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回过头去看，1961年发生在穆罗姆市的这起事件，无疑是加速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破产并影响苏联历史进程的悲剧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1961年6月26号星期一傍晚，“奥尔忠尼启则”厂工长尤里·科斯季科夫酒后回家，途中决定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搭便车，结果失败，头部坠地受重伤。市公安局长巴甫洛夫恰巧路过，试图摇醒科斯季科夫，后者大概说了什么，令局长十分不爽，要求手下警员教训教训这名25岁青工。上级的指示就是命令，于是科斯季科夫被扔进关押小流氓的第10囚室，当时已经气息奄奄。次日早晨，科斯季科夫的媳妇发现他躺在公安局院子里，脸上血肉模糊——牙齿折断、颅骨破裂。最终科斯季科夫因脑出血送医不治身亡。

6月29日，约12000人的“奥尔忠尼启则”厂举行自发集会，许多人坚信科斯季科夫被警察暴打致死。检察院和验尸官之前做出的结论无法令众人满意，认为本地专家跟当局沆瀣一气，要求从州首府弗拉基米尔市或莫斯科市找人来重新鉴定。但检察长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宣布科斯季科夫死亡一案结案，拒绝听取工人们的意见。事态随之升温，有人提议6月30日出殡队伍游行到公安局示威抗议。

作家列夫·乌辛斯基在文章《穆罗姆-1961》中透露，6月30日当天点燃汽油桶的那颗火星，其实是民间志愿纠察队（译注：类似治安联防队）的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把科斯季科夫的棺材拖出车外。科斯季科夫母亲看到后发出尖叫，这声尖叫如同行动指令，无数石块飞向公安局窗户，警察立刻夺门而逃。一名惯犯谢尔盖·杰尼索夫跳上掀翻的警车，扯开衬衫露出伤痕，宣称遭警察殴打（实际是被亲兄弟打的），自己侥幸未死，科斯季科夫却没挺过来。他话音刚落，民众大喊“打倒法西斯！”开始持械冲击公安局和当地克格勃机关。

公安局多处起火，消防车赶来但无法靠近。关在牢房的数名嫌疑人被连扯带拽放出，因为他们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不敢贸然行动挨枪子儿。其实没人开枪，警察已被迅速击溃，一些前科犯掌握了主动权。这些人逐间搜索办公室，砸毁家具、电话、打字机，撬开保险柜焚烧刑事案件材料，并把找到的武器分发给人群中的同伙。

记者亚历山大·苏哈列夫和尤里·沙塔洛夫日后调查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细节：捷尔任斯基和列宁半身像被愤怒群众推到角落以免受损，而在公安局外正有多名警察挨揍，谁也逃不脱，副局长莱辛受重伤。混乱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州执委会主席吉洪·苏什科夫意识到当地部门已经靠不住，亲自到场跟暴动群众对话，结果遭遇一阵嘘声。他又从弗拉基米尔市内务部警校调来200名学员，这才将人群强行驱散。第二天上午，其他工厂的工人和警校学员一块儿把受损的公安局收拾干净，但68支手枪、约1000发子弹，以及包括侦查档案和刑事案卷在内的数百份重要文件消失得无影无踪。

穆罗姆这边的调查尚未正式结束，7月23日，州西北方向的亚历山德罗夫市又出事儿了。

正如列夫·乌辛斯基在文章《亚历山德罗夫-1961》所言，当时有两名从扎戈尔斯克来的士兵，喝醉后行至广场，被市公安局头头逮捕，期间发生争斗。群众闻讯聚集抗议，大家都听说了穆罗姆发生的暴动，强烈要求释放“蒙冤挨揍者”。同时，政府和警方并未吸取穆罗姆事件经验教训，表现既胆怯又踌躇。12位围困在办公室的警察朝天鸣枪364响无效，两队徒手士兵赶来营救亦无效。多亏少先队之家女主任娜杰日达·沙普金娜挺身而出，劝说阻止约50名愤怒群众，12位警察才得以活着离开。

市公安局被捣毁焚烧后，人群连夜前往附近监狱，因为传言说两名军人被转移到那里（实际转移的是其他嫌犯，两名军人已移交部队）。群众投掷石块、封堵值班室窗户、焚烧停放的车辆。狱警见势不妙开枪射击，打死4人，打伤11人。7月24日凌晨2点，帕维尔·科尔任科少将指挥的内务部队“捷尔任斯基”师一部抵达现场平息暴动，消防队随即展开灭火。

最后，穆罗姆市“奥尔忠尼启则”厂多名干部被开除，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克格勃分部负责人等多名官员免职，参与暴动者被捕19人，3人判处死刑，其余刑期不等。亚历山德罗夫市暴动共起诉9人，4人判处死刑，另5人监禁15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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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特派员关于基洛夫州教师物质待遇问题的报告：

检查结果表明，基洛夫州教师队伍的物资供应和保障情况完全无法令人满意。截至1944年1月1日，基洛夫州共有教师14532人，包括军训教员和军事教师、高级少先队辅导员和人民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及原教师，其中在市镇工作的2785人，在乡村工作的11747人……

1943年2月10日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关于1943年第一季度教师供应品的指示根本没有得到落实。1943年第二季度亦未能全部落实，尤其是煤油和食盐。所以卡伊斯基区鲁德尼科夫学校的教师们压根没拿到盐。大部分地区在销售商品时，与规定额度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三季度除了盐和火柴之外，教师买不到任何定额内供应品。糖、甜点、茶叶、肥皂和煤油概无销售。

苏联人民委员会1943年8月29日做出的16614р号决定，责成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在1943年9月-10月期间改善乡村教师物资供应，销售一次性定量配给，包括800克糖、100克茶叶、4千克盐、40千克蔬菜和土豆（提供给没有自家菜园的疏散后送教师）、两块洗衣皂、1块洗脸皂、10盒火柴、4升煤油、1.8千克肉和鱼，费用由地方农产品收购部门承担。该一次性定量配给迟至11月才发放完毕，13087名教师总共从消费合作社收到11653份，且欠缺部分商品，比如仅1391份含有肉和鱼。州消费合作社联合社不掌握蔬菜和土豆发放情况的数据。纳戈尔斯基区、比谢尔洛夫斯基区、久兹丁斯基区等地的教师未收到煤油，而在另一些地区，发放的是1.2升或3升而非规定的4升煤油。

