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历山大·索契涅夫

1990年9月9日，俄罗斯最著名神甫之一亚历山大·莫恩（大司祭）被害。他倒在自家住宅门外、莫斯科州扎戈尔斯克地区谢姆霍兹车站附近，医生确认死因为头部被打击致失血过多，时年五十五岁。著名神甫之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利斯·叶利钦亲自督办调查。然而，此案至今仍未侦破。

当天清晨6点30分莫恩神甫离开家，前往他的教区——位于普希金区地区新村的奉献节教堂。通向谢姆霍兹站的小路几乎空无一人，他身后不远有几位带孩子的妇女也朝车站行走。一名或多名凶手在“视线盲区”，也就是道路唯一拐弯的位置袭击神甫，亚历山大·莫恩头部被利斧重击，袭击者夺走他的手提包，随即逃离。浑身是血的神甫以为手提包掉落，四处寻找，之后踉跄往家走。

赶火车的妇女未目睹案发经过，仅看见神甫转身往回走。双方擦肩而过，孩子们最先发现他脸上有血。妇女们伸出援手，但神甫表示可以自己解决，继续走到自家篱笆外，力竭而死。亚历山大的妻子娜塔莉娅·格利戈连科听见大门口传来呻吟声，推开入户门查看，隐约望见一个血淋淋的男人，但她没能立即认出是自己丈夫（雾气浓重，而且他家房子在小树林内）。娜塔莉娅急忙回屋打电话叫救护车，急救人员20分钟赶到，但正如后来调查所确认的——打击手法十分专业，已经无法挽救。

1993年娜塔莉娅·格利戈连科回忆说：“我听见某种声音，仿佛临终前的喘息，但我刚睡醒，一时不知道怎么了。我从窗户里喊：‘谁在那儿？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跑出去，走近一看，天色半明半暗，有个人倒在篱笆门外地上。我没认出是谁，光线不好，而且我近视”。

据邻居回忆，莫恩遇害前一天傍晚，他们曾发现两个陌生人在他家附近徘徊，后来被一辆巡逻警车惊走，猜测可能原本打算9月8日夜间杀人。《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谢尔盖·比奇科夫写道：侦查人员找到了莫恩遇害时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个人，逐一问话，之后得出结论：当时站台上有两名年轻男子（30-35岁），但本地人都不认识他们。比奇科夫写道：“看起来，应该立即绘制嫌疑人画像。毕竟目击者见过疑凶，已经掌握他们的体貌特征！”但侦查人员并未画像。当地居民尼古拉·西拉耶夫（后来被列为嫌疑人之一）的母亲回忆说：“那天早晨人们要去上班，很多人看见这两个人坐在站台长椅上喝葡萄酒”。

寻仇谋杀？

社会各界催促案件调查，舆论追问“是谁对神甫下毒手？”——塔斯社甚至以此为标题发表报道。警方逐一排查全镇居民，9月12日逮捕莫恩家邻居：有前科的根纳季·博布科夫。上级部门收到报告称案件已侦破，凶手已落网。博布科夫确实承认谋杀，按照他最初的供述，杀人动机是亚历山大神甫曾向警方举报他，又供称把手提包和斧头扔进了谢姆霍兹的池塘。

俄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透露：“博布科夫是在催眠状态下承认谋杀的，全程摄影记录，顶尖专家密切监视”。之后，该嫌疑犯推翻供词，开始讲述完全不同的故事：案发前十天有个“穿黑衣的人”找过他，怂恿他杀死神父，实施犯罪的同伙是他的酒友尼古拉·西拉耶夫。在博布科夫的进一步证词中，所谓“黑衣人”逐渐变成谢姆霍兹镇居民、莫斯科牧首区教会对外关系部工作人员约瑟夫修士大司祭（俗名亚历山大·普斯托乌托夫），以及后者的“同伙”——乌杰利纳村教堂执事米哈伊尔·罗加乔夫。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回忆博布科夫的供词：“那个黑衣人问我：‘你是不是俄罗斯人？’我答：‘是俄罗斯人。’那人说：‘你觉得该怎样杀掉一个犹太裔神甫？’答：‘得想一想……’”

于此同时，潜水员探摸池塘底，又请消防员连续三天抽干池塘，同样花费三天寻找斧头和手提包，一无所获。做侦查实验重现案情，博布科夫前言不搭后语，说辞自相矛盾。内务部和检察院的“破案成果”很快被РСФСР国安委专家们质疑：“分析调查过程中获得的材料以及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信息表明，Г.А.博布科夫、Н.А.西拉耶夫、А.П.普斯托乌托夫和М.П.罗加乔夫参与此案的指控系故意伪造（……）Г.А.博布科夫愿意承担杀害А.莫恩罪名的最可能原因是，某个警察曾对他施加心理与肉体逼迫”。国安委专家的结论得到了测谎结果的印证，此外，法医精神病学鉴定表明博布科夫心智不正常。更蹊跷的是，博布科夫的口供录像和侦查实验的录像竟然从案卷中消失了。乡亲们回忆：“他被捕后在隔离侦讯室被殴打，他自己说被人拽着走过一队人，边走边挨揍，被迫认罪。凶案发生后侦查人员走访全体住户，询问：‘你觉得谁可能杀人？’还把大家的斧头都没收了”。

1990年10月底，专案组负责人阿纳托利·久巴接受《工人论坛报》采访时表示亚历山大神甫遇害是预谋犯罪，对博布科夫的涉案表示怀疑。1991年2月底久巴领导的专案组被解散，久巴本人也辞职离开检察院。

一包黑材料

除了日常生活矛盾这一说法外，还出现了另外四种猜测。第一种认为此案是出于大国民族主义动机实施；第二种假设亲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行凶，目的是制造舆论宣称苏联存在严重反犹主义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谋杀神甫有利于他在社会宗教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论敌；第四种怀疑可能是极端主义倾向者或精神病狂热分子所为。

所谓莫恩在教会内部的对头可能涉案的说法，是《论据与事实报》率先提出的。1991年秋该报称：“在遇害前不久，亚历山大·莫恩神甫获得了一些材料，足以败坏教会高层、党政机关和国安委领导人的名声。这些文件放在莫恩的手提包，在那场由两名不明身份者实施并导致悲剧的袭击后，手提包神秘消失了”。据说消息来源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安委“教会口”前工作人员，按照此人说法：“亚历山大之死，以及后来发生的莫恩的两位朋友（同为神甫）遇害，都是国安机关受某些利益相关者指使所为”。侦查人员核实过这一说法，未发现任何确凿证据。亚历山大的亲属也认为可能性极低，他们不相信他曾持有任何“黑材料”，因为他本人对这种东西持强烈否定态度，并告诫熟识的神甫勿使用此类材料，应当付之一炬。

阴谋

莫斯科州检察院特别重大国家案件侦查员伊万·列先科夫被任命为专案组新组长。他比前任更具创造性地侦办此案，开始研究“亲犹复国主义”和“反犹复国主义”两种谋杀版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些匿名者和狂人的挑衅性来信，尤其是“记忆”民族爱国阵线领导人德米特里·瓦西里耶夫的声明。瓦西里耶夫公然宣称亚历山大神甫是异端，说他作为布道者“不仅有害，而且非常危险”。

据谢尔吉耶夫镇历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透露，“记忆”组织的成员曾到亚历山大·莫恩的教区找他理论。国家杜马议员格列布·亚库宁神甫发表声明说谋杀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为。民族主义者拒绝承担罪责，指控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杀害莫恩。尽管这些说辞看似荒谬，但当时的人们相当重视——许多人相信“记忆”组织有能力实施谋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爱国运动认为摩萨德也是当时俄罗斯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各路媒体纷纷热炒此类“线索”，导致专案组成员陷入其中。

列先科夫专案组编写调查问卷，要求亚历山大神甫教区的信众填写，但前者似乎关注一切，唯独不关注神甫之死。49个问题没有一个基于案卷材料，仅3个问题涉及犯罪本身。其余问题无不受到某些报纸文章的影响，这些文章宣称亚历山大神甫的教区存在“犹太人阴谋”，旨在从内部摧毁俄罗斯东正教会。列先科夫本人亲自收集了这个主题的剪报。

但此中悖论在于，抹黑莫恩的许多出版物实际是国安委“教会口”策划炮制的，包括所谓莫恩在俄罗斯东正教内部建立“犹太会堂”的流言。结果，专案组几乎像宗教裁判官一样认真追问诸如：“在东正教会中能否恪守犹太会堂的仪礼？”、“犹太人生而被视为天选之民，这是否体现了种族主义理论？”、“受传统犹太教教育之人如何看待亚历山大·莫恩神甫？”甚至出现了这样的问题：“1985年梵蒂冈宗座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其中第12条：‘罗马号召天主教徒与犹太人共同准备弥赛亚降临。’您是否知道这个决议？同意吗？”侦查人员也提到了自“贝利斯案”以来越传越邪门的“仪式谋杀”，声称拉比犹太教一贯采用这种行为。显然，如果这样办案的话，列先科夫专案组更有可能找到钉死基督的人，而不是谢姆霍兹神甫谋杀案的凶手。
（译注：“贝利斯案”指的是1913年3月世俗化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利斯被指控“仪式谋杀”基辅-索菲亚神学院12岁学生安德烈·尤希钦斯基。庭审后贝利斯无罪释放，真凶至今不明）

奥尔加·柴科夫斯卡娅在《文学报》发文描述新专案组的工作风格：“侦查人员冗长的推论违反法律规定，其中没有一处引用案卷页码，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调查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或反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参与谋杀神甫——显然是在故意拖延。列先科夫则巧妙运用侦破其他案件的“成绩”来掩盖谋杀调查的彻底失败，他接受《公开报》采访时说：“顺便提一下，在调查莫恩谋杀案的同时，侦查行动小组侦破了141起案件：包括1起谋杀案、6起重伤害案、3起强奸案、73起个人财产被盗案和16起国家财产被盗案，收缴枪支4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起盗窃案的被告不是别人，正是前文提过的博布科夫。

1991-1994年列先科夫不断安抚社会舆论，声称凶手“已经接近忏悔，准备自首，但因为害怕不敢下决心。”然而始终无人自首。拖延调查的策略原本有些作用，但1994年10月《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德米特里·霍洛多夫在莫斯科遇害（巧的是他也生于扎戈尔斯克），此案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强烈愤慨，声讨浪潮中人们再次谈论谋杀亚历山大·莫恩的凶手至今未落网。结果，俄罗斯总统鲍利斯·叶利钦直接要求内务部长必须查明两起轰动性案件的真相。

重归琐碎

1994年，莫斯科州检察院侦查员维亚切斯拉夫·卡利宁接替沉迷“犹太复国主义谋杀”的伊万·列先科夫，成为专案组负责人。卡利宁否定了前任的调查方向，并于1994年7月8日中止案件侦查。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此案并未就此搁置，1994年12月2日发表声明称：杀害亚历山大·莫恩神甫的凶手已被逮捕并认罪，此人被宣布为伊戈尔·布什涅夫，是个嗜酒如命的前科人员。历史再次重演。

据专案组说：莫斯科居民布什涅夫和未婚妻加莉娜·阿尼凯伊奇克9月8日前往霍季科沃探望岳母。他们当时喝醉了，在电气列车上被几个青年人找茬，后者把布什涅夫推出车厢扔到“伊里奇遗训”车站月台（距霍季科沃还有八站），加莉娜则留在车厢内。布什涅夫搭乘下一班电气列车赶往阿尼凯伊奇克娘家，但未婚妻不在。事后查明加莉娜·阿尼凯伊奇克的遗体当晚（9月8日至9日夜间）在谢姆霍兹站铁轨上被发现，系电气列车撞死。布什涅夫暂不知情，留宿岳母家。次日晨宿醉未醒，拎着一把斧头寻找欺负他的人。但由于头脑昏沉坐错方向，到谢姆霍兹站后忽然瞥见一个人，以为是昨天推搡他的人之一，抡起斧头砍砸。

但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遇见莫恩，必须先从站台攀爬一个小坡，再沿着林带疾走五分钟才能到达案发地点。这个矛盾之处未引起侦查人员怀疑，他们认为人情绪冲动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

在自己的“认罪供词”中，两次前科者布什涅夫展现文学才华，表示：“我因失误实施了非故意杀人……我神智混乱，两耳轰轰作响，仿佛被巨浪吞没，我没搞清楚就挥舞斧头扑向一个好人，以为他是坏人”。这种高度艺术化的顿悟，来源和当年的博布科夫如出一辙。

布什涅夫案开庭之前，侦查员卡利宁意外宣称“布什涅夫无罪”，于是被撤换，莫斯科州检察院重大国家案件侦查员米哈伊尔·别洛图罗夫接任专案组负责人。布什涅夫终究站上被告席，尽管他在侦查实验中不能指认确切行凶地点，而且律师成功证明了他不在场——9月9日清晨布什涅夫并未从霍季科沃乘车前往谢姆霍兹，而是返回莫斯科寻找未婚妻，甚至向她的邻居借过钱。

1996年6月5日，俄罗斯的法院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检察官费利克斯·萨迪科夫当庭发言：“被告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布什涅夫没有实施亚历山大·莫恩神甫谋杀案。我请求法院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辩护律师当然支持检察官的主张，请求法院向莫斯科州检察院发出特别裁定。1996年6月10日布什涅夫被宣告无罪。

刨根问底委员会

再次试图将亚历山大·莫恩之死嫁祸给偶然者的做法，让亚历山大的朋友和社会公众愈发坚信此案与克格勃有关。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化：镇压ГКЧП、苏联解体以及叶利钦本人对克格勃的负面态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议会委员会，负责接收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安委档案。亚历山大神甫的挚友格列布·亚库宁神甫也参加该委员会，使得国安机关的若干秘密文件被民主派人士掌握。

由此获得真凭实据证明：早在1960年代初已经开始监视亚历山大神甫，莫恩被国安机关称为”ДОН”（长期观察对象），在“教会口”档案中的代号是“传教士”。不仅跟踪监视他，还通过安插在媒体的“记者特务”抹黑、打压他。以下是一份克格勃文件的典型示例：“针对ДОН传教士，继续通过代表开展工作，研究因马库斯在中央电视台演讲而形成的态势。代表尼基京前往扎戈尔斯克地区接触传教士，与其进行多次谈话。就此问题获得了值得国安委关注的信息。（落款）西切夫”。

不仅亚历山大·莫恩本人被监视，也监视他朋友们的聚会地点、教区信徒和各种社会关系。特务窃听、观察莫恩的住宅和教区，出席他的公开演讲。这套做法持续多年，可以推测：亚历山大神甫的社会声望越高，监视的力度就越强。

或许，当国家陷入动荡，国安委对莫恩的关注可能减弱，以至于外勤特务未察觉正在策划谋杀的极端分子？但当地居民的证词反驳了这种推测，他们至今仍记得克格勃特务一直监视神甫直到最后一天。案发前不久，谢姆霍兹镇委会主席米哈伊尔·奥斯特列诺克曾在莫恩家附近遇见一名克格勃特务，对方出示证件，长时间询问神甫的情况。历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说：“他想知道一切细节，包括院子里养的猫的毛色”。

俄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接受“第五频道”采访时提到，他们曾核实国安机关涉案的说法，但查不出结果。这并不奇怪，因为关于“传教士”的多个卷宗至今仍未解密，国安委也未主动提供监视莫恩住宅的任何材料。以当时那种严密、细致的监视力度，在亚历山大神甫身边出现的所有人，无论他们策划谋杀几星期或几个月，应该都被窃听、拍摄所记录，当然也会引起外勤特务警惕。内务部和总检察院侦查员的结论是：谋杀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筹划，以高度专业的手法实施（完全没留下物证）。

最终，调查仅限于讯问原国安委“教会口”工作人员，而他们的供词仅允许记者谢尔盖·比奇科夫一人接触。下面引用负责监督新村教区的原国安委上校弗拉基米尔·谢乔夫1992年5月18日的讯问笔录：“莫恩进入我们的视线，是因为他与外国公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联系。莫恩接触过访问他供职教堂的外国公民，并与他们保持私人交往。我们关心的是交往的内容和性质”。

谢乔夫承认至少两名特务：尼基京和福金被安插在神甫身边。这不是他们的真名，他们也没有接受讯问。假设克格勃确实与谋杀有关，那么此二人应当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参与准备工作——记录神甫的行动轨迹、掌握他的日程安排，同时不引起怀疑。雅科夫·克罗托夫神甫在自己网站写道：“社会舆论早已对本案件作出了裁决：亚历山大神甫是被克格勃指使杀害的。责备民意没有意义：对于卢比扬卡不存在无罪推定”。亚历山大神甫的弟弟帕维尔·莫恩也支持克格勃涉案的说法。

国立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研究所所长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间接证实：“我和亚历山大神甫关系亲密，他在1990年遇害，很可能是克格勃所为——至少巴卡京在短暂担任部长期间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证实过”。伊万诺夫说的巴卡京就是苏联国安委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巴卡京，但他的回忆录和公开访谈从未提及此事。所以，在关于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安机关档案未全部解密之前，我们无法知晓克格勃参与谋杀的程度。

