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诗人提襄·塔比泽（1895~1937）1937年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者”、“文艺阵线的破坏分子”和“法国间谍”，同年12月处决。

语言学家、斯拉夫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1876~1937），撰写过二百多种俄罗斯方言学、俄罗斯史学、斯拉夫语文、俄罗斯语法、语法理论、古俄罗斯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33年12月28日在莫斯科被捕，指控他秘密组建“语文学政府”（译注：即所谓“斯拉夫案”，纯属编造构陷）。获刑十年，押送索罗韦茨基特种营。1937年10月9日再次被定罪，10月27日执行死刑。两个儿子次年被枪杀。

尼古拉·彼德罗维奇·戈尔布诺夫（1982~1938），苏联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化学家、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化学委员会科委会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塔吉克-帕米尔”科考队队长，登顶“共产主义峰”。1935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秘书。1938年2月19日被控参与“旅行者和登山者反革命恐怖组织”，9月7日定罪处决。

1927年参加工农红军的兰茨贝格因间谍嫌疑被捕。侦查人员以他曾在布拉格大学念书的经历作为案件主要“突破口”。审讯中兰茨贝格表示，招募他的人是帕拉茨基（捷克史学家，1876年逝世）、加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捷克诗人，1856年逝世），还有一位戈茨·冯·贝利辛根（德国骑士，1562年逝世）。侦查人员如获至宝，将此口供写入审讯笔录。兰茨贝格很快被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判处死刑。1941年4月检察机关复核发现，除了兰茨贝格本人的“奇幻口供”之外，本案再无其他旁证。

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有一位“红军之家”图书馆长叫博伊科，被控在军人和军属中间传播保密总局禁止的七本书籍。包括：向三级军需官伊雷尤申科提供《苏联民族史》（瓦纳格著）、向军嫂提供小说《路灯下》（尼基福罗夫著）、对军人古谢夫表示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的小说《铁流》是本好书，以及向某军人提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决议》。经过认真细致调查，发现瓦纳格的书1936年出版，保密总局1938年3月27日下令禁止传阅；《路灯下》1937年5、6月份出版，保密总局1939年1月下令没收；如果小说《铁流》在序言中提及科夫秋赫（译注：即“郭如鹤”），则不允许传阅（主角原型叶皮凡·科夫秋赫军长1938年被镇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决议》一书从未被禁止。然而正是由于上述指控，1938年6月29日博伊科遭逮捕，关押一年多。1939年7月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军事检察院复查博伊科案，将他释放。

远东特别红旗军的博格丹诺夫大尉在向德米特里耶夫移交工作的过程中，转交了50册图书，委托后者阅览审查其中是否有违禁内容。德米特里耶夫自己不读，反而找了两名红军战士替他审阅。其中一名战士见书中有1926-1927年版的列宁文选，怀着敬仰之心和求知热望带回兵营拜读。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警惕的军队特别处人员居然从战士床尾箱的列宁文选中翻出“人民公敌”的文章。结果，倒霉的博格丹诺夫大尉被判六年监禁。

年轻的军需官扎巴卢耶夫天生鬈发。某日他对镜梳头，自言自语道：“我这头发长得……简直跟季诺维也夫一模一样。”旁人听见去告密，扎巴卢耶夫被捕。起诉书对他这句话的解释是：“……在指挥人员中间颂扬宣传人民公敌季诺维也夫”（译注：党的元老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934年被捕、1936年处决）。你说这事儿搞笑不搞笑？反正扎巴卢耶夫判了四个月监禁。他已经算幸运了。文盲红军战士别尔金上政治课听完1936年《宪法》，出门就讲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从1924年开始的，而是1936年。他随即被捕，法院判其八年监禁。

工农红军总军事检察长纳乌姆·罗佐夫斯基讲过一桩案子：1938年4月，某红军战士迫切希望改进作战训练的缺点，在连队墙报上表达对射击训练的关心。他为了引人注目，写道：“子弹飞起来不长眼，而且肯定没有明确目标”。这位战士为自己的“幽默”付出沉重代价，被控“张贴反革命标语”，逮捕判处八年监禁。

第14骑兵营副政委В.Н.格里申的“罪名”是：保存一张集体照直到1935年秋天，照片上有“人民公敌托洛茨基”。1937年9月23日基辅军区军事法庭判决营副政委10年监禁、褫夺公权5年。

北高加索军区新罗西斯克兵营，团军校学员博科夫在食堂不小心对其他学员说：“我就不信报纸上讲的，什么苏联技术装备世界第一。美国人、德国人比我们强多了。”镇压迅速降临，国家安全总局下令与当地军事委员会协调行动，立即逮捕四名学员。

空军总检察长、军级干部瓦西里·赫里宾被指控参与“法西斯军事阴谋”，并且同时替5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工作！起诉书称：“调查表明，赫里宾出身贵族家庭，当过帝国军官，从内战第一天就开始了他的反革命、间谍和叛变活动…… 赫里宾从事间谍活动毫无困难，因为他凭借职务便利多次访问德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波兰，并且在苏联同这些国家的代表建立了直接联系。赫里宾绝对有能力转移出卖涉及工农红军航空兵及我国航空事业各方面的情报资料。”1938年7月29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其剥夺军衔、没收财产，当天执行枪决。

1937~1938年间，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农村大肆搜捕“日本间谍”。他们具体寻找的目标确实很难理解。车里亚宾斯克州仅一宗“日谍案”就宣判了117名农民，枪决99人、18人十年劳改。伊尔库茨克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反间谍处负责人А.Н.托洛茨基1938年3月在写给副手Б.П.库里维茨的信中部署大规模逮捕，表示：“要在各个部门展开更多采购”。库里维茨回信说：“已采购900头牛，宰杀切割280头。牲畜正在持续送达，未来3、4天肯定将有1000多头。因此，直到3月10号我都不可能全部杀完。”托洛茨基复信不再使用暗语，直接指示：“你找326个经三人小组判决的一类人员，活着送来——好帮你减轻负担。”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葛罗米柯（1909年生），因撕毁斯大林同志肖像、散布反革命托派宣传称苏联似乎因为斯大林同志的过错才有饥荒和苦役，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穆罕默德·阿里莫夫（1911年生），鄂木斯克人，因在工人中间进行反苏宣传（故意打碎列宁半身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谢尔盖·菲奥多罗维奇·杰明（1880年生），科尔米洛夫斯基区人，因贬损领袖声誉、撕毁斯大林肖像、撕毁欠条，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十年劳改。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科斯托格雷兹，因贬损党的领导人声誉、撕毁领袖像，1937年被鄂木斯克三人小组判处极刑。

1938年10月，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人员通知团政委：“俱乐部负责人、政治指导员雷布尼科夫将被带走”。团政委当然明白他们指的是“逮捕”，立即报告师政治部部长皮斯科留科夫。后者指示赶快召开党委会、开除雷布尼科夫党籍。于是在同一天，政治指导员失去了党籍，全体党员一致投票赞成。次日查明工作上出了错误，雷布尼科夫的党籍必须恢复。当然，全体党员一致投票赞成！

军法官В.博布列涅夫和Л.扎伊卡说，在一份呈报给叶若夫的指挥员名单上，某些原高级军官的姓氏被红色粗铅笔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的工作人员以为只有叶若夫才能划这种红记号，所以必须对“钢铁委员”的“指示”作出反应。他们确实反应了——按照博布列涅夫和扎伊卡的说法，这个误会直接导致二级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韦利卡诺夫、亚历山大·谢佳金和叶皮凡·科夫秋赫军长被捕……（儿按：此说不可轻信）

类似以上这些荒诞乖谬、可笑可恨的案子，当年层出不穷。本文篇幅所限无法逐一枚举……

最后，分享一则斯大林多次讲给身边人的小故事：某教授奚落不学无术的肃反人员，说他根本不知道《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是谁。肃反人员逮捕教授，洋洋得意告诉朋友：“那家伙对我招了！他就是作者！”

