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斯卡·舍伊宁
（国际统计学会会员，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

1.导言

1.1. В.И.列宁

革命前的俄国，地方经济（尤其农业）由地方统计学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农民是单一的阶级，而列宁[1]则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基于这一认识，苏联宣布统计学是一门社会学科。没人记得，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统计学家就认为自己有责任研究收集回来的材料，从中寻找规律并分类，即在社会学中扮演积极作用。当然，苏联的专家们也没注意到列宁存在所谓的“错误使用平均数”或“带偏见的应用统计材料”[2]。

[1]В.И.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S.科茨、E.塞内塔：《作为统计学家的列宁》，《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90. Vol.A153

列宁的哲学观点[3]亦间接损害了统计学家。他称卡尔·皮尔逊（译注：“毕尔生”）为“唯物主义的认真而诚实的敌人”和“最彻底且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之一”，因此苏联统计学家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位英国学者的统计研究。至于А.А.丘普罗夫[4]试图将大陆统计学派与英国生物统计学派相结合的努力，也无人提及。

[3]В.И.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4]亚历山大·丘普罗夫：《关于统计序列稳定性的理论》、《关于偏差理论》

1.2. 平静了几年

不过，俄罗斯/苏联的统计学家还能以1917年前的方式工作几年。С.С.扎尔科维奇得出结论，193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统计学“接近其他国家最佳水平”[5]，S.科茨[6]也同意这一观点。N.亚斯内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统计达到很高的水平，并获得了崇高地位——只是后来被奴化”[7]。

[5]С.С.扎尔科维奇：《关于俄罗斯抽样方法历史的笔记》，《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56. Vol.A119
[6]S.科茨：《苏联的统计学》
[7]N.亚斯内：《苏联1956年统计手册：评论》

实际上这段好日子到1927年就结束了（见2.1节），而1922年之前的情况非常严峻。甚至连最重要的统计数据都不存在，33名被动员参与地方人口普查的统计学家死亡。另外，统计学家频频面临“由日益加剧的破坏造成的的不可克服的困难……”[8]。

[8]亚历山大·丘普罗夫：《统计学家公报1920–1922》

1.3. 乌托邦

从1927年起，随着“大转折之年”临近，富农阶级被铲除，整个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统计学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显著下降，学术批评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指控[9]，许多统计学家因此受镇压。在一些重要领域，统计研究被直接禁止。为什么要研究犯罪呢？它很快就会消失。卖淫？它根本不存在了[10]。毒品成瘾问题？过了几十年才勉强承认。

[9]А.布哈诺夫：《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统计学家公报》1988年第9期
[10]Д.戈尔芬：“卖淫”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0年版

即使在“公开”领域，统计数据也变得不可靠。工业中的虚报现象愈发普遍，而大规模的成本操纵使得财务报告与实际生产指标脱节（В.谢留宁和Г.汉宁[11]）。这两位作者还提到，早在1926年（参见1.2节），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Ф.Э.捷尔任斯基[12]就直言工业统计数字是“虚幻的”¹，更不用说后来了。

[11]В.谢留宁、Г.汉宁：《狡诈的数字》，《新世界》1987年第2期
[12]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根据官方数字，1952年谷物产量为1.3亿吨，但实际上，如后来Н.С.赫鲁晓夫所言，真实产量比官方数字低33%。В.Н.斯塔罗夫斯基[13]解释说只考虑了生物产量²。后来的А.奥尔洛夫[15]表示：“广泛的可靠统计数据不仅是不需要的，更是危险的”。他进一步说，既没必要调研市场，也没必要提高商品品质，更没必要采取现代统计方法——因为所有的统计研究都被垄断了。此外，官方意识形态阻碍了对随机性的正确理解（参见4.1节和6节）。最后，甚至有人提议[16]将统计职能收归最高苏维埃，但该机构并无实权。统计工作的现状导致了重要的国家任务不仅得不到解决，有时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见第5节和6节）。直到1989年新思想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例如1989年第5期《经济学与数学方法》杂志上的统计与改革讨论）。

[13]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的四十年发展》，《统计学家公报》1958年第1期
[15]А.奥尔洛夫：《关于统计学及其应用的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1期
[16]С.迪卡洛夫：《统计学应当服从谁》，《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5期

1.4. 数理统计学

1948年或1949年，威廉·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俄罗斯几乎没有统计学；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在概率论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居然对数理统计学几乎毫无贡献。显然，政治气候对这类应用（注：指概率论）十分不利”[17]。

[17]朱利安·赫胥黎：《苏联遗传学与世界科学》

费勒的观点并不完全准确。虽然苏联没有数理统计学派，但В.И.罗曼诺夫确实继承了丘普罗夫的传统，将统计学的两个方向结合起来（见1.1节），尽管1948年此人不得不忏悔自己的错误（见2.3节）³。总体而言，苏联当时的成就可以从Б.В.格涅坚科的教科书[18]一窥端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对国外数学家的介绍非常简略，而且只写了一个例子涉及统计学的应用——不得罪人的产品品质统计控制。在后续版本中格涅坚科基本没怎么修改这一章。

[18]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教程》1950年版

2. 破坏分子

2.1. А.А.丘普罗夫和他的学生

1917年10月前不久，俄罗斯最著名的统计学家之一A.A.丘普罗夫出国数月，最终一去不归。他的至少三位前学生（以及几十甚至近百名其他统计学家）被镇压。Н.С.切特韦利科夫坐牢四年（大约在1931—1935年），1937或1938年被二次镇压[19]。В.И.霍季姆斯基“在数学上非常有才华，政治上非常左倾”（О.安德森语[20]），1937年被捕，“不久之后就去世了”[21]。Б.И.卡尔片科1938年被捕，一直流放到1943年[22]。安德森本人也是丘普罗夫的学生，他1920年移民海外，回忆说：“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在俄罗斯受到高度重视的早期统计学家和许多前途无量的青年学生……丘普罗夫的名字在1930年后忽然从苏联/俄罗斯的科学文献中彻底消失了”[20]。

[19]无名氏：《周年纪念和难忘的日子》，《统计问题》1995年第11期
[20]O.安德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的数学》，《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59年
[21]卡尔曼·阿尔诺什特（欧内斯特）：《我们不该这样生活》
[22]Е.卡普利克《Б.И.卡尔片科》，《统计学家公报》1992年第8期

让我们将这一说法与丘普罗夫本人早期的话进行比较：
“杰出的统计人才……其中一些是我的优秀学生，他们与它（指俄罗斯中央统计局”ЦСУ”）有关”[8]。

2.2. 大混乱

前地方自治会统计学家（如В.Г.格罗曼，见下文）被认为意识形态可疑⁴，不消说，他们大多属于那些突然消失的人群（见2.1节）。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小组——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行情研究所也被摧毁。早在1926年，该机构主任Н.Д.孔德拉季耶夫曾邀请А.А.丘普罗夫回国，并承诺给他安排研究所工作。此项邀请由孔德拉季耶夫的助手Н.С.切特韦利科夫转达，信中表示“对研究人员的良心没有丝毫强迫”，并且研究所员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有时最最艰难的任务”[25]。

[25]奥斯卡·舍伊宁：《A.A.丘普罗夫：生活、工作与书信》

然而丘普罗夫当时重病缠身（或许他根本没活到见信）。如果他接受了孔德拉季耶夫的邀请，则很可能会像许多其他杰出科学家一样罹难。切特韦利科夫曾警告丘普罗夫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事实证明，孔德拉季耶夫很快就被排挤出科学界，1931年被捕，1938年处决[26]。

[26]Н.Д.孔德拉季耶夫：《特别意见》，莫斯科1993年版

1920年代末，新一代的统计学家已经成长起来。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只有模糊认识，但他们都严守党的路线，尽力揭发“破坏分子”。在主持一场关于“计划性破坏活动”的会议时，反对“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玛丽亚·纳塔诺夫娜·斯密特-法尔克纳宣称：老专家进行破坏活动是因为新干部尚未成熟。在总结发言中，她号召与会者“在统计学领域及其计划应用方面成为科学思想上的ОГПУ”[27]⁵。

[27]М.斯密特：《计划性破坏与统计理论》，《计划经济》1930年第10期

另一位OGPU思想上的支持者是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27]。他对已被捕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前主席В.Г.格罗曼⁶进行了照本宣科的（甚至不充分的）批评，且声称“问题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不出所料，雅斯特列姆斯基还提到了Д.Ф.叶戈罗夫，提供了这位杰出数学家阴谋造反的最详细证言：
“我最近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听了叶戈罗夫教授的发言，当时他还未被揭露为破坏分子。他发表了一种纲领性的讲话，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声泪俱下：‘你们说什么破坏分子……没有比你们更坏的破坏者了，同志们，因为你们宣扬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标准化……’”[27]。

然而，苏联第一本（也是最初级的）统计学教材的作者表现出了最大的麻利劲儿。在前言中他们宣称数学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仆人，并称Н.Д.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被捕的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奴才和法国间谍[30]⁷。

[30]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1930年第2版（后续版本改名《统计学》）

2.3. 不是数学，是政治经济学

所以，统计学的基础不应该是数学，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Л.布兰德[32]对此直言不讳，许多作者[33]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反复重申这一主张，甚至最近仍有人老调重弹[34]。早在布兰德之前，A.Я.博亚尔斯基与其合著者就声明：统计学的作用“仅仅是对该学科的特定分析（注：指马克思主义分析）揭示的规律性进行测量” [30]。

[32]Л.布兰德：《论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计划经济》1931年第4期
[33]С.Г.斯特鲁米林主编：《计划经济》莫斯科1969年版
[34]М.О.纳扎罗夫：《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根本性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В.Н.斯塔罗夫斯基[35]和М.Р.埃伊德尔曼（半个世纪之后！）[36]也提出类似想法。В.И.霍季姆斯基亦然，尽管他曾说：“不能再容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数学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⁸，然而他似乎持有相同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广泛利用数学解释来为其伪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27]。那么，我们还能期望М.斯密特说什么呢？她直接说：数理统计法不能成为经济统计学的基础，因为还需要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而概率论无法描述大规模的社会进程，因为它是从相等概率的概念出发的，而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相等概率[37]⁹。之后是她极庸俗的主张：皮尔逊的曲线系统不可接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对数字的盲目崇拜……并且它的分类仅基于数学计算。虽然皮尔逊不像高斯那样想要把整个现实世界强制归入一条单一的分布曲线（注：原文如此），但他的系统仍然仅仅依赖数学基础，而这样根本无法研究具体世界” [37]。

[35]В.Н.斯塔罗夫斯基：“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33年第1版
[36]М.Р.埃伊德尔曼：“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第3版
[37]М.斯密特：《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理论》，《计划经济》1934年第7期

1939年斯密特女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纯数学的统计序列稳定性理论尤其不受欢迎，其主要作者包括В.И.博尔特克维奇、А.А.马尔科夫和А.А.丘普罗夫。博亚尔斯基等人对此声称，“彻底孤立无援的意识迫使资产阶级学者在应用数学方法时心生恐惧”[30]¹⁰。相比之下，В.Н.斯塔罗夫斯基的言辞更尖锐：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理论家（他把丘普罗夫也扯进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性及其法律的稳定性[35]¹¹。他在更晚的时候提到了威尔赫姆·莱克希斯和皮尔逊理论的“反科学本质”[40]。Л.布兰德[32]亦持类似立场，声称“破坏分子”继承了约翰·彼得·舒斯米尔奇和阿道夫·凯特尔之流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事业。

[40]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苏联国家统计史》莫斯科1960年版

1948年，伴随着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再次追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英美数理统计学派。同年统计学家们开大会，谴责“奴颜婢膝崇拜外国货”，担忧地指出“有时宣扬并采用了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方法”，同时对В.И.罗曼诺夫斯基承认自己“在某些早期著作中犯下的意识形态错误”表示满意[41]¹²。凡针对经济问题的数学或纯统计研究，如果其结果不符合党的方针，一改予以否决。下面举两个1930年代的例子。

[41]《第二次全联盟数理统计学会议决议》，1948年塔什干

例一，А.Я.博亚尔斯基[27]尖锐批评了被揭露为“人民公敌”的В.巴扎罗夫（В.А.鲁德涅夫）的结论。巴扎罗夫建立并解出了一个描述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的微分方程，该方程的特解渐近地趋近于“水平”直线。博亚尔斯基要么表示同意、承认工业增长将放缓，要么就该检验巴扎罗夫的前提，但他却声称巴扎罗夫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此外，博亚尔斯基导出的某个特解的图形并不符合其解析解，而且他关于该直线属于“衰减速率线”的说法[27]也颇令人费解。

例二，1935年联共（布）中央决议认为[43]工业中的统计产量定额阻碍了技术进步。是啊，不然呢？毕竟当时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已多次突破了定额。然而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技术人员未发现巨大的潜力，以及如此宏伟的成就为什么没破坏经济平衡？

拒绝基于统计的定额意味着平均产量的概念完全失去意义——这话明明白白讲出来了[39]。这些及类似的言论[44]实际上为计划中的唯意志论提供了依据。关于统计学的从属地位论点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早在19世纪上半叶[45]，一些统计学家（如1831年Т.Ф.斯捷潘诺夫、1847年К.С.维谢洛夫斯基）就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地位平等，而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1839年）则表示统计学可以独立共存。

[39]А.洛佐沃伊：《关于统计科学中破坏活动的后果》，《布尔什维克》1938年第23期
[44]А.彼得罗夫：《对Л.В.涅克拉什<统计学总论>课程的评论》，《计划经济》1940年第5期
[45]Б.Г.普洛什柯：《关于统计学课程的理论史》，《统计学家公报》1964年第5期

1926年Н.奥辛斯基（注：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的化名）¹³反对用统计数据佐证“预设的政治结论”[9]，С.Г.斯特鲁米林则指出统计学不应被勉强塞入“狭窄的政治经济学框架”[46、47]，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不一回事，不必臣服于它[48]。В.С.涅姆钦诺夫也谈过类似观点[49]。自然，这些言论遭到了坚决驳斥（见4.1节）。

[46]С.Г.斯特鲁米林：《关于将统计学定义为科学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2年第1期
[47]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8]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学讨论总结》、《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9]B.C.涅姆钦诺夫：《作为科学的统计学》，《经济问题》1952年第10期

2.4. “破坏分子的”普查

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苏联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20年和1926年进行。然而1937年的再次人口普查被认为不合格，1939年重新进行。В.К.沃布雷和П.И.普斯托霍德描述这一事件时声称人民公敌“阻挠”了这次普查[50]。据他们所言，大量人口未被统计，因为发给统计员的手册不堪用，导致居民的社会和职业构成也因此被“歪曲”。

[50]В.К.沃布雷、П.И.普斯托霍德：《人口普查》，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

官方声明指出：人口普查“严重违反了统计科学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政府批准的指示”，苏联人民委员会承认“人口普查的组织工作不合格，统计材料本身有缺陷” [51]。

[51]《关于全联盟人口普查》，1937年9月26日《政府公报》

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52、53]。首先，人口普查原定1933年进行，因故多次推迟——社会主义建设本应伴随人口的快速增长，却出现了人口灾难。1936年年中为了挽救局面下令禁止堕胎[54]。其次，人口普查的方案和实施办法是党中央制定的，最重要的决策系斯大林本人决断，而统计学家几乎没有时间对人口统计员进行培训。虽然只有0.3%-0.4%的人口未登记造册，但最终查出人口1.62亿，低于“预期”的1.70-1.72亿。

[52]В.В.查普林：《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统计》，《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
[53]А.沃尔科夫：《1937年人口普查的历史》，《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54]无名氏：“堕胎”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9年第2版

当然，“破坏分子”必须负全责。国家统计机构被打垮，Л.布兰德（布兰德根德勒）是受害者之一。А.洛佐沃伊[39]列举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位统计学家，称这些人是人民公敌，但没提人口普查¹⁴。1930年科学院下设人口研究所，1934年即解散。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解释后一个决定时指出：“在人口研究所的工作中引入社会经济因素的尝试失败了……”[55]。著名人口学家С.А.诺沃塞利斯基和В.В.帕耶夫斯基曾在该所工作，主任是И.М.维诺格拉多夫，但他似乎对人口学没有任何贡献。

[55]А.Н.季波尔特：《苏联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历史》，《半个世纪的苏联统计学》第2辑

