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游手好闲者）登记卡，1972年
1.姓名 ______
2.出生日期和地址 _______
3.现居地址 _______
4.从何时起不工作 _______
5.第1次警告（日期）_______
6.第2次警告（日期）_______
7.安置就业（日期）_______
8.呈交市/区执委会 _______
9.安置于（地点、单位） _______
10.离职（日期、原因）________
11.提交法院 _______
12.法院判决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7 年_______（填写日期）__________（工作人员职务及签字，满行填写）____________（市-区内务局首长签字）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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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创立俄罗斯最早的士兵家属补助金计划。他此前主导的兵役改革将“税民兵役制”变为普遍义务兵制。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动员预备役时遇到了问题——当养家男人为信仰、皇帝和祖国浴血奋战，他们家眷何以度日？于是，乡村和城市的地方自治组织承担起战时军人家属保障任务。
此项措施无疑十分重要，使军人家属能够熬过战争，迎接丈夫/父亲回家，或在他们伤残/死亡后领取抚恤金。不过在俄土战争和后来的俄日战争中，这一措施的种种弊端也逐渐体现出来。
首先，补贴按规定只发给“没有足够生活资料的”困难家庭，但谁属于困难家庭似无客观标准，由地方当局斟酌决定。有时一名军嫂会被拒发补贴，只因她“有亲属接济”或“有营生”。其次，补贴的发放依赖地方自治组织财政状况，即使有资格的家庭也可能遭遇迟发或停发补贴，理由是“地方上没钱了”。
鉴于发现的各种问题，帝国政府制订了补助下层军官及其家庭的新法案并提交国家杜马审议。1912年6月2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首创此种制度35年之后，尼古拉二世皇帝签署了该法案。
新法案规定国家承担对军职人员及其眷属的抚恤金、补助金支出。所有被征召军人的家庭皆可获得补贴（口粮），不再需要自证资格。
口粮以现金形式发放，额度为军属生活地区规定食品的价格。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可获得相当于：
面粉：1普特28俄磅（27.8千克）
谷物：10俄磅（4.1千克）
食盐：4俄磅（1.6千克）
素油：1俄磅（0.4千克）
……之现金。
国家宣战后，各地自行确定口粮金额并根据食品价格重大变化随时调整，不准晚于每年9月1日。5岁以下儿童享受半额。城市每月支付一次；乡村每年支付四次（3月、6月、9月、12月），每次付满三个月金额。
补贴发给军人妻子和17岁以下子女，包括17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子女。另外，受军人供养的父母、祖父母、兄弟或姐妹也可获得补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属补贴（口粮）成为民政部门最大支出项目。1914年国库该项拨款1.906亿卢布、1915年6.237亿卢布、1916年11.068亿卢布。整场战争全国被征入伍军人家庭共获得57.15亿卢布补贴。作为对照：战前俄罗斯财政支出预算为33.829亿卢布，1914~1917年间非战争支出总额145.719亿卢布，亦即社会开支的约40%用于发放军属补贴。
战争爆发后各地粮价高涨，补贴金额约在每人每月1卢布64戈比~4卢布90戈比之间。1914年补贴（口粮）平均3卢布，1917年3月1日涨至4.08卢布，1917年9月1日6.84卢布。1914年共一千万军属领取补贴，到1917年3月1日增至两千六百七十万人，1917年9月1日三千六百六十万人——平均每征召100人发放256份补贴。
军人家庭仅靠官方补贴能活下去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表明，这严重取决于居住地和家庭构成。对于无子女军嫂和需要付房租的城市家庭来说，仅靠补贴往往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因此某些富裕城市自战争之初就牺牲地方预算增发军属租房费、取暖费和服装费。公共委员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军人家庭，向有需要者提供食品、住房和取暖，筹办托儿所、庇护所和工坊，协助完成家务劳动，并提供医疗、法律等服务。仅在战争头几个月（截至1915年4月1日），城市、地方自治会和社会组织就贡献了150万卢布的额外援助，约等于国家补贴的5.6%。由于此种援助并非面向全部军属、而只针对有需要的人，因此对后者无异雪中送炭。
然而那些一直仰赖丈夫薪水生活的城市女人仍不得不自谋工作。如果说战前俄罗斯农村人口过多，虽经征召仍有足够劳力，那么城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很显著了。于是各行各业充斥妇人，她们成功接替丈夫从事售货员、服务员、各机构职员甚至门卫、售票员或有轨电车司机。这方面应当指出的是，正因为城市劳力短缺，直到二月革命之前雇工薪酬涨幅都是超过物价涨幅的。所以女人出门工作完全符合实际，尽管战时东西贵，但薪资购买力却高于战前。
