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2021年7月举行研讨会，讨论苏联的统计数据如何形成、研究者处理数据遭遇的难题、卢布汇率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等话题。

高等经济学院历史科学研究部副教授、”苏联晚期社会人类学制度”项目负责人尼古拉·司索林-柴科夫致开幕词，强调了全面研究苏联晚期社会及其个别现象的重要性。社会科学系政治与管理系教授马克·乌尔诺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苏联经济的三大支柱：闭关排外、军事化、信息缺乏》的报告。

马克·乌尔诺夫解释说，在研究苏联经济和社会领域时，很难找到客观反映某个行业及整体情况的数据。他举自己为例，当年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读书，需要查阅相关部委财务管理部门的资料撰写“苏联对外贸易效率”的毕业论文。由于他的论文基于保密数据，所以被盖上了“秘密”章子。研究表明，如果说1960年代初期每投入1卢布制造的出口产品大约能产生1卢布收入，那么到1960年代末，投入1卢布只能产生10戈比收入，下降了10倍。

涉及苏联经济的大部分数据都是保密的，获取它们非常困难。而处理公开数据的工作既痛苦又枯燥。为了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指标，有时需要徒劳忙碌两、三个月。同时，“国家以计划经济为荣”，根据官方理论，计划经济不存在“市场混乱”。

问题不仅在于许多材料的保密性，还在于各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的信息壁垒。马克·乌尔诺夫说，在提供材料方面没有明确规则：“假如你直接跑来说我需要某某材料，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走了。即使某个部委的甲科室分享材料给乙科室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正式的。这就是非正式信息市场上非正式关系的问题。”

验证经由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同样很复杂，因为计算这些数据的方法也保密。中情局花了大力气分析、核实关于苏联经济的信息。教授讽刺地说：“各位谁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这些倒霉蛋都忙了些什么”。

教授表示他对苏联解体毫不惊讶：一个国家的领导层不了解（或不想了解）真实情况，必然坠入深渊。

另一大麻烦是将数据从卢布换算为外币。按照购买力换算并不可靠，因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价格的确定方式不清楚：可能基于直接或间接成本，但通常不明说。汇率人为设定，1960年代的官方汇率约1美元兑换60戈比，黑市可达8卢布。所以，想找任何可靠的东西只能“凭感觉”。

马克·乌尔诺夫认为苏联经济的绝对指标不可靠，但动态指标反映了一些实际的东西，因为这些是通过比较包含大致相同偏差和错误的数据得出的。由于缺乏足够信息，他尽量避免研究苏联经济，选择撰写关于世界铜价长期预测的副博士论文——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公开数据使他得以开发出一个比较可靠的预测模型。

乌尔诺夫教授介绍，苏联的许多部委和机关都设立研究所为己服务，同时也提高本机关声望。这些专业研究所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准备所需的参考材料，平时则从事常规分析工作。例如，外贸部的行情研究所编写上一年度全球商品市场报告并预测来年走势，其他研究所也会撰写其“所属行业”的发展报告，提交关于国外技术和管理制度的简报。教授说：“这算一种启蒙教育，有时会被采纳，有时不会。但如果说科学在决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太夸张了。”

一位听众询问：部分研究者提出苏联有发达的需求研究体系，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马克·乌尔诺夫讲述了他1979年夏天访问布良斯克州与乌克兰交界城市谢夫斯克一家商店的经历。这家店基本空荡荡的，只在柜台远端的托盘内放着几块不带肉的牛骨，搁一块纸板注明：“仅供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教授明确回答：“因此，我不敢苟同所谓苏联很好考虑了需求。虽然借助统计数据可以写出漂亮报告，但这与现实毫无关系。”

教授还指出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果向高层领导展示某部委工作低效的材料，他们会感觉沮丧或愤怒。而至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尽量不让领导不开心。呈交难看的指标可能会让人丢掉职位，这也促使了对统计材料的“粉饰”。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专家主要依赖中央统计局和各部委提供的数据。然而部委从工厂和制造厂收到的却是经过美化的数据，何况部委自己也会向上级提交“戳不穿”的材料。于是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的许多工作人员使用自己的信息来源，例如亲自考察各地区和建设项目。据说能源部的一位副部长每年花250天出差。至于这种亲力亲为收集信息的特点，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早已详细描写过了。

获取信息的另一条渠道是国家机关收到的人民来信。他们明白，如果反映某个问题的信件数量急剧增加，表明问题正在恶化。报纸刊登的读者来信，以及中央委员会讲师和“知识”协会讲师赴偏远地区授课后的报告也都是信息来源。

研讨会另一位参与者问道：“您了解苏联经济的实际损失吗？这些数据是否让您和其他人沮丧？您个人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感受？”

马克·乌尔诺夫说：“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让卡夫卡（的荒诞）成真”，这种感觉心理上很难接受。早在1960年代已没几个人相信这套体制，但许多人认为它可以被迅速纠正。与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赫鲁晓夫的胡乱折腾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要更加自由和稳定。1968年8月之前可以不受干扰地收听西方广播电台，马克·乌尔诺夫本人订阅了同情“布拉格之春”的南斯拉夫《政治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订的报纸“丢失”了，广播电台再次被干扰，就像1950年代-1960年代初期那样。

然而，苏联体制正逐步朝着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迈进，因为社会各阶层，包括掌握实权的人，都越来越察觉到事态的荒诞和超现实。部分知识分子天真地希望政治体制的变革能够迅速扭转社会现状。

再者，很多人没有考虑到长期身处独裁统治下的影响。乌尔诺夫说，1987年他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领导的委托，对内部员工进行了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这家研究所（被认为是国内最自由的学术机构之一）30%的数学物理学副博士及博士表示：不应允许因政治原因出国的科学家返回。“我深感惊讶，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不宽容和专横综合症已经深深扎根于苏联人民的心底，并且会长期影响国家局势。”

延伸阅读：

苏联的统计和意识形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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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8日，伟大卫国战争最著名英雄之一：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死亡。苏联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位象征着钢铁意志和坚忍精神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根据典型的苏联传说，纳粹在严寒天气用冷水浇淋这位被俘将军，直到他冻成一块冰。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941年8月，工程兵中将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卡尔比舍夫在白俄罗斯多布雷卡村附近战斗中受炮弹震伤被俘。他辗转多个集中营，最终被关押在毛特豪森，1945年2月18日夜间在此地死亡。本文将探讨最富传奇色彩的部分——关于他牺牲的具体情况。

1946年8月16日，根据提交给苏联国防部的两份证人证言，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以下是证言内容。

前战俘索罗金中校的报告：
“1945年2月21日我与12名被俘军官一同抵达毛特豪森集中营。刚进去我就听说，2月17日从全体战俘中挑出了一批400个人，其中包括卡尔比舍夫中将。这400人被脱光衣服，强制站在户外，身体虚弱者冻死后立即抬去集中营火葬场焚烧，其余人则被棍棒驱赶到冷水下冲淋。这种折磨反复多次进行，直到午夜12点。12点的又一次酷刑中，卡尔比舍夫同志试图避开冷水，被棍棒击中头部死亡。卡尔比舍夫的遗体在集中营火葬场焚烧。”

第二份文件是加拿大陆军少校塞登·德·圣克莱尔致苏联遣返委员会代表的一封信：
“1945年1月我与1000名被俘人员从亨克尔工厂押送至毛特豪森灭绝营。这支队伍中有卡尔比舍夫将军和几名苏联军官。抵达毛特豪森后，我们在寒冷中待了整整一天。傍晚全部1000人被冷水冲淋，之后仅穿着衬衣和木鞋在操场站立到早晨6点。这1000名抵达毛特豪森的俘虏死亡480人，包括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将军。”

两份证言总体上充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卡尔比舍夫将军或者是户外长时间站立、体温过低而死，或者是被棍棒打头而死。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军官的证言更可信。因为卡尔比舍夫牺牲时索罗金中校并不在毛特豪森，他是几天后才到的，所以他关于将军牺牲的说法显然是转述，可能存在“信息失真”的情况。而圣克莱尔是直接目击者。

但对于苏联宣传机构来说，英雄死于体温过低显得太“平淡”了。于是将军的牺牲过程很快被添油加醋，变得更生动。早在1948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苏联英雄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卡尔比舍夫》的书，引用了圣克莱尔的证言，但这位加拿大军官的叙述经过苏联记者修改已然面目全非。由于其时圣克莱尔不幸病故，进行这种改动没什么阻碍。

那么，改动之后的“圣克莱尔描述卡尔比舍夫之死”如下：
“我们一进入集中营，德国人就将我们赶进淋浴室，命令脱光衣服，从头顶洒下冰冷水柱……随后他们只让我们穿内衣和木鞋，把我们驱赶到院子。卡尔比舍夫将军站在离我不远的一群苏联同志中间……这时，我们身后手持消防水管的盖世太保开始用向我们喷射冷水。那些试图躲避水柱的人被棍棒击打头部。数百人因冻僵或头骨碎裂倒地。我看见卡尔比舍夫将军也倒下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新传说的第一个组成部分：重点不再只是冷水浇淋和严寒罚站，而是“盖世太保”用“消防水管”向将军和其他战俘喷水。不过，为什么是突然冒出来的“盖世太保”（秘密政治警察）而非集中营普通守卫喷水虐待战俘呢？显然苏联作者认为这样写可读性更好。

这还没结束。1955年《红星报》刊登了传说的核心情节：
“1945年2月17-18日的寒冷夜晚，半裸的卡尔比舍夫被带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内墙。在这里他被用消防水管浇水，直到变成一座冰雕。”

现在将军不仅不是与几百名难友同时牺牲，而是孤独死去，并且还变成了冰雕。不得不称赞记者的想象力——他发明的结局极其壮观。苏联将军冻成冰块的画面立即获得了最广泛传播。

这种情况下，迅速涌现出大量“目击者”，声称亲眼看见将军变冰块。其中一些人的叙述堪比恐怖电影：
“零下12度严寒。消防水管喷出的冷水纵横交错。卡尔比舍夫渐渐被冰覆盖，临死前他对毛特豪森的战俘们说道：‘振作些，同志们，想想自己的祖国，勇气就不会离开你们。’”（《毛特豪森的囚笼》，1959年）

既然提到严寒，我们已经知道卡尔比舍夫临死并未结冰，但客观上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毛特豪森集中营位于奥地利——并不是欧洲最北端的国家，零下12度气温在那边比较罕见。1945年冬天究竟怎样？

记录毛特豪森地区天气变化的气象报告保存至今。当年二月下半月，毛特豪森相对无风，早晨气温在-2到+3度之间，白天气温在+4到+10度之间。这种环境即便一具尸体也不可能变成冰块，更不用说大活人了。

附：卡尔比舍夫将军小传

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1880–1945）曾就读于西伯利亚军官学校、彼得堡尼古拉耶夫军事工程学院。

俄日战争期间他参加过奉天会战，以中尉军衔结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普热梅希尔围城战，腿部受伤，晋升中校。1916年又参加了著名的布鲁西洛夫攻势。

1918年他加入红军。国内战争期间负责建设防御工事。1920年他领导了佩雷科普-崇加尔战役的工程保障工作。自1926年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担任教师。1929年被任命为“莫洛托夫和斯大林防线”项目负责人。

1939-1940年芬兰战争期间，他为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提出了工程支援方面的建议。1940年晋升为工程兵中将。1941年获得军事学博士学位。

1941年6月初卡尔比舍夫被派往西部特别军事区。1941年8月起被列为失踪。被俘期间曾关押在多个集中营：扎莫希奇、哈默尔堡、弗洛森比格、马伊达内克（卢布林灭绝营）、奥斯维辛、萨克森豪森和毛特豪森。他拒绝纳粹劝降，还被推举为集中营抵抗运动领袖之一，动员各国战俘不忘祖国，切勿投敌。

生前荣获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追授“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全苏各地有纪念他的雕塑、半身像和牌匾，许多公共建筑以他的姓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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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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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晕”的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

▢ 弗拉基米尔·索罗柯拉特（报社记者）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内燃机船的船东是波罗的海航运公司，船籍港：列宁格勒。1972年东德船厂建造，排水量18.82千吨，长176米，宽23.6米。拥有带电梯的五层乘客甲板，239个舒适客舱共550张床位。休闲设施包括5个酒吧、餐厅、电影放映室、音乐厅、赌场、泳池、网球场健身房、美容院、购物店、图书馆、豢养奇珍鸟类的冬季花园等，装修风格依照莱蒙托夫诗作中的高加索主题。该船1982年进行过一次耗资约1100万英磅的改造，随后被英国Charter Travel旅游公司包租，经营欧洲和环球水路航线。

1986年2月16日，新西兰海岸附近，堪称苏联客运船队旗舰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豪华邮轮不幸沉没。这艘船不仅比同年沉没的“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更大，技术设施和舒适度方面也远远优于后者。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几乎没有关于此次船难及相关国际法律纠纷的报道，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死亡人数较少，仅一人丧生；其次事故发生在远离苏联的地方，乘客只有外国人；最后，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将在莫斯科召开，报道如此严重事故不适合大会前的社会氛围。

今天我们看到，当时新西兰交通部进行的初步调查材料及“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事故诉讼的和解材料都表明，苏联官员隐瞒邮轮沉没的真相有其自身原因。

向礁石全速前进！

1986年2月6日，“莱蒙托夫号”告别澳大利亚悉尼港，开始环新西兰岛航行。在访问了北岛的几个港口后，2月15日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接下来的路线将穿过南岛的岩礁群。“莱蒙托夫号”夜间驶离首都码头，穿越库克海峡，2月16日8时抵达位于夏洛特皇后湾的皮克顿镇，该峡湾是南岛北端马尔堡峡湾中最大的一条。

