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居民，年仅24岁就荣膺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和区优秀纠察队员，曾多次抓获罪犯和扰乱公共秩序者，照片常年高挂光荣榜。然而在劳动和公益服务之余，这位“热心”市民致力于自己的秘密事业——净化社会。

悲惨童年

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1953年生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户普通人家，母亲严重酗酒，父亲是母亲酒友，一听说怀孕就跑没影儿了。弗拉基米尔的成长环境堪称恶劣，母亲的酒瘾令他十分恼火，两人争执吵闹不断。终于在一次冲突后母亲决定把儿子托付亲戚照看，自己远赴塔什干。

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大概率会重蹈爹娘覆辙，但弗拉基米尔例外。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对酒精深恶痛绝，立誓滴酒不沾，最后发展到极端境地，憎恨一切饮酒之人。不过，如果说他对男性尚且容忍的话，对于酗酒女性则视如眼中钉肉中刺。

优秀工人

退伍复原回来，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在铁路做装配工。他很快成为本单位模范工人，积极劳动、不抽烟不喝酒、从不迟到、超额完成指标、随时准备顶替请病假同事……总之是大家仰望学习的榜样。胸前佩戴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徽章，光荣榜永远少不了他的笑脸。

除了工作优异，弗拉基米尔的女人缘相当不错。他身材高大健壮，相貌不俗，惟长期相处并不容易。婚结的快离的也快，原因是夫妻频频为饮酒问题争吵。弗拉基米尔认为每个月喝一杯属于“酗酒的极端阶段”，无法容忍，但妻子觉得没那么严重。最终二人闹翻，家庭破裂。

单位领导得知此事，悉心照料弗拉基米尔生活，力排众议分给他一套火车站周边的独立公寓。弗拉基米尔知恩图报，积极服务社会，业余时间参加人民志愿纠察队街头巡逻，多次协助抓捕犯罪分子获奖状，被大家称为区最佳纠察队员。

连续杀人

婚姻失败后弗拉基米尔单身一段时间，开始另择佳偶。结识饭店女工安吉丽娜·科罗廖娃，不久即同居。偶尔女友带着满身酒气回家，难免吵闹撕扯一番，但好歹没出大事。1977年12月9日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犯下第一桩罪案，起因简直像老掉牙的笑话——男人推开房门，当场捉到女人搂着……不，不是奸夫，是酒瓶子！在弗拉基米尔看来这比出轨严重百倍，二话不说冲上前掐住科罗廖娃脖颈，直到她停止呼吸……

看着女友尸体，劳动突击手如梦初醒：原来天降大任于本人，必须清除全社会饮酒女子，无论她们喝得多或少。于是拿出不逊于上班的热情投入“新使命”。首先用刀和斧头将安吉丽娜·科罗廖娃肢解，找荒废处藏好。然后独自在市内热闹地段巡查，跟踪喝过酒的女人。

女友丧命后第三天，弗拉基米尔在一家商店外搭讪安娜·彼得罗娃。这女人明显醉醺醺的，爽快答应跟他回家“办事”。弗拉基米尔故伎重演，在家掐死彼得罗娃并肢解，抛尸不同地点。

一星期后（12月20日）以同样手法杀死安娜·波波娃，八天后杀死第四名受害者叶卡捷琳娜·马尔琴科。1978年1月初两位受害者的碎尸被发现，市内谣传出了“食人魔”。1月13日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杀死玛丽亚·格拉西莫娃，1月25日两名十五岁少女（因娜·伊格纳希娜、斯维塔·叶列梅耶娃）失踪的消息震惊全城。

被捕落网

警方倒查过去几个月的失踪妇女报案，试图寻找线索。第一起案件是去年12月9日餐厅员工报告的同事失踪，即安吉丽娜·科罗廖娃。12月中旬警察曾询问弗拉基米尔，他说女友病了，送医住院后下落不明，但她“爱酗酒”，猜测找地方买醉去了。

弗拉基米尔的口供直到1月底第七名疑似受害者失踪后才引起怀疑，结果发现他根本没送女友去过任何医院，也无人在医院见过这位妇女。遂二次传唤弗拉基米尔并短暂拘留，搜查其住所，在阳台帆布袋内发现两名失踪女学生的尸块。弗拉基米尔的邻居被请去看现场作见证，房间不大，一股血腥味，邻居刚进门就心脏病发晕倒了。事已至此，继续抵赖毫无意义，弗拉基米尔供称自己借“听音乐”的幌子骗女学生回家，倒酒请她们喝，见二人同意遂杀死分尸，但没来得及抛弃。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她们这个年纪就轻易跟陌生人回家喝酒，又能有什么下场呢？”接着交代了之前几次谋杀案的细节和未被发现的藏尸地点。此人一个月杀害七名女性，若非及时抓获，受害人数肯定更多。

政府担心市民闻讯动用私刑，在押解弗拉基米尔·特列季亚科夫进行侦察实验和受审期间安排武装人员携警犬看守。医生鉴定认为此人患精神病，有幻想肩负“天命”之倾向。但最终他被宣布为正常人，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1978年8月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法院判处其死刑，РСФСР最高法院驳回上诉，1979年8月执行枪决。

延伸阅读：

斯摩棱斯克连环奸杀妇女案

连环杀人犯尼古拉·拉德克维奇

1968年库尔斯克逃兵杀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瓦季姆·孔德拉季耶夫

本文依据1959年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死亡事件刑事案卷及队员日记撰写，括号内数字为刑事案卷页码。悲剧发生六十五年之后，我认为这些信息对于研究这一谜案的人会有帮助。

1959年1月23日
索格林（330页）：1月23日迪亚特洛夫的队伍离开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四个小时后我们队出发。我于2月24日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译注：谢尔盖·索格林是另一支登山队的领队）

1959年1月24日
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和布利诺夫登山队一起）抵达谢罗夫市。

1959年1月25日
迪亚特洛夫队抵达伊夫杰利，之后坐大客车到维寨村过夜。

1959年1月26日
迪亚特洛夫队从维寨村出发，乘坐卡车到41号伐木区，在此借宿。

1959年1月27日
下午16时迪亚特洛夫队离开41号伐木区，使用滑雪板（马拉大车装运背包）前往已荒废的北方第二定居点，并在此过夜。

1959年1月27日
询问证人迪亚赫雷：1959年1月26日傍晚5时许十名旅行者坐大客车从维寨村来到此地。他们携带滑雪板和其他东西，每人一副滑雪板、一个背包。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和工人一起住集体宿舍。晚上我去宿舍看望，同其中一人谈论了他们的旅行路线。那个学生说他们将前往北方二号矿场，接着进入乌拉尔山，但没具体说怎样从乌拉尔山返回维寨村的路线。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1959年1月28日
迪亚特洛夫队从北方二号定居点滑雪出发，尤里·尤金（因病）离队，赶马车返程。

1959年1月29日
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公用日记：59.1.29，第二天，滑雪前进。从洛兹瓦河宿营地到奥斯皮亚河宿营地。走的是曼西人小路。天气不错，零下13度。风不大。洛兹瓦河大面积结冰。以上。科利亚·蒂博。
（译注：科利亚·蒂博全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蒂博-布里尼奥勒）

1959年1月30日
登山队公用日记：1959年1月3日，这篇日记写于途中、严寒中、行进中。今天第三次在寒冷的奥斯皮亚河岸宿营。渐渐习惯了。炉子是个好东西……

1959年1月30日
吉娜·科尔莫果洛娃日记：59.1.30沿奥斯皮亚河前进，寒冷。曼西人小路已到头了。针叶林。早晨阳光明媚，这会儿冻死人。我们沿奥斯皮亚河走了一天。在曼西人小路宿营。科利亚今天不值班，所以我和鲁斯捷姆值班。我们烧了尤金的手套和第二件毛衣。他总是说脏话。今天可能要搭储物棚了。
（译注：吉娜·科尔莫果洛娃全名吉娜伊达·阿列克谢耶芙娜·科尔莫果洛娃，鲁斯捷姆全名鲁斯捷姆·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洛博金。分手时尤里·尤金将部分给养和衣物赠予队友）

1959年1月31日
登山队公用日记：1959年1月30日，今日天气较差：刮风（西风），有雪（显然是杉树飘落的），因为天空晴朗无云。我们出发较早（约上午10时）。沿着曼西人小路滑雪痕迹前进。（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走曼西小路，不久前一个猎鹿的猎人走过）。昨天我们遇见他，看来他宿营了，鹿没继续往前跑，猎人自己也没越过老路的记号，我们现在循着他脚印走。今天过夜的感觉出奇好，虽然气温低（零下18-24度），但温暖而干燥。今天走得十分艰难。痕迹不明显，我们常常跟丢或凭直觉摸索。所以每小时行进1.5-2千米。随后想出了更有效率的新走法。第一个人扔下包轻装走5分钟，回来休息10-15分钟，再追赶其他队员。不间断滑雪开路法就这样诞生了。第二个人尤其吃力，因为要背着包走第一个人的滑雪辙印。渐渐远离奥斯皮亚河，连续上坡，但相当平稳。杉树基本看不见了，只有稀疏的桦树林。我们抵达了森林边界。西风温暖强劲，风速类似飞机上升时的气流。雪面冰层光秃秃一片，建立储物棚的问题想都别想啦。约4点钟面临择地宿营。向南下降到奥斯皮亚河谷。这边可能是雪最厚的地方，1.2-2米，风不大。我们精疲力尽，开始搭帐篷。木柴不多，都是细小潮湿的杉树枝。于是用原木搭篝火，不想挖坑。直接在帐篷里面吃晚饭。挺暖和。难以置信在远离居民点几百千米山坡的某个位置，听着呼啸风声，竟能有如此舒适环境。迪亚特洛夫。

1959年2月1日-2日
推测2月1日夜间-2日某个时段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全体遇难。

1959年2月6日
询问证人波波夫（刑事案卷第48页），此人是维寨林工段通信科长（询问在维寨进行，由波鲁诺奇内镇警察局长楚迪诺夫上尉主持）。

1959年2月6日
卡列林搜救队（210页）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发，沿奇斯托普山、奥伊科恰库尔山、祷告峰一线徒步寻找（共8人，其中包括阿特曼纳基）。

1959年2月16日
布利诺夫给市委打电话，又询问乌菲姆采夫同志，皆未收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电报。
（译注：尤里·布利诺夫是乌拉尔工学院旅游系教职工）

1959年2月17日
布利诺夫打第二遍电话。

1959年2月17日
卡列林搜救队的阿特曼纳基（211-212页）早晨目睹一枚火箭飞过。

1959年2月18日
市委联系维寨村询问情况。

1959年2月19日
收到维寨村答复，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未归。

1959年2月20日
马斯连尼科夫（64页）：59.02.20我接到体育总委员会乌菲姆采夫同志电话，叫我赶快回电。约下午3时到3时30分我给乌菲姆采夫打电话，他当即告知我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失踪，本应2月12日返回，至今未归。我把我掌握的这条路线的情况给他讲了，因为乌菲姆采夫对路线知之甚少。我还说这条路十分难走，登山队实力很强，不可能迷失方向，所以肯定出大事了……
（译注：叶夫根尼·马斯连尼科夫是苏联“体育健将”称号获得者，上伊赛特冶金厂党委书记）

1959年2月20日
决定派遣布利诺夫同志和乌拉尔工学院运动俱乐部主席戈多同志赶赴伊夫杰利市。

1959年2月21日
马斯连尼科夫（65页）：星期六上午9时厂长切尔纳文接到州工会委员会书记切夫塔耶夫电话，请我去谈谈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事。我于2月21日11时抵达切夫塔耶夫家，一直坐到下班时间。切夫塔耶夫家有五、六位州工会委员会领导同志，我向他们介绍了登山队、登山路线和训练水平等情况。我说，不会因为准备不充分或装备故障发生事故。与会者表示收到伊夫杰利和维寨方面的信息，但登山队情况不明。学院已经成立指挥部进行搜救。我提出可能某个队员腿部受伤，队伍协助此人下撤所以速度放慢。还有人提出某个队员患了流感，整支登山队现在隐蔽处藏身。

1959年2月21日
捷姆帕洛夫的询问笔录：“1959年2月21日苏联共产党伊夫杰利市委书记普罗达诺夫同志告知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学院九名大学生旅行者远足未归。我采取措施查明大学生旅行者的去向，并在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协调下指派迪亚赫雷先生坐直升机寻找学生。迪亚赫雷同志熟知伊夫杰利地区地形，很适合搜寻旅行者及其踪迹、确定他们的移动方向。他用两天时间从伊夫杰利市坐直升机飞往北方”……

1959年2月21日
询问证人迪亚赫雷：2月21日苏共市委И.С.普罗达诺夫同志找我，告诉我一队大学生旅行者走失了。59.02.21本人和一名工学院大学生，我不知其姓名，以及机长斯皮岑和领航员坐‘雅克’飞机飞往维寨村，然后逆洛兹瓦河飞行，越过41号伐木区、北方二号矿区、北鲁德尼克，飞抵奥斯皮亚河口，继续逆奥斯皮亚河飞行。之后我们反向飞过北方二号矿井和41号伐木区，在北托谢姆卡扭头向西，试图飞越乌拉尔山脊搜寻西坡，但乌云密布、风力强劲，我们只好返回伊夫杰利市机场。

1959年2月21日
询问证人迪亚赫雷：59.02.22我和学院代表戈多再次乘坐直升机降落维寨村，接上护林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飞向北托谢姆卡，去找亚历山大·普罗科皮耶维奇·阿尼亚莫夫（曼西人）的帐篷。阿尼亚莫夫表示没见过任何旅行者路过和停留。之后我们飞到维寨河上游、安丘恰支流上空。我们在此着陆，库兹涅佐夫领我去帐篷，这里有曼西人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巴赫季亚罗夫、尼基塔和尼古拉的5顶帐篷。我们得知约16天前大学生们曾在此饮茶，但未在曼西人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巴赫季亚罗夫家过夜。曼西人卡捷琳娜说男人们昨天即59.02.21夜晚骑着驯鹿进乌拉尔森林打肉了。对此，我们不知道巴赫季亚罗夫家9天没在帐篷，也无人告诉我们。我们再次起飞向西飞乌拉尔山，观察到巴赫季亚罗夫家帐篷到维寨河之间1.5千米清晰的曼西人滑雪痕迹。我们未发现旅行者的痕迹。

1959年2月22日
乌拉尔工学院工会委员会成立了斯洛博金（工会主席）领导的指挥部，开始全力搜救。指挥部24小时轮流值班。斯洛博金本人带领一些人飞赴伊夫杰利。

1959年2月22日
阿克谢尔罗德：2月22号星期天，我利用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逗留的机会顺便去了趟乌拉尔工学院10号宿舍楼迪亚特洛夫的房间。我问隔壁的齐戈文采夫，迪亚特洛夫回没回来，他说还没回来，已经开始搜索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场悲剧、听说搜救开始。

1959年2月22日
鲍里斯·斯洛布佐夫（298页）：包括我在内的第二组人于1959年2月22日坐飞机去伊夫杰利市。

1959年2月23日
鲍里斯·斯洛布佐夫（298页）：我于1959年2月23日坐直升机到达现场。我是搜救队领队。

1959年2月23日
马斯连尼科夫（65-66页）：59.02.23中午我接到乌菲姆采夫电话，告知我没有积极结果，学院已经投入力量搜救。之后我给学院工会委员会打电话，又联系维什涅夫斯基，他也给我打了电话。维什涅夫斯基告知我搜索无果，让我到学院跟他们一起商讨这个问题。我在学院一直待到半夜12点，把登山队的训练细节、行进路线、我认为登山队可能遭遇的情况以及我对组织搜救的考虑统统讲了一遍。学院已经派遣斯洛布佐夫率领的一支大学生搜救队，沿着迪亚特洛夫攀登路线搜索。伊夫杰利传来消息说在奥斯皮亚河中游发现迪亚特洛夫宿营地，北方勘察队的一组地质工作者正循迹搜索，还有三组曼西人已经出发：一组搜奥伊科恰库尔山，一组搜河岸，第三组搜奥托尔滕山。学院负责同志认为不应派遣更多队伍。我发表观点，认为应继续增派。在我看来最好派出一组能取得更好结果的大学生搜救队。为此，我致电维什涅夫斯基、工会委员会主席斯洛博金和党委书记扎奥斯托洛夫斯基。9点钟他们在校长办公室碰头，叫我过去。决定派出由大学生格列本尼克率领的一支队伍，搜索奥伊科恰库尔山，之后跟斯洛布佐夫的队伍会师。斯洛布佐夫从奥托尔滕出发走北坡，格列本尼克走南坡，等于之字形搜索。校长西乌诺夫立即向厂长切尔纳文提出希望借调我担任搜索小组顾问。我本人不反对，厂长同意这一请求……

