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过去常吸‘自卷烟’。劳累一天之后，老头子喜欢坐到门廊台阶，边卷烟边咕哝些什么。只见他摸口袋掏出一张报纸，仔仔细细把烟丝包进去。身为小孩，我被这一幕深深吸引住了。爷爷慢悠悠卷着，有种特别的安详感，天色暗下来的时候点燃烟卷，一团烟雾笼罩全身。也许这就是我至今喜欢纯粹烟草的原因吧”。

苏联的香烟品牌比香肠、伏特加等各种消费品更多，什么“爪哇牌”、“首都牌”、“宇宙牌”、“阿波罗-联盟牌”、“普里马牌”、“莱卡牌”……无论吸烟或不吸烟者人人耳熟能详。尽管可选项如此丰富，许多烟民仍对劣质烟草的糟糕口感深恶痛绝。国内卷烟厂有公家支持，不愁卖也不愁买，直到1980年代末不祥的改革降临，全联盟大规模烟草危机随之而来。

20世纪初俄罗斯人抽烟的不多。“一战”时期情况起了变化，“人民的尼古丁”被赋予崇高国防意义，从高层到民间人人烟不离手。苏联成立头几年烟草严重短缺，国家领导人立刻意识到烟不够抽将引发动乱，迅速着手振兴烟草工业。

但苏联香烟史实际始于伟大卫国战争之后。战争期间六分之一国土上出现了盟军和德国侵略者的盒装烟，之前几乎完全是手卷烟、马哈烟和纸管烟(Папироса)的天下。1966年各种香烟拥有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滤嘴和尺寸，先驱者是莫斯科“爪哇”卷烟厂出品的“爪哇”牌。（译注：该厂1864年成立，1912年开始使用印尼爪哇岛的烟叶，故名。1918年国有化，1920年印尼工人代表团来访，为加强友好关系，沿用旧称）短短九年之后，工农国家苏联成为世界第三大香烟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每年制造3650亿支，约占全球总产量十分之一。

烟的白雾

量大未必品质好。苏联卷烟厂的产品往往潮湿易熄灭，必须频频抽吸，原因是配料不含助燃成分。而且通常卷得太紧，吸第一口前要用手指揉捏。

为进一步丰富国内烟民选择，为他们提供更高档产品，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进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香烟。保加利亚烟脱颖而出，他们的“女服务员牌”、“罗多彼牌”、“ВТ牌”和“蛋白石牌”等明显优于国产货，广受苏联烟民青睐。但真正令“鉴赏家”们击节称赞的是遥远古巴舶来的稀罕货，味道出奇浓烈，带雪茄风味——因为是用卷制雪茄的残渣制作的（有些人受不了，味儿太冲了）。

另一方面，苏联香烟（确切说是香烟包装盒）构成了一部国家生活百科全书，既可研究官方史和意识形态之特殊性，亦可研究地理学和社会学。不仅有纪念太空飞行、节日、各共和国大城市和地区的品牌，从诗人到矿工几乎各阶层人士都有自己的“专属香烟”。名称望文知义、一目了然：“狩猎牌”、“旋律牌”、“内河航务局牌”、“南方牌”、“北方牌”、“航线牌”、“近卫军牌”……当年甚至有一种基辅卷烟厂出品的“老板牌”，叹为观止。

烟的秘方

苏联卷烟厂根据烟草的等级和味道浓淡给产品标注等级（1-7级），但消费者选购并不看等级，只看厂家和包装软硬。绝大多数吸烟者都同意：同一品牌香烟，硬纸盒的比软纸包的更好。

叶夫根尼·雷日科夫在基辅从事IT行业，曾是一名老烟民，后来下决心戒了。他说抽遍乌克兰各卷烟厂产品，基辅和利沃夫的品质上乘，最好的被认为是首都某个厂甚至具体某个车间出来的硬纸盒香烟。莫斯科、列宁格勒香烟足堪与之媲美，但乌克兰不容易买到，著名的“爪哇牌”对基辅市民而言属于“异国珍品”。

反过来，俄罗斯人则对乌克兰烟致以敬意。原先住在捷尔诺波尔的基辅市民阿列克谢·瓦辛回忆：“莫斯科朋友以自己的‘爪哇’为荣，试过利沃夫香烟之后表示还不错，挺好的。但跟‘爪哇’比起来……我可以再抽两根品品吗？”

瓦辛补充说：利沃夫出产的烟味道柔和，“轨道牌”略带甜香，而“利沃夫牌”如果干燥充分不潮湿的话，还会带点儿其他特殊滋味。“缺钱的时候我就买‘普里马’。记得曾经靠每天45戈比活了一星期——2包‘普里马’、2杯克瓦斯，1盒火柴。浪漫！”

雷日科夫偶尔也会放纵一下：父母家酒柜藏着正牌进口烟，他悄悄偷着抽。那些年美国烟是成功人士身份象征，原装“万宝路”或“骆驼牌”只能找投机商花大价钱购买，一包10卢布，约等于苏联工程师月工资的12%。

但苏联确实有打得过外国烟的高级货，我指的不是“基希讷乌万宝路”，那是在摩尔达维亚首都特许生产的。瓦辛回忆：“我有一位同班女同学，爸爸绝对算个人物。某次她请我抽一种基辅烟，丝毫不输‘首都牌’。而且外边买不到，仅限特供商店销售。怎么说呢……万宝路之类的跟它一比就像狗屎。”

瓦辛从苏联时期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同事口中得知党的领导人特供香烟是如何生产的。精英“肺癌棒”的烟叶由特殊小组负责采摘，严格遵照时间表，天未亮进入种植园，只取最顶端三片叶子，见晨露即回。勃列日涅夫专用摄影师穆萨埃良说，因为勃列日涅夫戒不了烟，特地为他制作了加长滤嘴的，可人家根本不碰，只抽“新奇牌”。但勃列日涅夫等极少数大官享用的“新奇牌”本身就是特供品，普通老百姓在市面购买的“新奇牌”仅仅名称相同而已。

早在1980年代初无滤嘴香烟已被公认为“穷人烟”，士兵、贫困大学生和部分老烟民借此续命。后者多半是战时和战后马哈烟熏陶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一天抽几包，他们眼里即便带滤嘴的烈性烟也不过是“女士消遣品”而已。

烟的创作

香烟不仅是苏联人生活必需品，也是幽默的灵感来源。品牌名称被冠以绰号，拿它们编段子说笑话。以最受欢迎的保加利亚烟为例，“女服务员牌”别名“泼妇”，“ВТ牌”的缩写引申为“人行道小公牛”，“希普卡牌”由于烟盒印着方尖碑唤作“烈士公墓”，“图-134牌”最精辟：“起飞死”。亚洲友好国家如中国、越南和朝鲜的香烟遭人嫌弃，其中越南烟因味道可憎被称为“胡志明的包脚布”，以此怀念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除了鄙俗滑稽绰号，香烟还成为街头传说的一部分。许多烟民相信撕开硬盒装“宇宙牌”侧面，有机会找到两层纸之间的特殊标记，如果集齐若干个这种标记，可以到书报亭兑奖，就像中彩票。有人告诉我，他曾撕开一盒“宇宙牌”，发现侧面印着一条方程式，据说解开方程即可“再来一盒”。然而他从未成功，亲戚朋友也都解不开。

最后一口

到了改革危机和物资全面短缺时代，苏联烟民发现整条香烟（20盒）变成某种硬通货，常用于支付商品或服务费用。香烟地位陡增的原因很简单：当时这种大包装十分稀罕，合法销售的香烟凭票限购五盒。投机商或认识卷烟厂职工者私下贩卖，开价不菲，而且往往不是正规包装，自制纸筒每筒20支。投机商还出售另一种未切割的香烟，即所谓“报废品”，在黑市按卷或称重贩卖。雷日科夫回忆：“那年月你实际能买到一米长的香烟，唯一问题是不带滤嘴”。烟草制品短缺最严重时，精明的苏联公民甚至出售烟屁股，半升罐装的卖3卢布。

卷烟厂产品也越来越差，厂家千方百计削减成本，纸滤嘴代替绵滤嘴，几乎不烘烤烟叶。苏联香烟至此气数已尽，最终被外国货彻底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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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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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丘鲁帕(А.Д.Цюрупа 1870-1928)，布尔什维克，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苏联第1-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3—1928)。国内粮食专政发起者（1918.5.1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法令通过），征粮队(продотряд)和“贫农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РСФСР第三任粮食人民委员(1918-1921)。

1939年电影《列宁在1918》中，原型为亚历山大·丘鲁帕的角色饥饿晕倒。那么，这事果真发生过吗？

1991年八月政变后曾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保密的列宁文件，历史学家、党校教师阿纳托利·拉特舍夫是委员会顾问之一。内部档案馆的文件令他大吃一惊，后来接受一次采访透露其中部分内容。

