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拉基米尔·阿巴利诺夫

苏联镇压的历史还远远没有写完。我们只听说过那些名人的命运，而且仅知其大概不知其细节。“一般的”大恐怖受害者充其量在殉难者名录上留下寥寥几个字，但正是普通公民的案件才使我们看清当年肆无忌惮的暴政。今天讲述的这起冤案之所以能够大白于天下，也是仰赖乌克兰2015年4月通过的《1917-1991年共产主义极权镇压机关档案开放法》。查看案卷封面，最扎眼的是本案持续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置信——1947年12月立案、1993年4月结案，历时四十四年四个月。难道涉案者是老奸巨猾的人民公敌吗？非也，她是一名十八岁少女。镇压机器始终无法证明她有罪，于是施以法外处罚，送她去服苦役。

1947年12月11日乌克兰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沃伦州戈洛布斯基地区乌格雷-2村居民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无党派，未婚，四年级文化程度，邮递员职业。指控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犯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54-1″a”条和第54-11条规定的罪行，即“叛国”和“参加反革命组织”。如果罪名成立，她可能被判处枪决或十年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

正式逮捕时捷尔卡奇已经被羁押了六天，羁押理由不明。而且早在12月6日她就向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地区分局的侦查员斯米尔诺夫上尉作出了有罪供述。

问：侦查机关掌握的材料表明，您与”OУН-УПА”地下匪帮存在组织联系？
答：是的，我与”OУН-УПА”地下匪帮存在组织联系。
问：请说明您是在何时、被哪一个匪首拉拢，与”OУН”地下匪帮建立组织联系的？
答：我是1946年2月被拉入”OУН”地下匪帮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问：请谈谈您在与”ОУН”非法武装匪帮保持组织联系期间所从事的反苏民族主义活动。
答：在1946年2月-1947年10月期间，我与”ОУН”非法匪帮保持组织联系，我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多次与匪徒会面，向他们提供苏联报纸和食品，在村庄进行侦察活动……

（译注：”OУН-УПА”指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

所谓“被拉拢”当天，两名武装人员进入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家中，问她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捷尔卡奇如实回答。其中一人问她是否有苏联报纸，她说有，递给他们每人各一份。来者领头的自称“卡利纳”，称呼同伴“莫罗兹”（这两个化名均见于档案记载。化名“卡利纳”的”OУН-УПА”成员至少三位，化名“莫罗兹”的至少五位）。临走前“卡利纳”交给克谢尼娅一项任务：去找同村名叫莉科拉·阿舒利克的姑娘，让她给“卡利纳”织一副手套。克谢尼娅照办。

克谢尼娅还承认她两次接收并转交村民密信——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用细小字迹写在卷烟纸的条子。第一次是同村妇女娜塔莉娅·萨赫纽克给她的，匪徒在信中要求克谢尼娅辞掉邮递员工作；第二次是村民德米特里·弗拉修克给她的，让她把信交付邻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津丘克，克谢尼娅同样照办了。

今天我们知道，战争最后一年乌克兰地下武装组织被迫经历一段“女人当家”时期。女性承担了为”OУН-УПА”队伍提供给养的任务，充当联络员和探子。每个联络员只掌握一个联络对象，但她们共同构成所谓的“女性网络”。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是否是联络员之一？侦查机关终究未给出明确答案。

12月21日侦查员决定根据上述法律条款起诉К.В.捷尔卡奇。在搜查住宅时发现的一本书的封皮进一步加重了她可能面临的刑罚，因为封皮背面有一段手写文字。捷尔卡奇在审讯中说：“所出示的反苏和民族主义内容的文字，写在《一段人生历史》（注：伊琳娜·维尔德194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册子封面，确实是在我被捕时从我家搜出的，但不是我写的，我也无法说明是谁在何时写的。”她还坚决否认关于她张贴”ОУН”传单的指控。

之后在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卢茨克州分局的审讯中，捷尔卡奇否认先前供述。按她的说法，她或是“作了虚假陈述”，或是如实陈述情况但侦查员不知何故记录错误。于是安排捷尔卡奇与伊万·津丘克和娜塔莉娅·萨赫纽克当面对质，克谢尼娅部分确认了他们的供词。

次年1月9日，州分局侦查员泽列诺夫中尉决定将写在伊琳娜·维尔德小说封皮背面的“反苏、民族主义谰言”纳入案卷，“谰言”的内容是：“乌克兰民族统一国家万岁！”及另外两句类似的话。同一张纸上附有说明：“此件系从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处查获”。另外还有克谢尼娅亲笔供认：“这段文字是我写的，在我被拘留时从我家查获。”

案卷下一份文件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丹尼柳克的尸检记录，她是另一名证人。死因鉴定为自杀（投井溺亡）。在案卷中她被列为克谢尼娅·捷尔卡奇转交的某份密信的收件人。另据查明，被要求织手套的莉科拉·阿舒利克不住在乌格雷-2村，具体位置不详。

案卷文件夹附有收条，证明К.В.捷尔卡奇已知悉预审材料，没有任何补充意见和申请。接下来是体检证明：“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健康，适合从事体力劳动”。

1948年1月9日案件移送沃伦州内务部军事法庭，2月3日开庭，司法上尉库兹涅佐夫主审。克谢尼娅同案的两名被告是她同乡——叶芙多基娅·马特维耶芙娜·弗拉修克和娜塔莉娅·叶菲莫芙娜·萨赫纽克，此二人均在第一次庭审时承认了所指控的罪行。

弗拉修克供称，1947年夏天她进森林采摘浆果，遭遇两名持枪的УПА。得知她的身份和工作后，持枪者命令她将一份密信交给伊万·津丘克。15-20天后娜塔莉娅·萨赫纽克到她家，将一份给弗拉修克的密信交给她。叶芙多基娅文盲，让小儿子读信，信中指示她带猪油和面包到约定的森林地点。弗拉修克没有面包也没有猪油，空手前往约定地点，遇见一伙人，包括一个绰号“齐尔卡”的（根据业务文件，这个化名是“狼-3”营的百人队长弗拉基米尔·希瓦克）。弗拉修克被放回家，从此再没接触УПА分子。

被告人萨赫纽克供称，1947年夏天她在村内遇见两名骑马持枪者，对方给她两份密信，让她转交弗拉修克和捷尔卡奇。她送完信之后一个月，在村外放牛时又遇见两名持枪者，对方询问了本村情况，命令她送密信给津丘克和亚历山德拉·丹尼柳克。此后再未见过武装人员。

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在庭上态度强硬，坚称自己无罪，表示：“我从未与’OУН’匪徒有任何联系。我本人从未与匪徒见面，也从未接受或完成过他们的任何指示，更未帮助’OУН’传递信件。”她还说自己从未给过匪徒报纸，“因为我所有的报纸都有登记，少一份没法向订户交代”。

法庭向捷尔卡奇出示写有“谋反文字”的书册封皮，她表示封皮确实是她的，但搜查是她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字是谁写的她不知道，她的签字是在国家安全人员斯米尔诺夫上尉“要求并坚持”之下被迫签的。她说：“戈洛布斯基地区国家安全局的斯米尔诺夫同志并未逮捕我，也没在我在场的情况下搜查我家，更没清点我的财产。”她还声称在预审期间被迫作出虚假供述，“因为审讯时他们吓唬我，甚至有一次打我的脸”。在州分局的审讯中她“继续作假口供，因为害怕如果改变供词就会像在区分局那样被殴打”。此外她还坚称记载假口供的笔录不是她本人签署，上面的签名不是她写的。“预审阶段在国家安全部州分局侦查科所做的胡言乱语供述，我一概否认。1947年12月21日确实是侦查员泽列诺夫对我进行的讯问，但我并未向他供述所谓1946-1947年间两次见过УПА匪徒，侦查员泽列诺夫为何这样记录我不知道。我从未对他讲过这些话。”

法庭随后传唤正在羁押的证人伊万·津丘克。他供称1947年夏天克谢尼娅·捷尔卡奇送给他一份“齐尔卡”的密信，信中要求津丘克通过捷尔卡奇转交一升酒精和一条裤子。但津丘克既没有酒也没有裤子，于是请捷尔卡奇把情况转告“齐尔卡”。检察官就此提问，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回答：“伊万·津丘克的证词我完全不予确认。”据她说，津丘克曾找她借一百卢布公款（是克谢尼娅向村民代收的订报费），但拒不还钱，因此诬陷她。时任村苏维埃主席的津丘克承认自己确实向捷尔卡奇借过一百卢布，“用于为本村儿童购买童鞋”。

检察院的司法少校希多罗夫表示，在他看来弗拉修克和萨赫纽克的罪行已经得到证实，而捷尔卡奇的罪行“尚未完全证实”。为查明她的责任，需要进行补充侦查，尤其是笔迹鉴定。辩护律师弗伦克尔也同意检察官的意见，于是案件被发回补充侦查。2月10日此案被州分局的泽列诺夫中尉重新受理，正是他此前未查清案件并制作假笔录。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打给了基辅。

弗拉修克、萨赫纽克分别被判处二十五年劳改，并处没收财产；津丘克被判十年。等待笔迹鉴定结论期间泽列诺夫继续审讯克谢尼娅，但她态度坚决，否认先前的供述，声称因为害怕才配合。

笔记鉴定迟迟不出结果，泽列诺夫连续延长捷尔卡奇的羁押期限，每次一个月。此时出现了一名新证人——玛丽亚·梅连季耶芙娜·朱西。她供称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曾拿反苏小册子和传单给她阅读。克谢尼娅断然否认，同时否认自己认识朱西。两人当面对质，但年仅十八岁、文化程度不高的少女克谢尼娅在对质中毫不退缩。尽管如此，九份传单和小册子仍被视为证据纳入案卷。

军事法庭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的决定，造成侦察难以继续。虽然克谢尼娅的做法看起来很幼稚，但确实奏效了。1948年5月20日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再次请求基辅加快鉴定：“由于缺乏笔迹鉴定结果，无法结束对捷尔卡奇案的侦查，她已被拘留调查六个月。”基辅方面答复进行鉴定需要捷尔卡奇的“自愿笔迹样本”，侦查机关遂向基辅送去捷尔卡奇签字的七份付款凭证，以及一份她本人填写的社会主义竞赛合同。可这些样本仍不够，1948年6月1日案件在无笔记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被退回卢茨克：“进行鉴定需要捷尔卡奇在被捕前书写的5-6页手稿，但未能取得。”

6月9日申请被递交至苏联国家安全部”Д”处，”Д”处的主要任务是制作密写工具和伪造文件，也负责文件和笔迹鉴定。捷尔卡奇的羁押期限又被延长三次。7月31日笔迹鉴定结论终于送达，称：捷尔卡奇被捕后获取的笔迹样本中“存在若干故意歪曲特征”，但专家仍然认为讯问笔录上的签名系捷尔卡奇本人亲笔。至于书册封皮背面的反苏“谰言”，鉴定认为“特征吻合度及其个性化为推定该匿名文本系К.В.捷尔卡奇所写提供了依据。但无法作出更明确结论，因为未提供捷尔卡奇被捕前的自愿笔迹样本供研究。”