1959年2月24日
季托夫（135页）乘坐雅克-12飞机空中观察搜救区域。

1959年2月24日
马斯连尼科夫（66-67页）：02.24我坐飞机去伊夫杰利，格列本尼克搜救队、维什涅夫斯基和奥尔丘科夫同行。戈多和布利诺夫已经在伊夫杰利，布利诺夫是搜救组织者，戈多负责物资保障。同一天苏共市委开会决定沿着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可能行走的全部路线进行搜索。

1959年2月24、25、26日
马斯连尼科夫（67页）：2月24、25、26三天，搜索奥伊科恰库尔的格列本尼克队展开行动，搜索普尔马河-维舍拉河之间山口的切尔内绍夫队展开行动，搜索奥托尔滕的阿克塞尔罗德队展开行动。要求斯洛布佐夫转往奥斯皮亚河方向。

1959年2月24日
索格林（330页）：1月23日迪亚特洛夫的队伍离开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四个小时后我们队出发。我于2月24日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1959年2月24日
奥尔丘科夫（307页）：1959年2月24日上级命令我去伊夫杰利组织搜救一队旅行者。同一天军区空军司令接见我，达成了调拨一架飞机、两架直升机保障搜救的协议。2月24日11时我们同乌拉尔工学院副校长Н.Ф.普列特尼奥夫同志、党委书记Ф.П.扎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以及运动健将、工程师Е.Н.马斯连尼科夫率领的一队大学生运动员共12人飞往伊夫杰利市。当天抵达伊夫杰利后，市委第一书记И.С.普罗达诺夫同志召集我们开会，与会的包括伊夫杰利劳改营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同志、北方勘察队队长苏雷曼同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民航中队负责人，还有伊夫杰利地区检察官В.И.捷姆帕洛夫。决定在迪亚特洛夫和队友行进的整条路线上空降人员。

1959年2月25日
季托夫（135页）：我和一组乌拉尔工学院工作人员乘坐安-2飞机沿乌拉尔山东坡飞往普尔马河、奥斯皮亚河。一队由11名滑雪者组成的搜救队已到达奥斯皮亚河边，我们向其空投信号筒，指示搜索方向。

1959年2月25日
索格林（331页）：2月25日我飞往伊夫杰利。当天阿克塞尔罗德、季皮金、雅布罗夫、齐格林采夫也飞来了，后两位是无线电操作员。他们在阿尔乔莫夫斯克着陆，准备携带电台，却发现电台完全不适合救援工作（重约200千克）。于是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面、跟无线电厂交涉三个小时，我们只带走两部电台（飞机装不下更多）。晚上委员会开会，我和阿克塞尔罗德应邀出席。我在会上了解到的情况表明，有效的、有计划的搜救行动直到马斯连尼科夫抵达之后才真正开始，因为原先那批人在登山和搜救方面纯属外行。

1959年2月25日
阿克塞尔罗德：我和无线电操作员、登山运动员索格林与季皮金等乌拉尔工学院学生2月25日傍晚飞往伊夫杰利，下了飞机立刻到搜救指挥部开会。我对斯洛布佐夫小队停留奥托尔滕山的决定表示疑虑，提出把我们人数较少但机动性强的小队派往奥托尔滕山——即迪亚特洛夫登山路线的最北端。经过长时间讨论，接受了我的提议……

1959年2月25日
切尔内绍夫（88页）：59.02.25晚7点钟我部指挥员布雷金同志找到我，叫我跟他一起去旅馆。路上他告诉我，我将带领一支队伍搜救失踪旅行者。在宾馆见到许多我之前不认识的同志：奥尔丘科夫上校、马斯连尼科夫、维什涅夫斯基等。大家开始讨论搜救方案，要求我组建5-6人搜救队，准备于59.02.26下午13时动身前往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活动区域。我的队员包括：弗拉索夫大尉、西德洛夫准尉、韦尔霍夫斯基中士和文职人员雅布隆斯基，这几位同志都曾在针叶林地区生活过多次，擅长捕猎和追踪。我们的任务是携带七天口粮，搜寻迪亚特洛夫登山队踪迹。我们要在普尔马河上游距离“1079”山口约25千米位置着陆，翻越山口并调查维舍拉河上游，之后紧贴山脊向南进发，计划在维舍拉河上游与斯洛布佐夫小队会合。

1959年2月25日
格列本尼克的小队在奥伊科恰库尔地区着陆，卡列林的小队准备在萨姆帕尔恰赫地区着陆。

1959年2月26日
失踪登山队员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的姐姐莉玛1959年2月26日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发电报。

1959年2月26日
鲍里斯·斯洛布佐夫：我们小队于1959年2月26日发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帐篷。

1959年2月26日
切尔内绍夫：59.02.26我们起飞并在指定路线区域着陆。第二天我们抵达山口，收到飞机空投的关于改变计划的通知书，称在“1079”高地发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帐篷及两具尸体。要求我们向“1079”和“880”高地移动，距我们所在位置约25千米。我们在上述地点未发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踪迹，途中一架直升机追上我们，把我们直接送到帐篷那边。斯洛布佐夫小队、卡列林和马斯连尼科夫已经到现场了。莫伊谢耶夫和他的犬当天展开搜索，迅速找到科尔莫果洛娃和迪亚特洛夫遗体。

1959年2月26日
马斯连尼科夫（67页）：02.26卡列林小队在科米自治共和国萨姆帕尔恰赫山区着陆。斯捷潘·库利科夫率领一队曼西人离开苏耶瓦特保尔村前往奥斯皮亚河。

1959年2月26日
切尔内绍夫大尉率领的一队伊夫杰利劳改营侦察员抵达山脊，任务是调查奥斯皮亚-普尔马河及普尔马-维舍拉河一带。

1959年2月26日
索格林（331页）：本人参加阿克塞尔罗德小队，于2月26日坐直升机降落在奥托尔滕山东麓。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搜索交界处及各处山坡，因为研判该地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最大。

1959年2月26日
阿克塞尔罗德：尽管2月26日天气恶劣，由本人、索格林、季皮金、雅布罗夫和齐戈文采夫组成的搜救队（我担任队长）仍然于下午4点钟乘坐直升机降落在距离奥托尔滕东部高地8千米处。由于临近天黑，我决定今日不进行搜索，在苏尔帕河谷林木线以下扎营过夜。

1959年2月26日
阿特曼纳基（214页）：2月26日12时我们登上直升机，在880高地洛兹瓦山口凸峰右侧凹部降落。我队包括四名旅行者、两名携犬向导，任务是分作两组，一组人寻找合适位置宿营，另一组人携犬仔细搜索从帐篷往下到洛兹瓦河之间地带。我、鲍利索夫、向导莫伊谢耶夫和莫斯托沃伊将滑雪板留在第二山口，沿斜坡走向1079高地，在第一山口遇见斯洛布佐夫小队的几个人，他们告知了迪亚特洛夫帐篷的大概位置。斯洛布佐夫小队其余队员位于山口凸峰……

1959年2月26日
证人克拉斯诺巴耶夫的询问笔录（54页）：根据第八林务段主任哈基莫夫同志的指示，1959年2月26日本人前往巴赫季亚罗夫村，那边住着五户曼西人。该村距离第100号林班约36千米。我此行的目的是询问曼西人乌拉尔山和他们村之间有没有过路旅行者留下的窄滑雪板痕迹。

1959年2月26日
捷姆帕洛夫就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死亡事件刑事立案。

1959年2月27日
索格林（331-332页）：阿克塞尔罗德、季皮金和我2月27日离开奥托尔滕山苏利帕河营地。我们进一步搜索了每一处斜面和山口，下到南冰斗。经过10小时搜寻，我们认为迪亚特洛夫登山队不在奥托尔滕，斯洛布佐夫的队伍也不在这儿。斯洛布佐夫没上奥托尔滕山，上了1023高地。我们在山顶拾获1956年莫斯科大学登山队留下的字条。同一天，搜索期间我们接到空投通知，称在1079高地区域发现迪亚特洛夫帐篷。

1959年2月27日
阿克塞尔罗德：由我本人、索格林和季皮金组成的搜索小队2月27日晨8时10分出发，为了保持与飞机的联络（事先商量好的），让雅布罗夫和齐戈文采夫留守营地操作无线电台。我们搜索了十个小时，中间休息十五分钟吃午饭，行走约四五十千米，围绕林木线找遍苏尔帕河西部支流整个河谷，检查了奥托尔滕山、1024高地、1039高地、1041高地之间每个山口，自西南向东北横穿奥托尔滕山，绕过奥托尔滕西南峭壁登顶，拾获莫斯科大学登山队所遗留注明日期1956年的字条。大约下午1点钟，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投放指令，要求我们继续搜索，并告知在我们南面约12-13千米的1079高地发现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全部行李和滑雪板。我断定他们已经全员遇难，提议脱帽致哀。因为很显然，不带滑雪板的话这支登山队哪也去不了。之前从伊夫杰利出发时已约定直升机2月28日下午4点钟来接我们……

1959年2月27日
马斯连尼科夫：2月27日我们把切尔内绍夫小队从搜索路线上撤下来，转移到“1079”高地，库利科夫小队、阿克塞尔罗德小队和莫伊谢耶夫的劳改营携犬小队也撤了，这样就集合了7队人。59.02.27我被任命为联合搜救指挥部负责人，赶赴“1079”高地，傍晚在高地附近建立了36人搜索营地。克里沃尼申科、多罗申科、伊戈尔·迪亚特洛夫和吉娜·科尔莫果洛娃的尸体都是民间搜救队当天找到的。检察官捷姆帕洛夫同志参与起草了尸体发现地点的勘验记录。

1959年2月27日
卡列林（290页）：2月27日直升机送我们到前一天发现帐篷的地方。我们把背包留在直升机降落的山口，派两个人下到洛兹瓦河谷择地扎营，另两个人和两位向导、两条犬前往帐篷继续搜寻。那天发现四具尸体：科尔莫果洛娃、迪亚特洛夫、克里沃尼申科和多罗申科。

1959年2月27日
询问捷姆帕洛夫的笔录：“1959年2月27日有人通知我在1079山发现一具尸体和大学生旅行者帐篷。我立即坐直升机前往1079高地，又在这个高地找到三具尸体，共四具，后来发现第五具。另外四名大学生暂未找到，因为山区积雪甚厚，但搜索仍在积极进行。我给尸体拍了照片，写了记录，把尸体从现场抬到直升机起降场。我通过无线电要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派来有经验的法医专家解剖尸体。”

1959年2月27日
阿克塞尔罗德：2月28日下午5时左右我的小队返回伊夫杰利，跟我们同机的是地区检察官捷姆帕洛夫，他告知我发现了四具无外衣尸体：迪亚特洛夫、科尔莫果洛娃、克里沃尼申科和佐洛塔廖夫（后来确认是多罗申科）。到了伊夫杰利，阿尔丘科夫问我接下来怎么打算，我说我个人及全队完全服从搜救指挥部的安排……

1959年2月28日
马斯连尼科夫（70页）：59.02.28检查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帐篷。检查发现帐篷内存放着几乎全部的个人物品和公用装备。帐篷距离“1079”高地山脊（海拔900米）150米，系用滑雪板和滑雪仗插进雪地支搭而成。入口朝南，从南面看篷布完整，但北面篷布破损，所以帐篷整个后半段被雪压盖。雪不多，是二月风吹着堆起来的……

1959年2月28日
询问捷姆帕洛夫的笔录：59.02.28我在证人见证下检查旅行者帐篷，位于距离1079高地山脊150米处。我发现帐篷内有大学生的全部个人物品……

1959年2月28日
山口的无线电报（160页）：搬运三具尸体到直升机起降场。第四具明日搬运，其面部难以识别，有人认为是多罗申科而非佐洛塔廖夫，他们都是大块头。检查了帐篷所在位置，形成笔录，搬运帐篷内10套内衣8双鞋子9个背囊等遇难者全部个人物品到直升机起降场以便送交你处，现场口粮2-3天，其余8天口粮显然在奥斯皮亚河上游营地，各小队已在收集。

1959年2月28日
索格林（332页）：第二天（注：2月28日）我队返回伊夫杰利，又得知找到四具遗体：迪亚特洛夫、科尔莫果洛娃、克里沃尼申科、佐洛塔廖夫，后者经辨认实际是多罗申科。既然事故地点已确认，各搜救队纷纷回撤转移到出事位置。任命马斯连尼科夫指挥搜索1079高地。

1959年2月28日
阿特曼纳基（218页）：除了值班人员和收集木柴、整修营地的个别人员之外，2月28日全体出动翻越山口搜索。一部分人陪同伊夫杰利市检察官去帐篷拆卸物品、撰写报告，花了一整天时间。另一部分人搜索雪松前方峡谷、雪松周边地带及昨天发现死难同志的位置。还有一队携犬向导也在工作。上述搜索未取得新成果。五人小队把三具尸体运过山口，之后再运回伊夫杰利。死者遗物也运过山口等待转移。晚间联络伊夫杰利，索要了探杖、必需食物及物资。次日天气十分恶劣（寒冷、刮风、能见度低），小队翻越山口，一架直升机飞来将死者遗物和装备运走。

1959年3月1日
索格林（332-333页）：3月1日我、阿克塞尔罗德、季皮金和Л.Н.伊万诺夫进入事故现场。一大群头戴防寒帽的人迎接我们，风卷着雪扑面而来，企图把人吹下高原。我们迅速把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东西和几个人装进直升机。一块大石头后面三具尸体已经运来直升机起降场。虽然天气恶劣，我们仍展开搜索。开始排查斜面，但由于条件恶劣和人员经验不足，效率并不高。我们经过科尔莫果洛娃和迪亚特洛夫死亡地点，走到一棵雪松旁，穿衬衣、衬裤的克里沃尼申科就是在这儿找到的。树旁散落焚烧残渣，因为缺少足够木柴，火仅燃烧了两小时……之后返回营地帐篷，搬运克里沃尼申科遗体到直升机起降场。

1959年3月1日
阿克塞尔罗德：我和州刑事侦查检察官Л.Н.伊万诺夫及索格林、季皮金坐直升机进入搜索地区。一落地，冻得我们赶快脱掉皮鞋换毡靴，又把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帐篷等物品装进机舱。三具尸体：科尔莫果洛娃、迪亚特洛夫和多罗申科已经运来了。小队随即投入搜索，我很清楚死难的人都在山谷，这么多天过去了，遗体肯定被雪掩埋，要找只能在这儿找。从那天起直到离开（3月9日），我每天都拿着探杖参加搜索。

1959年3月1日
指挥部致马斯连尼科夫无线电报（161页）：送阿克塞尔罗德和小队去伊夫杰利（18:00？）

1959年3月1日
指挥部18:30致马斯连尼科夫无线电报（162页）：有人提议派给你们携带探雷器的工兵。请告知您的意见。

1959年3月1日
马斯连尼科夫18:35回复指挥部无线电报（166页）：因为雪下的人没有金属物品，所以带探杖的工兵比带探雷器的更管用。

1959年3月2日
索格林（333页）：……由于强风、大雪和能见度低无法工作，众人返回营地。在营地附近找到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储物棚，搭建的并不差，其中物品表明这支队伍行前做了充分准备。

1959年3月2日
马斯连尼科夫（71页）：59.03.02斯洛布佐夫和库利科夫小队发现储物棚，位置在奥斯皮亚河边100米、林木线以下500米。储物棚内各类物资19种，总重55千克。按照登山者每人每天1200克口粮标准，这些物资可支撑6-7天徒步。储物棚搭建的十分可靠，预备了回程时过夜的木柴。除食品外，还存放了攀登中用不到的东西：备用滑雪板1副、备用靴子2双、曼陀林琴、急救箱（药品非常齐全）。

1959年3月2日
马斯连尼科夫18:30致指挥部无线电报（167页）：本日洛兹瓦河谷搜索行动失败。二十二人登上山口，因风雪和能见度低被迫折返。改为收集木柴、加固营地以备增援队伍抵达。斯洛布佐夫和库利科夫小队在我们营地400米外奥斯皮亚河边发现迪亚特洛夫的储物棚，棚内有19类总重55千克的物资，以及药箱、暖靴、一双滑雪鞋、曼陀罗琴、一套带灯泡的电池和备用滑雪板。伊万诺夫的报告列出了这些物资的清单和重量，并按照他的决定留在储物棚不动…… 事故原因可能是某种异常自然现象，也可能是气象火箭飞过——2月1日伊夫杰利有人看见，2月17日卡列林小队亦曾目击。

1959年3月3日
马斯连尼科夫12:30致指挥部无线电报（168页）：第一次飞行将送走伊万诺夫、雅罗沃伊和四具遗体，第二次送走斯洛布佐夫小队六个人…… 最好能够澄清2月1日夜晚是否有新型气象火箭飞越事故地区上空。

