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神甫、政论家、历史作家尼古拉·萨夫琴科毕业于彼得堡理工大学工程控制论系。他完全利用公开材料，借助数学方法证明，如果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组织供应方式，饥馁死亡者将会减少很多。

尼古拉·萨夫琴科分析文献研究城市供应情况，估算1941年夏季的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未沦陷地区储存了多少食品。他试图厘清“致命大封锁”期间食物是怎样在不同人群间进行分配的，是否有可能挽救几十万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数字。

萨夫琴科：
我父母是大封锁幸存者，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只有一个叔伯参战负重伤，大封锁开始当天下葬。其他叔、舅和姨们几乎都熬过来了。我从小听亲戚们谈论围城岁月，所以这件事一直萦绕心头。我认为列宁格勒被围期间最严肃、最紧要的问题是食品供应问题。虽然许多数据仍待公开，但战后这么多年官方出版大量材料，各种数字被学界引用讨论，社会渐渐知道了当时居民的供应标准，工人、职员、被赡养者和儿童某些月份领取的配给票证数量，以及登记的死亡人数。然后开始出现每日食品消耗量的信息，这样就进入了可以用普遍数学规律把全部数据联系起来的阶段，从而呈现出更完整的画面。我相信我的文章已经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没有杜撰的数字，一切都基于已在学界流通的官方材料。此外，苏联时代已经出版过若干历史著作，解体后亦然——例如各个时期市内各种食品的存量，是极具价值的信息。

记者：
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萨夫琴科：
我想首先应该谈谈围城的象征，也就是著名的“125克”。实际连这个数字也被大大美化过了，无法反映惨剧的真正样貌。对被围困者而言125克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饥饿的尺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制作面包除了用面粉还要用水，标准面包含水率32%，但1941年12月的“围城面包”含水率提高到68%——超出规定两倍多。此外还掺入大量热值为零的纤维素，掺了纤维素的面包一望即知。各个时期的官定面包配方我都计算过，如果减去水、25%的纤维素、3克盐和约18%油粕，那么1941年12月的125克面包仅含50克面粉，约两小勺，仅此而已。

记：
您的文章详细强调了纤维素，写道：尽管经过清洗，仍有残留的硫和亚硫酸、白垩和亚硫酸盐，令面包食用者中毒，破坏了他们的肠道菌群……

萨：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列宁格勒有很多手段养活市民，但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围城之初列宁格勒方面军有六万余匹马，多数活到封锁结束。而人民纷纷倒毙，官方承认63.2万，但若算上疏散过程中死亡的和未统计到的，应该80多万人。其他数字我认为没有历史根据。所以，人死了几十万，马却吃油粕、麸皮幸存，这些东西如果发给市民，可以煮粥糊口，热量只比小麦或燕麦低三分之一。当时平均五个战士一匹马，甚至波罗的海舰队也有上千匹。我研究过兽医褒奖名单——凡获奖的都是成功防止军马死亡的。除油粕和麸皮外，饲喂军马的骨粉也可以做肉汤。而且市郊还有许多牛，官方统计1941年列宁格勒州包括马匹在内的私人牲畜总头数约120万。另一方面，相当于列宁格勒州三分之一面积的拉多加湖对岸地区未沦陷，那里的牲畜属于“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可这些牲畜并未送进城里，反而往东疏散了。

目前已知面包、谷物和稻米之库存，但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的供给能力问题暂未充分调查。传统观点认为：城市被封锁，跨拉多加湖物资运输能力有限，所以人民饿死。其实面包够吃，油粕和麸皮也够吃（后者通常较少被提及），外加蔬菜。曾有研究给出数字：1941年9月市内储存蔬菜约8万吨，包括卷心菜、甜菜、胡萝卜、饲料甜菜和土豆。如果把这些分发给遭围困的居民和战士，那么从九月份到1942年新年平均每人每天可吃200克，终究强于125克吧。可实际上蔬菜怎么分配的呢？4万吨供应部队，4万吨供应地方——但不是人人凭票领取，而是进入了企业和某些机关的食堂供少数“精英”食用。

总之，我的研究使我们得以详细了解列宁格勒大封锁期间的所谓特供食品数量。政府公布了每日食品开销的文件，不难算出每天凭票购买每种食物要花多少钱。结果发现，任何地方食品的实际购买价格一律比凭票供应的价格高20-45%。溢价如此之大，印证了被围困市民家喻户晓的秘密：市内一大批人享受特供。我们知道食物的总消耗量，也知道票证的发放量，计算结果甚至显示出特供比例的逐月变化。困守列宁格勒的约280万平民中有30万-50万特权者，就连1941年12月-1942年1月最艰难时期也有。他们包括党员和大企业、大机关职工，既领取微薄的食品票，又配发充足食物，无一人饿死。

我能理解市政当局选择优待部分人，但我要明确指出：市内拥有足够多食物，本可以不让任何人饿死。而且当局以这种方式分配食物，导致吃特供者获得的食物五倍于被赡养者、儿童和普通职员。

据统计，仅三分之一票证是250克面包的“工人票”，其余都是125克。硬性规定前线绝不允许短缺肉、油、糖和面包，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兵员约66万，按照给养标准吃肉饼、肉汤。

我曾分析列宁格勒方面军军需部的表彰令和勋章，许多是发给保障有力的单位或个人。1942年1月遵照斯大林命令不仅提高部队给养，还组建了军需仓库。也就是说，城内饿殍遍地的时候仓库堆满了供方面军消耗20天的粮食、油和肉，从未减少，1月中旬更增加到30天……

记：
这是否意味着有可能养活所有人？

萨：
我要说的是，为了养活被围的战士和平民不让一个人饿死，每天需要1500吨食物。从1941年封锁开始到1942年1月1日，平均每天供应330吨，也就是五分之一。当时列宁格勒人靠五分之四的旧库存和五分之一的外来物资活着，某些品类十分之九是旧库存。易言之，“生命之路”几乎没起什么作用——这话很刺耳，但是事实。列宁格勒有各型汽车几万辆，往来冰面运输的约2000辆，仅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且利用效率不高。

记：
是不是汽油不够用？

萨：
够用。跨越拉多加湖的铁路罐车一天就能运输1500吨汽油，从奥西诺维茨基港到科博纳或日哈列沃，卡车慢速行驶一个来回需要三个小时、19升汽油。1500吨汽油足够保障这些（载重）一吨半卡车了。话虽如此，但很不幸，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就算有寒冷和汽油问题，急需赶过拉多加湖的马群却没赶过去。列宁格勒挨饿的时候，附近沃尔霍夫方面军马匹每天吃的燕麦相当于全市人吃的小麦。当然基层军官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要问司令部：为什么沃尔霍夫方面军需要7万匹马？这些马能不能送进城拯救人命？马吃的燕麦也该供给人吃。但这些燕麦装车拉到列宁格勒仓库喂马，运量多少、库存多少都有相关材料，一直在增加。

再者，当时列宁格勒州谷物种植面积广。1940年冬普降瑞雪，粮食收割量大且收割及时，源源不断补充国家物资储备。米高扬儿子回忆录有个著名片段：日丹诺夫说列宁格勒粮仓已满，别再运啦。令人惊讶的是，他不知道并不是莫斯科把粮食运进被封锁的列宁格勒，而是从夏末已经爆满的本州粮仓向外输送。粮食一去无回，因为有命令——不给敌人留一克面包。列宁格勒三分之一未被占领，这里不是指面积，是就农业地区人口而言，约17万吨粮食交付国家，数量庞大。

现代人阅读围城历史，会把列宁格勒想象成无力自保的城市，自己种不出粮食，莫斯科应该支援却不支援。但事实不是这样。和平年代列宁格勒州的口粮一半靠自产，1941年从沦陷区运出粮食，所以它不仅能保障本州和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市，还能交付国家。在市苏维埃执委会领导下，列宁格勒州的粮食被运往大后方。直到12月底仅仅经水路运入2.3万吨，封冻后又经“生命之路”运来1.2万吨。飞机不拉面包，只空运高热量食物——专供特权阶层的五千吨熏制食品和浓缩食品。如果考虑到输出粮食的数量，其实是足以养活军民的。至于运输手段，一艘大型驳船加两艘中型驳船每日运力1.5万吨，可惜两天才发一次船。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小型船只和拉多加区舰队的军舰。但运输问题对于市政当局从来不是问题。我重复一遍：当局知道市内有8万吨蔬菜、几万匹马和家畜，以及国家储备。我们知道库存物品的总价值和品名，从而算出1941年9月约有500万瓶葵花籽油、1000万听半公斤装肉/鱼罐头和5000吨糖。

记：
那么如此可怕的饥荒究竟因何发生呢？

萨：
政府当时不注重养活平民，他们的任务毫无疑问是维持部队。顺便说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围攻列宁格勒的纳粹和芬兰士兵的人数，是城内吃军粮的战士和水手的一半。这听起来很刺耳，但事实如此。此外1941年10月红军战士的给养标准高于德国和芬兰兵，换句话说，城内平民忍饥挨饿的时候，部队每天消耗的食物两倍于围城敌军。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负责围城期间物资供应，1942年1月担任红军食品供应局局长，他在书中明确而直率地指出红军给养标准高于纳粹军队和全世界其他任何军队。诚然1941年11月起标准被削减，列宁格勒方面军官兵吃得比纳粹少了，但次年2月份完全恢复到原本水平。

一些大封锁幸存者回忆部队曾进城分发食物，一些官兵也记得自己背包装着罐头和土豆，而周围的人陆续死掉。当然了，二线部队也有吃不饱的现象，我研究过列宁格勒方面军后方部队最低伙食单：早餐是加一勺葵花籽油的一小盘稀粥、两块面包、一杯加一勺糖的茶，午餐是半盆五花肉汤、少量通心粉、一小块肉饼、两块面包，晚餐跟早餐一样。最艰苦的时候儿童、被赡养者和职员领取125克面包，正如我之前讲的，面粉含量仅50克，但二线部队有肉饼、肉汤。

记：
那么如果政府在食物分配上公平一点，就不会发生大规模死亡了吗？

萨：
当然！毫无疑问。要知道城内有66万官兵，以及30-50万吃特供者，等于100万人饮食正常，250万人不正常。好好安排就不会饿死人了，但政府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在其他城市亦然：敖德萨疏散的时候居民吃不饱，部队食物足够。也就是说，列宁格勒1941年冬-1942年的情况跟苏联疏散的每个前线城市几乎一样。

普遍的规则是：运走所有粮食，优先保障部队和特权阶层，面临沦陷威胁的其余人他们不关心。众所周知1941年10月斯大林认真考虑过交出列宁格勒，当然他不愿这样，但我们今天知道曾为此进行谈判，斯大林害怕列宁格勒方面军投降，重蹈基辅被围和勒热夫-维亚泽姆斯基被围之覆辙。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实用主义的、冷酷无情的、习惯性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12月1日面包告罄，军事委员会甚至讨论要不要在列宁格勒停止分配面包——结果的确这样做了。而他们讨论的时候，市内仍有20天军需给养，有一万多吨油粕和麸皮勉强果腹，有足够的肉骨粉煮汤，还有蔬菜和土豆，但这些都是为前线和特供保留的，管供应的人领了勋章升了职。市内有军犬大队，整个封锁期间饲料够吃，大队长由于养狗立功被授予奖章。还有一间НКВД的训犬学校，也保障饲料。

记：
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想到牺牲动物挽救大人、小孩？

萨：
高级干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基层人员只能奉命行事，他们本身就是吃官饭的，也亲眼目睹了饿死大批人的惨象。负责列宁格勒供应工作的巴甫洛夫同志获提拔，管理整个红军的补给，他写的书首次披露官方数字，如实反映了列宁格勒被围期间的供应情况。这些数字虽不足以构成数学模型，但随着数字越来越多，最终有可能解开这庞大方程组。当然，我们仍需获取新数据、新材料，情况会愈发明朗，但目前总体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主要结论如下：列宁格勒市本有可能通过拉多加湖小部分湖面输入粮食、在冰面上驱赶牲畜，但没这样做，因为没有相应命令，上级也没有这种意图。罹难者被英雄化了——同样出于政府的利益。这项研究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贬低列宁格勒普通民众的壮举，相反，更彰显他们忠诚、不认命、孤立无助、承受牺牲的姿态。

尼古拉·萨夫琴科其他文章的结论更加严厉，指斥政府：“以牺牲大多数居民利益为代价，维持‘特权阶层’的高热量膳食标准。在绝不否认侵略者对列宁格勒平民死亡负责的大前提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А.А.日丹诺夫领导的市政当局再分配食物的方式导致被围困城市人口大量死亡”。

延伸阅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尤里·伊万尼科夫

“伊戈尔，吃晚饭！”

门廊传来妈妈的声音。天快黑了，但伊戈尔不想回家。四月份春意正浓，房前屋后白桦树黏黏的嫩芽饱满欲裂。空气中充满奇妙的味道，既不是三月份那种融雪味儿，也不是檐下冰融、雪底叶烂、柳枝初醒的味儿，而是大地解冻、万物复苏的美好气息。吸一口沁人心脾，还带着一股微微破土而出的小草香。

“妈妈我来啦，就来！”

伊戈尔开心地数着台阶往上蹦，迅速甩掉帽子和薄夹克，转眼坐在铺着鲜艳花朵图案油布的方桌旁。

“洗手去”，妈妈念叨着。

伊戈尔不情不愿挪到洗脸池边，喃喃自语：“洗什么手啊，又不脏。”

晚饭端上桌，有回锅的炸土豆、自家腌西红柿、面包和一罐三升牛奶。伊戈尔的父亲伊万·库兹米奇还不算老，个头不高，几根白发，坐在伊戈尔对面喝牛奶。伊万·库兹米奇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叉子、面包和西红柿都用右手拿。左臂像藤蔓似的耷拉着不动，瘫痪后遗症仍很严重，好在他能走路，虽然左腿瘸得厉害。

妈妈吃饭也快，但很仔细。她留心观察每个人是否都够吃，并且给大儿子萨沙多分一些。因为允许他出去跟朋友玩久一点，所以已经吃完跑掉了。妈妈只有在确定每个人都吃饱的情况下，自己才肯多吃几口。

她低声说：“家里没干草了，我想不出拿什么喂阿秃。新鲜草料还得等两三个星期。”

大家都不吭声。伊万·库兹米奇沉思着，但疾病明显打垮了他，他早就没能耐管这些男劳力活儿了。

伊戈尔果断停住勺子。怎么搞得！牛是庄户人的大奶妈，可不能没有它。

“妈妈，吃完饭我们去门口吧，多呼吸点新鲜空气真好。”

“我有很多事情，要洗碗，还要…… 不过坐一会儿吧，就一小会儿。”伊戈尔忽然变得食欲不佳，吃东西很慢很勉强。这就是他们家的习惯——共同分担一切喜怒哀乐。五分钟后，娘俩坐在为过复活节刚油漆完的门廊吹风。

空气确实新鲜干净，感觉是在“饮”气而非吸气。四周阒然无声。

“那么，一点办法没有了吗？”伊戈尔重拾话头，不想让他爸参与，免得病人伤脑筋。

“除非去集体农庄拿青贮饲料。”

“干草行不行，干草不是最好的饲料吗？”

“不行，干草在库房，没人给你。”