3.核算

1920年代末，统计学家们相信他们的学科“正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核算”[32]。不过，斯密特虽然没提核算，却总体上反对统计学：“旧的统计理论实际是随机变量波动的理论……¹⁵这一理论……是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经济的绝妙反映……统计学家利用这一工具故意破坏计划”[27]。新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Н.奥辛斯基：“市场因素被直接服从计划管理的组织活动所取代……统计方法开始在直接核算方法面前退让”[56]。他也确实补充说（虽然未作充分解释）：但统计学仍继续发挥一定作用，并将其定义为“关于计划和调控过程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很难理解这句话，尤其联系到他同时期（1932年）称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有意识的拟定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定性/定量概括”[56、57]的观点¹⁶。奥辛斯基的观点在几年内被认可[35]。不过随后一切都变了：А.洛佐韦抛出“关于统计学衰退的破坏性论点”[39]，而В.Н.斯塔罗夫斯基后来表示，这一“极左”理论最早由院士（注：不再称呼“人民公敌”了！）奥辛斯基提出 [40]。

[56]Н.奥辛斯基：《国民经济核算的现状和任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年版
[57]С.Г.斯特鲁米林：《苏联统计学的任务与前景》、《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尽管官方观点发生了变化，1930年改组为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的中央统计局(ЦСУ)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13]。主要的专业期刊《统计学家公报》1930-1948年间停刊，那几年仅在《计划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少量统计学文章。

无论如何，核算——即初级数据的汇总——而不是神秘的“定性/定量概括”，无法提供可靠信息。即使是统计，即数据的汇总和研究，也发现不可靠（见第1.3节）。更重要的是，苏联的统计学实际上仍主要依赖全面核算[15]。

4.官方的统计立场

4.1. 会议

1954年，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央统计局在莫斯科组织召开统计问题会议[59]，1952-1954年《统计学家公报》和《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制造氛围。

[59]无名氏：《统计问题科学会议综述》，《统计学家公报》1954年第5期

部分与会者提出了理智的观点。例如，М.В.普图哈表示统计学“并不从属于其他科学”，С.Г.斯特鲁米林则声称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¹⁷。然而会议主要观点是相反的：“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统计学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А.М.沃斯特里科娃）；统计学不研究大规模随机现象（В.А.索博尔），这些现象通常没有任何特殊规律性（С.П.帕尔蒂古尔）；稳定性理论是资产阶级理论，甚至连诚实的“资产阶级统计学”代表也不得不篡改现实（М.Н.斯密特）[59]。

需要特别指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的指导意见：“列宁完全使（统计方法）服从于阶级分析农村的任务（注：更确切地讲：使之适应这项任务）”[59]。他又说：“不能认为，在研究星座群和经济群体时可以采用同一套方法。¹⁸”因此，统计学应当在数量上描述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参见第2.3节），这里要提醒一下，早在18世纪（И.П.舒斯米尔奇）统计学就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揭示人口流动中未知的神圣法则。

这次大会有助于促使统计学家们服从官方政策。比如，В.Н.斯塔罗夫斯基表示会议帮助“澄清”了许多问题[13]，并且会后随之出现了团结和睦的工作[61]。另一些作者注意到，大多数统计学家遵循会议通过的统计学定义[33]，即：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研究大众社会现象的量的方面，并与质的方面密不可分[33]¹⁹。时至今日该定义早就被抛弃了。А.奥尔洛夫早已表示拒绝接受大会决议[15]²⁰，称决议显然是该学科“取消派”和进步统计学家之间的妥协，前者认为只需细化落实预设方针，而进步统计学家（尤其В.С.涅姆钦诺夫）持不同观点[64]。

[61]В.Н.斯塔罗夫斯基：1968年全苏统计学家会议《报告》
[64]Ф.Д.利夫希茨：《作为统计学家的В.С.涅姆钦诺夫》

4.2. А.Н.柯尔莫哥洛夫的发言

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必须“严厉反击……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滥用数学，这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特征”。他又说：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毫无依据”地使用时间序列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假设 [59]（见第5.1节）。

他也不同意除了数理统计学和作为社会经济科学的统计学之外，还存在某种非数理的、但却是通用的“一般性”统计理论，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数理统计以及一些收集和处理统计数据的技术方法[59]²¹。最后，柯尔莫哥洛夫列举了统计学的重要应用领域[65]，即与某些专家的意见相反，他强调计划经济条件下大规模随机现象的重要性（见第4.1节）²²。

[65]无名氏《大数法则在统计学中的作用》，《统计学论文集》1955年

4.3. 追求和现实

早在会议前很久，苏联统计学家得出必然结论：“他们的”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68]，并认为“只有在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科学的统计”（А.Я.博亚尔斯基和Л.齐尔林[69]）²³。毫无疑问，此类言论不仅会议期间出现，会议之后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33、59、70]。综合来看，这些论调令人联想起鲁德亚德·吉卜林《丛林之书》猴群的叫喊：“我们伟大。我们自由。我们卓越。我们是整个丛林中最了不起的生物。我们都这样说，所以肯定是真的。”

[68]С.古列维奇：《为布尔什维克的统计理论辩护》，《计划经济》1938年第4期
[69]А.Я.博亚尔斯基、Л.齐尔林：《资产阶级统计学是辩囿资本主义的工具》，《计划经济》1947年第6期
[70]А.Я.博亚尔斯基：《关于统计对象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3年第2期

但对1957年出版的一种教材有如下冷静评价[71]：“……本书读者无法理解现代数理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的相关著作”[20]。此外，西方作者虽然不一定批评“他们自己的”统计学，却对社会学整体提出了尖锐批评。S.安德列斯基指出，在这门学科中“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并将其解释为“普遍的官僚病”导致了“安全的平庸” [72]。

[71]А.Я.博亚尔斯基：《经济学家的数学》莫斯科1957年版
[72]S.安德列斯基：《视社会学如巫术》伦敦1972年版

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引用他的老前辈Е.沙尔加夫的话指出：“凡油水丰厚处必孳生骗子”[73]。他称现代社会学为“平民科学”，并警告说它的下一个也是最终阶段将是“无产阶级”科学，它“通过确认一切被命令相信的东西来安抚无产阶级”。可惜啊，这人不熟悉苏联的统计学！

[73]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纽约1984年版

5.计量经济学

5.1. 不成功的创举

滥用数学确实在国外发生过，这里有个与А.Н.柯尔莫哥罗夫论点（见4.2节）相关的显著例子，虽然说的是1920年代末。哈佛政治经济学派纯粹基于经验预测经济指标，未能预见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В.И.霍季姆斯基[27]正确指出了这一点，却忘了补充一句：用正牌经济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专家同样束手无策。惟Н.Д.孔德拉季耶夫（见2.2节）在1923年部分正确地描绘了即将到来的事件。大约二十年后，统计数据的经验外推法被经济模型研究——也就是计量经济学——取代。

1910-1911年В.И.博尔特克维奇“独自尝试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计量经济学（!）”，遭遇失败，虽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失败。他的“枯燥表述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者（除克里普特之外）无法接受”[74]²⁴。苏联学者肯定会重复类似尝试，但意识形态上的创新被绝对禁止。即使是19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纪念版也仅包含书目注释。

[74]E.贡贝尔：“L.J.博尔特克维奇”词条，《国际统计学百科全书》纽约/伦敦1978年版

5.2. 艰难之路

第一位试图将国外已有的计量经济学引入苏联科学界的人是В.С.涅姆钦诺夫，但他的努力被视为企图将“最资产阶级”的学派引入国内[66]。尽管如此，1959年还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以确定对这一新趋势的态度[76]。与会者遵循时代精神，一致认为经济学需要更广泛地应用数学方法，但主要报告人А.Я.博亚尔斯基和另几位统计学家拒绝将计量经济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博亚尔斯基指出该学科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似乎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定性判断”。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不会发生质的变化[76]——当然了，并未称其为僵化的理论。

[76]无名氏：《关于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及计量经济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59年第9期

А.Х.卡拉佩特扬声称资产阶级计量经济学家立足于“庸俗的”（注：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6]，而Ю.А.克隆罗德谴责Л.В.坎托罗维奇（显然指的是他那本书[77]）偏离马克思主义。坎托罗维奇的结论基于“客观条件评估”，正如В.С.涅姆钦诺夫[78]所言，其评估与市场价格非常接近。

[77]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莫斯科1959年版
[78]В.С.涅姆钦诺夫：《编者的话》，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

1960年举行了又一次此类会议，请来领先学者出席[79、80]。会议上听取了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和В.В.诺沃日洛夫的报告。涅姆钦诺夫讨论了实现某些目标所需投资最小化等问题；坎托罗维奇表示需要新的计划方法、新的经济和统计指标以及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А.Н.柯尔莫戈罗夫在讨论中甚至指出，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工作应当引领经济理论（注：即政治经济学！）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全新阶段[79]，又说：显然经济学必须根据数学的应用所提出的要求来澄清自己的许多表述和概念²⁵。不久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1963年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到了1965年，1960年会议上的三位报告者都荣获列宁奖（涅姆钦诺夫为追授）以表彰他们在线性规划方法和经济模型方面的科学研究[82]²⁶。

[79]Я.Л.格克尔丘克、Л.Е.明茨：《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的科学会议》，《统计学论文集》1961年第6卷，
[80]《数学在经济和计划中应用的一般问题》莫斯科1961年版
[82]1965年4月22日《政府公报》

但我们仍然怀疑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政治考虑始终被置于经济理由之上；其次，几乎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见第1.3节）；第三，经济学家们不打算重新审视他们对数学的病态怀疑态度（见第2.3节），并继续指责计量经济学家拒绝马克思主义[83]。他们还事实上否认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науч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参见第4.1节），在面对新机遇和新要求时束手无策。坎托罗维奇明确讲：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第42年，我们的经济学尚不清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及其应用方式，什么是社会主义利息，是否应该计算资本投资的效率以及以何种方式计算。比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告诉我们，‘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仅仅是在施加影响’，或者‘生产资料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特殊种类的商品’，等等。” [84]

[83]Л.В.坎托罗维奇：《关于经济科学的现状和任务》
[84]Л.В.坎托罗维奇：《在科学院年会上的辩论发言》，《苏联科学院公报》1959年

坎托罗维奇算什么！柯尔莫哥洛夫又算什么！听听玛丽亚·斯密特的话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在他们所畏惧的现实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相反，马克思和列宁经济学说的力量和生命力恰恰在于深刻洞察了支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85]。何其幼稚啊！

[85]М.斯密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概论》莫斯科1961年版

6.遗传学

到1935年，苏联已成为“研究孟德尔定律的主要中心，并得到世界公认”[86]。但从1939年起，苏联遗传学的发展开始放缓，到1948年被彻底摧毁。苏联最杰出的遗传学家Н.И.瓦维洛夫自1935年起受迫害，当时遗传学被贴上“唯心主义科学”标签，称其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87]。1939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组织了一场关于遗传学和育种学的会议（参见该杂志1939年第10期、第11期），瓦维洛夫在会上被礼貌但尖锐地批评一通。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1943年庾死[87]。

[86]《李森科争议报告》，无名氏小册子，科学工作者协会，伦敦1951年版
[87]М.В.亚当斯：“瓦维洛夫”词条，《科学传记辞典》纽约1981年版

遗传学的最终崩溃发生在1948年²⁷的全苏会议上，出席者主要是反对遗传学的高级专家。Т.Д.李森科是最敌视这门学科的人，他对概率论的看法是：“由于无法揭示自然界生物的规律性，摩尔根学派被迫求助于概率论(!)。物理学和化学已经摆脱偶然性，因此它们成为了精确科学……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89、90]²⁸。苏联对遗传学家的迫害也引起了国外关注[92、93]。

[89]Т.Д.李森科：《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0]《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2]R.С.库克：《李森科的马克思主义遗传学》，《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93]M.C.莱金德：《遗传学争议书目概览》，《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在此背景下，J.赫胥黎推测苏联领导人既不承认意识形态中的偶然性，也不承认自然科学中的偶然性[17]。著名统计学家R.A.费雪发表了一篇尖锐声明：“在他（注：李森科）的攻击下，许多俄罗斯遗传学家，包括功勋最卓著的遗传学家，都被杀害”。又说：“他（注：李森科）贪婪追求的奖赏是权力，是他自己的权力——用来恐吓和杀戮的权力”[94]。

[94]R.A.费雪：《李森科是个什么样的人？》，《R.A.费雪文集》阿德莱德1974年版

Б.В.格涅坚科证明，“一些头脑发热之人人”开始驯服地否定概率论[95]。他还谴责А.Н.柯尔莫哥洛夫和其他著名数学家们此前支持孟德尔学说的立场，并耐心地解释李森科关于科学与偶然性的无知论点（他既不敢指名道姓，也未直接反驳此人对物理学的看法）。

[95]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В.С.涅姆钦诺夫也在1948年的会议上讲了话。虽然发言多次被粗暴的喊叫打断，但他仍然表示：“染色体遗传理论已经进入科学的黄金宝库”。并说：“我有机会从统计学的角度检验这一理论。它也符合我的观点”[90]。

难怪他不久后不得不辞去“К.А.季米里亚泽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并推辞担任该学院统计学教研室主任[64]，公开认错[49]。更有甚者，1948年前述第2.3节提到的数学统计学会议“坚决谴责”了涅姆钦诺夫企图（注：更准确地说是准备）用统计学来证明“反动的魏斯曼主义理论”，以及他从“马赫主义的英美学派立场”发言的行为，因为该学派赋予了统计学它本不应有的仲裁者角色，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注：上升到意识形态教条）[41]。

С.Н.伯恩斯坦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96]，但1949年或1950年，“数学出版社”重新考虑了其出版伯恩斯坦关于概率论的第五版新书的计划，因为他“坚决拒绝”删除书中几页涉及孟德尔定律的内容²⁹。伯恩斯坦死后，悼词执笔者之一Б.В.格涅坚科在悼词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看法，另一位执笔者А.Н.柯尔莫哥洛夫1940年发表一篇文章[97]，从统计学角度证实了孟德尔定律。这就不难理解，1948年柯尔莫哥洛夫也出席的数学统计会议的决议实际意义有多大！

[96]П.С.亚历山德罗夫、Н.И.阿赫伊泽尔、Б.В.格涅坚科、А.Н.柯尔莫哥洛夫：《С.Н.伯恩斯坦的悼词》
[97]А.Н.柯尔莫哥洛夫：《关于孟德尔定律的一项新证明》

1955年，刚刚出狱不久的В.П.埃弗罗伊姆松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98]，揭露李森科的罪行，天真地希望将他告上法庭。埃弗罗伊姆松评估了李森科在未经过任何初步统计验证的情况下推行其创新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结论之一是：到1955年粮食损失高达1.5亿吨，而且未来至少十年的损失仍无可避免。值得一提的是（参见第1.3节），1952年粮食的生物产量为1.3亿吨³⁰。埃弗罗伊姆松最后提到（虽然没提供任何引用依据），遗传学在纳粹德国也被摧毁了。

[98]В.П.埃弗罗伊姆松：《李森科和李森科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89年第1、2、3、4期

作者致谢：
本文是最初英文版的修改版，起先发表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该刊编辑部与“卢修斯和卢修斯”出版社慷慨地允许以俄文本发表。

1. 通过另一个来源，我们找到了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对这些统计数据的无情批判 [12]
   
   [12]Ф.Э.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选集》莫斯科1967年版
   ↩︎
2. 关于苏联统计学家的生平资料，见[14]。此外，关于А.Я.博亚尔斯基、В.С.涅姆钦诺夫、Н.奥辛斯基、М.Н.斯密特-法尔克纳、В.Н.斯塔罗韦尔的条目收录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而В.巴扎罗夫的传记则收录在该百科全书第一版中。
   
   [14]В.П.科尔别夫：《国家统计领域的杰出人士》
   ↩︎
3. 其他概率论专家也不得不为他们的遗传学研究付出代价（见第6节）
   ↩︎
4. 让我们回顾一下Ф.恩格斯的预见[23]：“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Н.С.叶尔莫拉耶娃[24]引用了最后一个动词的两种俄语译文，但似乎都不准确。无论如何，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明确的。
   