与此同时在农村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国家补贴起着重要作用。战前的乡村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大部分供应市场的商品出自大型农场。小农户种植、养殖的东西基本自产自销，仅售卖少部分，现金收入相对较低。开战后情况起了变化，农民现金收入显著增加，而支出因酒类停售减少。按照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战争第一年全国农民额外收入12亿卢布、第二年13.65亿卢布、第三年20.76亿卢布——高于战前农产品销售额（18.63亿卢布）。对高级面粉、糖、甜食、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需求也增长了，村镇零售额相应增加。流向农村的相当一部分“现金”就是国家军属补贴。
如果说战前家庭男人管钱，那么战争时期的军嫂其实是第一次获得自行支配的大额资金（按农村标准衡量）。坦波夫市杜马主席就说：“目前大多数有资格获取补助的女人，除年迈无力者外，每月到手15卢布甚至更多，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弗拉基米尔·格鲁科（著名将军之兄）也讲过类似意见。
某些多子女军人家庭一旦获得补助金，往往自己停止劳动转而雇工。倘若军嫂住在公婆大家庭里，定期领取国家补贴会明显改善她的地位和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常有农民一听说要去援助军嫂就拒绝的情况，因为村里人觉得她们拿钱够多，无须救济。
总体而言，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庭保障工作井井有条，国家拨付的补贴和地方资金足够支撑军属日常生活。符合规定的人群多数情况下都能准时足额领取补助金。
再来比较一下帝制时期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属补助情况，结果很有趣。
革命后向红军战士家庭支付补助金的制度屡经变更，1935年彻底取消，理由是“广大劳动人民物质福祉广泛增长”。（对于这种理由，各位不要忘记：1930年代四分之三的苏联人口居住在农村。1935年国内安定无事，机械化/集体化村庄谷物收获量为每公顷7.3公担，二十年前的1915年是每公顷8.6公担）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第五天，政府开始向入伍军人家庭发放每月现金补贴。
对于无劳动力的城市家庭，第一家庭成员每月补助100卢布，第二、第三家庭成员50卢布，第四成员及之后的无补助。如果家庭中有1个劳动力，比如军人妻子，外加1名无劳动能力者（儿童、老人、残疾人），无资格享受补贴；如果有两名16岁以下儿童，每月100卢布。如果两个无劳动能力的孩子“变成”一个，补贴取消。最后，如果一名劳动力有3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的亲戚，每月再补助100卢布，注意不是按人头发，是总额！才不管你要扶养10个亲戚还是20个亲戚。
上述补贴金额仅在城市执行，农村地区一律减半。
1942年7月城市最高补贴金涨到250卢布（农村125卢布）——仅针对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组成的家庭。有1个劳动力+5个或更多无劳动能力者的家庭每月200（农村100）。其他家庭待遇不变，虽然物价又上涨了。
仅就有资格领取补贴的家庭构成而言，苏联体制比皇权体制更苛刻。革命前所有军属都能领补贴，而苏联呢，限定无劳动能力者起初最多3人、后来5人，至于那些“仅”1或2名无劳动能力者的“不幸”家庭，没有补贴。
苏联补贴的购买力又怎样？如前所述，帝国补贴的金额是根据自由贸易中某几类商品的价格制定的。战争年代苏联补贴是按照理论上饿不死人的最低标准物价制定的。
| 商品 | 帝国补贴数量（千克） | 苏联政府规定每千克价格（卢布） | 前项理论总价（卢布） | 市场实际每千克最低价格（卢布） | 前项实际总价（卢布） |
| 面粉 | 27.8 | 2.40 | 66.72 | 45 | 1251 |
| 谷物 | 4.1 | 4.30 | 17.63 | 150 | 615 |
| 食盐 | 1.6 | 0.48 | 0.77 | 50 | 80 |
| 素油 | 0.4 | 13.50 | 5.40 | 250 | 100 |
| 合计 | 90.52 | 2046 |
如果在苏联真实市场环境中按照“皇帝标准”制定军属补贴，每人最少2000卢布，是苏联实际城市补贴的10~20倍、农村补贴的20~40倍。
帝国补贴尽管有种种缺陷，却足以在战时养活大部分军属。许多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比上前线的一家之主的军饷还高，一些士兵甚至因为补贴不愿返家工作生活。苏联给军人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补贴，导致他们挣扎在生死边缘。
1941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决定给入伍军人家庭发放补助金的时候，无人能未卜先知今后的战事会多么艰难。因此这微薄的苏联军属补贴，实乃斯大林主义苏联比俄罗斯帝国更贫穷、革命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诸多例证之一。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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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改革
多年来，各种书籍、出版物详细描述了新切尔卡斯克“布琼尼”电力机车厂大罢工的前后过程，称该厂工人对60年代初普遍存在的食品供给严重不足和各种社会问题早已感到厌倦。
