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第9处致尼古拉·叶若夫《关于农村恐怖分子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第5号报告，1938年8月27日

根据8月1日-27日的报告，农村地区发生多宗反苏活动：纵火焚烧庄稼和集体农庄财产（12宗）、杀人（1宗）、杀人未遂（3宗）、企图投毒杀害集体农庄庄员（1宗）、破坏收割机（3宗）、大规模毒害集体农庄牲畜（1宗）、号召停缴公粮（1宗）。

伊万诺沃州，戈罗霍韦茨地区米舒科沃村，集体农庄主席瓦西里·卡扎诺夫和庄员谢尔盖·卡扎诺夫因阶级仇恨被杀。凶手是另一庄员К.С.基塔耶夫，持猎枪向两位受害者头部射击，其本人也在过程中受重伤，第二天死亡。侦查进行中。

乌克兰共和国，切尔尼戈夫州切尔尼戈夫地区“新乌克兰”集体农庄，前马赫诺匪帮分子希利缅科及同伙图谋杀害集体农庄主席捷尔切夫。这些人已被逮捕，侦查进行中。

斯大林州，克列缅丘格地区“加里宁”集体农庄的一台联合收割机在作业时受损，撞上了蓄意插入地面的铁棍。斯大林州戈尔洛夫地区“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一台联合收割机撞上蓄意抛弃的铁丝卷受损。尼古拉耶夫州“舍甫琴科”国营农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卡普里亚（富农之子）在越冬小麦根部放火，烧毁32公顷，已逮捕。

格鲁吉亚共和国，苏卡里村被逐出集体农庄的扎格尼泽出于阶级仇恨持刀重伤集体农庄组长扎里什维利。扎格尼泽被捕，侦查进行中。
巴格达德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罗米泽1937年因伤害庄员被捕，他出于阶级报复持刀重伤农庄主席哈扎拉则。罗米泽本人及敌视集体农庄建设的同伙戈洛泽米泽、莫纳里什维利已抓获。

亚美尼亚共和国，红村地区陶朱尔村集体农庄庄员安巴尔楚姆·巴尔塔尼扬是反革命叛乱-恐怖青年组织成员，出于阶级仇恨蓄谋毒害其他庄员，在饮用水源投放砷球。庄员们及时发现砷球，阻止了投毒行为。巴尔塔尼扬和其他同伙被捕。

列宁格勒州，佩斯托沃地区萨米提诺村62岁富农朱拉弗列娃为实施阶级报复，纵火焚烧集体农庄仓库和干草棚，造成84公担干草损失。朱拉弗列娃已被捕。
赤卫队地区大扎莫斯季耶村斯捷潘·基里亚宁无固定职业的儿子因反苏活动被镇压，于是纵火焚烧揭发者：赤卫队区农机站拖拉机手佩尼奥宁家，烧毁房屋两间。斯捷潘·基里亚宁已抓获。

奥廖尔州，韦尔霍维耶地区戈德科夫斯基村苏维埃辖区内一片25公顷的森林被烧。纵火者是前富农伊利亚·波尼亚季赫，作案目的是破坏集体农庄森林及毗连的15公顷黑麦田。伊利亚·波尼亚季赫已被捕。
茹科夫区“社会主义黎明”集体农庄一座亚麻仓库被烧，经济损失2千卢布。纵火者是15岁集体农庄少年热鲁杰夫，受其父亲和另一庄员库利科夫指使实施犯罪。此二人已逮捕。
卡拉切夫地区霍波夫卡村生产合作社主席、勋章获得者卡尔塔舍夫家被烧。纵火嫌疑人是集体农庄庄员、前中农安德烈·卡卢任、米哈伊尔·卡卢任和德米特里·提塔索夫，因卡尔塔舍夫揭发了他们在集体农庄的罪行，曾威胁要杀死他。此三人全部被捕。
阿廖什科夫地区日利诺村的一场火灾焚毁了新收割的粮食，包括：66公顷黑麦、48公顷燕麦、19公顷大麦和15公顷三叶草。此外，一个脱粒棚、一台内燃机、两部脱粒机、两部簸谷机和一部亚麻收割机也受损。纵火嫌犯：住在被镇压亲戚家的司机恰佩利尼科夫、前富农科斯特里奇金和集体农庄庄员、反苏者卢卡申已被捕。侦查进行中。

斯大林格勒州，今年8月13日阿列克谢耶夫地区“伏龙芝”集体农庄牧场的45头奶牛突然同时发病，症状为体温下降、躁动不安、抽搐、呻吟和流涎。这些病牛中一头死亡，其余的在现场采用传统手段：灌喂牛奶得以救活。后对放牧区进行彻底检查，拾获一个包含不明粉末的报纸卷。现已查明，奶牛大规模发病系阿列克谢耶夫地区颠覆-破坏组织成员、兽医士维克多·索洛马京所为，他在放牧区抛撒砷酸钠粉末，导致畜群中毒。侦查进行中，索洛马京已被捕。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第9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少校加托夫

