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勃罗戈夫

1953年3月5日，苏联“万民慈父”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去世。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个人崇拜似乎还将持续很久，但仅仅四个月后，7月份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已经开始揭穿他的神话形象。昔日战友纷纷批评斯大林的领导方式，报告人列举的昔日“不犯错的”领袖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修建土库曼运河——此项工程的计划规模超过苏联的所有建设项目，意图把卡拉库姆沙漠变成繁花似锦的园圃。本文回顾这一项目及后来出现的替代方案：卡拉库姆运河，并思考最终导致中亚生态灾难的原因。

昔日荣光

今天位于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北部的花剌子模绿洲，只不过是千年前那个各方面高度发达文明的黯淡影子。古代和中世纪的花剌子模是从中国到里海之间辽阔土地上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商路交汇，各种重要行业云集，伊本·西那（译注：中世纪波斯哲学家、医学家）与比鲁尼（译注：波斯学者，生于花剌子模，擅长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曾在此工作。花剌子模王朝的统治从绿洲向外延伸至边陲，几百年之后才出现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阿什哈巴德。

花剌子模的国家形态早在公元前已经形成。比鲁尼写道：“他们（花剌子模的居民）从有人定居本国之初开始纪年，事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980年”，也就是说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随着时间推移，花剌子模文明吸收了希腊、波斯、突厥等文化的元素，尽管其立国根基是琐罗亚斯德教。自公元四世纪起统治该地的君王号称“花剌子模沙阿”，逐渐在十二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初达到鼎盛，最后被成吉思汗的毁灭大军终结。

十三世纪蒙古入侵、十四世纪帖木儿征服，加之随后的政治动荡和气候变化，导致二十世纪初的花剌子模只剩无数堡垒废墟与黄沙掩埋的古老灌溉设施，徒增访客铜驼荆棘之思。苏维埃政权到来之前，统治这片土地的希瓦汗国无论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偏远小国，既没有充足人力，也缺乏坚实财源。花剌子模已沦为落后边陲：古尔干杰和克亚特这两座大型古城的人口昔年堪比巴格达或大马士革，如今仅存几座简陋乡镇。

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片土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未知之地，几乎没有好古之人能够踏足咸海之南。直到1937年，由苏联青年学者谢尔盖·托尔斯托夫率领的考古队抵达此处，他们重新发现古代花剌子模的意义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托尔斯托夫的挖掘揭示出该地区曾经存在规模宏大的城市建设、灌溉工程与农业体系，而在当时学者眼中这里不过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局部适合放牧。

1942年8月托尔斯托夫题为《古代花剌子模》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1949年凭借该论文出版专著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最初被提名二级奖，但领袖本人对托尔斯托夫的研究产生兴趣，亲自提升为一级奖。

活河与死河

咸海地区的实地考察成果，以及学界提出的古埃及与古花剌子模的相似性，显然给苏联大元帅留下深刻印象，并很可能坚定了他要让该地区重振昔日繁华的愿望。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充足淡水资源，而当地淡水短缺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真理报》1951年第106期文章《在乌兹博伊河谷》写道：“诚然，在这片荒漠之地将建起大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充足的水源与电力不仅会改变周边地区，还将为整个土库曼斯坦西南部注入强大生命力，催生亚热带果园和棉花种植园，推动地下财富的开发利用。但要实现这一切，需要苏联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与能量”。

花剌子模绿洲最主要的灌溉水源是阿姆河，这是一条极不稳定的河流，时常改道。阿姆河之于花剌子模就好比尼罗河之于埃及，虽然水量稍逊那条非洲大河，但阿姆河携带了更多矿物质，在中下游沉积，为农业创造出优越条件。阿姆河淤积物的石灰含量是尼罗河的2倍，钾含量更是后者4倍。尼罗河水可为每公顷灌溉面积提供367千克天然矿物肥，阿姆河水能提供1914千克。

乌兹博伊河的研究成果也对苏联领导层的计划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河流，故河道将咸海地区的萨雷卡米什盆地与土库曼斯坦西南的里海相连。早在此地出现最初的文明中心之前，阿姆河水曾注入咸海和萨雷卡米什，再沿着长达700千米的乌兹博伊河道流入里海，勾勒出卡拉库姆沙漠的北部边界。历史上乌兹博伊的水量时大时小，中世纪彻底断流——在河岸发现了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的定居点遗迹。如今这里零星散落一些盐碱化小湖泊，定期接受萨雷卡米什出来的水。

1929年，在阿姆河上游更远处、今日土库曼斯坦东南部，长100千米的巴萨加—凯尔京斯基运河深入卡拉库姆沙漠。自1932年起关于修建一条直通里海运河的勘测工作已经启动，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手中，领袖更倾向于北部方案——几乎从花剌子模腹地出发。此运河原计划的起点位于塔希亚塔什地区，距离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首都努库斯约12千米。最初设想是花八年时间把萨雷卡米什盆地注满水，为此要从阿姆河分流高达40立方千米。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水量约等于现代中亚最大水体：巴尔喀什湖的三分之一。但后来放弃该方案，最终决定让运河绕过萨雷卡米什，沿乌兹博伊故河道延伸至克拉斯诺沃茨克（译注：土库曼巴希市）。同时阿姆河水不会直接注入里海。

世纪工程

1950年9月12日报纸公布了苏联政府《关于修建阿姆河-克拉斯诺沃茨克土库曼主干运河，灌溉和供水西土库曼里海沿岸南部地区、阿姆河下游及卡拉库姆沙漠西部土地的决议》。除建设长达1100千米的干渠外，文件还规划了三座大坝、两座水库、三座总装机功率10万千瓦时的水力发电站、若干水闸与总长超过1万千米的排水渠和管道系统。运河宽度计划超过100米，深度6-7米。

修建土库曼运河预计花费300亿卢布。1947年苏联进行货币改革：10个旧卢布兑换1个新卢布。1950年之前卢布对美元汇率1:5.3，也就是说工程造价约56亿美元，按今天币值相当于600亿美元——几乎是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或委内瑞拉的国家年度预算。

再看规模。土库曼运河的设计目标是分流阿姆河总水量四分之一，建成后将成为当时世界上长度第二的同类工程，仅次于中国的大运河。只不过中国人用了近两千年完善大运河，而苏联政府却准备在七年内（到1957年）完成，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长227千米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斯大林年间仅用两年建成，长100千米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则花了近三年。诚然，土库曼运河的施工难度有所降低，因为其走向与天然形成的乌兹博伊故河道基本重合。

苏联媒体夸耀运河建设为“世纪工程”，是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将因此新增约130万公顷耕地（主要种植棉花），外加700万公顷新牧场。形象地说，此水利工程带来的灌溉面积相当于捷克或阿塞拜疆国土面积。另外莫斯科还设想用这条通航运河建立中亚和俄罗斯中部的水路联系，也就是说从列宁格勒或莫斯科出发的船只最终能够停靠努库斯或铁尔米兹。

早在1947年斯大林已决定使用铁路将花剌子模地区与外界连接起来。这条铁路计划经过咸海地区，具体而言是从南部的查尔朱（译注：土库曼纳巴德）延伸至昆格勒，最终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7年建成。而咸海南部与苏联欧洲领土的铁路连接直到1972年才实现，当时铺设铁轨穿过乌斯秋尔特高原和曼吉什拉克半岛。

起始

当然，正如斯大林年间的其他“世纪工程”一样，囚徒将是主要劳动力。1950年铁路已延伸至乌尔根奇（译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首府），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此成立内务部“中亚水利建设联合体”负责开凿运河。1950年12月在阿姆河收窄至600米的塔希亚塔什岬开始修建两座各可容纳1500人的劳改营。与此同时，当地居民也被强制征召参与施工，但自愿报名者同样不少：仅1952年第一季度就提交了1000多份申请，第二季度697份。

1952年新建的塔希亚塔什工人新村拥有平房住宅80栋、两层的八户住宅楼4栋、食堂、澡堂、面包房和砖厂，其中部分房屋是用驳船从查尔朱沿阿姆河运来的。1953年随着铁路开通，塔希亚塔什正式升格为城市，人口约1万，其中半数是囚徒。

约1.7万人参加运河与塔希亚塔什水电站建设，包括1万劳改犯，他们大多因“盗窃国家财产”判刑。规定劳改犯工人的居住面积每人2平方米，实际甚至不足1平方米。工地上无论干活的或看守的同样饱受严寒、酷暑、沙尘、蚊虫、痢疾和淡水短缺折磨。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发言：“再来谈谈关于土库曼运河的决策。是否事先明确了修建这条运河的必要性？是否测算过所需开支和经济效益？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切都是个人决定，没经过任何经济计算。后来发现，这条运河及其灌溉系统造价高达300亿卢布。运河沿线本来无人居住，必须从中亚已有人定居的地区迁移居民，而这些地方却有大量尚未开发的土地非常适合发展棉花种植。中亚的同志们及农业工作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时，工人们才刚开始挖掘运河主干道，多数人仍在修建工地、进出道路、仓库和供应基地。虽然工程实际未正式开工，但不可挽回的损失已高达约210亿卢布。然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获得了价值1.53亿卢布的完工与未完工建筑、工程设备和交通工具，整个战前时期投入该地区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为该数字的一半。工程宣告结束时——此前施工现场已经充斥着典型的苏联式敷衍和盗窃——剩余的未登记设备，包括拖拉机和推土机，相当一部分被盗卖。

运河已死，运河万岁！

接替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深知这些“世纪工程”会给国家财政和老百姓钱包带来沉重负担。何况大元帅去世后，他们必须设法巩固自己在贫困民众心目中的声望，哪怕略微接近斯大林曾享有的那种信任程度也好——尽管他的统治手段备受争议。

最终1953年3月底，在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的书面倡议下，部长会议根据其信函作出决议：放弃修建土库曼运河。工程事实上被废弃，因为即便封存维护也要额外耗费几十亿卢布。除土库曼运河外，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还放弃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运河、延伸至鄂霍次克海和楚科奇的跨北极铁路、穿越鞑靼海峡通往萨哈林的海底隧道，以及通往堪察加的铁路。

苏联政府并没有彻底埋葬灌溉卡拉库姆沙漠的构想，虽然因循旧路线修建新运河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不可能的。继任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揭露了个人崇拜，还发动了“垦荒运动”，把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在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层许诺将来用当地棉花供应全苏联的鼓动下，赫鲁晓夫决定：在阿姆河南部、已有巴萨加—凯尔京斯基运河的地区修建排水管。

1959年卡拉库姆运河首段（从阿姆河至穆尔加布400千米段）正式投入使用。第二年起咸海水位开始灾难性下降，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生态灾难。1971年运河第四期工程开工时，阿姆河45%的水量被土库曼方面截流用于农业，导致这条河未流入咸海却灌满萨雷卡米什盆地。这种情况自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从未发生过。

此后萨雷卡米什湖虽然不再干涸，但湖岸并没出现“繁花似锦的园圃”——灌溉后二次排入湖中的水含有大量农药、苯酚和重金属。结果这些水既未补充咸海，也未能拯救萨雷卡米什湖，因为它既不宜浇灌庄稼也不能养鱼。1990年代初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认为萨雷卡米什的水完全适合种植扎扫帚的剑麻，但这一“战略构想”是否顺利发展，不得而知。

消逝

进入二十一世纪，土库曼政府重启了苏联1970年代提出的计划：向位于卡拉库姆西北部的卡拉绍尔盆地注水。依旧要利用饱受折腾的阿姆河，经由绕过萨雷卡米什的集流-排水系统注入卡拉绍尔。土库曼政府以其一贯的浮夸作风将该项目命名为“黄金时代湖”。

似乎从2013年开始，受污染的阿姆河水被排入该湖。2019年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甚至视察了“黄金时代湖”岸边，表示：“目前这一地区已成为生态清洁区，应当在此建设居民点”。此后几乎没有关于开发这篇染毒湖岸的报道见诸报端，但阿什哈巴德方面不断强调“项目正在实施中”。

1400千米的卡拉库姆运河至今仍然为土库曼斯坦提供淡水，尽管正是它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姆河和咸海的命运。当然，还有对水资源的极度低效利用。注入运河的水大约四分之一因渗漏流失，加之河道不断淤积、泛滥，宝贵的淡水白白蒸发。

尽管政府曾多次承诺推广现代化灌溉技术，比如滴灌，但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农业大多仍沿用传统方式。结果，在灌溉上真正应用1升淡水，背后却要浪费掉110-170升。目前土库曼斯坦国土面积五分之四被沙漠覆盖，人均每日耗水量逾16000升，稳居全球第一，比美国高4倍，比中国和俄罗斯分别高15倍和14倍。该国年耗水量甚至超过德国，如果中国人以土库曼人的速度消耗水资源，那么一年之后地球就“干涸了”。

不过，阿什哈巴德兴建的豪华喷泉已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必须承认，古代花剌子模对淡水的利用更合理。当尼罗河持续滋养数千万埃及人、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时，苏联领导人及其继任者却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把流量与之相当的阿姆河摧残殆尽。

延伸阅读：

斯大林“排干里海”的狂想

彼尔姆境内的十次“生产性”核爆炸

（全文一万二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本人1923年生于莫斯科牧首池塘。父亲在工厂上班，母亲是家庭主妇。1940年我十年级毕业，考入莫斯科市“В.В.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

1941年夏天，学院整个二年级集体报名参加莫斯科民兵。大家在布提尔卡街兵役委员会集合登记姓名，送往莫斯科郊区的军训夏令营。我在那里领取一件套头军上衣、一顶船型帽和一条腰带——鞋子和裤子是我自己的。我们在营地进行队列训练，学习刺刀格斗，只有一支带刺刀的步枪，轮流用它捅假人。还给我们讲授如何射击，但整个训练期间没打过一颗实弹。夏末，我们被编成预备连，派往前线补充一个步兵团。在斯摩棱斯克地区，我们宿营在谢苗诺夫斯基国营农场，吃了一顿饭，发了步枪和子弹。一个“老兵”看看我的枪膛，说我用这枪打不中德国人。说实话，我没太在意，仍旧以为战争很快即可结束，急着上战场看看打仗究竟什么样。第二天来了军队干部，预备连被拆成排，我和另两位同学分到一个排，此后我们一直在一起。大家排成纵队奔赴前线，很快编入某个部队。可我们究竟在哪儿、隶属哪个部队，我完全不明白。阵地位置极其不利：前面是一片森林，本该在西侧构筑工事，却在东边挖了战壕。第二天或第三天，几架德国飞机掠过我们头顶，不久，附近公路尘土飞扬，有人说是德军侦察队。我们开火，他们撤了。之后我再没见过我们的指挥员。德军迅速在树林后方架起迫击炮，轰击我们的战壕。起初他们集中火力打左翼，接着打右翼，当所有人从两翼跑到战壕中部躲避时，他们又炮轰中部。弹片击伤我胳膊，被震得不轻，鲜血哗哗流，可没有任何东西包扎——没有止血带也没有绷带。战友架起我往外走，拖进一个村子，找根绳给我捆扎，继续搀着我往前走。我们上了大路，到处都是人，各走各的，全然搞不清方向。

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拉我，送我进医院。我在医院一直躺到秋季，伙食好治疗也好，无可挑剔。胳膊伤口愈合，但花了挺长时间恢复功能。因为我是轻伤员，还得协助医护人员照顾卧床的重伤员。

1941年12月底我拿着出院证明，被送到兵役委员会。我试图进厂工作——因为当初的浪漫主义早就消退了，我压根不想回前线——但事与愿违。1942年2月我被征入工农红军，派往罗斯托夫炮兵学校，学习做一名反坦克炮排长。

学校已经疏散到了尼亚泽彼得罗夫斯克郊区（译注：1942年10月-1943年7月）。我们动手修复彼得一世年间遗留的厂房，改造成学员营房。整个夏天我们干完了砖瓦活儿，搭建了三层铺位，还砌了取暖火炉，但厨房和厕所，尤其澡堂没来得及盖完，所以1942—1943年的冬天饱受严寒折磨。更何况我们穿的还是破旧夏季军装：马裤、军上衣、大衣、裹腿、靴子，只有帽子是冬帽。又饿又冷，全身长虱子。最折磨人的是每晚五千米森林行军，每个学员必须扛木头回来供营房和教员宿舍取暖。

到了1943年1月，学员们开始因饥饿浮肿。某一天，全体炮兵连拒绝离开营房，要求立即上前线。军官们试图赶我们出去，但我们抵抗。之后乌拉尔军区司令员来了，同行的还有兰佩尔上校，据说此人曾在西班牙战争期间指挥过马德里防御。他们劝我们到操场列队集合，兰佩尔上校抓起一把雪，递给最右边的人，请他依次传下去。雪很快就化了。他说：学员的口粮就是这样到达你们嘴里。他最后一句话是：“我会解决问题！”

确实，开春的时候我们暖和起来，课程变得更规律，伙食也改善了。兰佩尔上校亲自检查投入大锅的食材。军校每天吹号，早晨六点起床号叫醒所有学员，新的一天从做操开始。我们赤脚、穿长衬裤跑出营房，引体向上，然后冷水洗脸。穿好衣服，操场集合点名，列队去食堂吃早饭。早饭有面包、粥和茶，所谓的茶其实是带颜色的水。每个学员在食堂有固定座位，值日生背对餐桌站立，另一名值日生切面包、盛粥，问：“这是谁的？”前一个人报出某个学员的名字或绰号，这份食物就递给他。分发完毕，喊口令，全体开始吃饭，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午饭和晚饭也是这套程序。