2000年9月9日，亚历山大·莫恩神甫遇害案终止侦查，俄联邦总检察院新闻与公共关系中心的官方解释是：“由于所有可能的侦查行动已经完全用尽”。

亚历山大·莫恩的女儿叶莲娜是圣像画家，儿子米哈伊尔2005-2013年任伊万诺沃州州长，2013-2018年任俄罗斯联邦建设、住房和公用事业部长。

延伸阅读：

彼得·修达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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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美国游客泰迪·罗从华盛顿抵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被严密监视。克格勃早已知晓这名游客是美国著名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助手，不能排除他此行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罗在苏联游览三个月，自西向东穿越全国，写日记详细记录所见所闻。这些游记是独特的历史文献，让人能够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苏联。数百页打印稿此前从未公开发表，除了克格勃特务之外没几个人知道泰迪·罗在写游记，也就是说克格勃是少数读者之一。

在克格勃内部报告中偶然发现关于这次旅行和游记的材料之后，记者设法在美国约见了泰迪·罗，请他过目这些报告，并听他回忆当年的苏联之行。同时，首次公开他游记的部分摘录。

行李箱的细线

1968年4月26日星期五，泰迪·罗上午在明斯克参加完参观活动，返回旅馆吃饭。短暂走进房间，习惯性扫一眼行李箱，瞬间明白自己出门的时候除了清洁工还有别人来过。而且，不速之客动过他的行李箱。

34岁的美国人没感觉很意外，相反，在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苏联旅行之前泰迪已经知道会被监视。毕竟他也不是完全普通的游客。旅程的头两周，罗发觉神秘人在跟踪自己。所以每次离开房间都会用一个简单的小办法：在行李箱表面和内部放几根细线，记住它们的位置。今天，这些线的位置第一次改变。

泰迪心想：“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苏联当局（比如克格勃）派遣的，那么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是那本游记”。未完成的旅途还很漫长，美国游客明白这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翻自己行李，于是拿起笔，在日记簿写了一段话留给“潜在读者”：“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如果当局希望看看我带了什么或写了什么，我很乐意亲自展示”。

泰迪在留言中补充说，自己作为一名来宾和游客，在苏联未做任何违法之事，也不像某些同胞那样丑化这个国家，要求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罗最后写道：“我知道我的行李箱每次被打开的情况，也知道这段话一定会被阅读，如果再发生，我将对此类行为提出坚决抗议”。

泰迪·罗的怀疑是正确的。

“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1968年4月-5月期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1934年出生的泰迪·罗以美国游客身份访问苏联，其中包括乌克兰的一些城市。他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据其本人说，此次访问苏联的正式目的是巩固俄语知识，通过与本地人交流、比较其观点以了解苏联现实，并选择我国最有趣的一些地方，为日后再次访问做准备。”

以上是当年6月（即明斯克宾馆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主席维塔利·尼基坚科致共和国中央的报告节选。报告指出，关于罗的情况已直接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汇报。类似的备忘录很可能也被送交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甚至可能上报苏联最高层。乌克兰安全局解密档案中的这份报告正是撰写本文的基础。

美国人泰迪·罗1968年4月11日进入苏联，他确实是美国参议员的助手，而且这位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担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十六年，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迈克·曼斯菲尔德的肖像登上1964年《时代》杂志封面。

克格勃在7月份提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打算提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出任国务卿，所以有必要对罗进行特别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不过曼斯菲尔德最终没当上为国务卿——196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失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成为总统。

无论如何，苏联国安委对这位34岁美国游客的浓厚兴趣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罗甫一抵达莫斯科（4月11日）就立刻被监视。克格勃人员在报告中指出，泰迪·罗俄语流利（有时人们甚至把他误认为捷克人或波罗的海国家居民），还注意到该美国人打算在苏联停留整整三个月，计划日后再次来访。

在同一报告中克格勃人员称：“通过秘密手段翻拍了罗的详细日记，其中他批判性评价了苏联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某些方面”。报告附件是翻译成俄文的大段日记摘录，共27页打字稿，内容涵盖约一个月的旅途（即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路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雅尔塔。国安人员专门挑出涉及政治或评价苏联现实的片段呈送党的领导人。

此外，克格勃也注意到罗与苏联公民“长时间且详细交谈”。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仅仅是结识本地居民，还试图通过谈话“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秘密复制间谍嫌疑人的文件是国安机关的常规操作，特务通常会潜入目标的宾馆房间或住所。泰迪·罗在明斯克察觉的正是其中一次行动，至于他留下的“宣言”，克格勃报告完全未谈及，仅在一段日记引文中顺便且毫无解释地提到“行李箱事件”。

穿过铁幕

泰迪·罗能够访问苏联，得益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对方为他提供了两次为期三个月的出国机会。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苏联，是因为他在国会工作期间考取了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俄语硕士学位。资助方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特殊任务，也不要求他提交考察报告，目的是让这位国会助理在国外见识几个月，更好地理解世界局势并提升自身能力。

不过，罗也没有一定能入境苏联的把握，更没奢望想玩哪就玩哪——苏联当局将几乎每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视为潜在威胁，外国人的行程受到严格限制。可喜的是罗的旅行最终获得批准，其中原因或许正如克格勃报告所言：罗对于苏联情报机关有研究价值。而泰迪本人则认为，苏联当时急需外汇，因此敞开国门欢迎外宾。确实，根据《穿越铁幕》一书引用的官方数据，从1960年到1980年进入苏联的外国游客人数增长七倍（从70万增加到500万），尤其1960年代苏联的某些地区首次向外国人开放。

本次访问，苏联方面的组织者是“国际旅行社”，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在苏联观光的国营旅游公司。“国际旅行社”为美国人提供住宿、交通、导游服务，以及在指定餐厅吃饭的餐券。城市之间，泰迪坐过飞机、火车，甚至坐过船（游览伏尔加河），共领略了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三十座城市。西部地区游览完毕，他的路线继续途径摩尔达维亚、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体验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抵达远东。

至于整个行程究竟花费几何，他已记不清了，但肯定相当昂贵。按照官方汇率把美元换成卢布，使美国人的钱包大大出血。他用讽刺口吻写道：“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带妻子同行。我回答，如果苏联政府按照美元的实际价值兑换卢布，我不仅能带妻子，还能剩下一笔钱呢！”

在比灵斯见面

除了两份报告和附件抄录的部分日记外，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未找到更多关于泰迪·罗此行的材料。记者向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档案馆发出查询函，未获答复。拉脱维亚国家档案馆则表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的大部分档案已于1980年代末运往莫斯科，在剩余档案中（仅限内部查阅）未找到泰迪·罗的姓名。

不过，记者成功联系了泰迪·罗本人，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前任助手如今住在蒙大拿州。帮助建立联系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恩·吉洛里。吉洛里对这位美国游客在苏联旅行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且对他在苏联的广泛游览路线及其日记中详细记录的人民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决心记录下罗的回忆，遂专程前往蒙大拿州比灵斯镇，在罗的家中采访他。

“泰迪·罗，1934年生，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他读完描述自己的报告节选，表示：“我想立刻声明，本人从未以任何形式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过联系。”泰迪·罗说他至今仍常常想起那次旅行。而当他收到电子邮件，告知他在基辅发现了他的相关档案并请求采访时，感到“有点吃惊”。

泰迪·罗的第一学位是新闻学，曾到阿根廷实习，大学毕业后在蒙大拿州和爱荷华州本地报社工作了几年。1961年这位年轻记者获得国会实习奖学金，成为参议员助理。在为迈克·曼斯菲尔德工作期间，他劝说实习生放弃新闻业，留在他的团队效力。

“不抱幻想”

关于资助，以及自己的国会工作，罗在苏联时只字未提。他也隐瞒了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和俄语学背景。泰迪确信，如果把这些情况全部讲出来，那么在每个城市都会被安排官方接见、参观那些模范工厂。而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可以自由行动——至少是有机会的。

当然，隐瞒个人经历无法使他避开克格勃的目光。尤其国安部门的文件显示，他们对上述情况几乎了如指掌。罗接受肖恩·吉洛里采访时回忆：“我去苏联的时候不抱任何幻想，我对自己说：‘他们会翻我的行李，会在街上尾随我，会去找我偶然交谈过的人问话”。不过，这些“偶然交谈”，真的是“偶然”吗？

与此同时，泰迪对自己的命运并不特别担忧，毕竟他的旅行计划不包括任何违法内容。跟人交谈他从不说多余的话，拍照也注意避开桥梁、军用设施之类物体。泰迪还指望，万一真的被苏联当局找麻烦，迈克·曼斯菲尔德作为越南战争反对者的声誉或许能帮上忙。

至于泰迪·罗在苏联期间怎样打发时间，以及他与本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克格勃通常通过特务和线人获知。最常找的是“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但克格勃的消息来源不限于导游和宾馆员工，也包括一些奉上级指令在街头“偶然”与监视对象搭讪的人。特务们不仅要聆听，也要主动表达必需传递的内容，正如一份克格勃报告所言：“在我国其他地区针对罗·泰迪的后续工作，主要方向是对该游客施加有利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促使其形成对苏联的积极印象”。

谈到自己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些“偶遇”很可能是国安委的精心安排（文件证实了这种假设），泰迪谨慎表达了对两次“偶遇”的怀疑。第一次是在从莫斯科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位同车厢的工程师乘客；第二次是在基辅歌剧院，身边坐着一对科学家夫妇。两次认识的新朋友都彬彬有礼、态度友善，还邀请这位外国人到家中做客。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是克格勃的人，罗更多是出于直觉判断。

泰迪阅读“有关部门”关于自己的报告，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内容，也有半真半假内容，更有特务或国安人员的纯粹虚构。尤其令他惊讶的是，在报告中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他“试图从一名苏联公民手中获取手稿，带回美国用笔名发表，并声称他不会落得西尼亚夫斯基等人那样的下场”。罗表示，实际根本没发生类似事情。
（译注：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俄罗斯作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曾化名在西方出版作品，1966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刑七年，获释后移居法国）

泰迪·罗持续记录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直到行程结束。由于日记免不了遭人窥探，他刻意省略某些敏感细节，回国后凭记忆补写。最终形成篇幅宏大的作品——448页打字稿。几十年来这部游记一直存放在罗的家中，出版的想法始终未实现。五十多年过去，读者除了泰迪的少数密友，就只有本文作者了。

美国人看苏联

泰迪在游记中展现出一位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形象，能够理解苏联生活，能够分辨“橱窗展示”和真实情况的差别。虽然对政权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大多数本地居民给出了温情评价。历史学家肖恩·吉洛里与罗见面后说他“反共但不教条”，这同样十分适用于1968年的他。

克格勃报告摘录的片段当然也出现于游记完整版。经作者允许，其中一些片段已翻译成俄文，在本文下方公开。为了方便读者，这些内容被分成几个主题板块，必要处附有本文作者的评论。

一旦得知泰迪·罗来自何方，几乎每个苏联对话者总会立刻开始围绕两个话题提出询问或发表观点：越南战争和美国黑人群体处境，这是当年苏联反美宣传的热门内容。泰迪耐心解释自己立场：他反对美军参与越南冲突，并支持保障非裔美国人的各项权利。第三个老生常谈话题是美国的“全面失业与贫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无休无止的议论让美国游客感觉愈发疲惫。同样使他厌倦的还有那些歌颂苏联建国五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陈词滥调。

泰迪记录与一位苏联城市居民的谈话时写道：“我说自己来自华盛顿，请求她不要讨论越南问题，因为我俄语说得不好，但她多次重复：应该停止屠杀无辜的越南人了。她问美国的领土是否已经够大？并且为了证明苏联的良好意图，声称：‘我们国家的领土已经足够大，所以我们才不会发动战争’”。

罗本人尽力去理解苏联体制的细节，对人们看待内政、外交问题的态度兴趣浓厚。游记中转述的这些谈话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他在苏联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要么确实不懂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要么假装不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党员和非党员。另外，大多数加入苏共的人是为了职业前途。

罗与哈尔科夫导游莱拉谈话：“像我遇到的所有与党有关系的人一样（她是共青团员），她坚持认为苏联的真正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我问她，最高苏维埃两院总共多少人，她不知道。我又问他们多久开一次会，她想了想说两年一次。我告诉她，他们通常每年开两、三次会，每次会期10天至两星期”。
（译注：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每三十万个公民选举产生一名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代表；民族院代表：每个加盟共和国25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民族州1名）

与泰迪交谈过的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自己忠于政权。三个月旅行期间，本地人提出批评意见者屈指可数。罗在第比利斯遇见一位叫康斯坦丁的30岁男士，此人同意与美国人谈谈苏联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宣称其中主要症结是“小共和国的民族主义”。

泰迪遇见的最激进的谈话对象是索契的一位21岁学生——游记没写他名字，以免危及他安全。该年轻人向美国人介绍了1956年第比利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甚至承认自己参加某个“学生地下组织”——“地下党”，旨在为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甚至正在筹备起义。根据罗的回忆，主动发起谈话的是学生本人，所以不排除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可能性。
（译注：尤里·丹尼尔，作家，诗人，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

而且，许多交谈者告诉罗他们收听《美国之音》。一位约莫18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不会英语，但每晚收听“敌台”的“节拍音乐”。泰迪写道：“他十分逼真地模仿《美国之音》主持人的声音，表明他确实听过一阵子”。

哈尔科夫导游莱拉承认她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摆出一副“我没读过，但我谴责”的架势，补充说：根据她耳闻的这本书的内容，这部作品“在她看来并不客观”。同时，她举了几个“有前途的苏联作家”的例子——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伊利亚·埃伦堡，以及“年轻且才华横溢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

泰迪·罗的笔记有很大篇幅提及苏联服务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与本国公民相比，外国人在苏联享受的是最高规格服务，但这种服务却让美国游客感到震惊。泰迪对苏联服务业的第一印象来自莫斯科“国家”宾馆的电梯工，后者坚持电梯挤满人才开动，于是乘客不得不等待相当长时间。这种情况出现在全国最好的宾馆之一，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胡闹。但与其他城市的客房品质相比，这算小事一桩。

罗如此描写基希讷乌的宾馆：“当我入住（房间）时，浴室既没有厕纸也没有肥皂，直到我退房一直如此。房门的把手是斜插入孔洞的一根普通钉子。通向阳台的双开门之一只有一个自制门闩，很不牢靠”。

游记作者坦言：他曾在拉丁美洲条件更差劲的地方住宿，但费用低廉。而在苏联，却要为了名不副实的舒适付出不菲代价。

罗在基希讷乌领略苏联的排队现象：“儿童服装柜台简直是疯人院。婴幼儿用品摆在比主楼层高三阶的台面销售，大多数妇女乖乖排长队，队伍蜿蜒向上，绕过通往二楼的楼梯。但一如既往，总有人从下方硬挤插队，试图在三阶台阶上占位置。结果一片混乱，非常喧嚣，非常闷热，非常令人焦躁。一位从下方挤上来的妇女背着三岁左右的孩子，孩子被噪音吓得哇哇大哭，但我敢肯定，那位母亲在人声鼎沸中根本听不见孩子嚎啕”。

排队给泰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记写道，任何商品一旦上架都可能立即引发顾客骚动——先是两个人跑过去争抢，其他顾客察觉热潮也蜂拥而至。罗回忆说甚至有一次他仅仅在柜台边无所事事站着，竟引来人群聚集。“当你进行个人购物时，总有人越过你肩膀张望，这很烦，但瞧瞧他们的处境，我同情他们”。

宾馆、餐厅、火车、商店（包括普通市民无权进入的“特供商店”）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甚至粗鲁行为让罗愤怒，在这种背景下，明斯克的一位礼貌女售货员却让他由衷惊喜：女售货员耐心地让他为妻子挑选琥珀首饰，甚至拿出多个款式供比较。“我对她感激万分，不只因为她提供了任何美国顾客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还因为她使我重新相信了苏联公民具备的善意和人情。不能收发邮件、餐厅服务员和宾馆职员的冷漠、行李箱事件、屡次拒绝我查看最寻常东西的请求，以及‘你存在只是为了让他们获利，而非相反’的感觉，种种不快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这位小姑娘的善意冲淡了。愿神保佑她！”

苏联人的形象

“西方人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许多苏联公民的体型，尤其女性。对我而言，这一点在莫斯科尤为明显，因为是全新的环境。但直到现在我仍不能习以为常。这是战后以土豆和面食为主的饮食留下的痕迹”。

泰迪·罗不仅观察苏联人外貌，也留心行为习惯。他注意到当地人（尤其男性）习惯直接在海滩换衣服，多数苏联女性不剃腿毛，“也许金发女性不容易看出来，但某些黑发女性——她们的腿毛和我的一样浓密”。

罗坦言自己看不透苏联人的男女关系：“我试图去观察这种关系，收效甚微。在北方城市，我见过年轻情侣偶尔手牵手散步，或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但除此之外，我很少看见公开的示爱举动”。

即便到了氛围似乎更适合放松的雅尔塔，美国人依旧没看见多少亲密举止：“美丽的春季夜晚，僻静的林间小径，身为‘普通游客’的匿名性——这一切本该促进更自然的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显然未婚的年轻情侣，看起来倒像是好朋友。这地方年轻女性比男性多，她们大多成双成对旅行，你能看见她们在傍晚时分手拉手漫步海滨……我特意观察，看她们会不会找年轻单身男子调情——结果一次也没瞧见”。

