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传统道德要求女人婚前无条件守贞。“妇节”的概念包含了闺阁的纯洁和对婚姻的忠诚。

可是少女的婚前性行为并不总能被人察觉，所以才有“好貂皮揉搓坏了”这句俗话。直到二十世纪初，无论农村或城市，婚前失贞的女子都有可能受罚。责任通常归咎于女子本人及其父母，较少谴责情夫甚至性侵者。作为婚姻的另一方，男子不受“守贞”约束。

“不洁”的新娘一旦被揭发，羞辱随即而至：门窗被涂抹焦油或污泥，贴身衣衫也被涂污，蓬头垢面押着游街，强迫她膝行到丈夫家（公婆家）乞求宽恕，并反复扇她耳光，直到丈夫出言制止。有时候还会让新娘当牛马拖大车，忍受皮鞭抽打。请注意：积极怂恿煽动惩罚的人往往是新娘的仇人，比如求婚不成的男子或心怀嫉妒的女友。

此外，“失贞”新娘的亲属也可能被牵连。十九世纪初卡缅涅茨县法院曾判令新娘父亲挨树条鞭笞，卡卢加地区则强迫新娘的母亲拉着耙子在村里来回走。

如果出现非婚生子，地方教会通常指示村长进行调查，涉事女子被命令膝行爬进教堂三次。在中部省份，“失节女”必须诵读赎罪祷文之后才能缔结婚姻，立陶宛和小俄罗斯地区则是用锁链拴在教堂门前台阶，鞭打或不鞭打。

同时必须指出，民间社会对某些情况的婚前失贞的宽容度其实高于婚后出轨。比如贵族老爷、少爷勾搭美貌农女，乡亲们可以假装看不见，因为其中涉及利益交换，女方也有“好处”。但淫乱放荡万万无法原谅。

检查童贞有各种方式——新娘被带进某个房间，强制要求讲述生活细节，一旦被认定“不洁”就要受辱。如果她进房间前主动“招供”，则免于惩罚。新郎把新娘的睡衣或打破的器皿当作“贞洁证据”向宾客们展示，表明他是第一个得到此女的人。但更多情况下，年轻丈夫会主动隐藏妻子的“污点”，此中逻辑是：“虽然羞耻，总比没有强！上哪再弄个老婆？”

距离俄罗斯中心越远的农村看待“童贞”的态度越宽松。特维尔省偏远地区从不以此为由惩罚女人，喀山、彼尔姆的乡村不认为这种事算“家丑”，缅泽林斯基县“拖油瓶”女人出嫁的机会反而更多。俄罗斯北部虽然也重视“贞洁”，但不进行羞辱性仪式。

因此可以说，广大农村地区对“失贞”问题多数视而不见，尤其受新郎喜悦、且平素无“淫荡”恶习者。至于商人阶级，他们更不看重虚名，想方设法打发女儿出门子才是正经，无非给一大笔嫁妆，好教新郎及其家族永远闭嘴。

贵族阶层小姐失贞堪称真正的悲剧。上流家庭闺门森严，从不和女儿谈论性话题，也不准阅读“坏书”，婚前禁止同男人单独相处。所以贵族小姐自幼活在大人密切监视之下，后者也可说是某种“贞洁守护者”。上流阶级文化习俗与农村本来就有许多相似，比如新娘如果是处女，那么她父母是会被感谢的。

因此，贵族阶层女儿婚前失贞的现象极少——她们会立即被娘家抛弃，送往农村或偏远庄园，多数以嫁给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男人了事。然而讽刺的是，已婚贵族女性的行为更加开放，通奸或“精神出轨”屡见不鲜。

文章最后，我们要说宗教界在择妻问题上是最严格的。神职人员新娘毫无疑问必须是贞洁女，否则将成为他抹不掉的污点：或者进修道院苦修，或者被开除教职。

因为神甫的婚姻是教区居民的榜样，而这亦是他们只能结婚一次的缘故。神职人员不可娶丧偶者、不可娶离异者（曾属于另一个男人）。新娘不仅在要身体上保持“纯洁”，精神同样如此：必得“守妇道”、爱上帝，尊敬丈夫、完全顺从他。

结婚后，神甫之妻应当继续起模范带头作用。直到今天，东正教会仍然严厉禁止神职人员婚内出轨。如果妻子背叛丈夫，或丈夫背叛妻子，那么此神甫在犯下这等罪过之后，即便不进修院，也只能终身当个诵经士或执事，永无晋升之望。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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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布斯》杂志从1987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富豪榜”。假如19世纪甚至17世纪就有这种排行榜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无疑将在其中占据显著位置。

阿尼凯·菲奥多罗维奇·斯特罗加诺夫

年代和地区：16世纪，北乌拉尔

致富之道：采盐、贩盐

15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商人菲奥多罗夫·斯特罗加诺夫举家迁至索利维切戈茨斯克。1497年菲奥多罗夫去世，其子阿尼凯继承家产，1515年开始从事熬盐业。那时候的盐卤水是从井下抽取，就像现代采油一样，然后用大锅熬煮——这个活又脏又累，却系社会所必需。至1558年阿尼凯渐成巨富，伊凡雷帝赐给他家卡马河流域大片土地，遂在索利卡姆斯克继续扩张致富之道。当时的阿尼凯富可敌国，因领地遭鞑靼人劫掠，竟直接征召伏尔加河畔最凶猛的亡命暴徒和剽悍头领（“阿塔曼”），武装起来杀向西伯利亚。其中一个“阿塔曼”名唤叶尔马克，当他行军的消息传到暂时不想发动战争的雷帝耳中时，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已然不可避免。

阿尼凯过世后，斯特罗加诺夫家始终是俄罗斯名门大族、工业巨头，财富来源包括冶炼、捕鱼、商铺和贸易路线等。18世纪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获得贵族头衔，热衷在农奴中发掘才能之人，比如在圣彼得堡学习、工作并主持修建喀山大教堂的画家、建筑家安德烈·沃洛尼辛。1825年谢尔盖·斯特罗加诺夫开设美术学校，奉行“有教无类”，农民子弟亦来者不拒。他们家对俄国贡献甚多，譬如17世纪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圣像画流派，18世纪创造了一种建筑风格、并以此风格建立6座与众不同的教堂。就连他们在敖德萨沙龙招待客人的一道“酱汁焖牛肉”也被冠以斯特罗加诺夫之名(Бефстроганов)。