此时船上共有330名船员和408名乘客，其中327人是澳大利亚游客，而且绝大多数乘客是老年人。

从惠灵顿到皮克顿的航行由马尔堡水域资深引水员唐纳德·贾米森负责。他对新西兰沿海情况非常熟悉，一年前曾引导同级别内燃机船 “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在此安全通行。

2月16日15点，“莱蒙托夫号”离开皮克顿驶向南岛西海岸，通过海峡后原计划绕过杰克逊角。

16:00，高级领航员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二副谢尔盖·古谢夫、舵手和瞭望水手开始值班。天空下着小雨。引水员建议船速增加到15节（约28公里/小时），逐渐靠近海岸。

16:30，船长弗拉季斯拉夫·沃罗比约夫设定好绕过海角的航线，暂离驾驶舱，告知引水员由大副（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接替他的位置。接近杰克逊角之际，引水员突然改变设定好的航线，将邮轮引入海角与峭壁浅滩之间的狭窄水道，那里有一座灯塔。大副并未取消引水员指令，只是问他：“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得这么近？” 二副提醒说他看到白色碎浪已经非常近。引水员贾米森安抚驾驶舱众人，表示“此处水深足够”。

17:38， “莱蒙托夫号”撞击水下暗礁，沃罗比耶夫船长和大部分高级船员纷纷跑上舰桥。

客舱服务员瓦列里·沃罗诺夫回忆：“与车祸不同，当时的冲击持续了几秒钟，而不是仅一瞬间。船速并不快，仿佛在平坦的道路开车，突然冲到路肩上继续颠簸两百米。那时候粪便收集装置被撞破了，污水涌入健身房，人们逃出来时裹着脏乎乎的毛巾，场面太可怕了。破洞很大，一切发生得非常快”。

澳大利亚游客琼·诺玛·迪伦回忆：“撞击发生时我正在自己舱房浴室洗澡，我女儿躺床上休息。冲击力把我甩向浴室对面的墙壁，同时听见一阵巨大的沉闷摩擦声。之后，我和女儿去了正在进行民间舞蹈表演和俄罗斯葡萄酒品鉴的大厅。过了片刻，邮轮经理通过广播系统告诉大家出了点问题，让我们等待进一步通知。我们返回客舱，我顺便收拾了些东西以防万一，又回到大厅。途中我们注意到船开始倾斜，楼梯井下方已经进水”。

女服务员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回忆：“当时乘客们正在音乐厅边看俄罗斯舞蹈表演边等晚餐，突如其来的剧烈震动打断了舞蹈。但船上活动又持续约半小时，随后响起警报，召集船员到员工食堂。大副说轮船触礁，没必要担心，因为这种级别的船是不会沉的。他建议我们穿好救生衣预备着，等候进一步指示。又宣布晚餐将推迟一小时”。

17:43，船长命令关闭舱室之间的水密门。

18:01，“惠灵顿电台”收到求救信号。距离现场17海里的“塔利希霍号”油轮赶赴救援。

18:04，为了挽救船只，船长决定实施搁浅。经过多次机动，“莱蒙托夫号”驶向戈尔湾。

18:20，辅助轮机舱漏水。

19:00，主配电室进水。倾斜达到12度。船长下达了“全速前进”的命令。

19:13，主配电箱断电，水泵停转，电机关闭。

19:32，船员放弃轮机舱撤离。

19:41，“塔利希霍号”看见失事邮轮，惠灵顿电台联络附近所有船只提供援助。

19:54，沃罗比约夫船长请求一艘拖船拖拽（最近的拖船至少五个小时才能抵达），并告知“塔利希霍号”不需要派出救生艇。

20:19，终究要求援救。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说：“事态紧急时服务员必须召集所负责舱室的乘客，协助他们穿救生衣并护送至疏散地点。相关的指导和演习在每次启航之初都会进行，所以乘客可能一开始没意识到情况严重性。四处都有游客们兴高采烈的面孔，穿着橙色救生衣互相拍照。为了不让乘客瞅见被淹没的下层甲板，楼梯间紧急加盖了防水布”。

迪伦夫人说：“再次广播后，我和女儿前往集合地点，过了一会儿，一位乘务员带领我们这队人穿过走廊和上下的楼梯。我们多次从船的一个区域进入另一个区域，一直走到通往甲板的门前。我们站立门前墙边，抓着木扶手等候好久，终于收到命令开始向门口移动”。

扔包入水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回忆：“尽管船员们竭尽全力，但终究无法避免恐慌，随着船体向右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船上所有人都意识到‘莱蒙托夫号’正在下沉。许多人惊慌失措。爬到倾斜甲板边缘本就不容易，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变得愈发困难，因为斜度增加了，甲板也被雨水打湿。老人们被人推着向船舷爬去，那里有固定的绳梯。对于那些不明情况的老年女士们，不得不把她们的提包夺走，好让她们腾出手来顺着绳梯下去。逃命要紧啊，所以没人关心那些飞落到甲板和水中的提包”。

迪伦夫人也说：“我们必须抓住绳索向扶手移动，即使脚不打滑也很难站稳。我们身边有两名船员协助翻越船舷并下到绳梯，其中一人从我肩上扯下两只包，丢到船外。我们必须转过身，脚试探着往下爬。到达绳梯末端时我跌跤了，因为梯子没够到救生艇表面”。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接着回忆：“梯子下方有一艘小艇（苏联报纸后来报道是充气艇，全部飘在水面接收了部分乘客和船员），但不知为何入水后后没有自动展开……由于船体严重倾斜，绳梯末端比救生艇高出两米多。为了帮助下来的乘客登艇，船员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值得称赞的是，所有乘客都靠自己的力量爬下绳梯”。

瓦列里·沃罗诺夫说：“为了确保船上无人滞留，我必须检查从音乐沙龙到餐厅的所有商店，以及从厨房到船艏的每个区域。船已经严重倾斜，船头开始下沉。我跑向前面，看见令人恐惧的场景：一片死寂，只有灯光闪烁，走近餐厅，那边也是一片死寂。桌上的东西统统掉落在地，厨房炉子上还放着热菜。就跟恐怖电影一模一样。一位轮机员检查房间时发现了一个正在睡觉的人，事故发生时他正在机舱值班，下班后去洗澡，坚信船绝对不会沉，以至于洗完就从容上床睡觉了，直到最后一刻被叫醒带走”。

1986年2月22日的《共青团真理报》登载一位勇敢水手伊万·丹尼尔金疏散乘客时摔断手。船上酒保奥列格·戈列布佐夫回忆这个情节称：“事情并不完全是那样，万尼亚不是救乘客受伤的……当广播弃船时，天又黑又冷，我们只穿着那会儿身上的衣服，但预计要在荒凉岸边过夜。所以我们决定带些酒暖身。我们沿着黑乎乎的船舷行走，走到我的酒吧，但门变形了推不开，只好去音乐厅的酒吧。打碎玻璃柜，装了满满一袋子白兰地和草药酒……我们把袋子交给万尼亚·丹尼尔金，警告他这些酒他得用命保护。下船时万尼亚滑倒了，手被梯子卡住。搀扶他的乘客助理劝他丢掉袋子，他回答说没接到指令……”

女服务员奥莉加·克利莫娃回忆：“我们的救生艇下降时卡住了，半空摇晃，仿佛介于天地之间。吓死人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跳下去。虽然神经几乎崩溃，但我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后来救生艇继续下降，我们被放到海面。大家从邮轮旁划开，被一艘客船接起。邮轮沉没那一刻我们还在救生艇上，亲眼目睹这一切，确实太可怕了”。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则比较冷静：“我们疏散乘客的过程中根本没时间害怕。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最后只剩几名船员站在绳梯旁，船内突然一声巨响，随后是水涌入的声音。旁边一名轮机员说发动机从支架脱落了。告别同志们之际，我经历了那种脑子里回放一生的瞬间。多年后观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时，我又一次体验了这种感觉”。

20:59，约100名乘客登上来援救的油轮。

21:35，库克海峡渡轮 “阿拉胡拉号”从皮克顿驶向事故现场。

22:07，渡轮望见第一艘救生艇。

22:15，邮轮右舷倾斜达40度。视野中不断出现新的救生艇。

22:40，“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右舷倾斜至85度沉没，沉没深度43米。

“塔利希霍号”点数人头，共救起356人。唯一失踪者是制冷设备工程师帕维尔·扎格利亚季莫夫，他在触礁后被瞬间淹没的舱室岗位上遇难。

“塔利希霍号”和“阿拉胡拉号”驶向惠灵顿，那里的救援协调中心会同警察局、交通部、军队、医疗和民间服务机构，准备在国际乘客航站楼安置失事邮轮的乘客和船员。

失踪的向导

事故发生后两天，即2月18日，新西兰交通部开始对“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没事件进行非公开初步调查，主要目的是找出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邮轮为什么触礁、为什么沉没。

事故当晚在惠灵顿中央警察局值班的警督欧文·丹斯回忆：“渡轮‘阿拉胡拉’号刚刚靠岸，引水员唐·贾米森就消失了，我们很长时间不知道去哪儿找他。在渡轮上贾米森由苏联高级船员看守，他没被正式逮捕，只是由苏联人陪同。但船一到惠灵顿，贾米森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我听过一种说法：他通过船长室的厕所逃走，苏联船员根本不知道那间厕所有两扇门”。

之后贾米森现身，接受调查人员问讯并做供。他在碰撞事件中的过失无可争议，但国际海事法并未规定引水员对船舶负有行政责任(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航行期间负责的是船长或受委派管理船舶的船员。具体到本案，临时接替船长的高级领航员兼大副斯捷潘尼谢夫有权取消引水员的指令，继续按照船长设定的航线行驶。

贾米森是新西兰三位持有在峡湾水道引导大型船舶执照者之一，且在马尔堡海峡享有很高声誉。可这位毫无疑问的干练专家却在邮轮驶离海峡时做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引导“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通过杰克逊角与礁石浅滩之间的狭窄水道。他这样做的动机至今是个谜。无人理解引水员因何会把大船引向自己担任港务长的那个港口区域的礁石。初步调查期间贾米森表示转向决定是自发做出的，他唯一的解释是“想让乘客有机会更近距离观赏”杰克逊角和海峡入口北侧的灯塔。
（儿按：解释十分牵强。雨天，且临近晚餐、大厅有集体活动，甲板此时能有几个乘客？）

初步调查中贾米森承认在苏联海员举办的皮克顿港招待会上喝了“两杯伏特加和一杯啤酒”。究竟喝多少只能任凭他自己说，而且他完全有理由少报，因为国际海事法禁止摄入任何数量酒精的引水员上岗工作。

“莱蒙托夫号”失事后，港口酒吧流传一则笑话：“贾米森最喜欢什么酒？”答：”Vodka on the Rocks.”这是新西兰人对加冰伏特加的称呼。

贾米森以健康不佳为由自愿交出引水员执照和近海航行执照，但保留了英国商务部颁发的船长证书。这样一来，他就避免了被法院通过程序吊销执照，随时可以要求领回。这位事故责任人紧接着被免除岸上职务，坚决拒绝采访或发表公开声明。几年后贾米森自称已经康复，请求发还执照，最终如愿，担任一艘小型货轮船长在惠灵顿和皮克顿之间运送家畜。据说2006年退休。

克格勃展开调查

苏联方面怀疑沉船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破坏活动。“莱蒙托夫号”常任船长阿拉姆·奥加诺夫在被问及这种可能性时表示：“我无法肯定，但我们确实妨碍了外国公司赚钱。作为船长，我收到过书面和口头威胁，船也多次出事故。有一回我们停靠旧金山港，我收到消息说‘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被放了水雷。不得不承认，美国海军基地的指挥部反应真迅速——潜水员在船底发现一枚磁性水雷，诚然，没装雷管。这件事引起了很大轰动。我认为西方竞争者需要在潜在乘客中制造恐慌。另一次他们威胁要炸毁‘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迫使我们退出一条国际航线。后来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运营，又遭遇竞争者。那次航行时我正在休假，事故发生前两小时我还通过无线电与替班船长联系。将船引上礁石的引水员后来甚至不掩饰自己的过错。邮轮在距离海岸800-900米处沉没在43米深的水域。这种事故绝非偶然”。

波罗的海轮船公司旗舰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翻沉，当然引起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注。几位“官方人士”前往惠灵顿正在进行的事故初步调查现场了解情况。目前尚不清楚克格勃工作人员是否找到破坏活动证据，但有意思的是，如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联邦安全局分局都否认他们的档案中存有关于“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件的记录。

每艘执行海外航线的客轮上都有几个克格勃雇员充当乘客助理，这不算什么秘密。他们当然也参与了1986年国安委内部调查。然而，即使在沉船事件发生这么多年后，那些曾在“莱蒙托夫号”上的乘客助理早已脱离克格勃系统，仍然没能获得联邦安全局批准，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接受采访。

新西兰交通部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初步调查。由于已经查明所有情况，交通部决定不再进行正式调查，同时决定不对引水员提起刑事诉讼。传言称新西兰交通部放弃正式调查的决定是迫于苏联方面压力，因为苏联当局基于某种原因坚决不希望此案上法庭进行公开审理。1986年4月列宁格勒市法院认定大副谢尔盖·斯捷潘尼谢夫在“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故中负有责任，判处四年劳改缓期执行，并在此期间暂停其航海执照。另外责令他赔偿波罗的海轮船公司两万卢布。

1987年，澳大利亚法院审理了一百多起该国公民针对Charter Travel公司和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的起诉。这些案件的原告都是当时乘坐“莱蒙托夫号”的乘客，全部胜诉，每位乘客获得2万-3万美元赔偿金。两年后Charter Travel公司和波罗的海轮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马尔堡港务局赔偿船只损失、租赁/运费损失、船员遣返费用和沉船抽取燃油费用，索赔逾4500万美元。但这次案件同样未进入公开审理，1989年8月达成秘密和解，原告同意接受275万美元结案。由于协议包含保密条款，其内容直到庭审十年后才被公布。