“大田的麦秸呢？”伊戈尔夏天喜欢钓鱼，见过田野高高的草垛。

“秸秆养分低，阿秃会饿瘦的。要么就得偷，万一被抓住了，农庄领导可没好话。”

“那总得活啊。会计科能不能开个条子买点儿？”

“人家不会开青贮饲料、干草或秸秆条子，这不是办法。他们只会开粮食，但不能只用粮食喂母牛，它要吃各种饲料。何况咱家没钱，现在全靠你爸退休金。”

伊戈尔的母亲玛莎是种收甜菜的女工，夏秋两季很能挣钱，但冬春时节得自谋活路。

“哪天吃光，今天吗？”

“今天还剩点干草，我不知道明天怎么办？”

“决定了，明天去弄青贮饲料。说干就干。”

伊戈尔希望在十二岁年纪成为果决的人，学大人当机立断。玛莎却长叹一声。

第二天刚擦黑，玛莎和伊戈尔开始冒险行动。天空晴朗，繁星高挂，二人不紧不慢、不声不响从容步行，远看就像饭后散步或探亲访友的两个人。只不过村里谁闲没事儿散步啊？一个大塑料袋装着两条五十千克容量的麻袋，是去年盛粮食留下的。母子途经菜园，两次跨越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沥青大道，继续前进，走过集体农庄地磅和长长的沟槽。

挖沟开槽是为了建立灌溉系统。这是集体农庄的大项目，水首先通过管道从村外四千米的河流抽到水塘，再通过两条挖好的沟槽引入灌溉渠。夏天伊戈尔和小伙伴常在灌溉渠玩水，存满清澈河水的露天水塘很快成了他们的澡堂。至于田间沟渠的水则通过更细管子供给安装了喷洒设备的拖拉机。

玛莎和伊戈尔加快脚步。青贮池距离此处约500米，必须穿过大麦田接近奶牛场。幸好青贮池的电线杆没灯，而且俩人知道奶牛场只有一位看守，很少开门出来。

青贮池真大，大概八米乘二十米，两侧各有一道水泥墙。秋收时节池内装满切碎的玉米茎叶，开拖拉机碾压紧实。发酵后变成优质饲料，可以显著提高母牛产奶量。这个办法似乎是赫鲁晓夫时代引入我国的。不过青贮池气味刺鼻，酸臭憋人，只好忍一忍。

“伊戈尔，别超过半袋，湿的青贮饲料很沉。”

“好的，妈妈，我能拿多少装多少。你也别拿太多累坏了，最好再来一趟”。

最后两人各装四分之三麻袋，确实够沉，但都假装不吃力。悄悄往家走，在大麦田暂停歇息两回。沿着小路再次途经地磅和沟槽，从这儿一直到十字路口都很开阔，月光明亮。

没办法，咬牙扛起麻袋走吧。两人沿着沟渠边缘艰难行进，然后向右拐。玛莎跨越沥青路交叉口，家近在眼前。伊戈尔落在后面，他累坏了，腰酸背痛腿打颤。

忽然，伊戈尔瞅见50米外路上驶来一辆车。车灯照得地面发白，司机肯定开了远光。伊戈尔慌了，转身朝地磅慢跑，边跑边感觉那辆车已经拐出十字路口紧跟着他。伊戈尔用最快速度冲向地磅，绕过沟槽堆土，继续飞奔十几米，终于体力不支摔倒在化冻的初春田野。

“随便怎么样吧”——这是他此刻唯一想法。伊戈尔犹如被追赶的狼崽，太年幼活像条小狗崽，还不知道狩猎的规则，双眼充满恐惧。

三个黢黑身影出现在土堆后，缓步走近。最前面的高个男人打开强光手电照着伊戈尔。伊戈尔快速抬头又低头，短暂瞬间已经认出打手电的是新上任不久的集体农庄主席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伊戈尔魂飞魄散，心底暗叫“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这谁家小孩，认识吗？”——主席的声音。

“认识，我好像见过。”——伊戈尔听出这是主席专车“乌阿斯”驾驶员艾迪卡叔叔的声音。“伊万家的，他以前是我们最厉害的联合收割机手，差点儿评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如今瘫了，日子不好过。”

“你说伊万？哦，好，咱回去吧，看把孩子吓的。”

伊戈尔躺卧原地四肢发僵，虽然只过了十或十五分钟，感觉却像永恒。挣扎着起身，扛上麻袋一步一步往家挪。藏不住了，他心想，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再不用躲谁了。他边走边哭，泪水从他瘦削的脸颊滴落。他不是哭自己，而是想到妈妈明天可能被赶出集体农庄，甚至判刑坐牢。他想到半瘫的爹带俩儿子活不下去，恐怕要饿死，因为妈妈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和劳动力。人生刚刚开始就如此艰难，岂料竟骤然结束，这让他越琢磨越伤心。但孩子到底是孩子，伊戈尔没想到一麻袋青贮饲料顶多一卢布，何况斯大林时代早已泯灭。所以，他终究是哭泣自己的苦难童年……

又过了一天，亲戚萨沙叔叔送来干草，够奶牛吃到春暖花开。这一次玛莎也没被集体农庄叫去。看来，生活中毕竟有点幸福。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毕特·菲泽勒
（波鸿大学东欧历史教授）

胜利的苦涩

1945年苏联迎来最终战胜德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付出的代价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这场战争不仅夺走约2700万人生命，还留下众多寡妇、孤儿和残疾者。斯大林统治时期，任何有可能贬损苏联军功的事情都被隐瞒或否认。尽管伟大卫国战争艰难困苦的历史宏大叙事在国家记忆中占据突出位置，但官方对战争中的具体损失、困难和由此致残的受害者们却宁愿保持沉默。由此产生一种英雄主义的政治历史，几乎不关心战争的社会成本，尤其伤残军人。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伤残退伍军人是“赤贫胜利者”中最需要援助的群体。阿尔卡季·舍甫琴科（译注：苏联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回忆：“男人们从前线回家，缺胳膊少腿，遍体鳞伤。这些老兵佩戴勋章在街角乞讨，或者到自由市场设法变卖自己的奖章、军大衣和从战场带回来的一切东西”（《同莫斯科决裂》，1985）。社会上流传：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莫斯科等大城市的残疾人被集中遣送偏远地区，好让巨大的保障难题不那么扎眼。

因此，即使苏联解体之后，伤残退伍军人问题一方面牵涉诸多禁忌，另一方面也包含各种印象和假设。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课题，沙场归来的残疾老兵尚未被系统研究过，更遑论广泛关注。尽管“档案革命”为填补某些空白提供了机会，但在铺天盖地的“二战”出版物中这个问题仍鲜有提及。所以，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受害者的历史不仅没成为学术研究课题，亦未反映在许多同时代战争幸存者的头脑中。

问题的规模

在斯大林为数不多的战时和战后讲话中，从未提及为数众多的伤残军人。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权及其领袖的一种责备甚至威胁，毕竟政权和领袖认为各方面辉煌胜利主要是自己的功劳。凯旋得胜的画布上容不下残疾人，因为他们和数百万死者共同“体现”了苏联人民为争取胜利不得不付出的可怕代价。

根据俄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份出版物（《20世纪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1997），战争期间约380万士兵因伤因病复员，其中257.6万属于不适合继续服役的残疾人。至于多少人的伤病后来痊愈或不治身亡，暂时不得而知。后期的估算不是由军队机关而是人民委员部（及1946年3月之后的部委）进行，委员部最低设在共和国一级。军事委员会负责统计军官。这些机构的官方数据从未公布过，甚至连大概数字都没有，因此伤残退伍军人问题的规模难以确定。

然而有资料显示1945年春天全苏联约有200万残疾老兵。由于战后复员军人、遣返回国人员和游击队员的人数增加，所以残疾者的数量应该高得多，最保守估计270万。也就是说苏联残疾老兵人数相当于军队总人数（3400万）的8%。如果考虑到对德歼灭战难以置信的残酷性，以及红军视人命如草芥的态度，会发现这个比例相当低，不能反映伤残和疾病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为了承认问题而刻意得出的数字（女性伤残军人更无从查考，甚至红军女性官兵的具体人数也有很大差异）。

灵活的残疾评定

1930年代斯大林推动“上层革命”，那时候产生的法律法规和意识形态语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残疾”的定义，将其限制在生产方面而非健康方面。随后动员工人建设社会主义成了最高目标，于是一般的肢体缺损不再构成“残疾”（以及领取国家津贴的权利），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算，且有效期不超过一年。

苛刻的残疾评定标准体现在1932年施行的三级分类，根据新规定：“一等残废”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全天照顾的人，“二等残废”是评估认为无劳动能力但不需要照顾的人，“三等残废”包括那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但可以履行低技能、低报酬轻松工作的人。以前医生的任务是确定残疾程度或失去劳动能力的百分比，而现在要求他们确定剩余劳动能力的百分比。所以，过去伤病和残疾之间的直接联系被打破了。针对残疾人的各项福利措施首先考虑安排就业，甚至仅考虑安排就业。

大战期间，以劳动能力为导向的新标准被大规模应用于因肌肉骨骼系统缺损复员的官兵。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医疗劳动鉴定委员会(ВТЭК)负责评定残疾程度。早在1941年8月9日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阿纳斯塔西娅·格里沙科娃已要求ВТЭК在定残时尺度从严，禁止给那些仍能从事旧职业的人评定残疾，哪怕他们失去一只眼或一条腿。唯有在身体功能严重受损，以至于该人只能从事低报酬、低技能轻松工作的情况下，才允许评为“三等残废”（《关于ВТЭК在战时条件下工作的指示的函》，1945.8.9）。

由于鉴定委员会起初不愿执行上述严格标准，遂于1942年6月再次收紧要求（《残废军人医疗劳动鉴定手册》，1943）。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规定可雇佣“二等残废”（原则上无劳动能力者）从事后勤和辅助工作。此外，从1943年5月开始体检间隔缩减了一半，也就是“一等残废”必须每六个月复检一次，二等和三等每三个月复检一次。复检时不仅考虑健康状况，也考虑个人代偿和适应伤残的方式。同时，参加工作被认为有增强健康的效果，在苏联人眼中，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康复手段。

由于来自上层的巨大压力，战争头两年无数“三等残废”失去了他们的残疾资格和津贴补助。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后方对人力的需求，也有急剧增加的残疾人数量所带来的财政支出。从1943年秋季开始社会保障机构就积极采取行动减少“二等残废”比例，系统性的提前大规模体检导致“二等残废”配额从52.7%（1942）减到35.4%（1944），1948年降至21.1%。这项政策波及数十万残疾人，其中许多人身负多处创伤。他们从此必须接受强制就业和加强监管，后者目的是遏制据称在前线复员军人中普遍的“投机行为”。

国家粗暴的劳动力动员政策最终导致一种认识：战伤皆不同于工伤，只不过是容易代偿的局部受限机能障碍，对身体没有特别的负面影响（社会保障人民委员苏霍夫的声明，1945.5）。残疾人纷纷抗议这种说法，但没有任何官方手段能够申诉ВТЭК的鉴定结论。如果不尝试欺骗和行贿，唯一办法就是老掉牙的写信请愿。残疾人的信件，尤其关于改评“三等残废”、不予免除劳动义务的投诉不仅寄达地方、地区和中央级社会保障机关，甚至送到了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报社、杂志社和个别社会名人的案头。据不同机构统计，战争结束后投诉飞涨。由于档案材料分散，无法对其增速进行跟踪。从记录在案的事例来看，仅极少数投诉获得成功，毕竟ВТЭК严格的鉴定结论完全符合政治领导人方针指示。然而残疾群体决不承认自己是无形的“生产单位”，凭借战争受害者的资格要求获得相应物质补偿，因为他们在余生中必须持续承受伤痛。

残疾人频繁抱怨的另一件事是定期复检。尽管规定从1944年1月起无法医治的残疾人每年只需配合一次ВТЭК复检，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人：“他们每年给你打电话，即使他们——从斯大林到普通医生——心里都清楚一年长不出新腿来。简直太卑鄙了！这是对人民、对残疾人实实在在的犯罪……你压根没胳膊没腿，没双手，还叫你去复检”。

国家津贴和物质保障

参战受害者及评定残疾人有权领取国家津贴，然而由于人手短缺和管理混乱（尤其战争头两年），津贴的计算不符合规定，支付也断断续续。伤残军人抚恤金本就微薄，而且差别极大（伟大卫国战争伤残军人抚恤金高于“一战”和内战伤残军人抚恤金），其数额首先取决于入伍前工资，其次取决于军衔，第三取决于残疾等级。工人比农民拿得多，军官比战士拿得多；而那些从学校应召入伍的、以及（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证明自己当兵前收入的人，到手抚恤金同样多（苏联人民委员第1269 号决议，1940.7.16）。即便如此，支付津贴仍然是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库中唯一起作用的手段（至少从1943年起）。但与该政策其他方面不同，津贴本身几乎从未被国家广泛宣传，惟恐说多了会促生“依赖心理”（《卫国战争残疾人劳动安排》，《真理报》1944.4.8；《全民关怀祖国保卫者》，《真理报》1945.5.23）。

支付给“一等残废”，即那些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别人照顾者的津贴实际不够生活，二等和三等更少。一开始国家把责任推给残疾人家庭，要求妻子牺牲奉献，利用妇女杂志发表的“德育文章”教化她们。可惜并非每个残疾人都能依靠亲属支持，很多人自己不肯当累赘，其他人则被家庭抛弃，听天由命。1943、1944年几十万被占领土的居民重返家园，有些直接被拒门外。所以很多残疾人沦落到悲惨境地，加之向他们发放食品票证不及时，并且票证供应制度本身就运转的磕磕绊绊。

为助残扶贫，一些城市向残疾群体发放一次性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这样做地方财政吃不消，不得不求助公众，募集钱款、衣物等。如此一来，帝制时代俄国曾经广泛存在、19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被部分允许的慈善活动重现社会。物资长期匮乏的时候就连斯大林政府也默许暂时恢复“资产阶级”做法。个人和教会发起各类募捐，但更多的是党组织、共青团和工会发出的“强制自愿”倡议。然而居住在农村的超过50%的残疾人几乎无从受惠。上级要求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帮扶农村残疾人，可照顾孤儿寡母已经令他们焦头烂额。

仅极少数残疾人可以在没有工资或亲属接济的境况中免遭饥馁，这些人迅速摸透了申请和投诉的窍门。个别残疾人设法从多个机关同时领取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耍这种招数要冒被抓风险。这方面最狡猾者无疑是职业窃贼、诈骗犯韦尼阿明·鲍利索维奇·魏斯曼，他1944年逃出劳改营，受冻失去双腿、一臂，冒充伤残军人，伪造两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陆续欺骗32位部长、副部长，从他们和苏共中央手中骗得现款五万多卢布及价值三、四万卢布的商品，甚至“铁公鸡”财政部长阿尔谢尼·兹维列夫也发给他总额逾二万卢布的商品券。此外还在基辅骗到一套公寓，外加定期治疗介绍信和最新款假肢。此人最终在苏联重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叶夫列莫夫办公室落网，判刑九年。但像魏斯曼这种瞒天过海之辈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残疾人只能从社会保障制度上揩油果腹。

返岗再就业

所以对绝大部分残疾人而言，活下去的唯一出路（乞讨除外）是找份工作。而这也是政府政策的重点。尽管1941年11月决议确认了伤残军人在企业、机关、合作社就业的权利，但一段时间后，这项权利不仅变成义务，甚至成了强制措施。党和政府希望伤残军人在后方奋斗如在前线，一息尚存就要献身。