第二次侦察至此告一段落。案卷新增一份“适合体力劳动”的体格鉴定。

而在泽列诺夫撰写的新版起诉意见中，专家的推定直接变成了确认。克谢尼娅受胁迫做出的口供及证人证词均被认为真实可信。鉴于本案三名证人已被判刑且正在服刑，第四名证人已死，泽列诺夫建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适用非司法程序处理此案，不再传唤证人。泽列诺夫认为十年劳改并没收财产是公正的惩罚。另有单独决议建议把她送进特别劳改营。

特别会议（起初称作特别委员会）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2年8月设立，当时仅限作出最长不超过三年的行政流放决定或驱逐出境决定，例如1922年11月流放所谓“哲学家之船”的乘客出国。1924年特别会议获得了判处最长三年监禁的权力，之后这一期限被放宽至五年、八年。1940年12月授予特别会议没收财产的权力，1941年11月因战时需要又授予其判处任何刑期乃至死刑的权力——所有裁决皆不得上诉。战后其权柄如故，特别会议每次开会要审理几百起案件，例如1950年2月10日当天特别会议审理了1592起案件。显然，面对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他们只能照搬侦查机关已作出的处罚决定。

12月1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克谢尼娅·捷尔卡奇案，决定：判处10年劳改营监禁，不没收财产且不剥夺公民权利。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不愿屈服于命运，1949年7月她递交了充满泪水的申诉信，回信地址写着：“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市，410-03信箱”。特别会议秘书处审查了（似乎只是快速翻阅了）这份申诉，决定：“申诉不予处理。”文件上有高级侦查员阿科皮扬中校的签字、秘书处主任叶绍洛夫少将的核准。

斯大林死后九个月，1953年12月克谢尼娅又向苏联总检察长寄出第二封申诉信。这次她的表述更大胆：“我已服完刑期的一多半，我父母全家都被迁往西伯利亚——秋明州，韦利扎恩斯基地区，布赫塔利的木材加工厂。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不比在老家更差，起码我们全都彻底摆脱了背叛性的环境——由于世界反革命敌对势力的阴谋，这种环境在西乌克兰至今仍十分普遍。家人的物质条件都还好，也有能力帮助我。再过四年我将服满刑期，希望能回到家人身边，在那里找到安居乐业的条件。可是我背负的侮辱性的、毫无根据的‘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之敌’的污名，使我无法平静下来接受自己和家人的处境。”

克谢尼娅点名指出那些“耍阴谋诡计”令她“背负叛徒污名而陷入孤立”的人，其中一位是伊万·津丘克，另一位是侦查员斯米尔诺夫。她写道：斯米尔诺夫“在我的案件中绝非客观的苏联侦查员，而是苏维埃政权的隐蔽敌人，也是我个人的敌人，怀有挑衅性目的”。她说斯米尔诺夫“终究成功地使我蒙上了怀疑的阴影，使苏联司法做出误判，并促成我蹲大牢”。

根据申诉材料，斯米尔诺夫曾被叫到州分局与捷尔卡奇当面对质。他在对质中承认写有反苏“谰言”的书册封皮并非在一次不存在的搜查中起获，而是“在逮捕前很久，其他国安人员偶然借宿时获取的”。克谢尼娅说在讯问和对质之后，斯米尔诺夫“威胁我，如果他无法找到材料起诉我，那就要换别人来了”。之后果然出现新证人——玛丽亚·梅连季耶芙娜·朱西（“我和她完全不认识”），声称捷尔卡奇曾经给过她反苏小册子和传单。克谢尼娅还写道，特别会议宣布裁决之后，斯米尔诺夫违背裁决，“带着他的同事，依据我不知道的文件和理由到我家，没收了属于我的财产：我的奶牛和全部衣物，也就是父母为我准备的全部嫁妆。”

申诉书附有一份证明文件，显示К.В.捷尔卡奇正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的佩斯恰内劳改营（译注：即第八特别劳改营，专门关押政治犯，有煤矿、采石场、砖厂、肉类加工厂等设施）服刑。她的刑期起算时间（国家安全部的又一卑劣行径）不是特别会议裁决写明的1947年12月11日被捕之日，变成了原因不详的1950年10月27日。

申诉被转交给乌克兰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局长斯捷布洛夫斯基上校分别向侦查员泽列诺夫（现任上尉）和斯米尔诺夫（现任少校）索取书面说明。泽列诺夫固执旧词，将捷尔卡奇的“翻供”解释为企图逃避应受的惩罚，仅在陈述笔迹鉴定结论时承认“谰言”的作者身份系“推定”。斯米尔诺夫则称捷尔卡奇的指控“与事实不符”，书册封皮就是1947年12月11日捷尔卡奇被捕时查获的，他从未因捷尔卡奇案被叫到州分局，也没有与她当面对质，所谓没收财产同样是诬告。

然而时代不同了。1953年12月贝利亚被捕枪决之后，国家安全部机关人人自危，空洞的敷衍解释无法蒙混过关。沃伦州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阿列克谢耶夫中尉接手申诉复核工作。由于已故证人丹尼柳克系文盲，不可能阅读“密信”，阿列克谢耶夫讯问其女儿阿库利娜（1935年生，五年级文化程度）。阿库利娜表示认识克谢尼娅·捷尔卡奇，但对她与”ОУН”的联系一无所知。至于已故的母亲，确实曾有武装人员登门拜访，但与母亲谈了什么阿库利娜因年幼并不清楚：“不关心他们的事情和谈话内容”。她从未见过任何密信，也从未替母亲读过此类文字。阿列克谢耶夫追问：“侦查机关已知悉您曾给母亲亚历山德拉·丹尼柳克读过’OУН’匪徒送来的密信，因此我要求您作出真实陈述。”阿库利娜回答：她刚才的陈述千真万确。

阿列克谢耶夫又传唤从未出现在案卷中的伊万·阿基莫维奇·霍缅丘克问话，他表示记得克谢尼娅·捷尔卡奇，但印象很模糊，从未与”ОУН”匪徒有任何接触。阿列克谢耶夫大声恫吓：“您撒谎，我要求您就所提问题作真实供述！”对方拒不改口。

至此没有别人可查问了。村苏维埃证明本案其余证人或者正在服刑、或者不知去向、或者从未在本村居住。1954年6月24日沃伦州国家安全局高级侦查员希巴洛夫上尉决定：“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关于К.В.捷尔卡奇的有罪决定不能认为有根据”，因此“拟将被判刑的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1928年出生）的刑期减至已实际服完的年数，将其释放”。斯捷布洛夫斯基上校批示：“许可”。

苏联军事总检察院的扎尔科夫司法中校不满意减刑释放决定。七个月后（推测克谢尼娅此时已获释）即1955年3月8日他明确指出捷尔卡奇案系捏造。案卷材料显示，被告捷尔卡奇1947年12月6日即以“被扣留者”的身份被逮捕并接受审讯，但案卷中未见扣留记录，表格上注明的逮捕日期为1947年12月10日，逮捕和搜查令却是1947年12月11日开具的。所以捷尔卡齐被非法羁押五日。

此外，搜查记录（即所谓在К.В.捷尔卡奇家查获包含民族主义煽动内容字迹的搜查）和登记的财产清单都存在涂改和修正痕迹……并且1947年12月11日进行搜查和财产清点时捷尔卡齐不可能在场，因为她已被戈洛布斯基地区国家安全局非法羁押。扎尔科夫亦强调，关于字迹作者身份的结论“建立在推定之上”。

扎尔科夫接着列举了证人证词的多个矛盾之处，指出这些证人在再次审讯时竟然“回忆起了”之前没说过的克谢尼娅犯罪情节，又指出证人М.М.朱西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线人，她所谓捷尔卡奇曾将小册子和传单送给她阅读的证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存在疑点”。朱西供称上述传单和小册子她是1947年10月从捷尔卡奇处获得的，但直到1948年5月才交给地区国家安全局，间隔了八个月。

基于上述理由，扎尔科夫认为无法证明捷尔卡奇有罪。他建议将本案呈交负责审查因“反革命罪”获刑案件的中央委员会，并建议撤销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裁决，终止对捷尔卡奇案的司法程序，恢复她的自由。1955年3月21日中央委员会采纳了扎尔科夫的建议。

但故事到此尚未结束，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等于平反昭雪。1982年2月12日家住卢茨克市的克谢尼娅·捷尔卡奇又向沃伦州检察机关提交申诉，从这份申诉中我们得知她曾在收到“维持原裁决”的敷衍答复后尝试逃离劳改营，因此1950年3月被加刑三年。她写道：“我在服刑期间坚持劳动，一向能够完成规定指标……鉴于我目前已接近退休年龄，办理退休需要明确的工龄，但我在羁押场所的劳动时间不计入工龄，所以我不得不请求恢复名誉。”

案卷最后一份文件日期为1993年4月，是一份证明材料：“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捷尔卡奇已于1989年10月18日根据沃伦州检察院的决定获得平反，其情况适用1991年4月17日通过的《乌克兰平反政治镇压受害者法》。”有理由相信，克谢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也依据该法律获得了被非法没收的嫁妆的补偿。这一年她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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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热列兹诺娃冤案

六位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自述

久经关押的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

抓饭是广受欢迎的中亚美食，鸡心抓饭是其众多版本之一，而且我们认为这个版本非常成功。鸡心富含蛋白质、B族维生素、铁、锌和钾，易于消化，价廉易得，搭配东方香料十分软嫩可口。

所需食材：

鸡心：500克
长粒稻米：300克
胡萝卜：2个
圆葱：1个
大蒜：1头
孜然：0.5勺
姜黄：0.25勺
黑胡椒粉、盐：酌量
植物油

步骤：

大米充分淘洗，尽可能洗掉米粒表面的淀粉。温水浸泡待用。

流水冲洗鸡心，去除脂肪、残留血管和破损部位。洗净的鸡心切成两半，内部如有血块务必摘除，再用温水彻底冲洗。

圆葱切半环（如果是大圆葱可切四分之一环），胡萝卜切粗丝。

取深锅，倒入稍多植物油烧热。中亚地区制作抓饭常用棉籽油，我们可用普通葵花籽油，最好是烟点较高的。油热放圆葱，小火炒至透明并略微金黄色。

倒入充分沥干水的鸡心（否则会热油迸溅），大火翻炒圆葱和鸡心，此时不要加盐。

加入胡萝卜丝翻炒，根据口味撒盐、孜然、黑胡椒粉和姜黄，搅拌均匀继续加热1分钟，倒入沸水，水量刚好没过鸡心。转至中火，盖锅盖炖煮10分钟。

大米入锅铺平，切不可搅拌。沿锅边缓慢倒热水，水面高出米约1㎝。盖锅盖，最小火煮5分钟。此时处理大蒜：剥掉外层皮，切掉顶部和根部。

将整头大蒜按入米饭，用竹签在米饭表面扎5-7个深孔，盖锅盖小火继续焖煮15-20分钟。

鸡心抓饭适合装在大平盘上桌，把米饭和肉分层摆放，可根据需要撒些切碎的绿色香草点缀。

小提示：
在家做鸡心抓饭，炒胡萝卜的阶段加入番茄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胡萝卜不够甜，可以放糖中和番茄酱的酸味。其他鸡内脏当然也可以，比如鸡胗，需要彻底洗净并焯水再使用。