无保险的出航

在“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沉船事故这个看似不太复杂的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事实导致了联邦安全局禁令与秘密和解协议？为什么苏联律师同意接受的赔偿金额比申索的金额少17倍？

或许，轮船公司官员和律师并未认清沉船的真实情况。如果说他们依赖于初步调查报告的表述，认为“既定事实绝对无可争议”，那么马尔堡港务局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唐·贾米森，事实上清楚在戈尔港湾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承认可能对船只的初步损伤负有责任，但他们认为邮轮本不该沉没。董事会将沉船责任归咎于俄罗斯船长，认为他未及时求援或未尽全力挽救船只。审判中可信证人的证词能够证实这番推测，寻找证据也不困难：无线电通话记录、潜水员报告、照片文件和目击者陈述俱全。

俄罗斯公司的律师由此面临在公开审判中公布与官方说法大相径庭的证词的可能，所以同意了一个比船的价值低得多的数额。

那么船长有什么责任呢？首先，撞击发生时舱室之间水密门是开启的，触礁五分钟后他才下令关闭，足以让海水进入各个舱室危及船舶漂浮能力。当时邮轮向右倾斜，因此官方推测系右舷触礁，然而在沉没邮轮左舷有个12米大窟窿，即使今天也可以亲自到戈尔港湾 潜入水下40米验证。这种事实和解释上的差异难道不是水密门未锁闭造成的吗？

另一个谜团是关于邮轮和戈尔港湾陆地的距离估计。船员证词表示距离8链（约1.5千米），引水员和乘客的证词及照片显示的距离约200米。这种情况下只需抛下船艏锚就足以拯救邮轮，但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后来邮轮远离岸边，进入了更深的水域。

虽然听起来离奇，但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的旗舰并未投保。法院判决的275万美元仅够支付乘客索赔，邮轮白白损失掉了。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和船的拥有者都是“国家”，而苏联不习惯为船投保。可即使那个年代也有“国家对外保险公司”，承保国外一切需要投保的东西。波罗的海轮船公司纯粹太吝啬，最后一次航程甚至连乘客都没投保。同样矛盾的是，Charter Travel公司表面上是英国公司，实际是苏联假借虚构的英国人身份购买的，实打实赚外币卢布(Инвалютный рубль)。

你好，英雄的国度……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说：“在惠灵顿的几天，我们入住一家很棒的宾馆，享受冰箱美食，观看电视新闻中的自己。可能因为领导厌倦了反复强调为省钱不准从冰箱拿东西，所以他们让部分船员搬到体育馆。我们在那边睡地板上的体操垫，直到2月21日飞往新加坡”。

瓦列里·沃罗诺夫也说：“我们从惠灵顿乘坐当地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悉尼，在悉尼换乘一架波音747。上了飞机，人家对待我们就跟普通乘客一样，知道我们是失事邮轮的船员，还提供了饮料，我们全喝光了。到了新加坡，我们又换乘当时最时髦的伊尔-86班机，但这次态度却截然不同：空姐们一个个显得很冷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机组人员是俄罗斯同胞，却没人跟我们说话。既没有‘你好’，也没有‘再见’。过后有位空姐解释说：她们被禁止与我们谈话。他们使用军用机场把我们送回来，在巴基斯坦中转，不准下飞机，整个加油期间我们坐在炎热的机舱，枪口对着我们。抵达塔什干后，我们匆匆穿过大厅，惟恐遇见熟人。这边没人知道沉船的消息，仿佛这次海难从未发生过。我们的海员护照上注明：出发——列宁格勒，抵达——塔什干……”

柳德米拉·沙季洛娃继续回忆：“我们飞完了新加坡-河内-加尔各答-卡拉奇-塔什干-列宁格勒航程，最后降落普尔科沃机场。经历海上夏季回到家乡，迎接我们的是零下二十度的俄罗斯寒冬和更加冷漠的接待。飞机舷梯旁停一辆大巴车，在车上向回家的每个人发放保暖衣物。显然这辆车是从附近监狱借调的，因为装满了绗缝棉袄、大码毡靴和带护耳帽子。几乎没人肯穿这种东西，这让迎接我们的大官儿们非常惊讶：‘怎么啦，姑娘们？干嘛不穿衣服？车上都给你们准备好啦！”

瓦列里·沃罗诺夫最后说：“我们的鼓手瓦西金穿着白鞋、浅蓝裤子和白衬衫走了出来，外头零下二十度，而他就穿着这些衣服，皮肤晒得黝黑，非常帅气。差不多每个人都被亲属朋友接走了，但他需要去莫斯科火车站，所以就穿成这样。想象一下，一个晒得黝黑的人，穿白鞋、蓝裤子、带护耳帽子和棉大衣，自然成了全体警察的目标，每走一步都要被检查证件，差点关进拘留所。他不能说自己是沉船的船员。毕竟这是英雄的国度，怎么会有灾难呢？根本没发生任何事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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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号”火灾和冯玉祥之死

1939年“因迪吉尔卡号”重大船难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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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利·格拉乔夫1878年1月26日出生在科斯特罗马县伊万科沃村一户农民家庭。他父亲季莫菲拥有自己的农场，教导每个孩子从小劳动。格里戈利年轻时学会了制鞋手艺，帮助父亲生产焦油，能像兽医一样治疗牲畜，还从事养蜂业。

本案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后来表示：格拉乔夫全家都是健康人，没有精神病、梅毒或酒鬼。

但村民们并不待见格拉乔夫一家，部分出于嫉妒——他家土地是伊万科沃村最大的。不少人还厌恶一家之主季莫菲的臭脾气：他性格暴躁，经常与邻居发生冲突并对簿公堂。另外，季莫菲·格拉乔夫断然拒绝参加当时无偿帮助乡亲做家务的传统活动。

伊万科沃的老少爷们儿决定教训教训他们，某天结伙闯进格拉乔夫家，动手殴打季莫菲，年轻的格里戈利也被邻居用耙子打伤头部。这一击给他留下巨大伤疤，也在他心底种下刻骨仇恨。

1907年季莫菲去世，格里戈利变成四邻的主要憎恶目标。后来小格拉乔夫开始为拥有村庄周围森林的富商特列季亚科夫服务，矛盾愈发尖锐。因为富商委托格里戈利做护林员，追查盗伐木材的乡民，不留情面地对他们处以罚款。

“你就一户——我们想怎样便怎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打断了格拉乔夫和村民的对立。格里戈利走上前线，从列兵转为卫生员。但他的战斗生涯很短暂，在喀尔巴阡地区被德军俘获，遣送德国。在德国被俘期间，格里戈利对当地的农业技术产生浓厚兴趣。战后返乡，他发现邻居们非法侵占了他的一部分土地。尽管如此，仍试图与大家修复关系，分享自己在德国学习的知识，提议组织类似合作社的团体以更有效地协同劳动。可他再次遭遇侮辱和嘲笑。

于是格拉乔发奋单干。他努力存钱，成为全村第一个购买现代犁和风选机的人，从而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大丰收。这更加激恼了村民，为了让格拉乔夫难堪，他们开始向地方当局写信告状，控诉格拉乔夫霸占邻居一块地，还在水井下毒。检查员进村查访，未发现格拉乔夫犯罪的任何证据。乡邻们恼羞成怒，转而诋毁格拉乔夫之妻普拉斯科维娅，说她嫁过来之前曾跟一个外乡的茨冈人生过小孩（早夭）。

格里戈利明白继续耗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打算效仿亲兄弟伊万进城从事制桶行业。然而他毕竟离不开土地，在土地再分配过程中他请求分得一块自有田地。但由于敌视他的邻居从中作梗，地块位置一直没定下来。这些人甚至发起连串诉讼，企图夺走格里戈利的部分土地——确实是步步紧逼。

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说：格拉乔早已火冒三丈，那些不断伤害他自尊心的嘲讽更是火上浇油，有时甚至触及法律边界。诸如“怎么的？想挖公家墙角？”、“被抢了，被抢了！”，或“我们十七户，你就一户——我们想怎样便怎样”之类的叫嚣让他两眼发红。

无愧于心

参与骚扰格拉乔夫一家的不光伊万科沃村男居民，也包括婆娘们。因为知道格里戈利对他在富商特列季亚科夫家工作时挖的池塘格外珍视，农妇们竟故意当着格拉乔夫的面下池塘洗澡，试图激怒他。顽童效仿父母，用粪便涂抹格拉乔夫家门锁，沿街扔土块追打。

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证实：五岁的阿廖什卡·穆拉维耶夫用脏话辱骂格拉乔夫，用词十分粗俗，毫无疑问，小孩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同时，格拉乔夫一家与村民们关于集体农民财产的冲突不断，其中一次甚至演变为暴力事件。伊万科沃村民阿法纳西·科罗廖夫因马匹问题与格里戈利争吵，抡起斧头劈砍普拉斯科维娅的手，致其重伤残疾。谁知最后坐上被告席的不是阿法纳西，而是急忙保护妻子的格里戈利。全体村民对冲突真实原因闭口不言，反说格拉乔夫挑事。受轻微皮损的科罗廖夫指控格里戈利无缘无故袭击他，他自卫时不慎砍到普拉斯科维娅。

格拉乔夫坐完牢回村，又遭戏弄，被唤作“囚犯格里什卡”和“鳄鱼格里什卡”（译注：“鳄鱼”的意思是坏人、奸人）。格里戈利遂决心实施报复。

“你个混蛋，你还活着”

上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做过考纳斯要塞步兵团射手的格拉乔夫自然而然想到用猎枪收拾欺侮他的人。为此做了仔细准备：1925年夏天变卖全部财产，携家眷搬到距离伊万科沃村8千米的苏季斯拉夫尔。备好武器弹药后，精心安排了复仇计划，定于7月26日动手。

晨七点左右，格拉乔夫自家老房子，拿着火把和煤油瓶走出来。他要纵火焚村，观察了风向以便火势蔓延。穆拉维耶夫家和米哈伊尔·利西琴家房子被泼洒煤油，首先燃起熊熊烈焰。正如格拉乔夫预期的那样，大半个村子迅速被火席卷，一片待收割的黑麦田也被他用火把点着了。

于此同时，村民们——多数是妇女儿童，男人一早下地干活了——惊慌逃出家门。格拉乔夫无视嚎哭和尖叫，举起长枪射击，打死11名受害者，包括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三个孩子和一岁半的阿列芙京娜·科罗廖娃——据孩子祖母说格拉乔夫专门瞄准这个丫头。格里戈利本人则声称，他是在“枪不听使唤”的情况下误杀阿列芙京娜。

血腥屠杀中格拉乔夫还击伤了阿列芙京娜正在怀孕的妈妈、九岁的帕维尔·利西琴和几位老太婆。后来庭审时格拉乔夫辩称他没想要人命——如果谁中枪倒地未死，就不再补枪。但幸存目击者说格拉乔夫绝非一个人打一枪算完。侦查员亚历山大·拉戈夫斯基表示：格拉乔夫朝老太婆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利西琴娜连开四枪，咒骂：“你个混蛋，你还活着！”

然而据其他目击者回忆，格拉乔夫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他放过一位邻居，说“你丈夫是好人”。从森林跑回来的另一位妇女也被他放过，此女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捡条命，还以为村庄失火了。

另有传言曰几位村民事前勾结格拉乔夫，知道他行凶的日子，藏身安全之地。但这一点始终无法证实。

“人命没买保险”

至于直接冒犯他之人的家属，格拉乔夫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显然带着愉悦审问匍匐脚下的妇女，逼她们说出丈夫去向，并嘲讽她们只给房子买了保险，却没给自己的命买保险。

远处的人瞧见火光跑来施救。格拉乔夫走到村民拴马喂马的地方，近距离击毙12匹马。随后杀向森林，撞见四名冲出来的地方政府小干部，立即瞄准他们。格拉乔夫复仇之前研究过法律，知道杀害政府官员是死罪，那一瞬间可能有过犹豫，但终究扣动扳机，打死警察、打伤法官。

做完这些，格里戈利·格拉乔夫在苏季斯拉夫尔地区的森林躲藏一星期，几次遭遇搜捕的警察并开枪，幸而无人伤亡。最后格拉乔夫主动出来自首，枪被他沉入沼泽。

本案共导致12人死亡、8人受伤，伊万科沃村全部16座民宅和65座生产建筑化为废墟。省执委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帮助受害者，为失去家园的村民免费提供建筑材料，并以优待条件划拨雇佣劳力、购买农具、机械和牲畜的资金。苏联各地群众纷纷捐款支援。

格拉乔夫纵火杀人案调查工作持续十天。侦查员们收集枪手罪证时，检察院的医学专家接触嫌疑人，认为格里戈利有刑事责任能力。但另一位与格拉乔夫交谈过的精神科医生强烈反对该结论，坚持要求把他送精神病院做进一步检查，认为虽然格里戈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实施犯罪时无法自控。不过这位医生的意见未被采纳，案件移交法院。

“暴行与他所受的冒犯程度不相符”

公审设在科斯特罗马“帕莱剧场”电影院。此处坐席数量有限，希望旁听者众多，故实行特邀入场。除了大规模杀人，格拉乔夫还被指控反政府——伊万科沃村居民一致表示凶手对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挫折发表过恶毒言论。但法庭并未采信这些陈述，格里戈利的辩护律师提出了他忠于新政权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具体来说，格拉乔夫按时缴纳税款，帮助组织乡村学校，且没有富农特征。然而辩护律师未能证明他长期受排挤骚扰的事实。法庭认为格里戈利与村民之间冲突的原因是他对合法的土地重新分配不满。