但今天我们只谈一个话题，就是这位历史学家介绍的领袖（和领袖们）的盛宴，即列宁时代克里姆林宫大量供应红、黑鱼子酱、熟食鱼和各种小点心的事实。当然，某些布尔什维克分子、虔诚相信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饿晕”、困难年代列宁喝胡萝卜茶啃面包的人，早就宣称此次采访是卑鄙谎言，根本没有这号“历史学家”。

1920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了一个由М.К.姆拉诺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克里姆林宫住户的特权。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短暂的党内民主阶段确实发生过——党的基层组织有权要求成立委员会检查他们的领袖。

当时克里姆林宫内常住1112人，其中58人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外加125名职工。姆拉诺夫委员会检查这些人居住条件，发现党的领导干部不仅雇保姆（如果有小孩的话），还有佣人。为了多占公寓房间，其他城市的近亲、远亲都被登记在册。（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全宗17.目录84.卷111.31页）

检查三餐发现，领导干部食品供应方式分两种：1.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就餐，2.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养处仓库领取。品种包括肉类、野味、鱼类、谷物、土豆、油脂等。此外还为值班人员和加班人员（几乎包括全体领导干部）提供黄油、肉、奶酪、火腿、香肠、鸡蛋、沙丁鱼、黑鱼子酱等（同上，23页）。

此处插一句：据加米涅夫儿媳加林娜·克拉夫琴科的回忆，1920年代末每人每月午餐费是500卢布；她出门旅行，领取二人份午餐，但食物太多足够九个人吃。克里姆林宫住户的午饭必有0.5千克黄油及同等分量黑鱼子酱，午餐之外也可领取“干口粮”，包括熟食鱼、炸肉排、酒、糖果。仍不够的话随时订货。

继续谈姆拉诺夫委员会，1921年2月检查发现下列家庭定期在人民委员会食堂用餐：列宁家吃双人餐、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家双人餐、卡尔·拉狄克家三人餐、加里宁家五人餐、托洛茨基家五人餐、加米涅夫家五人餐、阿列克谢·李可夫家五人餐，卢那察尔斯基家和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家吃七人餐——别笑，他家人口多，无可指责。患病的领导有权加餐，加米涅夫屡次装病（同上，15页）。

午餐之外还有早餐、晚餐，姆拉诺夫委员会同样予以检查，得知1920年11月列宁家领取24.5千克肉、60枚鸡蛋、7.2千克奶酪、1.5千克黄油、2千克颗粒鱼子酱、4千克黄瓜、30千克面粉及谷物、5千克糖、1.2千克水果糖块、1千克猪油、100支香烟（同上，08页）。至于丘鲁帕，连续两天（11月3日、4日）从仓库领取20千克面包、8千克肉、5千克糖、3.4千克奶酪、1.2千克咖啡、22个罐头、4千克苹果等（同上，13页）——照此看来，“饿晕”显然不太可能吧。

克里姆林宫住户最“俭省”的要数斯大林，1920年11月仅领取4千克面粉、2千克肉、800克盐、2千克糖、1.6千克黄油、1.2千克奶酪、1.2千克稻米、50克胡椒粉（同上，13页）。部分原因或许是1920年斯大林夫妇只有一个儿子，次子和女儿尚未出生。

委员会核算休假费用发现其他领导人到海滨休假的开销比斯大林多5倍甚至10倍。领导人本人及家庭成员滥用公务车的情况显著，包括列宁家、托洛茨基家、加米涅夫家、丘鲁帕家……卢那察尔斯基家尤其突出：1920年7月用车38次，260小时15分钟行驶2640俄里。季诺维耶夫、布哈林和斯大林该月仅用车一次，行驶35-60俄里（同上，62页）。

姆拉诺夫委员会认为查明的上述情况违背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整顿领导干部享受之特权，对仓库发放物资数量设定限额，并建议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但1921年正值国内战争、饥饿、燃料供应短缺，年初彼得格勒工人大示威，加之喀琅施塔得起义，报告最终未公布。开完大会，4月份丘鲁帕心脏病恶化送德国医治，1928年在福罗斯休假期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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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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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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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琳娜·克柳科娃

一百五十年前乌克兰都城曾被称作“教堂和妓院之城”，卖淫业正经历它的黄金时代。

宽容之家

19世纪初提供有偿性服务尚不合法，但基辅已经出现了卖淫女聚居区，其中之一距离修道院不远，莫斯科街和奥梅利亚诺维奇-帕夫连科街（原苏沃洛夫街）附近。这个地方名曰“克雷斯蒂”，在此居住、工作的年轻女子就被叫做“克雷斯蒂妞儿”，主要客户群体是附近军营的兵卒。

从外表看，她们与寻常的城市妇女别无二致——当时基辅还没开始流行西欧服饰，所以“克雷斯蒂妞儿”穿得就像果戈里笔下女角色：花衬衫、方格裙或羊毛长裙。她们各自住在小木屋，男人登门不仅仅为了求欢，也想短暂享受家庭温暖。嫖资甚至可以用食物支付，比如自制灌肠、猪油和伏特加。进了屋，吃一桌好饭菜，睡一宿女主人，当修道院钟声敲响第二下，昨晚热情的女人拉开帘子，把客人推到街上。

1843年，“人类最古老职业”发展到新阶段，女性卖淫被朝廷非罪化，但前提是受严格监管。由于暗娼导致性病流行，官府深感头疼，所以那时候出现了第一批妓院，即所谓的“宽容之家”，经营者必须是30-60岁妇女，卖身者定期做体检——警察收走妓女的证件，另发“黄票”，注明姓名、职业并附照片，还有一栏供医生填写健康检查结果。妓院禁售烈酒，可惜这项规定往往得不到执行。另一项规定是妓院地址必须远离教堂、学校和法律机构至少300步。

基辅市内第一片“红灯区”位于安德烈斜坡，圣安德烈教堂的神甫对此义愤填膺，试图规劝妓女从良，好话歹话说尽。小妞儿们投桃报李，以一种别出心裁方式作答：又一个暴风雨之夜后集体进教堂忏悔，详细讲述自己的“罪孽”……

后来穆拉维耶夫将军在安德烈山对面买地置宅，希望有个清静环境，凭借与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私人交情迁走妓院，从而结束了这条街的不光彩历史。部分妓院搬到“沟后”，也就是上瓦尔街、下瓦尔街一带，赫鲁博奇察河流经之处。其他妓院则搬到拉丁区（舍甫琴科大学红楼附近），因为学生哥是主力客户。

1885年另一桩丑闻迫使基辅的妓女再度外迁：民间传言基辅省长谢尔盖·古季姆-列夫科维奇死在某窑姐床上，当局虽极力掩盖，但羞耻的悲剧根本瞒不住人，遂决定把妓院继续往市郊撵。驿站街居民主动提出愿意接纳风月女子落户。一种说法认为，从街道名称看这边儿住的多数是马车夫，随着铁路发展，畜力交通式微，收入下降，房子租给老鸨无疑更有利可图。19世纪末驿站街遍布娼馆，亚历山大·库普林小说《亚玛街》即以此地为背景。

孤勇者

法律禁止妓院外卖淫，可总有人情愿私下接客，这就需要开动脑筋吸引客户了。一些“流莺”在娱乐场所周边徘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今天迪纳摩体育馆位置上的“百花城堡”俱乐部，看见合适男人就缠住媚态百出。“库库什金娜别墅”（无家可归者聚居地）的卖淫女则引诱男人走出马林斯基公园，因为禁止她们入内。有人说库库什金娜别墅之名即来自躲在树后嗲着嗓子学布谷鸟咕咕叫的女人。（译注：另有说法称小酒馆女老板叫“库库什金娜”，她跟做皮肉生意的井水不犯河水）

1878年市杜马从波迪尔区迁至赫雷夏蒂克广场（今独立广场），大约同时期赫雷夏蒂克街出现了站街女，自觉在街边排成一条线。尽管她们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基辅的良家妇女仍然避免孤身从这儿走。另一类站街女是带小姑娘的妇人，自己没生育的花钱租孩子，全身黑衣，扮演一种“体面寡妇”形象。男人找这样妇女搭讪似乎更容易些，请她吃顿饭，回家深入交流。次日天亮，赠予“车马费”若干。

至于廉价的“苍蝇馆子”，食客们常常会遇见“饭馆女士”，大大方方要求男人请她们喝酒。此类女士多半以“女歌舞演员”或“假日演员”自居，毕竟二流女艺人赴外省演出属于司空见惯之事，演出结束玩几天没什么大不了的。顺便说一句，马车夫也会用“女声合唱”招徕客人坐车到“女演员”出没的饭馆。