罗还提到另一个问题——醉酒者数量。“阿尔弗雷德在基辅问我，美国的醉鬼是不是也像苏联这么多。我告诉他，酗酒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严重问题，但我在苏联大马路和公共场所看到的醉汉，要比在美国多得多”。

泰迪在旅途中见证了苏联生活的各种场景，比如塔林主教座堂的复活节礼拜（很可能由塔林和爱沙尼亚大主教阿列克谢主持，即后来的阿列克谢二世大牧首），比如在雅尔塔海滨拍摄的《新难以捉摸的历险记》。

他写了苏联的户籍制度不允许居民自由迁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写了个人崇拜与国家宣传的表现（“唱片价格从1卢布25戈比到4卢布不等，但列宁讲话录音却只要17戈比。这就是国家希望某些东西进入人民手中时的做法”），还提到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和《真理报》的相关社论：“社论以简短标题刊出：《节日快乐，亲爱的朋友们，胜利日快乐！》其中有格列奇科元帅对武装力量的致辞、有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致意（那是他们解放的第23周年），以及一篇长文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和‘侵略’。对《真理报》来说这当然很罕见。社论篇幅不大，且没有一张士兵照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国家已经厌倦庆祝”。

1968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泰迪·罗同样从苏联新闻获悉：“是莫斯科的电视播音员第一个向我传达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噩耗。该如何描述我的情绪呢？一个美国人，正坐在俄罗斯人中间，得知这样的消息，尤其在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向苏联公民解释暴力并非美国生活的常态之后？我的心在羞愧中燃烧！”

回家

1968年7月2日泰迪·罗抵达苏联旅行之终点：纳霍德卡。接下来他将乘船前往日本，再转机回美国。动身前他多少有些担心照片和日记会被海关没收，结果平安无事。

罗此次旅行正好与“布拉格之春”，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运动同时发生。经过沿途耳闻目睹，他完全确信苏联一定会入侵这个“兄弟邻邦”。泰迪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曼斯菲尔德。许多赞成布拉格之春的人都相信如果北约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不敢贸然动手。而泰迪认为，他上司的有力表态或许能对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产生某种影响。然而参议员未采纳助手意见，更糟糕的是，就在他们谈话不久前，曼斯菲尔德在新闻招待会上自信宣称“苏联绝不会入侵”。此时距离华约国家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终结布拉格之春只剩一个半月。

几年后泰迪结束了与曼斯菲尔德的合作。此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撰写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政策的论文、为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李·梅特卡夫工作、在各个政府机构任职，最终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举办前夕进入国际足联。

罗在苏联旅行时曾将自己的地址留给许多新朋友，邀请他们访美并保持通信。他果然收到新西伯利亚导游斯维特兰娜的一封信，她当时正准备跟学者丈夫一起前往美国，请求泰迪协助发邀请函。夫妻二人抵达美国，斯维特兰娜与泰迪重聚首，两人结下长久友谊。

至于泰迪本人，他再次踏上苏联土地已是另一个时代：1986年他以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访。文末，让我们用泰迪·罗多年后重读游记时说的一句话来为这个故事收尾：“回首往事，我如今能看出预示着曾经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行将崩溃的许多迹象。虽然我当时只是这片广袤土地的资浅研究者，但我在那时就已经明白当局不可能永远抗拒变革。我一回到家，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自此开始，而其过程仅持续二十年”。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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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塔利·多莫申金
（退役一级舰长，曾任黑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处长）

自从太平洋舰队成功实施一次罕见且出色的行动，发现并追踪侵入苏联领海的美国柴电潜艇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此事件发生在所谓“冷战”高峰时期，当时舰队司令部情报部门频频接到商船和渔船船长的报告，声称在苏联领海发现潜艇潜望镜，但该海域并无苏联潜艇活动。

此外，舰队司令部掌握的情报表明：美国潜艇定期抵达日本横须贺港临时驻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毫不怀疑，这些美军潜艇正在对苏联海军进行武器试验和战斗训练的封闭海域（位于舰队主基地以南）从事侦察活动。

日本海西北部辽阔无垠，舰队不进行针对性搜寻就无法发现外国潜艇。为了在任务区域保持隐蔽，美国潜艇采取无线电静默，因此舰队的无线电侦察不能探测到它们。但他们保持完全隐蔽存在两个薄弱环节，第一，潜艇需要为蓄电池充电，此时必须上浮；第二，它们需要开启艇上雷达确定自己的位置，虽然时间很短，仍然要浮出水面。

对此，美国潜艇通常会移动到探测手段难以覆盖的海域上浮充电，既无法被部署在沿海的水面监视雷达发现，也超出了设在阿斯科尔德岛、波沃罗特内岬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站的探测范围。由于这些无线电侦察站之间距离过大，形成“盲区”，美军潜艇即可在此启动艇上雷达进行导航，同时不被岸基无线电侦察发现。

太平洋舰队制定本次行动方案时，为了消除阿斯科尔德岛与波沃罗特内岬岸基无线电侦察站之间的盲区，决定在两者之间等距的一座岩石小岛上秘密部署携带轻便设备的机动小组，专门探测美国潜艇SJ-1型雷达的辐射信号。一旦捕捉到雷达短暂辐射，立即将目标位置通知舰队的反潜兵力。

为完成本次任务，舰队情报部门所属的独立无线电技术大队专门组建并训练一个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成员：小组长В.多莫申金上尉（本文作者）、三名无线电测向员、两名通信员——均为一级专业人员。

1960年7月初，机动小组乘坐舰队的一艘侦察船，秘密登陆某个方圆约500–600米的无人陡峭小岛，这个荒岛距离海岸线较远。登陆选择在夜间，确保行动隐蔽。几乎整个夜晚都用来搬运侦察设备、电池组和生活物资到较高处，同时选择合适地点构筑岗哨。天亮之际岗哨投入使用，小组向上级拍发第一份电报，标志着舰队在日本海开展的搜寻、侦测美国潜艇的任务正式开始。

岗哨的三名无线电测向员受过良好训练，熟知美军SJ-1型雷达的辐射参数，他们需要从该频段接收到的大量信号中准确识别出属于艇上雷达的信号。预计潜艇将在极短时间内开启雷达，而且最可能是夜间充电期间。

在持续紧张的搜索中，时间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流逝……终于，任务第22天夜间22点，截获了出现在预期频段的短暂信号：频率约3000兆赫，脉冲重复频率1500赫兹（正是SJ-1型雷达的典型特征），方位角相对于岗哨位置160°。雷达以扇区模式运行，表明其主要用于自身定位。开机仅15秒，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隐蔽性。

由于发现的雷达技术参数及其使用方式完全匹配，我们将该信号判定为SJ-1型雷达辐射。立即将这一发现通知舰队无线电技术侦察大队值班军官Ю.П.丘马科夫上尉，他随即将所获得的目标指示报告太平洋舰队侦察指挥部。然而舰队司令部当时对这条潜艇位置情报的可靠性存疑，暂未向全舰队发布警报。

几分钟后，机动小组再次捕捉到SJ-1型雷达的第二次辐射，并将重复确认的目标指示报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侦察大队值班军官坚决主张机动小组提供的数据真实可靠，已发现美军潜艇。于是舰队拉响战斗警报，反潜航空兵Бе-6飞机立即升空，四艘反潜舰扑向美军潜艇所在海域。

空中的Бе-6巡逻机借助投放的声呐浮标定位了可疑外国潜艇（当时该海域并无苏联潜艇活动），并引导赶来的两个舰艇搜索打击组（共4艘反潜舰）展开行动。水面舰利用主动声呐探测到潜艇，开始进行跟踪，因为它位于苏联领海。反潜舰在本国领海内可以实施深水炸弹攻击，为此他们向舰队司令部申请批准。但舰队司令部决定谨慎行事，报苏联海军总司令部请求指示。

与此同时，可疑潜艇继续在水下航行，向苏联领海外撤离。允许攻击的命令下达时它已经驶入公海并浮出水面。太平洋舰队反潜舰在日本海全程跟随，直至其进入津轻海峡。

外国潜艇在中立水域上浮后，通过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无线电网络在4253千赫频率上向总部发报，报告其已被发现并被苏联太平洋舰队四艘反潜舰追踪。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报，确认是美国海军“白杨鱼号”潜艇(SS-567)发出的。太平洋舰队的测向网络此前曾多次测得该潜艇位置。

由此，针对美国“白杨鱼号”潜艇在太平洋舰队主基地以南的日本海实施侦察并侵入苏联领海，我方通过综合运用无线电侦察与电子侦察手段，配合舰队反潜兵力有效行动，圆满完成了发现和识别任务。

在本次成功行动中，临时组建的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首先提供了美军“白杨鱼号”潜艇的目标位置指示。在向舰队反潜兵力发出第一次目标指示并促使舰队拉响战斗警报之后，机动小组继续坚守岗位长达八天，直到“吃完最后一口通心粉”——小组长就是这样发回电报的，描述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所以，结束任务后的第九天小组才撤离荒岛。

此次侦察行动的构思与计划是太平洋舰队情报处高级军官、曾在黑海舰队情报部门服役的一级舰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温制定，他亲自指导机动小组的组长并下达任务。太平洋舰队情报处处长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托卡尔海军少将领导实施本次任务。

身为太平洋舰队临时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的组长，我必须向五名水兵表达感谢。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恪尽职守，光荣完成作战任务。可以说，他们连续22天“大海捞针”，无论白昼黑夜不敢片刻分心，否则可能错过唯一的信号。而这些天的天气一直是：绵绵细雨、大雨、大雾、大风……我们的岗哨位于海拔约100米的狭小岩石平台。

如今年代久远，我遗憾地无法准确说出小组中每个水兵的名字和姓氏，但他们的身影、眼中的神采、那种无论遭遇何种困难都渴望并随时准备完成任何作战任务的精神，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顺便一提，机动小组配备了个人武器和弹药，行动方式完全如战时一般。

因成功实施本次侦察行动，寻找、发现并追踪在日本海太平洋舰队主基地附近刺探的美国潜艇“白杨鱼号”，舰队反潜航空兵和水面舰艇的多位军官、水兵获得政府嘉奖。然而，获奖名单中却没有任何一位直接参与此次行动的机动小组人员……

附注：1983年“白杨鱼号”潜艇移交土耳其海军，更名为“黑兹尔·雷伊斯”号(S-342)。2004年退役，永久停泊在伊斯坦布尔海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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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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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8月7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季佩阿村（拉克韦雷地区）附近的芬兰湾岸边，燃气工业工人家庭联谊会在此召开。这项为期两三天的活动深受燃气工人喜爱，自1970年以来已成为传统，每年在共和国不同地区成功举办。本次大会选在拉克韦雷的公用汽车监察员疗养基地举行，该基地毗邻苏芬两国海上边界，边界约1.5千米处有一座苏联边防哨所。正因如此，主办方事先与苏联边防局协调了活动时间和其他细节，并征得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

记者恩诺·塔梅尔介绍：“当地管控非常严格。去疗养基地度假的人一律登记造册，克格勃全程掌握。若逢休息日，会有两名边防战士执勤。列季佩阿的情况也是如此——两名边防战士在岗”。

专为召开本次联谊会划出了大片区域——参加者不得擅自离开，游泳只允许在岸边指定地点。344名度假者中的大部分于1976年8月6日傍晚抵达，搭起帐篷，余者次日早晨抵达。8月7日的活动从主楼前的隆重集会开始，领导讲话完毕，游客们分散在场地，根据兴趣参加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娱乐项目。拉克韦雷燃气公司职员、1976年的营地体育活动组织者托马斯·克伊夫回忆：“我是星期六见到边防军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军官来此（帐篷营地），询问我们共多少人，活动进行得怎样。他对一切都很满意，甚至祝大家玩得开心”。

临近傍晚，燃气工人点燃篝火，摆出简单的野餐小吃。疗养基地内销售酒精饮料——商品清单显示联谊大会前当地商店共储备820瓶伏特加、160瓶白兰地和利口酒、776瓶葡萄酒及1740瓶啤酒。

正当晚会如火如荼，度假者瞧见两名边防战士朝这边晃来，他们是第6边防总队第3哨所的列兵：维克多·巴吉热夫、尼古拉·波维舍夫。20岁的巴吉热夫来自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同龄好友波维舍夫来自彼尔姆。两人1974年同时入伍，原定1976年退伍。

后来查明，这两个现身爱沙尼亚度假者篝火旁的边防战士已经连续酗酒几天了。8月3日其中一人收到亲属寄来的大额汇款，全数用于购买伏特加和“老塔林牌”利口酒。8月7日早晨执勤时两名列兵继续饮酒，几乎整天都在疗养基地附近土豆田酣睡。天擦黑，他们没等换岗战友出现，认为本日执勤已经结束，决定参加爱沙尼亚燃气工人聚会。根据一种说法，列兵向度假者要酒喝，蛮横态度惹恼了爱沙尼亚人。1976年参加此次联谊大会的列季佩阿村村民泰玛·基维洛回忆：“我们把他们撵走好几次。我们说，我们有许可，别打扰。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自娱自乐”。

两个兵痞暂时走开，随即返回营地继续勒索酒水，再次遭拒绝，巴吉热夫和波维舍夫举起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威胁。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度假者起初热情地把他们拉到身边入座，招待零食和酒。大约午夜时分，波维舍夫和巴吉热夫烂醉，开始骚扰已婚妇女、讲下流笑话。爱沙尼亚妇女的丈夫们试图劝阻，二人不肯收敛，直接提出要与度假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燃气工人们叫二人离开，二人举起步枪。8月8日凌晨1点30分左右，度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最后一次尝试息事宁人。托马斯·克伊夫说：“我们燃气公司主任、夏季活动的组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上前劝阻边防战士，他们却用枪托揍他”。

这一击十分凶狠，阿纳托利·瓦尔基应声倒地昏迷。同事们立刻冲上去，用担架把他抬进主楼，呼叫值班医生。不久瓦尔基睁眼，但长时间不清醒，后来诊断他脑震荡了。

外面草地上，四名燃气工人与兵痞爆发冲突，第一声枪响，子弹击中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员工阿纳托利·帕亚斯，他只喊了一句：“你们干什么？我们都是年轻人！”当场死亡。营地多数度假者未亲眼目睹，仅听见枪声，确实想不到发生了杀人案件。泰玛·基维洛说：“我根本没想到那是枪声，还以为谁把石棉水泥板扔进篝火烧炸了呢”。

经过一番搏斗，燃气工人们缴获波维舍夫的步枪，扔进灌木丛。但他们来不及夺下巴吉热夫的武器，他调转枪口对准帐篷开火。托马斯·克伊夫说：“两次连射，中间短暂停顿——显然换了一次弹匣。子弹击中监察员宿舍的石头地基，我和我儿子就在屋内”。

巴吉热夫打光两个30发子弹的弹匣，波维舍夫扑过去夺枪，却被巴吉热夫射中胸口，子弹擦着心脏穿过，波维舍夫栽倒。巴吉热夫醒悟自己犯下重罪，向头部开枪自杀。

与此同时，帐篷营地的度假者陷入恐慌。阿纳托利·帕亚斯的遗孀卡琳·帕亚斯说：“男人们大声命令大家趴在地上，匍匐往森林撤离。子弹打得低，有些击中了帐篷。直到第二天我才流眼泪，亲戚们以为我会疯掉，我坐着不说话也不哭”。

部分度假者跌跌撞撞跑向主楼，组织者在门廊用扩音器试图安抚乱跑乱窜的人。一些冷静的燃气工人与赶至现场的医生冲进被扫射帐篷，抢救痛苦呻吟的伤员。参加联谊大会的胡托尔·恩·涅梅拉说：“我的帐篷有七个弹孔。我本人没受伤，但我们这一组的两个人中枪了。有人伤得很重，子弹打进肺部，活下去不容易”。

度假者用自己汽车的前灯照亮草地，把车载急救箱统统拿出来，因为许多伤员需要立即止血。胡托尔·恩·涅梅拉说：“受到惊吓的人大声尖叫，但直到我亲眼看见打绷带的伤员和死者尸体，才真正意识到这场悲剧的严重性”。草地上人们七手八脚救治伤员，主楼内有人尝试打电话叫救护车，因线路问题未立即拨通。意识到许多伤者可能等不到救护车，大家决定用自己的车送伤员去拉克韦雷和塔尔图的医院。

这一果断决定挽救了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驾驶员马蒂·普萨，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他的胸腔，卡在肺部，医护团队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但并非人人都这样幸运。巴吉热夫扫射帐篷，子弹掠过在帐篷内休息的21岁安德烈斯·努尔克和妻子头顶，安德烈斯的弟弟——16岁的蒂尼斯当时正坐在帐篷入口处脱鞋。这个少年原本不该出现，他听说将有篮球比赛，说服哥哥带他一起。托马斯·克伊夫回忆：“安德烈斯后来告诉我，蒂尼斯告诉他自己中弹了。安德烈斯把弟弟抱上车开往医院，可惜蒂尼斯不治身亡”。

度假者也设法拯救被战友击伤、鲜血淋漓的列兵波维舍夫，但努力均告失败，此人8月8日晨6点死于医院。另据难以证实的说法：列季佩阿边防检查站站长获悉疗养基地发生的惨案，一时想不开，拔枪自尽。