原苏联国安官员、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莫卓欣查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及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文件，得出1936-1946年苏联安全部门抓获各国“间谍”之人数统计。

其中，1936年共抓获3669名“间谍”，包括：意大利人1275、日本人1013、德国人596、拉脱维亚人129、芬兰人125、爱沙尼亚人66、英国人42、其他国家人423。

1937年共抓获93890人，增长25倍！员工在领导督促下努力工作取得更大成绩并不奇怪，但谁又能做出如此惊人的“突破”呢？具体来说，波兰人位居第一，高达45302名（相当于满员三个师），之后是日本人18341、德国人11868、拉脱维亚人7371、罗马尼亚人4031、芬兰人1658、希腊人1291、爱沙尼亚人1206、伊朗人135、英国人532、保加利亚人111、中国人15，其他国家人432。

1938年共抓获171149人，绝对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达到历史最高峰，比“平静的”1936年增加了46倍！波兰人再次蝉联“冠军”：56663，日本人34565、德国人27432，弹丸之国拉脱维亚也派出了“间谍师”：11490人，伊朗人5859、芬兰人5804、英国人5459、爱沙尼亚人5401、希腊人2171、保加利亚人1061、中国人2178（较去年翻了145倍）、其他国家人9273。

也就是说，1937-1938年即有26.5万余人因“间谍罪”被逮捕。

1939年苏联反情报工作业绩急速下滑，“仅”抓获2860人。波兰一如既往地“派遣间谍”赴苏自投罗网：600人，德国终于位居第二：159人，之后是拉脱维亚人63、罗马尼亚人53、芬兰人39、伊朗人30、法国人11、以及1个孤单的意大利人，其他国家527。

1940年数字再次翻番，显然安全部门总结去年经验教训，从失败中获得启示。共抓获4760人，波兰虽已沦陷，仍旧顽强派出976个“间谍”，之后是罗马尼亚人788、德国人587、日本人364、拉脱维亚人322、芬兰人218、英国人103、法国人24、意大利人2、其他国家1375！

1941年是苏联反情报很奇怪的一年，总共记录抓捕2800人，比战争爆发前显著下降。波兰人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第一名你恐怕无论如何想不到——阿富汗（908人）！德国人屈居第二：557、意大利人328、罗马尼亚人125、伊朗人75、芬兰人67，美国间谍被单独列出：39人、同样亡国的法国人81人、日本人15……但其他国家合计6450人，跟2800人总数不符，贝利亚的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

1942年开始把“间谍”和“叛徒”合并统计，其中“纯”敌方情报人员6869名，德国人占绝对多数：6087，日本人334、芬兰人37、罗马尼亚人34、伊朗人31、英国人18、波兰人17、其他国家人252。去年的冠军阿富汗去哪儿了？费解啊……

1943年抓获6787名，德国人6383、波兰人140、日本人85、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27、英国人20、阿富汗人19、意大利人2、法国人1、其他国家人53。美国人空白——还不是因为《租借法案》。

1944年抓捕4419名，德国人3515、罗马尼亚人625、波兰人61（又来了！）、芬兰人45、英国人30、阿富汗人23、日本人19、意大利人6、美国人5、其他国家37。

1945年大战结束，反情报工作恢复平静，共抓获1842名，德国人1146、罗马尼亚人336、日本人67、芬兰人64、中国人63、英国人46、波兰人19、美国人17、阿富汗人9、土耳其人7、法国人4、意大利人1、其他国家50。

1946年抓捕4316名，德国人2616、日本人814、英国人288、美国人212（《租借法案》退出历史），波兰人照旧出现，可怎么还有1个梵蒂冈人呢？此外，“南朝鲜其他侦察机关”条目下也有34人。

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是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1924年所生。1932年娜杰日达“自杀”身亡，幼小的瓦西里失去母亲，平常由负责斯大林警卫工作的尼古拉·弗拉希克将军及下属代为照顾。

众所周知，斯大林溺爱独生女斯韦特兰娜胜过其他孩子。但当小女孩渐渐长大，不堪忍受父亲的专制作风，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斯大林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尤其是自幼顽劣的瓦西里。这个男孩精力旺盛，成天跟一群没什么道德品质和自制力的男人（警卫员）厮混，早早学会了抽烟喝酒，让斯大林身边工作人员和学校老师深感头痛。他喜欢爬墙、爱搞恶作剧，坚信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受惩罚，这无疑对他的人格形成极其有害。

目前能见到的历史档案中，斯大林曾多次要求下属管教幼子。例如1933年9月致信祖巴洛沃别墅警卫队长叶菲莫夫，让他“好好看着瓦夏，别让他胡闹，不要放纵瓦夏，对他一定要严格要求。如果瓦夏不听保姆的话，或者惹她生气，你们就给我罚他。”

当然，瓦西里的行为、心态与缺乏纠正直接相关，毕竟哪个苏联人敢真正责罚斯大林儿子？他从“风气不好”的学校转入莫斯科第25模范学校，大多数老师对其劣迹视选择而不见，甚至在“自家孩子”跟前表现谄媚——这样做等于火上浇油。终于他们最后一丝耐心耗尽，不得不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最高领袖约束闹腾的儿子。