   [23]Ф.恩格斯：1891年10月24-26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
   [24]Н.С.叶尔莫拉耶娃：《关于所谓的“列宁格勒数学阵线”》，《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5年第4期
   ↩︎
5. 一年后斯密特注意到“被捕的破坏分子中充斥着统计学家”[28]。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可能也有贡献，而她做人风格上的贡献是无疑的。即便如此，1931年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博亚尔斯基、斯塔罗夫斯基、霍季姆斯基和亚特列姆斯基是“波兰白匪”，大家皆一笑置之。可到了1937年，霍季姆斯基因“同样有根据的诬告”被捕[21]（见第2.4节）。当然，每个科学领域都揪出了“破坏分子”（见Э.科尔曼[29]）。滑稽的是，他将斯密特与真正的科学家一并归入了在经济学中“传播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类别。
   
   [28]М.斯密特：《苏联统计理论与实践》1930年第二版新增序言《作为一种破坏工具的统计》
   [29]Э.科尔曼：《科学中的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1931年第2期
   ↩︎
6. В.Г.格罗曼根据往年数据预测谷物产量，认为它是随机的（取决于天气的偶然变化）。他对1929年的预测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但对1930年的预测失败了。亚特列姆斯基只是指出，以这种方式可以预料任何随机变量的行为，但并未说明它们的后续值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
   ↩︎
7. 这本教材提到了“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30]！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的С.А.亚诺夫斯卡娅溢美赞扬了А.Я.博亚尔斯基、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В.И.霍季姆斯基、В.Н.斯塔罗夫斯基合著的书第一版，声称这些作者首次“摸索”出如何将辩证唯物主义引入数理统计学（以及如何抵抗“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亚诺夫斯卡娅还补充说，在计划经济中，概率论的方法(!)不足以为这一学科提供根据[31]。
   
   [31]С.А.亚诺夫斯卡娅：《在共产主义大学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930.12-1931.1）》
   ↩︎
8. Л.布兰德也间接说了同样意思的话[32]。
   ↩︎
9. Л.布兰德和В.Н.斯塔罗夫斯基[38]为等概率(равновозможный)（因此也为概率的经典定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辩护。不过他们并未提及统计概率，而统计概率在大数法则的意义上等同于理论概率。他们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缺乏说服力的间接言论。有趣的是，А.洛佐沃伊[39]独立地重复了针对等概率的批评。
   
   [38]Л.布兰德、В.Н.斯塔罗夫斯基：《关于М.斯密特的文章<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计划经济》1935年第8期
   ↩︎
10. 他们还坚决批判了A.A.库尔诺和Р.米塞斯。
    ↩︎
11. 没人愿意看到，自从莱克希斯1870年代开始研究统计序列稳定性至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
12. 一年前，出席会议的А.Н.柯尔莫哥洛夫高度评价В.И.罗曼诺夫的贡献，特别指出他是“这一伟大潮流（注：指英国统计学家的工作）在苏联的第一个宣传者”[42]。
    
    [42]А.Н.柯尔莫哥洛夫：《俄罗斯科学在概率论发展中的作用》
    ↩︎
13. 此人原名В.В.奥博连斯基，曾担任多个职务（1926-1928年中央统计局局长），1935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37 年被捕，1938年死亡[9]。另据其他资料，1935年被捕[11]并枪决[14]。
    ↩︎
14. 1939年的人口普查听话地查出了1.701亿人，比实际人口多出1.6%[53]。
    ↩︎
15. 几年后，她忘记了关于“波动”的问题，开始抨击“资产阶级的统计序列稳定论”（见第2.3节）。
    ↩︎
16. 有必要引用莫里斯·乔治·肯德尔的观点，他明确但间接地区分了会计与统计的目标。他在描述15世纪意大利时写道：“会计仅仅是连续的记录，主要还是对（社会）状态的登记，而不是对发展中经济的评估或预测的基础。”
    
    [58]M.G.肯德尔：《统计史从何而起？》
    ↩︎
17. В.Н.斯塔罗夫斯基[59]主张采用取样法，而这种方法在А.А.丘普罗夫的家乡几乎没人用了。
    ↩︎
18.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曾训斥过一位参加会议者——А.С.门德尔松[59]。他也可以点名Б.С.亚斯特列姆斯基和А.Н.柯尔莫戈罗夫！后来，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稍微缓和了他的意识形态攻讦[60]。
    
    [60]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关于统计问题的讨论》，《苏联科学院公报》1954年第8期
    ↩︎
19. 怎能不让人想起Н.奥辛斯基的 “定性/定量”研究和概括！（见第3节）
    ↩︎
20. T.B.里亚布什金重复了官方定义[62]，但后来改变自己的观点：再次引用该定义后，他表示还有另一种定义已经放弃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承认统计学与数学的密切关系[63]。
    
    [62]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6年第3版
    [63]T.B.里亚布什金：“统计学”词条，《经济学百科全书》1980年版
    ↩︎
21. 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许多西方数理统计学家称自己的学科为统计理论，而不使用“数理统计”一词。
    ↩︎
22. 一些统计学家提出了关于随机性的荒谬想法。С.Г.斯特鲁米林[66]声称，实际指标与计划之间的偏差是随机的，而А.Я.博亚尔斯基指出，计划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超额[67]。看来，他们对谎报数据一无所知（见第1.3节）。
    
    [66]无名氏：《关于统计学领域的理论工作》，《经济问题》1948年第5期
    [67]А.Я.博亚尔斯基：《苏联计划经济与大数法则》，《统计理论研究》莫斯科1974年版
    ↩︎
23. 这些作者还声称，资产阶级统计学故意美化失业率，对美国黑人预期寿命低于白人的事实无动于衷，等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另外，他们还不恭地指责卡尔·皮尔逊宣扬种族主义思想，“胜过戈培尔的部门”[68]。
    ↩︎
24. Г.А.费尔德曼(1884—1958)接触到了计量经济学的思想，但他被镇压，似乎在这个领域没能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75]。同样很有可能的是，如果Е.Е.斯卢茨基曾供职的行情研究所未被解散的话，他本可以成为苏联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见2.2节）。
    
    [75]А.Д.奈施坦因、Г.И.哈宁：《纪念Г.А.费尔德曼》
    ↩︎
25. 在关于会议的另一份报告中，柯尔莫哥洛夫这样讲：“主要的、困难的但必要的任务是用一个统一的指标来表示国家经济的理想最佳状态”[81]。
    
    [81]И.比尔曼：《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科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60年第7期
    ↩︎
26. 1975年坎托罗维奇因提出线性规划理论，荣获诺贝尔奖。
    ↩︎
27. 1947年冷战开始，国际关系骤然中断，这也是选择此时迫害遗传学家的原因[88]。
    
    [88]Н.Л.克列缅佐夫：《1945-1947年苏联遗传学中的“美国帮助”》，《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96年第3期
    ↩︎
28. 部分作者[91]驳斥了这一言论，但他们没几个人敢直接点名李森科。克德罗夫还提到了《哲学问题》杂志（1948年第2期）的一篇社论，文章正确地将单个事件的偶然性与大数中的必然性联系起来。李森科的演讲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但他要么没读过，要么选择无视之。
    
    [91]Б.М.克德罗夫：《作为统计科学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范畴》
    ↩︎
29.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Л.Н.博利舍夫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告诉我，出版社是在校对了该书的新版本后拒绝的。
    ↩︎
30.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Н.С.赫鲁晓夫的玉米推广，同样没有任何实验依据，而且耗费了大量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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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乌尔诺夫教授谈苏联的统计数据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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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索罗柯拉特（报社记者）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内燃机船的船东是波罗的海航运公司，船籍港：列宁格勒。1972年东德船厂建造，排水量18.82千吨，长176米，宽23.6米。拥有带电梯的五层乘客甲板，239个舒适客舱共550张床位。休闲设施包括5个酒吧、餐厅、电影放映室、音乐厅、赌场、泳池、网球场健身房、美容院、购物店、图书馆、豢养奇珍鸟类的冬季花园等，装修风格依照莱蒙托夫诗作中的高加索主题。该船1982年进行过一次耗资约1100万英磅的改造，随后被英国Charter Travel旅游公司包租，经营欧洲和环球水路航线。

1986年2月16日，新西兰海岸附近，堪称苏联客运船队旗舰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豪华邮轮不幸沉没。这艘船不仅比同年沉没的“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更大，技术设施和舒适度方面也远远优于后者。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几乎没有关于此次船难及相关国际法律纠纷的报道，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死亡人数较少，仅一人丧生；其次事故发生在远离苏联的地方，乘客只有外国人；最后，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将在莫斯科召开，报道如此严重事故不适合大会前的社会氛围。

今天我们看到，当时新西兰交通部进行的初步调查材料及“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事故诉讼的和解材料都表明，苏联官员隐瞒邮轮沉没的真相有其自身原因。

向礁石全速前进！

1986年2月6日，“莱蒙托夫号”告别澳大利亚悉尼港，开始环新西兰岛航行。在访问了北岛的几个港口后，2月15日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接下来的路线将穿过南岛的岩礁群。“莱蒙托夫号”夜间驶离首都码头，穿越库克海峡，2月16日8时抵达位于夏洛特皇后湾的皮克顿镇，该峡湾是南岛北端马尔堡峡湾中最大的一条。

此时船上共有330名船员和408名乘客，其中327人是澳大利亚游客，而且绝大多数乘客是老年人。

从惠灵顿到皮克顿的航行由马尔堡水域资深引水员唐纳德·贾米森负责。他对新西兰沿海情况非常熟悉，一年前曾引导同级别内燃机船 “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在此安全通行。

2月16日15点，“莱蒙托夫号”离开皮克顿驶向南岛西海岸，通过海峡后原计划绕过杰克逊角。

16:00，高级领航员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二副谢尔盖·古谢夫、舵手和瞭望水手开始值班。天空下着小雨。引水员建议船速增加到15节（约28公里/小时），逐渐靠近海岸。

16:30，船长弗拉季斯拉夫·沃罗比约夫设定好绕过海角的航线，暂离驾驶舱，告知引水员由大副（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接替他的位置。接近杰克逊角之际，引水员突然改变设定好的航线，将邮轮引入海角与峭壁浅滩之间的狭窄水道，那里有一座灯塔。大副并未取消引水员指令，只是问他：“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得这么近？” 二副提醒说他看到白色碎浪已经非常近。引水员贾米森安抚驾驶舱众人，表示“此处水深足够”。

17:38， “莱蒙托夫号”撞击水下暗礁，沃罗比耶夫船长和大部分高级船员纷纷跑上舰桥。

客舱服务员瓦列里·沃罗诺夫回忆：“与车祸不同，当时的冲击持续了几秒钟，而不是仅一瞬间。船速并不快，仿佛在平坦的道路开车，突然冲到路肩上继续颠簸两百米。那时候粪便收集装置被撞破了，污水涌入健身房，人们逃出来时裹着脏乎乎的毛巾，场面太可怕了。破洞很大，一切发生得非常快”。

澳大利亚游客琼·诺玛·迪伦回忆：“撞击发生时我正在自己舱房浴室洗澡，我女儿躺床上休息。冲击力把我甩向浴室对面的墙壁，同时听见一阵巨大的沉闷摩擦声。之后，我和女儿去了正在进行民间舞蹈表演和俄罗斯葡萄酒品鉴的大厅。过了片刻，邮轮经理通过广播系统告诉大家出了点问题，让我们等待进一步通知。我们返回客舱，我顺便收拾了些东西以防万一，又回到大厅。途中我们注意到船开始倾斜，楼梯井下方已经进水”。

女服务员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回忆：“当时乘客们正在音乐厅边看俄罗斯舞蹈表演边等晚餐，突如其来的剧烈震动打断了舞蹈。但船上活动又持续约半小时，随后响起警报，召集船员到员工食堂。大副说轮船触礁，没必要担心，因为这种级别的船是不会沉的。他建议我们穿好救生衣预备着，等候进一步指示。又宣布晚餐将推迟一小时”。

17:43，船长命令关闭舱室之间的水密门。

18:01，“惠灵顿电台”收到求救信号。距离现场17海里的“塔利希霍号”油轮赶赴救援。

18:04，为了挽救船只，船长决定实施搁浅。经过多次机动，“莱蒙托夫号”驶向戈尔湾。

18:20，辅助轮机舱漏水。

19:00，主配电室进水。倾斜达到12度。船长下达了“全速前进”的命令。

19:13，主配电箱断电，水泵停转，电机关闭。

19:32，船员放弃轮机舱撤离。

19:41，“塔利希霍号”看见失事邮轮，惠灵顿电台联络附近所有船只提供援助。

19:54，沃罗比约夫船长请求一艘拖船拖拽（最近的拖船至少五个小时才能抵达），并告知“塔利希霍号”不需要派出救生艇。

20:19，终究要求援救。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说：“事态紧急时服务员必须召集所负责舱室的乘客，协助他们穿救生衣并护送至疏散地点。相关的指导和演习在每次启航之初都会进行，所以乘客可能一开始没意识到情况严重性。四处都有游客们兴高采烈的面孔，穿着橙色救生衣互相拍照。为了不让乘客瞅见被淹没的下层甲板，楼梯间紧急加盖了防水布”。

迪伦夫人说：“再次广播后，我和女儿前往集合地点，过了一会儿，一位乘务员带领我们这队人穿过走廊和上下的楼梯。我们多次从船的一个区域进入另一个区域，一直走到通往甲板的门前。我们站立门前墙边，抓着木扶手等候好久，终于收到命令开始向门口移动”。

扔包入水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回忆：“尽管船员们竭尽全力，但终究无法避免恐慌，随着船体向右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船上所有人都意识到‘莱蒙托夫号’正在下沉。许多人惊慌失措。爬到倾斜甲板边缘本就不容易，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变得愈发困难，因为斜度增加了，甲板也被雨水打湿。老人们被人推着向船舷爬去，那里有固定的绳梯。对于那些不明情况的老年女士们，不得不把她们的提包夺走，好让她们腾出手来顺着绳梯下去。逃命要紧啊，所以没人关心那些飞落到甲板和水中的提包”。

迪伦夫人也说：“我们必须抓住绳索向扶手移动，即使脚不打滑也很难站稳。我们身边有两名船员协助翻越船舷并下到绳梯，其中一人从我肩上扯下两只包，丢到船外。我们必须转过身，脚试探着往下爬。到达绳梯末端时我跌跤了，因为梯子没够到救生艇表面”。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接着回忆：“梯子下方有一艘小艇（苏联报纸后来报道是充气艇，全部飘在水面接收了部分乘客和船员），但不知为何入水后后没有自动展开……由于船体严重倾斜，绳梯末端比救生艇高出两米多。为了帮助下来的乘客登艇，船员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值得称赞的是，所有乘客都靠自己的力量爬下绳梯”。

瓦列里·沃罗诺夫说：“为了确保船上无人滞留，我必须检查从音乐沙龙到餐厅的所有商店，以及从厨房到船艏的每个区域。船已经严重倾斜，船头开始下沉。我跑向前面，看见令人恐惧的场景：一片死寂，只有灯光闪烁，走近餐厅，那边也是一片死寂。桌上的东西统统掉落在地，厨房炉子上还放着热菜。就跟恐怖电影一模一样。一位轮机员检查房间时发现了一个正在睡觉的人，事故发生时他正在机舱值班，下班后去洗澡，坚信船绝对不会沉，以至于洗完就从容上床睡觉了，直到最后一刻被叫醒带走”。

1986年2月22日的《共青团真理报》登载一位勇敢水手伊万·丹尼尔金疏散乘客时摔断手。船上酒保奥列格·戈列布佐夫回忆这个情节称：“事情并不完全是那样，万尼亚不是救乘客受伤的……当广播弃船时，天又黑又冷，我们只穿着那会儿身上的衣服，但预计要在荒凉岸边过夜。所以我们决定带些酒暖身。我们沿着黑乎乎的船舷行走，走到我的酒吧，但门变形了推不开，只好去音乐厅的酒吧。打碎玻璃柜，装了满满一袋子白兰地和草药酒……我们把袋子交给万尼亚·丹尼尔金，警告他这些酒他得用命保护。下船时万尼亚滑倒了，手被梯子卡住。搀扶他的乘客助理劝他丢掉袋子，他回答说没接到指令……”

