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发表一通激烈言论，丢官降职。但此前同志们曾在会上讨论精简行政机构这一永恒话题，给出了惊人数字。

以下引用1987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讲话记录：

戈尔巴乔夫：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改革行政机关——联盟的、共和国的和地方的，改良它们的组织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裁减冗员。我之前在摩尔曼斯克引用行政机关人数时说……尼古拉·叶菲莫维奇，那边那个女人喊什么？

克鲁奇纳（注：中央常务委员）：“疯了吧！”

戈尔巴乔夫：对，是疯了！你们都看电视了吗？对着整个大会堂说：疯了吧！当时我说我国行政机关每年开支400亿卢布（注：苏联1987年平均月工资185卢布），全国有1500万行政人员，平均六、七个百姓一个官。所以确实是疯了。

同志们，改革行政机关职能的做法是同扩大企业自主权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所做的一切必须以理性的、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最大程度关心被裁减工作人员的安置情况。好在《苏联》杂志——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注：指杂志主编Н.М.戈利巴乔夫）应该在座——上期或最近哪期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了尤里·彼得罗维奇（注：苏联国家建委主席Ю.П.巴塔林）所在部门是如何撤销科研机构的。很好！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我们从明年第一天开始实行科研机构经济核算制！

在列宁格勒人家告诉我：他们决定撤销两家科研机构，最后搞得人心惶惶。两家机构每年消耗两百万，却不产生一分钱效益。消耗两百万啊！但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连莫斯科都惶惶起来了，不仅当地，莫斯科也跟着发急，其中包括ВАСХНИЛ（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主席尼科诺夫同志。列宁格勒人破天荒表现出纵容态度，给了一年宽限期：你们要用一年时间证明自己能做工作……

也许这才是正确的行动，我完全不怀疑。但同志们，“吃闲饭捞油水”应该停止了，这种做法正在吞噬国民收入和巨量智力资源。听凭有的人坐办公室发呆而不去直接参与增加国民收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整顿、精简行政机关臃肿的路线，但同时也必须把人照顾好。这就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任何任务，尤其这种任务，必须以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

我们有责任使机关改革成为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愈发有力的杠杆……

以下引用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利钦1987年10月21日讲话记录：

叶利钦：……我必须指出，一方面呼吁减少文牍工作，一方面又在增加更多文牍——我敢说已经令某些人对这种决定持肤浅态度，或者说干脆不相信这种决定。精简的要求一个接一个。我们互相呼吁减少闲置研究所数量，但我想说的是，以莫斯科为例，一年前莫斯科有各种研究所1041家，承蒙国家委员会大力工作，削减了7家，现在不是1041家了，变成1087家。在此期间还通过了莫斯科市成立多个研究所的决议。毫无疑问，这样子既违背了党的路线，也违背了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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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日记节选

斯大林晚年裁撤警卫和服务人员

1994年鲍里斯·涅姆佐夫致立法会代表的一封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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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权主义者萝丝·科恩向往“完美之国”——苏维埃俄罗斯的生活。后来她移居莫斯科，结交党内精英，确实过了几年好日子，直到被打成“间谍”枪毙。

萝丝·科恩1894年生于伦敦，父亲莫利斯·科恩是波兰犹太人移民，裁缝为业。母亲艾达诞育六个子女，都在“工人教育协会”开办的免费学校接受良好教育。

萝丝通晓三种语言，虽然年纪不大，却对历史、经济和政治满怀兴趣。一次偶然机会她出席了妇女参政论者1913年大会，由此成为活动家艾米琳·潘克斯特之女西尔维娅·潘克斯特的秘书。虽然同为女权主义者，但西尔维娅抱持社会主义观点，属于当时英国女权运动最激进一派，与自己母亲和姐姐势如水火。

萝丝协助西尔维娅工作，受其影响加入“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第三国际英国支部”，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吸收妹妹内莉共同奋斗。1921年西尔维娅被英国共产党开除，萝丝姐妹留在党内。然而，萝丝对英国争取性别平等和社会自由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满意，希望离开雾茫茫的阿尔比恩投入苏维埃俄罗斯怀抱。所以，当她遇见共产国际派赴英国改善同当地共产党关系的苏联革命家马克斯·贝内特，迅速坠入爱河。

马克斯·贝内特真名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原名大卫·利佩茨，1886年生于俄帝国境内别尔基切夫，父亲是二等商人埃夫罗伊姆·利佩茨。大卫很早就对革命活动产生兴趣，十几岁曾在马克思主义社团听课，1902年参加“崩得党”（译注：世俗犹太人社会主义政党），继而到巴黎的俄罗斯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念书，结识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托洛茨基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905年大卫回俄罗斯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对外自称马克斯·戈德法布。1912年他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返回俄罗斯遭逮捕、流放，最后驱逐出境。于是大卫·利佩茨远赴美国，成为犹太社会主义联合会中央委员、美国社会主义党党员。“二月革命”后三入俄罗斯，1919年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之名加入俄共（布），经过一系列职务变动，担任军事教育机构总局局长。

1924年彼得罗夫斯基到共产国际工作，监督美国、法国、英国共产党的工作。化名贝内特出差伦敦期间，同“迷人、有教养、活泼且非常漂亮的”萝丝·科恩一见钟情。日后当上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哈利·波立特曾热烈追求萝丝，却被萝丝十四次拒绝求婚。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信使，萝丝周游欧洲大地，把宝贵的指示和钱款带给各国共产党，没精力玩浪漫。唯独对贝内特情有独钟。

二人恋爱后萝丝先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任职，1927年受英国共产党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工作，加入联共（布）。1929年初与大卫·彼得罗夫斯基结婚，婚后到中国和日本旅行六个月，访问波兰和德国，年底生下儿子阿列克谢。

在给姐妹们的信中，萝丝毫不掩饰激动和快乐，把苏联描述为一个人人自由生活、轻松呼吸、愉悦工作的国家。她这样讲并非故意美化或夸大，因为这就是她本人的生活——全家住漂亮新房子，大卫已授将军衔，不仅主管军事教育，还负责发展苏联的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另外，大卫的一个姐姐范妮·纽琳娜是俄罗斯副总检察长，萝丝最好的女朋友是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之妻。

1930年萝丝进入共产国际学校深造，1931年出任新成立的《莫斯科新闻报》外事部主任。正如某英国报纸后来写的：萝丝·科恩和大卫·彼得罗夫斯基是“莫斯科外籍人士团体的金童玉女”，他们家是莫斯科精英和外国访客欢聚之所。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934年基洛夫神秘遇刺和接踵而来的镇压，夫妻俩忽然发觉乌云压顶。意识到局势越来越险恶，二人决定采取不同方式逃走。彼得罗夫斯基设法请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批准他去美国“学习职业教育经验”。几周后萝丝以探亲名义申请去英国，却被告知年幼的儿子阿列克谢不准随行——显然，意图暴露了。萝丝只好孤身飞伦敦，据她妹妹说“她很不高兴，若非舍不得儿子绝不肯回俄国”。大卫·彼得罗夫斯基刚从美国返苏即被解雇，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一个月后因“反革命活动”和“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捕，1937年9月10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萝丝紧随大卫被捕，多年结交的各界朋友瞬间消失。远在英国的哈利·波立特仗义执言，曾试图挽救大卫，投书共产国际强调彼得罗夫斯基忠于共产主义思想。

波立特仍然心爱萝丝，完全清楚她将遭遇何种结局。得知萝丝被捕，他直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尔奥基·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求援，却被建议“莫插手”。因此英国共产党既未提出抗议、亦不支持别人抗议。波立特又呼吁英国政府查询失踪公民，迟迟不见答复。结果，萝丝在侦查和庭审期间拒不承认包括“英国间谍”在内的一切指控，于1937年11月28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七岁的“人民公敌子女”阿列克谢进了孤儿院，三年后由大卫表妹收养。1956年苏共“二十大”闭幕，阿列克谢·彼得罗夫斯基申请复核母亲案件，同年哈利·波立特也要求赫鲁晓夫“向英国公众和政界澄清情况”。1956年8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推翻1937年11月28日判决，撤销全部指控，平反萝丝·科恩。1958年1月25日大卫·彼得罗夫斯基获平反恢复名誉。阿列克谢后来成为地质矿物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2010年逝世。阿列克谢之子米哈伊尔是物理和数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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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家史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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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伟大领袖与亲密战友认可这桩案子的话，办案人员本来可以获得荣誉和晋升——英勇的苏联“契卡”及时阻止刺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阴谋，恐怖分子被逮捕、揭穿、审判和严惩。但问题就在这里，无论办案人员怎样努力证明他们逮捕的人不同于国外特务，确实有机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难消灭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且不是单人作案而是属于22人紧密团伙，但克里姆林宫却不欣赏他们的热心。

倘若军队首长、医生、工程师或死不悔改的托派分子谋害伟大领袖，群众知道了必然不会放过他！可如果“恐怖分子”是个出身先进集体农庄的半文盲无产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克里姆林宫的农民

1935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侦办10015号案件，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第58条指控季莫菲·朱宁及其同伙。朱宁是本案第一个被捕者，他的“自杀性供词”显示审讯前国安人员已经把他狠狠收拾了一顿：
— 我承认自己罪大恶极，由于我的反革命倾向，在与克里姆林宫职工宿舍副管理员帕维尔·阿尔塔莫诺夫的多次交谈中说过这样的话：“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化和税收政策把农民变成叫花子。人人都跟被抢了似的，而斯大林领导的政府却因此荣华富贵。他们整天吃香喝辣，看不见人民饥寒交迫。这哪叫过日子啊，简直活受罪！”

发表这通“反动言论”不算完，季莫菲继续大放厥词：
— 然后我说：“我是地板打蜡工，去过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领导的住宅，亲眼见过他们挥霍我的血汗钱逍遥快活。我们却在吃苦受罪。我真想赶快除掉这些领导！不要紧，等着瞧。比如我常在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家擦地板，不止一次见过他们，意识到如果有谁想杀他们其实非常轻松简单。曾有几次我在斯大林家干活，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决定先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侦查员当即追问：
— 你打算怎样动手？

— 我想从布哈林家偷勃朗宁手枪杀他们。大上个星期五我擦地板的时候见过那把转轮枪，就搁在床头柜。

— 你打算从哪里用什么方式进行暗杀？

— 我想趁着卡冈诺维奇走出大门上汽车的那一刻开枪打他。打蜡工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门，距离汽车不超过10-15步。至于伏罗希洛夫，我希望他走出门的时候截住他。我枪法很准，百步穿杨。

— 什么原因使你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产生这种狼子野心？

— 原因很简单，集体农庄罪该万死！我是地里刨食的庄户人。1928年之前日子好歹过得去，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就没法维持了。饥饿、寒冷、房子四面漏风，还要养老婆和三个小孩。所以来莫斯科找了地板打蜡的工作。如果我在某个小机关办公室打工，肯定不至于生怨恨，但我终究进了克里姆林宫。当我在领导人住宅擦地板的时候，比一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我彻底愤怒了。

— 你什么时候起意刺杀斯大林同志的？

— 好久了。我有克里姆林宫长期通行证。打蜡工人进出门岗他们不检查，所以随身带什么都行。但在宫里很难靠近斯大林，警卫太多了。而在家里我可以跟他面对面。

— 你朋友们有没有像你一样持反苏观点的？有没有熟人赞成你的恐怖主义阴谋？

— 我不知道他们赞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曾跟阿尔塔莫诺夫、沃罗帕耶夫、列昂诺夫、马卡洛夫、潘菲洛夫和马特维耶夫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谈话。他们也是打蜡工，除列昂诺夫外都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可以想见，办案人员拿到上述口供心花怒发，因为这案子显然不是某个喝醉酒的打蜡工自导自演，而是牵涉整个团伙。团伙嘛，就是匪帮，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被季莫菲·朱宁咬出来的人全部落网，先被肌肉发达的狱吏一通揉捏，做好充分准备后送进侦查员办公室受审。