早饭后第一节课是两小时队列训练，接着是两小时课堂学习：条令、政治等课程表安排的内容。等到号声通知“拿勺子、拿饭缸”，我们列队唱歌去吃午饭。午饭后野外战术训练，教员裹着皮大衣，而我们却穿着单薄大衣打哆嗦。之后返回温暖教室，所有人无一例外昏昏欲睡。兰佩尔上校讲课最有意思，他介绍德军的坦克、他们的作战战术和薄弱环节。我记得他定义“闪电战”是三兵种协同作战：空军、坦克和机械化步兵。他说，只要击溃德国坦克，闪电战就“完蛋”。必须承认，他确实分享了实战经验，这些经验日后对我个人很有用，学习那些条令则毫无意义。

除了通用科目和炮兵训练，我们还学习开汽车、骑马，担负学校的警卫任务，日常值勤，还要为教员服务。忙得不可开交。

我记得1943年5月的一天夜晚，全校突然拉警报。列队点名，叫出1922年和1923年出生的学员。给了我们三天干粮，但我们在赶赴火车站的路上就吃光了。随后把我们送到切巴尔库尔（译注：车里雅宾斯克州中部城市）的军营。刚到没几天，又让我们坐加热车厢，挂在一列运送坦克的火车后面，直奔前线。火车开了很久，我们在彼尔姆附近吃一顿饱饭，之后加热车厢被挂到另一列火车上，平车装的是覆盖篷布的SU-152自行火炮。我们就此被分配进不同车组，我是装填手，一切脏活累活都落到我和无线电员头上——虽然我们的自行火炮并没有电台。车组分工：机械驾驶员是老大，车长是老大，炮手算“二当家”，而我和无线电员是苦力。我俩负责给火炮加柴油、搬运炮弹、跑腿打饭、站岗放哨等等。浑身脏兮兮的，沾满油污……这些人姓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驾驶员叫格里沙，车长叫伊万内奇，炮手叫萨沙（他和我一样也是学员），无线电员就叫“报务员”，不喊名字。

有一次我们的排长来视察，他说我们的装备是秘密武器，这款自行火炮被运到克里姆林宫，最高统帅斯大林看后表示这是我们取胜的法宝。之后还来过一位政工人员，我们都叫他“牧师”，他读报纸，找我们谈话。

另一次，我们在自行火炮篷布底下发现两个老太婆。我们允许她们藏着，她们表示感谢，送我们随身携带的两袋猪油。她们顺利抵达目的地，而我们吃了个饱，感觉更有力气……

车长伊万内奇性格阴沉，对任何事情无动于衷，所以格里沙说了算。他教导我和无线电员怎样打开炮闩、怎样装弹之类。由于我自己抬不起三普特重（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的炮弹，需要两人合作装填。

总之，卸车之后我们连夜开赴前线，走了一整夜加一天。虽然舱口敞开，舱内仍然热得难受。伊万内奇禁止脑袋露出舱口，我们只好几乎全裸坐着。傍晚抵达出发阵地，开始挖掩体，整个车组都干活。前方传来炮声轰鸣，不时有飞机掠过。夜幕笼罩，天边红光闪闪。天一亮，枪炮骤然密集，远处升起黑色烟柱——坦克在燃烧。我透过舱口望见田野，一条浅沟挨着我们的掩体，田野尽头是小村庄，更远处有几栋高大建筑。指挥员命令自行火炮开上小丘。伊万内奇大喊：“装填！”我们把炮弹推入炮膛，车身一哆嗦，炮手射击了。又喊：“装填！”又射击，差点来不及张口（译注：防止震破耳膜）。火药味呛得人喘不动气。炮手大喊：“命中！命中！”车长探出上半身也喊：“打中了！”我们想爬出去看看战果，被一脚踢下来：“你们他娘的装填！”就在这时，一发德军炮弹击穿车体装甲，正中驾驶座，格里沙当场牺牲，我们的破布被点燃。伊万内奇吼叫：“着火了！快跑兄弟们！马上爆炸了！”我们扔下准备装填的炮弹，拼命钻出舱口。我和无线电员先滚进浅沟，沟里居然冒出一辆“虎”式坦克！我们又往灌木丛逃窜。“虎”式向我们左侧的坦克开火，我方还击。四周烈焰熊熊，弹药爆炸，人像火炬似的从燃烧的坦克跳出。简直是地狱……我们钻进灌木丛玩命狂奔。子弹呼啸，炮弹乱飞。不知从哪冒出敌机开始投弹。我全力奔跑，但两腿发软，全身发抖，多次摔倒。回头一看——那不是战斗了，是彻底的互相毁灭。怎么逃出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没死，甚至没受伤。撤到后方，我在高炮部队的厨房找个差事。营长答应收编我，但团部很快叫我去，一个上尉对我说：“听着，亲爱的，有人点名要你。去军官预备队报到吧”。我反复解释自己确实是鲍利斯·纳扎罗夫，不是军官，不该去那个地方——没人理会。严格执行国防人民委员部第0528号命令（译注：1942.7.1命令组建歼击反坦克炮部队，提高军官和士兵待遇）。于是我揣着证明文书，徒步兼搭车来到军官预备队。在一个大村子，有糖厂，敞开肚皮吃糖蜜，过了几天舒服日子。但幸福没持续太久，来了一位少校，发给我授予少尉军衔的公文。我和另五个人换穿新军装，佩戴肩章，随即接到命令去集团军司令部，自行前往荣获红旗勋章的近卫第163歼击反坦克团（后来称“华沙团”）。

我抵达第163歼击反坦克团团部，部队刚刚在温尼察市、卡扎金市附近与德军坦克激战后撤出战斗，损失大量火炮和炮组人员，只剩火力排残部。团部派我立刻上前线，担任火力排的排长。炮兵连已经在战斗中完全溃散了，仅剩不完整的火力排，由波波夫上士和炮手柳比莫夫大士带领。等我赶到这个排的位置，他们捡到步兵丢下的一门师属火炮和几发炮弹，外加一挺德军轻机枪。用这点东西武装起来，在德军预计撤退的一条公路边设埋伏。不久出现一支德军卡车纵队，一辆坦克前方开路。柳比莫夫击毁坦克，我们用机枪扫射卡车，德军调头后撤。他们引爆了被打坏的坦克，走另一条乡间小路绕过我们。我们放弃阵地，从掩体救出之前战斗的伤员，拖着他们返回团部，团部在一个村子内。经过这些战斗，部队被拉到日托米尔附近整编。我们连补充了新连长，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老兵陆续出院归队，征兵站送来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

开始做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柳比莫夫大士给我们讲了第163团的许多故事，他从1941年就在这儿当兵。那时部队装备的是45毫米马拉反坦克炮。在一次战斗中全团覆没，团部投降，柳比莫夫携带团旗和战斗日志逃出包围圈。

他教导我战斗知识。怎么教的？部队整编的时候，他问我：“少尉，你在哪儿打过仗？”我回答了。“那你什么都不懂啊。来，自己挖个坑坐进去，我教你”。我挖好坑坐下，他拿一支德国冲锋枪，瞄准我坐的小坑短点射，然后喊：“我在哪儿？探出头来，我不开枪”。“我不知道啊？”“你再听一遍”。就这样反复训练，直到我能准确判断开枪方向。这些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幸存的炮兵常常会身陷德军后方，必须想办法突围。他把我教会了，后来他牺牲，我又教别人。

不久我们直接从工厂收到ZIS-3加农炮，又配发了崭新的美国斯图贝克卡车。炮组成员补齐了，一个班五个人：炮长、瞄准手、装填手和两位搬运炮弹的，所有成员可以互相替换。即便如此，五个人要想抬起炮架把它挂到斯图贝克的牵引钩上，力量也很勉强。必须让体格最壮的人双手攀附炮口制退器，充当“秤砣”，才能抬起来。

我也领取了个人武器。但如果说团部军官配发的是TT手枪，那么我拿到的却是纳甘转轮枪，锈迹斑斑，弹膛根本不旋转，无论怎么扣扳机死活打不响。不过没多久我弄到一支缴获的“瓦尔特”，日子轻松多了。炮组配发的是“波波沙”冲锋枪。用过这些武器吗？确实……用过，快别提了……那次在科韦利附近（译注：乌克兰西北部城市），我们爬到中立地带挖土豆，碰见德军警戒哨。那个德国傻冒朝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他要是聪明点，就该蹲着别露头。但显然他想打一仗消灭我们，手榴弹没炸准，他伸头张望，我扫了一梭子。紧接着我们爬过去，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浑身发抖，不知道怎么办……很不舒服……

我有了一个勤务兵，他负责到厨房打饭，也帮我处理一些杂事。团长换成中校，随后晋升上校，就是С.П.阿尔希波夫。直到最近我才看材料得知他是苏联英雄，此人在前线从未佩戴金星奖章，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是苏联英雄。

人员补充齐全，团以炮连为单位自行开赴科韦利方向。途中我们遭遇敌军机枪兵伏击，全员立刻跳车，大士判断出火力点位置，几次射击就把他们打哑巴了。那地方的树上挂着欢快标语：“杀光盖世太保和НКВД”。

在一个村子，内务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我走进一间房子，一名少校正在审问一个年轻人。他指着窗外拖拽大炮的车队说：“你们究竟在跟谁作战？！这可是强大的力量！”年轻人回答：“我们会载入史册！”

行军途中几乎没怎么发吃的，老百姓家只能弄到牛奶，其余的他们都藏起来了。当时互相猜忌，喝牛奶也要强迫主人先喝一口，怕中毒……在一处民宅，主人全家跟着德军走了，猪圈留下两头猪。我开枪打死一头，路上我们就吃生猪肉，甚至团长都派来参谋军官要一条后腿，最后只给他半条……

火力排长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正确选择阵地、正确布置火炮。因为我们的炮弹只有在近距离才能击穿坦克装甲，这意味着坦克有机会碾压火炮。所以必须挑选既容易做伪装，又不容易被坦克碾压的位置。我喜欢把炮藏在粗大树木之间，坦克无论如何也推不倒。此外，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打出第一发炮弹，击毁第一辆坦克。如果我们能抢先打掉一两台坦克，剩余坦克通常会绕过我们阵地。当然，他们也会发现我们位置，开始射击。只要有炮弹从头顶飞过，我们就迅速跑进壕沟，等待炮弹落地。可他们已经不敢往前冲了——怕再次被击中，开始绕道。这给了我们时间包扎伤员、掩埋死者。每一场战斗我们总有人牺牲。

怎样构筑火力阵地？

我们先挖炮坑，深约五十厘米，直径约五米。坑边缘堆砌胸墙。炮驻锄下方埋入方木或小段圆木，让它们死死顶住，否则即使把驻锄打进土里，大炮仍然会往后滑。弹药地窖在二十五米开外，挖交通壕连接。炮位左右两侧各挖一个掩体：左边放置缴获的机枪，右边是哨兵和观察员。我们通常在傍晚进入阵地，一夜之间必须挖好工事并伪装。人人干活，无论军衔、身份。

我们第一次参战是在科韦利附近。德军企图解救城外被围困的部队，我们被派往坦克可能突破的方向。傍晚占据火力阵地，我的排掩护道路。这个地方的道路拐了一个九十度直角弯。距离道路大约三百米，稀疏小树林边缘长着两棵大树，我把自己排的第一门炮藏在两树之间。营长命令第二门炮部署在弯道后大约五百米处。夜里近卫军的“安德柳沙”火箭炮开来增援。道路对面可以看见被毁的石头房子，往前不远耸立着一座类似厂房的建筑，建筑内部间隔打照明弹、机枪扫射。我们背后有条沟，有一段废弃的铁路路基，铁轨和枕木几乎垂直着像篱笆。次日早晨空袭过后，坦克沿右侧道路杀来，正面有步兵从工厂那边借着房屋掩护发动进攻。很远处一辆坦克射击“安德柳沙”火箭炮，打爆一台，后来才知道脱轨的火箭弹击中我们排的第二门炮，连人带炮都炸烂了。坦克逼近我方阵地，我们击毁其中两辆，但第三辆向我们开火，战友负伤。我们跳进壕沟躲避，等待炮击停止。坦克没有继续靠近，驶出道路进入田野，消失在我们后方。这一天我们坚守自己火力阵地。战斗转移到左侧，道路空荡荡。天黑时分战士们把伤员拖到后方，我留下来掩护他们翻越铁路路基。夜晚他们开着另一个炮连的斯图贝克卡车返回，冒着敌人炮火费尽力气把大炮挂上车钩，我刚想抓住车边，被一枚近距离爆炸的炮弹碎片击中腹部。我被抬上车送到卫生营，医生来看一眼，吩咐卫生员：“把他抬停尸房去”。我想说话，可剧痛难忍，嘴里冒白沫发不出声。听到他这话后我就晕过去了。等我苏醒，已经在停尸房，他们正在抬死人。一个年纪大的卫生兵说：“哎，这个睁着眼呢！”另一个说：“睁什么眼？扔出去”。不过他们终究把我抬进手术室，医生看了看说：“哎呦，居然没死！”接着给我做手术。我治疗了很长时间，但没完全恢复就被送回部队。我全身缠绷带，必须定期换药。团长同情我，正好旅部来电要一名有实战经验的军官去第47集团军司令部做联络员，他就派我去了。团里给我配备一名勤务兵索谢德科夫和开一吨半卡车的驾驶员，到了军部又加派两名红军战士。好像说给一辆小装甲车，后来又变卦，所以我们只有一辆一吨半。我们住进一个谷仓，里头住着主人全家，他家房子被军政治部的一位大官和警卫员占了。从没见过这人，而且我们很少待在谷仓，因为整天执行任务、递送文件。

一次出任务途中遇见一件趣事。当时我们在寻找文件的收件人，开上公路，是一条死路，尽头矗立一座豪华公馆。公馆周围长满马林果树丛。小伙子们饿了，说：“首长，让我们吃点儿马林果吧”。我同意了，但要求一次只能去一个，必须带冲锋枪。于是他们轮流下车摘果子吃。忽然公馆内走出一位绅士，得知我是军官，邀请我进屋。我不好拒绝，跟着他走进一楼大厅。宽大的安乐椅坐一位老夫人，我向她问好，她用俄语请我坐旁边罩白布的椅子，问我：“您不是来自利佩茨克吧？”我回答：很遗憾我是莫斯科人，从未去过利佩茨克。她有点失望，说自己生在利佩茨克。随便谈了几句我告辞离开，起身时发现白布椅套被我的脏军服蹭黑了。

军部开晚会跳舞，但我不去。为什么？我告诉你原因。第一天到军部报到，看见附近有个湖。我脱下破旧上衣、裤子、裹腿和鞋，简单搓洗——当然没有肥皂，然后摊开晾干，再穿上，感觉自己像国王。我走到军部，听见传出音乐声，问一个路过的战士：“那边做什么呢？”“跳舞呢”。我走近一看，果然军官们正在跳舞，个个衣冠楚楚、皮靴锃亮，气派极了。我瞅见一位漂亮女通信员独自坐在旁边，心想：“既然她一个人，我就过去坐吧”。于是我走过去坐下，说：“你们这边还有舞会啊，真不错”。寒暄几句，提议认识一下。她却沉默不语。我凑近些揽着她说：“咱们认识认识吧”。她轻轻把我手推开，放在我自己膝盖上，说：“听着，追求我的大星星多的很，你一个小星星靠边吧”。就这样！从此我再没去过舞会。唯一例外是去看了一场美国电影，就那一次。说实话，我并不憎恶或嫉恨这些光鲜亮丽的司令部军官，但我强烈渴望成为他们一员：能睡在干净温暖的床上，而不是睡在虱子横行的肮脏战壕，吃得好，穿得好，身边也少些死亡。所以，一个月后命令我返回炮团继续做排长，我内心特别苦涩、委屈。真是厌倦了战斗、泥泞、鲜血、死亡！这算什么？！这算什么生活？！

回到团里，听说柳比莫夫大士某次战斗牺牲了。

1944年华沙附近局势严峻。我们被调往利吉奥努夫市一带，在利吉奥努夫高地的一次战斗中，我失去了炮手米佳·多林斯基和装填手蔡……米佳是我莫斯科老乡，我俩好朋友。他特别喜欢开炮！那小子——哎呀呀。当时他蹲在壕沟，一枚火箭弹从天而降，正好落入壕沟。我过去一看，血肉模糊，吓得我头皮发麻，奇怪的是血肉顶上居然躺着一枚“英勇”奖章。米佳·多林斯基就这么没了，我只能把他掩埋在壕沟。

2005年胜利日我重回华沙。俄罗斯联邦大使协助我前往利吉奥努夫市，寻找当年我亲手掩埋的多林斯基和蔡的坟墓。这座城市我已经不认识了，很难确定高地究竟在西边、北边还是东边。当地居民Р.贝斯库尔斯基先生和本市学校的中学生指点迷津，原来他们这么多年一直照顾墓地，不仅用四根混凝土柱子围起来，还在长高长粗的树干凿刻基督教十字架。

有一次团部找我，派我去波兰军队担任新组建的SU-76自行火炮团的排长。到了那儿我只找到三位红军战士，机械驾驶员，是他们把几台自行火炮开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换穿波军尖顶方帽和英国呢绒大衣。某天我进村，正走着，忽然一扇窗开了，波兰女人探出头来说：“波兰军队！请进，请进，先生！”那么我就进屋吧。她叽里呱啦安顿我坐下，可我感觉很不自在，靴子淌泥水，大衣底下是我们红军的旧军装。这时她看见窗外走来另一个人——是个中尉，她又喊：“强大的波兰军队，中尉先生！”好嘛，正牌波兰人出现了，说纯正波兰语，女主人也请他坐。他俩一齐对我说话，我不知所措，想溜之大吉。到走廊一看，他的尖顶帽真气派：鹰帽徽，亮漆帽檐。我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留下，穿戴他的悄悄溜了。返回住处，战友们惊呼：“哎呦，中尉大人！”当然，我这样做不妥……总体来说，两方面关系不咋样，我们叫他们“波兰佬”，他们叫我们“草鞋佬”。