私娼、暗娼卖身的另一种隐秘地点叫“矿泉水店”，顾名思义，对外宣传销售矿泉水或克瓦斯，但熟客想买烈性饮料的话，请跟随热情女店员往后头走。

职业精英

可想而知，革命前基辅的大多数窑姐儿和站街女不具备较高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普遍出身残破家庭或失地农民，迫于贫穷卖淫。甚至有被亲戚和原雇主强拐硬拽来的。所以有文化的少女身价倍增，老鸨子千方百计勾引她们下海为娼，勒索、威胁无所不用其极。警察曾查获米哈伊洛夫街某淫窟，一个名叫克列缅京娜·韦希瓦塔娅的女人打着牙科诊所幌子开办非法妓院，容纳几位正派家庭的女子接客。不知什么原因促使她们走上这条路，家里缺钱吗？渴望冒险吗？

文化妓女中最贵的要数“布谷鸟”，也叫“山茶花”，言谈举止文雅，衣着打扮时髦，陪伴上流阶层有钱佬出入沙龙和剧院。带这种女伴招摇过市不仅不丢脸，反而可以显摆炫耀，例如决斗中打死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尼古拉·马丁诺夫在基辅“服刑”期间，公开带着某著名“山茶花”逛公园散步。

“山茶花”登峰造极者，如基辅交际名媛艾米莉亚·斯韦伊科芙斯卡娅，甚至在情人（基辅总督德米特里·比比科夫）安排下成功嫁给波兰贵族大财主梅奇斯拉夫·波托茨基，还收了波托茨基一百万卢布“生儿子钱”。儿子出生后两人闹翻，婚姻濒临破裂，尼古拉一世皇帝降旨流放波托茨基去萨拉托夫（译注：罪名是行为不端，此人一贯惹是生非），斯韦伊科芙斯卡娅在基辅跟比比科夫旧情复燃。但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夫妻重归于好，共同逃亡巴黎并走向坟墓。

无法回头

另一方面，虽然妓院一本万利，但真正赚钱的仅限经营者，卖身者处于半奴隶地位，事实上无力脱困。此外，父权制社会鄙视妓女，惟极少数被富豪包养者能够抬起头做人。

找妓女玩耍一小时的费用取决于妓院档次。在那些白色家具、镀金窗框的精装修妓院，一个女人收费3卢布，略低档的收费2卢布，最低等娼馆花1卢布即可开心一次。而且场所等级不同，妓女每晚接客数也不同：收费昂贵的每人每晚接客4-6名，便宜的每晚多达十几名。所得嫖资老鸨抽成四分之三维持运营，余钱换成“消费券”，用于支付食物、衣裳和鞋子等费用。多数时候妓女很快就会欠下老鸨巨额债务，纵然有富翁替她赎身，等人家玩够了，结局往往是被踢回“原单位”或沦为更低等烂货。

所以从事卖淫这一行纯属吃青春饭。性病和意外怀孕侵蚀着她们的身体，由于行贿受贿，官方医生的体检多半流于形式。绝望的妓女尝试不借助医疗手段堕胎，敢于采取最危险手段，三十岁年纪事业乃至生命就早早告终了。

1917年之后基辅的妓院渐渐消失，德国占领期间短暂开张两家以满足军人需要，皆白天营业，官兵凭票来嫖。第一家位于弗拉基米尔斜坡，今“国家爱乐厅”楼内，第二家在萨克萨甘斯基街72号，今市立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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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杀人犯尼古拉·拉德克维奇

知情者谈为克格勃工作的失足妇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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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利亚古什金（机械制造工程师）

1991年6月7日本来可能成为乌克兰铁路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若非赫尼万车站工作人员敬业、机敏和英勇献身，事故遇难者恐怕多达几百甚至上千……

1991年6月初，我和妈妈乘坐“利沃夫”91/92次列车前往基辅（当时途径捷尔诺波尔和日梅林卡），由于种种原因严重晚点近两个小时，天亮才驶入赫尼万站。机车头发出一声长鸣，缓缓减速。12岁的我透过窗玻璃看到外面散落的煤块、残破的车厢和站台，混凝土枕木和支座横七竖八。妈妈问女列车员发生了什么，答：“出大事儿了……本来会更大的……”

许多年后我访问退休铁路工人弗拉基米尔·科洛托夫金，了解到这次铁路事故的一些细节。

1991年6月7日晨6时05分，一列45个车皮组成的满载煤炭的3225次货运列车抵达西南铁路局日梅林卡站，在这里做例行检查并更换机车头。事后查明本站值班员瓦莲京娜·基利亚耶娃指示信号员玛丽亚·马祖尔安装三个制动块，但未确认执行，10分钟后照常通知机车司机可以摘钩。玛丽亚·马祖尔承认跑去灌木丛方便了，根本没放制动块。车厢检查员В.С.米哈伊洛夫斯基和Б.М.什普利亚尔毫不知情，松开刹车进行他们的工作。

从日梅林卡延伸至文尼察方向的铁轨有自然坡度，脱离机车头的煤炭车厢缓缓溜逸。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什普利亚尔察觉险情，迅速警告值班员基利亚耶娃，基利亚耶娃立即通知距离七千米的布莱洛夫站值班员科兹洛夫斯基（布莱洛夫站位于日梅林卡站和文尼察站之间）。调车机车司机契斯季雅克目睹串联车厢溜逸，也迅速通知调车员和基利亚耶娃。那么，最早知晓这次事故的人除了基利亚耶娃，还包括车站调度员沃伊托夫、调车员库兹米奇和日梅林卡站另两位值班员斯洛博江和谢罗娃等。大家一时手足无措，忘了赶快扳道岔把煤车引入尽头线（也叫死岔线），那样的话事故结局将只是车厢慢速脱轨而已。另外，派出内燃机车拦截溜逸煤车的尝试也未成功……

这时正在布莱洛夫站内的625次旅客列车（基辅-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收到煤车溜逸警告。该车显然严重延误了，因为按照时刻表它早就应该驶过日梅林卡站并经由1号铁轨通过比留列夫站。3号、4号铁轨停着未挂机车的货运车厢。由于36次旅客列车（敖德萨-基辅）即将进入2号铁轨，布莱洛夫站值班员科兹洛夫斯基立即命令625次列车发车，腾出空间让溜逸煤车通过。又命令车厢挂钩员沃洛沃德在1号铁轨安装制动块，尝试将煤车拦截在布莱洛夫站内。

挂钩员尚未来得及安装制动块，晨7点溜逸煤车高速通过布莱洛夫站。众人束手无策，科兹洛夫斯基只好将情况通报日梅林卡区段调度员帕热特诺娃。赫尼万站、秋什基站、文尼察站工作人员也收到科兹洛夫斯基发来的事故信息，警报系统随即启动。赫尼万站值班员科瓦利斯卡娅07:02得知煤车溜逸失控。

雪上加霜的是，9号国际快车（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刚刚以53千米时速通过赫尼万站驶向日梅林卡站，并且与溜逸煤车同在一条铁轨。后者时速已经高达100千米，一旦迎面撞击载有九百多名旅客的9号国际快车，死伤将难以估算！

07:03国际快车司机收到紧急制动指令并执行，遵照调度员指令高速倒车约两千米返回赫尼万站1号铁轨，停靠站台。日梅林卡区段调度员帕热特诺娃与赫尼万站值班员科瓦利斯卡娅考虑在秋什基站进行拦截的风险太大，决定利用赫尼万站2号铁轨实施拦截。于是派遣调车员沃洛季米尔·克罗诺兹冒着巨大风险安装制动块，迫使溜逸煤车停在2号铁轨。同时指示一台调车柴油机车（司机萨夫琴科）摘钩并缓缓开到坡道低处。至于煤车一旦溜入文尼察站会发生什么，大家想都不敢想。

07:09失控煤车高速溜入赫尼万站。第一节车皮因速度太快直接侧翻，其后所有车皮跟着倾覆。煤炭和金属“巨浪”在惯性作用下向前移动，席卷一切。萨夫琴科成功逃跑，柴油机车和未摘钩的五节车厢随即被挤压变形。不幸的是，在2号轨道奋力安装制动块的调车员沃洛季米尔·克罗诺兹无法及时逃离，以身殉职。

事故最终造成1人死亡。约300米铁轨、500米接触网、5个道岔被毁，一台柴油机车和47节货运车厢（42节煤炭+5节钢筋混凝土构件）完全报废。按1991年物价计算经济损失约130万卢布。

据说9号国际快车上很多旅客目睹此情此景，吓得精神崩溃、大喊大叫。但他们得救了！为此要衷心感谢值班员科瓦利斯卡娅、司机萨夫琴科和罹难的30岁调车员克罗诺兹。

春去秋来，社会大众对西南铁路局赫尼万站事故仍然知之甚少。现场至今矗立一座朴素的沃洛季米尔·克罗诺兹纪念碑，上面刻着：“献出自己生命，挽救几百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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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尼诺站货车、油罐车相撞事故

德洛夫尼诺站军列脱轨事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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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的复仇者

尼古拉·罗曼诺夫1928年生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市，与父母和弟弟瓦西里住在诺夫哥罗德大街。父亲是商船船长，母亲全职顾家育儿，靠丈夫的工资足够生活。