通常而言，至此就可以结案了。但某次审讯中有人提及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的名字，他也是打蜡工，但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在大剧院上班。谨慎起见，侦查员决定查查这个维诺格拉多夫，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打蜡工恐怖组织

经查，莫斯科存在一个分支广泛的打蜡工反革命组织，成员皆是斯摩棱斯克州同一地区的亲戚或老乡。这伙人一组在克里姆林宫活动，另一组在大剧院活动，其中许多成员不时进入政府最高领导人住宅。这就意味着即便一个团伙行动失败，另一个团伙仍可发动刺杀。英勇的“契卡”铲除了克里姆林宫团伙，大剧院团伙依然逍遥法外，斯大林同志命在旦夕！任务十万火急，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押送卢比扬卡。

经过一番操作，维诺格拉多夫放弃抵抗。侦查员问他大剧院的打蜡工是否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维诺格拉多夫口若悬河：
— 没错，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克伦斯基、杜德金、科诺诺夫和索科洛夫持续发表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言论。我承认我是一切反苏谈话的主谋。由于我在打蜡工中间享有一定声望，所以我算这个团伙的领袖。

侦查员问：
— 你究竟跟同事们说了什么？

— 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底下没法活命，农民家破人亡，陷入赤贫和饥荒，税收真能把人活活逼死。工人的日子也难过，薪水少、物价高。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府成员吃香喝辣，根本不关心老百姓需求。

— 没人打断你吗？没人反驳你吗？

— 有什么好反驳的？！就算我说这种日子是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造的孽，要干掉他们，他们听了也不会反对。干掉他们很简单，等他们来剧院看戏，往政府包厢扔炸弹就行了。

— 真能办到吗？

— 当然能办到啦。没人严格监视地板打蜡工，所以混进内部演出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把自己锁在打蜡工休息室，听见演出开始，就可以走入大厅为所欲为。

— 你还知道别的打蜡工吗？

— 非常多。莫斯科有个特殊的打蜡工帮派，统统来自斯摩棱斯克州新杜金斯基地区的乡村。

— 哦，说说都有谁？

— 比如有沃罗帕耶夫、朱宁、舒金、奥尔洛夫、朱拉夫廖夫、布罗夫、弗罗洛夫……

1935年8月初本案起诉书呈上首长案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领导在列举了从落网打蜡工口中诱导、拷掠出的全部情况后，不无得意地结论称：他们“揭露并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对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发动恐怖袭击”。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勤奋的办案人员并未获得上级奖赏。相反，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第一副局长鲍里斯·巴克，和他远在巴什基尔从事国安工作的弟弟所罗门·巴克1937、1938年先后被捕并枪决。

庭审闹剧

于是“打蜡工行刺领袖案”被搁置一段时间，直到有人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起诉书和22名打蜡工被移交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随即举行不公开审理。当问及被告是否认罪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不认罪，审判长斯捷利马霍维奇感觉很棘手，因为除有罪供述外再无旁证。但又不能宣布释放，这违背了最公平、最人道的苏联法院的准则。于是斯捷利马霍维奇指责诸被告翻供、撒谎，抓住他们自相矛盾的供词做文章，迫使打蜡工承认图谋恐怖袭击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季莫菲·朱宁属于这些人里面比较强硬的。但他意识到继续挣扎徒劳无益，遂承认自己有罪。这里有个小细节，当谈及农民家庭情况尤其朱宁家时，他老乡伊万·马特维耶夫讲了这样一段话：
— 我听说朱宁家在集体农庄过的很糟糕。他告诉我，如果拿白面包回家，孩子们会把黑面包和白面包对半撕开，像三明治那样吃。

格奥尔基·潘菲洛夫选择另一种脱罪策略：矢口否认他本人和朱宁曾在布哈林家见过什么转轮手枪，更没谈过恐怖袭击。潘菲洛夫表示：
— 朱宁诬陷自己倒罢了，还拉我垫背。他算什么恐怖分子？他就是个双手发抖的酒鬼。而且他多次说自己无可救药，甚至要自杀。这王八蛋欠我三十卢布没还，血口喷人无非想赖账而已。

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表示：
— 我是说过刺杀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可能性，但不等于我准备这样做。我要强调的是我只说过往大剧院包厢扔炸弹的可能性，但我没有炸弹。那些都是醉话，我们天天喝大酒，上班也迷迷糊糊的。

法庭拒绝采信这套说辞。打蜡工坚决捍卫职业荣誉，异口同声保证他们不喝酒不出工。

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宣称遭逼供：
— 我有病。以前被炮弹轰过，这么多年一直头疼，疼的几乎裂开！那位侦查员，我想应该姓米洛夫，连续审问我二十五小时，所以他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

最后，有必要介绍诸被告中最卑劣、最突出之人：瓦西里·奥尔洛夫。读者还记不记得基于意识形态动机卖爹求荣的少先队员帕夫里克·莫罗佐夫？跟瓦西里·奥尔洛夫相比，莫罗佐夫纯属小巫见大巫。

瓦西里的爸爸安德烈·奥尔洛夫曾是个健壮农民，强制集体化后沦为三餐不济的流浪汉，被迫跑到莫斯科求老乡指条活路。大家同情他，介绍他做打蜡工。不得不说这份工作很沉重，即便体壮如牛的庄户人做完一个轮班也会累得腰酸腿软。虽然后来渐渐习惯了，但他付出的血汗远超其他工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累死累活挣钱培养儿子，瓦西里中学毕业进学院深造，出来先当老师后当会计和经济学校分校长。在共青团积极表现，入了党堪称模范。到此时并无不妥之处，许多农家子弟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然而奇怪的是，1930年瓦西里申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批准买了一把转轮手枪。为什么教经济的老师需要手枪？国安部门为什么允许他买枪？

总之，瓦西里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被一网打尽。如果说侦查期间瓦西里的行为尚且体面，那么出庭时的表现真无愧于团员、党员身份。轮到他陈述，他张口就讲：
— 十年来党和团组织教导我摒弃个人利益，所以我将知无不言。我的错误在于，当初没有对从父亲和他朋友那里听到的话语做出应有的阶级评价。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我父亲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此人以前是社会革命党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拥护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要人物是个体企业家，所以受富农情绪支配。他们也不曾隐瞒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对农民的欺骗，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夺权行动。另外，他们都支持立宪会议。但我并不是说我父亲谴责集体化！
尼基塔·舒金和我父亲多次说过：一切共产党员都该“被镇压”，在俄罗斯掌权的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格鲁吉亚人。他们说犹太人应该撵回巴勒斯坦，格鲁吉亚人应该“处理掉”。他们还梦想打仗，确信一旦有人进攻苏联，农民肯定起来造反，苏维埃政权就垮台了……

瓦西里·奥尔洛夫滔滔不绝，庭审逐渐接近落幕。短暂休庭后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不出所料，判处瓦西里·奥尔洛夫五个月劳改，根据审前拘留三天算一天之规定当庭释放。瓦西里·奥尔洛夫之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获刑十年，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和米哈伊尔·列昂诺夫获刑十年，克伦斯基和朱拉夫廖夫无罪，季莫菲·朱宁、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和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人监禁2-7年不等。

尾声

二十五年后，这批打蜡工有的死在劳改营，有的出狱后患病身故。但劳改六年的加夫利尔·杜德金活了下来，提出申诉要求依法重申他的案子并恢复名誉。1961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当年的判决无效，以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为由终止此案。

苏联时代，司法机关的马蒂诺夫少校曾做过一番调查，认为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工作人员侦查打蜡工案件期间使用非法手段、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我想无需赘言“非法手段”具体包括什么。马蒂诺夫少校要求寻找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员，“如果他们未被起诉，那就要个解释”。然而笔者翻阅堆积如山的文件，始终没找到“解释”。这意味着少校的崇高努力未获上级许可，被悄悄踩了刹车，更意味着正义从未伸张。“官官相护”无论过去、今天或将来始终成立。

延伸阅读：

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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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俄罗斯社会犯罪猖獗。黑帮分子打打杀杀，公墓每星期加添新坟，大多刚二十几岁的帮派暴力受害者们从昂贵的墓碑上俯视弔客。一名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后来告诉记者：“我没想到在俄罗斯当杀手这么容易！”

起初，安德烈和谢尔盖·切雷舍夫兄弟俩开始犯罪生涯的时候，是替列宁格勒犯罪头目当马仔。安德烈身强力壮，曾在海军陆战队潜水部队服役，精通各种枪械，人送外号“费尔干纳人”（因为他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库瓦赛市，位于费尔干纳山谷）。谢尔盖当过空降兵。两人退伍后一时没工作没收入，过不惯平民生活，心烦意乱。恰好在小饭馆遇见两个中年男子提议跟他们混，跑跑腿就有钱拿，遂爽快答应。跑腿的内容很简单——揍人、威胁人而已。

日后安德烈回忆说，还有一个情况使他无法回头。某位老相识请他协助亲戚越狱，切雷舍夫兄弟同意帮忙，但贿赂狱警需要一笔巨款——20万美元。他俩当时欠了满屁股债，债主是莫斯科的某位将军，让安德烈做工抵偿：杀一个人5千美元。不久又从毒贩子那儿来了“工作”，报酬好得多，7000-25000美元，当然大部分钱要上交头目，自己只留小部分。

于是切雷舍夫兄弟纠集若干年轻罪犯组成团伙，包括“战士”谢尔盖·波波夫、尼古拉·斯米尔诺夫、谢尔盖·雅科夫列夫、谢尔盖·雷斯利亚耶夫，前科犯奥列格·德罗任和阿列克谢·捷列申科，破坏专家和徒手格斗专家亚历山大·瓦西利辛，切雷舍夫家表兄弟：武器专家阿纳托利·沃尔科夫和运动员尤里·沃尔科夫等。这些坏蛋总共八十几个，自立门户单干，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活动。

不得不说苏军培养出来的人确实技能熟练，只不过他们不再为了祖国或某种崇高信念战斗，而是为充实自己腰包。令人惊讶的是，警方后来发现积极怂恿、鼓动团伙的居然不是切雷舍夫两兄弟，而是他们的老娘安东宁娜！这个女人不仅负责介绍潜在客户，就连武器弹药都藏在她家。

尤里·沃尔科夫则充当团伙常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代表。他跟客户在餐厅见面，拿到所需的受害者信息和付款，过程就跟好莱坞电影一模一样。

切雷舍夫团伙以其高度专业性和隐秘性在各路犯罪组织中鹤立鸡群，供应枪支的、供应汽车的、调度协调的、直接动手的分工明确。团伙从俄罗斯各地广招“能人”执行单次谋杀合同，把他们带到坦波夫附近基地，等候其他成员追踪受害者并制定计划。1993年做下第一起命案，两兄弟的朋友：利佩茨克州乌斯曼市的尼古拉·亚季莫夫欠女商人瓦莲京娜·莫尔恰诺娃15000美元，不打算还钱，聘请切雷舍夫团伙杀掉瓦莲京娜，酬金4000美元。亚季莫夫说服莫尔恰诺娃一同开车去沃罗涅日“出差”，奥列格·德罗任坐在后座，行至高速公路空旷处突然用绳索勒死莫尔恰诺娃，最后把尸体埋入附近森林提前挖好的大坑。

