鸡尾“酒”。

当然，鸡尾酒老早老早就有，无醇版本却是苏联调酒师的发明创造。菲丽普(flip)源于英国，历史上是一种往热啤酒中添加朗姆酒、糖、香料和生鸡蛋的饮料，天长日久配方改变：朗姆酒被杜松子酒、威士忌甚至波特酒取代，热饮变冷饮。无醇菲丽普无疑属于异类，但我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比无醇啤酒更差劲。

本人强烈怀疑1985年苏联首都民众听没听过“菲丽普”的名号，可专家们必须遵照党和政府重大决定曲解这个词。1987年出版的《软饮料》一书信誓旦旦称：“本书推荐的果蔬饮料不含一滴酒精，而这仅仅是众多优点之一。在家制作这些饮料，您就能充分享受其成分的滋味，并给您的客人带来惊喜”。

于是乎客人们惊喜领略了奶酪菲丽普和胡萝卜菲丽普！配方如下：

奶酪菲丽普（款式一）：50克磨碎的奶酪（科斯特罗马奶酪、荷兰奶酪、瑞士奶酪或明斯克奶酪）、50克番茄汁、1个鸡蛋放入搅拌机搅拌1分钟，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胡萝卜菲丽普：四分之一杯胡萝卜汁、1个蛋黄、半杯巴氏杀菌冷牛奶、10克起泡奶油放入搅拌机搅拌1分钟。

意犹未尽吗？再来尝尝“鞋匠”(Cobbler)吧。这种鸡尾酒大约起源于十九世纪，基酒（利口酒、啤酒或香槟）之外添加新鲜水果或果汁，用高脚杯或香槟杯盛装，撒碎冰降温。到了苏联，“鞋匠”摇身变成“鲜红之星”：

“鲜红之星”鞋匠：取三分之二杯碎冰，加入50克冰激凌、30克马林果糖浆、50克水果，最后淋上樱桃汁。

考虑到部分人喜欢传统草药，为他们提供了含桦树汁的“俄罗斯”鞋匠：

“俄罗斯”鞋匠：取三分之二杯碎冰，加入70克桦树汁、20克柠檬汁、10克马林果糖浆，最后点缀50克罐头樱桃。

至于“菲兹”(fizz)，看名即知它冒泡泡。基酒是杜松子酒或朗姆酒、金酒，加糖浆、果汁和苏打水（所以冒泡泡），后者也可代之以香槟。苏联款“加利福尼亚人”菲兹配方如下：

“加利福尼亚人”菲兹：调酒器中混合50克橙汁、10克柠檬汁、20克樱桃汁，摇动2分钟，加入70克苏打水或矿泉水。
或：
调酒器中混合50克醋栗汁、30克糖浆、半个蛋白，摇动2分钟，加入70克苏打水或矿泉水。

上述饮料在神话般的“阿拉格维”面前难免相形见绌，说穿了就是加糖和石榴汁的凉白开：

阿拉格维：煮沸水1升，加2-3勺砂糖、半杯樱桃或马林果糖浆、半杯石榴汁，冷却后饮用。

只可惜禁酒时期的苏联民众普遍不知道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他的著作《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1988年底才在苏联首次发表。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已经不再忌惮伏特加了。
（译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是一部讽刺作品，讲述主人公醉醺醺坐火车旅行，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贡献了“奇幻”调酒配方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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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鸡尾酒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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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文化”迟至1940年代初才渗入苏联，即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支援苏联战争物资时期。美国军队和政府官员把鸡尾酒介绍给苏联同行，于是这种与传统红酒、啤酒包括白兰地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新式”饮料迅速风靡莫斯科精英阶层。换句话说，苏联虽有鸡尾酒，但政府视其为资产阶级残余，仅限某些内部场所供应。

然而苏联鸡尾酒和酒吧能够存在的首要原因在于接待赴苏公干或休假的外国客人，政府希望向贵客证明苏联的生活毫不比祖国差，连他们最喜欢的鸡尾酒也能喝到，且有独特配方。1942年（译注：或称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特维尔大街）6号开张一家“鸡尾酒厅”，上下两层，装修典雅，有螺旋铁艺楼梯、雕塑圆柱、昂贵的枝形吊灯和镶木地板，酒水用高脚带棱玻璃杯盛装。该“酒厅”是莫斯科甜酒和伏特加酒酿造厂（后来叫“晶体”厂）下属企业，即使战争时期也有多款鸡尾酒和小吃售卖，一楼常驻爵士乐团演奏，营业时间为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调酒师全部为女性，因为苏联传统不雇佣男人做餐厅服务员。

战后1950年代，鸡尾酒厅成为苏联亲西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演员、音乐家甚至工程师聚会场所。无论何种职业，来的都是客，诨名称“科克”，一边欣赏爵士乐（“资产阶级情调”）一边啜饮精致鸡尾酒。许多人假装不懂俄语，试图在着装和举止方面效仿外国佬，渐成风尚。大部分知识分子必须攒钱一个月才有实力做一回“科克”，毕竟一杯100毫升的“牛仔”鸡尾酒售价4卢布10戈比，约等于莫斯科一个月房租的十分之一。而且光有钱还不行，得排队过“Face Check”，不成文的规矩是必须打领带，女宾必须有男宾陪同。

苏联政府为何“容忍”首都市中心堂而皇之开这家酒厅，至今说不清。最可信的解释是酒厅乃克格勃暗中运营，起初用于接触、刺探外国高官，后来用于识别思想倾向西方的本国公民，多来几次就被克格勃盯上了。苏联文学作品中，维亚切斯拉夫·孔德拉季耶夫的小说《因伤休假》曾描写此地，1989年被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辛搬上银幕，改名《香槟飞溅》，讲述1942年一名负伤的青年中尉回莫斯科休假，大款朋友请他体验鸡尾酒厅，中尉被酒厅的奢靡和豪华刺激了，想起战友正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情绪失控掏出手枪……

1968年高尔基大街鸡尾酒厅停业，改造成普普通通冰淇淋店，1980年代末二楼开起了自助餐厅。

1957年夏天苏联举办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131个国家的3.4万名访客进入莫斯科。节后外国工人和游客开始造访苏联，却找不到合适的休闲场所。为满足他们需求，在莫斯科的“柏林”宾馆和“大都会”宾馆及列宁格勒“欧罗巴”宾馆开设外汇酒吧，工作人员经过严格政审，必须掌握几国外语。苏联普通公民谢绝入内。

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有幸在“欧罗巴”任职，他自幼就对海明威小说描写的鸡尾酒深深着迷，实际工作起来却遭遇困难：酒吧设备只能自己拼凑，调酒配方则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翻外国杂志搜罗，或者询问客人某种酒怎么调。慢慢积累了丰富经验，1978年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写成《混合饮料调制技术》，被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对外旅游管理总局”推荐为全国调酒师参考书。可惜苏联时代鸡尾酒调制行业并未进一步发展，1970年代末个别大城市终于出现第一批招待老百姓的鸡尾酒吧，但不受民众欢迎，问题在于调制用酒都是本国货，品质参差不齐，口感一言难尽啊。

下面介绍几款苏联鸡尾酒配方，摘自当年高尔基大街鸡尾酒厅菜单。遗憾的是某些配方未能保存下来，例如“嘉年华”就永远失传了。

1.“伏尔加”

伏特加：35毫升
橙子利口酒：15毫升
薄荷利口酒：10毫升
柠檬汁：25毫升
砂糖：5克
冰块：3-4个

上述材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用吧台滤网过滤到冷藏的高脚杯中。

2.“老托马斯”

“旧塔林”利口酒：50毫升
红醋栗汁：75毫升
樱桃酱：25毫升
柠檬：1片
新鲜樱桃：4-5颗

高脚杯上做糖边，将果汁、利口酒和樱桃酱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用滤网过滤到加冰块的高脚杯中，点缀柠檬和樱桃。饮用时建议搭配烤扁桃仁。

3.“礼炮”

白兰地：50毫升
柠檬汁和橙汁：各10毫升
液体蜂蜜：1茶匙
气泡矿泉水：50毫升

白兰地倒入高脚杯，加蜂蜜、橙汁和柠檬汁，搅拌至蜂蜜溶解，最后加矿泉水。

4.“樱桃”

樱桃利口酒：50毫升
香槟：100毫升
樱桃酱：25毫升
柠檬：1片
罐头樱桃：几颗

樱桃利口酒和樱桃酱倒入加冰块的高脚杯中，搅拌，加香槟，用柠檬片和樱桃粒装饰。

5.“牛仔”

杜松子酒（荷兰Jenever）：30毫升
胡椒伏特加：30毫升
杏子利口酒：20毫升
班尼迪克丁酒：20毫升
蛋黄：1个

上述原料倒入高脚杯中，搅拌，加蛋黄，一饮而尽。

6.“谜语”

白兰地：30毫升
橙子利口酒：20毫升
白苦艾酒：30毫升
柠檬汁：10毫升
柠檬片和樱桃：少许
冰块：1-2个

调酒器摇晃混合白兰地、苦艾酒和柠檬汁，注入高脚杯的利口酒中，加冰，用柠檬片和樱桃做点缀。

7. “咖啡菲丽普”

白兰地：30毫升
咖啡利口酒：30毫升
波特酒：50毫升
蛋黄：1个
砂糖：1茶匙
肉桂粉：1撮
刨冰

除肉桂粉外全部原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在高脚杯加三分之一刨冰，将鸡尾酒滤入杯中，表面撒肉桂粉。

8.“四重唱”

