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1966年，苏联四个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及俄联邦两个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约一万人在从肉联厂盗窃肉类时被门岗保安抓获。警方侦查发现，平均每名“孽孙”（译注：偷公家财物之人）偷拿约7.5千克肉、香肠或肉制品。

奢侈品

几个世纪以来，肉类在俄罗斯属于一种“不太公平”的食品。19世纪俄帝国肉价虽然比较稳定，但各城市、各省之间差距颇大。南方畜牧业发达，农奴制废除前的农民肉食需求相对较低，即便中等收入城镇居民也不愁买肉。而大省大城市和首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许多食肉需求高的富人自己没有庄园，肉价随之高涨。

废除农奴制后朝廷发展工业，情况又有了显著变化。新建工厂需要大量劳工，这些人如果再像父祖辈似的天天吃面包、喝格瓦斯，营养肯定跟不上啊。小贵族们虽然在改革大潮中失去财产，却一时拉不下脸来三餐从俭。所以肉类供不应求，价格飙升，成了少数人享用的美味佳肴。

俄罗斯大富翁之一瓦西里·科科列夫（译注：大地主、大企业家、慈善家）1880年指出：
“我国所有市场，无论大小，无论城镇或乡村，售卖的生活必需品皆贵得反常；我国港口日常活动都是向国外出口粮食。由于目前市面上面包、肉类价格很高，工人一般无法挣到这么多生活费，由此造成大部分劳动者陷入绝境，倾家荡产。这种情况下，距离工厂和制造厂业务减少、商业和工业衰退仅一步之遥，其趋势已经在下诺夫哥罗德交易会期间显露无余了。一个工人要在省城吃面包吃肉活下去，每年工资不能低于100卢布。帐是这样算的：每天花10戈比买3俄磅面包，花14戈比买一俄磅肉，格瓦斯、盐和一把谷物2.5戈比，合计26.5戈比，全年96卢布72戈比，还没算鞋子、衣服和家庭开销。这笔支出意味着食物偏贵，许多人吃不起饭，一部分必然行乞度日，另一部分就去犯罪谋生了。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到冬天结束时大量的人必须有东西吃，鉴于目前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以及某些地方根本没有面包和肉类供应，他们无法养活自己……我国面包和肉类价格高昂的原因是北方15省农业生产设备不完善”。

科科列夫建议在首都及邻近省份发展畜牧业，但因为高肉价对商人和政府有利，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平民百姓只买得起边角料和下水，且往往是臭的。当年的人如此形容小饭店菜肴和环境：
“汤就像泔水。小饭店进的肉是最低等烂货，常有些馆子给客人吃死畜肉。肉冻是一种可疑的浅灰色块状物，内含灌肠皮、鱼碎屑、未知动物肉丁和蟑螂。小饭店的厨房比客人坐的房间（即食堂）更脏更恶心，蒸汽在四壁和天花板沉积，化作污水滴入食物；百十只蟑螂满墙、满桌、满架乱爬，锅碗瓢盆里也有几十只涌动”。

可就连这种场所也非俄帝国大多数子民所能负担。小饭店吃一顿饭要花20-25戈比，一个短工的日工资80戈比。穷人只能在最廉价、最大众化的地方——市场熟食摊——解决三餐，老爷们的残羹剩菜在这里二次回锅。高级餐厅的厨余和碎骨被收集起来，送到熟食摊重新加工，甚至有专门的贩子把“应该丢到泔水池的残渣”做成给人吃的馅饼和包子。屠宰场不要的东西更是摊主们的好宝贝。

随笔作家А.巴赫季阿罗夫描写圣彼得堡熟食摊：
“我们面前是一间巨大的奇特厨房。您走进这大石屋，一股子恶臭扑面涌来。屋边靠墙位置，四口大锅坐在灶台上。每口大锅灌水三十桶，然后把一堆约五、六十个牛头扔进去，熬出油脂。炖煮时间要持续七、八个小时，直到牛头脂肪滑落，肉变得像树皮条一般。牛头肉主要在两颊边，所以叫腮帮子肉。每个牛头出腮帮子肉3-8俄磅。煮熟的腮帮子肉送去供应熟食摊和小饭馆。您可以想见，腮帮子肉肯定营养很丰富！”

有钱人基本买不着臭肉，他们在另外的地方当冤大头。俄帝国肉价最高的城市是维尔诺（今维尔纽斯），1895年当地兽医Ф.费拉托夫进行一番调查，搞清了本市肉价为什么这么贵：
“在观察维尔诺市场牲畜和肉制品交易时，发现市面肉类价格，同肉畜的数量及这些牲畜的出栏价格之间显然存在巨大差别。这种价差之大，一方面令农村饲主抱怨收购价太低，一方面让城市消费者抱怨肉价太高，使城内低收入居民无力负担。所以我们看到，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赫尔松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切尔尼戈夫省甚至明斯克省（这些是维尔诺市场肉畜主要产地）的肉类价格每普特不超过2卢布-3.2卢布，而维尔诺市过去四年售价从未低于每普特4.5卢布-6.5卢布。这1.3卢布-2.5卢布的差价，明显出在产品运输和转卖环节……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肉畜交易一直是活跃的投机生意。在牲畜原来饲主和肉食消费者之间有一长串转卖商和牙人，他们当然个个都想赚取丰厚利润”。

盗窃的对象

最终肉类成了最抢手的稀缺货之一，往往有钱买不着。战争、革命和翻来覆去的荒年令情形雪上加霜。在新经济政策和私营企业复兴的那段时期，肉类供应问题曾稍稍缓解。但随后的票证供应制度又把一切打回原形。

苏联政府1933年发布的民间自由买卖价目表也证明了肉和肉制品的特殊性。例如官方规定一千克烟熏牛肉肠32卢布，熟的猪肉火腿35卢布。即便比较简单的肉制品也令普通人家感觉头沉——熟香肠18卢布、小灌肠20卢布。再来比较一下同一份价目表规定的鱼类价格：从1933年4月起每千克鲟鱼售价30卢布，压紧的黑色咸鱼子(паюсная икра)45卢布，红鱼子25卢布。所以只有收入最高的少数苏联人能够消费这些产品，对于月薪30-80卢布的普通工人，或根本拿不到钱的集体农民而言，上述东西包括香肠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买不起又想吃，就只能偷了。

人民委员米高扬首倡建立大型肉联厂不久，此类企业的职务侵占案件便开始增多。这实际并非什么秘密，1930年代末米高扬本人会见莫斯科“米高扬肉联厂”职工，谈及低工资问题时公开讲：“但是亲爱的同志，你们不是在生产滚珠轴承。咱都知道你们靠什么生活”。当然了，人民委员说这话绝非纵容、鼓励侵占行为，而是试图将之纳入合理范围。于是上级批准了著名的“干耗和撒漏”标准，私下销售超额商品几乎被合法化。

从此偷肉和其他产品的现象由个别地方传遍全国，负责同志不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者屈指可数。育幼机构和医院无不做贼，战争年代前线亦有大规模盗窃事件。

例如1944年乌克兰第1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私自设立“食品馈赠基金”，拿去打点有关人员。事后揭露违规行为的命令称：
“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代司令员彼得洛夫少将和副司令员奥尔洛夫斯基少将把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发来的约两车皮食品和服装礼物存入装甲坦克前线军需库，未登记造册，反而挥霍掉了。根据彼得洛夫少将的命令，发给方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成员（包括他自己共6人）肉类、黄油、香肠、糖果等食品不少于42普特，发给各部门首长（11人）不少于66普特。这些食品大部分用卡车运往莫斯科。又根据他的命令把11个食品包裹每个重4普特送给非军职人员管理局，另几个包裹送给无关人员。奥尔洛夫斯基少将命令把267千克猪肉、125千克羊肉和114千克黄油用卡车运往莫斯科，送给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部中央机关领导人员…… 此外奥尔洛夫斯基少将还把80千克黄油、5只山羊等物品运至莫斯科，送给红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总局工作人员及他本人妻子。其下属塔拉森科效仿奥尔洛夫斯基，他在致久日尼克少校关于家庭食品分配的条子中写道：最后四只牲畜，给奥尔洛夫斯基家送1只公绵羊1只黄羊，给扎哈罗夫老婆送1只黄羊（以我名义），再给卡茨家送1只公绵羊（也以我名义）。如果算错了请你指出”。

然而偷肉最多、最频繁的肯定还是肉联厂。从内务部到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战后几年关于此类案件的报告层出不穷，1950年代末连篇累牍。当时全苏刑事案件的侦办并未统一化，原因可能是苏联内务部1960年被撤销，直到1966年才以“苏联社会治安部”的名义重建。新任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查看肉类/牛奶企业职务侵占情况，深感惊讶，1967年2月13日汇报苏共中央：

“苏联社会治安部掌握的数据表明，国内许多肉类加工企业的社会主义财产保护状况不佳。这些企业频繁出现盗窃和滥用问题，每年给国家造成巨额物质损失。仅1966年九个月间，俄联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ССР的肉奶工业企业和组织因盗窃、侵占与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竟达176.5万卢布。1966年俄联邦几个州和边疆区，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ССР的警察机关在肉类加工企业中查获了近1000个侵吞盗窃团伙，超过3000人被起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50多万卢布。此外，同一时期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ССР，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企业保卫人员执行出厂检查时扣留约10万人，从这些人身上搜出各类肉制品逾75吨，价值150多万卢布”。

损耗过度

“分析刑事案件材料和逮捕情况发现，不仅普通工人，甚至个别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也参与盗窃肉制品。去年爱沙尼亚ССР起诉17名偷肉的管理人员，包括：塔林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经理帕尔霍缅科、会计柯尔曼、高级工艺师萨乌加、工长伊夫岑科等。企业领导沦为侵占主谋绝非偶然。在克孜勒和阿巴坎肉联厂，以克孜勒厂副厂长冈察洛夫为首的侵占团伙长期活动，吸收80人共同作案，盗窃各种贵重物资45000卢布”。

警方进入肉联厂检查，一切看似照章运行：

“肉联厂实施有组织盗窃的手段是系统地、蓄意地隐瞒原料和产品数量。1966年塔林联合企业超额生产114吨肉制品未造册，沃洛格达肉联厂——116吨，维捷布斯克肉联厂——39吨，沃尔科维斯肉联厂——58吨。1966年九个月奥斯坦金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灌肠厂隐瞒结余原料824吨，莫斯科肉联厂四个灌肠厂隐瞒1600多吨，列宁格勒肉联厂第一灌肠厂约2000吨”。

其中关键在于，1吨生肉制造的产品远远多于虽经修改但依然有效的“米高扬标准”。何况肉联厂生产“特优级”香肠通常不用优质肉，而是用边角料和碎肉，且各类肉制品中淀粉等填充料的比例高于工艺规范。

“超额生产制成品的原因在于规定老旧过时、违反配料表、储存条件、生产工艺和自然损耗原材料注销标准提高。1966年底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警方查获一个在波格丹诺维奇斯基肉联厂及若干销售企业活动的38人团伙，他们盗卖各种香肠价值2.7万卢布。侦查确认这些盗窃的原因是厂家采用了过时标准导致超额生产未登记造册。针对列宁格勒州沃尔霍夫斯基肉联厂失窃案（系厂长梅尔库洛夫组织）的侦查也证实，犯罪分子利用过时的成品标准盗取价值8300卢布的肉类”。

接下来，晓洛科夫部长报告了厂家不走正规渠道盗卖结余肉类变现的套路：

“肉类加工企业职工经常拉拢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采购组织的公职人员参与犯罪，相互勾结故意低估牲畜膘情，通过伪造文件盗窃私分原料和制成品。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伊佐比利年斯基禽产品联合工厂总工程师布佳耶夫、牲畜女验收员卡拉布霍娃和屠宰车间主任普谢娃滥用苏联肉乳品工业部长1956年11月29日№548命令公布之肉类产量规定，屠宰牲畜时产生额外肉量未登记造册。他们为了侵吞余肉，勾结牲畜基地主任甘胡拉从事不法活动，后者又勾结了边疆区几个国营农场的采购员。采购员收到联合工厂的余肉信息后，根据其数量伪造从虚构人员处收购牲畜的报表，窃得公款各人分赃。总之，这伙人给国家造成24000卢布经济损失”。

此外，肉联厂耍手段欺骗农民毫无愧意：

“已经证实肉联厂工作人员收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时大规模欺诈舞弊，严重损害了集体和国有经济。仅举克拉斯诺达尔某肉联厂为例，检查发现由于该厂收购时故意低估牲畜膘情，1966年上半年边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蒙受损失34.3万卢布”。

不过最安全、最简便的途径还是通过国营商店销赃：

“几乎所有的肉类加工企业都不核算实际产量，只核算批发给零售系统的出货量，从而为有计划地盗窃超额产品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核算下，即使失窃也不可能追查损失责任人。高尔基第二香肠厂库管员特卡丘克和发货员鲍利索夫合谋盗卖价值12400卢布的香肠，尽管如此，对他们工作场地进行的盘点和检查却未发现任何短缺，反而找到100吨未统计产品被记在收入项下”。

针对上述情况，晓洛科夫提出消除肉类盗窃的具体建议：

“治安机关正在采取措施改进预防和及时发现盗窃肉类的工作。我们已向苏联部长会议发函，建议责成苏联肉乳品工业部：

—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65年7月16日《关于总结苏联肉乳品工业部系统企业和组织1965年度财政经济活动》的№529决议，制定屠宰畜肉和肉制品产量的新规范，以及生产香肠和肉制品的规范，重新修订并减少在热处理、储存和加工期间报废注销肉类的现行规范（分别针对鲜肉和冻肉），明确划分适合制作香肠的肉制品等级；

— 采取措施整顿原材料内部核算制度，按实际产量而非批发给零售系统的出货量进行产品核算；

— 制定有科学依据的方法，在收购牲畜时准确评估其膘肥情况。”

