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这个没有也不可能有大型个人资本的国家，存款百万是严重犯罪，政府对这种有头脑的“能耐人”打击极为严厉。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确实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虽然其中一些人具备卓越的经营才能——若在不同的体制下，绝对有望跻身寡头榜首。他们善于分析市场，寻找最稀缺的商品种类（多的很呢），然后向消费者提供自己的产品，冒着倾家荡产甚至杀头的风险搏一把。因为他们的生意在当时被视为“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而对于这种“进取行为”，刑法规定了死刑。

诚然，苏联百万富翁中也有一些彻头彻尾的骗子。例如，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小说《金牛犊》角色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雷伊科的原型，据说是俄帝国最著名地下百万富翁之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科罗夫科。此人并不从事消费品生产，“格局”大得多。他喜欢创办各式各样的“公司”，以此为幌子骗取贷款和股东投资。他吃准了那些幻想不劳而获、拿利息发财之人的心理，总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忽悠他们。“公司”通常开设在高档街区的办公楼，进门就瞧见奢华家具、水晶吊灯和其他象征财富的装饰品，唬得访客深信不疑。投资门槛可承受、许诺高额回报、再来点儿知名人士推荐，哈哈，钱财如流水般源源不绝！一家“公司”刚停业，辽阔国土的另一端立刻冒出另一家换汤不换面的新公司……

但我们还是说回并不单靠欺诈发财的苏联百万富翁吧。他们主要的赚钱方式是生产和销售日用消费品，尤其服装。

伊萨克·金格尔与齐格弗里德·贾森弗朗茨

1950年代初，苏联的战后重建热火朝天。轻工业发展不是优先考虑方向，服装和鞋靴严重短缺，但民众都希望穿得漂亮、时髦。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两位合伙人连手做起生意。他们在伏龙芝市（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首都）开展业务，自掏腰包购置旧缝纫设备，利用废弃的军用仓库设立作坊，雇佣本地犹太社区工人，参照外国时尚杂志的款式仿制服装。产品一时间供不应求，生意热得像炉火，利润如泉水般流入金格尔和贾森弗朗茨的口袋，每人年收入大约40万卢布（当时一辆小汽车售价5000卢布）。

他俩不愿像前文提到的科雷伊科那样甘愿长期低调，几乎从一开始就大手笔购买房屋、汽车和各种奢侈品。以至于ОБХСС几乎不用再侦查什么，因为炫富炫得实在过于明显了。于是指控他们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数额巨大，后来改为侵吞和利用国家财产。

虽然两位“寡头”反复强调他们没偷国家一个卢布，反而是用自己的钱建立生产、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工人工资，但司法机关不采信他们的辩解。伊萨克·金格尔、齐格弗里德·贾森弗朗茨和该企业21名工人最终被枪决。

鲍利斯·罗伊夫曼

鲍利斯·罗伊夫曼起初也是一位安分守法的苏联公民。他参加过前线战斗、获得过勋章，1960年代初在一家针织厂担任高级技术员，深受同事们尊敬。

为了理解社会背景，必须指出此时苏联已经开始重视轻工业发展，“时尚”一词频频出现，全苏服装模特之家在莫斯科铁匠桥开业，1959年甚至举办克里斯汀·迪奥服装秀。由于苏联轻工业无法满足人们对漂亮衣服的需求，赫鲁晓夫颁布法令允许精神神经病院患者参加服装生产，作为劳动疗法的一部分。

苏联的“可以”往往意味着“必须”，但医生们不懂时装行业，更不知道怎样开办这种车间。哎，鲍利斯·罗伊夫曼懂啊，他第一个车间就设在加里宁（特维尔）的聋人协会。工人们都很开心，因为听力障碍不好找工作，罗伊夫曼不仅雇佣他们，还按时发放优渥工资。

在加里宁捞到沉甸甸第一桶金之后，罗伊夫曼花了2000卢布行贿，设法调动到莫斯科担任一家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负责人。他在那里迅速开设多个车间，打着“劳动治疗”的名义生产时髦的针织服装。患者们在昏暗灯光下轮班工作，曾有员工试图向执法部门举报，但没人愿意认真听“疯子”说话。渐渐地，全国有几十家企业同时运作，形成真正的生产网络，但主要产品是在红普列斯尼亚区卫生局下属的疾病防治所制造。这个车间的主管叫沙伊·沙克尔曼，早先做过警察局线人，在各机关各部门认识不少人。可惜这些关系最终未能挽救他和他的合伙人免受惩罚。

1962年初执法机关收到匿名举报信：“查查吧，他的生活水平超出正常收入。”信中还附有一张详细标注罗伊夫曼住宅秘密藏物处的地图。案子办得很快，主治医生、会计和仓库管理员被判处最高刑期，鲍利斯·罗伊夫曼和沙伊·沙克尔曼死刑。罗伊夫曼挣扎求生，供出了大量同伙与合作者的姓名，全案牵涉超过25人，包括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然而“针织品案”造成的影响太大了，罗伊夫曼再怎么配合调查也无法被“从宽处理”。

扬·罗科托夫

这一位苏联富翁不是靠生产服装发大财，而是通过成功的转售赚了几百万。可以说扬·罗科托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个体分销商，也是莫斯科的进口货贩子和外币贩子的祖师爷。其事业巅峰时期在1950-1960年代。

罗科托夫出身犹太裔良家，原姓奥尔利科夫。因母亲早逝，交给姨妈拉扯，后来被姨父收养并改姓。扬·罗科托夫的“倒卖生涯”始于……艺术。少年时期他痴迷摄影，高品质的相纸和显影液只能到黑市求购。起初扬只是一位经常光顾的买家，随着他对摄影耗材逐渐熟悉，开始买卖这些用品，摇身变成投机倒把分子，生意越做越顺。19岁那年，这位法学院学生第一次被搜查，定罪后送进劳改营。罗科托夫居然设法组织了狱中交易网络，说起来还算不孬。狱友们普遍认为扬性格温和，还有一张“天真无邪娃娃脸”。

1954年罗科托夫刑满释放，不但没打算过老实人的生活，反而将自己在狱中组织交易网络以及与黑道头目接触的经验用作前进的助力，推动他发展自己的生意。倒卖衣服其实不难——几乎所有能从外国人手中收购的统统都要，经由中间人转手，在旧货市场、黑市专用公寓甚至著名男、女演员的化妆间内销售。

倒卖外币则比较复杂——罗科托夫建立了成熟的地下网络，最底层的是所谓“跑腿”或“飞毛腿”，他们风雨无阻在高尔基街往来徘徊，拦住外国人交易马克、英镑或美元。“飞毛腿”将换来的外币交给“上级”，“上级”再转交“买主”。买主负责接触富裕的苏联公民，兜售外币、黄金和钻石。此外，罗科托夫的网络还积极招募外国留学生，因为通晓多国语言的年轻人更容易跟外宾打交道。这套体系有严格的等级结构，每一级成员都能分到可观酬劳。

总之没多久，扬·罗科托夫就成为进口货贩子和外币贩子之王，过着奢华生活：在“阿拉格维”餐厅吃午餐和晚餐，交通全靠出租车，找首都最漂亮的时装模特做情妇。与此同时，他的穿着却非常低调，仍然和年迈姨妈一起住在老旧的“团结户”公寓。尽管如此，餐馆常客、绰号“斜眼”的罗科托夫早已被执法机关盯上。他是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行李寄存处被逮捕的，当时正准备领回装满外币和珠宝的手提箱。经搜查，从他身上缴获34.4万卢布，但他建立的外汇黑市网络的涉案金额估计至少二千万卢布。

罗科托夫第二次出庭受审，判决相对较轻：八年劳改。但1961年访问东德返回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案件迅速重审，罗科托夫最终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他的同伙：年仅24岁的弗拉季斯拉夫·法比申科也被枪决。

曾有人统计，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仅仅因为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就超过8000人。勃列日涅夫年间的政府对这些“地下老板”态度比较宽容，他们的生意属于半合法状态。直到1990年代初实行新政策，这类企业家才走出地下，正如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雷科一直梦想的那样。

公认的第一位苏联合法百万富翁叫阿尔乔姆·塔拉索夫，1989年他从自己创办的合作社获得300万卢布利润。塔拉索夫按规定为这笔工资缴了税，又向他所属的党组织缴了党费。许多人听闻此事大受震动，但塔拉索夫的生命与自由已经不再受威胁了……

延伸阅读：

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斯大林时代的“私酒之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842年4月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旨在一劳永逸解决一项长期存在的问题——贫困居民几乎得不到医疗救助，即便是在首都。整个“杂工阶层”被加征特别税，用于建立和维持专门医院。虽然这笔资金征收顺利，但到了七十年后的1912年，却仍有超过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的莫斯科贫民被拒之门外。

“仅剩700张床位”

1785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二世沿伏尔加河视察期间途经莫斯科，对旧都的医院数量深感不满。全城仅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建于1763年、纪念她儿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大公平安康复的“帕夫洛夫医院”，设有50张病床；另一家是1775年遵照她旨意成立的“叶卡捷琳娜医院”，设有150张病床。

军事委员会秘书П.С.科洛托夫写道：“从莫斯科返回途中，女皇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这座都城配备一切必要且有益的机构。为此，她在克林（译注：莫斯科州古城）写信给时任莫斯科驻军总司令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鲁斯伯爵，内容如下：第一，增加医院和残废人收容所的数量，用于照顾体弱者和生活无着者，使其规模与城市人口相匹配……”

但无论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或历代俄罗斯皇帝在位年间，莫斯科医院的床位数量从未“与城市人口相匹配”。平民患者的处境更艰难，因为许多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十八世纪末在叶卡捷琳娜医院住院一个月需支付5卢布（相当于低级官员月薪），这笔钱通常由患者本人、他供职的机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承担。到1815年住院费涨至每月10卢布，1830年进一步涨至15卢布。

统计学家В.П.安德罗索夫1832年指出：“总体而言，可以注意到医院的床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如果从2827张编制床位中扣除1850张军医院床位，以及为医院所属地方患者保留的303张床位，那么供首都其余25万居民使用床位恐怕仅剩700张。”

1833年设有450张床位的市立医院投入使用，但只是略微改善了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医院接收农奴患者，“只要他们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医院还另外辟出100张免费床位供贫困自由民使用，前提是他们出示警方签发的贫困证明。其余患者则需支付每月15卢布纸币的治疗费。

同样在1833年，叶卡捷琳娜医院从地角偏远的旧木房迁至彼得罗夫斯基门附近，搬入为其修复重建的加加林公爵旧府邸（译注：昔年拿破仑军队撤离后失火），拥有220张床位。1846年医院在花园新建可容纳70名患者的夏季病房，但由于此处毗邻厕所，入住体验不佳。民政部门的莫斯科医院监察员А.И.奥维尔写道：“夏季病房内必经之地几乎直接与走廊相连，由于厕所简陋，潮湿天气恶臭弥漫整条走廊，尤其夜间关门关窗时情况更严重。”

建筑主体也存在缺陷。А.И.奥维尔指出：“医院附近彼得罗夫卡街形成大片积水，甚至浸泡了建筑底层部分基座。这些积水与厕所排放的污物在管道混合，散发刺鼻气体，即使没有大量积水也一样，夏季令人无法忍受，甚至冬季也难免。整个建筑这一侧的底层都被剧烈臭气笼罩。”

莫斯科当然还有其他医院，比如慈善家资助的豪华的戈利岑医院和谢列梅捷夫医院。1824年莱科恩·德·拉沃所撰《莫斯科旅行指南》对前者大加赞赏，曰：“医院内部设施和管理制度与其富丽堂皇外观相匹配。本院药品卓越，护理细致。”又介绍后者：“这座建筑以其宏伟而简约的风格令人倾心，其宗旨和使命更令人敬畏……在这里患者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医疗救助。”

这些医疗机构的高水平服务几十年如一日。1857年监察员А.И.奥维尔对谢列梅捷夫伯爵创办的医院赞不绝口：“患者饮食品质极佳，听凭自由选择。只要对病人有益，医生可以自行判断提供任何食物，无论其价值如何；甚至患者的特殊需求也能满足，前提是不妨碍治疗。药品种类亦无限制，不受既定配额的约束……无论最新款药物、矿泉水或昂贵的治疗手段——凡属医生认为必要，都可用于救治病人。”

可想而知，尽管这些机构被视为“公立医院”，但贫穷之人入院的机会渺茫。

“便利且基本免费”

由于贫民医院床位短缺，穷人患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公共救济机构忽然发觉：早在1775年设立省份时就曾规定医院应免费接收和救治所有贫苦之人。但该法令并未明确界定“贫苦”的具体标准。1834年内政大臣就此问题向部长委员会呈交报告：“从某些省长的通报中可以看出，由于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住院者属于有产者、哪些享受贫民优待，公共救济机构面临诸多不便，并且在追收治疗费时常常陷入徒劳扯皮之中，有时甚至持续数年。”

尼古拉一世皇帝命令：将1804年批准用于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推广至全体公共救济机构所属的医院。有权免费入院者包括：
а) 各官衙送来的行政机关雇员及低级文书官僚，若其单位未设专职医生；
б) 国家机关退休人员；
в) 无专门医院及医生的士兵、水手和其他军人的妻子与无工作子女；
г) 国家机关所属农民及获得永久自由的男女；
д) 在医院所在城市无不动产的小市民和外地小市民。但对于这些人，公共救济机构应在接收时查验详细财产证明，并据此决定是否免除医院规定的治疗费用；
е) 拥有不动产的本地商人和小市民，前提是本地的公共救济机构接受商人和小市民社团捐赠之款项用于医院运营（如同1804年2月26日法令对圣彼得堡市立医院的规定），而非依赖城市财政拨款。

此外，这些医院还被允许接收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前提是“他们的工资或小营生收入微薄，并且负担大家庭生计”。但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后“必须核实其贫困状况”，随后“申请内政部批准免除其应支付的医疗和住院费用”。

到了1836年，莫斯科和其他省会城市被拒绝住院的人数逐年增加。当时的首都名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伊诺泽姆采夫声名籍甚，他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的宅邸广为人知。俄罗斯医生协会创始人之一Н.Е.马蒙诺夫大夫曾写道：“在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的接诊室，医疗救护迅速、便利且基本免费。这个接诊室成了门诊部。每天至少有十位大夫来此坐诊，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检查求医问药的患者，提供建议并开具处方，处方有特殊标记，可到博尔特药房拿药，它们承诺以优惠价格销售药品并且确实如此……这一俄罗斯最早的私人门诊部实现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和朋友们的双重目标：既帮助贫困患者，也通过这些患者向公众介绍他门下培训出来的医生。”

伊诺泽姆采夫的“门诊部”每年接待6000余人。19世纪上半叶的莫斯科贫困患者还曾获得首都监狱总医师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加阿斯的免费医疗建议和药品，他因此被民众尊称“圣医”。

公共救济机构不得不效仿这些无私行医的大夫们的先进经验。医院意识到自身无法收治所有患者，向内政大臣提出请求，言明公共救济机构“经常因床位不足或患者承担家庭责任不愿入院，尤其是那些罹患长期治疗之慢性病者，故而难以提供此种救助”。内政部长“认为可以批准为这些患者免费供应药品，费用计入机构开支”。

大臣部长决定：“贫困患者为了领取药品，必须提供其居住地警察官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核实其身份、经济状况与家庭人口”。患者经过医生检查并开具处方后，将证明文书送交医院办公室。该患者的姓名单独登记造册，发给“享受治疗”之凭证，注明年、月、日。每次回医院复诊拿药，患者需出示该凭证，康复后再换回自己的证明文书。

“每年付给医生达2000卢布”

然而，有支付能力的莫斯科人不喜欢医院。作家兼剧作家П.Д.博博雷金通过笔下一位女主人公之口生动传达了当时人们的住院观感：“她亲历了对医院的特殊恐惧，这种恐惧是平头百姓和贵族老爷共有的。医院意味着必死无疑，是贫乏的、普通的、冷淡的；有可怕的手术，有粗暴冷漠的医生、医助和护士。在那狭长的、摆满单人床的病房一躺好几个月，弥漫着医院的腐臭和石炭酸味儿，身边的人呻吟、打鼾、哭喊，做一切使病弱之人变得肮脏可憎之事。在医院，一位士官早晨巡查病房，大声询问：谁要领圣餐？”

故而手头宽裕的莫斯科人更愿意在家治疗，请家庭医生照护，或偶尔找名医咨询意见。自1789年起俄罗斯法律正式规定了自由执业医生的收费标准。医学博士K.戈林格写道：“如果医生把全部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获得至少满足他和家人生计的最基本报酬，那是不公正的。因此我国法律甚至允许医生对其劳动提出某种程度的收费要求，例如：城市内出诊每次半卢布至1卢布，市外出诊每次1至2卢布，口头或书面咨询3至5卢布，在难产时提供助产服务收费5卢布，接生婆的分娩服务及九天探视同样5卢布；至于重大外科手术之费用未作硬性规定，由医患双方自行商定——如果收费过高，医疗管理局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遵守规定的收费标准。1820年代一个月住院费15卢布，而名医（例如Г.Я.维索茨基或М.Я.穆德罗夫）一次出诊费高达25卢布。然而富裕病人相信这钱花得值。同时代的人说穆德罗夫能用放血疗法和水蛭吸血创造奇迹。有些家庭连续二十年聘请穆德罗夫看病，尤其感激他能记住每位患者的状况，秘诀就在于这位医生保存几十年的病历。穆德罗夫向自己的学生们解释：“这些全是我亲手撰写，不是在家而是在患者床边写的。姓氏数量一千多个，每个姓氏下面可能有多位病人，每个病人也可能生病多次。档案依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字母单独一册，翻开就能迅速查找每位病人的病史和全部处方。这件宝藏对我而言比我的整个图书馆更珍贵……1812年，我所有的书——那些构成我财富和学术奢侈品的书都留在这里任敌人掠夺，但病历档案无论走到哪儿我必随身带着。”