边防战士维克多·巴吉热夫实施的大屠杀导致七人遇难（不包括他本人），年龄从16岁到57岁。受伤人数根据不同资料显示在14-18人之间。死者之一：萨雷马岛23岁居民费尔迪南德·图利特的亲属回忆，图利特似乎有不祥预感，本不想参加联谊会，但他没什么选择，因为他是登台表演的乐队成员。图利特下葬之后，他父亲成为墓地管理员，直到四年后葬在儿子身旁。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部队首长紧急飞赴当地，将军们抵达之前，疗养基地被封锁，严令游客不准离开。遇难者和凶手的遗体临时存放在主楼，直到下午15-16点才运往停尸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掌握边境地带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火速飞临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位苏联最高国安官员首先下令：关于悲剧及其肇事者的所有信息均列为机密。

因此，苏联媒体未报道列季佩阿村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仅“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广播了消息。遇难者遗属收到公款补偿金——150卢布，国家全额承担丧葬费。六名爱沙尼亚遇难者的葬礼在警察和克格勃监视下进行，为避免民众骚动，哀悼仪式严格限定了时间。苏联政府曾试图禁止出殡队伍上街，因家属强烈反抗，最终不得不妥协。

然而，在蒂尼斯·努尔克就读的学校，本应举行的师生告别仪式却被取消。蒂尼斯的爸爸始终无法接受这一沉重打击。安德烈斯·努尔克透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惨痛的。我父亲因失去小儿子备受煎熬，十年后自己也辞世了”。

在政府的调查文件中，这场悲剧被称为“日常纠纷引发的使用勤务自动武器的冲突”。由于肇事者死亡，其上级代受惩处：参谋长和一些军官降职，巡逻队队长3年半监禁。负责联谊会安全的爱沙尼亚燃气工业总局副局长阿多·佩苏尔受党纪处分，他的上级弗谢沃洛德·格拉西莫夫和拉克韦雷地区领导仅受口头警告。

苏联政府吸取教训，驻扎爱沙尼亚的边防战士值勤时改为携带空枪，遭遇突发情况允许使用刺刀。夏令营内禁止销售酒水，禁止在边境地区举办任何大型集会活动。1977年苏联边防军司令瓦季姆·马特洛索夫上将视察，谈及民族构成问题，建议安排说爱沙尼亚语的军官进边防巡逻队。

1991年在发生枪击的草地竖立了纪念石碑，五年后石碑刻上了被维克多·巴吉热夫夺去生命的所有遇难者姓名。但立碑地点在爱沙尼亚社会引起争议，许多人坚信凶手正是在该位置开枪，所以立在这儿不合适。

回首历史，列季佩阿村的悲剧绝非孤例，爱沙尼亚曾有过多起类似事件。例如，1968年在维尔桑迪岛，27岁的边防部队副指挥员多布罗杰耶夫在一次酒席纠纷中，用马卡洛夫手枪射杀气象学家玛耶·兰布特和灯塔管理员列姆比特·基维，多布罗杰耶夫被判死刑，后改为十五年监禁。四年后的1972年，萨雷马岛又出事，一个边防战士醉酒寻找昨天吵架的女友，闯入她家企图强奸，女友的妈妈和两位姐妹阻拦，他开枪杀害四人，随即自杀。

延伸阅读：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1970年季托夫卡军营枪击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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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卡瓦利

到1950年，苏联劳改营系统（“古拉格”）关押着五十多万女性——相当于一个州中心城市的人口。对于“政治犯”而言，“女犯营”就像恐怖的镜中世界，她们在此经历了暴力、饥饿、绝望，以及竭力自保的挣扎。幸存者中有一位维拉·普罗霍洛娃，她是莫斯科老字号企业“三山纺织厂”末任厂主伊万·普罗霍洛夫的女儿。

“我没有诬蔑，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第一次看见维拉·伊万诺芙娜，最难以想象的就是她曾是囚犯。她完全不像在劳改营熬过六年的人：矮个子，体型纤弱。九十四岁的维拉·伊万诺芙娜仍在自己位于阿尔巴特巷的斗室教英语课，屋里堆满书籍和圣像，陪伴她的还有一只名唤“尖嗓”的温柔猫咪。

我们每周见面一次。维拉·伊万诺芙娜总会做好准备：精心打扮，把短发烫成小卷，还会买些“曲奇”——她只用英语称呼这种喝茶的小点心。

我们先花一个小时学习单词和语法，之后随意闲聊。我偶然得知维拉·伊万诺芙娜坐过牢是她随口提起的，语气十分平淡。然后她笑了：“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会梦见中学代数课。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木板床上，就松了口气，心想：‘我没在黑板前！’那一刻感觉很幸福。”

1951年8月维拉·普罗霍洛娃被捕时三十三岁。特务抓人的手段可谓“巧妙”，维拉听过这样的故事：某妇女去了郊外别墅，忽然有人通知她必须立刻赶回，她穿着做家务的裙子急忙返城，国安人员早已在家等候。另一位妇女则是在家门口被抓的，她正抱着年幼孩子休息，有人敲门说有一封信请她本人签收，妇女刚踏出门，立即被塞进公务车逮捕。

维拉被捕同样很突然。某天有人打电话给她：“他们找您呢，想邀请您到部里工作”。我一打听，所谓的“部里”竟是内务部，据说他们需要维拉帮助提高英语水平。“很快有个年轻人打来电话。我说：‘您知道，这可是非常神秘又保密的部，而我不擅长保守秘密’。他回答：‘您肯定没问题’。态度相当客气”。

后来才明白，其实没人学英语，所谓面试只是借口。维拉被骗到卢比扬卡，立即逮捕。“有人举报我，说我诬蔑苏维埃政权，根据第58条把我判了最轻刑期十年。批评苏维埃政权。我没签字，我说：‘我没有诬蔑苏联现状，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暗自认定：生命结束了”

维拉被根据《刑法典》第58条“叛国罪”判处十年劳改，押送“奥泽尔拉格”——古拉格群岛的一座“孤岛”。她自嘲刑期是“儿童票”，因为第58条通常判得更重。

古拉格博物馆科研处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波良斯卡娅介绍：严格来说，维拉被送去的地方不能叫做“女子劳改营”。古拉格系统并不存在类似现代女子监狱的专门女犯营，每一个劳改营都是由多个营区、营站组成，往往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实际上几乎每个劳改营都有妇女，关在所谓‘女区’。女区异常庞大，往往同时关押数千名妇女，有住宿的板棚、食堂和其他生活设施，与男区之间用铁丝网围栏隔离。男女囚犯仅在外出劳动时有机会碰面”。

除了普通劳改营，还有特别劳改营，“奥泽尔拉格”就属于后者——又称“湖泊劳改营”或“第7特别劳改营”。此类特别劳改营从1948年开始设立，专门关押因政治罪名被判刑的人——比如维拉。

特别劳改营前后设立十二个，而它们的名称，据波良斯卡娅说，“都很美，甚至略带诗意”。除了湖泊劳改营之外，还有“山区”（第2特别劳改营）、“阔叶林”（第3特别劳改营）、“河流”（第6特别劳改营）等。好听的名字实质是掩饰真实用途。

波良斯卡娅继续介绍：“奥泽尔拉格是规模最大的劳改营之一，曾同时关押五万多人。到1951年初共有36843名囚犯，其中女性8351人。特别劳改营实行严格制度，在押人员只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

维拉第一次进入“奥泽尔拉格”，惊叹不已——周围是“壮观的自然美景，森林高耸如穹顶，河流奔涌”。然而哪有闲情欣赏风光呢？抵达营地之后，维拉被编号为АБ294，立刻派出去劳动。维拉感慨地说：“对我而言，劳改营仿佛某种镜中世界，我暗自认定：就这样了，生命结束了”。

“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

“奥泽尔拉格”的女囚和男囚一样承担修路、伐木，维拉对发生的一切坦然接受。押送人员有时候批评她干活没干好——伐木她的确不擅长。面对所有批评，维拉总是回答：“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所以，后来没人安排她砍树了，通常只是守着押送人员的火堆添柴。

和维拉同营区的妇女“年龄、民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维拉回忆：“营区有吉尔吉斯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有些美国女人嫁给我国男人，当然，她们的丈夫被判了间谍罪，她们（美国女人）也一样。总之，来自五湖四海。还有一大群朝鲜姑娘被押来我们这儿。一个德国老太婆，当时七十多了”。

“政治犯”之中也有刑事犯，对后者来说，“变成政治犯”算是“一种消遣”。维拉解释：“她们会耍一个很简单的把戏，在纸上画带胡子的脸，下面写斯大林的姓名和一句脏话，把纸钉在铁锹把上，举着走一圈。立刻就会被抓，以政治条款定罪，转到我们营区来”。

与“政治犯”不同，犯刑事罪的人被认为“社会上更接近”现政权，所以她们通常能得到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岗位：劳动队长、医务室或厨房。

女犯睡两层大通铺，彼此紧挨。夜晚成了“纯粹的折磨”：根本不可能舒服躺着，想翻身就得叫醒身边狱友。

尽管有种种苦难，但在劳改营无人公开谈论将来的生活，因为出去没有未来。维拉回忆：“释放之后会面对什么？还不是同样的西伯利亚。但工作没了，因为前科政治犯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有人说，在劳改营反而还好些：早上喝稀菜汤，中午一勺粥，晚餐喝鱼汤，起码饿不死”。

看管维拉和其他囚犯的狱卒尤其恼火一些女人仍想保持整洁、体面，他怒吼：“你们不是女人，是败类！谁都不可能活着出去，你们会死在这儿！”

维拉说：“德国女人千方百计改造丑陋、不合身的黑色囚服，用碎玻璃片代替剪刀（因为禁止剪刀）。她们裁出系腰带的小裙子，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营地管理者非常生气。我当然没这么做，狱卒甚至表扬我：‘看，这才是知道好好劳改的女人——而你们不懂！’”

并不是每个狱卒都仅限口头讥讽和奚落。“那时候他们阻止越狱能拿到最高奖赏，实际是：囚犯只要接近写着‘禁止’的标牌十步远，他们就直接开枪击毙，由此获得一个月假期、两倍工资的奖金和一块银表。在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一个狱卒真正开枪打死过女囚，他故意让她去标牌外面捡柴火，随即扣动扳机——他太想休假找老婆了”。

事后听说，该狱卒回来上班，竟产生幻觉，看见被他杀害的那个女囚从空中飘来。当时他正站在岗楼上，被“鬼魂”吓得失足跌落，严重受伤，几天后死在医院。

“上帝平等对待我们所有人——赐予囚禁”

某一天，劳改营押来一批“新囚犯”，其中有一位十七岁少女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她因为参加“革命事业斗争联盟”被判二十五年劳改。按照维拉的说法，他们只是一群“渴望纠正体制内某些错误——纵容暴力和镇压的错误——的年轻人”。

“为此他们读书（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写报告，辩论，试图寻找能够影响当局、改变现状的手段。他们虽然入了迷，可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甚至不曾公开演讲。结果却被军事法庭当作恐怖分子审判”。年轻男成员枪决，女成员分别处以二十五年劳改。“革命事业斗争联盟”的成员几乎都是刚毕业的：最年轻者判决时仅16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1岁。

玛雅进了“奥泽尔拉格”，几乎立刻在人群中注意到维拉：身材高挑，头戴男式护耳皮帽，走路一瘸一拐（维拉在押送途中脚冻伤），眼神恍惚疏离。玛雅回忆：“维拉年轻时代是共青团员，曾痛骂自己的资本家祖先，认为正因如此上帝才用囚禁惩罚她。我当时没说什么，但内心惊讶这种逻辑：囚禁怎么会既是惩罚，又是奖赏——平等赐予我们所有！可这并不妨碍我敬佩她极其顺从、温良忍耐囚禁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仿佛基督教殉道者”。

维拉亲切称呼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玛伊乔克”、“玛伊克”、“玛伊卡”，或者干脆叫她“我在劳改营的女儿”。女犯营的人确实都把维拉视为玛雅的母亲，甚至会有人跑来告状：“你家玛雅说脏话”。维拉就把玛雅叫到身边，严厉警告：“如果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玛雅乖乖听命。

玛雅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体格弱，面容稚嫩。她在庭审期间表现镇定，审讯时甚至当面对侦查员说：“我恨你们”。玛雅在劳改营同样坚强，她和维拉一样不认为自己能够活着出去，接受了在“镜中世界”度过余生。

维拉说：“玛伊卡在劳改营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身边人，也就是：人应当互助、体谅、分享。我记得当时铺铁路，我俩跟着其他营区的囚犯一起干活。囚犯们一致推选我做队长，要挖一条沟。手下谁都不干，只有玛伊卡。玛伊卡站在沟底挥锹挖土，骂那些狱友：‘你们怎么不肯帮忙呢？’”

外头偶尔寄来干面包和糖块，玛雅就坐下，先数数板棚一共几个人，把食品均分。玛雅说：“维拉认为收到包裹就该把一切分给大家，而我的做法不同：有时只跟关系好的朋友分享，有时则分给那些收不到东西的人。我曾把半公斤糖拿给一位德国女人，让她分给伙伴，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她们没东西可以庆祝。我奇怪为什么无人来谢我，询问另一位德国女人糖是不是拿到手，结果发现被前一位独吞了”。

“毫不留情惩罚恋爱”

维拉·普罗霍洛娃在劳改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无论偶然的还是认真的。她被捕前谈过一位名叫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年轻人，他日后成为著名钢琴家、苏联国家奖得主，而在当时，他只是维拉的“斯维特尼克”。维拉深爱里赫特整整五十七年，直到生命终点，她在劳改营根本无法想象爱别人。与她不同，其他妇女在囚禁岁月确实有恋爱关系。

囚犯之间交朋友不受限制，但谈恋爱是严令禁止的。男人进入女犯营，或女人进入男犯营，都被视为“最严重罪行，给予最严厉惩罚”。

某位出狱者这样回忆：“恋爱会被毫不留情地惩罚：十天单独监禁，不准出工，每日口粮只有三百克面包和水，中午一碗稀菜汤”。尽管惩罚严厉，劳改营的性关系却不受约束——犯人们从未试图对彼此隐瞒。卖淫、强暴，以及在挤满人的板棚内突如其来的欲望，都在囚犯之间习以为常。

有一次，一队女犯到锯木场干活，忽然来了一群男刑事犯，开始粗暴纠缠女人。出狱者描述：“他们随意抓住看中的女人，直接推倒在雪地，或者把她们压在原木堆上。女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并不反抗。她们的女队长也不干预，仿佛把这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

劳改营的“浪漫故事”鲜少有圆满结果。一位叫塔季扬娜的女犯收到青年男犯萨沙写的字条，他是制鞋作坊小头头，属于“劳改贵族”，也就是掌握些许特权之人。萨沙问她：“咱俩一起过吧，我帮助你”。塔季扬娜拒绝。愤怒的萨沙用铁棍打她一顿，把她送进营区医院，吩咐护士照料。等塔季扬娜康复，只好答应和萨沙同居。她别无选择，害怕二次拒绝会丧命。再后来，萨沙被调到另一个营地，塔季扬娜又“跟了”一名长官。她写道：“我被迫和这个渣滓同居，没有别的出路”。

劳改营女犯区亦有同性伴侣，与男同性恋不同，她们通常公开亲昵。劳改营女同性恋伴侣分别扮演“妻子”和“丈夫”，“丈夫”的黑话叫“眼镜蛇”，大多剪男人发型，还会用男性名自称。对此现象，流传着四句顺口溜：
“哎呀感谢斯大林：
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
既是女人又是男。”

劳改营的镜中世界对大多数“政治犯”来说结束得很突然。那时候维拉已经逐渐适应劳改生活，她和自己的“干女儿”玛雅共同参加演出。有一次，她们在食堂舞台排演《雪姑娘》：维拉饰演沙皇别连捷、玛雅饰演牧女列莉。

两位女性都明白，只有斯大林死了她们才可能重获自由。但在她们看来，斯大林几乎是“永生的”。玛雅回忆：“我渴望并期待着斯大林的死亡。我一直坚信，他死了会带来积极变化。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我们每次谈论这个话题，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格鲁吉亚人寿命长’。我们没指望能活过他”。

斯大林一旦去世，国家开始释放“政治犯”，劳改营管理制度也逐渐放松。现在允许不同劳改营之间通信，可以寄送包裹，板棚门夜晚不锁了。维拉的挚友尤里·纳吉宾一直在社会上为她的重审奔走。最终，维拉获释并平反，回到“莫里斯·多列士”外国语学院上班（译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前身）。

维拉说：“在劳改营，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把六年囚禁时间算进去，但我拒绝了：怎么能不计算这么多年人生呢？人家又说：‘那好吧，您可以说这些年是在与克格勃合作。’这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2013年1月去世，葬礼在莫斯科市中心希夫采夫·伏拉日克巷一座不大的黄色教堂举行。她去世后，我曾想跑一趟昔日的“奥泽尔拉格”，妈妈劝阻我：“你去那儿看什么？那边只有废墟、腐朽和空地。什么都没了，仿佛一切从未存在”。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1935年西伯利亚检察长关于劳改营状况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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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

伟大卫国战争在我们祖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悲惨篇章，其中之一就是从遭受敌人袭击的地区撤离居民。