遗泽所及：
西伯利亚全境。
乌索利耶和伊林斯基（彼尔姆边疆区）的建筑群——斯特罗加诺夫帝国的“首都”。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乌斯丘日纳、下诺夫哥罗德、圣三一修道院的“斯特罗加诺夫巴洛克”风格教堂。
许多教堂和博物馆供奉、展示的“斯特罗加诺夫画派”圣像画。
喀山大教堂的斯特罗加诺夫宫。
莫斯科“谢尔盖·斯特罗加诺夫”美术和工业学院。
俄罗斯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斯特罗加诺夫焖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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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杰米多夫和阿金菲·杰米多夫父子

年代和地区：18世纪，图拉、北乌拉尔

致富之道：黑色冶金业

彼得一世皇帝17世纪末经常视察图拉，当时他正集中力量对抗强大的瑞典，而图拉正是武器生产重镇。皇帝与那里的军械工尼基塔·杰米多维奇·安图菲耶夫友善，派遣他到乌拉尔掌管冶金，并于1701年成立涅维扬斯克工厂。当时瑞典的金属产量几乎占欧洲一半，俄罗斯1720年代也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水平。数十座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工厂在乌拉尔拔地而起，吸引外国客商涌入，尼基塔因功晋身贵族阶级，改姓杰米多夫。其子阿金菲继承父业，成就更大，使18世纪的俄罗斯成为世界冶铁冠军，以此支撑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农奴们在乌拉尔的工厂卖命苦干，水轮带动机床，货船输送铸锭。同古典时代的其他贵族一样，杰米多夫家族也重视公益：阿金菲之子格里戈里创建了俄罗斯第一座植物园，阿金菲之孙尼古拉在黑海捐建护卫舰、在加特契纳成立孤儿院，并作为使节常驻佛罗伦萨。

遗泽所及：
北方战争的胜利，彼得堡和波罗的海。
乌拉尔的采矿及冶炼部门是苏联和俄罗斯的主要工业区。
阿尔泰矿山为俄帝国出产白银，也是库兹巴斯煤田“之父”。
涅夫扬斯克是杰米多夫帝国“首都”，他们在当地率先采用构架屋顶、避雷针和铸铁钢架建造塔楼（译注：后倾斜，成为当地标志景观）。
下塔吉尔三百多年来一直是工业重镇，切列帕诺夫兄弟在这里组装俄罗斯第一台蒸汽机车。
图拉的尼科洛-扎列茨基教堂原系杰米多夫家族墓地。
索利卡姆斯克植物园是俄罗斯第一座植物园，而且是卡尔·林奈提议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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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尔洛夫

年代和地区：19世纪，莫斯科

致富之道：进口茶叶

“茶”为什么俄语叫“钗”、英语叫“替”？因为英国主要从华南取得茶叶，而俄罗斯从华北边境进口，所以同一个汉字演变出两种发音。17世纪有一条茶叶之路，自口岸城市恰克图穿过西伯利亚，尽管成本高昂却利润可观，故而恰克图得名“百万富翁之城”。许多商人在茶叶贸易中快速致富，比如昆古尔的格里布申，但莫斯科的佩尔洛夫家族做的比他们都大：祖父伊万·米哈伊洛维奇1797年参加商会，其子阿列克谢1807年开张第一家茶店，直到瓦西里·佩尔洛夫创立茶商协会，并逐渐发展成“茶商帝国”。佩尔洛夫家的数十间店铺遍布全国，在莫斯科米亚斯尼茨基街的茶楼人尽皆知。但最重要的是，瓦西里·佩尔洛夫实现了海路贸易和铁路运输的高效对接，使茶叶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大众化饮品。

遗泽所及：
饮茶早已成为俄罗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要素。
催生了俄式茶炊与俄式瓷器的发展。
米亚斯尼茨基街茶楼是莫斯科最美丽的古建筑之一，1896年曾接待清朝大臣李鸿章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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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普提洛夫

年代和地区：19世纪，圣彼得堡

致富之道：冶金和重型机器制造

您能想象没有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或圣以撒大教堂的圣彼得堡吗？普提洛夫工厂（基洛夫工厂）同样属于彼得堡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既是俄帝国规模最大的工厂，又是无产阶级“神力”的典范，俄罗斯近代三次革命有两次从这里发端。

起初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天才工程师尼古拉·普提洛夫被引荐给尼古拉一世皇帝，领受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下次通航期之前在圣彼得堡船厂组建一支明轮蒸汽舰队。当时俄罗斯还没有这种船，唯一可效仿的对象——英国——恰恰是敌方。但普提洛夫终究做到了：波罗的海再度冰融雪消之时，俄罗斯已经拥有64艘蒸汽炮艇和14艘轻护航舰。工程师普提洛夫战后变身生意人，先对芬兰和彼得堡的几家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于1868年在首都郊外建立自己的事业。普提洛夫工厂集团出产机床、轮船、大炮、火车头和车厢，将俄罗斯冶金业提高至新水平，极大减少了钢材、合金、钢轨和重型机械的进口量。尼古拉·普提洛夫生前最后一个项目是在圣彼得堡古特耶夫斯基岛新建港口，可惜中道崩殂，最终由同事们完成。工厂继承人显然不如他目光敏锐，未注意到三万五千名工人正摩拳擦掌闹革命。

遗泽所及:
彼得堡基洛夫工厂和北方造船厂。
使用至今的彼得堡海港。
191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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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亚科夫

时代和地点：19世纪，莫斯科

致富之道：纺织工业

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的故事俄罗斯人耳熟能详：家庭不幸的莫斯科富商醉心收藏当时少人问津的本国艺术佳作，甚至建造私人画廊进行展示。此外他还热衷慈善事业，捐款资助聋哑学校等机构。1898年弥留之际，他对亲属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画廊，保持健康。”时至今日，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无疑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遗泽所及：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莫斯科及郊外众多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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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路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伊曼纽洛维奇·诺贝尔三兄弟

时代和地点：19世纪，巴库

致富之道：炸药生产，采油

的确，诺贝尔家出身瑞典，1837年移居圣彼得堡。但他们不仅改变了俄罗斯，更改变了世界。

19世纪初，石油工业在美国、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和俄帝国的高加索渐露曙光，比如1823年莫兹多克建成全球第一座炼油厂，1847年巴库钻探全球第一口油井。靠生产军械和炸药致富的诺贝尔家族1873年抵达巴库，尽管当时的巴库采油业正因交通不便而落后于奥匈帝国和美国。为了与外国同行竞争，诺贝尔家族开始最大程度优化工序：1877年建成“琐罗亚斯德号”油轮、1878年建成输油管和储油池、1902年建成“汪达尔号”内燃机船。由于诺贝尔炼油厂产量极高，使得煤油变成普通消费品。此外，路德维希·诺贝尔还是俄罗斯第一台柴油发动机的发明者。