据说耗尽人们最后一丝耐性的事件是，工厂计件工资降低三分之一、全国范围基本食品（肉、肉类制品、食用油等）价格上涨。事实上从1962年1月1日起，除铸钢工人外全厂工人薪酬水平都被重新调整，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时工厂承担着新型交流电力机车”VL80″的生产任务，旧型号VL60（绰号“熨斗”）也在制造中。按照计划，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应当制造完成457台机车，其中VL60型413台、VL8型42台、VL80型2台。
前一年工厂制造了384台机车，全部是VL60型。为完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新生产指令，厂方增购了机床，但一直未能安装到位，连包装都没拆的新设备放在角落睡大觉。
VL80
我们无法指责工厂管理层懈怠懒散，他们其实无力应对繁杂的组织管理任务，因为当时全部精力都投入解决新技术难关了。VL80电力机车相比VL60有着质的飞跃，采用双节重联结构，小时牵引功率6520千瓦，而VL60是4000千瓦。
当时全世界都没有比它功率更高的机车头。厂长鲍里斯·库罗奇金每天向莫斯科汇报工作进度。新型电力机车的投产能够显著提高苏联的铁路货运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会给厂长施加很大压力。
恶性循环
据身边人描述，库罗奇金是一位干练的专家、严厉的管理者，经常发表直率生硬且令人不快的言论。他很清楚型号更新计划会降低生产进度，因为不可避免的需要拆除旧设备、安装调试新设备并培训工人。所以他决定增加劳动强度，简单地说，就是挑选最优秀的工人制造零部件，管理者在旁持秒表监督。短期来看，措施有效。
工作环境
“布琼尼厂”工人的构成比较复杂，甚至有曾因盗窃、流氓行为入狱服刑的人。酗酒现象普遍，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些有知识的工人和工程师曾被借调到莫斯科上班，领略过首都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无须讳言，赫鲁晓夫解冻政策对他们的三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这几种人最后却因为住房问题携起手来统一战线，就像布尔加科夫说的：“被莫斯科人带坏了”。在新切尔卡斯克，住房问题确实叫人火大，工人工资100卢布，却要掏20~35卢布付房租。而且最糟糕的是，该市并未广泛建设多层公寓。站在工人居住区放眼看，一边是连片临时板房，一边是斯大林楼（管理者专享）。
下水馅饼
1962年6月1日，电台广播关于食品价格上涨的消息，政府在声明中称此项措施是“临时性的”。随即钢铁车间出现自发集会。铸造工被认为是工人中最有特权、收入最高的群体，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工资五月份才降，预计六月还得再降。而现在食品又贵了。愤愤议论声中，厂长库罗奇金步入车间，他光滑的皮肤、突出的双眼使工人们感到一副地主老爷派头。对话调门骤然升高！据在场者回忆，库罗奇金带着优越感挖苦道：“没钱买肉，可以吃下水馅饼嘛。”（译注：有人听到的是“啃”而非“吃”。另有目击者称，厂长接着补充了一句“咱们一起吃”）
第一滴血
无论准确不准确，总之这句话直接令工人们爆发了。压缩机车间紧跟钢铁车间举行罢工，其他车间纷纷效仿。一万四千人聚集在工厂管理处外的广场。铁道线被迅速切断，火车滞留新切尔卡斯克，“萨拉托夫-罗斯托夫”客运线随之瘫痪。起初罢工者提出口号“我们要住房”，接着出现攻击性标语，说什么“杀赫鲁晓夫吃肉”。苏联政府调动坦克和步兵进城，更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次日游行队伍陆续前往市中心包围市委，此时流血牺牲已不可避免。市委大楼内一名叫列普金的士兵被闯入者夺走武器，战友阿齐莫夫遂开枪射击，游行队伍中迅速响起密集枪声……
流血之后
罢工示威期间共26名平民死亡（“克格勃”主席报告赫鲁晓夫称打死23人）、包括35名内务部队士兵在内的87人负伤。七位“新切尔卡斯克暴乱组织者”：亚历山大·扎伊采夫、安德烈·科尔卡齐、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鲍里斯·莫克罗乌索夫、谢尔盖·索特尼科夫、弗拉基米尔·切列帕诺夫、弗拉基米尔·舒瓦耶夫被判处死刑，105名参与者被判10~15年徒刑。6月3日事件尚未彻底平息，新切尔卡斯克的商店柜台就摆满了丰富食品，之后建立起较为满意的供应链；大规模住房建设工程亦迅速启动。
鉴于发生大规模骚乱，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罗斯托夫、沙赫特和塔甘罗格等城市派去了140名刑侦人员和领导人员。为了发现和防止无线电爱好者向国外播发不合适的消息，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特派去5辆装有无线电接收机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侦察勤务车。
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重组，库罗奇金被开除党籍、免职，鲍里斯·邦达连科从1963年开始担任新厂长；厂党委书记别列鲁舍夫因玩忽职守被撤职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记入档案。
州党委追究新切尔卡斯克市委书记和市执委主席党的严重责任：市委第一书记洛吉诺夫因对基层党组织，特别是电力机车制造厂党组织领导不力，对干部要求不严，决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第二书记扎哈罗夫和书记奥西片科给予警告处分并记入档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VL80及其改型后来成为苏联和其他国家最受欢迎的电力机车。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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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红色政权”大力宣扬俄罗斯帝国是所谓“警察国家”，无数人信以为真。