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情况仍未见多少改善。比如1975年12月苏共中央收到伏尔加格勒的举报信，信中说：

“我们要眼睁睁看着投机分子盗窃诚实的苏联劳动者到什么时候？当地内务机关虽然屡次接获犯罪举报，却坐视不理，未采取任何行动。
案子实际是这样：伏尔加格勒肉联厂工人（当然绝不是人人都作贼）往外偷运肉制品，可不是2、3千克地偷，而是20、30千克地偷，以至于几乎出不去门。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肉放哪儿？我们市里有些能耐人，比如女公民安娜·楚迪琳娜（历史街150号35房），在自家公寓开了销赃点（她同小儿子合住），售卖失窃肉制品。
偷肉贼管这种销赃点叫‘驿站’，一旦知道了位置，每人背20-30千克肉，一次至少三个人，肉联厂换班后（下午5-6点、深夜12点）直接跑来。早晨楚迪琳娜再用大包袋分几次运到其他地方。
地方机关明确知晓这些产品的去处。最近楚迪琳娜的客户似乎良心发现，偶尔会为她的“劳动”提供便利，派小车或公务大巴去她家接送。
总之，完全不工作的楚迪琳娜生活阔绰，显然收支不符。她自己心里很有数，把钱投在黄金上，购买耳环、戒指、金牙和毛皮大衣，经常赴南方旅游。可真富啊。
这一切已多次向举报伏尔加格勒市捷尔任斯基区内务处和州内务局。楚迪琳娜似乎曾被区内务处传唤过一次，但友好交谈一番，轻轻责备几句，根本没调查事实就把她放了，尽管时间、地点、窃贼姓名和汽车款式都准确举报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匿名举报，但写得准确、可信。之所以匿名，原因如下。第一，窃贼们放出狠话，如果谁“出卖”他们，他们什么都敢干，包括杀人。第二，本地警察发现有人催着他们工作，就会发怒（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甚至指责举报人是窃贼同伙。
您会不会说这是对警察心怀恶感呀？大体说来不是的，因为我们——写这封信的人——就是干了很多年的警察局编外人员，事情的真相一清二楚。此外，或许还有充分的个人原因不允许我们此刻在信上签字。派遣一两位ОБХСС工作人员来调查调查很困难吗？或者侦探只出现在屏幕上？”

资料显示不仅伏尔加格勒，其他城市同样存在这种丑恶现象。但大规模侵占盗窃公家财产丝毫不足为奇，毕竟人民总是按照当局默许的方式行事。

延伸阅读: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警匪勾结20年的伏尔加格勒“食品黑帮”大案

肉贩暴富殒命记

1981年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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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伊万尼科夫

“伊戈尔，吃晚饭！”

门廊传来妈妈的声音。天快黑了，但伊戈尔不想回家。四月份春意正浓，房前屋后白桦树黏黏的嫩芽饱满欲裂。空气中充满奇妙的味道，既不是三月份那种融雪味儿，也不是檐下冰融、雪底叶烂、柳枝初醒的味儿，而是大地解冻、万物复苏的美好气息。吸一口沁人心脾，还带着一股微微破土而出的小草香。

“妈妈我来啦，就来！”

伊戈尔开心地数着台阶往上蹦，迅速甩掉帽子和薄夹克，转眼坐在铺着鲜艳花朵图案油布的方桌旁。

“洗手去”，妈妈念叨着。

伊戈尔不情不愿挪到洗脸池边，喃喃自语：“洗什么手啊，又不脏。”

晚饭端上桌，有回锅的炸土豆、自家腌西红柿、面包和一罐三升牛奶。伊戈尔的父亲伊万·库兹米奇还不算老，个头不高，几根白发，坐在伊戈尔对面喝牛奶。伊万·库兹米奇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叉子、面包和西红柿都用右手拿。左臂像藤蔓似的耷拉着不动，瘫痪后遗症仍很严重，好在他能走路，虽然左腿瘸得厉害。

妈妈吃饭也快，但很仔细。她留心观察每个人是否都够吃，并且给大儿子萨沙多分一些。因为允许他出去跟朋友玩久一点，所以已经吃完跑掉了。妈妈只有在确定每个人都吃饱的情况下，自己才肯多吃几口。

她低声说：“家里没干草了，我想不出拿什么喂阿秃。新鲜草料还得等两三个星期。”

大家都不吭声。伊万·库兹米奇沉思着，但疾病明显打垮了他，他早就没能耐管这些男劳力活儿了。

伊戈尔果断停住勺子。怎么搞得！牛是庄户人的大奶妈，可不能没有它。

“妈妈，吃完饭我们去门口吧，多呼吸点新鲜空气真好。”

“我有很多事情，要洗碗，还要…… 不过坐一会儿吧，就一小会儿。”伊戈尔忽然变得食欲不佳，吃东西很慢很勉强。这就是他们家的习惯——共同分担一切喜怒哀乐。五分钟后，娘俩坐在为过复活节刚油漆完的门廊吹风。

空气确实新鲜干净，感觉是在“饮”气而非吸气。四周阒然无声。

“那么，一点办法没有了吗？”伊戈尔重拾话头，不想让他爸参与，免得病人伤脑筋。

“除非去集体农庄拿青贮饲料。”

“干草行不行，干草不是最好的饲料吗？”

“不行，干草在库房，没人给你。”

“大田的麦秸呢？”伊戈尔夏天喜欢钓鱼，见过田野高高的草垛。

“秸秆养分低，阿秃会饿瘦的。要么就得偷，万一被抓住了，农庄领导可没好话。”

“那总得活啊。会计科能不能开个条子买点儿？”

“人家不会开青贮饲料、干草或秸秆条子，这不是办法。他们只会开粮食，但不能只用粮食喂母牛，它要吃各种饲料。何况咱家没钱，现在全靠你爸退休金。”

伊戈尔的母亲玛莎是种收甜菜的女工，夏秋两季很能挣钱，但冬春时节得自谋活路。

“哪天吃光，今天吗？”

“今天还剩点干草，我不知道明天怎么办？”

“决定了，明天去弄青贮饲料。说干就干。”

伊戈尔希望在十二岁年纪成为果决的人，学大人当机立断。玛莎却长叹一声。

第二天刚擦黑，玛莎和伊戈尔开始冒险行动。天空晴朗，繁星高挂，二人不紧不慢、不声不响从容步行，远看就像饭后散步或探亲访友的两个人。只不过村里谁闲没事儿散步啊？一个大塑料袋装着两条五十千克容量的麻袋，是去年盛粮食留下的。母子途经菜园，两次跨越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沥青大道，继续前进，走过集体农庄地磅和长长的沟槽。

挖沟开槽是为了建立灌溉系统。这是集体农庄的大项目，水首先通过管道从村外四千米的河流抽到水塘，再通过两条挖好的沟槽引入灌溉渠。夏天伊戈尔和小伙伴常在灌溉渠玩水，存满清澈河水的露天水塘很快成了他们的澡堂。至于田间沟渠的水则通过更细管子供给安装了喷洒设备的拖拉机。

玛莎和伊戈尔加快脚步。青贮池距离此处约500米，必须穿过大麦田接近奶牛场。幸好青贮池的电线杆没灯，而且俩人知道奶牛场只有一位看守，很少开门出来。

青贮池真大，大概八米乘二十米，两侧各有一道水泥墙。秋收时节池内装满切碎的玉米茎叶，开拖拉机碾压紧实。发酵后变成优质饲料，可以显著提高母牛产奶量。这个办法似乎是赫鲁晓夫时代引入我国的。不过青贮池气味刺鼻，酸臭憋人，只好忍一忍。

“伊戈尔，别超过半袋，湿的青贮饲料很沉。”

“好的，妈妈，我能拿多少装多少。你也别拿太多累坏了，最好再来一趟”。

最后两人各装四分之三麻袋，确实够沉，但都假装不吃力。悄悄往家走，在大麦田暂停歇息两回。沿着小路再次途经地磅和沟槽，从这儿一直到十字路口都很开阔，月光明亮。

没办法，咬牙扛起麻袋走吧。两人沿着沟渠边缘艰难行进，然后向右拐。玛莎跨越沥青路交叉口，家近在眼前。伊戈尔落在后面，他累坏了，腰酸背痛腿打颤。

忽然，伊戈尔瞅见50米外路上驶来一辆车。车灯照得地面发白，司机肯定开了远光。伊戈尔慌了，转身朝地磅慢跑，边跑边感觉那辆车已经拐出十字路口紧跟着他。伊戈尔用最快速度冲向地磅，绕过沟槽堆土，继续飞奔十几米，终于体力不支摔倒在化冻的初春田野。

“随便怎么样吧”——这是他此刻唯一想法。伊戈尔犹如被追赶的狼崽，太年幼活像条小狗崽，还不知道狩猎的规则，双眼充满恐惧。

三个黢黑身影出现在土堆后，缓步走近。最前面的高个男人打开强光手电照着伊戈尔。伊戈尔快速抬头又低头，短暂瞬间已经认出打手电的是新上任不久的集体农庄主席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伊戈尔魂飞魄散，心底暗叫“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这谁家小孩，认识吗？”——主席的声音。

“认识，我好像见过。”——伊戈尔听出这是主席专车“乌阿斯”驾驶员艾迪卡叔叔的声音。“伊万家的，他以前是我们最厉害的联合收割机手，差点儿评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如今瘫了，日子不好过。”

“你说伊万？哦，好，咱回去吧，看把孩子吓的。”

伊戈尔躺卧原地四肢发僵，虽然只过了十或十五分钟，感觉却像永恒。挣扎着起身，扛上麻袋一步一步往家挪。藏不住了，他心想，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再不用躲谁了。他边走边哭，泪水从他瘦削的脸颊滴落。他不是哭自己，而是想到妈妈明天可能被赶出集体农庄，甚至判刑坐牢。他想到半瘫的爹带俩儿子活不下去，恐怕要饿死，因为妈妈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和劳动力。人生刚刚开始就如此艰难，岂料竟骤然结束，这让他越琢磨越伤心。但孩子到底是孩子，伊戈尔没想到一麻袋青贮饲料顶多一卢布，何况斯大林时代早已泯灭。所以，他终究是哭泣自己的苦难童年……

又过了一天，亲戚萨沙叔叔送来干草，够奶牛吃到春暖花开。这一次玛莎也没被集体农庄叫去。看来，生活中毕竟有点幸福。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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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的人们上网订购戏票十分便捷，票贩子仍然存在，且成为国家杜马讨论议题。回顾苏联，这个群体大约是1960年代初出现的，几乎没受什么打击。可以说票贩子其实是戏剧蓬勃发展的副产品，名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优秀作品轮番上演，甚至某些剧场有“一炮走红”之奇效。

于是乎戏票变得像牛仔裤那么稀缺，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却不仅是观众热情高涨。例如莫斯科大剧院差不多90%的戏票通过“国际旅行社(Интурист)”系统预售，即便外国人买不完也未必拿出来公开卖，走后门就分掉了，正规售票处的小窗口不定时开启，大概一星期或更长时间一次。其他剧院的情况只能说稍好些。毕竟戏票也是苏联产品，也有“抛售”的问题。不同剧院售票频次各异，还会在开场前一小时把未使用的“预定票”统统卖光。但即使这样也很难以“国家定价”看一场自己喜欢的剧，比如“官价”1.5-3卢布的票，往往要掏10-50卢布到手。

此外，剧院行政部门习惯上会留些票给演员和工作人员以资奖励，所以特邀贵客占据了大部分前排座位。普通观众只好满足于边角空位。

甚至有倒卖免费入场券的，比如维索茨基的一齣戏本来50卢布，现在2-3卢布即可。不过并非每个有免费入场券的人都会低价卖出，把它转赠医生、官员或稀缺品投机商其实更有意义。演员送出两张《哈姆雷特》，买车就不必排队，多好呀！所以莫斯科大剧院、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或塔干卡剧院的名角自我感觉飘飘然也就毫不奇怪了。

票务市场的另一边是“职业戏迷”，这些人虽不在剧院工作，却是剧院常客，售票员和管理层很熟悉他们，偶尔帮忙找票。“职业戏迷”如果拿到票，要么出售要么交换，而这就是投机者最高尚的一面：不仅满足了急需购票之人，还乐于分享剧院新闻和演员八卦。

此外还有名声大噪的所谓“大学生公司”。顾名思义，七十年代莫斯科高等院校学生们曾经把购票变成流水线作业。他们结伙到售票处排长队，靠前的都是自己人。按规定每人限购两张，大学生自己留一张，随心意处置：或者约女友共赴墨尔波墨涅之国，或者卖掉换俩零花钱。至于那第二张票，被“老同志”——也就是“大学生公司”的组织者拿走。因此这些人手中握有丰富票源，要么自己销售，要么交给更厉害的投机分子。许多莫斯科大学生都曾出入“公司”，传说其中一名组织者叫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后来创办“阿尔法”银行。

相比大学生搞票“明目张胆”，二道贩子低调许多。他们私下接触管理层和售票员，灵活运用各种渠道。最常用手段是雇佣受优待群体，如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大学生岂敢跟他们抢，于是多数戏票落入这些人手中。

1971年《苏联文化报》发表一篇关于戏票投机行为的小品文，描述莫斯科市ОБХСС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行动中没收物品的数量颇引人注目：某票贩子身上搜出208张票，另一位119张。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觉得怎么只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呀？当然了，虽说外地也有受欢迎的演员和剧目，终归没这么火爆嘛。不过票贩子捞钱的路数都一样，无非他们那儿不兴“大学生黑手党”而已。外地投机分子主要赚的是巡回演员的钱，也就是来自首都的大明星。明星们不可能回回出动整个剧团唱“大戏”，更多时候是三五个人举行“创意晚会”，演几个小场景，朗诵诗歌、回答观众提问。这种表演形式在苏联极受欢迎。

