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今天回忆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难道不是童话故事吗？可事实就是如此。当年本人三十出头，我们很幸福！希望年轻人读一读，思考思考是否真想回到苏联时代……

时值1970年代末，外面是一派普遍幸福和欢欣鼓舞的氛围。商店里却什么都没有。怎么叫“没有”呢？就是想买什么没什么。

当然了，大块人造黄油和混合脂肪是有的。大瓶装番茄汁、李子汁也是有的。还有一种三升罐糖水，名唤“桦树汁”。再就是罐头食品（据说营养丰富），比如“海带”，以及其他这一类有益且营养的东西。

但您不能随便走进国营商店买吃的——您必须“搞”到手。

当时我是个女儿刚出生的快乐父亲，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每周三天。所以，当我在附近食品店门上看见手写的“招聘搬运工”广告时，我就去找经理，很快谈妥了。薪酬不高，70-80卢布，但七十年代末食品店搬运工的待遇岂能仅仅用钞票衡量呢？钱只是嚼果之外的添头罢了。

不得不说，在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商店不光七十年代末没肉，根本就没有过肉。只有一种人称“汤货”的神奇骨头，能买到它已算是撞大运啦，但真正的肉——那是从来没有的。我姐姐去莫斯科出差回来会带一些肉，坐飞机横跨两千公里捎回家。多么“方便”啊。

至于牛奶，有段时间凭票供应，发给孕妇和8岁以下的孩子。为了买牛奶，人们通常凌晨五点开始排队，因为商店八点开门，供货不多，有票也未必能买着。我自己碰上过几次：就差一点，刚轮到我，奶卖完了。说实话真恼火啊，我甚至破口大骂过。有时送来的不是牛奶是酸奶，虽然也属于很好的营养品，却不适合两岁小宝宝。然而货票上印的确实是“乳制品”，你又能跟人家掰扯什么呢。

鸡肉也有“甩”的。意思是销售，但这种方式被叫做“甩出来”。那些光鸡青紫皱瘪，毛没拔净，头顶脆弱的鸡冠紧贴枯槁的皮肤，眼睛永远愁闷紧闭。腿上的爪子看起来尤其可悲。鸡爪可以煮肉冻，鸡头只能丢垃圾桶。这画面令人齿冷心寒，可入选“XXX想哭”系列。

总之，生活就是在思考上哪儿搞吃的中度过的。似乎就在那些年诞生了著名悖论：“商店柜台空，自家冰箱满”。这的确是事实。您碰见香肠了，赶快买一根2千克的存着，直到长绿毛；又遇见黄油了，马上买1.5千克冷冻着……依此类推。所以冰箱确实有东西，何况那时的冰箱跟现在的不一样，塞满它并不难。

以上开场白是写给还记妈咪三明治和小熊维尼动画片的人看的。至于在那个年代为人父母的人，用不着我提醒，这些终生难忘。

于是，在一个美好的（这不是套话！）日子，我，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良家小伙，来到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西南区别洛列琴斯卡亚街和弗斯特列奇内巷交叉口的食品店（这样能表明我去的不是市中心食品店），换上经典的蓝色缎纹工作服，开始履行搬运工这项艰巨但光荣的职责。

第一个任务来了：“你去剁肉！”我以为听错了，问道：“什么？！”他们说：“剁肉！卫生防疫站和消防局的人马上到，得给他们准备礼物。”

我走进冷库（商店的冷库可不是那种“萨拉托夫牌”或“比留萨牌”小冰箱，乃是宽阔冷藏室，非常冷），仿佛走进天堂。四周墙上悬挂着在冷雾中微微晃动的肉体。如果谁还记得第一部《洛奇》（意大利种马受训的地方），差不多就那样。冷库正中央立着一块巨大木砧板，上插一把利斧，好像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译注：农民战争领袖）来过。

于是，需要把滑溜溜、冰硬沉的肉体从钩子卸下，置于砧板，左手按紧防止滑动，右手则像个好汉似的抡圆斧头猛力砍向预定切割部位。而要完成这一切的，是一位拥有高级语文学学历的教授之子。

您猜怎么样？我还真把它剁开了。虽然满地碎肉屑、骨头渣数不胜数，但剩下的部分我自豪地用报纸包好，亲手捧给经理——涂脂抹粉、穿白色工作服、貂皮小圆帽盖住满头烫发的女士。这婆娘甚至没拿正眼瞧我。就不能说一句：“亲爱的博尔门塔（译注：小说《狗心》人物），感谢你出色的工作，这块香喷喷小牛腿奖励你。”吗？！

她娘的屁都没有。

总的来说，员工们从这个偏远小破店能够分到的美味佳肴实在少之又少。尽管仓库货架堆满了黄澄澄的波舍洪斯基奶酪、俄罗斯奶酪和科斯特罗马奶酪，你却基本捞不着，更别提拿出来售卖了。

市民们，如果你们对我们这家最不起眼的小店究竟窝藏了多少货物，以及库房的恶劣卫生状况有所了解的话，恐怕你们一辈子也不会买黄油之类的东西了！切割那些足足三十千克重的冰冷油腻黄油块时，他们就会喊我，我用刚才不知摸过什么的一只手按住这块黄油，另一只手拿一根不知打哪儿捡的钢丝把它分解开。

但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吃过的美味黄油。

酸奶油送来啦，太好玩了！哦，你们不知道搬运酸奶油是种什么体验吧，是一场歌剧、一部侦探小说、一出盖代式喜剧。当我从卡车上卸下那大桶酸奶油和牛奶，全体女售货员捧着从家带来的小罐子排排站。片刻，这些罐子被灌满了美妙、新鲜、雪白的酸奶油。准确说是“舀满”，因为这是真正的酸奶油，据称可以用刀划开。

售货员人数众多，外加每班两个搬运工、一个发货员，以及管理层——经理、副经理和会计，还有一些特殊关系户比如牙医。总之，大约二十分钟后，52升大桶能剩三分之二就算不错了。

但我们自己也有艾萨克·牛顿和别的大机灵，真有！

待这伙土匪撇走牛奶最顶层的喷香奶皮子和乳脂，桶内剩余三分之二左右。于是往酸奶油里掺牛奶，再往牛奶里兑水。若有昨天卖剩的偶尔也会加进去。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才把大桶搬到售卖区出售。

至今仍有人怀念早年买过的乳制品——小时候的味道。

偷窃（谁都明白这是做贼）以克制的方式进行，因为天天要偷，每次只拿一点，但一定是最新鲜的。记得有一次我把刚运来的新鲜酸奶油桶搬“外边”卖，脑袋立刻挨了一巴掌，因为冷库还有三分之一桶昨天搅好的“混合物”！

他们宽容地允许我拿一些熬汤骨头，女售货员甚至会帮我挑选肉多点儿的。“汤货”被顾客们一扫而空，因为商店“甩”骨头的消息以光速传播开来。

不过，橘子的故事才是最精彩的。

敝店运来35吨橘子。我重复一下：35吨。准备在新年前夕出售给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仅限他们享用，但35吨啊！如果考虑到我们店大约注册了70-100位老兵和伤残军人（七十年代末参战老兵都五十多快六十了，而且人数不少），那么简单算一算，每人可以买到三百五十公斤橘子——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问题。

我个人想强调的是，每箱橘子12千克，卸车工作全是我自己完成。妈B，我记一辈子。

经理坚决禁止把橘子上架销售：新年前夕这玩意儿是“通货”。为了厉行保密，她还禁止员工带橘子回家，说不行就不行。唉，貂皮帽下面的器官纯属弱智，她根本不明白35吨什么概念。全部库房塞满橘子箱，仍然装不下，就连走廊也堆到天花板了。浓烈的柑橘芬芳出卖了经理，因为走在这栋挂“食品店”霓虹招牌的朴素灰色建筑一个街区之外就能闻见。

又过几天，芬芳变成腐臭，经理松了口。接下来的两天，店后门不断涌入各色人等：警察、消防员、卫生防疫站的、区卫生局的、儿科大夫、牙科大夫、奇怪的人、不奇怪的人、穿着讲究但职业不明的人、经理熟人孩子的班主任、经理熟人孩子班主任的熟人、班主任熟人的牙医，以及其他关系户。人人都拎着不透明报纸包，隐约露出稀罕水果的轮廓。

通过这种方式，我估计分发、销售、赠送了大约12吨。

可还有23吨啊！

指示我们把橘子卖给本来就该卖的参战老兵和伤残军人，每人限购5千克——出去半吨。员工每人分5千克——又解决150千克。

卖给普通市民？呸！

新年到来前的几天，腐臭发展成恶臭。橘子是容易坏的商品，橙色变白色，白色变绿色，毛茸茸又黏又腻让人恶心。熟大了的橘子皮开肉绽，汁液流过我脚下，这倒方便，因为我要在走廊拖拽盒子、箱子、罐子和各种油桶，努力在几乎到脚踝的绿色液体上保持平衡。冲洗也没用，因为第二天又会有另一批橘子破溃，温柔的果汁浸润我的胶靴。23吨优质柑橘沦为23吨烂货。

经理下定决心把这堆烂货弄出去！不要3卢布50戈比啦，次品价每千克35戈比。厚颜无耻叫什么“卖糖渍水果”。短短半天即告售罄。

我至今不懂，既然“需要的人”已经都拿到手了，干嘛还扣着货白白糟蹋呢？

再讲个普通食品店怎样捞钱的门路。我提醒大家，那时候酒类要从上午11点才开始卖。可早八点刚开门就有一长串脸色发青、手发抖的市民在果汁饮料区排起队来。他们每人喝一杯果汁、吃一颗糖，两颊红润，愉快地迈步去工厂、工地或什么地方上班。

“这果汁可真神奇！”我天真地想，直到我发现卖果汁的佐伊卡在柜台下藏了一瓶白兰地。七卢布的白兰地，100克卖三卢布，大清早倒出来，确实能创造奇迹！糖是佐伊卡慷慨赠送的下酒小吃。

为什么是白兰地？因为颜色像葡萄汁。她也卖伏特加，但是偷着卖的，只招待十分信任的熟客以免败露。而且伏特加不用瓶装，最穷最倒霉、兜里没几个钱的人花80戈比就能来一杯“阿尔及利亚牌”（一瓶半升要5卢布）。

总之，佐伊卡生活得很愉快，她真心认为这一切小把戏乃是对她劳苦工作和微薄薪水的公正补偿。

女售货员们要拿出来单独讲讲。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她们的午休谈话印象深刻（我这种怪胎仍记得国营商店午休时间：食品店从13点到14点，百货店14点到15点）。她们切开奶酪和香肠，打发我去附近面包房买新鲜面包（天黑我在那儿卸货）。然后，会拿些其他美味——当然是不花钱的——摆好桌子，电热壶烧上水，整个午休时间就在悠闲的哲学谈话中度过了。