尼古拉从小多动爱惹事，经常令父母操心，但读书勤奋，念完中学到本地技校学习机械专业。然而技校未毕业——1945年被指控参与轮奸，在环境艰苦的雅格里岛（白海）服刑五年，建设厂房和民宅。几年后因患结核病提前假释。

不过尼古拉并没自由多久。他不愿回老家，游荡苏联各城市，1952年在叶伊斯克酒后斗殴，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流氓罪，入狱四年。好运再次眷顾他：1953年斯大林逝世，拉夫连季·贝利亚宣布大赦，于是惯犯尼古拉返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求职谋生。由于学历低和犯罪前科，心仪的单位拒绝聘用，他自己也不想从事机修、钳工之类职业。随着肺结核发展，健康日益恶化，索性在家闭门不出，陷入抑郁状态。

除了读书看报，尼古拉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是摆弄收音机。各种新闻节目听得多了，内心对苏联党政领袖和本国人民产生仇恨。他把一切失败和霉运统统归咎于政权，坚信自己久病难医、命不长矣，决定对苏联实施最后的报复。

1954年春，26岁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筹划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工会广场五一节群众游行期间开枪杀人，首要目标是必然出席活动的地区党和军队领导。同时做好了死于交火的觉悟。于是开始参加4月份的彩排活动。

开枪杀人必须先有枪，这倒不难。1952年2月尼古拉二次入狱，弟弟瓦西里·罗曼诺夫和朋友坐电车赴舞会，透过车窗看见一名军人睡在雪堆——事后查明是驻东德苏军部队某坦克团侦察排长博布列佐夫中尉。该中尉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休假，最后一天饮酒过量，没坐上去莫斯科的火车，晕头转向站立不稳，倒卧阿尔汉格尔斯克林业技术学院附近电车站昏睡。瓦西里·罗曼诺夫和朋友见状下车，掏空博布列佐夫的口袋，丢弃证件，把钱和ТТ手枪藏在自家阁楼，次年告知出狱的尼古拉。

博布列佐夫中尉因丢失武器受严厉警告处分，关禁闭二十天。但由于相关部门的疏忽，ТТ手枪长期放在罗曼诺夫家阁楼未追回，直到案发后注销。五一节前夕尼古拉取出手枪，检查确认各部件完好，在枪柄划刻“为了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字样。为防临时检查，拆下大衣右兜剪开内衬，将枪藏到内层夹克口袋，通过大衣破口几秒钟就能掏出来。

观礼台的枪声

五月一日上午九点尼古拉·罗曼诺夫加入游行群众队伍，从海滨街开始往工会广场行进。尼古拉举止平静，一步步走向站满阿尔汉格尔斯克高官和企业负责人的观礼台，执勤警察完全没怀疑他。

接近观礼台时尼古拉放慢速度，身后一位妇女催促快走，于是他侧身脱离队伍站到右边，仍未引起警察注意，因为每支队伍都有各企业代表，有的人会直接迈腿登上观礼台。此外，那时候观礼台不设封锁线，警察和国安人员也不携带武器。

登上观礼台，尼古拉快速掏枪射击。首颗子弹打中阿尔汉格尔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斯皮利东·哈利托诺夫（48岁），造成致命伤。接着向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委第一书记德米特里·托米洛夫开枪，虽然打中但未伤及重要器官，托米洛夫幸免遇难。观礼台顿时大乱，一名军人高呼：“卧倒！”，众人纷纷趴下。

尼古拉·罗曼诺夫端着枪跑向观礼台东入口，意图继续杀人，途中被一级舰长（译注：相当于海军上校）瓦西里·苏代科拦截。尼古拉大骂：“去你X的！”，向苏代科开枪，后者紧急闪躲，失去平衡摔倒，结果被第四颗子弹击中，奇迹般捡了条命：弹头竟然卡在大衣兜的火柴盒上。尼古拉继续开火，打伤州党委主管农业的米哈伊尔·奥加尔科夫和军区副司令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中将。第七颗子弹穿过共青团州委第一书记鲍里斯·涅恰耶夫的外衣，擦身而过。

袭击发生时，边防军军官谢尔盖·博布科夫正和妻儿走在游行队伍中间，听见枪响飞身上台擒凶。博布科夫奋力扭住尼古拉，白海舰队军委的格里戈利·雷巴科夫少将迅速按压枪口，最后一颗子弹穿过雷巴科夫衣襟打中地板，终于夺下手枪。

两位军人把枪交给现场一名国安人员保管，拖拽尼古拉·罗曼诺夫离开讲台，立即被广场的愤怒群众包围。众人拳脚相加，直到三个警察赶来抢出尼古拉，临时押至北极轮船公司大楼。此刻尼古拉仍处于亢奋状态，夸口吹嘘自己罪行：“怎么啦？科利亚怎么你们啦？快跑吧，混蛋！你们的好日子到头啦！”等他稍微恢复平静，警察问为什么开枪杀人，答：“为了报复苏联政府”。

队伍欢呼“乌拉”

另一边，死亡的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哈利托诺夫遗体已经抬下观礼台，急救车运送伤者入院抢救。本市居民弗拉基米尔·波契卡洛夫回忆：“我清楚记得那天‘吉姆’车拉着警笛在帕夫利诺夫卡街高速飞驰，身后尘土飞扬，一溜烟拐进谢马什科医院大门”。可惜索洛维约夫中将未能救活，死于送医途中。托米洛夫和奥加尔科夫不久痊愈。

尽管发生了血腥惨案，当局仍然决定节日庆祝活动继续举行。市民康斯坦丁·塔拉卡诺夫说：“众目睽睽之下打死领导不属于停止游行的理由。稀里糊涂的队伍走过去，一无所知的队伍领过来，大家欢呼‘乌拉’，台上‘乌拉’回应”。

侦查审讯持续几个月，拘押期间尼古拉·罗曼诺夫撰写一篇《致全世界工人书》讲述他的犯罪动机，尝试公开发表，未遂。其中有一句话：“我请求刊登我的作品，以便告诉劳动人民我犯下了卑劣罪行”。

1954年12月白海军区军事法院判处尼古拉·罗曼诺夫死刑，1955年3月初执行枪决。事件过后，苏联各地凡举行群众游行活动，观礼台四周必然设置双层警戒线。

但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并不知晓加强安保的原因。本地报纸1954年5月4日宣布斯皮利东·哈利托诺夫“不幸亡故”，市民口口相传枪击案细节，却始终没传出阿尔汉格尔斯克。直到1990年才有媒体首次报道案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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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士兵枪杀八名战友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时代出生的读者依然记得1985年国家领导人如何疯狂反对饮酒，今天的年轻人听了可能付之一笑，但当时并不好笑。这种“疯狂”持续时间不长，却催生了许多有趣的事物，例如无醇鸡尾“酒”。

当然，鸡尾酒老早老早就有，无醇版本却是苏联调酒师的发明创造。菲丽普(flip)源于英国，历史上是一种往热啤酒中添加朗姆酒、糖、香料和生鸡蛋的饮料，天长日久配方改变：朗姆酒被杜松子酒、威士忌甚至波特酒取代，热饮变冷饮。无醇菲丽普无疑属于异类，但我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比无醇啤酒更差劲。

本人强烈怀疑1985年苏联首都民众听没听过“菲丽普”的名号，可专家们必须遵照党和政府重大决定曲解这个词。1987年出版的《软饮料》一书信誓旦旦称：“本书推荐的果蔬饮料不含一滴酒精，而这仅仅是众多优点之一。在家制作这些饮料，您就能充分享受其成分的滋味，并给您的客人带来惊喜”。

于是乎客人们惊喜领略了奶酪菲丽普和胡萝卜菲丽普！配方如下：

奶酪菲丽普（款式一）：50克磨碎的奶酪（科斯特罗马奶酪、荷兰奶酪、瑞士奶酪或明斯克奶酪）、50克番茄汁、1个鸡蛋放入搅拌机搅拌1分钟，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胡萝卜菲丽普：四分之一杯胡萝卜汁、1个蛋黄、半杯巴氏杀菌冷牛奶、10克起泡奶油放入搅拌机搅拌1分钟。

意犹未尽吗？再来尝尝“鞋匠”(Cobbler)吧。这种鸡尾酒大约起源于十九世纪，基酒（利口酒、啤酒或香槟）之外添加新鲜水果或果汁，用高脚杯或香槟杯盛装，撒碎冰降温。到了苏联，“鞋匠”摇身变成“鲜红之星”：

“鲜红之星”鞋匠：取三分之二杯碎冰，加入50克冰激凌、30克马林果糖浆、50克水果，最后淋上樱桃汁。

考虑到部分人喜欢传统草药，为他们提供了含桦树汁的“俄罗斯”鞋匠：

“俄罗斯”鞋匠：取三分之二杯碎冰，加入70克桦树汁、20克柠檬汁、10克马林果糖浆，最后点缀50克罐头樱桃。

至于“菲兹”(fizz)，看名即知它冒泡泡。基酒是杜松子酒或朗姆酒、金酒，加糖浆、果汁和苏打水（所以冒泡泡），后者也可代之以香槟。苏联款“加利福尼亚人”菲兹配方如下：