1959年3月3日
山口发给指挥部的无线电报（171页）：八人工兵小队抵达，顺利进入营地。直升机运走遗体，检察官和记者也走了。

1959年3月3日
索格林：3月3日天气稍微好转。决定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遇难地点划为若干区域，用探杖细致摸排。这些区域外，派遣民间队伍搜索外围可疑地点。这些是3月8日之前的搜索计划。

1959年3月4日
索格林（334页）：我、阿克塞尔罗德、科罗廖夫和三个莫斯科人去看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搭帐篷的地方。大家一致认为帐篷搭建符合旅行及登山的各项准则，所在山坡并不陡峭，斜度约15-18度。

1959年3月4日
无线电报（184页）：舍斯托帕洛夫小队搜完了300×120米的雪松地段。

1959年3月4日
新闻媒体到医院停尸房查看第一批四名死者：多罗申科（104-111页）、克里沃尼申科（112-119页）、迪亚特洛夫（120-126页）、科尔莫果洛娃（127-134页）。

1959年3月5日
索格林（334页）：斯洛博金的遗体于3月5日寻获，穿短上衣、短裤和一双毡靴（第二双在帐篷内）。近几日天气多变，强风、暴雪为主，属于乌拉尔三月份典型天气。
（译注：斯洛博金全名鲁斯捷姆·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洛博金）

1959年3月5日
阿克塞尔罗德：人们在厚度至少350㎜的积雪下找到遇难者之一鲁斯捷姆·斯洛博金遗体。他脸朝下趴，双臂伸展，一只手（右手）大拇指关节被什么东西擦伤，这只手还戴一块腕表。头戴帽子，凭这一点我认为斯洛博金死亡时没刮大风，否则他咽气后帽子必然被吹跑。一只脚（右脚，也可能记错了）穿毡靴，另一只没穿，压在右脚下面。面容十分平和，体表看不出任何暴力痕迹。

1959年3月5日
无线电报（184页）：小队（舍斯托帕洛夫）工作非常吃力，探查了500米长、250-150米宽的地段。在科尔莫果洛娃和迪亚特洛夫尸体位置之间某处，15厘米积雪下寻获第五具遗体，是鲁斯捷姆·斯洛博金。

1959年3月6日
无线电报（187页）：小队搜查了250×100米的整个河谷，无收获。少数人从急流上方山脊穿越880高地下方林木线……

1959年3月7日
马斯连尼科夫的无线电报（191页）：在帐篷下方450米处发现一盏点燃的灯，在距离帐篷20米处发现一块破损滑雪板。明日三八节休息一天。我认为搜索必须在四月底之前停止。天气正在好转。明天将有三位莫斯科人和我一道坐直升机，但愿能捎带几个平民。

1959年3月7日
索格林（335页）：3月7日完成了预定工作量。我们探查了从帐篷到雪松长1.5千米、宽300-400米的整条谷地，远及雪松后面半径200米范围。民间搜救队排查了直到洛兹瓦河的整条山谷，以及880高地和全部山坡。我自己参加了山谷和880高地的探查活动。

1959年3月8日
马斯连尼科夫飞往伊夫杰利向市委汇报，巴尔津和巴斯金同行。

1959年3月8日
新闻媒体到医院停尸房查看鲁斯捷姆·斯洛博金遗体（刑事案卷95页）。

1959年3月9日-10日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迪亚特洛夫、斯洛博金、科尔莫果洛娃、克里沃尼申科、多罗申科举行葬礼。

1959年3月9日-10日
巴托洛梅搜索队飞赴搜索现场，卡列林搜索队离开搜索现场。

1959年3月16日
侦察员伊万诺夫要求对帐篷进行技术检验。

1959年4月3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Г.Е.丘尔金娜对帐篷进行技术检验。

1959年4月16日
帐篷检验完毕。
（译注：查明帐篷破口系自内向外切割等情况）

1959年4月30日
决定将刑事侦查延期至1959年5月28日。

1959年5月5日
找到最后四名遇难者：谢苗·佐洛塔廖夫、柳德米拉·杜宾娜、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尼古拉·蒂博-布里尼奥勒。

1959年5月9日
四名遇难者遗体送入医院停尸房。

1959年5月12日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佐洛塔廖夫、杜宾娜、科列瓦托夫、蒂博-布里尼奥勒举行葬礼。

1959年5月18日-25日
列瓦绍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检查最后四名遇难者遗体的放射性。

1959年5月27日
放射性检查完毕（371-374页）。

1959年5月28日
刑事侦查终结，结论为“旅行者死亡原因是他们无法克服的自然力量”（384-387页）。

1959年5月29日
补充询问放射专家列瓦绍夫（375-377页）。

1959年5月29日
最后四名遇难者的显微解剖学检验（358-361），专家：甘茨，手写在练习簿上，无盖章和签名。

1959年6月1日
刑事案卷从莫斯科发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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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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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曼塔斯·普莱吉斯
（曾任立陶宛通信部长，议会国安与国防委员会成员）

苏联干扰“反苏广播”持续近60年，其中40年进行高强度干扰。冷战年间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对抗伴随着电子攻防，《世界人权宣言》所谓“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被苏联视为“粗暴干涉本国内政、反苏宣传”。

军事通信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武装部队首创无线电压制。1920年代初德国邮政局(Reichspost)使用一台5千瓦火花间隙发射机干扰彼得格勒-巴黎之间无线电报联络，该装置后来被魏玛国防军接管，放在柏林市鲁勒本区一直用到1926年。1923年法国人也从埃菲尔铁塔上干扰柏林的无线电发射机。1920年代末柏林封锁了共产国际广播。1931年苏联压制罗马尼亚广播信号。1934年奥地利用噪声覆盖柏林的电波。1936年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爆发无线电攻防战。1938年苏联压制德国对外广播，德国也压制了莫斯科的广播和英国BBC电台德语节目。1940年苏联开始系统性干扰梵蒂冈电台。1941-1945年苏德之间不流血的电子战如火如荼，柏林向莫斯科、伦敦播送敌意评论，后者以同样方式回敬。1946年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的无线电攻防战仍未罢休。1948年2月3日苏联开始大规模干扰美国之音(VOA)，4月13日干扰伦敦BBC。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建设全苏长波和短波无线电网络》的决议，由通信部负责落实。1948年8月发生了纽约苏联学校老师奥克萨娜·卡森京娜在领事馆坠楼丑闻，此事经美国之音广泛报道，引发社会讨论。1949年外国电台对苏广播的全部频率受到的干扰明显增加。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1951年3月30日致函苏联通信部长尼古拉·普苏尔采夫，要求为维尔纽斯“第600号设施”增配发射机，信中提到：“在（每天）06:00-06:45、00:15-00:45和17:15-17:45的大规模反苏广播时段，敌方分别有66台、48台和45台发射机工作，由于缺少设备无法保证完全干扰”。斯涅奇库斯又致函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要求连接克雷廷加海岸线的发射站进行干扰。截止1951年底维尔纽斯已投入使用通信部的18台干扰发射机、民航的1台干扰发射机和渔业部的1台干扰发射机。1953年12月8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第60号和61号设施》的决议，要求希奥利艾和克莱佩达的设施1953年12月25日之前开机运转。

至1954年1月1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第600号设施”已安装30台干扰机，计划增加到40台（拨款94万卢布购买设备及改造天线）；考纳斯“第603号设施”安装22台（计划增加到30台）；希奥利艾“第60号设施”安装15台（因房舍和土地狭小无法增加，只能择址新建）；克莱佩达“第61号设施”安装21台（计划增加到30台）。立陶宛部长会议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责成苏联通信部在帕涅韦日斯“新建设施打击反苏广播”，因为“该市及周边地区已登记的无线电接收设备达3000部”。

苏联向无线电防御投入巨资，干扰设备快速增长就是明证。1949年苏联使用350台短波发射机实施干扰，次年翻倍变成600台、1955年约1000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计约700台。饶是如此，“堵塞反苏广播”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立陶宛共产党中央1954年9月23日《关于打击反苏宣传广播》的决议指出：“尽管1953年在维尔纽斯、考纳斯、希奥利艾和克莱佩达等城市启用了专项设施，仍未彻底确保防止反苏广播”。除其他措施外，决定“责成立陶宛ССР拥有0.5千瓦及以上功率无线电发射机的部委和机关，响应通信全权代表之要求无偿提供这些发射机，用于干扰反苏广播”。《强化保护立陶宛ССР领土免受反苏广播的计划》规定到1958年“增加受干扰的无线电波数量至45个”。

这种势头之下，苏联无视联合国谴责干扰之决议也就不足为奇了。1960年代初苏联的短波和长波无线电防御网络（不包括社会主义邻国）拥有约1700台干扰设备，总功率16000千瓦。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须知早间和傍晚时段“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开动70部发射机进行对苏广播，总功率约8000千瓦。虽然功率上远胜对方，仍无法完全保护人民“不受大规模反苏广播”影响。1961年1月19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打击敌方无线电宣传的措施》的决议，部署大力扩建无线电防御网的任务，为此在苏联通信部设立专职部门。

彼时无线电压制的头号目标是“自由欧洲电台”(RFE)和“自由电台”(RL)。美国“自由欧洲委员会”曾尝试租用卢森堡、蒙特卡洛和“欧洲1号”商业电台的发射机，遭拒绝，美国人只好自建广播网络。1950年7月4日通过安装在曼海姆市附近一辆卡车上的7.5千瓦短波发射机，RFE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正式开播。7月14日开播罗马尼亚语节目，8月4日开播匈牙利语和波兰语，8月11日开播保加利亚语。当年RFE的节目在纽约WMCA演播室预先录制，通过航空邮件寄送德国。1951年5月1日晚11点RFE慕尼黑总部播出当天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5个小时后遭遇持续近40年的干扰。

1953年3月1日RL电台俄语节目使用两台10千瓦发射机开播：“这里是解放电台，请通过31米短波波段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半小时的节目预先在RL电台慕尼黑总部六个演播室之一录制，派专员送往兰佩特海姆市广播站，从莫斯科时间中午重复播放至午夜。除俄语外，RL还有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和高加索地区六种民族语言节目。1953年12月增加鞑靼-巴什基尔语，1954年8月增加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1959年5月更名为“自由电台”。

为了突破干扰，1952年2月美国人在里斯本附近的格洛利亚建设一处RFE大功率广播中心，1955年在台湾建设覆盖苏联东部的RL中继站（4台发射机），1959年3月在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城帕尔马附近建设RL发射设施（6×250千瓦）。RFE和RL的网络还包括曼海姆附近比布利斯、兰佩特海姆的广播站及慕尼黑附近的霍尔茨基兴广播站。

1953年美国之音在巴伐利亚州埃尔兴启用一台1000千瓦功率长波发射机，直接占用了苏联国内广播使用的173千赫频道。这台“大陆-105B”型兆瓦级发射机依靠五台柴油发电机供电，每小时油耗560升。VOA通过它播送俄语（面向驻扎东德和捷克的苏军部队）、英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节目，另有德语节目。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立即进行干扰，苏联则在173千赫频率上部署了总功率超过3000千瓦的全联盟广播同步装置。埃尔兴广播站的运行时间是1953-1963年、1968-1973年。

早在1950年代初苏联就和东欧国家在远程无线电压制方面展开协调合作，RFE/RL是他们共同的对手。以同波兰的合作为例：1951年夏末苏联通信部无线电控制主任А.扎洛夫与同事萨夫科夫、巴夫洛维奇参观了华沙、什切青、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克拉科夫、卡托维兹和拉多姆的无线电中心，9月15日А.扎洛夫向通信部长尼古拉·普苏尔采夫提交报告，建议组建联合无线电压制系统。12月24日苏联政府通过决议，称：决定使用苏联境内的发射机“打击反波兰广播”。波兰公安部长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克维奇命令在华沙、克拉科夫、波兹南、弗罗茨瓦夫、罗兹、什切青、比得哥什和卡托维兹设立无线电干扰站。

波兰对RFE的干扰从1952年5月开始，许多城市设有针对RFE广播的1-10千瓦短波发射机。远程站覆盖距离城市30千米以外的地点，发射机功率10-50千瓦。这些干扰设备由波兰安全机关监督运行，1955年总数量249台。1956年12月（波兹南事件）起义民众摧毁了部分干扰设备，52台短波发射机、11台中波发射机转交给波兰电台。之后波兰境内RFE广播信号持续受到保加利亚（至1962年4月）、匈牙利（至1963年3月）、罗马尼亚（至1963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至1964年5月）和苏联的干扰。1964年11月利沃夫的一处设施更换“马雅克”发射机，干扰强度明显减弱。

苏联干扰VOA波兰语广播直到1963年6月止。对罗马尼亚实施的远程无线电压制持续到1963年7月30日，对匈牙利持续到1964年1月（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干扰站除外），对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持续到1988年1月。

1970年3月华沙强烈谴责RFE“歪曲报道”波兰同联邦德国的谈判，中断14年后决定恢复对RFE波兰语节目的干扰。据RFE资料：1970年12月11日-27日位于华沙附近莱辛卡的波兰对外广播中心针对RFE波兰语节目实施了一系列“音乐转播”。但由于波兰在13、16、19和25米波段覆盖率偏低，必须另辟蹊径。波兰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奉命测试莫斯科广播信号的接收品质，发现收听良好，遂决定借用“兄弟国家”的发射机实施干扰。

波兰广播电台录制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除外）的乐团演奏，如《大黄蜂的飞行》、探戈舞曲、“甲壳虫”乐队、波尔卡、爵士乐、古巴音乐等，通过苏联的短波广播中心播放这些“音乐节目”。

1971年3月18日苏联发射机开始覆盖波兰上空的RFE节目。根据无线电波传输条件，按频率、时间和季节选择了一些无线电中心，见下表：

波段	第一跳平均距离	合适的无线电中心
4兆赫	800千米	基辅，格里戈里奥波尔
6、7、9兆赫	1200-1500千米	列宁格勒，莫斯科
11兆赫	1800千米	克拉斯诺达尔，古比雪夫
15兆赫	2600千米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埃里温
17、21兆赫	3000-3500千米	塔什干，阿拉木图

管理苏联无线电防御系统二十五载的Н.克列斯季亚妮诺娃1997年与本文作者电话交谈，证实“音乐仅向波兰播送”。每座无线电中心都有2-3部录音机，1970年中期一盘250米长的磁带可连续播放45分钟，倒带时间35-40秒，接力播音。磁带磨损了就换新的。

国际关系回暖期间，苏联曾两次暂停针对BBC、DW（德国之声）和VOA的干扰，时间分别是1963.6.19-1968.8.21、1973.9.10-1980.8.20。作为回应，美国关闭了覆盖苏联西部地区的慕尼黑广播站。苏联则把腾出的短波功率用于干扰RL、“以色列之声”、北京电台和地拉那电台。

1968年初中央情报局曾讨论基于“财政原因”、“受干扰严重”和“向莫斯科示好”关闭RL电台（不关闭RFE），当年八月苏联大军开入捷克斯洛伐克，讨论不了了之。“自由俄罗斯”的节目时长逐渐增加到每天八小时，并在台湾和韩国增设发射台。

1975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开会讨论是否采取措施干预波兰电视台第五频道。该频道通过苏瓦乌基市新中继站播送的节目在立陶宛西部、南部收视率颇高，地方政府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电影深感愤怒，因为明显超出了苏联观众“应当收看”的范围。可他们毕竟不敢明目张胆干扰友好邻邦的信号，只是延长本国电视台周五、周六夜间节目至凌晨两点，以期“转移观众注意”。1989年白俄罗斯格罗德诺曾兴建一座压制波兰电视信号的发射站，但1991年完工后改变用途成了短波电台。

各地电视和广播委员会通常拥有自己的无线电监听设备。例如1957年1月17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用立陶宛语记录外国无线电广播》的决议，位于奈梅日斯村附近的无线电中心截获外国广播信号，将声音传送至广播委员会录音机房。节目内容打印在纸上，以通报的形式呈送特定人员阅览。

1977年3月美国卡特总统呼吁国会拨款购买11台新型250千瓦短波发射机。1970年代RFE/RL电台的年度预算约5000万美元，1980年代涨到2.27亿美元。1983年里根总统批准一项扩大VOA和RFE/RL电台网络的计划，拨款13亿美元购买102台250千瓦和500千瓦功率发射机。美国在葡萄牙和摩洛哥新建发射台。1987年6月“国际广播委员会”(Board for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同以色列签署协议，建设大型VOA和RFE/RL广播站（16×500千瓦），由于当地环保人士抗议天线伤害候鸟，工程告吹。西班牙未出现环保问题，帕尔马设施的四台250千瓦短波发射机的功率被叠加到一根天线上，因此必须限制船只沿岸航行，以免渔民驶入向地中海发射的“无线电洪流”之中。

1980年代，人口350万的立陶宛拥有5座干扰发射站（60台发射机），白俄罗斯（1000万人口）90台发射机，乌克兰300余台。全苏联共有13座远程无线电防御站（100-120台发射机）及81个城市干扰站（约1200-1300台发射机）。