今天看来，“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跟当时的其他石油企业并无太大不同，他们推动世界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另一方面，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因自己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感到痛心，捐出大部分遗产设立“诺贝尔奖”，奖励那些为人类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遗泽所及：
人类进入石油时代的全部优点和缺点。
输油管、储油罐和油轮。
内燃机船和柴电船。
炸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
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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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菲奥多罗维奇和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弗托罗夫父子

时代和地点：19~20世纪，西伯利亚

致富之道：服务业

1862年科斯特罗马商人亚历山大·弗托罗夫来到伊尔库斯克，财富迅速膨胀。有人说他娶了大商人的女儿，有人说他擅长赌牌，总之1866年他用积攒的钱开店，销售来自下诺夫哥罗德交易市场的日用工业品。当时根本没人想到，俄帝国自古以来最阔气的家族正在成长，最终发展为1910年代身家逾6000万金卢布的全国首富。“弗托罗夫商场”遍布西伯利亚各地，拥有数十家分店，类似今天连锁超市，每家店的设备、布局、商品种类和售价都是相同的。

零售业大获成功之后，弗托罗夫开始在边远地区铺设统一标准的“乡村旅店网络”。之后弗托罗夫进军工业，在莫斯科郊外建立名曰“电炉钢”的冶金厂，并大举收购其他冶金厂和化工厂。其子尼古拉继承父亲商业智慧，成立俄罗斯第一家商务中心，财富本应继续增加，却未料革命爆发。1918年尼古拉·弗托罗夫在办公室被不明人士枪杀，列宁称其葬礼为“资产阶级最后一次开大会”。

遗泽所及：
超级市场、商务中心和企业网络。
各大城市的几十家“弗托罗夫商场”是当地最美丽的商业建筑。
莫斯科的”Деловой двор”商务中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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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立公民证制度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有证的是人，没证的是虫”。这句俏皮话来自诗人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对现实的讽刺批评，涉及苏联各界人民在护照颁领方面的不平等。

苏联的公民证制度始于1932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苏联身份证制度和强制性身份户口登记》的决议，最初目的就是统计和分类人口。身份证（国内护照）的功能，一方面便于统计人口、掌控人口迁徙，另一方面便于清除城镇中不事劳动生产的人（退休者、残障者除外）。随着集体化措施大规模开展，身份证亦有助揭露隐藏的富农、刑事犯和反苏倾向分子。

虽然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推行了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并非全体苏联人都持有国内护照。例如，当局认为生活在集体农庄的公民根本无需护照——毕竟缺少身份证件使人很难逃离条件艰苦的集体农庄。农民们只能通过正当理由改变居住地的途径领取国内护照，比如上学、参军、到国家机关或工业企业任职等。

另外，1940年之后，国防企业、煤炭工业、铁路、国有银行和储蓄所工作人员持有身份证的权利也受限制。这些人虽然领取了国内护照，但必须上交管理部门，换发临时身份证件。如此一来，集体农庄农民和所谓“要害部门”的职工就被剥夺了旅行自由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没有身份证走也走不远）。所以，身份证制度确实有助加强对公民的监控。

历史学家М.Н.波将金在《193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身份证制度》一书中介绍，苏联公敌、被剥夺选举权者、刑事惯犯、以及被怀疑持“异见”者，一律不发给国内护照。比方说某人虽在工厂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但他出身东正教神甫家庭，那么政府部门就可以考虑拒绝他的护照申请。神甫子女缺少身份证件，很可能导致整个人生滑向悲剧深渊。

相比上述那种“可发可不发”的情况，富农和被没收土地者即便削尖脑袋当上工人，也必然拿不到护照。拒绝签发身份证的决定由当地党委做出，对于被拒绝者而言，这就意味着强制驱离某些重点城市（几十万人因此迁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他“保密城市”如基辅、敖德萨、明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同样如此。正如一位当代人所言，拒发身份证催生了非法交易、行贿受贿和各种悲剧：“无身份证的人应当消失”，大城市多出一间空闲公寓，偏远地区（主要是农村）多出一名劳动者。

违反身份证制度将被罚款100卢布（当年算巨款），或最长30天劳动改造，屡犯者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判处两年监禁）。

1953年斯大林死后，严厉的身份证制度渐渐松解。那些手持临时身份证的“要害部门”职工领回了自己的国内护照，但集体农庄庄员的处境仍然类似农奴——只能凭借集体农庄主席根据心情签发的证明外出，最多30天。

话说回来，苏联政府控制人民并非没事找事，多年后只要集体农庄农民有机会在国内自由迁徙，那么农村人口必然呈减少趋势。“工农政党”的政策导致没人乐意当农民。1974年全体苏联公民都领取了国内护照，局面一度显得比较混乱。但户口登记制度并未废除，人民只准合法居住在他正式工作的地方。不过，聪明人经常能发现这套系统的漏洞，从而规避限制、移居到自己中意的地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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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重获独立的拉脱维亚境内有一支忠于苏联的特种警察分队（ОМОН），在近乎绝望的境地徒然抗拒历史车轮。尽管他们勇气可嘉，仍被许多人视为叛徒或罪犯。

ОМОН是苏联政府1988年成立的特警机动分队，属于精锐警察力量。分队成员经过严格甄选，有实战经历或服役期间表现突出者优先。他们是坚强无畏的战士，视职责高于一切。

苏联各大城市、包括各共和国首都皆有ОМОН分队驻扎。1988年联盟内部风起云涌，许多特警（尤其波罗的海国家特警）感到忧虑不安。大家看得很清楚：苏联政府已经失去实权，对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人民思想和灵魂的多年压制即将走到尽头。拉脱维亚ОМОН隶属共和国内务部，所以最初表示支持独立运动。

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拉脱维亚过去被苏联非法吞并，今恢复独立共和国之地位。5月15日一群忠于苏联的陆军参谋部军官企图冲击最高苏维埃，拉脱维亚政府在ОМОН的支援下将其轻松击退，捍卫了共和国的独立。