女服务员奥莉加·克利莫娃回忆：“我们的救生艇下降时卡住了，半空摇晃，仿佛介于天地之间。吓死人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跳下去。虽然神经几乎崩溃，但我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后来救生艇继续下降，我们被放到海面。大家从邮轮旁划开，被一艘客船接起。邮轮沉没那一刻我们还在救生艇上，亲眼目睹这一切，确实太可怕了”。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则比较冷静：“我们疏散乘客的过程中根本没时间害怕。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最后只剩几名船员站在绳梯旁，船内突然一声巨响，随后是水涌入的声音。旁边一名轮机员说发动机从支架脱落了。告别同志们之际，我经历了那种脑子里回放一生的瞬间。多年后观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时，我又一次体验了这种感觉”。

20:59，约100名乘客登上来援救的油轮。

21:35，库克海峡渡轮 “阿拉胡拉号”从皮克顿驶向事故现场。

22:07，渡轮望见第一艘救生艇。

22:15，邮轮右舷倾斜达40度。视野中不断出现新的救生艇。

22:40，“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右舷倾斜至85度沉没，沉没深度43米。

“塔利希霍号”点数人头，共救起356人。唯一失踪者是制冷设备工程师帕维尔·扎格利亚季莫夫，他在触礁后被瞬间淹没的舱室岗位上遇难。

“塔利希霍号”和“阿拉胡拉号”驶向惠灵顿，那里的救援协调中心会同警察局、交通部、军队、医疗和民间服务机构，准备在国际乘客航站楼安置失事邮轮的乘客和船员。

失踪的向导

事故发生后两天，即2月18日，新西兰交通部开始对“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没事件进行非公开初步调查，主要目的是找出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邮轮为什么触礁、为什么沉没。

事故当晚在惠灵顿中央警察局值班的警督欧文·丹斯回忆：“渡轮‘阿拉胡拉’号刚刚靠岸，引水员唐·贾米森就消失了，我们很长时间不知道去哪儿找他。在渡轮上贾米森由苏联高级船员看守，他没被正式逮捕，只是由苏联人陪同。但船一到惠灵顿，贾米森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我听过一种说法：他通过船长室的厕所逃走，苏联船员根本不知道那间厕所有两扇门”。

之后贾米森现身，接受调查人员问讯并做供。他在碰撞事件中的过失无可争议，但国际海事法并未规定引水员对船舶负有行政责任(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航行期间负责的是船长或受委派管理船舶的船员。具体到本案，临时接替船长的高级领航员兼大副斯捷潘尼谢夫有权取消引水员的指令，继续按照船长设定的航线行驶。

贾米森是新西兰三位持有在峡湾水道引导大型船舶执照者之一，且在马尔堡海峡享有很高声誉。可这位毫无疑问的干练专家却在邮轮驶离海峡时做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引导“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通过杰克逊角与礁石浅滩之间的狭窄水道。他这样做的动机至今是个谜。无人理解引水员因何会把大船引向自己担任港务长的那个港口区域的礁石。初步调查期间贾米森表示转向决定是自发做出的，他唯一的解释是“想让乘客有机会更近距离观赏”杰克逊角和海峡入口北侧的灯塔。
（儿按：解释十分牵强。雨天，且临近晚餐、大厅有集体活动，甲板此时能有几个乘客？）

初步调查中贾米森承认在苏联海员举办的皮克顿港招待会上喝了“两杯伏特加和一杯啤酒”。究竟喝多少只能任凭他自己说，而且他完全有理由少报，因为国际海事法禁止摄入任何数量酒精的引水员上岗工作。

“莱蒙托夫号”失事后，港口酒吧流传一则笑话：“贾米森最喜欢什么酒？”答：”Vodka on the Rocks.”这是新西兰人对加冰伏特加的称呼。

贾米森以健康不佳为由自愿交出引水员执照和近海航行执照，但保留了英国商务部颁发的船长证书。这样一来，他就避免了被法院通过程序吊销执照，随时可以要求领回。这位事故责任人紧接着被免除岸上职务，坚决拒绝采访或发表公开声明。几年后贾米森自称已经康复，请求发还执照，最终如愿，担任一艘小型货轮船长在惠灵顿和皮克顿之间运送家畜。据说2006年退休。

克格勃展开调查

苏联方面怀疑沉船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破坏活动。“莱蒙托夫号”常任船长阿拉姆·奥加诺夫在被问及这种可能性时表示：“我无法肯定，但我们确实妨碍了外国公司赚钱。作为船长，我收到过书面和口头威胁，船也多次出事故。有一回我们停靠旧金山港，我收到消息说‘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被放了水雷。不得不承认，美国海军基地的指挥部反应真迅速——潜水员在船底发现一枚磁性水雷，诚然，没装雷管。这件事引起了很大轰动。我认为西方竞争者需要在潜在乘客中制造恐慌。另一次他们威胁要炸毁‘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迫使我们退出一条国际航线。后来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运营，又遭遇竞争者。那次航行时我正在休假，事故发生前两小时我还通过无线电与替班船长联系。将船引上礁石的引水员后来甚至不掩饰自己的过错。邮轮在距离海岸800-900米处沉没在43米深的水域。这种事故绝非偶然”。

波罗的海轮船公司旗舰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翻沉，当然引起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注。几位“官方人士”前往惠灵顿正在进行的事故初步调查现场了解情况。目前尚不清楚克格勃工作人员是否找到破坏活动证据，但有意思的是，如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联邦安全局分局都否认他们的档案中存有关于“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件的记录。

每艘执行海外航线的客轮上都有几个克格勃雇员充当乘客助理，这不算什么秘密。他们当然也参与了1986年国安委内部调查。然而，即使在沉船事件发生这么多年后，那些曾在“莱蒙托夫号”上的乘客助理早已脱离克格勃系统，仍然没能获得联邦安全局批准，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接受采访。

新西兰交通部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初步调查。由于已经查明所有情况，交通部决定不再进行正式调查，同时决定不对引水员提起刑事诉讼。传言称新西兰交通部放弃正式调查的决定是迫于苏联方面压力，因为苏联当局基于某种原因坚决不希望此案上法庭进行公开审理。1986年4月列宁格勒市法院认定大副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在“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故中负有责任，判处四年劳改缓期执行，并在此期间暂停其航海执照。另外责令他赔偿波罗的海轮船公司两万卢布。

1987年，澳大利亚法院审理了一百多起该国公民针对Charter Travel公司和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的起诉。这些案件的原告都是当时乘坐“莱蒙托夫号”的乘客，全部胜诉，每位乘客获得2万-3万美元赔偿金。两年后Charter Travel公司和波罗的海轮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马尔堡港务局赔偿船只损失、租赁/运费损失、船员遣返费用和沉船抽取燃油费用，索赔逾4500万美元。但这次案件同样未进入公开审理，1989年8月达成秘密和解，原告同意接受275万美元结案。由于协议包含保密条款，其内容直到庭审十年后才被公布。

无保险的出航

在“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故这个看似不太复杂的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事实导致了联邦安全局禁令与秘密和解协议？为什么苏联律师同意接受的赔偿金额比申索的金额少17倍？

或许，轮船公司官员和律师并未认清沉船的真实情况。如果说他们依赖于初步调查报告的表述，认为“既定事实绝对无可争议”，那么马尔堡港务局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唐·贾米森，事实上清楚在戈尔港湾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承认可能对船只的初步损伤负有责任，但他们认为邮轮本不该沉没。董事会将沉船责任归咎于俄罗斯船长，认为他未及时求援或未尽全力挽救船只。审判中可信证人的证词能够证实这番推测，寻找证据也不困难：无线电通话记录、潜水员报告、照片文件和目击者陈述俱全。

俄罗斯公司的律师由此面临在公开审判中公布与官方说法大相径庭的证词的可能，所以同意了一个比船的价值低得多的数额。

那么船长有什么责任呢？首先，撞击发生时舱室之间水密门是开启的，触礁五分钟后他才下令关闭，足以让海水进入各个舱室危及船舶漂浮能力。当时邮轮向右倾斜，因此官方推测系右舷触礁，然而在沉没邮轮左舷有个12米大窟窿，即使今天也可以亲自到戈尔港湾 潜入水下40米验证。这种事实和解释上的差异难道不是水密门未锁闭造成的吗？

另一个谜团是关于邮轮和戈尔港湾陆地的距离估计。船员证词表示距离8链（约1.5千米），引水员和乘客的证词及照片显示的距离约200米。这种情况下只需抛下船艏锚就足以拯救邮轮，但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后来邮轮远离岸边，进入了更深的水域。

虽然听起来离奇，但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的旗舰并未投保。法院判决的275万美元仅够支付乘客索赔，邮轮白白损失掉了。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和船的拥有者都是“国家”，而苏联不习惯为船投保。可即使那个年代也有“国家对外保险公司”，承保国外一切需要投保的东西。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纯粹太吝啬，最后一次航程甚至连乘客都没投保。同样矛盾的是，Charter Travel公司表面上是英国公司，实际是苏联假借虚构的英国人身份购买的，实打实赚外币卢布(Инвалютный рубль)。

你好，英雄的国度……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说：“在惠灵顿的几天，我们入住一家很棒的宾馆，享受冰箱美食，观看电视新闻中的自己。可能因为领导厌倦了反复强调为省钱不准从冰箱拿东西，所以他们让部分船员搬到体育馆。我们在那边睡地板上的体操垫，直到2月21日飞往新加坡”。

瓦列里·沃罗诺夫也说：“我们从惠灵顿乘坐当地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悉尼，在悉尼换乘一架波音747。上了飞机，人家对待我们就跟普通乘客一样，知道我们是失事邮轮的船员，还提供了饮料，我们全喝光了。到了新加坡，我们又换乘当时最时髦的伊尔-86班机，但这次态度却截然不同：空姐们一个个显得很冷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机组人员是俄罗斯同胞，却没人跟我们说话。既没有‘你好’，也没有‘再见’。过后有位空姐解释说：她们被禁止与我们谈话。他们使用军用机场把我们送回来，在巴基斯坦中转，不准下飞机，整个加油期间我们坐在炎热的机舱，枪口对着我们。抵达塔什干后，我们匆匆穿过大厅，惟恐遇见熟人。这边没人知道沉船的消息，仿佛这次海难从未发生过。我们的海员护照上注明：出发——列宁格勒，抵达——塔什干……”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继续回忆：“我们飞完了新加坡-河内-加尔各答-卡拉奇-塔什干-列宁格勒航程，最后降落普尔科沃机场。经历海上夏季回到家乡，迎接我们的是零下二十度的俄罗斯寒冬和更加冷漠的接待。飞机舷梯旁停一辆大巴车，在车上向回家的每个人发放保暖衣物。显然这辆车是从附近监狱借调的，因为装满了绗缝棉袄、大码毡靴和带护耳帽子。几乎没人肯穿这种东西，这让迎接我们的大官儿们非常惊讶：‘怎么啦，姑娘们？干嘛不穿衣服？车上都给你们准备好啦！”

瓦列里·沃罗诺夫最后说：“我们的鼓手瓦西金穿着白鞋、浅蓝裤子和白衬衫走了出来，外头零下二十度，而他就穿着这些衣服，皮肤晒得黝黑，非常帅气。差不多每个人都被亲属朋友接走了，但他需要去莫斯科火车站，所以就穿成这样。想象一下，一个晒得黝黑的人，穿白鞋、蓝裤子、带护耳帽子和棉大衣，自然成了全体警察的目标，每走一步都要被检查证件，差点关进拘留所。他不能说自己是沉船的船员。毕竟这是英雄的国度，怎么会有灾难呢？根本没发生任何事故嘛……”

延伸阅读：

“胜利号”火灾和冯玉祥之死

1939年“因迪吉尔卡号”重大船难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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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做这一道鞑靼风味茄子，既适合日常晚餐又适合节日聚会。它可以微辣，也可以特辣，取决于您用哪种辣椒。如果不怕刺激口感，那就一定要试试！制作起来其实不难，但也不会很快，大部分时间将花在切茄子和其他蔬菜上。炖煮期间只需偶尔搅拌查看。

所需食材：

茄子：1千克
西红柿：1.5千克
甜椒：2个
中号辣椒：1个
大蒜：2瓣
盐：1勺
糖：100克
植物油：125毫升
食醋：100毫升

步骤：

先准备装茄子的带盖容器。彻底洗净，用烤箱或您顺手的方法消毒，充分干燥。

茄子洗净擦干，切片。西红柿去蒂，洗净擦干切片，进搅拌机打碎，倒入汤锅。

甜椒纵向剖开去籽，切细条，待用。

辣椒切圈圈（爱吃辣可不去籽），和大蒜一起放进搅拌机，加少许油，打成泥。

番茄汤锅加糖、盐，搅拌煮沸，沸腾5分钟后放茄子片，小火慢炖10分钟。

放入甜椒和适量油搅拌，中火炖35分钟，期间偶尔搅拌防止糊锅。

最后用黑胡椒粉和食醋调味，再煮5分钟。盛入容器密封，用厚毛巾包裹并倒置，让它自然冷却。

这道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红柿，因此尽量选择成熟、多汁、带微甜口感的。最好等封罐几天后再品尝，这样“腌制”的茄子会更入味，口感也更浓郁、辛辣、丰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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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利·格拉乔夫1878年1月26日出生在科斯特罗马县伊万科沃村一户农民家庭。他父亲季莫菲拥有自己的农场，教导每个孩子从小劳动。格里戈利年轻时学会了制鞋手艺，帮助父亲生产焦油，能像兽医一样治疗牲畜，还从事养蜂业。

本案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后来表示：格拉乔夫全家都是健康人，没有精神病、梅毒或酒鬼。

但村民们并不待见格拉乔夫一家，部分出于嫉妒——他家土地是伊万科沃村最大的。不少人还厌恶一家之主季莫菲的臭脾气：他性格暴躁，经常与邻居发生冲突并对簿公堂。另外，季莫菲·格拉乔夫断然拒绝参加当时无偿帮助乡亲做家务的传统活动。

伊万科沃的老少爷们儿决定教训教训他们，某天结伙闯进格拉乔夫家，动手殴打季莫菲，年轻的格里戈利也被邻居用耙子打伤头部。这一击给他留下巨大伤疤，也在他心底种下刻骨仇恨。

1907年季莫菲去世，格里戈利变成四邻的主要憎恶目标。后来小格拉乔夫开始为拥有村庄周围森林的富商特列季亚科夫服务，矛盾愈发尖锐。因为富商委托格里戈利做护林员，追查盗伐木材的乡民，不留情面地对他们处以罚款。

“你就一户——我们想怎样便怎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打断了格拉乔夫和村民的对立。格里戈利走上前线，从列兵转为卫生员。但他的战斗生涯很短暂，在喀尔巴阡地区被德军俘获，遣送德国。在德国被俘期间，格里戈利对当地的农业技术产生浓厚兴趣。战后返乡，他发现邻居们非法侵占了他的一部分土地。尽管如此，仍试图与大家修复关系，分享自己在德国学习的知识，提议组织类似合作社的团体以更有效地协同劳动。可他再次遭遇侮辱和嘲笑。

于是格拉乔发奋单干。他努力存钱，成为全村第一个购买现代犁和风选机的人，从而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大丰收。这更加激恼了村民，为了让格拉乔夫难堪，他们开始向地方当局写信告状，控诉格拉乔夫霸占邻居一块地，还在水井下毒。检查员进村查访，未发现格拉乔夫犯罪的任何证据。乡邻们恼羞成怒，转而诋毁格拉乔夫之妻普拉斯科维娅，说她嫁过来之前曾跟一个外乡的茨冈人生过小孩（早夭）。

格里戈利明白继续耗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打算效仿亲兄弟伊万进城从事制桶行业。然而他毕竟离不开土地，在土地再分配过程中他请求分得一块自有田地。但由于敌视他的邻居从中作梗，地块位置一直没定下来。这些人甚至发起连串诉讼，企图夺走格里戈利的部分土地——确实是步步紧逼。

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说：格拉乔早已火冒三丈，那些不断伤害他自尊心的嘲讽更是火上浇油，有时甚至触及法律边界。诸如“怎么的？想挖公家墙角？”、“被抢了，被抢了！”，或“我们十七户，你就一户——我们想怎样便怎样”之类的叫嚣让他两眼发红。