另外，检方指出格拉乔夫性格暴躁，企图在村里称王称霸。负责本案的国家公诉人尼古拉·韦谢罗夫斯基说：“仇恨确实有原因，但没有理由实施如此残酷的报复。这种暴行与他（格拉乔夫）所受的冒犯程度不相符。”

法庭也没有采纳格里戈利在最后陈述中提出的理由。被告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未表现悔意，直言：“我的手不发抖，足以射杀所有冒犯我的人。他们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他们。”

法庭商议六小时作出判决：死刑。出席庭审的许多人面露喜色、掌声雷动。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1926年1月经最高法院向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申请，死刑被减为二十年监禁。因为邻村居民对格拉乔夫的评价特别好，对改判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使得法庭有理由相信被告本人及律师关于其遭受同村人排挤骚扰的陈述有某种真实性。

格拉乔夫有前科，按规定不得假释，但他服完一半刑期就释放出狱。此人日后踪迹不明，只知道他再没回伊万科沃村。而他在家乡发动的那场血腥屠杀案的材料，也从档案中神秘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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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抓获的第一个连环杀人犯

1927年哈尔科夫杀医案

1950年吉斯卡村校爆炸袭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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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是个年轻的工业城市，人口约二十万。1970-1980年代市内基础建设热火朝天，预制板房小区拔地而起，宽敞的庭院种满树苗，幼儿园和学校纷纷开张，因为乔迁新居的大多是带孩子家庭。城市发展与企业同步推进，工作机会充足，居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个别人的希望破灭了，竟在期盼已久的新家遭遇潜伏的致命威胁。几年后此事轰动全苏联，在人们心底留下长久阴影，惟恐自己也会倒霉——毕竟谁都有可能碰上。今天很多人或许没听过这件事，但恐惧的回声绕梁不绝。

神秘的死亡

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近卫军坎捷米罗维采夫街（今玛丽亚·普里玛琴科街）7号的九层楼房建于1980年，是一栋标准的90系列预制板楼，这种民宅在苏联解体后的大中小城市司空见惯，它周围也都是同样崭新的板楼。一户四口之家入住安顿下来，逐步建立新生活。然而幸福并未持续太久，1981年夏天，此前还十分健康的18岁大女儿突然罹患重病，很快去世，一年后16岁的弟弟也亡故。母亲紧接着撒手人寰，父亲情况不详，很可能也没了。

四人的诊断结果都是白血病，俗称血癌。医生们将病因归咎于遗传。

房间既空，另一户五口之家搬了进来。岂料新房客也逐渐感觉身体不适，长子先离世，幼子患重病（两人约11-12岁），女儿和父母同样抱恙。

唉，又是白血病。医生们再次谈论不良基因。

未知的威胁

198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普通人基本不了解什么叫辐射事故，谁也不会去担心自己家有没有辐射风险。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使民众一下子认识到放射性的危害。

第二户家庭患病、1987年长子去世之后，做父亲的似乎听闻了前任住户的悲惨命运，加上当时人们对辐射的普遍恐惧，渐渐怀疑问题可能并非遗传，而是与房子有关。这绝不是什么诅咒或中邪，而是真正的物理性危害。于是这位父亲开始寻求正式调查及房屋检测。

1989年政府终于委托本地卫生防疫站的放射科大夫到近卫军坎捷米罗维采夫街7号一探究竟。据当时的卫生防疫站主任医师、高级放射学专家尼古拉·萨甫琴科回忆：他和同事走近楼院就习惯性地开启辐射检测仪，岂料两台仪器都赫然显示辐射值超出最大刻度：每小时200微伦琴（每小时2微西弗），相当于做一次计算机断层扫描的辐射量。短时间承受这种剂量不会产生危险，但长时间暴露就完全不同了。

萨甫琴科在采访中说：“这个数值超出了正常值10倍，仪器读数在每小时30微伦琴以下表示是自然背景辐射，如果超过该值，放射学专家就要警觉并寻找原因；倘若读数超过每小时50微伦琴，必须立即搜寻辐射源”。

医生们走入楼道，检测仪读数明显降低，显示为每小时40微伦琴。可刚站到那间“诅咒之屋”——85号房间门口，仪器再次读数超标。他们需要更大型的设备，便立刻请民防总部送来。走进公寓，越靠近儿童房读数越高。在房间远端的墙边，距离地面约一米高度，检测仪指针停在每小时200伦琴——比室外辐射水平高一百万倍。

尼古拉·萨甫琴科对此解释说：“单次‘急性’辐射剂量超过每小时400伦琴被认为是致命的，一些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吸收剂量被分散在了较长时间里。”

亡故孩子的床就靠着这面墙放置，挂毯上有一小块烧焦痕迹。无论辐射源是什么，估计其年辐射量已达1800伦琴，这是当代俄罗斯核电站工作人员允许吸收剂量的900倍、普通人正常水平的几千倍。

清理

由于全楼辐射水平最高的地方是连续死人的85号房间、隔壁58号房间（相邻）和楼上房间，遂要求他们临时疏散出去。

很明显，那块肇祸的墙板内藏有某种辐射源，但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处理呢？起初人们猜测里面可能含有一块钴，但这个说法很快被推翻了：自从楼房建成已过去九年，应该已过了两个半衰期，而且钴不能释放出如此强烈的辐射。最终大家倾向认为墙体中可能是铯——它会释放强烈的伽马辐射，半衰期约30年。

查清楚的唯一办法是切下墙板。为了避免工人遭受辐射伤害，用铅板覆盖墙面，卡车司机同样被铅板和防护围裙保护。危险货物首先送到当地一家工厂的实验室，随后被基辅核能研究所的专家取走。

辐射源一消除，整个房间的伽马辐射水平恢复正常值，与室外相同。建筑工人施工前后，放射学专家在房间内取样以排除放射性尘埃的存在，所幸一切都很干净。

凶宅

消息迅速传开，不仅本地报社，当时的“中央媒体”也做了报道。虽然罪魁祸首暂不清楚，但这栋害死人的九层居民楼已被冠以“凶宅”恶名。住户们不信墙壁和家具没有“积累的辐射”，1989年12月他们要求进行医学检查和房屋检测，甚至安排集体搬家。

哈尔科夫医学放射学研究所和全苏放射医学科学中心的专家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计算每位住户吸收的辐射量。研究过程非常复杂，耗费了大量时间。1990年3月，科学家在地方政府的见证下向每一位居民发放了关于所受辐射剂量和累积辐射的报告，共有17人的剂量超过了自然本底值。但许多人表示怀疑，认为结果被低估了。

尼古拉·萨甫琴科回忆道：“那次会议开的太悲惨了——愤怒喊叫，眼泪——这都能理解。那17个人是有资格提出赔偿要求的人。但也有某些人想借机捞好处。”

因为辐射值恢复到安全标准，全楼并未搬迁，之后许多年无人愿意入住，房间既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去。核电站事故和居民楼悲剧造成一股“辐射恐慌之风”吹遍全苏联，更不用说克拉马托尔斯克本市了。例如，1990年1月当地某商场员工打电话给防疫站，声称在墙壁发现辐射源。防疫站立即派人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致命的遗失物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潜藏在墙板杀人于无形呢？1990年末答案终于揭晓——基辅研究所的科学家在钢筋混凝土内起获一枚储存铯-137的容器，这个4×8毫米的玩意儿日夜释放伽马辐射，害死六个人。

容器上带有工厂编号，通过编号确定了注册地点，查明其来源没什么困难。原来，早在1970年代末，顿涅茨克州卡兰斯基采石场发生过一起事故。该企业开采碎石和砾石，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水平仪来测量物料（例如颗粒材料）的水平面。在某种情况下，工人丢失了一台此类设备的电离辐射源：装有铯的容器。大家四处寻找，并逐个通知了可能的碎石收货方。据传言，消息报送给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因为莫斯科奥运会场馆建设也使用优质的卡兰斯基碎石。总书记命令停止接收卡兰斯基碎石，但场馆建设不能停。

虽经努力搜索，始终未在采石场寻回辐射源。传言说一星期后“中央要求”停止寻找。事后的调查结论认为此次搜寻工作不合格。

卡兰斯基的碎石同样供应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建设。显然，那颗遗失的容器混入一辆装载石料的卡车，随后被浇筑进预制楼板，可能出现在任何一户家中——谁挨着谁倒霉。

后续

四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因克拉马托尔斯克居民楼辐射事件不幸离世，17名受害者评定为残疾，1993年他们甚至被比照切尔诺贝利受害者，享受相应的赔偿和福利待遇。然而这种优待未持续多久。1995年发现，最高拉达议员在通过将辐射事件受害者比照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的修正案时，违反了规章。

1995年12月16日最高拉达会议上，提出修正案的人民代表阿列克谢·谢霍夫佐夫发言：“住在受辐射影响区域被切尔诺贝利的尘埃覆盖，或是被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辐射笼罩，请问，对乌克兰公民来说有什么区别？那个孩子——感谢地方当局和所有提供帮助的人——被送往德国和莫斯科治疗，难道他承受的痛苦和生命的残缺不重要吗？其余家庭成员为什么也患病？每个人2000伦琴、2500伦琴、1500伦琴，他们都残疾了，只是因为这种特定的原因。他们和那些未直接参加事故清理，仅仅生活在受灾区域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噩运同样无情地降临在他们头上。”虽然他和其他一些议员提出强烈抗议，修正案仍然被废止，老住户的福利待遇也被取消。

克拉马托尔斯克悲剧之后，建筑法规中开始出现关于测量建筑材料和新建建筑物本底辐射的规定。无独有偶，就在同一时期，鄂木斯克的一些儿童开始大规模发病：1989年记录了12例儿童急性白血病，1990年25例，1991年26例。医生认为病因是住宅楼内本底辐射值偏高。这些住宅建于1976年-1989年间，使用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切利诺格勒州马金卡采石场的碎石，经检测含有放射性。

前面提到的远赴德国和莫斯科治疗的那家人后来重返旧居，但小儿子却因无法承受疾病折磨离世，撇下父母带着女儿继续生活在给他们造成巨大伤痛的“凶宅”。

延伸阅读：

亲历者回忆普利皮亚季疏散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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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即1952年末-1953年初，收到了许多乡镇和农村居民的信件，讲述集体农庄面临的严峻局势。事实上，集体化带来的这种悲惨结果早在二十年前就曾被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详细描述过，与斯大林不同，列宁生前经常听取此人的建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集体农庄存在的整个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一直收到关于集体农庄经营艰困、甚至处于灾难性境况的诉苦信。早年强制集体化过程中，人们主要抱怨使用暴力手段征收农民财物，导致倾家荡产。之后多年，人们投诉说集体农庄主席不称职，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贪腐，如今又来掠夺集体农庄财富。卫国战争期间及战后几年，收到大量反映集体农民饥饿和生活困顿的信件。

到了1950年代初，高层声称农业状况已经改善。1952年国家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产量比1940年增加1.5倍。然而，无论国内哪个地区的农民向党和斯大林写信抱怨什么，其核心内容都只有一个——集体农民们厌倦了空等情况好转。

例如，1952年11月22日高尔基州瓦恰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的В.С.格卢宁写信表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从今年11月15日州农业部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本年度我们州大多数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准备的粗饲料不超过50%。因此，集体农庄只能按照计划在舍饲期的前半段喂养牲畜，而后半段将不得不让牲畜挨饿。所以可以预见，牲畜将会大批死亡，就像去年一样。比如我们集体农庄大约死了300头牛。
这就是地方上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饲料，必须维持计划的牲畜存栏量。结果，牲畜被放在半饥饿的状态下饲养，逐渐消瘦，春天就倒下了。幸存的比较耐饿的牲畜，饿了一冬，到夏天也只能勉强恢复健康。奶牛产奶量非常少。集体农民说得好：这些不是母牛，只能算是尾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员，也许算不上优秀的唯物主义者，但毕竟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创造奇迹，拿五个面包五条鱼喂饱五千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说的是，国家给集体农庄制定计划不是为了摧毁集体农庄经济，而是为了提升集体农庄和农民的经济状况。计划归计划，可当情况发展到牲畜饿毙且无法挽救时，必须采取严肃措施，不能只强调计划却无所作为。”

差不多每一位写信人都提到集体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1952年12月23日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格达地区“恰帕耶夫”集体农庄主席Ф.В.奥布拉兹奇科夫写道：
“年轻男女纷纷离开村子到外地参加生产或上学，再也不回集体农庄。苏军复员士兵也不回到父母的居住地，而是去城市登记并定居。所以，集体农庄失去了青壮劳动力……
由于最优秀的劳动力离开集体农庄从事副业和工业，集体农庄无法应付田间劳动，因此，近年来工业企业和机关单位在牺牲自己的生产任务的情况下，被迫派遣工人和职员协助收割等农业劳动。但这些工人和职员不是农民，他们在田间的劳动没有质量和数量可言，导致农作物大量损失。”

奥列霍沃-祖耶夫斯基地区兽医技术员霍罗多夫描述1952年秋季莫斯科州农村惨况：庄稼未收割，猪瘦骨嶙峋，国家肉类收购的直接拒收，集体农庄的和农民个人的牲口死亡。又补充说：
“起初我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工业地区，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一些地区也存在同样情况，更不必说我不了解的其他地方了。
我不否认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为什么弗拉基米尔州、梁赞州和伊万诺沃州的城市却没有充足、持续的面包供应呢？在那些地方，面包往往只能在午饭前买到，还不一定有货。”

“换汤不换药”

实际上，二十年前老布尔什维克斯捷潘·丹尼洛夫就写过集体化农民财产会产生此种后果。这位职业革命家起初是民意党人，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拥护列宁，在党的报社工作，1917年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筹备活动。据说苏维埃国家缔造者高度重视丹尼洛夫的意见，常把重要文件送他评估审阅。内战开始后，红军决定利用他的经验，任命他在全俄总参谋部和红军总部做军事委员，曾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共事。