白甜酒：60毫升
杜松子酒：60毫升
白兰地：40毫升
陈年朗姆酒：40毫升
柠檬：一片
冰块

上述原料用调酒器摇晃混合，倒入加冰块的高脚杯，柠檬片点缀。

9.“幻想”

白兰地：50毫升
香槟：10毫升
伏特加：10毫升
橙汁：10毫升

全部原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滤入高脚杯。

如您所见，那时候的鸡尾酒配方基酒丰富，但缺少果汁和苏打水，装饰物仅限柠檬和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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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肉罐头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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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1946-1947年饥荒期间，苏联内务部采取前所未有力度打击盗窃粮食和面包现象。至1947年底，工作在“粮食战线”的包括142878名密探、代表和信息员，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全年侦办155871起刑事案件。但这些案件并不都是涉及《三穗法》的。

“盗窃和挥霍”

今人可能很难相信，苏联时代执法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主要任务不是捉拿地下黄金商或外汇贩子，甚至不是造假币的，而是那些盗卖面包和粮食之徒。原因很简单：个别造假币的每年充其量祸害几十或几百人，大投机商活动范围广，影响的人更多。但是，食品供应方面的任何扰动将会令无数本就艰难度日的苏联平民雪上加霜，尤其战争和饥荒年景。

虽然那时候因“偷粮”受惩罚的多是到集体田拾穗养活嗷嗷待哺儿女的农民，可也确实有成吨盗窃之巨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2年（战事最吃紧的一年）统计共破获13801个盗窃粮食和面包团伙，搜查收缴1700余吨谷物产品。次年（1943）破获25977个团伙，收缴谷物产品竟达6635吨。

于是调集人力物力投入“粮食战线”，使其成为警察总局(ГУМ)工作重点。1944年7月28日通过的《关于警察机关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活动工作报告》指出：“整个战争期间，打击盗窃和挥霍粮食的工作比其他工作开展得更加有效”。
报告还指出，各地警察主要确保任何地方的粮食都有人值守，并检查粮食收购点、大粮仓、粮站的文书工作。最重要的是在上述地点安置自愿或非自愿的眼线、助手。战后第一年全国再次发生饥荒，警察们又有得忙了。

“人口减少、走向覆灭”

1946年4月14日大卢基州波列钦斯基地区国民教育局局长В.И.伊万诺夫致函联共（布）中央，反映农村现状：

“我们区被德国人占领三年，蒙受巨大损失。居民们返回撂荒的土地，杂草和灌木丛生，堑壕起伏、地雷遍野。
解放后的两年，妇女、老人和儿童为重建本区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们无法养活自己。
去年1945年，集体农民用铁铲刨地，自己背着种子步行30-40千米运到地头，结果播种不足，收成不好，加之雨水频仍、谷仓缺少，收割时损失惨重。
因此导致14个集体农庄未给集体农民发放一克面包，其他集体农庄发放100-200克（注：每劳动日），但无法保证留种。
两年来集体农民从未领取劳动报酬，他们靠房前屋后自留地糊口，把家当卖到拉脱维亚换取面包。
今年春天这些生活来源彻底枯竭，大部分居民陷入绝境。人们饿得吃死畜、兔子粪便和其他不能吃的东西。死亡事件时有发生。许多集体农庄濒临解散。
身体健康的集体农民、青年人和复员军人离开集体农庄外出找活路。只剩衰弱老人、儿童和多子女的寡妇留守。整个村苏维埃人口减少、走向覆灭。
许多集体农庄几乎没有劳动力，没有种子，畜力不足，没有农具，也没有任何劳动纪律和秩序。人们极其不满和愤慨。他们希望国家伸出援手。
如果不向人们提供积极援助，我们地区的春播计划将无法完成。国家供给饥民的少量粮食杯水车薪而已”。

遗憾的是，上面提到的国家供给粮迅速减少到最低限度。1946年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节省粮食支出》的决议，称：

“今年夏天我国相当多个州遭遇大旱，最近两星期又出现了新的不利因素。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北部等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收割工作是在连续降雨之不利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国家粮食资源进一步减少。

因此为了保证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居民粮食供应不间断，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认为现下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粮食资源的支出，即缩减农村地区居民人口的粮食供应额度，从城市和工人居住区中剔除一部分不工作成年被扶养人的配给粮并略微降低其他被扶养人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额度。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近期集体农庄市集粮食价格大幅下降，使得农村和城市中脱离配给供应的人员能够在集体农庄市集购买粮食。

基于上述情况，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决定1946年10月粮食供应量比九月份计划消费水平减少485.9千吨，规定所有消费项目总量为1676.7千吨。

1.减少供应居民口粮的粮食开支294千吨，即在九月份981千吨口粮供应计划的基础上减少30%，具体如下：

а) 自今年10月1日起将分配给农村地区居民的粮食划出70%…… 为此责成苏联贸易部柳比莫夫同志会同各州执委会、各边疆区执委会、各加盟国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减少农村地区粮食供应员额2300万人，包括被扶养人，国营农场、辅助企业和农机站工人与职员，地方工业企业、机关和捕鱼合作社工人与职员，护林工人与职员；
б) 将城市和工人居住区不工作成年被抚养人（学生和照顾幼儿者除外）粮食供应员额减少350万人……
в) 停止向全体居民供应超出各类补充食品票证限额之面包和谷物……
г) 自1946年10月1日起全体被抚养人的面包供应标准从每天300克减至250克，儿童从400克减至300克……”

国家有难，少不了趁机发财的。内政部遍布全国的眼线迅速盯上这些家伙。

“13305名集体农庄主席涉案”

如前所述，内政部1947年安插在国营农场、农机站、集体农庄和采购部门的眼线网络有所增加，至1948年1月1日共142878人，包括4282名密探、3794名代表和132802名信息员。然而正如1947年打击盗窃工作报告所称，撒开的这张大网的有效性低于预期：
“在上述部门尤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绝大多数犯罪不是在代表的协助下揭露的，而是由于采取了外部行动措施及根据官方数据揭露的”。

尽管如此，警方在“粮食战线”的工作成果依然惊人：

“1947年警察机关在农业设施和采购部门打击犯罪工作的总体成果体现于下列数字：

1947年在上述部门中侦办了155871起刑事案件，219994人涉案，逮捕104797人（1946年侦办104651起案件，158197人涉案，逮捕52916人）……

报告年度内破获的有组织盗窃团伙数量剧增。本年度破获了49029个团伙（1946年32780个团伙）。其中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破获41475个、在采购部门破获6732个团伙。

1947年度立案查处了116219起盗窃、挥霍和损坏粮食的刑事案件，其中176812人被追究责任。查明这些案件中有17006吨粮食被盗，从罪犯手中缴获被盗粮食11007吨”。

工作报告特别提请注意管理粮食的工人和领导监守自盗：

“破获了农业和采购部门与集体农庄管理者参与作案的大量盗窃案件。

据不完全统计，仅盗窃粮食犯罪一项就有13350名集体农庄主席、管委会委员和其他集体农庄管理人员、1833名收购点、粮站和粮仓主管（注：原文如此），以及11519名粮食采购局和面粉企业物资负责人被追究责任。1947年五个月内（8月-12月）有5358名集体农庄看守人员及2033名粮食采购局和面粉企业看守人员被指控盗窃粮食。同一时期还起诉了3303名集体农庄库管员”。

内务部工作报告详细列出盗窃粮食和谷物产品的方法：

“犯罪分子最常用的盗窃和隐匿方法包括：农产品出库与验收时少称重量；减少种子播种量、扩大播种面积；瞒报已收获的农作物；向国家交售农产品时行贿以虚开收据；高估已收购粮食和蔬菜的含杂率、含水率；伪造农产品再加工、干缩和变质的凭证；销售台账记录不完整；谎称饲养牲畜注销农产品；编写虚假的集体农庄农产品生产报表；伪造失窃；仿造和伪造各种文件”。

尽管花费大力气整治，可惜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盗窃行为并未消失停止。

“账目作假”

约十年后，1957年11月苏联内务部长Н.П.杜多罗夫向中央汇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粮食盗窃，显示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段跟之前别无二致：

“在赤塔州抓获一伙盗窃犯，包括‘普里亚尔贡斯基’国营农场仓库主管贝科夫、打谷场主管库兹明、驾驶员波利沙科夫和帕雷金、贝尔金斯基面粉厂仓库主管切尔内赫等八人。这些人利用国营农场管理部门对他们工作疏于监管的机会，盗窃14吨粮食卖给当地居民，私吞赃款”。

而且“降低种子播种量”的问题依旧存在：

“利佩茨克州叶列茨基地区‘赫鲁晓夫’集体农庄队长博格达诺夫每公顷土地少播种黑麦18千克。该人因此获得5.2吨多余黑麦，打算占为己有。
南哈萨克斯坦州舒利德尔国营农场工人诺斯科夫、久宾、萨尔塔耶夫用同样手段‘节省’4.5吨冬大麦种子，部分拿去集市变卖，未变卖的2吨已缴获”。

但这些人比起看守粮食的人，根本小巫见大巫：

“在苏联粮食部的多个仓库和分支机构发现了最严重的盗窃行为，系通过藏匿部分粮食产品账目实施，被藏匿的粮食产品则是高估入库粮食含水率和含杂率，以及虚报损耗形成的多余。

例如，在阿尔泰边疆区鲁布佐夫斯基粮食收购站作案的一个团伙，成员包括总会计师米列申娜、会计员米罗什尼科娃、库管员切尔内绍娃等13人，以这种方式制造了200吨多余粮食。犯罪分子谎称这些粮食系通过正常的国家收购程序从多个售粮农户手中购得，并侵吞了据称付给这些农户的21.8万卢布现金。