远离首都地区的剧院和音乐厅筹备此类活动，目的不仅是为当地人民提供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有强制性演出计划。靠自己那点儿水平很难完成，必须邀请客座明星助力。渐渐地，管理者意识到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上座率，还能赚取真金白银。

说实话，苏联警察打击倒票效果不彰。确实通过突击检查抓住一些人，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倒霉蛋垂头丧气去了远北地带劳改营。但办这种案子没法升官，举证存在非法交易也很难。所以甚少有人真正被判处三年以下刑期，即便有，也只是前线抛头露面的，逮不到幕后老板。

何况这套黑箱操作对大家皆有好处——惟观众除外。首先剧院管理层和行政人员最喜欢，因为出多少票听凭他们。几乎整个苏联都存在超额卖票现象，文件规定观众席应当保留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可订，实际情况是人都坐到过道了。更别提所谓“地下演出”、业余表演和创意晚会，花招多的很。通常演员到外单位表演，名义上叫做“在苏联国有音乐演出联合公司协调下响应劳动集体邀请”，演完收取合法报酬——很低，每场4-27卢布不等。按道理职工观赏这种演出要么免费、要么象征性花一点点钱，可往往只有极少数坐席公开销售，大部分给了票贩子。同时，演员悄悄收到信封，里面装着额外酬劳。

首次公开报道这种“地下演出”应该是1955年《苏联文化报》的一篇文章，主角是“莫斯科小型戏剧演出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巴尔济洛维奇。但最轰动的要数1978年古比雪夫市（萨马拉）“别斯扬罗夫”乐团丑闻。上级规定该乐团劳务费934卢布，谁知音乐家们狮子大开口：每场四千！为了喂饱狮群，古比雪夫音乐厅经理康斯坦丁·利西岑请列宁格勒音乐厅的格里戈利·吉尔伯居中作保，跟“别斯扬罗夫”乐团签订几份虚假合同，让共青团青年俱乐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巴甫洛夫掏钱。结果一年后上级检查，发现他们侵吞公款39836卢布。吉尔伯最惨：获刑六年，其余人缓刑或辞退。乐团音乐家集体做证人，矢口否认收过任何非法报酬。至于东窗事发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干这种事经验不足。

真正高水平的票贩子明知非法买卖无法做大做强，终究从狭缝抠出金币来。如前所述，他们招募享受优待者、跟大学生头头谈判，直接联系剧院领导。起初自己卖票，被抓过几次之后学会藏身阴影，雇人在剧院门外兜售。想看戏的观众到售票处一问没票，立即被“黄牛”包围，多花3-10倍的钱。老顾客偶尔能拿到票贩子的订票电话，但多数人现场谈。

饶是如此，平头百姓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肯定能进剧院门，某种程度上有赌运气成分。“黄牛”不会靠近那些外表过于可疑或“无产阶级”的人，有时票贩子手里也没票，有时要的太贵人家买不起。

普通苏联公民当然对此不满，怎奈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倒票业务生命力顽强，一直持续到改革时期、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如今已发展为互联网比特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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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后门买手风琴的一段经历

苏联时代的基辅人怎样换房

赫鲁晓夫年间的外汇黑市案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毕特·菲泽勒
（波鸿大学东欧历史教授）

胜利的苦涩

1945年苏联迎来最终战胜德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付出的代价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这场战争不仅夺走约2700万人生命，还留下众多寡妇、孤儿和残疾者。斯大林统治时期，任何有可能贬损苏联军功的事情都被隐瞒或否认。尽管伟大卫国战争艰难困苦的历史宏大叙事在国家记忆中占据突出位置，但官方对战争中的具体损失、困难和由此致残的受害者们却宁愿保持沉默。由此产生一种英雄主义的政治历史，几乎不关心战争的社会成本，尤其伤残军人。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伤残退伍军人是“赤贫胜利者”中最需要援助的群体。阿尔卡季·舍甫琴科（译注：苏联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回忆：“男人们从前线回家，缺胳膊少腿，遍体鳞伤。这些老兵佩戴勋章在街角乞讨，或者到自由市场设法变卖自己的奖章、军大衣和从战场带回来的一切东西”（《同莫斯科决裂》，1985）。社会上流传：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莫斯科等大城市的残疾人被集中遣送偏远地区，好让巨大的保障难题不那么扎眼。

因此，即使苏联解体之后，伤残退伍军人问题一方面牵涉诸多禁忌，另一方面也包含各种印象和假设。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课题，沙场归来的残疾老兵尚未被系统研究过，更遑论广泛关注。尽管“档案革命”为填补某些空白提供了机会，但在铺天盖地的“二战”出版物中这个问题仍鲜有提及。所以，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受害者的历史不仅没成为学术研究课题，亦未反映在许多同时代战争幸存者的头脑中。

问题的规模

在斯大林为数不多的战时和战后讲话中，从未提及为数众多的伤残军人。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权及其领袖的一种责备甚至威胁，毕竟政权和领袖认为各方面辉煌胜利主要是自己的功劳。凯旋得胜的画布上容不下残疾人，因为他们和数百万死者共同“体现”了苏联人民为争取胜利不得不付出的可怕代价。

根据俄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份出版物（《20世纪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1997），战争期间约380万士兵因伤因病复员，其中257.6万属于不适合继续服役的残疾人。至于多少人的伤病后来痊愈或不治身亡，暂时不得而知。后期的估算不是由军队机关而是人民委员部（及1946年3月之后的部委）进行，委员部最低设在共和国一级。军事委员会负责统计军官。这些机构的官方数据从未公布过，甚至连大概数字都没有，因此伤残退伍军人问题的规模难以确定。

然而有资料显示1945年春天全苏联约有200万残疾老兵。由于战后复员军人、遣返回国人员和游击队员的人数增加，所以残疾者的数量应该高得多，最保守估计270万。也就是说苏联残疾老兵人数相当于军队总人数（3400万）的8%。如果考虑到对德歼灭战难以置信的残酷性，以及红军视人命如草芥的态度，会发现这个比例相当低，不能反映伤残和疾病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为了承认问题而刻意得出的数字（女性伤残军人更无从查考，甚至红军女性官兵的具体人数也有很大差异）。

灵活的残疾评定

1930年代斯大林推动“上层革命”，那时候产生的法律法规和意识形态语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残疾”的定义，将其限制在生产方面而非健康方面。随后动员工人建设社会主义成了最高目标，于是一般的肢体缺损不再构成“残疾”（以及领取国家津贴的权利），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算，且有效期不超过一年。

苛刻的残疾评定标准体现在1932年施行的三级分类，根据新规定：“一等残废”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全天照顾的人，“二等残废”是评估认为无劳动能力但不需要照顾的人，“三等残废”包括那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但可以履行低技能、低报酬轻松工作的人。以前医生的任务是确定残疾程度或失去劳动能力的百分比，而现在要求他们确定剩余劳动能力的百分比。所以，过去伤病和残疾之间的直接联系被打破了。针对残疾人的各项福利措施首先考虑安排就业，甚至仅考虑安排就业。

大战期间，以劳动能力为导向的新标准被大规模应用于因肌肉骨骼系统缺损复员的官兵。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医疗劳动鉴定委员会(ВТЭК)负责评定残疾程度。早在1941年8月9日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阿纳斯塔西娅·格里沙科娃已要求ВТЭК在定残时尺度从严，禁止给那些仍能从事旧职业的人评定残疾，哪怕他们失去一只眼或一条腿。唯有在身体功能严重受损，以至于该人只能从事低报酬、低技能轻松工作的情况下，才允许评为“三等残废”（《关于ВТЭК在战时条件下工作的指示的函》，1945.8.9）。

由于鉴定委员会起初不愿执行上述严格标准，遂于1942年6月再次收紧要求（《残废军人医疗劳动鉴定手册》，1943）。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规定可雇佣“二等残废”（原则上无劳动能力者）从事后勤和辅助工作。此外，从1943年5月开始体检间隔缩减了一半，也就是“一等残废”必须每六个月复检一次，二等和三等每三个月复检一次。复检时不仅考虑健康状况，也考虑个人代偿和适应伤残的方式。同时，参加工作被认为有增强健康的效果，在苏联人眼中，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康复手段。

由于来自上层的巨大压力，战争头两年无数“三等残废”失去了他们的残疾资格和津贴补助。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后方对人力的需求，也有急剧增加的残疾人数量所带来的财政支出。从1943年秋季开始社会保障机构就积极采取行动减少“二等残废”比例，系统性的提前大规模体检导致“二等残废”配额从52.7%（1942）减到35.4%（1944），1948年降至21.1%。这项政策波及数十万残疾人，其中许多人身负多处创伤。他们从此必须接受强制就业和加强监管，后者目的是遏制据称在前线复员军人中普遍的“投机行为”。

国家粗暴的劳动力动员政策最终导致一种认识：战伤皆不同于工伤，只不过是容易代偿的局部受限机能障碍，对身体没有特别的负面影响（社会保障人民委员苏霍夫的声明，1945.5）。残疾人纷纷抗议这种说法，但没有任何官方手段能够申诉ВТЭК的鉴定结论。如果不尝试欺骗和行贿，唯一办法就是老掉牙的写信请愿。残疾人的信件，尤其关于改评“三等残废”、不予免除劳动义务的投诉不仅寄达地方、地区和中央级社会保障机关，甚至送到了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报社、杂志社和个别社会名人的案头。据不同机构统计，战争结束后投诉飞涨。由于档案材料分散，无法对其增速进行跟踪。从记录在案的事例来看，仅极少数投诉获得成功，毕竟ВТЭК严格的鉴定结论完全符合政治领导人方针指示。然而残疾群体决不承认自己是无形的“生产单位”，凭借战争受害者的资格要求获得相应物质补偿，因为他们在余生中必须持续承受伤痛。

残疾人频繁抱怨的另一件事是定期复检。尽管规定从1944年1月起无法医治的残疾人每年只需配合一次ВТЭК复检，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人：“他们每年给你打电话，即使他们——从斯大林到普通医生——心里都清楚一年长不出新腿来。简直太卑鄙了！这是对人民、对残疾人实实在在的犯罪……你压根没胳膊没腿，没双手，还叫你去复检”。

国家津贴和物质保障

参战受害者及评定残疾人有权领取国家津贴，然而由于人手短缺和管理混乱（尤其战争头两年），津贴的计算不符合规定，支付也断断续续。伤残军人抚恤金本就微薄，而且差别极大（伟大卫国战争伤残军人抚恤金高于“一战”和内战伤残军人抚恤金），其数额首先取决于入伍前工资，其次取决于军衔，第三取决于残疾等级。工人比农民拿得多，军官比战士拿得多；而那些从学校应召入伍的、以及（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证明自己当兵前收入的人，到手抚恤金同样多（苏联人民委员第1269 号决议，1940.7.16）。即便如此，支付津贴仍然是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库中唯一起作用的手段（至少从1943年起）。但与该政策其他方面不同，津贴本身几乎从未被国家广泛宣传，惟恐说多了会促生“依赖心理”（《卫国战争残疾人劳动安排》，《真理报》1944.4.8；《全民关怀祖国保卫者》，《真理报》1945.5.23）。

支付给“一等残废”，即那些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别人照顾者的津贴实际不够生活，二等和三等更少。一开始国家把责任推给残疾人家庭，要求妻子牺牲奉献，利用妇女杂志发表的“德育文章”教化她们。可惜并非每个残疾人都能依靠亲属支持，很多人自己不肯当累赘，其他人则被家庭抛弃，听天由命。1943、1944年几十万被占领土的居民重返家园，有些直接被拒门外。所以很多残疾人沦落到悲惨境地，加之向他们发放食品票证不及时，并且票证供应制度本身就运转的磕磕绊绊。

为助残扶贫，一些城市向残疾群体发放一次性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这样做地方财政吃不消，不得不求助公众，募集钱款、衣物等。如此一来，帝制时代俄国曾经广泛存在、19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被部分允许的慈善活动重现社会。物资长期匮乏的时候就连斯大林政府也默许暂时恢复“资产阶级”做法。个人和教会发起各类募捐，但更多的是党组织、共青团和工会发出的“强制自愿”倡议。然而居住在农村的超过50%的残疾人几乎无从受惠。上级要求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帮扶农村残疾人，可照顾孤儿寡母已经令他们焦头烂额。

仅极少数残疾人可以在没有工资或亲属接济的境况中免遭饥馁，这些人迅速摸透了申请和投诉的窍门。个别残疾人设法从多个机关同时领取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耍这种招数要冒被抓风险。这方面最狡猾者无疑是职业窃贼、诈骗犯韦尼阿明·鲍利索维奇·魏斯曼，他1944年逃出劳改营，受冻失去双腿、一臂，冒充伤残军人，伪造两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陆续欺骗32位部长、副部长，从他们和苏共中央手中骗得现款五万多卢布及价值三、四万卢布的商品，甚至“铁公鸡”财政部长阿尔谢尼·兹维列夫也发给他总额逾二万卢布的商品券。此外还在基辅骗到一套公寓，外加定期治疗介绍信和最新款假肢。此人最终在苏联重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叶夫列莫夫办公室落网，判刑九年。但像魏斯曼这种瞒天过海之辈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残疾人只能从社会保障制度上揩油果腹。

返岗再就业

所以对绝大部分残疾人而言，活下去的唯一出路（乞讨除外）是找份工作。而这也是政府政策的重点。尽管1941年11月决议确认了伤残军人在企业、机关、合作社就业的权利，但一段时间后，这项权利不仅变成义务，甚至成了强制措施。党和政府希望伤残军人在后方奋斗如在前线，一息尚存就要献身。

然而相当普遍的情况却是，回归工作岗位的残疾人只能依靠自己。法律虽然规定了援助和重返社会的多级体系，包括必要的再培训，但实际上残疾人“重返社会”纯粹是因为走投无路，被迫接受分派的任何工作。无论数量少、设施差的培训机构，或承受计划压力的企业，都缺乏能力和意愿培训残疾人。最终，超半数残疾人根本未接受再培训，约15%接受了（效果可疑的）改行培训。