斯大林对此类“告状信”一向抱着理解和宽容。做父亲的心里很清楚，瓦西里的成长环境把他惯坏了，令他本就不易相处的个性更加难缠。所以斯大林不仅阅读老师的信，还亲自回信，其中一封1938年6月写给“马尔特申同志”的保存至今：

致马尔特申老师：
您的关于瓦西里·斯大林的不良行为的信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的来信。
由于工作耽误了给您回信，请原谅。
瓦西里，一个被惯坏的且天分一般的少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粗野型的），往往偷奸耍滑，喜欢恫吓软弱的“师长”，经常厚颜无耻，意志薄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组织性。
各种各样的“干爸”和“干妈”有时过分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从而把他宠坏了。
我很高兴，在您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有自尊心的老师，对待瓦夏能像对待所有学生那样并要求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遵守学校全部规定。瓦西里是被校长们惯坏了，就像您提到的那位。这些弱骨头的人，学校不是他们呆的地方。而如果说瓦夏这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没有来得及毁掉自己，那么这恰恰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还有这样一些不放纵纨绔子弟的老师。
我的建议是对瓦夏要更加严格地要求，不要害怕这任性的家伙以“自杀”来进行虚张声势的讹诈性的威胁。在这方面我将支持您。
很遗憾，我不可能亲自管教瓦西里。但是，我保证会时常过问他的情况。

当斯大林终于有时间亲自管教，瓦西里就遭殃了。虽然他家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透露严父责打儿子，但瓦西里定期受训斥的情况人人皆知。甚至传出一则故事：某次又挨训时，瓦西里顶撞父亲说自己也姓“斯大林”——意即爸爸你位高权重，干嘛抡起破拖鞋打“皇子”的屁股呢？

斯大林闻言神情自若——他总能沉得住气——回答：“你，不是斯大林。连我自己也不是斯大林”。然后指着墙上悬挂的画像说：“斯大林他在这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光环或名耀都来自国家元首的官方形象。家门之内，你我之间，父子关系而已。

不知顽劣儿子是否理解了父亲的训教，但他一生始终活在斯大林阴影之下。1953年3月瓦西里·约瑟夫维奇被撵出空军，逮捕，指控其“贪污”、“诽谤政府”等罪名，判刑8年。狱中患多种疾病半残，刑满流放喀山市，每月领退休金。1962年3月逝世——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报告赫鲁晓夫称死因是“过量饮酒”，建议就地安葬。

虚假信息局是苏联的一个假消息宣传机构，1923年1月11日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组建，1961年停止活动。

1922年12月22日，为配合国家过渡到和平状态及开放边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副主席约瑟夫·温什里希特建议，在该局内部成立一个全新机构，专门向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虚假消息。约瑟夫·温什里希特和罗曼·皮利亚尔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列明了虚假信息局的任务，主要包括：
统计、研究ГПУ和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提交的外国情报资料；
统计、研究敌方感兴趣情报之性质；
摸清敌方对我方的了解程度；
编制、准备一整套假情报和文件提供给敌方，使他们对我方国内形势、红军组织结构及状态、政治活动、党和苏维埃机关领导、外交工作等情况产生误判；
上述假情报及文件通过ГПУ和侦察局的相关途径提供给敌方；
为期刊编写文章和简讯，为各种虚假信息的流通制造便利……

1923年1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温什里希特关于成立特别机构进行有组织误导活动的建议。计划抽调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参与该机构工作。

表决时出现不同意见：
约瑟夫·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不反对设立该机构。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投弃权票，怀疑温什里希特计划的可行性。
列夫·托洛茨基赞成，前提是须由温什里希特或其他可靠人员亲自负责。
阿列克谢·雷科夫赞成，但提出严格限制机构活动避免误导苏联新闻界和党内同志，且由政治局秘书处逐项过问。
米哈伊尔·加里宁担心造假一旦失败，机构和上级部门将名誉扫地。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赞成，前提是机构负责人必须经中央政治局批准。

最终，政治局在稍作修改、调整后采纳了温什里希特的建议。

根据现有资料，外交人民委员部事后才得知本部门要参加新成立的虚假信息局，对温什里希特计划持怀疑态度。副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致函约瑟夫·斯大林，认为ГПУ不具备处理虚假信息的能力，但外交人民委员部支持散布误导性消息，他本人也经常利用这些消息，并提出ГПУ发布虚假信息之前必须获得外交人民委员部主管代表同意。

虚假信息局首次执行中央任务，是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所谓波兰准备进攻德国的假消息，结果证明这会对苏联官方宣传造成干扰。于是虚假信息局转战外国媒体，1923年利用巴伐利亚的报纸成功诋毁了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的名誉。此人系尼古拉二世堂弟，流亡德国自称全俄皇帝。诋毁文章“揭露”基里尔同情二月革命，导致他失去资金赞助和一众支持者。