然而相当普遍的情况却是，回归工作岗位的残疾人只能依靠自己。法律虽然规定了援助和重返社会的多级体系，包括必要的再培训，但实际上残疾人“重返社会”纯粹是因为走投无路，被迫接受分派的任何工作。无论数量少、设施差的培训机构，或承受计划压力的企业，都缺乏能力和意愿培训残疾人。最终，超半数残疾人根本未接受再培训，约15%接受了（效果可疑的）改行培训。

结果大部分残疾人不得不打零工度日，酬劳仅普通工资三分之一，更何况看门、守夜之类工作没有加班费。此外，在劳动等级体系内身处低位意味着难以获得企业的社会保障资源，尤其住房分配方面——须知战争年代房子可是稀缺品。尽管政府规定首先给伤残退伍军人分房，但企业肯定优先照顾他们所需要的健康、熟练工人。没水、没电、没暖气甚至没床的临时房给了残疾人，自己捉虱子去吧。

同时，报纸和广播大肆吹捧“三等残废”几乎完全重返社会，称赞他们是劳动英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宣传复员伤残军人的成功案例，说他们是先进工作者，业绩突出优异。毫无疑问，确有这种事情，但被严重夸大了，最后证明瞎话比实话多得多。资料显示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伤残退伍军人——通常是重度残疾者——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对许多人来说“为国服务”的代价是社会地位降低、生活贫困、无家可归。

1945年战争结束，几百万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各地开始加速解雇战争期间被迫雇佣的残疾人。甚至残疾人合作社——他们一方面被宣传包围，一方面又承担计划压力，所雇佣的残疾人数居然跟全苏企业雇佣残疾人平均数几乎相同。某些集体农庄负责人企图摆脱生产能力不高的残疾人，向上级举报人家是“寄生虫”，听凭人家被驱逐出境。四十年代末苏联总检察长在一份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对残疾退伍军人的歧视日益严重。然而过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变化。

求生策略和抗议形式

如果您相信同时代人的证词和小说描述，就知道残疾退伍军人酗酒流行乃是沮丧失意的后果，他们虽然年纪不大，却自我感觉“多余”。另一部分残疾人找到了某些积极生存方式，这些方式战后其他欧洲国家亦不鲜见。至少在1947年12月币制改革之前，苏联各城市常有残疾人在火车站、市场、剧院等公共场合乞讨或强要，并通过各种小规模非法勾当维持生计。正如朱莉·海斯勒和乔弗里·琼斯所言：战后头两年小型倒卖贩子可以放心做生意不怕警察抓。当局之所以默许这类影子经济，是因为它在居民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想而知残疾退伍军人干这行的为数不少。然而1947年底废除票证制度，国家立即扫荡投机倒把和犯罪行为。到了四十年代末，警察穷追猛打苏联社会从事灰色生意之人，被逮捕的残疾人面临被押送残疾人“古拉格”强制劳动的威胁。

与其他参战国不同，苏联禁止成立退伍军人和伤残老兵协会，民间自发组织的此类协会战后被统统查封。被称作“蓝色多瑙河”的小饭馆、啤酒店和餐厅曾是老兵们聚会和交流信息的场所，1948年也遭当局取缔。尽管有很多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残疾退伍军人普遍不满的证言，但据我所知集体抗议并非当时主流。愤怒声讨的场面通常在地方社会保障机构上演，不满的矛头要么指向基层干部，要么另寻其他罪魁祸首。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战后的反犹主义，残疾人群体中也很普遍。所谓战争期间犹太人“自私自利”的恶劣传言助长了这种现象，恰巧许多医生和ВТЭК负责人都是犹太人，于是在某些病人眼里，他们必须对大规模降级评残的做法、对出自定期复检委员会的嘲讽和羞辱负责。上述种种皆发生在“反世界主义”运动被反犹情绪和大规模逮捕火上浇油的时候。“医生案”事发前夕，ВТЭК领导层首先沦为谴责对象。可惜闹到最后，残疾人的处境并未改善太多。

崇拜战争和关心残疾人

即使到了勃列日涅夫年间，全社会已经形成夸张的战争崇拜，残疾退伍军人仍未得到充分照顾。当然，在赫鲁晓夫政府采取首批措施后，当局持续向参战老兵们提供福利，从1965年开始名册每五年扩充一次，通常是为了迎接“逢十纪念日”。参战致残的退伍军人比普通退伍军人更受优待，比如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每年一张免费火车票，以及各种免税、优先分配住房和电话、少付租金和水电费、不排队购买家具、地毯、电视、冰箱之类（《苏联国家对战争伤残者的关怀》，А.Д.格拉祖诺夫，1981）。虽然宣传出来的成绩未必足够弥补战后二十年残疾人遭受的从业限制和工资减少，但国家毕竟从斯大林时代教条中解脱出来，承认残疾人有权获得迟到补偿。但即使在新形势下，许多残疾退伍军人仍然属于“赤贫胜利者”，继续忍受社会政治承诺说一套做一套的困扰。在向他们发放实用、可靠假肢和轮椅方面尤其如此。

光阴荏苒，大多数战争年代幸存的人经历过改革时期，认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力度逐渐退化，他们的光荣地位明显贬值，就像对战争的崇拜已失去往日意义一样。老兵们认为获得政治自由无法弥补这种双重损失，尽管出现了新的自由和公开原则，战争伤残军人既没出现在历史讨论中，也没被写入重修史书中。至于原因，一方面从官方战争叙事来看，他们可不是什么牺牲品，而是政权的宠儿；另一方面，（后）苏联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始终有限。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期待战争伤残军人问题被历史学批判性地研究。因此，残疾人的历史仍然是战争史的一处空白，但定睛细看，其实是过去的黑点。

引用和参考：

（太长，略）

延伸阅读：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叶莲娜·奥索京娜

（历史学家，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

……早晨八点三十分商店开门时计有4000-4500人。长队从晨八点开始形成，沿着铁匠桥街低处、涅格利纳亚巷一路延伸，队尾在炮街高处……

——1939年莫斯科，НКВД报告

随着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生活方式的消失，苏联式排队也成为历史。如今只能在国家机关递文件、办证的地方找到其残余。曾几何时，似乎队伍将永远排下去。今天消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赚钱”：什么都有，什么都贵。苏联时代消费的主要问题则是“怎样搞到”，甚至不是“怎样买”，而是拿到手——涉及一系列复杂操作，需要时间、精力，有时还需要花招。某人问你：“哪儿弄的？”回答不仅要指出商店名称，还得告诉人家你排了几个小时队、付了多少钱、找没找关系，以及评估对方“能不能也弄到”。今天的顾客逛商场看见漂亮家具，只会想“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啊！”过去每件生活用品、每件衣服和食品不仅有价格，还有故事。一本大仲马小说等于若干千克废纸（译注：废纸换书），一组南斯拉夫壁柜等于排队一个月、在家具店对面门洞熬夜守候以便赶上六点钟点名——否则就白等了。我们想法设法弄到手的东西和我们绞尽脑汁没弄到的东西，都成了生活的里程碑，共同组成胜利史和失败史。

毫不夸张讲，苏联式排队几乎遍及全国。看得见的是：沮丧和激动、几小时和几天、默然和嘈杂，满载而归的幸运与空手回家的悲剧紧密纠缠。而看不见的，就像某些人排队等车子、房子多年终究落空，因为苏联的国祚比它创造的队伍短。

苏联式排队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但档案和记忆仍在。本文写的就是关于它的种种表现及历史解释。谈起排队，有许多关于时间、人物和权力的说法。作为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学者，我选择斯大林执政的战前年代进行研究。我的材料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НКВД）1938-1941年报告。由于苏联时代排队是社会态度灵敏的晴雨表，所以总有各部门派遣的“便衣”暗中搜集信息。至于我们这些也曾排过队的人想没想过队伍当中有警察？我反正没想过。另一方面，今天的排队还具备不具备“警察功能”？不知道。但祸福总相倚。“便衣”们汇报排队所见所闻，不仅服务了自己单位，也服务了历史。

排队是苏联生活无可避免的特征，是商品短缺的显著迹象，恰如雅诺什·科尔奈所证明的、以及我们经历社会主义生活所领悟的，这并非计划经济偶然出错或个别失误的结果，而是其固有部分，是胎记。再生产和持续性匮乏、以及随之产生的排队，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功能——虽不受欢迎，却无可避免。苏联历史上没有哪一年不用排队。本文所研究的战前岁月只是刚好被文件所记载的历史片段之一。

随着1920年代末开始强制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农村经济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的破坏，供应危机此起彼伏。1930年代初民生特别艰难，城市过着半饥半饱的配给制生活，农村频现大饥荒。到1930年代中期情况渐渐稳定，1935年1月1日停用面包票证，10月1日停用其他食品票证，随后轮到其他日用工业品。政府宣布了一个与1930年代前半叶票证供应截然相反的“自由”时代。然而好景不长，新一轮供应危机（1936-1937、1939-1941）和局部饥荒卷土重来，一些地区再次发放票证。国家在商品危机加剧的状态下进入世界大战，排队者数以千万计。

既然宣布了“自由”贸易和生活愉快的时代，为什么国家仍无法摆脱“个人配额”、票证、排队和局部饥荒呢？

因为“自由”贸易不等于企业自主经营。苏联经济一直是计划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垄断性的商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始终优先考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三五”计划对这两个方向的投资急剧增加，官方数字显示1940年军费总额占国家预算三分之一，同年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总额中的比例达60%。

虽然不能说苏联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一五”期间停滞不前，但总的生产水平远远不够满足居民需求。产出的少，进入商店销售的更少，因为相当数量产品被用于非市场消费——供应国家机关、进厂二次加工之类。1939年零售业统计人均肉类不足1.5千克、香肠类2千克、黄油约1千克、糖果点心和谷物5千克。工业生产的糖三分之一用于非市场消费。面粉的市场存量相对较多——每人每年108千克，但平均到每天仅300克。非市场消费同样“吞吃”了很大一部分非食物商品库存，50%的棉和亚麻织物、三分之一的毛纺品最终进入贸易流通。然而消费者实际能买到的寥寥，因为运输、储存、销售环节中的变质和盗窃损耗巨大。

1937-1938年大镇压搞乱经济，1939-1940年冬季战争和其他“军事冲突”、以及《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供应德国原材料和食品，恶化了苏联进入全面战争前夕国内市场的不平衡、加剧了商品短缺。

尽管商店货架依然半空，但居民货币收入快速增加。1939年居民购买力已经达到预想的1942年水平，零售业发展却落后于计划。贸易领域商品稀少导致国家银行的现金收支计划未能实现，支付给居民的钱没有通过贸易返回国家预算。只能发行货币来弥补预算亏空。1940年底货币流通量比1938年初几乎翻了一番，而实际贸易额却下降了，人均贸易额回落到“二五”计划结束之年的水平。同时，人为遏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也在商品短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选择性贸易也加剧了商品短缺问题，这种选择性体现在优先照顾大型工业城市。勃列日涅夫年间本人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书，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的讲师诙谐地、有点冒失地开玩笑说：苏联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手段只是把商品送到莫斯科等几个大型工业城市，任凭民众自己想办法分配。当然，莫斯科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只居住全国2%人口，却在1939-1940年接受了全国40%的肉和蛋、超过四分之一的可销售油脂、奶酪和毛纺品，约15%的糖、鱼类、谷物、通心粉、煤油、服装、鞋靴和针织品。列宁格勒略微逊色，但也是精英城市之一，1939-1940年收到全国五分之一的肉、油、蛋。就此而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座城市“吞吃”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商品储备。

那么，涌入大城市的所谓“购物空降兵”代表了计划经济下居民自给自足的最常见方式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战前几年政治局一直在跟这些进入大型工业城市买东西的顾客作斗争。1939年秋天之前“购物空降兵”大多不是买吃食，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基本排队求购手工业制品、衣帽、鞋靴之类。从1939年秋天开始，排队买食品的人渐渐增多。

莫斯科作为“空降兵”首选登陆城市，其排队者来自五湖四海，完全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研究苏联人口分布。НКВД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进入莫斯科的外地顾客增加，1939年春简直像遭了灾。НКВД报告：“4月13日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大型百货商店门外一概人山人海：

“捷尔任斯基百货商店。居民从晨6点大批聚集，人群占据附近街道、有轨电车站和公交车站。9点钟排队者约8000人”。

“近日斯托列什尼科夫巷已经变得跟雅罗斯拉夫斯基市场差不多了”。

傍晚商店歇业后排队者仍不散去，宁愿站着熬一宿等开门。有些商品几小时就售罄了，但大家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刚到的人在朋友家、火车站和门洞过夜，在莫斯科度过整个假期。正如其中一位所言：“浪费了多少劳动日啊。这些劳动日足够莫斯科盖两座纺织厂了”。

НКВД报告还显示，苏联的排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居民自我组织形式，有一套规则、习惯、等级、行为规范、道德甚至外观：通常穿舒适的鞋子、朴素的衣裤，如果准备熬夜则穿保暖服装：“商店关门前几小时邻近楼院即开始形成队伍。排队者中有人主动列名单，报名登记后部分人分散开来，选择人行道僻静角落、院子、门洞休息和取暖。一些公民身穿皮袄，携带棉被或其他备用的保暖衣物”。有的人拎着板凳，以便坐着排队。

但不要被这种秩序和自我组织误导了，暴风雨前总有短暂平静。只要商店大门一开，队伍立即解体，急切顾客心中的狂暴力量瞬间迸发出来：“亚麻工业总局商店（高尔基街），黎明时分可以看见许多人在店外人行道裹毯子坐等，附近门洞有人在台阶睡觉。商店开门前几分钟，楼院排队的人跑出来涌向店门，这时队伍就被打乱了。每个人都自顾自往店里跑，结果出现踩踏和打斗”。

混乱，以及试图平息混乱的尝试，往往付出人命代价。商品短缺在苏联社会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买裤子宁愿豁出命：“列宁格勒百货商店，早八点钟出现排队（千余人），但值勤警察找来10辆卡车，防止人群从桥梁方向接近商店。人群涌入‘斯巴达克’电影院前空地，挤在电影院和首尾相连卡车之间形成的狭窄走廊里，混乱和拥堵难以忍受。受挤压的人们大声喊叫，值勤警察无能为力，只好跳上卡车免得被挤死，在车内号召顾客保持秩序。商店开门之时排队者已达五千”。

排队占据生活一大块时间，我不知道苏联人在排队上虚掷几年寿命！队伍可以驻足，日子不能不过，有时候排着队也能玩起来：“排队的年轻人在街边组织各种游戏和舞蹈，偶尔掺杂个别人的流氓行为”。

虽然排队无法夺走人们的快乐、幽默和机智，只是浪费了不少好创意编讽刺笑话而已。但干这件事的心情终究是负面的、批判的，甚至可说是反苏的：

“没处花钱。没东西可买。村里什么都没有，来这儿还要排队吃苦头，熬夜睡不下。很多人没房子住，又不让在车站睡觉。简直受罪啊”。

“我有钱，可什么也没买到。在这儿待了4天，看来要空手回家”。

“穿着破裤子满街走。请了5天假，光排队了，裤子没买到”。

“我从德米特洛夫来的。我们那边买不到任何东西，这边至少可以排队买”。

“排队站了4个晚上，我仍然没法花800-1000卢布给自己买件漂亮的风衣呢大衣”。

但不是人人都甘心无功而返。人的倔强、智慧和忍耐力是无穷的。排队的世界好比一部生存技巧百科全书，运用身体暴力属于其中最原始章节：“一群200名顾客不愿加入排队，企图强行穿过警察人链、破坏秩序”。