结果大部分残疾人不得不打零工度日，酬劳仅普通工资三分之一，更何况看门、守夜之类工作没有加班费。此外，在劳动等级体系内身处低位意味着难以获得企业的社会保障资源，尤其住房分配方面——须知战争年代房子可是稀缺品。尽管政府规定首先给伤残退伍军人分房，但企业肯定优先照顾他们所需要的健康、熟练工人。没水、没电、没暖气甚至没床的临时房给了残疾人，自己捉虱子去吧。

同时，报纸和广播大肆吹捧“三等残废”几乎完全重返社会，称赞他们是劳动英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宣传复员伤残军人的成功案例，说他们是先进工作者，业绩突出优异。毫无疑问，确有这种事情，但被严重夸大了，最后证明瞎话比实话多得多。资料显示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伤残退伍军人——通常是重度残疾者——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对许多人来说“为国服务”的代价是社会地位降低、生活贫困、无家可归。

1945年战争结束，几百万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各地开始加速解雇战争期间被迫雇佣的残疾人。甚至残疾人合作社——他们一方面被宣传包围，一方面又承担计划压力，所雇佣的残疾人数居然跟全苏企业雇佣残疾人平均数几乎相同。某些集体农庄负责人企图摆脱生产能力不高的残疾人，向上级举报人家是“寄生虫”，听凭人家被驱逐出境。四十年代末苏联总检察长在一份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对残疾退伍军人的歧视日益严重。然而过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变化。

求生策略和抗议形式

如果您相信同时代人的证词和小说描述，就知道残疾退伍军人酗酒流行乃是沮丧失意的后果，他们虽然年纪不大，却自我感觉“多余”。另一部分残疾人找到了某些积极生存方式，这些方式战后其他欧洲国家亦不鲜见。至少在1947年12月币制改革之前，苏联各城市常有残疾人在火车站、市场、剧院等公共场合乞讨或强要，并通过各种小规模非法勾当维持生计。正如朱莉·海斯勒和乔弗里·琼斯所言：战后头两年小型倒卖贩子可以放心做生意不怕警察抓。当局之所以默许这类影子经济，是因为它在居民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想而知残疾退伍军人干这行的为数不少。然而1947年底废除票证制度，国家立即扫荡投机倒把和犯罪行为。到了四十年代末，警察穷追猛打苏联社会从事灰色生意之人，被逮捕的残疾人面临被押送残疾人“古拉格”强制劳动的威胁。

与其他参战国不同，苏联禁止成立退伍军人和伤残老兵协会，民间自发组织的此类协会战后被统统查封。被称作“蓝色多瑙河”的小饭馆、啤酒店和餐厅曾是老兵们聚会和交流信息的场所，1948年也遭当局取缔。尽管有很多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残疾退伍军人普遍不满的证言，但据我所知集体抗议并非当时主流。愤怒声讨的场面通常在地方社会保障机构上演，不满的矛头要么指向基层干部，要么另寻其他罪魁祸首。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战后的反犹主义，残疾人群体中也很普遍。所谓战争期间犹太人“自私自利”的恶劣传言助长了这种现象，恰巧许多医生和ВТЭК负责人都是犹太人，于是在某些病人眼里，他们必须对大规模降级评残的做法、对出自定期复检委员会的嘲讽和羞辱负责。上述种种皆发生在“反世界主义”运动被反犹情绪和大规模逮捕火上浇油的时候。“医生案”事发前夕，ВТЭК领导层首先沦为谴责对象。可惜闹到最后，残疾人的处境并未改善太多。

崇拜战争和关心残疾人

即使到了勃列日涅夫年间，全社会已经形成夸张的战争崇拜，残疾退伍军人仍未得到充分照顾。当然，在赫鲁晓夫政府采取首批措施后，当局持续向参战老兵们提供福利，从1965年开始名册每五年扩充一次，通常是为了迎接“逢十纪念日”。参战致残的退伍军人比普通退伍军人更受优待，比如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每年一张免费火车票，以及各种免税、优先分配住房和电话、少付租金和水电费、不排队购买家具、地毯、电视、冰箱之类（《苏联国家对战争伤残者的关怀》，А.Д.格拉祖诺夫，1981）。虽然宣传出来的成绩未必足够弥补战后二十年残疾人遭受的从业限制和工资减少，但国家毕竟从斯大林时代教条中解脱出来，承认残疾人有权获得迟到补偿。但即使在新形势下，许多残疾退伍军人仍然属于“赤贫胜利者”，继续忍受社会政治承诺说一套做一套的困扰。在向他们发放实用、可靠假肢和轮椅方面尤其如此。

光阴荏苒，大多数战争年代幸存的人经历过改革时期，认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力度逐渐退化，他们的光荣地位明显贬值，就像对战争的崇拜已失去往日意义一样。老兵们认为获得政治自由无法弥补这种双重损失，尽管出现了新的自由和公开原则，战争伤残军人既没出现在历史讨论中，也没被写入重修史书中。至于原因，一方面从官方战争叙事来看，他们可不是什么牺牲品，而是政权的宠儿；另一方面，（后）苏联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始终有限。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期待战争伤残军人问题被历史学批判性地研究。因此，残疾人的历史仍然是战争史的一处空白，但定睛细看，其实是过去的黑点。

引用和参考：

（太长，略）

延伸阅读：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

略谈苏联的乞讨现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阿纳托利·希克曼
（历史学家，作家，教师）

我的祖父莫利斯从美国移民苏联。我母亲原本的未婚夫死于伟大卫国战争。这两件事使得侥幸复员回家的帕维尔·莫利索维奇·希克曼建立了除户主美国出身之外一概平平无奇的莫斯科家庭。多年来，政府官员阅读本人填写的各种调查表，看到我父亲出生地一栏（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总会提出白痴问题：“他怎么生在那儿？”我解释说他父母住那儿。之后提问者沉默深思，好像他们理解并知道了一切似的。

怎样成为苏联人

与我父亲不同，我祖父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出生地不在美国。他家本是波兰某小镇贫穷犹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这位油漆工半饥半饱的日子随着他面临被征入俄皇军队而改变，1913年偕年轻妻子奔赴加拿大，辗转进入美国，最终定居纽约。

当现实变得虚幻，人就会重新评价过去。1920年代美国新公民的生活同苏联社会主义神话般进步相比似乎太不公平，亟待改变——虽然莫利斯家的条件较之许多东欧移民还算不错了。祖父当年是熟练机械师，祖母伊达教德语，起码吃穿不愁，业余时间叫上俩孩子：保罗和诺玛一起用意地绪语写故事，发表在犹太人报纸《自由之晨》儿童专栏。

这些豆腐块文章被剪下来仔仔细细粘成一大册，视如传家宝小心珍藏。参加社会主义集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斗士，前路虽然困难重重，却充满光明和意义。

1929年纽约“黑色星期四”之后，千百万同莫利斯一样“给老板打工”的人深陷大萧条，成了被遗弃者。他不愿靠妻子工资养活坐等好事发生，听说世界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不仅不存在失业，而且招聘外国专业人才。美国共产党员伊达劝说无党派丈夫只有去苏联才有未来、孩子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1931年莫利斯带儿子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的班轮，船上的美国公民大部分是东欧裔。次年夏天伊达带女儿探望父子俩，得知头年一起乘船的美国人无一人留在顿巴斯郊外的“沙赫杰尔”国营谷物农场。大家用各种语言说着同一句话：“在这个国家活不下去”。而莫利斯同一位密友发生了持续毕生的争论：“几百万人能在这儿活，就你个金枝玉叶不能！”所以希克曼家留了下来，1933年12月莫利斯被农业人民委员调动到当时的伊万诺沃州、今天的弗拉基米尔州巴夫列内镇担任技术检查员，之后当拖拉机机器修配厂技检科主任。同年又抵达70位美国专家，虽然第二年只剩7位，但莫利斯总算有几个聊天的人。工作和家务占据全部时间，他住在一间有火炉、没自来水的小屋，伊达在区中心科利丘吉诺当老师住宿舍，星期天跟丈夫见面，不过两口子不后悔。保罗和诺玛则在莫斯科外语学院附属速成中学继续念书。天下无数父母喜欢把未完成的心愿托付孩子身上，这个自学成才的人实现了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梦。1936年全家获得苏联公民身份。

历史怎样开启

从小我就听说祖父被捕下落不明。八岁那年我和亲戚在莫斯科火车站见到七年劳改释放归来的诺玛姨妈，她那件女式棉袄惊得我至今记忆犹新。1974年本人上夜大，学院教授口出狂言曰：“随便哪个梅毒患者都宣称自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牺牲品”，我当即“针锋相对”回敬：“这样的梅毒患者咱国家有多少？”虽然如此，又过了很久我才真正体悟阴森历史的骇人本质。姨妈诺玛·希克曼是她家活得最长的，九十年代初返回美国，我在她公寓顶柜翻出父亲那本破旧的《韦氏词典》，里面夹着一摞对祖母伊达和父亲查询祖父莫利斯·希克曼信件的回复，包括：“无资料”、“未列入登记”、“未居住”、“本单位声明，你应就此事联系警察机关”、“《真理报》不刊登寻亲启事”……

这些敷衍答复冷淡无情之处在于，其实问题的准确答案就明摆在那里。1990年7月24日寄给诺玛·莫利索芙娜·希克曼的一封信写道：“多年之后，苏联克格勃弗拉基米尔州机关今天才可以告知您父亲的真实命运……”

这封信有一点错误——写错了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逮捕日期；还有一通谎言——伊达·格里戈利耶芙娜1979年死于莫斯科，从未领到丈夫的平反证明。但这些并不是最令人惊讶之处。

假设莫利斯确实犯下指控他的罪，当局就没必要遮遮掩掩，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956年官方已承认“无犯罪”，他的亲属却继续被蒙蔽所折磨。

怎样成为或不成为间谍

身为技检科主任，也算是检查员（技术熟练但未经过专门培训），莫利斯·希克曼不肯接收未故障拖拉机，虽然这些拖拉机几天后必然要返回修配厂。他毕竟不是真正苏联人，不明白“干工作”和“完成计划”之间的微妙区别。

1938年1月15日地区报《科利丘吉诺之声》刊登关于农业领域破坏活动的消息：“在巴夫列内拖拉机机器修配厂……个别员工明显在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某科瓦廖夫和希克曼为了阻挠修理工作进度，拒绝发动机和其他机器上完全可用的零件。修配厂厂长克里沃舍因同志纵容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人”。

赶巧的是，被点名之人没能第一时间阅读这篇揭露报道。1月15日那天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正在莫斯科出席儿子案件的庭审。

此人因缺乏警惕性被共青团除名，跟同班同学合住一个寝室，又被当局宣布为人民公敌。他本可以低调生活，但保罗——已经被护照发证机关改名叫“帕维尔”——1937年12月31日深夜打砸商店橱窗玻璃，坐等警察来抓。他拒绝律师，上法庭自我辩护，称自己行为的动机是失去奖学金无法生活，而且找不到工作——单位一看他是“美国人”就不要他。遂得出结论：既不让他劳动，那就批准他去美国吧，过什么日子都认了。莫利斯·希克曼发表简短但有说服力的陈述，请法庭考虑帕维尔来苏联的时候“语言不通”，跟着大人受尽颠沛；自己情愿陪儿子到服刑地。结果帕维尔被判缓刑、赔偿橱窗玻璃，当庭释放。

好不容易忙完官司，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得知地区报的文章已经太迟了，我本人也是多年后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报刊室查阅到的。然而这区区几句话标志着祖父“案件”的开始。1月15日文章见报，1月21日修配厂“个别员工”落网。

办案人员允许他给家属写几句话，这张带编号的纸订在他女儿诺玛·希克曼的侦查案卷内，一面写着不通顺俄文：“我不知为什么被抓。别担心。钱我放在衣柜外衣。文章我都带走了。保重身体。好好活着找到38.1.21抓我的原因。”另一面用希伯来文写：“别跑，别找。我和乌克兰人都被抓。我们去科利丘吉诺。保罗的判决对我没好处”。

这些就是我祖父留在人间的最后话语，其他手写的、带他签名的皆不是出自他本人，从而证明尤里·特尼扬诺夫所言非虚：“文件像人一样会撒谎”。

我曾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阅览室翻看“撒谎文件”：写错名字的逮捕令、狗屁不通的审讯口供、“坦率而全面”的被告认罪——其遣词用句令人毫不怀疑作者身份（“我，希克曼，是在……活动的反革命破坏集团积极成员”），还有起诉书以及“三人小组”的枪毙决定和关于执行1938年10月4日判决的材料。大规模杀人的各项手续都齐全了。另一个信封单独装着逮捕两年前刚发的苏联国内护照。

21日他还不知为何被捕，六天后已招供从事破坏活动，关押两个月承认充当美国间谍。在声明侦查终结的1938年4月2日笔录上，有他艰难写下的扭曲签名。

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对我祖父做了什么，生生把一桩“案子”塑造成一串案子：殴打？剥夺睡眠？辱骂？或对他妻儿表示同情怜悯？案卷没记载，就像只字不提那本珍贵的剪报册——“都是我们写的”。

