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

苏联解体之后，军人薪资问题成为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因为人们对苏联的记忆仍然鲜活。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即使低级军官的工资也足以存钱买车。如果他在北方舰队的潜艇服役，或者驻扎在堪察加，那么存钱的速度会更快。

当年本人按照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设有海军系）的分配，被派往太平洋舰队服役。我主动申请上潜艇，由于身体素质良好，最终在一艘大型潜艇担任医务主任。

根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兵役委员会的征兵令，我的军旅生涯从1971年7月1日开始，距离大学毕业并领取文凭刚过几天。但一开始给了我30天的休假，问我是否打算外出度假，如果有计划的话，他们开具铁路通行证，并将假期延长15天。但我哪儿都没去，所以我的军医中尉工资是50卢布。从我们学院毕业暂未应征入伍的人最后都被授予少尉衔。

前几年我的回忆录发表，一位读者问我在潜艇上做军官的工资是多少，我在评论中答复了。最近我突然想到，或许其他同胞也不清楚苏联军官的收入情况。因此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早在1930年代制定苏联军官工资标准时，是以国防工业企业的专业人员工资为基准。各级军官的工资被拿来与工段领班、工段主任和车间主任乃至工厂经理的工资进行对比。这样做的原因是，例如一位工段领班和一位连长的下属人数大致相同，那么他们的责任范围和工作量也大致相当。

从1946年10月1日起，根据军衔统一了军官和指挥员的工资支付体系。之后分别在1971年、1974年和1979年上涨三次，仅个别津贴偶尔有变动。苏联武装部队军官的薪资计算公式如下：军衔工资+职务工资+军龄百分比津贴。所有其他津贴和系数均基于此公式计算。

到1980年代初，不同军衔的军官基本工资如下：
中尉 – 120卢布
上尉 – 140卢布
少校 – 150卢布
中校 – 160卢布
上校 – 180卢布
又根据担任的职务发放相应职务工资：
排长 – 110卢布
连长（含炮兵连） – 120卢布
营长（大队长） – 140卢布
团长 – 160卢布

此外还有军龄津贴：服役前两年10%，此后每五年增加5%，但最高不超过25%。再者，恶劣气候条件地区服役的军人有额外津贴，最高30%。

最终考虑所有津贴后，一名刚从院校毕业并被任命为排长的年轻中尉到手约230卢布。如果他放弃部队提供的食物配给，改为领取相应的现金餐补，总收入可达250卢布。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因工作需要频繁调动的已婚军官而言，家属往往难以稳定就业，如果生了孩子，这笔钱就不算多了。

可能有点奇怪的是，高级指挥员的工资只比低级军官稍高。1979-1991年少将基本工资（特指军衔工资）为200卢布，中将220卢布，上将250卢布。这一时期的苏联元帅拿350卢布。

苏联海军的基本工资标准略有不同，因为军衔体系跟地面部队有区别：中尉120卢布，上尉130卢布，海军大尉140卢布，3级舰长（相当于少校）150卢布，2级舰长（相当于中校）160卢布，1级舰长（相当于上校）180卢布。职务工资也有高低：岸炮连长拿125卢布，巡洋舰长拿200卢布。

与陆军一样，海军的军龄津贴起始为10%，但要服役满1年零2个月，之后每3年增加5%，最高到25%。此外，海军有出海补助，平时相当于基本工资的30%，战备值班期间为50%，其中的22.5%以外汇卢布(Инвалютный рубль)支付，1个外汇卢布等于10个苏联卢布。

所以海军的收入远高于其他军种，例如一名海军上尉的月收入最高可达1000卢布。据他们回忆，出海执行任务9个月就能攒够钱买一辆全新“拉达”小汽车，甚至进口电器——这种商品在苏联只能到外汇商店以外汇卢布购买。

现在讲一讲本人服役期间的收入情况。如前所述，最开始我的军衔工资是50卢布，1972年9月军衔工资首次上调，我也涨到70卢布。虽然我是军医中尉，但在大型潜艇担任医务主任，这一职位相当于大尉，所以我拿职务工资140卢布。当我们的潜艇完成大修、尚未出海时，除了在岸上基地享受免费伙食外并无额外津贴。一旦潜艇开始工厂试航，我们就领取30%的出海补助。至于在基地工作的指挥部人员，他们平时不享受这30%，但如果跟随潜艇出海，返回基地后会收到一份海上工作天数证明，交给财务部门就可以按天数领取相应的30%补助。

1971年12月31日工厂试航结束，潜艇通过了国家验收委员会的检验，被有条件地认定为太平洋舰队的战斗单位。随后我们从太平洋舰队第6分舰队第4支队转入第19支队基地，编入其序列。接着进行海试和战斗训练任务。在此期间，我们的补助又提高了20%，即水下航行风险补助。潜艇官兵们戏称这20%是“棺材钱”。

在潜艇服役一年算作一年半，因此我比在水面舰艇服役的同学提前半年获得上尉军衔，多挣10卢布工资。此外，我是“生理学医生”，获得资格认证时需要考核肺气压伤和减压病的医疗救治知识。作为训练的一部分，我必须每月两次在压力舱内下潜至100米深度，每次额外获得25卢布补助。

当时一艘弹道导弹潜艇的艇长极力劝说我去他的艇上工作（我们在体能训练课一起打排球，他很喜欢我的球技，此人年轻时曾是太平洋舰队排球队员），并随潜艇调往鞑靼海峡岸边的科纽什科沃基地，告诉我那边的地区津贴是50%，而且医务主任是少校级别，职务工资160卢布。可我不愿意用符拉迪沃斯托克换科纽什科沃。与此相比，堪察加的地区津贴是80%，北方舰队的新地岛某处津贴可达100%。至少我记得的数字是这样。

苏联军人在平时和战时都领工资。比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红军战士享受国家提供的全额保障，包括物资、食品和货币。军人的收入水平取决于职务、军种和军龄。前线工资包括两部分：基本工资和野战津贴，具体多少也要看职务、军衔、军种和军龄。

列兵的野战津贴是基础津贴的100%，士官50%，军官25%。那么，如果一名列兵的基础津贴为每月8卢布50戈比，那么野战津贴就有17卢布。如果这个列兵晋升为下士，他的工资已经涨到15卢布，再加上50%的津贴。

表现尤其突出的军人也有奖金。比如荣获红星勋章可得15卢布、红旗勋章25卢布，苏联英雄称号奖金250卢布。

红军指挥人员的收入更加可观。比如1941年团参谋长工资900卢布，到1942年12月涨到1300卢布，师参谋长工资也从1400卢布涨到1900卢布，军参谋长从1700卢布涨到2200卢布。

再就是摧毁敌军装备的奖金，这方面海军最多。1943年规定击沉一艘战列舰的奖金是：水兵500卢布、下级军官1000卢布、舰长25000卢布。诚然，战争年代我国海军并未击沉德国战列舰。（译注：以上指的是货币改革前的旧币）

阿富汗冲突期间（1979-1989年），国际主义战士（译注：即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军人）除基本工资外还有权领取第二份工资，以苏联卢布为单位，与职务和军衔相对应，并且根据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的命令第二份工资免征所得税。这种工资以面值从1戈比到100卢布不等的“支票”支付，可在军人服务社或“小白桦”商店消费。后来数额不断增长——战争初期低级军官180支票，高级军官250支票，到了苏军撤出阿富汗之际已经翻两番。支票也可按照1:12的汇率兑换成当地货币阿富汗尼，比如3支票就能从当地人手里买1千克橘子。

在苏联，陆军和海军待遇不薄，当兵是一种受尊敬且高收入的职业，所以许多年轻女子都希望嫁给军人。尽管她们不得不过上随军迁徙的生活，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好找，但丈夫的高薪、全国范围内免费交通以及其他福利依然吸引着她们嫁给单身军官。再者，军人的退休金也不低，大约是普通公职人员的两倍。只要服役满25年达到中校军衔，就可以45岁退休再找一份工作，同时领取工资和军人退休金。反正我当年服完民间院校分配的三年兵役之后，人家劝我继续留在海军时是这样介绍的。然而军校学员的学习时间计入服役年限，而我在学院的六年不算服役年限。如果要满足年限要求，我必须前往津贴系数高达80%-100%的艰苦地区以尽快积累年限。最终我选择转入预备役。

延伸阅读：

苏军地面部队每日伙食标准

1941-1945苏联潜艇兵的伙食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全文一万二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伊戈尔·格里戈维奇
（医学博士，曾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教授）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是一位全能型天才外科医生，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遭受了政权的不公迫害，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罹患严重疾病，英年早逝。

我称呼С.С.尤丁为天才外科医生绝非溢美之辞，也没有过分拔高他在本职领域的手艺。这称号实至名归，因为外科医生的首要价值在于他们手上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成果如何。优秀的外科医生很多，天资卓越的也不少，而旷世奇才寥寥无几。在俄罗斯的外科医生中，我只能举出两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我这话是有客观标准支撑的，那就是他们获得了本国和全世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关于皮罗戈夫的详细介绍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10年他诞辰200周年之际，联合国宣布本年为“皮罗戈夫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多个城市拥有以皮罗戈夫姓名命名的街道、医学院和大学、诊所和科室。还设立了“皮罗戈夫奖”，以及其他纪念这位俄罗斯伟大的外科医生、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方式。

至于С.С.尤丁，明显低调得多，甚至可以说基本没什么纪念：仅在“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尤丁曾任所长）悬挂纪念牌匾，和在新西伯利亚市一间儿童医院前安放纪念碑——该医院是尤丁被流放期间行医两年的地方。可能因为时间还不够长吧，再过两百年，我们的后代是否会重新想起伟大的外科医生尤丁，想起他们的曾曾祖父辈在20世纪所崇敬的偶像？也许吧。到1991年尤丁百年诞辰时，研究他工作的书籍约50多种，诚然其中大部分是尤丁的学生在外科期刊和专著中撰写的，但也有一些文章是由非学生撰写且发表在非医学类刊物上的。

在面向大众读者的传记作品中，最吸引人是尤丁学生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1963年出版的《外科医生之路》。此外，当然还有2008年发布在互联网上的《关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的回忆》，系尤丁的侄子：肿瘤学教授伊戈尔·尤里耶维奇·尤丁，和他的侄孙：医学博士、肛肠科医生瓦季姆·伊戈尔耶维奇·尤丁共同撰写。

遗憾啊，我不仅与С.С.尤丁无缘相识，甚至未曾见面。不过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最初几年，我从老师们口中听闻了他的许多事迹。本人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同师长们热情洋溢描述这位闪亮的奇人有很大关系。1950年代的人们经常谈论尤丁，他是当时苏联最受欢迎的外科医生，备受当局青睐：两次荣获斯大林奖，荣膺院士，几乎是每一个欧洲国家及美国外科学会的成员。岂料突然被以“间谍罪”逮捕，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人民领袖”去世后，尤丁在1953年获平反，被召回莫斯科，再次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和行医，但仅仅十一个月便因心肌梗塞去世。

尽管老师们对于发生这一切的时代刻骨铭心，但“解冻”毕竟到来了，他们开始更自由地议论这些话题，包括一些当时还不便写成文字的细节。当然尤丁并不是唯一经历如此悲惨命运的人，还有外科医生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路加大主教）、院士Н.И.瓦维洛夫、飞机设计师А.А.图波列夫、火箭科学家С.П.科罗廖夫、院士Д.С.利哈乔夫等无数人，不胜枚举。

我的系主任费奥多尔·马尔科维奇·达诺维奇教授屡次向我讲述尤丁的事迹。达诺维奇教授来到彼得罗扎沃茨克之前曾在军事医学院的海军外科系工作，系主任是И.И.贾内利泽，此人是尤丁被捕后少数几位仍与他保持联系的人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学生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和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拉波夫也在这个系上班，阿拉波夫曾任北方舰队首席外科医生，后来由我的主任接替这一职位。我还与斯坦尼斯拉夫·雅科夫列维奇·多列茨基关系密切，友谊持续多年。他也跟尤丁十分熟悉，因为多列茨基具有艺术气质，热衷写作并结交富有创造力的人士，人送外号“小尤丁”——此二位确实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所以，即便在尤丁的学生和亲属的著作发表之前，我已通过这些交谈知晓了С.С.尤丁的许多故事。

我之所以动笔撰文纪念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也是因为今天这一代外科医生，更不用说医学生，只记得“有一位尤丁大夫”，再多的一概不知了。

С.С.尤丁1891年9月27日（旧历）生于莫斯科富裕家庭。他父亲是“荣誉公民”和开办金银线厂的“一等商人”，经营着多家销售军官制服和军用配件的商店。他母亲同样出身莫斯科河南岸区商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德国区著名的“冯·梅克”德语中学接受良好教育，毕生致力于养育子女。老尤丁夫妇膝下七个孩子（四儿三女），谢尔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也是长子。

请允许我稍微偏离一下主人公的传记，说几句仍与主要主题直接相关的话。前面提到的С.Я.多列茨基写过一本关于教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书，题为《一切始于童年》。作者有力论证了——我也完全赞同——许多疾病及性格和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是从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俄罗斯著名科学家伊利亚·伊利奇·梅契尼科夫在撰写路易·巴斯德传记时，也指出了关于杰出人才家庭的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往往不是家中老大。例如，莫扎特和瓦格纳在家行七，肖邦行四，博马舍行七，莎士比亚、伏尔泰和雨果都行三，彼得一世也行三，拿破仑行四。以及：皮罗戈夫在他家十四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三，С.С.尤丁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这些结论固然从数学角度并不可靠，却颇令人好奇。

尤丁家的孩子们进入中学之前主要由母亲教育。女孩学习语言、乐器和操持家务，四个男孩学做细木工活，锯矬、装饰家具、烙画、描摹。谢尔盖是兄弟姐妹中最出色的艺术家，刺绣精湛，能演奏小提琴和吉他，法语和德语流利（后来又掌握英语），喜欢参观博物馆，对绘画有深入了解。小小年纪，手指已表现出非凡灵活性。

尤丁上中学时在自家的储藏室布置了一间化学实验室，做实验并研究配方。他独立制作了一台高压感应线圈，还收集各种昆虫标本。他在乡间别墅饲养雉鸡并照料家庭动物园的动物，深入研究狩猎规则，酷爱钓鱼，亲手造一条小船。16岁时他在富豪莫罗佐夫家做家教老师，挣钱买了一台显微镜。之后他成为斯摩棱斯克州某地主家四个小孩的家庭教师。

当年谢尔盖·尤丁就读的是莫斯科最好的一所双语中学，因其非凡记忆力和惊人的学习能力引人注目。这所中学除了拥有优秀教师，还邀请莫斯科大学教授参与讲课。谢尔盖不仅爱好人文学科，亦对学校额外开设的物理、数学和化学课程兴趣浓厚。说起来，那时候典型的的普通中学对精密科学的关注通常少于实用中学。谢尔盖的文学知识也极为出色，能背诵贺拉斯、维吉尔、凯撒的演讲等作品。

提前插一句，非凡记忆力在С.С.尤丁人生的艰难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在蹲监狱无法接触任何书籍的困境中写出巨著《外科医生的沉思》，全凭记忆引用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大量名言。顺便说一下，这本书是他用厕纸写成的，拿面包屑粘连成册，幸运地保存出狱，并在平反后交给了他喜爱的手术室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作者逝世后，1968年该书印行出版。

1911年С.С.尤丁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他的专注、勤奋特质，以及关于霍乱和痢疾的首批论文引起大家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尤丁的学业，1914年他应征入伍，成为现役军人，在医院做普通医生。他为伤员动手术，甚至亲自参加战斗。因英勇表现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三次负伤，其中一次重伤。1919年他通过毕业考试获得文凭，将余生35年全部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外科学。

С.С.尤丁的独立外科生涯起步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小型诊疗机构，这些地方设备简陋，规模远不及首都的医院。他工作的第一家机构是“扎哈里诺”疗养院，原本主要收治患骨关节结核和胃结核的病人。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因手、腿枪伤骨折后出现化脓性并发症，或因胸腔损伤导致化脓感染，迫使疗养院调整收治方向，既接纳结核病人也接纳创伤后化脓性并发症患者。年轻的外科医生尤丁并没有抱怨条件简陋或设备、器械短缺，拿出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展了多样化、高强度的积极诊疗活动。

首先是行政和后勤工作：他结识了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在他的帮助下获取了患者外科治疗所需之设备、器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手制作部分设备，刚开始人民委员竟误以为他是某个管总务的而非大夫。

其次，尤丁开展了活跃的外科工作：他进行骨骼和关节手术，实施了俄罗斯最早的胃慢性溃疡切除术之一。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34例胸腔脓肿手术，出席第十六届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作相关报告，获得同行高度评价。

第三，尤丁经常出入莫斯科的博物馆和书店，收藏珍稀书籍和艺术品。这段时期他设法参观了欧洲的几家大型诊所，了解这些国家顶尖外科医生的成就，尤其是德国的几位世界外科领域泰斗，如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教授和奥古斯特·比尔教授的诊所。尤丁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前后工作了四年。

1922年С.С.尤丁搬到莫斯科郊外小城谢尔普霍夫，出任当地工厂医院外科主任。他在这里度过了意义非凡的六年！阅读这一时期的经历，不禁惊讶于他兴趣之广泛和工作之规模，那时候他才刚刚31岁呀。这六年中尤丁完成了500多例胃部手术，1000多例在脊髓麻醉下进行的各种外科手术。他改进了А.比尔提出的脊髓麻醉法，扩大应用范围，使其几乎涵盖了胸部和腹部各器官的手术。

这一阶段的另一项成果是撰写了《脊髓麻醉法》专著，他将这本书献给他深爱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几年后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尤丁为母亲施行胃癌手术，让她的生命又延续多年。一位学生问为什么不委托其他外科医生开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回答：“因为当时只有我知道怎样正确完成这台手术。”

关于脊髓麻醉的专著被公认为苏联医学领域最佳著作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因此荣获“费奥多尔·赖因奖”。他使用部分奖金远赴美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学之旅，参观最顶尖外科诊所。美国的外科水平——无论其组织管理、技术装备或娴熟的手术技巧——无不给尤丁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尤丁撰写了《访问美国外科医》系列文章，连载在1927-1928年的《新外科档案》期刊上。

博学多识的文章，代表大会和外科学会会议上的演讲，以及最重要的——精湛的手术技巧，使С.С.尤丁在同行和整个文艺界群体中享有极高声誉。许多俄罗斯外科领域的权威，如С.И.斯帕索库科茨基、В.И.拉祖莫夫斯基、П.А.赫尔岑（肿瘤学教授，作家赫尔岑的孙子）等，包括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知名或无名外科医生，都曾专程造访这位没有头衔与职称的年轻外科医生工作的普通医院，观摩他做手术。

后来尤丁出任“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依然不断有人慕名找来。访客不仅表达口头赞赏，还在留言簿写下热情洋溢的话。И.И.贾内利泽教授在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会议间隙写道：“每次我来莫斯科，总觉得有义务看看艺术剧院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艺术工作室，就连那些在大会上批评他的人也会跑来欣赏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工作。”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教授写道：“过去的外科医生，现在和未来的外科大师。我对他的精湛医术和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新外科的无限精力深表敬佩。” 这样的留言多达数百条。

当然，一位来自莫斯科郊区某工厂医院的年轻外科医生在大型医学会议上慷慨陈词，难免引起别人不满，他在同年龄段外科医生中的声望也招惹了一些嫉妒情绪。同行相轻，司空见惯。不过尤丁总能在这样的辩论中胜出。我的导师，当时的青年研究生Ф.М.达诺维奇教授回忆说，尽管论敌对尤丁的报告唇枪舌剑，但在他总结发言之后，无论支持者或反对者皆报以热烈鼓掌。

尤丁还是一位风趣幽默的辩论家。1922年他在第十六次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上报告了34例慢性化脓性疾病的胸腔手术结果。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伊万·伊万诺维奇·格列科夫教授提出异议，认为这种手术切除肋骨会使患者胸部变形，造成明显的外观缺陷。在总结发言中尤丁回应：“是的，确实不美观，但与其带着漂亮的躯体死亡，不如带着残废的胸廓活下去。”后来在一次非正式招待会上，格列科夫端着香槟向尤丁敬酒，感谢他出色的工作和对自己意见的精彩答复。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充满艺术气息：演讲精彩而富有表现力，表情生动、手势优美，令在场听众为之倾倒。但我们不应忘记，最重要的仍然是外科手术——过程及其结果，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仅限于我国。