我决定试驾一台自行火炮。到了一个小城镇，这地方半边还在德国人手里。沿街行驶，前方十字路口冒出一台德国坦克，我们近距离射击把它打坏了。之后在一栋房子外停车，驾驶员格里沙说（译注：另一位叫格奥尔吉的战友）：“我去地窖看看有没有果汁”。因为当地人喜欢做罐装果汁，对我们而言挺稀奇的。我说：“你去找吧”。他说：“一块儿去吧，你帮我掩护”。于是我们进屋，刚进门我就感觉里头有人。下到地窖，果汁没找到，发现大活人。我们以为是德军，格里沙喊：”Halt!”墙后走出一个女人，不知是波兰人还是德国人，带俩小孩。她在半地下室窗边的桌子旁坐下，惊恐地盯着我说：“完蛋了，完蛋了!”我在她对面坐下说：“等打完仗，我也回莫斯科娶个媳妇”。她瞅瞅我，瞅瞅窗外，看远处燃烧冒烟的德军坦克。格里沙问她：“你看窗外干什么？那是我们刚炸掉的”。她说：“上尉刚才坐在你的位置，他也说战争快结束了，要回柏林结婚……现在你们从莫斯科来，坐在他的位置，说一样的话。不知道他死没死？”格里沙说：“可以去看看”。女人带孩子和格里沙一起出去看，没见坦克里有人，全体乘员都跑了，他们很高兴地回来。我们稍坐片刻就回部队了。这台自行火炮的炮手叫古伊曼，我们刚回去，总部打电话：“古伊曼爸爸来了，他是个名医，想把儿子接走”。当时我们正和古伊曼吃野战口粮，我对他说：“听见没？你爸来了，去总部吧”。他说：“我不去，我害怕”。我劝他：“怕什么呀？我叫人陪你”。他说：“我怕我走不到”。所以他就没去。半夜，战友叫醒我：“古伊曼炸死了”。他当时坐在自行火炮旁边，飞来一颗炮弹在他脚边爆炸，脑袋炸没了。所以天黑那会儿为什么不走呢？兴许就活下来了……我记得我们调防的时候，看见那些小伙子面如死灰，不像正常人。还有一次，我下了战场，走进一栋房子，墙上挂着镜子。我一进屋，镜子闪现陌生人，我下意识抓起“瓦尔特”手枪，那人也掏枪……停了一会儿我才认出是自己，差点就开枪了！你看看，人被逼到什么程度？！

跟平民的关系怎样？

劫掠和强奸多数是后方部队所为，我没见过自己战友做这种事。在前线的人一般不会欺负当地居民，老百姓对我们都不坏。万一你受了伤，被包围，除了平民还有谁收留你？正是这种念头让前线士兵不敢强奸、抢劫。当然，我们也会用通条寻找藏匿的粮食，翻出来自然就吃掉了。不靠这些活不下去。
我自己有一次因为失去两个兵，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营长叫我，说：“团里派来两个侦察兵，带着电台。你领他们去城市边缘，找步兵营长建立联系”。当时是秋季，毛毛细雨，我们穿过小树林，抵达那个小城，果然在郊外找到所谓的“营”，实际不能叫营了——顶多二十个兵。我们按照命令传达完情况，动身往回走。这两个被惯坏的侦察兵嚷嚷：“走之前找个房子，弄点私酒和香肠吧。我们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喝完再走”。我也是没忍住，进了屋。他们钻炉膛掏出私酒，又从阁楼翻出香肠和面包，坐在地窖吃喝。他们喝酒，我没喝。天色渐暗，我说：“别喝了，兄弟们，你们已经醉了”。“走吧！”我们刚出门，迎面撞见德国兵：”Halt!”我们连忙退回去。往窗外一看：德国人厨房都摆好了。原来德军进城，我们的步兵营早溜了。德国兵喊”Halt! Halt!”，没开枪。我们躲进地窖。这个城镇像农村，民居有菜园，种土豆之类，后面有围墙，墙边有个棚子。我钻出地窖窗户，匍匐爬过去，两个侦察兵紧跟身后。爬到棚子，我刚翻上去就被扫射，滚落另一边。菜园枪声大作，我等了片刻，俩侦察兵没影了，我只好自己走。天已经全黑，月光明亮。我贴着围墙走，街对面有些烧毁的民房。忽然听见“啪嗒啪嗒”靴掌子声，德国兵！还是我听错了？不确定。我紧贴着围墙，墙上的门忽然开了，有人挨着我身边往外泼水。我立刻钻进去，一个小伙子站在那儿，吓得双眼圆睁。关好门，外头“啪嗒啪嗒”走远了。
我进屋，饭桌旁坐着一位先生和他女儿，正在喝汤。我也坐下，拿起碗勺从锅里舀汤吃。他们盯着我。吃完，心想：“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怕我，不会喊叫。但往哪走呢？”我问波兰先生：“德国人在哪儿？”“到处都有德国人”。“那我怎么逃？哪儿能绕开？”“我明白，到处都有德国人。军官先生，您逃不了。如果在我家被抓住，我们也会被枪毙。我们要离开”。“不行，我不放你们走”。
波兰人在一楼天花板和二楼地板之间做夹层，用来藏粮食、物品、女人或逃亡者。我到走廊看清楚了。上梯子撬开木板，果然能藏人。我把那姑娘拽过来，说：“进去！”她不肯，我用手枪敲她头：“进去！”她只好钻进去。我对波兰先生说：“我拿她做人质，如果你敢出卖我，我先干掉她。我等你带便装回来”。小姑娘哭，先生也哭，但没法子。我跟着她爬进夹层，她爹把木板钉好，带儿子走了。我俩躺在里头，听见外面德国兵脚步声和断断续续说话声，渐渐安静了。躺着没别的事可做，我就和小姑娘闲聊，还强迫她记住我家在莫斯科的地址：“如果我死了，你得给我家人写信”。
波兰先生带回来平民便帽和外套。我脱军帽戴便帽，外套底下藏冲锋枪，和他往外走。半路碰见德国兵：”Halt!”波兰人说几句德语应付，放我们过去了。他领我到一片沼泽地，指个方向，我继续往前走，身后已经打出照明弹了。我走啊走啊，终于走到小树林，听见有人喊：“唉呀去他妈的！”——这是自己人。
回到团里，СМЕРШ立刻找我问话：“把人丢哪儿去了？”“他们喝得烂醉，我还能拖着走吗？！你们派的什么人啊！”“好吧好吧，我们查查”。后来我军拿下那座小城，我跟人坐威利斯吉普回去，找到喝酒的房子、围墙、我翻越的棚子，连那个波兰人也找到了，团长当场任命他做警察局长。我们继续往前打。

组建新团进展不顺，没有兵员补充，也没有自行火炮。我在后方稍事休整，被调回原来的火力排。

冬天我们坚守防线，住老百姓遗弃的房屋和地窖。我记得东风凛冽刺骨，大雪纷飞，前沿阵地一片死寂，敌人偶尔打冷枪。我的火力排得到人员补充：扎哈罗夫、叶尔莫连科、瓦尔拉什金、霍列茨基和马休克。

替换了两门大炮：其一炮管磨损，另一门被炮弹打坏。我指挥过的三个火力排报废了超过12门大炮，但没有被坦克碾压或被遗弃的。

新年过后，全团组成纵队，新上任的团部首长穿迷彩服检阅，他们是：团长邦达连科中校、政委查留克和参谋长霍洛坚科。

我们踏过冰面强渡维斯瓦河，在通往华沙的大道旁的一个村庄暂停，房舍已成废墟。夜晚我开斯图贝克卡车进入华沙，因为之前收到家信，我父亲的好朋友托我寻找住在马萨科斯卡大街2号的女儿。华沙空荡荡的，四处起火。房子我是找到了，但无人居住。

炮团随坦克纵队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开赴比得哥什方向，俘获大量敌人。在比得哥什郊外，纵队遭遇路边村庄机枪和冲锋枪射击。炮长霍列茨基大士调转炮口轰击附近房屋的阁楼，但在交火中牺牲。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他葬在城堡塔楼边。纵队在后续坦克掩护下入城，德军未抵抗。

我团向什切青推进。难民和为德国人工作的各国平民与我们一路同行。部队抵达什切青，展开阵地，从隐蔽位置炮轰一座桥，德军正使用这座桥从普鲁士撤退。我们炮兵阵地周围聚集着大量德国难民家庭，还有掉队的空手德军士兵。我们与他们和平相处，他们甚至分给我们食物，还说希特勒完蛋了，自从一月起就不在柏林，也没在电台讲话。他们听了戈培尔的广播非常害怕，担心会被全部流放西伯利亚。消灭了这个防御据点，我们通过浮桥横渡奥得河。

在波美拉尼亚的德意志-克罗内（译注：今属波兰，瓦乌奇市）附近与德军坦克打了最后一仗。命令我们占领赫列波沃庄园后方阵地。我的排走在纵队最后，大约在距离庄园一千米的位置，纵队遇到一些步兵，他们挥手大喊：“你们往哪儿冲？！前面有德国人！”纵队最前面的炮连及时从道路右侧转入树林躲藏，我们却被德军坦克射击。一排的车辆试图从路右侧机动，轮子陷入沟渠。我跳出驾驶室，示意第二门炮转向路左，在一大堆马铃薯后方占据阵地。那边有一队准备轰炸庄园的“喀秋莎”。我自己又向前开了一段，看见路右侧有个出口。我们冒着炮火卸下大炮推入树林，在树木间占据阵地，打开弹药箱。面前有一道壕沟，一头连着公路，另一头通向小湖。瞄准手瓦尔拉什金上士发现壕沟内挤满德国兵，开炮射击，他们抱头鼠窜。我和瓦尔拉什金正要旋转大炮瞄准逼近的德军坦克，一发实心弹打断他的小腿。我把他拖进壕沟，用裤腰带给他止血。尼古拉的小腿挂在靴子上，血流如注。我扛着他想远离大炮，战友们赶来把他抬到斯图贝克卡车。我返回阵地时，正好看见德军炮弹击中一台“喀秋莎”，引起连环爆炸，全队覆灭。我的第二门火炮和所有炮手也在大爆炸中损失了。此时德军坦克和自行火炮从公路与湖泊之间的通道冲击我军步兵阵地，我等它们逼近至二三百米，瞄准侧翼，击毁两辆，其余的掉头后撤。

在波美拉尼亚击溃坦克集群后，我团随即进军柏林。德军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1941年的场景正在重演，只是形势逆转了……德军众多，无法全部俘虏，他们列队向未知方向徒步。这次行军途中我的排失去了炮长马修克。夜晚他在炮兵连长屋外站岗，一支德军小队经过，其中一人问马修克借火。意识到对方是德军军官，他将此人俘获拖入屋内。正当营长与这个德军中尉交涉时，马修克用缴获对方的鲁格手枪自杀。

准备进攻柏林期间，最终决定我团改编为重型自行火炮团。及时接收了四台绰号“母牛”的ISU-152自行火炮，我成为其中一台的车长。指派了步兵和工兵组成的突击小组掩护自行火炮。柏林战役开始后我们随突击小组沿街推进，主要用机枪扫射高楼敞开的窗户和地下室。前进方向上遭遇的抵抗零散且薄弱。5月1日我们沿街道向市中心推进，自行火炮忽然猛烈震荡。我打开舱盖出去查看情况，发现履带被炮弹或地雷炸断了。就在这时，不远处又一枚炮弹爆炸，弹片打碎我的膝盖骨、撕裂了韧带，我倒下了。战友们扶我起来，拖到一个地下室包扎。他们用两根木棍做夹板，铁丝缠绕，想教我用这玩意儿走路，可我完全走不动。我在地下室一直待到5月2日夜晚，战友们进进出出，带来雪茄和法国白兰地。后来他们拖来一个大桶，说：“给你带冰激凌了！”递给我勺子，我挖一勺尝了尝——是石灰！他们自己尝都没尝就请我吃冰激凌！不久后我被送进波茨坦的医院，德国医生做了手术，安装膝关节假体。康复后，1946年我根据1A条款成为复员军人，只能拄拐杖行走。

返回久别的学院，人家告诉我：“没有你的学籍档案。我们疏散的时候把一切都丢失了”。“请见谅，那我该怎么办呢？”只好重新参加入学考试。说起来我自己都惊讶，虽然四年过去，我仍然考上了。莫斯科市“В.В.古比雪夫”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我先后在电子和航空工业部门参与设计、建造了全联盟多个国防企业。

对待伤残老兵的态度？那个时期非常沉重啊。许多人缺胳膊少腿，只能在电气列车上乞讨。抚恤金很少，家庭不想接纳残废。常常能听到责骂：“你回来干什么？你应该死在那儿，反而回家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么多的怨恨从何而来。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电影只拍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你问我怎么看《战如战时》、《热雪》这种电影，我觉得就像看侦探片和历史小说。完全脱离现实嘛。你想想，怎么可能像邦达列夫电影那样把大炮一字排开？坦克从侧翼迂回就把它们统统压制了，它们总不能横着打友邻吧！将军走来走去发勋章——乱放屁！我们团长都很少露面，就连营长也尽量远离车辆三百米。

会梦见战争吗？

现在不会了。刚回家那阵子，做梦似乎一切平静，睡着了，忽然梦见草丛，接着爆炸。我满身冷汗惊醒，喘不过气，就跟快死了似的。折腾三年，熬过来了。后来一切都淡忘了，不再回忆那些。如今老了，可以谈谈。

延伸阅读：

伊万·巴甫洛夫回忆战斗岁月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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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季斯拉夫·卡梅利斯托夫

2007年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签署命令，追授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乌克兰英雄”称号。许多人提出疑问：这位“红色”将军是否配得上这项荣誉？然而此人确实值得尊敬与铭记，1945年9月2日正是他代表苏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不是朱可夫、不是罗科索夫斯基、也不是科涅夫，虽然他们的军衔和职务似乎更适合承担这项光荣使命。但问题在于：把这位前线将军派往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是对杰列维扬科战功的嘉奖，还是斯大林本人另有打算？

天性好学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1904年11月14日生于乌曼地区科谢诺夫卡村，父亲尼古拉·杰列维扬科在花岗岩采石场工作。库兹马从小梦想获得良好教育，1917年之前他在乡村的教区中学念书，之后考入乌曼第1乌克兰语中学。这个年轻人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阅读，在父母的果园搭起帐篷，免得有人打扰他学习。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趣事：大姐出嫁时库兹马竟然不参加婚礼，因为他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亲友们好言相劝、冷语斥责，但都没说动他。库兹马宁愿与书为伴也不愿参加热闹的宴席：“什么婚礼啊，我马上就考试了！”

可惜家里没有余力供儿子继续深造。1922年库兹马参加红军，尽管他在日记中坦言其实不想当兵。这或许是基于现实考虑：在军事化的苏联，军官薪水丰厚，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大家庭。这个农村兵起初在基辅军校上课，之后进入哈尔科夫军校，后来成为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选修军事情报课程。但杰列维扬科最感兴趣的是学英语和日语。

他的日记表明那时他尚未考虑职业前途。可他始终勤奋好学，还为自己确立了最重要的理想和原则，认为这些远比事业和名利更宝贵。年轻的杰列维扬科写道：“要活得无愧，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和时代，无愧于前辈和后人”。在他看来，拥有健康和智慧就足以拥有幸福，此外，还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制定计划。

饥荒年间，杰列维扬科全家尽力互助，库兹马把母亲和两个年幼妹妹接到哈尔科夫照顾，哥哥尼古拉在卢甘斯克带着弟弟托多希，老父独自留在家乡，靠微薄的石匠工资艰难拉扯其他子女和孙辈，却未能挽救其中两个孩子的生命。

学业结束后库兹马毫无预兆失踪两年（1936-1938）。对家人和朋友而言，他成了一个“邮箱”，只收信无回音。后来亲人们才得知，库兹马当时在中国执行重要使命，向抗击日本的中国军队供应武器。他因此荣获列宁勋章，由米哈伊尔·加里宁在克里姆林宫亲手颁发。几乎同时，杰列维扬科被授予少校军衔。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段经历，并配上自己画的中国百姓生活素描。他写道，这样的旅程需要高超的体力和专注，因为穿越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近5000千米的荒漠绝非易事。

从未出卖

1938年5月完成秘密任务重返莫斯科，当时全国笼罩在“大清洗”的恐怖阴霾中。斯大林害怕有人造反，大肆屠戮军队高层，构陷库兹马·杰列维扬科的冤案也被捏造出来。这是一场针对“间谍”和“人民公敌”的残酷追捕，情报人员首当其冲，被指控替德国、波兰、法国、中国和日本搜集机密。外交官兼红军情报局第15处处长杰列维扬科突然被任命为某疗养院后勤负责人……1939年初他被正式告知：已对他提起了刑事诉讼。之前不久，他的两个叔叔：约阿夫和马特维已被镇压。关于库兹马的老爹是“富农”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告密者口说、笔写他老爹竟然砌了一堵花岗岩院墙，属于“地主的奢侈”。然而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尼古拉上班的工厂会把花岗岩边角料分给每个工人。

杰列维扬科明白，迫害他亲属和同乡的目的是企图施压他本人，迫使他作伪证指控战友。他被反复审讯，侦查员追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有多密切、对他们了解多少。库兹马未出卖任何人，没写任何告密信，更没在任何一份指控亲友的文件上签字。相反，他尽力为每个人辩护。冒着不仅会丢掉前程，更可能丢掉脑袋的危险，他给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克里缅特·伏罗希洛夫写了一封坦率的信：“上级与下属之间、朋友之间的冷漠无情，毫无根据的怀疑，无缘无故的不信任，把我从一个健康、乐观、准备承担任何工作和困难的人，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人。就像一只牲畜，虽刀斧临头，却只能绝望地垂下双眼”。