“要是能试试这个就好了！”香肠柜台的售货员喊叫着挥舞一根肝肠，活像野驴尾巴，“是不是啊姑娘们？！”众女士哄堂大笑。性话题总是她们取用不尽的玩笑素材。

她们厌烦顾客，因为顾客打扰她们上班。顾客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要这要那，吹毛求疵，满口怨言。

但如果不这样工作呢？瞧，街对面的啤酒亭偶尔到货，女售货员探出头直截了当询问瞬间排起的长长队伍：
— “稀点儿？少点儿？”
排队的男人们齐声喊道：
— “少点儿！”
其中一位还向我这个天真之人解释说：
— “谁愿意喝掺水的呢？少点没关系，但得有味儿。这样双方都好。”

如今，每当我看见1980年代出生的人发表深刻见解，描述苏联时期一切多么美好，我不仅想笑，甚至想“荷马式的笑”。什么“纯肉”香肠，压根儿没见过。什么人际关系如何如何，恪尽职守怎样怎样……都是些当年并不存在，却随着时间流逝变成怀旧传说的东西。

而当他们开始泪流满面，哀叹现代社会世风日下，我眼前不禁浮现出塔玛尔卡大姐：油渍斑斑的白色工作服紧绷在她鲜红色的毛衣上，头戴硬挺白帽，胖手抓握肝肠（你知道像什么），站在满地烂橘子汁里，象征着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丰裕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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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早在1888年，互联网和在线购物出现前的一个世纪，俄罗斯帝国开始了“远程销售”的热潮。18世纪后半叶人们已可通过邮局从圣彼得堡订购商品并送达莫斯科。逐渐地，尽管步伐缓慢，但配送线路日趋增多，货运体系也逐步完善。然而只有在仿照德国模式进行订单支付系统改革之后，首都的和进口的商品才开始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万物皆可邮购

俄罗斯帝国最有面子且最令人垂涎的商品是“邮购品”，即从国外订购的商品。科学家兼作家А.Т.博洛托夫1792年讲述一位莫斯科纨绔子弟（枢密院秘书之子）破产的故事，写道：
“他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不仅是在秘书任上积攒的万贯赀财，还有美丽的乡村庄园。然而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暂时性的。这位年轻人妄自尊大，认为无人比他更富有、无人比他更显贵。他渴望以浮夸和奢靡的排场夸耀全莫斯科，鲜车怒马、意气风发！一切用品必须是订购的、豪华的、无与伦比的！至于他的衣橱，衣裤多得不知往哪儿放，袜子和鞋子天天不重样！衬衫和袖口都是外国的！”

半个世纪后，Н.А.波列沃伊笔下的主人公谢苗·谢苗诺维奇·奥古尔奇科夫同样离不开外国货，他打算向莫斯科人展示一种舒适生活的典范：
“欧洲的舒适生活方式价格不菲——有壁炉、沙发、地毯、灯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谢苗·谢苗诺维奇喜欢一切都做到最精致，而在莫斯科你能买着什么本土精致商品呢？一切都得订购、都得进口，从鲱鱼到克雷曼起泡酒，从牡蛎到雪茄，从壁炉烧的石煤到桌上点的台灯。”

当时许多小姐和夫人们的幸福是以她们拥有的进口连衣裙和帽子的数量来衡量的。国家政要们则惋惜过去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例如海军审计官М.С.舒列普尼科夫就是个恋旧之人，他认同的社会风貌是：
“宅邸家具是无遮盖的长椅、长凳和橡木桌，富人们乘坐朴素双轮马车和旧式四轮大车，多数人满足于穿家织粗布、染色布、大红布（译注：一种平纹棉布，通常是红色，蓝色较少）、科罗缅卡布或粗呢布衣服。一切外国货、订购品都极罕见，甚至我们最讲究打扮的女士们都身穿从祖母和曾祖母那代继承的未经修改的光面毛布、花缎和锦缎衣裙，佩戴老辈子传下来的珍珠等饰品。”

“由寄件人自理”

外国商品之所以称为“订购品”，是因为需要俄罗斯商人通过外国代理人从境外购入。只有科学家、教师、医生和某些协会的成员才有权直接联系外国制造商或销售商购买所需书籍、仪器等。莫斯科大学公文中经常提到订购各种东西，例如1837/38学年度的学报记录着：“从巴黎订购了475对用于填充标本的珐琅人造眼球”。

19世纪的信件和回忆录证明，人民可以从外国订购：羊、马、牛、树苗和种子、猎狗、斗鸡、化妆品、壁纸、家具，当然也有衣服……

不同时期，英国或法国商品偶尔会出现短缺——这取决于谁跟谁又开战了。为促进本土工业发展，政府多次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禁止某些商品进口。例如《1816年欧洲贸易税率表》规定禁止进口的包括：“生产性及非生产性铁制品、纸制品、花边、缎带、墙纸、鞋、手帕、金银边饰品、麻布（细亚麻布除外）、化妆香膏、陶器皿、瓷器皿和水晶器皿、纽扣、黑色细呢和所有厚呢、火漆、茶叶、各种丝织品和毛织品、帽子、马车及其他产品。”但商人们将国货巧妙伪装成洋货，甚至偷着卖走私货。

外省顾客把从首都或大城市买的任何商品都称作“订购品”。幸运者仰赖可靠且热心的亲戚、朋友代购，其他人则冒着风险预付款，通过专门“从事委托采购和发运商品”的陌生人来完成交易。

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1782年制定实施的邮政规则，轻型邮件可寄递不超过5俄磅的包裹，重型邮件不超过1普特。1783年全国收费统一化，包裹和信件的邮费都开始按重量收，但包裹的计重单位是俄磅，信件是洛特（译注：1洛特约12.8克），该制度一直沿用到1843年。从1800年起所有人寄送包裹时都必须申报包裹的价值。

尼古拉一世年间，贵重物品包裹被划为“特殊信件”类别，所谓贵重物品指的是宝石、珍珠、黄金、白金等体积小、价值高的制品。1830年规定对于重量小于1俄磅的此类包裹不按包裹的俄磅计费，而是按信件的洛特计费。1843年开始收取包裹申报价值1%的保价费。计重运费根据路程之远近，每俄磅5-25戈比不等。1861年涨价到每俄磅10-30戈比，但如果是书籍则每俄磅3-11戈比。

《邮政管理条例》明文规定：“为防止途中开裂和物品损坏，包装强度由寄件人自理，邮政部门不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给各省邮政局长的指示严格规定：包裹须由寄件人自行使用粗麻布、油布、皮革等严密缝合，加盖邮局公章及“私人邮包”戳子。邮寄地址和寄件人、收件人姓名另外写在一块白布上，牢固缝合于包裹外层。又规定：“笨重大件、不便装箱之件、筐篓篮子、薄匣或长盒，及行李箱无法容纳者，不予承运”。

从1822年到1832年，邮寄包裹和信件的费用保持不变，邮政部门的收入却稳步增长：1822年8752703卢布，1831年10773303卢布。寄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845年共寄出235731件私人邮包，申报价值5247319卢布，1868年寄件数量增至496888件，申报价值14932636卢布。

“奥地利开设了147条线路”

然而19世纪上半叶通过邮政系统买东西有个巨大的困难——俄罗斯很多地区没邮局！

1822年圣彼得堡成立一家名曰“运输保险企业”的股份公司，专门在偏远地区运送沉重、庞大、易碎和液体货物。每辆单马车可装载30普特，双马车可装载60普特。经营到1830年，除圣彼得堡、莫斯科和里加办事处，还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开设办事处。

该公司的交货时间可以任选，例如莫斯科是10天、18天或30天。如果承运人延期交付，根据收据上写明的条件，每迟一天每普特货物赔偿10、20或30戈比。股东们发布公告：“物品众多以致需要多辆马车运输的货主，有权要求派遣押运员，并按约定向公司支付额外运费。”

现在，富贵人家不出庄园也能订购青铜器、水晶、大理石、钢琴、家具、马车甚至葡萄酒了。

同样在1822年，另一家私营企业“特许驿车公司”成立，大大促进了两都之间的商贸往来。起初每周两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往返一趟马车，后来增加到每天四趟，不仅跑莫斯科，也远赴里加。北都和旧都距离720俄里，乘客需支付120卢布。尽管规定明确禁止“承运钱款、信件和邮包”，但香水、帽子、手套及青铜、白银小件依然从商店源源不断流向外地顾客手中。

观察到这两家运输公司的商业成功，圣彼得堡邮政局长1827年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设立国营驿站马车，他说：“马车运输正在外国逐渐普及，有些政府自设此类马车，如奥地利就开设了147条线路。而在俄罗斯，虽然部分个人近期经过政府特许建立了驿路，并且仅限于往返莫斯科和里加两地，但它们为旅客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为投资人带来了利润。”他建议政府在通往奥地利边境、连接圣彼得堡和拉迪维利夫的白俄罗斯大道上通行驿站马车，运送乘客和信件、钱款及私人邮包。“驿马车内将设置4个乘客座位，车前后有箱子放置邮袋、包裹及乘客行李；如果邮件数量太多，还可在驿马车后增添一辆或多辆普通邮车。”

邮政局长的设想被付诸实施。跑一趟拉迪维利夫票价275卢布，每位乘客可免费携带1普特行李，超重部分按邮政费率收取。圣彼得堡的商人和裁缝们因此有了将商品销往外省的新途径。

“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

于是日历、地址簿和旅游指南的“特别页面”上印满了这样的广告：
“西赫勒：女装、礼帽、压发帽、连衣裙、花边、丝带及各种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
“朱莉娅：连衣裙、礼帽、压发帽，所有流行款式均按照最新杂志式样设计，可在本市购买并接受外地订单”
“瓦洛特、维奥嘉德：各类流行商品，接受寄送外地的委托订单”
“女裁缝：
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1号（问讯处楼上），缝制优质女大衣、连衣裙及其他女装，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伊丽莎白·索洛维耶娃（位于大海军街，邻近彼得森大楼英格兰商店），缝制各类女士连衣裙、女大衣及其他流行饰品，并接受外地订单寄送”

订购男士衬衫的广告特别注明：“外地先生请提供颈围和胸围尺寸，或寄来一件衬衫作样品”。女士们若想订购紧身胸衣，则需寄来连衣裙身腰部分尺寸。

对首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某些书商瞅准商机，卖书之外兼卖俏货。比如曾任《祖国记事》杂志出版商A.A.克拉耶夫斯基事务所管理人的A.И.伊万诺夫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教堂租了一间房，1843年开张书店兼代销店，向外地顾客承诺寄送一切：从别针到钻石项链。