▢ 阿尔乔姆·米罗诺夫

我想讲述我的四位亲人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这些故事如果现在不写出来，很快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因为事件亲历者已经去世了。

侦察兵登上国会大厦

我外公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先季耶夫曾在侦察单位服役。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路旁的树林醒来，躺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尼古拉躺着寻思：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其他人呢？开始努力回忆……他们侦察小组一共三个人，难道都打死了吗？他试着站起来，坏了，怎么也起不来（后来才知道被炮弹震伤了）。

他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想起战斗，想起自己身处敌后。自己人在哪儿？完全不知道啊。忽然瞧见一个男人赶着马车驶来，车上载着伤员。他与押车的军官对视一眼，军官立刻认出了尼古拉，命令车夫，“停下，这是我们的阿尔先季耶夫，得把他带上。”

赶车的回答：“我不停，到处都是德国人，马也跑不动了。”

中尉厉声喝道：“停！不然我像打死狗一样毙了你！”掏手枪顶在男人太阳穴。男人只好勒马，把路边的伤员抬上车。列兵阿尔先季耶夫就这样获救了。

事后查明战友撇下他撤退，甚至没确认他是死是活。因为这种疏忽他们被送进惩戒营。而我外公打完整场战争，甚至登上柏林国会大厦屋顶。

“瓦西里耶娃，快下来呀！”

我外婆叶芙多基娅·基里洛芙娜·瓦西里耶娃战争年代被派往西伯利亚某职业技术学校，那年她还不满十八岁。简易宿舍的生活条件特别恶劣：饭吃不饱，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甚至没有洗手盆，厕所在院子，大家都睡地，很多人身上长虱子。

经过妈妈反复劝说，她决心从这个地狱般的地方逃回老家——加里宁州苏哈亚尼瓦村。一路搭乘货运火车和各种顺风车，遇见一辆拉炮弹的卡车，直接坐在弹药箱上。远处忽然出现德国轰炸机，两个驾驶员弃车跑向路旁树林，大声叫喊：“瓦西里耶娃，快下来呀，要爆炸啦！！！”可叶芙多基娅心想：“不行，太高了，恐怕来不及了。我的死期到了……”轰炸机扔下几颗炸弹，在卡车附近爆炸，叶芙多基娅竟毫发无损。死亡就这样从她身边溜过去，也许我的外婆真是福大命大之人。

游击队员安娜和守护天使

作家德米特里·古萨罗夫写过一本书叫《超越慈悲的界限》，是关于卡累利阿游击队员的纪实小说。德米特里·古萨罗夫曾与我奶奶安娜·伊万诺芙娜·巴尔季娜并肩打过仗。战争期间安娜在“战友”游击队做卫生员，古萨罗夫的小说也提到过她，但书里没有的一个情节是奶奶亲口告诉我的。

有一天傍晚，激烈的战斗之后，安娜坐在一棵倒伏的树上休息。身边挨着一位伤员，刚刚帮他包扎好。安娜瞅见自己右脚的靴子松了，裹脚布露在外面，俯身想把靴子重新穿好。忽然她抖了一下，伤员像被劈了似的倒地，一颗子弹击中他太阳穴。如果安娜没有俯身，这颗子弹肯定打在她头上，狙击手瞄准的显然是她。

有人会说这是偶然。我不这样想，世间没有偶然。神的安排吗？或许吧。看来守护天使在关键时刻推了我奶奶一把……

朋友永远留在战场……

我爷爷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米罗诺夫，1941年7月从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公路技术学校毕业，应征入伍，进入航校。他们上理论课学习飞机结构，当然也有飞行训练。但由于战争初期飞行员数量比较充足，航空部队缺少地勤人员，他们这个学员排被改编为军械员。

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为升空作战的飞机准备武器，这项重要工作关系到许多战友的生命。对他来说最难熬的是等待：能飞回来吗？能活着回来吗？

爷爷最喜欢的电影是《只有老兵才上战场》。他在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饰演的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每次观看总是眼含泪水。有一张当年的照片，爷爷站在飞行员朋友身边，这位朋友后来死于空战。如果当初学员排没有被改编，亚历山大很可能像他的朋友一样牺牲。

倘若这四条年轻生命其中之一戛然而止，就不会有我的爸妈，更不会有我。尼古拉和叶芙多基娅是我妈妈的父母，亚历山大和安娜是我爸爸的父母。老人们已先后亡故，却在这短暂的尘世留下自己的痕迹。我有一个亲兄弟，育有一女一子。每当我看着年幼的侄儿，就会思考人生命中某些看似平凡的片段竟蕴含着重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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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巴甫洛夫回忆战斗岁月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 弗拉基米尔·多布林
（俄罗斯作家联盟成员，记者）

军事外国语学院的学员1975年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实习一年。我和同组同学马克西姆住在小城“雷盖亚”，距离首都阿尔及尔市二十千米。次日清晨我俩被洪亮悠长的唤拜声惊醒，浑厚的男性嗓音仿佛近在咫尺，实际是对面宣礼塔发出的。宣礼塔安装了大功率喇叭，召唤穆斯林礼拜的声音周围所有村庄大概都能听见。

我俩没赖床，立刻起身洗漱整理。吃完饼干+可口可乐早餐，七点整出了门。整个学员小组差不多都在楼院聚齐了：三十几位技术人员和两名翻译正在通勤大客车附近抽烟，谈的热火朝天。我们打过招呼加入进去。主管从楼里出来时大家迅速安静，把烟头扔进垃圾桶，环绕主管站好。主管逐一同每个人握手，目光直视对方眼睛，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翻译之一照稿宣读了他刚听收音机得知的本地和国际新闻，主管介绍了当天的日程，立即登车出发。

我们工作的地点就在昨天降落的国际机场附近，是从事军用航空技术维修、保养和测试的一个企业。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此处曾是北约空军基地，广阔区域内拥有规模庞大、设备精良的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和军用卡车维修间，也有露天停机坪和机库。第一天我们实际没做多少工作，小组主管很快把我们叫进他的“雷诺”公务轿车，带我们去“别墅”，也就是苏联驻阿尔及利亚首席军事顾问办公室。

“别墅”坐落在城市高处的小山坡，一条狭窄弯曲、坡度很陡的巷子蜿蜒向下。这是一栋两层石质建筑，采用古代摩尔人风格，窗户上装了花纹繁复的铁栅栏。厚重的铁门装饰着锻花图案，门后是几个不大的房间，拱形天花板格外显眼。地面和墙壁铺满漂亮瓷砖，组成马赛克图案。

我们在“别墅”交出自己护照，换取纸质身份证，又到会计处领现金，这时我犯了一个小小错误。一位苏联同胞陪同一位阿尔及利亚老人走进会计处，同胞大概三十几岁，是与我们乘坐一架飞机从莫斯科飞来的。在飞机上我曾听他用法语对人说他第一次到阿尔及利亚，今天看来确实如此——因为他没听懂他的阿尔及利亚朋友究竟问会计要什么东西。我看他满脸为难，开口替他翻译说人家想要一张付款单。会计立刻把单据递给阿尔及利亚人，那位同胞却涨红了脸，恶狠狠瞪我一眼。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苏联驻阿尔及利亚首席军事顾问的高级参谋，也就是我的直属上司。

这个职位真不低，应当是中校充任。但这一位却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也许他自己希望从军报国，也许是被征召当两年义务兵。回想他的反应，我料定他不会忘记我不请自来的“善意”，肯定要寻机“报答”我。事实果然如此，但他的“报答”却意外地对我有利，后来我挺感谢他的，此中细节暂时按下不表。于是我和马克西姆及我们的主管一起返回空军基地，开始熟悉那边情况。

主管首先领我们去管理处，引见当地航空部门负责人：一位深肤色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我得知将被分配到直升机车间，马克西姆则在固定翼飞机车间。我那个车间的工长是一位约莫二十五岁的中尉，特别有礼貌、聪敏且友好。他这个年纪做中尉相当不错了，因为空军基地的指挥员是四十岁的上尉，阿尔及利亚军队总司令兼共和国总统也“只是”上校——我当时在阿尔及利亚没听说谁比他军衔更高。

刚开始我听不太懂当地的法语，有点沮丧。大部分阿尔及利亚人说法语口音很重，与我们的法语教师截然不同。好在短短两天就适应了。但很快又发现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学院学了很多东西，唯独没学技术名词的基础知识。诚然技术门类繁多，几辈子也无法全部掌握，但有些术语却是所有技术领域通用的，比如“螺栓”、“螺母”、“螺钉”、“螺丝刀”、“钳子”等自幼耳熟能详的词。

只好抓紧时间抄下来死记硬背。同时又让我翻译我们的工艺流程图，很有帮助！我埋头俄法技术词典，翻过来覆过去，不久即能够比较顺畅地翻译我国专家与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谈话。有时我并不真正明白谈话内容，照字面意思直译，可喜的是双方都能理解彼此。两边频频点头，十分满意沟通结果。苏联人、阿尔及利亚人纷纷夸奖我，来自希奥利艾（译注：立陶宛城市）的直升机厂经理也开始带我参加基地指挥员的重要谈判。应该说这是我熟悉的领域，因为本人从小喜欢航空模型。虽然之前接触的主要是固定翼飞机，但很快弄懂了直升机，明白了它为什么能朝任何方向移动，甚至倒退飞行。这一切使我兴趣盎然。

我们抵达阿尔及利亚恰逢斋月——穆斯林禁食的月份。这期间从黎明到日落人们不得进食、饮水或吸烟，餐馆、酒吧和咖啡馆一律停业，街上也看不见吸烟者，否则会有很大麻烦。阿尔及利亚宗教事务部长呼吁所有人（包括外国人）尊重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苏联方面也指示我们吃饭、吸烟必须避开当地人视线。我们想起学生时代为了不被老师骂，躲在僻静角落偷偷抽烟。

阿尔及利亚人对传统的恪守和坚韧的心理素质令人敬佩。他们忍受一白天饥饿、口渴和烟瘾，表面不动声色、认真工作，日落之后及夜间才放开肚皮大吃。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这样的作息，我两次目睹车间的青年工人晕倒，所幸没有严重后果。担架总是放在显眼位置。白天只允许飞行员吃饭，因为战斗值班优先。

不过有一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机械师倒是很有意思。斋月期间他用俄语问我“科巴萨”（译注：香肠）是什么，我认真解释了这种食品的性质，并强调通常含有猪肉。可小伙子似乎不介意，追问更多细节。我绞尽脑汁把自己知道的关于香肠的知识全讲了一遍，但他离开时显然不满意。我把此事告诉我国专家，大家都笑了：“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之前我们也给他讲过，还提醒他里面有猪肉，可他不放弃。我们拿给他看，各种各样的香肠，他尝了之后又要更多。只好一直给他带，直到全部吃光。现在他盯上你了，但他要的不是解答而是香肠本身。你不送他就不罢休。”

事实果然如此。我不知道他是否自认穆斯林，但为了不冒犯他，上班时给他带了一块莫斯科熏香肠，用纸包得严严实实。小伙子消失片刻，五分钟后满脸笑容、神态愉悦地在车间走来走去，嘴里叼着火柴棍。