与亲人谈话时他表示，如果失去职务，就回乡盖一座日本风格的房子：墙壁可以滑动，叫全家住在一起。但人人都明白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如果洗不清嫌疑，结局必然是枪毙。

战争英雄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没有被枪决，但1940年被派往芬兰战场，负责训练滑雪侦察兵。一旦这些欠缺实战经验的战士陷入埋伏或当了俘虏，杰列维扬科总会亲自救他们脱险。凭借英勇表现，库兹马晋升上校，获得红星勋章。之后他踏上漫长征程：强渡第聂伯河、科尔松-舍甫琴科战役……被任命为第57集团军参谋长，晋升少将，两次获得红旗勋章。战争期间，杰列维扬科先后获得最高等级军事荣誉——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这些见证了他的卓越战功。

有趣的是，杰列维扬科的少年儿子也在他身边并肩作战。早在1942年5月，这个15岁的男孩奇迹般地逃出疏散队伍，辗转来到前线找父亲。虽然父亲想尽办法把儿子送回母亲身边，始终没成功——儿子和他一样倔强。当爹的只能接受现实，于是父子俩共同经历整个战争岁月。

从1944年2月4日起，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少将担任第2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近卫第4集团军参谋长，指挥了科尔松-舍甫琴科战役、乌曼—博托沙尼战役、雅西—基希讷乌战役、强渡多瑙河、解放布达佩斯，塞克什白堡和巴拉顿湖地区战役、维也纳战役，直到最后在林茨市附近战斗中迎来胜利。当时，近卫第4集团军的部队在此地与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会师。

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作风不像典型的苏联将军，为打胜仗不惜一切牺牲。战友们都说他是一位睿智、果断且关心部下的指挥员，常常拿起武器参战。例如在巴拉顿湖战役，敌人突破防线威胁军部，杰列维扬科少将亲自组织防御，危急关头稳住局面。据杰列维扬科自己说，战争对他而言在维也纳就算结束了。他受命从莫斯科飞往同盟国奥地利事务委员会任职，但在莫扎特与施特劳斯的家乡待的时间并不长。他日记中写道：“我见过许多民族，去过许多国家。但无论哪儿都比不上我的祖国。无法想象自己属于别处，除了我的故土”。

使命/判决

1945年9月2日，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以中将军衔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投降，他的签名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的文件上。为什么是他？可以推测，约瑟夫·斯大林想借此敲打自己的元帅们，毕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战后染上了“明星病”，需要有人提醒他们摆正位置。

选择他的另一个同样重要因素是，库兹马·杰列维扬科既是军人，也是擅长与盟国谈判的优秀外交官，精通英语、日语。所以让他肩负起国家最高利益任务：商定日本、朝鲜、满洲的未来，并且对北海道北部地区和东京的军事基地提出要求。

但有一个细节令人警惕。斯大林派杰列维扬科将军赴日本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出席仪式，要求他不仅签署日本国投降书，还必须提交关于被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的详细考察报告。斯大林非常清楚那些城市已化为废墟，而且有强烈的辐射污染。难道他不明白这是把自己的将军送上绝路吗？他当然明白！那么为何既授予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光荣使命，又安排他赴死呢？

斯大林一直记得杰列维扬科的战前经历，知道他刚正不阿，担心这个遵照良心与荣誉行事的人可能变得不服从。毕竟他是一名优秀军官，在部下中享有极高威望——斯大林认为这种人威胁最大。但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忠实执行命令，多次探访核污染区亲手拍照，没有让摄影师进入辐射地带。他后来回忆：“斯大林询问了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对此我早已做好准备，因为我去过受灾城市，亲眼见证一切。我还把自己拍摄的记录破坏情况的相册交给斯大林……第二天听说政治局批准了我的报告，我在日本的工作得到了正面评价”。

“灾难性地衰老”

在日本承受了致命剂量辐射，杰列维扬科将军拖着病体返国。医生们诊断出癌症，他给兄弟写信报告说：“我正在灾难性地衰老”。原本健康强壮的男人，正值中年却已老态龙钟，日渐消瘦。尽管医生们预计不乐观，他仍坚持抗击病魔，又活了痛苦而艰难的九年，期间曾担任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信息处处长。

1954年夏季杰列维扬科回到乌克兰与亲戚诀别。下车后，他因疲惫直接躺在故乡的土地上。临走时他说说笑笑，给孩子们讲日本趣闻。几天后一架医疗飞机从莫斯科飞抵乌曼，将军请求最后一次飞越故乡和自家房屋，于是飞行员盘旋了两圈。1954年12月30日库兹马·杰列维扬科离世，享年五十岁。1月3日葬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遗愿：埋在出生的村庄——被克里姆林宫无视。

如今村里有一座故居博物馆纪念杰列维扬科，馆内保存着文件、照片和个人物品，他的侄女拉丽萨·特罗菲缅科负责管理。哈尔科夫市有一条“杰列维扬科街”。2017年2月，根据俄联邦政府总理命令，千岛群岛的一个岛屿以库兹马·尼古拉耶维奇·杰列维扬科之名命名。

延伸阅读：

《访谈卢金将军》

伊万·巴甫洛夫回忆战斗岁月

卡尔比舍夫将军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亚历山大·索契涅夫

1990年9月9日，俄罗斯最著名神甫之一亚历山大·莫恩（大司祭）被害。他倒在自家住宅门外、莫斯科州扎戈尔斯克地区谢姆霍兹车站附近，医生确认死因为头部被打击致失血过多，时年五十五岁。著名神甫之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利斯·叶利钦亲自督办调查。然而，此案至今仍未侦破。

当天清晨6点30分莫恩神甫离开家，前往他的教区——位于普希金区地区新村的奉献节教堂。通向谢姆霍兹站的小路几乎空无一人，他身后不远有几位带孩子的妇女也朝车站行走。一名或多名凶手在“视线盲区”，也就是道路唯一拐弯的位置袭击神甫，亚历山大·莫恩头部被利斧重击，袭击者夺走他的手提包，随即逃离。浑身是血的神甫以为手提包掉落，四处寻找，之后踉跄往家走。

赶火车的妇女未目睹案发经过，仅看见神甫转身往回走。双方擦肩而过，孩子们最先发现他脸上有血。妇女们伸出援手，但神甫表示可以自己解决，继续走到自家篱笆外，力竭而死。亚历山大的妻子娜塔莉娅·格利戈连科听见大门口传来呻吟声，推开入户门查看，隐约望见一个血淋淋的男人，但她没能立即认出是自己丈夫（雾气浓重，而且他家房子在小树林内）。娜塔莉娅急忙回屋打电话叫救护车，急救人员20分钟赶到，但正如后来调查所确认的——打击手法十分专业，已经无法挽救。

1993年娜塔莉娅·格利戈连科回忆说：“我听见某种声音，仿佛临终前的喘息，但我刚睡醒，一时不知道怎么了。我从窗户里喊：‘谁在那儿？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跑出去，走近一看，天色半明半暗，有个人倒在篱笆门外地上。我没认出是谁，光线不好，而且我近视”。

据邻居回忆，莫恩遇害前一天傍晚，他们曾发现两个陌生人在他家附近徘徊，后来被一辆巡逻警车惊走，猜测可能原本打算9月8日夜间杀人。《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谢尔盖·比奇科夫写道：侦查人员找到了莫恩遇害时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个人，逐一问话，之后得出结论：当时站台上有两名年轻男子（30-35岁），但本地人都不认识他们。比奇科夫写道：“看起来，应该立即绘制嫌疑人画像。毕竟目击者见过疑凶，已经掌握他们的体貌特征！”但侦查人员并未画像。当地居民尼古拉·西拉耶夫（后来被列为嫌疑人之一）的母亲回忆说：“那天早晨人们要去上班，很多人看见这两个人坐在站台长椅上喝葡萄酒”。

寻仇谋杀？

社会各界催促案件调查，舆论追问“是谁对神甫下毒手？”——塔斯社甚至以此为标题发表报道。警方逐一排查全镇居民，9月12日逮捕莫恩家邻居：有前科的根纳季·博布科夫。上级部门收到报告称案件已侦破，凶手已落网。博布科夫确实承认谋杀，按照他最初的供述，杀人动机是亚历山大神甫曾向警方举报他，又供称把手提包和斧头扔进了谢姆霍兹的池塘。

俄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透露：“博布科夫是在催眠状态下承认谋杀的，全程摄影记录，顶尖专家密切监视”。之后，该嫌疑犯推翻供词，开始讲述完全不同的故事：案发前十天有个“穿黑衣的人”找过他，怂恿他杀死神父，实施犯罪的同伙是他的酒友尼古拉·西拉耶夫。在博布科夫的进一步证词中，所谓“黑衣人”逐渐变成谢姆霍兹镇居民、莫斯科牧首区教会对外关系部工作人员约瑟夫修士大司祭（俗名亚历山大·普斯托乌托夫），以及后者的“同伙”——乌杰利纳村教堂执事米哈伊尔·罗加乔夫。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回忆博布科夫的供词：“那个黑衣人问我：‘你是不是俄罗斯人？’我答：‘是俄罗斯人。’那人说：‘你觉得该怎样杀掉一个犹太裔神甫？’答：‘得想一想……’”

于此同时，潜水员探摸池塘底，又请消防员连续三天抽干池塘，同样花费三天寻找斧头和手提包，一无所获。做侦查实验重现案情，博布科夫前言不搭后语，说辞自相矛盾。内务部和检察院的“破案成果”很快被РСФСР国安委专家们质疑：“分析调查过程中获得的材料以及通过业务渠道获取的信息表明，Г.А.博布科夫、Н.А.西拉耶夫、А.П.普斯托乌托夫和М.П.罗加乔夫参与此案的指控系故意伪造（……）Г.А.博布科夫愿意承担杀害А.莫恩罪名的最可能原因是，某个警察曾对他施加心理与肉体逼迫”。国安委专家的结论得到了测谎结果的印证，此外，法医精神病学鉴定表明博布科夫心智不正常。更蹊跷的是，博布科夫的口供录像和侦查实验的录像竟然从案卷中消失了。乡亲们回忆：“他被捕后在隔离侦讯室被殴打，他自己说被人拽着走过一队人，边走边挨揍，被迫认罪。凶案发生后侦查人员走访全体住户，询问：‘你觉得谁可能杀人？’还把大家的斧头都没收了”。

1990年10月底，专案组负责人阿纳托利·久巴接受《工人论坛报》采访时表示亚历山大神甫遇害是预谋犯罪，对博布科夫的涉案表示怀疑。1991年2月底久巴领导的专案组被解散，久巴本人也辞职离开检察院。

一包黑材料

除了日常生活矛盾这一说法外，还出现了另外四种猜测。第一种认为此案是出于大国民族主义动机实施；第二种假设亲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行凶，目的是制造舆论宣称苏联存在严重反犹主义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谋杀神甫有利于他在社会宗教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论敌；第四种怀疑可能是极端主义倾向者或精神病狂热分子所为。

所谓莫恩在教会内部的对头可能涉案的说法，是《论据与事实报》率先提出的。1991年秋该报称：“在遇害前不久，亚历山大·莫恩神甫获得了一些材料，足以败坏教会高层、党政机关和国安委领导人的名声。这些文件放在莫恩的手提包，在那场由两名不明身份者实施并导致悲剧的袭击后，手提包神秘消失了”。据说消息来源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安委“教会口”前工作人员，按照此人说法：“亚历山大之死，以及后来发生的莫恩的两位朋友（同为神甫）遇害，都是国安机关受某些利益相关者指使所为”。侦查人员核实过这一说法，未发现任何确凿证据。亚历山大的亲属也认为可能性极低，他们不相信他曾持有任何“黑材料”，因为他本人对这种东西持强烈否定态度，并告诫熟识的神甫勿使用此类材料，应当付之一炬。

阴谋

莫斯科州检察院特别重大国家案件侦查员伊万·列先科夫被任命为专案组新组长。他比前任更具创造性地侦办此案，开始研究“亲犹复国主义”和“反犹复国主义”两种谋杀版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些匿名者和狂人的挑衅性来信，尤其是“记忆”民族爱国阵线领导人德米特里·瓦西里耶夫的声明。瓦西里耶夫公然宣称亚历山大神甫是异端，说他作为布道者“不仅有害，而且非常危险”。

据谢尔吉耶夫镇历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透露，“记忆”组织的成员曾到亚历山大·莫恩的教区找他理论。国家杜马议员格列布·亚库宁神甫发表声明说谋杀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为。民族主义者拒绝承担罪责，指控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杀害莫恩。尽管这些说辞看似荒谬，但当时的人们相当重视——许多人相信“记忆”组织有能力实施谋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爱国运动认为摩萨德也是当时俄罗斯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各路媒体纷纷热炒此类“线索”，导致专案组成员陷入其中。

列先科夫专案组编写调查问卷，要求亚历山大神甫教区的信众填写，但前者似乎关注一切，唯独不关注神甫之死。49个问题没有一个基于案卷材料，仅3个问题涉及犯罪本身。其余问题无不受到某些报纸文章的影响，这些文章宣称亚历山大神甫的教区存在“犹太人阴谋”，旨在从内部摧毁俄罗斯东正教会。列先科夫本人亲自收集了这个主题的剪报。

但此中悖论在于，抹黑莫恩的许多出版物实际是国安委“教会口”策划炮制的，包括所谓莫恩在俄罗斯东正教内部建立“犹太会堂”的流言。结果，专案组几乎像宗教裁判官一样认真追问诸如：“在东正教会中能否恪守犹太会堂的仪礼？”、“犹太人生而被视为天选之民，这是否体现了种族主义理论？”、“受传统犹太教教育之人如何看待亚历山大·莫恩神甫？”甚至出现了这样的问题：“1985年梵蒂冈宗座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其中第12条：‘罗马号召天主教徒与犹太人共同准备弥赛亚降临。’您是否知道这个决议？同意吗？”侦查人员也提到了自“贝利斯案”以来越传越邪门的“仪式谋杀”，声称拉比犹太教一贯采用这种行为。显然，如果这样办案的话，列先科夫专案组更有可能找到钉死基督的人，而不是谢姆霍兹神甫谋杀案的凶手。
（译注：“贝利斯案”指的是1913年3月世俗化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利斯被指控“仪式谋杀”基辅-索菲亚神学院12岁学生安德烈·尤希钦斯基。庭审后贝利斯无罪释放，真凶至今不明）

奥尔加·柴科夫斯卡娅在《文学报》发文描述新专案组的工作风格：“侦查人员冗长的推论违反法律规定，其中没有一处引用案卷页码，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事实上，调查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或反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参与谋杀神甫——显然是在故意拖延。列先科夫则巧妙运用侦破其他案件的“成绩”来掩盖谋杀调查的彻底失败，他接受《公开报》采访时说：“顺便提一下，在调查莫恩谋杀案的同时，侦查行动小组侦破了141起案件：包括1起谋杀案、6起重伤害案、3起强奸案、73起个人财产被盗案和16起国家财产被盗案，收缴枪支4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起盗窃案的被告不是别人，正是前文提过的博布科夫。

1991-1994年列先科夫不断安抚社会舆论，声称凶手“已经接近忏悔，准备自首，但因为害怕不敢下决心。”然而始终无人自首。拖延调查的策略原本有些作用，但1994年10月《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德米特里·霍洛多夫在莫斯科遇害（巧的是他也生于扎戈尔斯克），此案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强烈愤慨，声讨浪潮中人们再次谈论谋杀亚历山大·莫恩的凶手至今未落网。结果，俄罗斯总统鲍利斯·叶利钦直接要求内务部长必须查明两起轰动性案件的真相。

重归琐碎

1994年，莫斯科州检察院侦查员维亚切斯拉夫·卡利宁接替沉迷“犹太复国主义谋杀”的伊万·列先科夫，成为专案组负责人。卡利宁否定了前任的调查方向，并于1994年7月8日中止案件侦查。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此案并未就此搁置，1994年12月2日发表声明称：杀害亚历山大·莫恩神甫的凶手已被逮捕并认罪，此人被宣布为伊戈尔·布什涅夫，是个嗜酒如命的前科人员。历史再次重演。

据专案组说：莫斯科居民布什涅夫和未婚妻加莉娜·阿尼凯伊奇克9月8日前往霍季科沃探望岳母。他们当时喝醉了，在电气列车上被几个青年人找茬，后者把布什涅夫推出车厢扔到“伊里奇遗训”车站月台（距霍季科沃还有八站），加莉娜则留在车厢内。布什涅夫搭乘下一班电气列车赶往阿尼凯伊奇克娘家，但未婚妻不在。事后查明加莉娜·阿尼凯伊奇克的遗体当晚（9月8日至9日夜间）在谢姆霍兹站铁轨上被发现，系电气列车撞死。布什涅夫暂不知情，留宿岳母家。次日晨宿醉未醒，拎着一把斧头寻找欺负他的人。但由于头脑昏沉坐错方向，到谢姆霍兹站后忽然瞥见一个人，以为是昨天推搡他的人之一，抡起斧头砍砸。

但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遇见莫恩，必须先从站台攀爬一个小坡，再沿着林带疾走五分钟才能到达案发地点。这个矛盾之处未引起侦查人员怀疑，他们认为人情绪冲动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