粮食管理局楚瓦什共和国切博克萨雷斯基粮站库管员拉扎列夫、伊万诺夫、卡玛耶夫和消防队副队长索科洛夫使用类似手段制造了数量无法估算的多余粮食，他们盗窃并伪造文件从粮站运出超过25吨小麦、9吨黑麦、4.5吨面粉，统统卖给当地居民。

犯罪分子有时会在消费合作社个别员工协助下盗卖粮站、粮仓产生的未登记多余粮食。

卡拉干达州库夫斯基地区‘共青团员’国营农场格卢宾内粮站主管斯马古罗夫、区采购办事处收购员叶斯卡兹诺夫、消费合作社区联合社库管员兼发货员穆欣被追究刑事责任。经查，斯马古罗夫蒙骗售粮农户，在粮站制造多余粮食，之后串通同伙伪造所谓收购50吨小麦的单据，由此从区采购办事处获得30000卢布私吞。

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苏维埃俄罗斯’集体农庄机械打谷场过磅员捷姆琴科、消费合作社格里戈利耶夫斯基区联合社采购处收购员穆希塔洛夫因虚构粮食入库单据、盗窃60000卢布被捕。此外，调查还发现捷姆琴科账目作假，藏匿340吨粮食准备实施盗窃”。

内务部长杜多罗夫请求苏共中央改善粮食储存系统的安保和会计制度，不要聘用有过盗窃前科的人。

但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如果没有上级的默许和参与分赃，贪婪下属绝不可能揩油自肥。所以，建立真正有效的核算与监督形同痴人说梦。

延伸阅读：

略谈苏联的盗窃肉类现象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斯大林指责米高扬损己利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东正教神甫、政论家、历史作家尼古拉·萨夫琴科毕业于彼得堡理工大学工程控制论系。他完全利用公开材料，借助数学方法证明，如果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组织供应方式，饥馁死亡者将会减少很多。

尼古拉·萨夫琴科分析文献研究城市供应情况，估算1941年夏季的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未沦陷地区储存了多少食品。他试图厘清“致命大封锁”期间食物是怎样在不同人群间进行分配的，是否有可能挽救几十万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数字。

萨夫琴科：
我父母是大封锁幸存者，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只有一个叔伯参战负重伤，大封锁开始当天下葬。其他叔、舅和姨们几乎都熬过来了。我从小听亲戚们谈论围城岁月，所以这件事一直萦绕心头。我认为列宁格勒被围期间最严肃、最紧要的问题是食品供应问题。虽然许多数据仍待公开，但战后这么多年官方出版大量材料，各种数字被学界引用讨论，社会渐渐知道了当时居民的供应标准，工人、职员、被赡养者和儿童某些月份领取的配给票证数量，以及登记的死亡人数。然后开始出现每日食品消耗量的信息，这样就进入了可以用普遍数学规律把全部数据联系起来的阶段，从而呈现出更完整的画面。我相信我的文章已经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没有杜撰的数字，一切都基于已在学界流通的官方材料。此外，苏联时代已经出版过若干历史著作，解体后亦然——例如各个时期市内各种食品的存量，是极具价值的信息。

记者：
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萨夫琴科：
我想首先应该谈谈围城的象征，也就是著名的“125克”。实际连这个数字也被大大美化过了，无法反映惨剧的真正样貌。对被围困者而言125克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饥饿的尺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制作面包除了用面粉还要用水，标准面包含水率32%，但1941年12月的“围城面包”含水率提高到68%——超出规定两倍多。此外还掺入大量热值为零的纤维素，掺了纤维素的面包一望即知。各个时期的官定面包配方我都计算过，如果减去水、25%的纤维素、3克盐和约18%油粕，那么1941年12月的125克面包仅含50克面粉，约两小勺，仅此而已。

记：
您的文章详细强调了纤维素，写道：尽管经过清洗，仍有残留的硫和亚硫酸、白垩和亚硫酸盐，令面包食用者中毒，破坏了他们的肠道菌群……

萨：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列宁格勒有很多手段养活市民，但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围城之初列宁格勒方面军有六万余匹马，多数活到封锁结束。而人民纷纷倒毙，官方承认63.2万，但若算上疏散过程中死亡的和未统计到的，应该80多万人。其他数字我认为没有历史根据。所以，人死了几十万，马却吃油粕、麸皮幸存，这些东西如果发给市民，可以煮粥糊口，热量只比小麦或燕麦低三分之一。当时平均五个战士一匹马，甚至波罗的海舰队也有上千匹。我研究过兽医褒奖名单——凡获奖的都是成功防止军马死亡的。除油粕和麸皮外，饲喂军马的骨粉也可以做肉汤。而且市郊还有许多牛，官方统计1941年列宁格勒州包括马匹在内的私人牲畜总头数约120万。另一方面，相当于列宁格勒州三分之一面积的拉多加湖对岸地区未沦陷，那里的牲畜属于“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可这些牲畜并未送进城里，反而往东疏散了。

目前已知面包、谷物和稻米之库存，但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的供给能力问题暂未充分调查。传统观点认为：城市被封锁，跨拉多加湖物资运输能力有限，所以人民饿死。其实面包够吃，油粕和麸皮也够吃（后者通常较少被提及），外加蔬菜。曾有研究给出数字：1941年9月市内储存蔬菜约8万吨，包括卷心菜、甜菜、胡萝卜、饲料甜菜和土豆。如果把这些分发给遭围困的居民和战士，那么从九月份到1942年新年平均每人每天可吃200克，终究强于125克吧。可实际上蔬菜怎么分配的呢？4万吨供应部队，4万吨供应地方——但不是人人凭票领取，而是进入了企业和某些机关的食堂供少数“精英”食用。

总之，我的研究使我们得以详细了解列宁格勒大封锁期间的所谓特供食品数量。政府公布了每日食品开销的文件，不难算出每天凭票购买每种食物要花多少钱。结果发现，任何地方食品的实际购买价格一律比凭票供应的价格高20-45%。溢价如此之大，印证了被围困市民家喻户晓的秘密：市内一大批人享受特供。我们知道食物的总消耗量，也知道票证的发放量，计算结果甚至显示出特供比例的逐月变化。困守列宁格勒的约280万平民中有30万-50万特权者，就连1941年12月-1942年1月最艰难时期也有。他们包括党员和大企业、大机关职工，既领取微薄的食品票，又配发充足食物，无一人饿死。

我能理解市政当局选择优待部分人，但我要明确指出：市内拥有足够多食物，本可以不让任何人饿死。而且当局以这种方式分配食物，导致吃特供者获得的食物五倍于被赡养者、儿童和普通职员。

据统计，仅三分之一票证是250克面包的“工人票”，其余都是125克。硬性规定前线绝不允许短缺肉、油、糖和面包，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兵员约66万，按照给养标准吃肉饼、肉汤。

我曾分析列宁格勒方面军军需部的表彰令和勋章，许多是发给保障有力的单位或个人。1942年1月遵照斯大林命令不仅提高部队给养，还组建了军需仓库。也就是说，城内饿殍遍地的时候仓库堆满了供方面军消耗20天的粮食、油和肉，从未减少，1月中旬更增加到30天……

记：
这是否意味着有可能养活所有人？

萨：
我要说的是，为了养活被围的战士和平民不让一个人饿死，每天需要1500吨食物。从1941年封锁开始到1942年1月1日，平均每天供应330吨，也就是五分之一。当时列宁格勒人靠五分之四的旧库存和五分之一的外来物资活着，某些品类十分之九是旧库存。易言之，“生命之路”几乎没起什么作用——这话很刺耳，但是事实。列宁格勒有各型汽车几万辆，往来冰面运输的约2000辆，仅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且利用效率不高。

记：
是不是汽油不够用？

萨：
够用。跨越拉多加湖的铁路罐车一天就能运输1500吨汽油，从奥西诺维茨基港到科博纳或日哈列沃，卡车慢速行驶一个来回需要三个小时、19升汽油。1500吨汽油足够保障这些（载重）一吨半卡车了。话虽如此，但很不幸，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就算有寒冷和汽油问题，急需赶过拉多加湖的马群却没赶过去。列宁格勒挨饿的时候，附近沃尔霍夫方面军马匹每天吃的燕麦相当于全市人吃的小麦。当然基层军官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要问司令部：为什么沃尔霍夫方面军需要7万匹马？这些马能不能送进城拯救人命？马吃的燕麦也该供给人吃。但这些燕麦装车拉到列宁格勒仓库喂马，运量多少、库存多少都有相关材料，一直在增加。

再者，当时列宁格勒州谷物种植面积广。1940年冬普降瑞雪，粮食收割量大且收割及时，源源不断补充国家物资储备。米高扬儿子回忆录有个著名片段：日丹诺夫说列宁格勒粮仓已满，别再运啦。令人惊讶的是，他不知道并不是莫斯科把粮食运进被封锁的列宁格勒，而是从夏末已经爆满的本州粮仓向外输送。粮食一去无回，因为有命令——不给敌人留一克面包。列宁格勒三分之一未被占领，这里不是指面积，是就农业地区人口而言，约17万吨粮食交付国家，数量庞大。

