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加耶夫1950年生于卡累利阿。小时候跟同龄人没什么两样，成绩平平，对任何科学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八年级毕业，加耶夫决定做一名拖拉机手，进入本地职业学校。虽然不太遵守纪律，学习乏善可陈，但他终究如愿在一家林业企业开拖拉机直到成年，于1968年应征入伍。

加耶夫被安排到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州季托夫卡火车站附近某部队的独立警卫排服役，该部队驻地有一个大型仓库，存放列宁格勒军区燃滑油料。除了看守仓库，警卫排官兵还负责押运经由摩尔曼斯克铁路去往苏联各地的军用物资。1968年参军的加耶夫运气不错，因为前一年修改的法律缩短了苏军义务兵服役年限：海军三年、其他军兵种二年。

当兵期间尤里·加耶夫跟战友们关系不好。他为人粗鲁，经常卷入冲突，还自我吹嘘是排里最优秀射手。另外，这家伙开始酗酒——偷窃用于保养装备的酒精喝。尽管如此尤里依然被上级赏识，服役一年晋升为上等兵(ефрейтор)。期盼已久的复员指日可待，1970年11月就能回家啦。

岂料秋初时分军队高层有了想法，计划提拔一名表现积极的上等兵为苏共中央委员候选人。然而党的会议12月2号才开，部队首长列昂尼德·扎伊科少校决定延长加耶夫服役期。加耶夫对此极为不满，但不敢找扎伊科争辩，遂抄起一瓶酒精擅离职守。

喝完酒返回部队，理所当然要受惩处，但这次违纪行为并没在营区传开。11月，加耶夫和战友被派去押运装载大量冻肉和肉罐头的军列前往列宁格勒军区某基地。

“我要杀了他”

1970年11月23日，一位姓莫斯卡廖夫的超期服役上士排长率领战士尤里·加耶夫、帕维尔·德米特里耶夫、叶夫根尼·楚霍宁和尤里·戈尔布诺夫出发了。途中这几个兵痞心生邪念，打算盗卖约一百千克肉，换钱买酒喝。

根据其他说法，他们并未卖肉，而是直接把肉换成七瓶伏特加和一些下酒菜——香肠、奶酪及熏鱼。返回“季托夫卡”的路上，四个兵和排长每人喝了半升伏特加，呼呼大睡。约18:00，列车到站前不久，莫斯卡廖夫上士醒了，急忙推搡众人大声催促：“起来，快走，别忘了卡宾枪！”还没睡饱的加耶夫大怒，又被排长猛推一下，跳起来双手掐住莫斯卡廖夫喉咙，把他推向车窗，窗玻璃受冲击破碎。排长毫不示弱，挥拳反击，打破他的嘴唇和鼻子。疼痛令加耶夫丧失理智，大喊“我要杀了你！”冲向车厢连接处，拉开门趁减速时跳下去。心里已经想好了怎样报复冒犯他的人。

事后，尤里·加耶夫写的赦免申请书称：“他（莫斯卡廖夫）动手打我头，我气急了，决定杀他”。

加耶夫走回部队卫兵室，当天执勤的是新兵尤里·多尔加纽克，一看他满脸流血吓呆了。加耶夫趁机毫无阻拦地拿走两支СКС卡宾枪，其中一支背在身上。接下来只需找子弹。刑事案卷指出：加耶夫曾多次站哨，知道近段时间子弹不发到卫兵手里，统一存于箱内，钥匙一直放在队长没上锁的办公桌。

顺便说一句，押车携带的卡宾枪同样是空枪，所以加耶夫没在车厢打死莫斯卡廖夫。

“加耶夫杀少校啦！”

于是加耶夫衣兜揣了约130颗子弹，威胁多尔加纽克立定勿动，又怕他打电话叫人，把电话机摔烂扔出窗外。19:00左右加耶夫离开卫兵室，直奔营房寻找莫斯卡廖夫。

此时卡车已经从季托夫卡站接回列兵德米特里耶夫、楚霍宁和戈尔布诺夫，宿醉的三个人走向营房，列昂尼德·扎伊科少校正在门口等着听汇报呢。莫斯卡廖夫似乎预感不妙，未直接回部队，反而去了季托夫卡附近的情妇家。

三个兵刚开始向扎伊科少校汇报行程，加耶夫端枪走过来。他远远望见莫斯卡廖夫没在场，在十米外犹豫地停住了。扎伊科少校扭头瞅见加耶夫，但因为天黑没看清他手中的武器，便让德米特里耶夫把加耶夫叫过来。

德米特里耶夫一靠近，加耶夫大吼：“别过来！”当胸打一枪，瞬间毙命。随即向众人连续射击，戈尔布诺夫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另一颗子弹击伤左臂，强忍疼痛逃跑，但只跑了35米就昏迷倒地，失血而死。

加耶夫想起延迟退役和擅离职守被惩罚的“耻辱”，调转枪口打扎伊科，少校试图躲到营房另一头，后背挨了五颗子弹，跌进雪堆流血不止。加耶夫走近他，没敢补枪，少校很快就断气了。列兵楚霍宁趁机跑进营房大喊：“加耶夫杀少校啦！”屋内有十个兵，听闻枪声正面面相觑。见楚霍宁冲进来，马林下士扑向军械室准备开门拿枪，但手抖的太厉害，钥匙插不进锁眼。可即便他拿出枪，子弹仍然放在另一个抽屉，钥匙在加耶夫手里。

“故意射击腹部”

加耶夫尾随楚霍宁进屋寻找“主要目标”莫斯卡廖夫。战友们见他杀气腾腾端着枪，惊慌失措，有人钻床底，有人往其他房间跑。为了吓唬战友说出莫斯卡廖夫的位置，加耶夫胡乱放一枪，子弹穿过营房入口旁边储藏室的门，又穿过列兵克里沃诺日金的双腿，击中楚霍宁心脏——倒霉的家伙坐在地板上。

加耶夫没再行凶，逐屋搜查营房，夺过马林下士的钥匙，开军械室取出一挺РПД机枪和两个空弹鼓。接着剪断电话线，走到外面，赫然看见莫斯卡廖夫距离自己仅30米！原来情妇不在家，他只好回部队，醉醺醺丝毫不知死亡迫在眉睫，迈着方步朝营房走，既没发现卫兵失踪（听见枪响就跑了），也没留意地上德米特里耶夫和戈尔布诺夫的尸体。接着枪声响起，子弹擦身而过，莫斯卡廖夫撒腿奔向指挥所，毫发无损，反锁房门，藏进一个空子弹箱。

加耶夫紧跟着踹门而入，一眼看见被某人打开的窗户，误以为莫斯卡廖夫翻窗逃窜，恼怒地朝外放空枪，跑向部队大门。经过车库时被下士萨默杜洛夫发现，此人决定独自制服凶手，抓住卡宾枪管奋力拉拽。

刑事案卷称：加耶夫拒捕，蓄意射击萨默杜洛夫腹部，致其倒地。随后沿铁路线行走，去往摩尔曼斯克方向。

“准备用诚实的劳动赎罪”

医生们设法救活了萨默杜洛夫。侦查人员得知部队出事，四处追捕凶手。但加耶夫决定自首：夜晚在苔原游荡时丢弃随身的机枪和一支卡宾枪，11月24日晨6:00左右出现在距离部队15千米远的铁路工人宿舍外，让工人替他给部队带个话，把另一支卡宾枪、钥匙和118颗子弹放在桌上，坐等警察赶来。

案件调查期间加耶夫坦率供认杀害四人、射伤二人，积极配合希望从轻发落。他唯一说不清楚动机的是扎伊科少校之死，一次审讯中称扎伊科是意外受害者，另一次审讯又改变说法称系对扎伊科不满而开枪。

精神病学鉴定认为加耶夫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久开庭审理。除了罪犯自己，人人都预料到了判决是极刑。加耶夫决定最后拼一把，1971年7月首先向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提出上诉，请求改死刑为监禁。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案卷显示：加耶夫还希望法院考虑他从15岁起就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完成了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业，并曾担任拖拉机手。在苏军服役期间多次受上级表彰，获得短期回家探亲机会。

但罪犯的辩解无济于事，审判委员会认为原判正确适当。之后加耶夫再次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申请赦免，表示：“我深知自己有罪，准备用诚实的劳动抵赎。犯罪后我幡然悔悟，对发生的一切十分痛苦，主动向政府自首认罪”。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裁决：“驳回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加耶夫的申请”。本案就此画上句号。1972年6月14日执行枪决。

延伸阅读：

1987年士兵枪杀八名战友案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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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是所谓“契卡日”（译注：今天叫“俄联邦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日”）。大恐怖年间，那些在卢比扬卡上班的人——带着搜查命令和死刑判决出现的人——将这一天视为他们的职业节日。三位苏联镇压机器参与者的后代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得知祖辈作为，以及这一认知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伊戈尔·萨仁，55岁，瑟克特夫卡尔市

在我心目中祖父一直是个非常正面的人，十分和蔼可亲，他去世时我大概十五岁。我记得他不爱说话，总是忙些手工活。但当我开始整理家族历史时，许多过去的观念有了变化。我寻找关于他军功的文件，发现了他的获奖证书，得知我祖父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萨仁曾在“锄奸部”(СМЕРШ)服役。您看，我原本想探寻一位英雄爷爷，却发现他是阻绝队（译注：即督战队）的一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913年出生在距离瑟克特夫卡尔60公里的梅扎多尔村。受洗时取名“佐西马”，后来改名谢苗。祖父上过学，战争前他和父母一样住在村里务农，在集体农庄劳动，从未离开过家乡。

1941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最著名的那个科米师：涅韦尔师（译注：近卫第21步兵师），官兵主要是科米人。祖父经历了整场战争，后来被安排到锄奸部，由于在阻绝队的表现而获奖。证书是这样写的：
“……今年1月5日，当本师部分士兵因敌人反攻试图逃离阵地时，萨任同志率领他的阻绝小队，不顾敌人猛烈的迫击炮火和机枪扫射，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逃离战场的企图，从而协助指挥部恢复战场秩序……”
——”СМЕРШ”反间谍机关负责人斯克沃尔佐夫上尉
1945年2月20日

祖父不喜欢谈论战争，我问他总是不回答。但我记得每年5月9日我们会一起去中央广场，也就是涅韦尔师老兵们聚首的地方。爷爷走到每个人面前，冷淡地握个手打声招呼，然后退到旁边坐在石栏杆上。我小时候很惊讶：大家都谈笑风生，他却谁独自待在一边。直到后来我得知他曾在阻绝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5月9日没人搭理他——当年他站在这些人背后，兴许还朝自己人开过枪。

战后他立即搬离家乡。起初在洛克奇姆劳改营服役，早先为祖父施洗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克洛奇科夫神甫被关押在那里。虽然这位神甫战前就去世了，但事实证明，祖父守卫的劳改营就是当年为他施洗之人坐牢的地方。

他在劳改营服役大约两年，这段经历家中从未有人谈论，我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然后他在城市监狱担任射手直到退休。我对那段时间有点零碎记忆：我和妈妈来到一堵巨大围墙前，爷爷面带微笑扛着步枪走出来……退休后他住在瑟克特夫卡尔郊区的一间小房子，是他亲手盖的。这个人木匠活儿很棒，自己打家具。

我觉得，他把服役看作一份普通工作——有薪水、内容明确。祖父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好坏之分，叫你做你就做，没有黑白对错，只有服从和执行。那时候不都这样嘛。反思这件事，我得出结论：爷爷只是被分配到了锄奸部，没考虑太多——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自己也在部队当过兵，在侦察大队三年，并未特别在意我们直接隶属于克格勃。服从分配而已。