在自己的“认罪供词”中，两次前科者布什涅夫展现文学才华，表示：“我因失误实施了非故意杀人……我神智混乱，两耳轰轰作响，仿佛被巨浪吞没，我没搞清楚就挥舞斧头扑向一个好人，以为他是坏人”。这种高度艺术化的顿悟，来源和当年的博布科夫如出一辙。

布什涅夫案开庭之前，侦查员卡利宁意外宣称“布什涅夫无罪”，于是被撤换，莫斯科州检察院重大国家案件侦查员米哈伊尔·别洛图罗夫接任专案组负责人。布什涅夫终究站上被告席，尽管他在侦查实验中不能指认确切行凶地点，而且律师成功证明了他不在场——9月9日清晨布什涅夫并未从霍季科沃乘车前往谢姆霍兹，而是返回莫斯科寻找未婚妻，甚至向她的邻居借过钱。

1996年6月5日，俄罗斯的法院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检察官费利克斯·萨迪科夫当庭发言：“被告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布什涅夫没有实施亚历山大·莫恩神甫谋杀案。我请求法院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辩护律师当然支持检察官的主张，请求法院向莫斯科州检察院发出特别裁定。1996年6月10日布什涅夫被宣告无罪。

刨根问底委员会

再次试图将亚历山大·莫恩之死嫁祸给偶然者的做法，让亚历山大的朋友和社会公众愈发坚信此案与克格勃有关。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化：镇压ГКЧП、苏联解体以及叶利钦本人对克格勃的负面态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议会委员会，负责接收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安委档案。亚历山大神甫的挚友格列布·亚库宁神甫也参加该委员会，使得国安机关的若干秘密文件被民主派人士掌握。

由此获得真凭实据证明：早在1960年代初已经开始监视亚历山大神甫，莫恩被国安机关称为”ДОН”（长期观察对象），在“教会口”档案中的代号是“传教士”。不仅跟踪监视他，还通过安插在媒体的“记者特务”抹黑、打压他。以下是一份克格勃文件的典型示例：“针对ДОН传教士，继续通过代表开展工作，研究因马库斯在中央电视台演讲而形成的态势。代表尼基京前往扎戈尔斯克地区接触传教士，与其进行多次谈话。就此问题获得了值得国安委关注的信息。（落款）西切夫”。

不仅亚历山大·莫恩本人被监视，也监视他朋友们的聚会地点、教区信徒和各种社会关系。特务窃听、观察莫恩的住宅和教区，出席他的公开演讲。这套做法持续多年，可以推测：亚历山大神甫的社会声望越高，监视的力度就越强。

或许，当国家陷入动荡，国安委对莫恩的关注可能减弱，以至于外勤特务未察觉正在策划谋杀的极端分子？但当地居民的证词反驳了这种推测，他们至今仍记得克格勃特务一直监视神甫直到最后一天。案发前不久，谢姆霍兹镇委会主席米哈伊尔·奥斯特列诺克曾在莫恩家附近遇见一名克格勃特务，对方出示证件，长时间询问神甫的情况。历史学家奥列格·乌斯季诺夫说：“他想知道一切细节，包括院子里养的猫的毛色”。

俄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接受“第五频道”采访时提到，他们曾核实国安机关涉案的说法，但查不出结果。这并不奇怪，因为关于“传教士”的多个卷宗至今仍未解密，国安委也未主动提供监视莫恩住宅的任何材料。以当时那种严密、细致的监视力度，在亚历山大神甫身边出现的所有人，无论他们策划谋杀几星期或几个月，应该都被窃听、拍摄所记录，当然也会引起外勤特务警惕。内务部和总检察院侦查员的结论是：谋杀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筹划，以高度专业的手法实施（完全没留下物证）。

最终，调查仅限于讯问原国安委“教会口”工作人员，而他们的供词仅允许记者谢尔盖·比奇科夫一人接触。下面引用负责监督新村教区的原国安委上校弗拉基米尔·谢乔夫1992年5月18日的讯问笔录：“莫恩进入我们的视线，是因为他与外国公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联系。莫恩接触过访问他供职教堂的外国公民，并与他们保持私人交往。我们关心的是交往的内容和性质”。

谢乔夫承认至少两名特务：尼基京和福金被安插在神甫身边。这不是他们的真名，他们也没有接受讯问。假设克格勃确实与谋杀有关，那么此二人应当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参与准备工作——记录神甫的行动轨迹、掌握他的日程安排，同时不引起怀疑。雅科夫·克罗托夫神甫在自己网站写道：“社会舆论早已对本案件作出了裁决：亚历山大神甫是被克格勃指使杀害的。责备民意没有意义：对于卢比扬卡不存在无罪推定”。亚历山大神甫的弟弟帕维尔·莫恩也支持克格勃涉案的说法。

国立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研究所所长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间接证实：“我和亚历山大神甫关系亲密，他在1990年遇害，很可能是克格勃所为——至少巴卡京在短暂担任部长期间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证实过”。伊万诺夫说的巴卡京就是苏联国安委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巴卡京，但他的回忆录和公开访谈从未提及此事。所以，在关于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安机关档案未全部解密之前，我们无法知晓克格勃参与谋杀的程度。

2000年9月9日，亚历山大·莫恩神甫遇害案终止侦查，俄联邦总检察院新闻与公共关系中心的官方解释是：“由于所有可能的侦查行动已经完全用尽”。

亚历山大·莫恩的女儿叶莲娜是圣像画家，儿子米哈伊尔2005-2013年任伊万诺沃州州长，2013-2018年任俄罗斯联邦建设、住房和公用事业部长。

延伸阅读：

彼得·修达之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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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美国游客泰迪·罗从华盛顿抵达莫斯科，刚下飞机就被严密监视。克格勃早已知晓这名游客是美国著名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助手，不能排除他此行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罗在苏联游览三个月，自西向东穿越全国，写日记详细记录所见所闻。这些游记是独特的历史文献，让人能够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苏联。数百页打印稿此前从未公开发表，除了克格勃特务之外没几个人知道泰迪·罗在写游记，也就是说克格勃是少数读者之一。

在克格勃内部报告中偶然发现关于这次旅行和游记的材料之后，记者设法在美国约见了泰迪·罗，请他过目这些报告，并听他回忆当年的苏联之行。同时，首次公开他游记的部分摘录。

行李箱的细线

1968年4月26日星期五，泰迪·罗上午在明斯克参加完参观活动，返回旅馆吃饭。短暂走进房间，习惯性扫一眼行李箱，瞬间明白自己出门的时候除了清洁工还有别人来过。而且，不速之客动过他的行李箱。

34岁的美国人没感觉很意外，相反，在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苏联旅行之前泰迪已经知道会被监视。毕竟他也不是完全普通的游客。旅程的头两周，罗发觉神秘人在跟踪自己。所以每次离开房间都会用一个简单的小办法：在行李箱表面和内部放几根细线，记住它们的位置。今天，这些线的位置第一次改变。

泰迪心想：“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苏联当局（比如克格勃）派遣的，那么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是那本游记”。未完成的旅途还很漫长，美国游客明白这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翻自己行李，于是拿起笔，在日记簿写了一段话留给“潜在读者”：“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如果当局希望看看我带了什么或写了什么，我很乐意亲自展示”。

泰迪在留言中补充说，自己作为一名来宾和游客，在苏联未做任何违法之事，也不像某些同胞那样丑化这个国家，要求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罗最后写道：“我知道我的行李箱每次被打开的情况，也知道这段话一定会被阅读，如果再发生，我将对此类行为提出坚决抗议”。

泰迪·罗的怀疑是正确的。

“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1968年4月-5月期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1934年出生的泰迪·罗以美国游客身份访问苏联，其中包括乌克兰的一些城市。他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据其本人说，此次访问苏联的正式目的是巩固俄语知识，通过与本地人交流、比较其观点以了解苏联现实，并选择我国最有趣的一些地方，为日后再次访问做准备。”

以上是当年6月（即明斯克宾馆事件发生两个月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主席维塔利·尼基坚科致共和国中央的报告节选。报告指出，关于罗的情况已直接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汇报。类似的备忘录很可能也被送交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甚至可能上报苏联最高层。乌克兰安全局解密档案中的这份报告正是撰写本文的基础。

美国人泰迪·罗1968年4月11日进入苏联，他确实是美国参议员的助手，而且这位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担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十六年，创造了美国历史纪录。迈克·曼斯菲尔德的肖像登上1964年《时代》杂志封面。

克格勃在7月份提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打算提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出任国务卿，所以有必要对罗进行特别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不过曼斯菲尔德最终没当上为国务卿——1968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失败，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成为总统。

无论如何，苏联国安委对这位34岁美国游客的浓厚兴趣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罗甫一抵达莫斯科（4月11日）就立刻被监视。克格勃人员在报告中指出，泰迪·罗俄语流利（有时人们甚至把他误认为捷克人或波罗的海国家居民），还注意到该美国人打算在苏联停留整整三个月，计划日后再次来访。

在同一报告中克格勃人员称：“通过秘密手段翻拍了罗的详细日记，其中他批判性评价了苏联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某些方面”。报告附件是翻译成俄文的大段日记摘录，共27页打字稿，内容涵盖约一个月的旅途（即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路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雅尔塔。国安人员专门挑出涉及政治或评价苏联现实的片段呈送党的领导人。

此外，克格勃也注意到罗与苏联公民“长时间且详细交谈”。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仅仅是结识本地居民，还试图通过谈话“宣传美国生活方式”。

秘密复制间谍嫌疑人的文件是国安机关的常规操作，特务通常会潜入目标的宾馆房间或住所。泰迪·罗在明斯克察觉的正是其中一次行动，至于他留下的“宣言”，克格勃报告完全未谈及，仅在一段日记引文中顺便且毫无解释地提到“行李箱事件”。

穿过铁幕

泰迪·罗能够访问苏联，得益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对方为他提供了两次为期三个月的出国机会。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苏联，是因为他在国会工作期间考取了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俄语硕士学位。资助方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特殊任务，也不要求他提交考察报告，目的是让这位国会助理在国外见识几个月，更好地理解世界局势并提升自身能力。

不过，罗也没有一定能入境苏联的把握，更没奢望想玩哪就玩哪——苏联当局将几乎每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视为潜在威胁，外国人的行程受到严格限制。可喜的是罗的旅行最终获得批准，其中原因或许正如克格勃报告所言：罗对于苏联情报机关有研究价值。而泰迪本人则认为，苏联当时急需外汇，因此敞开国门欢迎外宾。确实，根据《穿越铁幕》一书引用的官方数据，从1960年到1980年进入苏联的外国游客人数增长七倍（从70万增加到500万），尤其1960年代苏联的某些地区首次向外国人开放。

本次访问，苏联方面的组织者是“国际旅行社”，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在苏联观光的国营旅游公司。“国际旅行社”为美国人提供住宿、交通、导游服务，以及在指定餐厅吃饭的餐券。城市之间，泰迪坐过飞机、火车，甚至坐过船（游览伏尔加河），共领略了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三十座城市。西部地区游览完毕，他的路线继续途径摩尔达维亚、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体验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抵达远东。

至于整个行程究竟花费几何，他已记不清了，但肯定相当昂贵。按照官方汇率把美元换成卢布，使美国人的钱包大大出血。他用讽刺口吻写道：“管理员（……）问我，为什么不带妻子同行。我回答，如果苏联政府按照美元的实际价值兑换卢布，我不仅能带妻子，还能剩下一笔钱呢！”

在比灵斯见面

除了两份报告和附件抄录的部分日记外，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未找到更多关于泰迪·罗此行的材料。记者向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档案馆发出查询函，未获答复。拉脱维亚国家档案馆则表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安委的大部分档案已于1980年代末运往莫斯科，在剩余档案中（仅限内部查阅）未找到泰迪·罗的姓名。

不过，记者成功联系了泰迪·罗本人，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前任助手如今住在蒙大拿州。帮助建立联系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恩·吉洛里。吉洛里对这位美国游客在苏联旅行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且对他在苏联的广泛游览路线及其日记中详细记录的人民生活方式印象深刻，决心记录下罗的回忆，遂专程前往蒙大拿州比灵斯镇，在罗的家中采访他。

“泰迪·罗，1934年生，被怀疑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他读完描述自己的报告节选，表示：“我想立刻声明，本人从未以任何形式与美国情报部门有过联系。”泰迪·罗说他至今仍常常想起那次旅行。而当他收到电子邮件，告知他在基辅发现了他的相关档案并请求采访时，感到“有点吃惊”。

泰迪·罗的第一学位是新闻学，曾到阿根廷实习，大学毕业后在蒙大拿州和爱荷华州本地报社工作了几年。1961年这位年轻记者获得国会实习奖学金，成为参议员助理。在为迈克·曼斯菲尔德工作期间，他劝说实习生放弃新闻业，留在他的团队效力。

“不抱幻想”

关于资助，以及自己的国会工作，罗在苏联时只字未提。他也隐瞒了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和俄语学背景。泰迪确信，如果把这些情况全部讲出来，那么在每个城市都会被安排官方接见、参观那些模范工厂。而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可以自由行动——至少是有机会的。

当然，隐瞒个人经历无法使他避开克格勃的目光。尤其国安部门的文件显示，他们对上述情况几乎了如指掌。罗接受肖恩·吉洛里采访时回忆：“我去苏联的时候不抱任何幻想，我对自己说：‘他们会翻我的行李，会在街上尾随我，会去找我偶然交谈过的人问话”。不过，这些“偶然交谈”，真的是“偶然”吗？

与此同时，泰迪对自己的命运并不特别担忧，毕竟他的旅行计划不包括任何违法内容。跟人交谈他从不说多余的话，拍照也注意避开桥梁、军用设施之类物体。泰迪还指望，万一真的被苏联当局找麻烦，迈克·曼斯菲尔德作为越南战争反对者的声誉或许能帮上忙。

至于泰迪·罗在苏联期间怎样打发时间，以及他与本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克格勃通常通过特务和线人获知。最常找的是“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但克格勃的消息来源不限于导游和宾馆员工，也包括一些奉上级指令在街头“偶然”与监视对象搭讪的人。特务们不仅要聆听，也要主动表达必需传递的内容，正如一份克格勃报告所言：“在我国其他地区针对罗·泰迪的后续工作，主要方向是对该游客施加有利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促使其形成对苏联的积极印象”。

谈到自己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些“偶遇”很可能是国安委的精心安排（文件证实了这种假设），泰迪谨慎表达了对两次“偶遇”的怀疑。第一次是在从莫斯科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位同车厢的工程师乘客；第二次是在基辅歌剧院，身边坐着一对科学家夫妇。两次认识的新朋友都彬彬有礼、态度友善，还邀请这位外国人到家中做客。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是克格勃的人，罗更多是出于直觉判断。

泰迪阅读“有关部门”关于自己的报告，发现其中既有真实内容，也有半真半假内容，更有特务或国安人员的纯粹虚构。尤其令他惊讶的是，在报告中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他“试图从一名苏联公民手中获取手稿，带回美国用笔名发表，并声称他不会落得西尼亚夫斯基等人那样的下场”。罗表示，实际根本没发生类似事情。
（译注：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俄罗斯作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曾化名在西方出版作品，1966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刑七年，获释后移居法国）

泰迪·罗持续记录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直到行程结束。由于日记免不了遭人窥探，他刻意省略某些敏感细节，回国后凭记忆补写。最终形成篇幅宏大的作品——448页打字稿。几十年来这部游记一直存放在罗的家中，出版的想法始终未实现。五十多年过去，读者除了泰迪的少数密友，就只有本文作者了。

美国人看苏联

泰迪在游记中展现出一位深思熟虑的观察者形象，能够理解苏联生活，能够分辨“橱窗展示”和真实情况的差别。虽然对政权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大多数本地居民给出了温情评价。历史学家肖恩·吉洛里与罗见面后说他“反共但不教条”，这同样十分适用于1968年的他。

克格勃报告摘录的片段当然也出现于游记完整版。经作者允许，其中一些片段已翻译成俄文，在本文下方公开。为了方便读者，这些内容被分成几个主题板块，必要处附有本文作者的评论。

一旦得知泰迪·罗来自何方，几乎每个苏联对话者总会立刻开始围绕两个话题提出询问或发表观点：越南战争和美国黑人群体处境，这是当年苏联反美宣传的热门内容。泰迪耐心解释自己立场：他反对美军参与越南冲突，并支持保障非裔美国人的各项权利。第三个老生常谈话题是美国的“全面失业与贫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无休无止的议论让美国游客感觉愈发疲惫。同样使他厌倦的还有那些歌颂苏联建国五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陈词滥调。

泰迪记录与一位苏联城市居民的谈话时写道：“我说自己来自华盛顿，请求她不要讨论越南问题，因为我俄语说得不好，但她多次重复：应该停止屠杀无辜的越南人了。她问美国的领土是否已经够大？并且为了证明苏联的良好意图，声称：‘我们国家的领土已经足够大，所以我们才不会发动战争’”。

罗本人尽力去理解苏联体制的细节，对人们看待内政、外交问题的态度兴趣浓厚。游记中转述的这些谈话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他在苏联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要么确实不懂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要么假装不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党员和非党员。另外，大多数加入苏共的人是为了职业前途。

罗与哈尔科夫导游莱拉谈话：“像我遇到的所有与党有关系的人一样（她是共青团员），她坚持认为苏联的真正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我问她，最高苏维埃两院总共多少人，她不知道。我又问他们多久开一次会，她想了想说两年一次。我告诉她，他们通常每年开两、三次会，每次会期10天至两星期”。
（译注：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每三十万个公民选举产生一名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代表；民族院代表：每个加盟共和国25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民族州1名）

与泰迪交谈过的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自己忠于政权。三个月旅行期间，本地人提出批评意见者屈指可数。罗在第比利斯遇见一位叫康斯坦丁的30岁男士，此人同意与美国人谈谈苏联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宣称其中主要症结是“小共和国的民族主义”。