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的城市和区镇里，教师商品供应情况同样不理想。基洛夫市有专门的市商业局教师商店，面向全市1084名教师及家属，但食品供应不充足。故而第四季度本该按计划供应：肉4762千克、油脂1158千克、谷类3402千克、糖1158千克，实际发放：肉3239千克、油脂725千克、谷类1444千克、糖697千克。这样一来，1943年第四季度实际配给情况如下：户主和儿童全季度足额配给肉。户主、儿童和被赡养者（译注：此处似专指年迈者）10月份足额配给谷类、11月份户主和儿童配给80%、12月份未配给。户主和儿童10月份、12月份足额配给油脂、11月份未配给。户主和儿童10月份足额配给糖、11月份半额配给（且人数不足60%）。也就是说，被赡养者仅在10月份获得部分配给。茶叶、盐和火柴则属于定期配给。

1944年1月份票证配给食品的情况极不理想。1944年2月统计，市商业局商店上月度共售出400千克肉，仅够保障38%的持证户主的肉食需要。1月份其他应配给食品根本未售出。向农村学校教师供应口粮的情况同样不合格。上希热米耶斯基区教师12月底才收到当月口粮。博戈罗茨基区圣诞小学1944年1月22日才收到本月份前半个月的口粮。博罗姆斯基区口粮发放经常推迟3-4天。1943年11月21日之后，州内许多地区的500克面包定量未得到长期执行，往往被地方政权机关下调……

教师的集体伙食也不合格。残疾人手工业合作社联社“头等”互助会食堂负责基洛夫市教师集体伙食。1944年1月接待2957人，其中592人是教师。该食堂储备不足，没有为教师们单独提供食物。1944年1月本应按计划为2957人供应1吨肉、500千克鱼、319千克油脂和1吨谷类，实际仅做到386千克肉、168千克油脂和1357千克谷类，蔬菜、土豆付之阙如。结果造成午餐品质极其恶劣，1月份只提供两道价值45戈比的肉菜，其中9天更是只有价值7-8戈比的午餐（食堂周末不开放）。7戈比午餐包含：无油面糊糊和40克供应证（额度内的）谷物，8戈比午餐包含：无油燕麦汤和40克供应证谷物。整个1月份食堂饭桌上未见蔬菜。

因此，基洛夫市教师队伍的营养状况完全无法令人满意，已有60人患营养不良症，包括市“屠格涅夫”第7中学校长П.К.马留金、第9女子中学数学老师Д.И.奥季诺科夫等。某些营养不良的教师必须入院治疗，例如托尔琴娜（迪姆科沃不完全中学）、德罗博蒂（“共产国际”学校）、扎尔尼岑娜、奥柳宁娜、阿布拉莫娃、А.Ф.梅利尼科娃等人。

基洛夫州各地区中心的教师集体伙食状况同样很差，至于地区边缘的教师，除极少数外根本没有集体伙食……苏联人民委员会1943年8月26日《关于改善乡村教师服装和鞋靴》的决定(№16424р)未得到商业组织执行，该决定建议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理事会于1943年第四季度给每位乡村教师发放价值500卢布的工业品。为落实此决定，总共需要5826500卢布的工业品，实际送交2111000卢布，仅占需求量的36.2%……

工业品供应不足的后果是，教师（尤其疏散后送教师）缺乏保障，个别人急需衣服、鞋子的窘况确实存在。比如达罗夫斯基中学老师Г.А.博格丹诺夫和Б.А.列昂季耶夫，他俩被疏散后，甚至不敢在课堂上脱大衣，因为裤子已经破的不像样了……所以，苏联人民委员会向教师提供日用工业品的决定，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没实现。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特派员В.В.皮扬科夫
基洛夫州

（儿按：基洛夫州在战争期间属于大后方，未受战火直接波及）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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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解放运动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苏联图书出版管理总局(главлит)1949年下发的审查规则，名为《禁止在公开刊物和广播发表的信息清单》。其中用8页篇幅（20-22页、70-74页）列举了不允许在出版物、广播上透露的信息，几乎囊括国家战后生活方方面面。清单最后，总局特别要求禁止提及存在审查制度。

本文节选抄录其中部分内容，保留原文段落符号，供读者一窥苏联当年的出版审查情况：

……

§ 95

禁止发表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在全苏联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培训、部署的护士人数。

3.涉及卫国战争之信息

§ 96

禁止发表：

а) 武装力量各兵团、部队和分队的作战经验资料；

б) 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军队作战行动的综合资料与结论，但外国刊物已有公开报道的除外。

§ 97

禁止发表全苏联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地区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动员参加武装力量的绝对人数和百分比。

同时禁止发表卫国战争期间动员妇女参加整个武装力量及各兵种、方面军、集团军、兵团、部队和机关的信息（绝对人数和百分比）。

§ 98

禁止发表战争对工人健康造成影响的综合资料（流行病、出生率下降、口粮配给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住房条件等）。

§ 99

禁止发表全苏联、苏联武装部队、具体作战行动、各兵种、兵团、部队和舰队、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地区的人员损失数字。

§ 100

禁止发表全苏联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地区、村苏维埃退伍伤残军人数量的综合资料。

禁止发表苏联武装力量在战争期间损失的武器和军械情况，包括具体作战行动、方面军、兵团、部队和分队的损失情况。

§ 102

禁止发表苏联武装力量各兵团、部队和舰队的战史及作战路线，但可以注明具体兵团、部队、舰队之指挥员姓名。

§ 103

禁止发表盟军和敌军具体方面军、舰队、兵团和区舰队在战争期间损失的人员及设备之综合资料。

§ 104

禁止发表苏联武装力量及方面军、舰队、集团军、区舰队、兵团和部队缴获战利品的统计数据。

§ 105

禁止发表武装力量缴获的对苏作战国家总参谋部、军队指挥部和国家机关的文件，以及从政府、公职人员和平民处获取的类似文件。

§ 106

禁止发表苏联输入和使用从敌国领土缴获的工农业设备、运输工具、艺术品、食品、牲畜等物品之资料，以及苏联因解散对苏作战国家舰队而获取的舰艇、船只和港口设备，包括根据租借法案获取的船只之资料。

§ 107

禁止发表医务人员在战时使用武器的信息，但保护伤病员和自卫的情况除外。

§ 108

禁止发表侦察兵（游击队除外）使用敌军军服进行伪装的信息。

§ 109

禁止发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在被德国侵略者临时占领的苏联领土上活动的游击队数量的综合资料，包括他们的敌后行动方式、伪装方法和营地设施详情。

§ 110

未经海军参谋部许可，禁止发表特种水下工作队(ЭПРОН)在苏联海域、中立海域和外国海域进行部署与作业的一切信息。

§ 111

禁止公布战后扫除水雷行动资料，包括：地区（港口）名称、该地区（港口）估算水雷数量、该地区（港口）预计扫除日期、扫除水雷之种类、扫雷方法和已扫除水雷总数，武装力量部门向战后扫雷国际委员会提交过的材料不禁止。