穆德罗夫讨厌“故弄玄虚”，不愿做那种为了忽悠病人而给他开出25种成分混合药膏的医生。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病人“敷芥末籽、辣根膏，使用西班牙苍蝇”，还会推荐“摩擦、蒸汽浴、普通浴或药浴，用水、醋、葡萄汁或葡萄酒洗脸、洗手、洗脚乃至洗全身”。穆德罗夫说过一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治病不能只看病名……应着眼病人本身，治疗他的体质、他的器官、他的精力……这就是我行医的全部秘诀。”

简单的治疗方法为首都最好的医生带来不菲收入。曾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医学博士A.B.格兰维尔1828年写道：“有声望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一年挣5万至7万卢布，某些人家每年付给家庭医生600-1000甚至1500卢布，且据我所知，还有两个显赫家族每年付给医生高达2000卢布。”

但无论首都或其他城市，绝大多数人做梦也不敢想拥有私人医生。

“三个人睡两张床”

1840年代初随着手工制造业发展和歉收地区农民大量涌入，两都平民数量持续增长，无论公共救济机构或慈善医生都难以给他们提供医疗救助。于是1842年4月圣彼得堡正式宣布了皇帝恩准的一项国务委员会决议，开办一所“为杂工阶层设立的医院”。

莫斯科民政总督（译注：相当于“市长”）И.Г.谢尼亚温指出：“鉴于莫斯科所有面向平民阶层的医院几乎全年满员，每天都有几十名患者被拒之门外——导致劳工们在此地找不到容身之处，只能带病离开都城，未抵家乡即死于途中”。他也提议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专门收治杂工阶层的医院，当时这类工人城内约有11.5万。

国务委员会的决议称：“在圣彼得堡开办常设医院，服务在此居住的杂工阶层，决定每年向每位杂工，无论男女，征收60个银戈比。”——莫斯科则是每人每年收70个银戈比（当年老百姓的主要食物黑面包，在1842年的价格是一俄磅1.25银戈比，约合每千克3个银戈比）。

这笔钱绝不是自愿缴纳，属于强制性税费。凡有缴费义务者的身份证上都会注明缴费情况，若某人掏不出这钱，发给其一张凭证，限期一个月离开首都。《刑罚汇编》还新增一条规定：“城市的房主或其房产管理人……若容许未缴纳杂工医院所设定费用之杂工、或已领取未缴费凭证之杂工居住于其房屋内，一旦凭证期满，受如下处罚：第一种情况——每人处以各首都所定缴费金额的十倍罚款；第二种情况——每逾期一日罚款三十戈比。”

1844年9月1日莫斯科正式开收“住院捐”，一个月后首批患者入住隶属公共福利机构的杂工临时医院。该机构历史文献显示，这家医院设在苏谢夫区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年久失修的老楼内，因为“只有监狱医院首席医生加阿斯无条件同意为杂工提供病房”。虽然新叶卡捷琳娜医院同意每月接收20名患者、市医院同意接收70名，但每位患者的月住院费高达4.3个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感觉负担太重，毕竟杂工医院收治一名患者的月开销仅70戈比。不久，旧叶卡捷琳娜医院的200张病床每月已有400余人排队申请。

此外，很快又向居住在市内工厂宿舍的工人们征收“住院捐”，由此增加了2万名潜在患者。

莫斯科的地主擅长精打细算，他们在城内拥有5.8万名奴仆。为逃避支付每位患病农奴在市医院治疗的4.3银卢布费用，他们开始将病人送往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并在送院前一天给他们支付70戈比的年费，尽管该医院条件特别恶劣。药品、床单、仆役和食物仅按200名患者之标准配备，而实际接受治疗人数远超此数。

医学博士A·I·奥韦尔写道：“旧叶卡捷琳娜医院建于城市北端……正迎着北风。所以地理位置有利于形成雾气和大量露水，使得空气潮湿，容易引发间歇性热病。根据杂工医院的医生观察，这种热病在院内很难治愈，动辄复发，患有其他病症的病人也会发作”。

后来逐渐向莫斯科市民租用七间民房，但寻求医疗帮助的人持续增加。遂决定开设门诊部接收求诊者。

着手筹备杂工临时医院之际，官员们曾承诺将在三年内建造一座现代化的砖石结构永久医院。临时医院高级医生亚尼亨被派往圣彼得堡详细考察当地杂工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的设施和运作方式。随后，建筑师М.Д.比科夫斯基1845年5月前往北都，以圣彼得堡的医院建筑为蓝本画图，因为“其外部和内部设计几臻完美”。最终，1846年М.Д.比科夫斯基完成医院施工方案，预计耗资一百万银卢布。公共救济机构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莫斯科民政总督遂委托建筑师П.П.布连宁“以最经济、最便利的方式设计永久医院预算案”。1847年此人提出的总造价为927325卢布66戈比。

省级官员计划举债70万卢布，期限为37年，从70戈比捐税中慢慢偿还。又考虑将每位工人的70戈比年费提高到90戈比。但在提高缴费标准之前，官员们想要查明医院的建设方案是否包含了“超出最底层人民需求的奢侈与豪华”？争论此事的公文往来持续十年之久，广大患者继续咬牙硬撑。

А.И.奥维尔报告说：“住院治疗的杂工被安置在医院的五座独立小楼、走廊和厕所内。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即便健康人也难忍受。地板、窗框甚至墙壁皆腐朽不堪，纵然消耗大量燃料也无法给病房供暖和维持健康空气流通。但就连这种病房都不够用，每年患者激增时由于缺乏空间和病床，直到1857年患者们不得不三人合用两张床，甚至睡在床与床之间的地板上。病房短缺导致一些病人被安置在浴室、烘干室等位置”。

在这家医院上班同样很辛苦。一位助理护士要照料15个患者，而在其他医院通常不超过5个。每位住院医生负责100个患者。不仅患者的三餐被缩减，甚至工作人员的饮食也得不到保障。医院十四年累死了十三位大夫。

1855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已故出版商、慈善家П.П.别克托夫捐赠的全部财产用于建设莫斯科的杂工医院。这些财产包括位于各省份的庄园、莫斯科的房屋和度假别墅、现款及一些小银器，总估价约50万卢布。肉贩街的别克托夫家雅宅成了杂工医院的一个分院，1879年市政府又购得谢佩列夫豪宅，开设亚乌扎分院（译注：即后来的市立第23临床医院）。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修缮改造旧叶卡捷琳娜医院，承蒙С.Т.莫罗佐夫、Л.И.蒂米斯特、Ю.Т.克雷斯托夫尼科娃、М.Ф.莫罗佐夫和А.П.卡维林等人捐资赞助。

19世纪末《莫斯科市杜马公报》写道：”尽管商人们为医院和收容院慷慨捐款，但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的事业远未达到理想水平。1894年1月市医院拒收病人的数字依然令人震惊。拒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床位。某些医院的拒收比例高达50%”。

1912年莫斯科市医院合计收治73441名患者，仍有39494名患者被拒。原因：满员了。

延伸阅读：

纪念外科名医谢尔盖·尤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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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在苏联，一个人的收入不能超过他的身份地位，例如工程技术人员几乎挣不着任何“非官方”额外收入，水管工却可以；清洁工兼职两、三份差事，教师最多兼职一份半，尽管苏联的教师一直略有短缺，尤其自然学科和外语。那些年高校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有机会进行官方科研项目，当然，此项薪酬不得超过本职工资的一半。任何超出国家规定水平的收入都被称为“非劳动收入”，遭受严厉惩罚。

所谓“非劳动收入”，既包括通过犯罪手段（盗窃、贿赂、贪污）获得的赃款，也包括在正常国家被视为完全合法的酬劳。关于苏联的盗窃和职务侵占，您不妨自行阅读这篇文章。我今天想谈谈其他类型的“非劳动收入”。

本人偶尔读到和听到这样的论断：“在苏联，私人买卖想做就能做。”而且讲这话的人是完全认真的。实际上，苏联“非劳动收入”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收入不来自个人在社会主义部门（国有企业、国家机构或国家批准的合作社）的工作。下面略举几个事例说明。

门饰——非法经营

材料都是在国营商店正式购买的，必然保留小票。但您肯定得先认识商店售货员才行，而且要支付高于原价的货款。

本人当时是个“侦探”，就是今天的客户经理。我挨家挨户推销这项业务，如果客户订购了30卢布的门，我能拿5卢布提成，如果订购35卢布的门，我拿6卢布。这样一天下来挣60-90卢布，对于大学生而言可不是小数目啊。

您知道一位有十年经验的师傅包一扇门要多久吗？说了您肯定不信——从按响客户家门铃到收钱走人，总共二十五分钟！简直不可思议！那些技艺精湛的人把每道工序细化到极致，真了不起。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则自行摸索如何与客户正确攀谈，如何笑眯眯劝人掏钱，如何按门铃。总之，这就是苏联式直销。

此事的时代背景是1985、1986年左右。如果被抓到，初犯罚款25卢布，进警察局聆听一番教育，通知工作单位。党委和共青团也会进行批评……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并且一年内不允许在同一地区再犯——如果二次被抓，可能上法庭。当然，材料必须是“合法采购的”，否则立刻会被指控投机倒把。

我们在莫斯科周边的各州城市干活，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被抓住过。

投机倒把

说到投机倒把，我想起当年报纸上广泛报道的一个案例。某男子在中亚（那边的西红柿卖不完都烂了）以每千克10戈比的价格收购西红柿，运到摩尔曼斯克以每千克3卢布甚至6卢布销售。顾客趋之若鹜，因为他们有钱，但西红柿不常有。结果该男子被抓并判刑——投机倒把罪！

这个坏蛋判了几年？十年。吃一粒“花生米”也有可能，可他赚的钱不多，不够判死刑的程度……

另一个学生也因此被开除。他给自己买条裤子（印度牛仔裤），尺码小了。朋友和熟人好像也不需要，他就拿去市场转手，结果“投机倒把”被抓。真是个傻冒，应该送去寄卖商店嘛，就不会落入ОБХСС的圈套了。

个体经营活动

1980年代初的莫斯科曾有一支广受欢迎的摇滚乐队叫“复活”，其巅峰时期也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几乎每个拥有磁带录音机的人都有他们的歌，比如《谁的错》、《小提琴手》等大热曲目。假使这支乐队在今天拥有如此多歌迷，肯定要走遍全国开演唱会，发行专辑，大赚特赚。但苏联时期情况完全不同。在苏联，只有“专业团体”，也就是隶属某个音乐团或在餐厅工作的乐队才可以公开表演挣钱，区区几个人随手拿起吉他演奏自己写的歌挣钱就是犯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犯罪。

但“复活”乐队人气火爆，他们的录音带在国内的流传数量十分可观。尽管乐队阵容几经变动，还改过名，人们依然喜爱他们的歌。最后乐队开始举办所谓“地下演唱会”，当然不是在地下室又蹦又跳，主要是在共青团组织提供的正经音乐厅进行。虽然许可文件上写明“青年晚会”，乐手们也没明着拿钱，实际他们通过卖门票变相收取报酬。终于有一次被ОБХСС抓住，刑事立案，1983年8月乐队主唱阿列克谢·罗曼诺夫和录音师亚历山大·阿鲁丘诺夫被逮捕，指控他们“以举办演唱会和发行自己歌曲录音带的形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好在他俩都被判了缓刑。

私家车营运

那些年也不允许私人出租车。用自己的车免费载人没问题，收费绝对不行，因为这是与国家竞争。甚至有随机检查的——便衣警察招手拦车，要求搭车，最后递上钱。如果司机收钱，当场被抓现行。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允许这门行业的了，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顺便说一句，那时在莫斯科打车会被要求付“两端”（计价器显示车费之双倍）。

另外，我曾有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已经亡故了。1991年初我需要借钱，他不但借给我，而且看在朋友份上不收利息。此人从郊外别墅的杂物堆翻出一个苏联时代的塑料盒子，装满苏联卢布，大部分是100元面额的，递给我两捆，总共2万卢布，当年可是巨款哦……他晚上做小生意卖伏特加，属于出租车司机的另一条发财之道，商店卖4.7-5.5卢布一瓶，他们有本事卖到10-15卢布。老兄后来就是死于酗酒。这些人偶尔也会被抓典型，但通常有“内线”通风报信，收25-30%的“信息费”。

自制设备等于非法经营

1980年代初还有一桩更离奇的事，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吟游诗人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身上。1984年之前诺维科夫混过几个摇滚乐队，之后他突然拥抱另一种风格（今天叫“香颂”，法国民歌），录制专辑《车夫，拉我走吧》，迅速风靡全国，歌曲《古代城市》更是成为超级热门单曲。但1984年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下大力气整顿摇滚乐和一切非官方音乐家，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乃是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城市。如果您还记得，时任市委书记正是Б.Н.叶利钦。反正一通整顿下来，个别人很幸运，低眉顺眼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轻松脱身了，比如“乌尔芬·朱斯乐队”的作词人伊利亚·科尔米尔采夫，他后来给“鹦鹉螺乐队”作词声名鹊起。

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却没那么幸运，1984年10月5日被捕，他的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反苏宣传（当年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被判刑竟不是因为他的歌——苏联政府不喜欢政治审判招惹《美国之音》评论——而是因为他制造和销售电子音乐设备。诺维科夫自制的放大器和扬声器品质远超苏联同类产品，所以不愁顾客。正如您可能猜到的，这在苏联是犯罪行为，因为苏联人允许定制服装（尽管也很麻烦），但禁止自制设备。

结果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被判刑。您认为“全世界最人道的法院”会因为他制造并销售优质设备（实际是因为写歌）判他几年？别犹豫，猜猜看嘛。一年？两年？五年？错了。1985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院判处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十年严管劳改。直到1990年2月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诺维科夫重获自由，之后俄罗斯最高法院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原判。

课外辅导

如果你有所注意，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教育部门官员。假若当年因此被抓住会被禁止当老师，或者发配去职业技术学校教那些智障孩子，再犯就判刑。我有个熟人，一位天生的好老师，大约在1988年被抓，立即开除。谢天谢地，她只是在学生家里上课，否则还会被扣上滥用国家财产谋利的帽子（别忘了公寓属于国家财产！），也就是说，罚款、解雇和精神折磨已然是“高抬贵手”。如果她是党员，肯定失去党籍。所以1988年的社会环境应该说没那么严苛了……她在某个三流技校继续教书几年并退休，从那之后再没做过家教辅导，只有一次例外，是应我的个人请求。尽管她已经七十多岁，短短三个月把中学的整个数学课程统统塞进某位朋友的儿子的榆木脑袋，结果他入学考试竟然考满分！

大学生企业家

当今许多聪明大学生会替那些手头宽裕但比较笨的同学做作业，挣几个零花钱。苏联时期也有，虽然比较少。我不能说我乐见这种事，但在我看来，如果要惩罚也只应该惩罚“顾客”。但在苏联时期，心怀不满的“顾客”抬腿去系主任办公室举报，“枪手”就会被开除，撵出共青团，然后参军……我能想起来两次大学生代写作业被抓继而被开除的事件，没人能帮他们。其中一位后来通过夜校追赶课程并毕业，另一位的命运不得而知。“顾客”则按时考取了毕业证。

最后的唠叨

回望苏联历史，压制公民个人主动性的斗争一直存在，从1917年夺取政权开始，中间仅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战后的残疾人劳动合作社时期有过短暂放松。也就是说，国家只在明显无法独力应对的情况下才允许公民稍微表现出一点主动性。更令人吃惊的是1986年5月23日最高苏维埃发布的关于加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法令。打击非劳动收入与禁酒运动一起成为国家启动改革的显著标志。但如果说“禁酒令”是基于实际问题——劳动人口的高死亡率，那么在私营企业萌芽之初打击非劳动收入的原因仍然讲不太清楚。颁布这项法令与改革初期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与旨在鼓励私人创业的政策背道而驰。一年前即1985年上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之构想，其中已经可以窥见私人创业的影子，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额外收入。从那时起，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言，经济领域“出现了微动”：人们尝试创业，哪怕是以最原始的形式——利用自家菜园或私家车。1986年11月将要出台关于发展个体劳动活动的决议，1988年5月将要颁布合作社法。但就在这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决定中间，却抛出一部法令声称“擅自将交通工具用于牟利，违反手工艺和其他个体劳动活动之规定”，以及“用面包喂牲畜”都将受处罚，从罚款到五年监禁直至没收财产。无论如何，这部法令最终付诸实施，与之前的禁酒运动一样也带有明显的苏联特色，就是说它首先影响的是那些依赖自家菜园“非劳动收入”糊口的人。某些地区的警察开拖拉机推倒温室，铲除早熟蔬菜，削减园艺用地。此外还禁止将农产品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个地区，这对当时存在的集体农庄市场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当局所采取行动的荒谬性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项奇怪法令呢？一种观点认为它针对的是官僚阶层的财富积累：紧随该法令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规定购买超过二万卢布之商品必须出示税务机关盖章的收入申报单。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打击非劳动收入的运动旨在削弱新兴的初始资本拥有者，在计划将私人创业合法化之前，他们可能会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竞争。还有一种戈尔巴乔夫晚年提出的有趣观点：原来，私营部门的“微动”结出硕果，从事小规模创业的人开始致富，而这反过来引起了周围人极其负面的反应——“你们想想，那是些什么反应啊？他们开始烧毁农场，放火，‘红公鸡’在我们身边乱窜（译注：火势蔓延之意）。最主要的、最大的困难是情绪和心态问题。我认为，我们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本人认为一切都很简单——当时的国家乃至后来的国家都非常害怕，害怕不依赖它的公民不再“给什么吃什么”，反而想要国家嚼过的口香糖之外的东西。而当年被允许开办合作社的那些人，皆是经过考验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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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91年1月11日，自称“反共斗士”的焊工弗拉基米尔·沃隆佐夫犯下双重谋杀案，受害者都是苏共党员。他首先用一杆锯短的霰弹枪把卡卢加市主要报纸《旗帜报》总编辑伊万·福明打成致命伤，接着又袭击了“建筑机械化”托拉斯的工会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卡卢日斯基。之后沃隆佐夫向警方自首，声称“憎恨共产党人的口是心非”。他拒绝请求赦免，最终在俄罗斯暂停死刑前不久被枪决。