在关于革命或革命者生活的书籍中，频繁出现城市警察、宪兵、暗探、侦缉队的身影。本文作者上学的时候，教科书引用了叶尔莫洛夫将军的一句话：“在俄罗斯，蓝制服无所不在。若非制服，则是蓝衬里，若非衬里，必是蓝补丁。”苏联学童读完这篇课文，必然得出旧俄罗斯社会被警察机关全面控制的印象。
事实果然如此吗？让我们请出一位特殊证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他在1953年7月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批评苏联国家安全机构，说道：“同志们，我平生头回看见宪兵，大概是二十四岁那年。矿山平常没有宪兵。我们有一位哥萨克警察，整天喝得醉醺醺。乡里也一样，只一个县警而已。”
另一件事例：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以前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在乌格利奇码头遭遇海量群众前来迎接。太子和随员们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穿过热情人群进入市区大教堂，因为无人维持秩序开路，整个乌格利奇县城只有2名（两名！）警察。
经过这番“乌格利奇混乱”之后，亚历山大皇太子约见雅罗斯拉夫尔督军伊万·翁科夫斯基上将，询问俄罗斯警察数量稀缺的问题。上将的回答简单的出乎意料：“俄罗斯的警察仅具象征意义；他们什么都不保护，因为什么也保护不了——警察的存在只为证明上帝的权柄遍及全国每个角落……”
查阅文献可知，1862年12月县警察和城市警察合并为一个机构：县警察局（《关于警察机构的暂行规定》）。县被分为若干区，由区警官负责。城市里有市警察和地段警察，由局长管理。警察部门接受双重领导：“纵向”上听命于内政部警察厅，“横向”上听命于省长和省政府。
1889年底，步警和骑警被分配到县警察局的各区警署，与（村会推选的）基层村警和（农民推选的）甲长共同维护地方平安。在不属于县警管辖的城市，警察局长和副手年薪约1500~1000卢布。按照1887年法令，居民少于2000的城市警察名额不超过五员，更大的城市每500人增设警察一员，且每四个警察选立一名“资深”。这些人的年薪约150~180卢布，置装费25卢布，都归市财政支出。
到1903年，鉴于勤务量不断增长，更低级的“村警”被加强至县警察局，和县警共同执法。县警察名额按乡分配，每2500人设警一员。警队的武器是转轮手枪和冷兵器（村警虽有权持枪，但须自费购买）。
综上所述，俄罗斯帝国的警察规模其实很小，每个省的警员数量通常不过二三百人。
比如二十世纪初卡卢加省有警察局长一名、助理和秘书各一人，配助手的区警察所长三名，警察分所长十二名；另有资深城市警察二十人、低阶城市警察八十人。哈巴罗夫斯克市警察共30人（包括汉语和满洲话翻译），符拉迪沃斯托克136人，顿河畔罗斯托夫57人。
少数低阶城市警察在必须情况下可以呼唤宅院门卫前来支援，比如：“当警察吹响他的哨子，立刻从附近门洞跑出两三个门卫。”（儿按：好比警察叫保安帮忙）有了民间协助，加之当年的国内犯罪率比今天低十倍，警察完全能够维护法制、保证社会秩序。
至于独立宪兵队，1917年共有一千名军官、一万名兵士，大部分人在各地保卫铁道线安全，政治警察不足三分之一。
革命前的俄罗斯警察和宪兵队的一大缺陷是没有专业培训机构。低阶人员通常来自军队退役士官，领导层来自武装部队的文职官员和军官。帝国总理彼得·斯托雷平曾计划改革俄罗斯警察机构，设立专门警校，但“为了节省经费”，草案被搁置。因此警员只能在实践中学习领会各种工作技巧。
无论如何，一线警察的工作总是繁杂和危险的，尤其政局激烈动荡的年代。革命者视一切警察为“人民公敌”，自行判处他们死刑。杀死警察之人是“为民众福祉战斗”的骁勇好汉，在革命队伍中受景仰。
警察尽心尽职的下场，我们试举一例。莫斯科市普雷斯涅警队的萨哈罗夫分局长，为人严肃公正，在工人社区威望素著。1905年革命爆发，工人街坊劝他别上班了，萨哈罗夫说：“职责所系，岂容躲避”，毅然出门履职。两天后士兵从莫斯科河捞起他的尸体，身负枪伤、刀伤十九处——纠察队杀了他，以巩固“革命兄弟”之血盟。
1917年2月所谓“不流血革命”期间，武装革命者和彼得格勒卫戍军哗变士兵把首都警察屠戮殆尽。警队直到最后一刻才试图稳定社会秩序，但皇权已经颠覆，临时政府已经上台，革命者已经将警局团团包围。被围的警察仍希望获得增援，可增援从未出现。某些资料统计，首都80%的城市警察在革命中遇害……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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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方非法逗留人员（间谍）之迹象、特征：
*掌握外语（通过在高等院校学习、在国外生活等途径掌握）
*使用我国人民不常用的格言、俗话和短语。
*拼写字词有错误。
*对外国生活详情有不同寻常的了解。
*通晓我国平民一般不了解的苏联国家问题，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苏联政府的组织结构、我国的法律法规等。
*外貌特征：总是苗条利索，干净整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礼貌程度和上流做派，明显有异于我国普通劳动人民。待人殷勤客气，尤其对女性。
*会调制、摇晃鸡尾酒。
*无公费医疗，会自己治病，会打电话叫收费医生上门服务等。
*饮食爱好不像苏联普通人。会寻找少见的食物。
*午餐吃面包不多，用冰块或水稀释酒，而且小口啜饮如鉴赏般。
*会说我国不常见的专业术语，解决技术问题时知道各种零件、机械的名称。