原РСФСР无线电管理总局局长С.格鲁博科夫写信给本文作者表示：“联盟无线电广播和通信节点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广播与干线无线电通信，以及在其所在地区进行本地广播。同时这些技术手段也用于组成远程干扰网络。没有为此建立专门的发射站”。他提到的干扰网络总功率达4万千瓦。

1970-1980年代苏联频繁干扰九个境外电台的亚美尼亚语、巴什基尔语、白俄罗斯语、格鲁吉亚语、希伯来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俄罗斯语、鞑靼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乌克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广播节目，这些电台包括：
RFE/RL（“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阿富汗”电台），慕尼黑；
BBC，伦敦；
DW（德国之声），科隆；
VOA（美国之音），华盛顿；
以色列之声，耶路撒冷；
北京电台，中国；
地拉那电台，阿尔巴尼亚；
朝鲜电台，汉城；
自由俄罗斯，联邦德国/台湾。

有趣的是，苏联似乎“放过”了中国的一个频率，此频率播送的节目录音是反向的。中国方面可能希望苏联不会花费资源干扰“无效广播”，而“亲爱的苏联听众”懂得用录音机录制节目，过后倒放磁带就能正常收听啦。北京电台的另一种手段是广播期间重新调频，因为并非每一台干扰设备都能够及时追踪、覆盖。至于苏中关系恶化之前，1954年12月-1965年5月北京电台发送莫斯科的俄语录制节目是公开在苏联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

198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秘密决议，决定建造18座发射站，每站配备15-20台发射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伊戈尔·利加乔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1986年9月25日报告苏共中央，题为《关于压制‘美国之音’、‘BBC’、‘北京电台’和‘朝鲜电台’无线电广播》，指出：“远程和近程屏障装置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覆盖了全国约1亿-1.3亿人口居住地区。”那么这就意味着约半数苏联人民能够收听外国广播。按照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所言：“在苏联全境保证实现优质干扰是一项艰难的技术任务，需要大量物质支出”。为了应对RFE/RL不断增强的广播功率，苏联计划在叙利亚和越南建造远程干扰站。

国际无线电联盟查明了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卡捷琳堡）、阿拉木图、塔什干和古比雪夫（萨马拉）的无线电干扰源位置，测向的地理坐标与负责对波兰广播的三座无线电中心所在地相吻合。当波兰的干扰强度过低时会开启额外发射机，播放各种呼号和音乐。1970年代中期曾白白播放音乐一周之久——RFE已弃用某频率，但干扰设备操作员没留意。RFE波兰语节目同时在5-8个频率上播送，有时故障干扰设备发出强烈杂散信号，导致邻近频率也能听见覆盖该频率的音乐。

1985年RFE波兰语节目从莫斯科时间早7:00至凌晨2:10，每天在5-8个频率上播送115个频道小时。要对其进行干扰，必须建立功率优势。例如，针对RFE电台250千瓦发射机的工作频率开启两台位于波波夫卡的干扰设备，总功率400千瓦。每天干扰180个发射小时，以当年物价水平，200千瓦发射机每小时“运行成本”43卢布。那么算下来压制RFE波兰语节目一年耗资280万卢布，十七年耗资近5000万卢布。这钱花的究竟值不值呢？RFE/RL电台定期评估其广播效果，与1970年9月未受干扰时相比，虽然1971年5月份在维也纳和西柏林的收听品质差了一倍，但仍有40%的机会听到无干扰节目。

RFE/RL的工程师使用以下方法突破干扰：
1.把50/100千瓦功率发射机升级换代为250/500千瓦发射机；
2.将四台总功率250千瓦的发射机连接到一根天线上；
3.声音的动态和频率范围大大压缩；
4.同时运行的发射机增加到十台（RL俄语节目十九台）
5.傍晚在13、16、19米的“白天波段”长时间广播，以便夜幕降临前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发射的RFE/RL信号能够抵达苏联西部。从上述位置发出的短波很容易传播到地球上有日光的地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强力干扰电波天黑后已无法覆盖欧洲，因为电波路径要经过黑暗，此时电离层无法反射较高频段的电波。
6.每个整点开始时，多个广播频率故意停顿2-3分钟，意图迷惑干扰设备操作员。通常操作员在每小时头几分钟和中段进行监听，如果未找到外国广播，他们直到下一次监听时才会开启发射机。2-3分钟停顿后重新播音，有概率争取到一段无干扰时间。

1986年9月伊戈尔·利加乔夫和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报告苏共中央：“远程保护可对苏联约30%领土上的信号进行干扰……国内大部分地区未被无线电保护覆盖，俄罗斯中部城市、波罗的海国家和外高加索共和国的一些大城市干扰效果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傍晚时分需要同时干扰7个广播节目（35-40个频率），即便拥有3-4倍功率优势亦无法提供100%“覆盖率”。同1960年代相比，1980年代西方主要电台对苏广播的频率减少一半左右，但“战线”两侧发射机功率却大幅增加。

下表列出苏联远程无线电防御设施名单：

代号	所在地	设备功率
№ 800	十月镇（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6х120、3х250、3х500千瓦
№ 808	埃里温	9х50-120, 2х500千瓦
№ 810	尼古拉耶夫	5х500千瓦
№ 811	利沃夫	3х200、 1х500千瓦
№ 840	阿拉木图	17х50-100, 4х500千瓦
№ 850	格里戈利奥波尔	5х500千瓦
№ 903	苏维埃茨克 （加里宁格勒州）	9х80千瓦
№ ?	哈巴罗夫斯克	15х50-100、1х240千瓦
№ ?	新西伯利亚	14х50-100、3х250、3х500千瓦
№ ?	塔什干	12х50-120千瓦
№ ?	伊尔库茨克	5х50-100、2х250、2х500千瓦
№ ?	赤塔	3х500千瓦
№ ?	古比雪夫	10х100-120、6х200-250千瓦

除了苏联境内13座远程无线电防御设施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另有10-12座此类设施（配备20-50千瓦功率的发射机100余台）。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远距离干扰最好“击中信号尾部”——意为使干扰来自被干扰信号相同方向，那么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最佳。以双边协议为基础，从1953年开始部署，至1964年基本完成远程无线电防御网络的建设。

1980年代中期立陶宛计划在维尔纽斯和帕涅韦日斯郊区新建干扰设施，仅后者完工。尽管有种种不足，无线电干扰压制系统的整体效率还是很高的。“自由电台”在苏联境内有700多万听众，“德国之声”、BBC、“美国之音”（1973-1980年未受干扰）听众是“自由电台”的1.5-3倍。1991年干扰彻底消失，“自由电台”受欢迎程度猛增四倍，听众达3000万。

据西方专家检测，1981年6月-10月下列受干扰的外国电台在苏联境内可收听程度为（以百分比表示）：

电台	优良	中等	恶劣	不能收听
RFE/RL	1	6	20	73
VOA	3	31	45	22
BBC	1	14	27	58
DW	4	29	20	47

从上表可知遭遇严重干扰的概率平均28%，完全听不到的概率50%。社会主义邻国情况稍好些，下表是1977年RFE/RL电台收听情况：

国家	听众百分比	干扰来源
罗马尼亚	57%	无干扰
匈牙利	49%	一座乌克兰干扰站
波兰	46%	苏联的远程干扰*
捷克斯洛伐克	34%	国内和苏联的强大干扰
保加利亚	24%

1991年“819政变”，维尔纽斯附近某部队压制了立陶宛广播电台1号节目。莫斯科的部队也曾两次干扰“苏维埃之家”电台中波节目（1991.8.19-8.21、1993.9.20-10.4）。1954-1960年维尔纽斯的广播电台夜间节目完毕后会调谐频率到中频465千赫兹，目的不仅在于阻断西方电台，也是为了让普通百姓收不到全部波段。

归根结底，最有效的广播审查是全面禁止无线收音机，代之以有线“广播点”。1954年9月27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致函苏共中央：“为减少农村地区直接接收空中广播的无线电接收器之数量，立陶宛共产党中央请求拉脱维亚ССР部长会议责成‘波波夫’无线电器材厂1954年为立陶宛ССР农村广播事业制造7台、1955年制造40台РТУ-ВРС型（有线广播）设备”。1950年代保加利亚改造进口收音机，使其只能收听首都索菲亚电台的频率。苏联从1958年开始为国内市场生产不带13、16、19米短波波段的收音机，因为难以在这些波段上可靠干扰“敌台”。少数几个稀缺型号的短波收音机仅供外销。尽管如此，想收听国外广播的民众总能够找到巧手之人添加缺失的频率。1964年全国共有3500万台无线收音机，大部分带短波功能。

1984年2月24日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与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签署了《关于对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83.02.11第142-62号决议第五段进行部分修改》的决议，称：“……接受苏联国家计委、苏联通信设备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和贸易部关于将停止生产大众化短波无线电收音机的任务推迟到十二五期间执行的建议，苏联国家计委应当在编制1986-1990年苏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完成此项任务”。

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上述决定未被执行。

1986年苏联“涉外记者”弗拉基米尔·波兹纳现身美国电视节目，表示：“干扰起了反作用”——这是苏联放松无线电审查的最初迹象。同年晚些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冰岛会见罗纳德·里根，提出一些交换条件，包括让美国商业电台用英语转播莫斯科广播节目，作为回报，苏联将停止干扰“美国之音”（RFE/RL除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查尔斯·维克（译注：时任美国新闻署长）试图推动、落实这项提议，无果而终。

这里我们必须赞扬戈尔巴乔夫先生，他并未就此止步，很清楚“开放政策”与新闻审查制度水火不容。1987年1月苏联停止干扰BBC，1987年5月停止干扰VOA，198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彻底停止干扰广播节目。1988年11月29日-30日，苏联境内全部无线电干扰站齐刷刷在莫斯科午夜时分关闭，但苏联通信部长《关于自1988年11月30起停止压制对苏广播的外国电台》的命令直到12月19号才正式签署下达。

1997年我们请俄联邦通信和信息化国家委员会主席А.巴丘什金推荐无线电干扰领域专家，可惜终究也没联系上这样的专家。1997年10月巴丘什金回信写道：“由于政府的决定，1988-1989年‘无线电干扰’工作已经完毕，设施被改变用途，业务技术和标准文件已销毁，设备已注销”。

苏联是否曾有人因收听外国广播被干扰而提出投诉？从表面看，如果广播信号不佳，苏联公民可以向居住地的电信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投诉，然而《接收和审查关于工业无线电干扰投诉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对于接收长波、中波和短波无线电广播的投诉，只有那些指定在特定区域内（边疆区、共和国）提供广播的电台接收情况不佳时，才应采取措施消除干扰”。西方电台旨在向苏联大部分区域“提供广播”，并且可想而知，胆敢提出这种投诉的苏联公民肯定会惹一身麻烦，无论他居住哪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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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东德十九岁男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1987年嘲弄般地侵入苏联领空，操纵“塞斯纳-172P”轻型飞机降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业余飞行员，而且是德国人，居然视苏联的边境防空和首都防空如无物，既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和防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科尔杜诺夫元帅被解职，9位将军和298名各级军官遭撤换。这次丑闻的相关材料列为秘密，由“主管部门”保管。但如果仔细观察，“鲁斯特事件”很像对国际局势施加战略影响的一次复杂的特别行动。

飞向莫斯科

马蒂亚斯·鲁斯特1985-1986年完成规定的40个小时训练课程，通过汉堡航空俱乐部考试取得飞行执照。1986年5月13日他瞒着家人租用一架“塞斯纳-172P”轻型飞机，声称要进行“北海观光之旅”。鲁斯特拆除了这款四座飞机的后排座位，自行加装副油箱，经由设德兰群岛飞向法罗群岛。5月15日他降落在冰岛凯夫拉维克机场，参观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冰岛峰会”举行地点。5月22日飞往卑尔根，25日飞往赫尔辛基。28日早晨他在机场加油，向调度部门提交了飞往斯德哥尔摩的计划。12时21分再次起飞，与空管员最后一次通话后关闭通讯设备，调转方向沿繁忙的赫尔辛基-莫斯科航线飞行。空管员多次呼叫无应答。

鲁斯特的飞机在埃斯波附近消失于雷达屏幕，芬兰空管员判断可能坠海，联系边防队实施搜救。巡逻艇发现海面大片浮油，派潜水员下海寻找无果。这一举动后来帮助芬兰政府洗脱了“协助鲁斯特越境”的指责。

鲁斯特继续飞行，跨越波罗的海海岸线经爱沙尼亚直奔莫斯科。约14时10分被苏联雷达发现，地空导弹部队进入戒备，但早在1984年就下达了禁止向民用飞机和运动飞机发射导弹的命令。于是派出至少两架战斗机拦截。米格-23的飞行员在普斯科夫州格多夫空域目视观察到一架黑条纹白色运动飞机，请求射击被地面拒绝，主动提出开启后燃器快速飞越“塞斯纳”，这样后者将直接坠毁。但地面指挥员唯恐大韩航空事件重演，拒绝提议。由于“塞斯纳”连续三次低空低速飞行，米格-23难以追踪，飞行员只好返回基地。

15时许“塞斯纳”飞临普斯科夫市，一个航空团正执行飞行训练，防空指挥部某年轻军官误把空中目标统统标注为“友军”。16时许鲁斯特飞向谢利格尔湖，很不巧，昨天托尔若克以西40千米处发生图-22和米格-25空中相撞事故，另一支防空部队误以为“塞斯纳”是搜救直升机之一。另外，“塞斯纳”出现在谢利格尔湖上空的同时奥斯塔什科夫区雷达发现六个空中目标，值班员判断为气象情况。

17时40分“塞斯纳”进入莫斯科防空区，再次被发现。由于国内民用飞机违规飞行的情况频发，且入侵者身份不明，防空军总指挥所的两位值班军官（一少将、一中将）希望自行处理，未上报防空军司令员科尔杜诺夫元帅。机场管理部门得知有人违反飞行规定，暂停了客机起降。鲁斯特当然对这些一无所知，继续飞往克里姆林宫。

18时40分红场岗哨的科索鲁科夫报告克格勃第九局：一架小飞机正在红场上空盘旋。红场保卫处的托卡列夫少校接听电话后查问：“谁在飞？”对方答复：“拍电影的”。当天确有一架直升机在广场上空协助拍摄。

鲁斯特后来表示他见莫斯科天空平静无云，本想参考准备好的旅游地图直接降落克里姆林宫或红场，但红场人头攒动无法着陆。绕了几圈发现莫斯科河大桥交通信号灯闪烁，几乎擦着车顶降落桥面，慢速滑行至圣瓦西里大教堂，停在距离广场约100米位置。鲁斯特跳出机舱，立即被市民、游客包围，开始签名，自我介绍“来自西德”。虽然随身携带了传单却未散发，据说还接过某妇女递给他的面包。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和克格勃赶到，将鲁斯特逮捕。

多个疑点

有说法称鲁斯特飞越芬兰湾时下降至50米高度，抛弃油罐制造坠机假象，“欺骗”芬兰边防巡逻队。后来的技术鉴定认为不可能空投油罐在海面形成浮油，所以当天芬兰湾的浮油来自何处至今不明。

事发前不久苏联国土防空军进行改革，分出若干个防空区，虽便于管理，但追踪防空区交界处的目标变得困难。有说法称“业余飞行员”鲁斯特娴熟地沿着防空区“缝隙”飞行，他是怎样做到的？

鲁斯特飞入苏联当天，一群德国游客在谢利格尔湖观光。他们可能释放了几个探测气球，制造假象迷惑防空雷达操作员。

考虑到强劲的顺风，“塞斯纳”的平均飞行速度为140千米/时，加之行动前鲁斯特拆除了不必要设备，大大减轻飞机重量，他本应比实际飞临莫斯科的时间早两小时。

鲁斯特离开赫尔辛基的时候被人看见身穿绿衬衫、牛仔裤，后来却穿一身红色飞行服跳下飞机，众所周知人在狭小驾驶舱内脱换衣服难于登天。“塞斯纳”机尾涂了个形似“胖子”原子弹的图案，赫尔辛基起飞时尚无此图案。另外，米格-23战斗机返航后“塞斯纳”曾于旧鲁萨附近空域失踪一小时，期间他是否降落？做了什么？

鲁斯特最终选择迫降莫斯科河大桥。无轨电车电线原本会阻止他，然而当天早晨电线被“拆除维修”，也就是说桥面没有宽大的电车行驶。

另外，5月28日是苏联“边防部队日”。

苏军许多高层人士相信事件系西方情报部门所为，意在抹黑苏联武装力量、削弱苏联国际地位。2003年《红星报》报道1987年5月28日在防空军总指挥所值班的谢尔盖·梅利尼科夫少将声称：克格勃前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承认他遵照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策划此次事件。2011年电视节目《真相时刻》公开了梅利尼科夫少将的说法：“鲁斯特在莫斯科降落时飞机油箱是满的，他中途加油了。就在旧鲁萨附近公路上。我问鲁斯特：‘想不想看你给飞机加油的照片？’鲁斯特不答话，目光飘忽……”