时年45岁的“反共分子”弗拉基米尔·沃隆佐夫生于莫斯科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父亲是苏军上校，母亲是某餐厅经理。人们曾预言这个小孩前途光明，但他在少年时期结交损友，走上了刑事惯犯的不归路，曾参与抢劫售货亭。获释不久他二次被捕并二次入狱，出狱后沃隆佐夫的居住地受限制，禁止返回莫斯科。遂在卡卢加市房屋建筑联合公司做焊工，看起来对新生活十分满意，自认是一名优秀技术工人。但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公民不同，沃隆佐夫对苏维埃政权持强烈仇恨态度。

1991年1月杀人案发后，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的《乡村青年》杂志的事件报道最详细。文章作者试图了解促使沃隆佐夫实施双重谋杀的动机，参考警方提供的材料描述了事件背景。《乡村青年》报道称：激进的民主斗士沃隆佐夫“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改革成功”，分次购买两把匕首（其中一把伪装成雨伞）、一支小口径步枪和一支锯短枪管的双管霰弹枪。“沃隆佐夫早在1986年就开始列出必须被消灭的卡卢加共产党人名单：包括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他想好了谋杀每一个人的计划，摸清了他们上下班的路线，挑选了执行‘判决’的合适地点。”

1980年代末沃隆佐夫结婚，所以一段时间内他杀人的执念没那么强烈。然而不久之后他决定重拾旧计划，其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那些抨击共产党政权的民主派出版物的影响。沃隆佐夫曾参加民主派集会，但很快便对这些“同道”深感失望，认为他们纯属空谈家，没有“实际行动能力”。

沃隆佐夫自感有责任为苏维埃政权的罪行“复仇”。他的“枪决名单”包括卡卢加州委某些工作人员——因为他最恨身居要职之人。但潜入州委大楼殊非易事，所以决定先向卡卢加最大报纸《旗帜报》编辑部下手。这家报纸是州委机关报，坚定支持党的纲领路线。恰在悲剧发生前几天，卡卢加人民代表苏维埃决定重新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消息报》，《旗帜报》编辑部因而爆发内部分裂，大批记者辞职。

小说《金色乌云过夜了》的作者阿纳托利·普里斯塔夫金曾在1990年代担任俄罗斯总统下属之赦免委员会主席，详细描述过沃隆佐夫的个人情况。他在2000年代初出版的《死亡阴影之谷》中摘录引用沃隆佐夫的心理/精神病学鉴定：“此人成长阶段疏于管教，但家中藏书很多。他自己得出结论，我国一切灾难都是共产党领导人造成的。当《宪法草案》公布，这成了他内心长久想法的某种推力。他决定表达自己对该草案的态度，爬上雅罗斯拉夫尔一座教堂钟楼顶，吼叫几个小时‘没有鱼、没有肉’的口号。警察和消防员反复劝说。最后口渴自己溜下来了，当场被捕并送往精神病院。”

事后沃隆佐夫自称故意假装精神失常，目的是拿到“白票”（译注：健康原因免服兵役证明），从此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抛弃了“开始惹人烦”的老婆，搬进集体宿舍，组建新家庭。

尽管如此，沃隆佐夫在外人眼里仍是个安静、礼貌、教养良好之人，待人接物井井有条。他一贯注重仪表，各种场合应付自如，但无法容忍不公正，哪怕面对大领导也敢直言不讳。熟悉沃隆佐夫的朋友说酒精对他的行为有负面影响：酒后动辄发疯，甚至自杀寻短见。

总之，1991年1月初沃隆佐夫开始作案前踩点：观察了报社编辑部的房间布局，评估了接待室秘书的位置，记住了总编辑伊万·福明办公室具体在哪儿。记者们各自埋头忙工作，并未注意这位可疑的陌生访客，毕竟那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太多。

1991年1月11日，沃隆佐夫向新妻子谎称找到一份高薪兼职——实际却将锯短的霰弹枪藏进自制的公文皮包，再次前往《旗帜报》编辑部。约在下午14点10分进入报社，顺利绕过门卫上三楼。接待室空无一人，因为女秘书吃午饭回来晚了，侥幸逃过一劫。

沃隆佐夫毫无阻碍推开办公室门，持枪射击与他同龄的福明。后来他自己回忆杀人场景：“我走进办公室，里面除了福明没别人。我掏出枪，瞄着他，说：‘站起来。’我总不能对一个坐着的人开枪——那跟打死一个躺着的人有什么区别？他瞪眼看我，面露傻笑。我开了第一枪，他惨叫一声，我又开一枪，第三枪之后他才安静下来。这时我听到身后开门声，回头一看——是他妈的摄影记者戈洛夫科夫，大块头，比我壮多了。我用枪对准他，把他赶出办公室。我心想，我还要出去，他如果藏在接待室，可能会从背后偷袭我。我压低枪口朝门打一枪，纯粹想吓唬他，猛一推门，见接待室一溜血迹——看来我打中他了，万一打死了呢？我脑袋乱哄哄，挺可怜那小子——无辜之人死在我手里。突然办公室门被推开——福明居然跑出来。他挨了我三枪（脖子、胸口和肝脏）还活着，还在喊。我又举枪对准他——打死了……”

戈洛夫科夫腹部中弹，忍痛警告同事避险，失血昏迷倒地，医生们奋力抢救四天。2016年戈洛夫科夫在《消息报》撰文回忆那个不幸的日子：“我当时就在福明办公室隔壁房间，屋里还有新报纸《消息报》的主编阿列克谢·佐洛京和画家尤里·丘尔金——他俩正在排版下一期的内容。枪声听起来就像新年夜小孩放鞭炮，但我感觉可疑。推开门，向福明宽敞的办公室内望了一眼，桌前没人，电话铃在响，还有福明从某个角落发出的微弱呼救：‘警察，叫警察……’我刚要迈步，只见一个穿夹克的陌生人冲出内门，恶狠狠说：‘写东西的，狗日的！’随即亮光和轰鸣声同时迸发。我下腹部像刀捅了似的疼，身体被打得一摇晃，本能捂住肚子——子弹穿过去了。眼前一片模糊，硝烟味儿让人恶心。我拼命跑向接待室，冲下楼梯，二楼站着几个小伙子抽烟。我只说了一句：‘楼上，有人开枪。’随即失去意识。”

沃隆佐夫撇下血泊中的福明和戈洛夫科夫，平静走出报社，直奔州党委。警惕的门卫坚决不让这个没有通行证的人入内，于是沃隆佐夫开始寻找他名单上的其他目标：建设局局长和“卡卢加建设”党组织书记，这俩人运气好——既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所以，不幸成为第二个枪下冤魂的是“建筑机械化”托拉斯工会委员会主席阿纳托利·卡卢日斯基。沃隆佐夫打电话告知警方自己想自首，又逛了片刻，买些香烟，进警局投案。他在审讯中表示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他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坚信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对警察说：“我憎恨共产党人口是心非”。

当局获悉凶手杀人并非因为个人仇怨，一时慌张起来。由于案件带有政治背景，克格勃介入侦查。国安人员对沃隆佐夫的镇定感到惊讶，他在审讯期间详细阐明作案动机，也不回避记者采访。这位“反共分子”宣称，福明被杀是因为他“抹黑一切进步事务”，卡卢日斯基被杀则是因为他“压迫工人”。

案件办完，由于苏联已解体，俄罗斯的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沃隆佐夫得知自己被判死刑，断然拒绝申请赦免，甚至在1993年写信给鲍利斯·叶利钦，坚决要求执行判决。他的信中写道：他认为杀人是唯一能够“制止、惩罚苏共犯下的邪恶、谎言与不公”的方式。

沃隆佐夫被枪决时，距离俄罗斯暂停死刑仅几个月。

为了纪念福明，卡卢加州每年都会颁发奖项表彰优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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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汉格尔斯克五一节枪杀高官

特列季亚科夫连环杀人分尸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弗拉基米尔·谢尔科夫1953年7月生于新西伯利亚，幼年喜欢足球和体操，运动技能突出。中学毕业报考奥伦堡州布古鲁斯兰飞行学校，因为他从小希望成为飞行员。1972年考取证照之后，谢尔科夫曾在托木斯克市机场做过一段时间的安-2运输机副驾驶，在当地认识了同乡塔季扬娜。二人很快结婚，1973年决定回老家工作生活。

弗拉基米尔在“西西伯利亚民航管理局”北方机场谋了一份相同的差事，1974年春天儿子罗曼出生。然而健康恶化打断了他的平静日子，甚至早在飞行学校期间就已经出问题了。1971年他第一次癫痫发作，被救护车接走。某日在森林采摘松子，失去平衡从树上摔落，后脑重重磕地，头部受伤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不久后他挤公交车意外跌倒，头撞在人行道上。

除了癫痫发作，弗拉基米尔还出现严重头痛症状。由于害怕丢掉工作，决定不去看医生，开始尝试自我治疗，随身携带止痛药。他在上级和同事身边隐瞒病情长达五年，被认为是本单位工作模范，于1975年10月晋升机长（正驾驶）。

1976年弗拉基米尔筹划调往北方工作，不仅薪水多得多，还能让他从“玉米机”驾驶舱迈入更体面的图-134客机驾驶舱。但家庭问题开始显现——弗拉基米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争吵日益频繁，每次激烈冲突过后甚至会自残。

侦察材料显示：妻子称谢尔科夫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屡次用剃刀等锋利物品划伤手部皮肤。

丈夫的行为刚开始让塔季扬娜十分害怕，但很快就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拙劣的操纵伎俩。遂于1976年9月提出离婚，带着两岁的罗曼搬回位于斯捷普纳亚街一栋五层楼房的娘家。弗拉基米尔曾多次试图探望儿子并跟妻子和解，塔季扬娜的爸爸每次都将女婿赶走，岳母也坚定支持女儿离婚。谢尔科夫来不及修复破碎的关系，又被派往巴拉宾斯克市出差。

9月25日晚间返回新西伯利亚后，谢尔科夫原计划当日即启程飞回巴拉宾斯克，但最终只申请到9月26日上午10点的航班。二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决定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找妻子好好谈谈，说服她暂缓离婚诉讼——首次开庭已定在9月30日。

弗拉基米尔十分担心自己期待已久的北方调动会泡汤，因为已婚状态是调动的前提条件之一。可是当他走到岳父母家门外，却看见塔季扬娜与一名陌生人在一起。后来塔季扬娜表示那只是熟人，她从药房回家途中偶遇，顺路送她回来。另一些声音则说此人实际是她的新男友，是当地警察局的警员，把塔季扬娜送到楼门口就挥手告别，岂料狂怒的弗拉基米尔突然跳出来。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他（谢尔科夫）一直求她等一等，等我走了你想离婚20次都行，可她无论如何不同意。”

争执最终以暴力收场——飞行员打了妻子一耳光。塔季扬娜慌忙跑上三楼回家，没来得及关门弗拉基米尔就闯进去继续打她。塔季扬娜的父母闻声赶来，奋力制止野蛮女婿，把他赶出楼梯间。

安抚好女儿情绪，塔季扬娜的父母当晚带着她躲去城外别墅。弗拉基米尔则回了同一条斯捷普纳亚街另一栋楼的爸妈家，诉苦抱怨生活的苦恼，之后跟弟弟一起去洗澡，最后留宿爸妈家。但他整夜无眠，脑子里反复盘算复仇计划。天快亮时下定决心：劫持一架飞机，直接撞向可恶妻子家公寓。

另据其他消息来源称，他在与塔季扬娜最后一次争吵后立即构思了复仇计划——邻居们看见弗拉基米尔用脚步丈量五层楼的楼间距。离开爸妈家之前，谢尔科夫写下一张字条，表示与妻子的会面是“最后一根稻草”，声称：“我要拉她们一起走”。

1976年9月26日晨七点左右，谢尔科夫抵达机场。他携带一份伪造的飞行任务单，上面未注明起飞时间。凭此顺利通过飞行前的强制体检。

侦察材料显示：由于医务站看不到飞行计划，而且新西伯利亚管区早先的规定允许飞行员凭任务单起飞，所以医士毫无障碍地对谢尔科夫做了体检，未发现任何异状。

谢尔科夫故意不到办公室进行例行的飞行前准备，径直找值班员拿取安-2飞机钥匙和文件。约8时许坐进驾驶舱，通知塔台他要试一试发动机运转状况，并且把飞机移动到另一个停机位。但在获得机场移动许可后，谢尔科夫操作满载八百升燃油的安-2飞机对准跑道，8:06滑跑升空。

调度员发现飞机未经许可不打招呼起飞，感觉很困惑，过了两分钟才呼叫飞机应答。8:08塔台询问：“您的位置？”谢尔科夫答：“我在河湾上方。”8:11询问：“您要去哪儿？”答复：“我去斯捷普纳亚街，四三杠一号，请原谅，我姓谢尔科夫。”之后无线电静默。

安-2飞机8:13接近目标建筑。因飞行高度极低，撞坏了附近楼顶的电视天线。抵达位置后，弗拉基米尔意识到由于楼对面的高大树木阻挡，他无法直接撞击位于三楼的9号公寓。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邻居回忆：“是白杨树挡住了去路。他一直无法瞄准，不停绕圈飞。如果没有白杨树阻碍，他直接钻窗户进自己家了。”

于是谢尔科夫选择撞击岳父母家公寓左侧第一个门的楼梯间。8:16飞机最后绕了两圈，碰撞大楼正面三层、四层之间，造成直径两米的破洞。

安-2被当场炸断：机尾落在楼道入口附近，燃油沿楼梯间淌到一楼燃烧，机身撞入四层的12号公寓，屋内当时有兄弟二人——6岁的奥列格·捷普金和4岁的亚历山大。这俩小孩和父母住在别处，他们家停水了，在这个不幸的早晨，25岁的姨妈加琳娜·德赫捷列娃带他们来外婆家洗澡。燃烧的碎片砸过来，孩子毫无生还机会。紧接着发生爆炸，杀死位于爆炸中心的加琳娜，尸体只能通过烧熔在头顶的卷发器辨认。公寓女主人奇迹般跳窗生还，送医抢救，双腿和一只手严重骨折，老太婆一年后病逝。奥列格和亚历山大的妈妈承受不住打击去世，爸爸沦为酗酒者。

隔壁公寓住着年轻夫妇和4岁儿子伊戈尔、1岁女儿安娜，亦未幸免。爆炸声把他们惊醒，弗拉基米尔·普申科抱起安娜逃出烈火熊熊的房间，他妻子玛格丽塔和儿子伊戈尔身体严重烧伤，面积达70%-80%。住院治疗期间，玛格丽塔·普申科因强烈刺激失语，悲剧发生九天后的10月4日儿子不治身亡，她才张口说了第一句话。

普申科家的朋友透露：“伊戈尔去世后，玛格丽塔开始说话，说自己很快会跟着他走。果然，没过多久玛格丽塔也死了。”

玛格丽塔未被列入官方的撞击事故罹难者名单，她被送回故乡白俄罗斯安葬。弗拉基米尔·普申科毕生未再婚，把全部精力用于抚养女儿和后来的的三个外孙。过了几十年，弗拉基米尔帮助安娜一家在新西伯利亚买房，他仔细核查邻居名单，确保其中没有肇事飞行员的家人。

急救站调度员接到居民声称飞机撞楼的电话，起初以为是恶作剧——她无法相信苏联居然会有“神风敢死队”。公寓楼的住户也没有立刻意识到发生什么，个别人甚至以为开战了。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那时候实在太恐怖！人们把孩子从窗户扔出去，自己也跳楼，摔断胳膊摔断腿。”

楼下围观的邻居们攀爬阳台前往救援，搀扶大人撤离，抱起孩子接力传递。还有人扯开毯子张在窗下，接住被扔下来的小孩和跳楼的大人。住户奥尔嘉·尤洛娃回忆：“我姑妈是第一个跳的，摔得最惨，大腿受重伤，后来骨盆也出问题，骨骼错位了。楼下的人尽力扯住毯子，但看来是滑脱了。随后我把姑妈七个月大的儿子——我表弟从窗户扔下去。接着我自己跳，身后是我年迈的祖母。”

然而，一些参加救援的热心人高估了自己能力，导致居住在五层两居室公寓的某年轻女子不幸丧生。此女惊恐万分爬上窗台，却被浓烟遮挡视线。同时几位妇女在楼下拉开床单，大声喊叫让她跳。女子并不知道她那个单元未遭爆炸破坏，听从鼓励跳下来。可就在她触及床单的瞬间，布料撕裂了，一位妇女不慎松开手中一角……邻居瓦列里·梅利尼科夫回忆：“身体落地的声音惊心动魄。惨状永远忘不掉。时至今日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路过那个地方，仍然能听见沉闷撞击声。姑娘从地上爬起，立即从口鼻缓缓流出鲜血。”