世界飞快变化，记忆迅速消退。“今天不可能确定М.Б.希克曼的准确埋葬地点”。

伊达·希克曼1938年2月8日因涉嫌反苏和间谍活动被捕，1939年2月19日释放，认为“没有审判她的理由”。翻阅她的侦查案卷，“理由”并不难找。她同事作证说：课间休息时学生朝领袖相片扔抹布，“她未出面制止”；她比较美国和苏联的教师生活，不赞成后者；她在某次开会时宣称“НКВД机关同样会犯错”；他丈夫最终承认了破坏和间谍活动。既然“三人小组”还没废除，又何须庭审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绝不是办案人员失误或天降奇迹。1938年斯大林授权拉夫连季·贝利亚搜集尼古拉·叶若夫的黑材料，取而代之接任内务人民委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贝利亚上台必不肯留用叶若夫的“旧人”，开始清洗НКВД，复审一些案件。于是出现了1939年“逆流”。跟我祖父同案被捕的乌克兰人（也是“美国人”）已经枪决，但报纸点名的另一位工程师科瓦廖夫活着放出来了。伊达·希克曼就像大多数大恐怖幸存者一样搞不清状况，认为若非恶棍斯大林掌国，共产主义早已胜利，更不会有那么多人蒙冤受屈。她一度住在哈萨克斯坦，距离女儿诺玛劳改的地方不远，后来住莫斯科，直到生命尽头仍盼着被杀多年的丈夫忽然推门回家。

联邦安全局怎样纠正历史“错误”

诺玛姨妈走在莫斯科街头，往往吸引人盯着瞧。严寒天气她也不戴帽子，因为劳改的时候她从不在长官面前脱帽表露女人身份。她到了美国住波士顿，冬天不太冷。她的英语、俄语和意第绪语专业、流利，桃李遍布大西洋两岸。她迈步轻快、敏捷，不容易跟上，在莫斯科地铁通道好似一阵风。82岁那年她拿着深蓝色美国护照飞回俄罗斯查阅自己的侦查案卷。

双亲被捕后当局要求她断绝关系，她不仅没答应，还不听别人劝阻，在共青团开会时表示父母被宣告无罪的那天迟早会来到！于是她被逐出共青团，理由是“勾结人民公敌，不信任НКВД”，但允许完成学业。十一年后她因叛国坐牢，在给身边人看的日记中她写道：“我不愿生活在我父亲无辜受难的国家”。侦讯、特别会议、刑期、押解、杰兹卡兹甘（她从这里写信给母亲说别等她），无路可走了……

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礼貌客气地说：“日记的问题尚未解决。但，看来能够顺利解决…… 也许，明天就能…… 我个人认为应当返还。在此期间您可以先了解您的案子”……

我曾在多个档案馆工作过，但还是头一次陪诺玛进档案馆。她在空荡荡的房间阅读本人案卷，时而埋怨时而低语着停下来说：“这不是真的！”接着对我解释些已经真相大白的事。虽然苏联时代她就彻底平反了，但作为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过着曾遭摧残却功成名遂生活的美国公民，仍试图说服那位肯定不在人世的侦查员一些事情。

几天后我用公文包拎回联邦安全局返还她的日记本，也就是50年前作为物证从她手中没收并保存至今的日记本。她之前留给客气的联邦安全局员工一张写着案卷目录的纸，请他代为复印。他虽然同意了，却是在诺玛飞回美国之后。我心里明白，如果要帮诺玛实现心愿，那就得立刻行动。于是我询问这位彬彬有礼的员工要怎样才能查阅我祖父祖母的案卷，他说诺玛必须给我书面委托。太荒谬了，我没再多言。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我可以复印，但部分文件禁止复印。

没拿什么书面委托，提交普通申请而已。几天后档案馆喊我去看亲属案卷。女员工交给我一个公文夹，里面是我感兴趣的文件，但其中一部分用纸包裹，写明：“49-64页不提供”。女员工面带礼貌微笑告诉我这是联邦安全局弗拉基米尔州机关的决定，如有任何意见可找他们讨说法。

“纪念”协会的朋友很早以前设法给过诺玛一些案卷材料副本，诺玛复印了从波士顿寄给我，这部分文件也在公文夹内。我对女员工说，不提供给我的那几页，不仅不涉及今日俄罗斯的秘密，甚至没有苏联的秘密。这不是假设，我知晓其内容。

— 您已经看过这个案子了吗？
— 没。但我有美国寄来的手写副本。如果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对此有任何意见，可以找我讨说法。

我当然没找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要什么“说法”。我能猜到为什么那几页材料对我保密。那上面盖着“秘密”或“苏密”章子，虽然是1955年的，但无所谓，这几页显然是表明指控之荒谬的铁证，叫人读了不得不“感谢”其作者。我和我的美国姨妈共同面对的是任何苏联俄罗斯公民都心知肚明的禁忌，好比阿夏·波卢宁（译注：名演员，擅长小丑）口头禅：“不能啊！”

这种“不能啊”，就像把捷尔任斯基纪念碑送回原址的企图一样，可以简单解释为愚蠢或惰政，阴魂不散、绕梁千日。然而，此起彼伏的“大国复兴”呼声令人不由自主假设并想起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之问：“开始之结束又当如何开始？”(Где начало того конца которы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чало)

怎样以及何人为“大国”付账

普通的俄罗斯人，只要稍微熟悉各级国家机关活动和我国立法实践，肯定知道无论他财富如何，实际一无所有。即便属于个人名下的住房，他拥有的只是天花板到地板的空间。一觉醒来银行账户就可以被归零，“床垫下”藏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可以被宣布为赃款。他可以被随随便便剥夺自由、健康和性命，但他自幼坚信自己生活在大国。

“大国”概念使得多数公民心怀玄乎自豪感。В.达尔（译注：语言学家）定义“大”这个词：“超过普通尺度”。例如，彼得一世推行触及社会方方面面之改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列强之一。这些改革的代价，以人命衡量相当于人口七分之一。历史学家兼作家纳坦·埃德尔曼讲的更形象：“于彼得年间而言，这就仿佛我国今天突然没了4000万人！”同时活下来的人要缴纳三倍税款，却并未变得更自由更快乐。其他不“大”的国，照样建立舰队、工厂，照样办报纸甚至刮胡须……事实是，我国统治者“希望奴隶自觉自愿做奴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语）。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国空前伟大，经由屠戮几百万人“超过普通尺度”——根据现在的资料其数如此，几乎没什么意义。

至于当代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领域的行为，我对30年前一桩事件的进展感到震惊。事件被称为“苏中武装冲突”，争夺的土地中国叫“珍宝岛”、我们叫“达曼斯基岛”，1969年我方在此阵亡58人、负伤94人。30年后，显然这个小岛不属于我们，闹了半天问题原来该让外交官而非军队出面解决（译注：指1991年俄罗斯承认该岛归属中国）。谈不上谁对谁错，因为互不相干的两拨临时工交接权力，惟国家之棺早已朽矣。

如果今天的联邦安全局老板懂事理，应该明白既然他心甘情愿坐这个位子，不能不对自己前任的决定负责。一个无辜女人失去亲爱的父亲，在斯大林劳改营服刑七年，失去家庭和为人母的幸福…… 既然她想复印自己案卷，既然整份材料都摆在眼前了，怎么就不能把那几张愚蠢的文件一并提供呢？至少可以略微抚平她的伤痛、照亮她残缺的生活。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从上到下没有哪个当官的对任何事、任何人负责。首先因为他身居高位，或者因为他也在执行上级命令。然后来了另一个人，或自愿或非自愿赦免他的前任，“清清白白”开始履职。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情况，至今没什么改变。读者，你们想没想过：“谁是我国的主人？”

随手援引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速记记录的几句话。2000年8月22日普京同“库尔斯克号”潜艇水兵家属面谈：

“妇女：我儿子在北方舰队当兵15年！吃不上喝不上，没钱给小孩买东西。只有死了才给我们家挣回一套房子！为什么？应该多照顾活人啊！普京：我本不想谈这些，但既然您提出来了。在我担任总统的100天里，我准备好了回答。剩下15年我准备好和您坐一条板凳问别人这个问题”。

看到了吧，这番回答果然是一个前任被革命推翻后，从水暖钳工荣登总统宝座之人所能说出来的。

遗憾的是我国绝非独一无二。俄罗斯之外亦有别的此类“大国”。但本人不愿生活在大国，更希望住在为人民服务的正常之国，在那里变化的法律不会把公民抛在身后，政治家不仅为了升官发财而步入政途。

当政府忙于自我完善和自我保护的时候，那些坚信老子天下第一之人的数量正飞速增长。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坐公交坐地铁，要么模仿广告、要么互相模仿，边走边喝各种饮料，喝完甩手丢掉。他们满嘴跑火车，喷吐唾沫星子标记身边空间，不念叨脏话就言不成句。他们在楼梯间放尿，在电梯呕吐，在休息的地方留下一堆垃圾。他们开车奋不顾身，人行横道有人也不减速。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天下第一，“比特察”小批发市场围墙上明晃晃大剌剌写着：“你好我的莫斯科！你好世界最佳首都！”

开始和结束怎样相结合

我父亲的生活称不上幸福。梦想成为工程师的他就读莫斯科外语学院，因为这是唯一不会因语言问题阻碍学习的院校。1940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应征入伍工农红军。自1942年夏天在列宁格勒前线作战，两年后负重伤，治疗康复调动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当老师。1949年“反世界主义运动”（译注：夹杂反犹太的群众政治运动），父亲被单位开除，无法在全国任何城市重新任教，失去了靠自己专业养家糊口的可能。他拿着红色文凭和保障其公民劳动权的《宪法》到教育部上访，人家告诉他是有这个权利，但宪法没规定可不可以在城市或军事院校工作。好歹在我国辽阔大地上给他提供了三个可选择的就业地点，父亲伸手指着第一个地点，于是到了诺夫哥罗德州柳贝京斯基地区科马罗沃村当英语老师。直到“伟大领袖”去世，父亲才得以返回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天在打字机旁久坐10-12个小时，各种俄英专业词典堆成小山，不知疲倦翻查他那本《韦氏》。这项虽然寂寞但能养活全家的工作的壮丽尾声是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小地》译成英文。然而，帕维尔·希克曼终生没机会出国，他死于63岁生日前夕，就在我姐姐儿子出生前几天，娃娃也叫帕维尔。

这个娃娃如今长大了，改名保罗，随我姐姐和我们的老母亲一起住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姐姐决定出国的原因是不愿独生儿子被拉去从军，在那个地方，欺凌、出阵等各种情况皆有可能。人活着难免有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应当分等级。保罗上了大学，将来时机合适的话，他也会像我姐姐一样回俄罗斯——以游客身份。

于是，在我祖父和父亲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班轮六十五年后，幸存的家庭成员全部重返或移民美国。

只有我还留在古老的“新俄罗斯”，因为我很想住在家里。但那些令人极端反胃的熟悉面孔兴高采烈地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陈词滥调。结束又当如何开始……

莫利斯·希克曼是在我出生之前十年遇害的。但，既然2000年我这个52岁的孙子读着永远45岁祖父的“案子”，没让他的经历隐入历史，那么这一切肯定有某种意义存焉。

（儿按：阿纳托利·希克曼2008年因健康问题退休，2016年移民美国，2022年入籍）

延伸阅读：

法国裁缝投奔苏联却身陷古拉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91年8月18日-21日苏联首都及国内其他地区突发异常情况，史称“八月政变”。是谁最先把局势称为“政变”，谁在保卫“白宫”，坦克又是怎样开进莫斯科，以及什么人死在履带下？

ГКЧП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七名苏联党政高官和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宣布他们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ГКЧП是8月18日组建的，但第二天国民已得知其存在。政变分子原计划在国内实施六个月的紧急状态，这意味着军管、宵禁、新闻检查、禁止党务活动和民众集会。ГКЧП的目的是阻止8月20日《新联盟条约》签署生效，因为政变分子认为该条约将废除苏联。（新条约规定：“苏联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

ГКЧП头目是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但许多历史学家相信幕后操纵的是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委员会另六名成员：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苏联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苏联总理（空前绝后的职位）瓦连京·帕夫洛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亚历山大·季贾科夫。瓦连京·帕夫洛夫最年轻——53岁，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最老——67岁。

除以上八人，还有几位不参加ГКЧП但同他们密切合作之人，包括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和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

福罗斯

1991年8月18日，瓦连尼科夫和ГКЧП成员巴克拉诺夫、克格勃第九局（译注：警卫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同机飞往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克里米亚南岸）的别墅。时年60岁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当地度假，虽然身体抱恙（坐骨神经痛），但已决定8月20日飞回莫斯科出席条约签署。

瓦连尼科夫后来表示戈尔巴乔夫总统对实施紧急状态的提议“不置可否”——无人佐证他这套说辞。虽然叶利钦曾怀疑戈尔巴乔夫佯装不知莫斯科局势，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却坚称自己“拒不配合”。最终，苏联总统被软禁在福罗斯别墅内，切断对外通讯，停放在机场的专机被扣押（防空司令的命令，他也支持ГКЧП）。

8月19日亚纳耶夫召开记者会，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休息”，权力暂归他本人和ГКЧП。

《天鹅湖》

8月19日早晨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宣读亚纳耶夫的命令和ГКЧП声明。当天是星期一，电视台临时改变节目表，先放一段交响乐，接着播送芭蕾舞剧《天鹅湖》。顺便说一下，《天鹅湖》原本排在当天播出，但不是早晨而是晚间节目《时间》之后。

虽然苏联各地有多家电视台，但那天只允许国营俄罗斯电台和俄罗斯电视台运行，每隔一小时重播亚纳耶夫命令和ГКЧП声明。唯一的独立政论电台“莫斯科回音”上午被掐断，其记者正等待采访民主派政治家的时候，克格勃官员破门闯入。

“回声”记者电话求助“自由电台”和“国际文传通讯社”的同行。当年的“国际文传通讯社”是一家小型独立媒体，脱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没多久，部分管理层休假未归。凑巧政变前几个月该社把自己的电话系统接上了SprintNet全球网络，以便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编辑部直接联系（一名编辑去美国实习后建立了国际文传通讯社美国分社）。记者们采购食物储备，又封堵大楼入口（虽然没人来冲击他们），持续报道事态发展和坦克进城。他们当然不是莫斯科同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但帮助了许多外国记者正常工作。

叛乱

8月19日事件发生几小时后，俄罗斯联邦(РСФСР)总统叶利钦就把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ГКЧП成员和支持者称为“叛乱分子”。抗议者涌上街头，高举标语“打倒阴谋集团！”

