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4日（公历17日），位于勒拿河支流维季姆河、奥廖克马河岸边的博代博市境内勒拿金矿公司发生流血惨案，3000名罢工矿工遭政府军开枪镇压，死伤数百。

公司背景

1910年，彼得堡企业家、市杜马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拉季科夫-罗日诺夫和同为企业家的儿子阿纳尼·弗拉基米罗维奇收购了“安德烈耶夫斯基矿”，成立勒拿金矿公司，父子共同持有。

到1912年，勒拿金矿公司66%的股份由”Lena Goldfields”公司持有。该公司在伦敦注册，在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上市。”Lena Goldfields”公司70%的股份，即勒拿金矿公司约46%的股份由俄罗斯企业家组成的投资委员会持有；”Lena Goldfields”公司30%股份，即勒拿金矿公司约20%的股份由英国商人持有；勒拿金矿公司另30%的股份在犹太银行家Günzburg及其合伙人手中。

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

总的来说，由于承诺薪资相对丰厚，每年招聘的工人数目多于实际所需。Günzburg在招工方面背靠政府支持，聘用的工人几乎来自俄帝国全境，比如1911年约40%的工人是从帝国欧洲领土招收的。工人签订合同后先拿135卢布预付工资（相当于莫斯科工人半年薪水），并在警察监督下赴矿区上班。

矿工月工资30-45卢布，比同时期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人薪水高1倍，比务农收入高10-20倍。但妇女和少年不签劳务合同，报酬偏低（每天约84戈比-1.13卢布），甚至在某些得到证实的案例中毫无报酬。

此外，1912年之前还存在加班淘金的情况，但未及时支付相应加班费。碎金块由行政部门称重估价，每克84戈比，外面的私人商铺则按每克1-1.13卢布收购。也就是说，一个幸运的工人一年就可积累超过1000卢布收入。罢工之前，矿方为杜绝工人藏私，采取了各种措施预防、禁止工人直接接触金块。

根据工人签订的合同与政府批准的管理章程，4月1日-10月1日每天工作11小时30分钟，10月1日-4月1日每天工作11小时。如果是两班制，每班10小时。管理者有权在必要时实行三班倒，每班8小时。单班工人早晨5点上班，7-8点第一次休息，12-14点第二次休息，19点半（冬季19点整）下班。但实际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6小时，因为允许在下班后继续找金。

黄金开采主要在永冻状态的矿山进行。寒冷的矿洞必须用篝火加热，融水一刻不停地抽出。尽管投入大量资金，矿区机械化程度仍然偏低，许多工作需人力完成。工人通过垂直梯子下到20-60深的位置，跪在冰水中干活。下班后，浑身湿冷的工人还得冒着严寒徒步几千米回宿舍，常常因此生病、死亡。另外，工人时刻面临塌方、撞伤和骨折风险。有工人回忆，由于管理者拒绝发放足量蜡烛，矿洞和梯子的照明十分不佳。根据Ф. А.库德里亚夫采夫的调查统计，1911年共记录896次事故，涉及5442名工人。医生和病床严重短缺，甚至有工人死前一天才被收治的恶劣案例，因为其他医生不认为其是“患者”。平均每位大夫服务2500位工人，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后来，政府和国家杜马委员会也承认工人的医疗条件不能令人满意。

勒拿黄金公司的公共宿舍拥挤不堪，铺位根本不够。一些工人只好租赁民居住宅，半数薪酬花在租金上。国家杜马委员会后来调查发现，仅10%的宿舍符合最低居住标准。委员会成员А.丘舍夫斯基写道：“同志们，我等在此无事可为，只有建议工人们放火烧掉这些腐烂发臭的建筑，赶快逃往任何目力所及之处”。

勒拿黄金公司在伊尔库茨克省及博代博市政府的包庇下，垄断了本地区商贸和运输业，迫使工人只能在公司商店购物、只能乘坐公司经营的交通工具。资方违反俄帝国法律明文规定，以购物券代替部分现金工资。而这些购物券面值很高，又无法兑换，工人和家属只好一次性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以免蒙受损失。