我母亲门上，外祖父瓦西里·格拉西莫维奇·科尔塔夫斯基被打成富农，他原本跟他爸爸和兄弟住在沃罗涅日州鲁巴舍夫卡村，1931年被驱逐到科米的一个特殊定居点。

于是我意识到：我一边的祖辈守监牢，另一边的坐监牢。

伊万·П.，76岁，莫斯科市

我父亲出身迪亚特科沃，1907年生人。家庭是受过教育的：我祖父在工厂做工，叔祖曾在彼得堡上学，他是第一批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人，革命前甚至跟斯大林一起流放。

新经济政策时期，我父亲在布提尔卡监狱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些耐普曼（译注：新经济政策时期私营商人）被关进石牢——也就是极狭小的囚室，人在里面甚至无法坐下，只能日夜站着。他说他实在无法坦然面对这些人。其中一位囚犯令他印象深刻，那是个肥胖、年老、身患疾病的人，受了很大折磨。有一次他甚至对另一位囚犯动了恻隐之心，那人请求他给家属带纸条。父亲说他当时真想接过纸条，岂料押送队正好走过来，他无奈说句：“不允许”，转身走开。

布提尔卡监狱之后，父亲到卢比扬卡工作，参与搜查行动。他管那些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最愚忠的执行者叫“痞子”。他自己在搜查行动中负责写笔录，“痞子”们翻箱倒柜。他讲过一次搜查某位教授家：用刺刀捅穿书籍，打碎餐具，横冲直撞、满目狼藉。搜查之后，被捕的人会被押送卢比扬卡，父亲将他们领进地牢。地牢阴暗的走廊有一些凹进去的壁龛，里面站一个人，瞄准被捕者太阳穴开枪。父亲说，一宿处决好几卡车的人，而他也不总是知道哪天杀人哪天不杀。

关于这些他都是断断续续提起。我们平时不敢多问，因为一说起来他就立刻神经紧绷、皱起眉头——这时候最好别靠近他。但偶尔他会自己开口，可能某些回忆压在心头太沉重吧。有一次我问他：“你在那儿工作那么多年，怎么还能保住自己的命？”他震惊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妈妈有一次直接问：“或许你自己就是那个刽子手？”他只回答：“不是。”

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墙壁有耳”。所以他和妈妈谈话一定低声细语，不想让孩子们听见，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人破门搜查没抓着父母，就会盘问孩子——谁来过你们家？他们叫什么名字？你父母说过什么？因此他从不提及任何人的姓名。

爸爸对我们也有很残忍的时候。看来，他经历的一切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有两三次，他在深夜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床上叫起来，坐到桌前，把工作时配发的手枪和匕首放桌上，对妈妈说：“现在我要杀了你的孩子。看看他们长得多么丑。”我非常害怕，只能盯着匕首瞧，暗想：“要是用枪就好了，疼的轻点儿。”我们就这样坐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也记不清具体多久。早晨还得照样去上学。之后某一天我们去见一位人民代表，把情况告诉他。第二天莫斯科НКВД的人拜访我家，带走父亲。第三天他就回来了，他去了谢尔布斯基研究所接受精神方面的检查。

他憎恨国家政权，蔑视列宁。斯大林死后我们全家喜出望外。我不觉得父亲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整个体制都有错。但他说他不能脱离机关，因为已经卷入太深了。他也常说：体制不会放他走的。

当我们还上学时，并不明白这个体制仿佛巨大的磨盘将人们像谷粒一样碾碎。认识到父亲曾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对我而言特别痛苦。我至今仍有一种情结：如果谁看着我，我就想像蜗牛一样躲进壳里，总觉得自己又丑又可怕。我总感觉邻居们盯着我，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爸爸是谁，认为我和他一样，进而责备我。虽然实际上没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无法逃离那段过去，有种绝望感，因为它始终伴随着我，就在我家中。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逐渐消散。他老了以后我试图与他修复关系，却始终未成功，他依然是个陌生人。我们怕他，直到今天我讲述这些仍然心有余悸，似乎他会出现。小时候我常梦见自己梦中飞翔，飞离他。我飞啊飞啊，心想着：子弹终究能够击中我，但匕首不能。

谢尔盖·列别杰夫，37岁，柏林市

我22岁搬进外婆留下的房子。我知道她的遗物中肯定有各种有意思的家庭文件，于是动手翻找。我主要是对亲外公的材料感兴趣——也就是外婆的第一任丈夫，一名红军军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上尉。外婆保留了许多勋章和奖章，小时候我一直以为都属于他。搬进这套房子后，我很想找到证明他因何获勋获奖的文书。

找了好久，我越找越起疑心——为什么要把丈夫的文件藏这么严实？最终被我从阁楼夹层翻出来了，装在冷冻花椰菜的包装袋里，藏在干涸的油漆罐和旧木地板后面。显然这些文件是特意藏起来的，不希望别人发现。

我找到两本而不是一本军官证，包括亲外公的和继外公——也就是外婆第二任丈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叶尔金的。我从未想过他会与军队或武器有任何联系。他在我六个月大时去世，而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是一个穿帆布夹克、热爱自然、不得罪人的、安静的反战老头。我家经常在乡间别墅消磨时光，那里回荡着老先生的音容笑貌。

然而事实证明，他竟然是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中校。1918年十五岁入伍，1954年退休。这时我才明白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坐在我家跟我爸妈喝伏特加、陪伴我外婆生活。我意识到我找到的是杀人凶手的文件。

说起来这都是十三年前的事，但那时我已经充分知道了关于镇压的一切。我父母是地质学家，他们刚参加工作时正值“古拉格”关闭。我母亲那个地质队六十名队员，全部是释放的劳改犯。后来我自己也从事地质工作，去过那些劳改营旧址，看过腐朽的营房、成卷的铁丝网和警卫塔——所谓“劳改营的亚特兰蒂斯”。另外，我父亲这边的祖母出身德国血统贵族家庭。她写过一部详尽的回忆录，1990年代交给我保管。这部回忆录大概写到1930年代戛然而止，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对我来说，关于镇压的话题一直清晰明了。但我曾经感觉释然，因为我以为我家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

当我找到这些文件，感觉自己被骗了一辈子。在我的苏联童年时代，这些勋章意义重大，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效仿外公在战争中立功……然而这些勋章其实属于后外公，他曾在НКВД服役，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主任（译注：材料显示实际未就职），1938年因为“37年的工作”获得红旗勋章。于是我去问父母：“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知道，并向我复述了一些外公喝醉后在别墅讲过的故事。

比如，1918年他在特种任务部队（译注：征粮队），负责征收农民的粮食。他们执勤的那个地区出现了某种抵抗运动，与当地供奉的圣像有关。总之，他们决定夺取并捣毁圣像。夜晚他和一个战友出去，把圣像从教堂偷出来，砸碎投入水井，但基于某种原因外公保留了挂圣像的绳。这根绳他收藏一辈子，我也拿过——我们在乡间别墅锯树的时候用，绳上缠着铜线，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那一刻我忽然发觉自己无法再信任周围任何东西，每一件都可能暗藏毒刺，是“两面派”。

然后我问父母：“你们怎么直到今天才告诉我？”答：想让我少点儿心理负担。我们从此再没聊过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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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汉诺夫式”刽子手

斯大林任命的15个“人民公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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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是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最重要指标之一，阜盛且富裕的居民是国家繁荣强大之保证。俄罗斯国家在其千年历史中经历各种起起伏伏，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本文将简单讨论其动态变化。

假设、估测和计算

尽管人口数量对经济活动、军事力量和文化潜力十分重要，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古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早期的人口情况所知甚少。当时的编年史和官方文件中的信息零散且不规律，因此现代的计算，尤其是对16世纪之前的计算，主要依靠人口模型和考古研究。

通过大致了解古罗斯城市的面积、经营方式、农作物产量（以千卡为单位）和商品交换程度，科学家们制定了各个时代平均人口密度的模型。这些方法成为获取直至15世纪末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数据的基础。尽管蒙古人为了收税曾统计被征服的俄罗斯各公国人口，但这些文件并未保存下来。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俄罗斯一直在进行税册和户籍统计，这些数据对于收税和军事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彼得一世年间俄罗斯开始国家人口调查，从1719年至1857年共进行了十次。18世纪、19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是教会记事录，它记载了某个教区出生、洗礼和安葬的信息。

1897年俄罗斯帝国进行首次全国人口普查，1917年第二次普查（仅覆盖了75个省的62个）。苏联时期做过八次人口普查，俄罗斯联邦至今已普查三次。

从古代到混乱初期的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国家起源于9世纪中叶，形成于“从瓦良格到希腊”贸易路线的大部分地区。研究人员根据间接数据估计，“前蒙古时期”的罗斯人口约550万至800万。12世纪鼎盛时期的基辅城居民达6万，是东欧最大城市。其他重要中心城市：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译注：沃洛德米尔）、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译注：弗拉基米尔州首府弗拉基米尔市）、斯摩棱斯克和加利奇的居民仅为基辅之一半。

自12世纪开始，原本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南部的斯拉夫人口为躲避游牧民族袭击，积极向东北也就是奥卡河、伏尔加河以东迁移。他们在苏兹达尔大公国和后来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庇护下占据了广阔的人烟稀少地区。蒙古入侵之前古罗斯有300个城市、75000个村庄，1237-1240年拔都的军队摧毁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城堡、要塞和行政中心。整个基辅、佩列亚斯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地区变得荒凉，人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东北部：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和特维尔周边。

但造成人口数量剧烈波动的不仅是敌军入侵和战争，还有饥荒和瘟疫因素。其中最严重的是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在某些地方杀死四分之一居民。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已吞并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普斯科夫，成为一个强盛国家，人口550万，至1558-1583年利沃尼亚战争初期人口达700万。人烟稠密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则在16世纪失去了高达75%的人口。混乱时期(Смута)之初俄罗斯境内居住着750万人，最大的城市仍然是莫斯科——人口逾12万。

17-18世纪俄罗斯人口

1604-1618年的严酷动乱使全国人口减少四分之一。所幸靠着17世纪上半叶的有利条件，莫斯科摆脱了前十年的恐怖，人口潜力恢复。1678年凭借自然增长和领土扩张，人口已达1050万。

彼得大帝时代以旷日持久的北方战争和国家社会各领域激进变革为标志，至今仍在人口学家中引起热烈争论。长期以来的普遍观点认为，在这位活跃的改革者统治下国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口，但雅罗斯拉夫·沃达尔斯基的详细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结论：人口数量增长三分之一，达1500万。

伴随着锐意开拓和殖民俄罗斯黑土地区，18世纪末该地区人口超过早年最热闹的中部地区。本世纪俄罗斯帝国还吞并了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南部草原、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在内的大片土地，帝国人口因此快速增加——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登基之初约2360万，到1796年她统治结束时已增至4120万。

19世纪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与拿破仑打打杀杀的结果是帝国进一步扩张，人口爆炸既发生在旧领土也发生在新领土。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初期全国7500万人，1897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得知增加到1.28亿。

废除农奴制、工业增长和城市化显著改变了社会结构及其分布格局。城市规模扩大数倍，最大的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分别于1891年和1896年达到百万人口。排在它俩后面的城市人口数量则少得多：华沙684000人，敖德萨404000人，罗兹314000人。民族构成方面主要是俄罗斯族的三个分支，总人数8300余万：大俄罗斯人5500万、小俄罗斯人2200万、白俄罗斯人约600万。

卫生措施的普及、医学的进步、膳食品质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快速增长中起了巨大作用。平均寿命稳步提高，从1840年代的25.8岁上升到二十世纪初的33.5岁，这个现象被科学家称作“人口现代化”。