ОМОН的举动一时间令他们成为拉脱维亚人的英雄。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月内政部长换人，与ОМОН关系密切的布鲁诺·施坦因布里克被民族主义者阿洛伊斯·瓦兹尼斯取代，后者受到国内大批民族主义者热烈拥护。一夜之间，原本是拉脱维亚人盟友的ОМОН“变成”了敌人，被指责为共产党的镇压机关。ОМОН对此当然无法接受，拒绝被强加“全民公敌”帽子。分队指挥官雷马里中校发表声明称，里加ОМОН依然忠于苏联宪法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举实际等于宣战，作为回应，瓦兹尼斯停发了ОМОН的现金津贴，断绝弹药和燃料供给。

应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要求，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于1990年秋天将里加的ОМОН改为联盟直接领导。除手枪外，为作战人员配备自动武器、手榴弹和两部装甲车。1991年1月拉脱维亚正式独立，苏联内务部命令里加ОМОН（不超过150人）发起暴动：短暂地攻占电报局、出版社、警察局和桥梁，并抢劫内务部高级学校的武器库。

彼时里加市内实际存在双重政权：仇视独立的军队、克格勃人员、警察和俄罗斯族人数虽少，但不会轻易退却；拥护独立的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则摩拳擦掌图谋报仇。ОМОН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的训练和装备远远胜过拉脱维亚政府临时拼凑的队伍，足够抵御数倍于己的对手。

远离政治、信息闭塞的里加ОМОН持续解除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警察战斗队的武装，要求成立新政府、捍卫苏联宪法，同时希望莫斯科施以援手重建旧秩序。这些特警相信该国独立运动将迅速瓦解，于1991年春夏发起多次行动“恢复苏联领土完整”，包括突袭边防哨所和约200处“非法”海关检查站——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就能挽回苏联。ОМОН在行动中时常杀伤边防军人，最著名的一次突袭是攻打米亚京因凯哨所，造成7名拉脱维亚警察和海关职员死亡、一人重伤。

然而ОМОН始终孤军奋战。莫斯科当局忙于自己的重大事务，无暇顾及里加市内“一小撮”特警。ОМОН多次联系莫斯科求援，但答复总是“克制地拒绝”，只好寄最后希望于八月政变（8·19事件）。特警分队声明效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再次夺占里加电视台、广播台、市警察局和通讯中枢等。当八月政变被挫败后，ОМОН最终意识到大势已去，苏联救无可救，不会有人来协助他们战斗。分队指挥官联系拉脱维亚政府讨论撤回俄罗斯的条件，虽然政府另有打算，但ОМОН仍然站稳立场，争取到和武器、家属一同空运回俄。9月1日，124名特警及家属、武器飞抵秋明市。一个月后副指挥官谢尔盖·帕菲约诺夫被俄罗斯政府引渡至拉脱维亚，判处四年徒刑，1993年应叶利钦的个人请求释放回俄。

截至前几年，关于ОМОН杀害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袭击边防哨所的诉讼仍在进行。某些人认为俄罗斯政府出卖了里加的ОМОН，另一些人则认为ОМОН是“红色法西斯”，违背人民意愿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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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站发布的第100篇文章）

20世纪初，帝国总理斯托雷平在卡拉干达地区建立了一座小小的居民点。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尤其战争期间流民涌入，逐渐变成叫做“铁米尔套”的城市，哈萨克语意为“铁山”。1950年代政府决定在该市投产大型冶金厂，为此需要大量劳动力。

于是苏联的青年杂志开始刊登当地风光照片和浪漫主义文章，吸引年轻人投身哈萨克斯坦建设新工厂、改造自然环境。结果全苏联（甚至保加利亚）几千名共青团员踊跃到来，他们多数不为挣大钱，而是寻求理想和冒险。

但并非只有热血青年相应号召。前往铁米尔套的还包括国家招工的众多集体农庄农民，以及有前科人员。比如敖德萨就往哈萨克斯坦发送了数百名罪犯和“游手好闲者”，多数是出发前几天刚刚抓捕的。

总之，1959年1月万名工人抵达铁米尔套，直接安置在草原上四面透风的木屋或帐篷内居住。食物匮乏、商品稀缺、医疗不足，就连日用水都是罐车大老远运来的。

建筑工地本身组织管理不善，动辄连续停工数星期，工资也经常被克扣、挪用。无所事事的年轻工人开始酗酒作乐、赌博斗殴，不满情绪快速滋长。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工人居然舒舒服服住着集体宿舍！

虽然上级说应当优待外国人，并保证集体宿舍已经满员，但无法平息苏联工人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恨。帐篷区气氛越来越紧张，终于在1959年8月1日爆发骚乱。

当天傍晚，下班返回的工人又一次遭遇营地饮水不足。众人吵吵嚷嚷走向食堂，却发现食堂也关了。一桶克瓦斯放在屋外，被直接踹翻。激动的人群捣毁食堂门窗，冲进去搜罗食物。警察闻讯赶至破坏现场，工人们一哄而散，几个动作慢的被拘捕。

逃走的人回到帐篷区奔走呼号，召集人手解救被捕兄弟。招工来的集体农庄农民纷纷响应，许多共青团员和前科犯也加入进来。约500人的队伍杀向警察局掀翻警车，但再次被对方合力驱散。

8月2日下午骚乱再起。水罐车终于开进营区，可工人们并不买账，原来前晚被捕的人仍未释放。一时间警察局砖石乱飞，士兵设立的封锁线也被突破。

当天夜里，铁米尔套周边帐篷区的人几乎全体出动。前科犯建筑工带领勇敢的共青团员和农民工占领商店，抢夺店内衣服、食品和杂货。当地卫戍部队尝试夺回商店，双方爆发冲突，工人用仓库警卫的猎枪射击，交火中出现伤员。

一些骚乱工人大喊“当兵的杀人啦~~”，急忙呼叫增援，并在增援掩护下撤出商店，进入已砸烂的集市固守。多名警察、民间纠察队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被骚乱者暴揍。

市领导命令卫戍部队军人射杀无武装骚乱者，但被拒绝，遂决定调动劳改营警卫、边防军校学员和警校学员进行镇压。8月3日傍晚总计一千多人的队伍开进城市，他们再次被要求进行致命射击。

士兵和学员发动进攻后骚乱渐渐平息，许多工人东躲西藏。8月4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执法机关展开大搜捕，一些人驾车遁入草原。官方资料称：镇压骚乱期间11名工人被杀、32人重伤，约190人被捕（包括75名共青团员），经短暂审讯大多释放，仅对42人提起指控，部分判处死刑，后改判15年监禁。警察和军人109名负伤，其中32人受枪伤。