*突然中断跟亲戚、熟人的联系。
*会驾驶汽车或摩托车，掌握汽修知识，然而其并无汽车或摩托车。
*聚会时把别人都灌醉，目的是让人家口无遮拦。
*希望跟其他人交朋友、建立联系。
*能言善道，兴趣广泛，给人留下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印象。
*多半单身未婚。
*有少数几件保存良好的物品不准别人碰，也从不与这些物品分开哪怕很短时间（裤子、衬衫、夹克、短袜之类）。
*持有最高级的外国设备（照相机、收音机、耳机等）。
*想方设法找房子独居，不喜欢在公寓里与人同住。
*对同事态度冷淡，对集体生活漠不关心。
*拥有进口光学器材和用途不明的小型设备。
*喜欢拍摄风光、建筑和人像。
*对出国事宜兴趣浓厚。
*夜间离开家或宾馆房间。第二天显得很疲劳，像是没睡好。
后面还有很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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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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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农奴制废除前的俄罗斯人生活水准，因为大小权贵和劳苦民众是在不同阶层上共生共存的。此外，19世纪中期全国34%以上人口是农奴，本质上并不存在所谓“中产阶级”。
但我们可以通过外国人的客观意见来了解俄罗斯人何时生活在繁荣之中。例如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时期的克罗地亚人尤里·科里扎尼奇（1618~1683），他认为较之诸位近邻——立陶宛、波兰或瑞典，17世纪莫斯科人的财富更多、生活更佳。
科里扎尼奇认为，虽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权贵阶级比俄罗斯的财力更强，但俄罗斯农民和市民“生活得更轻松舒适，胜过其他富国”。据他讲，就连俄罗斯的农民和奴仆都能穿金线、珍珠装饰的衬衫，吃黑麦面包、鱼和肉。
彼得大帝制度改革后，普通人的生活变差了，但根据同时代人观察，俄罗斯人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其他西欧国家。1780年代穿越西伯利亚旅行的法国人查尔斯-吉尔伯特·罗姆记述道：西伯利亚农民的日子比他们法国农民的更好。这话并不夸张。
1813~1814年俄军远征外国期间，俄国军官对法国农民的穷困深感诧异。另外，了解俄罗斯农村情况的普希金曾说：“在欧洲各地，拥有一头母牛是富裕的象征；而在我们国家，没有母牛是赤贫的象征。”（译注：这句话出自亚历山大·普希金《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旅行》，1833~1835年）
再来听听英国海军舰长约翰·科克伦的观点，他1824年访问俄罗斯，说：“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比爱尔兰农民更好”。这位英国人注意到，普通村庄里“物美价廉”的商品丰富多样，而且“畜群遍地”。
19~20世纪俄罗斯进入工业繁荣期，但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899年俄罗斯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曾说：“如果比较我们和欧洲的消费，那么俄罗斯人均消费仅是其他国家认为维持基本生活之必须消费水准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不过，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重要思想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对这段岁月有不同看法，他说：“上帝啊！那真是一段好时光！俄罗斯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一千年来第一次迅速成为繁荣的国家。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学校，食品和消费品充塞市场。”
但秉公而论，也只有俄罗斯精英阶层和城市富裕阶层（约占总人口10~15%）有条件过高标准生活。这些人锦衣玉食，享受各种服务，住宅是西欧式样的精致房舍。
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显示，20世纪初俄罗斯平均月工资10~25卢布。作为对照，美国同时期平均月工资为71卢布。不过美国的数据仅部分正确，实际上俄罗斯工人每月收入20~30卢布，仆役可挣5~10卢布。此外不乏高收入职业群体。
例如：专业车工、钳工和工长月工资50~80卢布，普通中学高年级教师80~100卢布，邮政、铁路、船运站的主管150~300卢布。国家杜马代表350卢布，高级官员甚至能超过1000卢布每月。
最后简略介绍一下物价。在莫斯科市中心租住带全套家具的新装修套房，每月租金100~150卢布。若在市郊租一个小房间就便宜多了，5~7卢布而已。一条重约400克的黑面包卖3戈比，一千克最普通的通心粉20戈比，一升牛奶14戈比，一千克牛肉45戈比。一套西装8卢布，钢琴200卢布，不带额外配件的汽车2000卢布。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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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科夫·米尔金
（教授，经济学博士，俄罗斯联邦总统奖获得者）
