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第二任妻子叶莲娜·瓦西里耶芙娜·格林斯卡娅出身立陶宛，父亲是立陶宛王子瓦西里·利沃维奇·格林斯基，母亲是塞尔维亚军政长官之女。1508年格林斯基家族发动叛乱失败，被迫逃亡莫斯科避祸。据历史学家А. В.库兹明研究，格林斯基家族是留里克王朝奥利戈维奇家族的分支；另一种观点则称，系金帐汗国摄政马麦后人。

1526年，瓦西里三世因婚后20年无嗣，不顾教会反对，与发妻所罗门尼娅·尤里耶芙娜·萨布洛娃离婚，将其送进修道院。另娶立陶宛美女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希望获得继承人。叶莲娜果然生下两个儿子：伊凡（1530）和尤里（1532），前者日后登基，后者“智力欠缺”（实为聋哑）。可惜这段婚姻持续时间不长，1533年瓦西里大公病逝，遗嘱年仅3岁的伊凡继位。瓦西里生前叶莲娜经常帮他处理政务，所以守寡后她确实有手段捍卫权力并保护两个幼子的性命。

叶莲娜发动宫廷政变，将丈夫临终指定的7位顾命大臣统统撤职，其中包括她的亲族，而这些人原本计划至少摄政到伊凡15岁。叶莲娜成了实际统治者，由于是外国媳妇，大贵族和平民都不真心支持，所以一些人认为叶莲娜只能依靠娘家男人。然而真实情况是，1534年她把亲伯伯米哈伊尔·格林斯基也关进大牢，此人后来和瓦西里三世的两个弟弟都饿死狱中。

此外，叶莲娜的兄弟和母亲也因为反对她执政而短暂入狱，但很快获释。1537年瓦西里三世亲弟弟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斯塔里茨基）兵变未遂，死在狱中。由此，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扫除了主要政敌，一举成为基辅大公夫人奥莉嘉之后第二位掌握罗斯政权的女主。

尽管如此，统治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依然很明显。据16世纪古书《复活纪事》(Воскресен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的记载，瓦西里三世曾托付妻子掌权直到儿子成年，并命令大贵族们“亲吻十字架”发誓服从。但在某位宫廷近臣撰写的《瓦西里三世疾病和死亡纪事》中，这个问题就很含糊了。我们可以推断，瓦西里大公的确给了妻子一些权柄，但未必是全部。总之，叶莲娜面临的局势困难重重，除了潜藏的内敌，她还急需寻找盟友抗衡虎视眈眈的邻国——克里米亚汗国和立陶宛。

瓦西里三世死后一年，立陶宛和波兰向罗斯宣战，虽然初期攻势很猛，但遭遇顽强抵抗，难以扩大战况。克里米亚汗曾答应帮助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齐格蒙特一世，却因国内问题未出兵。波兰和立陶宛的国内困境也阻碍了他们继续作战。

1537年2月叶莲娜迫使齐格蒙特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持续三年的战争。双方互相让步，罗斯保留战时建立的谢别日、扎沃洛奇耶等堡垒及周边土地，割让戈梅利州给立陶宛。另外，叶莲娜还和利沃尼亚签订协议，加强了同瑞典、摩尔达维亚及“金帐汗国遗存”——诺盖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关系。

内政方面，叶莲娜因两项重大举措名留青史——货币改革和行政改革。这实际上延续了当年瓦西里二世的路线，巩固了朝廷对基层的掌握。

在此之前，各公国都有自己的钱币。叶莲娜通过发行新银币、开办国家铸币厂，成功建立起统一的货币体系。0.34克的银币叫“登加”（后来指代半戈比铜钱），0.17克的银币叫“波鲁什卡”（后来指代四分之一戈比铜钱），1个卢布等于100戈比，1俄磅银锭价值10戈比……这不仅打击了1533年之前盛行的假币和王公贵族私铸的劣币，还有助于充实国库、消除赤字。

叶莲娜试图把公国长官的部分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构（识字贵族和贵族子女组成），使他们能够审理刑事案件、保本乡平安。遇到自治机构难以裁决的刑案，则移送莫斯科的刑事衙门(Разбойный приказ)。经过这轮改革，罗斯境内拦路抢劫盗匪变少，东方和欧洲的客商更愿意往来贸易。

如果叶莲娜·格林斯卡娅继续执政，或许会给罗斯大地带来更多改变。但很遗憾，1538年她因汞中毒辞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升天修道院（译注：1929年拆毁，取出遗骨研究）。关于中毒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大贵族舒伊斯基谋杀所致，也有人认为是化妆品的汞进入身体——这种液态金属经皮吸收的危害当时罕有认识。无论如何，叶莲娜死后舒伊斯基推翻了她的拥护者，监禁了“智障”小儿子尤里，扶持未成年的伊凡四世（雷帝）即位并摄政。

前白军将军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拒绝勾结纳粹，甚至资助红军一车药品。但这并不代表他认同苏维埃政权。1946年邓尼金致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分享了他关于击败苏联的建议。

邓尼金信件的主旨跟杜鲁门的世界观十分吻合。按照这位前白军将领的说法，苏联必不放弃满世界传播共产主义的计划，如果想试图“安抚”斯大林，就像当年希特勒曾经采取的外交措施那样，只会徒劳无益。邓尼金认为，局部战争、罢工、暴动和红色宣传都是克里姆林宫实现“世界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

面对这一威胁，邓尼金建议“英语国家”共同行动，不给苏联任何贷款。邓尼金认为：从西方民主国家获得的任何款项都会被斯大林投入“枪炮、飞机和原子弹”。苏联领导人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世界各国因内部动荡变成“容易的目标”。邓尼金声称，一旦布尔什维克获得原子弹就会立刻向西方开战（实际没发生）。

邓尼金在表示支持杜鲁门反苏意愿的同时，告诫他切勿重蹈希特勒覆辙。邓尼金说，元首的策略错就错在跟全俄罗斯人为敌，而非单单跟布尔什维克为敌。

邓尼金对此强调：“应当区分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人民、刽子手和受害者”。他提醒美国总统，红色统治者令俄罗斯大地陷入“可怕的赤贫”。如果俄罗斯人发现有谁企图肢解他们，把周边国家分离出去，他们就会把美国人视为祖国的仇敌。
（儿按：欢迎联想）