时任НКВД首长贝利亚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说：“动物园对面的纺织品商店，2月24日一位公民排在队尾，开始销售的时候往店门口走。很快他身边凑来四个人，之间对话如下：‘今天没戏了，我们站的远’。另一人说：‘必须冲过去’，接着描述他之前经历：‘警察抓住瓦希卡，瓦希卡抓住警察，戈利什卡站出来和稀泥，我们四人一齐冲了过去，东西顺利买到’”。

用蛮力太简单粗暴，排队的世界远比这更复杂，充满欺骗、贿赂和拉关系、走后门，有无比丰富的机巧、创造力甚至艺术。

比如利用襁褓中的婴儿，一双手递给另一双手，买东西就方便了。上述1930年代报告还描述一种商店工作人员参与的“取货单法”——头天晚上在出纳员的取货单上加盖“补交款”章子，第二天持票者径直去商店，好像他之前已经排过队，临时发现钱不够回家拿，这样店门口值守的警察会直接放行。如果认识熟人或悄悄贿赂警察，也可以免排队购物。通过结交售货员或行政人员，他们会打开服务通道放你进店，或者根本不用跑腿，在家等候送货，但要额外付费。

到哪儿排、几点排、甚至穿什么衣服都有学问。莫斯科只向本市居民销售商品那会儿，买东西须查验户籍证明，仪容仪表就很重要。化装排队成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拟态：“七点二十分毛纺品商店（集体农庄广场）外形成排队，大家挨个通过铁门走进院子接受证件检查。非莫斯科户籍者一律不准入店”。

此中经验之谈曰：“您应当穿得干净，就不会被揪出队伍了。检查的看人下菜碟。我穿戴整齐的时候人家甚至不问证件，可我要是穿一身油乎乎外套，戴一顶毛烘烘帽子，人家不问证件，直接就把我撵走了”。

排队者填街塞巷，既考验买家、也考验卖家的智慧。“杂食性”顾客排山倒海涌来，销售沦为按规定程序出货的机械分配。例如НКВД报告所称的售卖顺序：糖没卖完不准卖黄油，或布料紧着一卷卖，卖完这卷才可以卖不同花色的那卷。售货员省时省力，顾客们丧失选择权，不得不在排到自己时接受正在出售的东西。如此一来，排队便成了“合理化”贸易的特殊杠杆。

为节省时间，衣服、鞋子都是不试穿直接付款。结果第二天店里排两队：一队购物的、一队换货的。迫使政府出台专项法令禁止“免试”销售。

对一些人而言排队是惩罚，对另一些人而言排队是休闲，还有人视排队为挣钱营生。正如某个职业排队者说的：“如果你排队排得好，就不必上班”。НКВД注意到有些长年“风吹雨打”的熟悉面孔频频闪现各条队伍之中。购买此项服务不便宜，25-30卢布，具体价钱视距离店门远近而定。也可以雇个人帮忙夜间排队，早晨你来替换他。职业排队者还能额外收费帮买东西，例如每米布料加收2-3卢布“手续费”。

“上午9点日用工业品商店排队者变了面孔：成年人走来取代青年和老年人，不少‘邻居’和‘老熟人’又出现了。做法是：新到的凑近某人打招呼，后者确认他是来排队的，出列离开。于是队伍中站立穿毛皮大衣、戴礼帽的妇女，以及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之前不在这儿”。

本人不到场同样可以雇人排队，市民和乡民建立起互惠性易货贸易。基辅州一位集体农民说：“我们村是这么干的：寄钱给莫斯科熟人，付给他排队钱，买了东西寄来。或者自己跑一趟莫斯科排队，熟人也在队伍里，俩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运气不好，认识的人都怕上班迟到。他们说如今工作纪律可严可严了”。

НКВД报告指出：“队伍里站着农村‘特派员’，之后30-40个人乘坐早班火车来加入她”。

综上所述，苏联式排队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存史，但也有其独特的政治性质。在昔日某些时刻，排队事实上成了公民不服从的一种形式。

193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向排队者“开战”。当局的理由包括太多人撇下工作长途旅行买东西，外埠居民挤在火车站、门洞和街头过夜，模范城市变成脏乱大杂院，犯罪率上升，且有传染病流行风险。大型工业中心的市民也在求购商品的斗争中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造成混乱。

打击排队买东西的“战争”始于人民委员会《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市商店排队购买工业品》的决议（1939年4月），几天后宣布列宁格勒亦照此办理。没多久又把“工业品”扩大到“食品”，1940年1月17日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推广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

这些决议要求对排队者和附近居民进行解释性谈话、新增一批商店、寻找额外商品储备。但欲收立竿见影之效，还是镇压手段最快捷。НКВД和НКПС（交通人民委员部）开始盘查城市外来人口，每个大型百货店均派驻警员查验证件、驱逐外地人。火车站和车厢内也有巡逻队，НКПС实行车票限购政策。农村行政部门被禁止向农民出具乘车进城证明，НКВД一旦发现排队农民就移交检察院，以便追究开证明之人的责任。无证入城的处以罚款。

清理外来人口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打击“投机分子和采买人”——对超额购买商品者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警察动手搜查顾客的篮子、提包，当场没收多买的商品交回商店。1940年8月1日莫斯科禁止“私下买卖”。公审公判投机分子，典型案件登报宣传。

最终政府彻底禁止排“长队”，每天营业时段允许在商店内排队，开门前、关门后或营业时段皆不许店外排队，否则罚款。当局在管理排队方面颇有些小聪明，手段之一叫“倒转”，就是营业之前派警察（有时骑马）重新安排队伍，把本来的队首拉到队尾。

然而逮捕、审判、罚款、没收的效果终究昙花一现。尖锐的商品短缺仿佛永动机，扯着人往前跑。

“穿官衣的来啦。准备好50卢布！”——排队者望见警察一哄而散，等警察走了才返回原位。既然店门前不让站，那就躲在附近楼院、广场和花园。为了让新来者找准队伍，避免形成另一队，安排两三个人在队伍和人员聚集处穿梭带路。后来政府不光禁止站店门前，连楼院、广场和花园也禁止了，于是大家就分散排队，在电车站“等车”，或干脆在店外踱步，互相问话确定顺序。

НКВД报告说：

“小群人员和单个人员沿着街道、墙根散步”。

“情况如下：车站聚集约100-150人，拐角处达千人。有轨电车运行被扰乱，因为警察沿电车路轨列队维持秩序。8时许车站人群增加到300，忽然喊叫着跑向商店围栏，站在那儿排队”。

“莫斯科第2百货商店（集体农庄广场街8号），7点30分人群开始聚集，沿集体农庄广场街前后走动，途中围观工农红军部队5月1日游行操练。8点钟已经排起2500-3000人长队。店里只有棉布”。

“莫斯科第101百货商店（古姆，红场），晨8点之前未见排队，但古比雪夫街和旧衣巷有多人散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在等待古姆开门。当商店开门时，街巷涌出大量人员冲向店门，瞬间挤满古姆”。

“10-12人小团体假装在商店所在街道上行走，部分人利用夜间营业的美食店，在里面待到早晨，试图趁销售开始前第一个进入商店”。

“从晨7点开始一些等候商店开门的人把自己伪装成购买肉类、牛奶和其他商品的顾客。他们看似拿着牛奶罐，实际进店不买牛奶，反而再次排队……排队买肉的人也伪装自己躲避警察”。

由于购买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很困难，人们改为购买经停莫斯科的长途火车票，在首都外小站下车，然后转乘郊区火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买完东西回家时，为避免大包小包引起盘查，他们派一个不拿行李的人买票，其他带行李的匿迹附近街道，算准开车前几分钟跳进车厢。

群众想法设法绕过人民委员会的限购规定，比如全家多次排队或到不同商店排队。有人把多买的东西藏于手提箱、缝纫机抽屉、毡靴、线帽和衣服下面，有人一拿到东西就做“毁形处理”——面包撕碎、面粉混入谷物，这样即便警察发现了也没招，因为商店不回收损坏商品。

苏联式排队的确是个多面体，无论人员构成或表现形式上皆然。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排队证明了：虽然极权制度运用镇压手段，仍无力保证秩序和服从法律（这与当今流传的神话正好相反）。物资匮乏条件下排队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往往是一种保命方法。终于，苏联式排队连同催生它的计划经济双双退出历史舞台。

引用和注释：

（儿按：太长，略）

延伸阅读：

1928年人民致《真理报》的信函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尊敬的_______同志

鉴于目前库存，您有权于1990-93年期间在地区商店自由购买男靴一双。

购买时商店收回此邀请函。

房产管理所
盖章处

(儿按：此种“邀请”实为另一种形式的票证)

延伸阅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购车邀请卡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亲爱的读者，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餐饮业后厨偷肉、偷酸奶油的黑幕。今天咱们放眼观瞧，看看苏联其他经济部门从业者是怎样职务侵占的。

首先，从理论上谈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盗窃的不可避免性：

国有化、集体化、取消私有财产权之后，苏维埃国家一切都归党的官僚掌握。百姓除镣铐外一无所有，苏联之父列宁同志看着是好的。根据他的伟大教导，恰恰是穷困潦倒的乞丐、无产者正确看清了人类历史必由之路。而那些资本家、有产者，整天吃野味、吃菠萝，猪油迷了眼。农民，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倾向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妓女，卑劣又腐朽，甚至不算个阶级。

为擦亮双眼，特规定全体苏联人属于身无长物之无产阶级。资本家枪毙一部分——免得妨碍人类福祉，“剥夺”一部分——很快淡化为遥远记忆。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和奶牛，成为农村无产者；知识分子不再享受非劳动报酬（例如发明奖励上限20000卢布），成为脑力无产者。

由于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权，无产阶级群众领悟到“周围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的就是我的”，对此深信不疑。无产者拿点儿东西，怎么能叫偷呢？叫“共产”！当然了，共产什么主要取决于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

苏联商业工作者

食品售货员耍各种花招坑害顾客，比如包装材料计入重量和缺斤短两。撒漏、干缩、破碎、腐烂……都是销账好名目。“省”出来的生鲜货带回家自己享用，耐储存的拿去换日用工业品。

工业品售货员擅长“后门交易”、“柜台下交易”。比如商店进货一批捷克鞋，显然苏联人人都爱捷克鞋，但除了“布尔什维克厂”的“老头鞋”，买不到别的，因为外国货根本不上架销售。捷克鞋私下加价转让给熟悉的“贩子”、“倒爷”，他们拿去莫斯科之外的大小城市跳蚤市场，二次加价兜售。爱美的、赶时髦的人省吃俭用打扮自己，逛市场逛出了精品店扫货的感觉。

更巧妙的办法是走寄卖商店。这种商店转售“小白桦”出来的高级货，远洋水手捎带的舶来品、走私货，从住宅偷的好东西（赃物），以及国营店售货员私藏的稀缺品。

售货员做贼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叫“以物易物”。就是你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你的商店，以“国家牌价”卖给她，她也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她的店里，以“国家牌价”卖给你。这样一来就不必去跳蚤市场找投机商加价购买，所以你俩都“赚了”。

苏联工人

你说，要怎样从机器制造厂偷点儿有用东西，又如何在保密企业神不知鬼不觉盗窃？

我曾在一位受尊敬的苏联工人的储藏室看见如下物品：硬质合金钻头、各种目数金刚砂纸、氧化铬研磨膏、昂贵的成套针矬、切削螺纹的丝攻和丝板、凿子、各式金属丝（包括镀铬丝等）。您可能会问：他要这些干什么？不是每样东西都能随便买到。此人喜欢在家做手工，几乎每件家具都是自己亲手造的，还会用白铁丝给女人打首饰。顺便告诉您：别人家餐具橱放小象玩具，他家放涡轮叶片。

汽车工厂零配件失窃的数量很大。打个比方，假如“日古利”特别容易断裂的凸轮轴又缺货了，请到全国任意跳蚤市场选购。

简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从工厂盗取一切自家可用的东西。社会上管这号人叫“孽孙”，当年创作不少讽刺作品揭露他们。当然，肯定不是人人都甘愿做贼，毕竟这种行为既犯法又丢脸，可架不住许多人不在乎。

举本人经历为例，我不止一次见过占小便宜的家伙端出糖果店偷的大块巧克力，还曾买过一米长未切割香烟，显然是卷烟厂流失的。

熟食店员工把小灌肠缠绕身上，外面套件衣服——这时候就知道胖婶的妙处啦，不显眼嘛。汽车厂员工想要曲轴和配重块，曲轴挂后背，配重块挂前胸，皮袄一裹慢慢走，少眨眼，要看起来轻松愉快。您如果跟本厂开卡车运垃圾的驾驶员搞好关系，能偷的就更多了。

盖别墅的工人偷建材、工具和工作服，直接拎走就行。您家附近若有建筑工地，花几十卢布随随便便就能找他们买几立方混凝土砂浆和砖头。砖头按“碎裂”在账目上注销，但我认为砂浆根本没法算，天天有凝固浪费的。

货车车厢不挂锁，否则钥匙就得两地送。车门用铅封，但铁路工人懂得怎样撬开拿点儿东西再原样封好。众所周知枕木是建造温室、澡堂地基甚至整间别墅的优质材料，所以丢得特多。

某位装卸工对我讲过他的故事，当时我俩边休息边喝刚从卡车上偷的梨汁汽水。此人曾在乳品厂工作，围墙隔壁是酒厂。午休的时候，一袋袋牛奶和奶渣扔过去，装满酒的橡胶容器飞过来，喝完掷还人家。他是酒鬼，遂在邻厂谋个职位，畅饮之余用热水袋往家偷。有一次他跟司机合伙偷走一大桶，俩人连喝一星期，被开除。

再讲个活生生的例子：炼油厂开出装满汽油的罐车，驶入调车场。场站检查发现有泄漏，指示司机移动到另一条铁轨，同时通知炼油厂。厂代表今天过不来，60吨汽油泄漏到树林附近小沟，漫溢周边空地。铁路编组员和调车场司机看到这种情况，自己拎着油桶走向罐车……不久他们出现在调车场旁边公交站，把汽油卖给私家车主。既然罐车泄漏屡屡发生，调度员和场站经理也参与进来分一杯羹，只要尝到甜头，就开始蓄意破坏罐车。

苏联集体农民

集体农庄庄员也是能偷尽偷，包括粪便，这玩意儿在别墅度假者中间是畅销货，每车大约50-100卢布。有一回我和朋友喝醉了，临时起意到某个国营农场的大学同学家拜访。次日酒醒，我们六个人饱餐一顿丰盛午饭，有鸡肉沙拉、鸡杂面条和炸鸡块。同学他爸自豪地问：“你们猜猜老爹在哪儿上班？”我们说：“养鸡场啊！”

庄稼汉要盖房，就到当地林业局的土地上锯树，或者到木材厂偷板子。我小时候跟村中顽童偷过黄瓜，还曾在克里米亚偷葵花子，装满了“扎波罗热人”的后备箱。还有一次偷玉米，因为想煮着吃。当年我虽是小孩，但记得并不认为偷国营农场大田是犯罪。到别人后院偷才叫犯罪，我也干过——偷人家苹果。但其中动机是故意犯浑，我们知道自己在做贼，感觉很刺激。