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的人口

20世纪的宏伟历史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和苏联解体——标志着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导致了规模最大的人口变动。通过普查和其他人口统计方法（出生和死亡记录、婚姻登记、护照注册）获得的大量详细材料，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进行中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俄罗斯帝国人口已超过1.75亿，每年增长200万-300万人。1917年的大革命和内战，伴随着大规模移民和斑疹伤寒及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研究人员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俄罗斯因战伤亡200万人，约800万人死于疫病和饥饿，200万人移民海外。到了1920年代初，与1914年相比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口减少550万，乌克兰减少150万。1920年秋季彼得格勒人口从1917年的240万减少到近160万。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集体化、工业化、大饥荒和镇压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重工业的爆炸性增长令苏联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最新数据显示，1932-1933年的饥荒导致苏联约600万人死亡，约60万被驱逐的富农死于流放地和劳改营，约70万人死于“大恐怖”。尽管如此，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苏联人口达到了1.967亿，其中近450万人居住在莫斯科。

这场最艰难的战争迫使全国人民做出极大牺牲，既是胜利也是悲剧：敌人被消灭了，但2700万苏联公民殒身。1946年苏联人口约1.705亿，男女比例显著不平衡。直到1960年国家才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每年增长300万-400万，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1990年苏联人口逾2.9亿，同时发达国家特有的“人口转型”——生活品质提高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在苏联末年成为现实。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

苏联解体、经济联系断裂和生活的彻底“重新格式化”，以及大规模迁徙——难民潮、侨居海外和国内流离失所——使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加恶化。后来的“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更是雪上加霜，这期间结婚年龄提高，出生率进一步下降。1991年РСФСР有人口1.48亿，2021年的普查数字显示俄罗斯联邦人口1.471亿。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口向特大型城市集中。目前俄罗斯有16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1300万人、圣彼得堡560万人、新西伯利亚160万人……），而1990年的РСФСР只有12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870万人、列宁格勒500万人、高尔基140万人）。为改善这种情况，俄罗斯政府于2019年启动了“人口学”国家项目，目标是延长国民的活跃寿命，降低死亡率、提高总和生育率。

延伸阅读：

侨居四方的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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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尤里耶芙娜·贝图林斯卡娅1917年10月30日生于圣彼得堡，她的父亲尤里·贝图林斯基出身贵族家庭，与俄帝国首相彼得·斯托雷平、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和哲学家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有亲戚关系，母亲玛丽亚·米哈伊洛芙娜·阿尔费拉基是希腊/俄罗斯贵族阿尔费拉基家族后人，这个家族曾住在塔甘罗格的阿尔费拉基宫，后迁居圣彼得堡。1918年尤里·贝图林斯基在革命后的红色恐怖中被捕并枪决，当时安娜还不满周岁。寡母带着一位保姆和两个女儿跨越芬兰边境暂住捷里约基（译注：泽列诺戈尔斯克），一段时间后逃到法国南部的芒通镇安定下来。安娜曾在尼斯的“亚历山大俄侨子弟学校”念书，师从著名芭蕾舞演员尤利娅·谢多娃，同时在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门下学音乐。

安娜17岁离开学校，搬到巴黎郊区，在市内歌舞厅表演挣钱。由于“贝图林斯卡娅”这个姓氏对于说法语的人很难发音，于是翻电话簿随便选了个“马利”当化名。

1940年法国沦陷，安娜·马利与荷兰外交官丈夫逃往伦敦。在伦敦期间她跟自由法国的抵抗者建立了联系，写出俄语的《游击队员之歌》。1943年，法国抵抗运动杰出人物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尔·德·拉·维热里访问伦敦，听闻安娜用俄语演唱《游击队员之歌》，请同行的作家约瑟夫·凯瑟尔和莫里斯·德鲁翁将歌词翻译成法语，希望用这首歌代替被纳粹禁止的《马赛曲》。法语版《游击队员之歌》经BBC播出，迅速流传开，成为法国和英国抵抗运动支持者的“替代国歌”。然而凯瑟尔和德鲁翁声称是他们创作了这首歌，直到几年后安娜·马利才获得她应得的原创认可。戴高乐将军称赞她：“您已经把才华变成了法国的武器”。

（1942年安娜·马利《游击队员之歌》俄文歌词：

От леса до леса
Дорога идет
Вдоль обрыва,
从森林到森林
悬崖路蜿蜒，

А там высоко
Где-то месяц плывёт
Торопливо…
一轮月空中挂
步履太匆匆……

Пойдём мы туда,
Куда ворон не влетит,
Зверь не входит,
我们将去那
乌鸦不飞、野兽不到之地，

Никто, никакая сила
Нас не покорит,
Не отгонит!
无人能够征服我们，
不动如山！

Народные мстители,
Мы отобьем
Злую силу,
我们是人民的复仇者，
击退邪恶，

Пусть ветер свободы
Засыпет
И нашу могилу…
让自由之风轻轻吹拂
我们的坟墓……

Пойдем мы туда
И разрушим до конца
Вражьи сети,
我们要彻底摧毁敌人的罗网，

Пусть знают как много
За правду нас легло
Наши дети!…
让我们的孩子知晓
多少人为真理献身！……）

战争即将结束时马利加入娱乐业全国服务协会，为欧洲各地盟军演唱。

战后安娜·马利与荷兰丈夫离婚，改嫁俄罗斯侨民冶金工程师尤里·斯米尔诺夫——两人是安娜在南美洲巡演时认识的。婚后夫妻迁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丈夫做教授。退休后老两口又搬到纽约州里奇菲尔德斯普林斯，因为本地有北美洲唯一的俄罗斯东正修道院，尤里·斯米尔诺夫辞世后即葬于此。安娜·马利孤身去了遥远且冷清的阿拉斯加州拉齐芒廷。

1985年庆祝法国解放40周年之际，安娜·马利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2000年6月17日，即戴高乐将军发表“六月十八日呼吁”60周年前夕，她与法国陆军合唱团在先贤祠联袂演唱《游击队员之歌》，并荣幸成为第二位在凯旋门下无名烈士墓点火的女性（第一位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

除《游击队员之歌》外，安娜·马利还创作了另外300多首歌曲，其中较著名的有《游击队员哀歌》(La Complainte du partisan)、《三拍之歌》(Une chanson à trois temps)等。

2006年2月15日在拉齐芒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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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1892-1939），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十月革命，曾任伏尔加河-里海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两次授予红旗勋章。后担任过驻阿富汗、爱沙尼亚、丹麦和保加利亚全权代办。1938年4月察觉自己将被捕，出差柏林期间拒绝回国，侨居巴黎。1938年7月苏联最高法院缺席判决拉斯科利尼科夫死刑。1939年8月末他惊悉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刺激住进精神病医院，9月12日坠楼身亡（另有说法称死于肺炎或被苏联特务暗杀）。《致斯大林的公开信》10月1日发表在俄国移民刊物《新俄罗斯》：

斯大林，您已宣布我为“法外之徒”。通过这一举动，您将我与您统治下过着非法生活的全体苏联公民在权利——更准确地说，在无权利方面——等同了起来。

我这边的回应完全相反：我把进入您建造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门票退还给您，并与您的政权决裂。

您的“社会主义”——其建设者只能在牢房办庆功会——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就像您的个人独裁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关系一样。

即便荣获勋章、受人尊敬的民意党革命家Н.А.莫罗佐夫承认他就是为了这种“社会主义”才在什利谢利堡要塞蹲了五十年地牢，也不会对您有任何帮助。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自发增长的不满情绪迫切要求采取断然政治手段，就像1921年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一样。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赏赐”了一部民主宪法。全国人民以满腔热情接受之。

1936年民主宪法的民主原则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希望和夙愿，诚实地执行这一原则标志着苏联民主发展的新阶段。

但在您的理解中，任何政治手段都是欺骗和蒙蔽的同义词。您推行的是不道德的政治、不诚信的权力和不关爱人类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您对宪法做了什么？

您畏惧自由选举威胁到您的个人权力，说这样好比“跳入未知”，您践踏宪法如废纸，把选举变成只允许一个候选人的可悲闹剧，并且让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唱您的赞歌。在会议间隙您悄无声息消灭了“耍滑头”的代表，嘲笑他们的豁免权，并提醒大家苏联大地的主人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您。您竭尽全力诋毁苏联民主，就像您诋毁社会主义一样。您不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向前进，反而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日益增长的不满。您逐渐将无产阶级专政偷换为您的个人独裁统治，从而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将在我们的革命史上被称作“恐怖时代”。

在苏联没人感到安全。没人知道自己入睡后能否避免夜间逮捕，谁都逃不脱。无论无辜者或有罪者、十月革命英雄或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或党外人士、集体农庄农民或全权代办、人民委员或工人、知识分子或苏联元帅——人人都同等地受您鞭笞，人人都在这魔鬼般的血腥旋转木马上打转。

正如火山喷发时巨石伴随着爆裂声和轰鸣声坠入火山口，整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在崩塌并落入深渊。

您开始血腥屠杀前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消灭老布尔什维克，然后消灭在内战中成长起来的、肩负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重担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并大肆残害共青团。

您打着“斗争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的旗号掩饰自己。但您并不是昨天刚刚掌权的。没有您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混进”重要岗位。

是谁把所谓的“人民公敌”安插在国家、党、军队和外交部门的最重要岗位上？

是约瑟夫·斯大林。

请读一读旧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吧：上面写满了“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破坏分子”和“颠覆分子”的任命及调动。文末赫然落款：约瑟夫·斯大林。

您假装自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多年来一直被一些蒙面的狂欢节怪物牵着鼻子走。

您对您的亲信们低声说：“寻找并找到替罪羊”，然后将您自己的罪过都加在那些被抓来注定要被牺牲掉的受害者身上。

您用恐怖手段挟制全国，勇敢的人也不敢当面向您道出真相。

“客观公正”进行自我批评的浪潮却在您的宝座下恭顺止步。

您完美无瑕，您从不犯错！慈父啊！

但苏联人民非常清楚，万事都由您这位“全民幸福的缔造者”负责。

通过卑鄙的捏造，您策划了一场场审判，其指控之荒谬甚至超过您在神学院课本上学过的中世纪女巫审判。

您自己也知道，皮亚塔科夫没有飞往奥斯陆，高尔基先生是自然死亡，托洛茨基没让火车脱轨倾覆。
（译注：第1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1937年1月被枪决，曾指控其1935年飞往奥斯陆“密会托洛茨基”）

明知这一切都是谎言，您却鼓励手下的诽谤者：“造谣吧，造谣吧，说多了总会有点儿用的。”

众所周知，我从来不是托派分子。相反，我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反对报刊上和大型会议上的一切反对派。即使今日我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不同意他的纲领和手段。虽然从根本上不同意托洛茨基，但我认为他是一位诚实的革命者。我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他勾结希特勒与赫斯。

您这位厨师烹饪的辣味菜肴，普通人的肠胃消受不了。

您在列宁墓前庄严宣誓将完成他的遗愿，并像珍视自己眼睛一样维护党内团结。背誓者，这一条您也违弃了。

您毁谤、羞辱并处决了跟随列宁多年的同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您心知肚明他们是无辜的。您还强迫他们在临死前承认未曾犯下的罪行，令他们身败名裂。

十月革命的英雄们今何在？布勃诺夫在哪儿？克雷连科在哪儿？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在哪儿？德边科在哪儿？