泰迪遇见的最激进的谈话对象是索契的一位21岁学生——游记没写他名字，以免危及他安全。该年轻人向美国人介绍了1956年第比利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的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甚至承认自己参加某个“学生地下组织”——“地下党”，旨在为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甚至正在筹备起义。根据罗的回忆，主动发起谈话的是学生本人，所以不排除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可能性。
（译注：尤里·丹尼尔，作家，诗人，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

而且，许多交谈者告诉罗他们收听《美国之音》。一位约莫18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不会英语，但每晚收听“敌台”的“节拍音乐”。泰迪写道：“他十分逼真地模仿《美国之音》主持人的声音，表明他确实听过一阵子”。

哈尔科夫导游莱拉承认她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摆出一副“我没读过，但我谴责”的架势，补充说：根据她耳闻的这本书的内容，这部作品“在她看来并不客观”。同时，她举了几个“有前途的苏联作家”的例子——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伊利亚·埃伦堡，以及“年轻且才华横溢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

泰迪·罗的笔记有很大篇幅提及苏联服务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与本国公民相比，外国人在苏联享受的是最高规格服务，但这种服务却让美国游客感到震惊。泰迪对苏联服务业的第一印象来自莫斯科“国家”宾馆的电梯工，后者坚持电梯挤满人才开动，于是乘客不得不等待相当长时间。这种情况出现在全国最好的宾馆之一，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胡闹。但与其他城市的客房品质相比，这算小事一桩。

罗如此描写基希讷乌的宾馆：“当我入住（房间）时，浴室既没有厕纸也没有肥皂，直到我退房一直如此。房门的把手是斜插入孔洞的一根普通钉子。通向阳台的双开门之一只有一个自制门闩，很不牢靠”。

游记作者坦言：他曾在拉丁美洲条件更差劲的地方住宿，但费用低廉。而在苏联，却要为了名不副实的舒适付出不菲代价。

罗在基希讷乌领略苏联的排队现象：“儿童服装柜台简直是疯人院。婴幼儿用品摆在比主楼层高三阶的台面销售，大多数妇女乖乖排长队，队伍蜿蜒向上，绕过通往二楼的楼梯。但一如既往，总有人从下方硬挤插队，试图在三阶台阶上占位置。结果一片混乱，非常喧嚣，非常闷热，非常令人焦躁。一位从下方挤上来的妇女背着三岁左右的孩子，孩子被噪音吓得哇哇大哭，但我敢肯定，那位母亲在人声鼎沸中根本听不见孩子嚎啕”。

排队给泰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记写道，任何商品一旦上架都可能立即引发顾客骚动——先是两个人跑过去争抢，其他顾客察觉热潮也蜂拥而至。罗回忆说甚至有一次他仅仅在柜台边无所事事站着，竟引来人群聚集。“当你进行个人购物时，总有人越过你肩膀张望，这很烦，但瞧瞧他们的处境，我同情他们”。

宾馆、餐厅、火车、商店（包括普通市民无权进入的“特供商店”）工作人员的冷漠态度甚至粗鲁行为让罗愤怒，在这种背景下，明斯克的一位礼貌女售货员却让他由衷惊喜：女售货员耐心地让他为妻子挑选琥珀首饰，甚至拿出多个款式供比较。“我对她感激万分，不只因为她提供了任何美国顾客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还因为她使我重新相信了苏联公民具备的善意和人情。不能收发邮件、餐厅服务员和宾馆职员的冷漠、行李箱事件、屡次拒绝我查看最寻常东西的请求，以及‘你存在只是为了让他们获利，而非相反’的感觉，种种不快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这位小姑娘的善意冲淡了。愿神保佑她！”

苏联人的形象

“西方人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许多苏联公民的体型，尤其女性。对我而言，这一点在莫斯科尤为明显，因为是全新的环境。但直到现在我仍不能习以为常。这是战后以土豆和面食为主的饮食留下的痕迹”。

泰迪·罗不仅观察苏联人外貌，也留心行为习惯。他注意到当地人（尤其男性）习惯直接在海滩换衣服，多数苏联女性不剃腿毛，“也许金发女性不容易看出来，但某些黑发女性——她们的腿毛和我的一样浓密”。

罗坦言自己看不透苏联人的男女关系：“我试图去观察这种关系，收效甚微。在北方城市，我见过年轻情侣偶尔手牵手散步，或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但除此之外，我很少看见公开的示爱举动”。

即便到了氛围似乎更适合放松的雅尔塔，美国人依旧没看见多少亲密举止：“美丽的春季夜晚，僻静的林间小径，身为‘普通游客’的匿名性——这一切本该促进更自然的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显然未婚的年轻情侣，看起来倒像是好朋友。这地方年轻女性比男性多，她们大多成双成对旅行，你能看见她们在傍晚时分手拉手漫步海滨……我特意观察，看她们会不会找年轻单身男子调情——结果一次也没瞧见”。

罗还提到另一个问题——醉酒者数量。“阿尔弗雷德在基辅问我，美国的醉鬼是不是也像苏联这么多。我告诉他，酗酒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严重问题，但我在苏联大马路和公共场所看到的醉汉，要比在美国多得多”。

泰迪在旅途中见证了苏联生活的各种场景，比如塔林主教座堂的复活节礼拜（很可能由塔林和爱沙尼亚大主教阿列克谢主持，即后来的阿列克谢二世大牧首），比如在雅尔塔海滨拍摄的《新难以捉摸的历险记》。

他写了苏联的户籍制度不允许居民自由迁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写了个人崇拜与国家宣传的表现（“唱片价格从1卢布25戈比到4卢布不等，但列宁讲话录音却只要17戈比。这就是国家希望某些东西进入人民手中时的做法”），还提到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和《真理报》的相关社论：“社论以简短标题刊出：《节日快乐，亲爱的朋友们，胜利日快乐！》其中有格列奇科元帅对武装力量的致辞、有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致意（那是他们解放的第23周年），以及一篇长文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和‘侵略’。对《真理报》来说这当然很罕见。社论篇幅不大，且没有一张士兵照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国家已经厌倦庆祝”。

1968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泰迪·罗同样从苏联新闻获悉：“是莫斯科的电视播音员第一个向我传达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噩耗。该如何描述我的情绪呢？一个美国人，正坐在俄罗斯人中间，得知这样的消息，尤其在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向苏联公民解释暴力并非美国生活的常态之后？我的心在羞愧中燃烧！”

回家

1968年7月2日泰迪·罗抵达苏联旅行之终点：纳霍德卡。接下来他将乘船前往日本，再转机回美国。动身前他多少有些担心照片和日记会被海关没收，结果平安无事。

罗此次旅行正好与“布拉格之春”，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运动同时发生。经过沿途耳闻目睹，他完全确信苏联一定会入侵这个“兄弟邻邦”。泰迪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曼斯菲尔德。许多赞成布拉格之春的人都相信如果北约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不敢贸然动手。而泰迪认为，他上司的有力表态或许能对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产生某种影响。然而参议员未采纳助手意见，更糟糕的是，就在他们谈话不久前，曼斯菲尔德在新闻招待会上自信宣称“苏联绝不会入侵”。此时距离华约国家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终结布拉格之春只剩一个半月。

几年后泰迪结束了与曼斯菲尔德的合作。此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撰写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政策的论文、为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李·梅特卡夫工作、在各个政府机构任职，最终于1994年美国世界杯举办前夕进入国际足联。

罗在苏联旅行时曾将自己的地址留给许多新朋友，邀请他们访美并保持通信。他果然收到新西伯利亚导游斯维特兰娜的一封信，她当时正准备跟学者丈夫一起前往美国，请求泰迪协助发邀请函。夫妻二人抵达美国，斯维特兰娜与泰迪重聚首，两人结下长久友谊。

至于泰迪本人，他再次踏上苏联土地已是另一个时代：1986年他以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访。文末，让我们用泰迪·罗多年后重读游记时说的一句话来为这个故事收尾：“回首往事，我如今能看出预示着曾经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行将崩溃的许多迹象。虽然我当时只是这片广袤土地的资浅研究者，但我在那时就已经明白当局不可能永远抗拒变革。我一回到家，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自此开始，而其过程仅持续二十年”。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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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塔利·多莫申金
（退役一级舰长，曾任黑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处长）

自从太平洋舰队成功实施一次罕见且出色的行动，发现并追踪侵入苏联领海的美国柴电潜艇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此事件发生在所谓“冷战”高峰时期，当时舰队司令部情报部门频频接到商船和渔船船长的报告，声称在苏联领海发现潜艇潜望镜，但该海域并无苏联潜艇活动。

此外，舰队司令部掌握的情报表明：美国潜艇定期抵达日本横须贺港临时驻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毫不怀疑，这些美军潜艇正在对苏联海军进行武器试验和战斗训练的封闭海域（位于舰队主基地以南）从事侦察活动。

日本海西北部辽阔无垠，舰队不进行针对性搜寻就无法发现外国潜艇。为了在任务区域保持隐蔽，美国潜艇采取无线电静默，因此舰队的无线电侦察不能探测到它们。但他们保持完全隐蔽存在两个薄弱环节，第一，潜艇需要为蓄电池充电，此时必须上浮；第二，它们需要开启艇上雷达确定自己的位置，虽然时间很短，仍然要浮出水面。

对此，美国潜艇通常会移动到探测手段难以覆盖的海域上浮充电，既无法被部署在沿海的水面监视雷达发现，也超出了设在阿斯科尔德岛、波沃罗特内岬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站的探测范围。由于这些无线电侦察站之间距离过大，形成“盲区”，美军潜艇即可在此启动艇上雷达进行导航，同时不被岸基无线电侦察发现。

太平洋舰队制定本次行动方案时，为了消除阿斯科尔德岛与波沃罗特内岬岸基无线电侦察站之间的盲区，决定在两者之间等距的一座岩石小岛上秘密部署携带轻便设备的机动小组，专门探测美国潜艇SJ-1型雷达的辐射信号。一旦捕捉到雷达短暂辐射，立即将目标位置通知舰队的反潜兵力。

为完成本次任务，舰队情报部门所属的独立无线电技术大队专门组建并训练一个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成员：小组长В.多莫申金上尉（本文作者）、三名无线电测向员、两名通信员——均为一级专业人员。

1960年7月初，机动小组乘坐舰队的一艘侦察船，秘密登陆某个方圆约500–600米的无人陡峭小岛，这个荒岛距离海岸线较远。登陆选择在夜间，确保行动隐蔽。几乎整个夜晚都用来搬运侦察设备、电池组和生活物资到较高处，同时选择合适地点构筑岗哨。天亮之际岗哨投入使用，小组向上级拍发第一份电报，标志着舰队在日本海开展的搜寻、侦测美国潜艇的任务正式开始。

岗哨的三名无线电测向员受过良好训练，熟知美军SJ-1型雷达的辐射参数，他们需要从该频段接收到的大量信号中准确识别出属于艇上雷达的信号。预计潜艇将在极短时间内开启雷达，而且最可能是夜间充电期间。

在持续紧张的搜索中，时间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流逝……终于，任务第22天夜间22点，截获了出现在预期频段的短暂信号：频率约3000兆赫，脉冲重复频率1500赫兹（正是SJ-1型雷达的典型特征），方位角相对于岗哨位置160°。雷达以扇区模式运行，表明其主要用于自身定位。开机仅15秒，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隐蔽性。

由于发现的雷达技术参数及其使用方式完全匹配，我们将该信号判定为SJ-1型雷达辐射。立即将这一发现通知舰队无线电技术侦察大队值班军官Ю.П.丘马科夫上尉，他随即将所获得的目标指示报告太平洋舰队侦察指挥部。然而舰队司令部当时对这条潜艇位置情报的可靠性存疑，暂未向全舰队发布警报。

几分钟后，机动小组再次捕捉到SJ-1型雷达的第二次辐射，并将重复确认的目标指示报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侦察大队值班军官坚决主张机动小组提供的数据真实可靠，已发现美军潜艇。于是舰队拉响战斗警报，反潜航空兵Бе-6飞机立即升空，四艘反潜舰扑向美军潜艇所在海域。

空中的Бе-6巡逻机借助投放的声呐浮标定位了可疑外国潜艇（当时该海域并无苏联潜艇活动），并引导赶来的两个舰艇搜索打击组（共4艘反潜舰）展开行动。水面舰利用主动声呐探测到潜艇，开始进行跟踪，因为它位于苏联领海。反潜舰在本国领海内可以实施深水炸弹攻击，为此他们向舰队司令部申请批准。但舰队司令部决定谨慎行事，报苏联海军总司令部请求指示。

与此同时，可疑潜艇继续在水下航行，向苏联领海外撤离。允许攻击的命令下达时它已经驶入公海并浮出水面。太平洋舰队反潜舰在日本海全程跟随，直至其进入津轻海峡。

外国潜艇在中立水域上浮后，通过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无线电网络在4253千赫频率上向总部发报，报告其已被发现并被苏联太平洋舰队四艘反潜舰追踪。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报，确认是美国海军“白杨鱼号”潜艇(SS-567)发出的。太平洋舰队的测向网络此前曾多次测得该潜艇位置。

由此，针对美国“白杨鱼号”潜艇在太平洋舰队主基地以南的日本海实施侦察并侵入苏联领海，我方通过综合运用无线电侦察与电子侦察手段，配合舰队反潜兵力有效行动，圆满完成了发现和识别任务。

在本次成功行动中，临时组建的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首先提供了美军“白杨鱼号”潜艇的目标位置指示。在向舰队反潜兵力发出第一次目标指示并促使舰队拉响战斗警报之后，机动小组继续坚守岗位长达八天，直到“吃完最后一口通心粉”——小组长就是这样发回电报的，描述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所以，结束任务后的第九天小组才撤离荒岛。

此次侦察行动的构思与计划是太平洋舰队情报处高级军官、曾在黑海舰队情报部门服役的一级舰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温制定，他亲自指导机动小组的组长并下达任务。太平洋舰队情报处处长费奥多尔·叶菲莫维奇·托卡尔海军少将领导实施本次任务。

身为太平洋舰队临时机动无线电技术侦察小组的组长，我必须向五名水兵表达感谢。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恪尽职守，光荣完成作战任务。可以说，他们连续22天“大海捞针”，无论白昼黑夜不敢片刻分心，否则可能错过唯一的信号。而这些天的天气一直是：绵绵细雨、大雨、大雾、大风……我们的岗哨位于海拔约100米的狭小岩石平台。

如今年代久远，我遗憾地无法准确说出小组中每个水兵的名字和姓氏，但他们的身影、眼中的神采、那种无论遭遇何种困难都渴望并随时准备完成任何作战任务的精神，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顺便一提，机动小组配备了个人武器和弹药，行动方式完全如战时一般。

因成功实施本次侦察行动，寻找、发现并追踪在日本海太平洋舰队主基地附近刺探的美国潜艇“白杨鱼号”，舰队反潜航空兵和水面舰艇的多位军官、水兵获得政府嘉奖。然而，获奖名单中却没有任何一位直接参与此次行动的机动小组人员……

附注：1983年“白杨鱼号”潜艇移交土耳其海军，更名为“黑兹尔·雷伊斯”号(S-342)。2004年退役，永久停泊在伊斯坦布尔海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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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8月7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季佩阿村（拉克韦雷地区）附近的芬兰湾岸边，燃气工业工人家庭联谊会在此召开。这项为期两三天的活动深受燃气工人喜爱，自1970年以来已成为传统，每年在共和国不同地区成功举办。本次大会选在拉克韦雷的公用汽车监察员疗养基地举行，该基地毗邻苏芬两国海上边界，边界约1.5千米处有一座苏联边防哨所。正因如此，主办方事先与苏联边防局协调了活动时间和其他细节，并征得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

记者恩诺·塔梅尔介绍：“当地管控非常严格。去疗养基地度假的人一律登记造册，克格勃全程掌握。若逢休息日，会有两名边防战士执勤。列季佩阿的情况也是如此——两名边防战士在岗”。

专为召开本次联谊会划出了大片区域——参加者不得擅自离开，游泳只允许在岸边指定地点。344名度假者中的大部分于1976年8月6日傍晚抵达，搭起帐篷，余者次日早晨抵达。8月7日的活动从主楼前的隆重集会开始，领导讲话完毕，游客们分散在场地，根据兴趣参加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娱乐项目。拉克韦雷燃气公司职员、1976年的营地体育活动组织者托马斯·克伊夫回忆：“我是星期六见到边防军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军官来此（帐篷营地），询问我们共多少人，活动进行得怎样。他对一切都很满意，甚至祝大家玩得开心”。

临近傍晚，燃气工人点燃篝火，摆出简单的野餐小吃。疗养基地内销售酒精饮料——商品清单显示联谊大会前当地商店共储备820瓶伏特加、160瓶白兰地和利口酒、776瓶葡萄酒及1740瓶啤酒。

正当晚会如火如荼，度假者瞧见两名边防战士朝这边晃来，他们是第6边防总队第3哨所的列兵：维克多·巴吉热夫、尼古拉·波维舍夫。20岁的巴吉热夫来自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同龄好友波维舍夫来自彼尔姆。两人1974年同时入伍，原定1976年退伍。

后来查明，这两个现身爱沙尼亚度假者篝火旁的边防战士已经连续酗酒几天了。8月3日其中一人收到亲属寄来的大额汇款，全数用于购买伏特加和“老塔林牌”利口酒。8月7日早晨执勤时两名列兵继续饮酒，几乎整天都在疗养基地附近土豆田酣睡。天擦黑，他们没等换岗战友出现，认为本日执勤已经结束，决定参加爱沙尼亚燃气工人聚会。根据一种说法，列兵向度假者要酒喝，蛮横态度惹恼了爱沙尼亚人。1976年参加此次联谊大会的列季佩阿村村民泰玛·基维洛回忆：“我们把他们撵走好几次。我们说，我们有许可，别打扰。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自娱自乐”。