我不得不再次偏离介绍尤丁生平的时间顺序，谈谈他的双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手不仅灵巧、有力，而且非常优美。这样的手并不罕见，不仅外科医生，一些音乐家、雕塑家、画家也拥有，我甚至在专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身上见过。但尤丁的的手指和整只手掌具备常人罕见的生理特征，手指不仅能向掌侧弯曲，还能向反方向也就是手背弯曲。同样地，整个手掌也能以类似方式反向弯曲。停下来试试，用自己的手指和手掌做类似动作，你会发现并不容易。当然，离不开长期练习。正是这些特征和练习，使得尤丁在复杂手术中能够凭借双手完成任何最精密的外科器械都无法实现的工作。

他可以用双手做手术，但自己感觉右手更有把握。他曾写信给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表示遗憾，称自己无法像布尔坚科那样熟练运用双手。我认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是自谦，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恭维这位伟大的苏联神经外科医生。因为这封信是寄给年长且职务更高的布尔坚科的祝贺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确实能用双手做手术，他的学生们有记载，许多画家的画作也有“印证”。

在手术中，比如缝合时，为了避免频繁拿起剪刀剪线，尤丁总是用左手第四、第五指固定剪刀。我自己是“右撇子”外科医生，也尝试过用右手的这两根手指夹着剪刀剪线，但完全做不到。只有用第一、第三指像日常使用剪刀那样才能完成操作。关于尤丁的双手，目击者们讲过许多传奇故事，艺术家们也试图在作品中特别强调。画尤丁的人绝非无名之辈，包括П.Д.科林、А.И.拉克季奥诺夫、М.В.涅斯捷罗夫、库克雷尼克斯（他们仨在手术室中为他画过一些善意漫画）等。然而这些画家画完了都感觉不满意。许多人认为最成功的作品是目前收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涅斯捷罗夫的两幅肖像画。

还有一则趣事。某次，美国女记者尼拉·M与尤丁交谈时，突然惊呼一声一把抓住他的手。她为自己的失态辩解说，以前只在查理·卓别林、著名德国演员康拉德·维特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身上见过这样的手。后来尤丁的学生之一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教授补充说，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也有这样的手。我在列宁格勒上学期间两次有机会聆听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音乐会，坐在近处仔细观察：他的手确实很大且富于表现力，但我没注意到他手指动作上有何特殊之处。

言归正传。在谢尔普霍夫工作的年轻外科医生闻名遐迩，其成就自然不会被官方忽视。如前所述，1928年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去世，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邀请С.С.尤丁继任。当年该研究所并非以外科为主，拥有96张各科室病床。对于37岁的尤丁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将他无穷精力投入事业发展的绝佳机会。

我不会详细描述这位新任首席外科医生经办的全部专业问题，谨引用他的亲属兼传记作者的话来概括此时期的情况：“尤丁没有照搬当时已经普遍熟知的美国外科医生在急诊外科服务组织方面的经验。所有创新中，他始终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研究所短短一年内成为全联盟急性病、创伤和急诊外科治疗的研究中心，成为全国的‘外科麦加’。今天‘斯克里福’的声誉和一切优良传统，很大程度上是С.С.尤丁的功劳。”1928-1948年间尤丁的人生经历足以令任何勤勉、热爱自己事业的人羡慕不已，尤其是像医学这样讲究知识与技能的领域。

要说С.С.尤丁备受同事、当权者和文艺界人士宠爱、享受国内外盛名，这还远远不够。他简直是沐浴在荣耀之中。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医学博士（“名誉学位”），被任命为医院外科教授，荣获众多勋章、专业奖和国家奖（生前两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追授列宁奖）。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还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外科学会与科学院名誉会员。他被授予“功勋科学工作者”称号，获准出国做报告。党政权贵及亲属需要开刀动手术基本都找他。然而，这一切荣誉与成就并非由于惯性或个人同情，而是用艰苦的体力与智力劳动换来的。这种付出消耗了他的健康，牺牲了睡眠，放弃了休假等安逸生活。

多年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自为数千名胃肠病患者和数百名食道损伤患者（大部分是儿童）实施手术。他因开发和应用食管重建手术第二次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创建了最现代化的诊所和实验室，带领助手们进行动物实验，测试新想法。

早在1928年，С.С.尤丁听了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沙莫夫教授的一场报告，得知在动物实验中通过输注死亡犬的血液可以挽救犬的生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对此观点深感兴趣，继续进行实验研究，查阅了与输血历史相关几乎全部文献，最终得出结论：这种输血方式也可以应用于人类。1930年尤丁决定对一名自杀未遂几乎全身失血的年轻人进行尸体输血。当时捐献血液的库存已经耗尽，伤者在医生们面前奄奄一息，而“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一名同血型老年男性因伤势过重去世。尤丁毅然决定使用死者血液，但此举违反了法律：禁止使用未经梅毒检测的血液。尤丁清楚风险，仍大胆地……救回了伤者。幸运的是老年男性的血液未被感染。此一病例报告发表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当时对大量输血的需求急剧增加，献血者却十分稀少，通过输注尸体血液挽救了数千名伤员。据统计，仅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专门接收重伤员的机构）每年就输注约2000升尸体血液。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为此写了一部专著，首先被翻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成多种语言。
（儿按：尸体输血法2001年被俄罗斯卫生部禁止）

1962年，С.С.尤丁去世八年后，他与В.Н.沙莫夫因这一创举被授予列宁奖。有趣的是，二战结束几年后（尤丁尚在世），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杰出和平斗士休利特·约翰逊牧师访问莫斯科，参观了“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在留言簿写下感言：“将逝者的血输给一息尚存、亟待抢救的患者，此乃何等的伟大！所以，我更加坚定地希望，在我去世后我的血也能被用于同样目的。”

С.С.尤丁工作起来殚精竭虑，正如他身边某位同事所言：“一根蜡烛两头烧”。除了单纯的外科手术，他还要撰写并编辑书籍、文章，出席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作报告。在搬到莫斯科之前，他就应Н.Н.布尔坚科的邀请担任科系编外讲师，为学生和医生们授课。他还开办了自称“忏悔”的系列讲座，详细分析自己在诊断和治疗中的错误。

全国各地的外科医生都将С.С.尤丁视为导师，虽然更准确地说他们更像是追随者和模仿者。然而尤丁身边确有一个亲近的核心圈子，这些是多年来与尤丁并肩工作，秉承他理念的真正学生，甚至建立了家庭友谊。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教授、院士，其中包括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阿拉波夫、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罗扎诺夫、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得洛夫和帕维尔·约瑟夫维奇·安德洛索夫。不幸的是，尤丁大力栽培、几乎亲手帮其撰写博士论文的一个学生，后来竟然是向当局诬告尤丁、导致其悲剧的始作俑者——尤丁被捕后，Б.А.彼得洛夫接掌了他的职位，并把老师的成果据为己有。在人类历史上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С.С.尤丁还有一份热爱，这份热爱在他进入“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后得以体现。熟悉莫斯科历史的人或许知道，该急救研究所位于早年的谢列梅捷夫医院大楼（“收容院”），系19世纪初尼古拉·谢列梅捷夫伯爵为纪念其亡妻：农奴女演员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夸伦吉设计建造，内部装饰由意大利画家多梅尼科·斯科蒂亲自绘制完成。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这座建筑幸存下来，用作收治俄军、法军士兵和军官的医院。从1923年起成为急救研究所。

历经百余年岁月侵蚀，建筑物严重破损，壁画被白漆覆盖，许多地方的浮雕装饰剥落。С.С.尤丁争取到政府许可，启动修缮工程。他请来知名艺术家和修复专家，工作如火如荼进行。尤丁本人直接参与天花板壁画的修复，亲手清理覆盖在斯科蒂画作上的白漆层。凌晨时分他爬上高高的脚手架，以他一贯的严谨态度小心翼翼刮除灰泥层，清洗壁画。当保存下来的色彩显现，他会像孩子般欣喜。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坚信斯科蒂的杰作应当为我国人民流传后世，而且有助患者康复。

如今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新楼是一座现代化建筑，为员工和患者配备了最新医疗设备和便利设施，老楼则是一座美妙的建筑、绘画和历史博物馆，展示着谢列梅捷夫伯爵收容院的风采。若非尤丁的努力，这座博物馆肯定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今天的辉煌了。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对С.С.尤丁本人和整个急救研究所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尽管急诊外科和急性创伤在和平时期也被称为“无声的战争”。只是受伤原因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枪伤，伤患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人数急剧增加且同时涌入。当然还有其他不同，但和平时期的外科经验总能够应用于战时，反之亦然。

С.С.尤丁被任命为红军总外科医生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的高级监察顾问。整个战争期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未疏散后撤，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也经常赶赴战地医院为重伤患者动手术，并向年轻医生（不仅限于年轻医生）传授战地外科的规则和原则。毕竟早在1941年他就编辑出版了两卷本《战地外科笔记》。由于这项工作，С.С.尤丁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也是我国首批获得“红星”军功章的医生之一。他的门下弟子在这一时期负责前线和部队的外科医疗服务，他给他们写的信充满了温暖抚慰、对胜利的希望和老师的睿智建议，多么令人感动啊！

1943年，两位世界著名外科医生——英国皇家海军首席外科医生、海军少将戈登·泰勒，和美国首席外科医生、哈佛大学教授埃利奥特·卡特勒专程赴莫斯科，授予С.С.尤丁英、美外科学会的荣誉会员证书。这是外国外科学会负责人首次为颁发此类殊荣前往别国，通常这样的隆重仪式是在本国举行的。

尽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获得众多奖项、荣誉和表彰，但有两个理应引起担忧的情况他似乎并未在意，或只是装作不在意。其一，战争初期前线、部队乃至大型医院外科的大多数负责人都已授予将军衔，而尤丁直到战争结束仍是中校。其二，他的国际旅行被中断，不再应邀出国在大型会议上作报告。我认为，1943年泰勒和卡特勒来到莫斯科，与我国政府禁止尤丁前往美国和英国有关。我国许多领导人对他与美国大使哈里曼的私人接触、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他知名外国人士的私人通信深感不满。

1948年12月23日，一切都明朗了。傍晚一辆车来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请他去会诊“重病人”，此人职位很高，姓名不便透露。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于是尤丁上了车，被带到……卢比扬卡的侦查员面前。

同一天，尤丁的高级手术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也以同样方式被捕。她不仅是高级手术护士，也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密友，帮他处理手稿印刷和编辑事宜，代笔回复一些信件，是一位文化程度很高的美丽女士。每当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需要从尤丁那里得到什么，总会向她求助。尤丁常说她是 “圣洁的女人”。

关于尤丁监狱三年、流放两年所经历的一切，今天的人们已听过、看过不少。阅读这些内容令人痛心且恐惧。被捕当晚，高级侦查员科马罗夫上校在贝利亚的副官阿巴库莫夫陪同下开始审讯尤丁。科马罗夫上校刑讯逼供，几乎将尤丁的牙齿全部打掉，扒光他衣服按在地板上用橡胶棍猛击。还对他采用了臭名昭著的“传送带”审讯法，即由多位侦查员昼夜不停接力。尤丁勇敢忍受着对他的种种折磨，除了一件事——当特殊的夹子将眼睑卷成小管时，剧烈疼痛令他痛苦尖叫、失去知觉。

侦查员指控尤丁从事反苏敌对活动、为英国情报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审讯期间还要求他提供关于几位部队高级指挥员（如朱可夫、科涅夫、托尔布欣等）的黑材料。尤丁很熟悉这些指挥员，访问前线时经常与他们见面，高度评价他们的军事才能，尤其Г.А.朱可夫——甚至将他与苏沃洛夫相提并论。可尤丁始终未说过任何人的不利供词。但在三年折磨后，他最终无法忍受国家安全部的刑讯，被迫签字承认自己搞“间谍活动”。1952年被判处十年流放，遣送新西伯利亚州别尔德斯克市，妻子娜塔莉亚·弗拉基米罗芙娜陪伴他一同前往过苦日子。

在别尔德斯克，医院管理部门起初不允许尤丁给人治病，后来本地外科医生开始主动邀请他，于是尤丁经过长时间“歇业”重返手术台，在本地医生的簇拥观摩下开刀。不久他被调往新西伯利亚市，原因是州党委第二书记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请求帮他患严重胃病的妻子做手术，对方答复：“何必送她来莫斯科呢，全国最好的一把刀就在你们60千米外。”

尽管新西伯利亚允许尤丁做手术，但卫生管理人员（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还是千方百计阻碍他从事正常的外科工作、胃液分泌研究，不让他接触年轻人。然而学生们仍尽力帮助尤丁进行动物实验，送他回家，询问各种外科问题，还普遍喜欢找他谈论文学与艺术。

1952年，当局特批С.С.尤丁到莫斯科几天，送别他的中学同学：著名外科医生Ф.Д.奥奇金。在新圣女公墓葬礼现场，尤丁穿一件破旧外套，孤独地远离一群同事哭泣，瘦弱身影格外扎眼。无人与他谈话。借着这次莫斯科之行，尤丁设法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交给在医学科学院担任要职的К.С.比科夫，希望比科夫在政府中替他美言几句，争取允许他返回莫斯科。后来得知，比科夫高度评价尤丁的研究，但并未替他说情。当时国内出现了由“全人类的最好朋友”发动的反对“杀人医生”的运动，尤丁摆脱流放的希望彻底破灭。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被彻底平反，回到自己熟悉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但职位已不再是首席外科医生，而是外科主任。他还不得不经历一次艰难的全体员工会议，在会上，他的学生Б.А.彼得洛夫及其少数支持者试图证明尤丁罪有应得，理由是他从来不喜欢政权，赞赏一切国外事物，整个研究所都只为了他的名声工作。不过正义终究得以伸张，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恢复了他应得的职位。

再谈几句关于М.П.戈利科娃的命运。她同样遭受酷刑，强迫提供С.С.尤丁所谓反苏活动的材料。他们威胁要处决她的丈夫，把她亲爱的女儿送进孤儿院。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无奈屈服，拿来什么就签什么，但这并未使她免于被流放。平反之后，她因为诬陷了自己敬爱的上司而痛苦自责，请求宽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表示理解，当然也原谅了她。在这场可怕的悲剧之后，她又做了许多贡献，编辑并筹备出版尤丁在狱中完成的《外科医生的沉思》，作者身故十四年后这本书终于面世。

恢复自由身的С.С.尤丁仅活了短短十一个月。1954年6月，他在乌克兰外科医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纲领性报告，探讨外科发展之前景。这次会议在基辅进行，他感觉胸口疼痛，表示自己等不到大会结束，打算回家。启程前他请求去一趟老精神病院（译注：基辅市“巴甫洛夫”医院，成立于1786年），在弗鲁贝尔未完成的壁画前驻足良久。坐飞机返程途中，他的胸痛加剧，飞行员不得不降低高度。抵达莫斯科后他似乎恢复振作，拒绝住院，说要回家休息，歇一歇再去诊所接诊。几小时后妻子走进书房，发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已经去世。遗体安葬在新圣女公墓。

准备这篇文章时我注意到有关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家庭的信息极少，尤其他妻子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普拉托诺娃的资料几乎没有。两人1916年结婚，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是某所私立大学的学生，父亲腰缠万贯，在伏尔加河上拥有多艘货运和客运轮船。她曾在医院照顾身受重伤的尤丁，几张照片显示她容貌十分美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材料可查。是的，据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一位兄弟曾透露普拉托诺夫家族与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有亲戚关系。伟大的俄罗斯导演和演员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名）就出自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家和尤丁家族的其他孩子称呼他“科卡叔叔”。

1917年尤丁家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家族传统，长子都叫“谢尔盖”。关于小谢尔盖的资料仅限1943年他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父亲指责他借用自己名声脱离部队，把小谢尔盖逐出家门，甚至扬言：“我再也没儿子了。”这位年轻人的日后遭遇无从知晓。尤丁坐牢期间曾提到一个名叫“加利娅”的孙女，侦查员威胁抓走她送孤儿院，但这个小孩的后续情况同样没有任何信息。

关于С.С.尤丁复杂的性格已有许多文字记载，他的学生、同事和目击者也有不少口头描述。这并不值得惊怪：大多数伟人都有复杂甚至难以相处的性格，常常给身边人造成痛苦和不便，尤丁也不例外。那么是否应当关注天才或俊杰的生活细节？我认为应当，因为这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这些人物的生平。诚然，像А.比托夫这样严肃的作者曾表示：“了解一个人的细节而非他的作为是庸俗的。”如果他指的是对“阴私暗事”的过度关注，那么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希望，如果我讲述一些能反映С.С.尤丁复杂性格的片段，不会被指责为庸俗。

如前文所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与许多艺术家友善，他们经常赠送自己的作品给他。他将其中一些作品挂在病房，因为他正确地认为优秀艺术是促进患者康复的因素之一。有一次尤丁让某位青年外科医生把礼物挂在病房墙上。第二天早晨查房，尤丁发现画挂歪了，当即解雇此人，说：“不会往墙上打钉子的外科医生不配做这一行”。

有时尤丁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也毫不留情。当他已是名扬四方的院士时，与曾经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工作期间指导过他的Т.П.克拉斯诺巴耶夫争论。克拉斯诺巴耶夫对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说了些难听的话，尤丁的回敬也很不客气。克拉斯诺巴耶夫抗议说，对像他这样有功绩的人不该这样讲话。尤丁却说了一句刺耳的话：“然而是我让您当上院士，不是您让我当上院士”。考虑到他受过的良好教育，我认为这种程度的无礼很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Н.Н.布尔坚科（时任苏联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与更年轻、地位更低的С.С.尤丁之间有过一些便条交流。比如，布尔坚科在官方信纸上写便条请求尤丁会诊一位胃病患者，开头写“亲爱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落款却列出一连串头衔：“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苏联军队首席外科医生、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获得者”等等。尤丁的回复则显得幽默且简短，开头写：“敬爱的尼古拉·尼洛维奇”，接着是诊断意见，最后落款：“伏罗希洛夫射手С.尤丁”。

人们通常对天才抱以宽容，这无疑是公平的。С.С.尤丁并非心胸狭隘之辈，但他始终无法原谅学生的举报。当尤丁再次出任“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而那名学生被调任外科主任时，秘书拿工资表给尤丁签字，他在那名学生的姓名旁批注：“此人不在我们这里工作”。

文章写到这儿，谈谈我自己的看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一生最令我惊讶的是什么？首先，当然是他以不懈之勤奋发挥其卓越天资，似乎无一日不动手术、不读书或不研究科学。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为自己创造条件，哪怕是他外科技巧丝毫无关的体力劳动。

其次，是他的广泛兴趣远远超出专业领域，不仅丰富了生活，也促成他对主要事业：外科工作的创造性态度。

第三个让我惊讶的事实不再是尤丁本人，而是他头上的那个政权。我一生读过不少名医传记，从未见过这种事情：“国家最好的一双手”，随时可能（字面意义）为每个人——包括领导人——提供医疗救助，却横遭摧残或被抛弃到无法使用这双手的地方。毕竟，多少人命得以挽救，正因为在那突发时刻附近碰巧有一位医生，他的知识和技能让人重拾生命喜悦。即便这位医生是“持不同政见者”。

我想以С.С.尤丁参观新圣女公墓后喜欢吟诵的诗句作为结尾：

“我再次走过坟地，
在墓碑间徘徊、哀悼。
我对一个说：你为何死去！
又问另一个：你为何活着？”

延伸阅读：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1934年生于彼尔姆州小村庄利亚米诺，这个定居点是1930年代才形成的，安置所谓“特殊定居者”——来自波罗的海国家、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地方的被镇压富农。

米哈伊尔上学的时候，利亚米诺村已具备劳动定居点规模，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并开始建设面粉厂。米哈伊尔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希望儿子也能进厂打工，因为他课业成绩不好。

但米哈伊尔不想重复爹娘的人生。他在部队服役期间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生活，获得上级嘉奖，也许正是由此决定走一走政治生涯。复员后回乡，厂办学校毕业，他立即开始靠拢党组织，从工会做起。大家都注意到了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的社会活动，很快这个年轻人就被提拔为基层共青团组织书记，随后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劳动储备总局第6建筑学校的共青团小组长。米哈伊尔喜上眉梢——这个职位不仅有体面的薪水和住房，还意味着快速升迁的大好前途。