驾驶员

驾驶员们拉什么偷什么，无论苹果或伏特加。然而最主要的是偷时间和汽油，把公家车用于私人营生，叫做“赚外快”。您搬家没车试试？而且找不着搬运工？这时候朋友托朋友，花几个钱就能解决难题。谁家有辆“伏尔加”，简直是香饽饽。出租车供不应求，收费便宜得多。

说到开出租的，没几个清白。首先，出车不开计价器，钱直接装自己兜里；其次，他们要按照各项规定向车队维修工和清洁工付费；第三，在汽油和零配件上动手脚。他们根据需要贿赂身边所有人，包括警察。

甚至电力机车司机也赚外快，想不到吧。有一次我坐在电力机车驾驶室跨城旅行，因为车票难买，多给司机十卢布无所谓啦。

苏联知识分子

您以为医生不偷吗？我朋友的妈妈当大夫，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悄悄喝她拿回家的医用酒精！

但我觉得老师不偷，学校有什么可偷的？

动物园员工偷饲料，还记得“狮子吃不饱”的传闻否？肉的情况我不敢乱讲，但亲眼见过女员工白天拿胡萝卜、卷心菜喂猴子，自己晚餐吃胡萝卜卷心菜沙拉。说实话，我没法责备她们，这些人大学文凭，开80卢布薪水，纯粹凭着一腔热忱忙工作。

如果设计师没机会到试验单位就职，只好偷“科希诺”牌铅笔、橡皮和回形针。如果有机会，那就随大流偷各种钻头和“美国真金”做首饰。

大客车载着工程师们到集体农庄菜地收卷心菜，巡逻队在外围监视。回城途中客车被截停，搜出一包又一包卷心菜。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帮集体农庄无偿劳动，拿点儿胡萝卜、土豆是大家普遍默许的，连领导都不说什么。

不过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偷公家东西的机会较少。

手工业者

由于商品和服务短缺，一些手工业者略尽绵薄加以填补。他们从工厂车间偷出材料，制造不同于苏联垃圾的东西，或者修补这些垃圾，或者复制垃圾。

比如一切电器都有周期性故障。今天的消费者早已习惯一台电视一直用到坏换新的，可苏联电视每年至少坏一次。如果您说您家的“地平线”到现在还能看，请解释解释为什么当年开了那么多修理店，店内堆满那么多家用电器。

等候电视修好少则一月、多则一年——您翻翻旧报纸就知道了，“生活服务社”差劲到允许大家顺便批评的程度。所以某位工程师从军用通信设备厂偷点儿星级元件，收少许费用帮人装到电器上，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业外人士看到这儿或许不明白，是这样：材料生产中的零件品质取决于公差，比如标称值百分比。苏联电器元件使用同样的流水线生产，但品质最好的（比如电阻接近标称值）打上星号供军工厂，次好的供民用工厂，最劣的进入修理店和零配件商店。所以，使用盗窃零件的家庭修理师傅只需更换四只功率晶体管，就能显著改善您“奥德赛”牌放大器的可靠性。

还有给脆弱、弯折的苏联木门包裹保温材料的师傅，用的是赃物人造革、工业用棉和家具铁钉。我记得这些东西直到九几年才有公开销售。您找找老房子看看，门几乎都包过，除非换过铁门。

地下商人

苏联式盗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秘密制造业。关键在于那年头无需营销、品牌和什么推广招徕顾客。普通人有钱买不着好货，任何比苏联国标狗屎稍强点儿的东西必有人求购——当然国标狗屎也不愁卖啦。地下商人用失窃材料造出东西，通过已买通的商店经理销售。

干这种事不要求高超智慧，您所需的一切东西都由于管理不善摆在明处。写到这儿必须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始终存在库存过剩问题。国家计委规定产品目录，如果长筒女靴过时了，还可以继续生产两年，送去减价商店和农村商店再卖四年。

九十年代我结识几位曾经的地下商人，他们为苏联石油工业制造设备，其网络包括研究所和工厂。我不清楚人家怎么运作的，但从本质上讲，譬如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闸阀，想办法把它卖给采油的就行了。九十年代他们直接收购工厂，告别了管理不善，却又遭遇新问题：敲诈、征税、保护伞……

总结

写这篇文章绝非贬低苏联各族群众，我的用意恰恰相反。某甲偷某乙历来是犯罪行为。只有把国家厚颜无耻攫取人民的全部财富偷回来，才不受人民谴责。

苏联人集体盗窃，因为没有主人，劳苦大众沦为赤贫乞丐，排队入住国有公寓，在国营工厂打工糊口，失去发小财的权利，留不下像样东西给子女，攒够棺材本就是好奔头。从本质上讲，干部官僚同样是乞丐花子，对工厂或集体农庄态度冷漠。苏共中央委员领导一切，但什么也卖不出去，所以拿着国家纯粹用于炫耀，比如导弹越造越多，跟美国人争风吃醋。

共产党人自己明白这一点，甚至想出个术语“管理不善”(бес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ь)。真奇怪，起初把主人赶尽杀绝，之后又抱怨主人缺席。

您会说今天他们偷的比过去多万倍，不错，但如果他们在大半个世纪生活中，偷国家一点东西贴补家用不以为耻反为荣，怎么拦着人不偷呢？大家都知道，全苏联的消防柜除悬挂灭火器、长杆钩、斧头之类应急用品外，必备一两个倒锥形水桶。这种桶子底部尖尖，不是寻常那种平底，不能直立放置，应该没人偷。可我亲眼见过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中央市场旁边“赫鲁晓夫楼”某户阳台外面挂着一排尖底桶，当花箱用，颜色涂的很欢快。再过一个世纪原苏联的人民才会停止盗窃，开始认同国家、爱护国家，因为它对自己有益。

而且，唯有这种苏联残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人继续糟蹋住宅楼刚装的单元门。似乎入户门里面的才是自己的，外面的都是“国家的”、“无主的”、“敌对的”。

再者，骂苏联不必然等于赞扬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反而可能意味着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延伸阅读：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走后门买手风琴的一段经历

肉贩暴富殒命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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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呈交次年的国家预算草案供皇帝审阅，坦言：国家财政的坚固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但与此同时，国内几百万人依然过着家徒四壁生活。帝国的学者们花费多年心血，试图厘清巨富、赤贫之间收入差别究竟多么大。

1880年莫斯科统计学家В.奥尔洛夫和И.博戈列波夫写道：“为了编制年度预算，我们挑选一户中等收入且户主详细记录其进项和支出的家庭。我们把户主报称的收支与同村其他居民进行了核对……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自己编制的预算无可置疑”。

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居住在莫斯科省伏努科沃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霍多夫一家，1879年收入489卢布50戈比。全家八口人：丈夫和妻子、大儿子和儿媳、以及另四个16岁、12岁、9岁和3岁的未成年儿子。他们有两间木屋、一间圆木仓库和一间谷物干燥室。饲养一匹带驹母马、两头母牛、两只绵羊。家中三个人分得份地，每人4.2俄亩（译注：1俄亩约1.09公顷）。他们在这12.6俄亩土地上播种了黑麦、燕麦、土豆和亚麻，收成92卢布10戈比。割干草、收麦秸、砍伐各种灌木烧火取暖。

养殖收入是：卖掉一头母牛27卢布、两头牛犊7卢布，自家食肉宰杀两只羊羔价值5卢布，两头牛产奶换钱20卢布——共59卢布。

该户又从本地神甫手中租赁一块耕地，租金8俄斗燕麦（译注：1俄斗散货约合26.24升）。播种10俄斗庄稼，收获40俄斗。扣除种子加租金，这块地产生19卢布80戈比利润。割草一次花费4卢布，得到8大车干草总重1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净收入21卢布60戈比。

去岁户主在制革厂上班，兼营马车运输，挣钱约40卢布。大儿子和儿媳在当地金银饰带厂工作，年薪100卢布。二儿子工资40卢布，三儿子12岁刚刚进厂，往家里挣12卢布。

1879年霍多夫家支出420卢布93戈比。其中用于食物储备：盐每普特80戈比、6.5普特合计5卢布20戈比；黑麦面粉每普特90戈比、合计72卢布60戈比，亚麻油3卢布20戈比，卷心菜5卢布，黄瓜2卢布，自家种的土豆15俄斗价值4卢布50戈比，1俄斗葱80戈比，3俄斗谷粒6卢布，酿克瓦斯之麦芽2卢布70戈比，20俄磅荞麦面粉1卢布，40俄磅小麦面粉2卢布40戈比。肉类：两只重约60俄磅的自家羊羔价值3卢布60戈比，过圣诞节购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圣周(Святая Неделя)购买5俄磅腌肉40戈比。5月26日教堂节日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鱼类：过谢肉节买5俄磅鲇鱼50戈比，10月14日教堂节日买10俄磅鲇鱼1卢布，三个节日买10条鲱鱼共1卢布50戈比，又买5俄磅茶叶7卢布60戈比，16俄磅糖3卢布20戈比，饮用自产牛奶价值50卢布，全年过节买伏特加1.5维德罗（译注：1维德罗约12.3升）共6卢布。上列项目合计150卢布80戈比（彼得堡上层阶级每年餐饮费600-1200卢布，公费大学生每年领生活费300卢布）。

买出远门穿的鞋花销26卢布64戈比，衣服57卢布9戈比，牲畜饲料、垫料130卢布80戈比，各种生活用品25卢布60戈比。

三个人共缴税30卢布。全年开支合计420卢布93戈比。伊万·霍多夫略花小钱买“孩子礼物”。剩余40卢布存起来以备修缮房屋。

统计学家在莫斯科近郊波多利斯基县克列诺沃村农户Т.Н.沃尔科夫家也记录了大体相同的收支。该户夫妻二人及五个孩子不仅从事农业劳动，还制帽贩卖。家庭全年收入约440卢布，支出221卢布，其中买服装约70卢布，日常开销约50卢布，剩余每个钱都用在燃料、缴税、租赁割草场、支付牧人工资上面。

这就是不嗜酒的中等收入农民生活水平。但并非人人如此幸运，能够拥有土地、成家立业。长期以来乡村剩余人口普遍进厂打工，渐渐地一些大型企业有经验、吃苦耐劳的男青年月薪50卢布，代价是每天在毛纺厂机器前劳动14个小时。织布工的收入从7卢布到30卢布不等。但按照习惯，这些收入大多花在工厂自营的店铺了。

当过骑兵的小说家А.Д.阿普拉克辛写过不少当时上流社会人士的消费情况。在他关于1880年代彼得堡贵族生活的作品中有一个角色：Г.Н.斯维尔斯基伯爵，业已成年，每年靠着三万卢布过日子。因为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前监护人告诉他：“这里是属于你的两份产业的全部文件。现款不多，因为我监护你三年，以你名义在银行只存了不值一提的四万两千。但你每年可有三万固定进项，凭这笔钱，我的朋友，必不至于饥寒而死”。

于是年轻伯爵用起钱来特别谨慎。阿普拉克辛写道：“由于他与生俱来的‘端正品行’，他无法理解那些轻佻、放浪的狂欢，一个晚上花几百卢布喝名贵酒，豪掷几千给茨冈人合唱团，甚至砸镜子、摔碗盘，挥拳打向餐厅老板和仆人的脸”……

斯维尔斯基摇着铅笔算计每月能在住宅、仆从、马厩方面消费多少，又能剩下多少供自己零花，确信将会衣食无忧。那么多的军官——甚至就在他那个数一数二的团——收入还不及他一半，却四处臭显摆。当然，那些人出门没马骑，而伯爵除了两匹必须的侍从马，还养着一对双套车役马和另两匹单独拉车的马。这笔钱按照他的计算不成问题，所以，当两年后银行活期账户空空如也时，斯维尔斯基呆若木鸡。

嚯，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供货商故意欺瞒坑骗他，也许是一时兴起送了美女贵重礼品，反正在这两年间，斯维尔斯基的存折见底了。

诚然，对于一般贵族家庭，把年轻儿子送进军队实属沉重负担。昂贵的制服、马匹，盛大宴席和酒会，每月一次舞会，给战友和上级赠礼——凡此林林总总不是军官薪饷所能承受的。整个近卫军的军官每年花销高达200万卢布，骑兵军约50万，其他军种约100万。

另一个大出血项目是出国旅行，因为贵族家庭不出国旅行的话会被认为不体面。曾有一本关于俄国贵族贫困化原因的小册子呼吁放弃这种愚昧传统，作者署名“史季格里茨”，写道：“经年累月毫无意义的出国旅行是一种恶习…… 我提醒诸位，生活在境外也就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我们俄罗斯人数量如下：德国53000、奥匈22000、法国14357、英国47500、意大利1387，总计约138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贵族，即46000人。如果把后一个数字换算成家庭，意味着每年至少11000个家庭花销不低于5000卢布，相当于俄罗斯大地每年流失5500万卢布…… 人居然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追求一种想象的快乐，怀着某种痴迷，从我们国家带走几千几百万，那当然会变穷了。这种先生我们见的够多，大家都认识不少，他们不是暂停工作稍事休息，而是把虚度光阴、消磨闲暇认作时髦——不能再帮助这种人了。已经有太多贷款、单名期票和优惠被投入此类旅行，而非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福利”。

俄帝国首都上流家庭每年最低预算7000卢布，相当于一名高级官员年薪。如果在彼得堡拥有可获利的房产，大概也能收入这么多。北方之都属于个人拥有的7840套住房中6894套常年出租，想在市中心租套像样点儿的住宅每年要1500卢布。而维持所谓“面子”的花销比这更大：一辆漂亮马车售价850卢布，最时髦的衣裳600卢布，狐皮女斗篷700卢布，彼得堡大剧院包厢席位6-14卢布，冬季一束鲜花10卢布，御用珠宝商Л.泽夫季根的钻石动辄数千卢布。

“史季格里茨”的小册子警告女人们：“我国许多妇女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家庭生活，使得丈夫逃离她们奔向一切单身汉和失意者钟爱的场所：俱乐部、餐厅、酒吧等。妻子们则把全部时间花在舞会和交际…… 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对丈夫和妻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不仅在道德层面：前者约狐朋狗友到餐厅大快朵颐、后者购买锦衣华服，无不需要巨额开支；花钱如流水一般，不理智消费越来越多，一点点侵蚀家庭经济…… 奢侈并不总是合宜。富人家奢侈一把很正常，甚至可说是必要的。而一个条件平平的中等收入者追求奢侈着实可笑…… 很多过日子的房间简直变成珍宝馆：堆满昂贵家具和大量金银摆设……”

日月如梭，多年后此种情况有增无减。1904年经济学家Б.Ф.勃兰特写道：“如果我们比较十年来最重要大众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就会发现1895-1899年较之1890-1894年，物价涨落如下：黑麦-24%，棉线+1%，茶叶+1%，砂糖+4%，煤油+12%，烟草+16%。西欧这些产品的价格都下降了，而我国惟有粮食跌价；庄稼人所必须的各种产品一概变贵，就连我们跟西欧一样都从亚洲进口的茶叶，以及我们对外出口的煤油和糖，在我国的售价也比外国更高……”