无愧于心

参与骚扰格拉乔夫一家的不光伊万科沃村男居民，也包括婆娘们。因为知道格里戈利对他在富商特列季亚科夫家工作时挖的池塘格外珍视，农妇们竟故意当着格拉乔夫的面下池塘洗澡，试图激怒他。顽童效仿父母，用粪便涂抹格拉乔夫家门锁，沿街扔土块追打。

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证实：五岁的阿廖什卡·穆拉维耶夫用脏话辱骂格拉乔夫，用词十分粗俗，毫无疑问，小孩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同时，格拉乔夫一家与村民们关于集体农民财产的冲突不断，其中一次甚至演变为暴力事件。伊万科沃村民阿法纳西·科罗廖夫因马匹问题与格里戈利争吵，抡起斧头劈砍普拉斯科维娅的手，致其重伤残疾。谁知最后坐上被告席的不是阿法纳西，而是急忙保护妻子的格里戈利。全体村民对冲突真实原因闭口不言，反说格拉乔夫挑事。受轻微皮损的科罗廖夫指控格里戈利无缘无故袭击他，他自卫时不慎砍到普拉斯科维娅。

格拉乔夫坐完牢回村，又遭戏弄，被唤作“囚犯格里什卡”和“鳄鱼格里什卡”（译注：“鳄鱼”的意思是坏人、奸人）。格里戈利遂决心实施报复。

“你个混蛋，你还活着”

上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做过考纳斯要塞步兵团射手的格拉乔夫自然而然想到用猎枪收拾欺侮他的人。为此做了仔细准备：1925年夏天变卖全部财产，携家眷搬到距离伊万科沃村8千米的苏季斯拉夫尔。备好武器弹药后，精心安排了复仇计划，定于7月26日动手。

晨七点左右，格拉乔夫自家老房子，拿着火把和煤油瓶走出来。他要纵火焚村，观察了风向以便火势蔓延。穆拉维耶夫家和米哈伊尔·利西琴家房子被泼洒煤油，首先燃起熊熊烈焰。正如格拉乔夫预期的那样，大半个村子迅速被火席卷，一片待收割的黑麦田也被他用火把点着了。

于此同时，村民们——多数是妇女儿童，男人一早下地干活了——惊慌逃出家门。格拉乔夫无视嚎哭和尖叫，举起长枪射击，打死11名受害者，包括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三个孩子和一岁半的阿列芙京娜·科罗廖娃——据孩子祖母说格拉乔夫专门瞄准这个丫头。格里戈利本人则声称，他是在“枪不听使唤”的情况下误杀阿列芙京娜。

血腥屠杀中格拉乔夫还击伤了阿列芙京娜正在怀孕的妈妈、九岁的帕维尔·利西琴和几位老太婆。后来庭审时格拉乔夫辩称他没想要人命——如果谁中枪倒地未死，就不再补枪。但幸存目击者说格拉乔夫绝非一个人打一枪算完。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表示：格拉乔夫朝老太婆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利西琴娜连开四枪，咒骂：“你个混蛋，你还活着！”

然而据其他目击者回忆，格拉乔夫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他放过一位邻居，说“你丈夫是好人”。从森林跑回来的另一位妇女也被他放过，此女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捡条命，还以为村庄失火了。

另有传言曰几位村民事前勾结格拉乔夫，知道他行凶的日子，藏身安全之地。但这一点始终无法证实。

“人命没买保险”

至于直接冒犯他之人的家属，格拉乔夫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显然带着愉悦审问匍匐脚下的妇女，逼她们说出丈夫去向，并嘲讽她们只给房子买了保险，却没给自己的命买保险。

远处的人瞧见火光跑来施救。格拉乔夫走到村民拴马喂马的地方，近距离击毙12匹马。随后杀向森林，撞见四名冲出来的地方政府小干部，立即瞄准他们。格拉乔夫复仇之前研究过法律，知道杀害政府官员是死罪，那一瞬间可能有过犹豫，但终究扣动扳机，打死警察、打伤法官。

做完这些，格里戈利·格拉乔夫在苏季斯拉夫尔地区的森林躲藏一星期，几次遭遇搜捕的警察并开枪，幸而无人伤亡。最后格拉乔夫主动出来自首，枪被他沉入沼泽。

本案共导致12人死亡、8人受伤，伊万科沃村全部16座民宅和65座生产建筑化为废墟。省执委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帮助受害者，为失去家园的村民免费提供建筑材料，并以优待条件划拨雇佣劳力、购买农具、机械和牲畜的资金。苏联各地群众纷纷捐款支援。

格拉乔夫纵火杀人案调查工作持续十天。侦查员们收集枪手罪证时，检察院的医学专家接触嫌疑人，认为格里戈利有刑事责任能力。但另一位与格拉乔夫交谈过的精神科医生强烈反对该结论，坚持要求把他送精神病院做进一步检查，认为虽然格里戈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实施犯罪时无法自控。不过这位医生的意见未被采纳，案件移交法院。

“暴行与他所受的冒犯程度不相符”

公审设在科斯特罗马“帕莱剧场”电影院。此处坐席数量有限，希望旁听者众多，故实行特邀入场。除了大规模杀人，格拉乔夫还被指控反政府——伊万科沃村居民一致表示凶手对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挫折发表过恶毒言论。但法庭并未采信这些陈述，格里戈利的辩护律师提出了他忠于新政权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具体来说，格拉乔夫按时缴纳税款，帮助组织乡村学校，且没有富农特征。然而辩护律师未能证明他长期受排挤骚扰的事实。法庭认为格里戈利与村民之间冲突的原因是他对合法的土地重新分配不满。

另外，检方指出格拉乔夫性格暴躁，企图在村里称王称霸。负责本案的国家公诉人尼古拉·韦谢罗夫斯基说：“仇恨确实有原因，但没有理由实施如此残酷的报复。这种暴行与他（格拉乔夫）所受的冒犯程度不相符。”

法庭也没有采纳格里戈利在最后陈述中提出的理由。被告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未表现悔意，直言：“我的手不发抖，足以射杀所有冒犯我的人。他们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他们。”

法庭商议六小时作出判决：死刑。出席庭审的许多人面露喜色、掌声雷动。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1926年1月经最高法院向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申请，死刑被减为二十年监禁。因为邻村居民对格拉乔夫的评价特别好，对改判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使得法庭有理由相信被告本人及律师关于其遭受同村人排挤骚扰的陈述有某种真实性。

格拉乔夫有前科，按规定不得假释，但他服完一半刑期就释放出狱。此人日后踪迹不明，只知道他再没回伊万科沃村。而他在家乡发动的那场血腥屠杀案的材料，也从档案中神秘消失了。

延伸阅读：

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1927年哈尔科夫杀医案

1950年吉斯卡村校爆炸袭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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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表现

基辅市

1970年12月20日9时，一通具有政治危害性的电报从列宁格勒发往基辅中心电报局。

抄本附后。

女报务员将上述文本视为技术样本予以打孔，显然不知其内容，电传到基辅市。

正在会同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采取措施寻找电文作者。

附件：文字1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费多尔丘克

列宁格勒市发往基辅中心的电报全文：

“我失去了对我们亲爱苏联的
诚挚信仰，
收回给纳赛尔的勋章吧——
纳赛尔配不上它。

甚至能够登台咒骂，
拿礼物胡乱分发，
说纳赛尔是我们的兄弟，
授予英雄称号——可拉倒吧。

国家为什么黄金匮乏——
都送给混蛋啦。
还不如用来打仗，
纳赛尔以后会原谅我们……”

（文体和拼写保留原样）

核对：侦查员
（签名）文尼琴科

（儿按：不少人相信这首讽刺诗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作品。1964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引起国内普遍反感。按照赫鲁晓夫儿子的说法，此事的缘由是，赫鲁晓夫到访埃及当天纳赛尔即授予他“尼罗河项链勋章”。为了还礼，赫鲁晓夫询问苏联哪一种奖励相当于尼罗河项链勋章，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不带直接意识形态色彩的的是“苏联英雄”称号，曾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于是批准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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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敌对活动

波尔塔瓦州

1974年2月15日和18日，克列缅丘格市分别报告了82起和90起散播反苏传单案件，传单内容包括赞同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反人民活动，以及号召反对我国现行国家和社会制度。已查明，这些传单的散播者是“克列缅丘格斯特罗伊”机械联合工厂管理局推土机驾驶员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卢奇基夫，1945年出生。

经州检察长批准，国安委分局对卢奇基夫提出反苏煽动和宣传的刑事诉讼，并于2月18日将他逮捕。

审讯期间卢奇基夫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供称他实施上述活动的原因是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不满。

侦查继续进行中。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是个年轻的工业城市，人口约二十万。1970-1980年代市内基础建设热火朝天，预制板房小区拔地而起，宽敞的庭院种满树苗，幼儿园和学校纷纷开张，因为乔迁新居的大多是带孩子家庭。城市发展与企业同步推进，工作机会充足，居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个别人的希望破灭了，竟在期盼已久的新家遭遇潜伏的致命威胁。几年后此事轰动全苏联，在人们心底留下长久阴影，惟恐自己也会倒霉——毕竟谁都有可能碰上。今天很多人或许没听过这件事，但恐惧的回声绕梁不绝。

神秘的死亡

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近卫军坎捷米罗维采夫街（今玛丽亚·普里玛琴科街）7号的九层楼房建于1980年，是一栋标准的90系列预制板楼，这种民宅在苏联解体后的大中小城市司空见惯，它周围也都是同样崭新的板楼。一户四口之家入住安顿下来，逐步建立新生活。然而幸福并未持续太久，1981年夏天，此前还十分健康的18岁大女儿突然罹患重病，很快去世，一年后16岁的弟弟也亡故。母亲紧接着撒手人寰，父亲情况不详，很可能也没了。

四人的诊断结果都是白血病，俗称血癌。医生们将病因归咎于遗传。

房间既空，另一户五口之家搬了进来。岂料新房客也逐渐感觉身体不适，长子先离世，幼子患重病（两人约11-12岁），女儿和父母同样抱恙。

唉，又是白血病。医生们再次谈论不良基因。

未知的威胁

198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普通人基本不了解什么叫辐射事故，谁也不会去担心自己家有没有辐射风险。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使民众一下子认识到放射性的危害。

第二户家庭患病、1987年长子去世之后，做父亲的似乎听闻了前任住户的悲惨命运，加上当时人们对辐射的普遍恐惧，渐渐怀疑问题可能并非遗传，而是与房子有关。这绝不是什么诅咒或中邪，而是真正的物理性危害。于是这位父亲开始寻求正式调查及房屋检测。

1989年政府终于委托本地卫生防疫站的放射科大夫到近卫军坎捷米罗维采夫街7号一探究竟。据当时的卫生防疫站主任医师、高级放射学专家尼古拉·萨甫琴科回忆：他和同事走近楼院就习惯性地开启辐射检测仪，岂料两台仪器都赫然显示辐射值超出最大刻度：每小时200微伦琴（每小时2微西弗），相当于做一次计算机断层扫描的辐射量。短时间承受这种剂量不会产生危险，但长时间暴露就完全不同了。

萨甫琴科在采访中说：“这个数值超出了正常值10倍，仪器读数在每小时30微伦琴以下表示是自然背景辐射，如果超过该值，放射学专家就要警觉并寻找原因；倘若读数超过每小时50微伦琴，必须立即搜寻辐射源”。

医生们走入楼道，检测仪读数明显降低，显示为每小时40微伦琴。可刚站到那间“诅咒之屋”——85号房间门口，仪器再次读数超标。他们需要更大型的设备，便立刻请民防总部送来。走进公寓，越靠近儿童房读数越高。在房间远端的墙边，距离地面约一米高度，检测仪指针停在每小时200伦琴——比室外辐射水平高一百万倍。

尼古拉·萨甫琴科对此解释说：“单次‘急性’辐射剂量超过每小时400伦琴被认为是致命的，一些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吸收剂量被分散在了较长时间里。”

亡故孩子的床就靠着这面墙放置，挂毯上有一小块烧焦痕迹。无论辐射源是什么，估计其年辐射量已达1800伦琴，这是当代俄罗斯核电站工作人员允许吸收剂量的900倍、普通人正常水平的几千倍。

清理

由于全楼辐射水平最高的地方是连续死人的85号房间、隔壁58号房间（相邻）和楼上房间，遂要求他们临时疏散出去。

很明显，那块肇祸的墙板内藏有某种辐射源，但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处理呢？起初人们猜测里面可能含有一块钴，但这个说法很快被推翻了：自从楼房建成已过去九年，应该已过了两个半衰期，而且钴不能释放出如此强烈的辐射。最终大家倾向认为墙体中可能是铯——它会释放强烈的伽马辐射，半衰期约30年。

查清楚的唯一办法是切下墙板。为了避免工人遭受辐射伤害，用铅板覆盖墙面，卡车司机同样被铅板和防护围裙保护。危险货物首先送到当地一家工厂的实验室，随后被基辅核能研究所的专家取走。

辐射源一消除，整个房间的伽马辐射水平恢复正常值，与室外相同。建筑工人施工前后，放射学专家在房间内取样以排除放射性尘埃的存在，所幸一切都很干净。

凶宅

消息迅速传开，不仅本地报社，当时的“中央媒体”也做了报道。虽然罪魁祸首暂不清楚，但这栋害死人的九层居民楼已被冠以“凶宅”恶名。住户们不信墙壁和家具没有“积累的辐射”，1989年12月他们要求进行医学检查和房屋检测，甚至安排集体搬家。

哈尔科夫医学放射学研究所和全苏放射医学科学中心的专家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计算每位住户吸收的辐射量。研究过程非常复杂，耗费了大量时间。1990年3月，科学家在地方政府的见证下向每一位居民发放了关于所受辐射剂量和累积辐射的报告，共有17人的剂量超过了自然本底值。但许多人表示怀疑，认为结果被低估了。

尼古拉·萨甫琴科回忆道：“那次会议开的太悲惨了——愤怒喊叫，眼泪——这都能理解。那17个人是有资格提出赔偿要求的人。但也有某些人想借机捞好处。”

因为辐射值恢复到安全标准，全楼并未搬迁，之后许多年无人愿意入住，房间既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去。核电站事故和居民楼悲剧造成一股“辐射恐慌之风”吹遍全苏联，更不用说克拉马托尔斯克本市了。例如，1990年1月当地某商场员工打电话给防疫站，声称在墙壁发现辐射源。防疫站立即派人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致命的遗失物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潜藏在墙板杀人于无形呢？1990年末答案终于揭晓——基辅研究所的科学家在钢筋混凝土内起获一枚储存铯-137的容器，这个4×8毫米的玩意儿日夜释放伽马辐射，害死六个人。

容器上带有工厂编号，通过编号确定了注册地点，查明其来源没什么困难。原来，早在1970年代末，顿涅茨克州卡兰斯基采石场发生过一起事故。该企业开采碎石和砾石，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水平仪来测量物料（例如颗粒材料）的水平面。在某种情况下，工人丢失了一台此类设备的电离辐射源：装有铯的容器。大家四处寻找，并逐个通知了可能的碎石收货方。据传言，消息报送给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因为莫斯科奥运会场馆建设也使用优质的卡兰斯基碎石。总书记命令停止接收卡兰斯基碎石，但场馆建设不能停。

虽经努力搜索，始终未在采石场寻回辐射源。传言说一星期后“中央要求”停止寻找。事后的调查结论认为此次搜寻工作不合格。

卡兰斯基的碎石同样供应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建设。显然，那颗遗失的容器混入一辆装载石料的卡车，随后被浇筑进预制楼板，可能出现在任何一户家中——谁挨着谁倒霉。

后续

四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因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辐射事件不幸离世，17名受害者评定为残疾，1993年他们甚至被比照切尔诺贝利受害者，享受相应的赔偿和福利待遇。然而这种优待未持续多久。1995年发现，最高拉达议员在通过将辐射事件受害者比照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的修正案时，违反了规章。