此女送医抢救，伤势严重，内脏多器官受损，大夫无力回天。同楼其他住户则通过消防梯从窗户逃生，但这些梯子高度只能达到四层。为了让一名被困五层的女子撤离，救援人员使用一架普通梯子让她先下到四层。值得一提的是，与急救站调度员不同，消防员立刻相信了居民的报警电话，事故发生五分钟内迅速抵达现场。由于这是当天上午第四次出警，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扑灭吞噬部分房屋的大火，只能从附近消防栓取水。灭火用了约一个小时，9:30左右明火已被扑灭。

犯罪分子趁乱打劫，假扮住户穿过封锁大楼的警察人链，从受损的公寓内盗取受害者财物。已故奥列格和亚历山大两兄弟外婆的几乎全部物品被洗劫一空，包括她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获得的勋章。

斯捷普纳亚街43/1号楼居民回忆：“他们什么都抢，根本没人管。掠夺者把沃洛佳（普申科）家各种东西全偷光了。我还记得当时站在街上，看到有人扛着沃洛佳的电视机。我还没反应过来，那些家伙已经跑远了。什么值钱玩意儿都没剩下，甚至大衣的毛领子都被剪掉。”

撞击造成这栋居民楼三十间公寓毁损，11人受伤，包括飞行员谢尔科夫本人在内的5人死亡。弗拉基米尔的头颅在飞机撞楼时被当场切断，烧焦的尸身后来被发现躺在三层与四层之间的楼道。居民们把挡在脚下的飞行员遗骸挪到一旁，用破布遮盖。

新西伯利亚的官员和执法部门全力阻止走漏消息，但短短几个小时流言传遍全城。邻居瓦列里·梅利尼科夫回忆：“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看那栋房子，简直像战争年代纪录片的轰炸场景。后来大洞被一大块防水布挡住了。”一些围观者携带相机拍摄废墟，但据目击者称，执勤的克格勃人员立即上前要求他们曝光胶卷。为了尽快清理恐怖袭击痕迹，地方政府重新安置住宅被毁的居民，花半年时间彻底修复重建。住宅未受损的居民全程目睹施工，指出：“从上到下直到一层全部拆除了，包括五层的房顶。”

次年三月份楼房重建竣工，新装墙板的颜色和纹路有细微不同，各家各户的财产损失也得到补偿。但并非人人都迁回斯捷普纳亚街，某些居民情愿留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广场分给他们的公寓。塔季扬娜的父母转让了他们的旧家，和女儿及外孙搬到市中心。

塔季扬娜嫁给她的追求者——就是那位警员，可是上级一番调查后将他辞退，又因为“勾搭已婚女性”开除他党籍。另据传闻，这个重组家庭不久也解体了。谢尔科夫的所有亲戚——包括他的父母和兄弟——事件发生后迁居外地。

当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谢尔科夫案件，发现在飞行前准备和飞行员体检程序中的诸多违规行为，并揭露了在交接飞机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疏忽迹象。调查还指出：调度部门工作人员表现消极，未能阻止谢尔科夫擅自起飞安-2飞机；机场管理层要承担间接责任，因为他们对下属的“道德和意志品质、日常行为、家庭关系、兴趣和倾向”疏于关注。谢尔科夫被认定为悲剧的罪魁祸首。

侦察材料明言：“紧急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飞行员谢尔科夫神经精神不稳定，系家庭冲突和隐瞒的神经系统疾病所导致。飞行员谢尔科夫是事件主要责任人。”

然而，并非每个认识谢尔科夫的人都认为他无可救药。新西伯利亚居民叶莲娜·穆希娜说：“我爸爸在北方机场做调度员，认识谢尔科夫。他说谢尔科夫是后来被追认为癫痫病人的，目的是让大领导脱身。如果他真的有癫痫，怎么可能通过体检呢？毕竟最后一天他也是顺利通过体检的。虽然报纸对这件事只字未提，但全市都知道发生什么。那时候流言蜚语的传播速度堪比今天社交网络，大家都在议论原因。很多人说谢尔科夫是酒后糊涂，但我爸爸从来不信。谢尔科夫在单位口碑很好，虽然年轻但很负责，不然也不会提拔他去驾驶图-134。他爱运动，足球踢得好。机场的人都信任他，否则那天不会让他接近飞机。何况他是个优秀飞行员。事后我爸爸专门去看那栋楼，想搞清楚真相。他本来不信谢尔科夫会偏离岳母家窗户，他说如果谢尔科夫真想撞，肯定能撞准。但他到了现场才明白怎么回事——楼前有一棵高大白杨树，挡住飞行路线。所以谢尔科夫盘旋三圈，最终撞击楼梯间而不是他岳母公寓。”

叶莲娜·穆希娜强调：“请别误会，我不是在为谢尔科夫开脱。他做的事情永远无法理解、无法原谅，我爸爸一直这样讲。但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谢尔科夫身上也不公平。他岳母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是她怂恿两人分开的，是她劝女儿带外孙回娘家的。小伙子根本不想失去这个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当年刚两岁半呀。他当然吃妻子的醋，这没什么奇怪，毕竟他才23岁，还很年轻。而且他岳母、岳父事发前突然躲起来，事后干脆搬走了，估计他们自己也觉得难辞其咎。”

新西伯利亚事故发生后，苏联收紧了招收飞行员的规定，全国飞行学校一律对报考者进行强制性心理测试。

延伸阅读：

1988年基辅炸机未遂案

1972年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幼儿园坠机事件

1973年赤塔109航班空难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48年1月，苏联犹太人可怕的五年开始了。1月12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遇害，不久之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ЕАК)的成员开始遭到逮捕。但在著名导演横死和ЕАК成员被枪决（1952年）之间，还发生了另一起不幸事件：《团结报》记者米拉·热列兹诺娃之死。

关于杀害米霍埃尔斯和ЕАК成员的始末已经有很多著述。但不知为什么很少提及热列兹诺娃，也许因为她的案件另案处理，未被纳入任何大型审判。

始于1948年之初、随着斯大林逝世而结束的反犹运动的受害者都被逮捕，最终以荒谬且令人厌烦的罪名——叛国、勾结外国情报机构——被镇压。但关键在于，针对热列兹诺娃指控不能完全算是荒谬。她做了一些事——完全合法的事，却被认定为非法。“万民领袖”不敢立刻发起肆无忌惮的反犹运动，热列兹诺娃的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初步试探。

具体而言，米拉·热列兹诺娃只不过是发表了一份犹太裔苏联英雄的名单，整整135位！相对于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作战的五十万犹太裔战士和军官来说，比例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换算一下，等于每十万犹太人中间产生了6.83位苏联英雄。俄罗斯人排名最前：每十万人产生7.66位苏联英雄，名列第三的是乌克兰人：5.88位，以及白俄罗斯人：4.19位。这份名单被欧洲和美国媒体转载，引起热烈反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苏联红军中犹太官兵的固有印象。

根据她女儿娜杰日达·热列兹诺娃-贝尔格森回忆：米拉（米利亚姆）·热列兹诺娃毕业于列宁格勒哲学与文学学院，1934年起在莫斯科担任《文学报》通讯员和《共青团真理报》专栏作家，1942年初被伊利亚·爱伦堡（译注：苏联犹太裔作家、新闻记者）亲自领进《团结报》大门。当年她刚33岁，十分擅长撰写文学和戏剧方面的文章，后来成为该报责任编辑。

米拉·热列兹诺娃于1950年4月被捕（即ЕАК成员被捕一年后），当局指控她泄露军事机密（135人名单）。米拉的丈夫：记者列奥波德·热列兹诺夫设法证明了妻子获得名单之途径完全合法——乃是她向总政治部授奖部门提出查询后获得的答复，但于事无补，他本人反而因“失去警惕性”被单位开除。风华正茂、美丽聪颖的热列兹诺娃1950年11月23日被匆匆枪决，实际上没有与ЕАК的案件合并审理。十三位ЕАК活动家直到1952年8月才被处决，紧接着开始了所谓“医生案”的“侦查”。但另一方面，她的案子又跟所谓“吉斯”汽车厂工程师案有关，惟其如此侦察人员才能证明“吉斯”汽车厂与ЕАК相勾连。

41岁冤死的米拉·热列兹诺娃身后留下女儿娜杰日达，成长为编辑、文学评论家，写了一本书叫《我母亲在二十世纪中期被杀害》。1954年4月，宣判死刑的那位法官签发一纸证明，声称米拉·热列兹诺娃“被判处十年监禁”，1951年10月“因肺炎死于劳改营”。热列兹诺娃所搜集的战争期间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犹太人的数据，至今仍被世界各地历史学家引用，包括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文章开头，先来看一段这位妇女的小传：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1920年生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费尔干纳州浩罕，出身装卸工家庭。早年丧父，送人寄养，1931年进入孤儿院。她曾在技工学校和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速成中学学习，1941年毕业于塔什干铁路运输工程师学院。
从1942年起开始党务活动，最初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分管学校的书记。1955年2月-1959年3月任乌兹别克ССР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年3月-1970年9月任乌兹别克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接替Ш.Р.拉希多夫），同时1959年10月-1970年7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70年7月14日-1974年6月16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1974-1979年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亚非事务委员会主席。1979年退休，领取苏联个人养老金。她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被指控在“棉花案”中受贿。

曾在勃列日涅夫手下担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82年3月27日的日记写道：
那我们一般是怎样斗争的呢？昨天有人给我讲了纳斯里丁诺娃的事情，她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众所周知，几年前她被撤职，因为收受了总计2300万卢布的贿赂，被特赦。她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之后却被任命为建筑材料部副部长。等到退休的时候，又被任命为团结越南委员会的主席。“本地”的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但他们先后接到了彼得罗维切夫和卡皮托诺夫本人的电话。她的退休金是300卢布，在委员会的工资是270卢布。我们的顾问给她打电话，礼貌询问她近况如何？回答是：“瞧您说的，我太滋润了！”那2300万卢布贿款她仅退赔了300万……另外，后来还发现她身边存在一整个犯罪集团：这些人故意在根本不需要判死刑的案件中做出死刑判决，以便之后通过纳斯里丁诺娃轻松推翻。

曾任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2004年接受乌克兰记者德米特里·戈登采访时谈及纳斯里丁诺娃：
乌兹别克斯坦贪污和受贿相关的问题，197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时还没人谈论“棉花案”。第一起涉及高级干部受贿的刑事案件——鲜有人知！——是1975年立案的。时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实际是1978-1983在任的伊纳姆荣·奥斯曼霍贾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院长被追究刑事责任。循着线索牵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纳斯里丁诺娃。侦查人员掌握了她收受贿赂的确凿证据，并已获准追究其刑事责任。可是在最后关头，她设法联络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结果最高层叫停侦查。
已故的苏联总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人赫尔曼·彼得罗维奇·卡拉科佐夫负责此案，他告诉我当时他震惊不已，因为罪证确凿、无可辩驳。我问他：“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是撤销了还是中止了？”卡拉科佐夫回答：“锁在保险柜一动不动。”
本案一直尘封到1980年代，格德良（译注：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试图重启调查。但特尔曼·霍连诺维奇失败了，纳斯里丁诺娃的案子最终被撤销。十年前若非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她很可能已经被捕并送上法庭。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也曾报道过纳斯里丁诺娃案，摘抄其中一部分如下：

1.《消息报》副刊《一周》1988年4月18日登载题为《腐败的层级》的文章，内容是对苏联总检察院侦查员特尔曼·格德良、尼古拉·伊万诺夫和奥列格·利特瓦克的采访，三人曾负责调查“棉花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于是在197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昂代价，将一些因受贿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级干部定罪，这些人曾试图对抗更危险的拉希多夫犯罪团伙。然而拉希多夫本人及其犯罪团伙未被清除，继续违法乱纪。
同时对共和国的另一名高层领导也展开了调查。但此案未能得到法律处理。上级一声令下，案件被匆忙封存进档案库，而那位身居高位的罪犯仅仅受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记录在案。她至今依然活得无忧无虑，起码没受穷。”

这次采访虽然没明说“身居高位罪犯”的姓名，但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认定文章指的就是她，于是到法院起诉《消息报》，要求维护自己名誉和尊严。1989年3月6日《消息报》副刊《一周》登载题为《法院开庭——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记事》的文章，其中提到这起官司，内容如下：
……例如，曾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起诉了我们。她认为《一周》发表的《腐败的层级》一文刺激了她。苏联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奥列格·利特瓦克去年年初接受《一周》采访时谈及“棉花案”，顺便说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级干部中的一位“身居高位的罪犯”（1970年代中期曾对她展开调查），至今没有受到惩处。文章并未提及她的姓名或职务。然而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认出了”自己，并到莫斯科伏龙芝区人民法院提告。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消息报》登载《腐败》一文后不久，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纳斯里丁诺娃的党籍。

2.《乡村青年》杂志1988年10月刊登了亚历山大·加夫里柳克的文章《无声的阴谋》，替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辩护。文章声称：针对她的指控是她的政治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59-1983）策划实施的阴谋。

3.作为回应，《消息报》1988年10月31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其中引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材料，指出纳斯里丁诺娃犯有受贿罪和贪污罪。

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1988年11月被开除党籍，针对她的刑事案件重新启动。她继续坚称清白，要求总检察长进行调查。最终，1990年12月总检察长办公室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终止针对她的刑事案件。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批准撤销1988年11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开除她党籍的决定。

1991年6月13日《消息报》发表纳斯里丁诺娃来信《“腐败”前后》，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平反过程和她对案件的看法。

5.2005年5月11日，纳斯里丁诺娃去世前一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对她的采访，题为《被逐出棉花天堂》，她在采访中再次声明针对她的案件是她的政治对手拉希多夫策划的。我们将在本文后面转载这次采访，并附上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函。

显然，这件事情必有人撒谎——要么是那些指控纳斯里丁诺娃贪腐的人，要么是她自己，以及那些因缺乏犯罪事实而撤案的人。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材料并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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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致《消息报》的信《“腐败”前后》：

1988年第306期《消息报》刊登了阿尔卡季·萨赫宁的文章《腐败》。整篇文章都是针对我——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原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原主席——总之“原”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的。这不是第一篇，也不会是最后一篇诋毁我公民名誉和尊严的文章。在不同时期曾有多位人士公开攻击我，包括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第一副主席И.古斯托夫、检察院工作人员Г.卡拉科佐夫、А.卡图谢夫、Т.格德良、Н.伊万诺夫、政治学家Ф.布尔拉茨基、记者Е.多多列夫，甚至还有诗人Е.叶甫图申科。他们未经审判和调查，就将我列为怙恶不悛的罪犯。我多次向苏联总检察院、向苏共中央请求彻底调查这些指控，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转向普通人民法院。尽管我知道，“改革”并不会自动取消电话法（译注：“电话法”指的是上级官员口头施加压力或威胁），也不会使人民法官独立于政府和党组织，但至少还有一点机会为自己的人格进行公开法律辩护。被我起诉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把“重炮”拉了出来——《消息报》出现了上述那篇文章，作者通过“事实”和“根据”证明我是罪犯。同时，苏联法律规定：除了法院，任何人都无权做出这样的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到那时围绕我名字的争议已经喧嚣了十四年，但侦查机关为何没有公开对我立案呢。解释很简单：尽管侦查人员反复尝试，包括使用非法手段逮捕和审讯数十、数百名无辜者，目的是获取他们对我的虚假证词，却始终未找到足以提交法院的证据。毕竟只有到了法庭上，才能够揭露像Г.卡拉科佐夫、Т.格德良和Н.伊万诺夫这种侦查员的工作方法，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ССР内务部原部长X.雅赫雅耶夫。并且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原负责人С.沃洛格扎宁的真实面目也会被揭露出来，此人为了讨好“领导”多年来捏造各种诽谤材料、虚构事实，显然凭借着上级的信任和青睐，两次要求把无辜的我开除出党。

没有合法依据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但又知道我的介入可能会揭露他们的非法行为，所以他们决定向《消息报》提供耸人听闻的材料。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而是《消息报》竟然违背自己一贯的办报原则，不经过调查和法院审理就对公民作出新闻判决。

不久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我的党籍，《真理报》对此做了正式报道，而《消息报》不仅发布这一消息，还附上自己的评论。总之我被明确列为高干罪犯，受到了公正的党纪处分。然而监察委员会作出该决定时，不仅没有法院判决，甚至都没有立案侦查。

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苏联总检察院总算启动了正式调查。为确保客观性，案件被移交给РСФСР检察院办理，且在苏联第一副总检察长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这段长达近二十年的残酷历史岂能不影响我的健康和我子女的健康。本人多次发作心肌梗塞，我的女儿因严重血管疾病进了重症监护室，需要常年住院。而我的儿子——我的巴赫季亚尔——无法承受对他母亲的诽谤和侮辱，42岁不幸离世。愿我的事业、那些曾加诸于我的嘉奖和荣誉都被诅咒。果然“老爷的愤怒和老爷的爱是无比的祸灾”。（译注：作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语，意近“伴君如伴虎”）