1997年4月团伙又在坦波夫谋杀莫斯科石油商人弗拉基米尔·罗戈沃伊，“下订单”的是后者竞争对手。由于罗戈沃伊身边总有警卫随行，跟踪多日好不容易逮到机会，由阿列克谢·捷列申科埋伏在此人家门口击杀成功。

同年8月份团伙再次出手，杀死另一位商人弗拉基米尔·罗加乔夫，原因是此人挡了米丘林斯克市黑道头目的财路。罗加乔夫日常出行必偕警卫乘两辆车，于是切雷舍夫团伙故技重施，在他必经之高速公路附近挖两条壕沟，派人拿着带瞄准镜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手榴弹守候。当罗加乔夫座车驶近，两支步枪同时开火，首发命中罗加乔夫，其警卫毫发无伤。

杀掉罗加乔夫，团伙紧接着干了他们这辈子最大一票——行刺圣彼得堡副州长米哈伊尔·马涅维奇（儿按：圣彼得堡市属于俄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称”губернатор”，约定俗成也可译为“市长”）。事发时副州长和夫人坐在车内，狙击手藏身街角阁楼通风窗后，使用南斯拉夫制造的带瞄准镜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连续射击。马涅维奇颈部、胸部中五弹，送医途中死亡；夫人受轻微伤。狙击手扔下凶器，走屋顶从临近楼栋下至地面开车逃离。

案发后俄联邦内务部长命令成立联合调查组，叶利钦总统亲自过问。切雷舍夫及另一个犯罪团伙：艾拉特黑帮同时列入重点嫌疑对象。

除行刺马涅维奇之外，警方怀疑切雷舍夫团伙还涉嫌记者弗拉德·利斯季耶夫被杀案，犯罪头目奥塔里·科万特利什维利和马克西姆·斯米尔扬金遇刺案，企业家费利克斯·利沃夫、瓦季姆·亚夫亚索夫、奥列格·坎托尔被杀案等血案，但之前都未引起足够重视。枪杀政治家非同小可，太高调又有挑衅性质，终于令该团伙在成立七年后被执法部门盯上。

罗加乔夫谋杀案后，切雷舍夫兄弟已经察觉到危险迫近，决定先下手铲除团伙内不可靠成员，但他们纷纷藏起来避风头。1998年亚历山大·瓦西利辛酒后打架被捕，在拘留所吹嘘自己认识犯过大案、双手沾血的人。于是他立即成为重点侦讯对象。当局部署特别行动抓捕团伙头目，虽没逮住切雷舍夫兄弟，却在其家中搜出大量犯罪证据，甚至还有警局泄露的秘密文件。支持切雷舍夫团伙刺杀马涅维奇的证据包括：安德烈·切雷舍夫家缴获的铜管与阁楼的顶门铜管完全相同，现场遗留的头发经鉴定属于尼古拉·斯米尔诺夫；步枪弹匣是1989-1990年期间军事体育学院失窃的，尤里·沃尔科夫当时正在该院学习；侦查发现狙击手穿着橡胶套鞋，安德烈和谢尔盖·切雷舍夫日常习惯穿这种鞋；专家认为安德烈家的一瓶枪油曾用于润滑作案步枪…… 另外，警方的“内线”也提供了重要情况，比如1997年夏天谢尔盖·切雷舍夫在圣彼得堡寻找带瞄准镜的步枪，后来有人目击他携带瞄准镜。

根据查获的证据，坦波夫州检察院正式对团伙成员提出谋杀罪指控，列入联邦通缉名单。两兄弟带着老娘和几个手下跑遍全俄各地躲避РУБОП（译注：地区反有组织犯罪局），走投无路逃回老家费尔干纳山谷。РУБОП小队穷追不舍，乘飞机赶赴塔什干，深入山谷长时间搜索，1998年7月查明他们藏身地点。这次老天帮忙，突发的泥石流堵住切雷舍夫兄弟去路，于是缴械投降，双方未交火。经过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漫长谈判，切雷舍夫一家、波波夫和雅科夫列夫被驱逐出境，刚下飞机就受到重兵“迎接”，当局出动大批警力押解他们进看守所。团伙另外六名成员也陆续落网，从而及时阻止了俄军某师长被杀。

审讯期间团伙成员拒不合作，用事先准备好的说辞搅混水。时而承认杀了不是他们杀的人，时而又否认确凿事实。至于声称的“不在场证明”，几乎无一得到证实。但调查组最终只能证明三起谋杀案和六起抢劫案。1999年谢尔盖·切雷舍夫肾病复发死于看守所。2003年12月利佩茨克州法院判决本案八名被告犯谋杀罪、抢劫罪、非法持有武器罪，安德烈·切雷舍夫和奥列格·德罗任在严管监狱服刑20年，阿列克谢·捷列申科和亚历山大·瓦西利辛监禁15年，其他四人分别获刑14年、8年。庭审期间团伙成员试图把三起谋杀推卸给已故的谢尔盖·切雷舍夫，未被法院采信。安东宁娜·切雷舍娃和米哈伊尔·波塔波夫无罪释放。

2004年1月利佩茨克州检察院就安东宁娜·切雷舍娃和米哈伊尔·波塔波夫的无罪判决向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抗诉，认为二人罪行有充分证据证实。安德烈·切雷舍夫和奥列格·德罗任也提出上诉，认为刑期过长。

2007年“扎利波夫团伙”成员之一阿列克谢·加尔多茨基因涉嫌多起谋杀案被捕，2009年11月供认是他亲手开枪打死了米哈伊尔·马涅维奇。2023年4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已确认当年雇凶谋杀马涅维奇之人，原来是坦波夫黑帮头目弗拉基米尔·巴尔苏科夫（库马林），他已经于2019年被判处24年监禁。但也有报道称在阁楼开枪的是阿尔卡季·努西莫维奇，已于2020年被判处22年监禁。

延伸阅读：

柯尼金团伙抢劫百货商店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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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死后苏中关系快速恶化。1955年新疆省改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开始遏制当地的民族主义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1940年代投身民族解放的斗士受镇压，维吾尔人大批迁入苏联。最后一波移民潮出现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

记者采访了几位移民及移民后代，听他们讲述当初如何以及为何背井离乡。

塔什波拉特·阿姆拉耶夫，生于巩留县，67岁

1959年我们从中国去哈萨克斯坦。我忘了什么月份，只记得抵达第二天就下雪。父母生了13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妹妹，其他孩子死于天花等疾病。

我家在中国住的地方是巩留县中心，距离伊宁100公里。父母都是农民，种麦子为生。前院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养牛的基本是哈萨克人，父亲和一个哈萨克家庭关系很好，他们是我们的租客。他们有牛，我们有果园和田地。日子过的还算殷实，盖了两间房，每间都是多居室的。果园有杏树、苹果树。后院有马厩，后来被人民政府改造成公共食堂。

我家不远有个巴扎，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羊肉串、烤包子香气扑鼻。渐渐形势变了，办公社了。

大概1958年吧，中国共产党禁止人民在家做饭，只准吃食堂。自己家做买卖、做工也被禁止，比如他们不许我奶奶做针线活。巴扎空空荡荡，就像隔离期间似的。成年人一律下地务农，我们这些小孩进幼儿园。父母天黑才回来，爷爷奶奶看家。

我家住进两位个头不高的汉人政治领导，身量差不多。他俩允许我奶奶夜里点着煤油灯缝衣服。有一回我在幼儿园感觉无聊，就约了别的孩子跑出去逛巴扎，结果根本不见人影。

每天吃完晚饭，汉人官员召集村民开会，歌颂毛泽东。我全家都去，我坐父亲腿上，听着赞扬伟大舵手的话睡着，然后在家醒来。父亲告诉我这种会开三小时，众人深夜才回家，次日早晨一切从头开始——公社食堂吃早饭，下地劳动，收工吃晚饭，歌颂毛泽东，睡觉……

舵手命令消灭一切害虫，免得它们偷吃粮食、传播疾病。家家户户准备苍蝇拍，死苍蝇装入火柴盒，交到清真寺。我家干这个活儿的就是我，拿着一盒又一盒苍蝇往清真寺跑，清真寺有个文员，用小本本记录谁家交了多少盒苍蝇。12-14岁的大孩子打鸟、杀狗，也交到清真寺。

公社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抓捕维吾尔族起义人士，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关进监狱。我父亲算是1944年伊宁事变（译注：“三区革命”）参加者，那时候他兼职做“阿尔巴克什”，赶大车往来城镇之间替富人运货。有一次在伊宁巧遇贾尼巴图尔（译注：贾尼·玛玛特巴基耶夫，事变领导人之一），自愿帮助他。父亲虽没扛枪打仗，但运送过起义军伤员，害怕因这段经历遭迫害，决定搬家去哈萨克斯坦。

父母收拾行李的时候，汉人已经住进我家了。父亲想把能带走的都带走：几张矮桌——虽然一张就够用、几个柜子、旅行箱、皮毯子、宗教书籍等。这个可怜人自己把东西统统装上车，我坐在小山似的行李最顶端，就这样前往伊宁。我还记得全村人追着我们跑，边哭边道别。

因为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在伊宁停留三天。接着从伊宁赶赴中苏边境，我仍然记得中国边防军人怎样检查证件、打开拦路竿。我们过了桥（伊犁河），老人们大声欢呼。再后来走过一个苏联哨所，扎尔肯特就像某种隔离区。安排我们住简易房，立刻拉去冲澡，查验护照，3、4天后我们到了阿拉木图的“东方之光”集体农场。我父亲和母亲先后在奶牛场找了工作，又贷款买地（译注：原文如此）。祖父当伊玛目，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我满了上学年龄，第二年才入校，因为刚开始不会俄语呀。

2007年我和老伴去伊宁探亲。留在中国的亲戚说我们走后压迫愈发严重，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肆意打人，我的大表哥被十五个红卫兵当街围殴，成了瘸腿。

我仍然思念故乡，一直没能回去看看，一直说等将来有机会。如今我不知道机会是否还能等来。假如维吾尔族真的独立了，我要回去住到死。首先我生在那儿，其次我从小听说我的族人多次尝试夺回自己土地，屡战屡败，甚至苏联军队也帮着中国镇压我们。我父亲曾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他弟弟，就是我叔叔，组织过维吾尔族青年运动，因此被汉人扔进矿山劳动，忍饥挨饿没水喝。

塔什波拉特在哈萨克斯坦读完十年级，参军入伍，后从事机床木匠、无轨电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等工作。膝下两个儿子、八个孙辈。

贾法尔（化名），65岁，生于伊宁

我妈妈家本来住在阿拉木图州乡村，务农为生，外祖父应该挺有钱的。强制集体化开始后外祖父进了监狱，将要遣送西伯利亚。外祖父设法联系他妻子，就是我外祖母，说他要被送走了。于是外祖母召集孩子们宣布搬家。这大概是1930年代末的事。

听妈妈讲，临走那天故意点燃煤油灯，假装全家在屋内吃饭的样子，摸黑悄悄跑了。那时候远近亲戚都聚居一个大公社，妈妈的舅舅帮她们逃走。

外祖父的朋友把他救出监狱，带到集合地点，赶大车直奔中国方向。那年月边境线只是名义上存在，并无巡逻队。走桥过河，对岸就是中国。我舅是共青团员，随身携带余粮征集表，进村收缴百姓粮食要用到这个东西。舅舅出示表格，声称去征集对面维吾尔人的余粮运回，人家抬手放行。于是在中国住下，开始生活。我妈家就是这样到的中国。我爸怎么去的不记得了。他也是哈萨克斯坦的，我看他护照写着生于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市——以前叫潘菲洛夫市。