假设您生活在1917年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家庭。
您的一块土地被无偿征收。土地上的私人财产被取消（根据1917年10月26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命令）。
您的市区房屋不复存在。城市范围（限额内）的土地和建筑所有权已被撤销（根据1917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命令）。
您在银行的私人保险箱被打开，其中的金钱（货币和金条）被没收（1917年12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如果您不配合，拒绝交出钥匙，那么保险箱内全部物品都将充公。
禁止不动产交易。您的寓所、土地和别墅自动变成未售出状态（1917年12月14日人民委员会命令）。您也无法卖掉农村的房屋（1918年9月8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决议）。有价证券的偿付已禁止，禁止证券交易，您持有的全部证券都归零（1918年1月4日人民委员会命令）。如果您是作家，您的版权“转为人民财产”（1918年1月4日命令）。任何著作（科学、文学、音乐、美术）都可以被判定为国家财产（1918年11月26日人民委员会命令）。
您认购的政府公债作废（1918年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公债作废的命令》）。禁止对外现金结算（1918年9月14日财政人民委员部决议），禁止国内外汇交易。限令两星期内上交全部外汇（1918年10月3日财政人民委员部决议）。停发每月超过300卢布之退休金（1917年12月11日人民委员会命令）。
您曾拥有一片森林吗？现在没了（1918年1月27日《土地社会化基本法》）。您的城市寓所或房屋已被彻底剥夺，城市不动产个人所有权被废除（1918年8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命令）。
您的企业股份不复存在了。企业、银行、保险机构、出版社、药房、乐器行等收归国有化的法令相继出台。私人收藏品也要没收。“矿井、矿山、工厂及一切牲畜和劳动工具充公”。“擅离职守或怠工破坏的罪犯交由革命法庭处理”。
您无法将遗产传给任何人，继承权已被取消（1918年4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不准您向任何人赠与超过一万卢布的款项，此种赠与权也被取消（1918年5月20日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您不得从外国携带“奢侈品”入境（1917年12月28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议）。
针对有产者征收的一百亿卢布“一次性特别税”同样需要您支持配合（1918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中：莫斯科征税额度二十亿卢布，彼得格勒十五亿卢布。此外，地方政权机构“可以向资产阶级人口规定一次性革命特别税”、“征收现金为主”（1918年10月31日人民委员会命令）。
至此，您的财物基本烟消云散。仅剩照片、银勺子、圣像、信件和几只戒指、耳环而已，外加几个小雕像。就算银行还有存款，也被恶性通货膨胀吞吃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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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教会史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性时刻，乃是一段斗争和共存的历史。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获胜的第一天起，东正教主教们就面临着一项艰难抉择：或者率领宗教界公开反对无神论国家，或者尝试与新生政权友好相处——尽管其心怀敌意。选择后者当然有利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百依百顺。国内战争（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期间俄罗斯东正教会曾多次愤怒声讨政府的某些行径，例如公开谴责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以及枪杀皇帝全家。
1918年1月19日，经地方神职人员会议批准，吉洪大牧首（Патриарх Тихон）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声明，诅咒制造“血腥镇压”的“狂人们”，尽管他并未直接挑明谁是凶手。
然而吉洪也同样说过：“教会尊重并支持苏维埃政权，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吉洪大牧首文书》，М. 1994，296页）。
国内战争期间大批神职人员成为红色恐怖的牺牲品。
1921年发起了一场没收俄罗斯东正教会财产的战役。
1922年1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通过《关于清算教会财产的决议》。2月23日ВЦИК主席团颁布命令，指示地方苏维埃政权“……没收教会财物，转交各宗教信众使用。将全部金、银、宝石材质的珍贵物品登记造册，挑选其中对祭礼仪式无实质影响的，报送财政人民委员部以赈饥民”。