邓尼金回忆近十几年发生的事情说：“当战争在国际主义的大旗下展开，芬兰战争的惨痛后果和红军前往莫斯科途中的灾难，世人有目共睹。但后来战争性质变成殊死捍卫祖国，结果却是德国溃败。”

如果西方国家同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俄军士兵作战，鉴于“俄罗斯巨大的战争潜力和难以攻占的辽阔领土”，邓尼金认为将难以取胜。相反，如果战争爆发时西方国家郑重宣布不侵犯俄罗斯边界，苏维埃政权就有可能被人民起义或政变推翻。邓尼金相信后一种方案——即更换莫斯科的政府——是最可取的。

如其不然，万一外军占领俄国，邓尼金建议杜鲁门立即成立俄罗斯自治政府，邀请侨民返乡参政。而且，邓尼金坚决反对邻国插手俄国事务，认为波兰的觊觎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威胁，俄罗斯人民绝不会答应。为此他在信中着重强调内战时期白军坚持的“统一和完整的俄罗斯”主张。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邓尼金的信可能部分促使杜鲁门放弃核打击苏联的计划。而西方情报部门日后的行动表明，他们并未采纳邓尼金意见，不仅暗暗支持俄罗斯境内的反苏势力，还扶持各共和国的分离运动。这些行动无疑对苏联的最终解体起了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反苏的俄罗斯人都认为这一结局导致传统领土损失，西方应该负责。

1947年8月7日安东·邓尼金心脏病发作，死于密歇根大学医院。

在苏联最后的十年间，有两个专门小组具备官方权限调查任何异常现象和UFO事件。它们由不同科学领域重量级专家组成，一直工作到苏联解体。

缘起

1977年9月20日凌晨，卡累利阿、列宁格勒州和芬兰边境几千居民看见空中出现一个奇异物体，史称“彼得罗扎沃茨克现象”。该物体形似明亮的章鱼或水母，水滴状光线从其许多根“触手”发出。目击者称他们当时正熟睡中，忽然因某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感醒来，走近窗户看到UFO悬停在彼得罗扎沃茨克上空，保持可见状态约20分钟。

之后几天，陆续有城市居民反映窗玻璃出现小孔。小孔的成因饱受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与UFO无关，而是小流氓气枪射击造成的；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不可能是气枪钢珠或其他射弹造成，但也跟UFO无关；第三类研究者则认为系UFO“扫描光线”瞄准玻璃时留下的痕迹。

总之，此次事件在社会和政府高层引发广泛讨论，主要媒体都做了报道。几周后经苏联科学院主席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倡议，军工部门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都是来自国防或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另外，尽管官方表示亚历山德罗夫是会议的主要发起者，但许多人猜测时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才是幕后推手。

会上讨论了苏联科学界最近日益增多的异常现象报告，包括来自军队的通报。这种情况下不能继续视而不见，有必要成立专门机构进行调查研究。科学技术委员对此表示支持，决定将其列入研究工作计划，吸收国防部专家参与活动。

于是1978年成立了两个专门小组，平时独立工作，特殊情况联合办案。

第一个小组来自军队，基地设在梅季希的第22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雷达技术专家维克多·巴拉绍夫中将兼任小组长。该研究所隶属国防部，主要从事无线电设备研发。所以小组又被称为“МО网络”（МО即国防部）

第二个小组由苏联地磁、电离层和无线电波传播研究所(ИЗМИРАН)的专家学者组成，科学院其他机构如宇宙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同事也参与其中。科学院通讯院士、ИЗМИРАН主任弗拉基米尔·米古林兼任小组长，因此又被称为“АН网络”（АН即科学院）。

这两个小组都有高级专家加入，足可见苏联政府的重视程度。毕竟当时冷战正酣，UFO难保不是北约潜在对手的秘密武器，当然也不排除来自地外空间的可能性。

运作方式

“МО网络”仅调查部队和飞行员提交的报告。苏军各单位、警备部队和空军基地都被告知一旦遭遇异常现象应该向谁通报。“АН网络”借助目击者描述（他们通常会给报社、杂志社写信，再由后者转交）以及气象或其他部门的数据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如前所述，两个小组平时独立工作，除非情况特殊必须分享成果。

例如，如果部队报告说观察到异常现象、不明飞行器，而且伴有地面或空中的机械故障，两个小组就会立刻赶赴现场联合调查。军方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或否定异常现象对人体及机械的影响，科学院小组则试图运用现代知识对现象进行解释。

苏联政府规定事发地的党组织、科研机构等单位必须为小组成员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项目对外称“大气和宇宙异常现象综合研究”。

异象

两个小组存在的13年间共调查了约3000起报告，其中仅10%属于难以解释的现象。但即使这10%通常也有科学上的猜测，只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出现的概率极低。

大多数事件是火箭或卫星发射、气象观测设备及罕见自然现象导致的误报。例如1983年10月“赫梅利尼茨基现象”：当时战略火箭军某师官兵观察到遥远的地平线上有明亮发光物体盘旋，同时电子设备失灵，指挥部收到导弹发射系统故障的信号。

两组专家用最快速度抵达现场。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原来距离该部队400千米之遥的靶场进行了照明弹投掷训练，虽然此类训练定期举行，但过去几乎不受人注意。这次之所以会被远距离观察到，是因为一种罕见的超折射效应。至于导弹系统故障则被认为属于巧合。

不过并非每一起报告都能得到解释。例如鲍里索格列布斯克航空枢纽有多个相邻的军用机场，1984-1987年间他们观察到几十次不明物体，包括地面雷达探测和飞行员的舱内目视。某些情况下不明物体出现还导致了事故。两个小组的专家始终无法判别这些现象的性质。

阴谋论

UFO和异常现象研究机构行事隐秘，难免会产生阴谋论。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是天文学家菲力克斯·西格尔，曾任莫斯科航空学院副教授，也是苏联第一位UFO普及者。

由于莫斯科航空学院参与了“АН网络”的工作，西格尔得以结识其中成员，甚至多次列席会议。他毫不掩饰对某些专家的怀疑态度，认为对后者来说“一切不属于大气现象范畴的东西都是哗众取宠的恶意虚构”。西格尔因此表示：专门小组的管理层对研究UFO现象兴趣寡然。