当时《消息报》的编辑告诉我，倘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开除我党籍的决定，就刊登我对那篇文章的回应。好在这决定确实做出了。此前我收到来自РСФСР检察院的正式通知，日期1990年12月26日，编号18/67023—89，内容如下：“特此通知，针对1974—1975年及1985—1989年期间不同人士提交的关于向您行贿及您滥用职权的举报，所展开的刑事调查已于1990年12月25日终止。部分案件因犯罪事实不存在，即《РСФСР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1款之规定而撤销；其他案件因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该法第5条第2款之规定而撤销。РСФСР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高级司法顾问Б.И.乌瓦罗夫。”

1991年4月3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撤销1988年11月18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党龄自1942年1月我入党之日起计算。公告刊登在1991年5月11日《真理报》上。为了查明真相和伸张正义，难道我必须付出整整17年屈辱、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吗？而这竟然还是经历过1937—1950年恐怖岁月的国家！

相信您能够理解，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我不得不对最初提交给《消息报》的公开信做一些删减和修正，以符合我在法律和党内的平反。现在没必要对《腐败》一文中那些具有犯罪性质的捏造内容逐条辩论，因为它们已被РСФСР检察院和苏联总检察院彻底驳回了。但我仍然想说几句。新闻行业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按说作者如果没有事先与某个人见面、沟通，就不能径直批判这人。可我与萨赫宁不仅素未谋面，甚至连电话都没打过。那他凭什么不听取我的陈述，就自行扮演侦查员、证人、检察官乃至法官，直接把我定为罪犯！真相何在？无罪推定何在？其他法律原则何在？还是说作者毫无怀疑地相信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结论？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长期以来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内机构在党纪裁判方面也要遵循某种“特定路线”吗？他难道不知道，某个人是如何沦为党内高层不喜悦者的？

《腐败》一文提到了一个“文件”，据称于1974年呈送苏共中央。那么，作者所谓的这份“可信文件”出自何人之手呢？当年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个小时（这次全会原定再度提名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Ш.拉希多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针对我的“黑材料”，材料写了什么我至今不知。这份“可信文件”理应进行核实，但当时根本没有时间。事出突然，政治局多数委员倾向于不重新考虑之前提名我担任民族院主席的决定，并建议委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核实这份“文件”的材料。他们认为，如果“黑材料”的内容被证实，再讨论如何处理纳斯里丁诺娃也不晚。于是Ш.拉希多夫又发言，说如果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将拒绝保留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席位，并请求将席位转交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显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如此强硬表态之后，再没办法拒绝他的提议。他认为再次选举我做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将对他个人不利，可能会对他在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带来某些麻烦。这场毫不掩饰的报复是多年来针对我的蛮横且无法无天迫害的肇始。（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会议上——我是委员之一，曾多次就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人事任免及妇女地位等问题与Ш.拉希多夫发生原则性分歧。尽管Ш.拉希多夫对共和国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他在党的最高职位上独裁作风过于明显。多年间我对他的任何反对和批评，在他听来都是极度尖锐和痛苦的）

如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对苏联总检察院而言——许多被捕者，包括那些最终免于刑事责任的人，他们针对我的“证词”都是通过最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获取的。至于所谓贿赂之情节，我就不多谈了，因为РСФСР检察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已经详细讲过了。我只想说，许多人在雅赫雅耶夫、卡拉科佐夫等人唆使下诬告我，乃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后来他们又否认自己的供词，写下忏悔信恳求我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否原谅了他们。我只知道自己毫无复仇情绪。所以我选择让他们，包括《腐败》一文的作者，面对良心的审判。

Я.纳斯里丁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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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出棉花天堂》

老妇人在色彩鲜艳的画作前停下脚步：“这幅画是胡志明送我的，这个花瓶是毛泽东送的，那个有大象的小匣子是英迪拉·甘地送的，上面还有她的题词，这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送的……”

谈话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她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布满皱纹的脸庞显露微笑，声音也带着几分俏皮。这个女人心事重重。她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别人。

人们常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85岁的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从自身痛苦经历中体会了这句话的真谛。她的仕途令人称奇：一个孤儿院出来的低学历乌兹别克女青年，到1970年代已经成为“名义上的”苏维埃国家第二号人物。可是进入1980年代末，她却被剥夺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该死的荣誉和头衔！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一辈子做工人更好，至少孩子还活着……”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沉浸在可怕的1980年代回忆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熬过这番折磨的。比如我儿子下班回家，电话铃响。我不接，他拿起话筒：‘喂？谁？鲍利亚，巴赫季亚尔？’儿子答：‘是我’。‘什么？你妈还活着？我们都以为她自杀了呢’。挂断。五分钟后又一个电话：‘人家说她上吊了，是真的吧？’每晚如此。”

1987年（注：笔误，实为1988年）《消息报》发表一篇题为《腐败》的文章，指控一批乌兹别克党的领导人受贿、贪污和虚报政绩。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是文章主角之一。据这篇文章说，在担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期间，这位“人民贤母”每次特赦罪犯收费十万元，还把几十千克黄金转移到瑞士银行。文章就像一纸判决，被拿到党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讨论，作出决定：在调查期间解除纳斯里丁诺娃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剥夺养老金和国家别墅使用权……

85岁的老妇人说道：“长达两年半的搜查和讯问，我经历了八次心肌梗塞。我的女儿长期住院，我儿子承受不住母亲的屈辱，心脏病发作去世。而我还活着，遭受着一切。我想，我是真的迫切希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得不背负这些脏污进坟墓。”

拉希多夫的报复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这一切早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开始了。自从1970年我被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主席团副主席后，我就成了拉希多夫的眼中钉。他视我为主要竞争对手，知道我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位置。而他铲除竞争对手向来残忍。幸好当时我人在莫斯科不在塔什干，否则拉希多夫会立即把我送进监狱。”

1974年，已经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四年的纳斯里丁诺娃被叫去波德戈尔内办公室，主席团主席开门见山：“亚德加，我们讨论了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政治局决定推荐你连任。你怎么看？”纳斯里丁诺娃习惯性简短答复：“非常感谢信任，我尽力不辜负期望。”确认程序是在没有亚德加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她后来从自己的前上司口中得知内情。因为1977年勃列日涅夫将波德戈尔内免职后，人家也无须隐瞒什么了。正如预料的那样，政治局收到了提议：推荐纳斯里丁诺娃连任民族院主席。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全票通过，拉希多夫突然开口发言：
— 共和国反对，乌兹别克斯坦不推荐。

波德戈尔内很吃惊：
— 怎么啦？纳斯里丁诺娃工作出色，不愧为共和国代表……

拉希多夫举起手中沉重的文件夹：
— 我们掌握了她的违法违纪材料。鉴于此，乌兹别克斯坦放弃民族院主席的席位。

拉希多夫闹这一出犹如晴天霹雳。然而他亲手点燃导火索的炸弹却在十年后才爆炸，碎片击中拉希多夫本人心窝。

“赶上亚德加”

“亚德加”这个名字在穆斯林国家被赋予生来就是孤儿的男婴、女婴。她父亲在浩罕做搬运工，某一天疲惫不堪回到家，躺在潮湿的泥土地睡着了，罹患肺炎，不久去世。三个月后他13岁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婴，按照习俗取名亚德加。

纳斯里丁诺娃说：“我祖父有好几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有自己的孩子。妈妈在家能干活时家里还需要她。但她生下我之后就成了累赘。有一天，祖父把我们母女放上马车，带到距离浩罕50千米外的一个村庄，把我妈改嫁出去了。那么我对于继父而言当然是多余的啦。他是个可怕的瘾君子，不做正经营生。我六岁那年他决定摆脱我——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大路上，扭头就走。路过的人看见孩子哭，把我领回家。反正11岁之前我就被反复转手：今天这家收留我、明天那家收留我。1931年我被送进乌兹别克斯坦开办的第一所孤儿院。之后我进了技工学校，又读了塔什干铁路运输学院的速成中学……”

从此纳斯里丁诺娃开始在仕途上大踏步前进，人事档案密密麻麻记录的新头衔一年比一年高。她从普通工人做起，成为工长、技术员……18岁建设卡塔库尔干水库时已经是施工员，一年后在塔什干—安格连煤矿公路项目上又被任命为工段主任。1939年共和国领导层决定派容貌漂亮的女共青团员、女运动员亚德加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全联盟体育大展演。当时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斯大林亲自接见各地代表团。“人民慈父”巡视过诸位体育工作者之后，停在一位苗条的乌兹别克少女面前：“姑娘，你哪儿人？”边问边用手轻轻抚摸亚德加的头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从事体育，工作学习两不误”。这就足够了。纳斯里丁诺娃在塔什干一夜之间成为新时代东方女性的象征。“赶上亚德加”成了乌兹别克斯坦少女们的座右铭。不久，全权在握的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召见民族宠儿。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回忆：“第一书记向我问好，问我工作情况。然后说：我们决定任命你做共青团中央书记。我惊讶地回答：‘什么？我对那边一无所知啊？’他说：没关系，你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懂得生活。一学就会。”

再往后就更顺了：刚刚超过共青团员年龄的亚德加被任命为乌兹别克斯坦工业部长，35岁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39岁当上乌兹别克斯坦СС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项任命获得了赫鲁晓夫的赞成。话说尤苏波夫去世后，此前已担任主席团主席达十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被选为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那天正在开会讨论让谁接替这个职位，候选人不少。这时电话铃响了，亚德加听见拉希多夫激动地说：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正在坐着考虑推荐谁好呢。
— 啊，太好了，看来我打电话正是时候。你问问大家：如果让乌兹别克妇女担任这个职位，同志们会怎么看？就说：赫鲁晓夫推荐亚德加。

拉希多夫显然有点慌乱，他故意把电话听筒举高：
— 同志们，现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推荐亚德加·萨迪科芙娜·纳斯里丁诺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么，咱们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提议吗？

鸦雀无声。

拉希多夫加重语气重复：
— 我再问一遍……

会议室仍没人表态。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一致同意啦。

“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

四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社会主义祖国充分肯定了“乌兹别克民族贤母”的功绩。然而，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仕途步步高升的同时，也如她自己所说，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为人妻、为人母，却少有时间陪伴家庭。在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的回忆中，与她共同生活二十年的丈夫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做妻子的说：“他当兵上过前线，做过党的州委书记。那又怎样——我是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或主席团主席。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直接上写字台，一摞文件当枕头，扯桌布盖住自己，在办公室睡两三个小时，天亮又投入工作。他介意吗？当然介意。没人愿意娶我这样的老婆。但我能怎么办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叮嘱女管家：好好照顾谢尔盖·努鲁丁诺维奇，让他全身整洁、衣帽得体。他的形象就是我的脸面。”

纳斯里丁诺娃对付下属们（苏联时代党的干部男性占绝对多数）可谓干脆利落。她说自己非常清楚男人的弱点：给点酒喝、递个眼色就行了。“而且他们怕我”。

纳斯里丁诺娃笑言：“从来没人追求过我，我发誓真的没有。有时候自己都在想我究竟是个白痴还是丑八怪……我这辈子没抽过烟，滴酒不沾。但我有好办法：比如在克里姆林宫办宴会，服务员们提前打了招呼，专门给我准备两瓶空伏特加，里面装满白开水。我举杯祝词：‘同志们，干了吧！’仰头一饮而尽。他们看我喝，也只好跟着喝。那些联盟的部长们，每次从我这儿回家几乎都站不稳。官太太们后来不高兴了：哼，这个乌兹别克女人，喝酒像鞋匠，眼睛都不眨！”

不过，赫鲁晓夫时代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喜爱这位面带微笑的乌兹别克妇女。赫鲁晓夫本人出访总带着纳斯里丁诺娃，米高扬喜欢给她讲述自己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柯西金邀请她出席生日宴会，福尔采娃访问外国拉着她一起逛商店。

纳斯里丁诺娃回忆：“我当时陪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外地，回来后他就‘被退休’了。他对此一无所知，我更不知道。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预感，肯定会提醒赫鲁晓夫的。我不是反对勃列日涅夫，但我无法认同这个决定。苏斯洛夫发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交辞呈，请求卸任’。我又能说什么？说‘不可能’吗？他就坐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一句话不讲。我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只能投赞成票。”

“腐败前后”

风雨来临毫无预示。即便拉希多夫在政治局扬言的黑材料指控也未对纳斯里丁诺娃造成太大打击，中央并未掀起波澜，民族院主席职位被授予拉脱维亚候选人。勃列日涅夫召见纳斯里丁诺娃谈话，总书记先绕圈子：
— 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奥地利当大使，你去吗？
—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哪儿也不去。我是一个寡妇（注：纳斯里丁诺娃丈夫1966年亡故），女儿在这边上学，儿子也在工作……

勃列日涅夫无名火起：
— 你真是个傻瓜！
— 好嘛，傻就傻吧，我可以走了吗？

时过境迁，纳斯里丁诺娃说：“显然，他们和波德戈尔内商量好了，让我出国，拉希多夫就不闹腾了。但如果当时列昂尼德·伊里奇换个方式讲：‘我建议你去，党的要求，请别拒绝’。我当然会同意去奥地利。可他那样说话，我转身就走了。”

无疑，这是一次公然的贬抑，但却是缓慢的、绝非致命的。纳斯里丁诺娃实现了“软着陆”——先被安排做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之后稍稍降一级：亚非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可是198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棉花案”打乱了一切。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1983年突然去世，乍看似乎是自杀。然而按照纳斯里丁诺娃的说法，内情是这样的：
“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向国家上报300万吨棉花，但实际不足半数。总而言之，尽是谎报、蒙骗、弄虚作假。1983年安德罗波夫给拉希多夫打电话：‘沙拉夫，今年能交上300万吨棉花吗？‘’能，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结果到了十月份，承诺的交付量仅完成20%。于是拉希多夫召集各地区头头开会：‘为什么交不上来？’无人吭声，都知道没棉花了。接下来的三天他亲自坐车跑遍半个乌兹别克斯坦，发现共和国没棉花了。返回塔什干，安德罗波夫的电话又打来：‘怎么样沙拉夫，能交上棉花吗？听着，想想办法。如果不行，你自己过来给我解释清楚’。当天，拉希多夫回家开枪自尽。”

随着改革开始，“乌兹别克案”沉渣浮起。那几年大名鼎鼎的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对这个阳光普照的共和国进行了“彻查”，每天都有新的腐败、受贿和贪污事实被揪出来——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党的领导人锒铛入狱。城门失火，殃及纳斯里丁诺娃。

亚德加·萨迪科芙娜耸耸肩，说道：“有意思的是，他们写文章说我把35千克散碎黄金交给某个叫阿戈耶娃的，让她经由浩罕把黄金存入瑞士银行。我上哪儿搞这些黄金啊？《消息报》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去找党委，要求对我刑事立案。他们调查、讯问、搜查了我两年半。直到1989年，他们发来正式公函：‘不构成犯罪，刑事案件已终止’。许多信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寄来，大家都表示：‘我们被迫栽赃诽谤你。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两年半的养老金全额付给我了，也恢复了我的党籍。他们甚至提出让我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拒绝了，我说：‘去死吧你们。我不想和你们一起工作’。谁能把儿子还给我呢？他死的时候距离我彻底平凡恢复名誉只有六天时间。”

检察院的无罪结论对于纳斯里丁诺娃远远不够。她打电话给《消息报》主编，表示：“你们不是刊登了《腐败》吗？现在你们得发表我的回应。如果你们不发表，我知道该找谁。”她威胁要诉诸国际法庭。没过多久，报纸刊出另一篇文章：《腐败前后》。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几乎能全文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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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几年纳斯里丁诺娃几乎闭门不出，熬过了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但她既不抱怨健康问题也不抱怨经济困难，反而骄傲地说三年前获得了1.25万卢布的个人养老金。正义伸张了吗？谁知道呢。特尔曼·格德良仍然坚信亚德加·萨迪科芙娜有罪，声称“乌兹别克案”是戈尔巴乔夫命令搁置冷处理的，因为1989年爆发了费尔干纳大屠杀，绝不能再火上浇油。如今真相或许永远无法揭晓，而这位老妇人每次回忆起故乡乌兹别克斯坦，总会泪流满面。她愤愤地说：
“回塔什干？我坚决不去。也不会让我女儿去。他们欺负我，侮辱我。我为乌兹别克斯坦做了那么多工作：大费尔干纳运河、卡塔库尔干水库、奇克季姆玻璃厂。我管着各种类型的建设，通信部、民航。做了十一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难道是在玩过家家吗？拉希多夫自己都说：‘我们男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交给亚德加·萨迪科芙娜吧’。可他们写了那么多诽谤和污蔑。我阅读这些告密信，一个俄罗斯人姓氏都没有——只有乌兹别克人。我帮助过其中不少人，救过他们的命。乌兹别克斯坦诽谤我之后，我要对俄罗斯人民说声‘谢谢’。感谢上帝，我在俄罗斯。我得救了。我必须不给自己丢脸，不给孩子丢脸，不给我的人民丢脸。我斗争过，战胜了他们。”

亚德加·纳斯里丁诺娃2006年4月7日在莫斯科去世，葬昆采沃公墓。

延伸阅读：

1970年代苏联渔业部腐败案

“古姆”总经理腐败窝案

关于苏联儿童采棉的一段回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格奥尔吉·博夫特
（政治学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曾任《消息报》主编）

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军队。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改革时期公开了关于决策过程的许多文件，这段历史仍然被种种刻板印象和无稽之谈包裹。尽管某些刻板印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但仅仅是部分正确。