现代人阅读围城历史，会把列宁格勒想象成无力自保的城市，自己种不出粮食，莫斯科应该支援却不支援。但事实不是这样。和平年代列宁格勒州的口粮一半靠自产，1941年从沦陷区运出粮食，所以它不仅能保障本州和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市，还能交付国家。在市苏维埃执委会领导下，列宁格勒州的粮食被运往大后方。直到12月底仅仅经水路运入2.3万吨，封冻后又经“生命之路”运来1.2万吨。飞机不装面包，只空运高热量食物——专供特权阶层的五千吨熏制食品和浓缩食品。如果考虑到输出粮食的数量，其实是足以养活军民的。至于运输手段，一艘大型驳船加两艘中型驳船每日运力1.5万吨，可惜两天才发一次船。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小型船只和拉多加区舰队的军舰。但运输问题对于市政当局从来不是问题。我重复一遍：当局知道市内有8万吨蔬菜、几万匹马和家畜，以及国家储备。我们知道库存物品的总价值和品名，从而算出1941年9月约有500万瓶葵花籽油、1000万听半公斤装肉/鱼罐头和5000吨糖。

记：
那么如此可怕的饥荒究竟因何发生呢？

萨：
政府当时不注重养活平民，他们的任务毫无疑问是维持部队。顺便说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围攻列宁格勒的纳粹和芬兰士兵的人数，是城内吃军粮的战士和水手的一半。这听起来很刺耳，但事实如此。此外1941年10月红军战士的给养标准高于德国和芬兰兵，换句话说，城内平民忍饥挨饿的时候，部队每天消耗的食物两倍于围城敌军。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负责围城期间物资供应，1942年1月担任红军食品供应局局长，他在书中明确而直率地指出红军给养标准高于纳粹军队和全世界其他任何军队。诚然1941年11月起标准被削减，列宁格勒方面军官兵吃得比纳粹少了，但次年2月份完全恢复到原本水平。

一些大封锁幸存者回忆部队曾进城分发食物，一些官兵也记得自己背包装着罐头和土豆，而周围的人陆续死掉。当然了，二线部队也有吃不饱的现象，我研究过列宁格勒方面军后方部队最低伙食单：早餐是加一勺葵花籽油的一小盘稀粥、两块面包、一杯加一勺糖的茶，午餐是半盆五花肉汤、少量通心粉、一小块肉饼、两块面包，晚餐跟早餐一样。最艰苦的时候儿童、被赡养者和职员领取125克面包，正如我之前讲的，面粉含量仅50克，但二线部队有肉饼、肉汤。

记：
那么如果政府在食物分配上公平一点，就不会发生大规模死亡了吗？

萨：
当然！毫无疑问。要知道城内有66万官兵，以及30-50万吃特供者，等于100万人饮食正常，250万人不正常。好好安排就不会饿死人了，但政府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在其他城市亦然：敖德萨疏散的时候居民吃不饱，部队食物足够。也就是说，列宁格勒1941年冬-1942年的情况跟苏联疏散的每个前线城市几乎一样。

普遍的规则是：运走所有粮食，优先保障部队和特权阶层，面临沦陷威胁的其余人他们不关心。众所周知1941年10月斯大林认真考虑过交出列宁格勒，当然他不愿这样，但我们今天知道曾为此进行谈判，斯大林害怕列宁格勒方面军投降，重蹈基辅被围和勒热夫-维亚泽姆斯基被围之覆辙。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实用主义的、冷酷无情的、习惯性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12月1日面包告罄，军事委员会甚至讨论要不要在列宁格勒停止分配面包——结果的确这样做了。而他们讨论的时候，市内仍有20天军需给养，有一万多吨油粕和麸皮勉强果腹，有足够的肉骨粉煮汤，还有蔬菜和土豆，但这些都是为前线和特供保留的，管供应的人领了勋章升了职。市内有军犬大队，整个封锁期间饲料够吃，大队长由于养狗立功被授予奖章。还有一间НКВД的训犬学校，也保障饲料。

记：
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想到牺牲动物挽救大人、小孩？

萨：
高级干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基层人员只能奉命行事，他们本身就是吃官饭的，也亲眼目睹了饿死大批人的惨象。负责列宁格勒供应工作的巴甫洛夫同志获提拔，管理整个红军的补给，他写的书首次披露官方数字，如实反映了列宁格勒被围期间的供应情况。这些数字虽不足以构成数学模型，但随着数字越来越多，最终有可能解开这庞大方程组。当然，我们仍需获取新数据、新材料，情况会愈发明朗，但目前总体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主要结论如下：列宁格勒市本有可能通过拉多加湖小部分湖面输入粮食、在冰面上驱赶牲畜，但没这样做，因为没有相应命令，上级也没有这种意图。罹难者被英雄化了——同样出于政府的利益。这项研究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贬低列宁格勒普通民众的壮举，相反，更彰显他们忠诚、不认命、孤立无助、承受牺牲的姿态。

尼古拉·萨夫琴科其他文章的结论更加严厉，指斥政府：“以牺牲大多数居民利益为代价，维持‘特权阶层’的高热量膳食标准。在绝不否认侵略者对列宁格勒平民死亡负责的大前提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А.А.日丹诺夫领导的市政当局再分配食物的方式导致被围困城市人口大量死亡”。

延伸阅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尤里·伊万尼科夫

“伊戈尔，吃晚饭！”

门廊传来妈妈的声音。天快黑了，但伊戈尔不想回家。四月份春意正浓，房前屋后白桦树黏黏的嫩芽饱满欲裂。空气中充满奇妙的味道，既不是三月份那种融雪味儿，也不是檐下冰融、雪底叶烂、柳枝初醒的味儿，而是大地解冻、万物复苏的美好气息。吸一口沁人心脾，还带着一股微微破土而出的小草香。

“妈妈我来啦，就来！”

伊戈尔开心地数着台阶往上蹦，迅速甩掉帽子和薄夹克，转眼坐在铺着鲜艳花朵图案油布的方桌旁。

“洗手去”，妈妈念叨着。

伊戈尔不情不愿挪到洗脸池边，喃喃自语：“洗什么手啊，又不脏。”

晚饭端上桌，有回锅的炸土豆、自家腌西红柿、面包和一罐三升牛奶。伊戈尔的父亲伊万·库兹米奇还不算老，个头不高，几根白发，坐在伊戈尔对面喝牛奶。伊万·库兹米奇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叉子、面包和西红柿都用右手拿。左臂像藤蔓似的耷拉着不动，瘫痪后遗症仍很严重，好在他能走路，虽然左腿瘸得厉害。

妈妈吃饭也快，但很仔细。她留心观察每个人是否都够吃，并且给大儿子萨沙多分一些。因为允许他出去跟朋友玩久一点，所以已经吃完跑掉了。妈妈只有在确定每个人都吃饱的情况下，自己才肯多吃几口。

她低声说：“家里没干草了，我想不出拿什么喂阿秃。新鲜草料还得等两三个星期。”

大家都不吭声。伊万·库兹米奇沉思着，但疾病明显打垮了他，他早就没能耐管这些男劳力活儿了。

伊戈尔果断停住勺子。怎么搞得！牛是庄户人的大奶妈，可不能没有它。

“妈妈，吃完饭我们去门口吧，多呼吸点新鲜空气真好。”

“我有很多事情，要洗碗，还要…… 不过坐一会儿吧，就一小会儿。”伊戈尔忽然变得食欲不佳，吃东西很慢很勉强。这就是他们家的习惯——共同分担一切喜怒哀乐。五分钟后，娘俩坐在为过复活节刚油漆完的门廊吹风。

空气确实新鲜干净，感觉是在“饮”气而非吸气。四周阒然无声。

“那么，一点办法没有了吗？”伊戈尔重拾话头，不想让他爸参与，免得病人伤脑筋。

“除非去集体农庄拿青贮饲料。”

“干草行不行，干草不是最好的饲料吗？”

“不行，干草在库房，没人给你。”

“大田的麦秸呢？”伊戈尔夏天喜欢钓鱼，见过田野高高的草垛。

“秸秆养分低，阿秃会饿瘦的。要么就得偷，万一被抓住了，农庄领导可没好话。”

“那总得活啊。会计科能不能开个条子买点儿？”

“人家不会开青贮饲料、干草或秸秆条子，这不是办法。他们只会开粮食，但不能只用粮食喂母牛，它要吃各种饲料。何况咱家没钱，现在全靠你爸退休金。”

伊戈尔的母亲玛莎是种收甜菜的女工，夏秋两季很能挣钱，但冬春时节得自谋活路。

“哪天吃光，今天吗？”

“今天还剩点干草，我不知道明天怎么办？”

“决定了，明天去弄青贮饲料。说干就干。”

伊戈尔希望在十二岁年纪成为果决的人，学大人当机立断。玛莎却长叹一声。

第二天刚擦黑，玛莎和伊戈尔开始冒险行动。天空晴朗，繁星高挂，二人不紧不慢、不声不响从容步行，远看就像饭后散步或探亲访友的两个人。只不过村里谁闲没事儿散步啊？一个大塑料袋装着两条五十千克容量的麻袋，是去年盛粮食留下的。母子途经菜园，两次跨越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沥青大道，继续前进，走过集体农庄地磅和长长的沟槽。

挖沟开槽是为了建立灌溉系统。这是集体农庄的大项目，水首先通过管道从村外四千米的河流抽到水塘，再通过两条挖好的沟槽引入灌溉渠。夏天伊戈尔和小伙伴常在灌溉渠玩水，存满清澈河水的露天水塘很快成了他们的澡堂。至于田间沟渠的水则通过更细管子供给安装了喷洒设备的拖拉机。