大约同一时期，虚假信息局还尝试进行一种新式误导手段。君主主义者瓦西里·舒利金（1878-1976）在所谓地下反苏组织“托拉斯”的赞助下持假护照秘密访苏，由“契卡”便衣人员陪同参观（顺便寻找失踪儿子），之后又按该组织头目要求写出《三个国都》一书，描述他对苏联社会和新经济政策的印象，表达了总体乐观的看法。但他不知道，ГПУ全程操控这本书的出版，目的是降低国外“白色移民”的政治积极性、分化瓦解他们的组织（属于1921-1926年大型反情报“托拉斯行动”的一部分）。在诱捕著名反苏分子鲍里斯·萨文科夫及其党羽的“辛迪加-2”行动中，虚假信息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到1930年代，假新闻记者和资本主义国家政论家的工作大有改进，比如法国共产党员、作家亨利·巴比塞访苏后随即著书吹捧约瑟夫·斯大林的“功绩”。

1925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伏龙芝收到一份关于虚假信息局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之间意见分歧，虚假政治信息并未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关于红军的虚假情报确实瞒住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爱沙尼亚就认为相关情报确实可信并据此制定计划。

后来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军队锄奸部(СМЕРШ)广泛利用无线电散播假情报欺骗敌军。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战略忽悠者”们成功制造了一场“细菌战”——声称美军在朝鲜战场投放生物武器，结果西方的左派媒体纷纷转载、扩散。苏联对外情报局前局长列昂尼德· 舍巴尔申回忆录提到：苏联后期，在西方世界找一个愿意收钱撰写亲苏文章的记者毫不困难，文章再被其他媒体转载（此过程也会受到苏联情报机关金钱刺激），影响力逐渐扩大。按照舍巴尔申的说法，当年绝大多数西方报社都曾有记者为了钱写苏联情报机关指定的文章，所谓“戈尔比现象”（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另类宣传”。

列宁格勒被纳粹军队围困期间，城内并不是每个人都忍饥挨饿，更非每个人都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后者中的一些人昧着良心盗取平民赖以存活的食物，再把多余的转手卖出。高级党员、售货员、食堂工人和“投机商”通过各种途径消耗、囤积大量食品，他们不但没受过饥饿折磨，甚至还会将吃不完的丢弃。

叶利谢耶夫食品店

列宁格勒被围时期，市内最大的食品店：叶利谢耶夫商店宣布关门歇业。但据工作人员妮娜·斯皮罗娃说，艰难年代这里其实是富足王国，特权阶层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历史学家尼基塔·洛马京也证实，叶利谢耶夫商店在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的文件中被叫做：“1号食品店”。

政府用木板封死商店正面窗户和涅瓦大街正门，造成停业假象。但里面有个秘密特供中心，一直运行到战争结束。货架摆满鲜肉、水果、巧克力、咖啡、罐头、糖果、酒精饮料和各种香肠，仅限名单人员购买，也就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科学家、文艺界代表等。为防止排队引起物议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抢购，特供中心实行特别制度：每张保密名单上的一百多个人必须在严格指定的时间前来，从小花园街后门悄悄进店。

党的干部

伊戈尔·博格丹诺夫著作《列宁格勒大封锁面面观》介绍了当时城内高级党员的丰富生活，其中就包括食品特供制度。比如干部聚餐时根本无人计算酒菜数量，放开肚皮随便吃喝。他翻遍各种档案，没找到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饿死的证据，反而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尼古拉·利布科夫斯基的日记中瞧出一点端倪：

从1941年12月第一笔日记可知，此人饮食与平日无异：早餐吃黄油粥、饮甜茶两杯，午餐喝汤，晚餐照常吃肉。1942年3月住进市委医院，把这里比作安逸的疗养所，详细记录三餐饮食，包括禽肉、羊肉、各种鱼、香肠、奶酪、鱼干、鱼子酱、馅饼、炼乳、茶、咖啡、可可饮料、红葡萄酒、波特酒等，黑面包和白面包每人每天300克。

伪造票证

由于仓库确实有这么多等待配发的食物，给了投机者和伪造票证者大显身手的机会。曾经受工厂同事们尊敬的津克维奇同志和扎罗马耶夫同志就是其中代表。他俩找了个印刷厂的清洁女工当同伙，把她偷出来的废公文纸加工一番，伪造成食品供应票，在一家可靠的销售点变现。他们诈骗三个月，结果拥有了一座真正的食品仓库，囤积200个罐头、800千克肉、100千克糖、几十千克通心粉和谷物、百余包卷烟、600瓶伏特加，以及……4吨面包！

这种从饥民口中夺食的恶劣行径一直持续到他们被ОБХСС（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侦查员抓捕才告终止。另一个姓霍洛德科夫的商人也在类似案件中被抓，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果然报应难逃。

食堂职员

还有一类列宁格勒人借助职务之便免受饥馁，那就是暗中克扣的食堂员工。普通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内务人民委员局。

比如一封信里说：“在食堂、商店、面包厂上班的人生活很好，而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获得很少一点食物”。另一封信指出：每个人的口粮名义上均等，但“食堂工作的人偷了不少。如果发给各人回家做饭，确实能吃饱。但在食堂吃，该有的根本吃不到”。