1950年代中期约有四百人在第6建筑学校学习泥瓦工、装配工、水和煤气安装工、油漆工等职业。采罗乌索夫本应从事劳动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但他实际只在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演讲。另一方面，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不懂得团队合作，把一切不同意见都视为对他个人的侮辱，利用职位实施报复。由于他分管节假日、集体宿舍、课业安排和津贴，整人办法多着呢。

故而米哈伊尔当上共青团小组长不久，本校学生就分成敌对两派：反对派不仅要抵制小组长的专横擅权，还要揭穿阿谀奉承派的阴谋。女生们的命运最糟糕，因为采罗乌索夫的一大恶习是好色放荡。他确信：自己看中的任何女生无权拒绝他，否则就要面对他惯用的恫吓、勒索手段。

1958年采罗乌索夫的一个未成年情妇怀孕，校领导和党小组长都已知悉，终于忍无可忍——毕竟针对此人的控诉信不知收到多少封了。于是把他叫进办公室训斥，勒令他尽快修复与同学们的关系，公正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最重要的是：低调安排好怀孕女学生。既然人家不愿堕胎，那么24岁的采罗乌索夫的唯一出路就是跟她结婚。

结婚并不在共青团小组长的计划之内，但他也明白不服从领导将断送自己前程。米哈伊尔左右为难，开始酗酒，醉醺醺来到了1958年2月11号这血腥且致命的一天。

当天，喝醉的采罗乌索夫想出解决困境之策——把欺负自己的坏人统统杀光！他想盗用陆海空军志愿后援协会射击俱乐部的小口径步枪作案，武器就存放在学校图书馆的坚固柜子内。

2月11日夜晚，米哈伊尔携带大厨刀潜入建筑学校，用厨刀撬开校长室的烂木门寻找枪柜钥匙，却没找着。顿时气急败坏，竟在校长室解大便，扯下有列宁头像的锦旗擦屁股。

这个醉醺醺的流氓接着打算纵火，撕碎书本撒满地，又想起来没带火柴。一阵手忙脚乱，忽然茅塞顿开，猜测枪柜钥匙可能在教务处秘书抽屉内，真不幸——猜对了。采罗乌索夫顺利开门取出一杆步枪和子弹，走到室外。

米哈伊尔决定第一个杀建筑学校校长，对空鸣枪试试好用不好用，立刻引起路人警觉。此二位是古拔欣斯基地区建筑管理局的建筑安装工巴洪金、拉莱廷，在本村建设面粉厂大楼。采罗乌索夫乱放枪的时候，18岁的巴洪金和25岁的拉莱廷正在下班回宿舍途中。小哥俩愣了一下，呼喊米哈伊尔别耍流氓，丝毫未察觉危险。采罗乌索夫一枪击中拉莱廷头部，当场毙命，巴洪金抱起工友往医院跑，腹部中两弹倒地昏迷。

附近居民闻声出来查看，发现巴洪金流血过多断了气——子弹击中肾脏和肠子。与此同时，采罗乌索夫继续他毫无意义的报复，但不去校长家了，直奔第6建筑学校女子宿舍，破门而入，随意开枪。受惊的女生纷纷跑向寝室，打算跳窗逃走，但许多人被暖气片绊住，减缓了速度，子弹从背后射来。

有些女生受伤装死，侥幸生还。比如妮娜·科皮托娃坐在板凳上中枪，立即倒地一动不动，枪手以为她已死，跨过去往前走了。而那些试图钻床底或衣柜躲藏的就没这么幸运了，采罗乌索夫像野兽一样找到并瞄准她们。

采罗乌索夫在一间女寝室遇见来找朋友玩的16岁男青年某某，顿时火冒三丈，12秒向他连开三枪，又向那女学生开枪。杀人杀得喉咙发干，遂走进厨房找酒、找罐头吃喝，几个女生趁机跑到外面呼救。

一名地段警带领一名民间巡防队员奔向女子宿舍，此时采罗乌索夫刚刚逃离犯罪现场。地段警吩咐助手留在原地，自己绕楼一圈，走过整个街区，趁机从身后突袭采罗乌索夫，打掉他的步枪、将其逮捕。

2月11日夜晚采罗乌索夫杀死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女学生七人、打伤六人，行凶时间约十分钟。案件立即报告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命令向当地派出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储备总局的高级官员、РСФСР内务部警察总局刑事侦查员和苏共中央多个部门的监察员。具体侦查工作由彼尔姆州检察院负责，地方国安人员和州内务局也派人参与。

结果，除了多项杀人指控外，采罗乌索夫还被控“反苏”——亵渎绣有列宁头像的锦旗，以及身为共青团小组长却败坏党的荣誉。他的上级因“不可靠”被直接免职。

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本人直到最后一刻仍幻想免死，爽快承认犯罪，自愿配合调查审讯，希望法医宣布自己疯了，但进行精神鉴定的命令从未下达。不出所料，法院判决采罗乌索夫死刑，于是他多次向最高当局请求宽大处理。在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申请书中感叹自己的人生波折、犯下的罪孽、作案时的醉酒状态，甚至年轻时的种种错误。

1959年2月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被枪决。他的案子间接影响了中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系统的改革，促使苏联当局试图纠正对劳动青年思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足之处。

例如，1958年12月起义务教育增加一年，变成八年制。学生在厂办培训机构接受6-10个月的培训，在职业技术学校用三年时间掌握一门手艺。为使苏联高等院校多招收思想可靠的学生，增加了持所谓“共青团推荐信”的入学名额。1959年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储备总局被撤销——米哈伊尔·采罗乌索夫生前即在该局下属学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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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伊万诺沃村纵火枪击案

1950年吉斯卡村校爆炸袭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90年5月5日夜晚，资深工运活动家彼得·修达被发现昏迷在新切尔卡斯克市自家附近，送医途中不治身亡。彼得·修达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也是苏联的政治犯。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揭露新切尔卡斯克枪击工人群众事件的真相。据人权活动人士称，修达之所以遇害正是因为找到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和受害者命运的证据。修达谋杀案至今未侦破，凶手究竟是谁？

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1937年12月出生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他的父亲彼得·伊里奇·修达（1877-1939?）是老革命，1903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32年起成为全联盟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北高加索分会会员（会员证号№1465）。资料显示此人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库秘密组织的出纳员，后来在格罗兹尼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从事地下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委会委员和巴库市杜马候选人。1923-1937年先后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格罗兹尼、卡季耶夫卡、顿河畔罗斯托夫工作，被授予个人武器和红旗勋章。

1937年12月23日彼得·伊里奇·修达被开除联共（布）党籍，29日被罗斯托夫州内务部门逮捕。根据狱友的证词，彼得·伊里奇遭受了残酷折磨，刑讯后无力行走，被人托着腋下拖入牢房。1938年9月1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针对罗斯托夫州的审判名单中，彼得·伊里奇·修达的名字列在第73号，属于“第一类”人员（判处极刑者）。1939年1月7日枪决或死于酷刑（其他消息来源称1937年已死），同年追认平反。

遥想昔日，彼得·伊里奇·修达与米高扬、绍米扬、贾帕里泽和斯大林一起在巴库闹革命之时，他能预料自己最终会被苏维埃政权枪决，而他同样名叫彼得的儿子却会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将那些被共产党人杀害之人的名字从遗忘的黑暗中重新唤回吗？

所以，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为自己的出身自豪。他常说：“我父亲1903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错了，布尔什维克正确”。他的母亲玛尔塔·修达是顿河航运公司幼儿园园长，战争期间留在罗斯托夫照顾孩子们，德军占领时期设法重新开办了幼儿园。1943年8月她被苏联政府逮捕，判刑七年。彼得被送往孤儿院，直到母亲获释后团聚。彼得·彼得罗维奇早早离家生活，一度流浪，参军前做过多种工作，曾在哈萨克斯坦的矿井劳动，还进过技校学习。1960年代初他来到母亲和兄弟们居住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谋了一份差事。

1962年6月1日苏联再次宣布“临时”提高肉类、黄油、牛奶等食品价格，同时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的计件工资被降低30%-35%。另外，城市和工厂的住房问题未得到解决——住宅建设规模很小，个人租房每月开销35-50卢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20%-30%。国营商店几乎没有肉类，而集市的食品价格太高。

于是，1962年6月2日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军队枪击示威群众惨案。6月3日晚间开始大规模逮捕，克格勃特务拍摄了数千张示威参与者的照片，利用这些照片抓获一些人。两个月后，七名示威领袖被判处死刑。

彼得·修达一度面临死刑威胁，母亲救了他。她联系上米高扬，指出彼得之父曾是“26个巴库委员”的战友。众所周知，米高扬是唯一幸存的“巴库委员”，也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党内不倒翁。彼得·修达说：“她在信中提到我的父亲，他自1903年起就是党员，1902年在巴统开始革命活动，是斯大林和26位巴库委员中的许多人的亲密同志。他在巴库闹革命长达十一年，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领导了格罗兹尼的革命运动，是贾帕里泽和菲奥列托夫的挚友。1937年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遭迫害，受了一年多酷刑死于罗斯托夫的监狱。母亲的信让米高扬想起了早年的党内同志和巴库革命战友。而且米高扬‘回应了’。”

彼得·修达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先是在他父亲遇难的罗斯托夫监狱服刑，后转入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一个严管劳改营。在伐木场，新切尔卡斯克的囚徒们频频与管理人员和警卫发生冲突，其中一次以自动步枪扫射修达告终。紧要关头另一名警卫打掉了同事的步枪，子弹射向天空。还有一次，一名上尉警卫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咬着牙激动地低声告诉修达在穆罗姆也发生过类似新切尔卡斯克的悲剧。

1964年赫鲁晓夫退出政治舞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逐渐被悄悄释放。修达的刑期减至六年，并成为1966年最后一批获释者之一。恢复自由身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原单位上班，开始收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的文件和目击者证词。

1970年代末修达投书《真理报》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1983年他向党中央、最高法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交申请，要求为自己和其他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平反，还将枪击事件的证据寄给《真理报》和《文学报》。修达的妻子艾玛写道：“那些曾向手无寸铁之人开枪的法西斯分子”在监视彼得。

1980年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入侵阿富汗，随后遭到“不明身份者”毒打，继而失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被迫失业，又多次遭殴打。但他一直坚持收集新切尔卡斯克枪击事件的材料。1989年2月彼得·修达在一封信中表示：“我对苏联共产党持极其否定的态度，我断言，它不仅与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者的犯罪。”

到1980年代末，修达确信尽管党的领袖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但他们“却使斯大林主义本身保持不动摇，国家暴力机关——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活动依然不受社会监督”。他成了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国家可以由“无党派的工人运动”来领导，曾前往莫斯科参加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大会。当他与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波德拉比涅克在老阿尔巴特街摆摊宣扬人权和左翼报刊时被逮捕，关押两天释放。

彼得·修达半辈子自认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与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党国体制判若水火。人生后半段他的政治自我定位有所变化，1988年2月参加了历史政治俱乐部“公社”，后又加入苏联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修达收集的材料曾在《公社》杂志上发表（如第22、25、27期，以及1988年6月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特刊）。

苏联政府严密隐瞒这场悲剧的信息，新切尔卡斯克的真相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开始被媒体披露。修达协助记者撰写关于惨案的文章，由于他曾与那些亲眼目睹人群被扫射的人一同关押，因此了解许多细节。他收集目击者的证词，转述他们透露的市党委楼顶的机枪和遇难儿童的故事。修达的材料促使《文学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首次发表描述枪击事件的文章，1989年6月《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短文。

但官方报刊的内容并不能让修达满意，他有理由相信仍有真相未被讲述。被秘密埋葬的遇难者确切人数至今未知。1962年拒绝命令部属向民众开枪的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在1989年的采访中透露，共22人被杀，包括“一名学龄男孩”。修达联系上这位将军，得知他引用的是负责埋尸的军官的话。但他凭什么认定只埋了这一次呢？

修达愤慨地说：“例如，新切尔卡斯克全市都知道一个小女孩是在母亲怀抱中被杀的，难道她是‘学龄男孩’吗？”他还掌握其他死难者的情况，比如一则悄悄流传的阴暗而神秘的消息称：伤员最初安置在市医院，不久后被集体转移，据称送往了监狱医院。然而修达与当时在监狱医院住院的囚犯谈过，他们一致否认曾有伤员送进来。“这些人消失了，无人知晓其下落。更确切地讲，也许仍然健在的亚历山大·谢列平知道，1962年他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机关活动，专程飞赴新切尔卡斯克。当年的其他负责人可能也知道真相，但他们恐怕不会说出来。”

修达甚至怀疑伤员被直接处决。去世前一个月他对亲属透露已经找到了相关线索，或许还发现了其他重要事实。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他告诉妻子自己可能只剩几周的生命了。

那几年全国正掀起恢复历史记忆的浪潮。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其中提到枪击事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调查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问题，随后市执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信息收集”委员会。1990年4月总检察长命令对使用武器和人员死亡的情况展开正式调查。“追寻”组织的活动人士决定在枪击事件发生日：6月2日举行纪念集会。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修达是1990年5月4日，就在他十年前曾被殴打的地方。之后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5月5日晚“纪念”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修达寄来的信件，他声称找到了死难者的埋葬地点，包括1962年6月2日-3日夜间从市医院神秘失踪的伤员。当夜，有人在修达家附近发现他奄奄一息。

人权活动家В.图皮金回忆：“彼得·彼得罗维奇对新切尔卡斯克伤员的神秘遭遇很感兴趣。如果考虑到人群是被自动武器扫射的，伤员想必不少，客观的说应该比死者多。他们被送往医院后全部消失，修达试图寻找但毫无结果，很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处决了。修达抓住这一点不放，坚持要答案：伤员去哪儿了？遭遇了什么？如果他们被枪决，谁下的命令？有一天他从新切尔卡斯克打电话给《共青团真理报》驻罗斯托夫的记者（坐电气列车过去大约25-30分钟），说：‘我找到了，一切都在我手上。电话里不方便谈——你来吧。’记者去了，抵达约定地点却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头被打破，旁边是一个敞开的空公文包。”

装文件的包忙乱中失踪，衣服沾满血迹，脸上有被殴打的伤痕。修达在救护车上去世，始终未恢复意识。妻子艾玛赶往医院，警察已经到了，急诊医生对她说：“这是谋杀。”人家通知她星期一到停尸房参加尸检，但她去了发现尸检和死因鉴定已经结束。闭门得出的官方结论是：这位52岁从未患过高血压的人死于脑出血——死亡证明白纸黑字有记载。尸检显示死者下嘴唇部位有被打击痕迹，但未发现其他暴力迹象。协助清洗尸体的女工告诉艾玛：尸体满身血污，骶骨上方有一块巨大青紫。

艾玛写道。“没人能说服我们这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发后的第一晚，修达的支持者们从不同城市赶来，询问目击者追踪新鲜线索；一些人看见了了，这不是什么打斗，而是一次职业化的谋杀。第二天晚上，目击者被人威胁：‘如果再乱说话，就烧你们房子杀你们全家’。”

人权活动家波察洛娃也回忆：“虽然立了案，却一无所获”。于是彼得·修达被安葬在本地公墓。当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安德烈·伊萨耶夫出席葬礼，多年后他成为“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第一副主席。来送别的同志们举起无政府主义旗帜，发誓要继续修达的事业——找到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的埋葬地点。

1991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中大多数被定罪的人获得平反。1992年5月最高苏维埃做出一项决议，首次指出“当局残酷镇压了工人们的和平示威”。“追寻”组织逐渐转变为“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基金会”。在第一次检察官调查期间，一位参与夜间秘密埋葬的警察彼得·格罗门科说：“我等了你们二十八年。”

调查人员成功定位了预想的埋葬地点，1992年活动家们决定迁葬遇难者遗体。专家队伍花了一年半时间研究挖掘过程中出土的遗物，最终于1994年纪念日举办迁葬仪式。在当年扫射人群的广场上搭起小台子，用黑红相间的布料装饰。台子旁边，二十具棺材摆放在凳子上。简短致辞后抬棺到教堂，神甫举行宗教仪式。之后，棺材被埋入本市公墓，竖起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纪念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

但所有的埋葬地点都被找到了吗？早在1991年，活动家们试图向克格勃询问被法院判处枪决的七人的葬身之处。一位警察局高层领导说墓地是“绝密的”，罗斯托夫州克格勃负责人说：“别去找了——找不到。”所以至今不知墓地在哪儿。

2017年波察洛娃首次接待一位当年仅十岁的目击者，这个叫帕维尔·阿弗宁的人讲述了1962年6月2日那天他和同一个楼院的小朋友们都在广场上。枪声响起，两个小朋友从树枝跌落，浑身是血。之后他母亲把他藏在床底三天，食物也是送到床底吃的。那两个小朋友再没出现，他们的父母也从家中消失了。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亚历山德拉·阿尔基波娃和安娜·吉尔祖克合著的《苏联危险事物——苏联都市传说与恐惧》，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后来演变成各种谣言和都市传说的苏联人民非理性恐惧的民俗学著作。比如1930年代人们在火柴盒上寻找托洛茨基头像，1970年代民间流传“美国人投毒”、爬满虱子的牛仔裤、非洲游客皮肤长虫子、中国地毯半夜显现毛泽东头像、房屋中隐藏的纳粹卐字、口香糖混合了碎玻璃渣之类奇闻……

这本书是基于对333人的调查、对72名受访者的采访及社交网络评论等大量素材编写而成，又从档案、苏联人回忆录和日记中收集了一些小道消息和都市传说。本文摘录该书部分内容，简单介绍涉及原子弹爆炸和新战争威胁的民间神话。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战争

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恐惧是战后苏联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病之一。1951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位受访者回忆，在他童年时期，家里的收音机几乎从未关闭。即便夜间节目已经播完依然开着电源，因为节目全部结束后电台会通过一种类似节拍器的声音报时——这让他经历过大战与封锁的母亲感觉安心：有声音就表示没有战争也没有轰炸。

苏联人民或多或少一直在等待一场新战争。1962年所谓加勒比海危机爆发，苏联为了支持古巴并向美国展示实力，在“自由岛”上部署核弹头导弹，令世界濒临“三战”边缘。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大战似乎一触即发。1983年苏联防空部队击落一架韩国客机，罗纳德·里根在著名演讲中直呼苏联为“邪恶帝国”，也很吓人。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宣传不断渲染外交政策对手（报纸称为“战争贩子”）的侵略性，每次危机发生时则进一步加剧危言耸听的言论，根本无助于安抚国民情绪。

所以在冷战环境下，新一轮战争传言可能由“国际局势”恶化、报纸调门升高或苏联参与局部冲突等多种因素引发。此外，最高领导人去世也常常引起此类传言，这是很好理解的。苏联公民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几乎没有影响力，一切重要的政治决策皆由国家元首及其核心“战友”小圈子作出。日常生活的稳定性与领导人个性之间的关系直接而紧密，因此总书记亡故往往会促发严重不安情绪，常表现为对战争的恐惧。1982年，担任总书记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令一些苏联公民深感末日临头。一位受访者回忆，他们学校老师得知消息后失魂落魄走进教室说：“完了，这下真要打仗了，核战争。”小孩们尚未长到拿老迈总书记开玩笑的年纪，会将官方宣传的勃列日涅夫头衔（如“卓越的和平卫士”）当真，尤其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一位斯塔夫罗波尔居民回忆起勃列日涅夫去世那天，她“害怕去上学，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时的传言说战争即将爆发，勃列日涅夫生前握着“和平钥匙”，如今他松手了，和平也跟着没了。另一位曾在列宁格勒上学的女性说，当时她的邻居（12岁男孩）放学回来哭惨了，他也害怕战争。没过多久，邻院的酒鬼翻窗跳楼，人家说他幻听，以为宣战了。

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佩德罗·卡尔德隆《人生如梦》的主人公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让你不知我已晓得你知道了我的弱点，我非把你撕成碎片不可”。熟悉“心智理论”概念的心理学家会说，卡尔德隆描述了“心智理论”的运作原理及违反这一机制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心灵的基本特性，即通过对可见迹象的综合解读来构建或重拟他人的思想和意图。人类心理中的“意图探测器”之所以能够识别他人意图，完全是因为人类大脑将其与自己的行为进行类比。如果对面那个人握紧拳头又松开（而且不是在健身房），看见他的人大脑中的“意图探测器”会将其解释为强烈兴奋的信号（“他很愤怒”）。正是因为有了 “意图探测器”，卡尔德隆笔下的主人公才会表现出攻击性：他认为对方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弱点。