劳动合同禁止携带妻子、儿女，除非管理者同意——这就成了权力寻租的一大途径。矿区出现许多妇女，相当于男工人数50%。她们地位低下，被迫从事违背自己意愿的劳动，薪资极低或无薪，常被有权柄者性骚扰。

罢工起因

时间到了1911年末，勒拿黄金公司主要股东之间的纠纷变得激烈起来。金矿区发生的大规模骚动屡次见诸报端，但未引起市场和全社会的重视。同时，矿工群体自身的愤怒情绪也在持续增加。恶劣的工作条件、多劳者未必多得的不公平做法，都为罢工创造着条件。

而最后爆发罢工的导火索，则是“安德烈耶夫斯基矿”发生的“肉类事故”。各参与者对此有不同版本的回忆叙述：

某矿工（甚至具体到姓甚名谁）拿到一块烂肉；
工人在厨房大锅内发现马腿；
某妇女（工人之妻或在矿区卖淫的暗娼）从小铺买回形似马生殖器的肉。

各种版本说法有时会有重合，但基本可以确定：曾有工人获得不宜食用的肉。

2月29日（公历3月13日），“安德烈耶夫斯基矿”开始自发罢工，其他矿井的工人随后纷纷加入。至3月中旬罢工人数已达6000余。他们的不满包括：气候条件恶劣 、每天工作11小时且每周只休1天、工资低且部分工资以专用购物券形式给付、食品又差又贵、罚款过多过密、几乎没有劳动保护等。

一份1912年3月3日的工人会议记录记载了矿工对资方要求如下：

• 改善劳工住房条件（单身者两人一间，已婚者每家一间）。
• 改善伙食品质。
• 涨薪30%。
• 冬季不得辞退工人。夏季辞退工人时应发放前往日加洛沃的单程车票。
• 规定平日每天工作8小时。节日前一天工作7小时。星期日和每年12个宗教大节除非工人要求否则不得加班，加班时间不超过6小时，下班时间不晚于下午1点，并计1.5倍日薪。
• 废除罚款制度。
• 不准强迫妇女劳动。
• 称呼工人“您”而非“你”。
• 解聘管理部门25名职员（附名单）……等共18项要求和4项保证

镇压

1912年3月30日，帝国内政部警察厅厅长斯捷潘·别列茨基给伊尔库茨克省宪兵局打电报：“直接建议特列申科夫大尉断然消灭罢工委员会……”

于是4月3日（16日）多位罢工领袖被捕（包括季莫菲·索罗明），次日2000多名矿工游行抗议要求放人。这次游行并不平静，人群呼喊口号威胁“解除大尉的武装并杀死士兵”。宪兵队长特列申科夫大尉下令向工人开枪。

关于枪击遇害者的数字，文献资料不尽相同。几乎每种百科全书及苏联官修史籍都说270人身亡、250人受伤。惨案第二天出版的《俄罗斯话语报》援引“伊尔库茨克宣誓律师咨询局”说法称150人身亡、超过250人受伤。1937年的《勒拿河金矿》一书记载了两组数字：150人身亡、100人受伤或270人身亡、250人受伤。另外，社会民主党的《星报》1912年4月8日报道170人死亡、196人受伤。俄帝国部长会议特别期刊则称：“在1912年4月4日的悲惨事件中，被召来协助政府当局的军队向工人队伍开枪，击中372人，其中170人死亡。”调查罢工惨案的两个专门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未提及死亡人数，但访问听取了202位负伤者的口供。

事件调查

国家杜马开会讨论了勒拿河金矿事件，内政部长亚历山大·马卡洛夫“在右翼议员的掌声中”（托洛茨基语）宣称：“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

之后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赴现场调查。一个是由前任司法部长、现任参议员谢尔盖·马努欣领导的政府委员会，另一个是国家杜马组建的社会委员会，由当时尚不出名的律师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众所周知，克伦斯基同情社会革命党。