（附录）：

联共（布）区委会书记/巴什卡托夫同志

抄送：区执委会主席/克里谢弗斯基同志

特别报告

报告：我们在本地区多个集体农庄发现，常见的苏联词汇甚至领导人姓氏被用作牲畜绰号：比如“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的一匹红棕色骟马叫做“共青团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小马驹绰号“伏罗希洛夫”。在巴热诺沃斯基集体农庄，有一匹叫“斯大林”的马。在“巴什基洛娃”集体农庄，黑鬃黄褐色骟马叫做“雇农”。在“彼得罗夫斯基”集体农庄，棕色小母马叫“女少先队员” ，黑鬃黄褐色小母马叫“女突击手”，小马驹叫“起义者”。在纳济莫夫斯基集体农庄，一些马绰号“女共青团员”、“女少先队员”、“柯秀尔”。（译注：约瑟夫·柯秀尔，苏联政治家，重工业人民委员）

在奥斯佳克斯基集体农庄，一些马匹取名“基洛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共青团员”、“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游击队员”和“女突击手”。博格达耶夫斯基集体农庄一匹红棕色骟马也叫“共青团员”。

特此报告上述内容，以采取措施改变这些绰号。

在卡扎钦斯基工人供应处（隶属叶尼赛林木公司），骟马叫“伏罗希洛夫”，甚至有一头叫“克鲁普斯卡娅”的猪。

内务人民委员部叶尼赛地区分局副主任
国家安全中尉（柯罗特科夫）

副特派员
国家安全中士（克拉斯诺波利斯基）

延伸阅读：

地板打蜡工的“刺杀阴谋”

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莫斯科时间1989年6月3日夜晚，巴什基尔共和国境内阿沙——乌卢捷利亚克铁道线附近一条管道泄漏，大量易燃气体积聚。两列客运火车相向驶来，偶然迸发的火花引发剧烈爆炸，导致约600人遇难。这是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铁路事故。

随着苏联改革进程的启动，境内各种严重灾难、事故频发，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传出人员伤亡的可怕消息。比如两艘核潜艇沉没、“阿西莫夫上将号”轮船沉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亚美尼亚强震，以及接连不断的各种铁路事故。仿佛机械设备和大自然同时对苏联“发难”。

然而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原因往往并非单纯由于机械故障，更多归咎于人为过失，即操作者无视安全规范、玩忽职守。就在本次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之前两年，居然连续出现至少四次导致生命损失的铁路事故：1987年8月7日卡缅斯克站，铁路工人违反规章制度致使重载货运列车制动失灵，高速撞击客运列车，107人遇难。1988年6月4日，阿尔扎马斯站炸药列车爆炸，91人遇难。同年8月16日，调度员错发指令导致莫斯科——列宁格勒“极光号”城际快速列车出轨，31人遇难。10月4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站，炸药列车撞击煤炭列车并爆炸，4人遇难、500多人受伤。上述事故中，人为过失无疑是重要原因。

这一系列悲剧本该引起相关方面人员高度警惕，对工作和安全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可惜事实证明并没有！

五年前的1984年，ПК-1086输油管道沿着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预定路线持续铺设。第一阶段基本完工后，原定输送石油的720㎜管道被命令改为输送天然气-汽油混合物。尽管技术规范禁止使用直径超过400㎜的管道输送液化气，但为了省钱，旧管道并未更换。

另外，虽然管道多次穿越居民点和铁道线，但同样出于节约资金的考虑，决定不安装快速检测气体泄漏的自动遥测系统，代之以人工巡查和直升机巡查，可惜后来也被取消。管道基本处于无人监视状态。上级认为把这个责任推诿给附近居民无疑更省钱，万一发现泄漏→打电话报告→政府派人处理，不就行了嘛。

管道投入使用后又发现另一违规之处：某段三千米长的管道距离村庄不满一千米，属于明文禁止的事项。于是不得不新建旁路管道，施工位置恰恰是后来大爆炸的位置。

一种观点认为，旁路管道施工期间动用挖掘机，铲斗可能意外损伤了管道，却未及时察觉。施工结束后管道被立即掩埋，严重违反对管道完整性进行检查的强制规定。工人疏忽尚可理解，在场领导不纠正、施工文件未签字，等于根本没人过问安全问题，简直无法原谅。

破损的管道“带病”输送液化气，直到爆炸发生前40分钟开始泄漏。但如果另一些人足够警觉、采取正确行动，悲剧本可避免。6月3日21点左右明尼巴耶沃天然气处理厂通知管道运行部门：管道内压力急剧下降、混合物流速减低。夜间值班人员闻讯漠然。首先，操控台距离现场250多千米，无法快速核实，其次，他急着回家，怕赶不上公交车。所以此人没给来接班的操作员留下具体指示，只说其中一段管道压力下降，需要“增压”。

于是轮班人员开始增压。很显然，泄漏已经持续好久了，但对管道本身损害轻微。增压后破裂区域继续扩大，形成长约2米的狭隙。

泄漏点不足1千米外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轨。受天气影响，大量丙烷、丁烷等易燃气体积聚在该处低洼地带，变成炼狱只需一颗火星。在易燃气体逐渐累积的三小时中，多趟列车驶过该地，部分司机通报调度员发现有害气体泄漏（天然气本身无味，所以闻到的是浓重汽油味）。但调度员对此无能为力——既不知道管道运行部门的联系方式，也承担不起“阻碍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行”的罪名。

与此同时，两趟旅客列车正相向驶来。一趟从新西伯利亚开往阿德列尔（211号），另一趟从阿德列尔开回新西伯利亚（212号）。本来按照运行图这两趟列车不应交会，但新西伯利亚出发的列车上有孕妇临产，中途停车耽误了时间。

莫斯科时间6月3日23:15，当地时间6月4日01:15，两趟列车交会错车，剧烈爆炸瞬间发生。100千米外可见明显火焰，11千米外的阿沙市居民几乎全部惊醒，无数窗玻璃被震碎。

由于爆炸地点靠近森林，道路恶劣车辆难行，第一批出发的医疗队费了老劲才进入现场。其中部分医生回忆，他们感觉无比震惊，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得到的通知是旅客列车失火，若干伤员需要治疗。谁都没想到居然目睹此番末日场景，甚至有人觉得站在原子弹爆心。

事后估算爆炸威力相当于250~300吨TNT，最高估算12千吨，接近广岛核爆（16千吨）。过火面积250公顷，周边林木被毁，残存树干像烧过的火柴棍。长达250米的铁轨扭曲变形或不翼而飞，供电接触网构件最远被震出数公里外。满眼都是车厢碎片、人体残骸和正在燃烧的被褥。

两列旅客列车共挂38节车厢，211号20节，212号18节。部分车厢面目全非，状态稍好的车厢内外也遭火焰吞没，还有一些车厢被冲击波直接抛向路堤。

当人们意识到事故规模后，附近所有居民点的医生、警察、消防员、士兵全部被召集至现场。普通百姓也积极参与抢救。一息尚存者被汽车送往阿沙市医院，从那里用直升机转运至乌法、车里雅宾斯克、古比雪夫等地。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专家团队次日抵达开始调查。

两趟列车上大多是“度假客”。暑期已经开始，全家去南方玩，车厢座无虚席。乘客加车组人员共约1300名，包括383名儿童。这些孩子不仅有随父母度假的，还有些是去夏令营的。列车停靠车里雅宾斯克时挂载一节车厢，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青年曲棍球队亦在其中。

死亡人数估计为575~645名。出现误差的原因是当时不单独卖儿童票，因此实际罹难数字很可能大于官方宣布的575人。而且无票乘车者也得考虑在内——驶往度假地的火车票很容易售罄，列车员私自收钱放人上车几乎是半公开的做法。儿童死亡181名，约占三分之一。“拖拉机”曲棍球队10名队员仅一人生还，他叫亚历山大· 瑟乔夫，背部大面积烧伤，康复后重返赛场。

200多人在爆炸中当场殒命，其余的送院不治身亡。620余人受伤，绝大多数是严重烧伤，许多人至今残疾。只有几十个最幸运的乘客逃过一劫，仅受轻伤。

6月4日下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根纳季·韦杰尔尼科夫与政府事故调查委员会抵达现场。总书记表示，灾难极有可能是公职人员玩忽职守、管理混乱和经营不善导致的。同时宣布6月5日为全国哀悼日。

苏联当时实行公开化政策，此次事故未被掩盖，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民众发现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其实是国内历史上最严重的铁路事故，遇难人数相当于俄罗斯帝国铁路运行八十年的死亡人数之和。

起初调查人员着重考虑恐怖袭击，后来发现管道泄漏的证据，遂认定天然气爆炸。但引发爆炸的确切原因至今不详，或许是扔出车窗的烟头，或许是电力机车集电弓偶然迸发的火花……