斯大林，您逮捕了他们。

老近卫军在哪儿？他们死了。

斯大林，您枪杀了他们。

您腐蚀、玷污了您战友的灵魂。您迫使追随您的人怀着痛苦和厌恶踏过昔日同志和朋友的血泊。

在您主持编写的虚假党史中，您窃取了已故的、被您杀害和羞辱之人的功劳与贡献，归到自己头上。

您摧毁了列宁的党，又在其骸骨上新建一个“列宁-斯大林”党，成功掩盖了您的独裁统治。

您建立这个党不像别的政党那样基于普遍的理论和策略，而是基于对您个人的爱和忠诚。党员不了解前一个党的纲领不要紧，对您斯大林的爱却是强制性的，并且每天都被报刊回炉加温。自夸热爱斯大林取代了认同党纲。

您是与昨日彻底决裂的叛徒，背弃了列宁的事业。您口口声声宣布提拔新干部，但这些年轻新干部有多少已经烂在您的地牢？斯大林，您杀了他们多少人？

您用虐待狂的残酷手段对待国家急需的干部。从您独裁者的角度看来，他们乃是对您的威胁。

战争前夕您摧毁了红军——这个国家的爱和骄傲，她力量的支柱。您斩首了红军和红海军，您杀害了以杰出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代表的、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火焰中淬炼出来的一批最有才华的将领。

您消灭了一批内战英雄，他们用最新军事技术改造红军，使其所向披靡。

在军事形势最危险的时刻，您却继续屠杀军队统帅、中层和基层指挥员。

布柳赫尔元帅在哪儿？叶戈洛夫元帅在哪儿？

你逮捕了他们，斯大林。

为了平息民心骚动，您欺骗全国，竟说什么被逮捕和处决削弱了的红军变得更强大了。

您知道，军事科学的规律要求从总司令到排长一概实行“一长制”，但您却重新引入军事委员制度。这项制度是红军和红海军组建之初出现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指挥员，必须对旧军队的军事人才进行政治监督。

您不信任红军指挥员，使军中两权并立、破坏军纪。

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虚伪地发掘历史上的俄罗斯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指望古人在未来战争中可以比被处决的元帅和将军们更能帮助您。

盖世太保和日本情报机关的真间谍利用您的疑心病，在被您搅浑的水中成功摸鱼，给您投放了大量虚假文件，诋毁最优秀、最有才华和最诚实的人。

在您制造的怀疑、互不信任、普遍监视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无所不能的腐臭氛围中，您将红军和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肆意蹂躏。“截获”的任何文件都被相信（或假装相信）是无可争辩的铁证。

以福斯上尉为代表的俄罗斯全军联盟（译注：”РОВС”，弗兰格尔将军创建的白军组织）的“内线”通过向叶若夫的特务塞假文件，败坏了外交使团忠实工作人员的名誉，导致我们在保加利亚的代表机构——从驾驶员М.И.卡扎科夫到武官В.Т.苏霍卢科夫——土崩瓦解。
（译注：克劳狄乌斯·福斯，原弗兰格尔军炮兵团上尉，曾任РОВС办事处主任。二战期间积极从事反苏活动，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91年11月死于慕尼黑）

您正在逐一摧毁十月革命的重要成果。以制止工人流动的名义，您取消了劳动自由，将苏联工人束缚在工厂和车间。您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工业和运输业陷入混乱，损害了经理、工程师和工长的权威，同时伴随着无休止的调动、任命、逮捕，以及对工程师、经理和工人的迫害，称他们为“隐藏的、尚未揭露的破坏分子”。

使正常工作无法进行之后，您又假借打击工人“旷工”和“迟到”的幌子，用残酷的、似鞭笞和蛇蝎般残忍的反无产阶级法令强迫他们劳动。

您惨无人道的镇压使苏联劳动者的生活水深火热，他们稍有小错就被解雇，拿到“狼票”（译注：表明持有者不可靠的限制性证件），甚至被赶出家门。

工人阶级以无私的英雄主义承受着紧张的劳动和饥饿、微薄的薪酬、拥挤的住房和匮乏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相信您正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但您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曾希望随着社会主义在我国取胜，人类优秀思想家的伟大兄弟情谊之梦想能够实现，人人过上快乐轻松的生活。

甚至连这份希望您也剥夺了：您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建成。工人们困惑地低声互相问道：“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同志们，那我们当初为何而奋斗呢？”

您歪曲了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就像您歪曲了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样。您通过那些取代了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位置的、无知的蹩脚“理论家”之口，竟表示到了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留ГПУ（译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柄。

您打击集体农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您假借反对“浪费集体农庄土地”的幌子毁坏自留地，强迫农民耕种集体土地。作为饥荒的创造者，您用粗暴的、残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手段（这是您的战术特点），使列宁的集体化思想在农民心中名誉扫地。

您伪善地宣称知识分子是“世间的盐”，却剥夺了作家、科学家、画家最起码的内心自由。您用老虎钳压制艺术，使其窒息、枯萎、灭亡。编辑们被您凶神恶煞的审查机构吓破了胆（因为他们用脑袋为一切负责），变得谨小慎微，导致苏联文学僵化、瘫痪。作家不能出版作品，剧作家不能在剧院上演剧本，批评家不能发表未获得官方首肯的个人意见。

您扼杀了苏联的艺术，要求它变成宫廷弄臣，但艺术宁愿沉默也不愿为您唱“和散那”（译注：基督教颂词，意为“求主拯救”）。您推行伪艺术，这种伪艺术以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不停颂扬您那臭名昭彰、令人作呕的“天才”。

那些平庸的马屁精们吹捧您是“日精月华所生”的半神，而您实则像个东方暴君，享受着粗俗奉承的香烟缭绕。

您无情扼杀了虽才华横溢却不得您欢心的俄罗斯作家。鲍里斯·皮尔尼亚克在哪？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在哪？亚历山大·阿罗谢夫在哪？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哪？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在哪？已被定罪的索科利尼科夫的妻子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在哪？

斯大林，您逮捕了他们。

继希特勒之后，您再次复活了中世纪的焚书行为。

我亲眼见过发给苏联图书馆的要求立即无条件销毁的大批书目清单。1937年我在保加利亚做全权代办时，我在收到的注定要被焚毁的书目中发现了本人的历史回忆录《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堡》。许多作者名字旁边都标注着：“销毁全部书籍、小册子、肖像”。

您剥夺了苏联科学家（尤其人文科学领域）最低限度的科学思想自由，而没有这种自由，科学家的创造性工作将无从谈起。

自命不凡的无学之徒通过阴谋、内讧和整人，令实验室、大学和研究所的工作陷于停顿。

您宣布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俄罗斯科学家：伊帕季耶夫和奇奇巴宾院士是“出国未归者”，天真地以为可以羞辱他们，结果却只让您自己蒙羞。您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揭示了一个令您的政权感到脸红的事实：最优秀的科学家正在逃离您的“天堂”，扔下您所谓的恩惠：公寓、汽车和人民委员会食堂饭票。

您正在消灭俄罗斯的天才科学家。

苏联最好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在哪？您连他都不放过啊。斯大林，您逮捕了图波列夫！

没有任何领域、任何角落可以让人们安静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剧院总监、优秀导演、著名艺术家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不参与政治，但您还是把他逮捕了，斯大林。

您明知我国人才匮乏，每一位有文化、有经验的外交官都弥足珍贵，却仍然把几乎全部的苏联全权代办骗回莫斯科一个个消灭掉。您彻底摧毁了整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构。

您不遗余力无情破坏了我国的黄金储备——年轻干部，您把那些正值壮年的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外交官消灭了。

在战争威胁的严峻时刻，在法西斯主义矛头指向苏联的时刻，在争夺但泽和争夺中国只是为了准备将来干涉苏联的跳板的时刻，在德日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祖国的时刻，唯一防止战争的机会就是苏联公开加入国际民主国家集团，尽快与英国和法国缔结军事及政治联盟。然而您却在犹豫，观望，像钟摆一样在两个“轴心”之间摇摆不定。

在您一切的内政外交计算中，您不是基于对祖国的爱（因为您疏远祖国），而是基于对失去个人权力的非理性恐惧。您无原则的独裁就像一块腐朽的木墩子横亘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上。“万民之父”，您背叛了战败的西班牙革命者，抛弃他们任由命运摆布，把他们留给其他国家操心。慷慨伸手挽救生命不是您的原则。悲哉，战败者！您不再需要他们了。

您冷漠对待逃离法西斯暴行的欧洲工人、知识分子和手艺人，砰的一声关闭国门，任凭他们灭亡。然而我国的辽阔土地能够热情容纳成千上万移民。

像所有苏联的爱国者一样，我多年埋头工作，闭着眼睛做了不少事。我沉默太久了。对我来说，难以割舍的不是与您这注定要失败的政权的联系，而是与我在其中度过了近30年的旧列宁主义党的残余的联系，短短三年您就把它毁了。失去祖国令我极度痛苦。

您走得越远，个人专制的利益就越是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不断冲突，您像个暴君讥笑着，渴望独揽大权。

您的社会基础逐日缩小。您慌忙寻找支柱，虚伪地大声赞美“党外布尔什维克”，制造一个又一个特权群体，用恩惠和施舍笼络他们。但您不仅无法保证这些新兴“暴发户”长享荣华富贵，甚至连生存都岌岌可危。

您的胡作非为难以长久持续下去。您的罪孽罄竹难书。被您害死的人数不胜数。

迟早有一天，苏联人民会把您——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叛徒、罪魁祸首、百姓的真正仇敌、饥荒和司法陷害的组织者——送上被告席。

1939年8月17日

延伸阅读：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一份“打倒斯大林及其党羽”檄文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这一道土豆美味的关键在于配料：香料、大蒜、柠檬汁和橄榄油。烘烤期间和之后，厨房会弥漫着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非常适合浪漫晚餐、朋友聚会或带出去野餐。蔬菜可以随您喜好增减，不妨尝试添加洋葱或西红柿。香料也可以换成百里香、迷迭香或罗勒。

所需食材：

小土豆：6-7个
茄子：1-2个
西葫芦：1个
甜椒：1个
大蒜：5瓣
柠檬汁：2勺
橄榄油：4勺
香料（孜然、咖喱、香菜）：少许

步骤：

土豆洗净，切大块，用盐水煮至半熟。沥干。

茄子和西葫芦切圆片，甜椒切条。用橄榄油快速煎炒5分钟。

取深碗混合：切碎的蒜、孜然、咖喱、香菜、柠檬汁和橄榄油，放入茄子和西葫芦拌匀。

烤盘涂油，放上土豆，蔬菜和各样调料铺在上面，压平，盖铝箔纸，烤箱180℃烤30分钟。

30分钟后揭去铝箔纸，再烤20分钟即可享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博客、媒体和娱乐网站都提过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如何用各种手段规避医生禁止他大量吸烟的建议。本文试图核实两条此类传言的真实性。第一条说勃列日涅夫在医生禁止他吸烟后，要求他的翻译直接把烟吹他脸上，甚至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会晤时也是如此。第二条说勃列日涅夫有个带定时器的特制烟盒，到点才开启。

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翻译是维克多·苏霍德列夫，早先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工作，1980年代服务过末任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以，欲知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会议上的表现，首先应该参考此人回忆录。1999年苏霍德列夫出版了《我舌即我友：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书，其中确有一章题为《有秘密的烟盒》。

据苏霍德列夫说，某个阶段医生禁止勃列日涅夫吸烟，总书记虽然服从，但命令贴身警卫员在他旁边抽，好让他至少能闻闻别人的烟味。“有时可以看到这般场景：一辆车驶来，车门打开，首长下车的瞬间，一团烟雾随之飘出”。