于是每个被困列宁格勒的厨师都要经受良心考验：正人君子不该偷窃挨饿之人的口粮，可那些敢于冒险的坏蛋即便被抓，身后也总有大批效仿者继续作案。

投机商贩

消息灵通的人无论什么年月总能发现“商机”。当一些人涌进兵役局参军入伍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跑去食品店抢购不易腐烂的必需食品。仓库储存的这些植物油、糖、面粉和罐头，加之分配机构内部的“关系”与“门路”，促使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市内形成投机商群体。他们通过黑市私下销售，收取珠宝、家具等实物，价格一天比一天高。

整个大封锁困难时期，ОБХСС刑事起诉了14545名投机商，没收价值73420卢布的3284块金表、1255千克黄金制品、23317736卢布现金和面值4081600卢布的政府债券。

其中典型代表，如“莫斯科”市场的一位小店经理达列夫斯基，侦查员在此人仓库发现重约一公担的黑市食品，继而搜查其公寓，小小的房间竟塞满了古玩、水晶玻璃器皿、油画、瓷器、勋章、金币和贵重书籍，总价值估计30万卢布。

再如卢克申团伙的曝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团伙成员大多出身珠宝生意世家，乘国难之际低价收购黄金首饰或以物易物，倒卖给投机分子。

最令侦查员震惊的案子大概是某个叫卡日丹的人，他有办法把阿富汗大米辗转偷运至列宁格勒，放在亚沙·芬克尔经营的照相馆出售，获利丰厚。他公寓里不但有各种绘画、瓷器、金银器等，还从婴儿床的两个床垫中分别搜出70万卢布钞票和36万美元钞票，以及藏在花盆的金币、金锭。最终从他和6个同伙处缴获150万卢布现金、3.5千克黄金制品、30块金表等贵重物品，总价值400万卢布。作为参考，1943年一架雅克-3战斗机或一辆T-34坦克造价10万卢布。

延伸阅读：

观点：列宁格勒围城时期食物分配不均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巨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电厂主任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对此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被法院判处10年监禁。虽然他自己也遭受了核辐射，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说实话，布留哈诺夫是个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他1935年生于塔什干，1959年塔什干工学院毕业，进入安格连火电站工作，从普通操作员逐渐晋升为涡轮车间主任。1966年受邀到顿涅茨克州斯拉维扬斯克火电站上班，一路做到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

1969年末他被组织任命为正在施工的切尔诺贝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主任，次年初带领队伍开始建设普里皮亚季市。核电站运行投产后，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领导岗位上屡获政府奖章，多次当选为地区党代表或主席团成员，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

1986年事故发生，苏共中央政治局解除了布留哈诺夫的职务。8月份他赶回塔什干老家奔丧，原来母亲闻听儿子受处分的消息，心脏病发作亡故了。我们现在知道，对布留哈诺夫等六名被告的庭审就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本地文化宫内，包括：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值班主任鲍里斯·罗戈日金、反应堆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和国家能源监察委员会检查员尤里·劳什金。他们被指控触犯《刑法》第220条：非法处理核材料或放射性物质。

尽管布留哈诺夫曾表示自己“不知道”爆炸发生当晚进行的任何测试，但许多人相信这纯属推卸责任，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责任问题值得商榷。总之，1988年7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决布留哈诺夫10年监禁。

布留哈诺夫进入卢甘斯克州的劳改营服刑，在那里继续从事“老本行”——烧锅炉。1991年9月提前释放。之后曾短暂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技术部门负责人，1992年8月移居基辅，到乌克兰外贸部工作。由于他参与了核事故后果清理，虽然受辐射剂量相对较低，但随着年纪增长，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辞职回家。前后经历了中风、失明，沦为二级残疾，几乎不离开基辅的住宅。

布留哈诺夫老伴瓦莲京娜·米哈伊洛芙娜以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高级工程师，早已退休。儿子奥列格是基辅第六火电站工程师，女儿莉莉娅在赫尔松当儿科医生。

2021年10月13日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基辅逝世。

“白色运动”高级将领之中，1983年4月在耶路撒冷辞世的米哈伊尔·赫利普诺夫（原顿河军少将）是死的最晚的一位。与他们不同，许多白军的中低级军官和普通战士活着见证了自己曾经的奋斗目标——苏维埃政权终结。

我们在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夫著《北美的俄罗斯人》和历史学家谢尔盖·沃尔科夫编纂的《白色运动参加者》资料库中，发现了许多相当长寿的“白军分子”。比如：

原帝国陆军上校、胸甲骑兵团团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布拉佐利，1993年死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享寿100岁。此人出身波尔塔瓦省贵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加入俄国南部的“志愿军”，头部负伤。1920年从克里木半岛疏散到君士坦丁堡，辗转赴巴黎，为生计陆续做过汽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仓库经理、制图员、骑马教练等。葬于纽约。《军官集合》杂志讣告称：“1992年7月4日布拉佐利最后一次同家人庆祝团纪念日，因为认识的战友都已故去了。他生前热心参加各个军官组织，也是俄罗斯中等军事学校军官学员协会的成员，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出席节假日活动及见面会。”