玛莎和伊戈尔加快脚步。青贮池距离此处约500米，必须穿过大麦田接近奶牛场。幸好青贮池的电线杆没灯，而且俩人知道奶牛场只有一位看守，很少开门出来。

青贮池真大，大概八米乘二十米，两侧各有一道水泥墙。秋收时节池内装满切碎的玉米茎叶，开拖拉机碾压紧实。发酵后变成优质饲料，可以显著提高母牛产奶量。这个办法似乎是赫鲁晓夫时代引入我国的。不过青贮池气味刺鼻，酸臭憋人，只好忍一忍。

“伊戈尔，别超过半袋，湿的青贮饲料很沉。”

“好的，妈妈，我能拿多少装多少。你也别拿太多累坏了，最好再来一趟”。

最后两人各装四分之三麻袋，确实够沉，但都假装不吃力。悄悄往家走，在大麦田暂停歇息两回。沿着小路再次途经地磅和沟槽，从这儿一直到十字路口都很开阔，月光明亮。

没办法，咬牙扛起麻袋走吧。两人沿着沟渠边缘艰难行进，然后向右拐。玛莎跨越沥青路交叉口，家近在眼前。伊戈尔落在后面，他累坏了，腰酸背痛腿打颤。

忽然，伊戈尔瞅见50米外路上驶来一辆车。车灯照得地面发白，司机肯定开了远光。伊戈尔慌了，转身朝地磅慢跑，边跑边感觉那辆车已经拐出十字路口紧跟着他。伊戈尔用最快速度冲向地磅，绕过沟槽堆土，继续飞奔十几米，终于体力不支摔倒在化冻的初春田野。

“随便怎么样吧”——这是他此刻唯一想法。伊戈尔犹如被追赶的狼崽，太年幼活像条小狗崽，还不知道狩猎的规则，双眼充满恐惧。

三个黢黑身影出现在土堆后，缓步走近。最前面的高个男人打开强光手电照着伊戈尔。伊戈尔快速抬头又低头，短暂瞬间已经认出打手电的是新上任不久的集体农庄主席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伊戈尔魂飞魄散，心底暗叫“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这谁家小孩，认识吗？”——主席的声音。

“认识，我好像见过。”——伊戈尔听出这是主席专车“乌阿斯”驾驶员艾迪卡叔叔的声音。“伊万家的，他以前是我们最厉害的联合收割机手，差点儿评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如今瘫了，日子不好过。”

“你说伊万？哦，好，咱回去吧，看把孩子吓的。”

伊戈尔躺卧原地四肢发僵，虽然只过了十或十五分钟，感觉却像永恒。挣扎着起身，扛上麻袋一步一步往家挪。藏不住了，他心想，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再不用躲谁了。他边走边哭，泪水从他瘦削的脸颊滴落。他不是哭自己，而是想到妈妈明天可能被赶出集体农庄，甚至判刑坐牢。他想到半瘫的爹带俩儿子活不下去，恐怕要饿死，因为妈妈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和劳动力。人生刚刚开始就如此艰难，岂料竟骤然结束，这让他越琢磨越伤心。但孩子到底是孩子，伊戈尔没想到一麻袋青贮饲料顶多一卢布，何况斯大林时代早已泯灭。所以，他终究是哭泣自己的苦难童年……

又过了一天，亲戚萨沙叔叔送来干草，够奶牛吃到春暖花开。这一次玛莎也没被集体农庄叫去。看来，生活中毕竟有点幸福。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毕特·菲泽勒
（波鸿大学东欧历史教授）

胜利的苦涩

1945年苏联迎来最终战胜德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付出的代价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这场战争不仅夺走约2700万人生命，还留下众多寡妇、孤儿和残疾者。斯大林统治时期，任何有可能贬损苏联军功的事情都被隐瞒或否认。尽管伟大卫国战争艰难困苦的历史宏大叙事在国家记忆中占据突出位置，但官方对战争中的具体损失、困难和由此致残的受害者们却宁愿保持沉默。由此产生一种英雄主义的政治历史，几乎不关心战争的社会成本，尤其伤残军人。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伤残退伍军人是“赤贫胜利者”中最需要援助的群体。阿尔卡季·舍甫琴科（译注：苏联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回忆：“男人们从前线回家，缺胳膊少腿，遍体鳞伤。这些老兵佩戴勋章在街角乞讨，或者到自由市场设法变卖自己的奖章、军大衣和从战场带回来的一切东西”（《同莫斯科决裂》，1985）。社会上流传：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莫斯科等大城市的残疾人被集中遣送偏远地区，好让巨大的保障难题不那么扎眼。

因此，即使苏联解体之后，伤残退伍军人问题一方面牵涉诸多禁忌，另一方面也包含各种印象和假设。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课题，沙场归来的残疾老兵尚未被系统研究过，更遑论广泛关注。尽管“档案革命”为填补某些空白提供了机会，但在铺天盖地的“二战”出版物中这个问题仍鲜有提及。所以，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受害者的历史不仅没成为学术研究课题，亦未反映在许多同时代战争幸存者的头脑中。

问题的规模

在斯大林为数不多的战时和战后讲话中，从未提及为数众多的伤残军人。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权及其领袖的一种责备甚至威胁，毕竟政权和领袖认为各方面辉煌胜利主要是自己的功劳。凯旋得胜的画布上容不下残疾人，因为他们和数百万死者共同“体现”了苏联人民为争取胜利不得不付出的可怕代价。

根据俄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份出版物（《20世纪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1997），战争期间约380万士兵因伤因病复员，其中257.6万属于不适合继续服役的残疾人。至于多少人的伤病后来痊愈或不治身亡，暂时不得而知。后期的估算不是由军队机关而是人民委员部（及1946年3月之后的部委）进行，委员部最低设在共和国一级。军事委员会负责统计军官。这些机构的官方数据从未公布过，甚至连大概数字都没有，因此伤残退伍军人问题的规模难以确定。

然而有资料显示1945年春天全苏联约有200万残疾老兵。由于战后复员军人、遣返回国人员和游击队员的人数增加，所以残疾者的数量应该高得多，最保守估计270万。也就是说苏联残疾老兵人数相当于军队总人数（3400万）的8%。如果考虑到对德歼灭战难以置信的残酷性，以及红军视人命如草芥的态度，会发现这个比例相当低，不能反映伤残和疾病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为了承认问题而刻意得出的数字（女性伤残军人更无从查考，甚至红军女性官兵的具体人数也有很大差异）。

灵活的残疾评定

1930年代斯大林推动“上层革命”，那时候产生的法律法规和意识形态语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残疾”的定义，将其限制在生产方面而非健康方面。随后动员工人建设社会主义成了最高目标，于是一般的肢体缺损不再构成“残疾”（以及领取国家津贴的权利），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算，且有效期不超过一年。

苛刻的残疾评定标准体现在1932年施行的三级分类，根据新规定：“一等残废”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全天照顾的人，“二等残废”是评估认为无劳动能力但不需要照顾的人，“三等残废”包括那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但可以履行低技能、低报酬轻松工作的人。以前医生的任务是确定残疾程度或失去劳动能力的百分比，而现在要求他们确定剩余劳动能力的百分比。所以，过去伤病和残疾之间的直接联系被打破了。针对残疾人的各项福利措施首先考虑安排就业，甚至仅考虑安排就业。

大战期间，以劳动能力为导向的新标准被大规模应用于因肌肉骨骼系统缺损复员的官兵。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医疗劳动鉴定委员会(ВТЭК)负责评定残疾程度。早在1941年8月9日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阿纳斯塔西娅·格里沙科娃已要求ВТЭК在定残时尺度从严，禁止给那些仍能从事旧职业的人评定残疾，哪怕他们失去一只眼或一条腿。唯有在身体功能严重受损，以至于该人只能从事低报酬、低技能轻松工作的情况下，才允许评为“三等残废”（《关于ВТЭК在战时条件下工作的指示的函》，1945.8.9）。

由于鉴定委员会起初不愿执行上述严格标准，遂于1942年6月再次收紧要求（《残废军人医疗劳动鉴定手册》，1943）。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规定可雇佣“二等残废”（原则上无劳动能力者）从事后勤和辅助工作。此外，从1943年5月开始体检间隔缩减了一半，也就是“一等残废”必须每六个月复检一次，二等和三等每三个月复检一次。复检时不仅考虑健康状况，也考虑个人代偿和适应伤残的方式。同时，参加工作被认为有增强健康的效果，在苏联人眼中，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康复手段。

由于来自上层的巨大压力，战争头两年无数“三等残废”失去了他们的残疾资格和津贴补助。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后方对人力的需求，也有急剧增加的残疾人数量所带来的财政支出。从1943年秋季开始社会保障机构就积极采取行动减少“二等残废”比例，系统性的提前大规模体检导致“二等残废”配额从52.7%（1942）减到35.4%（1944），1948年降至21.1%。这项政策波及数十万残疾人，其中许多人身负多处创伤。他们从此必须接受强制就业和加强监管，后者目的是遏制据称在前线复员军人中普遍的“投机行为”。

国家粗暴的劳动力动员政策最终导致一种认识：战伤皆不同于工伤，只不过是容易代偿的局部受限机能障碍，对身体没有特别的负面影响（社会保障人民委员苏霍夫的声明，1945.5）。残疾人纷纷抗议这种说法，但没有任何官方手段能够申诉ВТЭК的鉴定结论。如果不尝试欺骗和行贿，唯一办法就是老掉牙的写信请愿。残疾人的信件，尤其关于改评“三等残废”、不予免除劳动义务的投诉不仅寄达地方、地区和中央级社会保障机关，甚至送到了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报社、杂志社和个别社会名人的案头。据不同机构统计，战争结束后投诉飞涨。由于档案材料分散，无法对其增速进行跟踪。从记录在案的事例来看，仅极少数投诉获得成功，毕竟ВТЭК严格的鉴定结论完全符合政治领导人方针指示。然而残疾群体决不承认自己是无形的“生产单位”，凭借战争受害者的资格要求获得相应物质补偿，因为他们在余生中必须持续承受伤痛。