丹尼洛夫退伍后从事统计和经济研究，并撰写回忆录。但他屡次批评斯大林的倡议和行动，认为它们违背了列宁的方针和原则。于是1930年被开除党籍，1934年12月被捕。搜查期间查获了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详细分析结论，由内务人民委员亨利希·雅戈达呈送斯大林，实际雅戈达自己也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

丹尼洛夫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发生在经济、财政和政治危机极其深刻和重大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之根源在于我们的农业危机。”

他证实，国家开了历史倒车，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建立在内战年间的原则上：
“余粮征集制的本质在于，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将收成全数交给国家，自留的口粮和种子除外。按固定价格收到的金额并不等同于交给国家的‘剩余’粮食和原料的真实价值。农民拿着这笔钱，可能买回数量不确定的工业品，但这些工业品的价值与交售的‘余粮’的价值完全不符。
近年来我们实行的承包合同制(контрактация)——其实换汤不换药，改个名称而已。实质上与余粮征集制没什么不同，根本没有所谓的合同，即双方协议。我们只是以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拿走全部所谓的‘余粮’，而界定什么是‘余粮’则充满了极大的专横随意。在‘余粮’的名目下，收成往往被‘一扫而空’，以至农民剩不下任何东西果腹、播种，更不用说喂养牲畜了。也正是这种卷土重来的余粮征集做法引发了1931、1932年饥荒、农田大量少播和牲畜死亡。难怪1932年粮食和种子借贷需求超过1.5亿普特。”

而且恢复余粮征集制还伴随着极度的厚颜无耻：
“我们恢复了旧余粮征集制度中最糟糕的做法，用列宁的话说：‘三番两次的拿’。当一个村庄或集体农庄完成了所谓由农民自己提出的‘余粮’交售计划后，又被提出新计划，有时甚至提2、3次。为了运送‘余粮’，常常组织以当地某位领导名字命名的‘红色大车队’。‘竞赛计划’也好，“红色大车队”也罢，都旨在表明农民非常满意我们征集余粮的做法。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景，早就知道鲫鱼喜欢被酸奶油煎了。”

跟1950年代初一样，那几年党报党刊大肆宣扬粮食生产高峰。据说1926-1927年度创纪录地收获了11644千吨谷物，1931-1932年22695千吨。丹尼洛夫指出，前者征收农民14%收成，后者31%：
“所以，我们在此确实看到了‘增长’，但不是‘粮食产量’增长，而是我们对农民的索取增长。以下事实最清楚体现了这一‘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意义。1926-1927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未发生饥荒，而到了1931-1932年，由于‘粮食产量增长’，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哈萨克斯坦等地，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领土上，出现了工人供应不足和严重饥荒。
如此征粮，我们‘柯秀尔化’（译注：指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了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结果那边不断传出人吃人事件的可怕消息。乌克兰农民惊恐万分，纷纷逃往莫斯科州、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方。”

“集体农庄问题上我们‘频频犯蠢’”

丹尼洛夫认为集体化是农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亚洲式的集体化手段加强、加剧了规模空前的破坏性征粮运动的后果。列宁在当年就指出，必须‘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译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设想的这种过渡是‘在农民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党对 1929-1930年大规模集体化完全没有准备。党没有考虑集体化的经验，而列宁早在1921年就警告说，我们在集体农庄问题上 ‘频频犯蠢’……
即使有了必要的准备，集体化数百万农户也是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按照列宁的方式耐心解释，不仅要劝，还要做示范。这条路复杂而艰难。可是领导层决定‘跳过’这些艰难，用行政强制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推行集体化。集体化事实上是通过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进行的，侮辱农民，包括酷刑凌虐。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即抄家充公，不仅是为了消灭富农，倒不如说是为了恐吓贫农和中农”。

老布尔什维克发出警告：
“显而易见，被强行赶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愿意劳动，他们把集体农庄的工作视为一种变相的徭役。大部分当代集体农庄的结构本身就潜藏着经济溃败的隐患。那些如今突然被称为‘集体农庄主人’的农民，在集体农庄中几乎毫无地位。一切都由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实际是地区领导任命的，根本不问庄员们的意见。监察委员会通常只是形式存在。集体农庄的章程松散，随便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各种人插手集体农庄的钱柜和粮仓，任意支配集体农庄的活期账户、牲畜、设备和土地。热衷改革之辈时而扩大、时而缩小集体农庄规模，完全不顾农民意愿。还发生了许多将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场的情况，在此过程中没收庄员财产，将之全部转交国营农场。”

丹尼洛夫又写到农村危机对城市的影响：
“近年来工人的食品供应每况愈下，如今已近乎忍饥挨饿：没有肉类、乳制品和蔬菜。在供应方面享受特权的莫斯科，土豆和洋葱竟像昂贵水果一样论个出售。如果政策不改变，1933年食品供应状况将更加严峻。营养急剧恶化的指标：儿童死亡率和斑疹伤寒等发病率有所抬头”。

但丹尼洛夫确信，斯大林会再次把自己的错误推诿给别人：
“眼下‘富农理论’正被大肆宣扬。富农被视为我们种种食品困境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肇祸者”。

而消灭富农的运动旨在使所有人相信，罪恶的根源在于敌人的活动。接下来受抨击的将是党的领导层及斯大林本人，包括丹尼洛夫在内。

“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斯捷潘·丹尼洛夫当时写这些东西看似毫无意义。毕竟他自己也指出，饥荒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向农民征收农业产品的做法：
“经过再三犹豫，通常是在饥荒恶化之后，领导层被迫放弃余粮征集制/承包合同制，转而恢复粮食税”。

减轻集体农庄负担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1930年代后半段一直被视为集体农庄历史上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确如此，但绝非处处如此。

战争前夕为加强国防能力，重新拾起旧政策。如果说战时和战后头几年，集体农民尚能勉强忍耐自己耕种的粮食被“一扫而空”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困境——毕竟全国都很困难嘛。可到了1940年代末，集体农庄果然开始遭受丹尼洛夫描述的那种破坏。

许多集体农民从1940年开始几乎未拿到任何劳动报酬，他们虽然没有国内护照，仍想方设法迁入城市。寄给斯大林的许多信件显示，大量集体农庄几乎停止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形同关门了。

显然，正如1930年代初，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但与二十年前一样，领袖并不打算承认这一点。而且从众多事实和细节来看，接下来似乎将按照丹尼洛夫说过的旧路子发展：寻找罪魁祸首，严厉惩罚它们，再稍稍缓解集体农民的生活。

最终实施这套方案的人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但对农业政策的种种调整和加强集体农庄的种种措施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过高估计向国家交付农产品的计划并未消失，集体农民的劳动也未收到应得的报酬。

1961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谈信访工作时指出：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收到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信件中，请求脱离集体农庄的尤其尖锐突出。1956-1960年间涉及此问题的信件共收到逾1.1万封，最近两年就超过5000封。而在今年前十个月，提出类似请求的有1234封，绝大多数——1094封——来自俄罗斯联邦，主要是沃洛格达州、伊万诺沃州、加里宁州、基洛夫州、诺夫哥罗德州、普斯科夫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及РСФСР欧洲部分的其他州”。

例如集体农庄庄员А.洛芝金写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我是基洛夫州基洛夫-切佩茨基地区‘祖国’集体农庄的一名农民。请您建议我今后如何生活——是继续留在集体农庄，还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离开。我还年轻，生于1927年，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我一个人工作，妻子不工作，孩子没地方安置。集体农庄没有托儿所，我们也无钱雇保姆，我每月收入不到25卢布。五个人能靠25卢布生活吗？而且由于收成不好，还要从收入中扣除30%，目前已经三个未发工资了。集体农庄没钱。我本打算一直住在集体农庄，盖了房子，但现在看来，可能得放弃一切，走掉。这样的生活难以为继”。

这段时期虽然有好消息称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和最终的解决，但国内粮食却再次短缺，人民甚至买不到面包。1964年，大家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赫鲁晓夫和他的农业问题顾问，但即使在这之后，正如每个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的，尽管宣布取得了丰收大会战胜利，粮食问题依旧不好解决。丹尼洛夫描述的体系继续运转，所缺少的只有一件：承认任何习惯于无耻剥削其公民的政权，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这套做法。

延伸阅读：

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告状信

1955年苏共中央收到关于食品供应不足的群众来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弗拉基米尔·伊万尼泽（资深记者）
在2000年11月会议上的报告

我认为，克格勃对过去十五年在俄罗斯和前苏联诸共和国发生的许多罪行负有巨大的道义责任。但我也认为，这一切对安全机关本身来说是一场戏，对许多从业人员来说更是人间悲剧。一方面，为了躲避获得解放的人民，党内高层和克格勃领导人忙于转移所谓“党的资金”出国，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意外暴富的“外国合作伙伴”，如鲍利斯·比尔施泰因。另一方面，到1992年，卢比扬卡的厕所开始缺灯泡、水龙头和卷纸。前克格勃官员们押运护送走私者的卡车仅收费100美元。大家都过得不愉快，一些普通员工无法忍受。这是一种真正的痛苦，与我们这个不幸的犯罪化国家的命运有着直接关系。
（译注：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立陶宛人，198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并入籍，成立”Seabeco”集团中介销售苏联的石油、黄金等原材料，后投资俄罗斯房地产市场。1993年叶利钦总统曾要求调查比尔施泰因利用”Seabeco”集团盗窃国库的嫌疑）

如今，一名前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虽然他们这个机构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前”成员——我个人想弄明白的是：他上台是那些藏匿所谓“党的资金”的人期待已久的翻本，还是“家族”的又一次操控？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在问类似问题，截至目前暂无公认答案。我唯一没有问自己的是，普京是否是来终结腐败的？我还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我无法忘记他谈到前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帕维尔·鲍罗金说的那句“无罪推定”。这句话出现在普京那本奇怪的选前读物中，当时有人问他关于鲍罗金的情况。
（译注：2001年1月帕维尔·鲍罗金在纽约因瑞士政府的通缉令被捕，指控其涉嫌洗钱，交保后返回俄罗斯。2002年3月瑞士法庭判决他有罪，罚款三十万瑞士法郎）

说实话，为什么提议一个被瑞士警方通缉的人担任国家重要公职呢？而且这个人面临的不是一般刑事指控，是涉嫌在俄罗斯盗窃数亿美元的指控。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但普京没有给出明确回答，大谈其无罪推定。

而在那之前几个月，当他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时，他与斯捷帕申一起发表电视讲话，实际上宣布斯库拉托夫检察长犯有渎职罪。当时不仅法院，甚至侦查人员都没有斯库拉托夫犯罪的确凿证据。普京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在镜头前发表这些言论，无罪推定原则被他抛诸脑后。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终止 “克里姆林宫门”。这种奇怪的虚伪表现得过于轻巧、近乎机械，在其他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译注：1998年10月俄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根据瑞士总检察长转交的犯罪证据，对俄联邦总统行政部门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诸被告涉嫌在签订克里姆林宫修复工程合同时滥用职权。1999年4月斯库拉托夫因所谓“性丑闻”被停职，次年4月正式免职）

这一切令我无法相信新总统是来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正是这两种因素造就了俄罗斯黑手党，但普京认为我国没有黑手党。

同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和该市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时的指令，就会发现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些指令帮助该市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赌场、港口、加油站等连锁经营网络的所有权。而且直到最近，媒体上还没有关于现任俄罗斯总统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报道。诚然，我为《消息报》报撰写的关于1992年初战略物资出口许可证和配额欺诈案的文章也未发表，普京与此案有直接关系。普京非法发放许可证的对象就包括有组织犯罪成员。本人的调查只是对玛丽娜·萨利耶领导的圣彼得堡市人民代表委员会的调查材料的补充。
（译注：1992年玛丽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领导的委员会调查了在市长索布恰克手下工作的普京的活动，做出调查报告。人民代表委员会据此要求市长解雇普京，并指示检察机关侦查其贪腐嫌疑，但被市长无视）

然而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若不是列支敦士登的金融丑闻，可能没人知道在2000年春天宣誓就职之前，普京曾是德国SPAG公司的“顾问”。这家公司与圣彼得堡市政府多年来保持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公司领导层的个别人与哥伦比亚最著名的毒枭家族有联系。另一位“顾问”是赫尔曼·格列夫。《世界报》和《绝密报》刊发本人报道后，总统府并未对此进行任何驳斥。另一条有趣的细节是，SPAG在圣彼得堡创建的一些关键公司的领导层中包括坦波夫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而SPAG的一位经理，普京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最近成为总统府高级官员。
（译注：赫尔曼·格列夫曾任俄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坦波夫犯罪头目”指的是弗拉基米尔·库玛林）

我不是安全机关历史方面的专家。我的新闻调查主要涉及经济犯罪。我起初没留意，但后来意识到了一件本该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许多重大经济犯罪中总有前任和现任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影。仅1990年代初伪造汇款通知单的案子就足以让人觉得这些前克格勃成员在俄罗斯像在敌对领土上一样活动，破坏国内本已动荡的经济。问题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更在于他们作壁上观。

我明白，叶利钦的西拉耶夫政府也是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俄罗斯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维克托·亚罗申科在其书的第一版中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列举了一些公然宣传和操纵社会舆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例子。然而亚罗申科赋予这些行为不同的意义，将其解释为反对政权的政治斗争。但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必须对多年来犯下的种种罪行承担责任。不过问题还在于谁能代表这些安全部门。我认为，似乎找不出人来做代表。没有所谓的集体意志，也没有一个对每位下属负责的领导。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衰退并不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力量不足。面目狰狞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意志。过去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的微薄薪金使我们的安全部门习惯于依附某种权力。