至于在重要会议上将烟雾直接吹向总书记脸孔的故事也来自这本书。苏霍德列夫描述当时经过：勃列日涅夫知道翻译抽烟，便要求他点一支。“我点了烟，自然是尽量把烟往远处吹。可勃列日涅夫再次要求说：‘不是这样！朝我吹。’结果场面非常超现实：谈判桌正中央，翻译坐那儿公然抽烟，甚至把烟吹向国家领导人的脸”。

苏霍德列夫也写了“有秘密”的烟盒。“据说，克格勃在单位内部什么地方为他制作了一个漂亮的、甚至堪称雅致的深绿色烟盒，并在盖子上装设带锁的定时器。勃列日涅夫只能在特定时间间隔后开启烟盒。他通常将定时器设置为45分钟，但往往在约30分钟时就开始摆弄。因为打不开，他会变得焦躁不安，环顾四周寻找能借烟的人。可尽管如此，他仍然非常自豪自己的烟盒”。

勃列日涅夫女婿尤里·丘尔巴诺夫曾回忆：某天陪岳父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看球，中场休息时老头问他：“尤拉，有烟吗？”女婿说：“有啊，列昂尼德·伊里奇。”于是掏出打火机替岳父点一根。勃列日涅夫吸了半晌，说：“尤拉，别抽这种烟！”
从此女婿一个衣兜装自己的烟，另一个衣兜装岳父的“首都”牌。

如果不是2013年出现了第二个证据来源，苏霍德列夫讲的故事可能还会被人怀疑。1971年-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用隐藏设备秘密录制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发生的所有对话。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发布了3700小时录音，包括会面和电话交谈。最后一部分录音（1973年4月9日-7月12日）于2013年公开，勃列日涅夫正是在这段时间（6月16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的首次对话就从展示总书记的精巧烟盒开始，维克多·苏霍德列夫也在场——
勃列日涅夫：“请看，我这儿有个烟盒。它有特殊的机械定时装置，我不能……我无法在一小时内打开它。”
美国总统颇感兴趣：“哦，那怎么打开呢？”
总书记回答：“你看，这个装置，它正在计时，我一小时内无法开启。一个小时后它会自动打开。”

因此，关于勃列日涅夫要求对着他脸吹烟，以及带定时器烟盒的故事，都得到了他身边人的回忆录和其他历史资料的证实。虽然不同叙述中的某些细节有差异，但总体来说这些故事是真实的。

延伸阅读：

历史学家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

主治医师谈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82年11月10日，担任党的最高职务长达十八年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次日公开宣布了他的死讯，11月15日在红场举行隆重葬礼。本文摘录事件亲历者的描述和回忆。

“那时候第一把手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早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健康就出现问题。1951年他在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任上（45岁）患心脏病，到1970年代中期已然日薄西山，滥用安眠药更雪上加霜。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主管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回忆：
“对我们医生来说，要帮助勃列日涅夫维持一种哪怕是积极的、理智的领导人的假象，也变得一年比一年困难。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生极大变化，甚至普通镇静剂到他身上也成了虎狼之药”。

1975-1982年担任总书记主治医师的米哈伊尔·科萨廖夫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说：若想延长生命，勃列日涅夫“必须辞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原全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鲍里斯·帕斯图霍夫接受塔斯社采访表示：
“他什么都明白。但那时候第一把手的作用已经不大了。讽刺者说，如今是随从扮演国王。我永远忘不了我最后一次参加共青团代表大会……我坐在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旁边……我们坐着聊天，我跟他说起勃列日涅夫的情况，他告诉我，无论怎样都必须维持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状态。这关系到党内稳定、国家稳定，乃至国际稳定。虽然他恳请退休，但这群随从挽留他……他们劝他相信自己至关重要、必不可少，即使作为象征也不能退休。而他接受了这些虚荣和恭维。”

逝世前三天勃列日涅夫出席了纪念十月革命六十五周年阅兵式。苏联/俄罗斯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著作《安德罗波夫》中写道：
“尽管天气不好，勃列日涅夫在红场列宁墓顶看台站了好几个小时，向那些举着他修饰过的头像的群众队伍致意……按照惯例，阅兵和游行结束后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招待会，西方外交官和嘉宾们都来参加。勃列日涅夫与其他政治局成员一同现身，他首先提议‘为我们的列宁主义党’干杯，接着又为‘在场所有人的健康’举杯。谁也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广播里放的音乐是什么？”

1982年11月10日，莫斯科郊外“扎列奇耶-6”国家别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睡梦中断气，享年75岁。根据医学鉴定结果，死因为心脏骤停。早晨贴身警卫员发现他不好，曾尝试进行急救复苏。第一位赶到别墅的高级官员是前克格勃主席、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他吩咐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但由于各人并不都在莫斯科，会议只能等晚上进行。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在《身后之人》一书中写道：
“根据我国荒唐至极的规定，勃列日涅夫的死讯未通报任何人，全国都被蒙在鼓里。但同一天傍晚，我和妻子达娜去商店买面包，排队时一位女士对我说：‘您知道吗，勃列日涅夫死了。’我问：‘您从哪儿知道的？’她有点生气地回答：‘人人都知道，就您不知道。您听，广播里放的音乐是什么？’”

11月10日那天全国本该庆祝警察节，但电视节目表却莫名其妙改了，娱乐内容统统取消。《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安德烈·迪亚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发生了一些事，而且是大事。电视节目这样改变我只记得一次——М.А.苏斯洛夫去世……这次改的节目全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偶尔有维瓦尔第……传说基里连科死了，是否属实暂不清楚。”

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帕特里夏·布莱克回忆：
“夜晚九点，晚间节目《时代》播出。平时穿着随意的播音员们都换了黑西装或裙子。我的莫斯科秘书说：‘我跑去邻居家，想问问他们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很激动。我们都以为有人死了，但万没料到是勃列日涅夫。三天前还在电视上看他阅兵，状态很正常啊。’”

奔萨州委第二书记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0日的日记写道：
“费奥多尔（注：州委第一书记费奥多尔·库利科夫）打来紧急电话。我去见他。他秘密告诉我：12日11点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临时的。出事儿了。我们开始猜测，是波兰？还是领导层的问题？我记得类似全会曾在1955年关于反党集团时开过一次，1964年10月罢免赫鲁晓夫又开过一次……电视台行为很可疑。警察节音乐会换成了电影《拿枪的人》，《时代》节目也没提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费奥多尔又打电话：快来。家里一片紧张。费奥多尔接到了列乌托夫从克格勃发来的密电：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逝世……权力格局正在变化。谁会继任？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只要别是契尔年科！”

“几乎没有负面言论”

继续看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的回忆：
“对我来说，也不仅仅对我，这一场亵渎的把戏——沉默的阴谋——引发了内心抗议。竟连一个人的死亡也被某些人利用来谋取利益。你们欺骗国家，隐瞒事实，那就不要更改电视和广播节目，保持一切照常运行。简直太蠢了：表面上风平浪静，却播放一整天哀乐……他们在那里，在最高层，正在考虑如何公布消息，因为必须宣布治丧委员会主席是谁，而这个人自动就是继任总书记。”

直到11月11日上午全国人民才得知勃列日涅夫死讯。广播和电视宣布哀悼四天，又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主席是安德罗波夫。当时没有允许群众自发告别领袖的计划。那几天，莫斯科市警察奉命昼夜巡逻，《纽约时报》记者称“葬礼的安保程度似乎比1980年奥运会更复杂”。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1日的日记：
“编辑部一白天都很安静。我们的总务主任看见有人稍微想笑就立刻制止。大家对此感觉莫名其妙……消息在列宁格勒也引起震动。卓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注：姨妈）说莫斯科已经封锁——完全不卖车票了。显然担心会有大量人群涌入。就像斯大林死后那样。当时人们甚至趴车厢顶上、站车门踏板上进首都，结果两拨人在特鲁布纳亚广场发生踩踏，死了不少。我们这里从马雅科夫斯卡亚地铁站到市中心已经封锁，普希金斯卡亚站也不让进。”

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1日的日记：
“集会平静举行，民众做出了公正评价，真心感觉惋惜。几乎没有负面言论……与斯大林那一次相比。进行得非常缓慢。昨天早上8:30去世，第二天宣布，第三天见报……”

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多国元首宣布将出席葬礼。莫斯科准备同时接待约100个外国代表团。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日记写道：“苏联人告知我们，我国代表团只能由三人组成，包括副总统（注：老布什）、国务卿和我国大使。顺便说一句，我国盟友们也效仿我们的做法——国家元首不到场”。

《纽约时报》11月11日讣告称：
“勃列日涅夫先生的缓和政策因1981年12月波兰实施戒严而进一步受挫。随着对阿富汗的干预，西方国家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包括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施的贸易限制。勃列日涅夫先生批评这些措施是冷战的回归，但从未承认苏联对挑起冷战负有责任。”

“举国哀悼，而您拿着小蛋糕……”

11月12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推选尤里·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顾问瓦季姆·佩切涅夫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说：
“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指定安德罗波夫为他的继任者。有人告诉我，他去世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政治局委员们，说如果他病倒，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主持工作。”

参加全会的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
“我对这些男子汉的智慧感到惊讶——建议是К.У.契尔年科提出来的。他拼命争取，尽力而为，但最终为别人做嫁衣裳，从而在未来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认为，契尔年科派系把这看作一次失败……（大家）找到了最好的可选项。”

同一天苏联报纸报道了勃列日涅夫死讯。中央刊物的头版几乎完全相同——苏共中央的声明、医学报告和逝者照片。告别仪式在工会大厦圆柱厅举行，将持续到11月15日早晨。官修史书记载，参加告别仪式的有“莫斯科市劳动人民、其他城市和加盟共和国代表，以及外国代表团”。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2日的日记：
“……这些天都在谈论斯大林的葬礼——因为没人记得别的葬礼。很难进行比较……编辑部仍然很安静……摄影组的人在工会大厦圆柱厅拍了照片。我们去看了。顺便说一下，他们本想带所有想去的人去的。但后来有了指示，从我们这边只去17个人。结果，几乎整个编委会都去了……
商店空空荡荡（指的是没有顾客）。但东西都有……我买了些小蛋糕，把盒子包好，不让人瞧见上面写着‘小蛋糕’，之后就回家了。（作者2015年注释，是售货员建议包起来的：‘您要坐地铁吧？举国哀悼，而您拿着小蛋糕……还是包起来吧，免得惹麻烦。’）”

“我起初只看见敌军”

11月15日上午国葬，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装殓勃列日涅夫遗体的灵柩被置于炮车上前往红场。红场追悼大会是安德罗波夫作为总书记的首次亮相，他的讲话提到了国际局势，宣称“党和国家将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的切身利益，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对任何侵略企图给予毁灭性打击。”

之后，安德罗波夫与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内的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谈。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在给罗纳德·里根的公务备忘录中分享了莫斯科之行的印象：
“他（注：安德罗波夫）看起来很自信。他读了三页简报，但表现得轻松自如。当然，目前预测莫斯科局势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但不知为何，我心情愉快……
我们近距离观看了游行。当精英近卫军向前进时，我起初只看见敌军和敌对力量。过了一会儿，我仔细观察他们的脸，看到的是你我儿子的面孔：乔治、杰布、尼尔、马文、迈克和罗恩……请让我说两点：首先，感谢你派我们执行这次难忘的任务。第二，我们必须在追求和平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Л.И.勃列日涅夫治丧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显示：
“契尔年科：灵柩下葬时，苏联境内的工厂、组织和所有交通工具暂停运行五分钟，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除外。工厂、制造厂、火车和船舶鸣笛三分钟致敬。
乌斯季诺夫：我们派出6000人维持秩序，如果需要更多会再增加……葬礼结束后，我们将回到列宁墓。部队已经就位，大约有16个营。埋葬М.А.苏斯洛夫用了12个营，这次需要更多。一切事情必须井然有序。不会出动技术装备。让将军们抬着勋章和花圈。
安德罗波夫：因为我们这次不是埋在宫墙内，而是墙外，埋进坟墓，一切必须安排妥当，确保方方面面庄严得体。”