尽管如此，特权阶级的消费水平同样有增无减。例如特维尔棉纺厂老板之一М.А.莫罗佐夫1901年支出196675卢布用于个人需要，其中：“三餐饮食”9889卢布10戈比，葡萄酒12008卢布15戈比，办晚会7607卢布42戈比，租用三角钢琴153卢布，租用鲜花850卢布，杀灭蟑螂100卢布，购买油画、圣像之类12142卢布60戈比，马厩维护费10823卢布，看剧、听音乐门票595卢布20戈比，出国旅行18364卢布5戈比，在普罗斯库洛夫（译注：赫梅利尼茨基市）的别墅2398卢布25戈比，在克里木半岛的别墅4977卢布40戈比，房屋供暖3619卢布34戈比，照明6305卢布15戈比，以及其他各种开销……

反观平民阶级，二十世纪初地方自治会聘用的教师每月靠着30卢布度日，这笔钱使他们能够负担：20俄磅白面包，30俄磅黑面包，22俄磅肉，30瓶牛奶，2.5俄磅黄油，3俄磅植物油，30枚鸡蛋，5俄磅荞麦，4俄磅黍米，3俄磅大米，1俄磅豌豆，1俄磅通心粉，10俄磅卷心菜，1俄磅葡萄干，3俄磅砂糖，4.5俄磅碎糖块，半俄磅茶叶和半俄磅咖啡——上述合计17卢布。（莫斯科省）兹韦尼戈罗茨基县教师告诉统计学家：如果他们被迫减少这些食品开销，健康状况会立即恶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有位年轻女老师年薪156卢布，省吃省喝挤出钱来购买与职业相衬的体面服装。但冬鞋售价6卢布，夏鞋售价5卢布，高帮、矮帮套鞋6卢布，三块日常头巾20卢布，一件漂亮连衣裙31卢布，十二双长袜5卢布，内衣17卢布，床单11卢布，冬季厚呢子大衣30卢布，夏季外套10卢布，帽子5卢布。

至于餐具、沐浴、理发、洗衣、书籍、报纸等项，每年预算仅10卢布，即每月不足1卢布。

农民的购买力甚至更低。例如某家庭手工业者除了土里刨食果腹之外，还花费150天制作20000个勺子，以每千个3卢布的价格售出，赚回60卢布。原材料成本20卢布，利润仅40卢布每年。冬季一天工作15小时。

地方自治会头头Ф.Ф.克拉索夫斯基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基县生活八年，他如此描写二十世纪初农民生活：
“首先，哪怕只看最表面，人们也会惊讶于村庄几乎赤贫的景象。这种贫困显然易见：残破的房舍使人不得不怀疑50-65平方米空间怎么容得下全家老小居住活动，牛群瘦弱、马具简陋、农具原始。再看看他们日常饮食，即使最好年景，村里最宽裕人家的饭桌也罕见肉类、
牛奶和鸡蛋，全靠面包茶水充饥。
极个别家庭的主妇能给午餐增添一道饮品，但仅限于把茶炊摆上桌……
有必要设法降低一些必需品的价格，例如铁，否则铁烟囱、铁栅栏、煎锅、犁耙等务农必不可少之物将变成奢侈品。”

农民如此，工人也强不了多少，毕竟他们终日只在车间和工厂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然而内需不足并非俄帝国经济的唯一不幸。大部分上层阶级家庭的财富实际建立在损公肥私基础上。国库出一笔建厂补贴，首先被厂主挪用花天酒地，剩下的钱才拿去盖房子、买机床。一旦工厂建成，发现预计的盈利要么“算错了”要么“达不到”。1903年春帝国技术协会举办“铁业代表大会”，工程师А.А.沃尔斯基作报告说：“全俄120家炼铁冶金企业，销售管理得当者甚至不足十家。毫不夸张讲，熟悉我国钢铁市场情况的不超过5家企业”。

同一年莫斯科大学教授И.Х.奥泽洛夫写道：“欠缺商业考虑的贷款往往发放给我国难以为继的企业，后者拿到贷款便不再操心自己生意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企业拿了国家银行贷款后陷入困境，要么银行再次伸出援手，要么国库会为了挽救国家银行的损失，给予企业优惠价格之政府订单”。

随着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增加了对农民和工人的苛捐杂税，内需进一步不足，形成恶性循环。上层人士年复一年讨论下层人士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正如本文开头所写，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早在1898年已经指出：“国家财政的坚固，无论其组织如何得当，最终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直言：“目前乡村百姓的经济状况仍不稳妥”。

奥泽洛夫教授解释个中原因：“我们在农业俄罗斯身上建立工业俄罗斯，靠借来的资本过活，目前通过大量人为干预勉力支持这个俄罗斯喝酒吃饭、穿衣打扮。培养工业的俄罗斯进一步吸干了农业俄罗斯。我们给俄罗斯穿上金色外衣，可她的小木屋正在倒塌、人民正在挨饿——这件衣服确实华丽，但对我们而言有些昂贵了，为了追求满身珠光宝气，不得不咬紧牙关，大量出口粮食、鸡蛋，甚至出卖自我……”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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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汽车工业部
伏尔加乘用车制造联合会
伏尔加汽车厂技术维护管理局

尊敬的____同志，1977年9月22日 邀请您购买ВАЗ–2106汽车，售价7930卢布

每天____至____时销售

购买后请您对服务水平提出反馈意见并将此卡退回卖方

延伸阅读：

苏联1972年“寄生虫”登记卡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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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笔者读过一位老阿姨写的文章，题目叫《住手，犹太人》。她在这篇文章里哀哭苏联的公共餐饮、航空工业、疗养院和少先队夏令营，指着改革重组的“桑”咒骂犹太人的“槐”。

本人过了大半辈子艰难曲折生活，亲历不少地方，包括上述那些，甚至在其中工作过。我想说，就像许多苏联遗老，阿姨也在胡扯。下面分享我自己的记忆——仿佛1991年之后我什么都没看过没读过一样，只有记忆。

七十、八十年代苏联公共餐饮是贼窝子

苏联公共餐饮业活似窃贼集合之地，卑鄙又肮脏。从业者从经理到门卫几乎无人不偷，隔三岔五手拎鼓鼓囊囊的食品袋回家。除莫斯科和各共和国首都之外，大小城市普遍食品短缺，但没耽误狐群狗党监守自盗。

当然啦，损公肥私也需要技巧。当时不允许食堂、餐馆自行配菜，按照统一严格标准备餐，接受ОБХСС和其他营养不良的检查员监督。管理体系通常是这样的：每个城市都有饮食业托拉斯（联合公司），聘用设计菜肴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研究生产工艺的人（技术员）以及核算生产成本与价格的人（核算员）。价格计算方法是物料成本×加价系数，后者取决于该机构等级。而这些机构烹饪饭菜的时候必须精确到克。

这就产生了动手脚的空间。例如用酸牛奶稀释酸奶油——蠢货才掺水呢，因为ОБХСС瞪着眼寻找酸奶油里面的水，却对酸奶视而不见。为防止牛奶过期变质，会加入小苏打。暗自设定一个“占便宜比例”，余下来的钱职工拿回去养家。此外还有破损、干耗、洒漏的允许标准，这些标准最后都百分之百“达到”了。

关于变质原料，行话叫“外快”。假设库房的某样稀缺材料——比如鸡——变味儿了，正好“捞外快”：把鸡用醋和水泡一宿，第二天送去工人食堂变成午餐。同理，如果盘中肉饼蒜味浓郁，你就知道是臭肉做的。

茶的制作方法是：满满一桶沸水，加焦糖和少许格鲁吉亚三级茶叶，微火熬煮一宿，次日早晨制得嗅之无味、尝之微甜的深棕色液体。无肉素汤很好喝，至于荤汤嘛，给你舀一勺联合油（动物油混合植物油），再放一小块肉（莫斯科）或鸡骨头（外埠）。

此外还有广泛存在的所谓“匿报”现象，以至各处普设“公平秤”，方便消费者及时发现缺斤短两。最高级的花招叫“商品换级”，意思是低等级商品冒充高等级商品销售，一般会混着卖。低级的便宜高级的贵，“省”出来的高级货中饱私囊……

结果，苏联公共餐饮业职工偷盗的食品不光自家吃用不尽，还能跟其他商贸从业者交换稀缺玩意儿，比如著名的“成套书”、水晶玻璃器、俗称“粗面粉”的胶靴、弹力纱等今朝没人要、当年人人夸的东西。

据笔者所知，基层的食堂和食品店偷盗现象猖獗，联合公司相对罕见——起码普通员工没什么机会。然而那年月很多东西每星期只供应一次，家里有个联合公司上班的亲戚实属有福。而且食堂员工薪资微薄：100-150卢布，国营商店同然。按我的理解，此乃职务犯罪之根。

吃什么

苏联食堂菜单大体如下。

沙拉：
糖醋卷心菜（勾兑醋，绝非葡萄醋或苹果醋），通常搭配半个水煮蛋。
酸腌卷心菜。
蛋黄酱盖鸡蛋（蛋黄酱用粗过滤的葵花籽油制作，有异味，不像现下的天然产品）。
酸奶油拌碎切甜菜根。
酸奶油拌碎切胡萝卜。

汤类：
俄罗斯古法罗宋汤1号：甜菜根、土豆、圆葱、醋、骨头（和/或联合油）。
俄罗斯古法罗宋汤2号：摩尔达维亚罗宋汤浓缩物、联合油。
青菜汤：卷心菜、土豆、胡萝卜、圆葱、骨头（或联合油）。

第二道菜：
肉饼：碎面包（80%）、肉、昨日剩菜（如煎蛋）。
煎牛排：碎面包（50%），其余同上。多半搭配鸡蛋上桌，是最贵的菜品之一。
煎肉排：同上，只不过用猪肉。
鸡肉：一小块水煮鸡。鸡汤拿去做别的汤了。
鱼肉：油炸狗鳕或狭鳕背肉，通常裹面包屑。
配菜：灰色软烂通心粉、7.62或9毫米口径软面疙瘩、灰色土豆泥（捣烂土豆加水）、象征性黄油少许、大麦米粥、水煮碎稻米。

饮料：
茶（见上文）。
牛奶咖啡或黑咖啡：取最廉价咖啡粉（越南产最宜），比例每杯四分之一匙，在加或不加牛奶的大罐水中熬煮。
果子羹：沸水煮化“果冻”，其原料是土豆淀粉和干燥糖浆。
果汁：自来水稀释的三升装大罐果汁。
以及最主要的——糖渍干果！只有苹果干，因为杏干和梨干都贵。

酸奶油：
整杯或半杯酸奶油本身就是一道“菜”，茶匙或汤匙舀着吃。端给你的酸奶油提前被水壶的水或酸牛奶稀释过了，没稀释的部分食堂自己留下。吃酸奶油的多是男性，因为饱腹感较强。某些地方的酸奶油还会加糖作为甜点。

面包：
两片或四片白或黑面包，既填饱肚皮，也是一种饮食习惯。有些食堂喜欢切厚厚的两片。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1997年我和一位约摸十九岁的姑娘去莫斯科某企业办事，因为没其他地方就餐，遂在该企业仍然保留苏联时代风貌的工厂食堂吃饭。本人出于怀旧心理，除罗宋汤和肉饼子又要了半杯酸奶油。我俩在桌前坐定，姑娘投来天真目光，厌恶地盯着杯中酸奶油，问：“你吃这玩意儿？”
年轻一代能如此，我欣慰地笑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食堂吃顿午饭花销约70戈比-1卢布，下馆子吃一顿“套餐”，也就是现在的商务餐花销1.5卢布。村镇食堂20-30戈比，但国营农场职工的收入仅工人二分之一。这样算算似乎也并不廉价。当年一个收入非常体面之人的月薪大概能吃200次午餐，而当代莫斯科市一顿午餐，就说300-500卢布吧，人均月薪已至十万（通胀勿论）。但如果把餐食和服务“下降”到苏联那种水平，一顿也就值50-100卢布，而且不会有几个人乐意掏钱。

对苏联优质食材和天然经济的印象

苏联的畜牧业好比苏联的公家牛——形销骨立、死气沉沉。如果你下乡看见一群牛，很轻松即可辨别哪些是个体养的、哪些是集体养的。个体牛和集体牛并排站好，如同拳击手挨着老瘸子——后者皮包骨头可怜兮兮。这大概也就是你在国营店排队两小时买牛肉，最后营业员扔给你一块带肉骨头的缘故吧，何况外埠每年仅供应几次而已。莫斯科人买牛肉还算轻松，为此受尽全国人民詈骂，说我们满城肥而天下瘦！

猪肉则是又肥又腻。猪在工业化牧场吃残羹剩饭和厨余垃圾长膘，这些所谓的“饲料”装在槽里当然都变质腐臭了。不过一些养猪场也有电炉子，长时间熬煮“饲料”以消毒。此外当年的普通养猪场内院、外院粪水横流，下雨天流入河道，毒害鱼虾及周边环境。个体养猪户不光用土豆喂猪，还会上合作社粮店买一种发黑、发黏、内部有洞的面包喂猪——每天供应一次，半小时售罄。大娘、阿姨、小媳妇们用网兜拎五个、十个面包回家，扔进食槽给猪吃，甚至自己也吃。

国营商店卖的猪肉什么样？一块肥肉连着同等大小的瘦肉兼一层猪皮，这层皮也称重算价钱。后来市面出现进口猪肉，产自丹麦等国，不带皮、不带肥油纯精肉，大家都震惊了。

1970年代中期城市居民免于饿死全靠加拿大小麦和米丘林生物学，于是中央启动各种国家计划，什么“非黑土地区发展”啦、什么“粮食纲要”啦之类。巨型集约化家禽养殖场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我敢说其使用的技术肯定是从西方腐朽国家引入的，结果外埠人民主要肉食就是鸡。虽然沙门氏菌控制不住，再不能生吃鸡蛋，蛋白质摄入量终究有所提高。

村里人只负责种菜，收菜自有城里人代劳，航空企业工程师、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主力。每年9、10两月是全民保丰收大会战的月份。手工采收的卷心菜和土豆（收割机只把土豆刨出来，带着泥土留在原地）装车运往蔬菜储藏库，已半数腐烂。再派军工厂工程技术人员顶着恶臭弯腰分拣一遍。这也导致国营菜店永远有股怪味。冬末时节家家户户主妇扔一半土豆——烂了。话虽如此，七十年代平民家庭最美味的晚餐就是圆葱和自家腌菜炒土豆，如果幸运的话再加点儿煮灌肠，盘子都要舔三舔。除土豆外许多人家也吃通心粉，油炒一下不放肉，搁点儿阳台拿来的各种自制腌菜。我认为我国人民高度热爱阳台的原因就在于此。

苏联完蛋之后，城市居民获得许多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栽种土豆、圆葱、大蒜、浆果和西葫芦，可以说当时全国相当部分地区过着自给自足生活。有一回我在北方温暖地带见到一座温室，里面居然生长着200（两百！）种西红柿，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西红柿品种竟有这么多。另外某个据说是生产战略导弹核弹头的军工厂的工人家庭种植了：黄瓜、圆葱、豌豆、黄豆、覆盆子、草莓、苹果、樱桃、醋栗、西葫芦，还养鹅！从此我就明白了，关于“风险农业区”的一切嚎叫无非苏联天方夜谭。