“加利福尼亚人”菲兹：调酒器中混合50克橙汁、10克柠檬汁、20克樱桃汁，摇动2分钟，加入70克苏打水或矿泉水。
或：
调酒器中混合50克醋栗汁、30克糖浆、半个蛋白，摇动2分钟，加入70克苏打水或矿泉水。

上述饮料在神话般的“阿拉格维”面前难免相形见绌，说穿了就是加糖和石榴汁的凉白开：

阿拉格维：煮沸水1升，加2-3勺砂糖、半杯樱桃或马林果糖浆、半杯石榴汁，冷却后饮用。

只可惜禁酒时期的苏联民众普遍不知道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他的著作《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1988年底才在苏联首次发表。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已经不再忌惮伏特加了。
（译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是一部讽刺作品，讲述主人公醉醺醺坐火车旅行，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贡献了“奇幻”调酒配方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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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鸡尾酒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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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文化”迟至1940年代初才渗入苏联，即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支援苏联战争物资时期。美国军队和政府官员把鸡尾酒介绍给苏联同行，于是这种与传统红酒、啤酒包括白兰地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新式”饮料迅速风靡莫斯科精英阶层。换句话说，苏联虽有鸡尾酒，但政府视其为资产阶级残余，仅限某些内部场所供应。

然而苏联鸡尾酒和酒吧能够存在的首要原因在于接待赴苏公干或休假的外国客人，政府希望向贵客证明苏联的生活毫不比祖国差，连他们最喜欢的鸡尾酒也能喝到，且有独特配方。1942年（译注：或称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特维尔大街）6号开张一家“鸡尾酒厅”，上下两层，装修典雅，有螺旋铁艺楼梯、雕塑圆柱、昂贵的枝形吊灯和镶木地板，酒水用高脚带棱玻璃杯盛装。该“酒厅”是莫斯科甜酒和伏特加酒酿造厂（后来叫“晶体”厂）下属企业，即使战争时期也有多款鸡尾酒和小吃售卖，一楼常驻爵士乐团演奏，营业时间为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调酒师全部为女性，因为苏联传统不雇佣男人做餐厅服务员。

战后1950年代，鸡尾酒厅成为苏联亲西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演员、音乐家甚至工程师聚会场所。无论何种职业，来的都是客，诨名称“科克”，一边欣赏爵士乐（“资产阶级情调”）一边啜饮精致鸡尾酒。许多人假装不懂俄语，试图在着装和举止方面效仿外国佬，渐成风尚。大部分知识分子必须攒钱一个月才有实力做一回“科克”，毕竟一杯100毫升的“牛仔”鸡尾酒售价4卢布10戈比，约等于莫斯科一个月房租的十分之一。而且光有钱还不行，得排队过“Face Check”，不成文的规矩是必须打领带，女宾必须有男宾陪同。

苏联政府为何“容忍”首都市中心堂而皇之开这家酒厅，至今说不清。最可信的解释是酒厅乃克格勃暗中运营，起初用于接触、刺探外国高官，后来用于识别思想倾向西方的本国公民，多来几次就被克格勃盯上了。苏联文学作品中，维亚切斯拉夫·孔德拉季耶夫的小说《因伤休假》曾描写此地，1989年被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辛搬上银幕，改名《香槟飞溅》，讲述1942年一名负伤的青年中尉回莫斯科休假，大款朋友请他体验鸡尾酒厅，中尉被酒厅的奢靡和豪华刺激了，想起战友正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情绪失控掏出手枪……

1968年高尔基大街鸡尾酒厅停业，改造成普普通通冰淇淋店，1980年代末二楼开起了自助餐厅。

1957年夏天苏联举办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节，131个国家的3.4万名访客进入莫斯科。节后外国工人和游客开始造访苏联，却找不到合适的休闲场所。为满足他们需求，在莫斯科的“柏林”宾馆和“大都会”宾馆及列宁格勒“欧罗巴”宾馆开设外汇酒吧，工作人员经过严格政审，必须掌握几国外语。苏联普通公民谢绝入内。

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有幸在“欧罗巴”任职，他自幼就对海明威小说描写的鸡尾酒深深着迷，实际工作起来却遭遇困难：酒吧设备只能自己拼凑，调酒配方则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翻外国杂志搜罗，或者询问客人某种酒怎么调。慢慢积累了丰富经验，1978年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写成《混合饮料调制技术》，被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对外旅游管理总局”推荐为全国调酒师参考书。可惜苏联时代鸡尾酒调制行业并未进一步发展，1970年代末个别大城市终于出现第一批招待老百姓的鸡尾酒吧，但不受民众欢迎，问题在于调制用酒都是本国货，品质参差不齐，口感一言难尽啊。

下面介绍几款苏联鸡尾酒配方，摘自当年高尔基大街鸡尾酒厅菜单。遗憾的是某些配方未能保存下来，例如“嘉年华”就永远失传了。

1.“伏尔加”

伏特加：35毫升
橙子利口酒：15毫升
薄荷利口酒：10毫升
柠檬汁：25毫升
砂糖：5克
冰块：3-4个

上述材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用吧台滤网过滤到冷藏的高脚杯中。

2.“老托马斯”

“旧塔林”利口酒：50毫升
红醋栗汁：75毫升
樱桃酱：25毫升
柠檬：1片
新鲜樱桃：4-5颗

高脚杯上做糖边，将果汁、利口酒和樱桃酱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用滤网过滤到加冰块的高脚杯中，点缀柠檬和樱桃。饮用时建议搭配烤扁桃仁。

3.“礼炮”

白兰地：50毫升
柠檬汁和橙汁：各10毫升
液体蜂蜜：1茶匙
气泡矿泉水：50毫升

白兰地倒入高脚杯，加蜂蜜、橙汁和柠檬汁，搅拌至蜂蜜溶解，最后加矿泉水。

4.“樱桃”

樱桃利口酒：50毫升
香槟：100毫升
樱桃酱：25毫升
柠檬：1片
罐头樱桃：几颗

樱桃利口酒和樱桃酱倒入加冰块的高脚杯中，搅拌，加香槟，用柠檬片和樱桃粒装饰。

5.“牛仔”

杜松子酒（荷兰Jenever）：30毫升
胡椒伏特加：30毫升
杏子利口酒：20毫升
班尼迪克丁酒：20毫升
蛋黄：1个

上述原料倒入高脚杯中，搅拌，加蛋黄，一饮而尽。

6.“谜语”

白兰地：30毫升
橙子利口酒：20毫升
白苦艾酒：30毫升
柠檬汁：10毫升
柠檬片和樱桃：少许
冰块：1-2个

调酒器摇晃混合白兰地、苦艾酒和柠檬汁，注入高脚杯的利口酒中，加冰，用柠檬片和樱桃做点缀。

7. “咖啡菲丽普”

白兰地：30毫升
咖啡利口酒：30毫升
波特酒：50毫升
蛋黄：1个
砂糖：1茶匙
肉桂粉：1撮
刨冰

除肉桂粉外全部原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在高脚杯加三分之一刨冰，将鸡尾酒滤入杯中，表面撒肉桂粉。

8.“四重唱”

白甜酒：60毫升
杜松子酒：60毫升
白兰地：40毫升
陈年朗姆酒：40毫升
柠檬：一片
冰块

上述原料用调酒器摇晃混合，倒入加冰块的高脚杯，柠檬片点缀。

9.“幻想”

白兰地：50毫升
香槟：10毫升
伏特加：10毫升
橙汁：10毫升

全部原料放入加冰的调酒器摇晃混合，滤入高脚杯。

如您所见，那时候的鸡尾酒配方基酒丰富，但缺少果汁和苏打水，装饰物仅限柠檬和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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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肉罐头极简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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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少将维克多·阿列尼科夫早年是苏联克格勃第九局第一处处长，他和同事们曾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保卫党政领袖及外国贵宾的人身安全。任何记者撰写关于特勤部门文章的时候都梦想同他谈一谈。阿列尼科夫如今是国安机关“第九”老兵协会主席，他在协会的一次活动期间向记者讲述了罕为人知的九局勤务往事。

—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负责首长警卫处的时候也许是这个部门工作最难做的时候。与前几任总书记不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喜欢走近群众，向全世界展示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新型交流形式。可以想见，这些即兴而发的举动给您的同事们造成了多么大的麻烦。