后苏联时代的一些俄罗斯飞碟学家也认为，专门小组的设立是为了掩盖UFO信息，防止体制外好奇者探索研究。他们特别提到某些专门小组成员后来断然否认13年的工作中曾接获UFO降落或外星人目击的报告，不过事实好像并非如此。飞碟学家相信至少有一起此类事件被隐藏了，即1980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杰尔扎温斯克的调查。当地人说他们看见发光球体降落，小山顶有烧灼痕迹和“非常高大的人形”。据称，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高温研究所曾派出几位专家前往勘测。他们为安抚居民情绪，宣布是流氓混混吓唬人的恶作剧。怀疑者则认为确实有人搞恶作剧，但专家们搜集大量证据后故意隐瞒了许多事情。
（译注：杰尔扎温斯克是战略火箭军第38导弹师驻地，该部队1996年解散）

无论如何，两个异常现象调查小组存在了13年，苏联解体后都被撤销，再未恢复。

苏联时代的大多数UFO目击事件属于机密。但政府没办法掩盖1965年9月18日中午12:20左右发生在科拉半岛上空的奇异事件，因为不仅本国军队，邻国芬兰的航空调度员也监测到了。

UFO空战

正如北方舰队防空专家和飞行员后来描述的，当天中午，对空雷达发现苏芬边界空域、民航空中走廊之外出现一个身份不详物体，信号强度类似飞机。

该物体在4000米高度由西北向东南移动，时速1200千米，表现异常。它以极短的时间间隔偏离初始航线6-10°并迅速返回，同时在200-400米高度区间频频爬升俯冲（儿按：明显的规避动作）。防空部队无线电呼叫无应答，芬兰方面通报他们也发现了该物体，并保证不是芬兰飞机。

短短几十秒，目标已经越过边界侵入苏联领空，开始向科拉半岛腹地深入。摩尔曼斯克派出两个战斗机中队紧急拦截，飞行员们接近目标位置却看不见任何物体，尽管4000米高度晴朗无云。地空导弹部队和高炮部队拉响警报，但仓促间来不及做有效反应。

突然，地面雷达屏幕“凭空冒出”第二个更大的物体，从22000米高度几乎第一个物体正上方以8000km/h的速度向其俯冲。

战斗机飞行员无论用目视或机载雷达都找不到这两个物体。就在地面报告第二个物体下降至约3500米高度之后片刻，空中忽然出现高亮闪光，飞行员被迫闭眼以免失明，飞机也剧烈颠簸。睁开眼后他看到某种爆炸，炽热的“涟漪”呈彩色同心圆状向外、向上扩散，闪着光快速变色——从亮蓝白色（仿佛电焊）到黄色再到橙色，熔融的液滴不停飞溅。为躲避这些不明残骸，中队长命令僚机向左上方机动，但耳机里只有噪声。机动过后队长立即目视寻找僚机，确认其正伴随飞行。巨大的发光圆环逐渐消散。

过了漫长的几分钟，无线电通讯恢复，但仍有吱吱啦啦的干扰。塔台下令返航，飞行员提升高度绕着爆炸区飞了一圈，返回机场。而在防空雷达屏幕上，第一个目标的最后位置出现模糊光点，1.5分钟后彻底消失。第二个目标急速升高，很快飞出探测范围。

军人并不是爆炸唯一目击者。“道路建设研究所”西北分部大地测量员托沃·艾吉年和工人谢苗·兰古索夫当时正在坎达拉克沙-基洛夫斯克公路旁作业。他俩被刺眼强光吓了一跳，本能反应发生了核爆！兰古索夫大喊：“炸弹！领导趴下！”双双按照民防课所学知识原地卧倒，两手抱头。短促爆炸声震耳欲聋，但未感受到冲击波。停了一会儿起身观望，见天空大团橙黄色彩云正在扩散，碎块坠落如流星，随后出现同心圆。艾吉年的防震腕表12:24停转，直到远离爆心7千米处自动恢复正常。

二人忍着眼睛涩痛，疲惫不堪返回宿营地，中途走走停停，因为兰古索夫总说不舒服。他们的队长也远远望见天空异象，正焦急等待，连忙拿出酒、炸鱼和饼干。二人又饮了些茶，钻进睡袋连睡12个小时！

委员会结论

克里姆林宫迅速获知科拉半岛上空发生的事件，专门成立了政府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极地飞行领航员、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累计飞行时间28000多小时的瓦连京·阿库拉托夫。此人被纳入调查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1950年代就多次在北极地区目击不明飞行物，进行过地面和空中观察。阿库拉托夫直到25年后才公开谈论委员会活动，因为保密期限已满。

当时参与处置的防空部队军官一律做笔录，飞行员写报告。由于事件原因的主要猜测是核爆炸，所以北德文斯克的一队民间专家三周后抵达现场。他们测量了辐射水平，未超过天然背景值10%。苔原上积雪厚达0.5-0.7米，未找到任何疑似残骸。

阿库拉托夫综合研究各项证据后，认为“外星智慧生命”才是爆炸的制造者。他表示，第一个物体是第二个物体的追击对象，因为第二个物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2.5分钟内从22千米高度俯冲到4千米，之后急速爬升。这种运动轨迹也表明第二个物体是受控制的：先接近——攻击成功——立即远离爆炸。任何人造飞行器都无法做到这些。

阿库拉托夫日后回忆：如果不是我在航空界的声望，那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高级军官根本不会听我讲话……

和往常一样，政府调查的结论肯定不能提及UFO，他们定义此次事件系一枚地空导弹试射失败导致。案卷被存档，很快被遗忘。

苏联解体之后该事件再次被提起。UFO研究机构“北极星中心”的热心人积极联系地面目击者——两位大地测量员，但没找到。寻找空中目击者（战斗机飞行员）的努力同样无果。一位叫埃米利·巴楚林的知名UFO研究者曾在坎达拉克沙的茫茫苔原搜索“飞碟残骸”，据说有收获。根据彼尔姆市“量子”金属检测公司2001年1月的鉴定报告，巴楚林提供的碎片含有99.9%的钨，以及微量的铁、铬、镍、钼、铪、铼杂质。巴楚林本人声称，这块残骸的特殊结构是其来自地外的无可否认的证据——也就是用超细钨粉以某种未知工艺制造的UFO零件。不过反对者指出，涡轮发动机叶片也有类似的金属成分和结构，这意味着碎片来自地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跟欧美国家一样出现了许多UFO目击事件。人们或许感觉奇怪：几百年都没听说什么“外星人”，怎么突然满天“飞碟”啦？其实并非如此。历史资料保存了许多奇异事件的描写，令今人不禁怀疑外星访客是否老早就来过地球。