所以我父母虽然生在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是中国长大的。他俩1954或1955年在属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市结婚，我本人生于伊宁。后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宣布愿意去苏联的人可以报名登记，他们首先找的就是那些跟苏联有关系的人。

我妈妈的一位兄长当兽医，经常去阿尔泰和蒙古出差。给蒙古人医羊的时候，一包茶叶换一头羊，所以总牵着五六头羊回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被抓了，严刑拷问出境做什么。所以大舅被迫害算是逃离中国的动机之一。妈妈在学校教植物学，爸爸先是在学校上班，然后调到市政府。他可能看文件得知正在进行大清洗，遂决定快跑。

爸爸托关系找了即将出国的人，请他把我们全家登记为亲属带出去。填表的时候他用了祖先姓氏。妈妈的父母用自己本姓走，父亲用另一个姓，妈妈怕途中搞混，也用了父亲那个姓。就这样我们坐上去苏联的长途车，1958年进入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儿按：文革1966年开始，叙述人记忆有误。考虑大舅的职业，或是反右期间受冲击）

我们起先暂住阿拉木图。说实话我对那段日子没印象了。一年半之后叔伯接我们去吉尔吉斯，我记得田野和小麦，因为爸爸在集体农庄工作。我在当地村校读一年级，全家又搬去伏龙芝（译注：比什凯克），我在那儿大学毕业。

爸爸说他在中国当过数学教员。我清楚记得小学时候经常把算术题从俄语翻成维吾尔语，告诉他条件是什么，他就讲解给我听。我们全家都说维吾尔语，搬家后父母只好自学日常俄语。

我们很庆幸来到这个共和国，因为吉尔吉斯语接近维吾尔语，父母同当地居民交流无障碍。妈妈特别喜欢一支歌叫《十八岁》，边唱边流泪，感怀青春年华。我们也庆幸逃出中国，改革期间一些远房亲戚从中国来探望，哭着念叨：“真倒霉。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

移民远赴他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女。自愿迁移的人明白到了新地方要当二等公民，毕竟文化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我家搬到伏龙芝后爸爸去建筑工地干活，砖头掉落砸伤脚，他甚至不知道可以请带薪病假住院治疗。爸爸一个月没工作，我们失去收入，妈妈三天两头上亲戚家讨面包。当然，他俩在这儿没挣着什么，料定会粗衣淡饭，但他俩读过书，知道孩子可以有更美好未来。

坦率地说，我很感激二老当年不畏艰难，抛下中国的旧生活毅然离开。其他亲戚是1970年代末非法偷渡逃走的，幸运者得以穿越边境。

古丽娜拉·哈姆拉耶娃，58岁，生于扎格斯台

本人1962年生于新疆扎格斯台村，次年全家迁往哈萨克斯坦。小时候父母常说起在中国的生活，言辞沉痛，妈妈总是哭。

听爸妈讲，他们逃离中国的原因是维吾尔人和整个穆斯林群体遭遇种族灭绝。父母都是识字之人，但他俩像其他维吾尔人一样没工作，只能下田种地。妈妈说人人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家中不许开伙。后来妈妈在食堂当厨师，爸爸给她打下手，整天吃玉米面、土豆和米饭，食物单调又匮乏。

妈妈告诉我，谁想吃饭必须打死20只苍蝇用火柴盒送来，那么五口之家就要100只。工间不准休息，汉人命令捕捉麻雀，防止麻雀啄粮食。一个人每天至少上交麻雀一只，久而久之死鸟太多开始发臭。于是改为不杀死麻雀，砍下爪子交差。

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维吾尔人无暇顾及自由和土地，每日只为三餐劳碌。父母和亲戚们受不了虐待决定逃离，但不是人人都走的成，我祖父、祖母和几个叔伯姑姨留在当地。他们后来说，我们走后中国共产党反复盘问他们，说我家是“两面派”，认为我父母企图反华。拒绝招供的坐牢受刑，尤其男人挨打最厉害，脖颈、手、脚带着沉重镣铐。男亲戚出狱时遍体鳞伤，已经病入骨髓，失去劳动能力。还有很多死在牢里的。

搬家到了哈萨克斯坦，定居在阿拉木图州维吾尔地区提戈尔门村，爸妈牧羊为生。生活在哈萨克人中间，我很快学会哈萨克语，但上学是在维吾尔人学校。我们平常不区分谁是哈萨克人、谁是维吾尔人，同吃同住关系很好，但妈妈动不动就哭，她说挂念新疆的老爹老娘。

1990年代和我妈妈回去探亲，外祖父母早已离世，只见到孙辈。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仍然很简单，自己下地种粮，汉人不准他们做其他工作。2016年最后一次去新疆，亲戚不让我戴头巾逛街，说：“否则你走后他们会抓我们进监狱的”。从那之后我再没联络他们，不知是生是死。

鲁斯兰·艾萨罗夫，37岁

我祖母图拉罕·艾萨罗娃1935年生于扎格斯台村，家中孩子五个，两兄弟两姊妹。她父母务农养牛为生。祖母20岁结婚，三月份办的婚礼，夏天就和丈夫忙搬家，没带任何重东西，手拎行李轻装出发。

1949年共产党建政，所有人都被强行集体化，先是华中地区，然后推及各省。我祖父目睹1950-1951年汉人士兵开进他们村，把最富裕的维吾尔人拖到田野枪毙。

1959年祖母的妈妈和她儿子也到了哈萨克斯坦，家族其他人决定留在中国。他们一部分坐马车走，一部分乘船过伊犁河。哈萨克斯坦的区委工作人员把他们安排在阿雷斯（土尔克斯坦州），大概是不希望维吾尔人全住在阿拉木图州，但那个地方十分炎热干旱。祖母曾说夏季酷暑难当，白天不敢出门耕作。于是她和祖父去了阿拉木图，因为那边有其他维吾尔族人可以互相关照。祖父母开始种小麦，两人不懂俄语或哈萨克语，难以适应新生活。

祖母回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始于城市，恐慌和流言散播到乡村，人人自危，做父母的都想尽快安排子女结婚，自己去谋活路。祖母至今不忘那种感觉——明天就要有人来夺走你的房屋和土地。所以移民给了她一个机会过好日子。

我妈妈那边的祖先是富商，家里养着仆役。可惜他们去世太早，我不知道更详细情况。只听说外祖父被汉人派去矿井工作。

新世纪初祖母去中国看外甥，回来说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更糟糕了。当时她一个外甥关在监狱，我问：“他犯了什么罪坐牢？”祖母说，党认为谁有罪谁就抓谁，无需解释什么。现在彻底联系不上那边亲戚了。当我们告诉祖母新疆的消息，她说年轻时候如果没走的话，不知能否活下来。

延伸阅读：

苏联政府对罗姆人的斗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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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名字可能并非偶然。一对幸福父母肯定没料到，他们用希伯来传说人物“莉莉丝”（洛丽塔）为女儿取名，注定了她将过着淫荡生活。

双亲的希望

洛丽塔从来不像个孩子。学龄前她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千方百计求父母满足。13岁那年洛丽塔感觉叶夫帕托利亚这个小地方太无聊，而摆脱父母掌控的唯一途径是就读辛菲罗波尔音乐学院——虽然她讨厌小提琴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她爸爸当兵，妈妈是单纯的家庭主妇，心中充满喜悦，仿佛未来的小提琴家近在咫尺！

洛丽塔考入音乐学院的时候，爸爸抹着泪说：“洛，你是我们的希望”。洛丽塔努力实现所有希望，首先是自己的。揽镜自照，这位丹凤碧眼的苗条佳丽绝不可能只当个普普通通女大学生，至少得是美国电影明星！上帝不憎恶美貌，听凭祂赐予幸福人生吧。但洛丽塔不愿坐等上帝赐福，而且不怕失宠，就像远古时代的同名人物——亚当的第一个老婆、夏娃的前任。

希伯来传说：莉莉丝咒骂丈夫亚当，不肯屈居他身下，飞离伊甸园逃走。 神派遣天使追赶，莉莉丝拒绝返回，扬言自己被创造出来就要戕害婴儿。最后 神只好另造温顺的夏娃代替莉莉丝……

但叶夫帕托利亚的洛丽塔不肯扮演“温顺夏娃”，很快便在音乐学院宿舍如鱼得水。1970年代的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名声不好，社会传言学生们滥交、吸毒、听摇滚乐。但洛丽塔不需要廉价享乐，男同学也不会花钱睡她的稚气肉体。于是开始从事报酬丰厚之工作：拍裸照。

今天找不到苏联色情业统计数据，这些材料即便有也是严格保密的。但根据美国“淫秽和色情调查委员会”估算，1970年代全球性产业年收入高达5.74亿美元。

起先洛丽塔穿不怎么性感的苏联内衣在业余摄影师镜头前搔首弄姿，然后一丝不挂，终于发展到跟英俊男伴模拟性交…… 这种裸照每张售价50戈比到1卢布，取决于“构图”怎样。那么谁会购买业余摄影师拍摄的光腚少女照片呢？当然是苏联中学生啦！

警方接获的首次报案来自基辅某学校——教师发现淫秽物品。渐渐其他学校也发现同一位裸体少女的照片。这些照片印数成千上万，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间快速传播。洛丽塔果然没辜负爸爸希望——她出名了，但不是作为小提琴家，而是色情明星。

餐馆、皮衣和珍珠

瓦西里·利特维诺夫（化名）在刑侦部门工作五年，调查大案要案，颇受上级器重。这次他负责侦办克里米亚学校色情照片事件。

追踪“制片人”的唯一线索是照片中的碧眼裸女，利特维诺夫对她早有耳闻。曾经某位州委某高级干部在市苏维埃执委会门外遭遇诈骗，骗子自称市执委会员工，有“关系”买毛皮帽子。虽不知讲了什么花言巧语，反正州委干部上当，掏出钱给对方，自己站原地等。结果等啊等啊等不来，恍然大悟，尽管为时已晚仍选择报警。受害人描述骗子“像一阵风”径直穿过市执委会大楼，瓦西里·利特维诺夫赶到后立即展开追踪。他穿过市执委会，来到一间公共澡堂，见两个男人鬼鬼祟祟走进厕所，猜想会不会团伙作案啊？赶紧跟上去。俩男的挤进一个隔间，片刻传出奇奇怪怪声音。利特维诺夫果断踹门，瞬时后悔了：二人正在进行……同性性行为！事后查明其中一人是“男娼”，异性恋，失业养两个孩子，不得不在辛菲罗波尔公厕卖身。利特维诺夫审讯此人，对方毫不在乎，说：“女的能这样挣钱，我也行啊。”利特维年科反感同性恋话题，但故意表现得对小妞儿很感兴趣，让“男娼同志”推荐靓女，此人脱口而出：“音乐学院的洛尔卡，全克里米亚都知道她”。

所以当利特维年科受命调查色情照片案，立即想起“音乐学院的洛尔卡”。同一天他动身去找16岁小提琴学生，二人四目相对，利特维年科意识到“校园艳星”正冲着他傻笑呢。

在洛丽塔父母家的搜查引发了家庭悲剧。碧眼女儿一言不发，任凭警察翻遍自己房间。妈妈边哭边喝“伐力多”（译注：一种抗焦虑药），爸爸攥紧双拳反复念叨“误会了、误会了”。可惜当场从小提琴盒搜出一叠照片，赤裸的洛丽塔仪态万方、光彩照人。这个时候洛丽塔已经把童贞高价卖给某个“州委老伯伯”。原来，从学生手中没收的艳照呈交州委“审查”，随即下落不明，而洛丽塔收到了好处可观的亲密邀约。广告作用十分巨大，洛丽塔在多个“伯伯”之间翩翩起舞，迅速过上吃餐馆、穿皮衣、戴珍珠的潇洒生活。