§112

禁止发表航行区、港口和航道扫雷作业后恢复开放的信息，已通报海事部门的开放信息除外。

§ 113

禁止发表卫国战争期间动员调入武装部队的机械和畜力运输工具总数，及其损失情况和返还民事部门（主管机构）的数字，提供给武装部队的粮食数量也禁止发表。

§ 114

禁止发表卫国战争期间从盟军获得的军械装备总数和按年份分列数目，以及使用外国军械装备的经验材料。

……

§ 329

禁止发表关于牲畜和啮齿动物发病率的信息，包括个案信息。禁止发表全苏联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地区关于大规模动物流行病和牲畜传染病的信息。

§ 330

禁止发表全苏联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牲畜大规模死亡绝对数字及百分比，禁止发表国营农场畜牧区域牲畜大规模死亡的信息。

第十部份

其他信息

§ 331

禁止发表涉及国家密码、译成密码和通信解密、通信加密和译码工作的信息。

§ 332

禁止发表关于机密文件管理、机密文件和材料存放、机密文件丢失和被盗的信息。

§ 333

禁止在限制类出版物以及被书刊检查机关查禁或撤销的出版物上发表评论。

§ 334

禁止发表从限制类出版物和材料上摘录、引用的内容，援引同样禁止。

禁止发表任何涉及特殊迁移问题和特殊定居者的信息。（译注：即被强制驱逐的人口）

§ 336

禁止发表：

а) 全苏联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地区、中央部委和主管机关有关犯罪案件、紧急情况和犯罪记录的综合资料；

б) 有关叛国案件的资料；

в) 未经苏联司法部许可的不公开审判材料；

г) 关于反苏组织和团体的活动，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各种资料；

д) 关于行政机关驱逐危害社会分子的资料；

е) 关于转移、押送被捕人员之流程和方式，以及涉及押送单位的资料。

§ 337

禁止发表下列材料、文件和信息：

а) 发生在工业、运输领域和政府部门的重大事故、灾难和火灾；

б) 对上述目标的预谋犯罪和袭击；

в) 农业和林业生产部门遭受的自然灾害。

§ 338

禁止发表：

а) 全苏联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劳改营、监狱、犯人服役地和特别安置点的战俘、叛国者、囚犯和特殊定居者的数量信息。

б) 关于劳改营、监狱、犯人服役地和特别安置点地理位置的信息。

§ 339

禁止发表涉及城市、工业、交通、国防和特别设施、军队单位和国家机关防空、防化、防火计划和设施的各种信息。

§ 340

禁止发表：

а) 苏联各种工业、企业所使用有毒物质、爆炸物质数量的信息；

б) 毒物和爆炸物仓库的地理位置、所储藏的毒物和爆炸物数量及运输细节。

§ 341

禁止发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苏联政府成员、苏联武装力量副部长、总参谋部首长和各总部首长出行路线、车站、出发地点和停留地点的一切信息。

§342

未经苏联国家安全部许可，禁止发表：

а) 有关苏联情报机构活动的信息；

б) 有关间谍、破坏分子及破坏活动的信息，包括逮捕和斗争间谍、破坏分子方式方法的信息。

§ 343

禁止发表涉及军事-外交业务人员培训的任何信息。

§ 344

禁止发布：

а) 武装力量内部刊物；

б) 关于现役军人和武装力量成员参加农业劳动的信息。

§ 345

禁止发表通过加工整理外国新闻所获得的外国军队总结性信息。

§ 346

禁止公布军队单位、兵团、总部、武装力量机关和部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电话号码，已经向外界公开的军事培训机构、卫戍司令部和军区司令部总机、苏联境内的舰队、区舰队，以及城市内的舰队、区舰队报社编辑部电话号码除外。

§ 347

禁止发表关于工业企业、国家建筑、监禁机构和其他设施安全保卫方面的制度及技术信息。

§ 348

未经苏联内务部领导批准，禁止发表打击走私、盗匪活动和伪钞制造者的方式方法的信息。

§ 349

禁止发表有关苏联居民供应品中断的信息。

注：第349条之规定不涉及对商业组织工作缺点的个案评论，因为此种评论不会显示居民供应品中断。

§ 350

禁止发表关于全苏联、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贸易规模绝对数字的信息（包括苏联贸易网络中个别商品的销售情况及其他综合性贸易指标）。

§ 351

禁止发表整体工业和农业经济的零售价格与批发价格综合性目录。

§ 353

禁止发表中央部委（政府机关）和各总部的工人、职员与工程技术人员数量的综合信息。

§ 354

禁止发表国家劳动后备力量培训熟练劳动者的计划和报告，以及全苏联、各部委和加盟共和国现有合格劳动力的信息。

§ 355

禁止发表全苏联、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和部委动员居民参加繁重劳动的信息。

§ 356

禁止发表拍摄到有国防意义的设施的照片、航空摄影照片、照片略图、照片图板及各种比例尺的地形测量照片。

§ 357

禁止发表在医学、工业、地质勘探、防治金属锈蚀、清理海船有害附着物等领域使用微生物的新技术、新工艺信息。

§ 358

禁止发表国防产品的“全苏国家标准”。

注：对于出版和再版“全苏国家标准”，其中包含新型高效生产工艺和工序的，检查员应当要求出版社提供相关部委证明，以确保这些材料不含机密信息。

§ 359

禁止发表涉及苏联书刊检查机关的信息，以及有可能暴露书刊检查机关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的信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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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散之后的25年里，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虽然失去了中央拨款和各共和国的资源，但其GDP水平和经济潜力都很高。

苏联一直试图把波罗的海国家打造成“社会主义橱窗”，收效显著。这三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恰恰证明：苏联并非西方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汲取、压榨边远省份资源供应首都，而是投入巨额资金发展边远地区的“反帝国”。我们不妨简单看一看，波罗的海国家在“俄罗斯人统治下”半个世纪的经济情况。

苏联政府积极发展波罗的海国家工业，兴修基础设施（公路、港口、机场、发电厂等）。三国被苏联吞并的头二十年间，尽管遭受战争破坏，但制造业在战后重建浪潮中获得大规模提升。根据《苏联预算法》，战后第一个十年俄罗斯保留50%收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保留55%，其他各共和国允许保留100%。1965年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工业品产量高于战前（即并入苏联之前）水平15倍。