5月19日马努欣委员会和克伦斯基委员会同时出发，5月25日乘火车抵达伊尔库茨克。7月18日马努欣命令伊尔库茨克地方法院检察长，对下令开枪杀人的骑兵大尉特列申科夫提起公诉。马努欣委员会用加密电报向皇帝和政府进行汇报，克伦斯基委员会则向国家杜马和新闻界公布了他们的报告。

特列申科夫大尉因罪被逐出宪兵队，降为普通士兵，进入圣彼得堡省民兵部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坚持请求参战获批，分配到步兵第257“叶夫帕托里亚”团。据未经证实的消息：1915年5月15日他率营进攻帕克洛村附近德奥联军，前额中弹牺牲，就近埋葬。

后续

尽管许多工友遇害，但罢工一直持续到8月12日（25日）才结束。之后80%的工人选择离开，包括男子4738人、妇女2109人、未成年者1993人，资方雇佣了新的工人接替他们。”Lena Goldfields”公司持股比例由66%降至17%。矿主因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约600万卢布。惨案还导致帝国财政部拒绝拨款建设金矿急需的伊尔库茨克-日加洛沃-博代博窄轨铁路。

全国各地约30万人集会游行抗议、谴责屠杀工人。

1925年”Lena Goldfields”公司利用租让法令再次获取西伯利亚金矿（包括勒拿河金矿）开采权，为期30年。此外公司还获得3座冶金厂和3处煤矿。其中苏联政府所占份额仅7%，而公司却占93%。1929年公司被强制查封停业。1930年仲裁支持”Lena Goldfields”公司对苏联政府6500万美元的索赔请求，1968年苏联政府承认索赔有效。

1996年5月28日《东西伯利亚真理报》发表文章《两次勒拿河枪决》，引述联邦安全局伊尔库茨州档案第7912号卷宗，称1938年有948名勒拿河金矿工人在博代博市被内务人民委员局“三人小组”判处死刑：1938年初，伊尔库茨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库利维茨带领工作队抵达博代博地区，当天就基于民族和社会身份逮捕500人。又根据一份600多人的外国侨民名单展开抓捕，其中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德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人等。中国人和朝鲜人尤为重点关注对象，逐门逐户搜索，务求无一漏网，能动的都被带走，最后仅剩虚弱老者在家。

总之，库利维茨1937-1938年共抓了4000人，大多遭受刑讯逼供，其中948人被“三人小组”处死。肃反运动结束后库利维茨本人也在基辅被捕，押回伊尔库茨克。

另外

西方世界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从勒拿河惨案发生后才开始化名“列宁”以致纪念。但事实上，“Н.列宁”这个化名早在1901年底就出现了。

勒拿河金矿开采了160多年，出产黄金合计约1300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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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霍登场惨案

苏联时代，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去外国出差，那绝对可说是“成功人士”。今天的我们阅读他们六十、七十年代访问外国的回忆，感觉充满了好奇，而且这种好奇似乎跟美食、服装没什么关系，更多来自“文化冲击”。

本文主角谢尔盖·帕甫洛维奇·阿尔杰米耶夫（1903-1991）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运输工作者，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院长（1938-1943），后到运输部任副部长。他回忆自己的出国经历：

我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汽车运输及公路部工作期间，访问过多个国家：丹麦、比利时、奥地利、法国、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运输机构担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十年之久，该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国际间货物、旅客汽车运输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由于我熟悉上述规范性文件，又具备外国汽车运输方面的经验，所以有资格倡议在苏联也设立这种机构。于是，1963年部里面成立了城际和国际运输管理总局。但反对苏联发展国际汽车运输者很多，既包括本部机关的某些人，也包括上级部门如苏联外贸部、苏联国家监察委员会等。

1968年之前，跨国汽车运输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直到1968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汽车运输的决议，允许全苏汽车运输总局向西方派遣自己的代表。