事故引发社会广泛共鸣，看起来政府这一次真想追究到底，不打算偏袒任何人了。侦查方向一度集中在高级官员身上，而非随便找几个替罪羊。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沙根·东加良似乎要倒霉。

在此期间查明：出事管道基本无人维护，为节省资金，从遥测设备到巡视员等各种预防措施几乎全被取消。管线实际属于无主状态，谁也不关心。

侦查工作快速推进一段时间后趋于停滞。苏联解体带来政治、经济大震动，这场灾难渐渐被人们遗忘。1992年俄罗斯举行该案首次庭审，要求补充调查，结果侦查方向彻底扭转，高级官员从涉案名单中消失。主要被告不再是那些违反安全守则的人，而是负责旁路管道施工的人。

1995年审判重启，包括工程师、建筑部门总监、管道站负责人等九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其中两人被赦免，其余人最长服刑五年。事故发生六年来，俄罗斯大地又出现了太多太多苦难，乌法附近铁路大爆炸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1992年在事故旧址集体墓坑附近竖立八米高的纪念碑，每年都会举行追思活动。

2009年悲剧二十周年之际，另一座遇难者纪念碑在新西伯利亚铁路客运站落成揭幕。

根据奥列格·莫佐辛教授整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1-1940年镇压活动统计资料》显示，1937-1938年共处决681692人。

其中，1937年353074人，1938年328618人。

然后我们看一下“古拉格”劳改营历年死亡人数：

（译注：上表缺1948年数据。1953年3月苏联大赦，劳改营“半空”）

可知1937-1938年全国劳动改造营共死亡115922人。

镇压处决者+劳改营瘐死者：681692+115922=797614人。

据俄罗斯总参谋部1917年10月3日统计数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3年多时间俄国共死亡775000人。据苏联中央统计局1925年数据，共死亡825000人。此外，军史学家尼古拉·戈洛文和格里戈里·克里沃舍耶夫将军经过各自研究，声称死亡人数超过100万。笔者认为总参谋部和中央统计局的数字更为可信。

也就是说，在1937-1938年大恐怖中遇难的人数大致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平均到每个月，由于俄罗斯参战3.5年（1914.8~1918.3），“大恐怖”时期长达16个月（1937.7~1938.11），为便于计算，（四舍五入）80万人损失÷43个月战事=每月18600人，处决/瘐死者 797614人÷16个月=每月49850人。

如果我们采信克里沃舍耶夫将军的数据——他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共损失167万人，那么平均每月39700人，仍然低于大恐怖时期的数字。所以无论怎样计算，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清洗导致的月平均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据统计资料显示，1930年苏联粮食出口总量476万吨，价值882404000卢布，系主要出口项目，约占总额之30%。之后是黄油1.05万吨、46047000卢布，葵花籽油2700吨、3149000卢布，鱼/蟹罐头4.04万吨、117095000卢布，木材740万吨、743461000卢布，毛皮3155吨、336559000卢布，石油产品470万吨、687888000卢布，煤炭104.3万吨、31050000卢布，锰矿石76.9万吨、57851000卢布，铁矿石45.2万吨、16657000卢布，亚麻7.84万吨、133609000卢布，等……

1931年出口：粮食505万吨，黄油3.09万吨，葵花籽油2.22万吨，鱼/蟹罐头2.69万吨，木材276万吨，毛皮2964吨，石油产品520万吨，煤炭100万吨，锰矿石74.2万吨，铁矿石111.9万吨，亚麻7.98万吨……

1932年出口：粮食173万吨，黄油3.09万吨，葵花籽油3.5万吨，鱼/蟹罐头1.74万吨，木材568万吨，毛皮3107吨，石油产品610万吨，煤炭92万吨，锰矿石41.6万吨，铁矿石34.2万吨，亚麻8.25万吨……

1933年出口：粮食168万吨，黄油3.72万吨，葵花籽油1.34万吨，鱼/蟹罐头2.2万吨，木材628万吨，毛皮3500吨，石油产品480万吨，煤炭101.1万吨，锰矿石65.5万吨，铁矿石50.9万吨，亚麻8.8万吨……

1934年出口：粮食77万吨，黄油3.79万吨，葵花籽油2.17万吨，鱼/蟹罐头1.14万吨，木材648万吨，毛皮3278吨，石油产品430万吨，煤炭116.9万吨，锰矿石73.7万吨，铁矿石34.2万吨，亚麻9.63万吨……

需要提醒的是，1932~1933年冬季人民死亡率达到顶峰。历史学家估算三十年代初大饥荒受害者至少700万人。随着集体化和没收剥夺愈演愈烈，粮食总产量暴跌40%——1931年835万吨、1931年695万吨、1932年501万吨。牲畜总头数减少约30~40%，哈萨克斯坦减少95%！

以上资料来源：《1918-1937 苏联外贸二十年》统计汇编

附1：

俄联邦议会国家杜马《纪念苏联境内三十年代大饥荒受害者》的声明（摘录），2008年4月2日：

……由于强迫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俄联邦境内许多地方（伏尔加河流域、中部黑土地区、北高加索、乌拉尔、克里木半岛、西西伯利亚部分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受害严重。1932~1933年，约700万人死于与营养不良有关的饥饿和疾病。

……苏联和联盟各共和国领导层采取镇压措施保证粮食收购，从而严重加剧了1932年作物歉收的恶果……

附2：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08年11月致信维克多·尤申科，谈“大饥荒”问题（摘录）：

……苏联1932~1933年的大饥荒并非有意摧毁某个特定国家。饥荒是旱灾的后果，波及全国，而非仅仅影响乌克兰，亦非单纯由于强迫集体化和没收土地与生产手段所导致。伏尔加河中下游、北高加索、中部黑土地区、乌拉尔南部、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数百万人罹难。我们不能宣称斯大林政权镇压全苏人民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当时存在一种灭绝乌克兰人的明确目标——那也是有悖事实的，而且是在往公众悲剧上附会民族主义私货。我们认为，所谓乌克兰饥荒同俄罗斯及苏联其他地区饥荒有着任何“本质差别”的论调，纯属缺德无耻。

我还注意到，集体化决策是由苏联和联盟各共和国多民族领导人共同制定的，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粮食强制收购主要由乌克兰本地干部实施，他们不仅积极履行中央指示，还常常提出“响应计划”，压迫本国同胞。

……“谴责乌克兰种族灭绝”的口号掩盖、削弱了前苏联其他地区广大人民遭受的苦难，我们理应集中精力纠正在关于此问题的报道中出现的危险偏差。

伟大卫国战争头几年苏军溃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指挥系统战略误判，品质低劣的军械装备也是重要因素之一。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弹药人民委员部进行工作检查，发现军工企业产品残次率严重，工厂管理层官僚作风盛行、履职草率马虎。

1930年代中期苏联借助美国和德国力量发展工业化，可是光有车床设备还不够，必须为工厂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1936~1938年镇压期间70~90%的此类专家受迫害，极少数有才能的幸存者只能边学边干。所以，遭镇压清洗的专家被自学成才者接替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通过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检查，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弹药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单位的工作状态（1940年11月5日№3534报告）：

现已查明，弹药生产处于严重困境。

今年前九个月弹药人民委员部（译注：НКБ 以下简称“弹药部”）仅完成61.3%的货物生产计划，即原计划10亿2000万卢布的6.68亿卢布。

弹药部的工作每个季度都在恶化。第一季度实际完成计划87.9%，第二季度完成85.1%，第三季度85.1%。今年前九个月该部少交付红军和红海军420万个基数的炮兵炮弹、3百万个基数的迫击炮弹、2百万个基数的航空炸弹和20.5万个基数的海军炮弹。

弹药部本应在1940年度生产代替黄铜弹壳炮弹之铁壳炮弹570万。由于工艺流程不完备，前九个月生产铁壳炮弹111万7千，其中96.3万属于废品（编者注：残次率86.2%）

与此同时，新设计的延期膜片弹头引信和МГ-8引信故障频频。МП和Д-1引信按计划应制造3百万件，实际一件未付。

总之，前九个月由于产品残次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67亿卢布。

过繁过杂的行政命令造成了企业管理混乱。弹药人民委员谢尔盖耶夫同志今年前九个月向下属80家企业/机构发出633条指令（未包括以个人名义下达的指令），同一时期该部四个管理局共发出各类指令1079条。