当然，这是人类对宇宙空间拥有更深认知之后的一种解释。二十世纪快速发展的科技赋予我们研究神秘现象的新手段。另一方面，政府当局也不愿宣扬存在“地外访客”。传闻说苏联几乎每年都有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或坠落报告，甚至一年多次，其中一部分只在解密档案公开后才为人所知。本文简单举几个例子：

战前事件

德国对苏宣战前几天，顿河罗斯托夫以南发生一起UFO坠落事件，飞碟“着陆失败”地点位于绿岛。政府收到警惕民众的报告，迅速做出反应，НКВД卡车专门在夜晚通过浮桥登岛清理残骸。有资料显示，大战爆发前夕收集的这些不明飞行物碎片被送往卡普斯京亚尔靶场，但之后五年无影无踪。

当局向民众宣布“一架德国侦查机”坠毁。又过了很久，1980年代研究人员在绿岛发现不属于当地的稀有化学元素——这是当年坠落事件留下的唯一痕迹。

波-苏调查

1959年11月底，一个闪着红/橙色光芒的物体坠入格但斯克港附近水域。港口工人和路人等几十位民众共同目击。波兰政府和军队立即对此可疑事件展开调查，据说未发现UFO残骸。

两天后波兰边防军人在海滩寻获某种生物，依稀像个人形，明显伤势严重，身穿有金属光泽的不明材料制作的“连体服”。于是被送往距离现场最近的医院。

检验人员用剪切金属的大剪刀移除“连体服”，该生物快速死亡，推测是上肢佩戴的环状物被移除的缘故。解剖发现其体内有螺旋状供血系统，内脏结构与人类迥异。尸体随后交给苏联科学家并运抵莫斯科。据称该生物仍然存放在位于莫斯科霍罗舍夫斯基大道的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事件并未就此告终。据说苏联解体前夕，波兰人在格丁尼亚进行潜水作业时，在一层淤泥和垃圾底部发现一大块“地外飞行器”残骸。波兰并未和苏联分享这项发现，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变得不受欢迎，“老大哥”也不再是“老大哥”了。所以残骸起初在格但斯克进行研究，后来送往华沙的实验室。

哈萨克斯坦偶遇

1959年秋，苏联空军某部在阿克托别州东部例行飞行时意外发现地面有个奇怪碟状物，底部带有用途不明的锯齿状缺口。莫斯科派出研究小组赶赴现场，寻获直径6米的坠毁UFO残骸及其飞行员——体长约80厘米的生物，早已死亡。据推测这具尸体同样存放于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直升机把残骸吊往阿赫图宾斯克（当年叫弗拉基米洛夫卡），之后运到卡普斯京亚尔靶场，在那里切割成几块，分送新西伯利亚、基辅和列宁格勒的研究机构。不幸的是，参与切割的5名工人全部快速死亡，很可能是受某种不明辐射所致。

1960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亲自视察其中一块残骸。1971年勃列日涅夫指示进行第二次检验，1984年转移到莫斯科州南部的普罗特维诺（译注：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在地）储存，如今应该还在那儿。

奥涅加湖事件

这起事件发生于1961年4月28日，在“飞碟学界”相当有名，当时甚至穿过“铁幕”被西方媒体得知。其实具体地点不在奥涅加湖上空而是东边的小湖科博泽洛，岸边有类似撞击痕迹。列宁格勒闻讯派遣部队前往，随后发出几支科考队。

调查者发现一些物体降落的痕迹，包括：地面严重破坏（一大块土壤消失）、微量辐射、植物损伤等。因为没找到飞行器残骸，后来推测这起事件不是UFO坠毁，而是土壤采样。

雅库特事件

1978年冬天，雅库特日甘斯克镇民夜晚十点左右目击一个UFO降落镇外。粗略估计飞行器高约4米、直径6.2米，呈圆顶形。附近雷达站毫无察觉。半年后，人们出动搜索一架在日甘斯克和上扬斯克之间地带失踪的雅克-40民航飞机，竟意外发现坠落UFO。军方迅速将这个物体运至雅库茨克，十几天后转移到“托木斯克-7”保密行政区（译注：即谢韦尔斯克）。

再后来，UFO送往普罗特维诺进行修复工作，因为专家发现飞行器坠落后受损似乎不重。据说1988年这项工作终于结束，UFO再次起飞，但离地高度无法超过5米。它进一步的情况尚不清楚，也许仍然停在某个仓库被继续研究？

哈萨克斯坦邂逅

这次发生的地点是乌拉尔斯克郊区，时间1979年。不同目击者的描述各有差异：UFO直径从12米到22米，触地方式或曰“降落”，或曰“失控砸入土中”。防空雷达正常发挥作用，及时探测到身份不明的飞行器进入空域，最近的机场、阿拉木图司令部和莫斯科州克林市分别出动部队奔赴处置。

事件现场外围被严密封锁，但观察员距离飞行器本身仍有一段距离，因为温度极高难以靠近。虽未测得辐射，众人却都经历了严重的偏头痛、耳膜压力和听到尖锐叮当声。这些讨厌的感觉必须远离50米开外才消失。

调查一时难以进行。突然能见度急剧恶化，天气仿佛暴风雪。当一切平复如初，那个玩意儿已经不在原地了，仅剩测量分析数据和观察员绘制的草图。UFO学家猜测，飞行器驾驶员或者快速修复设备并飞走，或者联系了“救援力量”将自己撤离。这起事件的全部资料、报告据说存放于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军队实验室。

空中交战

1980年4月中旬，驻防乌拉尔的空军部队与来自外太空的“智慧生命”发生一场战斗。接近午夜时分，防空系统探测到3或4个不明物体飞越苏联领空。2架战斗机、2架直升机起飞拦截，稍后又补充2架直升机增援。

空中追逐持续45分钟，战斗机飞行员燃料耗尽返回基地。直升机滞空时间比较久，直到其中一个UFO开始危险冲撞，飞行员被迫开火，将UFO击落原始森林。

清晨一支装备反光连体衣和氧气瓶的军方搜索队赶赴坠落现场，成功找到一个高5米、直径26米的盘状物，推测失控原因是中心位置裂缝。打开驾驶舱拖出2具矮小尸体，装密封箱送往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飞行器被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经初步研究后移交普罗特维诺的UFO秘密专门机构。