在这二十年里，仅拉脱维亚一国就新建了20多家工业企业。再比如，苏联政府曾拨款两亿卢布恢复立陶宛国民经济，这在当年是天文数字，且不包括其他共和国提供的建材、器械、机床和运输工具等。

这些在苏联时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当中就包括1999年倒闭的“里加国立电工器材厂”(ВЭФ)，其产品有收音机、交换机、电灯、电话、熨斗等，雇员一万四千多，年利润五亿八千万。而”ВЭФ”仅是众多例证之一。应该说，波罗的海共和国整个工业部门都享受着苏联其他共和国的输血供应，巨款建造的基础设施至今仍然造福三国人民。

尤其那些极具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海港，重要性毋庸置疑，足够支付因“俄罗斯占领”而声索的赔偿。波罗的海国家公路质量当年名列全苏第一，俄罗斯只排12~13位。此三国公路、铁路覆盖面积广大，内河航运发达，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获得的拨款甚多。

此外，苏联时期波罗的海国家的农业先进程度和粮食消费也很高，闻名遐迩。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每公顷耕地财政拨款高于苏联平均水平3.5倍。牛的数量比战前增加1.8倍、猪增加2.3倍、家禽增加2.8倍。1957年底立陶宛拥有拖拉机1219台，十五年后（1972）增加到拖拉机4.47万台、联合收割机9.8万台、卡车2.8万辆，农业机械化率高达86%。在农业生产能源保障方面，波罗的海国家同样优于其他共和国，立陶宛1964年12月实现了全国集体农庄电气化，而莫斯科周边直到1980年代才实现。分析那些年的统计数字不难发现，涉及农业发展之各项指标，如土壤改良、化肥供应等，波罗的海“社会主义橱窗”确实从苏联各共和国中脱颖而出。

也就是说，苏联政府不仅全力发展波罗的海国家工业和基建，在粮食保障方面同样不遗余力，使该地区农产品丰富，运出较少、自留较多。例如肉类消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民明显领先苏联其他地区，每年消费84-90千克（苏联平均64千克）。

三个共和国的人均财政拨款额度，在危机四伏的1989年从830卢布提高到872卢布，苏联平均值约789卢布。而在1961年苏联全盛时期，三国人均财政拨款额度717-720卢布，苏联平均值约589卢布。

当然，以上提供的数据无法反映整体情况，但可以从侧面管窥苏联政府怎样对待被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

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一笔笔扶持各共和国的资金首先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己出了钱，却落个“侵略者”名号，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

同时，我们不能忽略，表面光鲜亮丽的“社会主义橱窗”实际是集全苏各共和国之力补贴的成果，优越的经济政策有着让当地人民感受到加入苏联的实际好处、提升人民忠诚度的用意。当年的国家繁荣建立在整体经济繁荣之上，其他部分一旦衰退、死亡，旧局面难以为继，势必谋求新发展道路。

延伸阅读：

“亦有百人是男儿”——反抗拉脱维亚独立的特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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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人们总会千方百计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尽管此类行为一直受到法律和政府的管制，但民众从未轻易放弃，而是寻找各种折衷办法。今天的人或许不知道，直到六十年代许多苏联家庭都持有枪支，后来才逐渐改变。

俄帝国时代个人购买火器根本不成问题，“帕拉贝鲁姆”、“纳甘”、“毛瑟”等品牌枪支公开出售。1914年4月《星火》杂志曾刊登“杰明和帕夫洛夫”武器店的广告，低价销售比利时勃朗宁M1906款手枪。这种小型手枪仅重350克，操作和携带十分方便，女士们把它藏进梳妆盒，店员们把它放在柜台下的角落，深受各界青睐。

20世纪初几乎每个俄国人都持有小口径枪支：包括商人、外交官、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售价也相当便宜，一把转轮手枪加50发子弹约2卢布。当然，广泛持枪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某段时期曾出现多名中学生因单恋而举枪自尽或决斗的新闻。

有趣的是，俄帝国法律并无“超限度自卫”入罪的条款，也就是说，如果小偷“顺”人怀表被当场击毙，围观群众大概会点头表示赞成。“防卫过当”的概念仅在苏联建立后才引入法典。

1917年之后新政权频繁遭遇武装反抗，不得不匆匆采取措施收缴民间枪支。私人拥枪从此沦为非法行为，持枪成了党内精英、执法机构和官员的特权。

1926年，曾广受欢迎的勃朗宁小手枪被新型“科罗温”手枪取代，它枪管更长，可装8发子弹（比勃朗宁M1906多2发），红军大部分指挥官人手一支。

普通百姓不甘心干瞪眼看别人玩枪，许多男性参加了狩猎协会，会员资格允许他们在家持有滑膛枪。某些最大胆的人则把少数未被没收的驳壳枪、“纳甘”转轮枪等革命前老枪藏在地窖深处。

1926年法律对“非法持枪”的惩罚是六个月劳动改造，1935年刑期提高至五年。但这并未彻底杜绝民间枪支，因为只在发生重大武装抢劫或杀人案后才会入户搜查。

1953年法律限制又被大大放宽，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出示狩猎证的情况下买枪。此外，官方允许“可靠公民”——即党员和无前科者——随身携带手枪，退伍军人有权在家收藏战利品武器，甚至集体农庄领导都有枪……

可惜好景不长，1960年代政府再次取缔了这种自由，法令禁止平民拥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现役军人、警察、正式登记的持证猎人除外。

到了七十年代，民间自力更生创造出许多土制武器。最常见的是一种“短铳”，也就是枪管锯断的猎枪，很容易隐藏在雨衣、棉袄等宽松衣服下面——没错，主要被犯罪分子使用。

指虎则是老实人自卫的最佳选择。它用坚固金属自行加工制成，套在手上可以增强拳击力度。一些指虎表面有尖刺或方块状凸起，一些内藏铅芯，都是为了近距离格斗时揍人更狠。“彪悍的九十年代”各种案件丛生，指虎因此特别流行。

大约同一时期，棒球棍、撬棍、金属棒、刀甚至凳子腿都被普通居民广泛当作冷兵器使用，在无可退避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免遭不法侵害。喝酒引发的日常冲突偶尔会抄起斧头或铁锤解决。

所以，尽管有严格法律约束，相当一大批苏联居民其实是“装备精良”的。

延伸阅读：

罪行累累的切雷舍夫兄弟团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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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巴赫奇萨赖抢劫杀人案