而且命令的执行情况无法落实，因为这些命令大多流于形式。例如5月4日该部1、2、3局首长联合下发的151号命令要求，5月10前“使用或销毁残次产品的问题必须解决，禁止工厂今后大量储存此类产品”。但该命令并未执行，工厂院内堆满了残次品。

弹药部的往来公文一向堆积如山，加重了部门工作负担。例如该部四个局在九个月内共提交人民委员及其副职355通书面报告，该部技术部门提交309通书面报告。弹药部三个季度平均每天收到来自工厂和建设工地的信件1400封、回信880封。同时弹药部向上级政府部门发出1220封信件，平均每天5封。这些信件中请示的大量问题并不属于原则问题，完全可以由该人民委员部及其管理局自行研究解决。

1~8月份弹药人民委员对72名领导干部进行了149次处罚，而受处分的厂长却因生产有功获得物质奖励。例如第4工厂厂长布鲁克同志2月11日因未完成计划受到警告处分，3月14日即获得一个月工资额的奖励；4月23日他又因组织生产不良被口头警告，4月29日又获得两个月工资额的奖励。第10工厂厂长博德罗夫同志前后受到5次处分、两次奖金。

一年半的时间里弹药部辞退了26名企业管理者、18名总工程师（编者注：请记得弹药部下属80家企业/机构，即三分之一的厂长被开除）。由于1940年弹药部七个月内辞退了各工厂的1226名持证工程师，导致弹药部系统内工程师数量明显短缺。中层技术队伍的人员轮换更严重，例如第9工厂在七个月内撤换了22名轮班主管和15名工长。

弹药人民委员谢尔盖耶夫用人无方，过度信赖副人民委员伊亚什金。伊亚什金素来懒散、嗜酒，破坏了正常的干部工作。例如1940年他以“精简人员”的名义从核心部门裁撤166名工程技术人员，有各种违法前科的31人却予以保留。副人民委员赫连科夫亦有相似问题。原定交付大口径炮弹的计划中断：152毫米БР-2榴弹炮、210毫米БР-17榴弹炮和280毫米БР-5臼炮的炮弹一发未付。76毫米空爆榴弹生产计划中断，在厂内堆积了72万800个未装填的空弹壳。

九个月里”ШКАС”机枪弹底火废品量高达1.59亿发，经济损失4900万卢布。

А-19和П-45火药的生产过程不完整。由于使用了不合格产品，1940年前九个月仅四家工厂就浪费了745万升乙醇。

安全规范执行不严。第9工厂发生175吨炸药爆炸事故，15人死亡、18人重伤。

这份联合调查报告导致49人被捕（儿按：首任弹药人民委员伊万·谢尔盖耶夫1941年3月被彼得·戈列梅金取代）。

除了工厂方面产生的残次军火，“人员素质”低下也是一大问题。这方面的证据是1941年4月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红军航空兵事故和灾难》的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查明，红军航空兵灾难和事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飞行和指挥人员的无纪律性愈演愈烈，继而出现违反飞行勤务基本规定的情况。
由于纪律涣散，我们每天平均损失2~3架飞机，即一年600~900架。
例如1941年3月27日12架DB-3轰炸机从沃罗涅日第18工厂机场飞往第53航空团（克列切维齐），尽管明知气象条件恶劣，空军司令部转场勤务负责人米罗诺夫上校仍同意飞机起飞。他的命令导致2架飞机坠毁、1架迫降，6人死亡3人负伤。由于类似原因，1941年1月23日从新西伯利亚转场塔什干的飞行导致3架飞机解体、2架飞机受损，12人死亡4人负伤。
空军部队良心丧失，令我们出现了前所未遇的情况。29航空师少尉М.В.科什良克同志驾驶的飞机失踪后，司令部未采取措施搜救飞行员。20天后科什良克被意外发现冻死在驾驶舱内。遗书证明该飞行员迫降后是健康的，活了8~9天。最后一段内容写于落地后第八天，他试图寻找居民点，但因大雪被迫返回驾驶舱。”

伟大卫国战争的明星武器、传奇般的T-34坦克在早期同样有着严重缺陷。

由于T-34技战术性能低劣，迫使苏联领导层在战争爆发后寻求美国支援。1941年12月T-34坦克与KV-1坦克样品交给美国人进行全面分析测试，希望得到消除其缺陷的意见和技术。

美国人的报告称：

苏联坦克的传动部件和发动机在测试中表现很差。T-34行驶343千米后故障，无法修复。

由于柴油发动机的空气滤清器特别糟糕，发动机内积存大量污垢，致使活塞和气缸破损到无法挽救的程度。坦克被移出测试程序，准备用KV坦克炮和我们M-10坦克歼击车的3英寸炮对其射击，再送往阿伯丁（译注：武器试验场）拆卸展览。

对装甲钢板的化学分析表明，两种坦克的装甲板是浅硬化的，其余部分则是低碳钢。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改变硬化工艺能够减少装甲厚度、保证其抗击穿性能。而且可以使T-34减重8~10%。

车体焊接工艺乏善可陈。T-34涉水越障时下部渗水性过高，下雨时顶部漏水。水从间隙流入车内，将导致电器元件和弹药失效。

T-34式坦克炮的炮口初速为385米/秒，与我们“谢尔曼”坦克M-3式75毫米炮（560米/秒）相比差距明显。

炮塔构造很不理想。主要缺点是非常狭窄，我们不知道坦克兵冬天穿着棉大衣怎么钻进去。旋转炮塔的电动机构极不可靠，动力虚弱，超负荷时容易冒火花，继而烧毁电阻和转速控制器、齿轮崩碎。

履带检查——很喜欢钢履带的想法。但我们认为，在突尼斯方面发回使用钢履带和橡胶履带美国坦克的对比结果前，没有理由弃用我们的橡胶履带。

T-34履带的销子容易发烫，因为是劣质钢铸造，销子磨损过快，履带经常断裂。我们的意见是加重履带。

T-34的悬挂系统使用了美国的“克里斯蒂”式。它在我们的坦克上由于弹簧钢质不佳，很容易下垂，减少了离地高度。

检查空气滤清器。恐怕只有怠工分子才能设计出这种玩意儿。过滤器从机械角度看十分原始：点焊位置金属被烧穿，导致漏油。

发动机启动器品质不良——功率低且结构不可靠。

传动装置。进行检查的机械师惊讶发现传动装置与自己12~15年前的工作十分相似。遂要求厂商发来我们的A-23传动装置图纸验看，果然证明是根据该图纸精确复制的。其实我们最感震惊的不是我国产品被抄袭模仿，而是15年前的设计居然还有人用。 我们认为，俄方设计师将其放入坦克，是一种对驾驶员非人道的残酷行为（操纵困难）。

拆卸维修时又发现齿轮完全碎裂了。化学分析表明问题出在热处理工艺上，根本不符合美国的任何一条标准。

坦克行驶速度很慢。T-34和KV-1的爬坡能力比任何一台美国坦克都弱。

恶劣的变速箱令人火大。团队中仅两个人有本事换挡。我们将把自己的变速箱送给俄罗斯设计师，以替换T-34目前的变速箱。

……

最后美国人转让多项自己的技术给苏联，苏联用这些新技术生产T-34改进型号。

对比敌方：德国PZ.II轻型坦克平均行驶寿命11500千米，Pz.IV中型坦克11000千米，T-34开到报废的平均里程不到1000千米。

总而言之，打赢伟大卫国战争的是俄罗斯士兵（而非军械装备），他们80%农民出身。所以俄罗斯农民才是战争中流砥柱，其他东西——不重要。

延伸阅读：

三个人一杆枪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1930年1月30日）

绝密

关于富农问题：批准政治局所属委员会的建议草案（参见附件2）。

附件2
（对政治局第116号记录36条的附件）

绝密

一、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户的措施

从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出发，必需相应地用最有组织的方法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实行已开始的消灭富农经济的过程，并坚决地镇压富农对农民群众的集体农庄运动进行反革命抵抗的企图。鉴于农业运动日益临近，中央委员会认识到这些措施的紧迫性，决议如下：
要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实行、而在其他地区则根据大规模集体化实际开展的情况实行以下措施：
1. 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废除个体农户租赁土地和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有关法律（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总则第7和第8部分）。这条规定对中农户的例外情况应该由各地区执行委员会在州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来调整。
2. 吸收这些地区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
3. 同时为了彻底粉碎富农对贫农及中农部分阶层的影响和绝对地镇压来自富农方面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实行的措施的反革命抵抗，对富农采取以下措施：
(1) 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
(2) 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
(3) 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
4. 三类中被消灭的富农户的每一类的数量应当按区、按照每个地区富农户的实际情况严格划分，其目的是为了在所有主要区被消灭的农户总数是平均的，约为3-5%。本指标(3-5%)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打击真正的富农户并绝对防止这些措施扩大到任何中农户。
红军战士及工农红军指挥员的家属不应被迁移，财产不应被没收。对长期在工厂工作的富农的家属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对无论是农村的还是有关工厂组织的有关人员都要查明情况。