后果

1987年9月2日莫斯科法院认定马蒂亚斯·鲁斯特犯流氓行为、违反航空法规、侵犯苏联领空，判处四年监禁，在普通劳改营服刑。两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成功签署《中程导弹条约》，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赦免鲁斯特，1988年8月将其释放并驱逐出境。鲁斯特因自己的行为合计被羁押（包括审前拘留和监禁）共432天。

戈尔巴乔夫利用鲁斯特事件撤换了300多名对其改革政策心怀不满的军队将领，牵涉人数之多不亚于1937-1938年斯大林对军队的大清洗。1987年5月30日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和防空军司令员亚历山大·科尔杜诺夫免职，远东军区司令员德米特里·亚佐夫升任国防部长。四年后亚佐夫积极谋划、参与推翻戈尔巴乔夫的“八月政变”。

丑闻过后，苏联民间一度称呼红场“谢列梅捷沃-3”（当时谢列梅捷沃机场有两个航站楼）。防空部队和空军流传笑话：两位飞行员逛红场，一位想点烟，第二位喝止：“机场禁止吸烟！”另一则笑话说：莫斯科大剧院附近喷泉设立了警察岗哨，严防美国潜艇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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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俄罗斯复杂而矛盾的长期共存史上，许多乌克兰人基于种种原因接受被统治现实，忠心侍奉皇室，其中不乏才能卓越之辈。

最后一位“代牧首”司提反·雅沃尔斯基
(1658–1722)

出身起源：生于贵族家庭。

早期经历：曾在基辅莫希拉学院和波兰天主教学校念书，甚至一度脱离东正教，拥抱合并派（译注：主张东方基督教会服从罗马教宗）。1689年他返回基辅，忏悔并重新皈依东正教，落发出家做了修士。

1700年雅沃尔斯基代表基辅都主教来到莫斯科，彼得一世听了他的布道印象深刻，决定给他的才华找个施展之地。同年4月雅沃尔斯基就任梁赞和穆罗姆都主教，几个月后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安德里安逝世，雅沃尔斯基成为“代牧首”，以此身份领导俄罗斯教会二十年。

功业成就：雅沃尔斯基的飞黄腾达不仅得益于演讲才能，还归功于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和进步观点。彼得一世锐意改革，正需要这种人协助抗衡守旧的俄罗斯宗教界。起初雅沃尔斯基积极帮助彼得“开启通向欧洲之窗”，在他努力下，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按照基辅莫希拉学院模式从一所落后学校脱胎换骨为真正的高等学府。

然而当彼得一世开始插手教会事务，两人关系随之紧张。雅沃尔斯基渐渐失宠并失去影响力，另一位乌克兰出身的主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后来居上。“代牧首”司提反多次“含泪请求”告老还乡，彼得一世统统否决，继续利用他的道德威望为朝廷服务。1721年俄罗斯废除牧首制度，雅沃尔斯基成为主教工会首任主席。1722年11月逝世。

同乌克兰的联系：司提反·雅沃尔斯基毕生渴望回归故乡，尽力提携同胞。由于他的人事安排，俄罗斯本土的主教和大教堂充斥乌克兰人。他也没有忘记母校，1701年请求彼得一世赐予基辅莫希拉学院“学院”地位。尽管如此，他始终是俄罗斯帝国忠诚臣民，在布道和赞词中颂扬彼得一世，1708年下令诅咒伊万·马泽帕。

御用思想家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
(1681–1736)

出身起源：生于商人家庭，父亲不详，随母姓。

早期经历：曾在基辅莫希拉学院念书，之后改信合并派主张，徒步游历大半个欧洲，参观了当时最优秀的大学。返回基辅重新皈依东正教，开始神学教育生涯。

功业成就：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是彼得一世最器重的思想家，他的言辞话语为统治者的改革措施提供理论依据，证明了皇权的绝对性并赋予其神圣特征。

教会改革无疑是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毕生最大成就，目的在于使教会从属国家。1721年费奥凡编撰《宗教章程》(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 1721 года)，规定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再归牧首一人领导，改由合议机构——至圣治理会议（主教公会）集体领导。这样俄罗斯皇帝就成为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唯一独裁者。该制度一直延续到1917年。

彼得一世死后费奥凡拥立叶卡捷琳娜一世登基，彼得二世年间失宠，安娜·伊凡诺芙娜在位时再次获重用。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捍卫自己推行的改革，采取一切办法斗争对手，包括出动秘密办公室的政治警察。

同乌克兰的联系：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大半辈子住乌克兰，在基辅莫希拉学院执教多年，直到担任院长。他的著作如今是乌克兰哲学史、文学史重要研究课题。尽管如此，费奥凡其实更像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代表人物，因此在“俄罗斯千年纪念碑”刻画的乌克兰人群像中当之无愧占据一席之地。

盖特曼之子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
(1752–1836)

出身起源：扎波罗热军末代盖特曼（译注：头领）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三儿子。

早期经历：这位盖特曼之子的高贵出身是他事业的成功开端。此人本打算投身海军，甚至参加过切什梅海战，却被召回首都安排进宫当差。1773年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护送皇太子保罗的未婚妻黑森-达姆施塔特公主（威廉明娜）抵达俄罗斯，居然跟她保持三年私情。公主难产死后私情曝光，拉祖莫夫斯基流放到巴图林的父亲身边，但不久即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宽恕，派驻那不勒斯王国做大使。

功业成就：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毕生从事外交，曾任那不勒斯、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大使。尽管时不时闹出丑闻，履行工作还是尽职尽责的。在那不勒斯他成功斡旋俄罗斯舰队停泊西西里岛，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向俄罗斯宣战时他巧舌如簧把俄国描述成无辜受害者，在维也纳他致力改善俄奥关系、组建反法同盟。

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与拿破仑订立和约，拉祖莫夫斯基主动退休不干了。1812年拿破仑挥师入侵，拉祖莫夫斯基重拾外交老本行，代表俄罗斯跟奥地利谈判结盟。1815年荣获公爵头衔和“殿下”尊号。

同乌克兰的联系：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和故土的联系仅出身而已。短暂流放巴图林期间，习惯了荣华富贵的他被迫忍受艰苦，想方设法逃离贫穷外省。辞职退休后未回俄罗斯，原地定居维也纳，豪掷千金资助艺术家，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就是指名献给他的。

位极人臣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
(1747–1799)

出身起源：生于乌克兰贵族家庭，父亲是扎波罗热军将领。

早期经历：1765年在小俄罗斯总督办公室工作，跟随总督彼得·鲁缅采夫参加俄土战争，成为总督得力助手。1775年承蒙总督推荐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宫中做秘书，渐渐赢得女皇信任，参与各种重大政治活动，1784年实际领导相当于后世外交部的帝国外事委员会。

功业成就：虽然别兹博罗德科身为“首席官僚”事务繁杂，但他最擅长扩张俄帝国版图，当年大部分领土兼并活动都有他的身影。1783年起草《乔治亚夫斯克条约》，使格鲁吉亚成为俄罗斯的受保护国（虽然仅持续不满五年），吞并克里米亚汗国也有他功劳。1791年代表俄帝国同奥斯曼帝国签订《雅西和约》，结束了第六次俄土战争，将俄罗斯国界推进到德涅斯特河。1793年、1795年两次主导瓜分波兰，导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波兰在欧洲大地消失近一个世纪。

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人保罗皇帝于1797年任命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做总理，这位哥萨克军头后代终于成为帝国第二号人物。可惜好景不长，别兹博罗德科健康急剧恶化，1799年死在圣彼得堡。

同乌克兰的联系：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可谓“小俄罗斯人”杰出代表，功成名就不忘故土。他热爱乌克兰，相信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就没有未来。《小俄罗斯简史》生动阐释了这种观点，通常认为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是该书作者之一。这本书一方面赞扬乌克兰大地的诸位盖特曼和俄罗斯行政长官、尤其忠于皇室的彼得·鲁缅采夫，另一方面竭力诋毁伊万·马泽帕，论证俄罗斯军队荡平扎波罗热谢契(Сечи)的正当性。

教育改革家彼得·扎瓦多夫斯基
(1739–1812)

出身起源：生于扎波罗热军将领家庭。

早期经历：他曾和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一起在小俄罗斯委员会工作，追随鲁缅采夫参加俄土战争，颇有战功。1775年被推荐给叶卡捷琳娜二世。但与别兹博罗德科不同，扎瓦多夫斯基凭借好相貌、好性格赢得女皇垂青，成了她的第六个男宠。波将金对此很不满，施展阴谋诡计把扎瓦多夫斯基逐出宫廷。所幸女皇和别兹博罗德科并未抛弃他，反而委以重任，授予伯爵头衔、枢密院职务，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兴建豪宅。

功业成就：扎瓦多夫斯基的最大贡献是在教育领域。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即位后，1802年委派扎瓦多夫斯基做首任国民教育部长，进行大规模教育改革。整个帝国疆土划分为若干学区，学区中心是有大学的城市，又在哈尔科夫、喀山、塔尔图、维尔纽斯和圣彼得堡新建大学，授予大学广泛自主权。他在乡村设国民学校，在县设专门学校，在省会城市办普通教育中学。免收学费，惠及各阶层子弟。扎瓦多夫斯基创建的教育体系经过小修小补，一直沿用到1917年。

1810年扎瓦多夫斯基把位子让给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兄长），自己在新组建的帝国国务院担任法律司司长，1812年逝世。

同乌克兰的联系：彼得·扎瓦多夫斯基推动开办哈尔科夫大学和涅任、基辅、敖德萨的普通中学，力主聘用基辅莫希拉学院毕业生任教，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在候选者中能力最优秀。总体而言他的教育改革在当年是相当进步和自由的，影响了整个俄罗斯帝国。

皇帝之友维克多·科丘别伊
(1768–1834)

出身起源：生于哥萨克贵族之家。曾祖瓦西里·科丘别伊举报伊万·马泽帕谋反，被彼得一世错杀。

早期经历：维克多的舅舅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无嗣，视俩外甥如己出，1775年把维克多带到圣彼得堡，次年安排他当禁卫军。后来舅舅希望维克多从事外交，送去日内瓦念书。

功业成就：维克多·科丘别伊担任过多个政府要职，两次掌管内政部，随后领导帝国国务院和部长委员会。亚历山大一世即位之初曾构想现代化改革，科丘别伊是皇帝最重要顾问之一，主张稳固皇权专制的同时实行三权分立，减轻农奴负担。尼古拉一世年间他多次上书皇帝倡议改革，包括将司法部门和警察部门的权柄分开。1834年荣升帝国总理，同年6月突发心脏病逝世。

同乌克兰的联系：维克多·科丘别伊是哥萨克老一代精英过渡时期典型代表，他们大部分人无论官职或精神都已从军头转变为俄罗斯贵族。科丘别伊自己说的很明白：“虽然我出生一簇毛（хохол，对乌克兰人的蔑称），但以我现在的信念、状态和习惯来看，我比任何人都像俄罗斯人”。

革命扼杀者伊万·帕斯克维奇
(1782–1856)

出身起源：哥萨克贵族后代，父亲是波尔塔瓦省地主、沃兹涅先斯基省地方法院院长。

早期经历：幼年从父母学习法语、德语，贵族子弟军官学校毕业。1806-1812年参加俄土战争，后抗击拿破仑入侵，在博罗季诺战役表现突出。

功业成就：帕斯克维奇的职业生涯在尼古拉一世年间达到顶峰。尼古拉一世皇帝十分器重这位职业军官，私人信件中称呼他“朋友”。1826-1828年帕斯克维奇指挥军队打赢俄波战争，荣获埃里温伯爵头衔。之后又在高加索击败奥斯曼帝国，授予圣安德烈勋章。1831年6月平定波兰起义，成为华沙亲王、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尼古拉一世派遣帕斯克维奇援救奥地利皇帝镇压匈牙利起义，两个多月迫使叛军投降，匈牙利重回弗朗茨·约瑟夫统治之下。 帕斯克维奇的最后一战是克里米亚战争，尽管他曾告诫尼古拉一世此战打不得。1854年这位72岁的老将被任命为总司令，岂料亲自侦查时遭炮击神志恍惚，不得不交出指挥权休养。1855年2月尼古拉一世驾崩，1856年1月帕斯克维奇久病不治逝世，全军和整个波兰王国哀悼九天。死前捐赠五万银卢布，要求每年资助200名伤残的低级士兵。

同乌克兰的联系：虽然伊万·帕斯克维奇主要用法语交谈和书写，但毕生不忘波尔塔瓦故乡，经常回去探访。正如他同时代人的记述，帕斯克维奇是当地笑话、红菜汤、甜馅饺子和各种乌克兰美食的“狂热爱好者”。当然，他对帝国的忠诚和贡献远高于对家乡的怀念，1847年出手瓦解了“西里尔与美多德兄弟会”（译注：基辅的反农奴制地下团体），所以兄弟会成员之一潘特雷蒙·库利什直呼这位波兰总督“暴君”。

延伸阅读：

影响俄罗斯历史的富商与寡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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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昂尼德·穆列琴

曾经没几个人掌握苏联对外援助的确切数字，那时候即便政治局委员也不知晓一切，某些“特别报告”仅限总书记本人过目。钱和军火是好东西，特别的钱、特别的军火送去支援友邦和盟国，实际是一种借贷：等你将来发达了再还。

他们没发达，他们没偿还，他们不再是朋友。

俄联邦政府1992年初统计各国亏欠苏联债务逾1420亿美元，如此巨款以现金、军火、商品、石油的形式送给了……谁呢？

“您会逮捕我”

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目标，所以支援革命者是其首要任务。1923年秋苏联政府预计德国即将爆发武装起义，特为购买枪械拨付美元，并承诺供应粮食以便柏林新政府喂养劳工。政治局决定赠予德国朋友100万金马克，同时在国内举行募捐，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援助德国共产党人。

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向政治局抱怨：“一个党支部开会，一名非党员工人听说了德国发生的事和援助德国工人的必要性，表示：‘还要多久？这算什么事儿？我们光着脚走路，工资不够买鞋的’。支部书记让她第二天来见他，他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她不该这样看待德国问题，‘我去了您会逮捕我的！’工人回答。”

战后苏联试图拉拢西欧工人阶级、支援经费匮乏的各国共产党。1948年12月16日政治局会议记录写道：“以苏联工会名义资助法国矿工60万美元”。

另一次克里姆林宫开会，正在建设工农政权的东德领导人请求斯大林援助西德共产党。威廉·皮克发言：
— 需要纸张。

斯大林许诺：
— 我们会提供纸张。

奥托·格罗提沃说：
— 需要设立一个地下印刷厂。

斯大林答复：
— 可以办到。

格罗提沃又说：
— 钱也需要。

斯大林：
— 会援助的。

于是政治局向西德共产党赠款20万美元，最后打了水漂。

为我们牺牲！

赫鲁晓夫时代，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直接向莫斯科伸手要钱。东德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明确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知道，我国的要求需要贵国做出巨大牺牲，但你们也应体谅我们的经济亟待援助”。

赫鲁晓夫不能无视民主德国的索要，莫斯科明白这个脆弱政权随时可能垮台。所以他满足了乌布利希，并说：“我国军队正在与民主德国协商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正考虑在整条边境线上部署坦克进行防御。有必要固守各处，因为敌人会寻找薄弱点……假如我们现在不关注民主德国的需求，不做出牺牲，德国同志将无法抵挡，他们没有足够的内力。万一民主德国被消灭，会怎样呢？联邦国防军将会更接近我国边境。”

话虽如此，但莫斯科财力毕竟有限。赫鲁晓夫拒绝了乌布利希索要黄金偿还西德债务的请求：“您要的可是68吨黄金，这无法接受。不应该你们买东西我们付账。我国没有那么多黄金，必须保留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可话又说回来了，苏联领导人的声誉取决于东德之成败，他们必须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民主德国开口要钱理直气壮。接任乌布利希的东德新领袖埃里希·昂纳克曾告诉副手：“西方没人知道苏联人民过的什么日子，也不关心他们过的什么日子。而我国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十字路口。所以苏联有义务帮助我们”。

无籽西瓜

莫斯科源源不断收到盟国、友邦和非友好国家的援助请求，而且大家事先就知道部分请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充其量只能寻求政治妥协。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卡皮察说：“我国侦察机在朝鲜领空飞行需要对方批准。金日成正寻求允许他建造核电站。我国不同意——因为耗资十亿美元，但金日成得志了。金日成的反美主义获得奖赏。他拿到新贷款，旧债一笔勾销，还得到了新式战斗机和导弹的许诺。作为回报，金日成允许苏联飞机经过朝鲜领空飞往越南，同意苏联军舰停靠元山港加油和维修。”