这起事件的目击者包括军人和平民。他们对空战过程印象深刻，一些人甚至冒险写信给雅罗斯拉夫尔的“上级部门”和UFO学家反映情况。

延伸阅读：

雅库特“UFO坠落”事件的传说

1980年12月26日，莫斯科“日丹诺夫”地铁站（维欣诺站）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最终导致苏联政府实权人物之一：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下台。

俄罗斯大地几百年来从无政治公开化的传统，重大事项一贯在幕后暗箱决定——过去是皇帝、后来是总书记。1970-1980年代之交，苏联的政治生活在外界看来似乎安定平静：老迈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继续指挥国家朝着发达社会主义缓慢前进。但只有“内部人”才知道，一场争夺“勃列日涅夫遗产”的风暴正酝酿中。

两大安全部门首长——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在苏联政府体系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地位更高、权柄更大，但晓洛科夫也有独特优势：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几十年友谊，使他能够大大扩张本部门触角。

安德罗波夫和晓洛科夫都明白，勃列日涅夫一旦咽气，他俩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山绝容不下二虎。同时，两人长期以隐蔽手段暗中较劲，因为如果公开斗争，很容易使自己背上“破坏苏联社会稳定”的骂名，落入过早失败的境地。但谁也没料到，1980年12月底莫斯科东南郊发生的一起案件竟成了事情转折点……

1980年12月26日，40岁的克格勃第8总局（通信机要局）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已经请了一星期的病假，这天正要去机关门诊部看病，顺便召集好友参加生日聚会。尽管妻子曾告诫说不要庆祝40岁生日，否则不吉利，但少校不是那种迷信的人，承诺最晚十点回家。

晚九点生日聚会顺利结束，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和朋友们坐地铁各回各家。少校随身携带丰富寿礼：一根烟熏香肠、大马哈鱼罐头、保加利亚番茄罐头、一瓶伏特加和一瓶白兰地，以及他买给女儿的礼物：南斯拉夫凉鞋。

然而阿法纳西耶夫始终没到家。12月27日上午克格勃值班人员接紧急通知，今晨8:20左右在莫斯科郊外通往贝科沃机场公路边发现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的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该人无任何证件随身，通过衣兜内的病历单得知其克格勃少校身份，救护车就近送往柳别尔齐市中心医院抢救。

需要指出的是，阿法纳西耶夫被路人发现的地点距离克格勃员工别墅区——佩霍尔卡村不远。当时身边没什么物证，只有一个烟头、类似血迹的褐色污渍和一支断裂钢笔，后来在15公里外的热列兹诺多罗日内市火车站寻获少校的工作证。

由于这是克格勃第8总局今年失踪的第二位工作人员（第一位是秘密潜逃美国的维克多·舍伊莫夫，当时怀疑全家遇害），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听取情况汇报，命令调集精干国安人员查清真相。12月29日警方材料统一汇总到克格勃侦查部门。

人们起初希望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亲口讲述当晚遭遇，但他终究未能脱离昏迷，1981年1月1日死亡。

克格勃调查人员把同事的亡故当成一项亟需攻克的挑战，设法还原了12月26日案发当晚细节：参加生日聚会的朋友说阿法纳西耶夫喝了200克伏特加。由于酒精作用及本身疾病，身穿便衣的少校在地铁车厢睡过站，直到停靠“日丹诺夫”总站才被查票员唤醒。那个年代，地铁醉汉不会受到什么友好待遇。查票员认为此人神志不清，便将其交给总站警局值班警员。地铁司机证实他曾帮忙把阿法纳西耶夫的随身物品搬至警局内。另外，醒酒所救护队例行到“日丹诺夫”站接走被扣留醉汉的时候也曾见过阿法纳西耶夫，但警察不知何故未将他移交。

显然，苏联内务部“日丹诺夫”地铁站警察分局同克格勃少校的死关系密切。调查人员讯问12月26日值班警员，发现供述混乱、回答模糊，怀疑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其中一名警察持有阿法纳西耶夫的笔记本，上面清楚显示姓名、职衔和克格勃工作电话号码。

经过一番努力，这些警察终于供认实情。原来，当晚三名值班警察：尼古拉·洛巴诺夫、尼古拉·拉索欣、亚历山大·波波夫严重醉酒，认为携带美食和两瓶酒的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是个“绝佳猎物”。三人遂以“检查”为借口把阿法纳西耶夫强行推拽入办公室，尽管有确凿证据证明后者多次高喊自己是克格勃少校并出示证件，但三人并未理会——虽然他们明知法律禁止以任何理由扣留克格勃军官。警察揍了阿法纳西耶夫一顿，把他扔出走廊，继续饮酒。

换作其他人，完全可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离，等第二天再算账。但“别过四十生日”的告诫仿佛成了某种诅咒。走廊没有通往出口的指示牌，少校转了一圈又折回警局办公室，大叫：“你们要为一切负责！”

仨警察扑上去暴打，阿法纳西耶夫后脑两次撞墙，倒地昏迷。三人这才去找他们的局长鲍里斯·巴雷舍夫。巴雷舍夫迅速赶至，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警察扣押、袭击、抢劫克格勃军官属于严重犯罪，遂决定用伪装抢劫杀人的办法摆脱此事。奄奄一息的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被塞进巴雷舍夫的ГАЗ-24小车运出城，遗弃在克格勃员工别墅区外的叶戈里耶夫斯科耶公路边。巴雷舍夫指挥拉索欣和波波夫扒下阿法纳西耶夫外衣，又继续踢打他多次才离开。

调查至此，案件基本告破。但获知内情的不仅安德罗波夫一人，晓洛科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掩盖此事。熟稔克里姆林宫阴谋手段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判断这种情况下不宜硬碰硬，1981年1月12日他约见苏联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列昆科夫，随后“日丹诺夫地铁站杀人案”被移交苏联总检察院。

总检察院委派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负责联合调查小组（其中还包括莫斯科州执委会的人），克格勃暗中进行保护。据卡利尼琴科透露，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内务部各种压力，以至于克格勃第7局的“阿尔法”特种部队派兵保护他和家人长达两年！并且，案件嫌疑人不是像通常那样羁押在内务部看守所，而是关在克格勃自己的“列福尔托沃”监狱。

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很清楚，尤里·安德罗波夫不会放过借阿法纳西耶夫少校遇害案葬送自己仕途的大好机会，却无力阻止。被拘留的警察眼见内务系统保不住他们，所作所为又面临死刑，索性全数招供之前造的各种孽：这帮家伙竟然涉及约40起针对公民的刑事犯罪，长期掠夺、殴打醉酒或未醉酒乘客。洛巴诺夫还曾在家杀人分尸、抛尸（该案当时未破）。他们自信能够永远逍遥法外，因为背后站着巴雷舍夫少校，少校后面站着他的上级，上级又有上级……直到晓洛科夫部长，此公管理内务部的信条是“不抛弃自己人”。