格奥尔戈·米亚斯尼科夫11月15日的日记：
“11点45分，在费奥多尔家观看葬礼……非常庄重和体面……亲属在棺前告别。妻子和女儿的吻。浮肿且谢顶的儿子……棺材下葬时，两个人不小心抽出了棍子，棺材没有稳稳下落，几乎直接掉进墓穴。有些笨拙，大家都注意到了。抓起一把土。鸣笛。敬礼。奔萨静止了：车辆和行人都停步。城市空荡荡的。在食堂设宴追悼。”

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
“棺材下葬一切正常，恰在此时第一声告别礼炮响起，炮声在城墙上回荡——数百万电视观众产生了阴暗的印象，仿佛绳索滑脱或断裂，灵柩连同遗体坠入墓穴……之后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世俗追悼会。到场的有亲属、密友、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约一百人。大家坐在一起，追忆逝者……顺便说一句，勃列日涅夫母亲追悼会也是在这儿办的，现在是为他本人办，之后又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办”。

安德烈·迪亚特洛夫11月15日的日记：
“当Л.И.勃列日涅夫下葬时，我打开窗，编辑部突然被一阵可怕的巨响淹没。我们附近有俩火车站——白俄罗斯站和萨维奥洛夫站，还有几家工厂，以及我们自己的印刷厂。所有汽笛和警报同时鸣响啦！……随后，空中传来沉闷礼炮声……内心感觉无比压抑。瞬间万籁俱寂。这些天一直盼着这一刻——千万人的城市、谈话、报纸——仿佛像扳机上的保险一样‘咔哒’弹回去。那种沉重、压抑的感觉也一下子结束了，消失了”。

多年后，安德烈·迪亚特洛夫又分享了一则轶事：

由于下葬时传出“巨响”和电视转播意外黑屏（技术员精神高度紧张，误操作所致），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拉平接到中央政治局的一通电话：
— 这叫什么事儿！这种时候出乱子！心情都搞坏啦！巴拉巴拉巴拉……
拉平沉默几秒，回答：
— 怎么，您原本心情很好吗？
电话那头小心翼翼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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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1982年11月13日秘密决议：

《Л.И.勃列日涅夫家庭的物质保障》

1.为维多利亚·彼得洛芙娜·勃列日涅娃设立联盟性质的个人退休金每月700卢布，外加每月100卢布补助金。

2.В.П.勃列日涅娃可以保留目前无偿使用的国家别墅，为其配备最多5名服务员和房屋管理员，以及相应的警卫力量。该国家别墅应登记在收支平衡表上，工作人员是苏联国安委第9局员工。

3.苏联国安委第9局为В.П.勃列日涅娃配备一辆“海鸥牌”汽车和两名驾驶员。

4.将莫斯科市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住宅的第90号套房分配给В.П.勃列日涅娃，超出规定居住面积部分的付款为一次性支付。

5.保留В.П.勃列日涅娃和Л.И.勃列日涅夫家庭成员享受的苏联卫生部第4总局提供的专家门诊、专用医院服务和疗养保障。

6.保留В.П.勃列日涅娃（付费）使用苏联国安委第9局的采购和生活服务机构（裁缝及其他类别），以及按现行标准使用疗养餐厅的权利。

苏共中央书记Ю.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吉洪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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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1982年11月18日决议：

《永远缅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鉴于列宁伟大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人物、为和平与共产主义奋斗的激昂战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历史功绩，为了永远缅怀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

1.更改地名：
卡马河畔切尔内市改称勃列日涅夫市；
莫斯科市切廖穆什金斯基区改称勃列日涅夫区；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工厂区改称勃列日涅夫区。

2.以Л.И.勃列日涅夫之名命名：
奥斯科尔电冶金联合工厂；
“南方机器制造厂”生产协会；
新罗西斯克水泥联合工厂；
伏尔加顿斯科伊原子能机器制造生产协会（“奥托马什”）；
努列克水电站（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库斯塔奈州生荒地国营农场；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奥尔格耶夫斯基地区“维亚察诺乌”集体农庄；
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冶金学院；
星城（莫斯科州）；
“北极”核动力破冰船；
国防部高级军事学校；
Л.И.勃列日涅夫曾经服役的坦克师；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第1中学；
分别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市、基辅市、阿拉木图市和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市的一个新建广场；
海军的一艘战舰；
一艘客轮。

3.在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Л.И.勃列日涅夫”冶金学院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阿尔谢尼切夫”工业学院设立12个“Л.И.勃列日涅夫奖学金”。

4.在Л.И.勃列日涅夫工作过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厂、学习过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阿尔谢尼切夫”工业学院、生活过的莫斯科市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住宅，安装纪念牌匾。

5.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Л.И.勃列日涅夫坟墓安置半身像。

延伸阅读：

历史学家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

主治医师谈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

勃列日涅夫的“定时器烟盒”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记者帕维尔·科罗波夫采访1975—1982年担任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治医师的米哈伊尔·科萨廖夫，听他介绍当年如何为领袖的生命奋战。

— 您是如何成为勃列日涅夫的医生的？
— 1971年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我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专用医院（译注：今俄联邦总统事务局“联合门诊医院”）找了一份工作。不久我当选为院共青团书记，从1973年到1975年我一直为外国人服务。1975年我被吸收入党，不到半年就应邀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当医生，因为他原本的主治医师尼古拉·罗季奥诺夫患了肺癌。

— 总书记的健康状况什么时候恶化的？
— 我接手时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列昂尼德·伊里奇患多种病症，而且他还滥用镇静药物。当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叶夫根尼·恰佐夫安排我为勃列日涅夫工作时，我请求他尽量减少列昂尼德·伊里奇身边的各种专家，因为这些人实在太多了。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尝试让他康复。

— 都是些什么专家？
— 牙医、理疗师、运动康复师。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医疗人员，他们只会碍事。

— 您做了什么改善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健康？
— 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我们让他养成了每天早晨游泳的习惯。无论在扎维多沃或在克里米亚，他每一天都从游泳池开始。之后我们逐步排除那些给列昂尼德·伊里奇提供镇静剂的人。

— 您怎样让一位70岁老人去游泳池呢？
— 怎么做到的？通过劝说他这样对健康有益、务必要锻炼。他虽然不情愿，但也没多说什么。总体而言，他还是关心自己健康的。

— 谁给勃列日涅夫提供安眠药？
— 很多人，但主要的一位是照顾他的护士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她自认是各个医学领域的专家，身兼牙医、按摩师和理疗师。当我成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医生后，有人向我抱怨，我们格拉诺夫斯基医院明明有优秀医疗团队，为什么让一个女护士包揽一切？

— 是她让勃列日涅夫习惯吃药的吗？
— 对，可能是的。我说实话，当时很惊讶。第四总局的规定如此严格，竟然任凭一个护士自由获取麻醉药物，这让我很恼火。如果医生开这种药，他必须写处方并记录在病历中。而这位护士却自己管着药，随时根据她的判断发给患者。

— 这位护士对总书记的影响大吗？
— 确实有影响，就是那种女人对老男人的影响。当然，她是个颇有魅力、相当气派的女人。

— 她是怎么赢取国家元首信任的呢？
— 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有一间医务室，三名护士轮流值班。可能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最受他青睐，开始陪同他出国访问，还随他去狩猎场。当然，这种情况对于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挺不幸的。

— 她是勃列日涅夫的情妇吗？
— 什么是情妇？这很难讲。无论如何，她是接近勃列日涅夫的人。

— 她从这种亲近关系中得到了什么？
— 她为自己争取到了中央委员宿舍的一套住房，丈夫从少校变成将军。然后，或许她也很享受与国家元首待在一起，指挥他的感觉。

— 要摆脱这位护士难吗？
— 很难。和她相处本来就不容易。我对工作人员说：“同志们，拜托各位，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吃药。这会害死他的。”可他总是去找别人——契尔年科、葛罗米柯，还有助手们，问：“你在吃什么药？能不能给我试试？”很多人以为他讲话不清楚是因为假牙不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滥用安眠药引起的肌肉无力。

— 他们听您的吗？
— 听了。

— 女护士呢？
— 我们成功说服列昂尼德·伊里奇相信她让他的健康状况恶化，随即把她辞退了。

— 有人说，把他从别墅拉走的时候，她追着车子哭。
— 不对，这是瞎编的。纯属没意义的牵强附会。我们只是让他相信，她妨碍了他的治疗。

— 那么她走的时候一点动静没有吗？
— 她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施压，去找他哭诉。但我们又不会把她关监狱枪毙！后来她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医务所工作。

— 要让勃列日涅夫停药难吗？
— 当然很难。他总想睡觉。我还记得和他第一次出国——1975年11月去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我们严密监控列昂尼德·伊里奇，防止他乱吃药，保持良好状态。人家居然用红铅笔给值班警卫员留话：“如果恰佐夫和科萨廖夫来叫醒我，你就开枪。”但第二天早上他还得去开大会呢。

— 勃列日涅夫药物成瘾了吗？
— 我想可以这样说。毕竟他离不开药物，我们只是设法大大减少了剂量。

— 他吃哪种安眠药？
— 劳拉西泮、硝西泮、尤诺丁、地西泮——各种组合。

— 听说他吃很多药。
— 不错，我们开的。但也有不少是“安慰剂”，若干维生素和通便药。

— 他白天吃安眠药吗？
— 有，他自己偷偷吃。

— 乱吃药之外，他还有其他不良习惯吗？
— 没有。我们帮他戒了烟。牙医告诉他，他的口腔黏膜不好，假牙也不好，因为他抽烟太多。列昂尼德·伊里奇听进去了。70多岁的人戒烟需要极大勇气和意志力。

— 勃列日涅夫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很衰老了。我们只能设法让他状况稍微好转些。但75岁的时候，列昂尼德·伊里奇彻底垮了。

— 您是如何保持总书记的状态，让他能够在大会上发言的？
— 没做什么。只是减少了引起肌肉无力和影响讲话的镇静药剂量。他与其说是病了，不如说是虚弱。当然，他确实有一些血管疾病，但总体来说他并不是政治局里病最重的人。

— 听说他在蒙古中风过。
— 他年轻时候在摩尔达维亚犯过心脏病。我没和他一起去蒙古，但我不记得他有类似病史。没有，他没中风过。

— 但他总有不胜任工作的时候吧？
— 他更多的是不善于生活，与生活脱节。至于工作方面，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记得他曾经长时间抵制出兵阿富汗。当他在扎维多沃休假时，政治局的同志们多次跑来坚持派兵。不能说他当时不胜任。

— 但他确实痴呆了不是吗？
— 怎么叫痴呆呢？！他七十多岁，对生活的兴趣当然已经不大了。1981—82年他开始有些健忘，外事场合有时需要翻译苏霍德列夫替他发言。但那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动脉硬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 您如何评价他的整体健康状况？
— 总体来说他的健康还算好。肾功能正常，心脏也相当不错。他喜欢治疗，值得肯定的是他从不抗拒治疗。不管是不是玩笑吧，有人告诉我，当列昂尼德·伊里奇开始掉头发时他非常担心。恰佐夫在格拉诺夫斯基医院召集专家会诊，列昂尼德·伊里奇走进办公室，见十个教授四个秃，转身对恰佐夫说：“热尼亚，他们自己都秃顶了，还能给我什么建议？”