比如，当代人喜欢强调说出兵决定是集体合议做出的，经过激烈辩论且无视主要领导的反对意见——这种观点也对也不对。

1979年初，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第一次请求苏联出兵（之后又请求了若干次）。就在前一年，该党基于某种缘故推翻与苏联关系良好的达乌德国王，宣布将建设社会主义。莫斯科对这场“四月革命”事先不知情，但喜出望外：又一个国家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家（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立刻意识到：阿富汗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像蒙古一样。苏联一直宣称蒙古“从封建主义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于是塔拉基成功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相谈甚欢，签署了友好、睦邻及合作协议。但人民民主党显然无力对付伊斯兰主义旗帜下的反政府游击队。

莫斯科对于第一次和之后不知多少次请求苏联出兵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政治局一致批评该提议——我们怎么能反对阿富汗人民呢？温和的勃列日涅夫也不感兴趣。类似的请求不断传来，包括哈菲佐拉·阿明提出的，此人后来推翻塔拉基并以最典型的东方传统方式将其杀害，还顺手枪决了大约一万人，其中有不少克里姆林宫的熟面孔。这就让勃列日涅夫和整个克里姆林宫极为不满，他们从不喜欢这样做法。怎么搞的？杀人之前不打招呼吗？

当阿明还是塔拉基的盟友并向各位苏联代表请求派兵时，1979年夏天莫斯科已经准备向喀布尔派遣多达2000名空降兵。但阿明发动秋季政变后，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他本人更加迫切地呼唤援助。有几个因素促使勃列日涅夫和同事们最终“拍板”，不仅仅是基于对阿明的个人反感——他杀了一年前勃列日涅夫的座上宾，更有传言称阿富汗新任统治者正准备勾结美国。传言是否有根据尚存疑问，但无异于公牛面前的一块红布。苏联的老头子领导层意识形态顽固，而且也担忧圣战的绿色旗帜可能会进入苏联的中亚共和国。

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显著夸大了阿明与美国人勾结的程度，而这或许成为关键因素。在这方面苏联向来神经过敏。最终，意识形态教条战胜了理性权衡。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意识形态头子）、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镇压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和葛罗米柯（外交部长）组成的“小范围政治局”决定出兵阿富汗。唯一被邀请参加阿富汗问题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波诺马廖夫，因为他负责联络西方共产党、工党和第三世界国家左翼运动。出兵决策完全是政治性的：既要故意刁难当时与中国关系缓和的美国，又要“阻止圣战”延烧到苏联境内。

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第一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作战总局局长瓦连尼科夫、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反对出兵。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不赞成。但纯粹的军事和经济考虑被无视了。当奥加尔科夫元帅大胆提出反对观点时，乌斯季诺夫元帅立即回应：“您想教训政治局吗？您只需要执行命令……”或者，如前驻美大使、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回忆的那样：高级将领——奥加尔科夫、阿赫罗梅耶夫、瓦连尼科夫——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提出异议，只听到了他恼怒的呵斥：“少废话，执行政治局决定。”

军方还表示，如果真要出兵就不能是政治局商议的8万人，必须立即派遣30万大军迅速镇压一切抵抗。但仍决定只出动“有限”兵力。根据1977年《宪法》，国防委员会本应参与制定此类决策，可无论是否出兵问题、或在阿富汗驻军问题都没有征询它的意见。1976-1990年期间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未曾讨论关于苏军开赴及驻扎阿富汗的问题。

那么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只有一份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决议，其中既无“向阿富汗派兵”的表述，也未提及阿富汗国家名称。只有一个词“措施”，被批准的“措施”。原文如下：
“1.批准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允许他们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调整。需由中央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交政治局。委托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执行这些措施。
2.责成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批准措施的执行进度。
中央委员会书记 Л.И.勃列日涅夫”

因此从法律层面来看出兵决定根本不合法——既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宪法》所规定），也没有部长会议决议，甚至没有苏共中央的明确决议。须知苏共中央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合议机构，包含287名正式委员和139名候补委员，其中可能会有人提异议。但无人反对，一切都是口头说好的。

直到1979年12月24日乌斯季诺夫才签署命令，写道：“已作出决定，将驻扎在我国南方地区的部分部队派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援助友好的阿富汗人民，并创造有利条件防止邻国可能采取的反阿富汗行动。”如此一来，倒像是乌斯季诺夫和军方“自行做出”派兵决定。

1980年6月苏共中央发布决议，明确称：“完全同意采取措施全面援助阿富汗抵御武装袭击和外部干涉，这些袭击和干涉的目的是扼杀阿富汗革命、在苏联南部边境建立一个亲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桥头堡。”

无人能够预料这场战争将持续十年，导致15000名苏联军人死亡。另外，勃列日涅夫在2月份已经要求于1980年底前就撤军问题做出决定，但这显然是办不到的。美国人迅速关闭“捕鼠笼”，千方百计确保苏军不是“驻扎”，而是在整个阿富汗苦战。当时谁也没想到（包括美国），此事竟会成为奥萨马·本·拉登“职业生涯”的起点。

人们常说阿富汗战争是苏联危机和解体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观点似乎有些夸大。苏联不仅能够在不过度吃力的情况下进行局部战争（虽然战况不利），甚至能够承受战败而不至于危及政权。“阿富汗因素”确实导致了社会焦虑，父母们想尽办法把儿子留在国内，但也仅限于此。新闻报道完全受限制，普通百姓看不见任何“多余信息”。部队伤亡确实惨重，但毕竟被“分摊”在十年时间里。

即便开始公开化和改革之后，反战运动就走上前台了吗？根本没有啊。人们热衷争论的是斯大林主义罪行、是揭露“历史的黑暗篇章”、是要试探言论开放的边界。他们在经济领域建造空中楼阁，大多停留在幻想层面。至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们更不在乎“阿富汗人民的悲惨命运”，遑论难民问题。他们认为“塔林”这个词的结尾究竟应该有一个”н”还是两个”н”更事关重大。诚然，改革年间确实有人讨论和抨击阿富汗战争，但它绝非最首要话题。

与这些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相比，施加到苏联头上的制裁简直不值一提。美国不卖给苏联粮食了？那就从其他国家进口。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结果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运动员，仍有许多西方选手飞来参赛。技术层面，苏联当时自给自足，不需要什么芯片。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政策走入绝境，其中石油价格下跌和“禁酒令”的作用远大于阿富汗战争。此外，“民主自觉性兴起”也是解体的一大因素。仅仅一场局部战争，无论它当时多么冒险——也确实是冒险——苏联绝不至于承受不住。至于撤军，我认为无论戈尔巴乔夫上不上台，苏联领导人迟早会基于纯粹的军事政治逻辑做出决定，且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前些年的某个春天，在口译导游的群组里掀起一股讨论昔日工作的怀旧风潮。毕竟在苏联时期，外国人入境旅游受到国家的严密监控，口译导游们可谓是“在透明泡泡中”上班，被各个部门和“便衣艺术理论家”紧盯。回忆涌上心头，我的资深同行分享了许多有趣往事。而我出于喜欢收集的习惯，把这些故事抄录整理成文，推荐您也读一读。

话题包括：
招聘、培训、实习；
工资和社会保障，工作安排；
宾馆，交通和停车，膳食；
导游与克格勃，城市观光，在博物馆工作；
额外项目，游览全国；
购买纪念品，没有手机怎样工作，小费和赠礼，与游客的关系。

苏联改革年间口译导游的工作强度

叶琳娜.Я：当年我26岁，大学刚毕业，已经生了女儿。我心想：不，这份工作是给年轻姑娘的，不适合已婚女性。那时候工作强度极大，我有一次竟昼夜不分了（恰逢白夜），因为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谁能想到，三十年后我竟会在新阶段重拾这一行呢？

玛丽娜.Е：谁说以前的游客比较少？纯属胡说八道！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70-80年代列宁格勒外国游客数量平均比现在多十倍。我毫不怀疑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们半年没有休息日，如果能偶尔喘口气也只是在冬季，而且很少连续休息超过两三天。加班从来没有加班费，你不乐意？辞职吧。

招聘、培训、实习

叶琳娜.Я：我们是第1处审查遴选出来的。最要紧不能有犹太人。我因为妈妈是犹太人，甚至不敢申请正式编制。

阿拉.М：1985年我在“国际旅行社”上全日制课程，师从Л.И.舒伊斯卡娅。从1月份到3月份，不收学费。报这个班需要通过相应语言组的面试，跟现在情况差不多，就是考察你语言能力。关键你得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那就更好了。我学了这些课程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懂的多么少，感觉自己像个人了。

课程结束后实习，也就是随某个旅行团跑一遍行程，然后就开始独立带团了。我当时在德语团工作，任务总是很多，一上来就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谁也不能立即获得正式编制，只有那些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人例外。但过了一段时间，能够适应的人（我们那期课程学员大约有一半）可以获得正式编制。语言专业毕业的、已婚的（唯恐嫁给外国人）、有固定户籍的优先录取。由于我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大概半年就顺利拿了正式编制。

在此之前，多次来人审听我的讲解词。这其实是常规做法，每个人都会被验收，甚至有专门计划明确规定谁、何时、听谁的讲解。通常是经验丰富的同事来听并写出评估意见。他们关注的是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和表达能力，而非意识形态稳定性，虽然在反馈中通常会提一两句这方面内容，但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然而我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来听我讲解的竟然是口译导游部主任拉维尔·阿卜杜尔哈诺维奇·吉利亚泽季诺夫，此前不久我刚和他面谈过，还被要求必须记住他的姓名。于是，这位先生——请原谅，吉利亚泽季诺夫同志——早晨出现在普尔科夫斯卡娅宾馆，表示他想听听我怎样带团讲解城市景点。你们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导览完成后，他表示很满意。但可惜我在圣以撒广场讲解时没有详细阐述“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主题，而且最要命的是我居然没有告诉游客今天是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尽管有这些“严重”疏漏，验收结束后我仍然被立刻录取了。

伊琳娜.Ч：我最初是在大学（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参加的“奥运”导游培训课程，而且有津贴——虽然不多，但每月能拿30卢布，当时的助学金是40卢布。我们无须去集体农庄帮农，专心上课。课程是晚班，首先是自己语言组的面试，填写一份冗长的申请表，然后把你的材料交给“资格审查”委员会过目，再次面试时他们会告知你或者被录取、或者“语言能力不足”被拒绝。课程完全免费，讲得很好很细致，不搞表面文章。如果掌握了第二外语就有额外津贴。我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组）的考试是大学老师任考官，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学习过所以都认识，题目不算很难。

玛丽安娜.Д：我从15岁开始学导游（1970年代）。那年刚开学（我当时就读第一英语学校的8年级），学校挑选了一批语言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口译导游培训，一开始选了大概十个人，坚持到最后的是五、六个特别有毅力的人。我们每周两次在友谊之家上课，请“国际旅行社”导游为我们口授材料，每两周一次小测验，学完一个专题还有考试。整个过程非常严格，完全按成人标准来的。第一年我们学了“城市概览”导游，以及“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实行一党制”之类内容。

玛丽娜·Л：丰坦卡河边的友谊之家有语言课程。我们如果语言水平好的话会被推荐去参加。考三分的不要，我不记得四分行不行，肯定得是优等生。但这是1970年代初的情况。

工资和社保

阿拉.М：工资分三个等级。最低的第三级口译导游基本工资120卢布，外加语言能力津贴，总共137卢布。语言能力每两年复核一次，必须通过。考官不是“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而是邀请大学老师。考试分两部分：第一天笔试（叙述文），第二天口试。大家都害怕这门考试，虽然二分（译注：不及格）的情况很少见，但如果没通过绝对是大麻烦。

后来我晋升到第二级，多开多少钱却不记得了。

待遇跟全苏联的职工一样：病假、节假、退休金。带团期间万一生病了，立刻有人来替补你。

当然，夏天从没放过假。到了旅游淡季，我们可以凭工会优待票欢度美丽假期。1986年4月我和一位同事用极低的价格在达戈米斯（译注：索契疗养胜地）的“国际旅行社”宾馆玩了两星期。“欧洲”大酒店的一位服务员带着老婆孩子住我们隔壁房间。

冬天工作量大大减少（但还是有一些的），这段时间通常用于提高业务水平，每位导游必须参加为期两周的课程，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博物馆的讲座。此外，作为年轻专业人员，我还被派去参加更长期培训（2-3个月），包括学院的专业进修课程和交替传译培训班。

伊琳娜.Ч：还记得“代表性服装”吗？我们可以按标签价格购买大衣、西装、鞋子。用卢布等值的“小白桦”商店代金券。

玛丽娜·Е：所有的工作都是固定工资（我作为二级导游1985-1991年的月薪是140卢布，之前从1977年开始我是三级导游，月薪120卢布），每两年我们还需要通过所谓“商务信函”考试，才能获得10%的津贴。这种考试非常难，要求特别严格。

弗拉基米尔·Б：当年我们汉语导游的薪酬每天40美元！那时候200美元足够奢侈生活一个月，想买什么买什么。1990年代这可是天文数字的工资啊！

工作安排

叶列娜.Я：“国际旅行社”内部有各种“小组”——餐饮组、交通组、剧院组，甚至“特别服务组”。我有个朋友就是该小组组长，比方说，如果有游客想体验编织树皮鞋，他负责安排。我熟记了一些电话号码，可以在公用电话、宾馆前台或任何有电话的地方找人。驾驶员的着装也很整洁，要符合“国际旅行社”公司员工的身份。

玛丽安娜.Д：年底的时候会安排我们上游轮工作。当时有两条船：“内瓦萨号”和“乌干达号”，据我所知，乘客主要是英国、美国青少年，跟我们年龄相仿。当然，我们是无偿工作的，没有任何报酬，甚至都不去考虑钱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绝佳的语言实践机会，更别提还能在苏联最封闭、最沉闷的那些年与外国同龄人自由交流了。在某种程度上，铁幕就这样稍稍掀开一角，我们得以透过缝隙窥探外部世界。

于是，我作为优秀学生被选中致欢迎词——码头上（这是一个商业港口）搭起装麦克风的讲台，我和我同学（一男一女苏联学生）发表了简短致辞。然后我们各自坐上大客车——两个少年导游平分带团任务。我记得，一开始国际旅行社的阿姨们跟车把关，后来她们就放手不管了。我还记得大客车破破烂烂，好脾气的国际旅行社驾驶员用慈父般同情目光看着我们。上级曾严格叮嘱我们“与驾驶员搞好关系”——要第一时间询问驾驶员的姓名和父称，主动自我介绍，并服从驾驶员叔叔的一切安排。顺便说一句，这是正确的建议——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是驾驶员叔叔说了算。说实话，现在我都不明白15岁的我怎么就不怕带领一大群青少年、对他们负责呢？我至今保留着讲解词甚至日程表——翻出来看看，心想：哇噻！

午间休息（把旅行团送回港口的时候）我们吃“干粮”：一个硬面包夹奶酪、一瓶波尔若米矿泉水。但吃什么根本不重要。

如果您感兴趣，日程表如下：
7月1日7:15 – 在欧洲大酒店集合
7:30 – 大客车出发
8:15 – 致辞
9:00 – 登车
9:30-12:15 – 城市游览
12:30 – 到港口吃午餐
13:30 – 登车
14:00-15:30 冬宫
15:30-17:00 自由活动
17:30-18:00 返回港口

玛丽安娜.Д：再后来我们（不是人人有机会，仅限最优秀者，而且是轮流的）被邀请参加在“乌干达号”/“内瓦萨号”举行的招待会！我们在那儿社交、闲逛、吃真正的英国菜（很难吃），还看了一场民间音乐会。到家精疲力竭，但是很开心啊——第二天我们又唱起了歌，7点15在欧洲大酒店集合……我还有一张编号274的证书，证明我顺利完成了列宁格勒州“苏英友好协会”和列宁格勒州“国际旅行社”公司中学生导游课程。这张证书曾经帮助我在民间纠察队的小破孩抓“倒爷”的时候没被他们绑起来。我的同班同学，有一次把证件忘在家，被带到警察局，从身上翻出口香糖、圆珠笔、杂志之类。旅行团的外国孩子全吓傻了，每个人都问：“这是秘密警察吗？暗探吗？怎么了？为什么？”当然，我们被温和而坚定地要求不能把家庭住址告知游客，如果需要继续保持个人联系，可以使用友谊之家的地址。但说实话，我们根本不在乎。到了九年级我决定接着干——我们详细研读了彼得宫城和蒙普莱西尔宫殿的历史，又深入学习了 “社会主义优越性”、“少先队组织”、“什么是共青团”等内容。

宾馆、交通和停车

玛丽娜·E：有趣的是，游客预订列宁格勒旅行团，他们只能选择住宿等级——要么第一级（客房内有卫浴间），要么“旅游级”（一层楼共用一个卫浴间）。但某些明明预订并支付了“旅游级”的客人，最后却可能由于某种缘故住进“欧洲”或“阿斯托利亚”，也可能被安排到“奥尔吉诺”汽车旅馆或“卡累利阿”（如果幸运的话……）

我再补充几句。也许一些年轻导游会惊讶——那些购买最廉价套餐，也就是所谓“旅游级”的客人，有时却住进了“欧洲”（现在叫“欧洲大酒店 ”）或“阿斯托利亚”。问题是，在重建之前（我指的是1970-1980年代，虽然这也适用于“更古老”的时代），“欧洲”和“阿斯托利亚”有很多无卫浴的房间，因此属于“旅游级”；但也有带卫浴间的客房，甚至还有“特等间”，数量甚少。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将一批批外国游客送到 “欧洲”或“奥尔吉诺”住下。当时导游之间的典型对话是：“您住哪家宾馆？”“本以为是‘欧洲’，结果去了‘维堡’”……