— 您或许知道首长警卫部门选拔人员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这里不光训练身强力壮的警卫员，而且一直拥有知识分子，就是受过教育、多才多艺、能够瞬间做出唯一正确决定，必要时毫不犹豫献出生命的人。诚然，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那些年，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进行重组，但每一个“个人”都在任务期间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行动，包括戈尔巴乔夫自发“到人民中间”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吧。1988年12月在联合国总部参加完政府招待会之后，大约午夜时分车队穿过纽约的街道返回官邸，老板突然提出——也可以说是命令：在百老汇停车，见见市民。我们时刻准备好应对这种意外，并在适当的时候将情况通报给美国同行。这一回戈尔巴乔夫先生与美国普通人的会面进行的很顺利。但我的同事们都对这次中途停车以及与不夜城客人的交流留下了深刻印象。

— 几乎人人皆知钳工亚历山大·什莫诺夫案，1990年他企图在11月红场游行期间刺杀苏联第一任和最后一任总统。不过我相信此类事件也曾经发生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对外公开。

— 这取决于您怎样理解“严重事故”这个词。我认为严重事故是指针对被警卫对象的犯罪行为已经发生，这在我任职期间从未出现。是的，是有过突发情况，但我们的人员始终做到了正确处置。过激行为和严重事故有可能发生的前提是不专业或不称职的人在值勤，以及保卫首长的各特勤部门人员之间缺乏相互理解与配合。
我再谈两句什莫诺夫。他后来对媒体声称开了两枪，一枪打向列宁墓，一枪打向“古姆”外墙，但这不是真的。我们的人迅速制服他，他只向铺路石开了一枪。

— 那么这是孤立的意外事件吗？还是说发生过别的？

— 我记得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过一次挺荒诞的事。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照例走出去会见群众，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人群中发现一个衣服下藏猎枪的家伙，当场控制住，开始盘问。结果是：他打猎回来，看见一堆人里三层外三层，好奇心起想凑热闹。俗话说好奇害死猫啊。当然，搞清楚了就把他放了，但这位倒霉猎人也得到了终生教训。
另一次发生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印度期间——这次比较严重了。我们收到具体情报说一伙武装分子被派往印度，企图破坏苏联领导人访问。当时印度的形势特别复杂严峻（考虑到“阿富汗战争综合症”），国内有约一百万阿富汗难民。恐怖组织穿越巴基斯坦边境，俟机突入德里。于是我们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提出申请，派遣在反恐斗争中训练有素的“阿尔法”小组成员参与保障苏联领导人外访。获批后我们与该部队指挥员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扎伊采夫少将一起解决了必须的手续问题，借调维克多·佐尔金率领的十名战士（主要是狙击手）随同出访。他们编入我所在的小组。
我们预先在德里进行侦察：及时查明了“帕拉姆”机场（译注：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出行路线、苏联官邸住宿地、戈尔巴乔夫下榻的总统府、“阿肖克”政府宾馆及苏联领导人将要访问的其他一些设施。当然也通报印度安全部门我们将在某些位置设立配备特种装备的狙击岗哨，由“阿尔法”小组成员驻守。最后我们圆满完成了出访保卫任务。阿富汗恐怖分子被印度安全部门截获。

— 据我所知，让“阿尔法”狙击手为苏联最高级别官员提供安全保障的想法，恰恰是您领导第九局首长警卫处那几年产生的？

— 对，1985-1986年克格勃第九局领导层就有了与该单位密切合作的想法。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印度是我们第一次联合执行任务。

— 听您介绍，无论过去或现在你们的人一直跟外国特勤部门同行保持着紧密联系。

— 这再正常不过了。不仅频繁交流经验，我们还经常需要对外国特勤部门人员进行某些技能和手段的培训。例如我服役期间，我们跟保卫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印度安全部门成员有过十分密切的接触，也培训过他们的人。但印度人不算最勤奋的学生。与我们的建议相反，他们保卫这位印度领导人出现严重失误，在拉吉夫·甘地会见选民的时候居然放任一名泰米尔自杀式刺客未经检查、不受阻拦接近被警卫对象引爆炸弹。我们仔细分析过印度同行的勤务，发现导致这场悲剧的错误判断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些事故都是保卫部门疏忽、无能和不专业造成的，我们的工作中绝不允许出现此类情况。

— 总的来说，专业人员离开政府机构，对他们是否是件挺痛苦的事？

— 这大概就是我们当初成立“第九”协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一名受过最高级别训练的专业警卫人员四十岁退休，他精通自己的工作，为此磨练技能多年。难道让他重新接受职业培训、开始另一种生活吗？继续做他最擅长的工作无疑更合乎逻辑。我们协会成立十年间，已经为五百多名前同事提供了商业安保岗位。
当然，这不是协会面临的唯一任务。协会联合了30多家私营安保公司，合作关系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还建立在公司领导私人交情基础上。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曾在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和后来的警卫总局、联邦警卫局(ФСО)共事过。
我们协调协会集体成员的活动，对同事进行培训和再培训，在政府机构中维护私营安保公司的利益，给予他们信息分析支持，援助退役军官，推荐那些有安保实践经验的优秀年轻人到联邦警卫局上班，并且同其他特勤部门老兵协会和基金会合作。
“第九”协会理事会有不少传奇人物，比如原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退役少将米哈伊尔·季特科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贴身卫队的队长预备役少将弗拉基米尔·麦德维杰夫，以及其他在各自专业领域功勋卓著、备受尊敬的退役军官。用当今的话说，无论国内国外，保持这一著名安全品牌在法律上的继承对我们十分重要。

— 作为这一行的专业人士，您对报刊上不时出现的耸人听闻材料——据说是为了揭露我国知名历史事件，持什么样的态度？

— 我一贯仔细阅读此类报道。当然，我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但大多数时候笑笑而已。我理解新闻工作的特殊性：故事写出来要生动活泼、吸引眼球，但应该基于可靠的事实，而非臆测和假设。
我最不喜欢的是，许多作者试图把谋害一个人最宝贵生命的普通罪犯英雄化。任何人无权杀人，无论国家领袖或普通百姓都不可谋害，哪怕用最动听的语言辩解。如今我们正在品尝这种把罪恶理想化的苦果，恐怖袭击猖獗，以至于遏制其蔓延成了全球政策的首要任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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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基斯洛夫行刺叶利钦

斯大林警卫员尼古拉·弗拉西克生平简介

▢ 安德烈·沙巴耶夫（法学博士）

在分析1969年3月争夺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中国称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时，苏中两国军事情报机关对抗的一些片段令人感兴趣。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两国情报机关曾经友好，他们都记得约瑟夫·斯大林命令苏联情报和反情报人员协助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同类业务的历史。

准备阶段

达曼斯基岛冲突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
第二阶段：初次交火。1969年3月1日夜晚-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队秘密登陆达曼斯基岛，伏击消灭苏联边防军两个战斗小组；依曼斯基边防总队第1、第2边防哨所的有限兵力与中国一个步兵营争夺岛屿。
第三阶段：1968年3月3日-13日短暂停火。
第四阶段：1969年3月14日-15日苏军和边防军击败解放军夺回该岛，在中国领土集结的一个团和预备队被消灭。
第五阶段：1969年3月16日-9月11日的防御性战斗，主要是用火力压制敌军渗透达曼斯基岛的企图。

最初准备阶段，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和毗邻苏联的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发挥了关键作用。1968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原则批准，中国决定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解放军有很多选择，因为苏中边境中亚段——即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一线长达3348千米，东段即外贝加尔和远东一线长4200千米。

同苏联接壤的各军区司令部拟定并向总参谋部提交了进攻苏联的具体计划，其中一个计划设想解放军从格洛德耶科沃（译注：波格拉尼奇内）方向攻入滨海边疆区，因为可以方便地使用直接通往边境的原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最后一段调动大量兵力——这被认为是在格洛德耶科沃区域实施进攻的一个重要优势。然而中国军事情报机关和总参谋部早先获取的情报再次证实：该作战方向存在一个强大的苏军集群，依托“格洛德耶科沃设防区”驻守，也称“105设防区”。

设防区从汗卡湖（兴凯湖）到索菲亚-阿列克谢夫斯科耶村绵延115千米，包括10个营级防区，每个防区设30个机枪永备火力点及半掩体、火炮半掩体、观察指挥所和炮兵观察所。显然，在防御严密、射击阵地隐蔽、全天不间断目视和技术侦察中国边境地区的情况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反击造成的损失将远超占据苏联领土的短期有利战果。

目标：达曼斯基

为了在模拟入侵行动中达到出其不意之效果，中国总参谋部和情报人员设定了以下要求：能实现加强部队直接在国境线上隐蔽梯次集结；先头部队有可能秘密渗入苏联领土上适合建立坚固防区的有限地点；能长期守住夺取的桥头堡；能在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和伪装；苏军难以快速调动预备队和装备。

由于苏中东部接壤地区存在天然国界，所以选择夺取并占领额尔古纳河、阿穆尔河或乌苏里江上靠近中国一侧的某个苏联岛屿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太平洋边防区部队司令В.Ф.洛巴诺夫中将关于1968年作战和勤务活动的报告指出：“1968年在乌苏里江岸国界制止了100余次挑衅事件，涉及2000多个中国人。事实上，这些事件全部发生在支队右翼的两个边防哨所辖区内”。