关于战争的一些传言可以被视为民间版本的“心智理论”：在这些传言中，由于苏联人擅长从“字里行间”解读深意，而且“伊索语”（译注：指掩盖作者真实观点的曲笔，通常用于反审查）炉火纯青，很容易从间接（说实话——非常间接）信息中发现假想敌，或苏联政府与未来战争相关的真实意图。例如，苏联官员批准在列宁格勒郊区某地建造别墅，民间“意图探测器”立刻警铃大作，怀疑这实际是为了让人们在大城市遭受核打击时有地方藏身。

此外，持续处于战争预期的情况下，民间“意图探测器”甚至会预测假想敌的主要核打击方向。轰炸目标出人意料地不仅仅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大型工业中心，还包括一些相对较小的城市。因为根据传言，这些小城市隐藏着对全联盟都极其重要的某些设施。

此类“设施”可能是关键的国防生产企业（例如列乌托夫、鄂木斯克、希姆基或萨拉托夫），或是所谓的“政府掩体”，比如里加市就有这种说法：“大约1982-1985年间，有传言说里加会在莫斯科之后立即被轰炸，因为里加有一座秘密掩体，政府最高层官员会跑进去避难。妈妈则坚信不需要对我们扔核弹，普通炸弹足矣——只要直接投在里加水电站上，巨浪瞬间冲毁全城。”

亚美尼亚小城卡贾兰的民间“意图探测器”声称，“美国佬特意为我们巨大的铜钼联合工厂储备了整套核弹头，因为缺了钼什么也造不出来：没有装甲、没有导弹、没有任何军工业，而我们的钼是最好的。”莫斯科附近希姆基的居民认为苏联的主要敌人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殊导弹：“我们（在希姆基）上高中时，一位军训教官说美国人已经销毁了某某射程的导弹，但他们保留了第三类导弹——专门打希姆基的。”

另一些类似传言中，民间“意图探测器”认为假想敌轰炸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动机并非因为那里隐藏着国防设施，恰恰是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这种空白反而让敌人困惑不安：“我童年时代（1980-1990年代），人们常说约什卡尔奥拉市（或整个马里埃尔共和国）将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后的第三个（核打击目标）。原因是这边有沼泽、森林和洼地，卫星看不清楚，所以敌人害怕这片未知区域可能藏着什么。”

乍看之下，“目标城市”的居民在想象中臆造敌人的攻击意图似乎很矛盾——不被美国佬惦记岂不更好吗？究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在敌人眼中的“重要性”增强了本市居民自认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一个罕有人知的小城（首都里加例外）由此获得了“秘密第二首都”的地位。

预测核打击确切方向的传言起到了“驯化”恐惧的作用。战争在这些传言中并非恐怖的、无法想象的末日，而是某种甚至有用的东西——它可能帮助苏联人民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比如获得建造别墅的许可，或者彰显某个外省城镇的“真正”重要地位。就是说，这类话题最终发挥了某种补偿性的功能。

未来与过去的战争

尽管“战争也许明天爆发”的论调已经存在几十年，但想象的战争场面毕竟取决于人的年龄和社会背景。

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以及童年时代体验过战后饥饿的人，往往依照自己或父母对战争的记忆来想象战争，乃是一幅充满了饥寒、困顿和为了活下去奋力挣扎的场面。这种对战争的恐惧体现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行为中：一旦感受到战争可能性，人们就会去商店囤积粮食、通心粉、盐和其他能在极端条件下维持生命的物资。作家尤里·纳吉宾1975年的一篇日记写道：“多次谈论即将到来的战争。似乎并无任何理由支撑这种猜测，尤其一场不小的战争刚刚结束，并以美国的失败告终，根本无意复仇。领导人依旧在玩弄缓和政策，而普通人却感觉战争迫在眉睫，开始在冷清的货架上搜索盐、火柴和罐头。”

我们的一位采访对象表示，1968年8月他母亲得知苏联派坦克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决定更新家中存放于专用枕套内的面包干储备，“以防万一”。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许多苏联人也采取了类似行动。1963年10月28日，电视评论员尤里·福金发现全国都知道战争迫近，因为“上班途中，我在自家楼院遇见一位手提网兜的女人，里头装着火柴、肥皂和盐。她像1941年那样为战争做准备。”1969年中国学生和苏联警察在莫斯科列宁墓推搡冲突，人们（尤其乡村和小城镇居民）争相购买盐、肥皂和火柴。例如苏梅州科诺托普市仅14天内就销售了“81.3吨盐和39.2吨肥皂，比平时多3-4倍”。

显然，供应中断容易使人民认为战争即将爆发。逻辑如下：战争年代食品通常会消失，因此任何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暂时困难”都会被解读为战争即将开始甚至已经开始的迹象。比如某村商店的面包供应不规律，或限制面包销售，就可能引发关于战争临近的讨论。1971年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一位集体农民投稿《农村生活报》：“我们村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只能在商店购买450克面包。去别人家做客必须自带面包。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中流传着各种谣言，比如国家已经没有粮食了，因为都卖给或送给外国‘兄弟’了，甚至说战争快来了之类不实之词。”

1970年代的集体农民把劣质面包称为“战时面包”：“就连最战时的面包我们一星期也只看见一次。”这种貌似无关紧要的语言细节表明，人们对“我们所熟知的战争”的预期与身体记忆紧密相连：“战时面包”的出现和供应中断与战争有关，引起了对未来的焦虑（战争传言）。这种焦虑反过来启动了在极端条件下的保命计划（多买粮食）。

未来战争的威胁：怎么办？怎么活？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出生的苏联人未曾亲历战争，他们的童年正值苏联历史上最平安无事的时期。然而这一代人上幼儿园、上学恰逢冷战极度紧张，领受了强烈的反美宣传。在报纸上、学校的民防课、“和平课”或政治消息课上（安排学生们报告“国际形势”），苏联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和平斗争”，同时也是为即将来临的大战做准备。

民防课虽不建议学生晾晒面包干存放在枕套，但会播放核爆“蘑菇云”的教学幻灯片（1980初甚至面向学龄前儿童播放），传授学生佩戴防毒面具、制作棉纱口罩、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的技能，并详细说明应当携带哪些物品进入防空洞：“我对一次教导我们怎样防御化学攻击的民防课印象很深。老师建议我们提前准备好用特殊溶液浸泡的衣裤，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需要准备肥皂并磨碎。军训教官强调：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否则你自己想想，空袭警报响了你才开始磨肥皂！”

另一些孩子收到了十分特别的建议——或者说是利用战争恐惧强迫他们吃不喜欢的食物：“奶奶说一定要多吃荞麦，因为如果发生核战争，它有助于缓解辐射病，所以必须吃够以备日后所需。”

孩子们从老师口中听闻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许多传说，声称他随时可能按下“红色按钮”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1980年代，每学年的第一节课叫做‘和平课’，但内容总是涉及战争。我们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校党支部书记——连着多次（多年）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按下按钮，核导弹将在6分钟内飞抵我们头顶。害怕吗？不确定，但数字记得很清楚。多年后同学聚会，有人突然问：‘你们还记得6分钟的导弹吗？’这才发觉这句话一直潜藏我们内心深处到如今。”

许多孩子——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对不祥的“红色按钮”的说法印象深刻：“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女老师）一直给我们讲里根的故事，说里根有一个装着红色按钮的手提箱，他可以随时按下去。搞得我翻来覆去寻思核战争、寻思那个按钮。”

在一些学校和少先队夏令营，辅导员和老师带领孩子们集体给里根写信，呼吁他切勿开战。苏联媒体也各显其能，定期刊登花里胡哨、望而生畏的漫画，讽刺外国的“战争挑拨者”。对于那个年代的某些人来说，儿时记忆充满了战争迫近的感觉：“我们的童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充斥着对核战争威胁的议论，说来说去似乎笃定它必将发生。报纸刊出宣传画：五角大楼的老鹰钩形爪子抓着炸弹。”

很多情况下，6-12岁小朋友对此类宣传教育的反应是恐惧，而且至今刻骨铭心。一位1968年出生的受访者回忆她哭着放学回家，绝望地告诉父母战争即将爆发，反复追问在防空洞过日子的问题。父母表现异常冷静（在孩子看来），千方百计安慰她。但孩子们对亲人和宠物的命运忧心忡忡：“我10-11岁的时候非常害怕核战争。特别可怜动物们。我晚上哭鼻子，妈妈就骂我，然后爸爸告诉我有专门给狗用的‘花瓣-1’和‘花瓣-2’型防毒面具，他会带几个回来。我又大哭，因为猫没有啊！我思考了很久，想着要怎么把猫带进防空洞（当时可没有便携猫箱）。最后妈妈给我一个专门装猫的包，以备不时之需。”

不少儿童和青少年都做过类似噩梦，梦见核子末日降临。这些梦境通常包含两个主要视觉形象——美国款式“红色按钮”手提箱和直冲天际的“核蘑菇云”：“在我一切的梦境和恐惧中，那个手提箱反复出现。它似乎总是打开的，露出里面的红色按钮——模样大概像我们去夏令营用的那种箱子，带一个提手。”

但更常发生的核战争之梦是做梦者望见地平线升起一朵恐怖“蘑菇云”，意识到这就是世界的终结，悚然惊醒。1982年十一岁的某位受访者有时会在睡前瞎想：“如果美国人已经发射了导弹呢？距离核战争可能只剩十分钟了。”而他的同龄人，一位列宁格勒小学生，入睡前会“想象最可怕的画面——核蘑菇云升腾的田野”。学生们的梦境还会出现其他细节，就是曾在初级军事培训课（НВП）上深深震撼他们幼小心灵的细节，比如核轰炸和核冬天：“1978年（上小学），他们给我们放了一部介绍核战争的幻灯片。片中有个场景，爆炸后一个女孩裙子的图案完全印到了她皮肤上。这一场景后来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

多位受访者提到他们的同学和朋友也讲过类似的梦，还会互相讨论末日恐惧。一位1980年还在上学的受访者回忆，她的朋友曾寄信给她，写道：“别考虑太多，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享受每一天，因为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向我们扔炸弹，到时候全体都完蛋。”

然而，从许多生于1970年代的受访者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出，一些父母和长辈亲戚并不认同军训教官、老师和辅导员给孩子们灌输的恐惧。小朋友想给里根写封信，想给狗狗找个防毒面具，或者想在拉警报时跑进防空洞，总会让大人们困惑或微笑。一位受访者回忆说，防空演习期间她爸爸妈妈稳坐家中，可把她担心坏了。另一位也担心核威胁的人给里根写了一封信，但没寄出去，因为被哥哥嘲笑了。

可话又说回来，成年人偶尔也会做核爆炸噩梦。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82年的一篇日记写道：“睡着后我梦见一个村庄（米亚斯诺耶），天空昏暗阴郁，呈现危险的深紫色。光线可怖又怪异。忽然我意识到那不是黎明曙光，而是天空出现的核蘑菇云。气温越来越高，我回头一看，一群人惊恐望向天空，接着朝某个方向慌乱奔跑。我也想跟着跑，但停下脚步。‘往哪儿跑？为什么跑？’反正已经没救了。人群又一阵恐慌……而我决定留在原地安静等死。天啊，真的太可怕了！”

对核战争的期待不仅导致对核武器巨大破坏力的恐惧，还伴随着一种无助、绝望和无法掌控局势的感觉——这在塔科夫斯基之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并非苏联人独有，“铁幕”两侧的百姓同然。

尽管苏联的民防课教导孩子和成年人核战争一旦开始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比如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佩戴棉纱口罩、迅速进入防空洞……但许多人都明白这些措施在核末日真正到来时根本救不了谁。梦境尤其证明了这种认识：核战争之梦最“乐观”的版本是做梦者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被摧毁的空城，意识到自己已进入末日后的世界，一切活物统统死绝。更典型的场景则是塔科夫斯基描述的版本：做梦者看见地平线升起核蘑菇云，继而在意识到末日无可避免的恐惧中惊醒。关于如何使用防空洞的指导往往不能让人安心，反而加剧焦虑——这一点在多个受访者的回忆中被屡次提及。有时候生活也揭示了这些措施的无用性：1988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车站爆炸事故，清晨大批市民被剧烈震动惊醒，瞧见天空火光以为原子弹临头，必须赶快钻防空洞。一位受访者的朋友甚至匆忙打包了防空洞生活必需品，但在跑出家门之前，她突然想起自己不知道防空洞具体位置，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她接受的种种训练，在那一刻变成屠龙之技。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于可能同中国开战的想法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发枪就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尼古拉·多尔戈博洛夫
（曾任《劳动报》副主编）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科兹洛夫是全世界稀有的“情报家族”成员之一。他们注定要过着多重人生，每一重都充满危险与不可思议，而且大多被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幸福——家庭和天伦之乐。这些人从不抱怨自己选择或被迫接受的命运，很少有机会或意愿与外界分享自己充满波澜的生活，哪怕只言片语。

阿列克谢·科兹洛夫自述：

“本人1934年出生在基洛夫州奥帕林斯基地区奥帕里诺村，不过我对这个村庄没有印象，因为一岁半就被祖母领走了。我从1936年起住在沃洛格达，在那里完成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由于一些原因，我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父母当时很年轻，除我以外还要养育三个孩子。母亲在集体农庄做会计，父亲1941年参军，战争年代他是近卫第五军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麾下坦克营的政委，参加过库尔斯克会战。

我1943年入学念书，遇上一位出色的德语老师泽尔曼·什穆列维奇·谢尔佐夫斯基。1939年德国攻占波兰，他躲避纳粹逃亡苏联，后来人家安排他住在沃洛格达，师范学院毕业到我们学校教德语。此人精通德语，对我们要求也很高。我和他关系非常好，他在我准备报考高校时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前往首都，带着一个挂锁的木箱子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下车，那是我头一次进莫斯科。抵达后我在车站问询处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国际关系学院怎么走？’人家告诉我地址：地铁建设街53号，也就是现在的外交学院。入学考试我全部考了‘优秀’。

我在学院学习丹麦语和德语。1958年12月派我去驻丹麦大使馆领事处实习，回国后被建议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这话应该问问国际关系学院人事处。当然，并不是所有毕业生都会进国家安全机关。比如我的同学尤利·克维钦斯基，后来成了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鼎鼎有名的大使，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不过我还记得，1984年我执行多年海外工作后第一次回到亚谢涅沃（注：对外情报局总部），遇见的几乎每个人我都拥抱问候，因为他们是我学院的同学。

那么，1959年，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叫到卢比扬卡——当时是捷尔任斯基街2号。他们问我：‘你想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只想做业务工作，绝不做文书工作。’于是他们提议我做一名秘密情报员。然而直到现在我都可以炫耀手指上的老茧——不做这份该死的业务工作，我也不用写这么多东西。”

— 地下潜伏工作难道不需要熟练掌握外语吗？

— 那时候我的德语已经很不错了，在学院和实习期间也学过丹麦语。于是他们挑选我进行培训，不过培训时间非常短。我是1959年8月1日开始学习的，1962年10月2日就被派往某个西方国家执行任务了。在此之前我曾赴东德进行预备训练，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但也不是没毛病，因为我在莱比锡染上了萨克森口音。我永远不忘后来在西德的一个咖啡馆偶然与一位刑警闲聊，他突然问我：“您大概不是本地人，不是布伦瑞克的？”我回答：“不是，我是奥地利人。”他摇头说：“奇怪，我打赌您是萨克森人。”那么我只好解释说母亲是萨克森人，父亲是奥地利人。幸好当时我邻桌的年轻人对旁边的女士更感兴趣。后来，我又被派往丹麦。

— 除了主要任务外，您在那边还做些什么？

— 每个地下情报员都需要一份掩护职业。当时在莫斯科他们可以让我做汽车维修工、冰箱或电视机修理工之类。最终他们让我做技术绘图员。我内心极其厌恶这份工作，因为本性更钟爱人文学科。但没办法，只能接受，好在这个职业还算干净，至少不用趴车底。在哥本哈根，我去了一个技术学院，他们也培养制图员，课程通常需要三年。我对校长说，我想在三个月内毕业。他惊讶地看着我，我不慌不忙解释说我会制图，只需要毕业证。他找来一位老师商议，最终决定：收我三年学费，但如果能在三个月内通过全部考试，直接发毕业证。于是我每天都去学院，有时一天去几次，完成所有作业，顺利拿了丹麦的毕业证。

— 您持哪种护照？

— 我的身份是德国人，持西德护照，当然是假的啦。我需要辗转几个国家进行磨合，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根据地，冒充在那边生活了多年，以外国人的身份赚了不少钱。一开始他们建议我去黎巴嫩，我从那不勒斯乘船前往途中认识了一位英语流利的姑娘，她教了我六个月英语，效果相当不错。

到黎巴嫩后，我发现黎巴嫩的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德国人，至于我到过的丹麦，几乎没人知道丹麦在哪儿。之后根据中心的指示我去了阿尔及利亚，计划长期定居。当时阿尔及利亚仍有法国驻军，但总统已经是艾哈迈德·本·贝拉。

这个国家几乎没人懂英语、德语，更别提丹麦语了。我通过一位会说德语的法国熟人，准确地说是通过他的朋友，谋了一份技术绘图员工作。单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是瑞士人，而瑞士人会说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当时的阿尔及利亚，甚至许多阿拉伯人也只会说法语，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本·贝拉决定重新命名所有街道，用阿拉伯文字书写新街名，引发一阵混乱。总之，我不得不在阿尔及利亚学会法语，后来又学意大利语，直到现在我还能流利使用这些语言。

再后来，我老婆也到阿尔及利亚与我会合。

— 您如何向当地人解释她的到来？

— 我离开莫斯科前夕我俩结的婚，当时她在苏联受训。她来了之后，我们为她编了一套相应的身份背景。我认识一些法国老人，有的搬走了，有的逝世了。所以我们拿到一个地址，就说我老婆曾在那儿住过。她的掩护身份是德国人，但法语是后来在阿尔及利亚学的。我在这个国家挺幸运：独立后两年，阿尔及利亚开始销毁独立之前的外国人档案，于是我就可以轻松地对其他国家的人说我在阿尔及利亚居住20年，赚了不少钱。

然后老婆怀孕了，上级要求我们去西德，在那边正式登记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俩护照都是伪造的。我们先到突尼斯，然后去荷兰，再去法国。之后我去了斯图加特，老婆留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边境。

— 您为什么一个人进入西德？

— 我没法带她，因为不知道事情将怎样发展。

如您所知，我是技术制图员，需要找一份工作才能在联邦德国某个地方定居。斯图加特是个大城市，有几十家机构。但我到的时候正值八月份暑假高峰期，只能在干洗店当杂工，只有他们愿意聘用我。不过他们承诺付我熟练工的工资，如果我肯卖力气，三个月转正——结果也确实如此。当时这个城市的规章十分宽松，我们很快领取国内身份证，正式登记结婚。之后我们搬去慕尼黑，我又在一家干洗店谋职。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孩子出生后我们换掉以前的国内身份证，拿了真正的西德护照。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被召回俄罗斯。在家歇两个月，派遣我去比荷卢联盟的某个国家长期定居。我在该国首都安顿下来开始找工作，无论绘图员或干洗店都行。花费六个月，工作特别难找。最终我入职一家大型酒店的干洗和洗衣部门，顺便说一句，我确实是熟练工，很快被提拔为部门主管。我租了公寓，老婆带俩孩子与我团聚。

— 孩子们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吗？

— 不知道。儿子上幼儿园，女儿上托儿所。他俩之间只说法语，跟我们两夫妻只说德语。

— 不会俄语呀？

— 没机会学呀。

— 不是在俄罗斯住了两个月吗？

— 根本不让他们学。他们一句都听不懂。

老婆过来之后，在首都的一所德语学校上班。这所学校是北约认证的，教的是北约工作人员子女。起初她以家教形式辅导这些小孩，后来在学校教他们德语。至于我，做了一家大型干洗店的总经理。