全苏汽车运输总局决定派驻代表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芬兰，他们希望我去。当时我已退休，66岁，正在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教书，仍接受邀请去了芬兰，从1968年底工作到1972年初。这段时期的工作我自己是相当满意的，不仅扩大发展了同该国的汽车运输事业，也接触、熟悉了他们勤恳、诚实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通过与苏联驻赫尔辛基总领事协商，我们建立起一套工作程序，即苏联签证必须经过我才能发放给芬兰方面，这就使我们能够掌握芬兰车辆进出苏联的信息。

由苏联汽运执行铁路货运任务带来不少麻烦。原来苏联每年对芬兰的铁路货运量约3百万吨，反向约50万吨。自苏联出口到芬兰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木材等，运输它们需要罐车和无盖敞车；而自芬兰出口苏联的多数是制成品：冰箱冰柜、纺织品、加工农产品、纸张等，运输他们需要有盖的车厢。问题在于这些运输工具严重稀缺，经常有货车坏了等待维修，继而产生各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我必须积极参与解决。请想象一下：空空的罐车和敞车驶回苏联、同样空空的有盖货车驶入芬兰——此番景象真叫人伤感，即使现在也能看到公路运输进出口比例悬殊，每有两、三辆货车满载进入苏联，才有一辆货车满载进入芬兰。

我本人对芬兰社会印象很好，国民拾金不昧的正直品格令我惊讶：我刚到芬兰第一个月，把装钱和文件的包忘在出租车上，半小时就被原样送至我国领馆。这种事例还有许多。芬兰人不会马虎工作，不会生产劣质产品。比如他们给房屋外墙刷漆，总要事先在路面铺一层膜，以免沥青被污损。芬兰人热心帮助陷入困境或有可能遭遇麻烦的人，我自己有亲身经历：签证到期离境前几日，突然被临时召回莫斯科一天。芬兰边防人员查看我的证件，认为我还要返回芬兰。我确认了这一点，人家就建议我到莫斯科后尽快去芬兰大使馆申请签证，并表示“即使没签证也允许我入境，但苏联边防不会”。我接受他们的建议，顺利返回芬兰。而苏联边防人员也证实，如果没有芬兰签证不可能放我通关。

芬兰企业拥有者、管理者和下属之间的民主作风也令我印象深刻。交办事情很少下公文，全凭口头承诺、约定。电话约见任何公司负责人甚至交通部长都很方便，如果要找的人正在芬兰另一边，职员打个电话就能联系上。

芬兰的社会环境本身有助于消除浩繁公文。我举个例子：随着苏联货车数量的增加，在芬兰买柴油的外汇开支变多了，这些钱直接发在每个司机手里。我提议用信用卡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全苏汽车运输总局表示同意。于是我（电话）联系了”Тебойл”苏芬联合石油公司总经理（该公司通过芬兰的加油站网络销售苏联石油提炼的燃料油）请他们发行50张能加油的信用卡。这位总经理不久前到苏联工作，要求我发个公文给他。我说，我习惯通过电话而非文件办理很多事情，假如他缺了我的公文就不行，那我只好再找其他公司。没多久，50张加油卡摆在我桌上。

芬兰是一个湖泊、沼泽、森林密布的国家，仅约4%的土地用于农业。所以战前和战后头几年芬兰是农产品进口国：从苏联及其他国家输入粮食、肉和肉制品等。而到了1960年代甚至更早些时候，情况发生根本变化：芬兰已经从农产品进口国转为出口国，甚至供大于求、销售困难。我1969年到芬兰的时候，听说他们规定农民每宰杀一头奶牛，可获得500芬兰马克政府补贴。

鸡蛋、奶酪、牛肉、猪肉及肉制品开始大量供应苏联。我们本可以进一步扩大进口，可惜我国缺乏偿债能力，欠人家一百万芬兰马克。

我当时有一辆ГАЗ–24小车自由使用，开着它参观芬兰各地，包括拉普兰地区。也结识了许多熟人、朋友，与其中一些人保持长期通信。遗憾的是，好几位已经过世了。

外派工作结束后我离开芬兰，1972年2月继续在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任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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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两次“苏联英雄”（死后追授）、传奇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在战后几乎无人不知。然而，这项荣誉险些被纳粹军队的虚假宣传所坏，幸好斯大林亲自命令调查清楚。