1941年7月彼得罗扎沃茨克开始疏散工作，平民百姓被送上汽船和驳船，横渡奥涅加湖前往波韦涅茨和普多日。敌航空兵屡次轰炸无武装民船，运载索洛缅斯克水电站设备的463号驳船遇袭沉没，485号驳船疏散城市居民的任务也以悲剧告终。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一批文件，能够还原城市撤离最后一天悲惨事件的详细经过：既有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疏散委员会书记Т.Ф.瓦库利金、彼得罗扎沃茨克市苏维埃主席Ф.В.巴拉古罗夫呈交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也有目击者的回忆。其中最具价值的是М.Д.库库什金船长1943年回忆录《在敌火下——战时的“金吉谢普号”汽船》。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库库什金1913年生于沃洛格达省格里亚佐韦茨县切尔诺沃村农民家庭。喀琅施塔得航海学校和沃洛格达河运技术学校毕业，从1920年代中期起在彼得罗扎沃茨克和波韦涅茨港做船长，1940-1975年他一直在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任职。曾获红星勋章、“保卫北极”奖章、“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和“劳动优秀”奖章。

战争初期，米哈伊尔·库库什金是“金吉谢普号”拖船的船长，这些“伊若列茨”型小船常常处于作战行动中心。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大约有30艘此型号拖船，平时主要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奥涅加湖和白海水域作业，战争开始后几乎都被征用，改装为扫雷舰和炮艇。它们编入荣膺红旗勋章的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奥涅加区舰队，与敌方舰艇和炮兵作战，并抢救触雷沉没船只的水手。1947年5月22日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В.Ф.特里布茨通令表彰卡累利阿“伊若列茨”拖船水手的英勇事迹。为纪念他们保卫祖国的功绩，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的四艘船上曾挂纪念牌，铭记其参战历史。仅一艘“伊若列茨-30号”保留至今，于1953年被移交给北方海运轮船公司。

话说1941年6月，“金吉谢普号”拖船受命执行特殊任务，将军事物资从奥涅加湖运送至白海港口别洛莫尔斯克。尽管敌军不停空袭，重要的国家任务仍准时完成了。1941年9月24日“金吉谢普号”又接到命令：从波韦涅茨前往彼得罗扎沃茨克接应485号驳船——计划用这艘驳船撤离平民，还要运阿诺欣印刷厂的设备、索洛缅斯克电站的设备、少年宫的器材、彼得罗扎沃茨克贸易组织的商品等。

在风力增强至7-8级、航标因敌军进攻而拆除、且没有引水员的情况下，驶入彼得罗扎沃茨克湾变得十分困难，然而凭借船长М.Д.库库什金的丰富经验，成功避免了一切不幸事故。由于战斗正在城市外围进行，船进湾时始终贴着西岸航行。

9月25日拂晓“金吉谢普号”靠泊码头，9月27日14时30分拖带着停靠在洛伊奥斯特洛夫岛的485号驳船驶往伊万诺夫斯基群岛。当时值班的是二副斯捷潘年科。突然炮声响起，敌军岸炮的炮弹呼啸掠过桅杆。船员们娴熟操作，使拖船未被炮弹击中，但机动性较差的驳船却未幸免，被直接命中。

据当时搭乘驳船的联共（布）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委副书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忆：“离岸大约4-5千米时驳船突然遭到岸上芬兰炮兵射击。第一发炮弹轰然落入驳船附近水中。船上的人都感觉不安，但并未惊慌，因为没人知道这是打的什么炮。敌人冷血瞄准驳船，尽管它们能够清楚看到（因为是清晨）甲板上奔跑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

炮弹击中船长室和酒精罐（载着40吨酒精），引发火灾。儿童、妇女和老人纷纷跳水逃生。拖船随即拉响警报，充气艇和救生器材按照指令迅速投入水中。“金吉谢普号”切断缆绳，开始营救落水者。另一部分船员从正在沉没的船上接应人员，充气艇则在水中打捞。

苏联飞机对敌军炮兵发动空袭，掩护了救援工作，使炮击短暂停止。“萨科和万泽蒂号”汽船及时赶来，救了滞留在驳船尾舵和船头的四人。“金吉谢普号”共救出56人，将他们送到奥涅加湖对岸。

确切遇难人数不详，因为登船名册和驳船船长康帕涅伊采夫保管的其他文件已随船沉没。目击者称当时船上共有160-170人，仅三分之一获救，其余的人或被弹片击伤或溺水身亡。已知死者中包括地区党委工作人员、城市教育和文化机构职工及家属，比如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彼得罗扎沃茨克少年宫副主任兼艺术指导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兰戈沃伊。此外，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帕夫洛夫中士带领的彼得罗扎沃茨克地方防空部队某分队也在驳船上遇难，他们负责押运防空部队的物资。

距离胜利还有漫长四年。彼得罗扎沃茨克平民撤离最后一天的这场悲剧在卡累利阿保卫者的心中痛苦回响。时至今日，人们仍不忘在奥涅加湖平静的水面上投放花环，缅怀、悼念那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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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夫·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曾多次问自己：我们一家是如何在封锁期间以最小代价活下来的？为此，不能不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档案材料。本文出自我的回忆录，收在2005年出版的文集《勇气从何而来》，是一部由生活在卡累利阿的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共同撰写的书。我主要写三件惨事：饥饿、寒冷和恐惧。

饥饿

我家有没有储备食物？大概并不比其他列宁格勒家庭多。在食品票制度实施前的最后一天，我这个9岁的孩子东奔西走买食物。我买到几个小卷心菜，还有两三包每包100克的黄油。处处都要排长队，各种东西限量供应……

此外我们还有一桶糖，被妈妈藏在取暖的荷兰炉后面。每年夏天从乌克兰外婆家返回，我们总要带一些樱桃熬果酱，所以那年照旧预备了一桶糖，当时市面上只卖碎糖块。但是，令人不安的1941年夏天我们没去乌克兰，糖也就没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度过难关。我记得某天请医生登门看病，妈妈为了表示感谢请他喝茶，在茶碟上放两小块糖。医生喝完茶，用手指抹抹放糖的地方，舔舔手指。

我想引用我朋友А.С.列维娜（现居澳大利亚）的一句话：“今年（注：2012年）是我成为孤儿整整50年——我的妈妈已去世，她非常爱护我。战争时期她把自己的面包让给我吃，我当时吃着，却还不明白不应该吃。”唉，我父母也是这样做的。

我家有一位很远的亲戚鲍利斯·阿布拉莫维奇，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大封锁的那个冬天，饥饿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偶尔会来我家。那时全部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吃什么和上哪儿搞吃的。我仍记得谈话中提到的两道“菜”：第一道是“密特帕皮尔”汤，也就是“纸片汤”，这是为了让汤里除水之外还有点“料”。第二道是用细木工胶做的“羹”，这种胶像砖块，溶解开搅拌，变成一种稠糊糊，类似肉冻，小口小口吃。（木匠用的胶是动物骨头制作的，主要成分是明胶，形状通常是深棕色砖块状）

许多年后，大约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吧，我的岳父、列宁格勒记者Б.А.察茨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曾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服役，封锁期间到列宁格勒市出公差。返回部队的路上，他满脑子幻想吃一碗小米粥。好容易回到部队，勤务兵正端着粥，失足绊了一下，粥全洒了。察茨科差点儿哭出来。勤务兵跪在地上用勺子把粥一点点舀起，抬头问：“上尉同志，您还吃吗？”得到否定的回答，他才开始自己吃。

寒冷

我家五口人住在集体公寓的一个房间，客人留宿睡沙发或睡地板。房间有两扇窗，其中一扇装的是整块大玻璃。开战之初给每个窗玻璃都贴了纸条，防止被爆炸冲击破震碎时伤人。内窗框（备用窗框）取下来妥善保存，后来果然派上用场：玻璃震碎时我们就把备用窗框装上。不过，在列宁格勒最初几次空袭中，有一次爆炸冲击波把那扇大玻璃震碎了，所以我们用胶合板把窗户封死，杜绝后患。

城内多数房屋都是烧炉子取暖，我父母每年总要提前储备过冬柴火。当敌人逼近城市，人人开始做准备保卫家园，地下室和阁楼的储藏间都被拆除。在房屋管理处的号召下，凡愿意拆除木造储藏间的人纷纷加入。我和父亲也在其中，设法储备了足够的柴火。人们不仅会死于饥饿，也会死于寒冷。我们为“布尔乔亚炉”（铸铁炉）储备的柴火足够撑过严冬，这是我们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布尔乔亚炉”放在房间中央，烟囱穿过小气窗伸到外面。这个炉子是全家生活的中心，靠它取暖，用它做饭。

恐惧

我们显然没力气恐惧。刚开始空袭的时候，我们还会从三楼跑进防毒掩体（我们楼的防毒掩体也是防空洞）。但后来渐渐不再下去了，即使广播响起警报，也已经没劲儿下楼了。有时我们会挪到走廊，因为走廊的墙壁又厚又结实。

战争爆发和莫洛托夫的讲话对我们小孩并没产生多大影响。那天列宁格勒阳光明媚，我们跑来跑去，唱着符合当时社会氛围和大人们情绪的歌。歌词好像提到战争将很快结束，还提到希特勒。

如何幸存

早在九月份列宁格勒就开始被轰炸。巴达耶夫斯基仓库起火，冲天烈焰全城都能瞧见。此后人们就有了一种看法：火灾烧毁了大批粮食储备，导致饥荒，因此实施了食品票制度。许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全部真相。一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根本不可能储备很长时间的粮食。其次，无人想到列宁格勒会这么快被包围。如今透过时间的棱镜回望过去，实在难以相信我们一家竟然挺过来了。我无数次问自己，这是怎样做到的……

从秋天开始人们在屋顶值守，防范燃烧弹临头。有一次空袭，敌机在我出生那条街：雷列耶夫街附近投下176枚燃烧弹——这个数字我至今记得，尽管不敢保证准确。那时候屋顶的值班人员会用专门的钳子夹住燃烧弹扔到街上，我和父亲也一起参加过夜间值守。城市每天都被轰炸，由于缺水，火灾蔓延，往往整栋楼被烧光。

城内停水，排水系统瘫痪，也没有电。我们要到涅瓦河的冰窟窿舀水，再用小雪橇拉回家。脏水只能拎出去泼在院子，有时甚至直接开窗往外倒。冬天这些污物冻成厚厚一层冰，开春季节城市将面临传染病威胁。政府命令所有成年市民必须完成规定小时数的清扫工作（好像是8小时）。人们在院子凿开混合了脏东西的冰块，把它们搬到街上，用卡车运走，倾倒进涅瓦河和市内运河。

各家各户用罐头瓶子自制小油灯照明。城市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窗户必须拉厚窗帘严密遮挡。房屋管理处派专人仔细检查，确保从外面看不见一丝亮光。违反灯火管制的行为会遭受严厉惩罚。

宵禁规定无通行证不得夜间外出，必须走夜路的人会在外衣翻领佩戴反光的圆形徽章，以免迎头撞着别人。还规定行人必须随身携带防毒面具，但虚弱不堪的人们把防毒面具拿出来放在家，用面具包携带杂物和食物。大家心知肚明，假装没看见。

我活到这个岁数，童年记忆所剩不多，但饥饿的感觉伴随终生。妈妈想尽一切办法，用纸片和木工胶煮汤。如前所述，那时的木工胶是砖块状的，非常珍贵。城内已经没有牲畜了，许多人甚至吃掉自己的猫狗。如果还有人家坚持养猫，带出去必须拴绳牵着。增加面包配额是最愉快的节日，第一次增加把每人每天的125克提高到150克。增加面包配额和恢复供应某些食品是“生命之路”的功劳——那是一条穿越拉多加湖的补给通道。

我家住在战神广场附近，从广场和夏花园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伪装好的高射炮阵地。我的学校在卡里亚耶夫街，已经停课。记忆犹新的是新年在涅克拉索夫街木偶剧院举办的一场新年庆祝会和一场音乐会，尤其珍贵的是发的新年礼物，让人想起遥远的和平年代。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一部分礼物带回家，因为太饿了，走在路上总想吃一口。

春天，大概四、五月份，学校复课。我们全体被集中到佩斯捷利亚街某学校，首先进行体检。我被查出一级或二级营养不良，学校每天给同学们喂一点加餐。

冰雪既消，凡能耕作的小块土地都被翻松、耕耘，栽种各种药草和蔬菜。人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荨麻和榆钱菠菜(Лебеда)长出来了。我记得冬天为了防治坏血病，有人运来松针建议大家泡水喝。是谁运来的我已记不清，能够打听的人也都不在了。

疏散

1942年7月，我们全家，也就是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被疏散后送。父亲因患肾病是残疾人，原本免服兵役，但在疏散期间总动员的时候被征召入伍，作为普通士兵一路打到柏林，后来又调防去了东方的满洲，1945年11月退役。战争加重了他的慢性肾病，后来死于这种病。

我们是通过“生命之路”疏散的。先坐火车到拉多加湖，又坐小汽艇横渡湖面。穿越湖泊过程中我们遭遇炮击，那是一片开阔水域，场面十分可怕。之后在拉多加湖对岸再次被炮击。接着把我们装进供暖货车厢，颠簸近一个月时间来到新西伯利亚。最后在鄂毕河坐轮船，抵达奥尔丁斯科耶村——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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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米哈伊洛夫（退役航空兵上校）

政治形势

1982年9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计划在苏联北部领土附近挑衅，制造军事紧张局势，进而引发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对抗。美国的目标是：在西欧部署“潘兴-2”弹道导弹和BGM-109陆基巡航导弹，削减中程和短程导弹，从而使欧洲免受低空飞行且飞近阶段时间几乎为零的巡航导弹核打击的威胁。这些目标很快将在1983年和1988年实现。

启动”Fleetex-82″演习

1982年9月12日，第219独立远程侦察航空团的图-16Р侦察机进入警戒状态。机组人员迅速到指挥调度中心集合，进入飞行前准备会议室。团长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比奇科夫上校通报了当前形势，下达任务：
根据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搜集的美国西海岸圣迭戈附近海域动态，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航母战斗群已沿大圆距离秘密驶过南部航线，目前正前往西北方向堪察加和库里尔群岛海域。第二支“中途岛号”航母战斗群已于9月9日从日本横须贺基地出发，正秘密向“企业号/中途岛号”航母编队集结区域靠近。自9月11日至今一直没有航母具体位置信息。它们在太平洋水域保持无线电静默，关闭舰载雷达，以民用船只作掩护。因此搜寻这些军舰的主要任务将落在飞行员和电子侦察操作员的肩上。

我们曾多次经历过这种状况，所以我相信本次任务也一定能顺利完成。第一组两架飞机是本人的机组和什卡诺夫中校的机组，后备组是安东诺夫中校和叶利谢耶夫少校的机组。空中加油的是格穆佐夫少校和库列绍夫大尉的机组。万事俱备，上飞机吧。

飞向搜索区域

机组成员每个人都有一丝丝隐忧：约3000平方公里的搜索区域内民船、渔船和其他各类船舰密布，在不知道精确坐标的情况下，能否迅速发现目标航母？起飞前向全体机组成员下达最后指令。随着咔哒一声锁响，舱门紧闭。头盔耳机中的噼啪杂音渐渐被喷气发动机的轰鸣掩盖。放行机械师观察初始滑行阶段，无异常报告。飞机进入起飞位置，耳机传来指挥员口令：允许起飞！

两架侦察机和两架加油机以三分钟间隔依次起飞，前往加油区——科尔萨科夫正切方向，希科坦岛（译注：色丹岛）。在6000米高度顺利加注9吨燃油之后，加油机左转调头返回基地，两架图-16Р侦察机继续前往堪察加和库里尔群岛海域搜索航母。单程航程超过1500千米，边飞边找目标。第二领航员的雷达轰炸瞄准器显示屏和电子侦察操作员的设备屏幕一片空白，暂未发现海上目标踪迹，也没有美军航母或护航舰远程雷达的信号。但侦察兵们知道航母不可能长久隐藏，尤其是已经在该海域停留了两天。美国人的目的是窥探我国防空系统的位置，并在我国边境附近演练航母编队协同作战。

侦察机的机长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预计图-16Р将遭遇从“中途岛号”起飞的F-4“鬼怪II”战斗机和从“企业号”起飞的F-14“雄猫”战斗机拦截。但这反而成为线索：看见战斗机，航母也就不远了。

必须指出，美国人伪装其航母编队的手段十分周密。太平洋舰队的侦察力量（包括飞机、舰船和潜艇）一度将其误认为民船。由于云层密布，侦察卫星几乎失去意义。寻找美军航母编队的任务极其困难，有时甚至根本无法完成。

找到目标

我们在无言沉默中飞行了半程。第二领航员突然报告说雷达瞄准器上出现大面积亮斑，看起来像是一群舰船。僚机也发现了亮斑，却是在东北方向。机长询问电子侦察操作员，回答令大家失望——屏幕上未见任何信号，也没发现已知频率的航母舰载雷达辐射。僚机右座飞行员尤里·尼基秋克通过外部通讯请求同意什卡诺夫机组改变飞行高度，目视识别目标。于是两架侦察机下降至云层下方，高度5000米，仍然有亮斑无舰船。我们决定”Z”字形飞行，尽可能扩大搜索范围。又发现一些亮斑，但大海空空荡荡。