— 勃列日涅夫讲过关于他的笑话吗？
— 我不知道。但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讲过，甚至还念过打油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刮胡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进来说：“我妹妹昨天从莫斯科捎了个笑话给我。”然后念道：“伏特加卖七、八块，我们畅饮真痛快。告诉伊里奇：十块照样扛得住。如果涨到二十五，再打冬宫不怕苦。”她大声念完，他说：“维嘉，你念什么哪？我听不懂。”于是她转身对我们解释：“每次都这样——他不想听的时候就听不懂。”

— 有办法延长勃列日涅夫的生命吗？
— 他必须辞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知道，比如尼古拉·吉洪诺夫退休后又活了十二年（译注：1905—1997）。

— 所以是工作拖垮了他吗？
— 不，他并没有操劳过度。就是年龄大了，上帝把他带走了，而且是睡梦中离开的——也算喜丧了吧。如果他过普通人的生活，大概还能多活几年。他对工作并不感兴趣。如果他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寿命会更长。

— 果真为勃列日涅夫制定了特殊的工作日程吗？
— 是的。有人专门为他安排日程。但我认为这是应恰佐夫要求做的。

— 规定他工作多少小时？
— 谁能规定他？他自己决定时间。他可以从上午十点工作到晚上六点，但又怎样呢？关键在于工作效率而非时长。

—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译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告诉我，1982年他跟勃列日涅夫通过几次电话。人家提醒他讲话要大声、言语要简短（不超过三分钟），不能问太复杂的问题，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很疲惫。为什么这样提醒？
—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听不明白话了。不过具体的事他可能还能勉强理解。所以工作人员提醒的对。

— 他是个难缠的病人吗？
— 更像是他心里有些委屈，有些糊涂。我记得他对我说：“我必须睡觉。”我指着天对他说：“我们都会在那儿睡的。到时候想睡多久睡多久。”列昂尼德·伊里奇喊老伴：“维嘉，维嘉！大夫咒我死！”我就解释：“我没咒您，我是说您需要多运动，多做些体力活动减减肥。”

— 他真那么懒吗？
— 懒啊。年纪大了，不想上班。我们不得不劝他：某些场合您得去发表讲话。

— 政治局同事们怎样看待他这种懒散状态？
— 他们完全明白。凡应该知情的人，恰佐夫都坦诚告知了，跟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都讲过。其他人虽然明白，但默不作声。基里连科能怎么想？他自己也那个样。他们离不开勃列日涅夫。

— 您是怎样得知勃列日涅夫去世的？
— 我正要去上班——去他那边。电话打到我车上：“米沙，快来啊。”我赶紧过去。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试图给他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但一切都结束了，因为从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离开卧室到发现他不好，中间过了挺长时间。她通常早八点给他打胰岛素，而他们是九点喊他起床发现没反应的。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显然是心脏骤停。

— 但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您应该参与了尸检。那么勃列日涅夫究竟因何去世的？
— 从解剖学上讲，叫“急性心力衰竭”。就是心脏一直工作，突然停止。他有冠状动脉和心肌功能不全，血管几乎都硬化了。

— 有没有考虑给他进行防腐处理？
— 我都没听过这种讨论。制作了遗容脸模(Посмертная маска)，但为什么要防腐处理呢？

— 他去世后，您的命运如何？
— 1986年恰佐夫任命我做第四局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但在1990年，由于反特权的浪潮，该诊所被移交给市政府（注：今市立№220综合诊所）。1996年我被ОМОН撵出来，显然某些人对我不满。顺便说一下，我至今仍在为辞退我打官司。从去年（2001）九月起，我在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中央临床医院担任医学统计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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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的“定时器烟盒”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历史学博士、汉堡大学教授维克多·登宁豪斯和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萨文谈论政治生涯如何损害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以及他的坏习惯、无法退休和对苏联公民福祉的贡献。

问：斯大林挑选党内活动家，不仅注重他是否忠心耿耿，也要看他的耐力和工作能力。那么勃列日涅夫开始攀登仕途高峰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健康问题？

登宁豪斯：特殊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害怕得罪克里姆林宫大老板，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党政官员的身体状况。勃列日涅夫步入仕途，自然也不例外。

但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青年时期的健康了解甚少。据说他曾在1920-1921年冬天患过伤寒，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1931-1935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某工厂做司炉工）。1935年被征召入伍，说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足以服兵役。勃列日涅夫经历了整场战争，且受过伤（爆炸冲击）。1951年他突发心肌梗塞，尽管那时还算年轻，正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任上。日后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总书记，又经历了轻微心肌梗塞和高血压危机。

虽然勃列日涅夫早年健康欠佳，但劳动积极性十分突出。他在斯大林手下和后来的赫鲁晓夫手下官运亨通，说明这两位大老板不仅看重勃列日涅夫的忠诚，也认可他辛勤工作、按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

萨文：需要指出，苏联国家体制的特点是一切都取决于最高领导人。因此领袖的健康在权力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谈论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我们主要依靠勃列日涅夫自己的工作日记，他至少在生涯的后40年里一直写日记。

总体而言，勃列日涅夫——尤其晚年—似乎是个生活中虚荣心重的人，但在他自己笔下却并非如此。他写日记犯不着自欺欺人，很清楚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并且没打算取悦读者，从未想过把这些日记送去出版。如果说希特勒有一名速记员记录他的每一句话“留给历史”，那么勃列日涅夫就不这样做。再强调一遍，他对自己很诚实。这一点对于解读勃列日涅夫的日记至关重要，这些记述是可信的。

问：那么是否可以说，勃列日涅夫自1937年进入党内精英阶层后（译注：市执委会副主席），就开始以健康为代价换取步步高升呢？

登宁豪斯：一个人进入所谓“核心圈子”后，为了留下，必须努力工作并不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据勃列日涅夫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讲，斯大林正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才把他从广大近卫军中擢拔出来。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经常说起勃列日涅夫在战后重建冶金联合企业期间那些接连不断的深夜电话。他长期睡眠不足，精神紧张，第一座高炉出产钢铁之后终于睡了个安稳觉。也就是说，他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无法放松，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此外，勃列日涅夫必须在人前展示自己状态良好，尽管在这种工作节奏下几乎不可能把健康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上。首先是长期睡眠不足的影响，再就是他精神紧张大量吸烟。身体自然而然会出问题。

在摩尔达维亚他继续点灯熬油工作，据他的私人秘书讲，勃列日涅夫上午10点上班，一直忙到凌晨3、4点。这套时刻表到了哈萨克斯坦也没改，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农业部职员米哈伊尔·日哈列夫曾写道：勃列日涅夫因长期睡眠不足多次晕厥，不得不住院休息。

勃列日涅夫1957-1964年的工作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身为中央委员会分管国防工业的书记，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从控制卫星和导弹发射，到为国防企业补齐缺少的配套零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工作时间不固定，几乎每天的日记都写：“晚九点回家”，“工作到晚十点”，“工作到晚十二点”。

除了常见病，勃列日涅夫还在日记中写了压力造成的更严重健康问题。例如1959年4月2日：“A.I.（注：指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基里琴科，此人性格粗鲁、脾气急躁）极大地冒犯了我。我心脏病发作，几乎一整天萎靡不振”。

勃列日涅夫1964年执掌大权时，已经背负一系列健康问题和不良习惯：吸烟、缺觉、久坐少动。但尽管如此，他在入主克宫的最初几年仍积极努力工作。克里姆林宫医疗主任、著名心脏病专家叶甫根尼·恰佐夫院士回忆他1967年1月初首次面见总书记：“当我首次认识列昂尼德·伊里奇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积极、身强力壮的政治家。他是个有远见的人，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勃列日涅夫的贴身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也说：“他的气质、精力和体力令我惊叹不已”。

所以论起职业生涯对勃列日涅夫健康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他当时是一名送信到家的乡村邮递员而非总书记，寿命或许更长。

萨文：我们查阅勃列日涅夫个人档案，找到两份政治局决议。其中一份日期是1951年5月：“斯大林同志。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请求联共（布）中央批准一个月的治疗假。”勃列日涅夫的请假报告得到了党内高官——负责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伊格纳季耶夫的支持。这次休假是他患心肌梗塞后批准的，前面已经提过这次生病。

一年后的1952年6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政治局决定批准勃列日涅夫因健康原因紧急休假。1953年2月他再次因病休假两个月。那年头若非迫切需要是不会做这种决定的。因此属于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倒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习惯夜间工作，整个国家和全体高级干部必须陪着他晨昏颠倒。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每个人都坐等克里姆林宫来电，这种上班模式当然损害健康。有一份1947年4月的文件可做证明：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劳动和休息制度的决议》草案，摘引如下：“对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健康状况的数据分析表明，一些人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工作能力大大降低。导致这些疾病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在白天，而且在晚上，甚至经常在公共节假日从事繁重工作”。上述疾病属于“贵族病”、高干阶层病。

问：苏联监督最高领袖和党内高官健康状况的一般程序是怎样的？

登宁豪斯：国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机构：专门的诊所、专门的医院。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当选党内最高职务之前没有私人医生，之后则属于强制性配备。但问题是他对医生的态度如何。警卫员说他不喜欢检查，大夫认为他是个难缠的病人。

说到底，还是整个权力体制系于一人的问题。例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二十四小时没睡觉。总书记显然在这紧张时期频繁使用镇静剂和安眠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8月25号开例会，勃列日涅夫口齿不清、浑身无力，瘫软趴在桌上——总书记当着下属的面突发高血压。医生赶到，想送他回家休息，但他不走。后来勃列日涅夫在“巴尔维哈”疗养院歇了两个月，就是这次发病闹的。再后来，总书记在中央临床医院卧床的次数越来越多，除了暑假，冬天也休息，出差时不断收到秘书们寄来的药包。

勃列日涅夫试图保持从前的活跃，但他再也离不开医疗护理和医学手段。睡眠尤其受干扰，频频服用强效镇静剂和安眠药，据医生说这导致他白天消沉和嗜睡。尽管如此，直到19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同志和地方党委领导人看来仍然是完全健康的，更不必说普通民众了。很少有人知道他从专用医院（译注：即高干特权医院）进入克里姆林宫，行礼如仪后又回去继续治疗。

1974年12月26日他再次住院。叶夫根尼·恰佐夫说在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与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会谈前夕，勃列日涅夫遭遇了严重健康危机。贴身警卫员麦德韦杰夫描述得更具体：“勃列日涅夫在火车上脑供血不足，导致他陷入神志不清状态。”

1974年底是勃列日涅夫作为独立政治家走向衰落的开始。正是从那时起，关于他临床死亡、心脏移植、瘫痪等各种传言纷纷冒头。当时勃列日涅夫办公室的主要组织工作完全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负责，包括决定哪些人可以面见总书记或直接拨打他的个人电话。契尔年科若不出席，政治局任何会议无法进行。

契尔年科也掌管着勃列日涅夫的签名印章，可以在总书记生病的时候代署文件。这对他而言风险当然不小，因为他要对独立做出的决策负责。所以他通常只在处理日常文件时用印，一旦涉及重要决议，即使勃列日涅夫卧病在床，最终决定必须请他本人做出。例如阿富汗开战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说那是集体决策，但最终拍板的仍是沉疴难起的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工作能力逐渐衰退之趋势在1975年后开始显现，并日益恶化，其间偶尔会有短暂的积极活跃。他越来越频繁地迟到早退，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别墅。除了农田收割季节前夕例行跟第一书记们通话，他的电话沟通范围急剧减小，会见的客人也是少数亲近之人。这时候总书记的主要职责仅限于主持政治局定期会议，而且会议持续时间不断缩短——从几小时压缩到40分钟。