军事航空航天农艺

七十年代农村经济半死不活，工厂以附属农场的形式创造自己的“替代农业”。说白了这也算国营农场，只不过列在厂子的资产负债表上。工厂也有自己的食品加工业。八十年代工厂香肠风行一时，半熏制的，几乎所有军工厂都做。而且很多军工厂、炼油企业和发电厂开始养鲤鱼，既供应内部食堂和食品工厂、少先队营地、医院，又分给广大职工。

只有老邦达尔丘克能把设计局和总工艺师室职员收割卷心菜的场面拍成如画美景，别人都没这本事。您站立地头，极目远眺，广阔的田野上一部分是绿油油卷心菜，另一部分是不同性别、不同尺寸的设计师屁股。他们手持自己发明制造的小刀、砍刀和斧头猛击菜根，其他人把菜扔进高栏货车。大家都穿橡胶靴、帆布防水衣。戴头巾的规范控制员、描图员脸蛋红扑扑，优雅穿行在一排排朝天屁股之间。

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一次，年轻技术员被派去做“纯技术工作”——卸食品。然后发给每个人相同的食品包，内装一听罐头半听油的中国“长城牌”肉罐头，以及必有的糖和通心粉。当然，不免费。另有一种“定货柜台”，即工厂内部商店，也做食品包，不清楚具体情况。

餐饮输送系统

苏联食堂作为一种大规模餐饮输送系统，起初是1930年代借鉴的美国做法，却自行发展出一套可憎的、侮辱人的运行方式。老太婆用脏抹布擦拭铝餐盘（后来改塑料餐盘），桌面油腻腻，桌腿摇晃晃。厨师助手拖着两大桶饭菜走来走去，满脸凶相、态度粗鲁，却不知为何永远累不瘦。食堂的布局意味着总有几十个人排队等饭，而排队时间就占了午休大半。吃完的人自己把餐具放上传送带，后厨洗得慢且洗不净，新来者再取下油乎乎的铝叉和铝勺——没刀，反正不切肉。擦嘴纸是裁成若干片的粗糙包装纸，叠一下塞入带棱玻璃杯。

至于菜单，全国统一式样：罗宋汤、青菜汤、通心粉配肉饼子。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苏联工厂管理层有独立小食堂，有女服务员、体面的奶油汤配烤面包块、鳟鱼、猪排和煎土豆，但只接待厂领导。我曾进去过，很喜欢。

工人酗酒

普通苏联工人每天从老婆手里拿1卢布，花在午餐和抽烟上。为什么找老婆要？因为七十年代这个国家——至少俄罗斯联邦——妇女确实顶起半边天。阿姨们照样参加铁路铺设，只不过干油漆工罢了。航空企业的女性从事车床工、工艺师、会计员和技术检查科控制员，而男工爱酗酒。所以半边天只要管住月薪和预支工资，就能压下来镇住他们。

同理，苏联的公共餐饮业，就跟托儿所、幼儿园和少先队营地一样，无非是为了帮助广大妇女挣脱家务束缚，吸引她们操作各式各样机器。

航空厂和其他军工厂男工酗酒的路子如下。首先伏特加几乎不可能带进单位（除非保温瓶装）——因为门口有警惕的保安。那么贿赂卡车司机10卢布，这些本事人自有办法给你搞酒。第二种选择是酒精，计算中心消耗量很大，用于擦拭苏联自产电子计算机的部件，因此酒精品质很好，一部分流入车间。第三种选择是酒精清洗液，例如所谓“香波”，即设备去污的含酒精溶液，用于去除维修部件的油灰、积碳。酒鬼们如果幸运的话拿到没开封的，喝就行了。如果是已经用过的，那就把装满黑色液体的溶剂瓶放入冷库，酒精会浮在杂质上层，倒出来即可。

发薪日肯定要喝一顿，不然工厂附近车库和幼儿园是干什么用的？！酒鬼们聚在这些地方畅饮伏特加，吃很简单的点心，有时干啃面包。老太婆们像狼似的在醉汉周围逡巡，瞅机会捡空瓶子，能卖10戈比。

工人酗酒一旦被抓，每个车间都有同志审判会，由工会积极分子组成。审判会谴责酒鬼和旷工者，偶尔也谴责缺德之人和家暴男（应妻子要求）。车间画家把有罪者面孔画成讽刺海报，张贴醒目处，起精神惩罚之作用。物质惩罚包括停发奖金、取消冬季休假，最严厉的是在脱瘾诊所强制治疗。辞退极少——毕竟国家需要飞机、坦克。

宿舍

苏联航空工人和工程师分配集体宿舍，人均面积5平米，但前提条件是来自外地。本地职工只好跟父母挤着住。

集体宿舍分三种：男宿舍、女宿舍、家庭宿舍。家庭宿舍被公认为文化和高尚道德情操中心。女宿舍则是放荡中心，青工们在这里当着目击者或众人的面失去贞洁。一间宿舍四张床，男友夜晚来访，宿管老太太或二楼邻居劝说无效，俩人钻被窝办事，尽量不发出声音。舍友闭眼装睡。

宿舍也有混合型的。由于离婚或找关系走后门的缘故，家庭宿舍出现了单人间，男、女宿舍出现了家庭间。婴儿在家庭宿舍降生，很多住到当兵为止——这样的本人就认识一个。每层楼一间公厕，条件好的四个宿舍一间。公共浴室在底层，女性用6天，男性用1天。大厨房同样每层一间，水槽若干、炉灶若干。倘若发生罗宋汤被盗案，无非吵闹一场。

大家都在自己屋里洗、晾尿布和其他内衣裤。八十年代宿舍流行“婴儿”牌小型洗衣机，一桶水解决问题。

少先队夏令营

多数父母乐意把孩子送夏令营一个月，自己好清静清静。那些酗酒家庭的孩子可能住的时间更久。除了堪比疗养院的“阿尔捷克”和其他高级夏令营，普通少先队夏令营确实只是个“营地”。七十年代典型夏令营就是几座板房组成，10个孩子一间屋，户外旱厕撒着石灰、没手纸，附近大概也没有洗手盆。此类厕所其实是男孩们第一次接受“性教育”的地方，在厕所墙上打个洞偷看女同学

典型夏令营也要有大食堂、足球场、操场、带木头看台的集合列队场以及河畔浴场，四周栅栏围合，禁止父母随意跨越。夏令营入场券10-15卢布不等，不足部分由税收和剩余价值进行补贴。顺便提一句，苏联长期征收无子女税，民间鄙称“蛋蛋税”，等于让没孩子的人出钱养别人孩子。贫穷未嫁女性和婚后没娃男性对此怨气冲天。（儿按：无子女税规定了多种减免资格，1992年实质废除）

夏令营的小营员们20-30人一队，一位保育员和一位辅导员共同管带，这就好比工农红军指挥员加政委。白天孩子们遭受宣传轰炸，包括研读少先队英雄帕夫里克·莫洛佐夫、马拉特·卡泽伊等人生平事迹。

三餐貌似多样实则简单：早饭稀粥和牛奶，午饭参见前述苏联食堂菜单，午后点心是饼干或果冻蛋糕或果汁，晚饭肉饼和通心粉。孩子们总感觉吃不饱，其实是不合口吃不惯，眼巴巴盼着家长探视日。这一天的意义主要在于爹妈来送东西，什么苹果、草莓、水晶糖，饼干、炼乳、华夫饼…… 炼乳似乎是无价之宝，一整罐炼乳啊！孩子们互相炫耀自己拿到什么好东西了。

娱乐活动包括体育竞赛、喜剧足球（译注：成年人穿滑稽衣服，无固定规则）、“海王星节”（译注：7月16号戏剧表演）、撕下敌方纸肩章的“启明星”战斗游戏、给熟睡女孩身上涂牙膏和大型篝火晚会——这些都很有趣很不赖。此外，每天早晨固定集合列队、齐步走、听讲座是孩子们不喜欢的，忍了吧。

我不认为少先队夏令营是坏事情，但也不会把它理想化。如果有人还不知道，那么这种制度最初源于美国童子军野营。

苏联工业为什么会垮掉

因为缺乏竞争力。汽车、电视机、电熨斗等日用百货都是次品，刚出厂就落后了，品质低劣、外观丑陋，若非没得选根本没人买。总书记赫鲁晓夫亦说我国产品质量怎么也无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至于航空工业就复杂了，我自己也感觉遗憾。世界上本就没几个国家真懂造飞机。

任何一个走访过食堂以外的航空厂的人都能证实，七十年代航空工业已经千疮百孔了。违反工艺标准的情况无所不在，惟有数量难以置信的检查员们忙于补救，但他们使用的却是爷爷级检查设备。西方、德国和瑞士的检查设备令大家艳羡不已。举例来说，铸件计划废品率有时候高达80%。铸造和冲压工艺很少，多数情况下使用昂贵的金属切削工艺。我们的机床普遍过时，甚至有二十、三十年代许可转让的——本人亲眼所见。1970年代虽已进口日本、意大利等国精密数控机床，但数量不多。本国的数控机床非常落后，改良速度缓慢。各种先进技术如激光切削、爆炸成形、精密锻造等只在试验生产阶段。机器人技术恍如外星科技。

根本不存在自动化设计，只有试验。设计师手握布拉迪斯表格、对数尺，趴在捷克绘图台上拿铅笔画线。飞机零件造出来也是手工调整，通常用锉刀、针锉、金刚砂纸和打磨膏。在某些地方，第一级发动机叶片是工人用毛毡围着胸口、顶在磨床上打磨的。凡此种种皆发生在拥有无限军事预算的封闭国家，但显然没法跟其他国家生产商相提并论。而且航空厂自行生产螺栓、螺母、钻头和车刀，因为当时国内缺乏合乎标准的工具制造企业。

我的一位朋友九十年代初曾参与建立苏美合作航空企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为此展开竞争。结果共产党人把这事儿搅黄了，他们相信美国人为了消灭对手将故意毁掉一切。于是美国同行走进餐馆放松，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非正式对话：
— 你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杀死苏联航空工业吗？
— 怎么做？
— 袖手旁观！

文章最后，关于犹太人

我不记得见过犹太厨师，当然也不敢断言没有。但在航空和其他军工设计局里面，恰如反犹主义患者爱说的那样：犹太人多得不成比例。

譬如苏联州一级军校有自己的精英专业：机械动力及机械强度系。这个专业极其复杂，除了需要好脑子，还得有发奋掌握它的顽强毅力和钻研科学的天赋。如果缺少该专业培养出来的材料强度工程师，任何东西都无法正常开动、起飞和射击而不断裂。恰恰犹太人干这行的人数从某种程度上说多得不成比例。这还只是例证之一。如果您喜欢苏联的军事、航天和航空技术，请不要忘记犹太人的贡献。

因此，每当我听说以色列又造出什么尖端军事装备，真的不惊讶。

PS:
如果东正教苏维埃信徒读完这篇文章感觉焦虑，那么我告诉你们，本人十七岁那年被一个臭烘烘的苏联肉饼毒害，只因斯堪的纳维亚金发蓝眼大高个厨子们在潜伏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头目的带领下偷光了好肉。我暗下决心离开这个吃不饱的国家寻求美国伙食。但众所周知，苏联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占据，最纯正的犹太人才被允许移民。所以我折腾老娘整整一星期，千方百计从她家族寻找哪怕一丝丝犹太血统，可我失败了——上推12代，俺家只有本地通古斯人。
所以我很想加入你们的愤慨，毕竟苏联犹太设计师把纯种盎格鲁撒克逊和条顿设计师的创意都剽窃干净了嘛。但你们休想叫我这个通古斯人“犹太佬”，这不行。我还想说，二十世纪中叶苏联形成了新族群：统一苏维埃族，这个族群的代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盗窃祖国财产，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到俄罗斯的毡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延伸阅读：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我印象中的苏联食堂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另一重身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第六届至第九届）。虽然此项“副职”算是强加的，但他却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几乎有求必应。这一点很快家喻户晓，请愿信似雪片般飞来（他还亲自面见群众）。虽然肖斯塔科维奇向上级反应的大部分请求都以“办不到”作答，但他偶尔——通常在与官员长久沟通后——能够让平头百姓的生活变得轻松些。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主要诉说当时民生的种种苦难：梦魇般的集体住房、赤贫、残疾问题、领导干部专横、不公正审判、劳改营环境等，结核病患者数量也令人吃惊。本文摘录一小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件撰写时间并非战争刚结束的四十或五十年代，而是1966-1975年。

来信之一

Д.Д.肖斯塔科维奇：
居民点切尔努哈、谢杰利尼科沃、米舒科沃的选举人向您写信。
请求我们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帮助解决腌渍鱼和冰鲜鱼短缺的问题，这些产品几乎没有，非常稀少。难道我们没有渔民吗？我们有许多渔民，江河湖海遍布，却没有鱼吃，就连最差的鱼都没得吃，没腌鳕鱼和冰鲜鳕鱼，没鳊鱼，没鲤鱼，没狗鱼和江鳕。劳驾亲爱的代表费心提出这个问题，少送些鱼给邻国，优先供应本国百姓和农民。请您尽力而为吧。
（署名）通沙耶夫斯基地区的选举人

来信之二

恳求您研究我的申请，因为我是个多子女的女人，住18.5平米私人住宅，但房子摇晃、潮湿，眼看要倒，地下室已经垮了。我家七口人，18.5平米真的很小，他们睡里屋，我睡门边，没有足够空间。七口人五个孩子，三个上学，我不能给这仨念书的方便条件。我自己从1941年就在机器制造厂上班，工作二十五年从没得到任何帮助，我说什么人家都拒绝，不仅拒绝，甚至不理睬我。我抛下孩子上班究竟为了什么，让他们无人照管像孤儿一样，自己却在厂里无休息日做工，甚至两班倒。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恳求您研究我的申请，因为我是多子女的女人，没有任何条件让自家学生念书，甚至连睡觉都像牛躺在地面。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求求您答应我帮我家修好房子，要么转告政府，为孩子创造学习条件。
请您满足我的请求。
（署名）Р.М.波波娃

来信之三：

你好！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请接受我们的祝贺并收下我们的请求。我们非常清楚祖国的文化和美丽生活健康繁荣。只可惜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我告诉你，看不到是因为我双眼全盲，听不到是因为我们村没通电、没收音机。我70岁了，30年没见过光亮。国家给我一点点养老钱。但我想听广播。广播！这个词意义重大。报纸上有我国各个角落的生活，我以前能看见能劳动，如今瞎了再不能手捧报纸。
周围所有村子都电气化，唯独通往我们村的电线闲着无用。电线杆立在田地6年了，很快会倒，村里却没有灯光。无人照顾我们太委屈了，因为我们村大部分是残废，显然没人拿我们当人。
敬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想要伊里奇灯泡（译注：即普通白炽灯，因列宁推广电气化，故有此谓），想要广播！苏维埃政权即将五十岁了，我们这点儿东西都没有。
恳请您帮帮我们。
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斯米尔诺夫（70岁），阿尼西娅·埃斯塔菲耶芙娜·鲍里索娃（90岁）
（女学生М.Н.代笔）

来信之四

……我是69岁鞑靼族老女人。含着眼泪请求您——我们高尔基民族区的代表——帮我解决困难：拿回我以前住的房间钥匙，房间被巴拉赫纳市房管局从我手中夺走了，因为我儿子在普拉夫金斯克居住生活，有个一居室公寓，他结婚了，很快就会生孩子，已经不需要我了。我在巴拉赫纳住了20多年，在那个失去钥匙的房间住了9年，退休金24卢布。眼下我能去哪儿？丈夫在伟大卫国战争死了。我找过各种部门，没人愿意好好对待我。求您作为民族院代表（译注：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帮助我。毕竟他们从我手里拿走钥匙的那个房间至今空着，所以请帮我索回钥匙，让我在里面住到生命尽头，反正我没几年可活了……