本人与苏联专家团队相处非常融洽，只有一件事起初不太理解：他们躲着我吃饭。斋月期间厂子的食堂不营业，我们的人各自带饭，而且吃得偷偷摸摸，以免刺激或诱惑正在封斋的阿尔及利亚人。所以专家们在一间小屋内关好门，却不知为何把我打发到另一个房间吃饭。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缘故，直到在其中一人身上闻到酒味儿——多半是直升机防冰装置用的酒精。显然，他们怕我不小心说漏嘴，被上司发现。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与上司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专家们担心这位严厉的领导不给他们延长出差期限，甚至可能提前把他们遣送回国——还没挣够买车钱和房子钱呢。后来他们想通了没必要瞒着我，提议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至于在工作场合喝杯小酒开胃，我始终是拒绝的，原因有二：即便很少量、度数很低的酒精饮料也会影响口译表现，有时让人词不达意，而且张嘴喷出酒气后果更不堪设想。

专家们理解我的顾虑。为表示信任，他们向我介绍了怎样从防冰装置提取酒精。容量六十升的酒精储罐被预防性地加了挂锁甚至贴了封条——这是操作规程要求的。但总有办法解决，谁让里头装的是大家最爱的液体呢。装置启动时酒精被输送到主旋翼的轴套，通过小孔流向桨叶以防结冰。但如果在地面启动，事先用棉花垫住轴套，再裹上一层吸水织物，酒精就会被吸附储存起来。关机之后，把裹着棉花的织物拧到干净容器内即可，无需储罐钥匙也不必破坏封条。

所以防止酒精被挪用的唯一真正有效办法就是改用电热防冰装置。阿尔及利亚已经开始应用这类装置了。

向我介绍直升机知识的同时，航空机械师们也讲了与之相关的不幸事故，有些简直惨不忍睹。其中一位说：“主旋翼桨叶如果有暗伤裂纹，可能导致桨叶断裂。如果旋转时碎片甩向地面，很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紧接着转子失衡、倾斜，桨叶疯狂上下甩动，甚至可能砍断尾梁。有一次，桨叶把米-4直升机座舱顶部连带飞行员的头一起削掉了。”

另一位回忆：“三个不靠谱的家伙飞越荒无人烟地方。航程很远，他们就开启自动驾驶仪，定好航向、高度。为了打发无聊时间，他们开始玩牌。玩着玩着忽然一声巨响，直升机剧烈晃动，手中的牌都震掉了。看一眼窗外，又扫一眼仪表盘，一切正常呀：航向正确，高度不变，下方一千米的森林也没什么变化。他们以为撞击大型鸟群了，野鹅之类的……于是继续玩牌。回到机场准备降落，地面人员通过无线电大喊：‘你们疯了吗？千万别降落！起落架没啦！主起落架！’原来他们的轮子擦撞山顶岩石，失去一侧支撑。倘若无人提醒，直升机着陆时必然侧翻，桨叶砍砸地面四分五裂，肯定会死人。最后用机腹降落在一大堆木料上面。”

延伸阅读：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儿按：本文一万七千余字，阅读时间二小时。译自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合著《米特罗欣档案II：克格勃在全世界》，原作者列出的参考和引用书目一律从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永恒的友谊”到“永恒的敌意”

苏联情报机关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追溯至1920年代。1927年警察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译注：张作霖所为），查获大量关于苏联在华间谍活动的文件，其中涉及中共的参与情况和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他们在挑唆西方人和当地民众冲突时“不择手段，包括抢劫和屠杀”。1931年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雅科夫·鲁德尼克（化名“伊莱尔·努朗”）（译注：在中国化名“牛兰”）被捕，导致大量关于苏联情报行动和地下共产党的文件被英国掌握。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档案“提供了从内部视角观察高度发达的非法共产党组织运作的独特机会，且有无可辩驳的文件证据佐证”。其中引起特别关注的是来自“臭名昭著的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的许多信件——此人后来以“胡志明”之名为世人熟知。但英国情报部门认为“最引人注目”的文件是中共处决被指为叛徒的共产党员顾顺章家属的行动报告，该行动由毛泽东未来的总理周恩来指挥执行。1933年，毛的安全主管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抵达莫斯科，用四年时间学习正处于极度疑惧时期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经验。康生证明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学生，“大恐怖”时期他成立肃反办公室，投入高度热情清洗中国共产党流亡群体，所指控的罪名大多是虚构的。1937年末康生坐苏联飞机返回毛泽东在长征后建立的延安根据地，继续他在莫斯科开始的迫害运动，并着手建立中国的“古拉格”系统——劳改（“劳动改造”的缩写）。对下属而言，他是“康老”；对外人而言，他是“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精通鉴赏中国传统艺术，能双手运笔，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书法家，但在个人堕落程度上甚至远超贝利亚——他以亲自监督拷打所谓的“反革命”为乐。除了帮毛润色诗文外，康生还为毛的私人情色收藏添砖加瓦。

尼古拉·列昂诺夫（译注：曾任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副局长）后来声称1930-194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已在中国境内建立起“非常庞大且结构完善的情报网络”。然而1949年夏天，即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即将战胜蒋介石的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共中央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在莫斯科抱怨说（可能夸大其词），这张情报网络中很大一部分已被蒋介石及美国人渗透。斯大林至少部分出于对阴谋论的痴迷，采取十分重视的态度。他表示：“形势要求我们统一各情报机构的力量，我们准备立即着手……结成统一战线行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将其在华情报网络成员的名单全部交给中共领导层。与此同时，中共也要求所有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中国人主动向党申报。

苏共中央国际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后来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代人的中苏关系概括为两个截然相反阶段：最初十年是“永恒友谊”时期——世界上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蜜月期，自从1960年代初则进入了“永恒敌意”时期。在“永恒友谊”的十年间，苏中两国情报机关保持着密切合作。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克格勃继续向中国盟友提供其在华情报网络的详细情况。直到1957年，一批具有中国、蒙古、突厥和朝鲜民族背景的克格勃“地下情报员”（即无外交掩护身份的特务）在中国境内获得假身份后（很可能获得公安部协助），被派往国外执行首次任务。然而，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永恒友谊”出现了明显寒意。虽然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尊重斯大林，但不敬畏赫鲁晓夫，认为后者的革命资历不及自己。正如中国东道主所料，赫鲁晓夫不会游泳，所以在毛的泳池“摆拍”时显得十分尴尬。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两项建议：组建由苏联海军上将指挥的中苏联合舰队，以及在中国领土设置苏联监听站，都遭到了毛的愤怒拒绝。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当时负责协调与外国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抱怨说：中国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并未提前告知他们准备在贵宾离京后不久炮击台湾海峡内仍由蒋介石控制的两个离岛。

到了1950年代后期，曾在1950年代初期似乎因精神疾病而暂时失势的康生再次登上舞台，重新成为毛泽东的亲密顾问（同时也替毛物色少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对所谓“右倾分子”的清洗，重演了二十年前康生在莫斯科热衷参与的“大恐怖”的骇人场景。毛泽东的医生回忆说：“康生的任务就是打倒并消灭他的同志们，他在1960年代初持续进行的‘调查’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整人奠定了基础”。据估计，1958-1962年间多达一千万名真实的或可疑的“思想反动分子”被投入劳改营，数百万中国民众死于饥荒。

康生是第一个将中苏争端公开化的人。1960年2月在一次华沙条约组织会议上，他发表讲话攻击苏联的政策，同赫鲁晓夫激烈争吵。赫鲁晓夫怒吼：“你没资格和我辩论！我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康生则用语法错乱的俄语反驳：“你的资格比我浅得多！”据一位苏联与会者回忆：“康生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大家都怕他。我们苏联人把他比作贝利亚，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极其阴险、冷酷的家伙”。康生的发言虽未在莫斯科发表，却在北京全文刊登（译注：《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196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同年4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实质上指责莫斯科“篡改、阉割、背叛了列宁学说”。赫鲁晓夫则在6月公开反击，称毛泽东是“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和左倾修正主义者”。

一个月后苏联撤回援华的全部专家。接下来几年，克格勃与苏联外交部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都试图调往其他岗位，以免汉学家的身份阻碍仕途发展。不过莫斯科仍希望避免与北京的争吵演变成分裂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重大裂痕。1960年代初苏联与中国通常只限于隔空攻击：莫斯科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强硬派，北京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苏联最后一次试图弥合中苏分歧是1963年7月提议召开高级党代表团会议，然而由未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任何和解都不感兴趣。康生再次对苏共中央领导层发动最猛烈抨击，他慷慨激昂地捍卫斯大林，控诉赫鲁晓夫用“咒骂与污蔑”玷污斯大林的名声：
“难道苏联共产党——这个曾长期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爱戴和尊敬的政党——竟让一个‘强盗’担任了几十年的伟大领袖？照你的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复一年发展壮大，竟是由某个‘混蛋’领导的”。
接着，康生说出了或许自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以来，在莫斯科共产党高级会议上无人敢公开讲的话。他讥讽赫鲁晓夫，引用他以前多次吹捧斯大林是“伟大天才、导师、人类伟大领袖”的赞词，并提及赫鲁晓夫当年（与康生）曾热情参加“大恐怖”，企图“将托派/右派的腐肉从地球上彻底扫除”。康生这番惊人演讲令苏方代表深感震惊，更惊讶是他全程以咬牙切齿的语气讲完。

1963年夏天的莫斯科会谈不欢而散，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尖锐论战的开始。1964年4月一名苏联高级官员甚至指责北京搞种族主义阴谋，挑唆黄种人和黑人“对抗白人”——他声称这样的政策“与纳粹主义无异”。中国也被指控为资助“大跃进”贩卖毒品。苏联的猛烈抨击反映出莫斯科对苏中分裂的深切愤慨。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近半个世纪，苏联一直可以依靠世界各国共产党对它的无条件忠诚，如今却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指控为异端。北京在第三世界展开的魅力攻势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的警觉。中国在亚洲与巴基斯坦、缅甸和印尼建立了密切关系。1964年北京又与十四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全部终止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情报中心获悉一些国家公开展示的苏联阵营领导人肖像被巨幅毛泽东像取代或掩盖，感到十分恼火。中心命令记录每一幅毛画像出现的时间与地点。德国国家安全部侦察总局（HVA）长期负责人马库斯·沃尔夫抱怨说，应克格勃的要求他被迫在机构驻扎的每个非洲国家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就是统计公开展示的“伟大舵手”画像的数量。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声望，也急剧增加了对苏联的战略威胁。