被抓警察甚至承认“谋害了”克格勃失踪少校维克多·舍伊莫夫及妻女，事后证明纯属胡言。

结果，位于“日丹诺夫”地铁站的第5警察分局全体人员被解雇，其他线路分局的几百个人也遭遇同样命运。

1982年7月21日，警察杀害克格勃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案宣判：局长鲍里斯·巴雷舍夫、警员尼古拉·拉索欣、尼古拉·洛巴诺夫和亚历山大·波波夫死刑，警员尼古拉·沃祖利亚13年监禁，阿列克谢·捷雷舍夫和维亚切斯拉夫·皮克萨耶夫分别10年监禁，亚历山大·萨拉托夫5年监禁。

这还没完。总检察院在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下开始对莫斯科警察局所有部门进行全面检查，80多名内务部官员因严重犯罪及窝藏包庇被判刑。后来针对警察机构的“大清洗”波及数百、数千人。

尼古拉·晓洛科夫身为国家精英的威信化为乌有。但安德罗波夫岂肯就此罢手，他在严格审查的前提下允许报刊发表有关调查和审判内务部官员的信息。这对当年的苏联民众犹如晴天霹雳，和善友好、随时准备伸出援手的“警察叔叔”形象从此崩塌。莫斯科周边流言四起，说地铁站遍布被抢、被杀的市民尸体，地铁民警则像麻风病人一样被大家避之不及。

1982年11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班成为新任总书记。12月17日尼古拉·晓洛科夫被免去苏联内务部部长职位，开始对他十六年来领导内务部的工作进行调查，很快发现许多滥权行为。1983年2月晓洛科夫之妻斯韦特兰娜自杀身亡。1984年2月尤里·安德罗波夫逝世，但这无法改变晓洛科夫的既定命运——1983年6月15日逐出中央委员会，11月16日剥夺大将衔，12月7日开除党籍，12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收回他除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军功章之外的全部国家奖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次日（12月13日）尼古拉·晓洛科夫在别墅用猎枪射击头部自杀，“脑组织四溅”。死前三天致信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表示“没违反法律，没背叛党的路线，没拿国家任何东西”，请求保护自己儿女免遭迫害。他被葬在莫斯科瓦甘科沃公墓。

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工人出身，参加过卫国战争，担任苏联内务部长期间为提高苏联警察勤务效率、改善苏联内务部人员社会地位和权威做了不少工作。但他同时也在内务部系统内创造了有罪不罚、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催生出几十甚至上百个“肩章恶棍”。丑陋内幕总有暴露之时。1980年12月26日不仅对克格勃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是个致命的日子，对尼古拉·晓洛科夫大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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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时期举报警察滥权的群众来信

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什莫诺夫1952年生于列宁格勒，童年家庭幸福。参军退伍后进入科尔皮诺市国营伊若拉工厂当钳工，平日和妻子、女儿住公共宿舍。

据报道，此人1978年曾被列宁格勒精神病医院诊断患精神分裂症，1981年计划刺杀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因其自然死亡，未实施。1980年代后期什莫诺夫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政治观点愈发激进，认为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该对1989年4月9日镇压第比利斯群众集会和1990年1月20日镇压巴库群众集会负责，必须将之从肉体上消灭，以保证民主选举总统。另有说法称，亚历山大·什莫诺夫早在1987年就打算刺杀戈尔巴乔夫，多次秘密张贴打字传单，号召镇压党政领导人。

总之，为实施刺杀计划，什莫诺夫花900卢布合法购买（有警方颁发的许可证）一杆德国双筒猎枪，锯短枪管、磨平准星，反复练习12秒内从长外套下抽枪射击——他认为警察来不及在如此短时间内做出反应。起初决定1990年5月1日行刺，后延期。11月5日什莫诺夫前往莫斯科，11月7日上午给猎枪装填自制大威力子弹，自己粘假胡子、戴假发伪装。为躲过金属探测器搜查，他往外套上缝了一块橡胶垫，又在枪身贴一张纸，写着：“巩固国家！”，让枪看起来像标语牌。最后，裤兜内装遗书，曰：“万一我死了，是因为我想消灭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

什莫诺夫事后供称：如果第一枪顺利命中戈尔巴乔夫，就用第二发子弹打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中午11:09，什莫诺夫混进游行群众，缓缓接近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站立的列宁墓看台。由于他藏身拿鲜花、举标语的游行队伍中，警察和克格勃军官都没起疑。当距离列宁墓约47米时，什莫诺夫抽出猎枪瞄准戈尔巴乔夫头部扣动扳机。警察上士安德烈·梅利尼科夫在最后一刻紧急抓住枪管往上推，两颗子弹一颗飞向天空，另一颗击中“古姆”外墙。现场的克格勃第九局军官迅速支援，什莫诺夫被捆绑带走。

据说现场电视直播11:10被掐断，插播古典音乐会，11:25恢复。当晚的《时代》节目报道：“有人在古姆附近红场举行的游行活动上开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处表示，一名列宁格勒市民持猎枪向天射击两次后被拘留。无人员伤亡。正在进行调查……”

后来专家们肯定地表示，锯短枪管发射的子弹不可能击穿总书记西装下面的防弹背心，除非命中头部。而什莫诺夫自言服役时枪法很好，只是红场上他没法仔细瞄准……

亚历山大·什莫诺夫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坚称神智清醒、脑子没病，却也表示不会再进行恐怖活动，因为“反正现在人民自己会把戈尔巴乔夫选下去”。最终他被判定精神异常，送精神病院治疗4年，此期间妻子跟他离婚，带走女儿。出院后又被评为“二级残废”，干了1年左右的水暖工，攒钱创办一家名叫“一吨黄金”的建筑维修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好像经营不顺。数年后什莫诺夫热心参与社会活动，1998年出版小书，题为《我如何以及为何要射杀极权主义国家头目М.戈尔巴乔夫》。1999年试图在圣彼得堡竞选国家杜马代表，但被地方选举委员会拒绝登记——尽管他收集了许多支持签名。此路不通，什莫诺夫摇身变成人权捍卫者，组织发起6次社会政治活动，积极保护那些被精神病医生“迫害”的人，呼吁停止对未犯罪者进行非自愿的精神病治疗。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相信什莫诺夫当真打算取他性命，甚至说：“我认为此次图谋不过是精心策划的表演，由于当时国内群情沸腾，局势紧张，有些人就觉得应该吓唬吓唬总书记。所以我压根没怎么重视这件事。自始至终就是情报机关和克格勃上演的独角戏。”