圣彼得堡书商Н.Г.奥夫夏尼科夫回忆起А.И.伊万诺夫：
“他的事业风生水起，金钱和订单滚滚而来。他本该安享幸福，但正是这份幸福迷惑了他。未婚独身的他雇了厨师，养了马——既有骑着运动的也有骑着逛街的，还购置了别墅和昂贵家具……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地，他开始疏于管理事业，而员工们能捞着什么就捞什么”。

1846年“雅兹科夫代购和寄售办事处”成立，承诺：“根据外地客户订单及他们汇来的款项，为他们寄送在圣彼得堡能买到的或可从国外订购的一切必需品、实用品和奢侈品”。任何书面告知事务所想要获取商品价目表的顾客均免费邮寄一份。办事处广告写道：“还可代购价目表未列出的商品——无论哪家商号的”。

但这里头骗局也不少。圣彼得堡著名生活记录作家И.И.普什卡廖夫如此描写1840年代越来越多的蒙骗顾客事件：
“书籍行业受到了极大损害，尤其最近，因为一些书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以至公众对哪怕最诚实书商的广告都不再信任。譬如您家住偏远省份，是一位钟爱本国文学的人，读了报纸或杂志上的详细广告，得知有新出版物发行，便希望订购。您按地址寄出书款，收到回执，等候一个月、一年，继续等，但许诺很快寄出的书籍却始终未送达。于是，您不得不接受金钱损失，放弃心仪的书”。

“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

商品邮购业务不仅为外省奢侈品爱好者提供了巨大便利，也为许多生活在帝国偏远角落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带来了福音。

旅行家和博物学家Н.М.普热瓦利斯基1867年调研乌苏里边疆区时，对当地奸商高价销售劣质品的无耻行为深感惊奇：
“可笑的是，即便像蜡烛和麻绳这样的小东西，从莫斯科订购更划算。比如在莫斯科，一普特麻绳售价3卢布，运费12卢布，加上包装和保价费约50戈比，总计15卢布50戈比，仍比哈巴罗夫斯克的16卢布便宜。邮购一普特硬脂蜡烛花费25卢布，比乌苏里商人的售价便宜5卢布。其他各种商品，如布料、烟草、呢料等，通过订购邮寄过来能省一半钱，而且质量有保障，不会是乌苏里商人卖的那些臭破烂儿”。

19世纪末邮购贸易高速发展，因为1888年俄罗斯开始借鉴德国经验实行货到付款，虽然刚开始最高金额仅限100卢布。1890年限额提高到200卢布，共有100758件货物通过货到付款方式寄出，销售额1505839卢布。进入1900年代，每年通过货到付款寄送的包裹数量增至1562382件，销售额14518574卢布。

19世纪末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始提供价值不超过100卢布、重量不超过15普特的包裹送货上门服务，而在其他城市，邮递员只上门派送价值不超过10卢布、重量不超过5普特的包裹。总体而言，当时包裹的最高价值限制为20000卢布，重量上限为3普特，1907年放宽到45000卢布。

甚至可以说，提供“邮购服务”成了贸易机构可靠性的标志。莫斯科的吉拉尔多夫斯基商店广告如下：
“外地买家请先汇来定金，剩余款项可通过邮政货到付款方式支付。
在有运输公司的地区，订单在收到相当于订单总价三分之一的定金后发货；剩余款项可在商品交付时支付……
除自家工厂产品外，我店还提供大量来自国内外其他工厂的商品，以便为顾客提供与我们商品类似的产品……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声明：尽管店面装修豪华，莫斯科店的价格完全与我们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主要城市的其他店铺价格一致。”

“缪尔和梅里利斯”百货商店则声明：
“寄往外省的商品在质量和价格上与莫斯科出售的无异。外地客户尽管放心，订单将会得到最准确和最快速处理。样品和价目表可按需寄送。对于店内现货商品（家具及其他笨重物品除外）无需预付定金。商品通过邮政货到付款送达。公司承担包装费，客户承担运费”。

但与美国相比，俄帝国仍然遥不可及。美国已经发明了企业自行包装和称重商品的流程，邮政工作人员现场盖章，直接把货送往车站，无需经过邮局转手。而在邮政机构的平均空间可达性这一指标上，俄罗斯的表现也极为落后，仅是美国的1/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后的经济崩溃几乎将这种可达性归零。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莫斯科市百货商店联合公司”（原“缪尔和梅里利斯”）与“古姆”开始通过邮寄方式发送商品。同时，偏远地区迅速出现了为本地消费者提供首都商品的合作社。比如1925年的《全图拉及图拉省》手册中提到：“商业代理——联系：接受莫百联、茶业管理托拉斯、毛纺托拉斯、国营莫斯科毛织联合工厂和莫斯科针织工业联合公司的日常消费品订单。”

莫斯科“迪纳摩”无产阶级体育协会的武器和体育商店愿意向外省寄送“纯进口羊毛运动服”、夏季针织品、勒帕吉厂、派珀厂和列日厂的猎枪、自己生产的“英国运动”牌滑冰鞋、“达沃斯”牌雪橇、滑雪板、槌球、击木柱等……

新经济政策被取消后远程购物并未消失。1931年РСФСР贸易人民委员部下设了一个共和国“邮政贸易”办事处，主要服务企业和机构。

战后，“邮政贸易”和1949年成立的“联盟邮政贸易”主要负责寄送苏联人民买彩票赢得的奖品。在苏联各种物资普遍短缺的大背景下，普通顾客收到的商品往往不是他们所订购的全部，有时甚至是他们根本没打算购买的东西。稀缺商品离开“邮政贸易”的场站时，不是用包裹装，而是走关系用手提包和行李箱装。

延伸阅读：

昔日俄罗斯的出租马车

“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帝制时代

1663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年间，俄罗斯首次建立养老金制度。但当年不叫“养老金”而叫“治疗费”，即发给退役军人求医问药的钱，战场受伤越重钱就越多。无伤残的老兵通常会分给土地，自食其力过活。俄国“治伤养老金”的出现比欧洲最早的养老金晚了近两百年，目的也截然不同。十五世纪下半叶法王路易十一年间的法国已经有了退休金，其名称源于拉丁文”pension”（付款），不是付给那些急需经济援助的人，而是赠予国王的侍从和高官显贵。

到了十六世纪后期，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开始给水兵发放军人养老金，因为那几年法国正跟荷兰开战，该制度有利于舰队招兵。

彼得一世年间俄罗斯出现了第一部规范养老金（社会支付或赡养费）的法律，仅惠及军人群体。1720年皇帝签署《舰队在海上一切事务之条例》，其中专门规定：因伤残或衰老不适合服役的水兵下船后的生活，取决于他们的健康状况及个人意愿。所以一些人获得晋升，安排到陆地从事相对轻松的工作，另一些不能继续当兵的人或送军医院免费吃住，靠朝廷供养，或领取年薪自谋生路。

同样在1720年，彼得一世还颁布了《退役军人养老金》法令，其目的与十六世纪法国的政策类似：“为退役军人提供体面的终身养老金，避免他们玷污军队荣誉”，并且“使所有人在仰望和期待皇帝陛下仁慈的同时，更加勤奋热忱服役”。但该法令仅适用于已有积蓄的军官，贫穷士兵依旧靠微薄工资生活。

尽管新法并不完美，但现代养老金立法的雏形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舰队条例》规定为阵亡水手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助，今天称为遗属抚恤金。

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不仅军人，教会和医务界官员也开始领取养老金，不过有资格拿这笔钱的主要是军衔较高的退伍军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现代“工龄”的概念，即工作年数。那时候想领取养老金必须服务至少20年，与今天相比几乎没区别：现代俄罗斯人领取养老金所需的工龄根据职业不同，通常在17.5-25年之间。

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叛逆儿子保罗一世修改母亲的法令，从此养老金只发给“无过失人员”，即工作期间未受任何惩罚处分，否则从头计算工龄，之前的苦劳勾销。而军人养老金领取者进入官府改任文职的，有权享受国家津贴，使其收入不低于养老金。

可以说，十九世纪之前的所谓“养老金”实际是来自皇帝、朝廷的特殊恩典。1827年尼古拉一世年间俄罗斯首次制定了详细的《养老金条例》，运作方式如下：全国设立统一养老基金，一部分钱来自在职在役人员的薪资扣款（1828年约占工资的41%，1867年约占29%），另一部分仍由国家财政支出。退休后的养老金额度直接取决于军衔或工龄：服务25年者领取相当于工资一半的养老金，服务35年者领取工资全额。军官或文职官员被分为九个品级，他们去世后养老金终身发给遗孀，若无遗孀则发给儿子直到17岁，或发给女儿直到21岁或结婚为止。

领取国家养老金的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国库支出随之上升。然而养老金的数额并未改变，市面物价高涨，养老金逐渐失去意义。这就需要钱来保障养老金规模，也要满足新的观念：那时养老金已不再被视为特殊恩典，也不是对最优秀者的奖励，而是一个人奉献大部分生命服务社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基于此，1853年俄帝国颁布了新修订的《养老金条例》。

187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排名世界第15，国家用于养老金的支出竟不足预算的4%（其他强国约6%）。显而易见，国家财政无法为全体退休人员提供保障。因此，政府决定保留对因病或意外伤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以及部分军人和公务员的养老金支出。至于其他人，另设非国家性质的养老基金，员工在职期间缴费，退休后从该基金领取。这类基金在对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的行业中是强制设立的，例如修造铁路的公司。然而即使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的养老保障仍然无法惠及全体退休者，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满足年龄、因残疾或失去赡养人而需要养老金的劳动者能够领取。部分军官、学者和教师、国营工厂工人、医生和护理人员因长期服务也可领取。所以19世纪国家积极发展民间养老基金，甚至农民在农闲季节进厂打工也能为自己积攒养老金——雇主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款项存入储蓄补充基金，固定在该员工的个人账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国家局势，统一且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终究没建立起来。比照邻邦，1889年德国决定为全体70岁以上的公民发放养老金。

苏联时代

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探索推行普遍养老金制度，希望让养老金成为全民共享的福利。尽管这一目标未立即实现，但自革命初期起便开始发放伤残抚恤金和遗属抚恤金。1917年通过了《关于为伤残军人增加养老金》的决议，1918年通过了《关于批准劳动者社会保障条例》的决议。1918年РСФСР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赋予“因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失去主要或部分收入”的公民领取社会补助的权利，意味着“补助”要么是失业救济、要么是残疾抚恤。