8月19日下午5点ГКЧП部分成员在外交部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独立报》青年女记者塔季扬娜·马尔金娜直言不讳抛出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今晚发动了政变？”

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未出席发布会，因为带头发言的必须是自封的“代理总统”——也就是副总统亚纳耶夫。53岁的亚纳耶夫谈到戈尔巴乔夫“久劳病休”、民主原则及ГКЧП的合法性，虽然他语调平和，但双手颤抖、表情不安，令一些记者怀疑他是否酒精中毒。

政变分子表示他们是根据苏联《紧急状态法》行事，坚称几个月前戈尔巴乔夫已知情同意，却翻脸背叛他们。

“白宫”

8月19日上午9点莫斯科已出现群众自发集会（其他城市也有集会，但意义比不上首都）。市民聚集在马涅什广场，去年2月份此地举行了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的集会，参与者达三十万之众，今年1月份又有支持立陶宛独立的十万人在此示威。所以很多市民一看见播《天鹅湖》，抬腿就往广场赶。

第二个抗议中心是特维尔街的“莫斯科公用事业委员会”大楼，首都市长加夫利尔·波波夫当天在喀山休假，副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一大早召集代表们开会，宣布成立“抵抗ГКЧП指挥部”。第三个抗议中心是“纪念协会”工作人员设立的。

日出时分“白宫”的第一批捍卫者到达克拉斯诺普雷斯涅堤岸街，抵抗政变领袖叶利钦上午9点多也来了。今天的“白宫”是俄联邦政府大楼，但1991年是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所在地。三天两夜间人群把“白宫”围得水泄不通并修筑路障，据参与者回忆，这些人包括政治家、大学生、音乐家、演员、阿富汗战争老兵、朋克、民族主义者、莫斯科企业工人、外地游客等。

叶利钦

政变发生前两个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得票率57%。政变当天克格勃领导层派“阿尔法”小组前往莫斯科郊外阿尔汉斯科耶的叶利钦别墅，但未授予明确指令，特战队员们坐在灌木丛中眼睁睁看着叶利钦乘车奔赴莫斯科。

叶利钦在“白宫”大台阶前登上“塔曼”师一台坦克，向群众宣读《致俄罗斯公民》：“我们号召俄罗斯公民给予叛乱分子应得的回应，要求恢复国家的正常宪法发展。要求立即召开苏联人民代表特别大会”。支持叶利钦的力量除志愿者队伍外还有共和国（俄联邦）一级的安全部队，尤其俄联邦内务部分队。俄罗斯各城市警校学员纷纷赶来保卫“白宫”。

坦克

政变分子当然也倚仗国防部和苏联克格勃的部队。“塔曼”机械化步兵师、“坎捷米洛夫斯基”坦克师和106空降师开拔挺进莫斯科，重型装备从不同方向驶入市中心。伞兵包围奥斯坦金诺电视塔，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也被封锁。总共约四千名军人参加行动，ГКЧП成员解释说在紧急状态下投入部队是“正常的”。

为阻止坦克通过，莫斯科人运用手边杂物、无轨电车和大客车搭建路障。8月20日晚间第一批军人：叶夫多季莫夫少校手下的一个坦克连倒戈加入了民主抗议者行列。

“白宫”保卫者们时刻警惕部队动向。8月21日零点左右民众发现一队БМП装甲车沿花园环路行驶，认为构成威胁，决定在新阿尔巴特街（当时叫加里宁大街）“柴可夫斯基”隧道阻截。众人用无轨电车和沙袋迫使БМП减速，投掷石块、铁棍、燃烧弹打伤6名军人，又跳上БМП用衣物和布料覆盖观察窗。在此过程中，22岁的德米特里·科马尔不幸跌落摔死（或称履带碾死），37岁的弗拉基米尔·乌索夫被警告射击跳弹击中身亡，28岁的伊利亚·克利切夫斯基头部中弹而死（无法确定谁开的枪）。他们仨是“八月政变”仅有的三名死难者（不包括自杀的），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事后调查发现隧道冲突实属误会：这一队БМП执行的是宵禁巡逻命令，并非去攻打“白宫”，否则他们应当在花园环路右拐而不是进入隧道。

三色旗

1990以来全社会一直在讨论恢复革命前的白蓝红三色旗作为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八月政变期间街头抗议者用各种材料缝制三色旗挥舞，很多人从春季的民主集会后就带在身上。

8月20日夜间一只飞艇挂着三色旗升上高空，这是莫斯科的浮空飞行员们在向抗议者表达声援。次日晨商品原料交易所加入反ГКЧП行列，交易员们扯着125米长的横幅从肉商街途经卢比扬卡广场走到“白宫”，高呼“打倒阴谋集团！”

8月24日送殡群众用巨幅三色旗埋葬科马尔、乌索夫和克利切夫斯基。两天前也就是8月22日，叶利钦宣布白蓝红旗是自由俄罗斯旗，正午时分悬挂在最高苏维埃楼顶。

“街垒摇滚”

8月22日白天“白宫”周边举行“胜利者大会”，夜晚举行“街垒摇滚”音乐会，“时光机”、“阿利萨”、“金属腐蚀”、“黑色方尖碑”等乐队的成员本身就在捍卫者之中。

其实8月21日众人防备坦克突击的时候已经举行过一次音乐会。音乐家安德烈·马卡列维奇回忆：“人家帮我拖来扬声器，又给我拿来吉他，于是晚上我就在街垒为人群表演”。“金属腐蚀”乐队的谢尔盖·特罗伊茨基演唱《俄罗斯伏特加》，其间共青团员差点儿跟摩托车手打起来。斯塔斯·纳明、康斯坦丁·金奇维等人也贡献了节目。

那时出现在街垒的其他当代俄罗斯名人包括：诗人德米特里·沃登尼科夫、女演员玛格丽塔·捷列霍娃和塔季扬娜·德鲁比奇、作家鲍里斯·阿库宁、导演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等。音乐家兼指挥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专程从巴黎飞回祖国。8月20日的大会上，演员根纳季·哈扎诺夫模仿亚纳耶夫口吻对抗议者说：“亲爱的俄罗斯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我感觉很好，此刻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干净的政治永远不能用肮脏颤抖的手完成”。

特赦

8月21日凌晨内卫部队和克格勃部队明确拒绝攻打“白宫”，空军司令员建议国防部长撤军。ГКЧП败局已定，于是亚佐夫下令从莫斯科撤军。当晚22点俄联邦总检察长命令逮捕ГКЧП政变分子。

结果ГКЧП七人落网，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枪杀妻子后自裁。其他支持政变者也陆续被抓，苏联元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上吊。一年半后被拘押者几乎都签了“不离境保证书”释放。1993年4月开始审理，1994年2月俄联邦国家杜马宣布特赦政变参与者。陆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拒绝特赦，但8月份法院判决他无罪释放。德米特里·亚佐夫声称自己不能像瓦连尼科夫那样拒绝，否则“就会因出动坦克压坏莫斯科街道沥青”而获刑。

延伸阅读：

1991年潜艇擅自离港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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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莲娜·奥索京娜

（历史学家，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

……早晨八点三十分商店开门时计有4000-4500人。长队从晨八点开始形成，沿着铁匠桥街低处、涅格利纳亚巷一路延伸，队尾在炮街高处……

——1939年莫斯科，НКВД报告

随着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生活方式的消失，苏联式排队也成为历史。如今只能在国家机关递文件、办证的地方找到其残余。曾几何时，似乎队伍将永远排下去。今天消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赚钱”：什么都有，什么都贵。苏联时代消费的主要问题则是“怎样搞到”，甚至不是“怎样买”，而是拿到手——涉及一系列复杂操作，需要时间、精力，有时还需要花招。某人问你：“哪儿弄的？”回答不仅要指出商店名称，还得告诉人家你排了几个小时队、付了多少钱、找没找关系，以及评估对方“能不能也弄到”。今天的顾客逛商场看见漂亮家具，只会想“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啊！”过去每件生活用品、每件衣服和食品不仅有价格，还有故事。一本大仲马小说等于若干千克废纸（译注：废纸换书），一组南斯拉夫壁柜等于排队一个月、在家具店对面门洞熬夜守候以便赶上六点钟点名——否则就白等了。我们想法设法弄到手的东西和我们绞尽脑汁没弄到的东西，都成了生活的里程碑，共同组成胜利史和失败史。

毫不夸张讲，苏联式排队几乎遍及全国。看得见的是：沮丧和激动、几小时和几天、默然和嘈杂，满载而归的幸运与空手回家的悲剧紧密纠缠。而看不见的，就像某些人排队等车子、房子多年终究落空，因为苏联的国祚比它创造的队伍短。

苏联式排队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但档案和记忆仍在。本文写的就是关于它的种种表现及历史解释。谈起排队，有许多关于时间、人物和权力的说法。作为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学者，我选择斯大林执政的战前年代进行研究。我的材料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НКВД）1938-1941年报告。由于苏联时代排队是社会态度灵敏的晴雨表，所以总有各部门派遣的“便衣”暗中搜集信息。至于我们这些也曾排过队的人想没想过队伍当中有警察？我反正没想过。另一方面，今天的排队还具备不具备“警察功能”？不知道。但祸福总相倚。“便衣”们汇报排队所见所闻，不仅服务了自己单位，也服务了历史。

排队是苏联生活无可避免的特征，是商品短缺的显著迹象，恰如雅诺什·科尔奈所证明的、以及我们经历社会主义生活所领悟的，这并非计划经济偶然出错或个别失误的结果，而是其固有部分，是胎记。再生产和持续性匮乏、以及随之产生的排队，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功能——虽不受欢迎，却无可避免。苏联历史上没有哪一年不用排队。本文所研究的战前岁月只是刚好被文件所记载的历史片段之一。

随着1920年代末开始强制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农村经济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的破坏，供应危机此起彼伏。1930年代初民生特别艰难，城市过着半饥半饱的配给制生活，农村频现大饥荒。到1930年代中期情况渐渐稳定，1935年1月1日停用面包票证，10月1日停用其他食品票证，随后轮到其他日用工业品。政府宣布了一个与1930年代前半叶票证供应截然相反的“自由”时代。然而好景不长，新一轮供应危机（1936-1937、1939-1941）和局部饥荒卷土重来，一些地区再次发放票证。国家在商品危机加剧的状态下进入世界大战，排队者数以千万计。

既然宣布了“自由”贸易和生活愉快的时代，为什么国家仍无法摆脱“个人配额”、票证、排队和局部饥荒呢？

因为“自由”贸易不等于企业自主经营。苏联经济一直是计划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垄断性的商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始终优先考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三五”计划对这两个方向的投资急剧增加，官方数字显示1940年军费总额占国家预算三分之一，同年生产资料在工业生产总额中的比例达60%。

虽然不能说苏联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一五”期间停滞不前，但总的生产水平远远不够满足居民需求。产出的少，进入商店销售的更少，因为相当数量产品被用于非市场消费——供应国家机关、进厂二次加工之类。1939年零售业统计人均肉类不足1.5千克、香肠类2千克、黄油约1千克、糖果点心和谷物5千克。工业生产的糖三分之一用于非市场消费。面粉的市场存量相对较多——每人每年108千克，但平均到每天仅300克。非市场消费同样“吞吃”了很大一部分非食物商品库存，50%的棉和亚麻织物、三分之一的毛纺品最终进入贸易流通。然而消费者实际能买到的寥寥，因为运输、储存、销售环节中的变质和盗窃损耗巨大。

1937-1938年大镇压搞乱经济，1939-1940年冬季战争和其他“军事冲突”、以及《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供应德国原材料和食品，恶化了苏联进入全面战争前夕国内市场的不平衡、加剧了商品短缺。

尽管商店货架依然半空，但居民货币收入快速增加。1939年居民购买力已经达到预想的1942年水平，零售业发展却落后于计划。贸易领域商品稀少导致国家银行的现金收支计划未能实现，支付给居民的钱没有通过贸易返回国家预算。只能发行货币来弥补预算亏空。1940年底货币流通量比1938年初几乎翻了一番，而实际贸易额却下降了，人均贸易额回落到“二五”计划结束之年的水平。同时，人为遏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也在商品短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选择性贸易也加剧了商品短缺问题，这种选择性体现在优先照顾大型工业城市。勃列日涅夫年间本人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书，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的讲师诙谐地、有点冒失地开玩笑说：苏联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手段只是把商品送到莫斯科等几个大型工业城市，任凭民众自己想办法分配。当然，莫斯科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只居住全国2%人口，却在1939-1940年接受了全国40%的肉和蛋、超过四分之一的可销售油脂、奶酪和毛纺品，约15%的糖、鱼类、谷物、通心粉、煤油、服装、鞋靴和针织品。列宁格勒略微逊色，但也是精英城市之一，1939-1940年收到全国五分之一的肉、油、蛋。就此而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座城市“吞吃”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商品储备。

那么，涌入大城市的所谓“购物空降兵”代表了计划经济下居民自给自足的最常见方式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战前几年政治局一直在跟这些进入大型工业城市买东西的顾客作斗争。1939年秋天之前“购物空降兵”大多不是买吃食，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基本排队求购手工业制品、衣帽、鞋靴之类。从1939年秋天开始，排队买食品的人渐渐增多。

莫斯科作为“空降兵”首选登陆城市，其排队者来自五湖四海，完全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研究苏联人口分布。НКВД报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处排队的人员莫斯科户籍的不超过三分之一。1938年进入莫斯科的外地顾客增加，1939年春简直像遭了灾。НКВД报告：“4月13日夜间-14日，商店开门时排队顾客多达30000人。4月16日夜间-17日43800人……”大型百货商店门外一概人山人海：