残疾人频繁抱怨的另一件事是定期复检。尽管规定从1944年1月起无法医治的残疾人每年只需配合一次ВТЭК复检，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人：“他们每年给你打电话，即使他们——从斯大林到普通医生——心里都清楚一年长不出新腿来。简直太卑鄙了！这是对人民、对残疾人实实在在的犯罪……你压根没胳膊没腿，没双手，还叫你去复检”。

国家津贴和物质保障

参战受害者及评定残疾人有权领取国家津贴，然而由于人手短缺和管理混乱（尤其战争头两年），津贴的计算不符合规定，支付也断断续续。伤残军人抚恤金本就微薄，而且差别极大（伟大卫国战争伤残军人抚恤金高于“一战”和内战伤残军人抚恤金），其数额首先取决于入伍前工资，其次取决于军衔，第三取决于残疾等级。工人比农民拿得多，军官比战士拿得多；而那些从学校应召入伍的、以及（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证明自己当兵前收入的人，到手抚恤金同样多（苏联人民委员第1269 号决议，1940.7.16）。即便如此，支付津贴仍然是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库中唯一起作用的手段（至少从1943年起）。但与该政策其他方面不同，津贴本身几乎从未被国家广泛宣传，惟恐说多了会促生“依赖心理”（《卫国战争残疾人劳动安排》，《真理报》1944.4.8；《全民关怀祖国保卫者》，《真理报》1945.5.23）。

支付给“一等残废”，即那些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别人照顾者的津贴实际不够生活，二等和三等更少。一开始国家把责任推给残疾人家庭，要求妻子牺牲奉献，利用妇女杂志发表的“德育文章”教化她们。可惜并非每个残疾人都能依靠亲属支持，很多人自己不肯当累赘，其他人则被家庭抛弃，听天由命。1943、1944年几十万被占领土的居民重返家园，有些直接被拒门外。所以很多残疾人沦落到悲惨境地，加之向他们发放食品票证不及时，并且票证供应制度本身就运转的磕磕绊绊。

为助残扶贫，一些城市向残疾群体发放一次性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这样做地方财政吃不消，不得不求助公众，募集钱款、衣物等。如此一来，帝制时代俄国曾经广泛存在、19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被部分允许的慈善活动重现社会。物资长期匮乏的时候就连斯大林政府也默许暂时恢复“资产阶级”做法。个人和教会发起各类募捐，但更多的是党组织、共青团和工会发出的“强制自愿”倡议。然而居住在农村的超过50%的残疾人几乎无从受惠。上级要求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帮扶农村残疾人，可照顾孤儿寡母已经令他们焦头烂额。

仅极少数残疾人可以在没有工资或亲属接济的境况中免遭饥馁，这些人迅速摸透了申请和投诉的窍门。个别残疾人设法从多个机关同时领取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耍这种招数要冒被抓风险。这方面最狡猾者无疑是职业窃贼、诈骗犯韦尼阿明·鲍利索维奇·魏斯曼，他1944年逃出劳改营，受冻失去双腿、一臂，冒充伤残军人，伪造两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陆续欺骗32位部长、副部长，从他们和苏共中央手中骗得现款五万多卢布及价值三、四万卢布的商品，甚至“铁公鸡”财政部长阿尔谢尼·兹维列夫也发给他总额逾二万卢布的商品券。此外还在基辅骗到一套公寓，外加定期治疗介绍信和最新款假肢。此人最终在苏联重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叶夫列莫夫办公室落网，判刑九年。但像魏斯曼这种瞒天过海之辈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残疾人只能从社会保障制度上揩油果腹。

返岗再就业

所以对绝大部分残疾人而言，活下去的唯一出路（乞讨除外）是找份工作。而这也是政府政策的重点。尽管1941年11月决议确认了伤残军人在企业、机关、合作社就业的权利，但一段时间后，这项权利不仅变成义务，甚至成了强制措施。党和政府希望伤残军人在后方奋斗如在前线，一息尚存就要献身。

然而相当普遍的情况却是，回归工作岗位的残疾人只能依靠自己。法律虽然规定了援助和重返社会的多级体系，包括必要的再培训，但实际上残疾人“重返社会”纯粹是因为走投无路，被迫接受分派的任何工作。无论数量少、设施差的培训机构，或承受计划压力的企业，都缺乏能力和意愿培训残疾人。最终，超半数残疾人根本未接受再培训，约15%接受了（效果可疑的）改行培训。

结果大部分残疾人不得不打零工度日，酬劳仅普通工资三分之一，更何况看门、守夜之类工作没有加班费。此外，在劳动等级体系内身处低位意味着难以获得企业的社会保障资源，尤其住房分配方面——须知战争年代房子可是稀缺品。尽管政府规定首先给伤残退伍军人分房，但企业肯定优先照顾他们所需要的健康、熟练工人。没水、没电、没暖气甚至没床的临时房给了残疾人，自己捉虱子去吧。

同时，报纸和广播大肆吹捧“三等残废”几乎完全重返社会，称赞他们是劳动英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宣传复员伤残军人的成功案例，说他们是先进工作者，业绩突出优异。毫无疑问确有这种事情，但被严重夸大了，最后证明瞎话比实话多得多。资料显示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伤残退伍军人——通常是重度残疾者——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对许多人来说“为国服务”的代价是社会地位降低、生活贫困、无家可归。

1945年战争结束，几百万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各地开始加速解雇战争期间被迫雇佣的残疾人。甚至残疾人合作社——他们一方面被宣传包围，一方面又承担计划压力，所雇佣的残疾人数居然跟全苏企业雇佣残疾人平均数几乎相同。某些集体农庄负责人企图摆脱生产能力不高的残疾人，向上级举报人家是“寄生虫”，听凭人家被驱逐出境。四十年代末苏联总检察长在一份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对残疾退伍军人的歧视日益严重。然而过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变化。

求生策略和抗议形式

如果您相信同时代人的证词和小说描述，就知道残疾退伍军人酗酒流行乃是沮丧失意的后果，他们虽然年纪不大，却自我感觉“多余”。另一部分残疾人找到了某些积极生存方式，这些方式战后其他欧洲国家亦不鲜见。至少在1947年12月币制改革之前，苏联各城市常有残疾人在火车站、市场、剧院等公共场合乞讨或强要，并通过各种小规模非法勾当维持生计。正如朱莉·海斯勒和乔弗里·琼斯所言：战后头两年小型倒卖贩子可以放心做生意不怕警察抓。当局之所以默许这类影子经济，是因为它在居民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想而知残疾退伍军人干这行的为数不少。然而1947年底废除票证制度，国家立即扫荡投机倒把和犯罪行为。到了四十年代末，警察穷追猛打苏联社会从事灰色生意之人，被逮捕的残疾人面临被押送残疾人“古拉格”强制劳动的威胁。

与其他参战国不同，苏联禁止成立退伍军人和伤残老兵协会，民间自发组织的此类协会战后被统统查封。被称作“蓝色多瑙河”的小饭馆、啤酒店和餐厅曾是老兵们聚会和交流信息的场所，1948年也遭当局取缔。尽管有很多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残疾退伍军人普遍不满的证言，但据我所知集体抗议并非当时主流。愤怒声讨的场面通常在地方社会保障机构上演，不满的矛头要么指向基层干部，要么另寻其他罪魁祸首。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战后的反犹主义，残疾人群体中也很普遍。所谓战争期间犹太人“自私自利”的恶劣传言助长了这种现象，恰巧许多医生和ВТЭК负责人都是犹太人，于是在某些病人眼里，他们必须对大规模降级评残的做法、对出自定期复检委员会的嘲讽和羞辱负责。上述种种皆发生在“反世界主义”运动被反犹情绪和大规模逮捕火上浇油的时候。“医生案”事发前夕，ВТЭК领导层首先沦为谴责对象。可惜闹到最后，残疾人的处境并未改善太多。

崇拜战争和关心残疾人

即使到了勃列日涅夫年间，全社会已经形成夸张的战争崇拜，残疾退伍军人仍未得到充分照顾。当然，在赫鲁晓夫政府采取首批措施后，当局持续向参战老兵们提供福利，从1965年开始名册每五年扩充一次，通常是为了迎接“逢十纪念日”。参战致残的退伍军人比普通退伍军人更受优待，比如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每年一张免费火车票，以及各种免税、优先分配住房和电话、少付租金和水电费、不排队购买家具、地毯、电视、冰箱之类（《苏维埃国家对战争伤残者的关怀》，А.Д.格拉祖诺夫，1981）。虽然宣传出来的成绩未必足够弥补战后二十年残疾人遭受的从业限制和工资减少，但国家毕竟从斯大林时代教条中解脱出来，承认残疾人有权获得迟到补偿。但即使在新形势下，许多残疾退伍军人仍然属于“赤贫胜利者”，继续忍受社会政治承诺说一套做一套的困扰。在向他们发放实用、可靠假肢和轮椅方面尤其如此。

光阴荏苒，大多数战争年代幸存的人经历过改革时期，认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力度逐渐退化，他们的光荣地位明显贬值，就像对战争的崇拜已失去往日意义一样。老兵们认为获得政治自由无法弥补这种双重损失，尽管出现了新的自由和公开原则，战争伤残军人既没出现在历史讨论中，也没被写入重修史书中。至于原因，一方面从官方战争叙事来看，他们可不是什么牺牲品，而是政权的宠儿；另一方面，（后）苏联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始终有限。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期待战争伤残军人问题被历史学批判性地研究。因此，残疾人的历史仍然是战争史的一处空白，但定睛细看，其实是过去的黑点。