我早先在《俄罗斯电讯报》工作时，曾找联邦安全局新闻处协调了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缉毒部门负责人。当天我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大厅等候，偶然注意到安检口旁边的一台自动取款机，看上去普普通通，像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产品。让我惊讶的是，这台自动取款机隶属于某家银行，而经营这家银行之人与有组织犯罪直接相关。具体来说，这些人服务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绰号“日本佬”）的利益。后来我得知，这家银行还为对外情报机构、其他情报部门，甚至为一家国有军火销售公司提供服务。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科夫多年从事敲诈勒索、绑架、抢劫等犯罪活动，2009年被仇家暗杀）

这台荒谬的自动取款机对我而言成了俄罗斯安全部门腐化变质的象征。我明白有时言语也能杀人，某些事不宜公开讨论。不过还有另一个这种变质的例子。联邦安全局中央机关的一个部门好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职员窃窃私语，部门领导决定查明情况。他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开始检查本应支付给本部门员工的薪金的流动情况。很快，一些高层相关人士察觉了他的探寻，立刻有人告诉他：“伸鼻子”到不该靠近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最终工资发下去了，但这些钱已经为某人服务了一段时间。这可不是什么两个月的无息贷款啊。

最近媒体上最令人惊讶的消息，是关于寡头们集体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РСПП)的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家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声称，寡头们需要一位能够与普京对话的说客。然而没人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被大家抛弃了几百次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突然成了唯一能够替寡头和大型企业（随你怎么称呼）代言的人？没人问这个问题，尽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消息是这么说的：“据悉，上周五在莫斯科举行的РСПП董事会议上，弗拉基米尔·波塔宁（’Interros’）、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尔法集团’）、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化’股份制金融公司）、亚历山大·马穆特（‘MDM银行’）、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俄罗斯铝业’）、卡哈·本杜基泽（‘联合机械制造厂’）等大型企业代表被选为该组织成员。”

引用沃尔斯基的两句话，第一句：“……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进程，因为有些问题原则上是无法仅靠市场机制解决的。”第二句：沃尔斯基将他的联盟的优先任务定为“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真想替他补充一句——“正确的关系”。

沃尔斯基先生是经历了漫长的“苏联克格勃与军工综合体转制”时代的真正元老。如果今天谁想知道苏共党款和苏联经济巨头的预算资金去向，问问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就行了。除了曾担任已故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外，沃尔斯基还属于目睹苏联解体的特权阶层。我敢肯定他确切知道我们今天称为寡头的那批人的成长历程，包括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位不愿返回俄罗斯的变节者。而其他寡头则恭顺地回到了所谓的出身根源之地。

为了理解这一点，咱们需要简单谈谈苏联最终解体前夕的混乱气氛。众所周知没人编写过关于我即将谈论的历史问题的教科书，因此我请行家们不要把可能出现的时间顺序错误视为我故意扭曲事实。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情报机关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和科技情报而非政治情报上。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并延续冷战传统，军事情报机关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开始在国外设立企业。于是一家名为”Seabeco”的公司在世界各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建立开来。该公司一开始就从事非法向俄罗斯出口有毒废物的业务（甚至因此被绿色和平组织列入黑名单），还曾组织阿拉·普加乔娃海外巡演，顺便提一句，布莱顿海滩至今有人记得她。后来，”Seabeco”成为苏联最大贸易商之一。鲍利斯·比尔施泰因的腐败丑闻和与有组织犯罪联系的指控此时还是后话。

从1987年起，不仅在国外注册公司，苏联内部也成立了一些小型公司，通常是合作社或对外经济合作协会。这些小企业基于“自筹资金”原则创办，在苏联对外贸易领域非常活跃。除了安全机关的人员外，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员工也在这些企业中任职，这两个机构是克格勃、格鲁乌经济和科技情报领域的主要客户。同时，还成立了与党和共青团系统相关的小型企业和青年科技中心。许多“小企业”和“青科中心”通过苏联情报人员创建的公司在西方采购电脑，运回苏联销售。

这些“官办”企业相比普通公民成立的普通合作社拥有特权。例如“青科中心”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取现金进行商业活动结算，而当年现金极为稀缺。几乎所有普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被迫使用非现金支付系统，这样可能会扼杀任何商业活动积极性。结果共青团商人经常运用这些特权进行盗窃或兑现影子经济赚的钱，影子经济则因“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异蓬勃壮大。如”Менатеп”银行就是由“青科中心”发展而来的，其创办者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成为俄罗斯大寡头之一。同样的特权和腐败的共青团活动家迅速导致“青科中心”受到“影子经济商”的影响，这些人属于迅速发展的经济犯罪团伙之一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Алиса”交易所的故事，它在1993年破产前一直充当“黑市”资金与国家资金的混合器，这类行为今天被称为洗钱。”Алиса”交易所的创建也涉及安全机关。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安全机关参与创建的。

戈尔巴乔夫通过的一些法律，例如《企业法》，成为经济活动犯罪化的催化剂。问题在于这部法律使企业摆脱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却没有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基础。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被拉扯进全面掠夺国有资产的阴谋。执法机构陷入瘫痪。早在1980年代末期，因金融和经济犯罪被捕的骗子们就释放出狱，许多经济犯罪案件甚至未能移交法院审理。传统的“刑事犯”们察觉到了这股潮流，开始积极投身其中。既然执法机构形同虚设，组织化的犯罪集团就开始涌现，越来越多地扮演起经济仲裁者的角色。他们对小商贩实施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这些小商贩本可以形成新自由正常经济的基础，但他们要么因虚假债务冤死黑手党枪下，要么被迫入伙替黑手党打工。那时出现了契约杀人现象，后来变成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惯用手段。

1990年12月，当苏联国安机关强烈感觉到即将发生混乱和帝国崩溃之际，两名中央政治局高官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尼古拉·克鲁奇纳协同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官员，在克格勃内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负责协调将苏共的大量资金转移到以前在西方银行设立的“掩护”企业账户上。

像”Seabeco”这样的公司很快就成为向国外转移大部分国有资金和资源的主要中介。通常来说，其手段与资助外国共产党的方式如出一辙：通过进出口业务和克格勃的空壳公司，此类公司被媒体称为 “西方合作伙伴”，稍后又被称为 “西方投资者”。

同样在1990年12月，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命令下属部门创建许多商业组织，目的是一旦事态如东德那样发展，这些组织可以成为党、共青团和安全机关高层领导人的避风港，并为安全机关提供打击那些准备掌权的“破坏分子”的资金；又动员国内外的特务打击“破坏国家稳定”的现象。

一份非常有趣的德国报告有根有据地声称，1991年3月，即波罗的海事件和该地区共和国事实上脱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项计划，建议成立大约600家由“辞职”克格勃员工管理的合资企业。其中许多合资企业是在波罗的海国家或第三国（如印度或以色列）成立的。1991年8月政变后，成立这些企业的速度加快了，海外特务接到指示，要“利用一切关系”、以任何方式在当地立足，并在刚成立的商业组织中谋得职位。

在国内，许多克格勃官员开始到国家行政机构、媒体等单位任职。俄罗斯现总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克留奇科夫命令下达后不久他就开始担任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此后一直是克格勃在职人员。索布恰克当上市长不满一个月，普京就开始领导新成立的市政府对外关系委员会，掌握了巨大权力。不过，我稍后再谈普京先生的话题。
（译注：1990年5月普京成为索布恰克的助手。1991年6月索布恰克出任市长，7月份普京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20日由于索布恰克拒绝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普京打报告从苏联国安委辞职）

根据克留奇科夫命令建立的庞大商业组织网络为正在进行的情报侦察、洗钱和发展广泛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资金。为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避税港，以便将该商业网络中的大量资金流动置于监管之外。

俄罗斯的犯罪经济就是这样开始的。像世界上一切最著名的黑手党组织一样，俄罗斯黑手党也是从在公开对抗中败给更强大对手起家的。具体而言，这个“强大对手”乃是人民追求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愿望。可惜，许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并未立即想明白这一点。

1992-1993年斯科科夫、沃尔斯基和鲁茨科伊创建了“公民联盟”运动，首次尝试政治翻本。然而社会尚未准备好接受这些“改头换面”的中左翼人士，尝试彻底失败。随后开始经济斗争，沃尔斯基与谢尔巴科夫领导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根据同样的政治对抗逻辑，前任和现任克格勃人员暗中扶持有组织犯罪头目，尤其那些不是出自传统犯罪环境，而是出自1980年代初流氓团伙的人。这些团伙有本事通过跟克格勃相关的机构和银行洗白勒索小商人获得的赃款。安全机关收买、操纵有组织犯罪撕咬对手，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安全机关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吸收融合。“国家信贷”银行参与了经由俄罗斯转运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大规模交易，并洗白犯罪团伙赃款。这可不是空口无凭的指控，甚至也不是照搬某些西方情报机关的说法。我花费不少时间研究”ОЛБИ”集团的业务，该集团由被西方媒体称为叶利钦总统最喜爱的银行家奥列格·博伊科领导。该银行与”ОЛБИ”集团的许多子公司和银行一样，是在安全机关及其组织的企业参与下成立的。而且可卡因并不是”ОЛБИ”创始人的唯一犯罪项目。”ОЛБИ”员工及合作伙伴参与的各种诈骗活动，包括在国外进行的诈骗活动，充分反映了俄罗斯过去十年的经济史。其中一些人至今仍被国际通缉，例如被FBI。同时，“国家信贷”还参与资助叶戈尔·盖达尔的“民主党”，银行老总奥列格·博伊科则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家族”的一员。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不仅公众舆论被操控，甚至某些政客（不光俄罗斯的政客）也被操控。这个例子涉及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同事”之一：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关于此人的报道已数不胜数，他的名字出现在西方情报机关的报告中，也出现在西方消息最灵通媒体的报道中。据上述消息来源称，此人领导了一家根据我之前提过的克留奇科夫命令创建的最大型公司之一，也就是在奥地利、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注册的”Nordex”集团。卢昌斯基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但三年前，以色列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式拒绝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主要原因包括他涉嫌国际武器走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件）、洗钱（包括所谓的苏共资金）等。该官员没有提供证据，只是宣布以色列政府官方立场。但在我的报告中，我想讲述一个与卢昌斯基有关的故事。

几年前，在CIA前局长多伊奇公开声明”Nordex”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有关系之后，卢昌斯基试图踏入美国政治舞台，甚至成功购买了与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一次竞选活动期间共进早餐的机会。美国情报机关的强烈反对迫使卢昌斯基采取行动。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1994年5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赴美国出席关于在美国境内活动的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并发言。叶戈罗夫提到”Nordex”公司，原因是早些时候在莫斯科因涉嫌杀害警察而被警方拘留的某嫌疑人是”Nordex”的一名管理层。该嫌疑人在审讯时亲口供认了这一点，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甚至点了他的名字——乌马尔·沃科夫（英文Vokov）。这可能是第一次有如此高级别的俄罗斯执法官员提到”Nordex”公司与犯罪的关联，消息立即被公开报道。然而几个月后，1994年12月2日，主持这次听证会的著名参议员萨姆·南恩收到了格里戈利·卢昌斯基发自维也纳的一封信，曰：
“亲爱的南恩参议员，内务部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沃科夫的兄弟乌马尔是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公司’Nordex’的总裁，并且涉嫌非法活动。’我们对这一声明及其暗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沃科夫及其兄弟乌马尔不是也从未是本公司或任何关联公司的股东、负责人或员工。为此，我们联系了俄罗斯内务部，并将他们于1994年11月9日给我们的回复附在这封信中，并附译文，我相信这能够澄清事实（……）”
（译注：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叶戈罗夫曾任俄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兼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联邦海关总署第一副主席等职。萨姆·南恩即佐治亚州参议员小塞缪尔·奥古斯都·南恩）

卢昌斯基进一步向参议员解释说，”Nordex”是一家位于维也纳的大型贸易公司，与有组织犯罪或任何非法活动无丝毫联系。在信件的结尾，卢昌斯基请求将他的信及俄罗斯内务部的官方回复纳入听证会的正式记录中，以便在公布前“澄清Nordex及其合作伙伴的声誉。”

格里戈利·埃曼努伊洛维奇显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神经或足够深厚的关系，才能让内务部因英文“翻译错误”向他道歉。俄联邦内务部国际关系司司长戈尔恰科夫将军代表内务部向卢昌斯基表达深切遗憾，声称在把叶戈罗夫的发言翻译成英文时遗漏了一些重要词语，因此导致原意被曲解。

瓦列里·戈尔恰科夫告知卢昌斯基：乌马尔·博科夫在询问时提到自己与”Nordex”有关系，但他仅仅是以证人身份接受关于警察被杀案的询问的。戈尔恰科夫说：“对于出现的不严谨之处，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声明，俄罗斯内务部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意图将’Nordex’公司及其总裁格里戈利·卢昌斯基与非法业务，尤其是与国际非法贸易联系起来。”

卢昌斯基的神经之所以强壮，是因为内务部这份相当奇怪的回复中写是“博科夫”而非“沃科夫”。如果参议员南恩稍微思考一下，纠正英文姓氏的首字母，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我确实没在奥地利”Nordex”公司的创办文件中找到“博科夫”。

但查询莫斯科登记机构的信息得知，“乌马尔·博科夫”系莫斯科”БНМ”公司负责人。某些迹象显示”БНМ”公司是一家从事特定业务的“掩护”或“睡眠”公司，由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B&N”公司全资持有，后者位于与”Nordex”集团完全相同的地址：欧根亲王大街32号。当时那栋大楼内除了”Nordex”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公司。

这些情况当然可以说是惊人的巧合。例如布达佩斯也有一家同名公司，但它只是一个带银行账户的邮政信箱，松采沃犯罪集团通过这个账户洗钱。该公司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谢苗·莫吉列维奇组织”和“伊万科夫组织”的材料中出现过。