经过筹备，沈阳军区司令部制定的最终作战计划于1969年2月19日获得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如前所述，达曼斯基岛被选为目标绝非偶然。该岛宽约500米，南北长1400米，距离中国江岸80米、苏联江岸400米。只要进行合适的工程准备，这个相对不大的岛屿将变成坚固据点，岛上部队可以获得中国境内的炮火支援。而且由于地形特殊性，达曼斯基岛西侧高于乌苏里江岸，便于使用自动步枪、机枪等轻武器编织火网射击苏联边防军。

此外，中国也考虑到了依曼斯基边防总队第1、第2边防哨所位置远离远东军区第135摩托化步兵师，以及苏联边境地带公路网不发达等因素，这意味着局势恶化时后方部队难以快速增援。

行动日期定于1969年3月2日，原因是中国技术侦察部门截获苏联通信得知：计划在依曼斯基边防总队后方地带与远东军区部队进行联合演习，演习地点距离边境150千米，将抽调边防预备队参加。而且无论是否巧合，3月2日跟1941年6月22日（德军侵苏）一样都是星期天，值班人员难免放松警惕。

中国情报机关的巧计

《达曼斯基岛作战行动大事记》指出：1969年3月1日解放军一个步兵营利用天气条件（降雪），在两个迫击炮连和一个榴弹炮连掩护下秘密向中国江岸集结。3月1日夜晚-2日约300名穿迷彩服，装备卡宾枪、自动步枪、大口径机枪和榴弹发射器的士兵渡过乌苏里江面，在达曼斯基岛西岸构筑阵地，一条电话线铺设到公司边防站的观察指挥点。

第二阶段计划是利用反复研究过的苏联边防军和作战小组遏制侵犯国境线行为的战术模式，将苏联边防军主力诱入预设伏击圈，以最有效的轻武器火力实施打击。果然不出解放军所料：第2边防哨所指挥员И.И.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特别分队侦查员Н.М.布伊涅维奇上尉等两队20名官兵落入陷阱，于3月2日当地时间11:10-11:20通过乌苏里江冰面时被伏击射杀。

第1边防哨所指挥员В.Д.布别宁上尉果断行动，使用BTR-60装甲运兵车突袭敌后方，一个半小时战斗消灭250名解放军步兵，摧毁其指挥所，幸存者撤出达曼斯基岛。

至此武装冲突第一、第二阶段结束，双方都宣布自己胜利，但中国军事情报机关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尽管兵员和装备受损失，行动目标毕竟达到了——能够对苏联发动突袭，能够夺取和占领一部分苏联领土：达曼斯基岛。中国人设法瞒过苏联各级情报机关，无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苏联“克格勃”边防军情报局、远东军区情报局、太平洋边防区情报处和依曼斯基边防总队情报科都未收到即将遭遇进攻的情报。

而官兵们不得不为情报机关的失败付出生命代价。

根据当年苏联驻北京情报员Ю.И.德罗兹多夫的回忆录，他曾于1967年直接向克格勃第一总局报告关于边境可能发生武装挑衅的一般性情报，材料被立即转呈苏共中央。但来自北京的报告缺乏必要细节，没有具体内容，更未指出将发生冲突的时间和地点。除了让边防军领导层了解情况并增拨资源加强边境保卫工作（包括组建新部队）之外，很难就此做出明确决定。

苏联的报复

武装冲突第三阶段，也就是短暂停火阶段，双方各自花了很长时间反思发生的一切。

苏联边防军司令部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这仅仅是一次孤立的武装挑衅，并非要全面开战。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远东军区司令部和参谋部认为3月2日事件属于边境局部事件，可以由隶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边防军解决，无须动用苏军全部毁灭性手段。

苏联党政领袖高度重视苏中边境事态。时任苏联边防军参谋长的В.А.马特洛索夫将军回忆：“……与勃列日涅夫有过一次印象深刻的谈话。他打电话到我家，张口就问：‘那边发生什么了？是战争吗？’我答即将飞过去了解情况再汇报。勃列日涅夫坚持追问：‘不，你说是要开战吗？总参谋部告诉我已经有各种征兆了。’我听明白了，他需要人打消他的疑虑。于是说：根据我们的情报，以及总参谋部的情报，边境附近未发现任何部队集群，第一梯队已经后撤很远了。所以，目前谈打仗为时过早。勃列日涅夫这才安心”。

然而，正全速运转的军事情报机关提供的新材料打消了边防军领导层的一切幻想。

1969年3月6日紧急发射入轨了一颗编号“宇宙-270”的照相侦察卫星；开始动用航空、无线电和炮兵侦察设备获取解放军部队在边境的部署情况；侦察兵越境进入对面，此时边境线已经变成战线。分析全部情报确定：达曼斯基岛边境地带直接部署的步兵团兵力约5000人，有榴弹炮、迫击炮和反坦克炮加强；距离边境10千米部署了十个炮兵连；弹药库和指挥所位于纵深20千米位置；敌人在依曼斯基边防总队对面的中国领土总共集中了一个步兵师的兵力。

冲突第四阶段，1969年3月14日、15日血战结束后，更新订正的解放军部队部署情报促使苏联决定停止派摩托化步兵、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一次次冲击配备自动步枪、机枪、火箭筒、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的解放军岛屿阵地，直接出动“战争之神”——炮兵，包括“冰雹”多管火箭炮压制早前侦察到的接壤地区目标。

第五阶段防御作战，全天候严密监视乌苏里江中国江岸的解放军人员行动，单兵或集体登上达曼斯基岛的企图被狙击手精准射击阻止，必要时机枪压制。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和周恩来谈判达成协议，实现停火。

总结

总结边防军情报部门在达曼斯基岛地区整个冲突期间的表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层及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做出了适当的、无可争议的人事决定：1969年6月解除边防军总局情报局长Н.А.基任采夫中将职务，调往阿什哈巴德，改任中亚西亚边防区部队司令。

苏联情报机关扎实、细致吸取了与中国武装冲突的惨痛教训，苏联克格勃和军事情报人员下大力气防范达曼斯基岛事件重演，杜绝敌人入侵本国领土时可能利用的最微小、最出乎意料的因素，后来1969年8月在扎拉纳什科利湖地区成功消灭一支解放军分队就清楚证明了这一点。此后十年直到阿富汗战争开始，中国方向一直是边防部队情报工作重点，情报人员和情报设备、以及汉语知识的培训水平都提高了许多倍。

苏联1969年在达曼斯基岛取得的军事胜利毋庸置疑。然而正如实践所表明：确定秘密情报战方面的胜负要复杂得多，情报机关埋下的定时炸弹往往硝烟散去几十年才会起爆。因此，达曼斯基岛武装冲突结束之后半个世纪的今天，不可能断言1969年发生在两个红色帝国边境地带的致命情报交锋谁赢谁输。

中国传统智慧“三十六计”有一条“趁火打劫”，本着“趁火打劫”原则，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韬光养晦，耐心等待时机，终于在1991年与四分五裂、焦头烂额的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合法、正式、无偿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达曼斯基岛。

延伸阅读：

苏中国境线的间谍和偷渡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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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1946-1947年饥荒期间，苏联内务部采取前所未有力度打击盗窃粮食和面包现象。至1947年底，工作在“粮食战线”的包括142878名密探、代表和信息员，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全年侦办155871起刑事案件。但这些案件并不都是涉及《三穗法》的。

“盗窃和挥霍”

今人可能很难相信，苏联时代执法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主要任务不是捉拿地下黄金商或外汇贩子，甚至不是造假币的，而是那些盗卖面包和粮食之徒。原因很简单：个别造假币的每年充其量祸害几十或几百人，大投机商活动范围广，影响的人更多。但是，食品供应方面的任何扰动将会令无数本就艰难度日的苏联平民雪上加霜，尤其战争和饥荒年景。

虽然那时候因“偷粮”受惩罚的多是到集体田拾穗养活嗷嗷待哺儿女的农民，可也确实有成吨盗窃之巨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2年（战事最吃紧的一年）统计共破获13801个盗窃粮食和面包团伙，搜查收缴1700余吨谷物产品。次年（1943）破获25977个团伙，收缴谷物产品竟达6635吨。

于是调集人力物力投入“粮食战线”，使其成为警察总局(ГУМ)工作重点。1944年7月28日通过的《关于警察机关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活动工作报告》指出：“整个战争期间，打击盗窃和挥霍粮食的工作比其他工作开展得更加有效”。
报告还指出，各地警察主要确保任何地方的粮食都有人值守，并检查粮食收购点、大粮仓、粮站的文书工作。最重要的是在上述地点安置自愿或非自愿的眼线、助手。战后第一年全国再次发生饥荒，警察们又有得忙了。

“人口减少、走向覆灭”