引用和参考：

（太长，略）

延伸阅读：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叶莲娜·奥索京娜

（历史学家，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

……早晨八点三十分商店开门时计有4000-4500人。长队从晨八点开始形成，沿着铁匠桥街低处、涅格利纳亚巷一路延伸，队尾在炮街高处……

——1939年莫斯科，НКВД报告

随着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生活方式的消失，苏联式排队也成为历史。如今只能在国家机关递文件、办证的地方找到其残余。曾几何时，似乎队伍将永远排下去。今天消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赚钱”：什么都有，什么都贵。苏联时代消费的主要问题则是“怎样搞到”，甚至不是“怎样买”，而是拿到手——涉及一系列复杂操作，需要时间、精力，有时还需要花招。某人问你：“哪儿弄的？”回答不仅要指出商店名称，还得告诉人家你排了几个小时队、付了多少钱、找没找关系，以及评估对方“能不能也弄到”。今天的顾客逛商场看见漂亮家具，只会想“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啊！”过去每件生活用品、每件衣服和食品不仅有价格，还有故事。一本大仲马小说等于若干千克废纸（译注：废纸换书），一组南斯拉夫壁柜等于排队一个月、在家具店对面门洞熬夜守候以便赶上六点钟点名——否则就白等了。我们想法设法弄到手的东西和我们绞尽脑汁没弄到的东西，都成了生活的里程碑，共同组成胜利史和失败史。

毫不夸张讲，苏联式排队几乎遍及全国。看得见的是：沮丧和激动、几小时和几天、默然和嘈杂，满载而归的幸运与空手回家的悲剧紧密纠缠。而看不见的，就像某些人排队等车子、房子多年终究落空，因为苏联的国祚比它创造的队伍短。

苏联式排队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但档案和记忆仍在。本文写的就是关于它的种种表现及历史解释。谈起排队，有许多关于时间、人物和权力的说法。作为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学者，我选择斯大林执政的战前年代进行研究。我的材料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НКВД）1938-1941年报告。由于苏联时代排队是社会态度灵敏的晴雨表，所以总有各部门派遣的“便衣”暗中搜集信息。至于我们这些也曾排过队的人想没想过队伍当中有警察？我反正没想过。另一方面，今天的排队还具备不具备“警察功能”？不知道。但祸福总相倚。“便衣”们汇报排队所见所闻，不仅服务了自己单位，也服务了历史。

排队是苏联生活无可避免的特征，是商品短缺的显著迹象，恰如雅诺什·科尔奈所证明的、以及我们经历社会主义生活所领悟的，这并非计划经济偶然出错或个别失误的结果，而是其固有部分，是胎记。再生产和持续性匮乏、以及随之产生的排队，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功能——虽不受欢迎，却无可避免。苏联历史上没有哪一年不用排队。本文所研究的战前岁月只是刚好被文件所记载的历史片段之一。

随着1920年代末开始强制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农村经济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的破坏，供应危机此起彼伏。1930年代初民生特别艰难，城市过着半饥半饱的配给制生活，农村频现大饥荒。到1930年代中期情况渐渐稳定，1935年1月1日停用面包票证，10月1日停用其他食品票证，随后轮到其他日用工业品。政府宣布了一个与1930年代前半叶票证供应截然相反的“自由”时代。然而好景不长，新一轮供应危机（1936-1937、1939-1941）和局部饥荒卷土重来，一些地区再次发放票证。国家在商品危机加剧的状态下进入世界大战，排队者数以千万计。

既然宣布了“自由”贸易和生活愉快的时代，为什么国家仍无法摆脱“个人配额”、票证、排队和局部饥荒呢？

因为“自由”贸易不等于企业自主经营。苏联经济一直是计划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垄断性的商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始终优先考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三五”计划对这两个方向的投资急剧增加，官方数字显示1940年军费总额占国家预算三分之一，同年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总额中的比例达60%。

虽然不能说苏联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一五”期间停滞不前，但总的生产水平远远不够满足居民需求。产出的少，进入商店销售的更少，因为相当数量产品被用于非市场消费——供应国家机关、进厂二次加工之类。1939年零售业统计人均肉类不足1.5千克、香肠类2千克、黄油约1千克、糖果点心和谷物5千克。工业生产的糖三分之一用于非市场消费。面粉的市场存量相对较多——每人每年108千克，但平均到每天仅300克。非市场消费同样“吞吃”了很大一部分非食物商品库存，50%的棉和亚麻织物、三分之一的毛纺品最终进入贸易流通。然而消费者实际能买到的寥寥，因为运输、储存、销售环节中的变质和盗窃损耗巨大。

1937-1938年大镇压搞乱经济，1939-1940年冬季战争和其他“军事冲突”、以及《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供应德国原材料和食品，恶化了苏联进入全面战争前夕国内市场的不平衡、加剧了商品短缺。

尽管商店货架依然半空，但居民货币收入快速增加。1939年居民购买力已经达到预想的1942年水平，零售业发展却落后于计划。贸易领域商品稀少导致国家银行的现金收支计划未能实现，支付给居民的钱没有通过贸易返回国家预算。只能发行货币来弥补预算亏空。1940年底货币流通量比1938年初几乎翻了一番，而实际贸易额却下降了，人均贸易额回落到“二五”计划结束之年的水平。同时，人为遏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也在商品短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选择性贸易也加剧了商品短缺问题，这种选择性体现在优先照顾大型工业城市。勃列日涅夫年间本人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书，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的讲师诙谐地、有点冒失地开玩笑说：苏联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手段只是把商品送到莫斯科等几个大型工业城市，任凭民众自己想办法分配。当然，莫斯科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只居住全国2%人口，却在1939-1940年接受了全国40%的肉和蛋、超过四分之一的可销售油脂、奶酪和毛纺品，约15%的糖、鱼类、谷物、通心粉、煤油、服装、鞋靴和针织品。列宁格勒略微逊色，但也是精英城市之一，1939-1940年收到全国五分之一的肉、油、蛋。就此而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座城市“吞吃”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商品储备。

那么，涌入大城市的所谓“购物空降兵”代表了计划经济下居民自给自足的最常见方式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战前几年政治局一直在跟这些进入大型工业城市买东西的顾客作斗争。1939年秋天之前“购物空降兵”大多不是买吃食，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基本排队求购手工业制品、衣帽、鞋靴之类。从1939年秋天开始，排队买食品的人渐渐增多。

莫斯科作为“空降兵”首选登陆城市，其排队者来自五湖四海，完全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研究苏联人口分布。НКВД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进入莫斯科的外地顾客增加，1939年春简直像遭了灾。НКВД报告：“4月13日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大型百货商店门外一概人山人海：

“捷尔任斯基百货商店。居民从晨6点大批聚集，人群占据附近街道、有轨电车站和公交车站。9点钟排队者约8000人”。

“近日斯托列什尼科夫巷已经变得跟雅罗斯拉夫斯基市场差不多了”。

傍晚商店歇业后排队者仍不散去，宁愿站着熬一宿等开门。有些商品几小时就售罄了，但大家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刚到的人在朋友家、火车站和门洞过夜，在莫斯科度过整个假期。正如其中一位所言：“浪费了多少劳动日啊。这些劳动日足够莫斯科盖两座纺织厂了”。

НКВД报告还显示，苏联的排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居民自我组织形式，有一套规则、习惯、等级、行为规范、道德甚至外观：通常穿舒适的鞋子、朴素的衣裤，如果准备熬夜则穿保暖服装：“商店关门前几小时邻近楼院即开始形成队伍。排队者中有人主动列名单，报名登记后部分人分散开来，选择人行道僻静角落、院子、门洞休息和取暖。一些公民身穿皮袄，携带棉被或其他备用的保暖衣物”。有的人拎着板凳，以便坐着排队。

但不要被这种秩序和自我组织误导了，暴风雨前总有短暂平静。只要商店大门一开，队伍立即解体，急切顾客心中的狂暴力量瞬间迸发出来：“亚麻工业总局商店（高尔基街），黎明时分可以看见许多人在店外人行道裹毯子坐等，附近门洞有人在台阶睡觉。商店开门前几分钟，楼院排队的人跑出来涌向店门，这时队伍就被打乱了。每个人都自顾自往店里跑，结果出现踩踏和打斗”。

混乱，以及试图平息混乱的尝试，往往付出人命代价。商品短缺在苏联社会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买裤子宁愿豁出命：“列宁格勒百货商店，早八点钟出现排队（千余人），但值勤警察找来10辆卡车，防止人群从桥梁方向接近商店。人群涌入‘斯巴达克’电影院前空地，挤在电影院和首尾相连卡车之间形成的狭窄走廊里，混乱和拥堵难以忍受。受挤压的人们大声喊叫，值勤警察无能为力，只好跳上卡车免得被挤死，在车内号召顾客保持秩序。商店开门之时排队者已达五千”。

排队占据生活一大块时间，我不知道苏联人在排队上虚掷几年寿命！队伍可以驻足，日子不能不过，有时候排着队也能玩起来：“排队的年轻人在街边组织各种游戏和舞蹈，偶尔掺杂个别人的流氓行为”。