两个兵痞暂时走开，随即返回营地继续勒索酒水，再次遭拒绝，巴吉热夫和波维舍夫举起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威胁。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度假者起初热情地把他们拉到身边入座，招待零食和酒。大约午夜时分，波维舍夫和巴吉热夫烂醉，开始骚扰已婚妇女、讲下流笑话。爱沙尼亚妇女的丈夫们试图劝阻，二人不肯收敛，直接提出要与度假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燃气工人们叫二人离开，二人举起步枪。8月8日凌晨1点30分左右，度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最后一次尝试息事宁人。托马斯·克伊夫说：“我们燃气公司主任、夏季活动的组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上前劝阻边防战士，他们却用枪托揍他”。

这一击十分凶狠，阿纳托利·瓦尔基应声倒地昏迷。同事们立刻冲上去，用担架把他抬进主楼，呼叫值班医生。不久瓦尔基睁眼，但长时间不清醒，后来诊断他脑震荡了。

外面草地上，四名燃气工人与兵痞爆发冲突，第一声枪响，子弹击中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员工阿纳托利·帕亚斯，他只喊了一句：“你们干什么？我们都是年轻人！”当场死亡。营地多数度假者未亲眼目睹，仅听见枪声，确实想不到发生了杀人案件。泰玛·基维洛说：“我根本没想到那是枪声，还以为谁把石棉水泥板扔进篝火烧炸了呢”。

经过一番搏斗，燃气工人们缴获波维舍夫的步枪，扔进灌木丛。但他们来不及夺下巴吉热夫的武器，他调转枪口对准帐篷开火。托马斯·克伊夫说：“两次连射，中间短暂停顿——显然换了一次弹匣。子弹击中监察员宿舍的石头地基，我和我儿子就在屋内”。

巴吉热夫打光两个30发子弹的弹匣，波维舍夫扑过去夺枪，却被巴吉热夫射中胸口，子弹擦着心脏穿过，波维舍夫栽倒。巴吉热夫醒悟自己犯下重罪，向头部开枪自杀。

与此同时，帐篷营地的度假者陷入恐慌。阿纳托利·帕亚斯的遗孀卡琳·帕亚斯说：“男人们大声命令大家趴在地上，匍匐往森林撤离。子弹打得低，有些击中了帐篷。直到第二天我才流眼泪，亲戚们以为我会疯掉，我坐着不说话也不哭”。

部分度假者跌跌撞撞跑向主楼，组织者在门廊用扩音器试图安抚乱跑乱窜的人。一些冷静的燃气工人与赶至现场的医生冲进被扫射帐篷，抢救痛苦呻吟的伤员。参加联谊大会的胡托尔·恩·涅梅拉说：“我的帐篷有七个弹孔。我本人没受伤，但我们这一组的两个人中枪了。有人伤得很重，子弹打进肺部，活下去不容易”。

度假者用自己汽车的前灯照亮草地，把车载急救箱统统拿出来，因为许多伤员需要立即止血。胡托尔·恩·涅梅拉说：“受到惊吓的人大声尖叫，但直到我亲眼看见打绷带的伤员和死者尸体，才真正意识到这场悲剧的严重性”。草地上人们七手八脚救治伤员，主楼内有人尝试打电话叫救护车，因线路问题未立即拨通。意识到许多伤者可能等不到救护车，大家决定用自己的车送伤员去拉克韦雷和塔尔图的医院。

这一果断决定挽救了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驾驶员马蒂·普萨，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他的胸腔，卡在肺部，医护团队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但并非人人都这样幸运。巴吉热夫扫射帐篷，子弹掠过在帐篷内休息的21岁安德烈斯·努尔克和妻子头顶，安德烈斯的弟弟——16岁的蒂尼斯当时正坐在帐篷入口处脱鞋。这个少年原本不该出现，他听说将有篮球比赛，说服哥哥带他一起。托马斯·克伊夫回忆：“安德烈斯后来告诉我，蒂尼斯告诉他自己中弹了。安德烈斯把弟弟抱上车开往医院，可惜蒂尼斯不治身亡”。

度假者也设法拯救被战友击伤、鲜血淋漓的列兵波维舍夫，但努力均告失败，此人8月8日晨6点死于医院。另据难以证实的说法：列季佩阿边防检查站站长获悉疗养基地发生的惨案，一时想不开，拔枪自尽。

边防战士维克多·巴吉热夫实施的大屠杀导致七人遇难（不包括他本人），年龄从16岁到57岁。受伤人数根据不同资料显示在14-18人之间。死者之一：萨雷马岛23岁居民费尔迪南德·图利特的亲属回忆，图利特似乎有不祥预感，本不想参加联谊会，但他没什么选择，因为他是登台表演的乐队成员。图利特下葬之后，他父亲成为墓地管理员，直到四年后葬在儿子身旁。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部队首长紧急飞赴当地，将军们抵达之前，疗养基地被封锁，严令游客不准离开。遇难者和凶手的遗体临时存放在主楼，直到下午15-16点才运往停尸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掌握边境地带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火速飞临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位苏联最高国安官员首先下令：关于悲剧及其肇事者的所有信息均列为机密。

因此，苏联媒体未报道列季佩阿村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仅“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广播了消息。遇难者遗属收到公款补偿金——150卢布，国家全额承担丧葬费。六名爱沙尼亚遇难者的葬礼在警察和克格勃监视下进行，为避免民众骚动，哀悼仪式严格限定了时间。苏联政府曾试图禁止出殡队伍上街，因家属强烈反抗，最终不得不妥协。

然而，在蒂尼斯·努尔克就读的学校，本应举行的师生告别仪式却被取消。蒂尼斯的爸爸始终无法接受这一沉重打击。安德烈斯·努尔克透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惨痛的。我父亲因失去小儿子备受煎熬，十年后自己也辞世了”。

在政府的调查文件中，这场悲剧被称为“日常纠纷引发的使用勤务自动武器的冲突”。由于肇事者死亡，其上级代受惩处：参谋长和一些军官降职，巡逻队队长3年半监禁。负责联谊会安全的爱沙尼亚燃气工业总局副局长阿多·佩苏尔受党纪处分，他的上级弗谢沃洛德·格拉西莫夫和拉克韦雷地区领导仅受口头警告。

苏联政府吸取教训，驻扎爱沙尼亚的边防战士值勤时改为携带空枪，遭遇突发情况允许使用刺刀。夏令营内禁止销售酒水，禁止在边境地区举办任何大型集会活动。1977年苏联边防军司令瓦季姆·马特洛索夫上将视察，谈及民族构成问题，建议安排说爱沙尼亚语的军官进边防巡逻队。

1991年在发生枪击的草地竖立了纪念石碑，五年后石碑刻上了被维克多·巴吉热夫夺去生命的所有遇难者姓名。但立碑地点在爱沙尼亚社会引起争议，许多人坚信凶手正是在该位置开枪，所以立在这儿不合适。

回首历史，列季佩阿村的悲剧绝非孤例，爱沙尼亚曾有过多起类似事件。例如，1968年在维尔桑迪岛，27岁的边防部队副指挥员多布罗杰耶夫在一次酒席纠纷中，用马卡洛夫手枪射杀气象学家玛耶·兰布特和灯塔管理员列姆比特·基维，多布罗杰耶夫被判死刑，后改为十五年监禁。四年后的1972年，萨雷马岛又出事，一个边防战士醉酒寻找昨天吵架的女友，闯入她家企图强奸，女友的妈妈和两位姐妹阻拦，他开枪杀害四人，随即自杀。

延伸阅读：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1970年季托夫卡军营枪击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安娜·卡瓦利

到1950年，苏联劳改营系统（“古拉格”）关押着五十多万女性——相当于一个州中心城市的人口。对于“政治犯”而言，“女犯营”就像恐怖的镜中世界，她们在此经历了暴力、饥饿、绝望，以及竭力自保的挣扎。幸存者中有一位维拉·普罗霍洛娃，她是莫斯科老字号企业“三山纺织厂”末任厂主伊万·普罗霍洛夫的女儿。

“我没有诬蔑，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第一次看见维拉·伊万诺芙娜，最难以想象的就是她曾是囚犯。她完全不像在劳改营熬过六年的人：矮个子，体型纤弱。九十四岁的维拉·伊万诺芙娜仍在自己位于阿尔巴特巷的斗室教英语课，屋里堆满书籍和圣像，陪伴她的还有一只名唤“尖嗓”的温柔猫咪。

我们每周见面一次。维拉·伊万诺芙娜总会做好准备：精心打扮，把短发烫成小卷，还会买些“曲奇”——她只用英语称呼这种喝茶的小点心。

我们先花一个小时学习单词和语法，之后随意闲聊。我偶然得知维拉·伊万诺芙娜坐过牢是她随口提起的，语气十分平淡。然后她笑了：“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会梦见中学代数课。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木板床上，就松了口气，心想：‘我没在黑板前！’那一刻感觉很幸福。”

1951年8月维拉·普罗霍洛娃被捕时三十三岁。特务抓人的手段可谓“巧妙”，维拉听过这样的故事：某妇女去了郊外别墅，忽然有人通知她必须立刻赶回，她穿着做家务的裙子急忙返城，国安人员早已在家等候。另一位妇女则是在家门口被抓的，她正抱着年幼孩子休息，有人敲门说有一封信请她本人签收，妇女刚踏出门，立即被塞进公务车逮捕。

维拉被捕同样很突然。某天有人打电话给她：“他们找您呢，想邀请您到部里工作”。我一打听，所谓的“部里”竟是内务部，据说他们需要维拉帮助提高英语水平。“很快有个年轻人打来电话。我说：‘您知道，这可是非常神秘又保密的部，而我不擅长保守秘密’。他回答：‘您肯定没问题’。态度相当客气”。

后来才明白，其实没人学英语，所谓面试只是借口。维拉被骗到卢比扬卡，立即逮捕。“有人举报我，说我诬蔑苏维埃政权，根据第58条把我判了最轻刑期十年。批评苏维埃政权。我没签字，我说：‘我没有诬蔑苏联现状，我只是同情人们’”。

“我暗自认定：生命结束了”

维拉被根据《刑法典》第58条“叛国罪”判处十年劳改，押送“奥泽尔拉格”——古拉格群岛的一座“孤岛”。她自嘲刑期是“儿童票”，因为第58条通常判得更重。

古拉格博物馆科研处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塔季扬娜·波良斯卡娅介绍：严格来说，维拉被送去的地方不能叫做“女子劳改营”。古拉格系统并不存在类似现代女子监狱的专门女犯营，每一个劳改营都是由多个营区、营站组成，往往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实际上几乎每个劳改营都有妇女，关在所谓‘女区’。女区异常庞大，往往同时关押数千名妇女，有住宿的板棚、食堂和其他生活设施，与男区之间用铁丝网围栏隔离。男女囚犯仅在外出劳动时有机会碰面”。

除了普通劳改营，还有特别劳改营，“奥泽尔拉格”就属于后者——又称“湖泊劳改营”或“第7特别劳改营”。此类特别劳改营从1948年开始设立，专门关押因政治罪名被判刑的人——比如维拉。

特别劳改营前后设立十二个，而它们的名称，据波良斯卡娅说，“都很美，甚至略带诗意”。除了湖泊劳改营之外，还有“山区”（第2特别劳改营）、“阔叶林”（第3特别劳改营）、“河流”（第6特别劳改营）等。好听的名字实质是掩饰真实用途。

波良斯卡娅继续介绍：“奥泽尔拉格是规模最大的劳改营之一，曾同时关押五万多人。到1951年初共有36843名囚犯，其中女性8351人。特别劳改营实行严格制度，在押人员只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

维拉第一次进入“奥泽尔拉格”，惊叹不已——周围是“壮观的自然美景，森林高耸如穹顶，河流奔涌”。然而哪有闲情欣赏风光呢？抵达营地之后，维拉被编号为АБ294，立刻派出去劳动。维拉感慨地说：“对我而言，劳改营仿佛某种镜中世界，我暗自认定：就这样了，生命结束了”。

“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

“奥泽尔拉格”的女囚和男囚一样承担修路、伐木，维拉对发生的一切坦然接受。押送人员有时候批评她干活没干好——伐木她的确不擅长。面对所有批评，维拉总是回答：“对啊，有我在建不成共产主义”。所以，后来没人安排她砍树了，通常只是守着押送人员的火堆添柴。

和维拉同营区的妇女“年龄、民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维拉回忆：“营区有吉尔吉斯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有些美国女人嫁给我国男人，当然，她们的丈夫被判了间谍罪，她们（美国女人）也一样。总之，来自五湖四海。还有一大群朝鲜姑娘被押来我们这儿。一个德国老太婆，当时七十多了”。

“政治犯”之中也有刑事犯，对后者来说，“变成政治犯”算是“一种消遣”。维拉解释：“她们会耍一个很简单的把戏，在纸上画带胡子的脸，下面写斯大林的姓名和一句脏话，把纸钉在铁锹把上，举着走一圈。立刻就会被抓，以政治条款定罪，转到我们营区来”。

与“政治犯”不同，犯刑事罪的人被认为“社会上更接近”现政权，所以她们通常能得到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岗位：劳动队长、医务室或厨房。

女犯睡两层大通铺，彼此紧挨。夜晚成了“纯粹的折磨”：根本不可能舒服躺着，想翻身就得叫醒身边狱友。

尽管有种种苦难，但在劳改营无人公开谈论将来的生活，因为出去没有未来。维拉回忆：“释放之后会面对什么？还不是同样的西伯利亚。但工作没了，因为前科政治犯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有人说，在劳改营反而还好些：早上喝稀菜汤，中午一勺粥，晚餐喝鱼汤，起码饿不死”。

看管维拉和其他囚犯的狱卒尤其恼火一些女人仍想保持整洁、体面，他怒吼：“你们不是女人，是败类！谁都不可能活着出去，你们会死在这儿！”

维拉说：“德国女人千方百计改造丑陋、不合身的黑色囚服，用碎玻璃片代替剪刀（因为禁止剪刀）。她们裁出系腰带的小裙子，正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营地管理者非常生气。我当然没这么做，狱卒甚至表扬我：‘看，这才是知道好好劳改的女人——而你们不懂！’”

并不是每个狱卒都仅限口头讥讽和奚落。“那时候他们阻止越狱能拿到最高奖赏，实际是：囚犯只要接近写着‘禁止’的标牌十步远，他们就直接开枪击毙，由此获得一个月假期、两倍工资的奖金和一块银表。在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一个狱卒真正开枪打死过女囚，他故意让她去标牌外面捡柴火，随即扣动扳机——他太想休假找老婆了”。

事后听说，该狱卒回来上班，竟产生幻觉，看见被他杀害的那个女囚从空中飘来。当时他正站在岗楼上，被“鬼魂”吓得失足跌落，严重受伤，几天后死在医院。

“上帝平等对待我们所有人——赐予囚禁”

某一天，劳改营押来一批“新囚犯”，其中有一位十七岁少女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她因为参加“革命事业斗争联盟”被判二十五年劳改。按照维拉的说法，他们只是一群“渴望纠正体制内某些错误——纵容暴力和镇压的错误——的年轻人”。

“为此他们读书（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写报告，辩论，试图寻找能够影响当局、改变现状的手段。他们虽然入了迷，可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甚至不曾公开演讲。结果却被军事法庭当作恐怖分子审判”。年轻男成员枪决，女成员分别处以二十五年劳改。“革命事业斗争联盟”的成员几乎都是刚毕业的：最年轻者判决时仅16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1岁。

玛雅进了“奥泽尔拉格”，几乎立刻在人群中注意到维拉：身材高挑，头戴男式护耳皮帽，走路一瘸一拐（维拉在押送途中脚冻伤），眼神恍惚疏离。玛雅回忆：“维拉年轻时代是共青团员，曾痛骂自己的资本家祖先，认为正因如此上帝才用囚禁惩罚她。我当时没说什么，但内心惊讶这种逻辑：囚禁怎么会既是惩罚，又是奖赏——平等赐予我们所有！可这并不妨碍我敬佩她极其顺从、温良忍耐囚禁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仿佛基督教殉道者”。

维拉亲切称呼玛雅·乌拉诺夫斯卡娅“玛伊乔克”、“玛伊克”、“玛伊卡”，或者干脆叫她“我在劳改营的女儿”。女犯营的人确实都把维拉视为玛雅的母亲，甚至会有人跑来告状：“你家玛雅说脏话”。维拉就把玛雅叫到身边，严厉警告：“如果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玛雅乖乖听命。

玛雅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体格弱，面容稚嫩。她在庭审期间表现镇定，审讯时甚至当面对侦查员说：“我恨你们”。玛雅在劳改营同样坚强，她和维拉一样不认为自己能够活着出去，接受了在“镜中世界”度过余生。

维拉说：“玛伊卡在劳改营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身边人，也就是：人应当互助、体谅、分享。我记得当时铺铁路，我俩跟着其他营区的囚犯一起干活。囚犯们一致推选我做队长，要挖一条沟。手下谁都不干，只有玛伊卡。玛伊卡站在沟底挥锹挖土，骂那些狱友：‘你们怎么不肯帮忙呢？’”

外头偶尔寄来干面包和糖块，玛雅就坐下，先数数板棚一共几个人，把食品均分。玛雅说：“维拉认为收到包裹就该把一切分给大家，而我的做法不同：有时只跟关系好的朋友分享，有时则分给那些收不到东西的人。我曾把半公斤糖拿给一位德国女人，让她分给伙伴，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她们没东西可以庆祝。我奇怪为什么无人来谢我，询问另一位德国女人糖是不是拿到手，结果发现被前一位独吞了”。