进入1920年代，享受工龄养老金的人员范围不断扩大：1921年“在人民教育事业中有贡献的老年和伤残教师”能够申请更高养老金；1924年科学家和高等院校教师被纳入其中；1925年又囊括了全体中小学教师；1929年，矿业、冶金、电力工业及铁路、航运的职员终于开始领取养老金。具体数额根据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和家庭构成来计算。

1930年苏联颁布了《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条例》，用社会保险制度取代国家养老金制度，其中规定凡国有企业职工都有权申请养老金。1932年设定了我们后来熟知的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同时要求男性工龄25年、女性20年。

但必须注意的是，当时的苏联主要是个农业国，国家没有为占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民提供养老保障。那么怎么办呢？首先，由于不存在国家养老金，各个企业承担了建立社会基金的重担。但在集体农庄，农业劳动组合的管理层必须根据集体决定建立社会基金和互助账户。须知集体农庄的预算主要用于满足眼前需求，往往导致集体农民退休拿不到现钱，代之以实物——粮食、干草、劈柴等。再者，这项福利并非强制性，所以境况好的集体农庄按时发放，度日艰难的集体农庄不见分文。

据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季莫尼介绍，1950年代初沃洛格达州社会保障部门调研各地区进行的消除和预防贫困工作，发现高龄及患病老人、部分单身（通常70岁以上）者被迫“乞讨过活”。这样的人在该州每个地区从十几名到几十名不等。然而1939年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早已记载：“只有在苏联，公民年老、患病和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享受物质保障。”并写明了1938年国家预算中为这些支出预留的金额：34.6亿卢布。

不过正如历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马姆亚琴科夫在其著作《苏联的养老金保障》中所写，只需简单算一算：全国总人口1.6亿，养老金领取者占15%，则平均养老金为150卢布（旧币，即货币改革后的15卢布）。“那时候一米毛料子价格（旧币）为87卢布、一双靴子或鞋子50卢布、一米丝绸36卢布、一立方米木材18卢布、一双拖鞋11卢布”。

尽管1950年代情况总体上有些改善，仍不很理想。公民没办法公开抱怨养老金过低（或无养老金），所以他们发明了相当有趣的方式表达不满。马姆亚琴科夫举了一个例子：195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期间，在某个投票箱内捡出一张选票，上写：“养老金问题至今未解决。养老金定为90-155卢布，这在现行物价下明显不够。这点钱只够一个人买面包吃，除此之外他无法再获得什么维持生活”。

1956年是苏联养老金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当年通过了《国家养老金法》，明确规定了老人退休金、残疾抚恤金、家庭顶梁柱身故后的遗属抚恤金，统一了退休年龄和工作年限要求，并为全体公民设置了统一的养老金计算方式。养老金数额和退休年龄还要考虑是否在有害条件下工作、在恶劣气候环境中工作，以及从事某些社会重要工作（如医生和教师）。

这部法律立竿见影，确实大幅提高了全国养老金（平均上涨81%），并规定最低养老金300卢布、最高1200卢布（即货币改革后的30卢布、120卢布）。但需要强调的是，普通劳动者最低工龄依然是男性25年、女性20年，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最低养老金仅为75卢布（7.5卢布），真令人哭笑不得。再者，1956年法律仍未惠及集体农民，相关立法1964年才通过，而且集体农民的退休年龄比非农劳动者更晚：男性65岁、女性60岁。货币改革后，农村老头老太通常只能领到12卢布，1970年代约14卢布，1985年终于涨到40卢布（当年全国平均养老金90卢布，城市养老金70-120卢布）。

另外，根据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副教授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维茨的说法，集体农庄退休者为了自证工龄，必须寻找几名见证人，证明其某某年至某某年确实在农庄工作。

众所周知，苏联自始至终未能实现人人平等。自1920年代起社会上已存在养老金远高于最高标准的特权群体，被叫做“个人养老金领取者”，也就是“为建设苏维埃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他们分为联盟级、共和国级和地方级三个级别，1977年个人养老金分别为250卢布、160卢布和140卢布。但一般认为“地方级”似乎更吃香，因为他们享受“联盟级”没有的各项优待。苏军将领养老金也超过250卢布。国家领导人退下来之后，比如尼基塔·赫鲁晓夫，从1965年起每月拿500卢布，其他高级党政官员实际到手的也往往高于“联盟级”。此外，还有针对长期任职的党务工作者及老布尔什维克——帝制时代被流放者和政治犯的额外津贴和特殊福利。不过这类人员数量毕竟有限，对整体情况影响不大。

另一种特殊情况是早年被监禁，如今需要办退休的公民。他们的劳动不计入工龄，虽然可想而知这些人在劳改营绝非无所事事——要么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伐木，要么在摩尔达维亚缝手套。当时的老年囚犯常说：“契卡分子把我的养老金夺走了”。

好在斯大林死后，因政治罪名受镇压的人在劳改营的连续工作年数被计入工龄。由于他们在偏远地点服刑、砍树，考虑到北方环境和其他系数，养老金甚至高于那些看守他们的狱卒。不过，俄罗斯劳动联盟理事会成员、俄联邦劳动部前副部长帕维尔·库久金对此指出：“只有在他们获平反的情况下才成立”。1982年帕维尔·库久金因“反苏活动”被捕，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关了一年多，开庭审判前夕РСФСР最高法院主席团决定赦免他，因此重归自由。他回忆：“当时我还没平反，直到1991年相关法律出台。之后他们恢复了我的工龄和养老金积分，并根据我被监禁的时间支付了一次性赔偿，甚至还给了一点优待，我可以选择实物或现金形式领取。”

库久金介绍：苏联时代，企业领导通常在表现良好的员工退休前五年给他涨工资，因为养老金数额是根据过去五年的工资计算。至于那些工龄不够的人，就只能干瞪眼了。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维茨也持相同观点：“我虽不敢很肯定，但在某个时期，那些被称为‘反社会分子’的公民根本没有养老金。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有哪怕很短的工龄，否则老了怎么生活全凭个人本事。”

教授说的“反社会分子”包括苏联时代所谓的“寄生虫”。执法部门在街巷或酒馆抓捕这些人，第一次、第二次给予训诫谈话，第三次就会被人民法庭强制驱逐到远离中心城市101千米以外的地方参加劳动。如果他们不逃跑，乖乖在集体农庄盖牛棚或刨土豆，那么101千米以外的工作时间会被计入工龄。

前文提到1985年全国平均养老金90卢布，但四分之一退休者领取的是最低养老金，维持生活只能说勉勉强强。例如，1985年一千克香肠2.69卢布、奶酪2.34卢布、肉1.89卢布，一打鸡蛋1.03卢布，进大众餐厅吃一顿最简单最廉价的正餐差不多也要1卢布。易言之，这笔钱刚够一个人饿不死，但年迈且患病之人显然还有其他开销。

农村老人依靠菜园、家禽家畜和在集市上销售天然食品（牛奶、蔬菜、肉类）维持生计，毕竟那时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如今被广泛使用的食品化学添加剂。城市老人没这条件，许多人仰赖亲属资助，或搜寻楼道找玻璃瓶。顺便说一句，捡瓶子也算一门不错营生，每个空瓶卖12戈比，运气好的话捡一天可得2、3卢布。

苏联晚期，退休人员数量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支付却保持不变，差额由政府补贴来填补。复杂的养老金体系、普遍的混乱和不透明的制度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在1980年代石油危机大背景下，政府的社会支出显著影响了国家预算赤字。总之，不应站在今天的高度美化过去——许多苏联退休者的生活毫不轻松。然而正如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施韦茨所言，那时的养老金制度有一个优点，或许值得借鉴：“如果某人退休后继续工作，他的养老金会定期增加，因为工龄涨了，而且还在持续缴费。”

延伸阅读：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罗斯军属补贴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谢尔盖·丘利雅科夫
（莫斯科记者联盟成员）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庭院一角伫立着献给伊万·屠格涅夫和宝琳·维亚尔朵的纪念碑。据学院院长介绍，屠格涅夫虽未正式担任过外交官，实际上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的国家主义者，尽管他坚持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对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发表过批评性意见。

但众所周知，有外交的地方就有情报工作。因此，有报道称屠格涅夫差不多是俄罗斯驻法国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然而反对者指出，如果这样的话，档案中应该会有记录，可并未看到。甚至有人写道：“克格勃领导层无非是高兴地认为，有屠格涅夫这样的老前辈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事实上，俄罗斯爱国者屠格涅夫在欧洲文艺界和政界人士中享有很高声望，为什么不能利用他为俄罗斯收集政治情报呢？

历史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采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得知，屠格涅夫曾经以“宝琳·维亚尔朵为掩护”，担任俄罗斯情报机关头子。这一信息写在雅科夫列夫著《1914年8月1日》一书中，乍看有点难以置信。需要指出的是，这位作者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亲自推荐给安德罗波夫的。乌斯季诺夫非常熟悉他的父亲：炮兵元帅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

尽管缺乏证明屠格涅夫从事情报活动的文献记录，但该领域专家们通过分析这位作家海外生活的种种细节，认同他曾是情报人员的说法。那么，还有哪些历史事例和事实佐证这一观点呢？

维护俄罗斯的形象

屠格涅夫旅居法国期间，法、俄关系明显改善。例如，两国共同反对土耳其对巴尔干人民的血腥镇压，这削弱了英国对俄罗斯的压力。此外，屠格涅夫和其他俄罗斯作家及文化人物使许多欧洲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俄罗斯的文化水平不仅不逊于欧洲各国，某些方面甚至比较优越。

伊万·屠格涅夫在国外与欧洲最优秀的学者交往，好友包括法国著名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埃米尔·左拉、维克多·雨果、居伊·德·莫泊桑等。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上，屠格涅夫当选副主席。之后他成为牛津大学荣誉博士，还将普希金等多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文。至于红极一时的歌唱家宝琳·维亚尔朵，她在自宅接待法国和欧洲各国的众多杰出知识分子，也招待过一些知名政治人物，比如后来成为统一强大德国君主的普鲁士国王和王后，以及德国首相俾斯麦。

再讲个有趣的事实：伊万·屠格涅夫会说五种外语，其中西班牙语学得特别快，而宝琳·维亚尔朵生于西班牙裔家庭。据说屠格涅夫故意装出英语不熟练的样子，混用德语或法语单词代替英语词汇。实际上他英语非常好。这是老练情报人员的典型行为方式。

有一次，屠格涅夫受邀参加英国文学基金的聚会，得知俄罗斯的死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坦普尔也会出席。屠格涅夫在聚会上与当地政治家和文学家喝酒交谈，获悉亨利·坦普尔正试图重新担任首相，计划包括与普鲁士合作，而普鲁士正努力将全部德意志领土统一为一个帝国。法国对此持负面态度。屠格涅夫及时将这一重要信息传递给了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