1991年去世的原帝国军上校、白军上校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莱因哈特同样活了100岁。他参加过“一战”和俄国南部的内战，流亡法国、美国期间从事银行业。1981年退休养老，在新泽西州“托尔斯泰”农场住了十年。

至于下级军官，活到1991年之后的就更多，例如：

1918年参加第一次库班战役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伊万诺夫大尉，后来担任“俄罗斯全军联盟”主席，1993年夏天死于底特律。

原弗兰格尔军马拉炮兵少尉、《俄罗斯南部白色运动》一书的作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塔索夫1999年去世，曾在南斯拉夫、奥地利和美国居住。

还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白军军官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斯维热夫斯基（谢拉菲姆修士）。1899年生于乌克兰普罗斯库罗夫（赫梅利尼茨基），1917年谢尔吉耶夫炮兵学校毕业，“一战”期间在罗马尼亚前线杀敌。内战时曾进军官学校深造，参加过北塔夫里战役。1919年撤往君士坦丁堡，在保加利亚、比利时、德国生活。“二战”结束后在慕尼黑出家，1957年荣任俄罗斯境外东正教会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大主教，在此神职上工作了27年。晚年定居曼哈顿以北30公里的新迪维耶夫斯基修道院，1996年9月逝世。

他生前表示：“侨居国外对每个人都意味着恐惧和苦涩，我几乎经历了全过程：君士坦丁堡、加泰罗尼亚、利姆诺斯岛、保加利亚、比利时、美国。我属于第一批出来的俄罗斯人，我们先是失去了家园——俄国，又把残兵败将葬在别人的土地上，最后纷纷含着泪水和伤痛希望早日回家”。

当他94岁时被问及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局势，老主教回答：“诚然，俄罗斯目前很艰难，一切都需要时间和耐心。以及爱，这才是最重要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74年后，其他老迈的白军官兵怎样看待苏联解散，我们不得而知。但从1992年初新闻报道可以看出，俄侨群体的普遍心境大致是复杂而矛盾的，既怀着俄罗斯民主转型的期望，又为大片土地丢失而伤感。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俄国内战的参加者们显然都辞世了。但究竟谁才是“最后的白军”呢？根据一些消息来源，很可能是原顿河军的尼古拉·费奥多罗夫（1901-2003）。但也有说法称是2010年死于阿根廷的弗拉基米尔·肖斯塔克（105岁），他1920年在波兰战斗的时候只是个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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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军何以败给红军

1987年2月23日深夜，列宁格勒市“莫斯科”火车站远端站台驶来了№ 934次邮件/行李列车，其中包括一节囚车。该车厢由8名内卫部队军人看守：队长皮利片科准尉、副队长谢苗诺夫上士和列兵萨卡拉乌斯卡斯、涅恰耶夫、加马罗夫、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加陶林（炊事员）。另有一位平民：列车员米哈伊尔·达什基耶夫和他们同行。出发时车厢载着大量服刑犯，现在任务完成返回，只有这9个人而已。当列车停稳，车站职员注意到囚车没开灯也没人下来，于是入内查看，赫然发现8具尸体！死在警卫隔间的是：谢苗诺夫、涅恰耶夫、加马罗夫、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加陶林和达什基耶夫，身上盖着浸满污血的床垫，皮利片科单独倒在厨房——全部死于枪击。列兵萨卡拉乌斯卡斯不见踪影，武器柜内原有8支马卡洛夫手枪，现遗失5支手枪和5个弹匣。

西北内务局交通案件部门立即展开侦查，重点怀疑萨卡拉乌斯卡斯持枪打死8人，很可能从巴巴耶沃站（倒数第二站）下车逃离。

阿尔图拉斯·阿道福维奇·萨卡拉乌斯卡斯是立陶宛人，1986年6月应征入伍。其父阿道法斯在科研所车间工作，其母奥莉嘉是统计局小领导。

据案件侦查材料显示，萨卡拉乌斯卡斯长期遭受战友霸凌、虐待。涅恰耶夫喜欢把一碗热汤放在他头顶，强迫他用脚趾夹着点燃的火柴棍。炊事员加陶林经常往萨卡拉乌斯卡斯的饭菜里放大量盐和沙土，让他吃不成。副队长谢苗诺夫上士把他的头摁进抽水马桶、强迫他值班10小时不准睡觉，还曾把萨卡拉乌斯卡斯的耳朵撕裂。

预计抵达列宁格勒终点站前一日（2月23日），加马罗夫和曼乎罗夫袭击了萨卡拉乌斯卡斯，意图鸡奸。他俩控制住萨卡拉乌斯卡斯，拉下他的军裤露出臀部，曼乎罗夫在身前抓抱，加马罗夫在身后打算奸入，但因早泄未遂。萨卡拉乌斯卡斯自称这时失去意识，直到加马罗夫和曼乎罗夫用火柴烧他皮肤痛醒。二人威胁要让全车厢的人都来鸡奸他，随后离开。萨卡拉乌斯卡斯脱下弄脏的内裤扔出窗外（后被侦查人员寻获，检出曼乎罗夫的精斑），简单擦洗，换上新内裤和军服。