— 比荷卢，北约……想必您收集了这个军事联盟的情报？

– 是在收集情报。

– 您夫人在北约学校教书对您有帮助吗？

– 当然了。不过，即使在干洗店工作也能获取有价值信息。

– 您有自己的特务吗？

– 没有，我手下没人，那边只有我自己。但到了1970年，我妻子病得很重，不得不回国，没多久去世了。后来安排我独自处理一些危机地点的工作。

— 什么样的危机地点？

— 那些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且爆发了危机的地方。1970年代主要是中东地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我在意大利取得合法居留权，同几家生产干洗材料的公司，比如化学品和机器制造商，建立了良好关系。他们邀请我做全球代理，跑一跑意大利本土之外各国的业务。我很满意。虽然我户籍注册在罗马，实际每年只在罗马住两三个月，其余时间都在外地奔波，例如埃及、约旦、以色列、科威特、黎巴嫩，后来还跑沙特阿拉伯等国。

— 您能轻松出入这些地方吗？签证怎么办？

—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如果某人的护照上有以色列海关的入境章，他就无法进入任何阿拉伯国家。所以我去西德大使馆，说：“朋友们，我该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去申请一本新护照，副本。”于是我拿着西德护照的副本周游阿拉伯东部，也就是说，用一本护照去以色列，用另一本跑阿拉伯国家。我在那个地区有一些有用的关系，比如黎巴嫩的部长亲属、以色列的军官，以及以色列和埃及的政治家。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趣事。我傍晚去餐馆，点了50克伏特加——其实是40克，他们说的双份是这个量，又要了一杯啤酒。我环顾四周，没座了，那边一张桌坐着三位老先生，只有他们那儿有空位。我走过去用德语问：“我可以坐下吗？”犹太人多数会德语。他们说：“请吧。”又问我：“德国人？”我说：“是的。”其中一位开始和我闲聊：“你知道吗，战争期间我在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有一次被派到德国后方执行任务，我可把你们这些恶棍整惨啦。”他说这话的时候充满自豪，特别怀念和尊敬苏联情报部门。

对情报员来说，必须能够随时适应环境。有一次在特拉维夫，大概五点钟我去吃晚饭，要了炖牛肉和一杯啤酒。一位全身穿牛仔服的小伙子坐我旁边，看得出来是常客，因为服务员没问他就端来200克冰镇的浅色酒，杯子表面迅速结了霜。接着给他端上一盘两片黑面包和一盘细切腌鲱鱼，上面盖着几个白洋葱圈。这小混蛋就在我耳边嘎吱嘎吱大吃大嚼，弄得我也咽口水……

— 您在中东的活动成功吗？

– 应该说，不无收益。在那边达成了许多目标，但至今我仍无权谈论。我因功获得了红星勋章。

从1974年起我也常去伊朗，当时还是沙阿统治时期。我们对伊朗很感兴趣，我在那边行动非常自由，结交不少朋友，包括警界和各种圈子的人士。

— 他们的安全机关很恐怖啊，萨瓦克……（译注：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安部门）

— 那也没办法。不过我肯定不是用苏联护照在伊朗活动。

— 那您怎样把情报送回国内？

— 怎么送？主要是把未曝光的胶卷放在藏匿点。最紧急的情报则用密写方式写信，寄给特定地址，地址是中心给我的，三、四天信就能到我指定的地方。后来我想出另一种办法：用小型记事本，跟瓷砖差不多大小，可以写多达50页内容，这招也很好使。

— 您一直靠自己吗？

— 当然。但我有很多阿拉伯朋友和犹太朋友。这些是真朋友，他们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但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

我刚才提过危机地点。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前我们和这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而我早在卡埃塔诺法西斯政权时期就去过，收集了很有意思的情报。“康乃馨革命”爆发，我再次前往葡萄牙住了几个月，几乎走遍全国。

— 您和同胞见过面吗？

— 我每两年回国休假一次。当时老婆已经住院了，孩子上寄宿学校。休假期间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陪孩子，老婆偶尔从医院出来探望。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会面了。

至于在国外，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同胞。比如在意大利十年吧，总共只见过两次，都是中心派来的联络员，会面通常是在中立地带进行的。有一次新年前夕，也是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的假期从一月开始——我从德黑兰飞哥本哈根，去见情报站主管。我们互换护照，我给他的是我长期使用的“铁护照”，他给了我一张备用护照，将来可以销毁。他祝我新年快乐，并祝贺我获得“国安人员荣誉勋章”。随后他补充道：“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向你表示祝贺，眼下他也在这儿。”我问：“谁啊？”他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我又问：“戈尔季耶夫斯基怎么知道我来了？是你告诉他的，还是你把我的新护照给他看了？”其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正是他的副手。这就是我要说的，秘密情报员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能和情报站的同事交往。

— 您有收音机吗？

— 当然有，就是一台普通收音机。每周一次收听中心指令，按照指令行事，把密写信转寄欧洲的地址，或者放在藏匿点。

— 朋友们不怀疑您吗？

— 怀疑我什么？

— 您满世界出差啊……

— 我卖机器嘛，干洗设备。我代表公司联络了大量的人，拜访过香港和台湾的各个干洗店。

— 是谁给您提供资金的？

– 自然是中心。

– 那么罗马的老板没催促过吗？比如让你更积极点，多卖一些……

– 很简单：卖了拿佣金，卖不出去分文没有。至于老板，我根本没有老板，我是自由代理人。

— 您一个人四处奔波，这些频繁的旅行从没引起谁怀疑吗？

— 我从未听说有人因为频繁旅行被怀疑。我可是欧洲人，德国人，对我而言四处都畅通无阻。

— 然而困难终究出现了……

— 1977年我第一次被派往南非——当时还是种族隔离的国家。在公园长椅上，街道上，处处写着“仅限白人”。商店只为白人服务，黑人禁入。傍晚六点黑人必须返回自己城区。这对我来说匪夷所思。那时苏联正在支持非洲国民大会，情报部门更感兴趣的是南非与西方的秘密联系。我第一次访问纳米比亚时，还叫德属西南非洲，是南非的殖民地。我走遍整个国家，各地都需要联络。

那里开采铀已经浓缩到到80%，一律运往美国。要知道那时候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正式对南非实施了经济抵制。我在纳米比亚只说德语，因为即使是黑人说德语的水平也毫不逊色德国人。何况那边德国人非常多，宾馆都是德国风格，宾馆名字也是纯德语，随处可见德国农场主。

1978年我自己提议前往边境地区，靠近前线的国家——赞比亚、博茨瓦纳、马拉维。他们似乎支持南非国会，但实际上经济依然受南非人控制。例如博茨瓦纳的钻石矿完全掌握在“戴比尔斯”公司手中。

— 苏联情报部门还关注南非的什么？

— 想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原子弹。佩兰达巴的科研所进行核领域研究，我们和美国人都怀疑那里正在制造核弹，因为1978年的某一天曾经侦测到南半球开普敦附近出现了一次类似核爆炸的闪光。于是我将马拉维纳入行程，因为这是当时唯一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我抵达布兰太尔市，这些国家的白人们很容易打成一片。一个新来的欧洲人，尤其德国人，会受到热情接待，聊天无所不谈。一次我们议论原子弹，我说：“哎呦，还以为南非有原子弹，闹了半天没有啊。”一位老夫人忽然激动起来：“谁说没有？我们1976年12月庆祝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候开了香槟呢！”

— 此事正式确认了吗？

— 我立刻将情况告知中心。后来听说，各部门各科室的负责人被连夜召集起来讨论我这条情报。但归根到底无凭无据。而且，那位老夫人还告诉我她曾是佩兰达巴基地主管的秘书，退休移居马拉维。

— 后来证实了吗？

— 确实证实了。1980年我再次被派往南非，我飞过去，然后去纳米比亚，在温得和克（译注：纳米比亚首都）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 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吗？

— 是的。无处可藏，只能继续飞南非。我们在约翰内斯堡降落，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直接冲向飞机，停在舷梯旁。南非反间谍部门的人向我出示证件，给我戴上手铐，押进机场的专门房间，强迫我脱到只剩内裤。然后他们取来我的行李，让我穿好衣服，把我押送比勒陀利亚。我在南非安全警察——就是南非反间谍机构——的内部监狱关了一个月，昼夜不停受审问。第一个星期根本不让我睡一秒钟，我站着也能睡着，有时直接摔倒。顺便说一句，审我的那个人办公室挂着希特勒画像，而他本人是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译注：纳粹德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的崇拜者。审讯基本在地下室进行。总之，糟透了。

— 您被上刑了吗？

— 这怎么躲得掉呢？一星期后他们忽然让我睡觉，可安排我睡的牢房却充满人声，像是有人在旁边被拷打。尖叫声、撞击声、哭泣声此起彼伏，好像在揍谁。我意识到是录音，但逃不掉这种噪音。每隔半小时狱警进来看我，我必须起立。另一次他们带我去审讯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西德宪法保卫局的，另一个是联邦情报局的特务。

— 审讯用德语还是英语？

— 英语。我记得他们打开我的行李箱，拿出我的收音机，是那种任何商店都能买到的普通款，可他们立刻兴奋大喊：“啊哈！”又翻出了一本记事簿，里面有几张复写纸。我什么都不说，他们自己去检查，确实发现一张有笔痕的，写的是俄文。但这不是重点。那两个西德人坐着问我：“你为什么不要求西德领事馆的人来？”我回答：“我一直在要求，但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帮我去请。”又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吗？”我回答：“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做。”接着他们给我看我妻子的照片：“认识吗？”又给我看一张我的照片，我翻过来，背面写着“А.М.科兹洛夫”。之后我说：“是的，我是苏联军官，苏联情报人员。”我就这样承认了身份。但接下来的两年，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再没说过一句。

一个多月后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关进死囚牢。监狱有几个区域叫星形区，每个区域13间囚室。但关我的那个区域只有我自己，其他牢房全是空的。旁边有个绞刑架，每周五清晨五点行刑。有几次他们故意带我去看怎样绞死人，在二楼，行刑后绞架下面的活板打开，犯人掉下去。楼下站着一个最坏的恶棍，叫马尔赫巴医生，他给犯人的心脏打一针确保彻底死亡，最后把尸体拖走。有一回这个医生还给我做过检查。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总部不知道我在哪，他们连着三个月给我发无线电讯息。

我在死囚牢关了六个月。囚室只有一个便桶、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长宽三步乘四步。墙上用钉子刻满了之前被处决的人留下的遗言。唯一送进来的东西是食物。早餐五点半，一杯像咖啡或茶的液体，但更像刷锅水，外加两片面包和一碗粥。午餐十一点，晚餐下午三点。总共四片面包、一小块人造黄油、一点果酱和一碗汤。夜晚十点熄灯，到这个时候我饿得出现幻觉，满脑子煮土豆、番茄和黄瓜。记得出狱时他们给我称体重，原本接近90千克，只剩59或58千克。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任何放风的机会。

— 他们不审您了吗？

— 偶尔也会审。

— 具体指控您什么呢？

— 说我是根据《反恐怖法》第九条被关押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义务通知我被捕的原因。明确告诉我无权聘请律师，也不能与外界接触。就是《反恐怖法》第九条，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尽管我没携带武器或类似物品。最终，1981年12月1日，被关押六个月后，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总理已通过电视和广播正式宣布我被捕。

— 怎么说您的？俄罗斯间谍？

— 对，宣布我是苏联间谍阿列克谢·科兹洛夫。典狱长告诉我，博塔正式宣布我的案件之后，我现在可以每天在监狱院子由狱警陪同散步半小时。他们还终于允许我吸烟。我整整两个月没吸烟了，平常每天两包半呢。

— 德国领事馆呢？来找过您吗？

— 起初德国人每三个月来询问一次，后来变成半年一次。他们来了嘀嘀咕咕几句，看上去茫然无措，然后就走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而我还是继续关在同一个囚室。1981年底我的手出现皮肤开裂，于是他们叫来那个马尔赫巴医生。他说：“深呼吸。”我深呼吸。“再来，深一点。”我继续深呼吸。他说：“你的呼吸很好。”我问：“你都没听怎么能说我呼吸很好呢？”他的听诊器挂在脖子上，根本没塞进耳朵。他大发雷霆……后来他们给我一双人造革手套，可我的皮肤还是不停裂开。最后找来监狱医院的院长范·罗恩少校，他看了说是缺乏叶绿素。问题在于我的囚室只有一个小天窗，阳光根本照不进来。他说：“有阳光才有叶绿素，那样就好了。”所以在我服刑一年半后，把我转到了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惩戒区。

— 为什么关到惩戒区了？

— 因为那边的囚犯大多是违反监狱纪律的人。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有人打架，还有人抽了狱警私下提供的大麻。惩戒区也是单人囚室，但至少我不是孤身一人了。其他囚室的人会吵架、大笑、骂脏话。我这儿还是同样的便桶，同样的床，但至少每天都能见阳光，皮肤开始愈合。

就这样一直关到1982年5月。有一天典狱长拿来一套相当体面的西装，正好是我的尺码，还有衬衫、领带。此前他们量过我的尺寸，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之后他们送我去见反间谍副主管布罗德里克少将，他是个仪表堂堂、说话风趣的家伙。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准备把你交换出去。但他提醒我：你会先被移交国家情报局，不要让他们瞧出你知道这次交换的事。我的审讯官，就是前面提过的格洛伊上校，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很抱歉你经历这一切。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正常人，是真正的男子汉。”握手的时候他塞了个徽章给我，上飞机我才看清楚是南非安全警察有逮捕权的徽章。

— 情报局的人怎样对待您的？

— 先带我去一处巨大的山崖顶，那儿有一座南非开拓者布尔人纪念碑，附近是祖鲁人和白人浴血拼杀的遗址。他们吓唬我：“今天在这儿枪毙你。”真的吗？我站了一会儿，又把我塞回车里开往机场，登上一架波音747“珍宝”客机，连我带押送的总共八人。一路飞到德国法兰克福。

下了飞机，把我转移到西德边防局的直升机。直升机降落在“黑勒斯豪森”检查站附近（译注：东西德交界处），换俘在此进行。

首先拉来那些跟我交换的人，共11位——10个德国人和1个南非军官，这个军官是南非军队突袭安哥拉时被俘的。他们每人都拎行李箱，而我呢，什么东西都没给我，只有一个装绿色肥皂的小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监狱拿出来。还有一条囚犯裤子的布腰带，是我离开牢房时卷起来塞进包的。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是南非狱友送我的卷烟器。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机库附近，我瞧见里面有两个熟悉的身影：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纳加耶夫（现在已经是退役少将）和鲍利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沃夫，安全部门前负责人（译注：实为克格勃第一总局”С”局九处处长）。我们当然拥抱亲吻一番。他们让我上车，带我去柏林，开了大约30千米，车里静得出奇。开到爱森纳赫市还没人说话，我忍不住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我回到祖国了啊。”他点点头：“是啊，那又怎么样？”我说：“怎么叫‘又怎么样’呢？得庆祝一下啊。”他一拍自己的光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难怪一路没话说。”告诉驾驶员：“走吧，看见第一个餐厅就停，喝100克，再来杯啤酒！”喝完酒，直到柏林都没再沉默。

到了柏林，同事们预备好一桌丰盛欢迎宴，有鱼子酱和三文鱼，可我只顾着把土豆和鲱鱼全消灭了。后来，我们的驻东德代表瓦西里·季莫费耶维奇·舒米洛夫（已去世）笑话我说：“阿廖沙，你把我们招待用的鲱鱼都吃没了……”

另外大家还凑些钱给我，让我回家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毕竟离家已经很久了……

—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吧，您究竟怎么暴露身份的？

—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捕。我是1982年被交换回来的，直到1985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事情才真相大白。当时他是伦敦情报站的站长，这可是将军衔啊，请见谅（译注：实为国家安全上校）。而且我和奥列格以前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他比我低两级，我们还曾在共青团委共事。我毕业比他早，他不知道我的去向。但后来他在我们档案室工作，所以才变成这样。一切都是因为背叛。

— 您在丹麦换护照的事，以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问候，并非偶然吧……

— 早就可以抓我了，虽然并不容易。我问过审讯我的德国人：“你们是不是故意让我在南非被捕的？”他们直接回答：“当然是。”

— 您回国之后呢？

— 回家休息几个月，又开始工作了。在中心干了四年。后来我给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译注：时任”С”局局长）打电话，说我受不了了。德罗兹多夫问我：“你还能怎样？现在谁都知道你了，怎么派你出去执行任务？”说完他思索一会儿：“其实没人关注你，因为你是交换回来的。而且哪个傻瓜会相信刚从绞索逃生的人愿意再把头伸进去呢？你去吧。”于是发给我一本护照，以前用的是德国护照，这次换成另一个欧洲国家的。从那之后我又外勤工作了十年。1997年我彻底回国，不过到现在我还在工作，经常和年轻人交流。我已经走遍俄罗斯的三十个地区，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摩尔曼斯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每年出差5、6次。

— 您什么时候荣获英雄称号的（译注：“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

— 那早了，2000年。

– 因为什么？怎么说的？

– 那上面写的是：表彰在执行特殊任务中的勇气和英雄气概。

延伸阅读：

波兰上校、北约间谍理查德·库克林斯基

七十年代克格勃识别敌方情报人员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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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12日，“因迪吉尔卡号”轮船在日本海岸沉没。船上七百多人丧生，大多是刑满释放人员，正在从马加丹劳改营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该船后来被各国媒体称为“苏联的泰坦尼克号”。

应《俄罗斯报》记者的请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马加丹）东北综合科研所历史和考古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科兹洛夫讲述了多年来一直笼罩在神秘和猜测中的此次船难:

从纳加耶夫湾（马加丹）定期往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因迪吉尔卡号”轮船遭遇强烈风暴，迷航失去方向，在日本海岸沉没。日本渔民向当局报告了这一惨剧，并将遇难者埋葬在猿拂村附近陆地上。1971年10月12日又在此处用日本平民捐助的钱款建造了纪念碑。

而在苏联，“因迪吉尔卡号”的真相大约半个世纪后才公之于众。这很可能是因为苏军和日军刚刚打完哈拉哈河战役不久，政府认为不应当报道“敌人”表现出的仁慈和人道主义。如今马加丹档案馆和其他НКВД档案馆的文件纷纷解密，我们得以非常客观地讲述六十年前的海上惨剧。

虽然就人员伤亡数量而言，“因迪吉尔卡号”足以名列人类最大海难之一。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屡次发生同样悲惨却鲜为人知的事故。比如1912年9月“惠子丸号”轮船在本州岛附近遇台风沉没，一千多人死亡；1954年仅日本沿海就有876艘船沉没！所以日本民众对海难逝者的悼念尤为隆重，其中也包括“因迪吉尔卡号”上的俄罗斯人。

那么，究竟哪些人参与了这次不幸的航程呢？根据1940年的案件材料显示，当时轮船上共有1173人，包括39名船员、835名已服满刑期的前囚犯、50名因案件重审而被押回的犯人、10名押送人员，其余则是普通工人——正在休假的、已完成合同期的，以及他们的家属。

不幸中的万幸是，1939年底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应被从科雷马矿区押送符拉迪沃斯托克劳改营（之后再送莫斯科重审）。但他因故在马加丹逗留到12月底，错过了“因迪吉尔卡号”轮船的最后一班航程，免于葬身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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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起诉书》

№156号诉讼案件
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59-3条”в”款第二部分起诉
Н.Л.拉普申
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59-3条”в”款第一部分起诉
В.Л.佩斯科夫斯基、Т.М.克利先科
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193-17条”б”款起诉
И.П.科皮钦斯基

1939年12月12日当地时间凌晨2点20分，“因迪吉尔卡号”轮船从纳加耶沃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在拉彼鲁兹海峡（译注：宗谷海峡）撞击“托多”暗礁（北纬45°21’，东经142°11’）。事故导致船只沉没，741名乘客及4名船员遇难。根据这些情况，Н.Л.拉普申和В.Л.佩斯科夫斯基于1940年1月15日被逮捕，Т.М.克利先科和И.П.科皮钦斯基于1940年2月13日被逮捕。

本案现已查明：
1939年12月8日10时，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北地区建设总局远东边区分局的“因迪吉尔卡号”轮船从纳加耶沃港出发，计划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船上未载货物，乘客1134名、船员39名。负责指挥的人员是：
船长：远洋船长Н.Л.拉普申，大副：近海船长Т.М.克利先科，二副：近海领航员В.Л.佩斯科夫斯基。