1959年8月5日，曾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飞抵铁米尔套指导工作，开除了多名警察和党员干部。10月22日卡拉干达区委第一书记帕维尔·伊萨耶夫被免职、开除党籍；1960年1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古拉·别利亚耶夫被莫斯科降职，很快退休。

参与骚乱的工人一星期后重新工作，他们修复了被破坏的街道和房屋，新建了正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保加利亚籍工人全体离开铁米尔套。

延伸阅读：

苏联1953-1984年部分社会骚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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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6日张贴在沃洛格达州基里洛夫区锡济马村的一份檄文

“俄罗斯人民！
我们想要讲述你们生活的真相。无论你是集体农庄庄员，还是林业基干工人，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听好了。各位的兄弟、子女和丈夫，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千百万同胞，他们的牺牲换回什么？你以为是幸福未来吗？不！是腐烂的土豆、是一磅面包半磅糠、是可望不可及的肉和糖、是一勺不见油星的粥糊糊、是从早到晚苦役般的劳作。我们心里清楚，这样讲可能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甚至托洛茨基分子之类。

俄罗斯人民啊！不要相信这种话。真正的人民公敌乃是斯大林及其党羽。正是他杀害了数百万人，正是他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进入森林和泥炭挖掘场、进入作坊和工厂。他要绞碎人民的血肉，只因他的目标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别指望斯大林改善你的生活，肯定事与愿违！所以你何苦继续忍受这地狱般的折磨？缺吃少睡、衣衫褴褛，不敢讲真话，不敢随意旅行。对啦，兴许这混蛋很快就要禁止我们无证上厕所呢？！

俄罗斯人民啊！如今你们已被割裂了。人人互相监视，争先恐后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走狗告发各种“不法行为”。切不可如此，应当团结，要求合乎人道的工作休息条件，要求落在实处的、而非纸面上的自由。

一切敢于斗争斯大林及其党羽的人——团结起来吧！坚持不懈进行宣讲工作，破除浮言粉饰，教那些被驱赶得心惊胆颤的人们看清生活真相，告诉他们日子何以如此，罪魁祸首是谁。

俄罗斯人民啊！我们目标是：将斯大林及其党羽驱离克里姆林宫宝座，解散集体农庄，分配土地、牲畜和生产工具给农民个人使用，作坊和工厂转交工人，令大众享有选择居住地和工作种类的充分自由。之后我们沉默，直到下一次怒吼。

打倒斯大林和他的匪帮！

自由的俄罗斯人民万岁！”

（资料来源：沃洛格达州联邦安全局档案室。В.П.库兹涅佐夫案卷宗，第2卷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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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农民诗

“哎呀感谢斯大林：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既是女人又是男。”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你一头母牛也不给我们留。
可加里宁说： “羊挤奶更多”。

延伸阅读：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苏联人发表“不当言论”获罪实录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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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美国首次报道了新发现的绝症：艾滋病。迟至1987年苏联才确认一名病人感染艾滋病，但遗憾的是，此人很可能并非境内首例患者。

起初苏联认为艾滋病是一种“西方病”，流行于卖淫、吸毒高发地区。基于这种认识，苏联官方认为本国同胞无需担心。尽管专家们信誓旦旦保证平安，1988年苏联已经记录了三十余例艾滋病患。

随后几年患者数字稳步增长。据统计：1995年203例、1996年1500余例、1997~1998年约8000例、1999年约20000例。

通常认为苏联首例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出现在1987年。但根据《内科文献》杂志描述的治疗过程来看，此人1982年就入院求医了。患者名叫弗拉基米尔·克拉西奇科夫，32岁，曾在坦桑尼亚当翻译（儿按：一说当工程师，可能是男同性恋），与当地人有过亲密接触。弗拉基米尔身体出现不适后被迫回国，主诉肌肉无力、大便稀薄、失眠及高烧。他最先被诊断为痢疾，然后是伤寒，最后结论为克罗恩病。治疗一段时间症状减轻，1983年4月患者出院。

四年后弗拉基米尔再次入院，情况明显恶化，腹痛剧烈，而且满身红疹。1987年2月26日对他进行了苏联首次艾滋病毒测试，结果令医生们深感震惊：阳性。此时他早已传染不知多少人了。1991年弗拉基米尔因卡波西氏肉瘤死亡。

由于艾滋病较长的潜伏期，部分专家认为首位患者其实是另一名女病人奥莉加。1978年她从马加丹到列宁格勒求学，考试未通过。但奥莉加没回家，1979年开始频繁跟“莫斯科”酒店的外国客人性交，警察局有她被拘留和淫秽行为的案卷。

随着身体出现各种症状，1985年奥莉加四处求医。1988年8月病情恶化，体重骤减12千克，同年死于肺炎。尸检发现奥莉加的淋巴结几乎彻底坏死，肺、肾、肝脏组织受损及严重衰竭。对尸体验血确认，她感染了艾滋病毒。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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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伏尔加格勒，商店货架上食品非常紧俏——尽管仓库里香肠、牛奶和黄油堆成小山。怨气冲冲的群众纷纷致信党中央反映情况，检举企业不把食品投放市场，大部分都直接装车运走了。然而这些检举信统统被内务局首长康斯坦丁·伊万诺夫截留，或者丢进废纸篓，或者回信称：“情况无法证实”。

关于此人，让我们从头说起。1942年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十七岁青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以工人分遣队的身份参加保卫战。1943年他入伍成为坦克兵，在布拉格迎来德国投降。服役期间康斯坦丁屡受嘉奖，1950年复员回家，直接分配到警察部门。后来毕业于苏联首批成立的警校之一：伏尔加格勒高级警察学校。

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大规模清退老干部、启用年轻有为的新人。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借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1960年出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1969年掌管伏尔加格勒州内务局，官拜警察少将。

自从1960年升官开始，康斯坦丁就逐渐在“黑白两道”平行发展。伏尔加格勒警察学校经常举办先锋模范讲习班，热衷出席的不仅有内务部大员、州党委领导，甚至还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原因很简单：公事结束后一定有盛大招待会，美酒佳肴摆满餐桌，由企业负责人直接配送。

所以自从1970年代初，伏尔加格勒国营商店的货架就开始空了。虽然本市有肉联厂、甜酒厂和糖果点心厂，但此类产品普通人几乎买不到。后来就连基本必需品也从商店消失，但在“某些市场”却十分充足。

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所谓“偷拿公物者”数量惊人，他们依靠工作上的便利，蚂蚁搬家似的从工厂往外偷运食品。客观地讲，苏联时代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企业职工零星私占、倒卖公物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在伏尔加格勒，内务局头子包庇下形成的“食品黑帮”分工明确，每个人在盗窃犯罪行动中都有固定角色安排。