而且金日成是知恩图报之人。卡皮察回忆：“新年之际我收到一箱梨和苹果，还有个巨大的无籽西瓜。金正日邀我去他家，我们在朝鲜打猎，打山羊和野鸡。”

“我国在那儿有何利益？”

莫斯科的政治家很清楚自己跟什么人打交道。据尤里·安德罗波夫身边人透露，这位后来接班总书记的克格勃主席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不抱任何幻想，指出：“这不叫友好团结，就是硬抢”。

安德罗波夫认为苏联虚掷资源无谓支持那些自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他问身边人：“我国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忽略了什么？我国在那儿有何利益？应该为他们牺牲自己人民吗？”

后来莫斯科开始积极支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尤里·安德罗波夫评论道：“我们为什么要搂抱每个人？无论谁大喊一声：‘建设社会主义啦！’，我们就一溜烟奔过去”。

然而一切照旧。1973年10月中东战争推高国际油价，美元如河水般流入苏联，转眼又如河水般流出——以货币援助或石油供应的形式进了华约国家、阿富汗、古巴、蒙古、南也门、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腰包。虽然暂时无法确定具体数字，但1980年代苏联援助东欧和第三世界盟国总额高达300亿美元，消耗了一半以上的出口收入。

巨款赠予除“反帝团结”外一无所有的政权，却没给他们带去多少实际益处。

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谢列斯特在日记中愤愤写道：“古巴对我国而言太贵了，每天约150万卢布。古巴的实际情况同报刊、广播、电视向我们宣传的天差地别，其经济处于灾难状态，政局危如累卵。迄今为止古巴一直靠我们苏联供养，我国每年向古巴运送90万吨甚至100万吨面包——等于每个家庭每天一条。又交付黄油、肉类、咖啡、鱼类、洋葱、植物油等其他食品，喂饱900多万古巴人民。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纵容古巴人，放任他们不负责任乱搞，我们的智慧、勇敢、审慎荡然无存，最终也得不着荣耀，四下看看，这是做的什么事呢？”

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阿达米辛回忆：“1980年代初我从古巴回来，跟我们在当地的人和古巴人会谈，查阅资料，试图计算我国援助的规模。结果发现‘自由岛’每年可以不工作两个月，全凭我们供养。我把我的看法告知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切尔沃年科，那时他是中央部门负责人，真切关心国家利益。他仔细听完我的话，叹息一声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别告诉葛罗米柯，否则你会有麻烦。’”

两副面孔

金援之外，苏联送出大量军火，以致交战双方都在使用苏制武器。1969年索马里军方掌权，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莫斯科立即提供援助，主要是武器装备。1977年索马里使用这些武器攻打邻国埃塞俄比亚，那时索马里军方已经厌弃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开始拥抱社会主义。于是苏联转而支持后者，向埃塞俄比亚慷慨供应军火，助其抵抗索马里。

武器贸易利润丰厚的实质在于它不是“一锤子买卖”。您买机枪就得买子弹，买坦克需要备用零件。买飞机，缺少地勤维护怎么行呢？军火商争夺订单的力度不亚于两军交兵。而苏联不一样，苏联白送！

某些受赠方——例如罗马尼亚——消化吸收苏制武器的最新设计，转售美国人大捞一把。

另一种尴尬情形是，朋友贷款买枪买炮，钱始终还不上。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回忆：“武器贸易不是轻松生意，但跟‘朋友们’做生意尤其艰难。拖欠我国的货款越积越多。无数次谈判中，延期还款的请求和拒绝还款的威胁纠缠不休。我作为一个吝啬的国民经济领导者，不可能每次都响应顽固的、近乎祈求的‘友谊呼声’。大多数情况无法同意”。

小国的羊皮究竟值不值得买？苏联投资的实际回报是什么？减少武器生产难道不比巨款白送更明智吗？然而问题关键不在这里。

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苏制武器爱好者和鉴赏家喜欢赖苏联的帐，付钱给美国、法国公司却从不拖延。伊拉克大老板萨达姆·侯赛因亲善莫斯科，看见什么都想白拿，欠苏联70亿美元。利比亚革命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认为会见苏联政府首脑时迟到无关紧要，嘴上说反帝团结，转身就跟西方公司做生意，欠苏联25亿美元。

甜言蜜语和忠诚表白哄得苏联领导人心花怒放。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渐渐察觉这些是虚伪、自私的朋友，只要苏美关系依然紧张，他们就环抱苏联大腿不撒手。

埃及曾经让苏联国库损失惨重。后来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决定与以色列修好，和平收回1967年丢失的西奈半岛，翻脸不认苏联，跑去美国签署《戴维营协议》。经此变故，苏联把对阿拉伯朋友的剩余热情全部投入叙利亚。叙利亚国主哈菲兹·阿萨德深谙莫斯科脾气，貌似比其他阿拉伯领袖更懂予取予求之道。阿萨德曾坦率表示：“我从莫斯科获得的武器价值不少于十亿”。

绝口不提这笔钱怎样还。

竹篮打水

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外交政策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仍然举阿拉伯世界为例，伊拉克共产党人被杀，莫斯科不愿因此跟巴格达争执；阿亚图拉·霍梅尼夺取伊朗政权，铲除亲苏的“图德党”（伊朗人民党），莫斯科一言不发，避免激怒霍梅尼。

苏联第一副外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回忆：“大家不断谈论我国的国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以供应武器和派遣军事专家的形式进一步参与安哥拉内战符合苏联国家利益”。

可是反美政客确实在莫斯科受欢迎。人人皆知谴责西方大大有赏，把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发表言论取悦莫斯科当然比掏美元购物更轻松。

西方外交官多次尝试与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讨论波尔布特掌权下尸横遍野的柬埔寨局势，外长同志一概答复：我们同该国关系正常，我们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实你们的说法。

冷战有其特定逻辑：超级大国需要盟友和卫星国，越多越好。历届苏联领导人为感谢“朋友们”的反美口号和热情拥戴，豪爽提供武器、贷款，源源不断派遣顾问和专家。

众星捧月感觉真好，做大哥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大家围着你说谢谢心情愉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可惜啊，苏联的实际遭遇是一旦无力继续撒钱，“朋友”转眼反目成仇。原来人家把苏联看作大奶牛，只要能产奶（钱款、军火和石油）就有好待遇，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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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肉类支援波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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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10日巴赫奇萨赖地区发生重大刑事案件，警员涉嫌其中。苏联内务部接管侦查工作，煞费苦心掩盖真相。之后，嫌疑人开始神秘失踪……

回到1974年，巴赫奇萨赖地区维利诺村“党的二十二大”集体农庄庄员们翘首期盼年底到来。该集体农庄规模名列克里米亚第一，拥有6000公顷耕地、约5000居民。按照习惯做法，收割和交售公粮后每个劳动力都可领取一笔奖金，外加一次性发放几个月的工资，数额相当可观。经过计算，管理层得知需要支付50万卢布，遂派遣女出纳员和男驾驶员去银行取款。女出纳员莉迪娅·苏尔维佐娃日常跑银行带一个普普通通的家用提包装钞票，除驾驶员外并无他人陪伴，从没遭遇麻烦。但这次一开始就不顺利。

据办公室同事回忆，11月10号星期一早晨那辆“嘎斯”卡车死活打不着火，驾驶员维克多·萨林焦躁不安，提议改天去银行，后来又说换辆车快去快回。正忙乱着，车莫名其妙发动了，俩人直奔银行。可银行柜员说刚过完周末没那么多现钱，只好先取14万卢布。返程途中，驾驶员维克多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选择驶离大路抄小道回家（这是怀疑他勾结劫匪的理由之一）。之后一辆运奶车驾驶员和途中捎带的一位学生发现卡车未熄火停在僻静土路旁（或称某个受伤的木材仓库工人就医途中发现卡车），维克多死于驾驶室，莉迪娅横尸不远处。

集体农庄主席闻讯带人赶到，火速报警。侦查员勘察现场、询问目击者。维克多胸口中枪趴卧副座，子弹由外向内穿过车门（表明凶手熟悉枪支，知道铁皮车门挡不住手枪弹近距离射击）。女出纳跳车逃跑背部中两枪，手指有擦伤，显示提包被强行夺走。法医验尸确定子弹为9毫米口径“巴拉贝鲁姆”弹，战后许多人持有德制手枪，根本无法追查。

第一份证词是那位18岁学生提供的，当天他投完票在大路边拦车，出事的卡车呼啸而过，约十分钟后运奶车驾驶员好心捎上他。等他再次看见卡车已经是抢劫发生之后了。由此判断，短短几分钟完成抢劫、杀人、逃离，肯定经过精心策划。侦查员立即想到为什么维克多突遭不测会选择乖乖停车而非硬冲过去？或者他认识劫匪，或者劫匪身穿警服。18岁学生表示案发前不久曾见过一辆白色“伏尔加-21”和一辆”ЗИЗ-355″大卡车。其他目击者称见过穿警服的人现身路边草原，告诉一位牧羊人政府代表团即将途经此地，让他赶着羊离开。但无人确知牧人下落……

苏联内务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州开始秘密调查，力求洗刷警队蒙受的污点。出现关于劫匪身份的种种猜测，有人说“外国间谍”急用钱作案，甚至有人说战后潜伏(!)的纳粹破坏分子乔装作案。相对可信的版本是：警员和集体农庄驾驶员内外勾结，得手后杀人灭口。银行柜员把能支付的现金统统给了女出纳，未记录钞票号码，所以这条路子也断了。本地区唯一白色“伏尔加”是刑侦部门负责人的车，案发时没有不在场证明，但对他的调查无果而终——既没搜到凶枪也没搜到赃款。至于第二辆嫌疑车”ЗИЗ-355″，克里米亚的侦查员一直追到高加索地区，最后失去踪迹。与此同时警察局暗暗清理门户，被传讯的嫌疑人员陆续神秘失踪。

如前所述，现场唯一有效线索是死者体内子弹，分析认为系德制“鲁格”手枪发射。据说巴赫奇萨赖区警局副局长就有一支，莫斯科派遣的克格勃立即部署监视此人。过了一段时间，副局长某日午休回家吃饭，驾驶员在院子等，忽然驶来一辆“伏尔加”，跳下几个身份不明者闯入副局长家，强行拖出带走。驾驶员立即报告“副局长被绑架！”，同事开车追赶，“绑架者”在机场出示克格勃证件，大家都傻了眼。从此再没人见过副局长。

又过一段时间，传说维利诺村某前科人员在西伯利亚被捕，随身携带6.3万卢布。众人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他吗？辛菲罗波尔侦查员鲍利斯·巴比尤克飞赴当地，惊讶得知该人已被警方释放，而且身无分文。于是再次控制此人，押回克里米亚，这才搞清楚此人满口胡言，所谓“抢劫杀人”纯属招摇撞骗。另一位秋明市居民尼古拉·柯西钦在马桑德拉求购大量名贵葡萄酒，引起怀疑，结果查明他也不是劫匪。

1970年代乌克兰普通农民月收入约70卢布，被劫的14万卢布相当于现代几千万卢布。那时一辆轿车6000-7000卢布，最贵的1万卢布。高级餐厅吃饭每人20卢布，一件外套200卢布，给老婆买毛皮大衣2000卢布。说白了，这样一笔巨款想要不引人注意花出去十分困难，最可能的情况是凶手将钱隐藏，等待风头平息、当局不再追查。另外，劫匪究竟几个人？如何准确知晓仅两人跑银行提领巨款？果真内外勾结吗？11月10日是“警察节”，纯粹巧合吗？

多年来各种猜测、推论满天飞，甚至有小道消息说苏联解体后真凶已在俄联邦落网。半个世纪光阴荏苒，这一桩抢劫杀人犯罪早就中止侦查，至今悬而未决，留下迷雾重重。

延伸阅读：

柯尼金团伙抢劫百货商店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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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后十年间发生过数十起劫机案，犯罪分子持枪械或爆炸物相威胁，最终酿成悲剧。但1988年8月17日是个特殊日子，基辅-古比雪夫航班上的168名乘客和18名机组成员命悬一线，侥幸未死。

1988年夏夜，一辆灰色“日古利”小车穿过基辅街道驶向季美尔镇。开车的是个五十来岁壮汉。“日古利”驶出城区约15千米靠边暂停，驾驶员手拎口袋下车走进小树林。他在树下走了一段，打开口袋往四面八方抛掷东西，返回车内行驶几分钟，再次下车扔东西。扔完第三次调头回家，家在基辅奥博隆区。

这名驾驶员似乎没发现往返途中身后曾有五辆车接力跟踪，其中一辆跟着他停车三次，便衣探员打手电筒仔细搜寻小树林抛洒之物——大块的生肉和条状黄油横卧沟壑与灌木丛，而且肉都是好肉，不是带骨头的或边角料，要么在集市上花两三倍价格买，要么托关系走后门买。便衣探员见状毫不惊奇，因为这证明他们跟对人了。

拿错的行李箱

前一天即8月17日，一架来自基辅的客机平稳降落古比雪夫机场。乘客中有一位女士叫拉莉莎·格里布，偕15岁女儿赴古比雪夫探望姐姐波琳娜。波琳娜的女儿嘉莉娅在机场迎接。

拉丽莎给亲戚带了肉、黄油、香肠和奶酪，总重15千克。跟苏联其他中小型城市一样，古比雪夫的老百姓常年饱受物资短缺之苦。基辅人购买或获取食品更容易些，毕竟优先供应共和国首都嘛。

当年推动古比雪夫市改回旧名“萨马拉”的活动家柳德米拉·库兹明娜后来说：“我完全理解她为什么随身带这么多吃的。1988年肉类供应极度短缺，凭票购买，每人一千克。买肉排队几个小时，而且不像今天事先切好了，各部位分别销售。当年买肉必然连着骨头称重。商店没有黄油，主要供应人造黄油。葵花籽油限购200克，如果你有票的话。至于送礼，尤其送小孩，炼乳最佳。咖啡短缺，茶叶断货，甚至‘格鲁吉亚路土’都买不到。”
（译注：‘格鲁吉亚路土’指的是最劣质茶叶末子）

所以，三个女人从机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拆包装把食物放冰箱。拉丽莎打开大纸箱，愣住了——里头装的居然不是肉和黄油，而是一个钉死的胶合板盒子。奇怪，出门前丈夫已经替她打包好了呀？而且不记得有盒子啊？拉丽莎无暇多想，抄起螺丝刀拆盒子……

大约同一时间，基辅鲍利斯皮尔机场调度室电话铃响，某男子询问飞往古比雪夫的航班是否已经降落。接电话的调度员熟悉这个声音，之前曾打电话问过相同问题，于是回答：

— 是的，已经降落，一切顺利。

— 什么已经降落了？不会吧！您是说没降落吧？！

电话那头又惊又恼，仿佛调度员犯了什么大罪似的。

— 大哥，您之前问的时候还在飞，现在落地了。

调度员挂断电话，念叨：“真奇怪”。

视线回到厨房，当盒子终于拆开，所有人目瞪口呆——盒子内是某种复杂装置，玻璃瓶、电线、几袋液体和泡沫塑料。装置发出滴答滴答声，就像闹钟。

嘉莉娅惊慌失措：
— 炸弹吗？我前些天看电影见过。

无论电影或直觉，嘉莉娅心里知道该怎样做，小心翼翼解开缠绕的电线。震惊的女人们缓过神来，一致认定机场搞错了，她们拿了别人行李。遂决定叫出租车把东西送回去，索回自己行李。至于是不是炸弹，就请警察鉴别吧。

结果她们在机场没找到肉和黄油，谁都顾不上这事了。值班警察火速通知拆弹小组和克格勃，经过检查，专家初步判定胶合板盒子装的确实是一颗定时炸弹，自制电雷管起爆时间设定为客机飞行时间。技术人员认为168名乘客和18名机组人员平安落地的原因似乎是火药缺氧未爆。

古比雪夫警察局和运输检察院接管侦查工作，迅速派员飞往基辅。乌克兰克格勃成立专案组，案件代号“犹大”——本文即是根据解密案卷材料撰写的。

模范苏联公民

最开始克格勃对于炸弹如何进入毫不知情的拉丽莎·格里布行李箱有三种猜测：第一，恐怖袭击，袭击者持反苏观点，意图炸毁飞机对苏联造成“物质和政治损失”；第二，“个人动机”，身份不明者出于个人原因杀害机上某乘客，目标可能是拉丽莎本人或其他乘客或机组成员；第三，精神病人作案。