虽然排队无法夺走人们的快乐、幽默和机智，只是浪费了不少好创意编讽刺笑话而已。但干这件事的心情终究是负面的、批判的，甚至可说是反苏的：

“没处花钱。没东西可买。村里什么都没有，来这儿还要排队吃苦头，熬夜睡不下。很多人没房子住，又不让在车站睡觉。简直受罪啊”。

“我有钱，可什么也没买到。在这儿待了4天，看来要空手回家”。

“穿着破裤子满街走。请了5天假，光排队了，裤子没买到”。

“我从德米特洛夫来的。我们那边买不到任何东西，这边至少可以排队买”。

“排队站了4个晚上，我仍然没法花800-1000卢布给自己买件漂亮的风衣呢大衣”。

但不是人人都甘心无功而返。人的倔强、智慧和忍耐力是无穷的。排队的世界好比一部生存技巧百科全书，运用身体暴力属于其中最原始章节：“一群200名顾客不愿加入排队，企图强行穿过警察人链、破坏秩序”。

时任НКВД首长贝利亚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说：“动物园对面的纺织品商店，2月24日一位公民排在队尾，开始销售的时候往店门口走。很快他身边凑来四个人，之间对话如下：‘今天没戏了，我们站的远’。另一人说：‘必须冲过去’，接着描述他之前经历：‘警察抓住瓦希卡，瓦希卡抓住警察，戈利什卡站出来和稀泥，我们四人一齐冲了过去，东西顺利买到’”。

用蛮力太简单粗暴，排队的世界远比这更复杂，充满欺骗、贿赂和拉关系、走后门，有无比丰富的机巧、创造力甚至艺术。

比如利用襁褓中的婴儿，一双手递给另一双手，买东西就方便了。上述1930年代报告还描述一种商店工作人员参与的“取货单法”——头天晚上在出纳员的取货单上加盖“补交款”章子，第二天持票者径直去商店，好像他之前已经排过队，临时发现钱不够回家拿，这样店门口值守的警察会直接放行。如果认识熟人或悄悄贿赂警察，也可以免排队购物。通过结交售货员或行政人员，他们会打开服务通道放你进店，或者根本不用跑腿，在家等候送货，但要额外付费。

到哪儿排、几点排、甚至穿什么衣服都有学问。莫斯科只向本市居民销售商品那会儿，买东西须查验户籍证明，仪容仪表就很重要。化装排队成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拟态：“七点二十分毛纺品商店（集体农庄广场）外形成排队，大家挨个通过铁门走进院子接受证件检查。非莫斯科户籍者一律不准入店”。

此中经验之谈曰：“您应当穿得干净，就不会被揪出队伍了。检查的看人下菜碟。我穿戴整齐的时候人家甚至不问证件，可我要是穿一身油乎乎外套，戴一顶毛烘烘帽子，人家不问证件，直接就把我撵走了”。

排队者填街塞巷，既考验买家、也考验卖家的智慧。“杂食性”顾客排山倒海涌来，销售沦为按规定程序出货的机械分配。例如НКВД报告所称的售卖顺序：糖没卖完不准卖黄油，或布料紧着一卷卖，卖完这卷才可以卖不同花色的那卷。售货员省时省力，顾客们丧失选择权，不得不在排到自己时接受正在出售的东西。如此一来，排队便成了“合理化”贸易的特殊杠杆。

为节省时间，衣服、鞋子都是不试穿直接付款。结果第二天店里排两队：一队购物的、一队换货的。迫使政府出台专项法令禁止“免试”销售。

对一些人而言排队是惩罚，对另一些人而言排队是休闲，还有人视排队为挣钱营生。正如某个职业排队者说的：“如果你排队排得好，就不必上班”。НКВД注意到有些长年“风吹雨打”的熟悉面孔频频闪现各条队伍之中。购买此项服务不便宜，25-30卢布，具体价钱视距离店门远近而定。也可以雇个人帮忙夜间排队，早晨你来替换他。职业排队者还能额外收费帮买东西，例如每米布料加收2-3卢布“手续费”。

“上午9点日用工业品商店排队者变了面孔：成年人走来取代青年和老年人，不少‘邻居’和‘老熟人’又出现了。做法是：新到的凑近某人打招呼，后者确认他是来排队的，出列离开。于是队伍中站立穿毛皮大衣、戴礼帽的妇女，以及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之前不在这儿”。

本人不到场同样可以雇人排队，市民和乡民建立起互惠性易货贸易。基辅州一位集体农民说：“我们村是这么干的：寄钱给莫斯科熟人，付给他排队钱，买了东西寄来。或者自己跑一趟莫斯科排队，熟人也在队伍里，俩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运气不好，认识的人都怕上班迟到。他们说如今工作纪律可严可严了”。

НКВД报告指出：“队伍里站着农村‘特派员’，之后30-40个人乘坐早班火车来加入她”。

综上所述，苏联式排队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存史，但也有其独特的政治性质。在昔日某些时刻，排队事实上成了公民不服从的一种形式。

193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向排队者“开战”。当局的理由包括太多人撇下工作长途旅行买东西，外埠居民挤在火车站、门洞和街头过夜，模范城市变成脏乱大杂院，犯罪率上升，且有传染病流行风险。大型工业中心的市民也在求购商品的斗争中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造成混乱。

打击排队买东西的“战争”始于人民委员会《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市商店排队购买工业品》的决议（1939年4月），几天后宣布列宁格勒亦照此办理。没多久又把“工业品”扩大到“食品”，1940年1月17日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推广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

这些决议要求对排队者和附近居民进行解释性谈话、新增一批商店、寻找额外商品储备。但欲收立竿见影之效，还是镇压手段最快捷。НКВД和НКПС（交通人民委员部）开始盘查城市外来人口，每个大型百货店均派驻警员查验证件、驱逐外地人。火车站和车厢内也有巡逻队，НКПС实行车票限购政策。农村行政部门被禁止向农民出具乘车进城证明，НКВД一旦发现排队农民就移交检察院，以便追究开证明之人的责任。无证入城的处以罚款。

清理外来人口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打击“投机分子和采买人”——对超额购买商品者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警察动手搜查顾客的篮子、提包，当场没收多买的商品交回商店。1940年8月1日莫斯科禁止“私下买卖”。公审公判投机分子，典型案件登报宣传。

最终政府彻底禁止排“长队”，每天营业时段允许在商店内排队，开门前、关门后或营业时段皆不许店外排队，否则罚款。当局在管理排队方面颇有些小聪明，手段之一叫“倒转”，就是营业之前派警察（有时骑马）重新安排队伍，把本来的队首拉到队尾。

然而逮捕、审判、罚款、没收的效果终究昙花一现。尖锐的商品短缺仿佛永动机，扯着人往前跑。

“穿官衣的来啦。准备好50卢布！”——排队者望见警察一哄而散，等警察走了才返回原位。既然店门前不让站，那就躲在附近楼院、广场和花园。为了让新来者找准队伍，避免形成另一队，安排两三个人在队伍和人员聚集处穿梭带路。后来政府不光禁止站店门前，连楼院、广场和花园也禁止了，于是大家就分散排队，在电车站“等车”，或干脆在店外踱步，互相问话确定顺序。

НКВД报告说：

“小群人员和单个人员沿着街道、墙根散步”。

“情况如下：车站聚集约100-150人，拐角处达千人。有轨电车运行被扰乱，因为警察沿电车路轨列队维持秩序。8时许车站人群增加到300，忽然喊叫着跑向商店围栏，站在那儿排队”。

“莫斯科第2百货商店（集体农庄广场街8号），7点30分人群开始聚集，沿集体农庄广场街前后走动，途中围观工农红军部队5月1日游行操练。8点钟已经排起2500-3000人长队。店里只有棉布”。

“莫斯科第101百货商店（古姆，红场），晨8点之前未见排队，但古比雪夫街和旧衣巷有多人散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在等待古姆开门。当商店开门时，街巷涌出大量人员冲向店门，瞬间挤满古姆”。

“10-12人小团体假装在商店所在街道上行走，部分人利用夜间营业的美食店，在里面待到早晨，试图趁销售开始前第一个进入商店”。

“从晨7点开始一些等候商店开门的人把自己伪装成购买肉类、牛奶和其他商品的顾客。他们看似拿着牛奶罐，实际进店不买牛奶，反而再次排队……排队买肉的人也伪装自己躲避警察”。

由于购买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很困难，人们改为购买经停莫斯科的长途火车票，在首都外小站下车，然后转乘郊区火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买完东西回家时，为避免大包小包引起盘查，他们派一个不拿行李的人买票，其他带行李的匿迹附近街道，算准开车前几分钟跳进车厢。

群众想法设法绕过人民委员会的限购规定，比如全家多次排队或到不同商店排队。有人把多买的东西藏于手提箱、缝纫机抽屉、毡靴、线帽和衣服下面，有人一拿到东西就做“毁形处理”——面包撕碎、面粉混入谷物，这样即便警察发现了也没招，因为商店不回收损坏商品。

苏联式排队的确是个多面体，无论人员构成或表现形式上皆然。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排队证明了：虽然极权制度运用镇压手段，仍无力保证秩序和服从法律（这与当今流传的神话正好相反）。物资匮乏条件下排队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往往是一种保命方法。终于，苏联式排队连同催生它的计划经济双双退出历史舞台。

引用和注释：

（儿按：太长，略）

延伸阅读：

1928年人民致《真理报》的信函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尊敬的_______同志

鉴于目前库存，您有权于1990-93年期间在地区商店自由购买男靴一双。

购买时商店收回此邀请函。

房产管理所
盖章处

(儿按：此种“邀请”实为另一种形式的票证)

延伸阅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购车邀请卡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