二、关于驱逐及分迁富农问题

最近的一段时期，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最近4个月内(2~5月)对第一类及第二类的富农采取镇压措施，按照大概计算：遣送6万人去集中营并迁移15万富农去遥远的地区。要预先设法采取一切办法，以便在4月15日前这些措施能够实行，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上述数量的一半。采取这些办法一定要依据苏联各州集体化的速度并与联共(布)各边疆区委员会协调一致。
2. 被驱逐及关进集中营的富农家属在本人自愿并得到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时可以临时留下或永远留在原来的区(专区)。
3. 初步计划，根据地方的资料，规定各州分配去集中营和应驱逐的人数如下：

对余下的各州和各共和国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有关的边疆区委员会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协同一致制定出类似的初步计划。
4. 驱逐70000户去北方边疆区各专区，驱逐50000户去西伯利亚，驱逐2000~25000户去乌拉尔，驱逐20000~25000户去哈萨克斯坦。驱逐去的地区应该是没有人烟的和很不合适居住的地方，使用被驱逐的人从事农业劳动，或从事手工业（林业、捕鱼等等）。
被驱逐的富农应该移居在这些地区，组成居民区，由指定的管理员对这些居民区进行管理。
5. 在没收被驱逐和被分迁的富农的财产时，应只给他们留下最必要的家庭日用品、根据他们在新的地方的劳动性质的某些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的必需的起码的粮食储备。被驱逐的富农的钱款也要没收，但是要给每个富农手中留有用于路费和当地安家的必需的最低数额的钱款（每户为500卢布）。
6. 对留在原地的富农户，在拨给他们集体农庄耕地以外的新地段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专区执行委员会应指定移民的地方，目的是为了在划定的移民区只允许组成居民区，由专门的委员会（三人小组）或者是区执行委员会指定的和专区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全权代表对这些居民区进行管理。
(2) 给这类被迁移富农保留的生产资料数量应为其在重新划定的地段上从事生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3) 被迁移的人要担负一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并有义务向国家及合作社机构缴纳产品。
(4) 专区执行委员会应当紧急研究利用被迁移的这批富农劳动力在特殊的劳动组合中和移民区内从事木材加工、道路、土壤改良以及其他劳动的方法问题。
(5) 对迁到区以外的富农家属，尤其必须注意抱有对立情绪的其余部分富农个别青年分化的可能性（在一些地方有可能）。同时，应该利用这样一些方法：让他们收集钱款去订阅报纸及图书、成立图书馆、举办公共食堂及其他文化生活设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吸引一部分青年小组以自愿的方式为地方苏维埃、为服务贫农等完成某项工作，以及成立特殊形式的生产组合和农业联合体。例如。成立因建筑和土壤改良工作以及造林、铲除森林的树根等等而组成的生产组合和农业联合体。所有这一切措施必须在地方政权机关最严格的监督下进行。
7. 对迁移到遥远地区去的富农户(第2类)的查抄要由区执行委员会根据集体农庄庄员大会决议和雇农、贫农大会的决议来规定并由专区执行委员会批准。其他富农户（第3类）迁移的方法由专区执行委员会规定。

三、关于没收和分配被没收的财产的问题

1. 没收富农的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的特别全权代表来执行，并要有苏维埃、集体农庄主席、贫雇农小组主席和雇农委员会的主席参加。
2. 在没收时要对被没收的财产进行准确的登记和估价，责成苏维埃对被没收的财物负责保存。
3. 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从被没收的财产中全部偿还被消灭的富农经济应向国家及合作社机构缴纳的债务。
4. 集体农庄得到被没收的财产及土地后，应保证全部播种被转交的土地并向国家缴纳全部产品。
5. 被没收的富农的生活用建筑物用于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的公共的需要或者用于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住房的雇农的集体宿舍。
6. 所有三类富农的存折及公债券都要收回并进行登记，将其送交财政人民委员部有关机构保存时应开出收据。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绝对禁止从存入银行的款项中给被迁移的富农户支付任何费用，绝对禁止用公债抵押贷款。
7. 所有三类富农在合作社联合体中的股金和存款转入贫雇农集体化基金，存款和股金的所有人从一切形式的合作社中开除。
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执行消灭富农的现有决定时，中央委员会坚决指示，实行这些措施应该与贫农和中农真正的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成为全盘集体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央对某些地区用赤裸裸地没收富农财产的做法偷换大规模集体化工作的事实坚决地提出警告。只有与最广泛地组织贫农和雇民相结合并在集体化的基础上与贫农和中农群众团结一致，没收富农财产的必要行政措施才能够顺利地解决党所提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及消灭富农的任务。
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应该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集体农庄群众首先是贫农和雇农的首创精神与积极性的基础上并在他们的支持下来实行上述一切措施。应该先通过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大会和贫农及雇农大会的决议，然后才作出关于没收富农的财产和迁移富农的决定。要防止对实施这些措施的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并要求各地方组织采取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组织对这些措施的执行。中央委员会责成边疆区委员会及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行动上对贯彻现有的决定进行经常性的领导。

四、特别决议

1. 为了帮助地方党组织实施以上措施，中央委员会决定用4个月时间从工业州（莫斯科、列宁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一顿巴斯等等）动员不低于专区比例的2500名党员。被动员的人不得迟于2月20日到达目的地。
2. 授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次运动进行期间在法庭外全权审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各州边防站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对案件的审理要与联共(布)边疆区委员会和检察机关的代表共同进行。
3. 1929-1930年预算年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增加800名特派员编制，并拨付为此所需的经费，使之为那些没有特派员的行政区工作。要允许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先从预备役的老契卡人员中动员这800人。此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队要增加1100名步兵和骑兵（本预算年度）。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移交相应数量的人员。
4. 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在3天的期限内审核与执行上述措施有关的必需的开支预算，审核迁移富农去遥远地区的开支以及审核在西伯利亚及北方边疆区开办新的集中营的预算。这些预算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
5. 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5天的期限内拟定出必要的铁路运输计划。
6. 委托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金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肃清在城市工业企业中的部分富农分子(不许在企业里开展任何的普遍清洗运动)，并采取坚决措施在今后不再允许这类分子回到生产中来。
7. 责成党委（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基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在高等院校和高等技术院校采取坚决措施反对同农村富农分子有联系的青年反革命集团。
8. 迅速修改关于宗教团体的法令，使这些团体的领导机构（宗教委员会、教派协会等等）完全没有可能变成富农、被剥夺权者及一切反苏分子的据点。
委托中央组织部颁布关于关闭教堂、宗教祈祷所和关于与宗教及教派运动作斗争的法令，目的是为了在苏维埃机构中扫除贯彻绝大多数农民群众作出的关于关闭教堂、宗教祈祷所等等决定的障碍。在这样的法令中也要指明，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这些措施应特别慎重。
9. 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在5天的期限内根据本决议颁布法律修正案，目的是全盘集体化地区的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及民族共和国政府能够立刻运用修改后的法律，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要根据这些地方全盘集体化的速度而定。
10. 立刻（在3天的期限内）颁布无须发表的有关法令（不仅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即：
(1) 以立刻没收全部财产为威胁，普遍禁止富农未经区执行委员会的允许从自己的住地自由迁移;
(2) 以没收及其他惩罚手段为威胁，普遍禁止富农卖光其财产和器具。

用现代词语形容，弗拉基米尔·列宁属于典型的“慢活族”——他靠着自家地租一直生活到1916年，每年收入1500卢布。

列宁的生活道路至今仍可作为俄罗斯反对派众志士的好榜样。此公不仅有狂热的革命蓝图，自学能力出色（比如他精通德语、熟练掌握其他五门外语），还擅长管理。而且列宁毕生不受人雇佣（除了短暂做过律师职业），也未曾经商做买卖。身在体制外令他无需仰赖各级官僚生存，各级官僚亦无从对他施加经济压力。经济独立乃是人格独立的基础。