由于“伯伯”的关系，洛丽塔不上课也没被音乐学院开除。她不住宿舍租公寓，当然也是托了“伯伯”的福。偶尔回一趟叶夫帕托利亚父母家，衣衫朴素，腋下夹着小提琴，爸爸妈妈不胜欣喜。

纸包不住火，女儿的秘密忽然曝光，妈妈突发心脏病死在医院。16岁的洛丽塔被警察局正式逮捕那天，爸爸朝自己头上打了一枪。

自甘堕落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皆有阴暗面。洛丽塔失去双亲的心境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但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明显使她生活轻松许多，再不必遮掩和编谎话了。

利特维诺夫通过洛丽塔抓获了色情照片制作者和销售者，根据《刑法典》第121条他们被处以监禁。洛丽塔本人未成年免于刑罚。

七年后的一天，利特维诺夫和同事在“海洋”餐厅庆祝生日，一位衣着光鲜的漂亮女人请他跳舞。利特维诺夫感觉此女有点眼熟，想不起来是谁，直到她说出自己名字，利特维诺夫这才亲眼目睹洛丽塔16岁父母双亡后的生活：在高级餐厅物色嫖客，改行做了“外币妓女”。

又十年后，瓦西里·利特维诺夫正在单位值班，夜间巡逻队押来一个过马路差点儿被车撞的醉酒妇女。这个酩酊委顿的女人赌咒发誓说不放她走就吐桌上，写张字条自称市立第六医院护士。利特维诺夫威胁她再胡闹就打电话叫主治医生来，于是一夜平安。第二天女人酒醒，表示很愧疚，哀求切勿通知医院，否则会被辞退。利特维诺夫没这样做，因为他终于认出面前酒鬼是洛丽塔——曾经的碧眼美人、高级妓女如今沦为粗鄙落魄之泼妇。

此次见面后利特维诺夫开始关注洛丽塔命运，得知她很快被医院撵走，主治医生怀疑她酗酒和盗窃麻醉药品。但洛丽塔入狱却不是因为这些事。克里米亚出了一桩轰动性谋杀案：辛菲罗波尔郊区惊现六月龄婴儿碎尸。利特维诺夫主持侦查，发现婴儿遍身带抓伤，脖颈有勒痕，通过体表指纹迅速锁定凶手。利特维诺夫无法相信命运再次把他跟洛丽塔联系到一起！原来洛丽塔生下同居姘头的孩子，婴儿整天饥饿哭闹，洛丽塔就抓他、掐他……

……事实证明莉莉丝的诅咒果然难逃。

（儿按：都市传说，未可尽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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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3日国防委员会决定组建“第1独立女子志愿步兵旅”。这支部队相比战争年代声名鹊起的女子航空团鲜为人知，其倡议者：共青团员、两枚勋章获得者、近卫军军需少校维拉·克雷洛娃命途多舛。

一封举报信

1941年6月21日，战争爆发前一天，联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通过了《共青团员В.П.克雷洛娃同志关于鞑靼斯基地区事态的声明》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新西伯利亚州全权代表格里申同志检查确认，共青团员В.П.克雷洛娃同志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叙述的情况完全属实”。

女教师维拉·克雷洛娃给领袖写的信不太遵守俄文文法，她要反映什么事呢？

“我是共青团员，今年20岁，在新西伯利亚州鞑靼斯克市第2保育院教育科当副科长。

我区党组织领导正在犯政治错误，需要立即纠正，使我们伟大的全党走上正确道路。我不知道我们地区的人为什么身为党员却装聋作哑。

我向您简单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不大的地区发生了什么。我区（鞑靼斯基）几千头牛死亡。牛的大量死亡是管理不善所致。以前和现在都有饲料，只不过潮湿霉烂了，而且这些属于集体农庄的饲料放在车站，急需立即运往集体农庄，但当每天死牛不是几十头而是近千头的时候，这时候人们才起来从市里找运输工具向集体农庄运饲料。不光一个村死牛，也不光一个集体农庄死牛，鞑靼斯基全区都在死牛。防止死牛是可以的也是完全可以的。从最小的村子克拉斯诺亚尔卡到鞑靼斯克市，主路上满是死牛，堵塞了集体农庄和村庄的通道。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路上死牛遍布。这些死牛本该掩埋，但不知为什么人人袖手旁观。为什么区党委默不作声不建议坏领导改正错误。41.5.14我和第1保育院院长、区团委书记视察鞑靼斯基地区揭露出（注：原文如此）这种丑恶现象。集体农庄和村民情绪很差。我们跟他们座谈。他们直接说有人在苏联这个狭窄的地方广泛进行反苏活动。

除了牛的问题，这里的机器也不适合播种。不仅种地的牛糟蹋了，机器维修也停了。各种农具如拖拉机、犁铧之类都在农机站检修，但他们的修法是，拖拉机手开着下田，又得返回重修一遍。队长们拿不到好拖拉机，但他们的上级强迫他们相信拖拉机维修率百分之百。可如果以布尔什维克的身份说话，就像国家要求我们的，拖拉机和别的机器并没修好，即使修过也是破坏分子修的，他们想阻挠播种，已经得逞。今天是41年5月26，但播种工作尚未结束，即使播种了也是用坏机器干的。播种被破坏了。此外面包房一片混乱，面包标准也是。”

谈完农业，克雷洛娃接着反映她工作的保育院的问题：

“除了党的领导干部的这些丑行，国家教养儿童也不理想。保育院院长库雷舍娃是党员。共青团区委书记滕辛同志收集了她的材料，材料是在保育院工作的共青团员们提供的。材料交给区党委第一书记古尔扎同志，可他不调查、不澄清，不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办事，反而掩盖事实，辞退揭露种种弊病的共青团员们。提交区党委的材料绝对真实，我个人敢以共青团员身份担保。以布尔什维克方式了解和确认情况的同志们都知道以下事实：偷窃保育院食品、瓦解劳动纪律、在孩子们中间进行煽动，和最关键的——非苏维埃教养儿童。库雷舍娃有党证，但没受过任何处分，实际上达尔楚克大尉证明她早就被开除党籍，她丈夫是上过法庭的人民公敌。我亲自找过古尔扎，请他以共产党员身份谈话，他竟然如此答复我向您汇报的所有这些反苏问题——‘出去！黄毛丫头乳臭未干，党的工作轮不到你管。’之后他口头指示开除我，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又禁止共青团区委书记检查儿童教养情况，不仅禁止他去保育院，甚至不准他打电话。区党委对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却因为某种缘故置若罔闻，维护反苏利益。我写这封信的动机是纯粹的、坦率的，我认为这不仅是共青团员的责任，也是每个苏联公民的责任。”

保育院黑幕

克雷洛娃举报信的风格、内容跟1937年党中央和НКВД收到的几千份举报信大同小异，不知为何引起斯大林重点关注，责成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А.А.安德烈耶夫（他也是出身新西伯利亚州的РСФСР最高苏维埃代表）调查鞑靼斯基地区情况。新西伯利亚州党委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做出决议：

“据不完全数据，鞑靼斯基地区1941年前五个月死亡：马匹——1988、牛只——4722、绵羊——8055、猪——351。牲畜死亡原因是饲料缺乏，多个集体农庄的饲料被挪用，收到的7200公担油粕仅投喂了3000公担。倒毙牲畜尸体出于挑衅目的被堆放在大路两旁直到最近。区农机站拖拉机维修工作恶劣，四个农机站有三个未完成春季拖拉机维修任务。春播工作受到干扰。”

第二保育院的可怕内幕也被揭开：

“现已查明，地区教育局副局长、联共（布）预备党员什洛莫夫道德败坏，伙同鞑靼斯基地区第二保育院院长、联共（布）党员、全文盲者库雷舍娃把保育院变成了儿童放荡之地和淫窟，地区负责干部和部队指挥员都来光顾。库雷舍娃还长期挪用喂养儿童的食品。”

早先克雷洛娃不仅向鞑靼斯基地区领导写信举报，还向新西伯利亚州党委反映情况，都没引起重视：

“克雷洛娃同志把该问题反映给当时在鞑靼斯基地区的联共（布）州委书记索科洛夫同志，但索科洛夫同志不仅未当场采取任何措施，过后亦未向州党委汇报。”

州委决定：

“1.建议州检察长鲁缅采夫同志紧急调查集体农庄公有牲畜灭失及鞑靼斯基第二保育院违法行为，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2.由于А.В.古尔扎同志默许本地区公有牲畜灭失、未采取措施制止在道路上抛撒死畜的挑衅行为，以及回应共青团员克雷洛娃同志声明时的不诚实表现，免除其联共（布）区委书记职务。

3.鞑靼斯基地区地政科副科长В.Г.柯尔帕希科娃同志放任集体农庄牲畜灭失，管理农业工作失败，免除其职务。

4.由于把鞑靼斯基第二保育院变成淫窟并组织保育院儿童发表挑衅性言论反对任命新院长，免除库雷舍娃的保育院院长职务，开除联共（布）党籍，送交法庭审判。

5.联共（布）州委书记Л.К.索科洛夫身在鞑靼斯基地区，明知克雷洛娃同志反映的丑恶行为，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甚至不告知联共（布）州委书记，予以通报批评处分。

6.免除鞑靼斯基地区教育处副处长П.С.什洛莫夫的职务，撤销其联共（布）预备党员资格。

7.第二保育院免除克雷洛娃同志保育院教育科副科长职务的命令不正确，予以撤销。

责成州国民教育局副局长雅科夫列娃同志和联共（布）鞑靼斯基区委限期二十天内为克雷洛娃同志安排学校教师工作。”

岂料次日战争爆发，哪还顾得上执行州委决议？古尔扎从事党务工作前是国安人员，并未失去党籍，而且被认为仍然是个负责任的干部。

阵前杀敌

于是维拉·克雷洛娃奔赴前线，做了相当于中尉衔的助理军医，1941年8月调入步兵107师586团。九月份该师官兵在叶利尼亚攻势中表现英勇，被授予“近卫步兵第5师”荣誉称号。

1941年11月28日西方面军司令员格尔奥基·朱可夫命令授予军医维拉·克雷洛娃等立功军人“红旗”勋章。授勋申请写得磕磕绊绊不通顺：

“克雷洛娃同志八月份到团工作，在为指战员提供医疗帮助方面表现出自己是最佳医务工作者之一，她还积极参加战士和指挥员中间的党群工作。41.10.13我团在安德烈耶夫斯克-佩索奇纳亚地区作战，随即被围，许多指挥员因伤掉队，克雷洛娃同志率领失去联络的辎重队，携带104辆四轮马车、250匹马、586名战士和36名初级、中级指挥员，外加49名伤员，全副武装突出包围圈。”

1942年《共青团真理报》采访克雷洛娃，讲述了关于那次突围的更多细节：

“十月份维拉·彼得洛芙娜所在部队陷入包围。卫生连连长负伤，军医克雷洛娃接替他职务，率领连队随团向东边莫斯科转移，路途艰难，夜晚穿行林间小道和泥沼。部队在А.村附近遭遇德军伏击，机枪扫射。前一天维拉·彼得洛芙娜被流弹打中受轻伤，正乘坐辎重队马车前进。