“因迪吉尔卡号”轮船搭载乘客出航的事实严重违反航海规章，因为“因迪吉尔卡号”是纯货运船舶，运送乘客违反了海事法律的相关规定。

深秋时节常发恶劣天气，使用这种不适合载客的船只运送乘客属于犯罪性质的冒险行为。载客出航的命令系远东边区分局海运部门负责人科尔萨科夫下达，尽管该命令明显违法，该船管理人员依然予以执行，而纳加耶沃港的港务长斯米尔诺夫则在未履行其法定职责（即阻止船只出航）的情况下，批准了轮船出海。无论是下达犯罪命令的海运部门负责人科尔萨科夫，还是执行该命令的船长及副手，亦或是负责监督航行安全的港务长斯米尔诺夫，都未采取任何措施为船只配备救生设备（救生筏、救生衣、救生圈等）。涉及科尔萨科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案件材料被单独立案处理。

船上的救生设备仅限两艘各可容纳40人的救生艇、与船员数量相当的救生腰带和12个救生圈，而船上共1173人（乘客与船员）。

上述负责人员都没有在开船前组织乘客，指导他们在船只遇险时遵守纪律和秩序。

本次航程中，船员未遵守规定分配好事故情况下的职责，且船员编制未完全配齐。三副和四副的职位长期空缺。货舱内的乘客被安置在没有铺位的光地板上，卫生状况极差，四处肮脏潮湿，空气污浊。既没有医生也缺乏必要的药箱。

1939年12月11日航行期间，大副克利先科在“因迪吉尔卡号”轮船驾驶舱值班，当日19时15分船只驶过“阿尼瓦”灯塔正横方向，灯塔位于船只北方约4海里处，随后船长指示将船舶调整至罗盘航向264度（西偏12度）。由于船员人手不足，1939年12月11日20-24时的值班由船长拉普申亲自负责。

1939年12月12日0点，二副佩斯科夫斯基接替值班，船只继续保持罗盘航向264度（西偏12度）。0时30分船只被暴风雪覆盖，能见度降低。当时值班的二副佩斯科夫斯基和船长拉普申都在驾驶舱内。既然船上载有乘客，航行时本应格外谨慎和警惕，但船长拉普申却冒着犯罪性质的风险，试图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全然不顾西北偏北方向9级强风和暴雪天气。在风速9级的艉侧风条件下，且船只未载货物，势必会产生明显的左向漂移，但船长拉普申和二副佩斯科夫斯基对此未采取任何措施。更有甚者，12日凌晨1时20分，当发现右舷前方约1个罗盘方位出现灯塔亮光时，船长和值班二副判断他们在航线上偏右，并将该光源误认为是“危险岩”灯塔。

在不利于航行的气象条件和可能出现航位推算错误的情况下，船长拉普申和值班二副佩斯科夫斯基始终未采取测量水深的方法来确定船只具体位置。

由于误以为看见了“危险岩”灯塔的亮光，凌晨1时30分船长拉普申和值班二副佩斯科夫斯基将船只调整至罗盘航向192度（西偏12度）。经过20分钟行驶3.3海里后，于1时50分再次调整航向为罗盘航向282度（西偏12度）。约在凌晨2时15分，船艏方向显现陆地轮廓。当时船正以全速航行，拉普申看见危险未下令全速倒车，反而冒着犯罪性质的风险试图不减速、右转舵闪避，当迎风转向失败，拉普申又下令“左满舵”，但在发现陆地约五分钟后，船左舷水下部分撞击海岸，他随即下令“停车”。从那时起轮机就无法工作了，因为螺旋桨被岩石撞击后卡死了方向舵。

船只被撞后继续漂浮至2时40分。随后又向西南漂移约一海里，右舷多次碰撞暗礁，开始向右倾斜。2时50分该船最终右舷触底，部分船体沉入水下达9米，仅有4米高于海面。

第一次碰撞暗礁时，无线电台发出了”SOS”求救信号，但由于附近没有任何船只，外界无法立即提供帮助。

乘客们陷入恐慌，因为没有任何救生设备，他们从船舱奔向甲板，四处乱跑，随着船体倾斜有人落水。乘客中有50名待审嫌犯和835名服刑期满的前囚犯，他们由押送人员看管。一名押送人员于慌乱中向离开船舱的乘客开枪射击。八名船员和两名乘客割断右舷小艇的缆绳，释放小艇入水，其中四名船员系擅自登艇逃离。弃船人员中四名船员和一名乘客在小艇上幸存并登岸。

12月13日中午悬挂日本国旗的“桦太丸号”轮船抵达事故现场，转移了滞留在“因迪吉尔卡号”船舷上的幸存乘客和船员。但失事的“因迪吉尔卡号”船舱内仍有部分乘客未能上到甲板，因为船体侧翻，舱口被水淹没无法通行。

拉普申船长弃船登上“桦太丸号”，尽管在他指挥的失事船只舱内仍有活人（多达200名）。

舱内被困人员直到1939年12月16日才被日本当局通过船体裂缝救出，但第四号船舱未能施救。

即便这样仅有27人获救，他们尚有力气抓住日本人放下的绳索，而那些体弱多病者因无法抓紧绳索注定丧生。

管理人员撤离失事船只时甚至没有告知被困船舱内的人：上面已经知道他们的存在并将提供救援。结果这些乘客无助地煎熬了四天，断定上面不知道舱内有人，于是割腕或投水自杀。

“因迪吉尔卡号”轮船全员共428人获救（含35名船员），745人遇难（含4名船员）。

在本案中作为被告的受审者：拉普申完全认罪，且本案其他被告：佩斯科夫斯基、克利先科的证词，以及他们之间的对质、证人证言和卷宗的文件充分证明了其罪行。

佩斯科夫斯基和克利先科部分认罪，通过科皮钦斯基、佩斯科夫斯基、克利先科和拉普申之间的对质，证人证言和卷宗文件充分证明了其罪行。

科皮钦斯基完全认罪，且本案被告佩斯科夫斯基、克利先科的供述、证人证言和卷宗文件充分证明了其罪行。

………
（译注：此处阙文）

事实表明，他作为船长的二副，与被告船长拉普申共同实施了在不适合载客的船只上进行违法运输的犯罪行为。当通过拉彼鲁兹海峡时，他在值班期间严重违反航海规则，未考虑船只漂移，未通过测量水深确定船只位置，混淆了“宗谷岬”灯塔的灯光与“危险岩”灯塔的灯光，导致船只偏离航线并失事。他在船只遇难时未采取措施组织救援，未能保护船上文件，构成了РСФСР《刑法典》第59-3条”в”款第一部分规定的犯罪行为。

3.季莫费·梅福季耶维奇·克利先科
1913年生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市，俄罗斯族，苏联公民，因不服从共青团组织的决定而被开除出共青团，农民，“因迪吉尔卡号”大夫，中等技术教育，1938年根据《刑法典》第146条第1部分受审——无罪释放，住址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科马罗夫街24号4户。

事实表明，他作为船长的大副，与被告船长拉普申共同严重违反航海法规，允许无载客资质的“因迪吉尔卡号”轮船搭载1134名乘客。他未采取措施为乘客提供救生设备。在出航期间未根据航程制定应急部署表，也未组织或指导乘客当船只遇险时应如何行动，从而构成了РСФСР《刑法典》第59-3条”в”款第一部分规定的犯罪行为。

4.伊万·彼得罗维奇·科皮钦斯基
1914年生于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州新乌什茨基地区斯塔夫昌尼村，乌克兰族，共青团员，苏联公民，贫农，曾在马加丹市独立第一师任警卫连长，住址符拉迪沃斯托克市1号邮政信箱，临时在НКВД东北劳改营警卫队工作，无前科。

事实表明，他作为押送“因迪吉尔卡号”轮船上待审嫌犯和前囚犯的押解队长，未采取措施核实其负责押送的人员数量。出航时未指示押解队在船只一旦遇险时应履行的职责。结果押解队员出现恐慌，一名押解员向从船舱跑出的人开枪，部分押解员忙于自救，囚犯们则趁混乱抢劫。

科皮钦斯基在危急时刻脱离押解队和委托他押送的人员，从而构成了РСФСР《刑法典》第193-17条”б”款规定的犯罪行为。
根据РСФСР《刑法诉讼法》第208条之规定，本案应移交太平洋区域军事检察长管辖处理。

起诉书于1940年3月9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起草。

“签字同意”：
国家安全中士 德拉尼什尼科夫

说明：

1. 被告人
   Н.Л.拉普申和В.Л.佩斯科夫斯基于1940年1月15日被逮捕，Т.М.克利先科和П.И.科皮钦斯基于1940年2月13日被逮捕——他们都关押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监狱。
2. 本案没有实物证据。
3. 科尔萨科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材料已另案处理。
4. 被告人的个人文件已移交给滨海边疆区内务局第一特别处，交接文件的收据已载入案卷。
   

国家安全中士 科雷哈耶夫

延伸阅读：

“莱蒙托夫号”邮轮沉船始末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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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号”火灾和冯玉祥之死

▢ 埃米尔·派因
（政治学、历史学博士，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教授。曾任俄联邦总统民族政策顾问）

苏联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宣布各民族平等，支持民间文化和语言；另一方面，由于同第三帝国的外交关系，犹太人在1930年代末被集体解除政府公职，大规模反犹运动成为战后镇压的一部分。

关于斯大林反犹主义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我将仅限于分析作为国家政策的斯大林反犹主义的一个特点——实用主义，而这与通常基于非理性情绪的仇外心理不同。德国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勒克斯指出：消灭犹太人是反犹狂热分子希特勒的绝对优先事项，斯大林则不然，“斯大林首先是一个‘权力技术员’。只要他的独裁统治稳固，他就能够抑制自己的仇恨。”这套实用主义策略很好地解释了领袖对犹太人政策的变化，当然也适用于解释国家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

典型的少数族裔

苏联政府支持犹太民族发展的时期恰好也是支持所有“曾受压迫民族”的时期（1920-1936年）。随后，民族政治的钟摆反方向摆动——本土化政策大收缩，波及国内犹太人口，虽然直接针对此民族的镇压要比被历史学家称为“大恐怖”的时期（1937-1938年）稍晚些。我们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犹太民族区和村苏维埃。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无权从事农业，根据1917年之前实行的《临时规定》（1882年），犹太人被禁止在农村定居，也禁止在小镇和城市之外的地方购买或租赁不动产和耕地。居住在小镇（犹太居住区）的人口密度变得非常高，因此苏联时期允许到农村定居对犹太人来说是个福音。

1924年苏联政府接受犹太慈善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资助，在赫尔松州建立了第一批犹太社群定居点，1926年又在克里米亚草原地带、在克里沃罗格和扎波罗热附近建立定居点。1927-1930年在这些地区设置犹太民族区，民族区内意第绪语不仅用于家庭交流，也被用于办公和教学。

那几年苏联还成立了波兰裔、德裔、芬兰裔、保加利亚裔等几十个民族区。岂料历经数载艰辛创设，竟一夜之间彻底清算。1937年12月 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清理民族区和村苏维埃》的决议，理由：“许多民族区是人民公敌恶意设立的”。

二，犹太剧院。本土化政策的另一个象征：国营犹太剧院(ГОСЕТ)是全世界首个由国家资助的意第绪语剧院，它的历史始于1919年彼得格勒，1920年迁至莫斯科。苏联人民艺术家和“斯大林奖”获得者所罗门·米霍尔斯担任艺术总监期间(1929–1948)剧院声名鹊起，但就在米霍埃尔斯于1948年被暗杀一年后，莫斯科国营犹太剧院连同苏联各地的犹太剧院——基辅、哈尔科夫、切尔诺夫策、明斯克等——均被国家安全部的特别行动查封。

斯大林的本土化政策当然不是指责他反犹的理由，恰恰相反，推行本土化政策年间犹太裔获得了前所有未的自我实现的机会。社会上涌现出一批犹太人艺术家和作家、人民委员和军队将领、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如此众多的人数和广泛的社会流动机会在俄罗斯帝国肯定没有过。

1937-1938年的镇压也没有体现出反犹主义，因为并不是专门朝着犹太人去的，所以跟1940年代末的镇压不同。当时取消民族区和村苏维埃不分青红皂白，镇压军队将领不分民族，枪毙政治局委员也“一视同仁”：犹太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俄罗斯人布哈林和波斯特舍夫、波兰人柯秀尔和乌克兰人丘巴尔都被打倒了。

所以大多数专家认为，斯大林反犹政策的最初表现是在1939年。

斯大林的新民族政策

1939年5月，为准备与希特勒德国签订条约，斯大林解除了长期负责苏联外交政策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主要原因是他反对苏联亲近德国，支持与之相反的“集体安全”战略——即与西方民主国家组成联盟抵抗希特勒侵略；次要原因是李维诺夫是犹太人，原名梅厄·瓦拉赫，显然不适合与公开奉行狂热反犹政策的纳粹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接任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回忆说：“1939年李维诺夫被撤职，我主管外交事务，斯大林告诉我：‘把犹太人赶出人民委员部’！”

很难讲上述回忆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莫洛托夫的言论和个人立场，因为这是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记录的。即使他正确无误复述了这位苏联政治家的说法，也不足以把莫洛托夫定义为狂热反犹主义者，毕竟人家娶了一位犹太妇女波琳娜·热姆丘任娜。然而依我们看，莫洛托夫当时可能推行了反犹政策，但并非因为他厌恶或喜爱犹太人，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

重要的是，这位政治局二号人物能够敏锐感受到政治形势变化和“大老板”的情绪波动。莫洛托夫当时多多少少在外交队伍搞清洗，虽然不是最激烈的那种。将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与作家丘耶夫的谈话中自我辩称：“问题在于，犹太人在管理层和大使中占绝对多数。这显然不正常。”柏林也注意到了克里姆林宫对犹太人的态度变化。根据一些出版物的说法，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返回后报告希特勒，谓苏联领导层已表明决心铲除“犹太人作威作福”，尤其知识分子群体。

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迫使苏联领导层在1939年开始按民族特征进行干部清洗。令人惊讶的是，对德战争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相同结果，尽管原因完全不同。

战争头几个月，红军的撤退和溃逃现象促使最高统帅寻找取代国际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纽带以便动员军队和人民。这个时候任何意识形态限制都无法束缚斯大林——那些常备不懈捍卫真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老近卫军反对派已经被击垮，本届政治局将他的任何想法奉为神圣，领袖自己则是完全且极度无原则之人。这位独裁者唯一认可的“神祇”是“革命的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下，目的永远能证明手段之正当。为了这种合理性，领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立场。

不管怎样，1941年斯大林再次变脸，开始利用那些他不久前刚反对过的思想。如果说本土化政策时期斯大林宣称必须与“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作斗争，此乃大俄罗斯人昔日特权地位的反映”，那么随着战争爆发，他转而依赖大国主义和民族等级原则，后者以俄罗斯民族自居“兄长”和“组织者民族”为核心思想。这便是斯大林的新民族政策，一套针对多数民族的民粹主义和传统性花言巧语。

这些变化早就众所周知，我们简单回顾即可。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后首次进行全国广播讲话，使用了对共产主义领导人来说颇不寻常的“兄弟姐妹”一词。1941年11月斯大林在列宁墓顶号召苏联人民不仅要以列宁的形象为激励，还要以“我们伟大祖先的英勇形象”为榜样（类似俄联邦现行宪法中的表述）。1943年这位好战的无神论者恢复莫斯科宗主教区，打开劳改营释放了教会的多位高级神职人员以参加大牧首选举。（译注：吉洪大牧首1925年4月逝世，继任者谢尔吉大牧首1943年9月即位）

1945年5月斯大林发表著名祝酒词，曰：“我首先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因为他们是组成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者”。然而，独裁者很快便显露出他虚伪的亲俄情感，1949年发动“列宁格勒案”，仅仅因为列宁格勒党员提出要比照其他共和国在РСФСР也建立共和国一级的联共（布）党组织机关。

战争年代，极端民粹主义夸口的所谓“建国民族”（这一术语今天已写入俄联邦宪法）被党内官员视为新一轮种族清洗的信号。1942年8月17日，联共（布）中央鼓动和宣传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向中央秘书处递交报告，批评某些文化机构中“犹太人占主导地位”，要求进行“大规模清洗”。他写道：
“多年来，党的民族政策在各个艺术领域都被扭曲。艺术委员会管理层和许多俄罗斯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充斥着非俄罗斯人（主要是犹太人）。（……）音乐学院没有向学生灌输对俄罗斯音乐和俄罗斯民歌的热爱绝非偶然，我们大多数著名音乐家和歌唱家（奥伊斯特拉赫、Э.吉列尔斯、弗利尔、Л.吉列尔斯、金茨堡、菲赫滕戈尔茨、潘托菲尔-涅切茨卡娅）表演的曲目主要是西欧作曲家的作品。”

亚历山德罗夫建议“制定培养和提拔俄罗斯干部的措施”，并且“现在就对一些艺术机构的领导干部进行部分更新”。吉列尔斯、奥伊斯特拉赫等被宣传部长点名的音乐家诚然未被替换，但创作机构的领导层确实进行了彻底清洗，尽管时值战争年月。而且遭殃的不仅这些人。

1944年秋天，分管组织和干部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向全国党组织发出指示文件，当时党内称为“马林科夫通报”。文件列明了不宜任命犹太人担任的职位，同时还限制犹太人进入高等院校。

不过，在战争年代反犹主义只是斯大林这位权势熏天的政治操弄者的众多工具之一，属于一种供党内干部和特务部门“内部使用”的秘密武器。而在需要炫耀和抗议的场合，则高调宣称苏联国家在支援遭受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人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一宣传方向被用来巩固苏联与西方盟国的联盟。

先跟希特勒签条约，后依靠全世界犹太人的团结

1941年6月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被调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任副人民委员，兼驻美国大使，具体职责是运用外交手段与盟国建立友好关系。

斯大林也彻底改变了他这方面的言辞，不再用纯粹轻蔑的语气描述“民主”（例如“剥削者的民主”），改口强调同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

斯大林1941年7月31日的讲话说：“苏联为祖国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与欧洲和美国人民为独立和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融为一体。”苏联领导层准备依靠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团结，但这跟“伟大导师”的基本教条相矛盾，即犹太人不是一个统一民族/统一族群，他们缺少民族团结。在其主要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斯大林反驳奥地利著名民族理论家奥托·鲍威尔：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个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但形势迫使领袖放弃旧论点，所以他又一次轻易让步。1941年8月24日苏联犹太人杰出代表赴莫斯科开大会，安排广播电台进行了转播。科学界和文化界活动家呼吁“全世界的犹太兄弟”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美国、英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的杰出代表们纷纷响应。

1941年夏天决定在苏联新闻局的主持下成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EAK），副局长之一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负责监督。1941年9月起米霍尔斯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头面人物。EAK旨在对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施加信息影响，促使他们为苏联抗德战争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1943年2月EAK的两位代表——米霍尔斯和费费尔远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英国宣传访问，受到热烈欢迎，除收获意识形态红利之外，还为前线筹集了3280万美元资助。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犹太人高度活跃、社会流动性大增，当然这仅限那些不在沦陷区和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尽管“马林科夫通报”和其他党内密令驱逐了外交部门和特务部门（对外情报部门除外）的犹太干部，但战时几乎未殃及军队和国防部门。弹药人民委员是犹太人万尼科夫，坦克工业人民委员是犹太人萨尔茨曼。犹太人担任大型兵工厂的厂长、新式武器（飞机、坦克、火箭炮）的总设计师，甚至在“原子项目”中身居高位。

在前线，现役军队中的犹太人比例明显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300万官兵中约有50.1万犹太人（仅根据1939年普查数据，未包括到1941年的人口变化）。战争期间数十名犹太裔军官晋升将军。

到了1945年，苏联军队50.1万犹太人官兵中有305名陆军和海军将官。与之相比，美国军队共有55.6万名犹太人官兵，其中23人是陆军和海军将官。

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的情况迅速变化。举个例子：阿龙·卡尔波诺索夫中将1942-1946年担任副总参谋长（译注：在总参分管组织工作），他的同事什捷缅科将军这样评价他：
“他是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部官员——聪明、非常勤奋且执行力强，彬彬有礼但立场坚定。（……）然而最高领袖很不喜欢他。我们多次从А.И.安东诺夫（译注：1945-1946总参谋长）那里听到斯大林对卡尔波诺索夫的贬损评价，尽管斯大林知道此人的工作无可挑剔。”

战争年代斯大林虽不喜欢卡尔波诺索夫将军，尚可暂忍一时。远东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命令将卡尔波诺索夫不仅调离总参谋部，还撵出莫斯科，外放伏尔加军区。斯大林能够为了政治上的便利抑制负面情绪，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很乐意一逞私欲。正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所罗门·米霍尔斯从一开始就不受斯大林待见，战后立即弃之如敝屣。1948年米霍尔斯被一次秘密行动杀害，伪装成交通事故——遭身份不明的“重型卡车”撞击（国家安全部实施此次行动的材料早已公开），ЕАК也在1949年被杀鸡儆猴般地解散。