这就搞清楚了：我们上当了。对方抛出金属箔条诱饵，使我们偏离航线，白白消耗燃料。接下来必须判断：究竟是美国人故意给我们带路，引导我们接近一艘幌子航母，让它做掩护，使另一艘航母能够不受干扰地大规模空袭远东地区军事目标？还是说他们在伪装并有意将我们引离目标区域，直到我们耗尽燃料？大海茫茫，无处着陆。机长使用内部通话系统命令电子侦察操作员继续搜索舰载雷达信号。我明白，舰载雷达终究要开机——但只会在危险迫近时开。此时报务员接收指挥所通报：今天9月12日，太平洋舰队航空兵的两架图-16Р侦察机被“中途岛号”航母起飞的“鬼怪”战斗机拦截，但不知什么原因这艘航母始终未被发现。

机长感叹：“今天谁能给我带来好消息吗？”

电子侦察操作员报告：已发现雷达辐射的准确方位。经过数据分析，确认频率、脉冲长度、波形和工作距离完全符合“中途岛号”航母远程预警雷达的参数特征。雷达工作两分钟即关闭，但这已经足够了——就在当前航向，右侧20度、距离约300千米处是“中途岛号”航母。在更右侧35-40度方向，屏幕上又短暂闪现另一个亮斑，是偶然吗？五秒钟后亮斑消失，无法分析电磁波谱，之后未再重现。侦察机的雷达告警接收器突然报警，显示有战斗机正在对我进行雷达锁定，火控指挥员报告观察到“鬼怪”接近。

机长恼火地说：“他们到底抓住我们了，而且来路出乎意料。”

他一直暗暗担心操作员是否判断失误，正把这两架侦察机引向发射航母雷达频率的假信号源。此时两架“鬼怪”战斗机贴近，相距仅几米。美国飞行员透过闪亮的座舱盖面露微笑，打手势示意我们跟上。紧接着猛然拉升，右转飞向南方他们过来的方向。领航员立刻提议跟上他们，肯定能把我们引向航母。机长说：“各种情况都有可能。‘鬼怪’战斗机只部署在‘中途岛号’上，距离200千米拦截侦察机是转移注意力的常见手段，好把我们带到相反方向”。

太平洋舰队的图-16Р就是这样上当的。但我们不会再被骗，干脆陪他们玩一玩。两架侦察机假意跟随“鬼怪”战斗机往南飞，知道他们希望我们这样做。一旦战斗机消失在视野中，侦察机立刻转回原本航向，继续往北飞，根据电子侦察操作员提供的数据寻找“中途岛号”。机长的决策很快得到验证——第二领航员报告在雷达瞄准器屏幕上发现了航母及其护航舰队，距离180千米。一切不安瞬间消散。两架侦察机迅速下降至2000米高度。前方的目标如同磁铁般强烈吸引着我们。

看见目标

距离目标150千米，对方开启近程雷达，侦察机下降至600米高度。距离目标50千米，长机命令僚机升至1200米高度，形成“盒式编队”，打开干扰装置并密切监视对方——除此之外不得擅自行动，将作为一个机组执行任务。

机长突然想起，1968年5月普利耶夫的机组在挪威海搜索美国“埃塞克斯号”航母时不幸失事，全员遇难。他的僚机说不清楚长机是被击落的，还是转向时机翼触海坠毁的。

无论怎样，陷阱已经合拢，没有战斗机来拦截，再过五分钟我们将飞临“中途岛号”头顶。领航员报告照相设备已准备好进行飞越航母上空的计划拍摄，请求保持航向。海面的轻微波浪变成发光的航迹，地平线与泛白的泡沫融为一体。肾上腺素飙升。右座飞行员报告前方航线发现两架直升机，这才明白为何开启了近程雷达。机长判断抵近航母拍摄的计划受挫，决定降低高度至100米，左转以“盒式队形”从侧面进行一高一低摄影，然后再爬升至600米执行原计划俯拍。战斗机没来干扰。“中途岛号”的舰载航空兵已撤出该区域，不干扰图-16Р的任务。报务员立即将目标所在地图方格和精确坐标报告指挥所。现在值班的图-16Р机组可以绕着航母“跳圆圈舞”，“战略轰炸”图-95К也不会错过啄食海上猎物的机会。但天色渐暗，他们明早将会赶到。

外部通讯频道传来命令：“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两架“鬼怪”战斗机贴近右侧十米距离对侦察机拍照。机组成员尽量表现礼貌，努力朝着美国飞行员的镜头微笑。我们知道五角大楼的高层要看战斗机飞行员拍的照片，这个环节不能不进行。

我开始汇报情况：在飞往“中途岛号”期间有另一部雷达在同一方向上对我们进行了约五秒钟照射，只是更近些。目前判断其位置大概在帕拉穆希尔岛（译注：幌筵岛）周边。虽是好消息，但太晚了——燃油所剩无几。

任务既已完成，我们返航进入我方防空区，打开应答机识别码。僚机报告长机：下方发现两架战斗机借他们当掩护，疑似是韩国或日本空军基地飞来的F-15。从哪来其实无所谓，只要行为良好、别耍花招就行。也许这是“中途岛号”的海军给他们下了工单，想报复我们识破航母的踪迹？我由此想起两年前的往事：1980年6月在佐渡岛附近空中侦察日本舰艇时，卡拉科佐夫少校的飞机被击落。因为云层遮挡，僚机失去对长机的目视跟踪，只见一道亮光闪过，紧接着看见机翼脱落的长机尾旋下坠。

长机向防空指挥所报告空中态势：进入浓密云层时两架战斗机紧贴我们下方飞。指挥所答复：“我们已发现他们。如果他们侵犯领空，就打掉这些无赖。”

两架米格机迎面向图-16Р飞来，F-15迅速左转拉升脱离。

后记

9月13日晨，太平洋舰队的图-16Р侦察机飞赴已确认目标——“中途岛号”。但这次出动毫无收获，未能发现该航母。原来“中途岛号”已于夜间起锚驶往航母编队集结区。直到9月14日，无线电测向才显示“企业号”与“中途岛号”正在帕拉穆希尔岛以东海域演习。之后它们沿东海岸缓缓航行，试探我军防空系统的能力，并侵犯小库里尔群岛山脊区域我国领空，实施舰载机飞行。最后在未受到我方战斗机有效拦截的情况下，通过津轻海峡进入日本海。

此次”Fleetex-82″演习的结果促成了更加激进的”Fleetex-83″演习，继而导致国际局势因“波音-747”客机被击落而严重恶化。

附注：远东是与假想敌直接接触的地区，周边从北到南分布着美军和盟国的大量基地。整个冷战期间西方损失了至少21架飞机，其中18架为各种侦察机，250名飞行员丧生。在海洋上空的较量中，我方也有不少飞行员牺牲，但关于他们的材料至今仍未解密。

延伸阅读：

卡列夫谈苏联海军应对美国Fleetex-82演习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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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弗拉基米尔·阿尼西莫维奇·卡列夫（退役海军少将）

1.基本情况

1982年，美苏“冷战”正酣，双方都力求在核对峙中占据优势。之前苏联在俄罗斯西部部署了“SS-20”（北约代号）中程导弹，美国人的回应是从1981年中期开始试图在西欧国家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潘兴”中程导弹，这种导弹能够在5-7分钟内打击苏联境内远至乌拉尔山的所有目标。主要目标当然是莫斯科。

西欧各国人民掀起大规模抗议浪潮，人们对苏联日益增长的报复威胁深感忧虑。英国数千名激进分子长期封锁计划部署“潘兴”导弹发射器的基地。在某些方面，这与今天在东欧国家（波兰、捷克、罗马尼亚）部署反导系统引发的局势有几分类似。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最新型“洛杉矶”级多用途核潜艇和水面舰艇）开始装备箱式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达2500千米，既包括携带核弹头的型号，也包括集束弹头和钻地弹头的常规型号。后者能够“切开”机场跑道、压制防空系统、钻入敌方纵深摧毁指挥控制中心和海军基地。

但美国海军面临的主要任务还是对抗苏联弹道导弹核潜艇。这类潜艇按照苏联的分类叫做“战略导弹潜水巡洋舰”，缩写”РПКСН”。属于667项目及其改进型：667Б、667БД、667БДР、667БДРМ，特点是装备了越来越先进的弹道导弹，包括带分导式弹头的导弹。至1981年共建造14艘667БДР型潜艇，5艘在北方舰队、9艘在太平洋舰队服役。

进入1982年，美国明显正试图打破美苏之间核平衡，谋求自身优势。斗争的矛头转移到水下领域，后来经过学者兼分析家斯蒂芬尼克的推动，这一战略被称为“战略反潜作战”。其设想是：
— 确保100%探测发现在太平洋、大西洋广阔海域活动及在海军基地内的苏联核潜艇；
— 通过事先收集的“噪声图谱”来识别潜艇的噪声特征，精确到舷号（类似用指纹识别罪犯）；
— 直接尾随跟踪目标潜艇，随时准备将其摧毁。

甚至还曾考虑对苏联РПКСН可能执行战斗巡逻的海域实施核轰炸。这些任务源于一个基本假设：“核战争中哪怕只有一艘苏联弹道导弹潜艇幸存，它都可能对美国造成严重打击。”

美国和盟友面临的第二大严重威胁被认为是苏联的多用途核潜艇，这种潜艇装备了射程达500千米的反舰巡航导弹及先进鱼雷。它们的任务是：
— 进入美军装备“北极星/波塞冬”弹道导弹的“乔治·华盛顿”级、“伊桑·艾伦”级核潜艇的战斗巡逻区域，摧毁它们；
— 对美国航母打击群发动导弹攻击；
— 另外，有效打击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美国及盟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海上交通线。

为了执行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与苏联核潜艇作战的各种任务，美国从1960年代末开始部署（儿按：实际从1950年代已开始部署）一种独特的远程水声监听系统——”SOSUS”。”SOSUS”系统包括几十个水声天线，暗藏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底，搭配位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冰岛、日本、百慕大、巴哈马、安的列斯群岛、夏威夷、阿留申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及中途岛等地的岸基接收站。该系统能够在数百海里之外探测到潜艇螺旋桨和机械运行发出的噪声。”SOSUS”的水声传感器与接收站相连，布设在苏联潜艇最可能的巡逻航线上，旨在发现、识别潜艇并为“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己方多用途核潜艇和舰艇搜索打击群提供目标指示。

另外，装备了”SURTASS”拖曳水声探测器的美国“洛杉矶”级多用途核潜艇长期在苏联潜艇基地的出口处执行搜索和拦截任务。

总目标就是：美国的潜艇必须更安静，水声探测距离更远，反潜武器系统更先进，机动性更强。

那时候美国“洛杉矶”级多用途核潜艇开始装备最新型MK-48自导鱼雷，射程更远、命中精度更高。“猎户座”反潜飞机与”SOSUS”系统和多用途核潜艇密切协同，前者从北约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沿海机场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岛屿起飞，活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大洋水域和苏联沿海。这些飞机为探测苏联潜艇配备了最新型水声浮标和其他设备，包括磁力探测设备，能够通过多种物理场发现水下目标。

使用雷达侦察卫星和光电侦察卫星每天两次窥视苏联潜艇基地，以确认停泊在码头的潜艇数量和编号（识别其轮廓）。

今天的人们常说：加勒比危机期间世界濒临核战争边缘。但很少有人提及在“战略反潜作战”期间，世界也一度站在这条危险的边缘上。

举个例子。本文作者曾听闻在印度洋共同服役过的老战友讲述一段令人信服的经历。我不便透露他的姓氏，他当年是柴电潜艇上ОСНАЗ小组（特种勤务，确切说是无线电侦察）的组长。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列宁共青团”海军水下航行高等学校，后来又在彼得戈夫的“А.С.波波夫”海军无线电电子学高等学校接受了无线电侦察科目再培训。执行完印度洋任务后，我建议他在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继续自己的事业，但他拒绝了，说想做一个纯粹的潜艇兵。最终他被提升为”К-500″号战略导弹潜艇的大副(старпом)。

他那段经历是这样：”К-500″潜艇从滨海边疆区帕夫洛夫斯克潜艇基地出发，前往美国西海岸附近的战斗巡逻区。几乎刚刚驶离彼得大帝湾基地，他们就发现有一艘外国潜艇跟踪他们。穿越太平洋的全过程中对方一直尾随，他们采取多种措施试图甩掉跟踪者，但都没有成功。根据我军的条令和指示，战略导弹核潜艇在执行战斗任务期间首先要保持隐蔽，所以艇员们不急于报告这一情况，否则将被视为任务失败，带来各种后果。战斗巡逻期间”К-500″号定期接收来自太平洋舰队政治部的简报，内容包括国家和舰队的情况、战斗与政治训练进展，以及其他废话。关于国际局势的情报非常少。

有一天，声纳兵报告说他听见跟踪潜艇开启鱼雷管的声音，而且鱼雷似乎发射了。实际那只是人家的干扰装置。但艇长慌了，在自己舱室与大副和政治副艇长商量对策。怎么办？难道战争爆发了？要不要发射鱼雷还击？最终大副和政治副艇长说服艇长切勿莽撞。”К-500″浮出水面，悻悻然返回基地。那一刻世界就在战争边缘——因为大家都认为战略导弹核潜艇被击沉等于开战。
（译注：根据其他资料，此事发生在1984年，艇长是Е.Б.科佩金。航行至太平洋北部海域被美国反潜力量发现，对方发动模拟鱼雷攻击（使用干扰弹）驱离。”К-500″号被迫上浮至规定深度向海军总参谋部发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已准备好鱼雷还击。所幸双方都没有真正开火。）

必须承认，美国人确实从根本上解决了其弹道导弹核潜艇（苏联术语叫ПЛАРБ）安全保障的问题。原先部署在关岛阿普拉湾、隶属第15潜艇中队的十艘“乔治·华盛顿”级或“伊桑·艾伦”级“北极星/波塞冬”弹道导弹核潜艇被解散（译注：1981年9月），因为它们容易遭受太平洋舰队的武力和情报侦察威胁。之后美国新组建了第17潜艇中队，配备8艘装备“三叉戟”导弹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导弹射程可达12000千米。这些潜艇部署在华盛顿州班戈基地，地处美国/加拿大边境，便于从班戈基地出发、隐蔽通过胡安·德·富卡海峡进入太平洋执行战斗巡逻任务，几乎不会被苏联反潜力量发现。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反潜部队多次尝试侦测和跟踪这些美军核潜艇，始终未成功。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甚至考虑过美军弹道导弹核潜艇可能穿越印尼海峡部署到印度洋，从而开辟一个新的南方导弹/航天打击方向。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曾经掌握了此类准备工作的一些迹象。

考虑到上述因素，1982年美国制定并采纳了极具进攻性的新版《美国海军战略》，其推动者和主要作者是年轻且傲慢的海军部长雷曼（译注：John Francis Lehman Jr.）。内容包括：
— 全面监视苏联РПКСН，随时准备进行摧毁；
— 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对敌方全部军用地面设施（防空系统、指挥所、海军基地、海军导弹航空兵机场、军队集群、燃滑油料库等）实施先发制人打击；
— 当“战斧”导弹完成第一波打击，压制住敌防空系统并摧毁主要目标（尤其是苏联РПКСН基地和指挥所）之后，出动航母舰载飞机对敌全境军事设施实施大规模空袭。

主要任务是：夺取空中、海面和水下优势，在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同时也不排除在敌方海岸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性。

作为对美国在西欧部署“潘兴”导弹的回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后来是尤里·安德罗波夫）领导的苏联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苏联决定向美国西海岸派遣能够核打击美国战略目标（包括城市）的РПКСН。美国海军部长雷曼对此讽刺地说：“让苏联人把他们的‘咆哮母牛’（这里指的是苏联667型РПКСН，噪音大）派来吧。来一个我们追踪一个，必要时统统摧毁”。”К-500″号潜艇的例子表明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

这段时期的苏联太平洋舰队正处于战斗力巅峰，在编部队能够执行现代海军所能执行的全部任务。为了打击美国核潜艇，特别是进入其海上发射阵位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及对抗部署在反潜线的水下和水面部队，苏联太平洋舰队配备了671型、671РТ型和671РТМ型多用途核潜艇。这些潜艇不仅装备着最新反潜系统，还拥有现代化反舰武器，可以发射“石榴石”巡航导弹打击美军航母。

太平洋舰队还编有专门对抗航母的巡航导弹核潜艇（缩写ПЛАРК），包括670-А、661、670-М和675-М型，装备“紫石英”、“孔雀石”和“玄武岩”等导弹。

当时在堪察加半岛，苏联英雄、海军少将巴尔京指挥的第2潜艇支队正在演练对抗航母打击群的作战任务。日后巴尔京升任太平洋舰队第一副司令，又调任黑海舰队司令员，因在两国划分黑海舰队期间所持的强硬立场而家喻户晓。那时候谁能想到我们竟会走到这一步呢？除了装备巡航导弹的多用途核潜艇外，海军导弹航空兵也承担着消灭敌航母打击群的任务，包括配备图-16和图-95导弹轰炸机的两个航空兵师，分别部署在滨海边疆区（克涅维奇）和堪察加（叶利佐沃）。这些轰炸机部队负责对航母编队实施大规模导弹/炸弹空袭。

但最让美国人头疼的是搭载了雅克-38垂直起降战斗机的重型航空巡洋舰“明斯克”号、“新罗西斯克”号，以及1144型“伏龙芝号”核动力重型导弹巡洋舰，装备有“花岗岩”导弹，最大射程500千米。