法庭判处10人死刑，包括彼得格勒和格多夫都主教韦尼阿明（Митрополит Вениамин）、修士大司祭谢尔吉（Сергий (Шеин)）、律师И. М.科夫沙洛夫和Ю.П.诺维茨基教授。他们被指控”传播抵抗苏联政府关于没收教会财产法令的思想，企图煽动内乱以配合国际资产阶级反对苏联政府“。ВЦИК批准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剩余六人改枪毙为监禁。其它被告分获刑期不等的徒刑（从1个月到5年），另有26人宣告无罪。1922年8月12日夜间~13日四名死囚遭处决。
虽然到1920年代末才开始大规模查封教堂，但在这十年间仍有不少因苏联的需要而被迫“改变用途”。
1929年左右，反教会运动进入最悲惨的时期，众多教堂被封，继而被大规模拆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反钟鸣”运动。从1930年钟声被正式取缔开始，几乎全苏联的钟楼都被推倒，大钟被送进熔炉以”支援工业化“。
1929年左右，反教会运动进入最悲惨的时期，众多教堂被封，继而被大规模拆除。
根据非公开的施工计划，每个城市的教堂至少要拆除半数，其余的大部分被“斩首”并改为世俗场所。
1935~1938年是拆教堂狂欢的最高潮，因为正赶上“大恐怖”时期（译注：即肃反运动），数万神职人员被镇压或送往劳改营。
战争前夕的苏联境内教堂几乎消失殆尽，许多大城市里仅剩一座正常运行的教堂。
伟大卫国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惨败令苏联领导层对待教会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意识到其对于保持民众和军队士气必不可缺。于是短时间内重新开放了上千座教堂，神职人员也开始参与公共生活，协助募集资金用于军事装备建设。部分神父甚至拿起武器保卫祖国。
1943年9月8日苏联首次选举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
从战争结束到斯大林逝世的数年内，教会的稳固地位得到保障，作为回报教会也对苏联政府忠心耿耿，并积极参与其各项宣传活动，包括外交。
信徒们被号召为领袖的健康不断祈祷，尤其在他患病到逝世期间。
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教会的最后一轮迫害，这位狂热的无神论者声称：“我们不能把教会带进共产主义”。1960年代初上千座教堂再次被关闭，数百座被拆毁，甚至连杰出的文物古迹也未幸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这时候的教会其实是一种在克格勃严密监视下的“社会保留地”。
(儿按：附录1922~1923年俄罗斯遇难神父不完全统计）
“……大批俄罗斯神父在1922~1923年间被枪杀或监禁。许多蒙难者姓名已不可考，但还是有部分数字流传下来：
阿尔汉格尔斯克99人罹难
阿斯特拉罕84人罹难
巴尔瑙尔41人罹难
博布鲁伊斯克29人罹难
弗拉季高加索72人罹难
沃洛格达的27人罹难
顿斯科伊97人罹难
叶卡捷琳堡29人罹难
叶卡捷琳诺达尔69人罹难（译注：即克拉斯诺达尔市）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92人罹难（译注：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54人罹难（译注：即伊万诺沃市）
喀山24人罹难
科斯特罗马72人罹难
克雷姆斯克44人罹难
库尔斯克68人罹难
明斯克49人罹难
莫吉廖夫61人罹难
莫斯科36人罹难
下诺夫哥罗德68人罹难
诺夫哥罗德68人罹难
敖德萨191人罹难
鄂木斯克人罹难
奥尔洛夫78人罹难
彼尔姆42人罹难
彼得格勒36人罹难
波尔塔瓦124人罹难
普斯科夫31人罹难
萨马拉61人罹难
萨拉托夫52人罹难
塞米巴拉金斯克12人罹难
辛比尔斯克47人罹难（译注：即乌里扬诺夫斯克市）
斯摩棱斯克62人罹难
斯塔夫罗波尔139人罹难
塔甘罗格36人罹难
坦波夫41人罹难
特维尔94人罹难
图拉61人罹难
乌拉尔斯克49人罹难
乌法28人罹难
哈尔科夫98人罹难
车里雅宾斯克20人罹难
切尔尼戈夫78人罹难
黑海镇37人罹难
仅1922年就有超过8000名神父、修士与修女被枪杀……”——三倍于“911”袭击事件遇难人数。
附录内容摘自纽约出版的《俄罗斯教会史》百科全书，弗拉基米尔·鲁萨克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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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种顽固的传言称，英王乔治五世拒绝收留自己的表亲：末代俄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及其家庭，放任他们死于布尔什维克枪下。
但一份公文证明，当年英国王室其实已经提出为尼古拉二世全家在英国提供容身之所，后来却被帕维尔·米留科夫回绝。（译注：米留科夫是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外交部长）
公文系英文打字件，共两页，内容如下：
彼得格勒
1917年3月10/23日（译注：儒略历/格里历）
部长阁下，
关于我有幸于上星期一同阁下进行的晤谈，现荣幸地通知您，（英国）国王陛下及其政府乐于向退位皇帝和皇后提供庇护，并且相信退位陛下愿在战争期间接受庇护。
如果事成，俄罗斯政府将有必要为皇室家庭居留英国期间的生活提供相应物质保障。
希望上述内容能得到阁下首肯，敬请您接受我最郑重之保证。
（签名）：乔治·W·布坎南
（译注：乔治·布坎南爵士，时任英国驻俄罗斯大使）
（第2页）：
米留科夫部长阁下
3月19日，国王通过约翰·汉伯里·威廉斯将军向退位皇帝传达以下信息：
（译注：约翰·威廉斯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俄罗斯最高统帅部军事代表团团长）
“上星期发生的事件令我深感忧虑。我的关切与您同在。如您所知，我将一如既往地是您忠实可靠的朋友。”
由于这条信息送抵最高统帅部的时间太迟，如能将其准确传达，乔治·布坎南爵士将非常感激。
彼得格勒