斯捷潘·帕甫洛维奇·苏普伦1907年生于乌克兰苏梅州雷奇村农民家庭，6岁随父母去加拿大打工。俄罗斯革命后，斯捷潘在父亲的建议下加入温尼伯当地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25年全家回国。

1929年斯捷潘·苏普伦参军入伍，1930年初级航空学校毕业，次年从83航空中队（斯摩棱斯克）的飞行员学校毕业，1933年开始担任工农红军空军科学研究所试飞员。他参加工作没多久便名声大噪，不仅业务能力突出，而且有一股不怕死的拼命精神。据说苏普伦总共试飞过140个机型，他的意见对飞行器的评估往往起着关键作用。

1937年斯捷潘·帕甫洛维奇卷入所谓扬·加马尔尼克“法西斯阴谋”案，被开除党籍，由于同事们积极声援，两天后予以恢复。同年当选为第一届最高苏维埃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代表，于是一些人想让他停止飞行，但做不到。苏普伦不仅继续测试飞机，还于1939年6月-1940年1月参加中国抗日战争，驾驶性能并不出众的И-16战斗机击落六架日本敌机。

1940年斯捷潘·苏普伦第一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列宁勋章。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际他正在索契休假，听收音机得知纳粹入侵，立即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请求参战。1941年7月4日，时任401歼击机特种团指挥员的苏普伦和战友掩护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未见返回。第二天纳粹军队的宣传机构就大肆宣扬苏普伦中校被俘，“自愿投降”。于是斯大林下令查清其出事地点和原因。

调查组最后查明，1941年7月9日某位农民在维捷布斯克州托洛钦地区库鲁普基村外发现烧毁的飞机残骸，并把从其中拾获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徽章、第461号“金星”奖章、手枪和证件残片等上交驻军司令部。由此确定斯捷潘·苏普伦中校已经牺牲，但农民所称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遗体一直没找到。最初的官方报告称苏普伦的米格-3歼击机被德军FW-200轰炸机击伤起火，试图返回基地失败，林边空地迫降瞬间油箱和弹药爆炸。但《“伊沙克”对战梅塞尔》一书的三位作者指出，纳粹当时并未在东线战场使用这种飞机，参考401歼击航空团参谋长撰写的另一份报告，他很可能是在沿公路低空侦察时被地面火力击落。其他友军飞机距离太远，没人目视到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知苏普伦牺牲的细节。

1941年7月22日，政府追授斯捷潘·苏普伦中校第二次“苏联英雄”称号。

1960年夏季，在托洛钦地区军事委员部、当地民众和斯捷潘兄弟费奥多尔的共同努力下，英雄飞行员的坟墓（牺牲第二天被附近人安葬）和飞机残骸终于找到。骨灰隆重迁葬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他家乡苏梅市树立青铜胸像，博物馆展出来自迫降地点的飞机装甲护板，出生地雷奇村安放纪念石碑，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谢尔科沃、苏梅等地有以他命名的街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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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俄罗斯皇帝迎娶的德国妻子多来自巴登或什切青，但达姆施塔特才是“出娘娘”宝地。跟平民社会一样，皇室婚姻既有幸福的，也有悲惨的，既有短短几年的，也有白头到老的。尽管许多皇后深受百姓爱戴，但传说常常把罗曼诺夫王朝的不幸归咎于跟“德国鬼子”联姻。

保罗一世皇帝首任妻子：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娜·路易莎公主以“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之名载入俄罗斯史册。此女是保罗之母叶卡捷琳娜大帝亲自寻觅，认为集智慧、美貌和好脾气于一身的罕见新娘人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在其中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婚后人们发现，这位德国妃子果然很“优秀”——锋芒毕露的“优秀”：她性情固执、易怒，发表个人意见毫不客气，甚至严厉指责当时实行的农奴制。此外，据说她还暗藏不小政治野心，敢于背着婆婆搞宫廷阴谋。