“捷尔任斯基百货商店。居民从晨6点大批聚集，人群占据附近街道、有轨电车站和公交车站。9点钟排队者约8000人”。

“近日斯托列什尼科夫巷已经变得跟雅罗斯拉夫斯基市场差不多了”。

傍晚商店歇业后排队者仍不散去，宁愿站着熬一宿等开门。有些商品几小时就售罄了，但大家继续排队“等第二天进货”。刚到的人在朋友家、火车站和门洞过夜，在莫斯科度过整个假期。正如其中一位所言：“浪费了多少劳动日啊。这些劳动日足够莫斯科盖两座纺织厂了”。

НКВД报告还显示，苏联的排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居民自我组织形式，有一套规则、习惯、等级、行为规范、道德甚至外观：通常穿舒适的鞋子、朴素的衣裤，如果准备熬夜则穿保暖服装：“商店关门前几小时邻近楼院即开始形成队伍。排队者中有人主动列名单，报名登记后部分人分散开来，选择人行道僻静角落、院子、门洞休息和取暖。一些公民身穿皮袄，携带棉被或其他备用的保暖衣物”。有的人拎着板凳，以便坐着排队。

但不要被这种秩序和自我组织误导了，暴风雨前总有短暂平静。只要商店大门一开，队伍立即解体，急切顾客心中的狂暴力量瞬间迸发出来：“亚麻工业总局商店（高尔基街），黎明时分可以看见许多人在店外人行道裹毯子坐等，附近门洞有人在台阶睡觉。商店开门前几分钟，楼院排队的人跑出来涌向店门，这时队伍就被打乱了。每个人都自顾自往店里跑，结果出现踩踏和打斗”。

混乱，以及试图平息混乱的尝试，往往付出人命代价。商品短缺在苏联社会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买裤子宁愿豁出命：“列宁格勒百货商店，早八点钟出现排队（千余人），但值勤警察找来10辆卡车，防止人群从桥梁方向接近商店。人群涌入‘斯巴达克’电影院前空地，挤在电影院和首尾相连卡车之间形成的狭窄走廊里，混乱和拥堵难以忍受。受挤压的人们大声喊叫，值勤警察无能为力，只好跳上卡车免得被挤死，在车内号召顾客保持秩序。商店开门之时排队者已达五千”。

排队占据生活一大块时间，我不知道苏联人在排队上虚掷几年寿命！队伍可以驻足，日子不能不过，有时候排着队也能玩起来：“排队的年轻人在街边组织各种游戏和舞蹈，偶尔掺杂个别人的流氓行为”。

虽然排队无法夺走人们的快乐、幽默和机智，只是浪费了不少好创意编讽刺笑话而已。但干这件事的心情终究是负面的、批判的，甚至可说是反苏的：

“没处花钱。没东西可买。村里什么都没有，来这儿还要排队吃苦头，熬夜睡不下。很多人没房子住，又不让在车站睡觉。简直受罪啊”。

“我有钱，可什么也没买到。在这儿待了4天，看来要空手回家”。

“穿着破裤子满街走。请了5天假，光排队了，裤子没买到”。

“我从德米特洛夫来的。我们那边买不到任何东西，这边至少可以排队买”。

“排队站了4个晚上，我仍然没法花800-1000卢布给自己买件漂亮的风衣呢大衣”。

但不是人人都甘心无功而返。人的倔强、智慧和忍耐力是无穷的。排队的世界好比一部生存技巧百科全书，运用身体暴力属于其中最原始章节：“一群200名顾客不愿加入排队，企图强行穿过警察人链、破坏秩序”。

时任НКВД首长贝利亚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说：“动物园对面的纺织品商店，2月24日一位公民排在队尾，开始销售的时候往店门口走。很快他身边凑来四个人，之间对话如下：‘今天没戏了，我们站的远’。另一人说：‘必须冲过去’，接着描述他之前经历：‘警察抓住瓦希卡，瓦希卡抓住警察，戈利什卡站出来和稀泥，我们四人一齐冲了过去，东西顺利买到’”。

用蛮力太简单粗暴，排队的世界远比这更复杂，充满欺骗、贿赂和拉关系、走后门，有无比丰富的机巧、创造力甚至艺术。

比如利用襁褓中的婴儿，一双手递给另一双手，买东西就方便了。上述1930年代报告还描述一种商店工作人员参与的“取货单法”——头天晚上在出纳员的取货单上加盖“补交款”章子，第二天持票者径直去商店，好像他之前已经排过队，临时发现钱不够回家拿，这样店门口值守的警察会直接放行。如果认识熟人或悄悄贿赂警察，也可以免排队购物。通过结交售货员或行政人员，他们会打开服务通道放你进店，或者根本不用跑腿，在家等候送货，但要额外付费。

到哪儿排、几点排、甚至穿什么衣服都有学问。莫斯科只向本市居民销售商品那会儿，买东西须查验户籍证明，仪容仪表就很重要。化装排队成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拟态：“七点二十分毛纺品商店（集体农庄广场）外形成排队，大家挨个通过铁门走进院子接受证件检查。非莫斯科户籍者一律不准入店”。

此中经验之谈曰：“您应当穿得干净，就不会被揪出队伍了。检查的看人下菜碟。我穿戴整齐的时候人家甚至不问证件，可我要是穿一身油乎乎外套，戴一顶毛烘烘帽子，人家不问证件，直接就把我撵走了”。

排队者填街塞巷，既考验买家、也考验卖家的智慧。“杂食性”顾客排山倒海涌来，销售沦为按规定程序出货的机械分配。例如НКВД报告所称的售卖顺序：糖没卖完不准卖黄油，或布料紧着一卷卖，卖完这卷才可以卖不同花色的那卷。售货员省时省力，顾客们丧失选择权，不得不在排到自己时接受正在出售的东西。如此一来，排队便成了“合理化”贸易的特殊杠杆。

为节省时间，衣服、鞋子都是不试穿直接付款。结果第二天店里排两队：一队购物的、一队换货的。迫使政府出台专项法令禁止“免试”销售。

对一些人而言排队是惩罚，对另一些人而言排队是休闲，还有人视排队为挣钱营生。正如某个职业排队者说的：“如果你排队排得好，就不必上班”。НКВД注意到有些长年“风吹雨打”的熟悉面孔频频闪现各条队伍之中。购买此项服务不便宜，25-30卢布，具体价钱视距离店门远近而定。也可以雇个人帮忙夜间排队，早晨你来替换他。职业排队者还能额外收费帮买东西，例如每米布料加收2-3卢布“手续费”。

“上午9点日用工业品商店排队者变了面孔：成年人走来取代青年和老年人，不少‘邻居’和‘老熟人’又出现了。做法是：新到的凑近某人打招呼，后者确认他是来排队的，出列离开。于是队伍中站立穿毛皮大衣、戴礼帽的妇女，以及西装革履的男士，他们之前不在这儿”。

本人不到场同样可以雇人排队，市民和乡民建立起互惠性易货贸易。基辅州一位集体农民说：“我们村是这么干的：寄钱给莫斯科熟人，付给他排队钱，买了东西寄来。或者自己跑一趟莫斯科排队，熟人也在队伍里，俩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运气不好，认识的人都怕上班迟到。他们说如今工作纪律可严可严了”。

НКВД报告指出：“队伍里站着农村‘特派员’，之后30-40个人乘坐早班火车来加入她”。

综上所述，苏联式排队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存史，但也有其独特的政治性质。在昔日某些时刻，排队事实上成了公民不服从的一种形式。

193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向排队者“开战”。当局的理由包括太多人撇下工作长途旅行买东西，外埠居民挤在火车站、门洞和街头过夜，模范城市变成脏乱大杂院，犯罪率上升，且有传染病流行风险。大型工业中心的市民也在求购商品的斗争中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造成混乱。

打击排队买东西的“战争”始于人民委员会《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市商店排队购买工业品》的决议（1939年4月），几天后宣布列宁格勒亦照此办理。没多久又把“工业品”扩大到“食品”，1940年1月17日发布《关于反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食物商品》的决议，同年春、夏推广到俄罗斯联邦及各共和国境内一长串城市。

这些决议要求对排队者和附近居民进行解释性谈话、新增一批商店、寻找额外商品储备。但欲收立竿见影之效，还是镇压手段最快捷。НКВД和НКПС（交通人民委员部）开始盘查城市外来人口，每个大型百货店均派驻警员查验证件、驱逐外地人。火车站和车厢内也有巡逻队，НКПС实行车票限购政策。农村行政部门被禁止向农民出具乘车进城证明，НКВД一旦发现排队农民就移交检察院，以便追究开证明之人的责任。无证入城的处以罚款。

清理外来人口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打击“投机分子和采买人”——对超额购买商品者进行罚款和刑事处分。警察动手搜查顾客的篮子、提包，当场没收多买的商品交回商店。1940年8月1日莫斯科禁止“私下买卖”。公审公判投机分子，典型案件登报宣传。

最终政府彻底禁止排“长队”，每天营业时段允许在商店内排队，开门前、关门后或营业时段皆不许店外排队，否则罚款。当局在管理排队方面颇有些小聪明，手段之一叫“倒转”，就是营业之前派警察（有时骑马）重新安排队伍，把本来的队首拉到队尾。

然而逮捕、审判、罚款、没收的效果终究昙花一现。尖锐的商品短缺仿佛永动机，扯着人往前跑。

“穿官衣的来啦。准备好50卢布！”——排队者望见警察一哄而散，等警察走了才返回原位。既然店门前不让站，那就躲在附近楼院、广场和花园。为了让新来者找准队伍，避免形成另一队，安排两三个人在队伍和人员聚集处穿梭带路。后来政府不光禁止站店门前，连楼院、广场和花园也禁止了，于是大家就分散排队，在电车站“等车”，或干脆在店外踱步，互相问话确定顺序。

НКВД报告说：

“小群人员和单个人员沿着街道、墙根散步”。

“情况如下：车站聚集约100-150人，拐角处达千人。有轨电车运行被扰乱，因为警察沿电车路轨列队维持秩序。8时许车站人群增加到300，忽然喊叫着跑向商店围栏，站在那儿排队”。

“莫斯科第2百货商店（集体农庄广场街8号），7点30分人群开始聚集，沿集体农庄广场街前后走动，途中围观工农红军部队5月1日游行操练。8点钟已经排起2500-3000人长队。店里只有棉布”。

“莫斯科第101百货商店（古姆，红场），晨8点之前未见排队，但古比雪夫街和旧衣巷有多人散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在等待古姆开门。当商店开门时，街巷涌出大量人员冲向店门，瞬间挤满古姆”。

“10-12人小团体假装在商店所在街道上行走，部分人利用夜间营业的美食店，在里面待到早晨，试图趁销售开始前第一个进入商店”。

“从晨7点开始一些等候商店开门的人把自己伪装成购买肉类、牛奶和其他商品的顾客。他们看似拿着牛奶罐，实际进店不买牛奶，反而再次排队……排队买肉的人也伪装自己躲避警察”。

由于购买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很困难，人们改为购买经停莫斯科的长途火车票，在首都外小站下车，然后转乘郊区火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买完东西回家时，为避免大包小包引起盘查，他们派一个不拿行李的人买票，其他带行李的匿迹附近街道，算准开车前几分钟跳进车厢。

群众想法设法绕过人民委员会的限购规定，比如全家多次排队或到不同商店排队。有人把多买的东西藏于手提箱、缝纫机抽屉、毡靴、线帽和衣服下面，有人一拿到东西就做“毁形处理”——面包撕碎、面粉混入谷物，这样即便警察发现了也没招，因为商店不回收损坏商品。

苏联式排队的确是个多面体，无论人员构成或表现形式上皆然。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排队证明了：虽然极权制度运用镇压手段，仍无力保证秩序和服从法律（这与当今流传的神话正好相反）。物资匮乏条件下排队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往往是一种保命方法。终于，苏联式排队连同催生它的计划经济双双退出历史舞台。

引用和注释：

（儿按：太长，略）

延伸阅读：

1928年人民致《真理报》的信函

战前苏联上等人的生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83年苏联发生第一起高科技犯罪——伏尔加汽车厂遭黑客攻击，生产线停转三天。有意思的是，这种行为找不到对应罪名。

实施攻击者叫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原本有望成为莫斯科大学前途光明的数学家，可他放弃学术生涯，服从分配到伏尔加汽车厂“生产组织部”当程序员。厂里没人欣赏他的才华，许诺的晋升和加薪迟迟没动静，遂动起“干大事”证明自己的心思。

穆拉特供职的自动化系统部门控制着机械传送带运转，员工分两等：第一等“精英”，即掌握软件奥妙的程序员；第二等普通电路工程师，负责日常维护，不允许接近“精英”的工作范围。程序员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修改软件，但不会留下表明改动的记录或注释。

乌尔乔姆巴耶夫给主计数器程序制作了恶意补丁。该程序计算传送带节点的进料周期，而恶意补丁打乱了计数器节奏。须知生产线传送带经过反复校正、微调，零件必须在设定时间行进至设定位置，精确到秒，稍有差池就是致命故障。

于是先做测试，当年人们使用的还是软盘呢。他把软盘插进计算机篡改程序，时间一到，生产线顿时陷入昏迷。解铃还须系铃人，穆拉特迅速出手修复，“拯救”伏尔加厂免于灾难。

测试大获成功。最重要的是没人察觉！

厂领导口头答应发奖状，结果未兑现。穆拉特很恼火，决定让苏联最大汽车厂彻底瘫痪。他很谨慎，把恶意补丁启动的时间设置在自己休假离开的那天。心里盘算着：等我从老家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回来，指出症结所在，排除生产故障，享受奖状、荣誉、表扬和图阿普谢海滨疗养……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计划提前两天自行启动。混乱中没人明白怎么回事，只知道生产线发疯了，传送带依旧向前输送各种零件，但是在错误的时间。难道机器终于学会反抗人类啦？工程师们百爪挠心，停产三天真不是小事儿啊！

赶快调派最顶尖专家处理紧急情况。他们排查了设备、各部件和计算机本身，技术上一切正常，没有明显干扰。最终发现一段有问题代码，另换一张软盘运行控制程序，并未获得期望结果：故障继续发生，三个班次之后才复原。