早在担任“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期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就已明示、暗示企业负责人建立一种“互惠关系”。他保证属下警察不追究挪用社会主义财产的罪行，并持续收受稀缺物资作为回报。当他升任内务局首长后，“食物贡品”之外又增加了现金孝敬，“上贡”的人把钱塞进信封，藏到硕大的食品篮里送给他。

这一完整犯罪链条包含数百人：警局长官、企业领导、车间主任、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以及党委干部。本来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及同伙相信官官相护必然万无一失，却未料1986年东窗事发，这桩史无前例的巨大丑闻被揭发出来。

此前苏联从未公开审理将官级别的疑犯，他们会被逮捕、刑讯、处决，全程秘密进行。随着1985年秋天企业领导侵占公物时被抓获，克格勃逐渐查清了整个犯罪链条。之后部门外保卫队负责人舒米林上校和内务局管理科基里洛夫上校相继落网，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的总后台是谁已经一目了然。

警察少将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受到严密监视。他身为内务局局长，竟对危险全无察觉，甚至不知下属被捕，以为他们去度假了、出差了、培训了。1986年5月底伊万诺夫在家中被克格勃逮捕。

六个月后庭审，康斯坦丁因受贿罪、盗窃罪判处十年监禁、没收个人财产。其余同伙分别获得刑期不等的惩罚。审判过程在报纸和电视广泛报道，因为新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消灭苏联的腐败”。

1996年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写了一本书，叫《迫害》，讲述他自己对这件大案的说法。2008年3月逝世。

尽管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国内存在有组织犯罪，然而现实生活有力驳斥了这种粉饰言论。苏联境内匪徒大盗层出不穷，造成民众恐惧、国库流失，执法人员焦头烂额。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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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苏联国内酒精消费水平低于帝制时期，总体来说社会还比较“清醒”。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趋势，斯大林要求伏特加作为前线部队必需品每日供应，各类档案也记载了后方官僚和宪兵警察胡吃海喝的问题。

《罗斯之乐·二十世纪》这本书运用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俄帝国和苏联酗酒问题的许多材料。该书作者认为，1939~1945年是苏联酿酒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如前所述，1930年代酒精生产、消费量皆低于帝制时期。1936年国民人均消费伏特加（白酒）3.6升，1913年为8.1升；1935年苏联伏特加总产量3.2亿升，1913年总产量4.32亿升。而且斯大林1936年研究决定提高葡萄酒酿造量、逐渐削减伏特加产量，计划到1941年葡萄酒产量将比1913年提高四倍，而伏特加产量减少1.5倍。其结果：1940年苏联加工了30万吨葡萄，产出1.35亿升葡萄酒，提前完成计划。

在1939~1940年苏芬战争中，情况起了变化。后来鼎鼎有名的所谓“人民委员100克”其实就出现于这段时期而非伟大卫国战争（其时已成为普遍做法了）。缺乏训练、士气低下的军队不仅被政工干部和督战队（从1942年开始）驱使前进，而且被烈酒烧坏了脑筋。

1939年12月，苏联当局决定“由于卡累利阿和极圈内地区的低温造成部分红军战士冻伤”，从1940年1月1日起为前线指战员额外配发每天100克伏特加、50克油脂，坦克兵配发双倍量，飞行员用白兰地代替伏特加。

这样就很容易计算出，整个作战期间士兵额定饮用36.5升伏特加（73瓶）。

1941年7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请求斯大林恢复向前线部队供酒。决定自1941年9月1日开始为红军指战员每人每日配发100克伏特加，逢节庆日配发200克。这些节庆日除传统“红色节日”（5·1、11·7）之外，还包括全苏体育节（7·19）、全苏航空节（8·16）、隶属部队组建纪念日等。米高扬甚至想把国际青年节（9·6）也加进名单，被斯大林否决。

后方部队、前线工程部队和伤员（经医生许可）每人每天50克伏特加。即使严格执行此项“低标准”，一年下来也要饮用18升之多。

1943年4月底又决定停止向部队每日配发伏特加，改为特许供应。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和铁道兵开始享受每天100克伏特加。

1942年红军每月消耗45个铁路槽罐车的伏特加。举前线部队为例，1942年11月25日~12月31日卡累利阿前线共消耗36.4万升伏特加、斯大林格勒前线40.7万升伏特加、外高加索前线（当地供应葡萄酒）120万升。

饮酒的部队事实上变得更勇猛。《罗斯之乐》记载了1943年除夕发生在惩戒部队的一件事：战士们钻进掩体喝酒，感觉意犹未尽。其中某个大胆的家伙匍匐爬近德军壕沟，打入一根拴绳木棍。之后战友把一块写着“我给你们毡靴，你们给我烧酒”的牌牌系在绳端，拽至德军壕沟。德国人果然拿酒来换，很快全连的鞋都不见了。

第二天军官下连队贺新年，却见一群跣足醉汉躺卧掩体地上。军官叫醒全连，命令次日天亮前寻回毡靴。战士们别无选择，趁夜色高呼“乌拉”冲入德军壕沟，只肉搏不开枪，凭着刺刀、拳头占领敌方阵地，随后带着毡靴和几箱酒返回。

部队普遍饮酒同样给政府制造了新麻烦——无政府混乱和反苏行为。每个月都会涌现数十甚至数百名不服管束的士兵。1944年7月2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贝利亚提交斯大林、莫洛托夫、谢尔巴科夫（中央委员会）和安东诺夫（总参谋部）的公函描述了一起（典型）案例：“敖德萨兹纳缅卡火车站。15名喝醉的红海军战士在集市斗殴，其中一人——名叫舍洛赫沃斯特——被警察逮捕关押。一段时间后，一群红海军战士闯入警察局，殴打民警并缴械，释放了13名在押人员，包括根据第58条逮捕的15岁犯人普罗霍洛夫。”（译注：苏联刑法第58条即“反革命罪”）

类似情况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以下是贝利亚的部分报告：

“1944年7月7日西南铁路局达尔尼察站，42759号军列。从列车下来的一群醉酒军官袭击了正押送投机倒卖小贩的民警，解散在押人员。一段时间后，醉酒军官团伙再次痛打一名站岗警察并缴械，闯入警局，殴打缴械，甚至企图向局长米古诺夫头部开枪。列车长科列斯尼琴科中校赶赴现场调解无果。在内务部队的支援下，闹事者被全部消灭。”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斯拉维扬斯克站。民警押送投机倒卖小贩过程中，突遭十三名醉酒红海军战士持枪威胁、殴打，并将查没物品归还给小贩。其中一名红海军战士——梅利尼克——用手枪射击重伤一名民警头部，又击伤另一名内务部队中士。该梅利尼克暴力拒捕，当场击毙。其余红海军战士被拘留。”