当“永恒的友谊”让位于“永恒的敌意”，苏联驻世界各地情报站都接到指示将“К组”（К代表’Китай’，即“中国”）列为仅次于“主要对手”（译注：”ГП组”，指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优先行动事项。但在中国境内，斯大林早年决定向中共领导层公开苏联情报网络全部人员身份的举动，严重削弱了克格勃在华情报搜集能力。此后直到苏联解体，情报中心始终存在着尼古拉·列昂诺夫所言的“我们中国情报来源方面无法弥合的鸿沟”。姓名被移交给中国公安部的原苏联特工大多或被处决或被扔进劳改营等死。由于公安部掌握了在1950年代获得中国假身份的“秘密情报员”的真实姓名，这些人已无法再被用于针对中国开展行动，所以K组的行动多数在中国境外实施。但中国驻外官员被严格要求必须两人或多人结伴外出，某退休西方情报官员回忆说：“你永远不可能单独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因此K组花了许多精力尝试招募能够接触中国官员的非中国籍人士。1960年代一个重要的K组情报来源是芬兰商人哈利·伊尔马利·哈特维格（代号“UNTO”），他是芬中友好协会理事会成员，经常会晤中国大使或其他驻芬外交官。友协理事会与中国外交官的面谈多在哈特维格办公室进行，而他办公室的餐具柜被克格勃偷偷装了窃听器。至少有一次涉及中国大使、讨论中苏关系及中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斯拉夫政策的谈话记录节选被直接呈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尽管通过哈特维格获取的情报不包含任何机密信息，仍被高度重视，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克格勃对华情报收集能力的普遍薄弱。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式名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成为克格勃在全世界活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毛试图以乌托邦革命模式重塑整个中国社会，释放出全面的恐怖。数百万狂热青年红卫兵被鼓动起来清除一切“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痕迹——这些似乎无处不在。资深的共产党干部与知识分子被戴上高帽游街、虐待、监禁，一些人被逼自杀。苏联领导人则被斥为“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和变节者”。正如三十年前斯大林“大恐怖”时期一样，被红卫兵揭发、迫害的“人民公敌”大多没有真实罪行。并且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相似，这场血腥运动也伴随着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被颂扬为“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每天都以跳“忠字舞”开始——“你先把手放到头上，再放到心口，然后你上下跳跃，表示你全身心充满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各派系组织迫害伟大舵手的假想敌时竞相残酷，谁都宣称自己比别人更拥毛。

正如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后来承认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境内发展情报人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北京，“我们的人，无论外交官或驾驶员，都像白乌鸦一样显眼”。1967年9月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在命令中指出，北京情报站正被迫在“围困状态”下运行。苏联与中国官员的接触极少且受到严密监视。红卫兵的反间谍狂热和极端排外情绪，令外交官们在北京街头行走都困难重重。凡家中收藏外文书籍者，被迫跪着爬过街道受辱；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者直接投入监狱。正如日后中国政府报告所承认的那样：“会讲外语或曾经出国都成了充当‘敌特’的‘证据’”。通往苏联驻华使馆的街道改名叫“反修路”（译注：原名“东扬威街”）。1967年苏联外交官与克格勃人员家属离开北京机场返回莫斯科时，遭到粗暴对待。

文化大革命年间从北京传回情报中心的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报告来自几名有蒙古或中亚血统的克格勃官员，他们能假扮中国公民，藏在外交车辆的后备箱，趁着夜色掩护溜出苏联大使馆。一旦有机会脱身，他们便混进在贴满标语的街头游荡的人群，悄悄阅读当天的“大字报”（禁止外国人接近），参加政治集会，购买刊登全国消息的“小报”。1967年末他们首次看见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指控他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头号当权派”。次年刘少奇被捕，随即有22000多人因为涉嫌同情他也被捕。甚至一位曾在劳动模范大会上接受刘少奇祝贺的掏粪工（译注：时传祥），因为留下合影照，也被挂牌游斗折磨得精神失常。红卫兵奉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信条，将刘少奇的一个孩子推到铁轨上碾死（译注：长子刘允斌，1967年11月卧轨自杀）。刘少奇本人在狱中受残酷虐待，患肺炎与糖尿病不给治疗（译注：实际有治疗），1969年裸体死于囚室地板。

（儿按：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公安部长李震发言：“北边主要是苏修搞我们，现已捉到十五名特务，还有没捉到的，主要是来搞情报的。他们不仅对老关系进行勾连，还对这些人的家属进行收买。苏修使馆工作人员也公开出来向群众套情报。苏修使馆工作人员将汽车开到钓鱼台外面进行电话窃听。载波电话很不保密。”）

“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第二号当权派”邓小平，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被免职并下放劳动——但很可能受益于毛泽东的个人指示，保住性命。红卫兵将仇恨发泄在他的长子身上，把这位物理系学生从北京大学二楼窗户扔下去（译注：邓朴方跳楼逃避殴打摔伤）。没有一个同学敢搭救，也没有医生愿意为他做手术，最终下半身瘫痪。情报中心不断收到关于混乱与暴行的报告，将文化大革命解读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东方野蛮堕落，而非一党制国家内部的动乱。不过，尽管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者可能多达三千万，罹难人数（约一百万）仍少于斯大林“大恐怖”的死者。

1966年4月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批准了第一总局关于1966-196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开展情报行动的计划，完全未涉及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招募线人的几乎毫无希望的任务。计划转而着重利用潜入人员及特工渗透中国与苏联接壤的北部边境，或受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计划还包括在香港建立秘密情报站，安排人员短期访问中国（其中一些与蒙古情报机关合作），但承认在中国建立克格勃情报站的计划仅能停留在初步阶段。1966-1967年计划中最有野心的部分，是筹备与边境地区克格勃单位及蒙古安全部门协作开展跨境行动。

对克格勃而言，中国最容易被渗透的地区是位于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是一片广袤的山地和沙漠，毗邻哈萨克、吉尔吉斯两个共和国与蒙古的边境，与这些国家在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比与中国内地更密切。尽管新疆约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面积相当于西欧，但居民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4%（12亿人口中的1700万）。时至今日，其中超过一半是非汉族的穆斯林族群，占比最大的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比例曾远高于今天。1944年新疆北部由维吾尔人领导的运动曾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这个独立政权195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力吞并消失，但北京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始终担忧自治区分离主义的威胁。北京推动的、维吾尔人强烈抵制的汉族移民使新疆汉族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6%上升至三十年后的40%。自治区各级中共干部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汉族。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对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比对占中国人口94%的汉族更加惨烈，前者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威胁。新疆最虔诚的穆斯林城市之一喀什的宗教事务副主任后来承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亲眼目睹喀什大清真寺前堆积如山的《古兰经》和其他书籍被焚烧。有人命令穆斯林自己动手烧经书……我还看到人们试图推倒清真寺旁的宣礼塔。民众非常愤怒，但他们无能为力。”
自治区大部分地区的清真寺被关闭，有些被改作猪肉仓库，维吾尔人家庭被迫养猪。西藏佛教徒承受的苦难比新疆穆斯林更严重，但西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克格勃难以开展有效行动（尽管中心曾研究过渗透流亡的达赖喇嘛随从圈子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新疆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界线长达1000英里，与蒙古的边界线长达600英里。

1968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奉命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建立秘密情报站，并在包括罗布泊核试验场在内的若干地区组建特工小组。政治局还授权克格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为反对中国统治的新疆地下抵抗组织提供武器与训练，该组织政治上正确的俄语名称叫“军事—劳动人民革命党”(VTNRP)，代号“爱国者”。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奉命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东干语及新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印制反中国宣传报纸，印出来走私入境。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出版的《东突厥斯坦之声》呼吁维吾尔人“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沙文主义，宣布建立一个基于自决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独立自由国家’”。阿拉木图电台和塔什干电台的广播则试图说服自治区维吾尔族听众：苏联维吾尔人的生活条件远比他们优越。

1968年4月政治局还批准进一步加强苏联与中国长达4000英里边界线的军事部署——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武装边界。最终大约三分之一的苏联兵力被用于抗衡中国。莫斯科担心毛泽东意图收复十九世纪根据“不平等条约”割让给俄帝国的大片领土。1969年边境上爆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第一次冲突发生在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约250英里的乌苏里江偏远河段，似乎不是北京或莫斯科预谋导致。事端起因据说是：中国士兵被对岸一名苏联中尉的“挑衅举动”激怒，于是背过身脱裤子，“露臀羞辱”苏联边防军。几天后，苏联士兵在另一次遭遇“露臀羞辱”时举起毛泽东画像，致使中方士兵无意间严重冒犯了伟大舵手的宝像。此类事件最终导致1969年3月2日中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一处有争议小岛——达曼斯基岛伏击苏联巡逻队，击毙二十三人。莫斯科与北京随即互相强烈抗议，这也是双方首次公开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3月7日，据报道有十万名莫斯科市民冲击中国驻苏大使馆并砸碎窗户。为了不示弱，北京电台则宣称全国有四亿人（总人口的一半）参加抗议示威。

1969年4月中旬，距离珍宝岛冲突地点以西约2500英里的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边境地区又爆发战斗，接下来的四个月持续零星交火。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起初倾向相信苏联的说法，即这些冲突是中国挑起的。但他认真查看边境地区详细地图后，态度大逆转。这些冲突地点距离苏联铁路终点非常近，距离中国最近的铁路数百英里之遥，于是基辛格得出结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选择如此不利的地点发动攻击”。克格勃档案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基辛格认为苏联才是挑衅方的判断。6月4日，代号“纳利曼”和“塔兰”的两名克格勃VTNRP特工从哈萨克斯坦出发秘密越境进入新疆，准备接触地下党领导层。7月9日返回后他们报告称VTNRP在新疆拥有七万党员（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张了），主席团成员四十一人（其中十人是无表决权的“候补委员”）。然而本次任务不算完全成功：特工抵达新疆几天后，两人携带的自动武器和无线电设备被“塔兰”的亲属偷走，他俩又解释说因为游牧民活动，未能在约定地点设置“秘信投递点”。“纳利曼”和“塔兰”还汇报，VTNRP主席团的多名前成员正在蹲监狱。蒙古国家安全机关据此认为VTNRP尚未具备开展“积极行动”的条件，应专注于强化地下组织建设。尽管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录莫斯科中心对此的评估，但其结论想必与此一致。

1969年8月、9月间，莫斯科开始试探华盛顿及欧洲各国共产党对于苏联在中国核设施尚未对苏联构成威胁之前发动抢先打击的可能性的态度。一位被克格勃收买合作的西方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本名维塔利·叶夫根耶维奇·路易）在西方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提及苏联可能空袭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传闻。路易斯声称中国境内（很可能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个秘密电台披露存在反毛势力，这些人可能会请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即便是专职散布此类传言的克格勃官员，自己也拿不准他们究竟是在执行旨在威慑中国的积极措施，还是在警告西方——暗示苏联总参谋部当真考虑动武。但从日后情况看，这一切更像是威慑性的积极措施。尽管苏联国防部长、陆军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似乎曾提出“一劳永逸解决中国威胁”的计划，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愿承担这种风险。

由于苏联在北京缺乏任何高层情报来源，莫斯科似乎并未察觉在边境冲突之后面对苏联恐吓时，毛泽东作出了戏剧性的秘密回应。毛成立了由四位元帅组成的“研究小组”，要求他们全面评估中国与苏联及美国的关系。陈毅与叶剑英两位元帅提出前所未有的建议：中国应对苏联威胁时可以“打美国牌”。对苏联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惧似乎正是促使中国与美国展开秘密接触的关键原因之一，最终实现了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及几年前尚被视为不可想象的中美关系缓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向叶剑英元帅通报了苏军在两国边境军事部署的情况，他告诉叶，这些材料密级极高，连许多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都无权查阅。