之后萨卡拉乌斯卡斯走到车厢走廊，见皮利片科正在队长隔间睡觉，门未关，存枪的金属武器柜未上锁。这时加马罗夫、加陶林、西尼茨基、曼乎罗夫和达什基耶夫在警卫隔间打牌，谢苗诺夫和涅恰耶夫则在车厢二层行李舱。趁着无人看守武器柜，萨卡拉乌斯卡斯取出两支手枪、两个弹匣，进厕所装弹完毕，两手各持一支枪前往警卫隔间。经过队长隔间时担心皮利片科准尉突然醒来从背后袭击，于是向其头部开一枪（未杀死）。接着站在警卫隔间门口持续射击直到打空弹匣，加陶林头部中三弹当场死亡。萨卡拉乌斯卡斯丢下一支空枪，回队长隔间又取出三支手枪重新上膛，返回警卫隔间。幸存者关闭并堵住了门，萨卡拉乌斯卡斯朝门板及斜上方多次开枪，子弹穿过天花板击中行李舱内二人，涅恰耶夫头部中三弹死亡，谢苗诺夫后脑中一弹、胸部中两弹死亡。萨卡拉乌斯卡斯拉开门继续射击。这时受伤的皮利片科准尉恢复意识跑出隔间，萨卡拉乌斯卡斯朝他开多枪击中，继续挣扎着往厨房跑，萨卡拉乌斯卡斯边追边射，仍未杀死，终于爬进厨房躲避。因子弹再次打完，萨卡拉乌斯卡斯扔下空枪到队长隔间拿两支手枪，击毙警卫隔间一息尚存者。皮利片科失血过多很快咽气。

萨卡拉乌斯卡斯总共打了46枪，其中33枪命中战友、18颗子弹造成致命伤。当确定8人全部死亡后，萨卡拉乌斯卡斯把行李舱两具尸体拖进警卫隔间，摘下列车员达什基耶夫的腕表，用床垫遮盖他们，到队长隔间换穿皮利片科的军官制服，拿走他储物箱的个人物品和现金。然后进厨房搜刮食物，将5支手枪藏入食品箱，把自己的列兵制服塞进炉膛烧毁，未移动皮利片科尸体。下午16:35列车停靠巴巴耶沃站，萨卡拉乌斯卡斯拎着手提箱下车。之后几天在城内四处找地方过夜，还偷了一户老妇人家的羽绒服、兔毛帽和裤子换穿。

萨卡拉乌斯卡斯进入列宁格勒，在门洞和废弃建筑顶楼躲藏两晚，意识到自己处境艰难，公开活动十分危险。几十个侦查小组和200多名列宁格勒卫戍部队官兵四处搜捕，通缉照片贴满公共场所。他在俄罗斯无亲戚朋友，很可能潜逃回家，所以机场和火车站也加强了巡逻。由于不知该怎么办，萨卡拉乌斯卡斯坐公交车在市内漫无目的穿行，最终被47路（驶往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一名女乘客认出并报警。萨卡拉乌斯卡斯被捕时表现平静，未做任何抵抗，带至警局后被要求交出随身物品，这才掏出两支满弹的马卡洛夫手枪。

审讯期间萨卡拉乌斯卡斯做了大量口供，详细描述霸凌、鸡奸未遂及开枪杀人之全过程。他表示自己遭虐待6个月，基本都发生在押解任务期间，许多囚犯唆使军人行为残暴。他曾打报告请求调换单位，却招致更过分的虐待。为核实他的话，侦查人员不得不辗转多个劳改单位寻找知情囚犯。这些人全部接受了审讯，他们的证词表明萨卡拉乌斯卡斯所言非虚，所以被纳入侦查案卷。综合上述，列车员米哈伊尔·达什基耶夫是唯一没碰过萨卡拉乌斯卡斯的人，选择袖手旁观。皮利片科准尉则持默许态度，从未介入。

随着调查进行，羁押中的萨卡拉乌斯卡斯表现出反应性精神障碍。他起先在莫斯科市“水兵寂静”拘留所待了一段时间，决定移送列宁格勒“克雷斯蒂”拘留所，但因为某种原因耽搁一个月，到列宁格勒后心理状态明显恶化。1989年某位有经验的列宁格勒精神病学家对萨卡拉乌斯卡斯进行测试，宣布他精神失常，但谢尔布斯基精神病研究所的专家却认为他完全正常。随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结论是：案发时萨卡拉乌斯卡斯“处于精神扭曲的深度心理危机状态”。

1990年萨卡拉乌斯卡斯枪杀战友案开审，被告本人却在精神病院无法出庭。其律师尤斯季纳斯·亚历山德拉维奇尤斯声称被辩护人在“水兵寂静”拘留所遭强行注射烈性精神类药物，摧毁了他的心智（据称这是军队领导层终结敏感案件的简单粗暴办法：让萨卡拉乌斯卡斯看起来像个精神错乱的疯子杀手）。结果萨卡拉乌斯卡斯未被定罪，只对他所在的部队做出了判决。