为了执行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太平洋舰队编有第55海军陆战师，登陆舰总队拥有“伊万·罗戈夫”级大型登陆舰。如此强大的作战潜力也要求相应的作战运用原则。当时已组建了第10和第8战役分舰队，分别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活动。苏联太平洋舰队驶入辽阔的世界海洋，成为国家在亚太地区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太平洋舰队的舰船参与了印巴冲突后孟加拉国港口扫雷任务、阿以冲突后苏伊士运河扫雷任务，第8战役分舰队常驻印度洋地区对伊朗-伊拉克冲突起到了遏制作用……这些都显著提升了苏联在该地区的国际声望。

根据苏联太平洋舰队承担的任务，建立了相应的舰队情报（侦察）系统，责任区从美国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直至非洲东海岸，包括亚丁湾和红海。情报系统由下面几个部分构成：
— 三支无线电部队组成的岸基无线电侦察力量，分别部署在滨海边疆区、苏维埃港(Советская Гавань)和堪察加；在伊图鲁普岛（译注：择捉岛）、普罗维杰尼亚湾、金兰湾和亚丁湾拥有广泛的无线电测向网络。这一系统监控着整个短波波段，能够实现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的全目标测向。
— 第38侦察舰支队构成的海上侦察力量，共14艘舰艇，常年执行战备值班任务，活动区域包括美国西海岸、夏威夷群岛、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自1979年起该支队编入一艘核动力大型战略侦察舰“乌拉尔”号，用于侦察美军在西部导弹试验场（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到夸贾林环礁）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还要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的部署情况进行侦察。
— 空中侦察力量：第304独立远程侦察航空团基地设在滨海边疆区霍罗尔机场，装备图-95РЦ侦察机，不仅能发现300千米之外的水上目标，还能为潜艇和水面舰艇提供真实目标的精确指引。太平洋舰队第169合成航空团的图-16Р侦察机分别驻扎在滨海边疆区克涅维奇机场和堪察加半岛叶利佐沃机场。近程侦察任务则由第593独立运输航空团的安-12РР侦察机承担。整个空中侦察力量的覆盖范围从苏联海岸线一直延伸到中途岛。
— 太空侦察手段：由雷达侦察卫星和光电侦察卫星组成的“神话”太空侦察系统也被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有效利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卫星提供的数据是唯一可供定位美军航母的情报来源。

此外也使用民船和情报员，但在整个情报（侦察）系统中所占比例很小。

多年以后回顾1982年9月发生的事件，我开始理解太平洋舰队情报系统是多么合理而高效。除了情报处长，还包括专门的情报计划部门（包括情报员）、独立于舰队指挥部之外的情报指挥所（因其任务特殊性），以及舰队情报信息中心——整个系统的“大脑”。与隶属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陆军情报机构不同，海军情报机构隶属海军情报局，从而能够不受上级压力自主完成任务。我当时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们会被卢比扬卡的人指挥。但现实就是这样——在谢尔久科夫先生担任国防部长推行一系列改革后，俄罗斯的军事情报系统已不复存在。这几句话权作旁注吧。

当然，“人”的因素在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战争准备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几年舰队由真正的专业人士领导：
— 太平洋舰队司令：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西多罗夫上将（1981–1986），具有丰富的合成舰队指挥经验；
— 第一副司令：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亚萨科夫海军中将（1979–1987），曾任第8战役分舰队司令，是一位作风极强硬但能够达成目标的指挥员；
— 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根纳季·亚历山德罗维奇·赫瓦托夫海军中将，从核潜艇艇长一路成长为堪察加舰队司令员，调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后于1986年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87年晋升海军上将；

以及，苏联海军总司令、苏联海军元帅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戈尔什科夫，他将苏联海军建设成为一支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导弹/核武器舰队，在辽阔的世界大洋上挑战美国霸权。

我那时候身为一名年轻中尉，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位总司令的指挥下当兵而感到无比自豪。正如战争年代和战后岁月里我的父亲：一位太平洋舰队海军军官，也曾因自己在苏联海军元帅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指挥下当兵而感到自豪一样。

就在上述的“冷战”形势中，时间进入了1982年9月。此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开始在太平洋区域开展积极行动，正如我们后来所知，这些行动其实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代号”Fleetex-82″的大型演习，目的是演练美国新海军战略规定的各项任务。

而我之所以把本文描述的事件称为“苏联的珍珠港”，是因为1941年12月7日所发生的与1982年9月所发生的极为相似，只不过形式上现代化了而已。

2.美国太平洋舰队”Fleetex-82″海上演习（1982年9月）

我身为事件的亲历者，接下来必须用第一人称写作。

需要说明的是，彼时苏联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美国新版海军战略的全文。这份文件是我国情报员从一艘在美国西海岸圣迭戈附近海域执行任务的侦察舰上获取的。我本人亲自翻译了文本，但我们当时还未能完全领会其全部实质，因为缺乏关于“战斧”巡航导弹作战能力、舰载航空兵在新条件下的使用、装备“战斧”导弹的多用途核潜艇的角色和地位等其他材料。

此外，苏联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与美国太平洋舰队之间的对抗也达到顶峰。前者的主要侦察目标是美国航空母舰，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24小时内未能获取航母位置信息，那就是一场灾难。全体岸基无线电侦察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所有在海上的侦察舰收到警报，图-95РЦ侦察机随时准备升空，情报指挥中心也转入了高度戒备。

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在采取措施，确保航母打击群从圣迭戈秘密部署至西太平洋。当时认为隐蔽性是突然实施第一波先发制人打击的首要条件。

让我们回想一下1941年。1982年的隐蔽性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当苏联“神话”侦察卫星飞越期间，美军舰关闭雷达，互相通信仅使用超短波波段；其次，航母打击群向西太平洋部署的路线改变，原本沿大圆距离航行，现在改走南航线或北航线；第三，实施无线电静默；再辅以媒体虚假信息传播等多种佯动与误导手段。

1982年9月11日，星期六。我国太平洋舰队刚刚完成年度总结性演习，所有舰艇已返回基地。本次演习完成了多项任务，包括：在我国沿海对抗敌方航母打击群、保障我军РПКСН顺利出海执行战斗巡逻任务、实施登陆作战、海岸防御等。

舰队作战辖区内实际态势如下：根据苏联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的最新消息，以“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已从圣迭戈出发进入珍珠港，为护航舰补给加油后开始往西北移动，直奔堪察加方向（极其异常，但当时未引起特别重视）。关于该航母编队的情报得到了来自太空侦察、岸基无线电侦察和我军在夏威夷附近执行任务的侦察舰的共同确认。

二号主要侦察目标：以“中途岛号”为核心的航母编队已于9月9日星期四从日本横须贺基地出海，被我军“库尔索戈拉夫号”侦察舰发现，但随即甩脱了监视。“库尔索戈拉夫号”的最后一次报告称该编队正朝西南方向驶往马六甲海峡。也就是说“中途岛号”已经连续两天未被无线电手段监测到，太空侦察也没找着它。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值班军官打电话到我家：“太平洋舰队情报处长尤里·斯皮里多诺维奇·马克西缅科海军少将紧急召见您和情报中心第一组组长丘丁。请立即前往舰队总部。”我们赶到情报处长办公室——“‘中途岛’在哪儿？整整两天不知道它位置了！立刻分析所有材料，一小时后向我汇报。”

我们坐在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第一现况分析组办公室，我当时是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副主任，丘丁是第一组组长。我们重新审阅了来自各部队和舰船的报告，以及太空侦察的材料，无法得出其他结论——“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要么驶往印度洋，要么去菲律宾海参加演习。此事暂时放下了。

“事后”，我们听取“总结报告”时才得知，我国岸基侦察部队在监听美军作战指挥通信网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通信网停止了传输演习用的指挥信号。意思就是美军通信网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准备好传输实战命令。

再后来，我又悟出另一个道理：“不可依赖刻板印象，必须设想最坏情况——例如航母打击群秘密部署到滨海边疆区或堪察加方向。如果我们要准备好应对这种威胁，那么我们就要全副武装。”经过1982年9月事件，我确信，这就像概率论：“宁可虚惊一场，不可遗漏目标。”但事发之初头脑没这么清醒。紧接着一连串的疏忽接踵而来，正是这些疏忽让我有理由将此事件称为“苏联的珍珠港”。

就在同一天，第304独立远程侦察航空团的两架图-95РЦ侦察机从霍罗尔机场升空，飞往太平洋中部查明“企业号”航母打击群的确切位置。日后得知，当飞机抵达千岛群岛以东时，雷达操作员通过舷窗看见一群灯光，未引起重视，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寻找“企业号”航母打击群。机组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但事实上他们当时恰好飞过“中途岛号”航母打击群上空，后者正秘密向堪察加方向移动，与“企业号”会合，组成航空母舰突击编队。

周六夜晚接连传来报告，称我军在伊图鲁普岛和普罗维杰尼亚湾的无线电测向站营房失火，两次起火间隔10小时，严重影响了我们测向网络的运行。我不排除这是美国“海豹”特种部队在我国领土进行实地演练。

1982年9月12日（星期天）上午，根据海军总参谋部命令，太平洋舰队第169合成航空团的两架图-16Р侦察机从叶利佐沃机场（堪察加半岛）起飞，对“企业号”战斗群进行侦察。机组报告他们在任务中遭遇舰载战斗机拦截。此时又发生了一次疏忽——飞行员的报告未说明拦截他们的战斗机型号，后来分析照片才发现他们是被F-4“鬼怪”战斗机拦截的。该型战机当时仅部署在“中途岛号”航母上，其余航母已换装新型F-14“雄猫”战斗机。

所以，我们仍然不清楚“中途岛号”航母战斗群具体位置。直到星期天下午，堪察加的我军岸基无线电侦察部队才报告：监听站发现有舰船使用“中途岛号”航母打击群内部无线电通信频率活动。

哎呀，晴天霹雳啊。无线电测向结果显示，新组建的航母突击编队（“企业号”和“中途岛号”）共计30余艘舰艇，正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东南方向300海里之海域机动，并在距离我国海岸150千米范围内实施舰载航空器飞行。

火速报告海军总参谋部。苏联海军总司令С.Г.戈尔什科夫元帅立即决策：急派“警戒号”护卫舰和三艘671РТМ多用途核潜艇跟踪监视航母突击编队，并组织不间断的空中侦察；太平洋舰队所属全部海军导弹航空兵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与远东防空系统建立紧密协同；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的所有部队和舰艇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同时，作为对美国挑衅行径的回应，命令海军导弹航空兵师做好起飞准备，于星期一对航母编队进行一次空对舰导弹打击模拟演练。装备巡航导弹的多用途核潜艇也做好了攻击准备。

9月13日星期一，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面临的挑战是必须揭露航母突击编队的位置，引导海军导弹航空兵师实施打击。但此时美国航母编队已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雷达全部关闭。我们仔细研究光电侦察卫星的数据，但没有航母所在位置的可信情报。尽管如此，驻扎在堪察加的海军导弹航空兵仍按原计划起飞——飞向一片空荡荡海域。

仅仅过了一天，也就是9月14日星期二，我们又接到库里尔斯克岛（译注：库页岛）防空兵哨所报告：航母突击编队正在帕拉穆希尔岛（译注：幌筵岛）以东海域机动、开展甲板起降飞行。

随后我们成功地将“警戒号”护卫舰引导至航母编队（“警戒号”因1975年在波罗的海舰队发生的事件而在海军总参谋部声名狼藉。当时该舰的政治副舰长萨布林不同意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带人劫持舰艇。萨布林被枪决，旧船员被解散。“警戒号”从波罗的海调往堪察加半岛）。如今这艘船成了直接监视航母突击编队的主力。被派遣去监视美国航母编队的多用途潜艇未能完成全部任务，因为这对艇长而言太艰巨了——尾随编队且不被察觉是很困难的。

最终，美军航母编队（“企业号”和“中途岛号”）从千岛群岛以东海域通过，暴露了苏联防空系统保卫国境的能力。这次行动的高潮是航母舰载机在小千岛群岛一带侵犯苏联领空。结果表明我军的“全天候”歼击航空兵（主要是老旧的米格-19和米格-21战斗机）无法对抗美军“鬼怪”战斗机和“入侵者”攻击机，天气条件不允许它们起飞。蔑视了我们之后，美国航母编队穿越津轻海峡进入日本海。我方一整套反制力量当然在此等候他们：海军导弹航空独立师、多用途核潜艇总队、“明斯克号”和“新罗西斯克号”航母、“伏龙芝号”重型导弹核巡洋舰。美国航母编队在日本海演练完毕对滨海边疆区的模拟打击，从朝鲜海峡顺利驶入黄海。至此美国太平洋舰队”FleetEx-82″演习结束，美军武装力量作战指挥系统恢复原有模式。而我们则组建了特别委员会总结自身错误，调查结论至今未公布。

3.苏联“珍珠港事件”的教训

首先，装备核弹头导弹、驰骋四海的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它的能力仅限于在亚丁湾打击索马里海盗，而这竟然被说成是舰队的伟大成绩。

其次，当1990年代宣布军转民、允许将我国军舰和潜艇商业出售时，许多高级军官趁机大捞一笔。“明斯克号”和“新罗西斯克号”被贱卖了。核动力军舰的问题更复杂：“伏龙芝号”重型导弹巡洋舰和“乌拉尔号”大型侦察舰无法出售，它们早就需要更换核燃料，但俄罗斯政府无人勇于承担责任。怎样报废这些军舰？怎样处理它们的核反应堆？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未能解决，任凭它们在码头锈烂，成为辉煌八十年代的记忆。

第三，当时美国海军首次在俄罗斯远东海域演练了一种新型空中进攻模式。过后我们才得知，五艘“洛杉矶”级多用途核潜艇从距离堪察加海岸约1500千米的阵地发起首轮“战斧”巡航导弹模拟密集打击，主要目标是位于叶利佐沃的海军导弹航空兵基地、堪察加的潜艇基地、防空系统及苏联武装力量在堪察加的指挥中心。这样做的用意是，当“企业号”和“中途岛号”航母舰载机从距离堪察加约1200千米（译注：原文如此）的位置发动后续空袭时，保证受损失最小。两轮打击之间的间隔约半小时。

我们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研究了这种空中进攻模式，很多事情变得清晰了。顺便说一句，后来在对伊拉克发动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沙漠风暴”和第二次军事行动“伊拉克自由”中，美国人采用的正是该模式：首先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随后舰载航空兵和战术航空兵密集轰炸敌方目标，最后地面战。

第四，”Fleetex-82″演习的结果推动了在我国沿海开展更具侵略性的”Fleetex-83″演习和”PASSEX”联合演习，三个航母打击群参加，分别是“尼米兹号”、“企业号”和“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从布雷默顿新海军基地（位于美加边境）和圣迭戈基地出发，沿阿留申群岛向堪察加方向运动。但那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面迎战准备，两艘高速侦察舰、反航母作战的核潜艇总队、海军远程导弹航空兵师、远程侦察航空兵和直接跟踪航母的舰船蓄势待发，因此美军未能取得出其不意之效果。但是，1983年我国战斗机在萨哈林岛以南的莫涅龙岛附近击落大韩航空公司007号波音-747民航飞机，导致国际局势急剧恶化。我相信这是在两轮”Fleetex”演习之后精心策划的另一次挑衅行动，本文按下不表。

最后，我认为现在有必要搞清楚如今的俄罗斯海军究竟成了什么模样，为什么俄罗斯海军军官的眼神如此忧伤？

你参加海军服役，明白国家站在你背后，你保卫国家，国家永远不会背叛你、欺骗你，并且认可你的功绩，你和国家是一体的。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完全反过来。很不幸，目前恰恰是第二种情况。所以我描述的这段太平洋舰队历史，今天听来就像“玛特廖娜婆婆的童话”一样。“本来应该多拿钱给美国人，一切都好说。”

但我相信这不是真的。肯定有些俄罗斯人能够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写于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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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热心读者留言告知，有一位署名亚历山大·谢苗诺夫的太平洋舰队老兵对卡列夫的说法提出反驳意见。这位谢苗诺夫写的比较零散，择要编译如下，供读者参考：

1.亚历山大·谢苗诺夫服役的单位是第77独立反潜航空团，驻地在纳霍德卡市东北方向的尼古拉耶夫卡军用机场，装备伊尔-38飞机。此人曾以第三领航员、第二领航员和（短暂地）第一领航员的身份乘坐伊尔-38执行侦察任务，处理过文件、规划过飞行路线，后又做过第77航空团和第317航空团的代理侦察科长。

2.谢苗诺夫指出卡列夫文章笔误，堪察加半岛的叶利佐沃机场没有“太平洋舰队第169合成航空团”，当地驻扎的是第317独立合成航空团（26972部队），其下属的第266独立远程侦察中队装备图-16飞机。
译者搜索公开资料，得知第169合成航空团1982年12月在滨海边疆区霍罗尔机场组建，隶属海军第25导弹航空师，该团1983年12月驻扎到越南金兰机场，1989年12月撤销编制。

3.谢苗诺夫认为侦察机组不报告敌机和舰船型号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报告用标准格式填写，有照片、有描述、有技术设备的数据。如果填写不符合规定，报告向上呈送过程中被不同层级的聪明人审阅，机长和其他该负责的人会被叫到办公室狠狠批评。