东正教传统道德要求女人婚前无条件守贞。“妇节”的概念包含了闺阁的纯洁和对婚姻的忠诚。

可是少女的婚前性行为并不总能被人察觉，所以才有“好貂皮揉搓坏了”这句俗话。直到二十世纪初，无论农村或城市，婚前失贞的女子都有可能受罚。责任通常归咎于女子本人及其父母，较少谴责情夫甚至性侵者。作为婚姻的另一方，男子不受“守贞”约束。

“不洁”的新娘一旦被揭发，羞辱随即而至：门窗被涂抹焦油或污泥，贴身衣衫也被涂污，蓬头垢面押着游街，强迫她膝行到丈夫家（公婆家）乞求宽恕，并反复扇她耳光，直到丈夫出言制止。有时候还会让新娘当牛马拖大车，忍受皮鞭抽打。请注意：积极怂恿煽动惩罚的人往往是新娘的仇人，比如求婚不成的男子或心怀嫉妒的女友。

此外，“失贞”新娘的亲属也可能被牵连。十九世纪初卡缅涅茨县法院曾判令新娘父亲挨树条鞭笞，卡卢加地区则强迫新娘的母亲拉着耙子在村里来回走。

如果出现非婚生子，地方教会通常指示村长进行调查，涉事女子被命令膝行爬进教堂三次。在中部省份，“失节女”必须诵读赎罪祷文之后才能缔结婚姻，立陶宛和小俄罗斯地区则是用锁链拴在教堂门前台阶，鞭打或不鞭打。

同时必须指出，民间社会对某些情况的婚前失贞的宽容度其实高于婚后出轨。比如贵族老爷、少爷勾搭美貌农女，乡亲们可以假装看不见，因为其中涉及利益交换，女方也有“好处”。但淫乱放荡万万无法原谅。

检查童贞有各种方式——新娘被带进某个房间，强制要求讲述生活细节，一旦被认定“不洁”就要受辱。如果她进房间前主动“招供”，则免于惩罚。新郎把新娘的睡衣或打破的器皿当作“贞洁证据”向宾客们展示，表明他是第一个得到此女的人。但更多情况下，年轻丈夫会主动隐藏妻子的“污点”，此中逻辑是：“虽然羞耻，总比没有强！上哪再弄个老婆？”

距离俄罗斯中心越远的农村看待“童贞”的态度越宽松。特维尔省偏远地区从不以此为由惩罚女人，喀山、彼尔姆的乡村不认为这种事算“家丑”，缅泽林斯基县“拖油瓶”女人出嫁的机会反而更多。俄罗斯北部虽然也重视“贞洁”，但不进行羞辱性仪式。

因此可以说，广大农村地区对“失贞”问题多数视而不见，尤其受新郎喜悦、且平素无“淫荡”恶习者。至于商人阶级，他们更不看重虚名，想方设法打发女儿出门子才是正经，无非给一大笔嫁妆，好教新郎及其家族永远闭嘴。

贵族阶层小姐失贞堪称真正的悲剧。上流家庭闺门森严，从不和女儿谈论性话题，也不准阅读“坏书”，婚前禁止同男人单独相处。所以贵族小姐自幼活在大人密切监视之下，后者也可说是某种“贞洁守护者”。上流阶级文化习俗与农村本来就有许多相似，比如新娘如果是处女，那么她父母是会被感谢的。

因此，贵族阶层女儿婚前失贞的现象极少——她们会立即被娘家抛弃，送往农村或偏远庄园，多数以嫁给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男人了事。然而讽刺的是，已婚贵族女性的行为更加开放，通奸或“精神出轨”屡见不鲜。

文章最后，我们要说宗教界在择妻问题上是最严格的。神职人员新娘毫无疑问必须是贞洁女，否则将成为他抹不掉的污点：或者进修道院苦修，或者被开除教职。

因为神甫的婚姻是教区居民的榜样，而这亦是他们只能结婚一次的缘故。神职人员不可娶丧偶者、不可娶离异者（曾属于另一个男人）。新娘不仅在要身体上保持“纯洁”，精神同样如此：必得“守妇道”、爱上帝，尊敬丈夫、完全顺从他。

结婚后，神甫之妻应当继续起模范带头作用。直到今天，东正教会仍然严厉禁止神职人员婚内出轨。如果妻子背叛丈夫，或丈夫背叛妻子，那么此神甫在犯下这等罪过之后，即便不进修院，也只能终身当个诵经士或执事，永无晋升之望。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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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布斯》杂志从1987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富豪榜”。假如19世纪甚至17世纪就有这种排行榜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无疑将在其中占据显著位置。

阿尼凯·菲奥多罗维奇·斯特罗加诺夫

年代和地区：16世纪，北乌拉尔

致富之道：采盐、贩盐

15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商人菲奥多罗夫·斯特罗加诺夫举家迁至索利维切戈茨斯克。1497年菲奥多罗夫去世，其子阿尼凯继承家产，1515年开始从事熬盐业。那时候的盐卤水是从井下抽取，就像现代采油一样，然后用大锅熬煮——这个活又脏又累，却系社会所必需。至1558年阿尼凯渐成巨富，伊凡雷帝赐给他家卡马河流域大片土地，遂在索利卡姆斯克继续扩张致富之道。当时的阿尼凯富可敌国，因领地遭鞑靼人劫掠，竟直接征召伏尔加河畔最凶猛的亡命暴徒和剽悍头领（“阿塔曼”），武装起来杀向西伯利亚。其中一个“阿塔曼”名唤叶尔马克，当他行军的消息传到暂时不想发动战争的雷帝耳中时，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已然不可避免。

阿尼凯过世后，斯特罗加诺夫家始终是俄罗斯名门大族、工业巨头，财富来源包括冶炼、捕鱼、商铺和贸易路线等。18世纪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获得贵族头衔，热衷在农奴中发掘才能之人，比如在圣彼得堡学习、工作并主持修建喀山大教堂的画家、建筑家安德烈·沃洛尼辛。1825年谢尔盖·斯特罗加诺夫开设美术学校，奉行“有教无类”，农民子弟亦来者不拒。他们家对俄国贡献甚多，譬如17世纪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圣像画流派，18世纪创造了一种建筑风格、并以此风格建立6座与众不同的教堂。就连他们在敖德萨沙龙招待客人的一道“酱汁焖牛肉”也被冠以斯特罗加诺夫之名(Бефстроганов)。

遗泽所及：
西伯利亚全境。
乌索利耶和伊林斯基（彼尔姆边疆区）的建筑群——斯特罗加诺夫帝国的“首都”。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乌斯丘日纳、下诺夫哥罗德、圣三一修道院的“斯特罗加诺夫巴洛克”风格教堂。
许多教堂和博物馆供奉、展示的“斯特罗加诺夫画派”圣像画。
喀山大教堂的斯特罗加诺夫宫。
莫斯科“谢尔盖·斯特罗加诺夫”美术和工业学院。
俄罗斯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斯特罗加诺夫焖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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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杰米多夫和阿金菲·杰米多夫父子