伟大卫国战争落幕，冷战接踵而至，昔日盟友转眼变成今日仇敌。在这种情况下，犹太组织不仅显得多余，还被视为“敌人帮凶”。1946-1952年是苏联国家反犹主义政策表现最彻底的时期——犹太人遭受全方位歧视，开始迫害犹太组织和身为苏联犹太文化象征的人士，同时在大众意识中营造犹太人是“公敌”的负面形象，借此吓唬全国百姓。同时，即便在新环境中，国家反犹主义政策也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发展，力度时强时弱，像一艘帆船随风向变化曲折前进。

恐吓性反犹主义及其中断

1946年初，时任苏共中央外事部主任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向其上级：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告，声称其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委员会暗中宣传犹太民族优越论”），并且勾结国外的破坏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领导层认可他这份报告，一年后苏斯洛夫升任中央书记，但对ЕАК采取的镇压措施却推迟了。

此时的日丹诺夫是政治局仅次于最高领袖的二号人物，自1946年8月起取代马林科夫主持中央组织局会议，兼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苏联新闻局在他的管辖之下（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保护之下），而ЕАК就挂靠苏联新闻局。更重要的是，此时不仅党的首席意识形态主管，就连最高领袖本人也需要新的、具有威慑力和统一性的思想，其目标是全社会而非针对某个特定民族群体。

这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反对“世界主义”。最初这个术语并没有民族色彩——当时的党内领导人称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为“世界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希望政治体制自由化、苏联亲近民主国家的苏联知识分子。这些“世界主义者”因“对西方的崇拜”而饱受责难。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一项关于《星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谴责其刊登“培养不合乎苏联人民本性的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奴颜婢膝精神的作品”。谴责“崇拜”确是一种“新”思想，它源自一种被遗忘已久的旧思想——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保守主义理论“国家爱国主义”，该理论宣称任何异见都是对祖国的威胁，是外国影响的产物。

回顾俄罗斯历史，从假借外国阴谋吓唬同胞到大规模迫害在地异族人（异教徒）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因此政治反动的时代总伴随着反犹主义兴起：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年间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规律也在苏联显现出来，导致官方宣传辞令逐渐将“堕落的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形象与俄罗斯帝国时期形成并在1917年前广泛传播的犹太人刻板印象结合起来，斥其为对俄罗斯人民心怀敌意的“异族”。

据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米哈伊尔·留明的证词，从1947年起该部门就充斥着这种刻板印象，因此全体犹太人都被视为潜伏的“人民公敌”。同年，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报告领袖：揭发了由艺术家米霍尔斯领导、针对领袖本人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随即开始逮捕犹太文化界人士，强迫他们作出不利于米霍尔斯和ЕАК成员的供词。

1948年1月安德烈·日丹诺夫与文化界人士开会，使用了“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表述（译注：英文译为“Rootless cosmopolitan”）。媒体迅速报道，很快家喻户晓，造成一种侮辱性称呼犹太人的民族负面刻板印象，形容他们不爱国甚至背叛苏维埃祖国。

许多迹象表明，早在1948年初政府就已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好对“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进行示范性审判，把这些人等同于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跃分子、“西方走狗”。但突然间，领袖发出“且慢”之信号。1948年1月秘密杀害米霍尔斯，ЕАК成员又继续自由了一年，媒体上不仅反犹主义运动暂停，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销声匿迹……这次意外的“奉命刹车”是因为什么？

第一站：以色列桥头堡

1948年5月17日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尽管以色列将犹太复国主义（所有犹太人团结到历史故土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尽管列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比反犹主义更直接威胁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尽管苏联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刑事犯罪。

然而斯大林又一次允许自己忽视意识形态和法律准则，希望苏联能够在以色列这个近东忠实盟友身上获取地缘政治利益。期待在这个由社会主义工党（以色列地工人党）主导的新国家可以成为苏联在近东的战略基地。五月份当阿拉伯联盟对新生国家发动军事进攻时，斯大林果断而明确地谴责了阿拉伯一方。1948年5月30日《真理报》发表前一天由党中央组织局和领袖钦准的社论文章，阐述克里姆林宫对此问题的立场：
“必须明确指出，阿拉伯人对年轻的以色列国进行战争，并不是在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或独立而战，实际是在反对犹太人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尽管苏联人民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充满同情，但谴责针对以色列的侵略政策。”

斯大林主张犹太人享有民族国家自决权，相当于自己否定自己的理论观点，即缺乏“民族凝聚力”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在苏联也不被视为一个民族，刚刚够上部落水平。

不过在对外政策中，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这些微妙之处都被抛却。苏联不仅从外交上支持以色列，还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武器援助，多数是经过苏联专家修复的战利品，包括25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这些武器有力支援了以色列捍卫独立。

1948年9月，以色列首任驻苏大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同年11月8日莫洛托夫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任娜（也是今国家杜马议员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的外祖母）在与以色列大使的谈话中说：“愿你们以色列一切顺利。如果你们过得好，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会过得很好”

岂料这次会面令热姆丘任娜突遭横祸：1949年1月29日被捕，指控她“同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多年保持联系”。

“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有了国籍

所以到了1949年1月，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重整旗鼓卷土又来，而且变得特别反犹。1月20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负责人兼联共（布）中央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被开除党籍，1月26日与另外11名委员会成员一起被逮捕。

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论一群反爱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其中一句话很好地表达了文章主题思想：“A.古尔维奇对俄罗斯苏维埃人士的民族性格能有什么认识呢……”这句话其实是1942年亚历山德罗夫对那些“姓奥伊斯特拉赫、吉列尔斯、弗利尔、菲赫滕戈尔茨”的人说的，但这份内部信件当年仅限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阅读，结果1949年1月这种陈腐的反犹主义思想竟通过国家的主要报纸公开宣扬。
（译注：阿布拉姆·古尔维奇，苏联文学评论家、戏剧评论家，作家联盟会员，国际象棋棋谜创作高手）

社论罗列的“反爱国主义者”多半是拥有明显犹太姓氏的人，但名单末尾一位姓霍罗多夫。几天后联共（布）中央机关报《文化与生活》发文澄清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名单，在霍罗多夫这个笔名后面加上了此人真实姓氏（梅罗维奇）。此后，莫斯科及各共和国的中央和地方报纸接连发起揭露作家、记者、艺术家、导演等犹太血统人士笔名的运动。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全面迫害开始了，他们不仅被逐出报刊杂志编辑部，还被逐出党和政府的机关、高校、科学院等各种国家机构。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苏联几乎所有企业和机构都是国有的。

那是一段苏联犹太人集体惴惴不安的年月，正如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后来写的，他们预期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类似克里米亚鞑靼人或苏联德裔人曾经历的那种流放。不仅犹太人，其他苏联公民也没有忘记前些年的审判，能够察觉到战后第一次大型审判迫在眉睫。针对世界主义者骨干进行示范性、恐吓性惩罚已万事俱备：写好了审判剧本，大多数被捕的ЕАК成员在严刑逼供下作出了对自己不利的供述。

媒体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严惩民族主义间谍。岂料独裁者再次让他最亲近的同僚们目瞪口呆——暂停了反对“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运动，审判推迟三年。也许斯大林有意这样营造他“天才领袖”的形象，凡人无法理解其行为，包括环绕身边的一群廷臣，也就是他常说的“瞎猫”。决策越是茫然费解和神秘莫测，群众就越信赖——“我相信，因为它很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

第二站：“列宁格勒案”

1949年3月，揭露文学笔名运动开始三个月后出现了该运动告终的迹象。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苏联作家联盟总书记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一个口头秘密通知：在某次与报社编辑的闭门会议上，斯大林表示：“揭露文学笔名是不可以的，这带有反犹主义气息。”为了消除这种气息，执行领袖意愿的人停止公开活动，但反犹主义政策依然存在。关于这一点，爱伦堡写道：“被捕的犹太作家并未获释，被解雇的人也未恢复原职。履历表上标明民族的第五项仍在悄悄发挥作用，粗暴的文章或漫画则不再需要了。”

强调一下：媒体暂停宣传反犹主义，我们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领袖将注意力转向另一起政治事件：从1949年中期到1952年夏季，所有的公开宣传都集中在“列宁格勒案”的政治和司法审判上。

此次事件指的是对列宁格勒市、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员干部进行的长期分阶段清洗。仅其第一阶段（1949年7月-1950年10月）被国家安全部案卷称为“列宁格勒案”。它可谓是战后最残酷的审判，正是由于该案，1950年恢复了1947年废除的死刑。根据“法庭”判决，214人被定罪，其中69人系主要被告，145人系近亲和远亲，2人开庭前庾死，26人枪毙。

我们认为本案审判的荒谬程度超过战前所有审判。“列宁格勒案”是匆忙且非常草率地捏造出来的，仅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莫斯科受审的被告——来自列宁格勒的联共（布）中央书记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国家计委主席兼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РСФСР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被侦查人员合并定为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构成的“反党敌对集团”，尽管没有任何指控表明他们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第一项指控：“未经党中央批准在列宁格勒举办全联盟批发贸易展览会”，但这根本是罗季奥诺夫的决定；另一项指控：“低估了1949年第一季度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这纯属沃兹涅先斯基的责任；至于说在1948年12月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操纵选举结果，即便指控属实，也应该追究原市委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和继任的列宁格勒党员干部，根本怪不到沃兹涅先斯基或罗季奥诺夫头上。

本案受害者的共同点可能仅在于，他们都曾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形式支持已故老领导日丹诺夫的一个想法。他们都承认既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СФСР)有自己的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那么也可以像其他共和国那样设立联共（布）共和国机关，而РСФСР的首都可以是列宁格勒。斯大林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认为这是“俄罗斯分离主义”甚至“俄罗斯民族主义”。

在起诉书中，这种分离主义被表述为“列宁格勒党组织脱离并对抗联共（布）中央的路线”。如今显而易见，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指控都达不到“叛国”枪决的程度。那么，为什么主要被告竟惨遭极刑严惩呢？显然，本案不仅是斯大林批准的，且是他发动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俄联邦总统下属之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秘书维克多·瑙莫夫指出：这几年斯大林将党和国家领导体系的重心转移到了国家安全机构。钦定逮捕名单，钦定审讯问题，钦定肉刑逼供的力度。

本文作者推测，“列宁格勒案”之所以交给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侦办，是因为作为苏联镇压总导演的斯大林认为，臆造出来的“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应该先于同样臆造出来的ЕАК犹太民族主义者之前枪决。

领袖的最后一“案”

“列宁格勒案”尘埃落定，1952年5月重启对ЕАК成员的审判。这次不打算杀鸡给猴看了，安排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大楼内秘密升堂。大多数被告当庭拒绝认罪，但公众无从得知，最后严厉镇压125人，其中23人枪决，20人判处最高刑期（25年），还有6人死于审讯期间。不过这次审判并未带来宣传上的好处，官媒炒作的焦点集中在另一起旨在打击“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的案件上，即“医生杀人案”。

斯大林去世前仅两个月（1953年1月），一群著名的莫斯科犹太裔医生（如米隆·沃夫西、鲍里斯·科甘、亚历山大·费尔德曼、亚历山大·格林施泰因、雅科夫·埃廷格等人）被逮捕，并被斯大林划定为示众审判的被告。开庭前克里姆林宫就已经拟好了指控，1953年1月9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1月13日《真理报》社论发表。社论和政府公告都强调该“恐怖组织”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性质，是由“美国情报机关分支——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招募的。

政府告知公众，敌人指派这伙医生杀手使用错误的治疗手段将党和政府著名人士送入坟墓。如果说对戏剧评论家的批判导致了仇外情绪大炽盛，那么所谓“穿白大褂杀手”的报道引起仇外情绪大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1953年初这种说法成了流行词汇。苏联媒体煽动和广泛传播反犹主义，涉及犹太人的时事小品文——不仅写医生，还写整个民族的丑恶——充斥流行刊物。此类时事小品文最臭名昭著者要数作家阿尔多马茨基写的《日梅林卡的皮尼亚》，发表在1953年3月《鳄鱼》杂志上。“医生案”造成的后果原本可能更加悲惨，但大型示众审判从未开庭——总导演死啦。

关于“可控的不容忍”方案

许多人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仇外心理（犹太恐惧症），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评价未必总是成立。无论斯大林本人是否患恐犹症，他的民族政策，包括对犹太人的政策，都不能归结为仇外心理的表现，至少按照社会心理学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如此。这里所指的仇外心理是对外来者的非理性、不可控制的恐惧和偏见。

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则截然不同——有理性、受控制、务实阴险。这位独裁者在特定历史时刻操弄这一政治工具，停止或发起反犹运动全由他自己定夺。

这种政策并不专门针对某个特定民族群体，而是意味着可能对任何民族政治团体，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进行镇压。1940-1950年代，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许多其他民族都遭受了大规模镇压。这些民族的形象在苏联居民的集体意识中被刻意妖魔化。然而并无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对上述民族怀着仇外情感，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情感。正如黑帮电影角色所讲：“这不是私人恩怨，纯属生意。”对独裁者而言这是一桩政治生意，为了这桩生意他可以抛弃任何意识形态原则，遑论道德原则。

另外，上层阶级的政治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激活了大众意识中积累的成见和仇外心理。这种情况下，从俄罗斯帝国时期就开始滋生的恐犹症在苏联比在其他国家传播得更快、更广。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国家反犹主义甫一减弱，群众仇犹情绪也随之减弱。从1990年代至今，犹太人已经成为与俄罗斯大多数国民文化距离最小的族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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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摘自1953年1月21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С.А.戈格利泽上将呈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Г.М.马林科夫和Л.П.贝利亚的报告：

我报告，1953年1月14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警员（译注：1949-1953年警察隶属国家安全部）搜查第比利斯市列谢利泽街10号的犹太会堂，结果在会堂地下室窗龛位置发现并没收了砌死在里面的贵重物品如下：

帝制时期铸造的金币价值1250卢布
土耳其里拉金币6枚
金锭900克
金女表1块
金手镯和项链2件
24份不记名存折合计存款245000卢布
苏维埃纸币（译注：1924年之前流通使用）8535卢布
各种国债券，包括3%的，金额4425卢布
银币和铜币5.1千克

因查没上述贵重物品而被逮捕者：Б.Б.巴巴拉什维利，1906年生，犹太人，“姆什普洛梅利”生产合作社裁缝兼犹太宗教团体理事会主席；И.М.贾拉什维利，1899年出生，犹太人，“姆什普洛梅利”生产合作社售货员兼该团体出纳员；И.А.巴巴利卡什维利，1899年出生，犹太人；Е.Д.达迪达什维利，1908年出生，犹太人；后两人皆为宗教界人士。

摘自1953年1月23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С.А.戈格利泽上将呈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Г.М.马林科夫的报告：

1953年1月16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扎波罗热市警员西登科、科罗特什和街道交通管理队队长科夫利加拘捕了实施流氓行为的“扎波罗热钢铁厂”工人Г.И.瓦尔茨（1924年出生），此人在餐馆内醉酒，高喊反犹口号，并袭击了餐馆经理尤德尔松和女服务员列维茨卡娅，动手殴打。

当警员试图把瓦尔茨塞进摩托车挎斗押送警察局时，后者挣脱了警员的手，跌倒在马路上。

围观公民中有人大叫：“快打护着犹太人的警察”、“快打毒死了日丹诺夫的犹太人”。个别流氓无赖袭击警员，拳脚相加。

由于聚集的公民人数众多（150-200人），临时决定暂不拘捕流氓，稍后再采取行动。

1953年1月17日，流氓行为的煽动者：Г.И.瓦尔茨，党外人士，“扎波罗热钢铁厂”班组长；А.С.西尼亚克，1922年出生，党外人士，曾在扎波罗热州“有色金属贸易总局”分部任工业全权代表；И.Е.西特尼科夫，共青团成员，1930年出生，“扎波罗热钢铁厂”轧板车间操作员；分别被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

摘自1953年4月1日格鲁吉亚犹太信徒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出的集体呼吁：

在第比利斯市共有4座开放的犹太会堂，全部被查封和抄没。一切祈祷用具和书籍，包括一千年前写成的珍贵宗教书籍均被运走。其中一座最古老的犹太会堂被破坏，祈祷书和法器被当众践踏。

姆格拉泽（译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下令清理收藏有珍贵文物的这座犹太会堂，驱逐工作人员、拆毁建筑，他的命令已被执行。姆格拉泽公开宣称犹太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从犹太主会堂没收了几十年来捐献积累的钱款，存入储蓄所，存折被投机家拿走……

由于第比利斯犹太会堂的财产被抄没，参与这种可恨暴行的某些人得以将祈祷书和逾越节薄饼搬走并再次售卖，或干脆扔到大街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延伸阅读：

苏联政府对罗姆人的斗争

远赴苏联的维吾尔移民及后人

▢ 佚名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反正我那篇关于我曾经工作过的食品店的回忆文章被一大群明显十几岁的小年轻们疯狂攻击，唾沫星子喷溅。呵呵，下水道爆了吗？不过另一方面，我挺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使我明白了“恋苏情节”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且迷信的现象。起初我尝试和他们对话，很快发现徒劳无用。狂热分子的全部论据归根结底永远是一句无法辩驳的“我爸妈说的”，你还怎么谈下去？

所以，为了再次让这些“恋苏者”气急败坏，今天开启另一段回忆：我怎样在青工学校做老师。

这种教学机构以前唤作“夜校”是很贴切的——人们下班后去学习，课一直上到很晚，三年时间完成中学课程。之所以多一年，是因为夜校每周课时比普通日校要少，并非天天开：一周三次或四次。来这儿学习的人多数是真心懊悔当初辍学、希望弥补基础知识空白者。

估计1960年代也大抵如此吧，就像电影《滨河街之春》和《大课间》描写的那样。我不太清楚。但在19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教育领域奉行“指标至上”。苏联竭力证明“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之理论，因此每个工人都应当受过中等教育。另一方面，拥有中学毕业证的学生数量也应趋近于100%。苏联要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

因此，人们想出一个“妙招”：达到一定的分数（这是钱！）就不要求中等学历。但要想获得高分（这也是钱！）就必须接受中等教育。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去上夜校，因为课程很轻松（这还是钱！）。

第二种夜校学生是那些读完8年级就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年轻人。技校不提供普通中等教育，所以他们几乎是被强行送来念书。我带过几个这样的班，有些人来自糖果厂、有些人来自光学机械厂的职业技校。

顺应当年潮流，原本供成年人学习的夜校改称“青年工人学校”。不过大家很快就起了绰号叫“蒙混学校”——其实也挺贴切。

1977年本人大学毕业，坚信自己学术前途一片光明。尤其老师们也对我充满信心。咱的成绩相当不错，甚至还拿了额外奖学金（56卢布！基础奖学金只有40卢布。不过还没达到“列宁奖学金”的标准）。但因为古斯拉夫语只考了“三分”（译注：及格），红色毕业证（译注：蓝封皮是标准文凭，红封皮是荣誉文凭）失之交臂，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垫底的。再考虑到我在一所德语进修学校念了整整六年，部分普通课程完全用德语教授，所以本人德语水平相当不错，起码曾在文学翻译比赛中凭借翻译里尔克的诗歌拿过第一名。

总之，22岁的大小伙子，年轻、高傲，还很苗条呢！

第一声警钟敲响的时候，是我被安排进一个翻译小组，准备去国外工作两年。校长办公室引逗我说：“回来你就能自己买辆‘伏尔加’了”，我也愉快答应去工作两年。可后来莫名其妙没了动静，那些翻译同行陆续出国了，我却一直没人叫…… 直到某一天，女秘书回避着我的注视，支支吾吾地说（我引用日瓦涅茨基的话）：“验血结果好像有点问题”。

之后事情的发展又出乎意料：原本人人都以为我能留系任职，但最终并未。又是一样的场景，大家回避我的目光闪烁其辞。我十分不满（22岁嘛！），拿着分配文书去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十月区教育处。本以为能给我一纸待就业证明，结果安排了一份好活——派我去“第40青年工人学校”。