问：勃列日涅夫对公共政治的看法如何？大家都记得，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实际已形成了一种新的个人崇拜。

萨文：斯大林年间，领袖的每一张图像都经过机构严格审查和批准。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电视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极好的宣传工具——总书记直接与苏联公民沟通。但问题在于，领袖刚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形象光鲜亮丽，状态极佳。可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每个苏联家庭都看到一个日渐老迈、口齿不清、神昏体衰的勃列日涅夫。这就是他的悲剧——他对此无能为力。他被迫出席所有这些公开活动、会议，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冗长（长达六小时）的报告。这一切大家都瞧在眼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损威信的情况？因为那些过去在“沙皇/臣民”之间不公开的事情，如今变得可见、可及了。人人都目睹了勃列日涅夫言语含混、屡屡出错，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通过电视向全国播出，实际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形象，使其沦为老年人的政权，即所谓老人政治。

登宁豪斯：有个令人难过的故事：某位政治局委员进厕所后失踪了。据警卫员说，他们不得不踹门寻找，结果发现那人只是睡着了。那位麦德韦杰夫也回忆：“波兰谈判结束后，我们的代表团正走下一条陡峭的长楼梯。我回头一瞧，赫然看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不知怎么笨拙地摔倒了，肩膀朝下。可能脚滑了或踩空了，嘀哩咕噜往下滚，最后在楼梯底部撞到葛罗米柯脚边。‘走吧，走吧，别回头’——勃列日涅夫迅速说。”

麦德韦杰夫还曾透露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状态也不佳。在为勃列日涅夫颁发另一枚金星奖章的仪式上，葛罗米柯突发不适，摇摇欲倒。并肩站立的安德罗波夫一把搂住他，另一边其他人挤过来，就这样把半昏迷状态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两边夹着抬出会场。

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无人搀扶的时候只能正常走直线，拐弯必打滑，他的警卫员必须帮他扭身，否则就会摔倒。安德烈·基里连科，事实上的党内三号人物，开始脑萎缩。柯西金属于例外，他对自己的健康谨小慎微，但1976年也因脑供血不足在皮划艇上翻了船，差点儿淹死。跟他们比一比，勃列日涅夫还算相对健康的。

问：勃列日涅夫身体如此糟糕，对他个人生活有影响吗？

登宁豪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生活不像戈尔巴乔夫和妻子赖莎那样公开。勃列日涅夫在家中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这一点我们在赫鲁晓夫家也能看到——老婆绝不可干涉丈夫公务。例如，勃列日涅夫禁止妻子派警卫员办她的个人事务。

警卫员们多次指出勃列日涅夫与妻子的关系非常好，尤其在他生病期间，没出现过尖锐冲突，虽然社会上有很多谈论他“外室”和情感纠葛的传闻。这方面我个人更相信卫士们提供的信息。总体而言，老两口各自过自己的生活：丈夫治国理政，妻子专注孩子和家庭。维多利亚回忆两人共同岁月，曾多次强调丈夫从不无病呻吟。

问：关于勃列日涅夫不良嗜好的问题，在他日记中是怎样体现的？吸烟、饮酒、安眠药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登宁豪斯：酒精对勃列日涅夫没什么大影响——战友们说他不爱喝酒。甚至还有一则传闻，说总书记的个人酒杯玻璃加厚，造成一种他杯中物跟旁人一样多的视错觉。最后几年他以茶代酒，琥珀色像白兰地。

萨文：至于吸烟的影响就大了。他是个老烟民，一支接一支抽，长年累月下来导致病情严重。吸烟者的口腔粘膜发炎，装假牙有困难。而勃列日涅夫迫切想要摆脱语言缺陷，清晰流利地说话，成了他的执念。

登宁豪斯：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他下颌肌肉衰退，所以发音含混。但还有另一种说法，称他经常去看牙医，问题确实与吸烟有关。大夫们一直劝他戒烟，1970年代中期终于戒了，尽管这对他来说不容易。

萨文：他的日记多次写道看牙医的事情。这算是勃列日涅夫的痛处。假牙问题连德国医生也帮不了他。但他非常渴望清晰、流利地说话，恨不能把医生捧在手心。他甚至把自己打的猎物送给人家，在一封信中指示：“给德国医生送一头野猪。”这件礼物被冷冻，飞机空运到联邦德国(ФРГ)。

医生们劝诫勃列日涅夫，如果戒烟，牙齿问题会更容易解决。于是就戒了，随即出现戒断反应——严重的睡眠问题。

登宁豪斯：此公1975之前一直是老烟枪。当上总书记后，勃列日涅夫获赠一枚带定时器的礼品烟盒，他对此非常自豪。但这个礼物是有用意的——让他少抽烟。烟盒只在设定的时间开启，比如每小时一次，但这个间隔对他来说太长了，就四处问工作人员和出席会议的人借烟。此事警卫员都知道，是个大难题。

请想象这番场景：一个人在泳池游泳，靠边叫警卫员递烟，抽一口，再游25或50米，又抽一口。夜晚警卫员还要在特定时间去他卧室送烟，因为不抽烟他根本睡不着。戒烟之后对药片的依赖增加了，不吃药辗转难眠。

保持健康和魅力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十分要紧。从1977年4月起他开始密切关注体重，几乎每天在日记写下最细微的变化——游泳前的、游泳后的、穿衣的、裸体的。他注重外表，希望在公众面前有个好形象。我们知道他曾委托驻民主德国大使阿布拉西莫夫亲自购买一个吹风机，每天多次整理发型——这对他是大事。当他开始掉头发时，简直要了命了。他也非常看重服装和配饰，穿量身定做的时髦西装，甚至连内衣都是专门为他寻找和定制的。如果他在外地休假，可能会派飞机把裤子和裁缝一起送来。结果，突然病倒了！

问：亲信们私下给总书记带过什么药？

登宁豪斯：主要是安眠药。勃列日涅夫的情绪之所以从冷淡转为兴奋，以及工作能力下降，药物依赖是关键因素。在他的日记中，多次隐晦地写苏联国安委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尤里·安德罗波夫和他熟悉的人（包括医护人员）向他提供药品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直到死前最后几天，一直在详细记录与安眠药和药片包裹送达相关的情况：“与安德罗波夫谈过，已收到”，“和茨维贡谈过，四片”（译注：此说有误，茨维贡比勃列日涅夫早死），“从安德罗波夫处收到黄色药片”等等。偶尔发现自己吃错药了——安慰剂效应对他无效，于是吞一把能找到的任何药片，有时还用茅香酒送服——旁人告诉他这样药效发挥快。甚至安德罗波夫本人时不时也得给生病的总书记拿这种神奇药酒。

他无法摆脱恶性循环，对此感觉羞愧，从他自己的日记就可以看出：“送来了”，“订了”，“切开了”。这是这个人的个人悲剧——他清楚自己无法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入睡、摆脱日常问题。甚至老伴也回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吃了药，因为不吃药他就活不下去。

问：所以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是被一系列复杂因素送进坟墓的？

登宁豪斯：当然。首先是他的职业生涯和随之而来的压力。从本质上讲，正是他自己构建的生活方式杀了他，尽管他一直试图通过狩猎和休养来缓解。他实际上直到最后一天仍在狩猎，自己举不起枪，让警卫员代射，但他依然享受这个过程。

正如我之前所说，勃列日涅夫无法从日常工作中脱身——文山会海无穷尽。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全方位压力、没完没了的公务仪式和必须亲自出席的需要，事实上令他的健康严重受损。

1982年5月中央召开农业会议前，他说自己无法发言——两个月前视察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铁架子塌在他身上，锁骨断了，耳朵也受伤。当时他疼痛难忍，锁骨恢复得不好，但人家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您不行啊，您必须出席。”最终勃列日涅夫被迫忍着肉体痛苦念完报告。警卫员说他脸色苍白、摇摇晃晃走上讲台，咬着牙挪回来，一屁股瘫坐椅子上。这就是说，当一个人进入权力结构最顶端，必须不断向前或假装向前。如果他不这样做，随从们——那些依附他的人——就会强逼他这样做。

萨文：他自己也在按这套规则办事。他无力迈出合乎逻辑的一步，继续发扬赫鲁晓夫被迫辞职的先例。勃列日涅夫的威望毋庸置疑，并未遭受“宫廷阴谋”威胁，但他本可以主动放弃权力、自行退休。然而他没这样做。结果，身患重病、迅速衰老的勃列日涅夫被迫担任领袖到最后，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死。

登宁豪斯：此人执掌大权十八年之久，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没他无法解决，即使他病魔缠身、健康告警。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日程可以清楚看出，他一直在寻找某种方式摆脱无休止的职责漩涡：1970年代末定期去看马戏表演、听音乐会、看体育比赛，甚至欣赏芭蕾舞。

在准备派遣苏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总书记也有类似的“主动休息”——这段时间的日程安排中频频出现每两三天一次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冰球赛。显然，这让他放松下来，充满活力，非常乐意去体育场。从工作中抽身的其他方式是打猎和开车。汽车给了他动力。在城外他经常自己驾驶，喜欢高速飞驰，还撞过车。

问：最后一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

登宁豪斯：他出自底层，完全清楚生活的艰辛。即使后来身居要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害怕失去高位。他深知现有权力等级制度的种种特权，内心也珍视这些特权。勃列日涅夫知道自己挣多少钱，精确到戈比，定期询问自己稿费，往他和老伴的存折上转账。

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逝世前曾说她不知物价，不知集市上西红柿卖几卢布。与妻子不同，勃列日涅夫尽力关心“小老百姓”，关注他们的诉求和需要，尽管他显然离苏联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

萨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第一次穿上好衣好鞋，有了住房、家用电器、私人汽车，三餐也吃得像样了。换句话说，他是第一位不从人民盘子里拿东西，反而努力往里面放东西的苏联领导人。

登宁豪斯：尽管对他本人有各种批评，但在勃列日涅夫治下，私有财产开始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金钱几乎成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

萨文：勃列日涅夫推行了“提高苏联人民福祉”的政策。为什么有些人怀念苏联时代？他们并不是怀念列宁，也不是怀念斯大林，甚至不是怀念赫鲁晓夫。他们怀念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1970年代。

勃列日涅夫确实是所谓“停滞时代”的一面镜子。比如他对奖章的极大热情众人皆知，有各种各样的笑话——什么做扩胸手术、什么外衣掉落引发地震等等。但我们要明白他不仅仅奖赏自己。这个时候大棒和镇压早已退出苏联体制，勃列日涅夫转而依靠胡萝卜和精神鼓励。他试图通过授奖来推动存在严重问题的苏联计划经济。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统计数据显示那年是授奖最少的一年，仅五六千人获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次年获奖人数就达十二万，随后每年数百万人获奖，因为设立了大量纪念奖章。所以他不仅给自己授奖，几乎每个苏联成年人都有一枚荣誉章，即便只是普普通通的“退休劳动者”奖章。

从食物、衣衫、汽车、住房到奖章，勃列日涅夫在许多方面都出色体现了他的个性。那段年月，苏联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人民与政府正在互相适应。存在一种默契：只要民众不怀疑意识形态教条，政府就对民众保持宽容；只要政府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和一定的福利水平，并且对影子经济、低劳动生产率和集体农民的私人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民众就对政府保持忠心。一位富有洞察力的美国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称为“小交易”。纵然到了改革之初，人们所考虑的改革依然是在苏联体制框架内的改革，也就是说当时大多数人不需要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照样可以生活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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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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