1917年3月11/24日
（铅笔手写俄文标注：我们请求布坎南撤销此议。П.米留科夫）
原文：俄文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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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娶瘦妻
古代俄罗斯人认为营养不良的女子毫无价值：万一怀不上孕或生不下孩子咋办？身体消瘦被视为病态，娶个“有病”的婆娘回家才叫有病呢，不划算。而且娘家人既没把她喂胖，恐怕有啥问题吧。
面上有痣，眼中无爱……
今人脸颊长痣可以叫美人痣，古代女性却觉得这就嫁不出去了（以及带有其它身体特征：胎记、割伤痕、碰伤痕等，更别提重大残疾）。鼻炎、嘶哑也可能有碍媒人（或潜在的婆家人）观感，所以在他们到来前，女孩子必须有所准备。
曾经健康，后来糟了
然而矛盾的是，原本健康的新娘也会“变糟”。举个罗曼诺夫皇室的例子：当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相中可怜的女贵族玛丽亚·霍洛波娃为妻时，此女忽然发病：“持续呕吐，腹内如翻江倒海”。于是婚事告吹，玛丽亚被亲戚们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其实，她这场“病”完全要归功于未婚夫的母亲（人称“马尔法修女”的克谢尼娅·伊万诺夫娜），后者悄悄塞给她一块带变质奶油的甜食。
打扮漂亮再出门
如果说少女不准独自离开父母家，那么已婚妇女未经丈夫许可同样无权擅自外出，即便上教堂也不行。但只要她们走到户外，肯定少不了一番涂脂抹粉——“虽然是如此的粗糙和扎眼，就好像一捧面粉拍在脸上，一刷子红漆擦在唇上”。
贵族妇女使用密闭的轿式马车出行，车厢覆盖红色塔夫绸，“肃然端坐，庄严如女神”。拉车的马用狐狸尾巴装饰，仆人跟着一路小跑。
鞭妻勿使人知
十六世纪汇编各种家训守则的《治家格言》一书对某些习惯做法提出了限制。它建议打老婆“不要当着外人面，只可限于夫妻间”、“礼貌挥鞭、手手相牵”。而且，书中还收录了各种“人性化”的呼吁：“眼睛不许打，心口不准捣，靴踢、手杖俱不可，铁器、木器最严禁”。因为：“如此打妻增愁烦，箴言谚语自古传，耳聋眼瞎脚脱臼，头痛牙落手指断，惩戒孕妇尤须缓，勿伤腹内小性命”。所以外国人会惊诧：“俄罗斯女人将频繁的殴打和鞭挞视为一种真挚的爱，如果不挨打，意味着丈夫厌恶自己”。
睡其他女人属于淫乱，不算通奸
如果已婚男子与其他女子春宵一度，这不算通奸，只是淫乱行为而已。男子通奸指的是与其他女子长期维持性关系，或包养情妇。
已婚女子有淫乱行为者要受鞭打，送修道院反省若干天，吃面包清水。之后，丈夫会因为她耽误了这几天的家务再打她一顿。不过，若丈夫选择不追究妻子淫乱，他本人就要受惩处。
美酒香吻飨高朋
尊贵的客人享用完宴席，另有餐后甜点供应。为表示对他特别的敬意和喜爱，女主人盛装打扮款款走来，亲手奉上一杯伏特加。1643年，荷尔斯泰因大使亚当·欧列利造访列夫·什利亚霍夫斯基伯爵，他如此描述这种礼节：“伯爵夫人向我走来，她面容十分秀美……身后仆人捧着一瓶伏特加和酒杯。她首先向夫君垂首致意，并亲吻他。然后吩咐倒酒，轻抿一口，送至我面前，如是三次。之后伯爵希望我亲吻她，而我着实不习惯此等殊荣，只敢亲吻夫人手背。不过他的意思显然是希望我嘴对嘴。所以，我基于对这位高级贵族的深深敬意，必须接受这种符合他们习俗的礼遇。”
扒灰不是罪
“似乎除俄罗斯之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种情况：公公与儿媳私通几乎被视为家常便饭，甚至特意起个名字叫——扒灰(снохачество)！”——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儿按：想必他没读过《红楼梦》吧）
这种公公和儿媳发生性行为的现象，在古代俄罗斯农村十分常见。儿子长年在外当兵或打工无疑是助长其蔓延发展的主要原因。年富力强的公公怂恿或胁迫儿媳与自己同床共枕几乎总能成功。旁人也不会对此有所谴责，通常他们理解地表示：“他喜欢儿媳妇。他跟她像夫妻一样生活，这是爱的体现。”
过够了就出家
倘若婚姻关系难以维系，夫妻之间永无宁日，其中一方可以进修道院。如果丈夫选择出家，妻子另嫁，那么丈夫可以担任神职人员，即便他以前是个酿酒匠也无妨。如果因为妻子不生育，被送进修道院，则丈夫有权在六个星期后再娶。
根据十八世纪《雅罗斯拉夫大公律例》的规定，出现以下情况可以休妻：偷汉私通，且有见证；未经许可与外人交往；意图谋害丈夫生命，或知情隐匿不报。反之，如果丈夫“诋毁污蔑她失节不忠，却无证据”，妻子可以提起离婚。丈夫长期离家不归甚至音信全无者，也构成离婚理由。
结婚四次犯天条
圣额我略·纳齐安曾言：“结婚一次合情合法，结婚两次是人类可饶恕的弱点，三次等同作奸犯科，四次者无诚背信，活得像猪”。话虽如此，鳏夫和离婚另娶的，再三再四皆有之。教会尽管谴责第三次婚姻，但总归承认这样比活在罪孽中好一些（译注：可能指非婚性行为）。至于四婚，坚决视为非法，立即解除，主持结婚仪式的神甫即便不知情也要剥夺职衔。
欲行交媾，帘遮圣像
履行夫妻义务虽然合法，但人们仍然觉得虔诚些好。两口子上床办事儿前，应当摘下贴身的十字架。若房间内悬挂圣像圣容，应当仔细遮盖之。而且当日最好别去教堂，如果确有不可推迟之事由，必须彻底洗浴，另换洁净衣衫前往。
寡妇当家
死了男人且不再改嫁的女子，自动获得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剥夺的一切权力。她有权处置财产，成为家中不折不扣的女主人。只要行的正做的端，这位寡妇将获得社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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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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