虽然列宁吃地租多年，但也曾短暂参与农业生产。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做出重要论断：俄罗斯农民阶级（他密切接触的阶级）无法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

让我们从头说起。1889年（儿按：一说1887年）春天列宁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在距离萨马拉40公里远的阿拉卡耶夫卡村廉价买下一处庄园，仅800卢布而已。这笔交易十分划算，十年后玛丽亚又以3500卢布将之售出。

为什么总面积1200公顷的庄园如此便宜？因为卖主是旧礼仪派富豪、金矿主西比里亚科夫。他将土地划分小块，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卖给家境宽裕的民意党人（译注：列宁兄长亚历山大是民意党）。西比里亚科夫本人和民意党友们相信这些小块庄园终将连成社会主义公社网络，意即建设社会主义应当从我做起、亲力亲为。

于是乌里扬诺夫家开始经营这45公顷农田（译注：一说91公顷）和拥有14头牛的乳牛场。奶牛从德国进口，年产奶量高达2500~3000升（伏尔加地区农户非良种奶牛每年产800~1000升）。藉此优势，乌里扬诺夫家学习德国做法（译注：玛丽亚有德国血统）办起小型干酪厂，而当时伏尔加地区农民、甚至俄罗斯许多地方的土著人口都没见过干酪长啥样。此外庄园还有6匹马，其中4匹是拖动重犁的丹麦重挽马（犁沟深度35㎝，本地弱马只能犁10~18㎝的沟）。45公顷土地：30公顷用作牧场和割草场（播种三叶草），15公顷种燕麦和小麦，喂牛喂马。

按照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的商业设想，经营这处产业每年可望净赚2000卢布（仅干酪一项产品预计年产量就有1吨）。可惜俄罗斯的现实环境打破了乌里扬诺夫家的德式美梦。六月份一匹重挽马被附近农民偷走，七月份又丢失两头牛。警察侦办无果，想必已被窃贼杀了吃了。至于雇农，基本是周边缺少土地的农民。这批人不太靠谱，如果说种田还肯卖卖力气，伺候德国奶牛和丹麦马就抓瞎了——1889年8月两头牛患乳腺炎，显然照顾不周。

结果乌里扬诺夫家不得不外聘奥地利管家，庄园收入骤降至每年400卢布。

随后五年间弗拉基米尔·列宁曾一度亲自参与经营，比如从东普鲁士邮购三叶草种、张罗购买无机肥料（当时叫化学肥料）等。又过了五年，庄园最终卖给某个叫“丹尼林”的。乌里扬诺夫家的远见于此再度体现出来：1905~1906年革命时期阿拉卡耶夫卡村地产被农民付之一炬，地主丹尼林遇害。愤怒的庄稼汉才不管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西比里亚科夫先生的实验彻底失败。

幸好乌里扬诺夫家另一处产业——玛丽亚父亲（列宁外祖父）位于科库什基诺村的庄园——收入颇丰，每年约赚2000卢布，由列宁表亲经营，管家是捷克人克鲁什维茨。

弗拉基米尔·列宁的翻译和文字创作时不时有些进项，例如他撰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版2400册，稿酬120卢布。列宁偶尔也干过好笑的营生，比如1904年在日内瓦，他设法安排从俄罗斯来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瓦连廷诺夫到火车站当搬运工。瓦连廷诺夫不懂法语，也不熟悉当地社会人情，于是列宁陪他推了三天小车，一边干活一边“传帮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此次短暂“兼职”的报酬是……3瑞士法郎。

另一笔“意外收入”则来自法国的一次诉讼。1909年12月列宁骑自行车去巴黎郊外15公里的奥尔日河畔瑞维西观看飞行表演，回家途中被汽车撞倒。列宁受伤严重，自行车扭曲报废。幸运的是找到了事故目击者，列宁决心通过法院寻求正义。结果肇事司机是一名子爵，法院判令其赔偿列宁同款自行车一辆、医疗/抚慰金115法郎。（儿按：事见《列宁全集》19卷年表，他复信在莫斯科的妹妹说正打官司中）

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列宁开始从党内领钱。确切地说，来自党内金融家、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博格丹诺夫。但这笔工资既不稳定也不丰厚，通常每月50~70卢布。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时为了党的利益，列宁还不得不谢绝领取，比如拨款印刷出版物、资助从俄罗斯两手空空到瑞士的政治侨民等。

所以列宁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自家地租，包括科库什基诺庄园的盈利（儿按：资料显示该处庄园1898年出售给农民尼古拉·法捷耶夫，故存疑）和母亲名下的其他不动产。玛丽亚每年给弗拉基米尔寄钱3、4次，每次300~500卢布。

列宁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娘家那边也有“意外之财”。其实老岳家不算富裕，克鲁普斯卡娅父亲是退伍军官，死得早；母亲伊丽莎白是教师、童书作家，靠女儿女婿赡养，曾跟他们侨居国外。1913年底伊丽莎白的姊妹去世，留下7000卢布遗产。他们花3000卢布在伯尔尼请埃米尔·科赫尔教授（19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给娜杰日达动手术（格里夫氏症），术后虽未彻底治愈，但阻止了病情继续恶化。剩余4000卢布遗产，列宁1915年底拿出一千恢复《社会民主报》出版发行。

1916年应该是列宁毕生最拮据的日子：七月份母亲辞世，姐姐安娜继承家业，房地产出租的收益因战争影响严重下降。年底弗拉基米尔和娜杰日达从吃猪肉、牛肉改吃马肉，暂停添置新衣，文具纸张拣最便宜的买。党组织在俄罗斯境内几乎被粉碎，来自政治侨民的款项断绝。

值此艰困岁月，两口子又从意外渠道获得援助。1916年10月~1917年2月间，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克斯库埃尔每月接济他俩约100卢布。后来反布尔什维主义者声称克斯库埃尔的钱实际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成员、商人帕尔武斯，帕尔武斯背后则是德国总参谋部（证据之一是：克斯库埃尔系德国驻伯尔尼公使西斯维特·冯·隆贝格的朋友）。

总而言之，1917年2月之后列宁重新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不过他再也当不成“慢活族”了，从此要为国家努力工作。

1930年代苏联国内酒精消费水平低于帝制时期，总体来说社会还比较“清醒”。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趋势，斯大林要求伏特加作为前线部队必需品每日供应，各类档案也记载了后方官僚和宪兵警察胡吃海喝的问题。

《罗斯之乐·二十世纪》这本书运用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俄帝国和苏联酗酒问题的许多材料。该书作者认为，1939~1945年是苏联酿酒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如前所述，1930年代酒精生产、消费量皆低于帝制时期。1936年国民人均消费伏特加（白酒）3.6升，1913年为8.1升；1935年苏联伏特加总产量3.2亿升，1913年总产量4.32亿升。而且斯大林1936年研究决定提高葡萄酒酿造量、逐渐削减伏特加产量，计划到1941年葡萄酒产量将比1913年提高四倍，而伏特加产量减少1.5倍。其结果：1940年苏联加工了30万吨葡萄，产出1.35亿升葡萄酒，提前完成计划。

在1939~1940年苏芬战争中，情况起了变化。后来鼎鼎有名的所谓“人民委员100克”其实就出现于这段时期而非伟大卫国战争（其时已成为普遍做法了）。缺乏训练、士气低下的军队不仅被政工干部和督战队（从1942年开始）驱使前进，而且被烈酒烧坏了脑筋。

1939年12月，苏联当局决定“由于卡累利阿和极圈内地区的低温造成部分红军战士冻伤”，从1940年1月1日起为前线指战员额外配发每天100克伏特加、50克油脂，坦克兵配发双倍量，飞行员用白兰地代替伏特加。

这样就很容易计算出，整个作战期间士兵额定饮用36.5升伏特加（73瓶）。

1941年7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请求斯大林恢复向前线部队供酒。决定自1941年9月1日开始为红军指战员每人每日配发100克伏特加，逢节庆日配发200克。这些节庆日除传统“红色节日”（5·1、11·7）之外，还包括全苏体育节（7·19）、全苏航空节（8·16）、隶属部队组建纪念日等。米高扬甚至想把国际青年节（9·6）也加进名单，被斯大林否决。