最后，仿佛为了彻底解决“巧合”，博科夫先生1995年2月初现身以色列埃拉特“公主酒店”，出席卢昌斯基举办的盛大生日宴会。宾客名单上有许多有趣的人，包括约150名来自俄罗斯的客人，其中有今天人所共知的寡头们。

最可悲或者说最可笑的是，就在埃拉特生日宴会热闹非凡的时候，尴尬的南恩参议员正在发出指示，要求将卢昌斯基否认自己与 “博科夫”有关的书面材料，连同内务部的回复函，列入有组织犯罪听证会的正式文件。可怜的、毫无戒心的南恩甚至亲自给卢昌斯基写信，感谢他提供俄罗斯内务部的函。

不久之后，曾为卢昌斯基提供过宝贵服务的内务部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将军成了“黄玉”保安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该公司96% 的股份属于“实现项目成果转化科学生产综合体”股份公司，其唯一创办者是奥地利”Nordex”公司。最有趣的是，“黄玉”安保公司的成立时间，恰好是在参议员南恩被迫“亲自”反驳俄罗斯内务部打击有组织犯罪总局局长米哈伊尔·叶戈罗夫的声明的几天之后。

到那个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有一份关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分析报告，涉及伊万科夫（日本佬）织，”Nordex”公司被提到13次，已故的奥塔里·克万特里什维利（与”ОЛБИ”集团有直接业务关系）亦被提及。这就是现实。

以上只是苏联/俄罗斯安全机关犯罪史上的插曲之一。说的客气点儿，自1990年代初以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作为结论，我想说，如果普京先生是被“家族”任命的，那么我建议他担心一下寡头们加入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情况。但如果他本身就是“安全机关渗透俄罗斯政府”行动的参与者，那他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他恢复国家秩序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大出血，摆脱寡头船上的巨大犯罪压舱物。法律独裁于此已经无济于事。至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和“俄罗斯拯救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用克格勃训练有素的低沉嗓音说点什么。在这种“国家治理”下再过几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居民将陷入天昏地暗，国家变得强大，世界再次两极化。腐败将消失，幸存的“律贼”重循贼道住回已被遗忘的监狱，官员们将以收敛且低调的方式收受贿赂。

至于我们大家，我甚至不知该说什么……

延伸阅读：

浅谈克格勃的腐败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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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加耶夫1950年生于卡累利阿。小时候跟同龄人没什么两样，成绩平平，对任何科学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八年级毕业，加耶夫决定做一名拖拉机手，进入本地职业学校。虽然不太遵守纪律，学习乏善可陈，但他终究如愿在一家林业企业开拖拉机直到成年，于1968年应征入伍。

加耶夫被安排到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州季托夫卡火车站附近某部队的独立警卫排服役，该部队驻地有一个大型仓库，存放列宁格勒军区燃滑油料。除了看守仓库，警卫排官兵还负责押运经由摩尔曼斯克铁路去往苏联各地的军用物资。1968年参军的加耶夫运气不错，因为前一年修改的法律缩短了苏军义务兵服役年限：海军三年、其他军兵种二年。

当兵期间尤里·加耶夫跟战友们关系不好。他为人粗鲁，经常卷入冲突，还自我吹嘘是排里最优秀射手。另外，这家伙开始酗酒——偷窃用于保养装备的酒精喝。尽管如此尤里依然被上级赏识，服役一年晋升为上等兵(ефрейтор)。期盼已久的复员指日可待，1970年11月就能回家啦。

岂料秋初时分军队高层有了想法，计划提拔一名表现积极的上等兵为苏共中央委员候选人。然而党的会议12月2号才开，部队首长列昂尼德·扎伊科少校决定延长加耶夫服役期。加耶夫对此极为不满，但不敢找扎伊科争辩，遂抄起一瓶酒精擅离职守。

喝完酒返回部队，理所当然要受惩处，但这次违纪行为并没在营区传开。11月，加耶夫和战友被派去押运装载大量冻肉和肉罐头的军列前往列宁格勒军区某基地。

“我要杀了他”

1970年11月23日，一位姓莫斯卡廖夫的超期服役上士排长率领战士尤里·加耶夫、帕维尔·德米特里耶夫、叶夫根尼·楚霍宁和尤里·戈尔布诺夫出发了。途中这几个兵痞心生邪念，打算盗卖约一百千克肉，换钱买酒喝。

根据其他说法，他们并未卖肉，而是直接把肉换成七瓶伏特加和一些下酒菜——香肠、奶酪及熏鱼。返回“季托夫卡”的路上，四个兵和排长每人喝了半升伏特加，呼呼大睡。约18:00，列车到站前不久，莫斯卡廖夫上士醒了，急忙推搡众人大声催促：“起来，快走，别忘了卡宾枪！”还没睡饱的加耶夫大怒，又被排长猛推一下，跳起来双手掐住莫斯卡廖夫喉咙，把他推向车窗，窗玻璃受冲击破碎。排长毫不示弱，挥拳反击，打破他的嘴唇和鼻子。疼痛令加耶夫丧失理智，大喊“我要杀了你！”冲向车厢连接处，拉开门趁减速时跳下去。心里已经想好了怎样报复冒犯他的人。

事后，尤里·加耶夫写的赦免申请书称：“他（莫斯卡廖夫）动手打我头，我气急了，决定杀他”。

加耶夫走回部队卫兵室，当天执勤的是新兵尤里·多尔加纽克，一看他满脸流血吓呆了。加耶夫趁机毫无阻拦地拿走两支СКС卡宾枪，其中一支背在身上。接下来只需找子弹。刑事案卷指出：加耶夫曾多次站哨，知道近段时间子弹不发到卫兵手里，统一存于箱内，钥匙一直放在队长没上锁的办公桌。

顺便说一句，押车携带的卡宾枪同样是空枪，所以加耶夫没在车厢打死莫斯卡廖夫。

“加耶夫杀少校啦！”

于是加耶夫衣兜揣了约130颗子弹，威胁多尔加纽克立定勿动，又怕他打电话叫人，把电话机摔烂扔出窗外。19:00左右加耶夫离开卫兵室，直奔营房寻找莫斯卡廖夫。

此时卡车已经从季托夫卡站接回列兵德米特里耶夫、楚霍宁和戈尔布诺夫，宿醉的三个人走向营房，列昂尼德·扎伊科少校正在门口等着听汇报呢。莫斯卡廖夫似乎预感不妙，未直接回部队，反而去了季托夫卡附近的情妇家。

三个兵刚开始向扎伊科少校汇报行程，加耶夫端枪走过来。他远远望见莫斯卡廖夫没在场，在十米外犹豫地停住了。扎伊科少校扭头瞅见加耶夫，但因为天黑没看清他手中的武器，便让德米特里耶夫把加耶夫叫过来。

德米特里耶夫一靠近，加耶夫大吼：“别过来！”当胸打一枪，瞬间毙命。随即向众人连续射击，戈尔布诺夫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另一颗子弹击伤左臂，强忍疼痛逃跑，但只跑了35米就昏迷倒地，失血而死。

加耶夫想起延迟退役和擅离职守被惩罚的“耻辱”，调转枪口打扎伊科，少校试图躲到营房另一头，后背挨了五颗子弹，跌进雪堆流血不止。加耶夫走近他，没敢补枪，少校很快就断气了。列兵楚霍宁趁机跑进营房大喊：“加耶夫杀少校啦！”屋内有十个兵，听闻枪声正面面相觑。见楚霍宁冲进来，马林下士扑向军械室准备开门拿枪，但手抖的太厉害，钥匙插不进锁眼。可即便他拿出枪，子弹仍然放在另一个抽屉，钥匙在加耶夫手里。

“故意射击腹部”

加耶夫尾随楚霍宁进屋寻找“主要目标”莫斯卡廖夫。战友们见他杀气腾腾端着枪，惊慌失措，有人钻床底，有人往其他房间跑。为了吓唬战友说出莫斯卡廖夫的位置，加耶夫胡乱放一枪，子弹穿过营房入口旁边储藏室的门，又穿过列兵克里沃诺日金的双腿，击中楚霍宁心脏——倒霉的家伙坐在地板上。

加耶夫没再行凶，逐屋搜查营房，夺过马林下士的钥匙，开军械室取出一挺РПД机枪和两个空弹鼓。接着剪断电话线，走到外面，赫然看见莫斯卡廖夫距离自己仅30米！原来情妇不在家，他只好回部队，醉醺醺丝毫不知死亡迫在眉睫，迈着方步朝营房走，既没发现卫兵失踪（听见枪响就跑了），也没留意地上德米特里耶夫和戈尔布诺夫的尸体。接着枪声响起，子弹擦身而过，莫斯卡廖夫撒腿奔向指挥所，毫发无损，反锁房门，藏进一个空子弹箱。

加耶夫紧跟着踹门而入，一眼看见被某人打开的窗户，误以为莫斯卡廖夫翻窗逃窜，恼怒地朝外放空枪，跑向部队大门。经过车库时被下士萨默杜洛夫发现，此人决定独自制服凶手，抓住卡宾枪管奋力拉拽。

刑事案卷称：加耶夫拒捕，蓄意射击萨默杜洛夫腹部，致其倒地。随后沿铁路线行走，去往摩尔曼斯克方向。

“准备用诚实的劳动赎罪”

医生们设法救活了萨默杜洛夫。侦查人员得知部队出事，四处追捕凶手。但加耶夫决定自首：夜晚在苔原游荡时丢弃随身的机枪和一支卡宾枪，11月24日晨6:00左右出现在距离部队15千米远的铁路工人宿舍外，让工人替他给部队带个话，把另一支卡宾枪、钥匙和118颗子弹放在桌上，坐等警察赶来。

案件调查期间加耶夫坦率供认杀害四人、射伤二人，积极配合希望从轻发落。他唯一说不清楚动机的是扎伊科少校之死，一次审讯中称扎伊科是意外受害者，另一次审讯又改变说法称系对扎伊科不满而开枪。

精神病学鉴定认为加耶夫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久开庭审理。除了罪犯自己，人人都预料到了判决是极刑。加耶夫决定最后拼一把，1971年7月首先向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提出上诉，请求改死刑为监禁。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案卷显示：加耶夫还希望法院考虑他从15岁起就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完成了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业，并曾担任拖拉机手。在苏军服役期间多次受上级表彰，获得短期回家探亲机会。

但罪犯的辩解无济于事，审判委员会认为原判正确适当。之后加耶夫再次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申请赦免，表示：“我深知自己有罪，准备用诚实的劳动抵赎。犯罪后我幡然悔悟，对发生的一切十分痛苦，主动向政府自首认罪”。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裁决：“驳回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加耶夫的申请”。本案就此画上句号。1972年6月14日执行枪决。

延伸阅读：

1987年士兵枪杀八名战友案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2月20日是所谓“契卡日”（译注：今天叫“俄联邦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日”）。大恐怖年间，那些在卢比扬卡上班的人——带着搜查命令和死刑判决出现的人——将这一天视为他们的职业节日。三位苏联镇压机器参与者的后代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得知祖辈作为，以及这一认知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伊戈尔·萨仁，55岁，瑟克特夫卡尔市

在我心目中祖父一直是个非常正面的人，十分和蔼可亲，他去世时我大概十五岁。我记得他不爱说话，总是忙些手工活。但当我开始整理家族历史时，许多过去的观念有了变化。我寻找关于他军功的文件，发现了他的获奖证书，得知我祖父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萨仁曾在“锄奸部”(СМЕРШ)服役。您看，我原本想探寻一位英雄爷爷，却发现他是阻绝队（译注：即督战队）的一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913年出生在距离瑟克特夫卡尔60公里的梅扎多尔村。受洗时取名“佐西马”，后来改名谢苗。祖父上过学，战争前他和父母一样住在村里务农，在集体农庄劳动，从未离开过家乡。

1941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最著名的那个科米师：涅韦尔师（译注：近卫第21步兵师），官兵主要是科米人。祖父经历了整场战争，后来被安排到锄奸部，由于在阻绝队的表现而获奖。证书是这样写的：
“……今年1月5日，当本师部分士兵因敌人反攻试图逃离阵地时，萨任同志率领他的阻绝小队，不顾敌人猛烈的迫击炮火和机枪扫射，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逃离战场的企图，从而协助指挥部恢复战场秩序……”
——”СМЕРШ”反间谍机关负责人斯克沃尔佐夫上尉
1945年2月20日

祖父不喜欢谈论战争，我问他总是不回答。但我记得每年5月9日我们会一起去中央广场，也就是涅韦尔师老兵们聚首的地方。爷爷走到每个人面前，冷淡地握个手打声招呼，然后退到旁边坐在石栏杆上。我小时候很惊讶：大家都谈笑风生，他却谁独自待在一边。直到后来我得知他曾在阻绝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5月9日没人搭理他——当年他站在这些人背后，兴许还朝自己人开过枪。

战后他立即搬离家乡。起初在洛克奇姆劳改营服役，早先为祖父施洗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克洛奇科夫神甫被关押在那里。虽然这位神甫战前就去世了，但事实证明，祖父守卫的劳改营就是当年为他施洗之人坐牢的地方。

他在劳改营服役大约两年，这段经历家中从未有人谈论，我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然后他在城市监狱担任射手直到退休。我对那段时间有点零碎记忆：我和妈妈来到一堵巨大围墙前，爷爷面带微笑扛着步枪走出来……退休后他住在瑟克特夫卡尔郊区的一间小房子，是他亲手盖的。这个人木匠活儿很棒，自己打家具。

我觉得，他把服役看作一份普通工作——有薪水、内容明确。祖父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好坏之分，叫你做你就做，没有黑白对错，只有服从和执行。那时候不都这样嘛。反思这件事，我得出结论：爷爷只是被分配到了锄奸部，没考虑太多——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自己也在部队当过兵，在侦察大队三年，并未特别在意我们直接隶属于克格勃。服从分配而已。