伊琳娜·Ч.：有固定停车场，游客从哪儿下就从哪儿上。比如冬宫前面，旅游大客车直接停在广场，你必须在30-40辆几乎一样的车阵里头寻找自己的车。郊区景点大致如此，通常只有一个指定停车场，所有车辆集中停放。最麻烦的情况是有人走丢，不过游客自己也会尽量不迷路啦。参观彼得保罗要塞，车就挨着城堡一溜儿排开。老实说我从没遇过车辆抛锚的情况，那时候给外国游客服务的都是最好的大客车。

弗拉基米尔.Б：在莫斯科站接人太好玩了：您和您的团会合，请他们在正门稍等，撒腿像野猪似的飞奔过街（“十月”宾馆附近），那里有30辆一模一样的“塔姆”和“伊卡鲁斯”大客车，接着疯了一样寻找你的车牌。最糟糕的是公司搞错了，告诉您的是错误号牌，打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清晨），只好挨个询问驾驶员是不是拉你们团的（驾驶员都知道团号和国家）。在普尔科沃机场就好办多了，航班很少（记得20点之后显示屏上只有两行字：莫斯科20:25和莫斯科22:25），我们把车安静停在普尔科沃1号航站楼前，斜着停歪着停怎么都行，事先找好位置从容不迫。而且，航站楼内随处可以吸烟，空空荡荡显得机场很大。参观彼得保罗要塞，车直接开到大教堂门口。

玛丽娜·E：大客车每天不一样，早晨必须到服务处问明白车号，还得满车场找它。驾驶员也是天天换。这方面莫斯科是绝妙的例外：人家那边的团队会分配一个所谓“前牌”，也就是说在首都逗留期间该团队固定一辆车接送。简直太棒了！！！生活变得无比轻松……

饮食

伊琳娜·Ч.：宾馆一般都含全餐，比如午饭赶回“波罗的海”吃。几种套餐自己选。有时也组织外出午餐，总之都能安排好。标准行程3天，夜晚必有活动：民俗表演、芭蕾舞、在“萨德科”或“欧洲”宾馆的送别晚宴及演出。那时候导游还有“吃干粮”的做法。本来应该一日三餐吧，但不知怎么的你不想吃早饭也不想留下吃晚饭，所以你可以把早晚饭的食物带回家。这几乎是半官方做法，去找餐厅的女统计员，可以拿黄油、咖啡之类，相当于额外津贴了。

玛丽娜·E：吃饭只能在入住宾馆解决（几乎没有别的餐厅，大部分是宾馆附属的），所以必须返回自己的宾馆。但当年不堵车，这不算难题。

导游与克格勃

请问：大客车上真的永远坐一个“便衣”吗？

叶列娜.Я：没有“便衣”。不能进教堂，因为害怕里面的国安人员告发。送走旅游团，要向第1处汇报。对面坐着一个扑克脸男人，他会问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 “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 “没有。”
— “真没什么异常？”
— “嗯好像没有。”
— “他们有没有取河水或挖泥土？”
— “呃……为什么挖土？”
— “挖了没有？”
— “好像没有……”
他就像一堵墙不理会你说什么，因为他的大脑只接受他想听的（关于泥土和河水，是我带团从布列斯特回来后被询问的）。感觉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车上的欢声笑语，另一个则是克格勃的黑暗邪恶。

玛丽娜·Л：后来大学毕业了，我到博物馆工作，需要通过政审才能接待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代表团和政府代表团。反正从来没人试图招募我。确实有便衣人员在场，尤其接待各类代表团时，但他们仅仅是履行自己安全保卫的职责。记得有一次我带领一队土耳其商人参观特鲁别茨科伊堡垒监狱，刚走进禁闭室，空荡荡的走廊突然冒出五六个东张西望的人，闹了半天原来是外勤特务。他们的长相毫无特点，就像被磨平的硬币——哪怕见一百次也记不住。这些人至今依然有。这是特殊领域，相关机构还在，编制从未缩减，老一辈克格勃仍坚守岗位。

玛丽娜·E：如果有人想听听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再补充一条。有一次我送走西德旅游团，独自从机场坐地铁回家（记不清具体哪年了，大概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那天我犯了万死之罪——在机场告别时，一位女游客塞给我一本《Burda》时尚杂志（按照规定如果导游无法当场谢绝游客的礼物，过后必须扔垃圾箱），但我没忍住诱惑，偷偷把它放进包里。地铁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太想看看那个该死的、正在腐朽没落的西方世界如今流行穿什么？（我才20多岁嘛，年轻爱美，还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实在等不及回家，就在地铁车厢掏出《Burda》翻看。忽然响起一声怒吼：“您这是什么行为？！您从哪儿弄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宣传？现在我们去找个地方好好谈谈，让你知道利害关系！”我连忙抬头，只见身边站着一位少校军官（这辈子忘不了他），气得脸红脖子粗，嘴里滔滔不绝。我吓得腿发软眼发黑，心想这下彻底完了。此时列车正好到站，我猛冲出去，跑过站台直接跳上对向地铁（技术学院站）。少校在我身后追，但不够快，车门一关，总算死里逃生。你们年轻人不理解我当时的恐惧——命悬一线啊，侥幸躲过去了。时隔几十年，我仍然害怕技术学院站，能不去尽量不去……

城市观光

伊琳娜·Ч：不久前我回忆城市观光路线，大致是这样：瓦西里岛沙嘴、圣以撒广场、宫殿广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斯莫尔尼宫，然后穿过大奥赫塔桥，走皮斯卡廖夫大街、皮斯卡廖夫公墓、不屈者大街、英勇广场、斯米尔诺夫大街、黑河、各个岛、彼得格勒区博利绍伊大街、圣三一桥，最后返回宾馆。现在不能这样走了！再说一遍，我是从1980年大学二年级开始带团。

玛丽娜·E：城市游览必然参观皮斯卡廖夫公墓（至少社会主义国家旅行团如此）。
（译注：因为是列宁格勒围城战牺牲者纪念公墓）

在博物馆工作

玛丽娜.Л：在博物馆内讲解必须通过翻译进行，并且要有博物馆员工陪同。接待外国游客的只有“同路人”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所以我们彼此大多都认识。即使口译导游很熟悉讲解内容，也不是所有博物馆讲解员都允许她们自行讲解。这样一来，行程确实更顺了。

玛丽亚：1988年我们就能独立带团了，甚至不用博物馆讲解许可证。培训课程（免费，但我们必须无薪工作一个月）学到什么就讲什么。凭导游证可以免费进入所有博物馆。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可亲的女馆员，尤其在皇村、巴甫洛夫斯克公园和彼得宫城，会低声“提词”：这是谁的肖像、谁画的、哪间画室的。

阿拉.M：如今不怎么去，但当年经常带团去的博物馆，我能想到一个：民族学博物馆。那些个专业名词啊！只要把它们学会了，就真的可以带团参观了。

玛丽娜.E：我正在阅读一些同事的发言，很惊讶，她们哪儿来的这些信息？什么“导游要在翻译陪同下讲解”？我可是头一次听说！我们这些苏联时代的老导游一直都是自己讲解的！而且不仅限今天持证导游能带团的那9个博物馆，多的很呢，再加上民族学博物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革命博物馆、列宁博物馆、列宁的“小屋”、列宁的“板棚”、列宾故居博物馆……其他一时记不全了。

额外项目

伊琳娜.Ч：没有额外收费项目，因为每天安排两场正式游览和晚间活动。也不单卖游船票，能自费的只有剧院门票，但仅限在宾馆服务处购买，而且价格离谱——7美元27美分。那时还有专门的外币柜台，特殊受托人才有权换外币。

游览全国

叶卡捷琳娜.Ч：那时候导游陪同团队走完全程。1987年我带了40人的西班牙团，线路是列宁格勒-莫斯科-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杜尚别-莫斯科。在中亚照例安排地陪，但他们几乎不会讲俄语，根本听不懂，更别提翻译了。他们就指着某栋建筑说：“这是什么什么……”蹦出个完全陌生的当地词汇，剩下的你自己发挥吧。到了莫斯科应该换本地导游，但当时正值改革之初，西班牙游客暴增，导游人手不足。所以我不仅没能把团交给当地导游然后回家，反而被迫独自领他们在莫斯科游览四天——可怜我这年纪轻轻女大学生（暑假打工）第一次来首都啊。太刺激了。我们坐地铁迷路，参观全苏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在那里两名游客因非法兑换外币被警察带走，我陪着他们在警察局坐了两小时，整个团在外头没人管。又去了博罗季诺全景博物馆，我绞尽脑汁回忆相关历史，简直可以写本小说了。然后要去克里姆林宫，可我连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差点精神崩溃。我在宾馆几乎哭鼻子，一位在中亚认识的导游走过来。我知道他是莫斯科人，直接扑过去搂着人家脖子哭，求他帮我带团进克里姆林宫。他吓了一跳，答应了（你能想象今天还有这种无偿搭救同事于危难的人吗？我至今感激他！）不过他说他不会西班牙语，只会葡萄牙语。我管不了那么多，同意用葡萄牙语讲解。然后就发生了一次难忘的游览，半数游客都在笑，因为西班牙人听葡萄牙语就像俄罗斯人听乌克兰语，大概意思能明白，但有些地方实在滑稽。而且那位老兄是个热情洋溢的同志，一边走一边手舞足蹈，总之把所有人都救了。动荡的改革年代，工作就是这样极端。顺便一提，我家和这次难忘之旅中的一位游客做了二十年好朋友，经常书信往来。1990年商店空空如也的艰难时期，我生了儿子，他寄来一大箱婴儿用品、尿布和婴儿食品。前不久他去世了，已经很老了，愿他安息。此人是个超级苏联迷，之前玩过中亚路线，所以每个景点都能悄悄提示我入口在哪。

伊琳娜.Ч：复杂线路的旅行团总是需要导游全程陪同。这是一个走遍全苏联的绝佳机会，而且下榻在当年最好的宾馆。行程涉及整个中亚、高加索（第比利斯、埃里温、巴库）、克里米亚、贝加尔湖！由于我们的语言，经常需要翻译，但对这些地方都相当熟悉，更不用说基辅、明斯克和波罗的海沿岸了。

玛丽娜.E：口译导游的一大福利就是有机会走遍全国，陪同旅行团住最好的宾馆，吃最好的餐厅，仿佛你也是游客，而且政府掏钱。比如我就曾多次以这种方式去过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等地。此外还有机会陪同苏联旅游团出国，因而去了埃及、印度，参加过环欧洲游轮旅行，以及不止一次游览其他国家。完全没必要是党员身份（本人从未入党）。

购买纪念品

伊琳娜.Ч：“小白桦”商店每家宾馆都有，不会带旅行团去普通国营店。后来大概1982-1983年开始出现水上旅游，就领着去“苏维埃”宾馆（现在叫“阿兹穆特”宾馆）的“小白桦”。

玛丽娜.E：纪念品店只有“小白桦”，游客可以进“波罗的海”宾馆的、“苏维埃”宾馆（“阿兹穆特”）的、涅瓦大街7号的、赫尔岑街的，外加“欧洲”宾馆和“阿斯托利亚”宾馆的。这些“小白桦”不准翻译入内。

没有手机怎样工作？

玛丽亚：有“救援服务”电话，打过去他们直接问：“您什么问题？”大客车有备用的，随时准备出发。某一次我在去彼得宫城的路上出了交通事故，1小时后开来另一辆……当年随处有公用电话，路上的其他驾驶员也会互帮互助，搭人家的车到电话亭、旅馆、博物馆借电话用。

弗拉基米尔.Б：我工作的前三年没有手机。如果公司找你，他们就打给你吃饭的下一家餐厅，请人家通知你回电话。

小费和赠礼

玛丽娜.Л：关于小礼物的问题。我记得曾有游客给了我一美元，还送我一件绒线衫。我等“黑皮狗”来抓我等了三天，那种恐惧记忆犹新。

叶列娜.Я：有人送给我一个霍赫洛马彩绘杯，至今放在家。我还得到过连裤袜、整盒外国烟（哦，我的第一盒“乐富门”，分赠若干位朋友）、没拆包的箭牌口香糖！好东西啊！以及香皂之类。“他们那边”说苏联人稀罕这些，也确实没说错。我指的是1978-1979年。

玛丽娜.E：关于游客赠送的礼物：确实严格禁止收受。但如果你冒险收一块巧克力、香皂、一双连裤袜、一支圆珠笔或口香糖——那你就是国王了！有了这些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最好的医生、老师等人士奉你若上宾。

游客的表现以及与导游的个人关系

叶列娜.Р：我妈妈说过，接待希腊游客，经常遇到人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静坐或用其他形式抗议……

玛丽亚.Н：我个人只记得一对罗马尼亚夫妇，反复怂恿小儿子接近我，甚至让他送我回家（松林区，他们住“卡累利阿”宾馆……）。还有些法国人围着我转，可我当时年轻傻乎乎的……不过有件事记得很清楚，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很有势力的苏联青年在宾馆找着我，拉我去做“外币妓女”。但我身为良家姑娘，总是对这种建议十分愤慨……

娜塔莉亚.А：我的老师讲过她的经历——“同路人”旅行社法语小导游痴爱团里的法国男青年。可是别人告诫她：如果你嫁给这人，移民资本主义国家，就永远别想见亲属了。她选择了自己的家庭，但之后30年不断写信给他……

延伸阅读：

1982年苏联自驾游（及各地物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К.Б.斯特列比茨基

自1941年6月22日起，参战的苏联潜艇官兵根据以下标准领取口粮：

《潜艇艇员自主航行（3天以上）期间每日给养标准》
苏联劳动和国防委员会1937年3月4日№37сс号命令批准，自1937年3月1日起实行

1.改良压缩饼干：100克
2.“北极”压缩饼干：150克
3.黑麦面包干：75克
4.小麦面包干：50克
5.面包圈：25克
6.什锦饼干：50克
7.85%小麦粉：5克
8.75%小麦粉：40克
9.“焖肉”肉罐头：70克
10.“焖鸡”肉罐头：50克
11.“鸡胸”、“牛舌”肉罐头：20克
12.火腿、熏猪排、五花肉：30克
熏香肠：30克
13.鱼罐头：50克
醋渍鲱鱼：20克
油浸鲱鱼、沙丁鱼：20克
风干鳊鱼：10克
压实鱼子酱：10克
14.鸡蛋：1个（50克）
15.加糖炼乳：60克
16.奶粉：15克
17.瑞士奶酪：30克
18.咸黄油：40克
19.无水黄油：30克
20.植物油（葵花子油）：5克
21.碎麦米：10克
22.稻米：30克
23.大麦米：5克
24.通心粉、面条：40克
25.浓缩食品
“荞麦粥”：25克
“鸡蛋面条”：25克
26.肉汤块：1个
27.土豆干：35克
28.胡萝卜干：5克
29.新鲜圆葱：30克
30.大蒜：2克
31.番茄糊：5克
32.腌黄瓜：50克
33.蔬菜罐头（辣椒、带馅西红柿、白菜肉卷）：50克
34.绿豌豆罐头：40克
35.猪肉炖豆罐头：50克
36.干燥白蘑菇：1克
37.糖：90克
38.抗坏血病水果软糖：25克
39.果酱：10克
40.黑李子干：25克
41.浆果和水果提取物：6克
42.水果罐头：100克
43.巧克力：10克
44.茶叶：3克
45.天然咖啡粉：3.5克
46.可可粉：4克
47.干酵母：0.5克
48.辣椒粉：0.1克
49.即食芥末：3克
50.月桂叶：0.1克
51.盐：20克
52.餐桌酒：25克
53.小苏打粉：2克
54.“漂白”肥皂：15克

附注：
1.第3、第4、第5、第45和第50号产品不属于集中采购，而是按照规定预算价格发放现金。
2.为购买材料和制作用于产品包装的特殊容器，自主航行期间每人每天33戈比。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441.目录2.卷848.页码21-23）

1942年2月1日苏联海军人民委员Н.库兹涅佐夫上将发布命令
《潜艇艇员自主航行期间每日给养标准》

1.黑麦面包干：300克
或新鲜面包：600克
包括用上等小麦粉制作的面包400克，黑麦和全麦粉制作的面包200克。
2.“北极”压缩饼干：100克
3.什锦饼干：75克
4.通心粉、面条：40克
5.混合谷物：25克
6.稻米：40克
7.新鲜土豆：350克
或土豆干：40克
8.腌黄瓜：70克
9.醋渍或新鲜卷心菜：50克
10.圆葱：15克
11.新鲜胡萝卜：15克
或胡萝卜干：3克
12.番茄糊：5克
13.罐头蔬菜：30克
14.糖：90克
15.巧克力：15克
16.咖啡或可可粉：5克
17.茶叶：2克
18.奶酪：30克
19.加糖炼乳：60克
或奶粉：30克
20.牛油：60克
21.植物油：5克
22.各种肉罐头：150克
23.各种熏肉：60克
24.各种鱼罐头：70克
25.盐腌或烟熏鲱鱼：30克
26.晒干或烟熏鳊鱼：40克
27.鸡蛋：1个
28.水果罐头：150克
或水果干：50克
29.浆果提取物：5克
30.胡椒粉：0.1克
31.月桂叶：0.1克
32.芥末粉：0.1克
33.食醋：3克
34.盐：20克
35.葡萄酒：50克
36：维生素C：1人份

附注：
盥洗用肥皂和烟草按照海军人员标准发放。
摘引《海军作战舰艇人员每日给养标准》：
25.盥洗用肥皂（每月）：200克
26.列兵和下级军官的莫合烟：20克
27.列兵和下级军官的火柴（每月一盒）：3支
28.列兵和下级军官的烟纸（每月一叠）：7张
29.指挥员的一级烟卷：25支
30.指挥员的火柴（每月一盒）：10支