来信之五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对您倾诉就像对自己的代表。
我身有残疾：缺两条腿、一条胳膊，在高尔基电视台演播室工作8年了。我不是爱发牢骚的人，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过着有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唯一折磨我的是痛苦的居住条件。我、妻子和女儿家住11层。本人从1955年起忙着换房，已多次排到第1位，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某种原因延后。最近一次直接把我从第1位挪到第18位。
没人能够向我解释这种情况因何发生，这种欺侮何时结束。
我请求您，敬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介入此事帮助我。
谨此，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祖布连科夫

来信之六

亲爱的肖斯塔科维奇，我今年34岁。14岁到19岁参加劳动，在捷尔任斯基地区农村。19那年双腿瘫痪，成了一等残废。在床上躺几年，我坚决要求截肢。1956-1961年动九次手术，终于甩掉两条废腿，只剩活动能力很有限的胳膊。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活动，用一辆小型轮椅，总比像个会喘气的尸首躺着强啊。六三年我在捷尔任斯克找份工作，在家接活做手工。经历这么多磨难，我无法继续住农村，因为轮椅不能在沙地和泥地前进。我的身体条件也开不了摩托四轮车（译注：即残疾人微型车）。所以搬进城里，住在私人住宅。结了婚。我的情况很不容易找到公寓，只得勉强在偏僻市郊找个私人住宅安身。这附近缺少基本生活设施，最重要的是没有沥青路。沥青对我而言就是腿。
房子是填平房，寒冷，7平米，转不开身。请注意，我在家工作。我洗澡也在家里，用儿童浴盆。不能再去公共澡堂了，三年得了两次传染病（真菌），把媳妇也传染了。这没什么奇怪，因为我必须光着屁股在澡堂脏地爬（请恕直言）。离开澡堂回家路程整整4千米。想象一下我洗完澡是个什么样子吧，比没洗之前脏五倍。/
冬天的时候大小便也在家，因为厕所在外面。风雪弥漫，我必须硬着头皮咬着牙。我工作的企业直到下个五年计划之前都不会分房子，所以市苏维埃执委会把我列入排队名单。可惜啊！我排名第60。
我急切地恳求您援助，帮我摆脱做室内困兽的境地。求您帮个忙吧，在市里有沥青的地方找个房子。给我一点点机会活得像个苏联平等公民。
期待您的意见。希望从您那儿而不是遥远的地方获得答案。
（署名）卢科亚诺夫

来信之七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代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我拿到修房的木料三年了，屋顶的木料却不给我。房子正在腐烂，允诺的屋顶盖不上。找过本地部门，答应的都挺好。我恳请代表帮助解决屋顶木瓦250片。在此请您不要拒绝。
请求人叶罗费耶夫

来信之八

Д.Д.肖斯塔科维奇：
判决书：
1967年2月10日谢苗诺夫斯基配件厂管理处同志审判会审理了人民法院转交的仓库保管员З.А.卡特舍娃侮辱和殴打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科马罗娃的案件。
同志审判会认定如下：
1964年1月份，不享受分配套房资格的总机械师办公室电焊工М.И.卡特舍夫收到了加加林街3号公寓7号房间（14.8平方米）的住房证，另一个10.8平米房间分配给铸造车间女工В.Ф.帕申娜，两家合用厨房。
搬进新家头几个月，卡特舍夫两口子很高兴能住房间。З.А.卡特舍娃投稿《中央报》表示：“漂泊私人住宅12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房间，心满意足啦”。然而共同居住一段日子后，卡特舍娃决定驱逐室友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她开始持续挑衅帕申娜：“你没交电费！你不擦地板！”卡特舍娃不仅口头侮辱对方，甚至动手打人，有一回她在帕申娜即将分娩前两星期踢她肚子。于是帕申娜另外分得独立住房搬出，卡特舍娃得偿所愿，但由于夫妻俩无资格分配套房，空出来的房间给了铸造车间女工Т.А.科马罗娃。卡特舍娃得知此事扬言：“想进门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拆除了隔断房间的砖墙，企图紧紧锁闭厨房通往科马罗娃房间的门。1966年7月1日铸造车间主任和房屋管理员陪同科马罗娃搬入指定给她的房间。当科马罗娃收拾屋子时，卡特舍娃宣称：“你的努力是徒劳的！反正我不会让你活太久！”于是从第一天起卡特舍娃就不停侮辱科马罗娃，纠缠鸡毛蒜皮小事，殴打她，采取一切手段令她无法忍受，于是科马罗娃腾房。
1966年12月22日卡特舍娃袭击科马罗娃，抓伤其脸部，只因科马罗娃动了动炉灶的火钩子。
1967年1月23日卡特舍娃再次攻击科马罗娃，揪掉她一缕头发。
州苏维埃代表М.Е.西罗京在审判会上证明：“卡特舍娃一直都敢当着我的面击打科马罗娃脸部”，铸造车间工长兼同志审判会主席库拉莫诺夫表示：“卡特舍娃企图在我们面前伸手打科马罗娃脸”。审判会获得保健站出具的证明，指出科马罗娃曾遭殴打。
整个审判期间卡特舍娃表现挑衅，口出污言秽语干扰证人和代表……

来信之九

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您的信收悉，衷心致谢。
我约见了区执委会主席别克托夫同志，跟他说我兄弟自愿上前线作战，回来就生病，周期性发作，多次送进精神科，已在精神病防治所登记挂号了。但别克托夫同志说像我兄弟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不能因此就分房子。我告诉别克托夫同志我见过您，您跟医生谈过，他却说我对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指手画脚。别克托夫同志的冷漠态度我无话可说了。我现在叫我兄弟自己去见他，又担心后果，因为他可能会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下做出什么事来……
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哪怕让他们给我兄弟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也好啊。祝您健康长寿。
再见，Р.А.梅利琴娜

来信之十

莫斯科市
苏联著名杰出作曲家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我们备受尊敬的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请允许我：一个您不认识的普通劳动者向您致意。
本人12、13岁第一次参加劳动。1932年建设共青城，我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加入共青团。岁月如梭，1938年4月18日下班后我和许多人一起被拉到哈巴罗夫斯克，那里有当时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局的三人小组。我和许多人一样被判刑3年，流放马加丹州科雷马极北地区，在那里的矿井、钻孔和矿山工作。1941年4月18日释放，我仍然干钻探工、矿工、采煤工从事体力劳动，开发极北地区。
就这样一直在井下工作到1945年9月8日，发生了一桩我没听说的案子，他们把邪恶手段归咎于我，我稀里糊涂地被指控犯抢劫罪、谋杀罪，接着根据167条第2款判我十年。
于是我以囚犯身份继续做最辛苦的工作：采煤工、钻探工，一直在极北最严酷有害的劳动环境里伐木、劈柴13年多，无论是管理部门让我干的活，还是在纳切耶沃港跟潜水员一起工作，我都无可指责地完成了。我们亲爱的杰出的苏联大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当冤罪强加于我的时候，当我被专横指控的时候，当我在北方艰苦环境日复一日劳动了16年2个月失去健康之后，难道不委屈吗？我请求您帮助我这个无辜的劳动者，在你们那边研究一下我的情况。倘若我这辈子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或者伤害过谁，甘愿受最严厉惩罚。可我只知道工作也只会工作。
自从我在北方丧失健康变成残废那天起差不多过去三十年了。我请求您亲自帮我一把……
罗斯托夫州维申斯基地区巴兹科夫斯卡亚
（署名）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别斯图热夫

来信之十一

最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们向您请求援助。
我们在这处房子生活五年，也被折腾了五年——没别的词形容，在苏联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允许的。我家窗外（一层）几乎紧挨着长椅，各年龄段的居民在长椅上一坐坐到深夜，喊声和噪音使我们没法休息。
本人：伊娃·鲍里索夫娜，身患疾病，是共和国规定的养老金领取者，今年72岁，尽管如此我仍然在政治犯之家（译注：指革命前的政治犯和流放犯）从事社会工作。我的第一个错误是申请移走长椅，第二个错误是生为犹太人。我丈夫瓦西里·谢苗诺维奇·雅科夫列夫以前是政治犯，俄罗斯人，女儿们也是俄罗斯人。而我是犹太人，他们在我家里，在苏联，当着我的面骂我，说我是犹太狗、“犹婆子”，还有各种不堪入耳的话。
本人：兹韦兹达·瓦西里耶夫娜·雅科夫列娃，女儿，做两份工作：第一产科医院和儿科门诊部。我们俩都是早晨7点出门，9点以后才回来。住在楼里的人基本见不着我们，可我家窗玻璃多次被打破，棍子扔进屋内，这种实物证据我们有一整套。
参与这些卑鄙活动的人根本不认识我们，无缘无故指责我们犯了滔天大罪。组织、教唆这些卑鄙活动的人名唤帕维尔·斯捷潘诺维奇·加夫里洛夫，1938年党员，退役中校，在苏联军队当兵26年。似乎这种人本来不应该允许谁当着他的面用“犹婆子”、“犹太狗”、“母狗”之类脏话侮辱人的，可是坏小子杜尔涅夫、涅恰耶夫扔棍子砸玻璃的时候，П.С.加夫里洛夫却不吭声走开了，纵容坏小子继续他们所谓的“娱乐”。
至于警察在这些卑鄙活动中的表现，警察代表认为没必要起草一份关于砸窗玻璃的报告，也不知道窗什么样了。
恳请您，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找找党组织，因为他们是我们事业的创造者。
此致，敬礼。
（署名）Е.雅科夫列娃，З.雅科夫列娃

来信之十二

Д.Д.肖斯塔科维奇：
本人是集体农庄女农民，1958年起在楚瓦什自治共和国亚德林地区“战士”集体农庄劳动，有四个年幼孩子：大儿子根纳读二年级，9岁。另三个：鲁道夫、阿道夫和埃尔诺，最小的4岁，还没上学。
1964年5月我丈夫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触犯俄联邦刑法典第103条，现关押在切博克萨雷市ИТК-4劳改队。指控我丈夫的事由是，他的姊妹赫列斯京妮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格里戈利耶娃在自己丈夫死后跟同村人公开同居，我丈夫М.Д.德米特里耶夫有一回当着街边妇女的面责骂他姊妹各种不检点行为，于是二人争吵。然而我丈夫并没动手杀他姊妹。第二天早晨在格里戈利耶娃家院子发现她的尸体，我丈夫就被捕了，说什么“他当着满街众人揭穿丑事，有可能杀她”。就这样侦查员提出的不成熟动机被带上8月21日庭审。时至今日我丈夫刑期过半仍然坐牢。我想强调的是我丈夫对法律一窍不通，被捕后5天，以斯梅尔洛夫中尉为首的警察用各种方式虐待我丈夫，拳打脚踢，撕碎他的衣服，4天不给饭吃，生生把我丈夫——原共产党员、红海军战士变成罪犯。
过去三年半时间，我这个犯人家属，尽管如您所知带着这么多小孩，却未享受任何优待政策，相反他们却被各种部门和集体鄙视，我和孩子们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悲哀。虽然在一个正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回忆起贫穷是落后行为，但我的孩子毕竟遭受了这种残余，小小年纪就去捡面包片吃。虽然这个周年纪念（译注：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给全体苏联人民带来欢乐，但我家并没摆脱赤贫、饥饿和寒冷。我无法想象未来会怎样。我和我的孩子年复一年走向死亡。我无力阻止这种结果，尽管我在集体农庄认真劳动……
（署名）女选举人维拉·菲利波芙娜·德米特里耶娃，选民册编号214

来信之十三

……本人А.Д.佐托夫1943年3月8日在鲁萨站附近受伤，失去一腿，三等残废。家住本地农村，在兹尼亚科夫斯基村务农。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本人每天必须拄拐徒步单程行走3-4千米。仅存的好腿因超负荷开始疼痛。为了保住这条腿，我不得不向高尔基州社会保障科申请一辆谢尔布霍夫斯基厂制造的手扶车。去年医务复查委员会拒绝发给手扶车，医生表示我还有“长残肢”，无权使用手扶车。这话就好像我的长残肢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其实长而沉重，根本没法靠它走路。高尔基市的残废人都用手扶车，市里也有交通工具：电车、大客车、无轨电车。我住乡下，只能拄拐步行劳动……
我在前线失去一条腿并不感觉委屈，但和平年代在家乡再失去一条腿又为了什么？很懊恼。
再次向您声明，只要我第二条腿不那么疼了，能够相对轻松上班回家的时候，我不会再申请使用手扶车。而现在我要求保住这条腿，保住我的劳动能力，免于沦为废人。
我也不愿放弃国营农场工作——抚恤金不够生活，良心不允许我去干别的。
请您帮助我。
（署名）佐托夫

来信之十四

……本人三等残废，没有双腿。我有一辆摩托四轮车。本市苏维埃没给这辆车提供停车棚，四轮车放在街边生锈，被恶劣天气和路人破坏了。我是有工作的残废人，需要经常使用摩托四轮车，所以车应当停放在残废人住宅不远的地方。我找过不少地方，但都没结果。请帮我解决这个情况。
敬礼。
（署名）阿列克谢·西罗特金

来信之十五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些斯塔科维奇：
本人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楚巴诺夫，想找您求助我的脚疼六年了没有旁人扶着走不满一百米。我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一直参加工作买过一辆轻便摩托车骑着它行动非常自由，1967年车坏了我修过几次可它已经彻底不行了。我请求您帮我买辆新的。我自己买不起。妈妈也是二等残废所以没人能在经济方面帮我父亲死在前线。
请帮我买辆轻便摩托车这样我才有希望。
（署名）二等残废劳动者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楚巴诺夫

来信之十六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恳请您协助我们买一台电锯。对我们而言它意义重大。电锯好像不难买，但到处买不着。我们多次找过地区农业管理局、地委、地区农机联合会、州农业管理局，答复只有拒绝。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再次恳请您帮我们买一台电锯。
（署名）集体农庄主席В.А.什干诺夫，党小组长Л.亚木津

来信之十七

投诉
请求您，肖斯塔科维奇同志帮我们安排电灯。五年多来，我们杰亚诺沃村列宁遗训集体农庄庄员一直忍受无电灯之苦，费用按月缴纳，开灯只有一缕红丝。孩子们没法上课，总不能像原始人似的举火坐着。以前找过国家电力，他们答复没有装配工，现在有装配工了，又缺电线。五年来一直如此……
此致（18人签名）

来信之十八

Д.Д.肖斯塔科维奇：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这种日子我们怎么活啊？
根本没厕所怎样生活？现在家家户户都用桶子当厕所，拎到街上倒掉。没厨房怎样生活，只有一条阴暗闷热的走廊，搁着三个煤气热水器，两个煤气炉，我们都在这儿烧饭，挨着当厕所的桶子洗衣服晾衣服，旁边还摆着桌子等。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彻底没力气了，不想活了。
我们希望获得您的援助，别像我们高尔基的领导冷酷无情。除了您，我们的代表，还有谁能帮我们。
应21、22、23、23-а室租户之请
（署名）В.乌尔特明采娃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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