我母亲门上，外祖父瓦西里·格拉西莫维奇·科尔塔夫斯基被打成富农，他原本跟他爸爸和兄弟住在沃罗涅日州鲁巴舍夫卡村，1931年被驱逐到科米的一个特殊定居点。

于是我意识到：我一边的祖辈守监牢，另一边的坐监牢。

伊万·П.，76岁，莫斯科市

我父亲出身迪亚特科沃，1907年生人。家庭是受过教育的：我祖父在工厂做工，叔祖曾在彼得堡上学，他是第一批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人，革命前甚至跟斯大林一起流放。

新经济政策时期，我父亲在布提尔卡监狱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些耐普曼（译注：新经济政策时期私营商人）被关进石牢——也就是极狭小的囚室，人在里面甚至无法坐下，只能日夜站着。他说他实在无法坦然面对这些人。其中一位囚犯令他印象深刻，那是个肥胖、年老、身患疾病的人，受了很大折磨。有一次他甚至对另一位囚犯动了恻隐之心，那人请求他给家属带纸条。父亲说他当时真想接过纸条，岂料押送队正好走过来，他无奈说句：“不允许”，转身走开。

布提尔卡监狱之后，父亲到卢比扬卡工作，参与搜查行动。他管那些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最愚忠的执行者叫“痞子”。他自己在搜查行动中负责写笔录，“痞子”们翻箱倒柜。他讲过一次搜查某位教授家：用刺刀捅穿书籍，打碎餐具，横冲直撞、满目狼藉。搜查之后，被捕的人会被押送卢比扬卡，父亲将他们领进地牢。地牢阴暗的走廊有一些凹进去的壁龛，里面站一个人，瞄准被捕者太阳穴开枪。父亲说，一宿处决好几卡车的人，而他也不总是知道哪天杀人哪天不杀。

关于这些他都是断断续续提起。我们平时不敢多问，因为一说起来他就立刻神经紧绷、皱起眉头——这时候最好别靠近他。但偶尔他会自己开口，可能某些回忆压在心头太沉重吧。有一次我问他：“你在那儿工作那么多年，怎么还能保住自己的命？”他震惊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妈妈有一次直接问：“或许你自己就是那个刽子手？”他只回答：“不是。”

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墙壁有耳”。所以他和妈妈谈话一定低声细语，不想让孩子们听见，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人破门搜查没抓着父母，就会盘问孩子——谁来过你们家？他们叫什么名字？你父母说过什么？因此他从不提及任何人的姓名。

爸爸对我们也有很残忍的时候。看来，他经历的一切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有两三次，他在深夜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床上叫起来，坐到桌前，把工作时配发的手枪和匕首放桌上，对妈妈说：“现在我要杀了你的孩子。看看他们长得多么丑。”我非常害怕，只能盯着匕首瞧，暗想：“要是用枪就好了，疼的轻点儿。”我们就这样坐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也记不清具体多久。早晨还得照样去上学。之后某一天我们去见一位人民代表，把情况告诉他。第二天莫斯科НКВД的人拜访我家，带走父亲。第三天他就回来了，他去了谢尔布斯基研究所接受精神方面的检查。

他憎恨国家政权，蔑视列宁。斯大林死后我们全家喜出望外。我不觉得父亲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整个体制都有错。但他说他不能脱离机关，因为已经卷入太深了。他也常说：体制不会放他走的。

当我们还上学时，并不明白这个体制仿佛巨大的磨盘将人们像谷粒一样碾碎。认识到父亲曾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对我而言特别痛苦。我至今仍有一种情结：如果谁看着我，我就想像蜗牛一样躲进壳里，总觉得自己又丑又可怕。我总感觉邻居们盯着我，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爸爸是谁，认为我和他一样，进而责备我。虽然实际上没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无法逃离那段过去，有种绝望感，因为它始终伴随着我，就在我家中。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逐渐消散。他老了以后我试图与他修复关系，却始终未成功，他依然是个陌生人。我们怕他，直到今天我讲述这些仍然心有余悸，似乎他会出现。小时候我常梦见自己梦中飞翔，飞离他。我飞啊飞啊，心想着：子弹终究能够击中我，但匕首不能。

谢尔盖·列别杰夫，37岁，柏林市

我22岁搬进外婆留下的房子。我知道她的遗物中肯定有各种有意思的家庭文件，于是动手翻找。我主要是对亲外公的材料感兴趣——也就是外婆的第一任丈夫，一名红军军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上尉。外婆保留了许多勋章和奖章，小时候我一直以为都属于他。搬进这套房子后，我很想找到证明他因何获勋获奖的文书。

找了好久，我越找越起疑心——为什么要把丈夫的文件藏这么严实？最终被我从阁楼夹层翻出来了，装在冷冻花椰菜的包装袋里，藏在干涸的油漆罐和旧木地板后面。显然这些文件是特意藏起来的，不希望别人发现。

我找到两本而不是一本军官证，包括亲外公的和继外公——也就是外婆第二任丈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叶尔金的。我从未想过他会与军队或武器有任何联系。他在我六个月大时去世，而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是一个穿帆布夹克、热爱自然、不得罪人的、安静的反战老头。我家经常在乡间别墅消磨时光，那里回荡着老先生的音容笑貌。

然而事实证明，他竟然是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中校。1918年十五岁入伍，1954年退休。这时我才明白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坐在我家跟我爸妈喝伏特加、陪伴我外婆生活。我意识到我找到的是杀人凶手的文件。

说起来这都是十三年前的事，但那时我已经充分知道了关于镇压的一切。我父母是地质学家，他们刚参加工作时正值“古拉格”关闭。我母亲那个地质队六十名队员，全部是释放的劳改犯。后来我自己也从事地质工作，去过那些劳改营旧址，看过腐朽的营房、成卷的铁丝网和警卫塔——所谓“劳改营的亚特兰蒂斯”。另外，我父亲这边的祖母出身德国血统贵族家庭。她写过一部详尽的回忆录，1990年代交给我保管。这部回忆录大概写到1930年代戛然而止，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对我来说，关于镇压的话题一直清晰明了。但我曾经感觉释然，因为我以为我家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

当我找到这些文件，感觉自己被骗了一辈子。在我的苏联童年时代，这些勋章意义重大，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效仿外公在战争中立功……然而这些勋章其实属于后外公，他曾在НКВД服役，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主任（译注：材料显示实际未就职），1938年因为“37年的工作”获得红旗勋章。于是我去问父母：“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知道，并向我复述了一些外公喝醉后在别墅讲过的故事。

比如，1918年他在特种任务部队（译注：征粮队），负责征收农民的粮食。他们执勤的那个地区出现了某种抵抗运动，与当地供奉的圣像有关。总之，他们决定夺取并捣毁圣像。夜晚他和一个战友出去，把圣像从教堂偷出来，砸碎投入水井，但基于某种原因外公保留了挂圣像的绳。这根绳他收藏一辈子，我也拿过——我们在乡间别墅锯树的时候用，绳上缠着铜线，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那一刻我忽然发觉自己无法再信任周围任何东西，每一件都可能暗藏毒刺，是“两面派”。

然后我问父母：“你们怎么直到今天才告诉我？”答：想让我少点儿心理负担。我们从此再没聊过这个话题。

延伸阅读：

“斯达汉诺夫式”刽子手

斯大林任命的15个“人民公敌”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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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是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最重要指标之一，阜盛且富裕的居民是国家繁荣强大之保证。俄罗斯国家在其千年历史中经历各种起起伏伏，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本文将简单讨论其动态变化。

假设、估测和计算

尽管人口数量对经济活动、军事力量和文化潜力十分重要，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古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早期的人口情况所知甚少。当时的编年史和官方文件中的信息零散且不规律，因此现代的计算，尤其是对16世纪之前的计算，主要依靠人口模型和考古研究。

通过大致了解古罗斯城市的面积、经营方式、农作物产量（以千卡为单位）和商品交换程度，科学家们制定了各个时代平均人口密度的模型。这些方法成为获取直至15世纪末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数据的基础。尽管蒙古人为了收税曾统计被征服的俄罗斯各公国人口，但这些文件并未保存下来。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俄罗斯一直在进行税册和户籍统计，这些数据对于收税和军事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彼得一世年间俄罗斯开始国家人口调查，从1719年至1857年共进行了十次。18世纪、19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是教会记事录，它记载了某个教区出生、洗礼和安葬的信息。

1897年俄罗斯帝国进行首次全国人口普查，1917年第二次普查（仅覆盖了75个省的62个）。苏联时期做过八次人口普查，俄罗斯联邦至今已普查三次。

从古代到混乱初期的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国家起源于9世纪中叶，形成于“从瓦良格到希腊”贸易路线的大部分地区。研究人员根据间接数据估计，“前蒙古时期”的罗斯人口约550万至800万。12世纪鼎盛时期的基辅城居民达6万，是东欧最大城市。其他重要中心城市：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译注：沃洛德米尔）、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译注：弗拉基米尔州首府弗拉基米尔市）、斯摩棱斯克和加利奇的居民仅为基辅之一半。

自12世纪开始，原本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南部的斯拉夫人口为躲避游牧民族袭击，积极向东北也就是奥卡河、伏尔加河以东迁移。他们在苏兹达尔大公国和后来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庇护下占据了广阔的人烟稀少地区。蒙古入侵之前古罗斯有300个城市、75000个村庄，1237-1240年拔都的军队摧毁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城堡、要塞和行政中心。整个基辅、佩列亚斯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地区变得荒凉，人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东北部：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和特维尔周边。

但造成人口数量剧烈波动的不仅是敌军入侵和战争，还有饥荒和瘟疫因素。其中最严重的是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在某些地方杀死四分之一居民。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已吞并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普斯科夫，成为一个强盛国家，人口550万，至1558-1583年利沃尼亚战争初期人口达700万。人烟稠密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则在16世纪失去了高达75%的人口。混乱时期(Смута)之初俄罗斯境内居住着750万人，最大的城市仍然是莫斯科——人口逾12万。

17-18世纪俄罗斯人口

1604-1618年的严酷动乱使全国人口减少四分之一。所幸靠着17世纪上半叶的有利条件，莫斯科摆脱了前十年的恐怖，人口潜力恢复。1678年凭借自然增长和领土扩张，人口已达1050万。

彼得大帝时代以旷日持久的北方战争和国家社会各领域激进变革为标志，至今仍在人口学家中引起热烈争论。长期以来的普遍观点认为，在这位活跃的改革者统治下国家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口，但雅罗斯拉夫·沃达尔斯基的详细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结论：人口数量增长三分之一，达1500万。

伴随着锐意开拓和殖民俄罗斯黑土地区，18世纪末该地区人口超过早年最热闹的中部地区。本世纪俄罗斯帝国还吞并了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南部草原、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在内的大片土地，帝国人口因此快速增加——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登基之初约2360万，到1796年她统治结束时已增至4120万。

19世纪俄罗斯人口

俄罗斯与拿破仑打打杀杀的结果是帝国进一步扩张，人口爆炸既发生在旧领土也发生在新领土。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初期全国7500万人，1897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得知增加到1.28亿。

废除农奴制、工业增长和城市化显著改变了社会结构及其分布格局。城市规模扩大数倍，最大的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分别于1891年和1896年达到百万人口。排在它俩后面的城市人口数量则少得多：华沙684000人，敖德萨404000人，罗兹314000人。民族构成方面主要是俄罗斯族的三个分支，总人数8300余万：大俄罗斯人5500万、小俄罗斯人2200万、白俄罗斯人约600万。

卫生措施的普及、医学的进步、膳食品质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快速增长中起了巨大作用。平均寿命稳步提高，从1840年代的25.8岁上升到二十世纪初的33.5岁，这个现象被科学家称作“人口现代化”。

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的人口

20世纪的宏伟历史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和苏联解体——标志着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导致了规模最大的人口变动。通过普查和其他人口统计方法（出生和死亡记录、婚姻登记、护照注册）获得的大量详细材料，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进行中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俄罗斯帝国人口已超过1.75亿，每年增长200万-300万人。1917年的大革命和内战，伴随着大规模移民和斑疹伤寒及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研究人员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俄罗斯因战伤亡200万人，约800万人死于疫病和饥饿，200万人移民海外。到了1920年代初，与1914年相比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口减少550万，乌克兰减少150万。1920年秋季彼得格勒人口从1917年的240万减少到近160万。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集体化、工业化、大饥荒和镇压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重工业的爆炸性增长令苏联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最新数据显示，1932-1933年的饥荒导致苏联约600万人死亡，约60万被驱逐的富农死于流放地和劳改营，约70万人死于“大恐怖”。尽管如此，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苏联人口达到了1.967亿，其中近450万人居住在莫斯科。

这场最艰难的战争迫使全国人民做出极大牺牲，既是胜利也是悲剧：敌人被消灭了，但2700万苏联公民殒身。1946年苏联人口约1.705亿，男女比例显著不平衡。直到1960年国家才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每年增长300万-400万，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1990年苏联人口逾2.9亿，同时发达国家特有的“人口转型”——生活品质提高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在苏联末年成为现实。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

苏联解体、经济联系断裂和生活的彻底“重新格式化”，以及大规模迁徙——难民潮、侨居海外和国内流离失所——使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加恶化。后来的“第二次人口结构转型”更是雪上加霜，这期间结婚年龄提高，出生率进一步下降。1991年РСФСР有人口1.48亿，2021年的普查数字显示俄罗斯联邦人口1.471亿。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口向特大型城市集中。目前俄罗斯有16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1300万人、圣彼得堡560万人、新西伯利亚160万人……），而1990年的РСФСР只有12个居民超百万的城市（莫斯科870万人、列宁格勒500万人、高尔基140万人）。为改善这种情况，俄罗斯政府于2019年启动了“人口学”国家项目，目标是延长国民的活跃寿命，降低死亡率、提高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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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居四方的乌克兰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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