1970年代初克格勃机关内部曾经长期争论中国是否已符合“主要对手”的资格——这一称号此前仅用于美国。最终克格勃在官方术语中将中国降格为“重要对手”，美国仍是唯一的“主要对手”。但对中国而言，苏联显然已经成为头号敌人。随着接班人林彪搞阴谋的报告传到毛泽东耳中，他对莫斯科的疑虑越来越深。据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到1970年夏天，“毛的偏执完全爆发”。李甚至不敢告诉毛他患了肺炎，因为担心被指控参与林彪“阴谋”。毛对李说：“林彪想让我的肺烂掉”。1971年8月毛听说林彪儿子在空军内部建立“秘密特务组织”准备发动政变。9月12日晚，毛得知林彪已从山海关机场坐飞机逃亡。李志绥回忆：“听到这消息，毛面色骤变”。林彪的飞机仓促起飞：油料不足、没有领航员、无线电操作员与副驾驶。飞机滑行时碰撞一辆加油车，部分起落架损坏，着陆将非常困难（译注：实际机翼受损）。中国雷达追踪林彪的飞机最初向西飞越内蒙古，突然转向北方越过蒙古国边界，飞往苏联方向。第二天毛接到消息：抵达苏联边境前飞机坠毁，全体遇难。若这架飞机真的降落在苏联，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公开争执无疑将更加歇斯底里。即便坠机事件之后，北京仍指责苏联参与了林彪的背叛。毛从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性错误，但据李志绥回忆，“林彪的背叛使他相信必须改变策略”。于是他委任周恩来平反那些被打倒的干部。

在苏联时代余下的岁月里，克格勃试图通过两种策略弥补无法渗透北京政府的缺陷，但成效不彰：一是跨境潜入，尤其从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二是渗透境外的中国组织。1969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增加五十五名行动人员，翌年又增加八十一名。为给这些潜入人员准备合适的服装，甚至从逃入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难民身上搜罗衣裤。1970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与中心的“特别行动”官员合作，发起代号”ALGA”行动，目标是在新疆建立颠覆基地，并设置武器与爆炸物埋藏点。然而，两名特工进行的初步跨境试探遭遇困难，该行动被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暂停。原计划派遣7-8名难民武装渗透回新疆的方案也被取消。

接下来几年克格勃又进行了一系列同样失败的渗透。其中之一是一位代号“米托乌”的中国难民，他本是中国某个工学院的中文系主任，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1968年逃往苏联，因为高等教育早已停办了。“米托乌”被克格勃吸收为特工，接受了关于密信放置点、无线电通讯、密码和摄影的培训。1971年8月他穿过蒙古边境潜入新疆，确实拿取了密信放置点的现金与粮票，从此杳无音讯。档案的结论是：“米托乌”可能因恐惧而不敢继续执行任务。另一名代号“利文佐夫”的中国特工也通过蒙古潜入新疆，1972年他被派去执行“箭头”行动，目视侦察核设施与国防工业工厂。此人接受的培训包括：辨认工厂排放的烟气与废水种类、采集土壤与水样并详细记录观察结果。与“米托乌”命运相同，“利文佐夫”的部署彻底失败。

很可能由于渗透入境的失败率太高，克格勃设计了一种在实战条件下测试其可靠性的特殊方法。代号“泽尼特”行动：受试人员被告知他们将越过乌苏里江附近中苏边界，首先在指定位置找到密信放置点，将其中损坏的无线电设备更换为可用的新设备，随后抵达预定地点与在中国境内活动的特工会合并传递指令。然而这些受试人员不知道他们执行任务的区域实际仍在苏联境内，且全程被配备夜视设备和录音机的监视哨严密观察。“泽尼特”是进行此类测试的五个边境考核区之一，1974年共有六十六人通过考验，1975年增至一百零七人。除徒步穿越中国北部偏远边境外，克格勃还研究了另两种渗透方式：一种是用登陆后可隐藏的充气橡皮艇从海上进入，另一种更巧妙——将人员藏在穿越中苏边境的邮政列车车厢通风管道内。后一种方法被认为仅在夏季可行，因为冬季可能会冻死。至于这两种渗透方式是否实际采用过，米特罗欣所见的档案并未说明。

中国境内的行动条件极其严苛，任何路线的跨境渗透几乎都不可能取得实质成功。正如张戎后来在《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时候中国就像一座大监狱，每个家庭、每条街道都被人民自己监视着，在这么一块大地上，没有地方可以藏身”。陌生人或异常行为立即会引起怀疑。一名离开中国十年后从苏联远东地区偷越阿穆尔河回国的中国特工，发现自己携带的香烟竟成了只能在外汇商店购买的硬通货。更糟的是，香烟抽完后，他按照苏联习俗向陌生人讨烟，立刻引起侧目。此人已经习惯了公制单位，面对中国传统度量单位频频出错，谈话时经常因为心算而磕磕巴巴。就连问路都有困难，他在苏联早已习惯用“左”“右”指示方向，中国人喜欢说“东南西北”。某次别人告诉他饭馆入口在南门，他问南门在哪儿？答：北门对面啊。

大约1973年末，中心向全球各情报站下发了题为《1974-1978年期间加强在第三国对中国工作的措施》的指令，要求各驻外情报站：发展海外中国公民、海外华侨、台湾公民和在中国有联系的外国人。指令还要求渗透毛主义团体及中国研究中心，对重点培养对象安装“行动装置”（窃听器），识别行动渠道，上报可派往中国执行任务的特工人选。克格勃驻布拉格情报站1975年报告称，他们正动用三十名特工渗透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同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七十二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出席了中国使馆招待会——其中二十三名实际是克格勃或捷克国家安全局特工。米特罗欣提到的档案中并无证据表明此类渗透行动取得过任何实质成果。绝大多数中国驻外使馆似乎都和中国本身一样是难啃的硬骨头。

毫不意外，米特罗欣查阅的档案中没见过任何驻北京的克格勃特工曾接触中国机密文件。不过，北京情报站确实从一位愤懑的朝鲜高级外交官（代号“费尼克斯”）处获取了某些材料，此人私下批评对毛的个人崇拜（无疑也对朝鲜境内更荒诞的金日成崇拜多有微词）。克格勃驻北京的公开人员A.A.热姆丘戈夫借外交身份掩护，开始在外事招待会和日常接触中接近“费尼克斯”。热姆丘戈夫多次安排他俩在自己住所会面。驻北京情报站报告称，“费尼克斯”十分擅长掩饰与热姆丘戈夫接触的真实目的，保持着谨慎提防，谈话中始终表现沉着与自信，会面逐渐变得频繁。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与平壤关系友善，朝鲜驻华使馆能够获得一系列中共中央机密文件副本，其中一部分被“费尼克斯”转交克格勃。他提供的材料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信函——毛泽东逝世后此人被宣布为“四人帮”成员，变得臭名昭著。虽然克格勃呈交政治局的多份报告都引用了“费尼克斯”分享的文件，但他明确告诉热姆丘戈夫希望保持行动自由，不愿成为克格勃特工。尽管如此，鉴于他提供机密材料的意愿，并且自1976年起与情报员保持秘密联络，“费尼克斯”被列为“秘密联系人”。从1976年11月开始，“费尼克斯”改为在北京一家百货公司通过擦肩偶遇的方式向热姆丘戈夫传递材料。

1976年夏天，当准确判断毛泽东即将逝世后，苏共政治局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评估苏中关系的未来走向。该委员会由党的首席意识形态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当时被视为勃列日涅夫最可能的继任者）主持，还包括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国安委主席安德罗波夫，以及掌管苏共中央总务部的康斯坦丁·切尔年科——虽然该部门名称看似无害，实则保管党的秘密材料。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苏联媒体暂停抨击中国，等待其继任者的政策明朗化。世界各地的克格勃情报站奉命汇报中国官员对苏态度的任何变化迹象，各情报站还收到一份篇幅较长的文件，题为：《关于中国人某些民族心理特征及其在情报工作中的评估》，旨在改善当时糟糕的线人招募工作。文件提到：
“经验表明，在针对中国籍人员开展业务工作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员是否充分了解中国人民族心理特征。深刻理解中国人民族心理特征，对于发掘有潜在价值的情报来源、推进满意的招募工作和人员管理都至关重要”。
尽管强调“基于对个人及中国文化的尊重，与中国人建立稳固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文件也不加掩饰地表明了情报中心对中国公民的厌恶。文件称：中国人深受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影响；当自尊受挫时会变得“失控”；“脾气暴躁、情绪易激动，且倾向于从一个极端突然转向另一个极端”；天生擅长伪装，堪称“演员之国”；多数人“天生具备背信弃义、残忍暴怒等恶劣特质”；“以怀恨记仇著称”；对他人苦难漠不关心。然而，正因为特别害怕“丢面子”，“利用黑材料便成为迫使中国人合作的有力杠杆”。据说在情报中心的谈话中，上述看法还伴随着俄语特有的花样咒骂。克格勃对中国的态度背后既存在掩饰不住的种族憎恶，也暗含意识形态与战略上的竞争。

毛泽东去世不满一个月，遗孀江青及其最主要的激进同伙（所谓“四人帮”）被逮捕，指控他们是效忠国民党的叛徒（译注：公诉“四人帮”并无间谍或通敌罪名）。克格勃官员们私下里不免想起贝利亚被逮捕、枪决后，莫斯科同样荒唐地宣布他是“英国间谍”那一套。之后几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四人帮成了背负毛政权所有可公开承认罪行的方便但未必可信的替罪羊。正如BBC记者菲利普·肖特指出：
“每个中国官员都清楚“四人帮”曾是毛的亲信；但每个官员都无一例外把他们描绘成毛最凶恶的敌人……每场官方谈话都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开场，紧接着就是他们被指控罪行的冗长清单”。

A处（译注：指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А”处，1966年10月组建，负责编造、散播假消息）试图伪造毛泽东留给江青的遗嘱——要求江青“继续我开创的事业”——目的是中国境外的毛派政党中制造混乱。这份假遗嘱以“四人帮”支持者的名义传播，号召全世界马列主义者谴责现政权背叛毛的遗志。

尽管莫斯科欢迎“四人帮”垮台，但对与毛泽东继任者和解的前景仍持悲观态度。中心在1977年的情报需求清单中总结：“中国统治集团依旧如前，具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和反苏倾向”，并承认中国依然是一个“谜团”。第一总局希望了解党的领导层与解放军内部权力斗争的内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但幸存的最高级别领导人邓小平的前景，以及毛去世后中国政策的变化。虽然莫斯科认为苏中关系不会出现显著改善，但希望中国“逐步改造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摒弃其最令人厌恶的方面”，从而在对苏关系上采取“更清醒的态度”。

1977年7月，长六十英尺、黑字高两英尺的红纸大字报贴在一栋政府大楼上，宣布中共中央已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官方广播确认他复出的消息后，北京城内鞭炮齐鸣，天安门广场欢呼雀跃的游行人群挥舞彩旗、敲锣打鼓。虽然这些活动是组织安排的，但人们的喜悦是真实的。对于游行群众而言，在世界主要领袖行列中身材最矮的邓小平象征着摆脱过去恐怖岁月、走向更好生活的愿景。邓小平的复出及随后成为中国核心领导人的事实令克格勃中心情绪复杂。虽然他被视为务实主义者而非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但其过往经历显示他也是坚定的反苏派。第一总局得出结论，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争取美国让步；第二，摆出改善对苏关系的姿态，将两国关系缺乏实质进展的责任归咎莫斯科。邓的经济现代化方案，初期高度依赖西方技术、资金和专业知识，进一步加深了莫斯科的不信任。