枪声一响，政委快速跑到辎重队通知克雷洛娃：‘连长，拆掉马车、疏散人员。我们单兵作战自行突围。’

克雷洛娃问：‘移动药房也拆吗？’

不知为何她此时最惋惜的是不得不打碎药瓶。或许她记挂这些玻璃瓶的原因是她要补足团的药品配置。

但政委再也无法回答。他被冲锋枪打死，扑倒在地。

克雷洛娃跳下马车，拉紧缰绳。卫生员、伤员搬运工和驭手们都看着她，她是连长，要等她发令。一些胆小鬼跑向森林。维拉·彼得洛芙娜自己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骑上马的。

她朝着逃兵大喊：‘你们去哪？跟我来，打德国人！’勇敢之人紧随其后。那些原本怯懦的在姑娘面前感觉羞愧，纷纷跟着勇敢者走了。

这个艰苦的夜晚，维拉·克雷洛娃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几个绝望的战士围拢到她身边，既保护她又协助她。

德军经不住打击，开始撤离。

克雷洛娃说：然后我呼唤战士佩图宁，让他带头战斗，别让德军靠近道路。就在我转移辎重队的时候，德国人醒悟过来，又发起进攻。此时我们的炮兵到了，大炮和迫击炮迅速就位开火。而我们听见自己的炮响，都欢呼着冲向德军。有些骑马，有些步行，风卷残云势不可挡。打死他们多少人啊，太可怕了！我们好多还是伤员呢。”

文章还透露了维拉·克雷洛娃短暂被俘之经过：

“她骑马冲得太快，稀里糊涂误把德国人认作自己人。一个德国军官抓住缰绳，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德国兵拽下马。维拉·彼得洛芙娜脑袋挨了一枪托，失去知觉。好在舒尔巴诺夫离得不远，操起冲锋枪击毙军官、士兵。等克雷洛娃睁开眼，一切都结束了，舒尔巴诺夫搀着连长上车，进了森林。”

很难讲这篇战地采访有多少符合实际，又有多少是为了鼓舞前线、后方士气之虚构。反正文章描写的战斗比申请授勋报告写得多。《共青团真理报》称维拉·克雷洛娃带领自己部队两星期打三仗，冲破敌人包围，10月19日抵达谢尔普霍夫。又介绍她曾在阿列克辛市郊和尤赫诺夫市郊负伤，1942年1月在孔德罗沃攻防战中表现突出：

“进攻孔德罗沃期间她随一个滑雪营迂回德军后方，发动钳形攻势把他们挤到城外。那是一条穿越雪堆、白茫茫田野、冻河、沼泽的艰难行军路，但姑娘顽强跟上战士们的脚步。С.村一役，维拉·克雷洛娃痛失团长。她说：我刚从团部出来，见副官牵一匹空马飞跑。我问他团长呢？他说团长死了。我说：你撒谎！他说：是真的，刚刚被打死了，不可能把他拖下战场。”

克雷洛娃说她孤身跑进雪地寻找团长布雷宁少校，帮他包扎伤口拖回树林，遗憾没救活。

之后她再次负伤，治疗后归队。与《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谈话的时候，克雷洛娃胸前除了1941年11月的“红旗”勋章，还挂着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但不是因战功授予的。原来，194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身在前线的维拉·克雷洛娃“劳动红旗”勋章，表彰其鞑靼斯基地区共青团员女教师的工作。另外由于某种原因，她还获得了“农业杰出成绩”奖。

名声大噪

今日很少人记得，几乎每一位战争期间担任前线记者的苏联作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人主要写水兵，有人主要写飞行员和游击队员，还有人写自己熟悉的指挥员麾下部队。

女作家Л.Н.谢伊福琳娜1920年代声名鹊起，战争开始后她着力描写红军新组建的近卫部队和舍身杀敌的年轻英雄。所以，当她读到关于共青团员兼近卫军官维拉·克雷洛娃的报道，认为她很适合做新书女主角。谢伊福琳娜约见克雷洛娃详谈，1942年10月17日给写信斯大林：

“衷心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怀着激动心情写信给您。毕竟直接向您发出个人呼吁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我国任何公民心潮澎湃。我要提一个多少冒昧的请求，请允许我向您和斯大林时代的人民表达满腔热枕。但这封信不是为我自己而写。

1941年女共青团员维拉·彼得洛芙娜·克雷洛娃从西伯利亚给您写信。她发现了一些非法行为，甚至包括直接破坏。由于她勇敢的警觉，这位姑娘遭到坏同志的迫害。您命令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同志到新西伯利亚调查此案，克雷洛娃因而获平反，并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原文如此）。安德烈耶夫同志1941年6月20日抵达新西伯利亚，6月22日莫洛托夫同志在电台用激动的声音通报法西斯入侵的消息。于是克雷洛娃替自己争取了第二份荣誉——自愿奔赴前线。

这位姑娘在西伯利亚是区教育处视察员，但之前毕业于顿巴斯中等医科学校。她以助理军医身份走上战场，从战争之初就一直在战斗——何等残酷的战斗啊！姑娘刚满21岁，已是近卫军大尉，因最近一次负伤第三次获奖。数一数，她身负四处弹痕，战场上痊愈的不计在内。至今她精确击毙德军近千，被她救助的、拖下战场的我军战士大约不少于此数，许多人都听说过军医维拉·克雷洛娃。师长和政委牺牲后，她率领师残余人员突出包围圈。短短一封信说不尽斯大林世代的这位奇女子。我正在撰写关于她的书——分别给孩子和大人看。”

作家、宣传家添油加醋描述克雷洛娃的事迹本不足为奇。但为了让自己的书被出版社快速认可并大量印行，需要得到国内读者赞同，至少要赞同女主角。于是谢伊福琳娜请求领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曾在高尔基剧院当面称赞我写的《维里涅娅》，又在瓦赫坦戈夫剧院贵客登记簿留下您对这部剧的评语，令我的写作生涯终生受用。但对我而言，这位新涌现的女英雄、21岁近卫军大尉，比‘维里涅娅’更亲切。青年女英雄有个心愿：今生能够面见您一次。请满足她吧，斯大林同志。这是我大胆的请求。您在她个人命运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您是她灵魂的工程师。受此殊荣，她将怀着您活生生的形象重返战场。我再次请求您原谅我就此事向您发出的个人呼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话直说最可靠。所以我斗胆直接向您提出热切请求，维拉·彼得洛芙娜目前住在莫斯科大都会宾馆332房间”。

组建部队

看来，克雷洛娃不仅请谢伊福琳娜写信转告心愿，还拜托高官朋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А.А.安德烈耶夫促成她跟斯大林会面。克雷洛娃大尉求见最高统帅的理由很充分：提议组建女子步兵部队。1941年9月8日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成立女子航空团，1942年3月开始征召女共青团员参加防空兵，4月安排女性逐步替换通信部队男兵，5月海军接收女性服役。克雷洛娃用自身经历证明了女步兵在战斗和指挥方面不比男性差。

不过这项提议并非首创。1917年玛丽亚·波奇卡列娃组建女子突击营，主要目的在于鼓舞二月革命后前线俄军的低落士气。虽然波奇卡列娃的试验昙花一现，但到了1942年红军损失惨重、斯大林格勒岌岌可危之际，建立女子步兵部队的想法被认为是及时且必要的。

1942年10月24日深夜斯大林接见安德烈耶夫和克雷洛娃，他们仨的部分谈话由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作陪。于是国防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奉命筹备组建女子步兵部队。

一周后，1942年10月31日别利亚科夫少将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Н.А.米哈伊洛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与А.А.安德烈耶夫共同商讨的国防委员会《关于组建独立女子步兵旅》草案，最高统帅审阅后仅修改拟组建部队名称。1942年11月3日决议通过。

不测风云

尽管女子步兵旅的选拔标准十分严格，教育程度、政治背景、家庭出身经过重重审视。但待遇很差，训练繁重，三餐单调，住房恶劣，甚至有扒火车去邻镇洗澡丧命轮下的。一些学员苦中作乐，把部队缩写ОЖЗСП解释为：“哦女人你何必来此”。

历史学家В.И.彼得拉科娃2013年博士论文指出，女性编入步兵旅后问题层出不穷：
“指挥员经常违反军纪，加之学员有时无法忍受道德和心理压力，导致从1942年12月起该旅逃兵现象频发”。

种种乱象之下这支部队实际无法遂行作战任务，但上级似乎认为加强训练就可以改正过来。与此同时，副旅长克雷洛娃少校继续沉浸荣光中。作家谢伊福琳娜写给孩子看的书已经由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发行，写给大人看的正奋笔创作。采访克雷洛娃的记者无不钦佩她的英雄气概、漂亮大辫子、勋章和伤疤。报道越来越多，描述跟着走样。比如《共青团真理报》介绍克雷洛娃战前是十年制中学地理老师，而谢伊福琳娜则称克雷洛娃是区教育处视察员。新书描述孔德罗沃市战斗细节，卫生连连长克雷洛娃赫然成了空降营副营长，营长阵亡后她带领官兵发起冲锋，“同时肉搏三个德国兵”，圆满完成收复城市的任务！

另外，克雷洛娃短暂被俘受苦的经历也被扭曲，似乎引起个别人对“忠诚”的议论。克雷洛娃觉得自己和领袖的私交足以抵御任何飞来横祸，可惜她想错了。

此人1943年具体遭遇什么，如今只能一点点拼凑。但所有已知细节共同指向以下情况：库尔斯克会战前夕，上级准备调动女子步兵旅上前线，配发了新军服和口粮。克雷洛娃对这样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说万一女战士被俘将使国家蒙羞，希特勒的宣传机构肯定大做文章诋毁红军太虚弱，竟派女人上前线。

众所周知告密比音速快，国安机关立刻掌握克雷洛娃言论。闹了半天，原来这女人故意欺骗上级，说服领袖建立根本无力作战的部队啊？如此一来，逮捕就是必然的了。此外战友还多次投诉她酗酒、财务欺诈、跟下属谈恋爱等，甚至怀疑她被俘投敌、暗通德国。1943年11月НКВД逮捕克雷洛娃，1944年4月НКВД特别会议判处她劳改营服刑三年。亲属透露克雷洛娃1951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世，享年31岁。另有说法称遭枪决。死后未平反。

克雷洛娃被捕也连累了作家谢伊福琳娜。她的书中止出版，自1920年代之后的首部重要作品永远停留在草稿阶段。谢伊福琳娜陷入严重创作危机，至死没缓过劲儿来。

1943年10月29日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陆军上将安东诺夫向莫斯科军区各部队首长传达命令：

“国防人民委员会命令：
1.驻扎在奥恰科沃的女子志愿步兵旅，限11月20日之前就地移交给НКВД部队。
报告执行情况”。

随后该旅调往斯摩棱斯克州并入后卫部队，女兵们继续在哨所执勤，执行查验证件、围剿匪帮和破坏者、缉拿逃兵、保护重要设施等任务，期间偶有战死和自杀者。1944年7月31日女子支援步兵旅解散，多数人回原籍，少数人编入其他部队。

延伸阅读：

一个基辅女人的战时日记

略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酗酒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东正教神甫、政论家、历史作家尼古拉·萨夫琴科毕业于彼得堡理工大学工程控制论系。他完全利用公开材料，借助数学方法证明，如果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组织供应方式，饥馁死亡者将会减少很多。

尼古拉·萨夫琴科分析文献研究城市供应情况，估算1941年夏季的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未沦陷地区储存了多少食品。他试图厘清“致命大封锁”期间食物是怎样在不同人群间进行分配的，是否有可能挽救几十万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数字。