1995年12月16日最高拉达会议上，提出修正案的人民代表阿列克谢·谢霍夫佐夫发言：“住在受辐射影响区域被切尔诺贝利的尘埃覆盖，或是被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辐射笼罩，请问，对乌克兰公民来说有什么区别？那个孩子——感谢地方当局和所有提供帮助的人——被送往德国和莫斯科治疗，难道他承受的痛苦和生命的残缺不重要吗？其余家庭成员为什么也患病？每个人2000伦琴、2500伦琴、1500伦琴，他们都残疾了，只是因为这种特定的原因。他们和那些未直接参加事故清理，仅仅生活在受灾区域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噩运同样无情地降临在他们头上。”虽然他和其他一些议员提出强烈抗议，修正案仍然被废止，老住户的福利待遇也被取消。

克拉马托尔斯克悲剧之后，建筑法规中开始出现关于测量建筑材料和新建建筑物本底辐射的规定。无独有偶，就在同一时期，鄂木斯克的一些儿童开始大规模发病：1989年记录了12例儿童急性白血病，1990年25例，1991年26例。医生认为病因是住宅楼内本底辐射值偏高。这些住宅建于1976年-1989年间，使用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切利诺格勒州马金卡采石场的碎石，经检测含有放射性。

前面提到的远赴德国和莫斯科治疗的那家人后来重返旧居，但小儿子却因无法承受疾病折磨离世，撇下父母带着女儿继续生活在给他们造成巨大伤痛的“凶宅”。

延伸阅读：

亲历者回忆普利皮亚季疏散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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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即1952年末-1953年初，收到了许多乡镇和农村居民的信件，讲述集体农庄面临的严峻局势。事实上，集体化带来的这种悲惨结果早在二十年前就曾被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详细描述过，与斯大林不同，列宁生前经常听取此人的建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集体农庄存在的整个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一直收到关于集体农庄经营艰困、甚至处于灾难性境况的诉苦信。早年强制集体化过程中，人们主要抱怨使用暴力手段征收农民财物，导致倾家荡产。之后多年，人们投诉说集体农庄主席不称职，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贪腐，如今又来掠夺集体农庄财富。卫国战争期间及战后几年，收到大量反映集体农民饥饿和生活困顿的信件。

到了1950年代初，高层声称农业状况已经改善。1952年国家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产量比1940年增加1.5倍。然而，无论国内哪个地区的农民向党和斯大林写信抱怨什么，其核心内容都只有一个——集体农民们厌倦了空等情况好转。

例如，1952年11月22日高尔基州瓦恰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的В.С.格卢宁写信表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从今年11月15日州农业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本年度我们州大多数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准备的粗饲料不超过50%。因此，集体农庄只能按照计划在舍饲期的前半段喂养牲畜，而后半段将不得不让牲畜挨饿。所以可以预见，牲畜将会大批死亡，就像去年一样。比如我们集体农庄大约死了300头牛。
这就是地方上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饲料，必须维持计划的牲畜存栏量。结果，牲畜被放在半饥饿的状态下饲养，逐渐消瘦，春天就倒下了。幸存的比较耐饿的牲畜，饿了一冬，到夏天也只能勉强恢复健康。奶牛产奶量非常少。集体农民说得好：这些不是母牛，只能算是尾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员，也许算不上优秀的唯物主义者，但毕竟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创造奇迹，拿五个面包五条鱼喂饱五千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说的是，国家给集体农庄制定计划不是为了摧毁集体农庄经济，而是为了提升集体农庄和农民的经济状况。计划归计划，可当情况发展到牲畜饿毙且无法挽救时，必须采取严肃措施，不能只强调计划却无所作为。”

差不多每一位写信人都提到集体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1952年12月23日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格达地区“恰帕耶夫”集体农庄主席Ф.В.奥布拉兹奇科夫写道：
“年轻男女纷纷离开村子到外地参加生产或上学，再也不回集体农庄。苏军复员士兵也不回到父母的居住地，而是去城市登记并定居。所以，集体农庄失去了青壮劳动力……
由于最优秀的劳动力离开集体农庄从事副业和工业，集体农庄无法应付田间劳动，因此，近年来工业企业和机关单位在牺牲自己的生产任务的情况下，被迫派遣工人和职员协助收割等农业劳动。但这些工人和职员不是农民，他们在田间的劳动没有质量和数量可言，导致农作物大量损失。”

奥列霍沃-祖耶夫斯基地区兽医技术员霍罗多夫描述1952年秋季莫斯科州农村惨况：庄稼未收割，猪瘦骨嶙峋，国家肉类收购的直接拒收，集体农庄的和农民个人的牲口死亡。又补充说：
“起初我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工业地区，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一些地区也存在同样情况，更不必说我不了解的其他地方了。
我不否认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为什么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和伊万诺沃州的城市却没有充足、持续的面包供应呢？在那些地方，面包往往只能在午饭前买到，还不一定有货。”

“换汤不换药”

实际上，二十年前老布尔什维克斯捷潘·丹尼洛夫就写过集体化农民财产会产生此种后果。这位职业革命家起初是民意党人，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拥护列宁，在党的报社工作，1917年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筹备活动。据说苏维埃国家缔造者高度重视丹尼洛夫的意见，常把重要文件送他评估审阅。内战开始后，红军决定利用他的经验，任命他在全俄总参谋部和红军总部做军事委员，曾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共事。

丹尼洛夫退伍后从事统计和经济研究，并撰写回忆录。但他屡次批评斯大林的倡议和行动，认为它们违背了列宁的方针和原则。于是1930年被开除党籍，1934年12月被捕。搜查期间查获了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详细分析结论，由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呈送斯大林，实际雅戈达自己也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

丹尼洛夫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发生在经济、财政和政治危机极其深刻和重大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之根源在于我们的农业危机。”

他证实，国家开了历史倒车，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建立在内战年间的原则上：
“余粮征集制的本质在于，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将收成全数交给国家，自留的口粮和种子除外。按固定价格收到的金额并不等同于交给国家的‘剩余’粮食和原料的真实价值。农民拿着这笔钱，可能买回数量不确定的工业品，但这些工业品的价值与交售的‘余粮’的价值完全不符。
近年来我们实行的承包合同制(контрактация)——其实换汤不换药，改个名称而已。实质上与余粮征集制没什么不同，根本没有所谓的合同，即双方协议。我们只是以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拿走全部所谓的‘余粮’，而界定什么是‘余粮’则充满了极大的专横随意。在‘余粮’的名目下，收成往往被‘一扫而空’，以至农民剩不下任何东西果腹、播种，更不用说喂养牲畜了。也正是这种卷土重来的余粮征集做法引发了1931、1932年饥荒、农田大量少播和牲畜死亡。难怪1932年粮食和种子借贷需求超过1.5亿普特。”

而且恢复余粮征集制还伴随着极度的厚颜无耻：
“我们恢复了旧余粮征集制度中最糟糕的做法，用列宁的话说：‘三番两次的拿’。当一个村庄或集体农庄完成了所谓由农民自己提出的‘余粮’交售计划后，又被提出新计划，有时甚至提2、3次。为了运送‘余粮’，常常组织以当地某位领导名字命名的‘红色大车队’。‘竞赛计划’也好，“红色大车队”也罢，都旨在表明农民非常满意我们征集余粮的做法。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景，早就知道鲫鱼喜欢被酸奶油煎了。”

跟1950年代初一样，那几年党报党刊大肆宣扬粮食生产高峰。据说1926-1927年度创纪录地收获了11644千吨谷物，1931-1932年22695千吨。丹尼洛夫指出，前者征收农民14%收成，后者31%：
“所以，我们在此确实看到了‘增长’，但不是‘粮食产量’增长，而是我们对农民的索取增长。以下事实最清楚体现了这一‘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意义。1926-1927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未发生饥荒，而到了1931-1932年，由于‘粮食产量增长’，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哈萨克斯坦等地，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领土上，出现了工人供应不足和严重饥荒。
如此征粮，我们‘柯秀尔化’（译注：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了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结果那边不断传出人吃人事件的可怕消息。乌克兰农民惊恐万分，纷纷逃往莫斯科州、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方。”

“集体农庄问题上我们‘频频犯蠢’”

丹尼洛夫认为集体化是农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亚洲式的集体化手段加强、加剧了规模空前的破坏性征粮运动的后果。列宁在当年就指出，必须‘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译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设想的这种过渡是‘在农民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党对 1929-1930年大规模集体化完全没有准备。党没有考虑集体化的经验，而列宁早在1921年就警告说，我们在集体农庄问题上 ‘频频犯蠢’……
即使有了必要的准备，集体化数百万农户也是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按照列宁的方式耐心解释，不仅要劝，还要做示范。这条路复杂而艰难。可是领导层决定‘跳过’这些艰难，用行政强制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推行集体化。集体化事实上是通过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进行的，侮辱农民，包括酷刑凌虐。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即抄家充公，不仅是为了消灭富农，倒不如说是为了恐吓贫农和中农”。

老布尔什维克发出警告：
“显而易见，被强行赶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愿意劳动，他们把集体农庄的工作视为一种变相的徭役。大部分当代集体农庄的结构本身就潜藏着经济溃败的隐患。那些如今突然被称为‘集体农庄主人’的农民，在集体农庄中几乎毫无地位。一切都由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实际是地区领导任命的，根本不问庄员们的意见。监察委员会通常只是形式存在。集体农庄的章程松散，随便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各种人插手集体农庄的钱柜和粮仓，任意支配集体农庄的活期账户、牲畜、设备和土地。热衷改革之辈时而扩大、时而缩小集体农庄规模，完全不顾农民意愿。还发生了许多将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场的情况，在此过程中没收庄员财产，将之全部转交国营农场。”

丹尼洛夫又写到农村危机对城市的影响：
“近年来工人的食品供应每况愈下，如今已近乎忍饥挨饿：没有肉类、乳制品和蔬菜。在供应方面享受特权的莫斯科，土豆和洋葱竟像昂贵水果一样论个出售。如果政策不改变，1933年食品供应状况将更加严峻。营养急剧恶化的指标：儿童死亡率和斑疹伤寒等发病率有所抬头”。

但丹尼洛夫确信，斯大林会再次把自己的错误推诿给别人：
“眼下‘富农理论’正被大肆宣扬。富农被视为我们种种食品困境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肇祸者”。

而消灭富农的运动旨在使所有人相信，罪恶的根源在于敌人的活动。接下来受抨击的将是党的领导层及斯大林本人，包括丹尼洛夫在内。

“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斯捷潘·丹尼洛夫当时写这些东西看似毫无意义。毕竟他自己也指出，饥荒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向农民征收农业产品的做法：
“经过再三犹豫，通常是在饥荒恶化之后，领导层被迫放弃余粮征集制/承包合同制，转而恢复粮食税”。

减轻集体农庄负担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1930年代后半段一直被视为集体农庄历史上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确如此，但绝非处处如此。

战争前夕为加强国防能力，重新拾起旧政策。如果说战时和战后头几年，集体农民尚能勉强忍耐自己耕种的粮食被“一扫而空”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困境——毕竟全国都很困难嘛。可到了1940年代末，集体农庄果然开始遭受丹尼洛夫描述的那种破坏。

许多集体农民从1940年开始几乎未拿到任何劳动报酬，他们虽然没有国内护照，仍想方设法迁入城市。寄给斯大林的许多信件显示，大量集体农庄几乎停止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形同关门了。

显然，正如1930年代初，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但与二十年前一样，领袖并不打算承认这一点。而且从众多事实和细节来看，接下来似乎将按照丹尼洛夫说过的旧路子发展：寻找罪魁祸首，严厉惩罚它们，再稍稍缓解集体农民的生活。

最终实施这套方案的人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但对农业政策的种种调整和加强集体农庄的种种措施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过高估计向国家交付农产品的计划并未消失，集体农民的劳动也未收到应得的报酬。

1961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谈信访工作时指出：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收到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信件中，请求脱离集体农庄的尤其尖锐突出。1956-1960年间涉及此问题的信件共收到逾1.1万封，最近两年就超过5000封。而在今年前十个月，提出类似请求的有1234封，绝大多数——1094封——来自俄罗斯联邦，主要是沃洛格达州、伊万诺沃州、加里宁州、基洛夫州、诺夫哥罗德州、普斯科夫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及РСФСР欧洲部分的其他州”。

例如集体农庄庄员А.洛芝金写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我是基洛夫州基洛夫-切佩茨基地区‘祖国’集体农庄的一名农民。请您建议我今后如何生活——是继续留在集体农庄，还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离开。我还年轻，生于1927年，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我一个人工作，妻子不工作，孩子没地方安置。集体农庄没有托儿所，我们也无钱雇保姆，我每月收入不到25卢布。五个人能靠25卢布生活吗？而且由于收成不好，还要从收入中扣除30%，目前已经三个未发工资了。集体农庄没钱。我本打算一直住在集体农庄，盖了房子，但现在看来，可能得放弃一切，走掉。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这段时期虽然有好消息称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和最终的解决，但国内粮食却再次短缺，人民甚至买不到面包。1964年，大家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赫鲁晓夫和他的农业问题顾问，但即使在这之后，正如每个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的，尽管宣布取得了丰收大会战胜利，粮食问题依旧不好解决。丹尼洛夫描述的体系继续运转，所缺少的只有一件：承认任何习惯于无耻剥削其公民的政权，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这套做法。

延伸阅读：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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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伊万尼泽（资深记者）
在2000年11月会议上的报告

我认为，克格勃对过去十五年在俄罗斯和前苏联诸共和国发生的许多罪行负有巨大的道义责任。但我也认为，这一切对安全机关本身来说是一场戏，对许多从业人员来说更是人间悲剧。一方面，为了躲避获得解放的人民，党内高层和克格勃领导人忙于转移所谓“党的资金”出国，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意外暴富的“外国合作伙伴”，如鲍利斯·比尔施泰因。另一方面，到1992年，卢比扬卡的厕所开始缺灯泡、水龙头和卷纸。前克格勃官员们押运护送走私者的卡车仅收费100美元。大家都过得不愉快，一些普通员工无法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痛苦，与我们这个不幸的犯罪化国家的命运有着直接关系。
（译注：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立陶宛人，198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并入籍，成立”Seabeco”集团中介销售苏联的石油、黄金等原材料，后投资俄罗斯房地产市场。1993年叶利钦总统曾要求调查比尔施泰因利用”Seabeco”集团盗窃国库的嫌疑）

如今，一名前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虽然他们这个机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前”成员——我个人想弄明白的是：他上台是那些藏匿所谓“党的资金”的人期待已久的翻本，还是“家族”的又一次操控？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在问类似问题，截至目前暂无公认答案。我唯一没有问自己的是，普京是否是来终结腐败的？我还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我无法忘记他谈到前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帕维尔·鲍罗金说的那句“无罪推定”。这句话出现在普京那本奇怪的选前读物中，当时有人问他关于鲍罗金的情况。
（译注：2001年1月帕维尔·鲍罗金在纽约因瑞士政府的通缉令被捕，指控其涉嫌洗钱，交保后返回俄罗斯。2002年3月瑞士法庭判决他有罪，罚款三十万瑞士法郎）

说实话，为什么提议一个被瑞士警方通缉的人担任国家重要公职呢？而且这个人面临的不是一般刑事指控，是涉嫌在俄罗斯盗窃数亿美元的指控。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但普京没有给出明确回答，大谈其无罪推定。

而在那之前几个月，当他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时，他与斯捷帕申一起发表电视讲话，实际上宣布斯库拉托夫检察长犯有渎职罪。当时不仅法院，甚至侦查人员都没有斯库拉托夫犯罪的确凿证据。普京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在镜头前发表这些言论，无罪推定原则被他抛诸脑后。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终止 “克里姆林宫门”。这种奇怪的虚伪表现得过于轻巧、近乎机械，在其他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译注：1998年10月俄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根据瑞士总检察长转交的犯罪证据，对俄联邦总统行政部门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诸被告涉嫌在签订克里姆林宫修复工程合同时滥用职权。1999年4月斯库拉托夫因所谓“性丑闻”被停职，次年4月正式免职）

这一切令我无法相信新总统是来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正是这两种因素造就了俄罗斯黑手党，但普京认为我国没有黑手党。

同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和该市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时的指令，就会发现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些指令帮助该市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赌场、港口、加油站等连锁经营网络的所有权。而且直到最近，媒体上还没有关于现任俄罗斯总统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报道。诚然，我为《消息报》报撰写的关于1992年初战略物资出口许可证和配额欺诈案的文章也未发表，普京与此案有直接关系。普京非法发放许可证的对象就包括有组织犯罪成员。本人的调查只是对玛丽娜·萨利耶领导的圣彼得堡市人民代表委员会的调查材料的补充。
（译注：1992年玛丽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领导的委员会调查了在市长索布恰克手下工作的普京的活动，做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委员会据此要求市长解雇普京，并指示检察机关侦查其贪腐嫌疑，但被市长无视）