本案进行期间，萨卡拉乌斯卡斯的父母（阿道法斯和奥莉嘉）被评定为二级残废。

1990年3月15日对萨卡拉乌斯卡斯进行第二次检查，结论是患有“持续发展的慢性精神病”。

次年苏联解体，萨卡拉乌斯卡斯的祖国立陶宛成为主权国家。同情者在维尔纽斯主教座堂广场征集了数十万个签名进行声援支持。由于几年来治疗无显著效果，俄罗斯将萨卡拉乌斯卡斯移交立陶宛，在一所精神病院又隔离治疗了5年。

关于阿尔图拉斯·萨卡拉乌斯卡斯之后的情况有着各种说法。有的说他成功缓解了精神症状，再度融入社会，跟老婆、孩子生活在盖祖奈村。相反说法则称仍然在精神病院。

纪录片《砖红之旗》导演曾透露，他联系上萨卡拉乌斯卡斯时，后者自称“是外星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宏大实验的一部分”。

立陶宛当地一家报纸2003年报道，他们从消息来源得知萨卡拉乌斯卡斯正低调躲藏，以防来自“盛行复仇之国”的被害者亲属和朋友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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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内战后侨居日本的“白俄”移民大多生活在东京、神户等大城市，也有少数人选择长崎、广岛这样的“偏僻地方”，他们无法预知1945年8月份从天而降的可怕命运。

帕维尔·博尔任斯基

二战结束之际，身在广岛的俄国侨民共计14名，相比当地30万人口不啻沧海一粟，但其他国家的侨民其实更少。迄今已知有5名俄裔死于“小男孩”原子弹，即商人洛巴诺夫一家四口，和前上校帕维尔·博尔任斯基。后者1945年10月去世，曾对另一位俄国侨民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博尔任斯基跟广岛的多数俄国人一样以零售为生。核爆炸令他失去全部财产，只剩半条命苟延残喘。他和其他难民暂时栖身广岛郊外某佛寺，一段时间后转移至神户，在那里得到了人数更多的俄裔侨民社区的救助。死亡原因推测是他内战时期的旧伤口因辐射恶化、发炎，最终发展成坏疽，日本医生无力医治。

帕利奇科夫家

说来讽刺，轰炸后最早进入广岛的美军士兵之一：尼古拉·帕利奇科夫是俄罗斯移民的后代。他父母于内战结束后侨居广岛，他本人在这座小城出生、长大，16岁离家赴美留学。由于熟悉日本社会，1945年8月尼古拉和战友被司令部派往广岛，监督投降执行情况。毫无疑问，他最关心的是父母能否从核爆中幸存。谢天谢地，悲剧发生三周后他得知家人还活着。

2001年，77岁高龄的尼古拉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岛核爆前几天他的家人幸运地搬到了远离爆心的一座房子，所以活了下来。当他们劫后重聚，短暂的快乐很快被战争的惨痛淹没。家人告诉他：爆炸后人们奔向水边，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死了，还有些人皮肤脱落，全都绝望地四处找水。

尼古拉走在遍地废墟的广岛市内，被“原子阴影”吓坏了——这些阴影系原子弹强烈的光辐射形成，已死之人的剪影留在残垣断壁上。尼古拉·帕利奇科夫起初相信投放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结束战争的必要之举，但战后多年他彻底转变了立场，认为任何核武器都是不人道的。

帕拉舒京夫妇

费奥多尔·帕拉舒京出身乌拉尔农村，1917年入伍俄帝国军队时已有一儿一女。后来跟着高尔察克打仗，溃败逃亡哈尔滨俄裔社区做小生意，二婚。1926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移居日本，开个欧洲服装店，生活渐渐富裕起来。

1945年8月6日早晨，两口子勉强从倒塌的房屋中逃出，四周漆黑如夜，尘土飞扬，一时辨不清方向。直到被人领到河边，用浸水的蒲席覆盖全身，靠着救济粥活了一星期。而附近的难友们就没这么幸运，每天都有人痛苦死去。

再后来，两口子和博尔任斯基一样转移到神户，承蒙同胞及热心人帮助，重新做起小生意勉强度日。核辐射损害了费奥多尔的健康，使他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说话能力。1980年代中期逝世，葬于神户。

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

关于长崎俄罗斯侨民受核爆影响的情况历来少有人知，曾有报道说爆炸部分损坏了一处俄人公墓。

“胖子”原子弹爆炸后一周，苏联外交官戈尔曼·谢尔吉耶夫和米哈伊尔·伊万诺夫试图访问长崎。日本人劝阻他俩不要参观被摧毁的市区，说正有一种神秘疾病杀死废墟间的幸存者。但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仍然进入了现场，甚至帮助日本人扒开灰烬，收敛烧焦的尸体。几星期后谢尔吉耶夫逝世，成为已知的唯一“俄罗斯遇难者”。伊万诺夫活到95岁，坚称那次出差时喝的酒救了他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