政治家和情报员的高超活动

1863-1864年，俄罗斯统治下的波兰爆发的起义在没有欧洲列强明显干预的情况下被平息。俄罗斯外交巧妙利用了当时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敌对关系，普鲁士则为俄罗斯镇压起义提供政治甚至军事支持。普鲁士的军队和警察封锁了俄普边界，因此即使是当地波兰人组成的小规模起义队伍也无法进入俄罗斯统治的波兰境内。普鲁士军队不仅缴获这些起义小分队的武器，更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须知：与俄罗斯统治的波兰不同，普鲁士统治的波兰不设地方自治机构，公开实施德国化（同化）政策。

尽管欧洲舆论将波兰起义者理想化，视其为纯粹的英雄和理想主义者，但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列强实质上帮助过波兰起义。可叹波兰贵族始终怀抱着法国和英国将伸出援手的渴望，翘首期盼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开战。就连英国报纸也承认，如果起义领袖不指望西方军事援助，那么起义就会自行结束，甚至压根不会爆发。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公然的不干涉呢？俄罗斯大使馆通过其情报机关和外国线人广泛传播关于俄罗斯和“理想化的波兰起义者”所犯下的可怕暴行的真实材料，包括他们对波兰农民的暴行。起义者实行掠夺性征粮政策，杀害那些拒绝交出粮食的人，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则拿起棍棒、草叉和镰刀协助俄罗斯军队剿灭这些血腥的叛匪。与城市居民、乡村神职人员和小贵族不同，波兰农民几乎没参与本次起义。

作为对伦敦的无理抗议的回应，两支俄罗斯舰队驶向美国海岸，而美国当时是俄罗斯实际上的盟友。两艘俄罗斯护卫舰也进入地中海，扼控英国的交通要道。奥伦堡省长开始组建远征军，准备开赴英属印度边界，因为当地居民正在反抗英国统治。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这种展示对英国人产生了影响，促使后者放弃对波兰的直接援助。与此同时，那些从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出发支持波兰起义的志愿者也麻烦缠身，欧洲报刊开始管他们叫“雇佣杀手”。

俄罗斯流亡革命者支持波兰起义，尤其亚历山大·赫尔岑，他以自己的《钟声报》和口号“为了我们的和你们的自由”大力声援。共济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秘密乘坐轮船从英国前往波兰，船上还运载着供应起义军的武器弹药。但在瑞典马尔默港，这艘船应俄罗斯的要求被拦截。后来发现情报是一名俄罗斯特务泄露的。巴枯宁设法返回英国，之后他与赫尔岑及其他战友逐渐被许多俄罗斯流亡者视为“不可接触之人”。1876年二百位弔客出席巴枯宁葬礼，没有一个俄罗斯人。

因为俄罗斯流亡者们听说1863年1月的某个深夜，华沙市民持械闯入俄军军营，残忍杀害了熟睡的俄罗斯士兵，这让流亡者们十分愤怒。当时的情况是：在许多俄罗斯驻军中负责执勤的军官大多是波兰裔俄罗斯人，他们故意选择这一天当值。俄罗斯士兵在肉搏战中冲向街头，敲打房门和教堂门试图寻求庇护。然而无人开门放他们进去，结果被狂暴起义者的所谓“匕首队”捅死。

那么，与秘密间谍和爱国者屠格涅夫的报告相比，作为作家和自由主义者的屠格涅夫对这次起义写了什么呢？“恢复波兰的独立是一回事，而它将拥有哪些边界、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独立则是另一回事！”屠格涅夫完全无法接受1772年边界内的波兰，反对在不举行全民公决的情况下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并入复兴的波兰版图。

“三十二人审判”

还有一个例子表明屠格涅夫可能确实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他被牵涉（不可能不被牵涉）进1862年的一桩关于“涉嫌与伦敦宣传者有联系的人”的案件调查中，后来以“三十二人审判”之名载入史册。

巴枯宁的一个亲密助手跨越俄罗斯边境时被扣留，搜出他携带的革命者行动“守则”，以及写着密码和代号的通信簿。巴枯宁被称作“列昂季·布里卡洛夫”，屠格涅夫被称作“拉里昂·安德烈耶维奇”，赫尔岑被称作“蒂森豪森男爵”，其他反专制战士各有化名。

屠格涅夫被指控犯叛国罪，应当服苦役。为了挽救一位宝贵的情报员，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建议屠格涅夫写信给皇帝，向其保证自己持有“温和”的信仰，忠心耿耿为祖国服务。这封信被赫尔岑知道了，屠格涅夫估计自己与赫尔岑及其圈子的关系会因此破裂，但他确信不会破裂太久。果然，三年后他们恢复了关系，赫尔岑等人仅仅指责屠格涅夫个人意志薄弱。赫尔岑在《钟声》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讽刺地写道：“有一位白头发的抹大拉女子（男性），写信给皇帝，说她因皇帝尚未知晓她的悔过而失去了睡眠、胃口和平静，齿发皆白，度日如年……”

赫尔岑的讽刺激怒了屠格涅夫，却避免了前者加深怀疑。屠格涅夫的秘密工作继续进行！

潜伏之路

在研究关于屠格涅夫生平与作品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时，我发现了一些来源可靠的文献，决定挖掘研究。其中一份文献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包含了非常有趣的信息：1858年5月，伊万·屠格涅夫作为伴郎参加了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外交官兼作家尼古拉·奥尔洛夫的婚礼。在巴黎俄罗斯大使馆教堂的婚礼仪式上，屠格涅夫意外瞧见乔治·丹特斯（译注：此人与普希金决斗后被驱逐出境）。原来，丹特斯一直是俄罗斯大使馆的长期线人，可能是在离开俄罗斯后身处困境时被招募的。俄罗斯档案中保存着两份相关文件：分别是俄驻法大使基谢廖夫伯爵和继任大使尼古拉·奥尔洛夫亲王向俄罗斯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涉及从丹特斯处获得的重要情报。

打死普希金的凶手丹特斯之所以能够出席婚礼，是因为皇帝秘书处第三部门强势领导者、后来晋爵亲王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的强烈要求，他是新郎的父亲。而且也是他下令向屠格涅夫签发了出国护照，尽管后者当时正被警察监视并处于流放状态。

大概，正是奥尔洛夫努力说服屠格涅夫接受为祖国俄罗斯效力的想法，更确切地讲，是投身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战斗。起初屠格涅夫被委派的任务是监视外国报刊中关于俄罗斯的不实和诽谤性信息，并且在西方塑造俄罗斯的良好形象。

屠格涅夫在巴黎与尼古拉·奥尔洛夫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尼古拉被父亲阿列克谢派往法国组建新的俄罗斯情报机关。为了避开法国和英国反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他暂时将长期驻扎俄罗斯大使馆的间谍头子雅科夫·托尔斯泰留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未能向俄罗斯政府提供可靠情报，结果俄罗斯战败。最终，一个新的俄罗斯情报机关建立起来。尼古拉·奥尔洛夫改任驻比利时大使，随后又担任驻德国、英国和法国大使。

俄驻法大使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通常不知道屠格涅夫从法国突然前往英国、意大利或德国的原因。换句话说，尼古拉·奥尔洛夫或他爹阿列克谢·奥尔洛夫（日后成为帝国议会主席）需要从屠格涅夫那里获知的事情，连基谢廖夫也无权知晓！

尼古拉·奥尔洛夫亲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还是一位作家和著名军事历史学家，他跟屠格涅夫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经由屠格涅夫介绍结识赫尔岑本人。屠格涅夫与部分俄国流亡者过从甚密惹恼了一些人。著名的俄罗斯律师、历史学家兼哲学家鲍里斯·奇奇林和许多人一样，无法原谅屠格涅夫，表示：“占据俄国文学首位的他，对俄国社会渣滓——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者和其他被作家称为其作品中英雄的人物，表现出奴颜婢膝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屠格涅夫以作家身份同这些人交往，反而有助于情报员屠格涅夫顺利地为保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机关效力！

延伸阅读：

“黑室”——俄帝国秘密邮检机构

俄罗斯帝国是“警察国家”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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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27日，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类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与45岁的飞行教官、空军一级飞行员弗拉基米尔·谢廖金驾驶米格-15УТИ战斗机不幸失事遇难。政府宣布国丧，这是苏联历史上首次为逝世时不是现任国家元首的人举行全国悼念。

官方对这次空难的调查材料在苏联时期从未公布。关于加加林的死有许多传言，有些甚至是奇谈怪论。茹科夫斯基博物馆航空历史学家安德烈·西蒙诺夫在“跑道”俱乐部的一次例会上对此做了最客观的描述：

在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轨道任务后，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开始担任苏联宇航员分队长兼宇航员培训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但他对行政工作感到厌倦。加加林是一名飞行员，不开飞机的“飞行员”又算什么呢？负责航天事务的空军副总司令尼古拉·卡马宁将军也担心宇航员分队的军官们长期不练习飞行会失去驾驶技能。

为了保持飞行状态，1962年决定成立一支混合航空中队，由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苏联英雄弗拉基米尔·谢廖金担任指挥员。1967年又以谢廖金中队为基础成立了独立试验训练团，重点解决与宇航员分队相关的问题，包括基础和复杂特技飞行训练、跳伞及短时失重任务。

加加林在一架米格-15УТИ飞机（双座教练型）上进行了飞行练习。1968年3月底加加林与一名教官的飞行计划基本完成，他本应获准单独驾驶米格-17战斗机。但在此之前，决定于3月27日对加加林的飞行技术进行检查，同样使用双座型米格-15，担任教官的即谢廖金。如果一切顺利没有问题，计划允许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单独飞行。

1968年3月27日10时18分，加加林和谢廖金驾驶米格-15УТИ教练机升空。虽然天气不理想，但对于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说没什么困难。何况任务并不复杂，在特技飞行区的活动时限被定为20分钟。10时32分加加林向地面报告任务完成，请求允许返航。此后加加林和谢廖金再无任何联系。由于估计飞机燃料即将耗尽，展开了大面积搜索。14时50分，米-4直升机驾驶员扎米奇金少校报告：“发现加加林飞机残骸，距离奇卡洛夫斯基机场64千米，距离新谢洛沃村3千米。”

卡马宁将军在日记中写道：“飞机坠落在茂密森林，撞击地面时的速度为每小时700-800千米。发动机和驾驶舱前座埋入地下6、7米深。机翼、尾翼、油箱和驾驶舱炸成细小碎片，散落在200米×100米区域内。我们在高高的树枝上发现许多飞机部件、降落伞和飞行员衣物的碎片。不久又发现一块上颌骨碎片，有一颗金牙和一颗钢牙。医生报告说这是谢廖金的颌骨。”