后方部队、前线工程部队和伤员（经医生许可）每人每天50克伏特加。即使严格执行此项“低标准”，一年下来也要饮用18升之多。

1943年4月底又决定停止向部队每日配发伏特加，改为特许供应。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和铁道兵开始享受每天100克伏特加。

1942年红军每月消耗45个铁路槽罐车的伏特加。举前线部队为例，1942年11月25日~12月31日卡累利阿前线共消耗36.4万升伏特加、斯大林格勒前线40.7万升伏特加、外高加索前线（当地供应葡萄酒）120万升。

饮酒的部队事实上变得更勇猛。《罗斯之乐》记载了1943年除夕发生在惩戒部队的一件事：战士们钻进掩体喝酒，感觉意犹未尽。其中某个大胆的家伙匍匐爬近德军壕沟，打入一根拴绳木棍。之后战友把一块写着“我给你们毡靴，你们给我烧酒”的牌牌系在绳端，拽至德军壕沟。德国人果然拿酒来换，很快全连的鞋都不见了。

第二天军官下连队贺新年，却见一群跣足醉汉躺卧掩体地上。军官叫醒全连，命令次日天亮前寻回毡靴。战士们别无选择，趁夜色高呼“乌拉”冲入德军壕沟，只肉搏不开枪，凭着刺刀、拳头占领敌方阵地，随后带着毡靴和几箱酒返回。

部队普遍饮酒同样给政府制造了新麻烦——无政府混乱和反苏行为。每个月都会涌现数十甚至数百名不服管束的士兵。1944年7月2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贝利亚提交斯大林、莫洛托夫、谢尔巴科夫（中央委员会）和安东诺夫（总参谋部）的公函描述了一起（典型）案例：“敖德萨兹纳缅卡火车站。15名喝醉的红海军战士在集市斗殴，其中一人——名叫舍洛赫沃斯特——被警察逮捕关押。一段时间后，一群红海军战士闯入警察局，殴打民警并缴械，释放了13名在押人员，包括根据第58条逮捕的15岁犯人普罗霍洛夫。”（译注：苏联刑法第58条即“反革命罪”）

类似情况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以下是贝利亚的部分报告：

“1944年7月7日西南铁路局达尔尼察站，42759号军列。从列车下来的一群醉酒军官袭击了正押送投机倒卖小贩的民警，解散在押人员。一段时间后，醉酒军官团伙再次痛打一名站岗警察并缴械，闯入警局，殴打缴械，甚至企图向局长米古诺夫头部开枪。列车长科列斯尼琴科中校赶赴现场调解无果。在内务部队的支援下，闹事者被全部消灭。”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斯拉维扬斯克站。民警押送投机倒卖小贩过程中，突遭十三名醉酒红海军战士持枪威胁、殴打，并将查没物品归还给小贩。其中一名红海军战士——梅利尼克——用手枪射击重伤一名民警头部，又击伤另一名内务部队中士。该梅利尼克暴力拒捕，当场击毙。其余红海军战士被拘留。”

（儿按：上面两个案例中，“闹事者”或许是出于对所谓“投机小贩”艰难讨生活的同情而动手，未必单纯酒后寻衅。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径直揍警察却不打平民）

“6月29日南顿涅茨克铁路局‘红军’站。一列载有二百名投机倒卖小贩和红海军战士的列车进站，停稳后即被特遣队工作人员包围。投机小贩和红海军战士悍然反抗，殴打两名工作人员。内务部队战士被迫使用武器，导致小贩3人死亡、1人受伤。暴行煽动者红海军战士柯西诺夫、科尔舒诺夫等人被捕。事后查明，红海军战士在途中敲诈勒索，从小贩处获取食品和自酿酒，并承诺保护他们免遭警察抓获。”

与前线相反，战时后方酒类匮乏。烈酒只发给政治积极分子，比如“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每月可领到：几米粗布、一块洗衣皂、一千克盐、一升煤油、两瓶伏特加。

当然，即使在战事艰难的饥饿岁月，藏身后方的官僚们也不会亏待自己。例如34岁的武器人民委员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有资格享用烈酒美食，所以：“1942年6月6日向人民委员的别墅交付3瓶伏特加、8瓶精选红酒及香槟酒、1箱啤酒、黑鱼子、香肠、鲟鱼、甜瓜干、柠檬和成套巧克力”。

1942年9月，车里雅宾斯克女居民罗戈夫斯卡娅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罗扎利娅·捷姆利亚奇卡，信中称：“我在市中央食堂工作两个月期间，亲眼目睹了建设人民委员部、联共（布）州委、州执委举办的各种宴会。如今每一克粮食都贵如黄金，车里雅宾斯克市的领导们身处大后方，不愿共同承受战争之苦。前线血流漂杵，而我们这里，流的却是伏特加。”

于是党中央派员调查车里雅宾斯克干部队伍究竟胡吃海塞了多少好东西。结果发现，在1942年6月1日~10月7日举办的四次宴会中，共吃：680千克面包、616千克肉、122千克干酪、102千克酸奶油、84千克奶油、77千克红鱼子，喝：535升伏特加、133升红酒，外加甜食：135千克大蛋糕、108千克冰激凌、1514个小点心。

读者朋友，你认为该怎样惩罚车里雅宾斯克的蝗虫们？宴会组织者、车里雅宾斯克市执委会代理主席В.Д.巴甫洛夫因“丧失党员警惕性”被宣布严重警告处分，罚款3000卢布（估计这厮今后不会在人前暴饮暴食了）。其他同僚？没事儿！

随着战事顺利，胜利临近，当局开始向后方慷慨供酒，但基本限于干部和专家队伍的中、高级成员。根据人民委员部统计，1945年1、2月份的伏特加配发情况如下：交通运输部门2.5万升、航空部门1.3万升、煤炭部门1.8万升、有色金属部门1.4万升……

1942~1944年苏联新建26(!)座酿酒厂，超过1920~1930年代的新建总数。卷烟厂同样发展迅速，1945年比1940年增加了22%（与之相比，糖厂减少79%、面粉厂减少49%、肥皂厂减少67%）（译注：即毁于战火）。

在零售商品结构中，1940年“伏特加”一项仅占11.8%，1943年已占25.1%，1945年占35.1%。

研究者总结道：“伏特加对战时和战后社会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负面后果，最重要的是大批原本不饮酒者开始贪杯，包括几百万女性和青少年。1920~1930年代上层人士中的清教徒主义被新生贵族的官阶特权体系所取代……”

另外，伟大卫国战争后伏特加的绝对价格（相比平均工资）大幅上涨，当局开始从嗜酒者口袋里榨取钱财。有研究者指出，1939年平均工资331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卢布15戈比；1947年平均工资500~1000卢布，一瓶伏特加卖60卢布。也就是说，1939年的收入能买50瓶伏特加，而1947年即便最高水平（1000卢布）也仅能买16、17瓶而已。

醉酒狂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成为常态，即使战后也未彻底清醒。今天的俄罗斯仍在承受其后果。

延伸阅读：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1930年代苏联各地教堂或关闭或拆毁，工业化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要求巨量的铜，教堂大钟正好可以提供这种有色金属。1931年全国铜需求量约六万吨，开采冶炼量仅二万七千吨，缺口甚大。当时苏联境内钟楼林立，铜钟合计约二十五万吨，90%可用于工业化建设，“有效填补”1930年代有色金属巨额赤字。对于拆除铜钟这件事，当年的一些苏联人说：“就要把麻醉民众的钟换成拖拉机！”作家普里什文则在日记中写道：“外地佬，什么珍宝都敢卖”。

1929年反教会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一年也是工业化开局之年。在人才和货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新建数百座现代化工厂必须大量进口成套设备（主要从美国采购），并支付15000~20000名外国专家的薪金。建设材料同样匮乏，电气设备必不可少的铜尤其吃紧。

那时候苏联主要出口货物是粮食和木材，利润仅够满足20~25%的工业化需求。政府发现只有教会能快速“供应”国家急需的通货与铜器，于是布尔什维克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大善不避小恶”）抄没教会财产。“矿物、金属、矿石、废金属贸易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金属公司”）制定了移交铜钟的五年计划，预定1929~1930年应交付1.5万吨青铜，1930~1931年3万吨，1931~1932年4.5万吨，1932~1933年4万吨。