年代和地区：18世纪，图拉、北乌拉尔

致富之道：黑色冶金业

彼得一世皇帝17世纪末经常视察图拉，当时他正集中力量对抗强大的瑞典，而图拉正是武器生产重镇。皇帝与那里的军械工尼基塔·杰米多维奇·安图菲耶夫友善，派遣他到乌拉尔掌管冶金，并于1701年成立涅维扬斯克工厂。当时瑞典的金属产量几乎占欧洲一半，俄罗斯1720年代也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水平。数十座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工厂在乌拉尔拔地而起，吸引外国客商涌入，尼基塔因功晋身贵族阶级，改姓杰米多夫。其子阿金菲继承父业，成就更大，使18世纪的俄罗斯成为世界冶铁冠军，以此支撑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农奴们在乌拉尔的工厂卖命苦干，水轮带动机床，货船输送铸锭。同古典时代的其他贵族一样，杰米多夫家族也重视公益：阿金菲之子格里戈里创建了俄罗斯第一座植物园，阿金菲之孙尼古拉在黑海捐建护卫舰、在加特契纳成立孤儿院，并作为使节常驻佛罗伦萨。

遗泽所及：
北方战争的胜利，彼得堡和波罗的海。
乌拉尔的采矿及冶炼部门是苏联和俄罗斯的主要工业区。
阿尔泰矿山为俄帝国出产白银，也是库兹巴斯煤田“之父”。
涅夫扬斯克是杰米多夫帝国“首都”，他们在当地率先采用构架屋顶、避雷针和铸铁钢架建造塔楼（译注：后倾斜，成为当地标志景观）。
下塔吉尔三百多年来一直是工业重镇，切列帕诺夫兄弟在这里组装俄罗斯第一台蒸汽机车。
图拉的尼科洛-扎列茨基教堂原系杰米多夫家族墓地。
索利卡姆斯克植物园是俄罗斯第一座植物园，而且是卡尔·林奈提议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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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尔洛夫

年代和地区：19世纪，莫斯科

致富之道：进口茶叶

“茶”为什么俄语叫“钗”、英语叫“替”？因为英国主要从华南取得茶叶，而俄罗斯从华北边境进口，所以同一个汉字演变出两种发音。17世纪有一条茶叶之路，自口岸城市恰克图穿过西伯利亚，尽管成本高昂却利润可观，故而恰克图得名“百万富翁之城”。许多商人在茶叶贸易中快速致富，比如昆古尔的格里布申，但莫斯科的佩尔洛夫家族做的比他们都大：祖父伊万·米哈伊洛维奇1797年参加商会，其子阿列克谢1807年开张第一家茶店，直到瓦西里·佩尔洛夫创立茶商协会，并逐渐发展成“茶商帝国”。佩尔洛夫家的数十间店铺遍布全国，在莫斯科米亚斯尼茨基街的茶楼人尽皆知。但最重要的是，瓦西里·佩尔洛夫实现了海路贸易和铁路运输的高效对接，使茶叶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大众化饮品。

遗泽所及：
饮茶早已成为俄罗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要素。
催生了俄式茶炊与俄式瓷器的发展。
米亚斯尼茨基街茶楼是莫斯科最美丽的古建筑之一，1896年曾接待清朝大臣李鸿章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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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普提洛夫

年代和地区：19世纪，圣彼得堡

致富之道：冶金和重型机器制造

您能想象没有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或圣以撒大教堂的圣彼得堡吗？普提洛夫工厂（基洛夫工厂）同样属于彼得堡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既是俄帝国规模最大的工厂，又是无产阶级“神力”的典范，俄罗斯近代三次革命有两次从这里发端。

起初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天才工程师尼古拉·普提洛夫被引荐给尼古拉一世皇帝，领受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下次通航期之前在圣彼得堡船厂组建一支明轮蒸汽舰队。当时俄罗斯还没有这种船，唯一可效仿的对象——英国——恰恰是敌方。但普提洛夫终究做到了：波罗的海再度冰融雪消之时，俄罗斯已经拥有64艘蒸汽炮艇和14艘轻护航舰。工程师普提洛夫战后变身生意人，先对芬兰和彼得堡的几家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于1868年在首都郊外建立自己的事业。普提洛夫工厂集团出产机床、轮船、大炮、火车头和车厢，将俄罗斯冶金业提高至新水平，极大减少了钢材、合金、钢轨和重型机械的进口量。尼古拉·普提洛夫生前最后一个项目是在圣彼得堡古特耶夫斯基岛新建港口，可惜中道崩殂，最终由同事们完成。工厂继承人显然不如他目光敏锐，未注意到三万五千名工人正摩拳擦掌闹革命。

遗泽所及:
彼得堡基洛夫工厂和北方造船厂。
使用至今的彼得堡海港。
191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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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亚科夫

时代和地点：19世纪，莫斯科

致富之道：纺织工业

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的故事俄罗斯人耳熟能详：家庭不幸的莫斯科富商醉心收藏当时少人问津的本国艺术佳作，甚至建造私人画廊进行展示。此外他还热衷慈善事业，捐款资助聋哑学校等机构。1898年弥留之际，他对亲属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画廊，保持健康。”时至今日，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无疑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遗泽所及：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莫斯科及郊外众多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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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路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伊曼纽洛维奇·诺贝尔三兄弟

时代和地点：19世纪，巴库

致富之道：炸药生产，采油

的确，诺贝尔家出身瑞典，1837年移居圣彼得堡。但他们不仅改变了俄罗斯，更改变了世界。

19世纪初，石油工业在美国、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和俄帝国的高加索渐露曙光，比如1823年莫兹多克建成全球第一座炼油厂，1847年巴库钻探全球第一口油井。靠生产军械和炸药致富的诺贝尔家族1873年抵达巴库，尽管当时的巴库采油业正因交通不便而落后于奥匈帝国和美国。为了与外国同行竞争，诺贝尔家族开始最大程度优化工序：1877年建成“琐罗亚斯德号”油轮、1878年建成输油管和储油池、1902年建成“汪达尔号”内燃机船。由于诺贝尔炼油厂产量极高，使得煤油变成普通消费品。此外，路德维希·诺贝尔还是俄罗斯第一台柴油发动机的发明者。