“毫不留情惩罚恋爱”

维拉·普罗霍洛娃在劳改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无论偶然的还是认真的。她被捕前谈过一位名叫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年轻人，他日后成为著名钢琴家、苏联国家奖得主，而在当时，他只是维拉的“斯维特尼克”。维拉深爱里赫特整整五十七年，直到生命终点，她在劳改营根本无法想象爱别人。与她不同，其他妇女在囚禁岁月确实有恋爱关系。

囚犯之间交朋友不受限制，但谈恋爱是严令禁止的。男人进入女犯营，或女人进入男犯营，都被视为“最严重罪行，给予最严厉惩罚”。

某位出狱者这样回忆：“恋爱会被毫不留情地惩罚：十天单独监禁，不准出工，每日口粮只有三百克面包和水，中午一碗稀菜汤”。尽管惩罚严厉，劳改营的性关系却不受约束——犯人们从未试图对彼此隐瞒。卖淫、强暴，以及在挤满人的板棚内突如其来的欲望，都在囚犯之间习以为常。

有一次，一队女犯到锯木场干活，忽然来了一群男刑事犯，开始粗暴纠缠女人。出狱者描述：“他们随意抓住看中的女人，直接推倒在雪地，或者把她们压在原木堆上。女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并不反抗。她们的女队长也不干预，仿佛把这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劳动”。

劳改营的“浪漫故事”鲜少有圆满结果。一位叫塔季扬娜的女犯收到青年男犯萨沙写的字条，他是制鞋作坊小头头，属于“劳改贵族”，也就是掌握些许特权之人。萨沙问她：“咱俩一起过吧，我帮助你”。塔季扬娜拒绝。愤怒的萨沙用铁棍打她一顿，把她送进营区医院，吩咐护士照料。等塔季扬娜康复，只好答应和萨沙同居。她别无选择，害怕二次拒绝会丧命。再后来，萨沙被调到另一个营地，塔季扬娜又“跟了”一名长官。她写道：“我被迫和这个渣滓同居，没有别的出路”。

劳改营女犯区亦有同性伴侣，与男同性恋不同，她们通常公开亲昵。劳改营女同性恋伴侣分别扮演“妻子”和“丈夫”，“丈夫”的黑话叫“眼镜蛇”，大多剪男人发型，还会用男性名自称。对此现象，流传着四句顺口溜：
“哎呀感谢斯大林：
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
既是女人又是男。”

劳改营的镜中世界对大多数“政治犯”来说结束得很突然。那时候维拉已经逐渐适应劳改生活，她和自己的“干女儿”玛雅共同参加演出。有一次，她们在食堂舞台排演《雪姑娘》：维拉饰演沙皇别连捷、玛雅饰演牧女列莉。

两位女性都明白，只有斯大林死了她们才可能重获自由。但在她们看来，斯大林几乎是“永生的”。玛雅回忆：“我渴望并期待着斯大林的死亡。我一直坚信，他死了会带来积极变化。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我们每次谈论这个话题，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格鲁吉亚人寿命长’。我们没指望能活过他”。

斯大林一旦去世，国家开始释放“政治犯”，劳改营管理制度也逐渐放松。现在允许不同劳改营之间通信，可以寄送包裹，板棚门夜晚不锁了。维拉的挚友尤里·纳吉宾一直在社会上为她的重审奔走。最终，维拉获释并平反，回到“莫里斯·多列士”外国语学院上班（译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前身）。

维拉说：“在劳改营，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把六年囚禁时间算进去，但我拒绝了：怎么能不计算这么多年人生呢？人家又说：‘那好吧，您可以说这些年是在与克格勃合作。’这我就更不能同意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2013年1月去世，葬礼在莫斯科市中心希夫采夫·伏拉日克巷一座不大的黄色教堂举行。她去世后，我曾想跑一趟昔日的“奥泽尔拉格”，妈妈劝阻我：“你去那儿看什么？那边只有废墟、腐朽和空地。什么都没了，仿佛一切从未存在”。

延伸阅读：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1935年西伯利亚检察长关于劳改营状况的报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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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

伟大卫国战争在我们祖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悲惨篇章，其中之一就是从遭受敌人袭击的地区撤离居民。

1941年7月彼得罗扎沃茨克开始疏散工作，平民百姓被送上汽船和驳船，横渡奥涅加湖前往波韦涅茨和普多日。敌航空兵屡次轰炸无武装民船，运载索洛缅斯克水电站设备的463号驳船遇袭沉没，485号驳船疏散城市居民的任务也以悲剧告终。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一批文件，能够还原城市撤离最后一天悲惨事件的详细经过：既有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疏散委员会书记Т.Ф.瓦库利金、彼得罗扎沃茨克市苏维埃主席Ф.В.巴拉古罗夫呈交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也有目击者的回忆。其中最具价值的是М.Д.库库什金船长1943年回忆录《在敌火下——战时的“金吉谢普号”汽船》。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库库什金1913年生于沃洛格达省格里亚佐韦茨县切尔诺沃村农民家庭。喀琅施塔得航海学校和沃洛格达河运技术学校毕业，从1920年代中期起在彼得罗扎沃茨克和波韦涅茨港做船长，1940-1975年他一直在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任职。曾获红星勋章、“保卫北极”奖章、“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和“劳动优秀”奖章。

战争初期，米哈伊尔·库库什金是“金吉谢普号”拖船的船长，这些“伊若列茨”型小船常常处于作战行动中心。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大约有30艘此型号拖船，平时主要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奥涅加湖和白海水域作业，战争开始后几乎都被征用，改装为扫雷舰和炮艇。它们编入荣膺红旗勋章的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奥涅加区舰队，与敌方舰艇和炮兵作战，并抢救触雷沉没船只的水手。1947年5月22日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В.Ф.特里布茨通令表彰卡累利阿“伊若列茨”拖船水手的英勇事迹。为纪念他们保卫祖国的功绩，白海-奥涅加轮船公司的四艘船上曾挂纪念牌，铭记其参战历史。仅一艘“伊若列茨-30号”保留至今，于1953年被移交给北方海运轮船公司。

话说1941年6月，“金吉谢普号”拖船受命执行特殊任务，将军事物资从奥涅加湖运送至白海港口别洛莫尔斯克。尽管敌军不停空袭，重要的国家任务仍准时完成了。1941年9月24日“金吉谢普号”又接到命令：从波韦涅茨前往彼得罗扎沃茨克接应485号驳船——计划用这艘驳船撤离平民，还要运阿诺欣印刷厂的设备、索洛缅斯克电站的设备、少年宫的器材、彼得罗扎沃茨克贸易组织的商品等。

在风力增强至7-8级、航标因敌军进攻而拆除、且没有引水员的情况下，驶入彼得罗扎沃茨克湾变得十分困难，然而凭借船长М.Д.库库什金的丰富经验，成功避免了一切不幸事故。由于战斗正在城市外围进行，船进湾时始终贴着西岸航行。

9月25日拂晓“金吉谢普号”靠泊码头，9月27日14时30分拖带着停靠在洛伊奥斯特洛夫岛的485号驳船驶往伊万诺夫斯基群岛。当时值班的是二副斯捷潘年科。突然炮声响起，敌军岸炮的炮弹呼啸掠过桅杆。船员们娴熟操作，使拖船未被炮弹击中，但机动性较差的驳船却未幸免，被直接命中。

据当时搭乘驳船的联共（布）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委副书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忆：“离岸大约4-5千米时驳船突然遭到岸上芬兰炮兵射击。第一发炮弹轰然落入驳船附近水中。船上的人都感觉不安，但并未惊慌，因为没人知道这是打的什么炮。敌人冷血瞄准驳船，尽管它们能够清楚看到（因为是清晨）甲板上奔跑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

炮弹击中船长室和酒精罐（载着40吨酒精），引发火灾。儿童、妇女和老人纷纷跳水逃生。拖船随即拉响警报，充气艇和救生器材按照指令迅速投入水中。“金吉谢普号”切断缆绳，开始营救落水者。另一部分船员从正在沉没的船上接应人员，充气艇则在水中打捞。

苏联飞机对敌军炮兵发动空袭，掩护了救援工作，使炮击短暂停止。“萨科和万泽蒂号”汽船及时赶来，救了滞留在驳船尾舵和船头的四人。“金吉谢普号”共救出56人，将他们送到奥涅加湖对岸。

确切遇难人数不详，因为登船名册和驳船船长康帕涅伊采夫保管的其他文件已随船沉没。目击者称当时船上共有160-170人，仅三分之一获救，其余的人或被弹片击伤或溺水身亡。已知死者中包括地区党委工作人员、城市教育和文化机构职工及家属，比如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彼得罗扎沃茨克少年宫副主任兼艺术指导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兰戈沃伊。此外，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帕夫洛夫中士带领的彼得罗扎沃茨克地方防空部队某分队也在驳船上遇难，他们负责押运防空部队的物资。

距离胜利还有漫长四年。彼得罗扎沃茨克平民撤离最后一天的这场悲剧在卡累利阿保卫者的心中痛苦回响。时至今日，人们仍不忘在奥涅加湖平静的水面上投放花环，缅怀、悼念那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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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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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夫·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曾多次问自己：我们一家是如何在封锁期间以最小代价活下来的？为此，不能不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档案材料。本文出自我的回忆录，收在2005年出版的文集《勇气从何而来》，是一部由生活在卡累利阿的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共同撰写的书。我主要写三件惨事：饥饿、寒冷和恐惧。

饥饿

我家有没有储备食物？大概并不比其他列宁格勒家庭多。在食品票制度实施前的最后一天，我这个9岁的孩子东奔西走买食物。我买到几个小卷心菜，还有两三包每包100克的黄油。处处都要排长队，各种东西限量供应……

此外我们还有一桶糖，被妈妈藏在取暖的荷兰炉后面。每年夏天从乌克兰外婆家返回，我们总要带一些樱桃熬果酱，所以那年照旧预备了一桶糖，当时市面上只卖碎糖块。但是，令人不安的1941年夏天我们没去乌克兰，糖也就没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度过难关。我记得某天请医生登门看病，妈妈为了表示感谢请他喝茶，在茶碟上放两小块糖。医生喝完茶，用手指抹抹放糖的地方，舔舔手指。

我想引用我朋友А.С.列维娜（现居澳大利亚）的一句话：“今年（注：2012年）是我成为孤儿整整50年——我的妈妈已去世，她非常爱护我。战争时期她把自己的面包让给我吃，我当时吃着，却还不明白不应该吃。”唉，我父母也是这样做的。

我家有一位很远的亲戚鲍利斯·阿布拉莫维奇，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大封锁的那个冬天，饥饿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偶尔会来我家。那时全部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吃什么和上哪儿搞吃的。我仍记得谈话中提到的两道“菜”：第一道是“密特帕皮尔”汤，也就是“纸片汤”，这是为了让汤里除水之外还有点“料”。第二道是用细木工胶做的“羹”，这种胶像砖块，溶解开搅拌，变成一种稠糊糊，类似肉冻，小口小口吃。（木匠用的胶是动物骨头制作的，主要成分是明胶，形状通常是深棕色砖块状）

许多年后，大约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吧，我的岳父、列宁格勒记者Б.А.察茨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曾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服役，封锁期间到列宁格勒市出公差。返回部队的路上，他满脑子幻想吃一碗小米粥。好容易回到部队，勤务兵正端着粥，失足绊了一下，粥全洒了。察茨科差点儿哭出来。勤务兵跪在地上用勺子把粥一点点舀起，抬头问：“上尉同志，您还吃吗？”得到否定的回答，他才开始自己吃。

寒冷

我家五口人住在集体公寓的一个房间，客人留宿睡沙发或睡地板。房间有两扇窗，其中一扇装的是整块大玻璃。开战之初给每个窗玻璃都贴了纸条，防止被爆炸冲击破震碎时伤人。内窗框（备用窗框）取下来妥善保存，后来果然派上用场：玻璃震碎时我们就把备用窗框装上。不过，在列宁格勒最初几次空袭中，有一次爆炸冲击波把那扇大玻璃震碎了，所以我们用胶合板把窗户封死，杜绝后患。

城内多数房屋都是烧炉子取暖，我父母每年总要提前储备过冬柴火。当敌人逼近城市，人人开始做准备保卫家园，地下室和阁楼的储藏间都被拆除。在房屋管理处的号召下，凡愿意拆除木造储藏间的人纷纷加入。我和父亲也在其中，设法储备了足够的柴火。人们不仅会死于饥饿，也会死于寒冷。我们为“布尔乔亚炉”（铸铁炉）储备的柴火足够撑过严冬，这是我们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布尔乔亚炉”放在房间中央，烟囱穿过小气窗伸到外面。这个炉子是全家生活的中心，靠它取暖，用它做饭。

恐惧

我们显然没力气恐惧。刚开始空袭的时候，我们还会从三楼跑进防毒掩体（我们楼的防毒掩体也是防空洞）。但后来渐渐不再下去了，即使广播响起警报，也已经没劲儿下楼了。有时我们会挪到走廊，因为走廊的墙壁又厚又结实。

战争爆发和莫洛托夫的讲话对我们小孩并没产生多大影响。那天列宁格勒阳光明媚，我们跑来跑去，唱着符合当时社会氛围和大人们情绪的歌。歌词好像提到战争将很快结束，还提到希特勒。

如何幸存

早在九月份列宁格勒就开始被轰炸。巴达耶夫斯基仓库起火，冲天烈焰全城都能瞧见。此后人们就有了一种看法：火灾烧毁了大批粮食储备，导致饥荒，因此实施了食品票制度。许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全部真相。一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根本不可能储备很长时间的粮食。其次，无人想到列宁格勒会这么快被包围。如今透过时间的棱镜回望过去，实在难以相信我们一家竟然挺过来了。我无数次问自己，这是怎样做到的……

从秋天开始人们在屋顶值守，防范燃烧弹临头。有一次空袭，敌机在我出生那条街：雷列耶夫街附近投下176枚燃烧弹——这个数字我至今记得，尽管不敢保证准确。那时候屋顶的值班人员会用专门的钳子夹住燃烧弹扔到街上，我和父亲也一起参加过夜间值守。城市每天都被轰炸，由于缺水，火灾蔓延，往往整栋楼被烧光。

城内停水，排水系统瘫痪，也没有电。我们要到涅瓦河的冰窟窿舀水，再用小雪橇拉回家。脏水只能拎出去泼在院子，有时甚至直接开窗往外倒。冬天这些污物冻成厚厚一层冰，开春季节城市将面临传染病威胁。政府命令所有成年市民必须完成规定小时数的清扫工作（好像是8小时）。人们在院子凿开混合了脏东西的冰块，把它们搬到街上，用卡车运走，倾倒进涅瓦河和市内运河。

各家各户用罐头瓶子自制小油灯照明。城市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窗户必须拉厚窗帘严密遮挡。房屋管理处派专人仔细检查，确保从外面看不见一丝亮光。违反灯火管制的行为会遭受严厉惩罚。

宵禁规定无通行证不得夜间外出，必须走夜路的人会在外衣翻领佩戴反光的圆形徽章，以免迎头撞着别人。还规定行人必须随身携带防毒面具，但虚弱不堪的人们把防毒面具拿出来放在家，用面具包携带杂物和食物。大家心知肚明，假装没看见。

我活到这个岁数，童年记忆所剩不多，但饥饿的感觉伴随终生。妈妈想尽一切办法，用纸片和木工胶煮汤。如前所述，那时的木工胶是砖块状的，非常珍贵。城内已经没有牲畜了，许多人甚至吃掉自己的猫狗。如果还有人家坚持养猫，带出去必须拴绳牵着。增加面包配额是最愉快的节日，第一次增加把每人每天的125克提高到150克。增加面包配额和恢复供应某些食品是“生命之路”的功劳——那是一条穿越拉多加湖的补给通道。

我家住在战神广场附近，从广场和夏花园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伪装好的高射炮阵地。我的学校在卡里亚耶夫街，已经停课。记忆犹新的是新年在涅克拉索夫街木偶剧院举办的一场新年庆祝会和一场音乐会，尤其珍贵的是发的新年礼物，让人想起遥远的和平年代。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一部分礼物带回家，因为太饿了，走在路上总想吃一口。

春天，大概四、五月份，学校复课。我们全体被集中到佩斯捷利亚街某学校，首先进行体检。我被查出一级或二级营养不良，学校每天给同学们喂一点加餐。

冰雪既消，凡能耕作的小块土地都被翻松、耕耘，栽种各种药草和蔬菜。人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荨麻和榆钱菠菜(Лебеда)长出来了。我记得冬天为了防治坏血病，有人运来松针建议大家泡水喝。是谁运来的我已记不清，能够打听的人也都不在了。

疏散

1942年7月，我们全家，也就是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被疏散后送。父亲因患肾病是残疾人，原本免服兵役，但在疏散期间总动员的时候被征召入伍，作为普通士兵一路打到柏林，后来又调防去了东方的满洲，1945年11月退役。战争加重了他的慢性肾病，后来死于这种病。

我们是通过“生命之路”疏散的。先坐火车到拉多加湖，又坐小汽艇横渡湖面。穿越湖泊过程中我们遭遇炮击，那是一片开阔水域，场面十分可怕。之后在拉多加湖对岸再次被炮击。接着把我们装进供暖货车厢，颠簸近一个月时间来到新西伯利亚。最后在鄂毕河坐轮船，抵达奥尔丁斯科耶村——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园。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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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娜·康德拉坚科回忆战时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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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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