然而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若不是列支敦士登的金融丑闻，可能没人知道在2000年春天宣誓就职之前，普京曾是德国SPAG公司的“顾问”。这家公司与圣彼得堡市政府多年来保持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公司领导层的个别人与哥伦比亚最著名的毒枭家族有联系。另一位“顾问”是赫尔曼·格列夫。《世界报》和《绝密报》刊发本人报道后，总统府并未对此进行任何驳斥。另一条有趣的细节是，SPAG在圣彼得堡创建的一些关键公司的领导层中包括坦波夫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而SPAG的一位经理，普京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最近成为总统府高级官员。
（译注：赫尔曼·格列夫曾任俄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坦波夫犯罪头目”指的是弗拉基米尔·库玛林）

我不是安全机关历史方面的专家。我的新闻调查主要涉及经济犯罪。我起初没留意，但后来意识到了一件本该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许多重大经济犯罪中总有前任和现任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仅1990年代初伪造汇款通知单的案子就足以让人觉得这些前克格勃成员在俄罗斯像在敌对领土上一样活动，破坏国内本已动荡的经济。问题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更在于他们作壁上观。

我明白，叶利钦的西拉耶夫政府也是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俄罗斯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维克托·亚罗申科在其书的第一版中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列举了一些公然宣传和操纵社会舆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例子。然而亚罗申科赋予这些行为不同的意义，将其解释为反对政权的政治斗争。但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必须对多年来犯下的种种罪行承担责任。不过问题还在于谁能代表这些安全部门。我认为，似乎找不出人来做代表。没有所谓的集体意志，也没有一个对每位下属负责的领导。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衰退并不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力量不足。面目狰狞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意志。过去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的微薄薪金使我们的安全部门习惯于依附某种权力。

我早先在《俄罗斯电讯报》工作时，曾找联邦安全局新闻处协调了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缉毒部门负责人。当天我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大厅等候，偶然注意到安检口旁边的一台自动取款机，看上去普普通通，像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产品。让我惊讶的是，这台自动取款机隶属于某家银行，而经营这家银行之人与有组织犯罪直接相关。具体来说，这些人服务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绰号“日本佬”）的利益。后来我得知，这家银行还为对外情报机构、其他情报部门，甚至为一家国有军火销售公司提供服务。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多年从事敲诈勒索、绑架、抢劫等犯罪活动，2009年被仇家暗杀）

这台荒谬的自动取款机对我而言成了俄罗斯安全部门腐化变质的象征。我明白有时言语也能杀人，某些事不宜公开讨论。不过还有另一个这种变质的例子。联邦安全局中央机关的一个部门好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职员窃窃私语，部门领导决定查明情况。他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开始检查本应支付给本部门员工的薪金的流动情况。很快，一些高层相关人士察觉了他的探寻，立刻有人告诉他：“伸鼻子”到不该靠近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最终工资发下去了，但这些钱已经为某人服务了一段时间。这可不是什么两个月的无息贷款啊。

最近媒体上最令人惊讶的消息，是关于寡头们集体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РСПП)的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家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声称，寡头们需要一位能够与普京对话的说客。然而没人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被大家抛弃了几百次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突然成了唯一能够替寡头和大型企业（随你怎么称呼）代言的人？没人问这个问题，尽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消息是这么说的：“据悉，上周五在莫斯科举行的РСПП董事会议上，弗拉基米尔·波塔宁（’Interros’）、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尔法集团’）、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化’股份制金融公司）、亚历山大·马穆特（‘MDM银行’）、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铝业’）、卡哈·本杜基泽（‘联合机械制造厂’）等大型企业代表被选为该组织成员。”

引用沃尔斯基的两句话，第一句：“……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进程，因为有些问题原则上是无法仅靠市场机制解决的。”第二句：沃尔斯基将他的联盟的优先任务定为“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真想替他补充一句——“正确的关系”。

沃尔斯基先生是经历了漫长的“苏联克格勃与军工综合体转制”时代的真正元老。如果今天谁想知道苏共党款和苏联经济巨头的预算资金去向，问问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就行了。除了曾担任已故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外，沃尔斯基还属于目睹苏联解体的特权阶层。我敢肯定他确切知道我们今天称为寡头的那批人的成长历程，包括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位不愿返回俄罗斯的变节者。而其他寡头则恭顺地回到了所谓的出身根源之地。

为了理解这一点，咱们需要简单谈谈苏联最终解体前夕的混乱气氛。众所周知没人编写过关于我即将谈论的历史问题的教科书，因此我请行家们不要把可能出现的时间顺序错误视为我故意扭曲事实。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情报机关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和科技情报而非政治情报上。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并延续冷战传统，军事情报机关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开始在国外设立企业。于是一家名为”Seabeco”的公司在世界各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建立开来。该公司一开始就从事非法向俄罗斯出口有毒废物的业务（甚至因此被绿色和平组织列入黑名单），还曾组织阿拉·普加乔娃海外巡演，顺便提一句，布莱顿海滩至今有人记得她。后来，”Seabeco”成为苏联最大贸易商之一。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的腐败丑闻和与有组织犯罪联系的指控此时还是后话。

从1987年起，不仅在国外注册公司，苏联内部也成立了一些小型公司，通常是合作社或对外经济合作协会。这些小企业基于“自筹资金”原则创办，在苏联对外贸易领域非常活跃。除了安全机关的人员外，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员工也在这些企业中任职，这两个机构是克格勃、格鲁乌经济和科技情报领域的主要客户。同时，还成立了与党和共青团系统相关的小型企业和青年科技中心。许多“小企业”和“青科中心”通过苏联情报人员创建的公司在西方采购电脑，运回苏联销售。

这些“官办”企业相比普通公民成立的普通合作社拥有特权。例如“青科中心”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取现金进行商业活动结算，而当年现金极为稀缺。几乎所有普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被迫使用非现金支付系统，这样可能会扼杀任何商业活动积极性。结果共青团商人经常运用这些特权进行盗窃或兑现影子经济赚的钱，影子经济则因“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异蓬勃壮大。如”Менатеп”银行就是由“青科中心”发展而来的，其创办者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成为俄罗斯大寡头之一。同样的特权和腐败的共青团活动家迅速导致“青科中心”受到“影子经济商”的影响，这些人属于迅速发展的经济犯罪团伙之一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Алиса”交易所的故事，它在1993年破产前一直充当“黑市”资金与国家资金的混合器，这类行为今天被称为洗钱。”Алиса”交易所的创建也涉及安全机关。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安全机关参与创建的。

戈尔巴乔夫通过的一些法律，例如《企业法》，成为经济活动犯罪化的催化剂。问题在于这部法律使企业摆脱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却没有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基础。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被拉扯进全面掠夺国有资产的阴谋。执法机构陷入瘫痪。早在1980年代末期，因金融和经济犯罪被捕的骗子们就释放出狱，许多经济犯罪案件甚至未能移交法院审理。传统的“刑事犯”们察觉到了这股潮流，开始积极投身其中。既然执法机构形同虚设，组织化的犯罪集团就开始涌现，越来越多地扮演起经济仲裁者的角色。他们对小商贩实施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这些小商贩本可以形成新自由正常经济的基础，但他们要么因虚假债务冤死黑手党枪下，要么被迫入伙替黑手党打工。那时出现了契约杀人现象，后来变成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惯用手段。

1990年12月，当苏联国安机关强烈感觉到即将发生混乱和帝国崩溃之际，两名中央政治局高官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尼古拉·克鲁奇纳协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官员，在克格勃内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负责协调将苏共的大量资金转移到以前在西方银行设立的“掩护”企业账户上。

像”Seabeco”这样的公司很快就成为向国外转移大部分国有资金和资源的主要中介。通常来说，其手段与资助外国共产党的方式如出一辙：通过进出口业务和克格勃的空壳公司，此类公司被媒体称为 “西方合作伙伴”，稍后又被称为 “西方投资者”。

同样在1990年12月，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命令下属部门创建许多商业组织，目的是一旦事态如东德那样发展，这些组织可以成为党、共青团和安全机关高层领导人的避风港，并为安全机关提供打击那些准备掌权的“破坏分子”的资金；又动员国内外的特务打击“破坏国家稳定”的现象。

一份非常有趣的德国报告有根有据地声称，1991年3月，即波罗的海事件和该地区共和国事实上脱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项计划，建议成立大约600家由“辞职”克格勃员工管理的合资企业。其中许多合资企业是在波罗的海国家或第三国（如印度或以色列）成立的。1991年8月政变后，成立这些企业的速度加快了，海外特务接到指示，要“利用一切关系”、以任何方式在当地立足，并在刚成立的商业组织中谋得职位。

在国内，许多克格勃官员开始到国家行政机构、媒体等单位任职。俄罗斯现总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克留奇科夫命令下达后不久他就开始担任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此后一直是克格勃在职人员。索布恰克当上市长不满一个月，普京就开始领导新成立的市政府对外关系委员会，掌握了巨大权力。不过，我稍后再谈普京先生的话题。
（译注：1990年5月普京成为索布恰克的助手。1991年6月索布恰克出任市长，7月份普京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20日由于索布恰克拒绝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普京打报告从苏联国安委辞职）

根据克留奇科夫命令建立的庞大商业组织网络为正在进行的情报侦察、洗钱和发展广泛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资金。为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避税港，以便将该商业网络中的大量资金流动置于监管之外。

俄罗斯的犯罪经济就是这样开始的。像世界上一切最著名的黑手党组织一样，俄罗斯黑手党也是从在公开对抗中败给更强大对手起家的。具体而言，这个“强大对手”乃是人民追求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愿望。可惜，许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并未立即想明白这一点。

1992-1993年斯科科夫、沃尔斯基和鲁茨科伊创建了“公民联盟”运动，首次尝试政治翻本。然而社会尚未准备好接受这些“改头换面”的中左翼人士，尝试彻底失败。随后开始经济斗争，沃尔斯基与谢尔巴科夫领导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根据同样的政治对抗逻辑，前任和现任克格勃人员暗中扶持有组织犯罪头目，尤其那些不是出自传统犯罪环境，而是出自1980年代初流氓团伙的人。这些团伙有本事通过跟克格勃相关的机构和银行洗白勒索小商人获得的赃款。安全机关收买、操纵有组织犯罪撕咬对手，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安全机关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国家信贷”银行参与了经由俄罗斯转运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大规模交易，并洗白犯罪团伙赃款。这可不是空口无凭的指控，甚至也不是照搬某些西方情报机关的说法。我花费不少时间研究”ОЛБИ”集团的业务，该集团由被西方媒体称为叶利钦总统最喜爱的银行家奥列格·博伊科领导。该银行与”ОЛБИ”集团的许多子公司和银行一样，是在安全机关及其组织的企业参与下成立的。而且可卡因并不是”ОЛБИ”创始人的唯一犯罪项目。”ОЛБИ”员工及合作伙伴参与的各种诈骗活动，包括在国外进行的诈骗活动，充分反映了俄罗斯过去十年的经济史。其中一些人至今仍被国际通缉，例如被FBI。同时，“国家信贷”还参与资助叶戈尔·盖达尔的“民主党”，银行老总奥列格·博伊科则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家族”的一员。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不仅公众舆论被操控，甚至某些政客（不光俄罗斯的政客）也被操控。这个例子涉及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同事”之一：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关于此人的报道已数不胜数，他的名字出现在西方情报机关的报告中，也出现在西方消息最灵通媒体的报道中。据上述消息来源称，此人领导了一家根据我之前提过的克留奇科夫命令创建的最大型公司之一，也就是在奥地利、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注册的”Nordex”集团。卢昌斯基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三年前，以色列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式拒绝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主要原因包括他涉嫌国际武器走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件）、洗钱（包括所谓的苏共资金）等。该官员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宣布以色列政府官方立场。但在我的报告中，我想讲述一个与卢昌斯基有关的故事。

几年前，在CIA前局长多伊奇公开声明”Nordex”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有关系之后，卢昌斯基试图踏入美国政治舞台，甚至成功购买了与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一次竞选活动期间共进早餐的机会。美国情报机关的强烈反对迫使卢昌斯基采取行动。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1994年5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赴美国出席关于在美国境内活动的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并发言。叶戈罗夫提到”Nordex”公司，原因是早些时候在莫斯科因涉嫌杀害警察而被警方拘留的某嫌疑人是”Nordex”的一名管理层。该嫌疑人在审讯时亲口供认了这一点，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甚至点了他的名字——乌马尔·沃科夫（英文Vokov）。这可能是第一次有如此高级别的俄罗斯执法官员提到”Nordex”公司与犯罪的关联，消息立即被公开报道。然而几个月后，1994年12月2日，主持这次听证会的著名参议员萨姆·南恩收到了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发自维也纳的一封信，曰：
“亲爱的南恩参议员，内务部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沃科夫的兄弟乌马尔是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公司’Nordex’的总裁，并且涉嫌非法活动。’我们对这一声明及其暗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沃科夫及其兄弟乌马尔不是也从未是本公司或任何关联公司的股东、负责人或员工。为此，我们联系了俄罗斯内务部，并将他们于1994年11月9日给我们的回复附在这封信中，并附译文，我相信这能够澄清事实（……）”
（译注：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叶戈罗夫曾任俄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兼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联邦海关总署第一副主席等职。萨姆·南恩即佐治亚州参议员小塞缪尔·奥古斯都·南恩）

卢昌斯基进一步向参议员解释说，”Nordex”是一家位于维也纳的大型贸易公司，与有组织犯罪或任何非法活动无丝毫联系。在信件的结尾，卢昌斯基请求将他的信及俄罗斯内务部的官方回复纳入听证会的正式记录中，以便在公布前“澄清Nordex及其合作伙伴的声誉。”

格里戈利·埃曼努伊洛维奇显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神经或足够深厚的关系，才能让内务部因英文“翻译错误”向他道歉。俄联邦内务部国际关系司司长戈尔恰科夫将军代表内务部向卢昌斯基表达深切遗憾，声称在把叶戈罗夫的发言翻译成英文时遗漏了一些重要词语，因此导致原意被曲解。

瓦列里·戈尔恰科夫告知卢昌斯基：乌马尔·博科夫在询问时提到自己与”Nordex”有关系，但他仅仅是以证人身份接受关于警察被杀案的询问的。戈尔恰科夫说：“对于出现的不严谨之处，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声明，俄罗斯内务部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意图将’Nordex’公司及其总裁格里戈利·卢昌斯基与非法业务，尤其是与国际非法贸易联系起来。”

卢昌斯基的神经之所以强壮，是因为内务部这份相当奇怪的回复中写是“博科夫”而非“沃科夫”。如果参议员南恩稍微思考一下，纠正英文姓氏的首字母，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我确实没在奥地利”Nordex”公司的创办文件中找到“博科夫”。

但查询莫斯科登记机构的信息得知，“乌马尔·博科夫”系莫斯科”БНМ”公司负责人。某些迹象显示”БНМ”公司是一家从事特定业务的“掩护”或“睡眠”公司，由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B&N”公司全资持有，后者位于与”Nordex”集团完全相同的地址：欧根亲王大街32号。当时那栋大楼内除了”Nordex”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公司。

这些情况当然可以说是惊人的巧合。例如布达佩斯也有一家同名公司，但它只是一个带银行账户的邮政信箱，松采沃犯罪集团通过这个账户洗钱。该公司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谢苗·莫吉列维奇组织”和“伊万科夫组织”的材料中出现过。

最后，仿佛为了彻底解决“巧合”，博科夫先生1995年2月初现身以色列埃拉特“公主酒店”，出席卢昌斯基举办的盛大生日宴会。宾客名单上有许多有趣的人，包括约150名来自俄罗斯的客人，其中有今天人所共知的寡头们。

最可悲或者说最可笑的是，就在埃拉特生日宴会热闹非凡的时候，尴尬的南恩参议员正在发出指示，要求将卢昌斯基否认自己与 “博科夫”有关的书面材料，连同内务部的回复函，列入有组织犯罪听证会的正式文件。可怜的、毫无戒心的南恩甚至亲自给卢昌斯基写信，感谢他提供俄罗斯内务部的函。