（儿按：上面两个案例中，“闹事者”或许是出于对所谓“投机小贩”艰难讨生活的同情而动手，未必单纯酒后寻衅。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径直揍警察却不打平民）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红军’站。一列载有二百名投机倒卖小贩和红海军战士的列车进站，停稳后即被特遣队工作人员包围。投机小贩和红海军战士悍然反抗，殴打两名工作人员。内务部队战士被迫使用武器，导致小贩3人死亡、1人受伤。暴行煽动者红海军战士柯西诺夫、科尔舒诺夫等人被捕。事后查明，红海军战士在途中敲诈勒索，从小贩处获取食品和自酿酒，并承诺保护他们免遭警察抓获。”

与前线相反，战时后方酒类匮乏。烈酒只发给政治积极分子，比如“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每月可领到：几米粗布、一块洗衣皂、一千克盐、一升煤油、两瓶伏特加。

当然，即使在战事艰难的饥饿岁月，藏身后方的官僚们也不会亏待自己。例如34岁的武器人民委员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有资格享用烈酒美食，所以：“1942年6月6日向人民委员的别墅交付3瓶伏特加、8瓶精选红酒及香槟酒、1箱啤酒、黑鱼子、香肠、鲟鱼、甜瓜干、柠檬和成套巧克力”。

1942年9月，车里雅宾斯克女居民罗戈夫斯卡娅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罗扎利娅·捷姆利亚奇卡，信中称：“我在市中央食堂工作两个月期间，亲眼目睹了建设人民委员部、联共（布）州委、州执委举办的各种宴会。如今每一克粮食都贵如黄金，车里雅宾斯克市的领导们身处大后方，不愿共同承受战争之苦。前线血流漂杵，而我们这里，流的却是伏特加。”

于是党中央派员调查车里雅宾斯克干部队伍究竟胡吃海塞了多少好东西。结果发现，在1942年6月1日~10月7日举办的四次宴会中，共吃：680千克面包、616千克肉、122千克干酪、102千克酸奶油、84千克奶油、77千克红鱼子，喝：535升伏特加、133升红酒，外加甜食：135千克大蛋糕、108千克冰激凌、1514个小点心。

读者朋友，你认为该怎样惩罚车里雅宾斯克的蝗虫们？宴会组织者、车里雅宾斯克市执委会代理主席В.Д.巴甫洛夫因“丧失党员警惕性”被宣布严重警告处分，罚款3000卢布（估计这厮今后不会在人前暴饮暴食了）。其他同僚？没事儿！

随着战事顺利，胜利临近，当局开始向后方慷慨供酒，但基本限于干部和专家队伍的中、高级成员。根据人民委员部统计，1945年1、2月份的伏特加配发情况如下：交通运输部门2.5万升、航空部门1.3万升、煤炭部门1.8万升、有色金属部门1.4万升……

1942~1944年苏联新建26(!)座酿酒厂，超过1920~1930年代的新建总数。卷烟厂同样发展迅速，1945年比1940年增加了22%（与之相比，糖厂减少79%、面粉厂减少49%、肥皂厂减少67%）（译注：即毁于战火）。

在零售商品结构中，1940年“伏特加”一项仅占11.8%，1943年已占25.1%，1945年占35.1%。

研究者总结道：“伏特加对战时和战后社会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负面后果，最重要的是大批原本不饮酒者开始贪杯，包括几百万女性和青少年。1920~1930年代上层人士中的清教徒主义被新生贵族的官阶特权体系所取代……”

另外，伟大卫国战争后伏特加的绝对价格（相比平均工资）大幅上涨，当局开始从嗜酒者口袋里榨取钱财。有研究者指出，1939年平均工资331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卢布15戈比；1947年平均工资500~1000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0卢布。也就是说，1939年的收入能买50瓶伏特加，而1947年即便最高水平（1000卢布）也仅能买16、17瓶而已。

醉酒狂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成为常态，即使战后也未彻底清醒。今天的俄罗斯仍在承受其后果。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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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日复生，又见光明。
愿上帝，令这战争继续进行。
—— 坦波夫军嫂，1916年。

1877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创立俄罗斯最早的士兵家属补助金计划。他此前主导的兵役改革将“税民兵役制”变为普遍义务兵制。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动员预备役时遇到了问题——当养家男人为信仰、皇帝和祖国浴血奋战，他们家眷何以度日？于是，乡村和城市的地方自治组织承担起战时军人家属保障任务。

此项措施无疑十分重要，使军人家属能够熬过战争，迎接丈夫/父亲回家，或在他们伤残/死亡后领取抚恤金。不过在俄土战争和后来的俄日战争中，这一措施的种种弊端也逐渐体现出来。

首先，补贴按规定只发给“没有足够生活资料的”困难家庭，但谁属于困难家庭似无客观标准，由地方当局斟酌决定。有时一名军嫂会被拒发补贴，只因她“有亲属接济”或“有营生”。其次，补贴的发放依赖地方自治组织财政状况，即使有资格的家庭也可能遭遇迟发或停发补贴，理由是“地方上没钱了”。

鉴于发现的各种问题，帝国政府制订了补助下层军官及其家庭的新法案并提交国家杜马审议。1912年6月2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首创此种制度35年之后，尼古拉二世皇帝签署了该法案。

新法案规定国家承担对军职人员及其眷属的抚恤金、补助金支出。所有被征召军人的家庭皆可获得补贴（口粮），不再需要自证资格。

口粮以现金形式发放，额度为军属生活地区规定食品的价格。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可获得相当于：
面粉：1普特28俄磅（27.8千克）
谷物：10俄磅（4.1千克）
食盐：4俄磅（1.6千克）
素油：1俄磅（0.4千克）
……之现金。

国家宣战后，各地自行确定口粮金额并根据食品价格重大变化随时调整，不准晚于每年9月1日。5岁以下儿童享受半额。城市每月支付一次；乡村每年支付四次（3月、6月、9月、12月），每次付满三个月金额。