保罗和威廉明娜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做丈夫的渐渐疏远了美貌妻子，于是她转投拉祖莫夫伯爵怀抱寻求安慰。可惜好景不长，1776年4月年仅20岁的威廉明娜难产而死。很快就有流言传出，称女皇密令医生们袖手旁观，由上帝决定这位临盆产妇的生死。但也有一种说法指出，尸检发现威廉明娜身体结构缺陷，根本无法自然分娩。

无论如何，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确实被高烧折磨五天，期间恶言诅咒丈夫保罗和整个罗曼诺夫家族。后人传说保罗一世遇刺，以及迎娶黑森公主的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二世死于暴力，都是诅咒所致。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之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长期不同意儿子跟14岁的黑森-莱茵公主马克西米连娜·威廉明娜·奥古斯塔·索菲·玛丽的婚事，也许这位笃信神秘主义的母亲想起了“威廉明娜诅咒”？焦虑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提醒儿子：传说此女是巴登的玛丽·威廉明娜公主与奥古斯特·塞纳克林·德·格兰西男爵非婚私生。但亚历山大坚持不肯和心上人分离，哪怕抛弃皇位亦在所不惜。

他俩结婚近40年，生育8个子女，和睦幸福了很久，直到做丈夫的在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身边越来越闷闷不乐。命运的捉弄接踵而至：多次分娩和彼得堡严峻气候使皇后健康恶化，1865年长子尼古拉病逝令她深受打击，几乎成了“行尸走肉”，甚至对亚历山大二世和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科娃的私情视若罔闻。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在煎熬中度过生命最后时光，1880年6月肺结核逝世，临终给丈夫写信，感激39年的婚姻。次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被炸弹炸死。

发生在父母身上的事情似乎未对亚历山大二世的第五个儿子：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大公造成负面影响，1884年他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路易斯·爱丽丝结婚。不管你信不信，“诅咒”似乎又奏效了，两人终生没孩子。另有传言说，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受洗时获得的东正教名字）大公夫人对丈夫的出轨视而不见，甚至瞒着达姆施塔特的娘家亲戚。然而2011年救世主新修道院的博物馆公布夫妻通信，否定了他们“婚姻不幸”的猜测。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个外号叫“霍登场大公”。因为“霍登场惨案”中许多民众因拥挤、踩踏致残、致死，一些人认为大公应对此负责。1905年2月4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遭遇第三次行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伊万·卡利亚耶夫向大公乘坐的马车投掷炸弹。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亲手将防腐处理的丈夫尸体碎块殓入棺材，而心脏直到第三天才在附近房顶寻回。1918年7月，大公夫人等多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被布尔什维克分子抛下矿井，忍受多日饥渴、流血而死。

“威廉明娜诅咒”最后的受害者是尼古拉二世皇帝全家。虽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表明尼古拉曾担心迎娶德国公主（而且是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的妹妹）会遭遇不幸，但其他预言提到了他们的结局。

早在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枪决之前多年，据传拉斯普京就已知晓了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每次我拥抱皇帝和妈妈、女儿们和太子，我都吓得浑身颤抖，仿佛正拥抱死者”。更早的时候，尼古拉登基前游历各国，在日本被一位佛教隐士警告将会遭遇狂热者袭击，但随行的希腊乔治王子挥舞拐杖挡住刺客，人力车夫迅速出手反击，所以尼古拉仅受轻伤。

另外，尼古拉二还听某位圣愚讲过全家灾难下场。而这些预言之中最著名的，应该是1901年保罗一世死亡纪念日当天皇帝和皇后开启的密匣。这个匣子系保罗本人所封，吩咐自己死后100年才可由后代阅读。外界对保罗密信的内容一无所知，但皇帝、皇后读完回宫时“面带忧戚、心情沉重”。人们猜测其中可能包含了保罗一世对后人的警告，毕竟，他是第一个被“威廉明娜诅咒”影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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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26日，列宁格勒城外鏖战正酣，随着卢加防线4.3万官兵被围，守卫北方之都的最后希望变得愈发渺茫。值此危难之际，包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柯西金、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帕维尔·日加列夫、尼古拉·沃洛诺夫等人的苏联政府高级代表团赶赴列宁格勒了解西北前线真实战况。但无论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或列宁格勒司令部都没想到，德军正在部署另一次致命攻击，兵锋直指姆加镇。