4.谢苗诺夫认为：伊尔-38机组履行了职责，没有懈怠；美国海军在战术上部分击败苏联；“苏联珍珠港事件”的说法太夸张。

延伸阅读：

米哈伊洛夫谈侦察机搜索美国航母

1943年苏联货轮“被美国潜艇误击”之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不在俄罗斯洗衣”

19世纪的洗衣劳动堪比苦役，就连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也深知这一点。她曾想尽办法减少两都（译注：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孤儿院内私生婴儿的数量，效果不彰。于是她1829年降旨：为了遏制孤儿的主要来源——士兵之妻抛弃孩子，必须严格调查弃婴是否为士兵子女，如果是，那么小孩长大后男的强制当兵、女的做洗衣工。因为在当时的洗衣技术条件下，不仅衣物磨损得快，洗衣女工本人也会因劳累迅速耗尽体力，所以医院、疗养院、救济机构和学校对这些人的需求很大。

医学博士А.Н.尼基京写道：“人们发现洗衣女工罹患与其职业有关的各种疾病。她们生活在潮湿环境，手脚总是湿的，很快就会变得虚弱……环绕她们周围的潮湿空气阻碍了汗液蒸发，其后果就是……感冒、风湿病、腹痛等。”

地主家的女仆犯了错，惩罚她去洗衣房干活：筛草木灰用来熬制碱液，把脏衣服塞进木桶，浇上热碱水，之后放入大锅加肥皂煮沸，还要在大盆内揉搓——全部工序都在高温与刺激性蒸汽中进行，门必须常开，好歹有一点通风。最后把衣服搬去河边或池塘，抡起木棒敲打、漂洗。待衣服晾干，还有一项艰苦活：用滚筒碾压以使布料柔软、便于熨烫。

诚然，俄罗斯地主里面也有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府上甚至没有洗衣房。与列夫·托尔斯泰关系友善的记者П.А.谢尔盖延科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祖父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是他那个时代的豪掷千金之人，不仅花光了自己的万贯家产，还挥霍了妻子——戈尔恰科娃公爵小姐的更大一笔财富。此公生活之奢靡，只需举一例：他家脏衣服不是在俄罗斯洗的，而是用专门的马车送去荷兰洗。”

不过，这或许不仅仅是地主老爷虚荣摆谱，农奴洗衣工技术拙劣也是原因之一，她们常常洗坏了珍贵精巧的桌布、床单和衬衣。粗手大脚的女人哪里知道，荷兰麻布或细麻纱布缝制的衣物既不能放进陶罐整夜蒸，也不能放进大锅煮一个小时，更不能在漂洗时木棒子猛敲……

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84年，П.П.卡尔佐夫中将编写建议手册告诫赴外省服役的新任军官，谆谆嘱咐道：“定制或购买过于精细的衬衣纯属浪费钱，因为你不知道在小城镇或乡村会遇到什么样的洗衣工。比起普通布料，这种精细衣服更容易被洗坏，而普通布料的处理方式，每个女人多多少少还是懂一些的。”

“其设施毫不讲究”

整个19世纪，无论首都或外省，普通洗衣店的布局大同小异：第一间屋生炉子，常年烧着几口锅：一口用来煮碱液，其他的用来蒸或煮衣服，旁边再搁几只木桶和大盆。第二间屋摆放滚筒、熨衣桌，以及收纳干净衣服的架子。漂洗一年四季在河边或池塘进行，洗衣店老板通常与“漂衣筏”（一种专门搭建的平台）主人签订合同，讲好每篮衣物支付多少钱。而这些“筏主”则要向市政府缴纳小生意营业税。寒冬季节，许多城市的“漂衣筏”不能使用，于是漂洗工作交给凿冰窟窿的人，也就是“冰洞老板”。

经济学家А.С.乌沙科夫1862年如此描述莫斯科的漂衣筏：“在莫斯科这种商业城市，河上也有各种商业设施。市杜马出租水面，从筏子、浴棚和汛期摆渡中获得收入……漂衣筏被视为末流的行当，因此其设施毫不讲究，就只是一些木筏子，暴露在水与空气的各种影响之下。它们多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为那场景纯粹是一派祖国风情。深冬严寒，气温约在零下二十度，满目冰霜，脚下雪吱吱响，风像刀一样，冰窟窿不时浮起一层薄冰。你站立桥边，身穿温暖皮袄，拉低帽檐，双脚跺地，远远欣赏着。木筏上，露天作业正进行中：女人们有的穿光面皮袄，有的穿兔皮袄，还有的只穿短棉袄或麻布外套，脚穿靴子、套鞋或低帮鞋，取决于业主的经济状况……她们挥动木棒，水在布上结冰，粘住了木棒——苦啊！这些劳动者们累得哼哧哼哧，双脚湿冷受煎熬，木筏表面不时被水覆盖，手酸、腰痛、头发热，随便包一张纸或毛布头巾……”

而在当时的警方报告中，常有洗衣女工不慎落水被救起或淹死的记载。

到了19世纪末，此类漂衣筏的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北都圣彼得堡警察局的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曾见过这样一处设施：“在渡口下方有一座漂衣筏，长约8俄丈（译注：1俄丈约2.13米），宽约4俄丈，四周有平台，通过木梯与堤岸斜坡相连。漂衣筏的中央是4个水池，莫伊卡河水直接流入，水池四边围着4个长槽，洗衣女工就在其中漂洗。水池两侧各有一间房屋，供筏子经营者和看门女人使用，内设取暖的铸铁炉，排烟管贯穿整个房间。在与洗衣筏齐平、略高于筏子入口处的堤岸有一根城市污水管。夏季停靠在漂衣筏上游的驳船和渡口平台减缓了堤岸边河水流速，造成水面遍布污泥及动物、植物的残渣污物。加上污水管排出的脏水，漂衣筏水池中的水污浊不堪。要在这样的脏水中漂洗刚洗好的衣物，非得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干净的人才行。”

1908年莫斯科当局要求提高妇女在漂衣筏工作的安全性，发布了一份指示文件，写道：
“用于洗濯的漂衣筏应由经营者自费建造，并使用结实缆绳加固；固定洗衣筏严禁在河中打桩，必须用锚或缆绳连接到河岸……
要用坚固木材建造带屋顶的漂洗间，设有采光窗和洗衣槽……应保持漂洗间状态良好、外观体面，自费用油漆粉刷，不可在漂洗间外洗衣。
经营者还应当在漂衣筏旁常备一艘专用小船，预防意外发生。小船的设施包括：在船内座位下方沿着整条船舷固定一条帆布长袋，横截面为三又四分之三俄寸（译注：1俄寸约4.4厘米），内部紧实填充软木碎屑；或用帆布紧密捆扎的芦苇代替长袋。长袋须用油漆涂刷两遍，确保防水……”

另外，漂衣筏150米范围内任何人无权开设另一个漂衣筏，但沿岸居民自用的小筏和冬天的冰窟窿不禁止。

“不使用挤压捶打”

1830年俄罗斯首次尝试开办“文明洗衣房”，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旨在“效仿外国同类机构”设立私营机器蒸汽洗衣房。俄帝国臣民、工厂主德林格向内政部递交了申请。获批的机构章程写道，该洗衣房的业务“是利用水蒸气和肥皂溶液洗涤各类衣物，完全不使用对衣物有害的任何揉搓、强力挤压或捶打”。章程还说：“这种用蒸汽洗涤衣物的方法，已被最著名的实用化学家经由实验证实为最有利于保护和彻底清洁衣物的方式，因此已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及城市广泛运用。”

洗衣房开张需要30万卢布，决定发行1500股，每股500卢布，但认购时每股只需先缴纳200卢布。之后此事停留在筹备阶段，无果而终。

1859年在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当时正在从事首都供水系统改良工作的А.И.杰尔维格男爵回忆：“莫斯科洗衣公司章程获批后，我认购了相当数量的股份，目的是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以便推选А.И.纳雷什金（注：退役准尉，男爵的朋友）为经理。他急需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并且做事向来勤恳。但尽管如此，洗衣公司仍然经营失败，大概两年后便被清算，股东们只拿回四分之一的投资款，我也损失惨重。”

这些年间在莫斯科为那些“需要大量洗涤”的客户（如富裕人家、餐馆和旅馆）提供服务的是位于巴比格罗多克的“库舍列维切娃夫人蒸汽洗衣房”。虽然仍由人工揉搓，但舍弃草木灰，只用肥皂。其进步之处是：洗衣水来自河流，马拉装置带动滚筒，把经过蒸汽漂白的衣物在滚筒中再漂洗六分钟。接着送入“拧干机”，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又用蒸汽烘干五分钟。最终从洗衣槽到熨斗整个过程仅需几小时而已。然而这家店的服务价格不菲，被旅行指南和参考手册反复提醒。

1871年，彼得堡的针织袜子厂主В.П.克尔斯滕效仿西欧，在本市开办蒸汽机械化洗衣房。正如此人传记所写，他“未能发展这一事业，因为当时仍须顾及人们对机器洗衣的成见”。1884年В.П.克尔斯滕去世后，由Е.П.克尔斯滕接手，在儿子А.С.克尔斯滕（译注：原文如此）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壮大了两家企业。至19世纪末，织袜厂与洗衣房已拥有三台蒸汽机、五台蒸汽锅炉，雇佣工人400名。不过，克尔斯滕家洗衣房的主要客户是圣彼得堡的教育机构和高档旅馆、餐厅。

普通市民仍然把衣物交给女工用碱液浸泡和煮洗。根据1882年人口普查，莫斯科共有8439名女性个体洗衣工，以及127名男性洗衣工。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负担不起这种本就不算贵的服务。工人、手艺人和日结短工只得在澡堂洗澡时简单洗一下衣服，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彼得堡警察局首席医生И.叶列梅耶夫写道：“除了‘沃罗宁澡堂’之外，各澡堂的廉价浴室照常有人洗衣服，肥皂上带一股发霉的、几近恶臭的气味，即便是非洗浴日也弥漫不散。虽然这种洗衣方式对穷人而言很便利，但从卫生角度来看却严重破坏了澡堂环境，助长了肮脏、破旧衣物引发的恶臭传播。若能在澡堂内专设一些附属空间，让贫民能够免费或以极低费用洗自己的衣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

目光投向西欧。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城市就出现了所谓公共洗衣房，贫民妇女只需花一便士即可洗六小时衣服，使用锅炉、温水和任意数量的冷水，还可使用公用烘干房的蒸汽设备。法国政治家莱昂·福谢赞赏说：“利物浦的工人阶级踊跃使用公共洗衣房，证明该设施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第一年就洗了三十多万件衣服。现在他们按照同样方案又建造了第二座”。

自1856年起，柏林的澡堂与公共洗衣房合并经营，每年为每位业主带来约3700塔勒收入。到了1860年代，法国、德国和瑞士几乎所有的公共洗衣房都使用蒸汽代替手洗。妇女们按小时付费租用蒸汽、水、大盆、挤压机、烘干室和熨烫设备。这些场所既有专职洗衣妇，也有勤勉的家庭主妇。例如巴黎最大的公共洗衣房可同时容纳120名妇女。

1890年代，英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为贫困人口开设洗衣房。经济学家И.Х.奥泽罗夫描述格拉斯哥时写道：“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洗衣房和澡堂……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洗衣房的组织有个特点：市政府不仅提供洗衣房供民众洗衣，自己也承接业务，雇佣专门的员工在这里代客洗衣。妇女进门来只需花费2便士，就可以使用各种先进设备洗衣整整一个小时……格拉斯哥已投资13万英镑建设工人住宅，如今，人们甚至可以花每年5英镑10先令（约合45卢布）租住一间布置良好的公租房，按照英国物价水平简直太便宜啦，而两个房间的价格是6英镑16先令。公租房有附属的洗衣间，使用费是每小时1便士（4戈比）。”

同样在19世纪末，许多俄罗斯旅行者都对德累斯顿合作协会的住宅赞不绝口，因为该建筑公司每栋民宅的地下室必备洗衣间。经济学家В.В.斯维亚特洛夫斯基写道：“住户有权在每月特定的日子使用一次洗衣间。每位住户应当向管理员支付10便士以维持洗衣间的清洁和秩序。关于操作各种洗涤设备的规定十分严格，要求住户谨慎小心。如果哪个家庭希望每月清洗衣物超过一次，则要额外付费。另一个单独的房间有挤压机，供全体住户免费使用。”

1914年10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杜马开会讨论城市冰洞的收费问题。市政当局的报告写道：“直到1914年，在叶尼塞河上开凿露天冰洞一直由市政府承担费用，但由于维护这些冰洞并非城市的必要开支，而是一种通过向居民收取使用费从而获得收入的普通财源，因此市政府认为，将冰洞和筏子（包括封闭的暖房和露天的冷房）的建设、维护和运营，招标出租给有意承租者，是可行且适宜的。”

插一句，说这话的背景是：自1903年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暖房冰洞漂洗衣物要收费——小手提篮3戈比、大衣物筐10戈比。

市政府报告继续写道：“随着城市自来水系统建设，上述收费正逐渐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冰洞带来的收入也开始下降，这可以从1913年最新财报中看出。而1914年的预计收入仅为233卢布。”

辩论期间议员们各抒己见。Л·П·捷尔斯基提出不应对在冷冰洞漂洗收取费用；М·П·米哈伊洛夫则表示不应对小提篮收费，因为使用这种小篮子的多半是贫困群体；А·И·格罗姆切夫斯基则说：“洁净的衣物是保持卫生之必需。因此城市不应将冰窟窿作为财源项目。更不应对那些虽然是由城市专门设立、但属于开放空间的区域收费。”最终，市杜马决定以每年1500卢布的价格出租冰洞和筏子，无加热设施的冷冰洞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下面必定是脏内衣”

但在一些省城，某些最需要洗衣服务的场所——比如医院——直到20世纪初都很少拥有欧式洗衣设备。后来，各省和县的政府终于意识到建设洗衣设施之必要性。1907年叶列茨地方会议作出结论：“叶列茨县医院的洗衣工作存在严重不足。随着医院逐渐发展成为正规医疗机构，用原始的方法来洗衣，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按时供应洁净衣物的需求，并且洗出的衣物极其不合格……病人卫生状况不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如一条红线贯穿叶列茨医院的历史，显著影响着术后恢复情况……为了充分说明医院的洗衣工序，我们用几句话来描述：换下的脏衣被放入铸铁锅加碱煮沸，由于很少换水，看起来仿佛泥汤一般，血渍因而固定下来根本洗不掉。接着放进木盆揉搓，再照常运到河边漂洗，部分在阁楼晾干，部分在户外晾干，最后送到洗衣工的房间折叠整理——就在她们吃饭的餐桌和她们睡觉的床上。”

叶列茨县管理局决定：随着新式现代化洗衣房的建成，医院全体职工的洗衣费用政府全包。会议记录指出：“将这些衣物外送清洗，即便费用由职工承担，在一个设施完善的医院中也是实现不了的，毕竟院方无法要求职工保持衣物内外清洁，这一要求将会被视为侵犯职工的个人经济利益。职工为了节省一些薪水，宁愿尽可能长时间地穿同一件内衣。制定严格措施也许能勉强保持杂役和助理护士外衣的洁净，但外衣下面必定是脏内衣。如果由医院洗衣房负责清洗，政府出费用，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职工保持清洁。”

但在为洗衣房采购新设备时，医院管理层却面临尴尬矛盾：国产洗衣机不仅短缺，且价格远高于进口产品。从事部队洗衣房现代化工作的军事工程师К.В.马尔科夫描述彼得堡的企业：“我们参观工厂后得出如下结论：圣加利公司改造进口机器并贴上自己商标，但只接受定制订单，生产周期不少于两个半月，设备连同运至现场的总报价明显高于进口机器。彼得堡金属厂根本不生产洗衣机，仅承担中介业务。其他较小的公司也是如此，比如兰根齐彭公司从事洗衣房全套设备的中介采购。”

另一种尴尬情况是：地方政府已经购置了洗衣机，但洗衣仍沿袭老办法。1904年科斯特罗马省布伊县管理局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去年为布伊县医院购入一台‘蜜蜂牌’洗衣机，配备圣彼得堡沃尔考的挤压脱水机，连同运费共计63卢布70戈比。但这台机器至今闲置，原因是医院的洗衣女工用不惯，更乐意手洗。对这台机器进行专门试用后发现，只有熟练工人才能够操作……”

无产阶级革命亦未能让洗衣店真正贴近人民。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任职的老布尔什维克С.Н.斯米多维奇（译注：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嫂子，1905年孀居，后再婚）谈莫斯科的情况：“公共洗衣房非常少，费用仍然昂贵，所以大多数女工和男工家属无法将自己的衣物送到公共洗衣房清洗。女工们目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在工厂内开设一处场所，方便她们或男工家属洗衣，这样就不必在住宅房间或公共厨房洗衣，避免肥皂水蒸汽污染居住环境。”

又过了十年，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的一次全体会议愤慨指出，大多数洗衣房只为国家机关服务：“全会指出我区洗衣房数量不足，服务能力有限，洗衣水平低劣，对待顾客衣物粗心大意，有时甚至态度野蛮。全会责成主席团专门讨论扩大洗衣房网络和改善其服务的问题。”

此后年复一年，大会堂讨论如火如荼，公共厨房肥皂泡漫天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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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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