补贴发给军人妻子和17岁以下子女，包括17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子女。另外，受军人供养的父母、祖父母、兄弟或姐妹也可获得补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属补贴（口粮）成为民政部门最大支出项目。1914年国库该项拨款1.906亿卢布、1915年6.237亿卢布、1916年11.068亿卢布。整场战争全国被征入伍军人家庭共获得57.15亿卢布补贴。作为对照：战前俄罗斯财政支出预算为33.829亿卢布，1914~1917年间非战争支出总额145.719亿卢布，亦即社会开支的约40%用于发放军属补贴。

战争爆发后各地粮价高涨，补贴金额约在每人每月1卢布64戈比~4卢布90戈比之间。1914年补贴（口粮）平均3卢布，1917年3月1日涨至4.08卢布，1917年9月1日6.84卢布。1914年共一千万军属领取补贴，到1917年3月1日增至两千六百七十万人，1917年9月1日三千六百六十万人——平均每征召100人发放256份补贴。

军人家庭仅靠官方补贴能活下去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表明，这严重取决于居住地和家庭构成。对于无子女军嫂和需要付房租的城市家庭来说，仅靠补贴往往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因此某些富裕城市自战争之初就牺牲地方预算增发军属租房费、取暖费和服装费。公共委员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军人家庭，向有需要者提供食品、住房和取暖，筹办托儿所、庇护所和工坊，协助完成家务劳动，并提供医疗、法律等服务。仅在战争头几个月（截至1915年4月1日），城市、地方自治会和社会组织就贡献了150万卢布的额外援助，约等于国家补贴的5.6%。由于此种援助并非面向全部军属、而只针对有需要的人，因此对后者无异雪中送炭。

然而那些一直仰赖丈夫薪水生活的城市女人仍不得不自谋工作。如果说战前俄罗斯农村人口过多，虽经征召仍有足够劳力，那么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很显著了。于是各行各业充斥妇人，她们成功接替丈夫从事售货员、服务员、各机构职员甚至门卫、售票员或有轨电车司机。这方面应当指出的是，正因为城市劳力短缺，直到二月革命之前雇工薪酬涨幅都是超过物价涨幅的。所以女人出门工作完全符合实际，尽管战时东西贵，但薪资购买力却高于战前。

与此同时在农村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国家补贴起着重要作用。战前的乡村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大部分供应市场的商品出自大型农场。小农户种植、养殖的东西基本自产自销，仅售卖少部分，现金收入相对较低。开战后情况起了变化，农民现金收入显著增加，而支出因酒类停售减少。按照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战争第一年全国农民额外收入12亿卢布、第二年13.65亿卢布、第三年20.76亿卢布——高于战前农产品销售额（18.63亿卢布）。对高级面粉、糖、甜食、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需求也增长了，村镇零售额相应增加。流向农村的相当一部分“现金”就是国家军属补贴。

如果说战前家庭男人管钱，那么战争时期的军嫂其实是第一次获得自行支配的大额资金（按农村标准衡量）。坦波夫市杜马主席就说：“目前大多数有资格获取补助的女人，除年迈无力者外，每月到手15卢布甚至更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弗拉基米尔·格鲁科（著名将军之兄）也讲过类似意见。

某些多子女军人家庭一旦获得补助金，往往自己停止劳动转而雇工。倘若军嫂住在公婆大家庭里，定期领取国家补贴会明显改善她的地位和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常有农民一听说要去援助军嫂就拒绝的情况，因为村里人觉得她们拿钱够多，无须救济。

总体而言，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庭保障工作井井有条，国家拨付的补贴和地方资金足够支撑军属日常生活。符合规定的人群多数情况下都能准时足额领取补助金。

再来比较一下帝制时期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属补助情况，结果很有趣。

革命后向红军战士家庭支付补助金的制度屡经变更，1935年彻底取消，理由是“广大劳动人民物质福祉广泛增长”。（对于这种理由，各位不要忘记：1930年代四分之三的苏联人口居住在农村。1935年国内安定无事，机械化/集体化村庄谷物收获量为每公顷7.3公担，二十年前的1915年是每公顷8.6公担）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第五天，政府开始向入伍军人家庭发放每月现金补贴。

对于无劳动力的城市家庭，第一家庭成员每月补助100卢布，第二、第三家庭成员50卢布，第四成员及之后的无补助。如果家庭中有1个劳动力，比如军人妻子，外加1名无劳动能力者（儿童、老人、残疾人），无资格享受补贴；如果有两名16岁以下儿童，每月100卢布。如果两个无劳动能力的孩子“变成”一个，补贴取消。最后，如果一名劳动力有3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的亲戚，每月再补助100卢布，注意不是按人头发，是总额！才不管你要扶养10个亲戚还是20个亲戚。

上述补贴金额仅在城市执行，农村地区一律减半。

1942年7月城市最高补贴金涨到250卢布（农村125卢布）——仅针对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组成的家庭。有1个劳动力+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的家庭每月200（农村100）。其他家庭待遇不变，虽然物价又上涨了。

仅就有资格领取补贴的家庭构成而言，苏联体制比皇权体制更苛刻。革命前所有军属都能领补贴，而苏联呢，限定无劳动能力者起初最多3人、后来5人，至于那些“仅”1或2名无劳动能力者的“不幸”家庭，没有补贴。

苏联补贴的购买力又怎样？如前所述，帝国补贴的金额是根据自由贸易中某几类商品的价格制定的。战争年代苏联补贴是按照理论上饿不死人的最低标准物价制定的。

商品	帝国补贴数量（千克）	苏联政府规定每千克价格（卢布）	前项理论总价（卢布）	市场实际每千克最低价格（卢布）	前项实际总价（卢布）
面粉	27.8	2.40	66.72	45	1251
谷物	4.1	4.30	17.63	150	615
食盐	1.6	0.48	0.77	50	80
素油	0.4	13.50	5.40	250	100
合计			90.52		2046

如果在苏联真实市场环境中按照“皇帝标准”制定军属补贴，每人最少2000卢布，是苏联实际城市补贴的10~20倍、农村补贴的20~40倍。

帝国补贴尽管有种种缺陷，却足以在战时养活大部分军属。许多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比上前线的一家之主的军饷还高，一些士兵甚至因为补贴不愿返家工作生活。苏联给军人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导致他们挣扎在生死边缘。

1941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决定给入伍军人家庭发放补助金的时候，无人能未卜先知今后的战事会多么艰难。因此这微薄的苏联军属补贴，实乃斯大林主义苏联比俄罗斯帝国更贫穷、革命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诸多例证之一。

延伸阅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法、英、德军人伙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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