今天看来，“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跟当时的其他石油企业并无太大不同，他们推动世界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另一方面，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因自己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感到痛心，捐出大部分遗产设立“诺贝尔奖”，奖励那些为人类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遗泽所及：
人类进入石油时代的全部优点和缺点。
输油管、储油罐和油轮。
内燃机船和柴电船。
炸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
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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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菲奥多罗维奇和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弗托罗夫父子

时代和地点：19~20世纪，西伯利亚

致富之道：服务业

1862年科斯特罗马商人亚历山大·弗托罗夫来到伊尔库斯克，财富迅速膨胀。有人说他娶了大商人的女儿，有人说他擅长赌牌，总之1866年他用积攒的钱开店，销售来自下诺夫哥罗德交易市场的日用工业品。当时根本没人想到，俄帝国自古以来最阔气的家族正在成长，最终发展为1910年代身家逾6000万金卢布的全国首富。“弗托罗夫商场”遍布西伯利亚各地，拥有数十家分店，类似今天连锁超市，每家店的设备、布局、商品种类和售价都是相同的。

零售业大获成功之后，弗托罗夫开始在边远地区铺设统一标准的“乡村旅店网络”。之后弗托罗夫进军工业，在莫斯科郊外建立名曰“电炉钢”的冶金厂，并大举收购其他冶金厂和化工厂。其子尼古拉继承父亲商业智慧，成立俄罗斯第一家商务中心，财富本应继续增加，却未料革命爆发。1918年尼古拉·弗托罗夫在办公室被不明人士枪杀，列宁称其葬礼为“资产阶级最后一次开大会”。

遗泽所及：
超级市场、商务中心和企业网络。
各大城市的几十家“弗托罗夫商场”是当地最美丽的商业建筑。
莫斯科的”Деловой двор”商务中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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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立公民证制度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有证的是人，没证的是虫”。这句俏皮话来自诗人瓦西里·列别杰夫-库马奇对现实的讽刺批评，涉及苏联各界人民在护照颁领方面的不平等。

苏联的公民证制度始于1932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苏联身份证制度和强制性身份户口登记》的决议，最初目的就是统计和分类人口。身份证（国内护照）的功能，一方面便于统计人口、掌控人口迁徙，另一方面便于清除城镇中不事劳动生产的人（退休者、残障者除外）。随着集体化措施大规模开展，身份证亦有助揭露隐藏的富农、刑事犯和反苏倾向分子。

虽然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推行了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并非全体苏联人都持有国内护照。例如，当局认为生活在集体农庄的公民根本无需护照——毕竟缺少身份证件使人很难逃离条件艰苦的集体农庄。农民们只能通过正当理由改变居住地的途径领取国内护照，比如上学、参军、到国家机关或工业企业任职等。

另外，1940年之后，国防企业、煤炭工业、铁路、国有银行和储蓄所工作人员持有身份证的权利也受限制。这些人虽然领取了国内护照，但必须上交管理部门，换发临时身份证件。如此一来，集体农庄农民和所谓“要害部门”的职工就被剥夺了旅行自由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没有身份证走也走不远）。所以，身份证制度确实有助加强对公民的监控。

历史学家М.Н.波将金在《193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身份证制度》一书中介绍，苏联公敌、被剥夺选举权者、刑事惯犯、以及被怀疑持“异见”者，一律不发给国内护照。比方说某人虽在工厂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但他出身东正教神甫家庭，那么政府部门就可以考虑拒绝他的护照申请。神甫子女缺少身份证件，很可能导致整个人生滑向悲剧深渊。

相比上述那种“可发可不发”的情况，富农和被没收土地者即便削尖脑袋当上工人，也必然拿不到护照。拒绝签发身份证的决定由当地党委做出，对于被拒绝者而言，这就意味着强制驱离某些重点城市（几十万人因此迁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他“保密城市”如基辅、敖德萨、明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同样如此。正如一位当代人所言，拒发身份证催生了非法交易、行贿受贿和各种悲剧：“无身份证的人应当消失”，大城市多出一间空闲公寓，偏远地区（主要是农村）多出一名劳动者。

违反身份证制度将被罚款100卢布（当年算巨款），或最长30天劳动改造，屡犯者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判处两年监禁）。

1953年斯大林死后，严厉的身份证制度渐渐松解。那些手持临时身份证的“要害部门”职工领回了自己的国内护照，但集体农庄庄员的处境仍然类似农奴——只能凭借集体农庄主席根据心情签发的证明外出，最多30天。

话说回来，苏联政府控制人民并非没事找事，多年后只要集体农庄农民有机会在国内自由迁徙，那么农村人口必然呈减少趋势。“工农政党”的政策导致没人乐意当农民。1974年全体苏联公民都领取了国内护照，局面一度显得比较混乱。但户口登记制度并未废除，人民只准合法居住在他正式工作的地方。不过，聪明人经常能发现这套系统的漏洞，从而规避限制、移居到自己中意的地方。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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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重获独立的拉脱维亚境内有一支忠于苏联的特种警察分队（ОМОН），在近乎绝望的境地徒然抗拒历史车轮。尽管他们勇气可嘉，仍被许多人视为叛徒或罪犯。

ОМОН是苏联政府1988年成立的特警机动分队，属于精锐警察力量。分队成员经过严格甄选，有实战经历或服役期间表现突出者优先。他们是坚强无畏的战士，视职责高于一切。

苏联各大城市、包括各共和国首都皆有ОМОН分队驻扎。1988年联盟内部风起云涌，许多特警（尤其波罗的海国家特警）感到忧虑不安。大家看得很清楚：苏联政府已经失去实权，对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人民思想和灵魂的多年压制即将走到尽头。拉脱维亚ОМОН隶属共和国内务部，所以最初表示支持独立运动。

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拉脱维亚过去被苏联非法吞并，今恢复独立共和国之地位。5月15日一群忠于苏联的陆军参谋部军官企图冲击最高苏维埃，拉脱维亚政府在ОМОН的支援下将其轻松击退，捍卫了共和国的独立。

ОМОН的举动一时间令他们成为拉脱维亚人的英雄。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月内政部长换人，与ОМОН关系密切的布鲁诺·施坦因布里克被民族主义者阿洛伊斯·瓦兹尼斯取代，后者受到国内大批民族主义者热烈拥护。一夜之间，原本是拉脱维亚人盟友的ОМОН“变成”了敌人，被指责为共产党的镇压机关。ОМОН对此当然无法接受，拒绝被强加“全民公敌”帽子。分队指挥官雷马里中校发表声明称，里加ОМОН依然忠于苏联宪法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举实际等于宣战，作为回应，瓦兹尼斯停发了ОМОН的现金津贴，断绝弹药和燃料供给。