加加林本可能更早遇难——这已经不算秘密了。他乘坐的“东方号”宇宙飞船是专为进行近地轨道载人飞行设计的，曾进行过五次实验飞行，只成功了三次，而且1961年4月12日任务期间险象环生。4月10日尤里·加加林曾给家属写了一封告别信，长时间以来这封信一直保密，直到他空难丧生后才交给妻子瓦莲京娜·加加林娜。

空难的真正原因至今仍存在争议。例如，宇航员А.А.列昂诺夫将加加林和谢廖金之死归咎于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的一名试飞员违规操作。但是，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资深专家、加加林和谢廖金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成员阿尔谢尼·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公开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写道：“我确认，1968年3月27日在格罗莫夫飞行研究所进行了两架苏-15战斗机的测试飞行。第一位飞行员是功勋试飞员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博戈罗德斯基，他在18000米高空测试新型发动机，起飞时间为9时45分，降落时间为10时24分。由于飞行高度较高且发动机可能停转导致座舱失压，飞行员穿着宇航服，这套装备虽然严重限制了飞行员的行动，但也减少了偏离任务规程的可能性。第二次飞行由功勋试飞员、苏联英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谢尔巴科夫执行，飞行高度为14000米。他的起飞时间是11时20分，已经在米格-15УТИ坠机发生之后。时间分析表明，博戈罗德斯基降落时，加加林的飞机仍在爬升。而谢尔巴科夫的起飞时间远远晚于米格-15УТИ坠机。因此这两架苏-15的飞行测试根本不可能对米格-15УТИ造成任何干扰。”

2011年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公布了原始调查材料，其中并未包含任何轰动性内容——最可能的坠机原因被认为是加加林和谢廖金的飞机急剧机动，规避突然出现的气象气球。这种急剧机动导致飞机失速，进入尾旋状态，旋转了三到五圈。机组人员在此过程中承受10-11倍过载，但他们没有放弃挽救飞机的努力。如果再有200-300米高度或2秒钟时间，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经验丰富的试飞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加加林和谢廖金已经拼尽最大努力，更准确地说，是加加林一个人在操控。事实是，这架米格-15УТИ并非专门用于飞行训练，而是被改装用于演示宇航飞行员的弹射训练。为了方便弹射，教官座舱内阻碍弹射的飞机操纵杆被拆除，后舱舱盖基于同样目的也进行了改装。

正因为这个原因，谢廖金与加加林一同飞行时坐在教官座椅上无法控制飞机——操纵杆没了，另外战斗机的操纵踏板也被断开。再者，米格-15的座舱结构是：如果前座飞行员（加加林）先弹射，后座飞行员（谢廖金）的舱盖不会打开，注定与飞机同归于尽。所以这大概就是加加林不肯独自跳伞逃生的关键。

阿尔谢尼·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认为，所谓气象气球导致加加林和谢廖金遇难的说法只是一个让大家都能满意的解释，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奇卡洛夫斯基机场和航天航空团内部飞行组织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可能导致危险的空中接触，但对象并非苏-15，而是从奇卡洛夫斯基机场起飞的另一架米格-15УТИ。

然而国家委员会并未公开事故调查的真实结果。因为已获得确凿证据表明出现了人为失误——可能是教官谢廖金、或尤里·加加林、或两人的共同失误，也可能是负责组织和执行航空团飞行的管理人员、甚至更高级别指挥员监督方面的失误，或者以上原因的某种致命组合。但这次事故毫不减损尤里·加加林和弗拉基米尔·谢廖金的功绩。

“飞行员不会死，他们只是飞走不再归来……”这句话出自作家兼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精炼地概括了许多未能返航者的命运，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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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焰中飞行的亚历山大·马姆金

英雄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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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1960年第31期刊登文章《伸出手的人》，作者是新西伯利亚居民И.苏普伦，描述了自己与乞丐打交道的经历。

六个月前我八十岁的姑妈去世。她生前是个信徒，临终要求依照基督教习俗下葬。亲属决定遵从死者遗愿。

我们的车停在教堂墙外五十米，再往前就该扛起棺材走了。通往大门的道路两旁有十个乞丐。我们站着不动，乞丐也不动不吭声，可我们一动，他们就划着十字围拢过来恳求：“看在基督的份上给点吧。”

我曾经坚信，把一个人推向赤贫的理由我国早就没有了，也不可能有，而这个地方却：“看在基督份上给一戈比、一戈比！”

怎么回事啊？难道真的有人无依无靠，行乞是唯一活路？我决定一探究竟，看看这些伸出手的人到底什么情况。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办这事：每逢节假日就去教堂、公墓观察“苦命人”的活动，了解他们住哪儿，找他们的亲属、邻居谈话。

直接跟乞丐交谈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首先从他们口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想：“困苦的人不会隐瞒，他会讲出一切”。事实上，乞丐很乐意和我聊，痛说自己的不幸命运。

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红脸膛男人表示：
— 我浑身是伤，满身是病。内脏被打穿，后背挺不直，天天发羊癫疯。
— 那您有养老金吗？
— 有是有啊，用处不大。我还得养活五个小孩子。
— 没人帮您吗？
— 谁来帮我？谁会帮我？我在前线的时候人家需要我，那时候有人同情我，可现在……

另一位看起来挺结实的老乞丐，衣服褴褛、套鞋破旧：
— 我无儿无女，老太婆不久前死了。有力气的时候还能干活，现在彻底没劲儿了。
— 您住哪儿？
— 有个地方就行，最常待的是河岸边船底下。
— 那养老金呢？
— 不发。剥削者没资格领钱。
— 您算什么剥削者？
— 现在不算，但以前算吧，我家过去是富农……
— 您去养老院吧。
— 去过，不收。谁能替我这种无亲无故的剥削者说情？早晚死在船底下。

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诉说：“我六十五了。我养大四个儿子，三个牺牲在前线，第四个，老幺，和他的妖婆把我赶出家门。畜牲啊……我只能四处投靠远房亲戚和邻居家。”

故事令人心酸，我甚至起了念头想要帮助这些苦命人。但我继续深入调查。

红脸男人确实上过前线，但他并非“浑身是伤”，仅腿部受过伤。他领取养老金，不久前妻子带走了唯一的孩子，撇下这位“养育五个小孩”的父亲独自住在设施齐全的公寓。他曾在一家制鞋作坊打工，但最近半年他每天把军帽放在地上，“扫射”过往行人，一旦帽子里积满十卢布，他就直奔最近的商店，寻找愿意一起喝半升的酒友。为了更快找到人，也为了从人家身上榨取点什么，他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150克小酒杯。两人合伙买酒，各得150克，而他作为酒杯的主人可以喝200克。

老“剥削者”没睡船底，自己有一间小房子。他确实没有养老金（据说他半辈子收购赃物、半辈子坐牢蹲监），但每个月都去邮局领取儿子们寄来的可观汇款。他也不是鳏夫，老伴儿跟他同住。他们的房子不比别人的差，该有的都有：家具、餐具，还有一个装满各种东西的大箱子，墙上有挂毯，窗上有精致的蕾丝帘子。老太婆好动、活跃，闲不住，日常打理家务，养几只母鸡卖鸡蛋。
而且，“剥削者”只在星期天和重要节日乞讨，地点仅限教堂。

某个星期天，我发现那个“畜牲”和他的“妖婆”在家。他俩得知我来意，顿时脸色发红、惊慌起来：
— 那现在怎么说？
— 别把你妈赶出门呀，——我提醒道。
— 是我们撵走的吗？您自己看吧，——说着把我领进另一间屋。

这间屋地板中央有个大包袱，上面挂一把老式铁皮锁。包袱皮是桌布，两端拉紧打结，结的两侧打洞，铁锁扣环正好穿过洞，锁住包袱。

我问：
— 这是做什么呢？
儿子回答：
— 任性。母亲得知媳妇怀孕了，要求“不准生！”我们问：“为什么？总得有个孩子啊。”她说：“你们孩子关我什么事？休想让我老了伺候你们。”
媳妇就劝她：“我自己带孩子。”她却反问：“孩子哭了你也自己听吗？”我忍无可忍对她说：“您想怎么过怎么过，也别来干涉我们生活。”她大吼大骂，威胁要让我们抬不起头来。然后收拾好这个包袱就走了。没想到居然跑到您那儿了。

儿子急忙穿上衣服去找母亲。我俩一同出门，分别之际我说：
— 请问，她以前怎么生活，是什么样的人？
— 麻烦就麻烦在这个“以前”……她过去在集市投机倒把，习惯了放纵的生活。我是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在外地工作，又去当了兵，如今……您也看见了。

前不久我总结自己的“调查”，结果如下：
凡是我核实过的乞丐，每个人或者有自己住房，或者住集体公寓，只有一位——确切说是一位女性——租住在私人房东家；
大多数乞丐都有工作（比如两个乞丐甚至能做装卸工）；
几乎每个老人都能领取够吃够穿的养老金，余者靠子女供养；
我特别仔细“调查”的十名乞丐中，有四人把乞讨的钱统统喝光，三人“小酌解乏”，另三人把钱都带回家。七个人给什么要什么，包括面包，另三个人只要钱；然而那七个“什么都要”的人只有两位会带面包回家（他们养猪），其余五位“下班”后要么把面包送给养猪的人，要么扔掉。

现在来说最关键的——这些“苦命人”哀求、乞讨，讲述各种“悲惨”故事——究竟能获得多少呢？

在我调查的乞丐中，星期天和节假日（平日我不知道）的平均“收入”不少于每天50卢布，个别人甚至高达200多卢布。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没发现真正吃不上饭垂死挣扎的人。这些伸出手的“苦命人”实际是骗子和敲诈者，早就该把他们从街道、公园和市郊列车上清理掉了。

我明白，禁止乞讨是反人性的，因为乞讨必然是被残酷生活逼出来的，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情况能够证明乞讨是正当的。

善良路人施舍纠缠不休的乞丐一卢布，因为他们往往相信所谓“无依无靠”的鬼话。而乞丐只是利用我们的仁慈和对他人的天然怜悯。对这种行为的纵容——没有打击乞讨的明确法律——只会鼓励寄生虫和骗子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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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赤贫的胜利者：卫国战争后的苏联伤残军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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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礼炮也象征着马铃薯甲虫在西欧的胜利。从1940年代末开始，这种害虫开始向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发起进攻。195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传播害虫，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题为《美帝国主义者的空前罪行》的文章，声称“美国飞机在夜间向民主德国和波兰投放了大量马铃薯甲虫”，控诉：“打算发动核战争的美国罪犯们今天展示了他们反人类的一面。只有要命的恶鬼才会采取如此恐怖的手段，故意摧毁和平劳动果实，竟用科罗拉多甲虫毁灭庄稼。”