不久之后，曾为卢昌斯基提供过宝贵服务的内务部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将军成了“黄玉”保安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该公司96% 的股份属于“实现项目成果转化科学生产综合体”股份公司，其唯一创办者是奥地利”Nordex”公司。最有趣的是，“黄玉”安保公司的成立时间，恰好是在参议员南恩被迫“亲自”反驳俄罗斯内务部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的声明的几天之后。

到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有一份关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分析报告，涉及伊万科夫（日本佬）织，”Nordex”公司被提到13次，已故的奥塔里·克万特里什维利（与”ОЛБИ”集团有直接业务关系）亦被提及。这就是现实。

以上只是苏联/俄罗斯安全机关犯罪史上的插曲之一。说的客气点儿，自1990年代初以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作为结论，我想说，如果普京先生是被“家族”任命的，那么我建议他担心一下寡头们加入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情况。但如果他本身就是“安全机关渗透俄罗斯政府”行动的参与者，那他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他恢复国家秩序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大出血，摆脱寡头船上的巨大犯罪压舱物。法律独裁于此已经无济于事。至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和“俄罗斯拯救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用克格勃训练有素的低沉嗓音说点什么。在这种“国家治理”下再过几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居民将陷入天昏地暗，国家变得强大，世界再次两极化。腐败将消失，幸存的“律贼”重循贼道住回已被遗忘的监狱，官员们将以收敛且低调的方式收受贿赂。

至于我们大家，我甚至不知该说什么……

延伸阅读：

浅谈克格勃的腐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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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天使长大教堂四座墓葬发掘委员会的最终结论》

伊凡四世雷帝、其子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伊万·伊凡诺维奇、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墓葬于1963年4月-5月间发掘，在此之前还进行了施洗约翰副祭坛承重结构（墙壁和拱顶）的加固工程，以及天使长大教堂东墙（半圆穹顶）的加固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如果不降低施洗约翰副祭坛和大教堂助祭厅目前的地面高度，就无法消除大教堂这部分墙壁的严重变形。

降低地面后，由于伊凡雷帝和两个儿子的坟墓修建在此，遂开始拆修东墙。最早的时候，在这面墙上从大教堂一侧凿出过一个大壁龛，形成了所谓的“高座”，位于助祭厅内施洗约翰副祭坛供桌后面。根据伊凡雷帝的命令，副祭坛被移至与助祭厅东侧相连的专用附属建筑中，这面墙外围的白石基座也被凿平。十九世纪中叶开凿新门洞和铺设供热管道时，墙体的承重能力被彻底破坏。结果是大部分墙壁的厚度被减薄到半块砖，即15厘米（从白石地面到供桌后壁龛的高度），部分墙体在60厘米高度处被现代的花岗岩石板覆盖。

由于东墙基座的厚度被后来加铺的地面所掩盖，无法立即确定墙体上部持续出现裂缝的原因。根据加固这面墙的决定，封堵了十九世纪开凿的门洞，从而恢复了被其破坏的十六世纪壁龛北部区域，该区域原本是为安置“高座”而设计的。重新开通了十六世纪修建的、从助祭厅通往附属的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古老门洞。根据墙壁的外轮廓恢复了白石基座的原貌。但在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坟墓相邻的地方，基座未被恢复。降低地面到十七世纪砖砌地面的水平。

所实施的一系列工程确保了建筑结构强度，消除了造成结构变形的原因。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墙壁和拱顶早先已得到加固，这项工程是按如下顺序进行的：扩大小裂缝并用复合砂浆填塞；大裂缝则通过修复砖砌合处来封堵；三个窗洞和顶檐按照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原貌进行修复。位于拱顶底部正面三个面的半圆形顶被拆除，因为它们属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变形最严重的地方，拱顶由两个外壳（砖砌层）组成，我们进行了部分翻新，恢复了其原本轮廓。我们在这项工作中获得的数据表明，十七世纪下半叶的重建过程保留了施洗约翰副祭坛墙壁和拱顶之原貌。

保存至今的副祭坛的墙基建于十六世纪，其向东的突出部分较小且略微偏向北方。在十六世纪的墙壁基座正面也依附有壁柱装饰，看来可能是十七世纪后期重建墙壁时的模仿做法。副祭坛地板是由大砖（尺寸29×14×8）以人字形平铺而成。助祭厅地板的高度发生过四次变化，其中两次发生在十六世纪。最初的地板由彩釉陶砖（黄色、绿色和棕色）铺成三角形，并用金属轴连缀固定成星形。在这层地板上方（比现代地板低60厘米），保存完好的白石板地板显然是1547年大火后铺设的。

同时确定，圣坛屏障最初有两个通道，用于从大教堂中央部分进入助祭厅。1533年之后南侧通道被封闭，因为此地已经埋了人。因施洗约翰副祭坛和大教堂助祭厅的地板高度变化，伊凡雷帝和儿子们的墓碑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墓碑在十七世纪末被加高，二十世纪初又进行了部分增建。由于墓碑暴露在外，决定对其进行考古勘察。对墓葬砖砌结构和白石石棺的状态分析证实了墓葬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至今未被开启。然而，曾有身份不明者尝试进入伊凡雷帝及其两个儿子墓葬内部，可能是上个世纪安装供暖设备时，或二十世纪初铺设新花岗岩地板时发生的。但这些尝试未对墓葬本身造成损害。

所有的墓葬都是标准形式，上层覆盖二十世纪初制作的铜壳，带有十字架和墓主人姓名；铜壳之下是砖砌墓顶结构，建造年代明显不同——十六、十七和二十世纪（高度的增加与地板水平面的升高有关）。每个墓顶都有十七世纪雕刻的白石板（雷帝家族的位于顶面，舒伊斯基位于北侧），其上用花体字镌刻墓主人姓名、死亡日期和安葬日期。砖砌墓顶下方可以看见标准的石棺，系整块白色石材（石灰石）雕凿制成，形状像木棺，肩部扩展并带半圆形棺头板。

伊凡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遗体，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的遗体用丝缎布包裹并捆扎：前两人用丝带，斯科平-舒伊斯基用绳索。伊凡雷帝下葬时穿修士大法衣(Схима)。在沙皇伊凡四世、费奥多尔和伊凡皇太子的石棺内发现了玻璃器皿。还发现伊凡四世沙皇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右手位置特殊：手臂弯曲成锐角，手掌置于右锁骨附近。此乃目前尚不了解的古代葬仪。

开启墓葬的过程中执行了下列工作：笔录整个开启过程；用黑白和彩色胶片进行拍照和录像；绘图和测量白石石棺及其中发现的遗体；准备工作开始之前对砖砌墓顶进行建筑考古学测量，并对拆解的部分做好标记。所有出土的遗骨（包括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头骨）及部分腐烂物被送至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整形修复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相关的腐烂物和骨骼样本被送往法医学研究所实验室进行分析。

为了科学和展览目的，制作了覆盖白石石棺的四块石板的等比例复制品（白色水泥材质）。拆除助祭厅地板时，在西北角发现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坟墓，墓中没有石棺，这既证实了伪德米特里一世命令将此人移出大教堂的说法，也验证了编年史关于鲍里斯沙皇在助祭厅内与伊凡雷帝家族成员并排埋葬的记载。各位墓主人骨骸的保存状况不尽相同，但头骨都受到损坏。伊凡雷帝头骨状况非常糟糕，底部和右侧颞骨区域完全损毁。躯干骨架保存得相对较好，但脚和手的细小骨头缺失。

费奥多尔沙皇的头骨只剩面部、大部分额骨和部分下颌骨，许多骨骼已完全损毁。М.В.斯科平-舒伊斯基保存了下颌骨，伊凡·伊凡诺维奇皇子的头骨完全损毁。躯干骨架保存状况不佳，许多骨骼缺失。头骨被毁的原因是石灰石棺具有很强的吸湿性，因此棺内会积水。这些富含溶解钙盐的水在干燥季节逐渐蒸发，由于头骨相比躯干骨架位置相对较高，所以蒸发主要通过头骨进行。钙盐集中于头骨，结晶后破坏了骨骼结构。所有头骨都是这样被机械性破坏的。

对伊凡雷帝遗骨的解剖学/人类学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从人类学类型看，他最接近第拿里人种，即西斯拉夫人的典型类型。然而他的头骨也具有一些特征，如非常高且圆的眼眶、强烈突出的瘦薄鼻子，更符合地中海类型。头骨较小，轮廓发达，额头低，眉弓突出，下巴向前伸。身高约178-179厘米。整具骨骼表明他体格健壮，显然从年轻时就进行了大量锻炼。伊凡雷帝生命后期的生活方式肯定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久坐不动，快速发胖。饮食无节制、酗酒和行动不便导致正值盛年的男人迅速衰老。

骨架多处看到明显的骨质增生，尤其在肌肉附着点处。软骨已经硬化。脊柱上的骨刺表明伊凡雷帝晚年基本丧失活动能力，频繁忍受剧烈疼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体内发现汞，因为经常使用含汞的东方药膏。伊凡雷帝的骨架未显示出任何退化的迹象。他和他儿子费奥多尔的一个反常现象是两人换牙期都很晚。

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容貌非常像父亲。此人额头较高，鼻子纤细，眼睛稍小。中等身高，十分健壮结实。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整形修复实验室对骨架进行了X光检查，发现伊凡皇太子罹患三期梅毒。М.М.格拉西莫夫教授完成了伊凡四世雷帝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容貌复原工作。古物修复师М.Г.巴克拉诺娃、Н.Ф.伊万诺娃和Т.Н.科什利亚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博物馆）处理墓葬中发现的织物，这些织物被小心翼翼提取出来，有些是卷状残片，有些是一卷或一团带着泥土、石灰和霉菌的缠结物。拍照后，这些织物使用苏联修复工作室的方法，用含试剂的水溶液进行处理。清洗过程中织物被洗净并展平，结果发现可以拼成三件衬衣、三块盖布的残片和两块刺绣品残片。

1.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沙皇（伊凡雷帝之子）的衬衣。各种饰物和绝迹多年的布料保存了下来。衬衣的Облака（译注：此处不确定指服装的哪个部位）、腋下镶条和下摆用红色（现已变为棕色）塔夫绸制成，并用金丝带缝合。金属件仅剩少量碎片。仔细研究残余部分，发现金丝带覆盖了所有接缝并固定在装饰物上，因此整件衬衣的裁剪方式清楚可知。外层部分、袖子和下摆用金丝带装饰成平行条纹。所有的绳线都做了测量。通过对比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六世纪衬衣，我们绘制了标有全部残片的草图。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已被修复。

2.皇太子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雷帝之子）的衬衣包括几块残片，图案与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相同，都是平行条纹，但不是金丝带而是真丝带的。可能由于丝带更容易腐坏，仅部分保留。皇太子伊凡的衬衣已被修复。

3.斯科平-舒伊斯基的衬衣外层类似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但在胸前、袖子和下摆处有更加华丽的装饰，表现为俄罗斯装饰中常见的卷曲植物图案。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衬衣已被修复。

4.盖布的碎片与衬衣一样经过水剂清洗。清洗后能够清晰看出大型图案，是十六世纪意大利花纹锦缎的典型特征。费奥多尔沙皇的盖布上的图案由带石竹花盆或石榴果的纹样和它们之间的纹章冠冕组成。

皇太子伊凡盖布的图案由华丽条带组成，这些条带纵横交织形成花束和石榴图案的椭圆形和菱形纹章。

清洗伊凡雷帝大法衣（若干小块羊毛织物和金线刺绣）残片后，显现出帽子上的文字和十字架，以及胸前方布的十字架图案。

苏联卫生部法医学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得出以下结果：

1.在对伊凡雷帝、他儿子伊凡和费奥多尔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中提取的黑褐色粉末、骨骼、头发和指甲，还有腐朽的衣物残片进行化学研究时，发现含砷，换算为每100克样品：伊凡雷帝石棺样品砷含量8-150微克，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砷含量14-267微克，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砷含量10-800微克，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样品砷含量0-130微克。检测出的砷含量未超过人体中砷的正常含量。

2.对相同样品中汞化合物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伊凡雷帝和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提的取样品中发现的汞含量，比从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提取的样品中的汞含量高出数倍，而后者的汞含量未超过人体正常含量。

具体而言，每100克样品中：伊凡雷帝石棺样品汞含量20-1333微克，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汞含量12-1333微克，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汞含量3-333微克，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样品汞含量则未超过266微克。

除了汞和砷之外，还发现铜，每100克样品中2.5-162毫克。铜化合物的来源很可能是装饰衣衫的铜件。

4.从伊凡雷帝和儿子们的石棺中提取的三件容器内的液体主要是水，含有极微量钙、镁、汞和铜化合物。在上述容器内部的固体残渣里发现了昆虫几丁质骨骼残片，保存状况非常糟糕，表明这些昆虫死亡已久且高度分解。这些昆虫主要属于两类生物。第一类是共生苍蝇（其中一个样本是家蝇(Muscidae)，另一个样本是麻蝇(Sarcophagidae)）。这些苍蝇的来源可能是它们的幼虫在腐烂物质中发育，或者直接葬身容器内液体。第二类包括步行虫科，通常在土壤表面自由活动，可能钻缝爬进石棺。有趣的是，未发现典型的食尸类昆虫。

5.研究从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中提取的头发，未发现血液。头发角质层呈现弥散状鲜黄色，这通常是长时间埋葬后产生的现象，因此无法确定头发的原始颜色。所研究的头发最长为5.8厘米。

总体结论

1.在伊凡雷帝、他儿子伊凡·伊凡诺维奇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保存至今的遗骨上未发现生前机械性损伤。

2.某些骨骼死后完全腐朽和某些骨骼的显著变化，造成无法得出完全排除生前骨骼损伤的明确结论。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伊凡·伊凡诺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头骨，以及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部分头骨。

3.从四具石棺提取的遗骸中发现的砷含量不足以支持任何关于砷化合物中毒的结论。伊凡雷帝和伊凡·伊凡诺维奇遗骸中发现的汞含量较高，可能是由于他们生前使用了含汞药物。值得注意的是，汞化合物自古以来就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但是，发现的汞含量并不能完全排除急性或慢性汞中毒的可能性。1965年11月22日，研究结束后，伊凡雷帝、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伊凡皇太子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遗骸被重新葬入石棺：浸泡过松香蜡的骨架和头骨依照解剖顺序放置在沙土保护层下。修复后的衣衫、织物残片和从墓室取出的容器被移交给克里姆林宫博物馆。每个墓室内都放置了一份关于研究的纪念文件，这些文件用墨水书写在古代羊皮纸上，并密封在充满惰性气体氩气的玻璃容器内。遗骸重新安葬后，古墓被修复，伊凡雷帝的墓葬和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内部装潢也恢复了。整个重新安葬和修复坟墓的过程被拍摄成了电影和照片。

签名：
主席（А.П.斯米尔诺夫）
委员会成员：（В.И.普罗佐罗夫斯基、Э.И.坎捷尔）

延伸阅读：

伊凡雷帝是否杀子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烤箱制作这道菜简单又轻松。如果你不喜欢把整鸡切块，不妨改用鸡腿肉或鸡胸肉，但后一种情况最好缩短加热时间以免干硬。白色花菜可以换成西兰花或西葫芦，小蘑菇也可以换成大蘑菇——每个切四半。

所需食材：

鸡：1只（约1.2-1.4千克）
花菜：1小头
小蘑菇（双孢菇或香菇）：200克
洋葱：4个
干白葡萄酒：200毫升
橄榄油
盐
黑胡椒粉

步骤：

鸡切块，涂抹盐和黑胡椒粉，淋上橄榄油，腌制10-15分钟。

烤箱预热200℃。纸巾擦干小蘑菇。洋葱去皮切大块。花菜分割成小朵，去掉茎部厚硬的部分。

鸡皮朝上，和洋葱块放入深烤盘，勿塞满，留出顶部三分之一空间。烘烤15分钟至变色。

同时用橄榄油大火翻炒蘑菇5分钟，倒入葡萄酒，煮沸后熄火。

将蘑菇和酒汁倒在鸡肉上，缝隙搁花菜。烤箱温度降到160℃，再烤约25分钟至肉熟。食用前静置10分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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