1978年1月克格勃驻外情报站接到中心通报，称邓小平政权“与苏联走向对抗”，中国借助西方力量实现军队现代化构成了“特殊威胁”。然而，对中国的情报行动却因“北京方面不断强化的反间谍措施”而遭受严重阻碍。因此亟需通过加强针对海外中国目标的行动来弥补中国境内情报搜集的薄弱环节。尽管据称某些“第三国站点”已取得“积极成果”，但“缺少必要的线人网络”仍是严重障碍。情报站人员因K组工作缺乏进取性被训诫，命令他们加倍努力。

“中心”特别强调要加强针对香港境内中国目标的行动。1978年4月驻外情报站收到了详细目标清单：
“过去几年中国派驻香港的官方机构数量显著增加，同时北京控制的各类地方组织与企业也不断增多。目前中国控制着四十多家香港银行、大量贸易与工业公司和若干地方报纸。中国对香港工会的影响力也很强”。
补充目标还包括：驻港外国使团、英美情报站点，以及被视为“X组”潜在招募对象的科研院所学生。尽管部分目标的选择颇为精明，但某些明显遗漏却暴露了克格勃情报体系关于香港的重大缺口。例如清单罗列的“最了解中国事务的香港报纸”，竟不包括《明报》，而一些西方汉学家认为《明报》恰恰是消息最灵通的报馆。

针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和积极措施比针对西方国家困难得多。克格勃未能招募到有办法提供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和公安部真实文件的线人，使得第一总局A处无法像伪造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文件那样编写出足以乱真的中国政府假文件。1978年1月中心抱怨说：“缺乏关键线人网络严重制约了未来针对中国的行动措施水平与效率提升”。然而，“费尼克斯”（可能还有其他人）分享的中共中央文件使A处能够模仿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党内闭门会议讲话的格式。在代号”AUT”行动中，A处将伪造的邓小平和外交部副部长1977年9月29日在北京向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外侨领发表的讲话记录——强调他们作为“世界革命的纽带”在瓦解东南亚“反动政权”中的作用——寄送驻新加坡的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大使馆。为了弥补缺乏可用作伪造模板的中国政府文件的不足，A处还经常伪造外国情报机关和外交部的反中国敌对报告，因为有此类机构公文的存档。例如1978年8月，一份伪造的马来西亚情报材料——详细记载了北京派往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特工从事颠覆活动——交给驻吉隆坡的泰国大使。一个月后，更多虚假信息被提供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看起来是一份伊朗与中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据称揭露了中国外长黄骅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特使之间的秘密会晤。据事后反馈，阿萨德完全上当，他对苏联的线人说：“我一向对中国人有疑虑，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样”。

中心还采取积极措施试图破坏中国与苏联阵营之外共产主义政权的关系。1967年克格勃策划了一项行动，向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传递一份伪造的周恩来私下谈话记录，内容是他前一年访问布加勒斯特后发表的言论。这份伪造文件声称：周恩来称赞罗马尼亚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是“党和政府的真正领袖”，说副总理埃米尔·博德纳拉什“憎恨齐奥塞斯库”，还顺便表扬了罗共中央主席团其他几位成员。接着，文件伪称周恩来贬低齐奥塞斯库是“没文化的暴发户”，说虽然他极度虚荣，但在主席团的影响力仅排第五而已。中心断定这样的人身侮辱必然惹恼齐奥塞斯库，导致罗马尼亚与中国关系出现“剧烈变化”。

A处也设法在中国与朝鲜之间制造隔阂。1978年齐亚·哈克将军（译注：巴基斯坦总统）访问北京期间，驻伊斯兰堡的朝鲜大使馆收到一份A处伪造的巴基斯坦公文。假公文称齐亚·哈克访华时听说，中国领导人已通知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中方接受美军驻扎韩国的必要性。正如中心所期望的，中朝关系在1970年代末迅速降温，但真正原因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关系不大，更多源于朝鲜对中美缓和的猜忌。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2月中国军队攻打苏联盟友越南，之后的一个月爆发了世界上第一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战争”。1973年一度中断的苏联对朝鲜军援在1979年恢复。1980年2月红军节庆祝活动，平壤重新强调苏联与朝鲜军队的“战斗友谊”。

1970年代后期克格勃在西方针对中国进行积极措施，最具影响力的代理人可能是让·帕斯夸里尼，又名鲍若望。他父亲是科西嘉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57年因所谓“反革命活动”被捕，指控他“帝国主义的特务、美国人的忠实走狗”，蹲了七年劳改营（译注：1964年中法建交，特赦释放）。鲍若望1970年代初撰写回忆录《毛的囚徒》，引起了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注意。这本书是他与一位美国记者合著，讲述他在劳改营的惨痛经历。鲍若望写道：“多年来，毛的警察已将审讯技巧磨炼得炉火纯青，我敢说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都无法承受他们的手段”。尽管后来他摆脱洗脑，但在被判刑时感觉自己“真心热爱毛、热爱他的警察与人民法庭”。克格勃无疑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尽管他曾被当作“奴工”使用，出来后却并未成为反共分子。虽然他敌视毛政权，仍称赞“大多数共产党干部的诚实与奉献”，坚持认为自己的书“不是为了给CIA提供口实”。《毛的囚徒》1973年首先在美国出版，1975年在英国发行，随后译为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至今仍是反劳改制度活动家必读的经典著作。1972年克格勃巴黎情报站首次接触鲍若望，1975年他正式成为克格勃线人，代号”CHAN”，每月酬劳1500法郎。除了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78年他还受邀到牛津大学举办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系列讲座。鲍若望在牛津的讲座不仅讲述亲身亲历，更主动补充克格勃提供的虚假信息——据其档案记载其中包含A处捏造的许多内容。1977年6月-1978年12月期间他与联络员共会面四十八次，后者深信其“老实可靠”。然而，1979年克格勃察觉鲍若望正在被法国领土监护局(DST)跟踪，这一疏失可能源于巴黎情报站内部。同年6月情报站最重要的影响力代理人皮埃尔-夏尔·帕泰与联络员会面时被DST跟踪并抓捕（译注：或称7月份被捕，1981年被密特朗总统赦免）。米特罗欣笔记中关于鲍若望档案的记录止于1979年，尚不清楚他后来是否恢复了与克格勃的联系。

对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在权力斗争中胜出所开启的新时代，最戏剧性的大事莫过于两件：一是1980年2月文化大革命的最著名受害者刘少奇获得平反；二是同年11月“四人帮”公审正式开庭，历时两个月。刘少奇被宣布为“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的受害者，举行了迟来的国葬。为了尽可能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审判过程中“四人帮”被认定为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一切暴行的主要责任人。苏联情报界对这场政治剧变掌握的信息之匮乏，体现在一件事上：1980年10月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中国，克格勃在巴黎的线人”SEN”提供的法国外交部报告被转呈苏共中央政治局，被视为特别重要的文件。

时任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1984年初的一份关于克格勃过去两年行动的报告中指出：“北京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北京企图在西方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耍花招谋取政治利益，并试图以改善与苏联关系的前景要挟西方”。

总之，克留奇科夫对К组的工作表现不满意：
“过去两年，（第一总局）在对中国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用成果，但这些成功总体而言只是零散案例。许多驻外情报站在落实（线人）招募的具体任务上行动迟缓。对于海外的有潜力中国公民群体例如专家、大学生和实习人员仍未给予足够重视。几乎没有投入精力去挑选能够在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长期活动的线人。驻外情报站必须加大力度以求在招募中国公民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应当将训练最精良的官员和最有经验的线人投入此项任务。我们绝不能错失因中国国家机关人事更替、毛主义意识形态被削弱和党内清洗而带来的有利时机。在对中国工作中，我们比在任何其他方向上都更需要谨慎、耐心、毅力，以及对中国人特性的准确把握”。

第一总局1984年的工作计划命令采取主动措施“反制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反苏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接近”，其中包括破坏涉及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关系。1984年12月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将在1997年英国租约期满后完全回到中国主权之下，但之后五十年香港仍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即所谓“一国两制”。克格勃试图通过媒体散布一种“论调”，宣称软弱无能的英国政府被中国人狠狠羞辱，但收效甚微。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仍然认为是中国最难渗透的主要目标国。1985年4月第一总局最能干的部门之一“T处”（科学与技术情报）审查针对中国的行动，揭示出长期存在的严重“短板”。各驻外情报站收集的科学技术情报仅1%与中国有关，而且被评为“低级”。5月份驻外情报站接到通报，严厉批评他们存在“诸多疏忽”——其中最严重的是缺乏中国线人，被描述为“令人担忧极度的根源”。这种担忧蔓延至对中国目标情报搜集的各个方面。正如尼古拉·列奥诺夫在苏联解体后承认的：“我们在中国情报来源方面有无法弥合的鸿沟”。

不过仍有一个未解谜团。米特罗欣无权查阅苏联国安委第八局和第十六局的无线电监听档案，其中包含破译的外交通信。米特罗欣记录的文件几乎未提供任何关于克格勃拦截和破译中国通信能力的线索。与其他大国首都一样，驻北京的克格勃情报站也建有一座代号“螃蟹”的无线电监听站，其1979年预算仅为驻美情报站预算的一小部分，也显著低于驻欧洲主要国家首都情报站的水平——按克格勃标准衡量，意味着活动强度不高。大约1970年代初期至中期，“阿尔法行动”成功地“技术渗透了驻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与其他中国机构”，但米特罗欣的笔记未提及由此带来的情报成果。1980年-1986年任职于第十六局的克格勃官员维克多·马卡罗夫认为，中国无线电情报的重要性在1980年代初开始下降。自1981年起他被允许进入此前严格禁入的中国密码破译员办公室，他据此推断（可能正确）该办公室当前的破译成功率已不值得维持原先那种异常严格的保密级别。尽管克格勃与格鲁乌庞大的无线监听网络中的其他部门也曾拦截中国通信，但现有证据表明密码破译似乎无法弥补线人招募方面的相对失败。

延伸阅读：

克格勃关于中国情报活动的报告

苏中国境线的间谍和偷渡者

达曼斯基岛冲突的情报交锋

苏联公民对于可能同中国开战的想法

新鲜卷心菜汤是久经时间检验、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俄罗斯汤品，使用最常见易得之食材轻松制作。经典的绿卷心菜酸菜汤通常用牛肉高汤，但鸡汤营养更丰富也更香浓。如果买到的卷心菜不那么嫩，就需要多煮10-15分钟。如果您喜欢大蒜味，不妨在上桌前加入切碎的蒜末，或者用蒜瓣擦擦碗内壁，蒜味更加细腻柔和。