萨夫琴科：
我父母是大封锁幸存者，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只有一个叔伯参战负重伤，大封锁开始当天下葬。其他叔、舅和姨们几乎都熬过来了。我从小听亲戚们谈论围城岁月，所以这件事一直萦绕心头。我认为列宁格勒被围期间最严肃、最紧要的问题是食品供应问题。虽然许多数据仍待公开，但战后这么多年官方出版大量材料，各种数字被学界引用讨论，社会渐渐知道了当时居民的供应标准，工人、职员、被赡养者和儿童某些月份领取的配给票证数量，以及登记的死亡人数。然后开始出现每日食品消耗量的信息，这样就进入了可以用普遍数学规律把全部数据联系起来的阶段，从而呈现出更完整的画面。我相信我的文章已经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没有杜撰的数字，一切都基于已在学界流通的官方材料。此外，苏联时代已经出版过若干历史著作，解体后亦然——例如各个时期市内各种食品的存量，是极具价值的信息。

记者：
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萨夫琴科：
我想首先应该谈谈围城的象征，也就是著名的“125克”。实际连这个数字也被大大美化过了，无法反映惨剧的真正样貌。对被围困者而言125克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饥饿的尺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制作面包除了用面粉还要用水，标准面包含水率32%，但1941年12月的“围城面包”含水率提高到68%——超出规定两倍多。此外还掺入大量热值为零的纤维素，掺了纤维素的面包一望即知。各个时期的官定面包配方我都计算过，如果减去水、25%的纤维素、3克盐和约18%油粕，那么1941年12月的125克面包仅含50克面粉，约两小勺，仅此而已。

记：
您的文章详细强调了纤维素，写道：尽管经过清洗，仍有残留的硫和亚硫酸、白垩和亚硫酸盐，令面包食用者中毒，破坏了他们的肠道菌群……

萨：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列宁格勒有很多手段养活市民，但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围城之初列宁格勒方面军有六万余匹马，多数活到封锁结束。而人民纷纷倒毙，官方承认63.2万，但若算上疏散过程中死亡的和未统计到的，应该80多万人。其他数字我认为没有历史根据。所以，人死了几十万，马却吃油粕、麸皮幸存，这些东西如果发给市民，可以煮粥糊口，热量只比小麦或燕麦低三分之一。当时平均五个战士一匹马，甚至波罗的海舰队也有上千匹。我研究过兽医褒奖名单——凡获奖的都是成功防止军马死亡的。除油粕和麸皮外，饲喂军马的骨粉也可以做肉汤。而且市郊还有许多牛，官方统计1941年列宁格勒州包括马匹在内的私人牲畜总头数约120万。另一方面，相当于列宁格勒州三分之一面积的拉多加湖对岸地区未沦陷，那里的牲畜属于“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可这些牲畜并未送进城里，反而往东疏散了。

目前已知面包、谷物和稻米之库存，但列宁格勒饮食业管理总局的供给能力问题暂未充分调查。传统观点认为：城市被封锁，跨拉多加湖物资运输能力有限，所以人民饿死。其实面包够吃，油粕和麸皮也够吃（后者通常较少被提及），外加蔬菜。曾有研究给出数字：1941年9月市内储存蔬菜约8万吨，包括卷心菜、甜菜、胡萝卜、饲料甜菜和土豆。如果把这些分发给遭围困的居民和战士，那么从九月份到1942年新年平均每人每天可吃200克，终究强于125克吧。可实际上蔬菜怎么分配的呢？4万吨供应部队，4万吨供应地方——但不是人人凭票领取，而是进入了企业和某些机关的食堂供少数“精英”食用。

总之，我的研究使我们得以详细了解列宁格勒大封锁期间的所谓特供食品数量。政府公布了每日食品开销的文件，不难算出每天凭票购买每种食物要花多少钱。结果发现，任何地方食品的实际购买价格一律比凭票供应的价格高20-45%。溢价如此之大，印证了被围困市民家喻户晓的秘密：市内一大批人享受特供。我们知道食物的总消耗量，也知道票证的发放量，计算结果甚至显示出特供比例的逐月变化。困守列宁格勒的约280万平民中有30万-50万特权者，就连1941年12月-1942年1月最艰难时期也有。他们包括党员和大企业、大机关职工，既领取微薄的食品票，又配发充足食物，无一人饿死。

我能理解市政当局选择优待部分人，但我要明确指出：市内拥有足够多食物，本可以不让任何人饿死。而且当局以这种方式分配食物，导致吃特供者获得的食物五倍于被赡养者、儿童和普通职员。

据统计，仅三分之一票证是250克面包的“工人票”，其余都是125克。硬性规定前线绝不允许短缺肉、油、糖和面包，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兵员约66万，按照给养标准吃肉饼、肉汤。

我曾分析列宁格勒方面军军需部的表彰令和勋章，许多是发给保障有力的单位或个人。1942年1月遵照斯大林命令不仅提高部队给养，还组建了军需仓库。也就是说，城内饿殍遍地的时候仓库堆满了供方面军消耗20天的粮食、油和肉，从未减少，1月中旬更增加到30天……

记：
这是否意味着有可能养活所有人？

萨：
我要说的是，为了养活被围的战士和平民不让一个人饿死，每天需要1500吨食物。从1941年封锁开始到1942年1月1日，平均每天供应330吨，也就是五分之一。当时列宁格勒人靠五分之四的旧库存和五分之一的外来物资活着，某些品类十分之九是旧库存。易言之，“生命之路”几乎没起什么作用——这话很刺耳，但是事实。列宁格勒有各型汽车几万辆，往来冰面运输的约2000辆，仅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且利用效率不高。

记：
是不是汽油不够用？

萨：
够用。跨越拉多加湖的铁路罐车一天就能运输1500吨汽油，从奥西诺维茨基港到科博纳或日哈列沃，卡车慢速行驶一个来回需要三个小时、19升汽油。1500吨汽油足够保障这些（载重）一吨半卡车了。话虽如此，但很不幸，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就算有寒冷和汽油问题，急需赶过拉多加湖的马群却没赶过去。列宁格勒挨饿的时候，附近沃尔霍夫方面军马匹每天吃的燕麦相当于全市人吃的小麦。当然基层军官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要问司令部：为什么沃尔霍夫方面军需要7万匹马？这些马能不能送进城拯救人命？马吃的燕麦也该供给人吃。但这些燕麦装车拉到列宁格勒仓库喂马，运量多少、库存多少都有相关材料，一直在增加。

再者，当时列宁格勒州谷物种植面积广。1940年冬普降瑞雪，粮食收割量大且收割及时，源源不断补充国家物资储备。米高扬儿子回忆录有个著名片段：日丹诺夫说列宁格勒粮仓已满，别再运啦。令人惊讶的是，他不知道并不是莫斯科把粮食运进被封锁的列宁格勒，而是从夏末已经爆满的本州粮仓向外输送。粮食一去无回，因为有命令——不给敌人留一克面包。列宁格勒三分之一未被占领，这里不是指面积，是就农业地区人口而言，约17万吨粮食交付国家，数量庞大。

现代人阅读围城历史，会把列宁格勒想象成无力自保的城市，自己种不出粮食，莫斯科应该支援却不支援。但事实不是这样。和平年代列宁格勒州的口粮一半靠自产，1941年从沦陷区运出粮食，所以它不仅能保障本州和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市，还能交付国家。在市苏维埃执委会领导下，列宁格勒州的粮食被运往大后方。直到12月底仅仅经水路运入2.3万吨，封冻后又经“生命之路”运来1.2万吨。飞机不装面包，只空运高热量食物——专供特权阶层的五千吨熏制食品和浓缩食品。如果考虑到输出粮食的数量，其实是足以养活军民的。至于运输手段，一艘大型驳船加两艘中型驳船每日运力1.5万吨，可惜两天才发一次船。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小型船只和拉多加区舰队的军舰。但运输问题对于市政当局从来不是问题。我重复一遍：当局知道市内有8万吨蔬菜、几万匹马和家畜，以及国家储备。我们知道库存物品的总价值和品名，从而算出1941年9月约有500万瓶葵花籽油、1000万听半公斤装肉/鱼罐头和5000吨糖。

记：
那么如此可怕的饥荒究竟因何发生呢？

萨：
政府当时不注重养活平民，他们的任务毫无疑问是维持部队。顺便说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围攻列宁格勒的纳粹和芬兰士兵的人数，是城内吃军粮的战士和水手的一半。这听起来很刺耳，但事实如此。此外1941年10月红军战士的给养标准高于德国和芬兰兵，换句话说，城内平民忍饥挨饿的时候，部队每天消耗的食物两倍于围城敌军。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负责围城期间物资供应，1942年1月担任红军食品供应局局长，他在书中明确而直率地指出红军给养标准高于纳粹军队和全世界其他任何军队。诚然1941年11月起标准被削减，列宁格勒方面军官兵吃得比纳粹少了，但次年2月份完全恢复到原本水平。

一些大封锁幸存者回忆部队曾进城分发食物，一些官兵也记得自己背包装着罐头和土豆，而周围的人陆续死掉。当然了，二线部队也有吃不饱的现象，我研究过列宁格勒方面军后方部队最低伙食单：早餐是加一勺葵花籽油的一小盘稀粥、两块面包、一杯加一勺糖的茶，午餐是半盆五花肉汤、少量通心粉、一小块肉饼、两块面包，晚餐跟早餐一样。最艰苦的时候儿童、被赡养者和职员领取125克面包，正如我之前讲的，面粉含量仅50克，但二线部队有肉饼、肉汤。

记：
那么如果政府在食物分配上公平一点，就不会发生大规模死亡了吗？

萨：
当然！毫无疑问。要知道城内有66万官兵，以及30-50万吃特供者，等于100万人饮食正常，250万人不正常。好好安排就不会饿死人了，但政府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在其他城市亦然：敖德萨疏散的时候居民吃不饱，部队食物足够。也就是说，列宁格勒1941年冬-1942年的情况跟苏联疏散的每个前线城市几乎一样。

普遍的规则是：运走所有粮食，优先保障部队和特权阶层，面临沦陷威胁的其余人他们不关心。众所周知1941年10月斯大林认真考虑过交出列宁格勒，当然他不愿这样，但我们今天知道曾为此进行谈判，斯大林害怕列宁格勒方面军投降，重蹈基辅被围和勒热夫-维亚泽姆斯基被围之覆辙。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实用主义的、冷酷无情的、习惯性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12月1日面包告罄，军事委员会甚至讨论要不要在列宁格勒停止分配面包——结果的确这样做了。而他们讨论的时候，市内仍有20天军需给养，有一万多吨油粕和麸皮勉强果腹，有足够的肉骨粉煮汤，还有蔬菜和土豆，但这些都是为前线和特供保留的，管供应的人领了勋章升了职。市内有军犬大队，整个封锁期间饲料够吃，大队长由于养狗立功被授予奖章。还有一间НКВД的训犬学校，也保障饲料。

记：
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想到牺牲动物挽救大人、小孩？

萨：
高级干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基层人员只能奉命行事，他们本身就是吃官饭的，也亲眼目睹了饿死大批人的惨象。负责列宁格勒供应工作的巴甫洛夫同志获提拔，管理整个红军的补给，他写的书首次披露官方数字，如实反映了列宁格勒被围期间的供应情况。这些数字虽不足以构成数学模型，但随着数字越来越多，最终有可能解开这庞大方程组。当然，我们仍需获取新数据、新材料，情况会愈发明朗，但目前总体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主要结论如下：列宁格勒市本有可能通过拉多加湖小部分湖面输入粮食、在冰面上驱赶牲畜，但没这样做，因为没有相应命令，上级也没有这种意图。罹难者被英雄化了——同样出于政府的利益。这项研究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贬低列宁格勒普通民众的壮举，相反，更彰显他们忠诚、不认命、孤立无助、承受牺牲的姿态。