至于嫌犯身份，可能是拉丽莎亲戚朋友、基辅鲍利斯皮尔机场职工或普通无关人员。但拉丽莎丈夫瓦西里·格里布嫌疑最大，因为正是他亲手打包那箱肉食并开车送至机场。

瓦西里·格里布背景干净清白，堪称模范苏联公民。现年五十岁，曾在基辅某军校任教，还在北极地区当兵，荣获圆满服役奖章。一年前以中校军衔退役，到基辅发电机厂任工程师。该厂是国有工厂，格里布能够接触保密材料，肯定通过了审查。此人系共青团员入党，一切特点都是正面的，没有不良关系和“反苏行为”。医生表示他的精神状态无异常。

那么家庭生活呢？格里布夫妇结婚24年，生育两个女儿。拉丽莎声称与丈夫关系和谐、亲密，附近街坊和单位同事中的克格勃线人也都这样讲。然而拉丽莎的朋友：民航局女职工Н.斯塔罗沃伊托娃（拉丽莎通过此人买的古比雪夫机票）却透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她听说格里布家近期发生严重冲突，几乎闹到离婚，原因是瓦西里似乎有婚外情。

克格勃研判无论作案者是谁，肯定想尽快把涉案证据，也就是拉丽莎原本应该携带的肉食和剩余炸弹材料尽快处理掉。于是布控监视瓦西里·格里布，目标代号“棺材”（某些克格勃文件称“犹大”），住宅电话也被24小时监听。

拉丽莎自从抵达古比雪夫就没给丈夫打过电话，这本身很反常。当晚拉丽莎的兄弟致电瓦西里，说“她有麻烦了，纸箱装的不是肉是炸弹”。瓦西里顿时慌乱，开车到城外丢弃肉、黄油和汽油瓶子，直接暴露了自己。

愚蠢的恶行

瓦西里·格里布回到家，古比雪夫的克格勃和侦查员早已守候多时，要求他以“证人”身份配合调查。格里布此时不知对方掌握了什么证据，矢口否认一切。克格勃询问他在小树林的奇怪举动，称：“目击者”偶然看见他深夜扔东西（审讯期间从未亮明克格勃身份，这在侦查工作中叫做“合法化”）。凌晨五点瓦西里放弃抵抗，承认放置炸弹的目的是摆脱老婆和女儿。他悔罪口供的最后一段说：“我犯了愚蠢的恶行。我们两口子关系很复杂，我已身心俱疲，稀里糊涂做下这一切，没考虑我的行为将会造成的悲剧后果”。

但随着时间推移，瓦西里企图翻供，在某次审讯中改口说他并无杀人意图，放炸弹只为吓唬妻子。他对信任的看守所狱友透露：“我会说一切都计划好了，不会爆炸。换个说法就能早点儿出去。”然而他没想到这名狱友是克格勃专门派来套话的线人，代号“斯捷潘楚克”，定期向上级汇报两人密谈内容。克格勃把谈话内容转告侦查员，从而更精准击溃瓦西里的心理防线。

最终瓦西里改回旧供述，承认目的是杀人不是吓唬人。侦查员也对整个案件过程有了清晰认识。

爱意和炸弹

某次审讯中瓦西里·格里布这样描述家庭生活：“醋坛子，翻我钱包，索要和指责我的工资，只因我留下10-15卢布私房钱，她甚至检查我的党员证以确定我究竟开多少钱。如果我带着酒气回家，她就臭骂我，骂我是酒鬼，可我从不酗酒。”婚后十年，他在激烈争吵中第一次动手打老婆，摔门离家出走，第二天返回。

1983年瓦西里去极北地区服役，那边可以更快攒够领取军人养老金的年数。他在沃尔库塔服役一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加尔卡服役三年，家属留在基辅，因为大女儿该上大学了。这几年格里布的确发生婚外情，侦查员核实了几名情妇身份。比如他跟伊加尔卡市32岁女性嘉琳娜·加拉妮娜通奸，以夫妻名义在女方公寓同居，帮助她抚养前一段婚姻所生的两个儿子。但同时格里布也没忘记基辅的那个家。

1987年瓦西里面临退役，他向嘉琳娜保证会办离婚回到她身边。基辅家中争吵不断，等拉丽莎察觉丈夫频繁通电话的那个“伊加尔卡朋友”竟是小三，婚姻岌岌可危。但夫妻俩谁也不先提离婚，主要是考虑孩子：大女儿已经搬出去住，小女儿跟妈妈一条心，瓦西里坚信她恨爹。另一方面，嘉琳娜发来最后通牒——要糟糠妻还是要她？她表示最多等一年。

转眼到了1988年7月，嘉琳娜明确告知瓦西里拒绝继续傻等。瓦西里也没打算让她等下去，杀人计划已经筹备数月。

侦查员认为瓦西里杀妻灭嗣不仅出于感情原因，还有更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如果妻女死亡便无需分割财产（包括基辅公寓）及支付抚养费。线人“斯捷潘楚克”报告瓦西里曾透露他打算在老婆死后独身生活一年，摆脱嫌疑再跟嘉琳娜结婚，婚后同居基辅。

瓦西里最初想投毒，找药房的熟人咨询购买“灭鼠用”砒霜或耗子药，却得知这些东西基辅供不应求，根本买不着。于是想起自己早年炸鱼的经历。制造一个定时炸弹肯定比制造炸鱼包复杂许多，瓦西里学过无线电，军官俱乐部图书室的爆炸物书籍也很有帮助。从他家搜出写有书名、编号和摘录的纸片，成为本案重要线索。

瓦西里向某位爱好打猎的朋友购买火药，为此从存折取款25卢布。拉丽莎很快发现这笔支出，不免又大吵大闹。瓦西里说这次争吵是“最后一根稻草”，坚定了实施计划的决心。

炸弹部件是利用职务之便在工厂实验室造的。另外做了一个装药量很小的复制品，在工厂地下室试爆成功。为增强威力，瓦西里往火药内添加几种五金店常见成分，使爆炸物总重达到1840克。炸弹还包括塑料袋装的三升汽油，以使爆炸后飞机行李舱燃起大火，“更加可靠”。

那些年旅客行李不做安检，不必担心机场工作人员发现炸弹。一旦飞机凌空爆炸起火，证据统统毁灭，无法查清哪个人的箱子炸了。瓦西里受审时坦承：“我没考虑过其他乘客，我不在乎”。

妻女出发当天，瓦西里·格里布准备两个一模一样纸箱，一个放炸弹，一个放食物，在汽车后备箱掉包只消几分钟而已。航班20:45起飞，预定23:00降落。定时器设到22点，本应在奔萨附近空域爆炸。专家分析认为碎片将散落地面1200米，机身破裂，控制系统损坏，汽油引发的大火难以遏制，客机很可能迅速坠毁。但由于定时器和电池接触点分离，炸弹最终未爆，近两百条人命幸免于难。专家说这可能是纸箱受撞击或剧烈颠簸造成，比如机场行李工粗暴装卸。

审判“犹大”

瓦西里·格里布因涉嫌双重谋杀、危害多人生命、蓄意破坏飞行器、非法处理弹药及爆炸物出庭受审，当年法律规定最高可处死刑。基辅和全苏联各大报均对审判追踪报道。报道显示被告态度狂妄，蔑视法警、辱骂记者。又试图抓住救命稻草，不承认杀人故意，只对非法处理爆炸物认罪。

至于拉丽莎·格里布的表现，《乌克兰文学报》援引其当庭发言：“公民审判员们！我敢肯定，我丈夫不想将他的计划实施到底。我十分确定，因为他是个技术专家，所以请相信我说的：如果他有意炸飞机，那么飞机早就炸毁了”。这名险些遇难的妇女反过来捍卫丈夫，真不可理喻。报社编辑部接到她的愤怒电话和投诉信，要求“停止刊登”她的家务事。

克格勃在格里布家安装的窃听器录下拉丽莎同邻居谈话，称：“如果我一开始知道是瓦西里做的，压根不会去报警”。

最终基辅州法院宣布瓦西里·格里布全部罪名成立，判决在严管劳改营服刑13年。此人后来命运不得而知。

苏联解体后，那架逃过坠毁厄运的图-154客机成为下诺夫哥罗德航空公司资产。1998年飞机封存，2002年该航司破产清算，飞机被切割回收。

延伸阅读：

1973年赤塔109航班空难

伏努科沃机场三机坠毁事故

1972年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幼儿园坠机事件

1977年莫斯科连环爆炸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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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费多罗娃1909年12月生于圣彼得堡。父亲阿列克谢工人出身，革命后成为克里姆林宫证件管理处处长，母亲是家庭主妇。

卓娅·费多罗娃自幼喜爱表演，在学校兴趣小组展露头角，但爸妈认为这只是孩子一时兴起，强迫她到苏联国家保险管理局当会计。卓娅不肯放弃演艺梦，1930年考入革命剧院学校（译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剧院）深造，凭个人能力获得导演青睐，开始出演电影角色。

卓娅学生时代嫁给演员列昂尼德·韦茨列尔，离异；又嫁给电影导演弗拉基米尔·拉伯波特，离异；之后与苏联英雄、战斗机飞行员伊万·克列晓夫同居，未登记结婚，克列晓夫1942年坠机身亡。

1939年卓娅荣获劳动红旗勋章，1941年、1942年两次领取二级“斯大林奖”。1945年在红军节招待会上结识美国武官、海军飞行员：杰克逊·塔特（46岁），坠入爱河，诞下她唯一的女儿维多利亚，为掩人耳目匆忙嫁给作曲家亚历山大·梁赞诺夫。1946年塔特被苏联驱逐出境，直到1964年才得知在苏联有个后代。卓娅·费多罗娃辉煌生涯因此蒙尘，不久即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拘押在列福尔托沃监狱。1947年法院判决没收其全部财产、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服刑25年。后来服刑地点改为车里雅宾斯克监狱，又调整到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卓娅的两个姊妹同样命运凄惨：玛丽亚被发配到沃尔库塔某砖厂劳动十年，1952年逝世；亚历桑德拉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农村，含辛茹苦抚养自己的孩子和维多利亚。

1955年2月卓娅获得平反，一时无处栖身。好友利季娅·鲁斯兰诺娃敞开家门，积极安排母女相认。不久卓娅在莫斯科市塔拉斯·舍甫琴科堤岸街分到两间卧室的小公寓。

虽然重归自由，但多年牢狱沉重打击了卓娅的健康和身材。尽管观众仍然喜爱她的才华和演技，却只能在一些电影中承担小角色。1965年政府授予卓娅·费多罗娃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称号。她最后一部出镜作品是1979年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扮演女宿舍看门大妈。

按常理，这种情况下卓娅·费多罗娃生活应该挺拮据的。可1970年代中期她突然发财，在莫斯科市库图佐夫大街4/2号公寓楼弄到一套两室一厅，同许多文艺界名流为邻，大量购买昂贵家具、古董和名画真迹。

原来，卓娅跟总书记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和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之妻斯维特兰娜关系友善，这两位曾是她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堤岸街的老邻居。勃列日涅娃迷恋钻石，费多罗娃受她影响也开始投机宝石、黄金、古玩和名画。虽然购入珠宝花费不少，有时高达十万卢布，但转手即可获利50%甚至100%。因为卓娅的客户大多是高级干部及干部亲属，勃列日涅娃会在行情见涨的时候通知闺蜜，想不赚钱都难啊。

除珠宝外费多罗娃还兼营古董。她家仿佛中转站，自己拍摄新到手的“稀罕玩意儿”，编成目录册寄送外国顾客。她的一位亲戚说曾在她家见过“大钻石、真迹和古代雕像，都是国外弄来的”。

此时卓娅女儿维多利亚已经搬去美国投奔亲爸，自己也结婚生子。借此便利条件，1976年卓娅得以赴美跟老情人见面。之后多次申请移民，屡遭苏联政府拒绝。然而根据一些报道，1981年她终究办下来梦寐以求的证件，另有说法称维多利亚动用了全部人脉关系促成妈妈移民。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也可能卓娅·费多罗娃已经意识到危险迫近。1981年她与女儿最后一次通话，称“我就快被杀了”，但维多利亚当时没留意。12月10日凌晨卓娅打电话给某朋友，谈论将要去克拉斯诺达尔旅行，下午一点多又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女同事打电话。

之后71岁的卓娅·费多罗娃失联，叫门不开、电话占线。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费多罗娃朋友玛格丽特·纳博科娃，两人当天约好见面，纳博科娃两次登门敲不开，遂在门上贴张字条。可能越想越不对劲，联系卓娅的外甥尤里（他有备用钥匙）紧急赶赴库图佐夫大街。尤里抵达后见卓娅家开着灯锁着门，拿备用钥匙进屋，赫然发现卓娅坐在扶手椅上已死，一只手握着电话听筒。侦查员后来确认卓娅系被人从脑后10-20厘米位置一枪打死，子弹穿过左眼和眼镜片。

事后亲戚们回想起诡异细节：卓娅死前曾抱怨有人寄给她左眼被挖去的恐吓照片。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细节是，卓娅伤口周围的头发排列整齐，显然凶手开枪后梳理过她的头发。

莫斯科第123警察局原刑侦处长鲍里斯·克里沃舍因介绍：“首先看到的是椅子下面一滩血迹。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碰，进行外围检查。我们毕竟不是新手，发现了一些痕迹，搞清了一些问题。我摸她腕子，脉搏没有了，但体表还是温暖的”。

弹道专家鉴定子弹系德国绍尔38H手枪射出。全苏联仅三位公民登记持有该型号手枪，寻找他们毫无困难，但调查排除了三人作案嫌疑。费多罗娃尸体状态表明她是在接听电话时中枪，但无法确定来电号码。门锁无强行破坏痕迹，意味着凶手是熟人。桌上摆放两个茶杯、一碟蛋糕，显示主客吃东西聊了一会儿。1981年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谢尔盖·布捷宁指出：“当我们检查案发现场时，见她穿着破拖鞋、窟窿毛袜和一件旧睡衣，表明来访的人和她关系很亲密”。

另一条佐证熟人作案的线索是：费多罗娃几乎不在陌生人面前戴眼镜，也不让不熟悉的人进屋，或者隔着门谈话，或者约在楼院谈话。费多罗娃亲戚说：“她从不让生人进家，即便白天也用滑链锁门。夜晚放一个折叠梯，如果门开了梯子会倒下发出响声。”

于是重点侦查死者亲属，就连年少的也被从学校叫出来问话。警方不排除外甥尤里嫌疑，但他有确凿不在场证明：案发时正参加选举报告会。即便如此，他仍然被拘留一段时间，导致社会传言他是真凶。

卓娅的几位朋友想起12月10日她在等候一位“法国朋友”，姓名不详——此人身份始终成谜。其他朋友则说卓娅等候的是“老阿尔巴特街的朋友”，该人儿子侨居美国，计划去探亲，卓娅想请她捎带几样首饰给女儿维多利亚。对此，公寓楼女门卫告诉侦查员案发当日只有纳博科娃和尤里两人找过费多罗娃，未见别的访客。警方推测凶手可能从房顶进入楼内，杀人后沿原路逃跑。这里顺便提一下，费多罗娃遇害几个月后纳博科娃也死了，死得莫名其妙。

侦查员检查费多罗娃尸体旁笔记本，大吃一惊：里面居然记了两千多个电话号码以及约1500条莫斯科地址和外市地址。屋内没有明显劫掠痕迹，但丢失一枚五万卢布戒指、银餐具和画家马蒂斯原作。迅速查明出售赃物戒指的投机商，家住塔干卡，非法持有未登记的绍尔38H手枪！

警察前去抓人，投机商坐出租车逃跑，刑侦处长鲍里斯·克里沃舍因随手拦截社会车辆紧追，命令驾驶员踩油门撞上去，幸好出租车司机反应快及时停车投降。经过一番调查，确认该投机商与谋杀案无关。

另外，侦查员检查费多罗娃寓所时注意到地板和架子放着许多珠宝标签，但未找到珠宝本身。继续深入搜索，发现一处狭小的秘密储藏间，塞满女士提包。其中一个提包装着三千卢布，另一个装着一根金链，其余都是空的。警方研判这些提包不太可能是凶手目标。

有传言称费多罗娃收藏了一枚大钻石，凶手直奔钻石而来。还有传言称费多罗娃用皮箱装了大量准备邮寄境外的宝石，皮箱不翼而飞。这些传言从未得到官方证实，但费多罗娃遇害或许是因为她参与非法珠宝交易，知晓许多犯罪内幕和参与者而遭灭口。亦或许她再一次申请移民失败，愤而敲诈交易链条上的某个高层人士，结果被一枪打死？

此外，费多罗娃死前不久曾将一幅昂贵名画寄给女儿，认为这幅画在美国拍卖所得够她俩多年生活，但维多利亚联系卖画时得知系赝品。那么费多罗娃会不会找卖家算账啊？原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副部长、内务部刑侦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潘金持此观点：“显然费多罗娃要求欺诈卖家退还钱款。也许她施加了压力，也许那些骗子害怕被揭发，所以杀她灭口。没有政治因素，纯属刑事犯罪。”