查阅文献可知“拆钟运动”的规模。1930~1931年“金属公司”仅从谢尔吉耶夫圣三一修道院一处就获得19口大钟，合8165普特（130吨），熔化烛台、枝形烛台、神幡、洗礼盆、铜栅栏及各种装饰物获得约10吨有色金属。莫斯科自1929年开始陆续封闭了30~50间教堂，每间教堂都“提供”了大量铜。比如“金属公司”员工在1929年被关闭的大谢尔普霍夫耶稣升天教堂拆钟14口、重达17吨，莫斯科河南岸区的圣凯瑟琳教堂拆钟21吨，1930年被关闭的阿列克西都主教教堂拆钟10吨……

需要指出的是，拆钟运动往往伴随着“劳动人民呼声”，举奥伦堡的情况为例：

《奥伦堡公社》报编辑部连续刊登人民会议关于拆除教堂钟的决议，又开辟“反钟鸣”专栏，发表农民来信称：“集体农庄庄员不爱钟声叮当，快给他们拖拉机！”、“废除上帝和一切圣人！”、“彼得大帝化钟铸炮，我们现在化钟造拖拉机！”

《联系报》的军队通讯员要求“化钟造拖拉机”十分热切：“我国目前急需金属。在我们的田野上，贫中农集体农庄需要千千万万辆拖拉机。与此同时，正有大量贵重金属徒然空悬教堂钟楼，仅奥伦堡的教堂就有一万普特金属闲置没用。我们要求把这些教堂大钟统统摘下，送去生产拖拉机。结束钟鸣的时候到了！”

奥伦堡第22中学的代表也呼吁同乡们：“在我们这座无产阶级边疆城市的纯洁中心，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13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可耻的污点，那就是作为蒙昧主义发源地的教会仍在对抗新生活方式。没听见工厂喇叭呼唤大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却听见钟声鸣响为腐朽黑暗的过去招魂。学校是社会主义文明和新生活方式的一支先锋队，特此邀请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到关闭红色城市教堂的行动中来，拆下铜钟，贡献给祖国苏联的工业化吧。”

“我们是最后听过教堂钟鸣的人。从今往后，傍晚的钟声、贵族的诗歌、复活节时教堂的胡言乱语、送别死者时阴森森的哀乐都将远离我们的子孙。教会哑然，宗教入土，末了的钟声乃是宣告他们千年统治终结的丧钟。然而铜钟经过无神论者冶炼厂的洗礼，也会唱起赞美劳动之响亮颂歌，机器运转的雄伟节奏取代了昔日孱弱的祈祷钟鸣。”

作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扎戈尔斯克、莫斯科两地拆除教堂钟的观察：

1929年11月22日。修道院4000普特的巨钟被取下，这件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同样被送去重铸。纯属暴行，无人能挡：每天都有许多生命为保护巨钟而惨遭杀害。

1929年12月12日。如今对生活有两种理解。其一是全国工业化、五年计划和拖拉机队伍，他们深信，只要成功地将农民团结起来，生产粮食乃至一切生活必需品都不再是问题。所以他们固持这种信念，有时一想起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伟大的集体，就禁不住得意洋洋。另一些人认为这种粮食/拖拉机集体毫无意义，自己不劳动，甚至懒得去思考问题本质。他们惊恐地看着圣三一门廊被打碎，铜钟轰然坠地，教堂变成电影院和休息场所，人民必须相信无神论，以及，机械化农业耕地收粮的顶尖成就。

1930年1月4日。昨天巴甫洛芙娜看见钟落了地，今天又去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钟表面的浅浮雕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彼得大帝的鼻子被锤敲过，大概是早年间工匠恶作剧。思考我们的艺术财富也是个沉重的问题：既然工业“存在或不存在”，那为什么不把伦勃朗转让给轴承厂呢？毫无疑问，会卖得一件不剩。巴甫洛夫娜说：“外地佬，什么珍宝都敢卖。”

1930年1月24日。罗斯大地愈发不敬神了。
-我问一个年轻工人：“你是东正教徒吗？”
-他答：“是东正教徒。”
-“第一次砸钟不感觉难受吗？”
-“不会，”他说，“我刚开始跟着年纪大的人干，后来自己干。”
-他又说，一队人工资50戈比，每天敲下一普特铜可得八个半卢布。

1930年3月16日。我还记得加米涅夫在我汇报日常犯罪情况的时候，平静回复说，我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仁慈的。
-我问他：“错的是谁？”
-加米涅夫答：“那就是这种人民。”
（译注：列夫·加米涅夫，老布尔什维克，时任苏联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苏中两国关系破裂期间，中国方面经常采取挑衅行动阻挠苏联船只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ДРВ”）或从北越返回苏联，往往引起重大国际丑闻。

1967年7月20~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舰和武装民船在黄海中立水域对苏联一艘“水文测量船”实施威胁动作。同年8月10日~12日，停泊大连港的苏联“斯维尔斯克号”内燃机船遭地方当局扣留。中国边防部队的一支武装分队登上船只，该船二副拒绝接受毛主席胸章，遂被指责“侵犯中国主权”。边防军人要求将二副押送中国政府，“斯维尔斯克号”船长В.А.科尔若夫拒不同意。结果，次日船长和二副被逮捕并遭侮辱性审讯。

以下引用苏联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卡季耶维奇·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

自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外国代表、尤其苏联人士在北京的工作生活环境迅速恶化。1966年8月12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公报无疑表明，外交政策方面正开展旨在严重激化苏中关系的行动，侵蚀同北方邻居友谊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中方以一种放肆的态度声明拒绝接受苏联新领导层，并证实中国拒绝参与援助越南的联合行动。

由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持续进行，我们在大使馆预计，1967年夏季中国将采取新举动进一步加剧同苏联的紧张关系。不幸果然言中，挑衅目标越来越多针对苏联运输工具，尤以非武装民船为甚。

在北京之外，最大的挑衅举动8月10日发生在停靠中国大连港的苏联“斯维尔斯克号”轮船上。中国当局强行登船，抓捕带走船长科尔若夫。同时一群中国公民企图伤害全体船员，船身也被涂写了侮辱我国的标语口号。

“斯维尔斯克号”船长往使馆打电话找我，详细描述了发生的事情，着重强调全体船员并未出现中国当局和公民所指控的那种行为。我尽力鼓励他和他的下属，保证苏联政府不会任由海员陷入困境，将采取一切措施还他们自由。

这种情况也使我警觉起来：中国政府居然在羞辱科尔若夫和船员的同时仍然保障他们与使馆的联系（科尔若夫多次打来电话）。这就令人不由地想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打算以某种形式把大使馆也拖入这次挑衅，从而为进一步行动制造借口？当然，我们不可能有书面证据，但仍然讨论了这一猜测，认为有必要考虑此种可能性。

正在我们议论的时候，收到莫斯科的指令，要求派遣领事人员赴大连解决“斯维尔斯克号”事件。我和同事们心里十分清楚，这趟差事无功而返就是最好的结果，甚至可能有助于挑衅者搅混水，最终把事件责任推到使馆头上。只要中国当局继续针对“斯维尔斯克号”船员，那么谁会受攻击、谁来背黑锅都是显而易见的。

不论愿意不愿意，中国迟早要释放“斯维尔斯克号”。因为他们冒犯的不仅是苏联船员，而且是全世界的远洋水手。一旦大使馆介入，外界本就了解不多的真相将更加模糊不清，挑衅者也有了长期扣押船只和对我们提出各种诬告的口实。

我当然明白不执行斯摩棱斯克广场（译注：苏联外交部所在地）指令的性质。即便如此，考虑到可能的后果，我认为必须汇报大使馆发现的情况，并请求同意不向大连派遣我方领事人员。最后莫斯科认可了我的观点。
在А.Н.柯西金亲自向周恩来提出抗议后，“斯维尔斯克号”及船员被释放。

与此同时，使馆周边局势继续白热化，我们努力做到准确记录针对苏联机构及其职员的每一项敌对行动。为提高效率，我有时会在未取得苏联外交部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主动向中国外交部据实提出抗议。大使馆也会迅速向莫斯科报告发生的事态和提出的抗议。

8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А.Н.柯西金致电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严词谴责扣押苏联船只的行为。8月13日“斯维尔斯克号”离开大连港。此后很长时间苏联舰船不再进入中国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