1946年4月14日大卢基州波列钦斯基地区国民教育局局长В.И.伊万诺夫致函联共（布）中央，反映农村现状：

“我们区被德国人占领三年，蒙受巨大损失。居民们返回撂荒的土地，杂草和灌木丛生，堑壕起伏、地雷遍野。
解放后的两年，妇女、老人和儿童为重建本区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们无法养活自己。
去年1945年，集体农民用铁铲刨地，自己背着种子步行30-40千米运到地头，结果播种不足，收成不好，加之雨水频仍、谷仓缺少，收割时损失惨重。
因此导致14个集体农庄未给集体农民发放一克面包，其他集体农庄发放100-200克（注：每劳动日），但无法保证留种。
两年来集体农民从未领取劳动报酬，他们靠房前屋后自留地糊口，把家当卖到拉脱维亚换取面包。
今年春天这些生活来源彻底枯竭，大部分居民陷入绝境。人们饿得吃死畜、兔子粪便和其他不能吃的东西。死亡事件时有发生。许多集体农庄濒临解散。
身体健康的集体农民、青年人和复员军人离开集体农庄外出找活路。只剩衰弱老人、儿童和多子女的寡妇留守。整个村苏维埃人口减少、走向覆灭。
许多集体农庄几乎没有劳动力，没有种子，畜力不足，没有农具，也没有任何劳动纪律和秩序。人们极其不满和愤慨。他们希望国家伸出援手。
如果不向人们提供积极援助，我们地区的春播计划将无法完成。国家供给饥民的少量粮食杯水车薪而已”。

遗憾的是，上面提到的国家供给粮迅速减少到最低限度。1946年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节省粮食支出》的决议，称：

“今年夏天我国相当多个州遭遇大旱，最近两星期又出现了新的不利因素。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北部等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收割工作是在连续降雨之不利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国家粮食资源进一步减少。

因此为了保证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居民粮食供应不间断，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认为现下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粮食资源的支出，即缩减农村地区居民人口的粮食供应额度，从城市和工人居住区中剔除一部分不工作成年被扶养人的配给粮并略微降低其他被扶养人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额度。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近期集体农庄市集粮食价格大幅下降，使得农村和城市中脱离配给供应的人员能够在集体农庄市集购买粮食。

基于上述情况，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决定1946年10月粮食供应量比九月份计划消费水平减少485.9千吨，规定所有消费项目总量为1676.7千吨。

1.减少供应居民口粮的粮食开支294千吨，即在九月份981千吨口粮供应计划的基础上减少30%，具体如下：

а) 自今年10月1日起将分配给农村地区居民的粮食划出70%…… 为此责成苏联贸易部柳比莫夫同志会同各州执委会、各边疆区执委会、各加盟国及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减少农村地区粮食供应员额2300万人，包括被扶养人，国营农场、辅助企业和农机站工人与职员，地方工业企业、机关和捕鱼合作社工人与职员，护林工人与职员；
б) 将城市和工人居住区不工作成年被抚养人（学生和照顾幼儿者除外）粮食供应员额减少350万人……
в) 停止向全体居民供应超出各类补充食品票证限额之面包和谷物……
г) 自1946年10月1日起全体被抚养人的面包供应标准从每天300克减至250克，儿童从400克减至300克……”

国家有难，少不了趁机发财的。内政部遍布全国的眼线迅速盯上这些家伙。

“13305名集体农庄主席涉案”

如前所述，内政部1947年安插在国营农场、农机站、集体农庄和采购部门的眼线网络有所增加，至1948年1月1日共142878人，包括4282名密探、3794名代表和132802名信息员。然而正如1947年打击盗窃工作报告所称，撒开的这张大网的有效性低于预期：
“在上述部门尤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绝大多数犯罪不是在代表的协助下揭露的，而是由于采取了外部行动措施及根据官方数据揭露的”。

尽管如此，警方在“粮食战线”的工作成果依然惊人：

“1947年警察机关在农业设施和采购部门打击犯罪工作的总体成果体现于下列数字：

1947年在上述部门中侦办了155871起刑事案件，219994人涉案，逮捕104797人（1946年侦办104651起案件，158197人涉案，逮捕52916人）……

报告年度内破获的有组织盗窃团伙数量剧增。本年度破获了49029个团伙（1946年32780个团伙）。其中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破获41475个、在采购部门破获6732个团伙。

1947年度立案查处了116219起盗窃、挥霍和损坏粮食的刑事案件，其中176812人被追究责任。查明这些案件中有17006吨粮食被盗，从罪犯手中缴获被盗粮食11007吨”。

工作报告特别提请注意管理粮食的工人和领导监守自盗：

“破获了农业和采购部门与集体农庄管理者参与作案的大量盗窃案件。

据不完全统计，仅盗窃粮食犯罪一项就有13350名集体农庄主席、管委会委员和其他集体农庄管理人员、1833名收购点、粮站和粮仓主管（注：原文如此），以及11519名粮食采购局和面粉企业物资负责人被追究责任。1947年五个月内（8月-12月）有5358名集体农庄看守人员及2033名粮食采购局和面粉企业看守人员被指控盗窃粮食。同一时期还起诉了3303名集体农庄库管员”。

内务部工作报告详细列出盗窃粮食和谷物产品的方法：

“犯罪分子最常用的盗窃和隐匿方法包括：农产品出库与验收时少称重量；减少种子播种量、扩大播种面积；瞒报已收获的农作物；向国家交售农产品时行贿以虚开收据；高估已收购粮食和蔬菜的含杂率、含水率；伪造农产品再加工、干缩和变质的凭证；销售台账记录不完整；谎称饲养牲畜注销农产品；编写虚假的集体农庄农产品生产报表；伪造失窃；仿造和伪造各种文件”。

尽管花费大力气整治，可惜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盗窃行为并未消失停止。

“账目作假”

约十年后，1957年11月苏联内务部长Н.П.杜多罗夫向中央汇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粮食盗窃，显示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段跟之前别无二致：

“在赤塔州抓获一伙盗窃犯，包括‘普里亚尔贡斯基’国营农场仓库主管贝科夫、打谷场主管库兹明、驾驶员波利沙科夫和帕雷金、贝尔金斯基面粉厂仓库主管切尔内赫等八人。这些人利用国营农场管理部门对他们工作疏于监管的机会，盗窃14吨粮食卖给当地居民，私吞赃款”。

而且“降低种子播种量”的问题依旧存在：

“利佩茨克州叶列茨基地区‘赫鲁晓夫’集体农庄队长博格达诺夫每公顷土地少播种黑麦18千克。该人因此获得5.2吨多余黑麦，打算占为己有。
南哈萨克斯坦州舒利德尔国营农场工人诺斯科夫、久宾、萨尔塔耶夫用同样手段‘节省’4.5吨冬大麦种子，部分拿去集市变卖，未变卖的2吨已缴获”。

但这些人比起看守粮食的人，根本小巫见大巫：

“在苏联粮食部的多个仓库和分支机构发现了最严重的盗窃行为，系通过藏匿部分粮食产品账目实施，被藏匿的粮食产品则是高估入库粮食含水率和含杂率，以及虚报损耗形成的多余。

例如，在阿尔泰边疆区鲁布佐夫斯基粮食收购站作案的一个团伙，成员包括总会计师米列申娜、会计员米罗什尼科娃、库管员切尔内绍娃等13人，以这种方式制造了200吨多余粮食。犯罪分子谎称这些粮食系通过正常的国家收购程序从多个售粮农户手中购得，并侵吞了据称付给这些农户的21.8万卢布现金。

粮食管理局楚瓦什共和国切博克萨雷斯基粮站库管员拉扎列夫、伊万诺夫、卡玛耶夫和消防队副队长索科洛夫使用类似手段制造了数量无法估算的多余粮食，他们盗窃并伪造文件从粮站运出超过25吨小麦、9吨黑麦、4.5吨面粉，统统卖给当地居民。

犯罪分子有时会在消费合作社个别员工协助下盗卖粮站、粮仓产生的未登记多余粮食。

卡拉干达州库夫斯基地区‘共青团员’国营农场格卢宾内粮站主管斯马古罗夫、区采购办事处收购员叶斯卡兹诺夫、消费合作社区联合社库管员兼发货员穆欣被追究刑事责任。经查，斯马古罗夫蒙骗售粮农户，在粮站制造多余粮食，之后串通同伙伪造所谓收购50吨小麦的单据，由此从区采购办事处获得30000卢布私吞。

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苏维埃俄罗斯’集体农庄机械打谷场过磅员捷姆琴科、消费合作社格里戈利耶夫斯基区联合社采购处收购员穆希塔洛夫因虚构粮食入库单据、盗窃60000卢布被捕。此外，调查还发现捷姆琴科账目作假，藏匿340吨粮食准备实施盗窃”。

内务部长杜多罗夫请求苏共中央改善粮食储存系统的安保和会计制度，不要聘用有过盗窃前科的人。

但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如果没有上级的默许和参与分赃，贪婪下属绝不可能揩油自肥。所以，建立真正有效的核算与监督形同痴人说梦。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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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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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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