人家热情欢迎我——总算来了个男的啊。普通学校男老师都不多见，何况夜校。年轻、大学文凭，还懂外语！领导立刻分派我教俄语、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德语。谢天谢地他们没开体育课，否则还不知怎样呢。

这所“夜校”分两班。第一班上午上课，针对那些下午上班的工人；第二班天黑上课，不用多解释。我自然是班主任啦。“蒙混学校”居然也设班主任？事实如此啊。做班主任能在工资之外多拿一份津贴，每月另有50卢布批改作业费，再加教两节课的双倍课时费（给特别诚实特别良善的恋苏正义分子专门说明一下：这是州国民教育局的规定，不是贪污和诈骗，懂否？）。

总之，在我22岁的时候每周只需工作四天（后来甚至减少到三天！），收入在当年算不孬了，人人都尊称我的名和父称，简直撞大运嘛。生活惬意，休息时间随便安排，实在是一份清闲美差。

可话又说回来，这份工作不算最理想。真正爱学习的学生屈指可数，其他人纯属混日子，自己都承认：“我宁可在厂里多干一班！”对他们而言，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描写的“多余人”形象毫无意义；《战争与和平》主人公的挣扎和痛苦之于他们，如同皮埃尔·别祖霍夫之于拿破仑——挨不着。提起叶赛宁，他们只知道“谢廖沙是自己人，写过女人和喝酒的事儿！”。马雅可夫斯基？无聊透顶。

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做？啥都做不了。所以您只能眼镜架在鼻梁上，灵魂秋意萧瑟（再次引用名句）。而我成了一方“土皇帝”。

还有糖果厂的姑娘们！这些小花痴面皮厚的很，毕竟从罗马到克里米亚都去过（译注：形容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迅速掌握了怎样跟一位有点怕她们的青年男老师打交道。我像其他教师一样，授课时目光会往固定的一个位置看（我右手最后排的最后桌），被她们发现了，故意安排糖果厂职校的校花坐那边。

当年还没有时尚杂志，商业广告上的女性（如果有的话）穿着也很保守。西方世界疯狂追捧的厌食症麻杆儿Twiggy根本不是苏联职校女生的偶像。理想的标准是朴素、符合审美和实用主义。糖果厂职校头号美女是一位面色红润的健康姑娘，妆容鲜艳，头发漂过，腰肢纤细，胸部丰满。她慵懒地坐在我右手最后排最后桌，把大胸直接放桌面上（领口开得很低，几乎没遮没挡），用涂过睫毛膏和苯胺色眼影的明眸对我释放魅惑。

我习惯性地看向她。这个狡猾小妞摆出各种姿势，胖乎乎的手托着红润脸颊，望着我如同长辫美女瓦尔瓦拉望着伊凡王子，深情地叹气，撅撅口红浓厚的嘴唇，时而嘟起，时而媚笑。其他女孩捂着脸忍俊不禁，窃窃私语，而年轻老师面孔一阵红一阵白，只能扭头看窗外努力讲课，但脑袋却一次次自动转向美少女。

课程其实非常简单。由于根本没办法布置家庭作业（很明显没人会写），所以教学内容就是给这些劳动青年简单复述世界文学作品。后来我才读到：监狱里能够为囚犯们讲书的人备受尊敬，我发现自己正是这种角色。如果夜校是一所监狱，学生们是“牢头狱霸”，我就是宣讲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爱情故事的说书人。

而当这位名字带拗口父称的年轻男老师满怀激情地朗诵诗歌，还挥舞双手，糖果厂姑娘们简直如醉如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地痛苦。
痛苦从何来我也不清楚。
不知是劲风在荒漠、
凄凉的田野上呼啸，
还是如九月雨浇丛林，
酒精洒遍我的头脑。

我的头挥动着两耳，
似鸟儿抖动着双翅。
它再也不忍心在脖子上
让我的两条腿受屈。
黑影人，
黑漆漆的，黑漆漆的
黑影人，
快要坐上我的床沿，
黑影人，
叫我通宵不得安眠……
（叶赛宁《黑影人》，顾蕴璞译）

我就这样使她们神魂颠倒，仿佛蟒蛇卡阿催眠猴子（译注：吉卜林《丛林之书》）。教室一片寂静，女学生瞪大眼睛看着你。她们不在意诗句的具体涵义——这就留给阿萨多夫吧——在意的是语调、字里行间的韵律、不知从何处涌现的情感，这种情感莫名其妙催人落泪。诗中的“黑影人”坐在床沿之所以可怕，并非他要做什么缺德事，而是因为他让人捉摸不透，这才是更可怕的，诗句在耳边不停回响……
下课后我总会在桌上发现一两颗糖，是那种人人抢购的稀罕货。姑娘们把糖果藏在胸罩或靴子里偷出来送我（嚎哭吧，恋苏者！），令我感激不尽。

感人的事情还多着呢。

有个男学生叫托利克，街区小霸王。成天醉醺醺，言行粗鲁，剃短寸头，目光凶恶——1990年代初的“兄弟”就他这模样。理所当然每个人都怕他，包括我。

托利克想什么时候来上课就来，中途想走抬腿就走，感觉他才是校长，没人愿意轻易招惹他。某天他参加我的听写考试，答写完了，我一批改——竟然一个错误都没有。怎么会没错误呢？人家就是全写对了。连标点符号都正确，连非重读元音都无误，甚至那些难发音的辅音也没错。一切完美无瑕。如同天生的乐感一样，这是天生的语言敏感。毫无疑问我给他打了五分。

第二天发还听写纸，下课后他走到我面前递过那张纸，生硬地问：
— 什么意思？
我回答：
— 五分啊。
— 什么的五分？
— 听写成绩。
— 啊？没错吗？
— 没错。
他惊讶了：
— 真的吗？
— 是真的。怎么了？
这时他低声说道：
— 我平生第一次得五分。

您能想象吗？他的听写和作文一直很好，但每次都因为他是个流氓而被扣分。结果这一次，啪！我给了满分。从此我在这所学校的日子变得轻松愉快。每当有人在课堂捣乱、吵闹或干扰我讲课，托利克只要瞅那人一眼，就瞅一眼，教室瞬间恢复秩序。消息很快传开，甚至其他班级学生的表现也好多了，因为托利克宣布：谁敢惹我就收拾谁。

有一次他又喝醉了，深夜闯入学校闹事，砸碎门玻璃，满嘴污言秽语。于是学校派出物理老师（本校另一位男教师）去安抚他。等我赶到一看：托利克把倒霉的同事压在走廊，后者尽量保持镇定，勉强反抗，而托利克的脸色非常难看，似乎准备干点什么。我意识到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楼上教师办公室附近，女老师们照例尖叫不止，已经有人拨打02报警。

我不能说自己不害怕。他那个朋友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善茬。但我强压心头恐惧，试图和平解决冲突。我劝托利克停止胡闹，承诺不叫警察，让他回家。我的话似乎起了点效果，托利克放开物理老师，后者一下子瘫软了。托利克恶狠狠瞪我一眼，走向出口，临走又打碎另一块门玻璃。我松了一口气，连忙锁门，岂料一秒钟外面传来巨大撞击声——托利克正在拼命踹门，声嘶力竭喊我开门，当然还夹杂不少脏话。我神经紧绷，胃一阵痉挛，但还是开了门。托利克盯着我问：
— 我不会被学校开除吧？

是不是很可爱？不过后来他终究被抓进去了，课堂纪律重归混乱。但毕竟……好过那么一段时间。

毕业作文是另一个故事。

三年间，我又唱又跳给他们讲解文学、历史、艺术，播撒知识的种子，传递理性与美好。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好心没好报。多数学生选择自拟题目，没人乐意写《涅克拉索夫诗歌中的俄罗斯女性》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个人哲学》。他们写了些我记不清主题的稀奇古怪玩意儿。但这帮家伙还真挺有才！

某位学生的雄文太绝了！您知道第一位女宇航员是谁吗？是克鲁普斯卡娅！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掉：“就像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没错，全名！）飞上了太空，我国其他女性的未来也充满无限可能。”我拿着作文边笑边去找校长，询问该给这篇了不起的发现打几分。

校长说：“打几分？三分！别破坏指标！”

于是我懦弱地打了三分。毕竟指标绝不可被破坏。

与此同时，由于有大量空闲时间，我顺利通过最低分数线，进入夜间研究生部，很快意识到科学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没什么搞头。

在我完成了规定的分配工作（整整三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机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电影制片厂招聘第三类纪录片导演助理，月薪100卢布（到手95卢布），于是我的教师生涯彻底结束。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 佚名

今天回忆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难道不是童话故事吗？可事实就是如此。当年本人三十出头，我们很幸福！希望年轻人读一读，思考思考是否真想回到苏联时代……

时值1970年代末，外面是一派普遍幸福和欢欣鼓舞的氛围。商店里却什么都没有。怎么叫“没有”呢？就是想买什么没什么。

当然了，大块人造黄油和混合脂肪是有的。大瓶装番茄汁、李子汁也是有的。还有一种三升罐糖水，名唤“桦树汁”。再就是罐头食品（据说营养丰富），比如“海带”，以及其他这一类有益且营养的东西。

但您不能随便走进国营商店买吃的——您必须“搞”到手。

当时我是个女儿刚出生的快乐父亲，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每周三天。所以，当我在附近食品店门上看见手写的“招聘搬运工”广告时，我就去找经理，很快谈妥了。薪酬不高，70-80卢布，但七十年代末食品店搬运工的待遇岂能仅仅用钞票衡量呢？钱只是嚼果之外的添头罢了。

不得不说，在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商店不光七十年代末没肉，根本就没有过肉。只有一种人称“汤货”的神奇骨头，能买到它已算是撞大运啦，但真正的肉——那是从来没有的。我姐姐去莫斯科出差回来会带一些肉，坐飞机横跨两千公里捎回家。多么“方便”啊。

至于牛奶，有段时间凭票供应，发给孕妇和8岁以下的孩子。为了买牛奶，人们通常凌晨五点开始排队，因为商店八点开门，供货不多，有票也未必能买着。我自己碰上过几次：就差一点，刚轮到我，奶卖完了。说实话真恼火啊，我甚至破口大骂过。有时送来的不是牛奶是酸奶，虽然也属于很好的营养品，却不适合两岁小宝宝。然而货票上印的确实是“乳制品”，你又能跟人家掰扯什么呢。

鸡肉也有“甩”的。意思是销售，但这种方式被叫做“甩出来”。那些光鸡青紫皱瘪，毛没拔净，头顶脆弱的鸡冠紧贴枯槁的皮肤，眼睛永远愁闷紧闭。腿上的爪子看起来尤其可悲。鸡爪可以煮肉冻，鸡头只能丢垃圾桶。这画面令人齿冷心寒，可入选“XXX想哭”系列。

总之，生活就是在思考上哪儿搞吃的中度过的。似乎就在那些年诞生了著名悖论：“商店柜台空，自家冰箱满”。这的确是事实。您碰见香肠了，赶快买一根2千克的存着，直到长绿毛；又遇见黄油了，马上买1.5千克冷冻着……依此类推。所以冰箱确实有东西，何况那时的冰箱跟现在的不一样，塞满它并不难。

以上开场白是写给还记妈咪三明治和小熊维尼动画片的人看的。至于在那个年代为人父母的人，用不着我提醒，这些终生难忘。

于是，在一个美好的（这不是套话！）日子，我，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良家小伙，来到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西南区别洛列琴斯卡亚街和弗斯特列奇内巷交叉口的食品店（这样能表明我去的不是市中心食品店），换上经典的蓝色缎纹工作服，开始履行搬运工这项艰巨但光荣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来了：“你去剁肉！”我以为听错了，问道：“什么？！”他们说：“剁肉！卫生防疫站和消防局的人马上到，得给他们准备礼物。”

我走进冷库（商店的冷库可不是那种“萨拉托夫牌”或“比留萨牌”小冰箱，乃是宽阔冷藏室，非常冷），仿佛走进天堂。四周墙上悬挂着在冷雾中微微晃动的肉体。如果谁还记得第一部《洛奇》（意大利种马受训的地方），差不多就那样。冷库正中央立着一块巨大木砧板，上插一把利斧，好像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译注：农民战争领袖）来过。

于是，需要把滑溜溜、冰硬沉的肉体从钩子卸下，置于砧板，左手按紧防止滑动，右手则像个好汉似的抡圆斧头猛力砍向预定切割部位。而要完成这一切的，是一位拥有高级语文学学历的教授之子。

您猜怎么样？我还真把它剁开了。虽然满地碎肉屑、骨头渣数不胜数，但剩下的部分我自豪地用报纸包好，亲手捧给经理——涂脂抹粉、穿白色工作服、貂皮小圆帽盖住满头烫发的女士。这婆娘甚至没拿正眼瞧我。就不能说一句：“亲爱的博尔门塔（译注：小说《狗心》人物），感谢你出色的工作，这块香喷喷小牛腿奖励你。”吗？！

她娘的屁都没有。

总的来说，员工们从这个偏远小破店能够分到的美味佳肴实在少之又少。尽管仓库货架堆满了黄澄澄的波舍洪斯基奶酪、俄罗斯奶酪和科斯特罗马奶酪，你却基本捞不着，更别提拿出来售卖了。

市民们，如果你们对我们这家最不起眼的小店究竟窝藏了多少货物，以及库房的恶劣卫生状况有所了解的话，恐怕你们一辈子也不会买黄油之类的东西了！切割那些足足三十千克重的冰冷油腻黄油块时，他们就会喊我，我用刚才不知摸过什么的一只手按住这块黄油，另一只手拿一根不知打哪儿捡的钢丝把它分解开。

但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吃过的美味黄油。

酸奶油送来啦，太好玩了！哦，你们不知道搬运酸奶油是种什么体验吧，是一场歌剧、一部侦探小说、一出盖代式喜剧。当我从卡车上卸下那大桶酸奶油和牛奶，全体女售货员捧着从家带来的小罐子排排站。片刻，这些罐子被灌满了美妙、新鲜、雪白的酸奶油。准确说是“舀满”，因为这是真正的酸奶油，据称可以用刀划开。

售货员人数众多，外加每班两个搬运工、一个发货员，以及管理层——经理、副经理和会计，还有一些特殊关系户比如牙医。总之，大约二十分钟后，52升大桶能剩三分之二就算不错了。

但我们自己也有艾萨克·牛顿和别的大机灵，真有！

待这伙土匪撇走牛奶最顶层的喷香奶皮子和乳脂，桶内剩余三分之二左右。于是往酸奶油里掺牛奶，再往牛奶里兑水。若有昨天卖剩的偶尔也会加进去。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才把大桶搬到售卖区出售。

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买过的乳制品——小时候的味道。

偷窃（谁都明白这是做贼）以克制的方式进行，因为天天要偷，每次只拿一点，但一定是最新鲜的。记得有一次我把刚运来的新鲜酸奶油桶搬“外边”卖，脑袋立刻挨了一巴掌，因为冷库还有三分之一桶昨天搅好的“混合物”！

他们宽容地允许我拿一些熬汤骨头，女售货员甚至会帮我挑选肉多点儿的。“汤货”被顾客们一扫而空，因为商店“甩”骨头的消息以光速传播开来。

不过，橘子的故事才是最精彩的。

敝店运来35吨橘子。我重复一下：35吨。准备在新年前夕出售给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仅限他们享用，但35吨啊！如果考虑到我们店大约注册了70-100位老兵和伤残军人（七十年代末参战老兵都五十多快六十了，而且人数不少），那么简单算一算，每人可以买到三百五十公斤橘子——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问题。

我个人想强调的是，每箱橘子12千克，卸车工作全是我自己完成。妈B，我记一辈子。

经理坚决禁止把橘子上架销售：新年前夕这玩意儿是“通货”。为了厉行保密，她还禁止员工带橘子回家，说不行就不行。唉，貂皮帽下面的器官纯属弱智，她根本不明白35吨什么概念。全部库房塞满橘子箱，仍然装不下，就连走廊也堆到天花板了。浓烈的柑橘芬芳出卖了经理，因为走在这栋挂“食品店”霓虹招牌的朴素灰色建筑一个街区之外就能闻见。

又过几天，芬芳变成腐臭，经理松了口。接下来的两天，店后门不断涌入各色人等：警察、消防员、卫生防疫站的、区卫生局的、儿科大夫、牙科大夫、奇怪的人、不奇怪的人、穿着讲究但职业不明的人、经理熟人孩子的班主任、经理熟人孩子班主任的熟人、班主任熟人的牙医，以及其他关系户。人人都拎着不透明报纸包，隐约露出稀罕水果的轮廓。

通过这种方式，我估计分发、销售、赠送了大约12吨。

可还有23吨啊！

指示我们把橘子卖给本来就该卖的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每人限购5千克——出去半吨。员工每人分5千克——又解决150千克。

卖给普通市民？呸！

新年到来前的几天，腐臭发展成恶臭。橘子是容易坏的商品，橙色变白色，白色变绿色，毛茸茸又黏又腻让人恶心。熟大了的橘子皮开肉绽，汁液流过我脚下，这倒方便，因为我要在走廊拖拽盒子、箱子、罐子和各种油桶，努力在几乎到脚踝的绿色液体上保持平衡。冲洗也没用，因为第二天又会有另一批橘子破溃，温柔的果汁浸润我的胶靴。23吨优质柑橘沦为23吨烂货。

经理下定决心把这堆烂货弄出去！不要3卢布50戈比啦，次品价每千克35戈比。厚颜无耻叫什么“卖糖渍水果”。短短半天即告售罄。

我至今不懂，既然“需要的人”已经都拿到手了，干嘛还扣着货白白糟蹋呢？

再讲个普通食品店怎样捞钱的门路。我提醒大家，那时候酒类要从上午11点才开始卖。可早八点刚开门就有一长串脸色发青、手发抖的市民在果汁饮料区排起队来。他们每人喝一杯果汁、吃一颗糖，两颊红润，愉快地迈步去工厂、工地或什么地方上班。

“这果汁可真神奇！”我天真地想，直到我发现卖果汁的佐伊卡在柜台下藏了一瓶白兰地。七卢布的白兰地，100克卖三卢布，大清早倒出来，确实能创造奇迹！糖是佐伊卡慷慨赠送的下酒小吃。

为什么是白兰地？因为颜色像葡萄汁。她也卖伏特加，但是偷着卖的，只招待十分信任的熟客以免败露。而且伏特加不用瓶装，最穷最倒霉、兜里没几个钱的人花80戈比就能来一杯“阿尔及利亚牌”（一瓶半升要5卢布）。

总之，佐伊卡生活得很愉快，她真心认为这一切小把戏乃是对她劳苦工作和微薄薪水的公正补偿。

女售货员们要拿出来单独讲讲。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她们的午休谈话印象深刻（我这种怪胎仍记得国营商店午休时间：食品店从13点到14点，百货店14点到15点）。她们切开奶酪和香肠，打发我去附近面包房买新鲜面包（天黑我在那儿卸货）。然后，会拿些其他美味——当然是不花钱的——摆好桌子，电热壶烧上水，整个午休时间就在悠闲的哲学谈话中度过了。

“要是能试试这个就好了！”香肠柜台的售货员喊叫着挥舞一根肝肠，活像野驴尾巴，“是不是啊姑娘们？！”众女士哄堂大笑。性话题总是她们取用不尽的玩笑素材。

她们厌烦顾客，因为顾客打扰她们上班。顾客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要这要那，吹毛求疵，满口怨言。

但如果不这样工作呢？瞧，街对面的啤酒亭偶尔到货，女售货员探出头直截了当询问瞬间排起的长长队伍：
— “稀点儿？少点儿？”
排队的男人们齐声喊道：
— “少点儿！”
其中一位还向我这个天真之人解释说：
— “谁愿意喝掺水的呢？少点没关系，但得有味儿。这样双方都好。”

如今，每当我看见1980年代出生的人发表深刻见解，描述苏联时期一切多么美好，我不仅想笑，甚至想“荷马式的笑”。什么“纯肉”香肠，压根儿没见过。什么人际关系如何如何，恪尽职守怎样怎样……都是些当年并不存在，却随着时间流逝变成怀旧传说的东西。

而当他们开始泪流满面，哀叹现代社会世风日下，我眼前不禁浮现出塔玛尔卡大姐：油渍斑斑的白色工作服紧绷在她鲜红色的毛衣上，头戴硬挺白帽，胖手抓握肝肠（你知道像什么），站在满地烂橘子汁里，象征着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丰裕富足。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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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零售散装啤酒的小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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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怎样的国家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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