一场恶作剧造成厂子直接经济损失7176卢布。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害怕了，主动站出来招供。他若不自首，此事将会是伏尔加汽车厂的永远谜案。

当年《刑法》没有任何条款适用穆拉特的行为。“创造、使用和传播计算机恶意软件罪”那时候还没制定出来。遂判决苏联第一位被抓获的黑客故意从事流氓活动，监禁一年半缓期执行，赔偿款约等于两辆“日古利”的价钱。穆拉特不得不在流水线上当钳工抵赎。

《消息报》对此报道说：“伏尔加汽车厂的一名系统程序员，平日与同事研究传送带自动化系统，对主传送带自动控制系统软件进行了修改，导致其停转三昼夜。在程序员们寻找故障原因时，二百辆汽车无法正常下线。根据РСФСР《刑法》98条第2款之规定，罪犯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在苏联得到广泛宣传，法学家、党政领导和业内人士热烈讨论乌尔乔姆巴耶夫的行为究竟算不算一种犯罪。除舆论反应外，本案还对伏尔加厂“精英”程序员们造成意外影响。事后查明，穆拉特是第一个被抓住的，但绝不是第一个发现系统漏洞并加以利用的。在他供职的部门，“精英”经常对传送带搞些小动作，随即快速修复，玩弄领导于股掌之间，笑纳送上门的小车、公寓、别墅。随着真相大白，“精英”们或遭解雇、降职，或被要求退还奖励。

顺便提一下，穆拉特同意戴罪立功，协助克格勃揭露隐藏的恶意软件，以此换取法庭宽大处理。他确实找到类似自己作品那样的代码，但无法证明使用过。

或者可以说，苏联“第一位黑客”只是个怀才不遇年轻人，而那些“精英”程序员中间的饿狼却实实在在吃饱了肥肉。

后来穆拉特·乌尔乔姆巴耶夫离开伏尔加汽车厂，偕家人返回阿拉木图生活，继续当程序员。2010年5月死于心脏病，享年55岁。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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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哈伊尔·罗巴诺夫

1969年9月2日、9月8日（或称9月9日），彼尔姆州奥新斯科耶油田引爆了两枚“格里芬”型号原子弹，目的是增强石油开采。1981年9月2日-1987年4月19日期间，又在戈日斯科耶油田引爆五枚“氦”型号原子弹。

这两件事之间，1971年曾在彼尔姆州北方同时引爆三枚“泰加”型号原子弹，助力挖掘伯朝拉-卡马运河。

以上十枚核弹总当量约76.2千吨TNT，威力是1945年美国轰炸广岛原子弹的四倍。俄罗斯生态学家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1933-2017）认为，这些“和平目的”核爆炸给彼尔姆的土壤留下了无法控制的高放射性残留。

宛如地震

半个世纪后想起当年那次爆炸，退休老人纳杰日达·多尔吉赫仍然心有余悸。她回忆1969年9月的事情：“我上二年级。那天学校停课，我在妈妈上班的药房。突然叫全体工作人员和我都到屋外席地而坐，接着传来一声巨响，大家仿佛被波浪掀起！特别吓人，就跟地震似的。学校玻璃全碎了，很长时间才装好，我们又一个星期没上课”。

另一位退休老人纳杰日达·别洛乌索娃也说：“我走在街上，地面摇晃，我家旁边电锯场砖房裂了一道缝，今天还能看见呢。”说完她领我去看如今用作车库的那栋砖房，右上角水泥层下面果然有条明显裂痕。

巨响和震动的原因是，1969年9月此地6千米外油田分别在1212米和1208米深度引爆两枚7.6千吨当量原子弹。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在他的小书《关于地下和平核爆炸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神话》中，质疑政府所谓“石油增产240千吨-500千吨”的说法，并引用数据提出相反观点，指出1976年仅有两口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油井，到1994年已经多达317口。

1977年1004号钻井管道破裂、油水乳状液泄漏，以及1987年的一次火灾，导致约200公顷土地被放射物质污染。在奥新斯科耶油田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人有59名罹患免疫系统和造血功能严重障碍。

禁地禁入

一扇紧锁的大门挡住通往核爆现场的道路，上面挂块牌子写：“卢科-彼尔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车间放射安全及控制实验室”。门旁路边还有另一块牌子：“警卫设施。禁止携带放射物质进入！”

我1989年初次到访这个地方。当时石油工人开始设立放射性废料填埋场，堆放被污染的钻井泥土，奥萨市百姓担心生态安全，举行市民大会。我亲眼目睹运载危险废物的自卸车驶来。我们陪着彼尔姆国立大学副教授弗拉基米尔·波诺索夫走近土壤，便携探测仪显示这一堆石油浸泡的泥土辐射量500微伦琴每小时，另一堆900微伦琴每小时。作为对比，奥萨市以北94千米彼尔姆的本底辐射约14-16微伦琴每小时。

1992年州自然保护委员会编写的《奥新斯科耶油田放射性情况鉴定》指出：使用“斯普特尼克-13”（测量设备）在一个待填埋的水箱上测得目前最大伽马辐射剂量。此水箱底部超过3000微伦琴每小时，侧板减少到650微伦琴每小时。“亚戈德卡”花园、季什科沃村、柯克沙罗沃村地下水检测出锶-90.

辐射安全实验室主管柳德米拉·舍斯托帕洛娃1997年8月接受彼尔姆《星报》记者采访表示：“按标准这种土壤已经属于被污染了。就是说不会被处理核电站废弃物的特殊企业接受。然而土壤数量巨大，5000立方，所以不能运至远处以免辐射到沿途。况且这片地方合乎规定：掩埋场下方的粘土‘垫层’足足14米深”。

时至2019年，放射性废料依然长眠土堆下，被带有“辐射危险”警告标志的铁丝网隔离围护，并有大片空地预备将来使用。

季什科夫卡河从附近流过，周边还有泉源与奥新卡河、伊万诺夫卡河、谢尔吉耶夫卡河，这些河水及底层沉积物都被铯-137和锶-90污染了。而季什科夫卡河与另几条小河共同汇入卡马河上形成的沃特金斯克水库。

辐射保护区

生态学家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说，基于“和平用途”引爆的“泰加”原子弹直径80多厘米。1971年3月州消防局高级工程师瓦西里·奥西波夫就在这种装置旁坐了一宿。当时派给他的任务是确保“泰加”实验项目消防安全，该项目构想将伯朝拉河、维切格达河部分水流经由科尔瓦河、卡马河、伏尔加河汇入里海。为修建65千米的伯朝拉-卡尔瓦运河，计划使用250枚原子弹，1971年引爆三枚。

已退休的瓦西里·奥西波夫中校回忆：夜间响起警报，一条从柴油发电机给“飓风”重型卡车供电的电缆着火了。车厢内放着填装完毕的核弹。我们赶赴现场，危险好像已经过去。执勤哨兵及时发现火苗，切断整条线路。一调查，起火原因是电缆短路。我们与一位核物理学家查看“飓风”车身，又看了看原子弹，心情可想而知。万一火势失控怎么办啊？

随后的3月21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北方100千米地下128米深度同时引爆三枚15千吨当量原子弹，间距163-167米。

奥西波夫描述他所见场景：首先远方窜出火焰，接着听到轰隆声，脚下地面震颤，电线杆晃动。一朵蘑菇云直升天空，跟民防宣传画的一模一样。似乎刚下过雪，可现在裂开的地面光秃秃的，涌出水来。爆炸位置形成一个巨坑。

参与“泰加”项目两三年之后，奥西波夫感觉健康恶化，随即被鉴定为终身三等残废。他从2018年10月开始起诉俄联邦国防部，要求获得特殊风险部队老兵的保障金和赔偿款。到目前为止他尚未如愿。

无论如何，原子弹爆炸让乌拉尔多了一口长750米、宽350米、深不见底的大水坑，爱说俏皮话之人给它起个诨名叫“辐射保护区湖”。考虑到钚-239的半衰期，这片“保护区”将持续存在24000年之久。回顾俄罗斯大地发生过的85次“和平”核爆炸，彼尔姆“泰加”项目被官方认定为“造成领土重大污染”第四名。

肘腋核患

没过几年，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东南20千米地方又先后引爆五枚3.2千吨当量“氦”原子弹，爆炸深度2088-2015米。第一枚引爆日期1981.9.2，第二枚和第三枚1984.8.28，第四枚和第五枚1987.4.19。实际上，戈日斯科耶油田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奥萨辐射事故的危害早已人所共知。

据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讲，1981年奥新斯科耶油田65口钻井受到放射污染。“1996年戈日斯科耶油田（核爆15年后）不仅爆炸地点的钻井，而且几百米外许多钻井出产的石油也被氚严重污染。这些位置的石油是跟含铯-137的污水一起提上来的。这一切证明放射性核素从爆炸空腔向周边扩散的速度在加剧。氚进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政供水系统已经成为现实威胁。五次‘氦’和平核爆使石油被放射性核素污染，以至于1600万吨储量仅开采50万吨就被迫缩减了”。

据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讲，1981年奥新斯科耶油田65口钻井受到放射污染。“1996年戈日斯科耶油田（核爆15年后）不仅爆炸地点的钻井，而且几百米外许多钻井出产的石油也被氚严重污染了。这些位置的石油是跟含铯-137的污水一起提上来的。这一切证明放射性核素从爆炸空腔向周边扩散的速度在加剧。氚进入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政供水系统已经成为现实威胁。五次‘氦’和平核爆使石油被放射性核素污染，以至于1600万吨储量仅开采50万吨就被迫缩减了”。

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矿产研究所学术秘书鲍里斯·巴丘林1992年写过一篇关于彼尔姆境内核爆炸的论文。在分析了2.5万人口奥萨市和1.9万人口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市的“紧急情况”后，他指出最初的项目——也就是通过核爆炸开采石油的做法，是导致奥新斯科耶油田自然地质体系遭受大规模放射污染的原因，且不排除戈日斯科耶油田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的可能性。

1994年，因昔日配合苏联国防部第五局从事核武器研究测试而闻名的莫斯科”ВНИПИпромтехнологии”设计院向彼尔姆政府出具一份《运行维护“格里芬”设施辐射安全性规程》，除其他事项外，文件指出：“奥新斯科耶油田现有辐射情况及其形成历史表明，如果发生大量放射性核素活性比目前高2-3倍的液体从主源进入可开采油层的事故，就有辐射情况发生实质变化的风险，工作人员和居民可能遭受过量辐射”。

换句话说，“格里芬”、“泰加”和“氦”项目核爆炸，在奥萨周边遗留了超出本底辐射100-1000倍的灾难隐患。

上文已经提及：1971年运载15千吨当量原子弹的“飓风”卡车险些起火；1977年曾发生“含放射性核素”（氚、铯-137、锶-90、钴-60、锑-125、钌-106）液体喷发事故，1987年同一口1004号钻井再次发生油水乳状液喷发，并因“泄漏的石油燃烧”更加复杂；加之1980年代用3.2千吨当量“氦”原子弹开采石油两年之久……

……“广岛”的历史会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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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排干里海的狂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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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苏联军队轻松夺取波兰东部，紧接着换穿波兰军大衣开赴波芬边境，把那里的工农从“芬兰白匪”手中解放出来。斯大林希望苏联恢复1917年之前俄罗斯帝国的版图。1939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军区下发命令称：“我们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去芬兰，而是作为芬兰人民的朋友解放他们脱离地主和资本家压迫。我们此行不是反对芬兰人民，乃是反对迫害芬兰人民、挑唆对苏战争的卡扬德-埃克诺政府。”

苏联出动士兵42万余、飞机2500架、坦克2300辆、各种火炮约2900门，芬兰只有25万正规军、270架飞机、64辆坦克御敌。12月2日战争第三天，《列宁格勒真理报》刊文称：“人们情不自禁地欣赏着用最新式狙击步枪和闪亮的自动轻机枪武装起来的红军豪迈战斗员。两个世界的军队正面交锋。红军最爱和平、最英勇、最强壮，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芬兰政府卖身投靠资本家，强迫军队放枪放炮。而这些枪炮，说实在的，都是些破烂旧货。”

卡累利阿地峡滴水成冰，坦克集群渡过谢斯特拉河，每次停车休息政治指导员都会放一张新唱片鼓舞士气。声情并茂的男高音歌咏秋天阳光，人人都相信这次交兵将速战速决。一线部队获得了关于瑞典边境线的详细指示，以免不小心侵犯瑞典领土。

但事情从刚开始就偏离计划。红军官兵夺取拉亚约基火车站，却没多少平民出来欢迎他们。指导员的唱片放了一张又一张，可是歌中描写的芬兰美女在哪儿？大部分芬兰妇女都参加抵抗组织“洛塔斯瓦德”了。苏联士兵深感不解：“我们要解救的人呢？芬兰人的生活比我国集体农民好得多”。于是把能找到的老百姓统统聚拢，遣送苏联卡累利阿地区伐木。

随着逐渐深入芬兰境内，遭遇的抵抗越来越强。白天几千个战士死于毫无意义的进攻，伤员躺卧雪地活活冻死。天黑芬兰狙击兵从树林精确射击，令红军夜不能寐。指导员的唱片机被炮弹炸碎，歌声戛然而止。

12月的索穆萨尔米战役芬兰军击毁、烧毁239辆苏联坦克，重挫第44步兵师和163步兵师。见此惨败，一位红军坦克兵害怕上级找借口枪毙自己，索性举手投降。历史没有记下这位坦克兵的名字，他只是1938年初冬斯大林派出的几十万人之一。但记者在芬兰档案馆找到一份致芬兰政府请愿信，可以推测出自此人之手：“部长先生！求求您了！不要送我回苏联！我的灵魂在芬兰人民面前无罪，别让我灭亡！我愿意工作挣一块面包。尼基弗尔·顾巴列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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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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