这一事件在“人民民主”国家引发民众恐慌。苏联发起并支持这场运动，1950年夏天苏联政府就此向美国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

苏联农业部长伊万·贝内迪克托夫为应对马铃薯甲虫蔓延，1950年6月28日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提交报告称：

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是对马铃薯作物最有危害的害虫之一。此外，它还会危害西红柿、茄子和辣椒。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科罗拉多甲虫已广泛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德国西部、意大利部分地区、荷兰和瑞士。战争期间传入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德国境内的科罗拉多甲虫数量在战争年代扩散得尤其广泛。

1946—1949年间，苏联军事管理当局在苏占德国地区大规模开展科罗拉多甲虫防治工作，成功将其危害控制到最低，在与波兰接壤的地区几乎被完全消灭。

与此同时，美、英、法占领当局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消灭科罗拉多甲虫，从而为其大规模繁殖和扩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导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部占领区接壤地带持续遭受虫害。科罗拉多甲虫不断从这些边境地带传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个地区，使共和国人民艰苦而投入高昂的防治工作成果化为乌有。

1949年5月在华沙召开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植物检疫与保护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英、法占领当局正在为科罗拉多甲虫大规模侵害德国东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人在为科罗拉多甲虫大规模繁殖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还实施了从飞机上投放大量甲虫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个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的邪恶行径，以此让波兰共和国也感染害虫。苏联农业部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科罗拉多甲虫从波罗的海涌入波兰共和国海岸的报告。这无疑是英美方面进行破坏行动的结果。

目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罗拉多甲虫蔓延形势十分严峻。波兰已发现390多个疫情点，捷克斯洛伐克800多个，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发现科罗拉多甲虫。这种情况对苏联的马铃薯种植业构成严重威胁，尤其危害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证实这一点的事实是：1949年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利沃夫州发现一个疫情点，1950年又发现两个新疫情点。

可以推测，美国人将继续进行空投科罗拉多甲虫的破坏行动，并且为了误导世界舆论，他们决定今年7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一次邀请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和瑞士代表的会议，讨论防治科罗拉多甲虫的国际基础问题。与此同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植物检疫与保护会议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揭露了美国人企图用科罗拉多甲虫侵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系列破坏行动。因此必须在我国开展广泛宣传，使民众了解科罗拉多甲虫的威胁，掌握及时发现和消灭害虫疫情点的必要措施。

1947年，根据政府指示出版了六种关于科罗拉多甲虫的宣传海报，其中四种彩色海报由苏联驻德国军事管理当局发行。1947-1948年数万份宣传海报被分发到所有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海报强调了科罗拉多甲虫可能出现在苏联领土的威胁，正确引导集体农庄庄员和苏联全体居民积极寻找甲虫踪迹并采取迅速灭虫措施。在这方面海报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得1949年能够在利沃夫州发现一个疫情点。鉴于此，苏联农业部认为不应该撤回1948年广泛分发至各共和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宣传材料。

考虑到科罗拉多甲虫蔓延之威胁日益严重，以及纠正海报中一些不准确内容的必要性，苏联农业部认为必须紧急采取以下措施：

1.在《真理报》、《消息报》和《社会主义农业报》上发表文章，强调科罗拉多甲虫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美国人恶意散播甲虫的事实；

2.通过新闻局在所有共和国、州和地区报纸上发表此类文章；

3.大量发行关于科罗拉多甲虫的小册子和彩色海报，依据苏联中央刊物发表的材料介绍虫害蔓延的事实。

报纸文章、小册子和海报可在2-3天内准备完毕。敬请指示。

苏联农业部长 И.贝内迪克托夫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7486.目录47.卷宗35.145-148页）

时间一天天过去，科罗拉多甲虫逐渐逼近苏联边境。1949年它首次在利沃夫州被发现，疫情点很快扑灭。但真正的大规模侵袭始于1958年，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温暖干燥天气条件下，科罗拉多甲虫群被风吹入苏联内陆。

基辅州某村庄的一位老年居民回忆：“我父亲在集体农庄当驾驶员，他曾载着农艺师去首都参加会议。会上说这种带条纹的甲虫无法用农药杀死。我记得，大家聚在家里议论纷纷，惊讶地问：‘怎么会有毒不死的虫子啊？’还有人说这种甲虫看起来像水手。”

最初人们把这种甲虫称为“水手甲虫”，不过大多数人仅在图片上见过。人们展开了大规模围剿行动，它的模样被印在火柴盒上，捉到一只奖励一戈比。孩子们花好几天时间钻进菜园四处寻找这些带条纹小甲虫。然而仅仅几年后，这种新害虫便迅速在田间蔓延，最终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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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进口粪肥的一件趣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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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13日，基辅市郊库列涅夫卡的街道被来自娘子谷的约十米高的泥浆洪流吞没。这次人为灾难夺去大量生命，许多家庭暂时无处栖身，史称“库列涅夫卡惨剧”。

追根溯源，如果1945年3月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决议得到执行，果真在娘子谷建起“法西斯恐怖受害者纪念碑”，那么绝无人敢在这处曾发生过十余万平民被德军大屠杀的历史遗址兴建带体育馆、运动场、夏季露天游泳池、人工溜冰场、网球场、小餐厅、电影院、舞蹈广场等设施的区文化休闲公园。

但纪念碑并未竖立，部分原因是1948年克里姆林宫发起的反犹运动——所谓“斗争举目无亲的世界主义者”。这场运动不可避免影响了娘子谷，因为此地被屠杀者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另外，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透露：战后曾有卑劣之人在谷底搜寻、盗掘死者的贵重物品。

于是，乌克兰当局决定将深50米、长2.5千米的山谷部分填平，在其上修建街道和公园。正是这个决定导致了日后的库列涅夫卡惨剧。

改变用途

1961年的惨剧须从1950年讲起。1950年3月11日，乌克兰工业和建筑材料部的两位副部长出席了基辅召开的一次技术会议，讨论库列涅夫卡的彼得罗夫斯基砖厂1号、2号挖掘场开采粘土时产生的废料（泥土、沙子）往哪儿存放的问题。此事的背景是：1948-1949年工厂获得新设备，砖块产量大幅提高，用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赫雷夏蒂克大街”——旧街1941年被苏联破坏者炸毁。根据远期计划，还将在乔科洛夫卡和锡雷茨两地建造首批住宅区，这意味着对砖块的需求会持续增加。市苏维埃为砖厂划拨了额外的土地以便开采原料。

起初设想通过管道将采石场废料输送至第聂伯河的河漫滩，相关计算和图纸委托基辅“乌工建设计”组织完成。然而“上头”决定清除娘子谷，甚至将其名字从城市地图抹去——正好逢着机会。所以工业和建筑材料部开会，意图批准使用泥浆（水稀释的泥土混合物）淹没山谷的做法。“乌工建设计”的方案被否决，理由是管道数量短缺，不足以铺设3.5千米到第聂伯河边，供电复杂性也不好解决。而且安装工作需时漫长，砖厂的粘土开采应当最早在5月1日启动。与会者一致同意废料贮存在邻近的娘子谷——1.5千米管道够用，安装时间较短。

表面看这决定是出于经济考虑。但实际上，在厚厚的泥浆之下，十余万人被冤杀的记忆将永远埋葬。两个星期后基辅市执委会予以批准（3月28日第582号决议），坦率表示：“鉴于（……）淹没娘子谷支脉的合理性”云云。

此刻距离库列涅夫卡惨剧整十一年。

实验

从技术角度看，以水力机械化的方式淹没娘子谷乃是一次实验。挖掘场废料原本都是用自卸车拉走的，如今决定通过管道以泥浆形式输送。根据设计方案，水应该通过专门的排水井从峡谷流入锡雷茨河。在此之前，苏联从未有人使用这种方式运输含有大量泥沙的泥浆。

1950年莫斯科“建筑水力机械化”研究所的专家们画好了新图纸，貌似设计得当，实际暗藏缺陷。首先，他们没有对当地进行任何水文地质调查，忽略了娘子谷底部为粘土层，水很难渗透。其次，也没有计算整个建成结构的稳定性。

更大的隐患则是施工过程不符合设计要求。仅举一例：3号和4号阶地进水井本应各自包含两根金属管道，却仅安装了一根直径只有规定一半的管道，完工后未验收认证——反正等泥浆灌满就永远查不出来了。另外，几个进水井的顶部竟高于大坝……种种违规行为之所以发生，皆因设计人员疏于监督。

娘子谷淹没工程于1951年从邻近库列涅夫卡的低处开始，逐渐向上推进。谷底造了一座保护坝，又在山谷的不同部分建专用坝。这些工程委派基辅№610专业管理局执行，导致日后灾难的几乎每一项致命错误都是在这段时期犯下的。

根据技术设计，娘子谷只在每年4月-12月贮存泥浆，实际全年十二个月不歇。设计者原本将峡谷进水时间限制为每天八小时，因为接下来的八小时水需要沉淀，再用八小时进行抽排。但实际每天灌注泥浆十六小时，冬季全天不停。

而且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对冲积层进行技术监督。

阿纳托利·库兹涅佐夫在纪实小说《娘子谷》作证写道：“山谷内形成了一个湖，我曾去过那里，震惊地看着这个充满泥浆的湖，它吞没了灰烬、骨骸和墓碑石。水腐臭、发绿、不流动，有管道日夜不停输送泥浆。这种情况持续好几年。大坝不断被加高，直到1961年达到了六层楼那么高。”

“年久失修”

随着时间推移，排水系统无力应对过量蓄水，大坝的负荷越来越大，危险与日俱增。政府对此知情吗？彼得罗夫斯基砖厂的主管们是否意识到情况已接近灾难边缘？那是当然了。

例如，1957年2月波迪尔区特别检查局局长格卢申科警告“联盟水利机械化”基辅分部负责人采佩纽克和彼得罗夫斯基砖厂厂长布拉齐洛，指出他们在排水方面违反了技术要求：“娘子谷的水沟一直处于危险状态。水携带沙土溢出沟岸，淹没了附近企业和组织的场地。”——四年后正是同一问题引发惨剧。

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承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砖块生产不能停，住房建设进度不能缓。