应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要求，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于1990年秋天将里加的ОМОН改为联盟直接领导。除手枪外，为作战人员配备自动武器、手榴弹和两部装甲车。1991年1月拉脱维亚正式独立，苏联内务部命令里加ОМОН（不超过150人）发起暴动：短暂地攻占电报局、出版社、警察局和桥梁，并抢劫内务部高级学校的武器库。

彼时里加市内实际存在双重政权：仇视独立的军队、克格勃人员、警察和俄罗斯族人数虽少，但不会轻易退却；拥护独立的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则摩拳擦掌图谋报仇。ОМОН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的训练和装备远远胜过拉脱维亚政府临时拼凑的队伍，足够抵御数倍于己的对手。

远离政治、信息闭塞的里加ОМОН持续解除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警察战斗队的武装，要求成立新政府、捍卫苏联宪法，同时希望莫斯科施以援手重建旧秩序。这些特警相信该国独立运动将迅速瓦解，于1991年春夏发起多次行动“恢复苏联领土完整”，包括突袭边防哨所和约200处“非法”海关检查站——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就能挽回苏联。ОМОН在行动中时常杀伤边防军人，最著名的一次突袭是攻打米亚京因凯哨所，造成7名拉脱维亚警察和海关职员死亡、一人重伤。

然而ОМОН始终孤军奋战。莫斯科当局忙于自己的重大事务，无暇顾及里加市内“一小撮”特警。ОМОН多次联系莫斯科求援，但答复总是“克制地拒绝”，只好寄最后希望于八月政变（8·19事件）。特警分队声明效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再次夺占里加电视台、广播台、市警察局和通讯中枢等。当八月政变被挫败后，ОМОН最终意识到大势已去，苏联救无可救，不会有人来协助他们战斗。分队指挥官联系拉脱维亚政府讨论撤回俄罗斯的条件，虽然政府另有打算，但ОМОН仍然站稳立场，争取到和武器、家属一同空运回俄。9月1日，124名特警及家属、武器飞抵秋明市。一个月后副指挥官谢尔盖·帕菲约诺夫被俄罗斯政府引渡至拉脱维亚，判处四年徒刑，1993年应叶利钦的个人请求释放回俄。

截至前几年，关于ОМОН杀害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袭击边防哨所的诉讼仍在进行。某些人认为俄罗斯政府出卖了里加的ОМОН，另一些人则认为ОМОН是“红色法西斯”，违背人民意愿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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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站发布的第100篇文章）

20世纪初，帝国总理斯托雷平在卡拉干达地区建立了一座小小的居民点。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尤其战争期间流民涌入，逐渐变成叫做“铁米尔套”的城市，哈萨克语意为“铁山”。1950年代政府决定在该市投产大型冶金厂，为此需要大量劳动力。

于是苏联的青年杂志开始刊登当地风光照片和浪漫主义文章，吸引年轻人投身哈萨克斯坦建设新工厂、改造自然环境。结果全苏联（甚至保加利亚）几千名共青团员踊跃到来，他们多数不为挣大钱，而是寻求理想和冒险。

但并非只有热血青年相应号召。前往铁米尔套的还包括国家招工的众多集体农庄农民，以及有前科人员。比如敖德萨就往哈萨克斯坦发送了数百名罪犯和“游手好闲者”，多数是出发前几天刚刚抓捕的。

总之，1959年1月万名工人抵达铁米尔套，直接安置在草原上四面透风的木屋或帐篷内居住。食物匮乏、商品稀缺、医疗不足，就连日用水都是罐车大老远运来的。

建筑工地本身组织管理不善，动辄连续停工数星期，工资也经常被克扣、挪用。无所事事的年轻工人开始酗酒作乐、赌博斗殴，不满情绪快速滋长。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工人居然舒舒服服住着集体宿舍！

虽然上级说应当优待外国人，并保证集体宿舍已经满员，但无法平息苏联工人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恨。帐篷区气氛越来越紧张，终于在1959年8月1日爆发骚乱。

当天傍晚，下班返回的工人又一次遭遇营地饮水不足。众人吵吵嚷嚷走向食堂，却发现食堂也关了。一桶克瓦斯放在屋外，被直接踹翻。激动的人群捣毁食堂门窗，冲进去搜罗食物。警察闻讯赶至破坏现场，工人们一哄而散，几个动作慢的被拘捕。

逃走的人回到帐篷区奔走呼号，召集人手解救被捕兄弟。招工来的集体农庄农民纷纷响应，许多共青团员和前科犯也加入进来。约500人的队伍杀向警察局掀翻警车，但再次被对方合力驱散。

8月2日下午骚乱再起。水罐车终于开进营区，可工人们并不买账，原来前晚被捕的人仍未释放。一时间警察局砖石乱飞，士兵设立的封锁线也被突破。

当天夜里，铁米尔套周边帐篷区的人几乎全体出动。前科犯建筑工带领勇敢的共青团员和农民工占领商店，抢夺店内衣服、食品和杂货。当地卫戍部队尝试夺回商店，双方爆发冲突，工人用仓库警卫的猎枪射击，交火中出现伤员。

一些骚乱工人大喊“当兵的杀人啦~~”，急忙呼叫增援，并在增援掩护下撤出商店，进入已砸烂的集市固守。多名警察、民间纠察队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被骚乱者暴揍。

市领导命令卫戍部队军人射杀无武装骚乱者，但被拒绝，遂决定调动劳改营警卫、边防军校学员和警校学员进行镇压。8月3日傍晚总计一千多人的队伍开进城市，他们再次被要求进行致命射击。

士兵和学员发动进攻后骚乱渐渐平息，许多工人东躲西藏。8月4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执法机关展开大搜捕，一些人驾车遁入草原。官方资料称：镇压骚乱期间11名工人被杀、32人重伤，约190人被捕（包括75名共青团员），经短暂审讯大多释放，仅对42人提起指控，部分判处死刑，后改判15年监禁。警察和军人109名负伤，其中32人受枪伤。

1959年8月5日，曾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飞抵铁米尔套指导工作，开除了多名警察和党员干部。10月22日卡拉干达区委第一书记帕维尔·伊萨耶夫被免职、开除党籍；1960年1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古拉·别利亚耶夫被莫斯科降职，很快退休。

参与骚乱的工人一星期后重新工作，他们修复了被破坏的街道和房屋，新建了正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保加利亚籍工人全体离开铁米尔套。

延伸阅读：

苏联1953-1984年部分社会骚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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