苏联众多体育冠军之中，奥列格·科罗塔耶夫是少数几位坐过牢的之一，入狱原因是七十年代在餐馆跟人打架。如果寻常斗殴，考虑到他的“身份”，警察多半从轻发落，但这一次挨揍的偏偏不是“寻常人”，而是现任内务部长之子！勃列日涅夫统治末年发生在莫斯科的这起小闹剧当时知之者甚少，今天的我们正好借此一窥苏联权贵阶级习气。

话说1976年初，年仅27岁的三次苏联拳击冠军、欧洲拳击冠军、世界拳击冠军，绰号“俄国坦克”的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尽情挥霍自己打比赛赚来的名誉和奖金。他流连于莫斯科各家餐馆、酒店，经常卷入冲突。同时代的人普遍认为他脾气火爆，一位朋友回忆道：“奥列格生性强硬，相当自负自傲，从不肯轻易对人低头。”

某一天，科罗塔耶夫到“罗斯”餐馆（或曰“童话”餐馆）消费，命运让这位拳击冠军跟另一位不好惹的人——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儿子伊戈尔相遇。伊戈尔年轻时在共青团系统干过，认识许多苏联干部子女。而位于市郊萨尔特科夫卡的“罗斯”餐馆是三教九流最爱光顾的地方，什么纨绔子弟、运动健将、演员艺人甚至强盗匪徒都混迹其中。

目前仍不知道引起冲突的具体原因，但醉汉们动手还需要理由吗？目击者描述：伊戈尔·晓洛科夫抓起装水的长颈玻璃瓶“跳到”科罗塔耶夫身上，结果以悲剧收场——用体育术语来说，内务部长儿子被“击倒”了，住院两个月。

次日，警察前往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家中将其逮捕。值得一提的是，此君根本没料到警察会来找他，甚至没打算低调躲藏。就在被捕前几小时他刚又打完一架，在“华沙”酒店餐厅（或曰电梯间）暴揍并抢劫一名西德商人，原因是不喜欢这个老外跟他“抢”妓女。此事件成了逮捕的正式理由。

搜查过程中，警察在拳击冠军身上发现大麻制剂（尽管朋友们坚称科罗塔耶夫从不吸食麻醉品）。又在他家搜出美国警察赠送的“柯尔特”手枪子弹，定性为“弹药”，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亲手颁发的奖品砍刀，定性为“冷兵器”。

虽然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暗中施加压力，但科罗塔耶夫头顶也有“保护伞”，所以这起治安案件起初被捂了起来。岂料1976年2月苏共二十五大召开期间，一封当众宣读的匿名举报信迫使调查重启。3月份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后一次登台比赛（惜败），随即被关进看守所。昔日的拳击冠军因致他人重伤、持有武器和毒品的罪名出庭受审。许多人相信这些纯属构陷、栽赃。总之，1977年法院判处科罗塔耶夫5年监禁（一说8年）。

八十年代初奥列格出狱，从此体育界再无这号人物，黑道上经常出现他的身影。1983年再次因流氓行为和致人重伤入狱，之后逐渐结识各路“老大”，黑、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换车如同换手套。1992年去美国避风头当旅游公司副总，二婚。1994年1月12日在纽约布莱顿海滩（俄裔聚居区）头部中枪身亡，享年44岁。刺客一直没找到，传言或称“俄罗斯黑手党”所为，或称普通仇杀。棺材运回莫斯科，下葬瓦甘科沃公墓，几百人——包括运动员、犯罪头目和律贼等——专程到场送别。

至于那位打架败北的伊戈尔·晓洛科夫，在高官父亲被撤职、开除党籍并开枪自杀后变得寂寂无闻。再后来苏联解体，他又因为是另一位“丑名官二代”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的密友重新受到媒体关注。

巧合（或讽刺）的是，前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同样葬在瓦甘科沃公墓。此二鬼若泉下有知，不知将如何“相处”？

这道饮料制备时间长（2-4天），但味道很棒，是解渴、滋补之佳品。

所需原料：

生姜：1段
柠檬：2个
酵母粉：1匙
糖：10匙
矿泉水：2升

步骤:

原料洗净备好。目前我们需要300毫升水和大约5厘米长的一段姜。

300毫升矿泉水煮沸，倒入消过毒的玻璃容器内。放糖和姜末搅拌，冷却片刻。

糖、姜混合液大约30°C的时候（摸着不烫手），撒干酵母粉充分搅拌溶解，加入柠檬汁。

继续把剩下的矿泉水倒进去（总量2升），灌入足够大的塑料瓶密封，置避光温暖处2昼夜。如果室内温度低，那么发酵过程可能更慢，当你看到瓶身鼓胀，基本就可以了。之后放进冰箱使其充分“陈化”（24-48小时）。开瓶盖务必小心，防止因压力喷满身。用滤网之类东西滗清姜末，一次喝不完请搁回冰箱保存。

1947年苏联一些地区发生粮食匮乏导致的饥荒。年底政府实施了多项载入史册的重大措施，包括废除票证供应制、货币改革、降低主要消费品价格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严峻的粮食危机笼罩欧洲大部分国家。各强国决定通过成立不久的联合国组织应对饥荒。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决议强调当前形势的危险性，并呼吁国际组织为最贫困地区提供农产品保障。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负责人评估认为情况严重。需要援助的地方包括南斯拉夫、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北非、印度和中国。农产品供应主要来自美国，但无法同时满足全部地区的最低粮食需求。

苏联的情况起初并不严重，但领导人仍希望利用西方援助。因此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达成协议，同意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用于恢复国民经济和购买粮食。但战争结束后苏联与盟国的关系迅速降温，1947年斯大林拒绝参加美国主导、欧洲十六国组成的“马歇尔计划”。此时苏联内部已经显现粮食危机。

苏联领导人相信凭借自己的资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战后从德国、一些东欧国家和蒙古、中国输入了作为战利品的大量牲畜。然而事实表明这并不足以防止局部饥荒。