尼古拉·萨夫琴科其他文章的结论更加严厉，指斥政府：“以牺牲大多数居民利益为代价，维持‘特权阶层’的高热量膳食标准。在绝不否认侵略者对列宁格勒平民死亡负责的大前提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А.А.日丹诺夫领导的市政当局再分配食物的方式导致被围困城市人口大量死亡”。

延伸阅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格列布·古谢夫

1.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我统一称呼他“祖父”。

1971年夏天，一位大谋士走进祖父办公室。大谋士没戴白色尖顶帽，穿一身高级进口西装，微微闪着金属色泽，很符合当年时尚。

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办公室就是今天的市长办公室，但祖父仅在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外国人进城时才以“市长”身份接待。他的办公室没有缎面屏风，没有粉红绸包钉软凳，更没铺条纹山羊皮。远处墙边放一张办公桌，左手电话桌搁着转盘电话、高频电话和其他设备。跟它相连的是会议桌，外加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沙发。窗外就是赫雷夏蒂克大街，站在九楼放眼望，苏联城市风光尽收眼底：栗树开花，琥珀色车顶红色车身的无轨电车沿着永不拥堵的中央大街行驶，花坛种满红罂粟，旁边的售货亭卖冰激凌——好一派二十世纪正午景象。

大谋士的黑色伏尔加悬挂党中央车队号牌，他顶着正午骄阳来访，直奔祖父办公室。此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微笑自称姓“尼姆库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哪里人氏？列宁格勒。什么工作？研究“保密课题”。

每天都有陌生人求见祖父，一律请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尼姆库斯看起来不像受了屈的上访户，所以祖父问他要证件更多基于习惯而非怀疑。

尼姆库斯不慌不忙，用修剪整齐的两只手摸索衣兜，略带自嘲笑了笑，说在宾馆换过衣服：

— 您瞧，我从莫斯科飞来，路上西装弄皱了。我在中央宾馆有个房间，他们不提供熨衣服务，说要自己熨，我还真不习惯呢…… 哦对了，彼得·斯捷潘内奇·涅波罗日尼让我问您好。

拉关系套近乎，没有比提及共同朋友更好的方式了。祖父与苏联能源和电气化部长、科学院通讯院士涅波罗日尼共事二十年，1950年代修筑卡霍夫卡水电站，祖父当工地主任、涅波罗日尼当总工程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你说巧不巧，那天祖父正要给他打电话，所以对尼姆库斯点点头，伸手拿起高频电话拨莫斯科号码。

“院士”继续自顾自说着：

— 我的朋友早就介绍过您，对您评价很高，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着急给谁打电话？

2.

祖父七十多岁的时候脑力依旧惊人，能随口叫出半个世纪前打交道的人名，轻松记起谈话日期、内容和他年轻时代的琐事。比如1941年秋天一个德军无线电报务员闯进彼得罗夫斯基矿区（今顿涅茨克）附近他们家，此人上衣口袋撕裂了。战后几年他在基辅建筑工程学院念书，有天拿一条干硬大面包回宿舍，抡锤子敲了半个钟头。学院毕业后到卡霍夫卡水电站工地上班，不慎压坏大领导的皮衣，差点儿丢工作。

在官僚主义缩写词占上风的国家，在州委、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多如牛毛的国家，在企图把生活硬塞进五年计划钢模子的国家，在通过把经济肢解成畸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供应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来创造乌托邦的国家，一个人若想在党内或生产单位官运亨通，党内的必须洞察力敏锐、紧随总路线左右摇摆、履历表清楚明白、拍马屁永远比别人更快更响，生产单位的必须完成指标。

年轻的祖父满怀共青团员热忱，瞧不起领导的异想天开。他在卡霍夫卡水电站平步青云，从工地主任一跃成为赫尔松建筑工程托拉斯负责人。他诚心相信共产主义并入了党，但由于个性执拗，原本会被“晾”在赫尔松若干年。岂料1961年3月13日上午一股泥浆洪流席卷基辅市库列涅夫卡区，冲毁几百间公寓和私宅，淹没体育场和电车总站，传闻1500多人罹难。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事故原因：泥浆来自溃坝的砖厂蓄水库，十年间持续冲刷娘子谷支脉。祖父未发表的回忆录里提到一个细节：市政当局之所以引泥浆入娘子谷，原因之一是阻止那些挖掘乱葬岗偷死人珠宝的盗墓贼。

事故损失惨重，基辅的建设者们集体遭殃，一些人被谴责，一些人被发配，又从外地挑选参加过“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人支援共和国首都。当年叫做“加强干部队伍”。

于是祖父就被“加强”进臃肿的“基辅建设总公司”。该公司1960年代规模庞大，雇员四万多，到这儿工作远超祖父预期。回忆录没写他怎样认识祖母并结婚的，反而写了不少关于建造板式公寓和铺设快速电车轨道的内容。一年后祖父当上总工程师，又一年荣升公司负责人，时年36岁。

看来祖父深爱建筑这一行，只喜欢跟党领导唱反调。有一回尼基塔·赫鲁晓夫视察基辅，二人言语交锋——总书记打算教祖父铺砖，祖父敢于反驳总书记。对话内容保存至今，但我想读者不会感兴趣。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天资聪颖，然而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陶伯曼所言：他太自负了，听不进不同意见。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乌克兰大老板彼得·谢列斯特（译注：第一书记）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发挥重要作用，首都市长换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曾当面顶撞“废帝”的我祖父，1968年安排祖父当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四年后谢列斯特被免职，远道来了勃列日涅夫亲信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

总之，祖父接管市长办公室，天天对着三张桌子、一部转盘电话，以及俯瞰街道的玻璃窗。他说自己从本市首席建设者变成了首席看门人。

但这话不可全信——大谋士怎会找看门的交朋友。

3.

祖父打给能源和电气化部长的电话没接通。尼姆库斯“院士”热情握手告别，钻进伏尔加走了。祖父第二次见他是一个月之后，他挽着基辅“晶体”厂新厂长的胳膊，要求尽快在市中心给这位厂长分房子。作为回报，尼姆库斯许诺友情和业务协助。

这就是苏联式市场。谋划苏维埃乌托邦的人名义上废除了市场，实际只是改换头面。任何地方都有讨价还价，任何东西都可以讨价还价。基辅跟莫斯科讨价还价，市长跟部长讨价还价，建筑公司总经理跟工厂厂长讨价还价。至于讨价还价的对象，包括人员、职位、奖金、国外出差、削减指标的可能性、通往关键办公室的门路、黑色伏尔加车“靓号”、高级宾馆房间、闪耀金属光泽的进口西装和市中心位置政府公寓。“金钱”被另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取代，俄罗斯学者西蒙· 科尔东斯基称之为“行政货币”，即批示、命令和签字。

官方表面上禁止这种讨价还价。可若缺了它，半聋半瞎、庞大迟钝的计划经济就寸步难行。倘有人凭借个性魅力和直觉在这场冒险游戏中求富贵，那也真没什么好奇怪的。

尼姆库斯借口参加重要会议先走了。祖父向“晶体”厂厂长打听此人情况，厂长说在莫斯科见过尼姆库斯。部里开完会，他到宾馆餐厅吃饭，一位列宁格勒同事介绍“院士”跟他认识。尼姆库斯身边陪着一位“某部队”将军，趁后者短暂离开，尼姆库斯抱怨自己被这讨厌家伙时刻紧盯，烦死了。最近厂长刚履新没多久，“院士”跑来基辅找他“看样品”。

—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房子的事情……

4.

祖父2014年7月逝世，那天基辅市中心大火基本扑灭，城东仍烈焰熊熊。身后遗下几千张老照片，内容几乎一样：多如牛毛的某某州委某某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某某单位主任、副主任。这些五十来岁农民脸微胖男性身穿西装和大衣，卡拉库尔羔羊皮帽下露出未染过的白发，有人翻领别党徽有人没别，各自手捧花环、剪断彩带，鼓掌挥臂、行礼如仪。

照片中的祖父比他们年轻10-15岁，恭立旁边某个位置，跟着捧花、剪彩、挥臂、鼓掌。我真不知道他何能挤出时间忙工作。祖父担任市长十一年，基辅新建多个住宅区，莫斯科夫斯基大桥和中央民事登记处竣工，改造奥林匹克体育场，奥波隆区地铁线通车。关于这条地铁，原计划从波迪尔区明挖，祖父发现这样干的话，萨盖达奇内街（译注：当时叫日丹诺夫街）房屋就统统保不住了，遂力排众议指出毁坏历史建筑属于野蛮行为。此街至今完整。

某种程度上讲，对建筑事业充满热情的祖父是幸运的。1950-1960年代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找工作，急需大量公寓。党已经宣布住房是共产主义来临的先决条件，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能谅解“盖房专业户”的执拗。

但执拗终于导致祖父1979年被免职。他曾制止基辅州委第一书记齐布利科在圣弗拉基米尔山顶建州委大楼，否则这栋楼就形同骑在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脖子上。他还不让基辅市委第一书记波特文拆除大食堂，阻拦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把比萨拉比亚市场改成游泳池。

我正在看祖父留下的一张合影，已被遗忘的停滞时期苏维埃乌克兰大员们：齐布利科、波特文、卢塔克、瓦琴科与谢尔比茨基在基辅火车站迎接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个个白发苍苍、眉如卧蚕、喜笑颜开。

5.

大谋士最终阴沟翻船纯属意外。他太喜欢政府交通工具了，找列宁格勒州委要车、要司机，飘飘然去湖边休息三天。结果司机没来车也没来，手铐来了。办公室主任一番调查，给克格勃的熟人打个电话，“院士”立即原形败露。

此人持伪造身份证件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入列宁格勒，目眩神迷、想入非非，冒充“部长”、“主席”名头耍花枪，暗示自己从事说出来吓死你的“保密课题”，先骗一套公寓，至于保留证、入场券、宾馆客房和小轿车之类何足道哉。

大谋士走遍苏联各地巡回表演，明目张胆入住忽悠来的宾馆，三餐全靠国防工厂经理付账。在他行骗的几年间只有两个人问他要过证件：莫斯科克里姆林会议宫的女话务员和我祖父。

而且“尼姆库斯”这个姓也是祖父虚构的，因为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谋士仍在世。此人既像一块活化石，又像另一个时代的幽灵。那个时代欧洲广场叫“列宁共青团广场”，“第聂伯”宾馆中途停工，底层沦为公共厕所。1964年夏天祖父陪某部委某同志去视察，俩人捏鼻子爬上三楼一看：徒有四壁而已。六个月后祖父展示第一个“样板间”，九个月后全部房间投入运营，五十年后“右区”把他们的总部设于此处。

苏联曾经稳固如山，却最终被自己体重压垮。苏维埃乌克兰死矣，撇下计划经济、腐败和热衷官方意识形态的烂摊子……以及对一个未实现的乌托邦的模糊记忆。

从不拥堵的赫雷夏蒂克街小车飞驰，花坛红罂粟娇艳，冰激淋亭子人声鼎沸。二十世纪的正午，祖父四十四岁。

（弗拉基米尔·古谢夫1968-1979年担任基辅市市长，经历五位总书记，亲眼见证苏联解体。）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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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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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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