1941年8月17日最高统帅部发电警告西北前线司令部列宁格勒有被包围的威胁：“……在我们看来，西北司令部……未采取任何特别措施消除这种威胁，尽管可能的原因是德军在此兵力不多……”

历史学家阿列克谢·伊萨耶夫的著作《另一个1941》指出，当时形势最危险之处在于：西北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都没看清战事全局。就在电文发出前夕、高级代表团抵达列宁格勒前几天，德国总参谋部已决定将一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师组成的第39摩托化军团编入“北方”集团军群。

如此强大的装甲军团扑向列宁格勒，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战局。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统帅部确信列宁格勒城外没有大型坦克部队。这种认识是基于8月18日苏军情报机关在战斗中缴获的德国国防军参谋人员野战地图，其中信息令人无从怀疑——但也没法排除是“阿勃维尔”制作的假情报。

8月28日，莫斯科派出的代表团还在途中，国防军121步兵师击溃拉扎列夫将军的防御部队，占领托斯诺村。次日斯大林通过国防委员会命令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指挥列宁格勒战线。就在这一天，侵略者距离苏军控制的唯一一个居民点姆加镇仅8千米。8月30日，姆加镇被汉斯·佐恩将军的国防军第20摩托化师猛攻，尽管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想方设法组织防守，但姆加镇仍然失陷了。这位内战中威名赫赫的杰出军人从7月10开始竭力阻挡德军前进，至此终究无法改变列宁格勒的命运。

姆加镇位于通往城区的咽喉位置，伏罗希洛夫开始等着委员会和“特别人员”到来，只是不知道来的是逮捕自己的命令，还是挽狂澜于既倒的神奇计划。可惜委员们刚到火车站就遭遇大规模轰炸，列车长要求大家赶快离开车厢！事实证明这非常及时，几分钟后列车和车站大部分建筑就被炸烂了。四周烈焰冲天，委员们找地方临时躲避。柯西金和库兹涅佐夫冒险冲上附近另一军列，向列车长表明身份并说明情况。他们用无线电联系了列宁格勒，但接下来要怎么做？

伏罗希洛夫不愧骑兵军出身，紧急关头临危不乱，做出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的大胆决定：既然接应部队无法公开进入车站，就只好把代表团低调带出去！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二话不说跳上一辆铁道手摇车，沿窄轨以最快速度赶往熊熊燃烧的车站。他拒绝别人随行协助，因为多余的人容易暴露目标，何况摇车空间确实有限。经过数千米大力摇臂，年届六十的老元帅成功抵达姆加火车站后方，委员会诸公早已在此秘密等候。元帅接着用摇车把他们送上停在未受损地带的装甲列车，交给日丹诺夫。

伏罗希洛夫倘若迟到片刻，委员们就要被攻进火车站的德军俘虏了。真正千钧一发啊。

当天夜晚，无线电侦听部门截获德国空军第8航空队的报告，称：一架轰炸机执行完任务后飞越姆加，发现有个奇怪的交通工具正沿备用铁轨移动。那就是伏罗希洛夫的手摇车！如果当时德国轰炸机还有剩余炸弹的话，谁知道战争结果将如何？

9月8日德军占领拉多加湖南岸，施吕瑟尔堡丢失，陆上封锁开始。三天后，伏罗希洛夫手持毛瑟枪率领红海军战士进攻红村地区敌军阵地，那股不要命的劲头，似乎有意让自己被流弹打死……其中缘故或许是：得知施吕瑟尔堡沦陷，新任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9月9日飞往列宁格勒。据说，离开城市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哭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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