前一年也就是1946年，苏联遭遇干旱，首先影响欧洲国土的农业生产，导致作物产量大幅下跌。1947年仅收获9850万吨粮食，比1940年减少2000万吨、比1950年减少2500万吨。尽管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维持了较高产量，但全国仅半数集体农庄能够完成战后的粮食征购任务。健全劳动力短缺、农机匮乏、牲畜减少是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1947年农业产量比战前下降了40%！

由于上级指令性增购粮食，全国8%的集体农庄无法支付劳动日工资，其余集体农庄每日发放口粮不足1千克。有人建议鼓励人民自建菜园，否则生活将难以为继。（《苏联的国家粮食储备和社会政策》，作者：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副教授瓦西里·波波夫）

饥荒开始在一些地区蔓延，地方政府提出的动用国家储备粮赈灾的报告被中央否决或延迟批准。早在1946年苏联就制定了紧缩计划，故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现有粮食储备。国家物资储备总局1941-1944年统计数据表明：为军队和国民经济需求积累了1500余万吨粮食，约1000万吨拨入国有粮仓。

历史学家认为，克里姆林宫出于备战考虑需要战略粮食储备。减少公民食品供应、增加税负、提高某些商品价格及降低工资等措施都是为了这一目标服务。其中削减工资是战后几年社会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工人薪水几乎被减半。据波波夫教授研究，以一位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200卢布计算，他每天在单位食堂的伙食开销高达9卢布。许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并且，进入1947年后食品价格明显上涨，例如1千克小麦面包4卢布、荞麦12卢布、糖15卢布，1千克黄油售价竟达64卢布！1升牛奶4卢布，日古利牌啤酒7卢布，10枚鸡蛋16卢布。即使以全国平均工资500卢布计算，这些价格仍然偏高。

但农村居民无疑过得更加艰难。战争造成人口短缺，集体农庄主要劳动力是妇女、老人和儿童，由于拖拉机、牛马不足，甚至有人力耕地者。食品匮乏吃不饱饭，30%的农庄发不出工资，这就迫使大批农民想尽办法迁往城市求生。

困难地区的医生反复接诊营养不良者，而营养不良往往并发肺炎、结核、痢疾等传染病。街头经常见到骨瘦如柴的饥民倒地不起，悄无声息死去。饿极的幸存者几乎什么都吃。库尔斯克州别拉亚村居民弗拉基米尔·索科洛夫回忆：战后头几年他家每天吃的是荨麻汤和所谓“假面包”，母亲还发明了用椴树叶和花朵做的饼。

部分极端困难地区甚至重现人吃人惨剧。例如1947年春乌克兰国家安全部报告敖德萨州两起食人事件：

联共（布）乌克兰中央
Н.С.帕托利切夫同志

特别报告
关于敖德萨州吃人尸体的案件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收到了关于敖德萨州两起吃人尸体案件的报告。

今年3月10日，红奥克内地区红奥克内村“铁木辛哥”集体农庄女庄员费利片科和她的两个儿子吃她3岁儿子的尸体5天。

今年3月16日，费利片科和12岁的女儿杀死了第二个儿子，尸体也被吃掉。

费利片科的丈夫1945年死于前线。

针对此事件的调查发现，红奥克内地区约有14000人急需食物，其中包括3200名学龄前儿童。本地区50%的学龄儿童已经辍学。还有大量1级和2级营养不良患者，其中81人在2月份死亡。

敖德萨市居民伯纳德·彼得洛维奇·沃洛维奇，1914年生人，无固定职业，今年3月16日杀死了来到他家的И.М.多连科（32岁）。

搜查沃洛维奇的住所时发现了肉类加工刀具、锯短的德国步枪和多连科的尸体，他的皮肤被剥下。

在审讯过程中，沃洛维奇供认他长期以来屠宰猫和狗，并用猫肉、狗肉做成肉饼在敖德萨市场上出售。

正如沃洛维奇所供称，他杀害多连科的目的是为了把人肉做成肉饼和灌肠售卖。

沃洛维奇已被捕并接受审判。

联共（布）中央书记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同志已获悉上述情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国家安全部

萨夫琴科

1947年3月

历史学家瓦莲京娜·日托米尔斯卡娅在《伟大卫国战争和俄罗斯人口统计》一文中写道：与1933年幼儿高死亡率情况不同，1947年育龄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大面积营养不良、劳动衰竭和长期压力引起的各种疾病。

苏联时代人们对1946-1947年的饥荒沉默了很久。关于这段艰苦时期的资料最早见于1988年出版的《农史》，其中将灾难主要原因归结为“严重旱灾和战争后遗症”。但其他人——例如历史学博士韦尼阿明·济马——则认为导致战后饥荒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央政策：鼓励出口粮食换取外汇。

济马表示，既然国家有足够粮食储备，饥荒本不该发生。但政府更倾向出口而非满足民众需求。档案记载1946-1948年苏联出口谷物达570万吨，比战前三年增加了210万吨。另一部分粮食因储存不当腐坏损失，济马估算这类浪费约100余万吨，原可挽救大量饥民。

那么苏联把粮食卖给谁了？查阅《战后的苏联外贸（1946-1966）》统计汇编可知，1946年出口波兰60.8万吨、法国49.9万吨、芬兰22万吨、保加利亚8.5万吨、捷克斯洛伐克3万吨……共计170万吨（半数是黑麦，小麦仅700吨）。1947年出口下降，但仍有80万吨。1946年谷物出口占总出口额21.4%。

另一方面，当然不是全国每个人都经历了饥饿贫穷。国防企业、能源企业的员工和中高层干部比广大工人、农民吃得好、挣得多。例如萨拉托夫航空工厂基层工人月工资687卢布，管理层工资1300-3000卢布。党的干部更加不会受匮乏影响。1947年4月17日联共（布）尼古拉耶夫州委致函苏联渔业部物资技术供应总局主任，称：“区委员会执委会劳动者代表和联共（布）州委请求你处在5月1日当天为州委领导供应高品质鱼产品：大马哈鱼子酱500千克、黑鱼子酱30千克、干咸鱼脊肉100千克、太平洋沙丁鱼1000千克、各类鱼罐头1000个”。

苏联的某些饥荒地区——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通过接收联合国援助最终度过粮食危机，斯大林对此未加制止。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却被他排除在外。

至于1946-1947年饥荒造成的人命损失，研究者有着相差悬殊的估计，或曰150万人死亡，或曰20万人死亡。由于1939-1959年间未进行人口普查，很难得出准确数字。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