排除费多罗娃“早年同克格勃合作，因移民被克格勃消灭”的无凭据猜测不提，警方认为这位著名演员的遇害原因多半是经济因素。高级侦查员谢尔盖·布捷宁说：“有一种说法是她拿了某人东西未付款，第二种说法是她用了服务没给钱，比如贿赂海关边检，或者欠保护费”。

编剧爱德华·沃洛达尔斯基评论该案称：费多罗娃可能是被女婿杀害的。她女婿是飞行员，定期从纽约飞莫斯科，理论上能够敲开门杀死丈母娘、劫走珠宝。无论如何，费多罗娃死后这位女婿摇身变成大企业家。

警方侦查卓娅·费多罗娃遇害案约两年，之后由内务部转交克格勃并列为机密。侦查期间共询问约四千人，但缺乏充足证据始终不能结案起诉。

卓娅·费多罗娃下葬瓦甘科夫公墓，独生女维多利亚未出席葬礼。有人说苏联当局禁止她入境，也有人说她相信返回苏联有生命危险。2012年维多利亚·费多罗娃在美国逝世。前些年卓娅的外孙从美国飞赴俄罗斯，呼吁俄联邦总检察长承认他也是该案受害者，重启调查。他的呼吁无人回应。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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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见证人”项目的一部分，“纪念”国际人权协会自2008年开始一直在搜集苏联极权主义受害者的口述回忆。记者观看了数十小时采访视频，特向读者推荐其中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

“太阳，斯大林，七年”
西蒙纳斯·纳尔布塔斯，维尔纽斯市，2009年采访

“本人自幼爱国。1940年我国丧失独立（注：苏联吞并立陶宛），不仅我深感震惊，全家都惊呆了。我们被迫接受国土陷落、主权沦亡的现实。

之后又来了德国军队。星期天战争爆发，星期三或星期四德军进城。民众将此视为解放，因为（苏联政府进行的）驱逐太可怕了。我家波兰邻居深夜被拖走…… 唉，他们肯定是难民吧。总之，德国占领开始了。

头几个月立陶宛的行政管理似乎井井有条，但紧跟着迫害、屠杀犹太人。如果说民众起初曾将德军视为解放者，还问：“你们西欧文明之师做的什么事呀？”这下大家彻底看清德国人嘴脸了。实际早在那年八月底民众已经察觉不对劲。所以1942-1943年，我还是个三、四年级学生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四处张贴传单、布告，呼吁反抗德国占领。

圣诞节（1945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搜捕我们同学。十个、二十个、三十个被抓走。我意识到危险迫近，没有继续念书的希望了，犹豫着究竟逃入森林呢还是就地躲藏呢？或者什么都不做傻等被捕？妈妈哭着说：‘我如果看着你死，我也不活了’。你知道吧，那时候当街枪毙游击队员，三十具尸体横卧人行道。妈妈说：‘继续这样下去我心脏受不了’。

结果1946年新年刚过我就被抓，指控我参加ЛЛА。ЛЛА是领导武装抵抗的地下组织，全称立陶宛解放军。可我并不是ЛЛА成员。总之，背负沉重罪名在希奥利艾监狱坐牢。我才十七岁半，绝不认罪，毕竟我没参加ЛЛА。可能跟办案的吵嘴把人家惹火了，他们把我关进窗玻璃碎掉的囚室，冬天在里头坐了快三个月。太冷了，窗大敞着，当时是1月份、2月份。我根本睡不下，只能蹦蹦跳跳，因为入狱只穿着学生服，一套少年西装、一件旧大衣而已。

谈到这儿必须指出，1941-1944年间成立的立陶宛青年抗德组织后来统统被打成反苏组织，因为我们没有为苏联而战。凡参加者一律判处有罪，当然包括我。但开庭前检察院把我那份起诉书的58条1а款和58条11款删除，改为58条第10款第二项。
（译注：即改“平民叛国”指控为“反苏煽动宣传”）

那么我犯了什么罪呢？战争期间我写过一首诗，寄给某共青团员，其中有一句：太阳斯大林，打了引号，写做：看见‘太阳’斯大林，于是判我七年。

这句话确实没什么要紧，但他们如临大敌，判刑七年、剥夺权利三年。判决书写道：‘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休庭当天押我到考纳斯监狱，同监室四个人，两个死在劳改营。第一位刑期最短，才关三年，可惜死得早；另一位十五年苦役，1948年死的。

我们从莫斯科步行去雅罗斯拉夫尔，三天没吃没喝。到雅罗斯拉夫尔开饭，永远忘不了那是我今生吃过最好吃的面包，五个人分食一条。继续从雅罗斯拉夫尔启程，连走三天，又没吃没喝，饿得我头晕眼花起不来床。好容易走到乌赫塔，乌赫塔递解站。”

“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叶卡捷琳娜·阿诺欣娜，沃罗涅日，2008年

“我们走在路上，哥哥穿草鞋，妈妈穿草鞋，这样的人也叫富农。姐姐去教堂穿皮鞋，然后脱下来包好，光脚回家。她爱惜东西。

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有个穿马裤的人，拿着某种书或笔记本来我家说：‘收拾东西吧’。妈妈说：‘去哪儿？’答：‘去新村’。妈妈哭了，姐姐哭了，我们都哭了，我刚六岁，站在装娃娃的铁皮盒子旁。

父亲坐拉牲口的火车先走一步。母亲什么也没带，衣服、鞋子都没带，走得可忙乱。那年她三十岁，哎不对，三十六。

她匆匆舀了一桶黑麦，仅此而已。没给我们兄弟姊妹拿东西，无论冬装、夏装或铺盖统统没带。然后上火车，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向前开，又往后开、往后开、往后开、向前开、向前开，驶向科特拉斯（译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小城）。我不知道哪天到的科特拉斯，下车人家安排我们坐驳船。

1933年闹饥荒，要命了，活不下去。没地方割草，去林子剥杉树皮，推成白粉粉烤糕饼，人家管这叫糕饼。唉，杉树皮那个味儿啊。我没吃这种糕饼，哥哥姐姐吃了，因为我咽不下去。

萨沙叔叔死了之后，每天抬出去四十口棺材，都是饿死的。有件事真假我不知道，听旁人讲的——他们想把某个死人跟他合葬，刨开坟墓，他没在棺材内。他们说死尸挖出来吃了。

我不知道萨沙叔叔究竟被吃没有。反正都说他不在棺材。”

“傻妞，你们班一半孩子没爸爸”
伊丽莎白·达维多芙娜·利夫琼，莫斯科，2008年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一年了，我仍然记忆如新，恍如昨日。后半夜我被惊醒，我13岁，睡在一个箱子上。我们全家五个人住13平米，我、爸妈、弟弟和帮佣。集体公寓五六个房间，每户一间。房间中央放张小床我弟弟睡，我睡箱子，爸妈的床贴墙，帮佣在门口睡行军床。

当我妈妈领那两个人进屋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刚才还看见我爸穿燕尾服站在舞台灯下，漂亮的妈妈盛装边弹边唱，忽然来到这种房间，看见这种‘装潢设计’，这种带行军床的豪宅。俩人呆住了，其中一个问：‘盖格纳住过这儿？’——‘住过’，不是‘住这儿’，而是‘住过这儿’。问帮佣，帮佣说：‘是的’。

收拾行军床的时候俩人一动不动，我和弟弟都惊醒了。我们站起来，妈妈面如白纸两腿发软，紧紧倚着柜子。俩人开始翻找我睡觉的箱子，翻了又翻，除了些衣服没别的。

十六年后我们得知，不，十九年后，1956年我们才得知，他（父亲）被捕一个月就枪毙了。

两个月后我在学校，一位女老师忽然叫我：‘丽佐奇卡，校长找你呢’。我往校长办公室走，边走边抖。我是个又瘦又小的女孩，进了屋忍不住哭鼻子。校长紧紧搂着我，说：‘你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他首先问我：‘妈妈在家不？’我当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他想知道我和弟弟有没有人管。我说：‘在家’。他说：‘感谢上帝！那你哭什么？’

我说：‘我怕学校的人知道我爸被抓’。校长说：‘傻妞，别怕，你们班一半孩子像你一样爸爸不在家’。校长名叫特罗菲姆·尼基季奇·波利修克，我深深铭记七十年，就因为他对我讲这几句温言善语。

我家有个侄儿，在学校站队听通报：斯大林死了，顿时两眼发黑昏倒。我们用笑话回忆那些岁月。斯大林是神。神啊！但愿斯大林知道他们对我爸爸做了什么！（斯大林）签个字（爸爸）就被枪毙了。但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太不公正了，太瞎扯了。他自己不知道被下面人糊弄了。大家曾经都这样想问题。”
（译注：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大卫·伊萨科维奇·盖格纳1937年12月演出时被捕，1938年1月枪决，1956年12月平反恢复名誉。妻子塞西利娅·楚德诺芙斯卡娅是歌手）

“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妮娜·福明奇娜·斯米尔诺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克鲁泡特金市，2008年

“我妈是乌克兰顿涅茨克州人氏，我爸是沃罗涅日州的。妈妈跑去沃罗涅日州嫁给爸爸，两人生儿育女，辛勤工作，挥洒血汗。

务农的人都知道土里刨食多么艰难。凭着两个人、四只手养活全家。原本有十个孩子，两个早夭，因为挣的钱除了糊口还要缴付地租。好在没挨过饿，穿粗麻布衣服。

1930年强制集体化，妈妈扯了几尺印花布——就是过节穿的花裙子布——缠在我们肚子上。我家三个女孩，我1926年生，二姐1925年，大姐1924年。妈妈把印花布缠我们肚皮上，保住这些布没被人抢走。他们把我爸穿的毡靴硬脱下来没收了。

妈妈的父母姓库特尼亚克，我知道外祖父叫谢尔盖，因为妈妈叫安娜·谢尔吉耶夫娜。外祖母人称阿纳斯塔西娅阿姨，因为她本名是个少见的乌克兰名字，如今我也记不得了。

1930年我家被划为富农，没收土地和生产手段。实际我家只有孩子多，别的样样缺。贫农会议决定我们属于富农，抄没充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清算，反正档案上这样写的。意思就是毁灭我们。于是把我们扔到西伯利亚。

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么是人民公敌、被流放者，要么是特殊定居者。可一查档案：没有其他任何公文，所以没人决定如何惩治我们，也没人决定是否流放我们。但我们终究被发配西伯利亚。

全家登上牲口车厢，那时我还小，记得车厢黑乎乎，有人坐稻草，有人坐破布。下了火车，让我们小孩坐雪橇，往我们衣服里面塞干草和破布，顶风冒雪赶赴另一站。我至今记得大人跟着雪橇跑，严寒刺骨，我满脑袋挂霜，从头到脚全白的，眼皮都结冰了，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雪橇大声尖叫，因为全身湿透，气温零下五十度，所以我们大哭大喊。现在半夜醒了回想起来，妈妈看我们这样，内心多么煎熬啊。

那几年，1934年吧，我长得皮包骨头，肚子鼓起来，当时叫佝偻病，今天叫营养不良，两只眼睛闪闪亮。我年纪小，体力差，是健康最糟糕的一个。十二岁的时候同龄小朋友喊我大肚子，气死我了，就是以这种身体迈向1937年。1937年集体农庄渐渐步入正轨，开始运转，干活的都是流放人员，把我们视为人民公敌。专门有个管理处管着我们，除了小孩，成人一律受检察机关监督。每星期去管理处报到，我经常陪妈妈去管理处。禁止我们出村，也不许下田拾穗或捡个烂土豆。岂有我们这种定居者啊，罪犯才受监视呢。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我们围着炉子坐，炉上温着大概半桶水。1925年出生的伊琳卡说：咱把盐放水里吃吧。于是我们往水里倒些盐，真的有咸味。三个女孩就一人一勺舀水吃干净了，管这叫‘吃’。

我没告诉你战争期间我们是怎样挖地、拾穗的，战争期间已经可以出村活动了，一打仗检察机关就不太注意我们。所以每当粮食收割完，大家手拿小铲子下田挖掘，找老鼠洞的麦穗，我记得我三挖两挖就挖到了。老鼠像个巧手主妇似的把麦穗一根根整齐摆放，头对头梢对梢。我们拿走她的食物，很高兴，有麦穗吃了……

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害怕谈论那个时代和战后年月，因为说话犯罪，如果谁发表什么针对或不针对的言论，或者谁在什么地方笑了，一旦被告发，这人就被抓走了——无声无息，也不经审判。流放科雷马，消失无踪。

列宁1924年就死了，我还没出生。只有斯大林对我们做过这种事。”

“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
米哈伊尔·约瑟福维奇·塔马林（曾用名莫伊谢伊·约瑟福维奇·拉文），莫斯科，2008年

“1937年4月16日我走进库兹涅茨基街24号（注：国安机关接待室）。他们传唤我，把我扣留，指控我可怕的罪名。开始审讯，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会、涉嫌准备对党和政府发动恐怖袭击，这太意外了，简直令人心惊胆战。

1937年7月2日夜晚我被带走，单独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顶层单人监室，两耳只听隔壁监室囚犯呻吟。当晚一阵钥匙响，牢门打开，监狱长彼得洛夫带两三个随从走进来，递给我起诉书。起诉书是这样写的，左侧顶部：‘批准，总检察长А.Я.维辛斯基’，右侧：‘同意，НКВД СССР第四处处长彼得罗夫斯基’。

这意味着逮捕所有亲属、财产充公、24小时内枪决。起诉书指出，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机关破获了一个大学生反革命恐怖主义布哈林组织，其目的是以恐怖手段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 本人某某系该组织核心头目。根据上述指控，我将接受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刑法58-8条、58-11条的审判，并适用1934年12月1日之法律。

这项法律是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颁布的，意思是逮捕所有亲属、抄家及24小时内执行死刑。

这就是法律规定，他们给我看起诉书，转头走了。您知道吗，我读完状态很糟，尿了一裤子。请原谅，我失去了调节自身器官的能力，浑身发软。大清早他们来带我，对我说：‘收拾好东西’。我只拿了一把牙刷，别的什么都没拿就下楼了。他们用个大布袋子套着我，让我在里面脱光，把衣服裤子仔细翻查一遍，再让我穿好衣服，走出监室进入一辆专用囚车，人在笼内只能坐下、起身、坐下。

显然这辆车有多个笼子，后来才知道我的难友们亦在那些笼内。于是到了设在莱福尔托沃监狱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

（斯大林死的时候）我正在图鲁汉斯基地区流放。那个地方住的多数是立陶宛人，整个村庄几乎全是立陶宛的。听说斯大林死了，他们高兴地走来走去，脸上洋溢笑容。虽然没人喊口号庆祝，可一看就知道很开心。而我们这些人（对这件事）充满恐惧。我们以为将会被就地消灭。一些流放者暴动，抢夺看守的武器。于是政府派来整整一个师把他们统统打死。此事我是听说的，没亲眼看见。”

“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罗莎·尤素福芙娜·绍夫克林斯卡娅，莫斯科，2009年

“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出差了，可从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爸爸，实际他在马哈奇卡拉监狱关押三年。三年受尽刑讯，期间换侦查员重新侦查。爸爸写下经历的一切，托狱警捎给我们。

然后开始写申诉，给斯大林、莫斯科写了多份申诉。他要求申诉只能通过邮政列车寄出，并且在申诉中要求把答复寄给他的亲属而不是州委。然而答复终究寄到州委那儿了。二十大之后，斯大林死后，这些申诉重见天日，上面写着‘档案’字样。

当初村里筹划办集体农庄，爸爸认为事关重大，后来他们指责爸爸不同意我们地区组织集体农庄，原因也是如此。毕竟我们这地方全部是梯田。爸爸坚决不同意在本村办农业集体农庄，他说：‘我们可以办养牛集体农庄，不能办种庄稼集体农庄’。

我爸在单人牢房关押三年，三年后开庭审理。那时已经有命令重审此案，但36个人被迫做供画押——文件上写着“36人”，他们一个都没活下来。所以凭着这些口供，‘三人小组’判他八年。八年啊。

判决的理由是他持有某种武器。押送他去西伯利亚。我们只收到过一封他从北方劳改营寄出的信，爸爸在信中描述自然环境，说雪地茫茫，只有白熊和柳松鸡出没，严寒零下五十度。他还说正在为我们，为我们的苏联、我们的祖国修建一条必不可少的铁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铁路。

这封信之后父亲再无音讯。信的末尾他写道：‘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在哪？’

过了一年，1941年，我们得知爸爸死于某医院。不准任何人参加我家的葬礼和追悼会。村苏维埃派人把守，阻止亲戚朋友来吊唁。

妈妈和我们这些小孩哀悼爸爸。集体农庄不接纳妈妈，学校也不接纳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村的时候妈妈不得不带我们返回马哈奇卡拉。

我姐和我妈不认为斯大林有罪。妈妈说：‘斯大林不可能知道一切，不是斯大林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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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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