摘自曾任黑海舰队潜艇厨师（兼鱼雷兵和炮手）的И.Р.米尔哥罗德斯基写给《汽笛报》副执行秘书Б.И.阿巴克辛的信（1973年9月-11月）：

“我的岗位起初是鱼雷兵，后成为鱼雷班长。同时担任45毫米炮的炮长、炊事员和消毒处理队长，负责在敌人使用毒剂污染潜艇时洗消作业。之后负责在潜艇离靠码头时艇艏上层建筑的指挥。

我实话跟您讲，一切工作都要保持戒备——做饭时想着鱼雷武器，准备炮弹时关注食物烹饪。毕竟在波涛汹涌的海战环境中，及时为艇员提供美味午餐也是一项非常重要且不简单的任务。毕竟潜艇兵吃饱了心情就完全不同，他随时准备执行交给他的任何任务！

那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指派我而非别人担任潜艇炊事员？

当我完成潜艇训练队的科目时，主要学习的是鱼雷武器、潜艇结构和潜航作业。根本没人讲过炊事，也没人教过我们火炮知识。大型潜艇配备专门的炮手和炊事员，但‘婴儿级’潜艇既没有炊事员编制、也没有炮手。所以这些职责就落到我肩上，而且得同时掌握这两项额外技能。所以，鲍利斯·伊万诺维奇，我的烧饭本领是在潜艇上学来的。说实话，对我而言很困难。请试想，潜艇上既没有医生也没有专门管伙食的炊事员，需要我履行厨师之职。还要在基地领取食品并合理分配，使它们足够支撑整个战斗巡航任务。当然了，没有磅秤，一切全凭眼力估算，要达到珠宝交易的精确度。有时我们出航后很快击沉一艘运输船，返回基地就要把剩余给养交还，确保全部符合规定的配给标准。所有这些工作都由我这个毫无厨房经验的人完成。

不过多亏了资深同志们的扶持，尤其我的直接上级马卡连科准尉，他是鱼雷班的头儿，给了我很大帮助。另外艇长格雷希洛夫（译注：苏联英雄米哈伊尔·格雷希洛夫）也帮了不少忙，他一向关心我们领取的食品种类，还会建议次日的菜单。如果有需要，格雷希洛夫会亲自去找基地首长，坚持让潜艇兵拿到他们应得的给养。所以，我未曾受过任何正式烹饪培训，完全是自学的炊事员，说起来，做得还挺不错呢！

第二个问题。早餐、午餐和晚餐大概吃些什么？我已向您介绍过，格雷希洛夫非常关注人员的营养，无论天气如何，午餐总会按时备好，而且美味可口。

早餐：咖啡、可可或茶，黄油、奶酪、香肠或某种罐头食品。前几天吃面包，后面吃压缩饼干和普通饼干。早餐大概如此。

午餐：当然，总要有第一道菜，比如罗宋汤或别的汤。最初几天用新鲜的卷心菜、圆葱、胡萝卜，后面用干燥的圆葱、卷心菜和胡萝卜。前3-4天还能吃上新鲜肉和黄油，但之后就全靠罐头食品和无水黄油了。
至于第二道菜，我们会领取所有能领到的谷物和面食，比如通心粉、细面条等，拿来做类似‘海军通心粉’的菜肴——先把通心粉煮熟，再跟罐头肉混合。还有一种类似抓饭的，只是不用通常用的羊肉，罐头肉拌米饭即成。哦，还会煮细面条之类。
第三道菜是糖水煮水果。前几天用新鲜水果，后来用各种罐头水果，比如樱桃、李子、苹果、梨等。这道甜品的味道很好，因为水果的质量都不错。此外也吃罐头杏和桃。

晚餐：如果午餐吃抓饭，那么晚餐就吃通心粉或细面条。晚餐没有第一道热汤，饭后提供咖啡、可可或煮水果。当然会有冷盘，比如鲱鱼罐头和各种鱼罐头、奶酪等。每人还能领取规定份额的巧克力当糖果吃。再就是为了开胃，每人100克酒。配给的酒包括克里米亚葡萄酒，以及我国著名的‘莫斯科牌’。

从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中，您可以看出我们的给养供应属于最高等级。确实，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也有例外，如果基地缺少符合标准的食物，我们只好有什么拿什么。毕竟要出海，不能老等着啊，凑合着换换吧。有时候我们拿到的全是干货和罐头食品，比如黑面包干，或者用其他什么罐头替代鲱鱼罐头。我记得有一次在波季港（译注：格鲁吉亚）领了一批新鲜水牛肉，但特别瘦，甚至能用勺子在肋骨上敲出旋律，牛骨头简直就像某种乐器。但艇员们对此并无怨言，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家处于存亡之秋，眼下和将来的困难无可避免。我们怀揣着战斗决心出海，随时随地寻找并击沉敌人，使我国尽快迎来胜利。在整场战争中，我们的艇长М.В.格雷希洛夫立下了卓越功勋。”

摘自前黑海舰队“梭鱼级”潜艇医士П.П.列维写给《汽笛报》副执行秘书Б.И.阿巴克辛的信（1974年4月9日）：

“关于潜艇的食品储存。‘梭鱼级’潜艇的食品储藏室是按照41名艇员、自主航行作战10天的标准设计建造的。战争爆发后，‘梭鱼’无法返回基地，艇员不断减少，但仍需坚守阵位、击沉敌舰。潜艇的自主作战时间逐步延长至15天、20天，之后达到30天，甚至有一次在解放塞瓦斯托波尔时，我们执行黑海舰队司令部的命令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阵位坚守37天——的确，动用了应急食品储备。显然，食品储藏室无法容纳战斗巡航所需的全部食物。还要考虑到，战斗巡航期间通常会有‘捷尔任卡’学校（当时的称呼）的2-3名实习学员随行，所以人数几乎总有43-45名。基于此，食品储藏室只存放最‘美味’的物资：包括战斗巡航配备的葡萄酒（波特酒，每人每天200克）、洗漱酒精（每人每天20克）、巧克力、饼干、炼乳、糖等。其他食品，如各种谷物、鱼罐头和肉罐头、果干、干燥马铃薯和卷心菜、压缩饼干、黑白面包干、风干鱼（不同品种）等，分散存放在各个舱室。

散装食品主要放在空气湿度最低的6号和7号舱。面包干和全部罐头都放在2号舱（居住舱）。食品包装是袋子和木箱。干鱼通常用细绳串起来，悬挂5号舱的整台柴油机上方。

怎样确保食品不变质呢？战争期间‘梭鱼’（及其他潜艇）当然没有冰箱，‘梭鱼’的储藏室是1号舱下方的一个小底舱，永远保持低温，所以比较适合存放食品。

战斗巡航期间我领取的都是不易腐坏的食品（前面已经讲过带了什么）。新鲜面包、新鲜水果和蔬菜（夏季），我们最多只带三日份量，再多就会发霉、腐烂，存不住。我不记得曾经发生因食物变质不得不抛入海中的情况。尽管战时条件艰苦，但潜艇官兵几乎总能领到规定的自主作战给养。所以说伙食是高热量、高品质、种类丰富的。没什么可抱怨。

需要补充的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注：格雷希洛夫，1942年11月24日起担任该潜艇艇长）在战斗巡航期间对艇员的伙食给予不懈关怀，定期检查（有时还会调整）本人制定并提交给他审批的菜单。”

再来看保存在莫斯科中央海军档案馆的相关报告，这些报告记录了1943年8月-1944年1月黑海舰队两艘“婴儿级”潜艇战斗巡航的伙食情况。这两艘潜艇在此期间共执行8次任务，海上累计航行89天，炊事员每天制定并签字的菜单都有存档。

苏联潜艇官兵在海上实行一日三餐。其中早餐是全天最简单的一餐，标配是加糖红茶和白面包抹黄油。不过实践中偶尔会变通，例如记录了3次用可可代替红茶、2次用肉酱代替黄油，还有一次甚至用煎蛋夹面包。更常见的情况是（14次）用压缩饼干代替新鲜面包。除了这些清淡食品，黑海舰队潜艇官兵在战斗巡航期间有时还能吃到一些额外补给，如“进口罐头”（包括蔬菜罐头，8次）、鸡蛋（3次）、奶酪（2次）；腌制鲱鱼和果酱各出现1次。

午餐是全天最丰盛的。250克葡萄酒必不可少。例行的第一道菜是海军罗宋汤——用新鲜卷心菜或肉烹制（搭配“进口肉罐头”）。替代汤品包括四季豆汤（12次）、土豆汤（3次）或稻米汤（3次），同样搭配罐头肉；还有10次代之以浓缩汤的情况。第二道菜的核心部分依然是各种“进口肉罐头”，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灌肠和咸猪肉。黑海舰队潜艇兵的主食通常是稻米，但也有6次改为荞麦粥、豆类或土豆酱/土豆泥。极少数情况下第二道菜也可能是加了炼乳的稻米粥（4次）或四季豆泥（3次）。偶尔只提供一种：黄油拌米饭（4次）、土豆酱（3次）或四季豆泥（2次）。第三道菜照例是海军煮水果，但4次代之以可可，另有1次是果子羹。

晚餐的花样也不少。例行喝可可，有时用煮水果（10次）或红茶配饼干（1次）代替。配菜基本是各种做法的土豆——土豆酱（13次）、土豆泥（10次）、煮土豆（7次）和炸土豆（4次）。代替它们的是“进口肉罐头”（30次）或鱼罐头（26次，主要是腌鲱鱼），米饭（14次）、荞麦（2次），四季豆和杂拌汤各1次。极少数的晚餐吃炼乳稻米粥（2次）、煎蛋（1次）或蔬菜罐头（1次）。

分析这些菜单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比如晚餐往往是午餐第二道菜的重复。此外，随着任务接近尾声，艇员通常会从新鲜白面包（储备有限）逐渐改为食用压缩饼干，而晚餐也变得更多样。最丰盛的晚餐通常是任务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返航前夜。这一天的晚餐菜单会出现一些“战斗日”不提供的菜肴，如“香肠配鱼罐头”、“煎蛋配鱼罐头”或“炸土豆配米饭和火腿”。

莫斯科中央海军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名为《1945年1月、2月、3月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潜艇战斗巡航医疗卫生保障报告》的文件（全宗18.卷40015.页码694-698），由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潜艇支队首席军医、РСФСР功勋医生、军医上校Т.库兹明1945年4月25日编写并签字。

在这份报告中，“营养”部分占据重要位置。其内容如下：

“自主作战口粮基本保持不变，但食品种类有所减少。由此导致菜单的多样性受限制。但只要炊事员技术娴熟，加上副艇长和医士对伙食问题给予足够关注，使用潜艇配备的有限食材也能烹制出多少有几种花样且美味可口的饭食。因此，每艘潜艇在战斗巡航返回后，艇员对伙食的反馈各不相同——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潜艇执行任务返回后，艇员的平均体重通常都会增加，胖了约1-2千克。轮机兵、舱底兵、电气员和操舵手等体力消耗更大的人员则出现体重下降。

通常情况下，战斗巡航期间每天都会烹制热食。在某些潜艇上，热食会在潜艇水面航行时一次性准备好全天份量，保持低温存放，食用前只需加热。这种做法完全是出于节约电力的考虑。也曾出现过连续两天或更长时间不烹制热食的情况，这是由战术形势决定的。

每日伙食的热量摄入在4100-4500千卡之间。维生素C通常每天发放，实践证明，最好的补充方式是将其添加到第三道菜中（煮水果或果子羹）。

菜单通常一次编制三天的，这样既能更好考虑团队的饮食需求，又能根据需要优先消耗易腐烂食品。”

库兹明上校在接下来的报告中列举了波罗的海舰队两艘潜艇战斗巡航期间的菜单示例：

近卫布雷潜艇Л-3于1945年1月23日执行其战时第七次战斗巡航，2月8日返回基地。三级艇长В.К.科诺瓦洛夫率领的艇员在航程最初四天的“战斗菜单”如下：
1945.01.23：白面包、香肠、蔬菜罐头、黄油、茶、糖、鲱鱼、伏特加、肉红菜汤、肉饼配米饭、糖渍水果、咸黄瓜肉汤、面条配肉、可可、饼干。
1945.01.24：白面包、鱼罐头、黄油、蛋白、茶、糖、酸菜肉汤、肉饼配荞麦粥、糖煮果干、酸菜、伏特加、农家汤、黄油煎饼、咖啡、饼干。
1945.01.25：白面包干、奶酪、黄油、茶、糖、肉红菜汤、香肠黄瓜配炸土豆、糖煮果干、奶汤面条、稻米抓饭、咖啡、百吉饼。
1945.01.26：白面包（新鲜）、煎蛋、茶、糖、果酱、酸菜肉汤、四季豆配肉、煮水果、红酒、肉米饭、饺子、可可、植物油炒酸菜。

1944年11月23日-12月16日，波罗的海舰队最新型巡洋潜艇К-53执行了首次战斗巡航任务。三级艇长Д.К.亚罗舍维奇指挥，出海前六天的“战斗菜单”如下：
1944.11.25：带汤饺子、什锦肉杂烩、煮水果、可可、奶酪、饼干、黄油、烤通心粉。
1944.11.26：新鲜菜汤、香肠煎蛋、煮水果、可可、奶酪、饼干、黄油、米饭配罐头食品。
1944.11.27：带汤通心粉、炸土豆、煮水果、茶、火腿、饼干、奶酪、葡萄、咖啡。
1944.11.28：土豆汤、罐头食品配荞麦粥、煮水果、咖啡、鱼罐头、饼干、白面包干、炒通心粉。
1944.11.29：红菜汤、牛奶稻米粥、煮水果、可可、奶酪、饼干、黄油、香肠煎蛋。
1944.11.30：稻米汤、荞麦粥、煮水果、茶、蔬菜罐头、饼干、甜面包干配通心粉。

库兹明上校在报告中对上述材料评论道：“菜单显示每日供应三餐。水面航行时，由于风暴天气导致人员食欲不佳，只提供第二道菜和煮水果。下潜后立即供应所谓热早餐，包括在水面航行时预先准备好的第一道菜、第二道菜和第三道菜。上浮前供应午后点心。因此开饭时间是：1.热早餐09:00，2.午后点心17:00，3.正餐23:00。由此可见大部分餐食是潜航时发放的，因为人员在水下吃得更安稳。”

库兹明上校还写道：“需要指出的是，食品种类，尤其是谷物非常有限，因此很快就‘吃腻了’。艇员们不太愿意食用鱼肝，也不喜欢带酿馅的蔬菜罐头——他们会把蔬菜吃掉，丢弃馅料。另外，美国的罐头香肠也很快让人厌烦。由于谷物种类少，分配起来颇有难度。艇员们普遍爱吃新鲜蔬菜烹制的汤，以及有配菜（咸黄瓜、腌酸菜、煮土豆）的腌鲱鱼。航行期间配发的烈酒官兵们不爱喝，他们一直请求用葡萄酒替代，但配发的葡萄酒数量很少。此外，从“北极星号”（浮动潜艇基地）领取的果酒品质较差，容易变酸，不得不抓紧时间消耗掉。”

报告的结尾部分，库兹明上校提到了苏联潜艇部队多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食品储存。潜艇的食品储藏室非常小，甚至装不下远航食品的八分之一。因此大部分食品不得不分散存放在各个舱室。但并非所有食品都适合存放在舱室，或者至少需要有良好包装。关于为潜艇制造专门容器的问题，大家谈了也写了不少，但至今未见实际成果。由于储存容器不合适，许多食品快速变质（面包干、酸菜、咸黄瓜、香肠制品等）。”

根据库兹明统计：“航行期间共有192千克食品因变质丢弃”，其中包括：170千克酸菜中的70千克（41%）、340千克咸黄瓜中的50千克（15%）、13.6千克新鲜甜菜中的12千克（88%）、17千克新鲜胡萝卜中的10千克（59%）、595千克新鲜土豆中的50千克（8%）。总之，被浪费的占艇载食品总重量的3%。

库兹明上校报告的附件是《喀琅施塔得潜艇基地仓库发给К-53潜艇的3400人/天给养第51号发货单副本》，以下全部数据的重量单位都是千克：
黑麦面包：68、小麦面包：136、75%小麦粉：170、各类饼干：204、各类面包干：612、香草面包干：340、百吉饼：34、“北极”压缩饼干：102、稻米：136、荞麦：51、大麦米：34、通心粉：102、肉罐头：510、鱼罐头：238、蔬菜罐头170、水果罐头：255、火腿：204、奶酪：102、黄油：204、植物油：17、鲱鱼：102、鳊鱼：136、新鲜土豆：595、土豆干：68、咸黄瓜：340、新鲜甜菜：13.6、新鲜胡萝卜：17、酸菜：170、80%酒精：50、96%酒精：28.7、餐桌酒：340、茶叶：6.8、天然咖啡：8.5、可可粉：8.5、加糖炼乳：208、糖：306、巧克力：51、果干：85、蔬菜干：24.48、圆葱干：8.5、番茄糊：34、鸡蛋干粉：40.8、食盐：68、芥末：3.4、胡椒：0.34、酵母：1.5、食醋：10.7、柠檬酸：17。合计约6433千克各类食品。外加3400人/天的维生素C片。
（译注：该潜艇载员67人，自持力50天）

战争最后一年，波罗的海舰队潜艇兵的战斗巡航伙食大致如此。

延伸阅读：

苏军地面部队每日伙食标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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