1958年基辅市苏维埃执委会审议水坝紧急情况，责成“基辅项目”研究所起草关于从娘子谷上游分流地表水的技术文件。除此之外，目前能见到的材料没显示政府额外做过什么。

1960年底娘子谷蓄水已达到设计高度，工段负责人在№610专业管理局的生产会议上报告了这一情况。接下来，泥浆本应被输送到旁边的牛蒡谷，但此地尚未准备好被淹没。局领导指示工段负责人“坚持下去”，即继续灌注娘子谷。在3月4日的会议上他还表扬这位负责人“顶得住”、完成了计划。

顺便说一句，上述工段被认为是该局最优秀工段，为自己争取到了“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称号（在当年是很光荣的），其负责人也是№610局的党委书记。

如前所言，泥浆灌注根本停不了——砖厂正在高速生产。全国都在为迎接秋季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纷纷以超额完成计划向大会献礼。本次大会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将通过苏共新党纲，确定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所以会议前的成就也必须足够亮眼。

谁还管什么设计规范？谁敢提醒中央关于1月、2月、3月禁止贮水的问题？除非他不想要党籍和公职。

娘子谷继续每天注水十六个小时，不舍昼夜。计划3月中旬向牛蒡谷转移泥浆，因此，3月6日或7日工程主任命令分阶段撤出设备。他们还停止了抽排水，因为泥浆太浑浊，容易损坏水泵。至于排水井，早已年久失修瘫痪了……

地狱般的一个半小时

早在2月份，库列涅夫卡的居民就向市苏维埃执委会投诉娘子谷出来的水淹没了菜园和房屋地下室。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生命危在旦夕很久了，因为事故曾经发生过，尤其山谷上游的大坝曾被部分冲毁，每次都侥幸成功避免了灾难。

3月13日晨6点45分，№610局某工作人员例行检查时发现约1米宽的坝顶破口，尝试用沙子填堵，徒劳无功。晨7点他赶回局里，带着工段长和工程主任返回，但已经无法阻止水流。紧接着泥浆开始涌动。

又过了一小时，库列涅夫卡的积水深到了车辆无法在今天的基里洛夫街行驶的程度。交通大堵塞，两台消防车赶赴现场抽水。可惜为时已晚。8时30分，裹挟着泥沙、黏土的浊水从上游冲向库列涅夫卡，速度越来越快，摧毁了内部坝和下游的保护坝。8-10米高的泥浆骇浪在基里洛夫街席卷一切，掀翻了有轨电车、大客车和小汽车，行人、住宅、宿舍、电车车库、实验工厂的车间和生产建筑、“斯巴达克”体育场运动设施瞬间灭顶。

从今天的波多利斯基斜坡路到库列涅夫卡公园三十多公顷区域被厚达四米的泥浆覆盖。地狱般的煎熬持续一个半小时。

3月16日乌克兰广播电台报道53人死亡，3月18日报道72人死亡，3月31日政府委员会公布最终数字：145人——这是指救援队发现的尸体数量。惨剧的实际制造者：基辅市苏维埃和市党委，以及“党和社会组织”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但阿纳托利·库兹涅佐夫回忆，仅在库列尼耶夫卡泥浆洪流的最初几分钟就有数百人被淹死。他写道：“乘坐电车、汽车的人也许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已经死了。他们不可能游出粘稠的泥浆，也没能力挣扎脱身”。

当时在老年学研究所上班，亲历惨剧并幸存的斯韦特兰娜·伊申科表示愤慨：“什么145个？那里还死了很多人。大卡车立刻运来部队，我们每天都在研究所六楼看这些卡车，尸体装在后面。起初我们以为是些木板，仔细一看原来是死人。”这位妇女还回忆：抬尸体抬了一个星期，人们逐渐明白事故严重性。后来大家得知自己认识的谁谁谁身亡，皆目瞪口呆。

很少有人想到，3月13日之后情况依然万分危险。因为“仅”60万立方米淤积泥浆涌入库列涅夫卡，山谷中仍剩超过300万立方米泥浆。如果下大雨，灾难将以更大规模重演。果然，5月份强降雨过后娘子谷的泥土开始移动，管理部门鸡飞狗跳，所幸又对付过去了。

基辅街头巷尾流传“2000人遇难”，可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实。所以再让我们仔细看看官方所称的145人死亡——即截至1961年3月31日的数字。在库列涅夫卡进行的大规模挖掘和尸体搜寻始于春末，当时积水已经退去，工程持续两年。无人统计报告这期间可能发现的遗骸数量，原因如下：“32.6万立方米泥土被运出淹没区，其余32.4万立方米泥土被挖掘机铲走”（摘自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监督娘子谷状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失踪人数或许是估算真正受害者数量的一个间接指标，但官方报告并不包含此类信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阿尼西莫夫调查认为大部分死者被埋在硬化的泥浆下。根据生活工作在被冲毁的住宅、宿舍和工人联合企业的人员名单，他得出死者为1500人，但只有电车车辆段出具了几十人的花名册。

基辅历史研究员斯特凡·马什克维奇说：“原因很清楚：谁也不希望人民觉得苏联政府做错了什么。”他确信“145人”肯定太轻描淡写，但要在六十多年后查明准确遇难人数几乎不可能。他坦率说：“由于信息灭失，一切数字都是估计。1500人有些夸张，500-1000人比较可靠，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延伸阅读：

1961年库列涅夫卡泥浆洪流惨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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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出生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巴甫洛夫回忆他的战斗岁月：

本人1926年生于沃罗涅日州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地区克尔诺沃耶村。母亲拉扯我长大，我根本不记得父亲是谁。我妈是残疾人，集体农庄供养我们生活，给一口吃的。战争开始时我正在沃罗涅日一所工厂职校学习。1942年前线逐渐逼近沃罗涅日，人们四处逃散。我满街流浪，举目无亲，也没人能帮助我，找到什么就吃什么。1942年12月27日，我在塔洛瓦亚车站看见我们的部队正在卸载大炮——巨大的炮。我走近一名士兵，请求人家收留。他们商量一会儿，一位姓叶法诺夫的上尉可怜我，说：“好吧，你就做我们团的儿子吧。”

当时我十六岁半。他们发给我衣服和鞋，给了士兵该有的一切，安排了我的岗位。我们部队叫：荣膺红旗勋章的第27“亚索夫”榴弹炮旅，旅长是近卫军上校维克托·伊万诺维奇·古申。下辖两个团：193团和142团，都装备了牵引式152毫米火炮。这种火炮在行军状态下的重量为7.9吨，仅双轮前车就有600千克。炮弹重48千克，加上弹箱总重76千克。我的任务是在战斗前准备炮弹，包括：拆箱、擦拭、设置引爆模式。炮弹共有四种模式：“О”——破片，“Ф”——埋设，“З”——延时，“Б”——高爆。炮弹上装有铜制防护帽，我需要将其取下，使用专门工具选择相应的字母进行设定。火炮最初由苏联的ЧТЗ拖拉机牵引，后来换成美制ТД-10。每辆牵引车加满满两桶400升柴油。牵引速度每小时10千米。我是142团3营1连的列兵，连长叶法诺夫上尉。我们旅隶属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被派往最重要、战斗最激烈的前线地区执行任务。

1943年夏天我们在库尔斯克突出部战斗，先后配属瓦图京大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密集开炮，炮管烧得通红。有一次，一名军官跑来大喊，让我们立即向我军“喀秋莎”火箭炮连的位置开火。因为德军坦克正在逼近，可能会夺取我们的火箭武器。德国人对“喀秋莎”非常感兴趣，尤其它的火箭弹。我们不得不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喀秋莎”连，炸得粉碎。还有一次，我们被迫用直瞄方式射击突破防线的坦克。我们使用特制穿甲弹，命中后能掀翻坦克炮塔或引爆其弹药。那次战斗我们击退了德军进攻，消灭7辆坦克。不久之后我军开始反攻，收复别尔哥罗德市。整场战争我记得四次用直瞄方式消灭突破的德军。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开火，我们在炮架上永远放着四枚炮弹。我们部队参加了解放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斗，1945年5月在德国易北河结束战争。当时我们把黑面包送给美国兵，他们回赠口香糖。1944年我们还参与了收复莫吉廖夫的战斗。

1942年那会儿我们的伙食很差，只能吃面包和煮熟的干卷心菜。1943年开始好转，有了肉和美国肉罐头。解放乌克兰时我们的伙食也还不错，但最好的时候是跨越国境线之后，我们总能搞到猪油、肉和酒，都是从当地居民手里“征用”的。而且整场战争期间我们每天都有酒喝。

我们在巴拉顿湖附近陷入困境。德军在那里集结精锐坦克部队发起反扑，突破了前线。他们还用飞机撒传单，威胁要把我们扔进多瑙河淹死。我们勉强抵挡住他们，那时也不得不进行直瞄射击。

胜利后我继续在部队做炮兵侦察员。我们在距离火炮阵地3-4千米的位置建立观察哨，架设通信设备。观察哨上5个人：一个炮兵侦察组加一名军官——炮连连长。

后来我们部队从乌克兰调往文尼察州。当时我（已经是中士）担任一名特别处中校的副官，协助他盘问战士和军官。特别处会详细调查他们的个人背景：身份、籍贯、出身什么家庭，家族里面是否有“富农”。如果有，这个兵就不可信任，更不会送他去学校深造。我记得我们曾经把一个人的案子移交军事法庭，这人是个中士，站岗时擅自跑去村里找朋友。结果被判了7年刑，审判就在部队内部进行。那时候班杰拉分子活动猖獗，但我们部队没有遭遇他们，主要是НКВД的内卫部队跟他们作战。

之后我从文尼察炮兵学校毕业，到切尔诺夫策州的炮兵靶场做副主任。再后来我被调往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又从那儿去了莫吉廖夫州的戈尔基，在戈尔基农业学院军事教研室工作。我在戈尔基结了婚，此前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成家。我和妻子一起养育两个儿子。我在教研室上班的工资是250卢布。戈尔巴乔夫时期许多高校的军事教研室被关闭，我们亦不例外。退休后拿200卢布养老金，当年算不错了。我还在储蓄银行做保安，每月额外挣70卢布。所以我能够帮助孩子、孙辈和重孙辈。虽然如今我85岁了，还能支援他们。

延伸阅读：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略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酗酒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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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发来电邮，询问：1963年苏联外贸部长“斯捷潘诺维奇”会晤印度“贸易部长辛格”，谈到中国领土问题云云……是否属实？

答复：

第一，苏联外贸部从无姓“斯捷潘诺维奇”的部长，1958-1985年部长叫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Патоличев)。

第二，印度政府无“贸易部”，承担职能的是商业和工业部(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63年部长先后是K. Chengalaraya Reddy、Nityanand Kanungo（我不会翻译印度姓名）。1964年有一位仅做了四天部长的Ram Subhag Singh，之后是Tribhuvan Narain Sin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