所需食材（4人份）：

卷心菜:250克
土豆:170克
鸡腿:1个
胡萝卜:70克
圆葱：1个
黄油：20克
月桂叶：1片
黑胡椒粒：5粒
盐、黑胡椒粉：酌量

提味用：
大蒜：1瓣
香菜：2束
莳萝：2枝
酸奶油：酌量

步骤：

鸡腿、月桂叶、半小勺盐和黑胡椒粒放入锅中，倒入1.5升冷水、最大火加热。煮沸后立即撇去浮沫，转中火或小火，让汤轻微冒泡，煮30分钟，视情况随时撇浮沫。

煮鸡汤的同时准备蔬菜：土豆、胡萝卜和圆葱去皮。土豆切细条，圆葱和胡萝卜切小丁。胡萝卜也可用擦丝器擦成丝。嫩卷心菜外层叶子剥掉，切细丝。鸡汤煮够30分钟，捞出鸡腿，稍微放凉，再次煮沸。

土豆投入沸腾鸡汤，转中火煮约10分钟，加入卷心菜丝再煮10-15分钟直到变软。

利用这段时间，烧热锅加入黄油，融化后用中火翻炒圆葱3分钟。接着炒胡萝卜，炒至变软并变色，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成品滋味更丰富。把炒熟的圆葱和胡萝卜倒入汤锅煮5分钟。

根据口味撒盐和黑胡椒粉，关火。取刚才的鸡腿，肉、皮、骨分开。皮和骨头留作他用，肉切小块或用手撕成丝。大蒜瓣对半切开，香菜和莳萝洗净擦干切碎。

上桌前用蒜瓣擦擦汤碗内壁，把鸡丝分到各个碗内，浇上热腾腾的汤，撒香菜和莳萝，搭配酸奶油趁热吃喝。

▢ 安德烈·捷斯连科

刻赤居民口中的“旧检疫站小镇”，自从伟大卫国战争以来几乎没什么变化。安静的街巷被绿意盎然的花园包围，白色的小屋被低矮的石墙环绕。人们仍用老办法蘸石灰粉涂刷房舍和围墙，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清净明亮。碧空中斑鸠鸟飞来飞去，焦急呼喊着：“切库什卡，切库什卡！”

透过小小的窗户，看见我外婆叶芙根尼娅·伊万诺芙娜·博克正在狭窄灶间做午饭。

我微笑着问她：“热尼娅外婆，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是不是咱家亲戚呀？四二年七月他因为反对战争、反对希特勒，被免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职务。真奇怪……他们居然没枪毙他？”

外婆坐到小板凳上，深深叹气，忧伤地回答：“要真是亲戚，咱家也不至于遭这么大难了。我们虽然是德国的……但我父亲约翰·亨利霍维奇就是个一般木匠，又不是贵族。”

我懂外婆在想什么：“冯·博克一家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也被英国飞机炸死了，上帝都看在眼里呢……”外孙请求道：“外婆，讲讲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吧。”

于是叶芙根尼娅·伊万诺芙娜开口回忆战争岁月：
“那年也是甜杏大丰收，就像现在。四二年夏天，树头一片绿一片黄，大颗大颗的甜杏密密麻麻。偶尔有果子掉地上，露肚皮的小孩和年轻的小战士喜笑颜开。
该吃午饭了。天气酷热，空气闷得人几乎无法呼吸。唯有从海上刮来的丝丝凉风让人深吸一口气，享受珍贵的片刻宁静。
中学刚毕业的妹妹安娜躺在床上，翻开书，抚平折起的页角，继续阅读被上一次空袭打断的小说。玛莎外婆轻轻摇晃小孙女，这孩子之前在阴冷的防空洞哭过，还没平静下来。而我则让战士们帮忙削土豆，快到吃午饭的钟点了。
邻居们从采石场的防空洞陆续回家，这次又捡了条命。七个年轻军官在我家借宿，指挥部就在附近。大姐拉娅回来后莫名其妙感觉焦虑……她收拾好孩子们，要带领全家折返防空洞。
我问大姐：‘拉娅，你怎么啦？疯了吗？空袭结束了怎么还往采石场跑？都安静了，你怎么搞得？’她不答话。我又喊:‘卓娅，若拉！回家回家！’
小妹卓娅在街上握着一根细树枝，把那些被警报声和飞机轰鸣吓得乱跑的鸡赶回院子。鸡被巨响震昏头了，四处乱窜。弟弟坐在白色的矮石墙上，望着天空，抓一把甜桑葚不紧不慢吃着，手和脸染得黑紫，却不挪动，目不转睛抬头看天。‘好了，都结束了，空袭结束了，魔鬼飞走了！不、不那里还有一架，飞得那么低！’
卓娅已经把鸡赶回院子，正和一个军官吵嘴，军官生气了，砰地摔门，把小妹关在台阶外。她说：‘若拉，快下来。’弟弟不耐烦回应：‘等等，它朝我们这边来啦！’
那架飞机像风筝似的低空缓缓飘来。我的心发紧，狂跳不止。飞机在我们屋顶上空盘旋，越飞越低，机翼的红星清晰可见。若拉又喊：‘是咱们的，是咱们的！你看它尾巴上也有星！’
这架飞机看起来像我们的‘玉米机’，顿时松了一口气。大家齐刷刷挥手，面露笑容。飞机绕了一圈，左右晃动机翼，往家这边飞来。
这时军官们正在换衣服。房门紧闭，隐约听见外婆轻声哄睡小孙女：“啊……啊……宝贝儿睡吧睡吧，都过去啦！”忽然一道闪光一声炸雷，一切都消失了。我什么都不记得，再醒来只见恐怖景象：卓娅被泥土和石块掩埋，脑袋露在外面不能动弹。房子已经没了，只剩地基和炉灶。天啊，我怎么在高处呢……
‘妈呀……妹呀……姐呀……’我呻吟着再次昏厥。邻居们厉声叫喊：‘拉娅，拉娅，你们家被炸了！’。拉娅撇下孩子，箭一样往回跑，看见眼前惨况，整个人呆住了。死寂……呻吟……杏子不停掉落的声音。家没了，满满铺着一层橘黄色水果地毯，颜色像血。拉娅两眼发黑，头晕目眩。半截上尉向她爬来，腰以下不见了，肠子在尘土飞扬的地上拖出一道血迹。他用尽最后力气，指尖扒地，望着眼前灰头土脸的女人。尘埃渐渐散开，把一切鲜活的东西蒙上黯淡灰色。上尉嘶哑说道：“拉娅……拉娅我求你……打死我吧！”说完深吸一口气，脑袋垂落地面。
若拉坐在院墙上，浑身像涂了石灰，歇斯底里吼叫。拉娅见卓娅的头露在外面，还以为脖子炸断了。这时小姑娘哼唧一声，姐姐发疯似的徒手拼命挖土石。邻居、战士们蜂拥赶来，拉娅边哭边小声念叨“活着，感谢上帝，活着！”
而我在树顶最高处尖叫，衣衫不整，心慌意乱。冲击波把我抛到金合欢树顶端，我睁开眼从上面俯瞰这一片混乱，脑子嗡嗡响，耳鸣不止。‘家人都活着吗？’可怕的念头挥之不去。想下树没力气，一阵阵陷入昏迷。
‘姑娘呀……妈呀……姐呀……’我一遍又一遍低声呼唤，稍微清醒又想努力下树回家。消防队来了，把我救下金合欢树。我两耳淌血，满身擦伤和淤青。感谢上帝，我没死。
大家开始清理废墟，眼前的惨状甚至令坚毅的军人颤抖。人们哭泣着诅咒战争、诅咒那个德国飞行员和他的飞机、臭骂希特勒和斯大林……
幸存的家人哭喊：‘主啊，这是为什么？你怎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屋内的人全体遇难，遗体基本完整。玛丽亚外婆死了，她揽着小孙女，弹片击中她的心脏，她就坐在原位，伏在孙女的尸身上。热尼娅也死了，碎片击中她的小脑袋，甚至没出血，外婆还没来得及哄她睡呢，死神抢先一步把她带走。十年级的安娜未能读完小说，弹片打穿书本也打穿了她。七个军官牺牲，包括那个摔门换衣服、偶然救了我们三个的上尉。”

“这就是命啊！受这种苦，可怎么活啊？”热尼娅外婆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外孙轻声请求：“后来呢？后来怎样？请再讲讲吧……”

“就在菜园，离我们家废墟几步的地方，挖了两个坟。一个埋妈妈、女儿和妹妹，另一个埋牺牲的军官。傍晚咱们的部队撤了，法西斯推进很快。轰炸接连不断，而且搞不清德国人从哪个方向打我们。他们已经进村了，我们只好躲到坟坑等待。女人们尽力挖土，挖的浅也没办法了，大概一米深吧。用布裹着亲人，牺牲的军官没有布了，只能直接埋进去。指挥部的军人匆匆离开，没留下棺材，甚至来不及埋葬战友——走得很急。我们只好自己埋葬所有人。就这么苦命。
战争期间刻赤多次易手：一会儿苏军占领，一会儿又被法西斯占领。有意思的是，德军会在战斗前疏散平民，而苏军从不通知你！我那时不想再活了，满脑子自杀，弟弟若拉和妹妹卓娅阻止我犯这个罪。我如果死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办？大姐已经有三个孩子，她最小的女儿战前就夭折了。于是我把若拉和佐娅视若己出，一直抚养他们。
丈夫从战场归来，盖了新房子。我生了三个女儿，用死者的名字给其中两个女儿命名。我用这种方式修正战争造成的残酷不公。老太太、大女孩、小女孩，被残忍夺走无辜性命的人，如今在我三个美丽女儿——热尼娅、安娜和加利娅的身上继续活着。”

六十年过去了，坟墓仍在原处。热尼娅外婆走到菜园，劳作一阵，坐到小木凳上用衣袖擦擦泪水，向母亲、妹妹说几句，轻轻哄着孩子……墓地永远干净、整齐，夏天的鲜花紧挨坟头盛开。

外婆说着说着，苦涩的回忆又湿润了眼眶：“别人不会天天去，可我会，我和她们像邻居一样。跟她们说说话，我也轻松些。而且亲戚们来访，一定会去祭奠。无辜遇难的人只要有人怀念，在那边就能安详。只要我还活着，她们就像活着一样陪伴我。我们怎样对待过世的亲人，子孙后代将来也怎样对待我们。可是没钱立碑，钱从哪来？养老金连吃饭、买药都不够。冬天不烧煤怎么生活？虽然是克里米亚，可冬天风雪交加、又湿又冷。听说德国人的养老金多得花不完，而我们这些胜利者只求饿不死。再说那些牺牲的军官，姓名都不知道，下葬的时候连证件一起埋了。法西斯攻得太猛，天天轰炸，顾不上啊。我们忙着保命，害怕极了，唯恐法西斯打来。谁知道会怎样啊？”

整条街的每户邻居都知道这两座坟墓。有个自以为最聪明、最“正派”的女人听说此事，写信报告上级。于是不知从哪儿冒出些很不客气的家伙，像秃鹫似的扑过来，把外婆当作敌人推开，蛮横大骂可怜的老太太。他们挖出军官的遗骨，转移到集体墓地，外婆在旁边瞧着，吓得说不出话。“至于您自家亲属——想埋自己花钱埋吧！”看样是领队头目的那个人撂下这句恶毒话，带着完成任务的十足神气，一脚踹开小门，同当年的法西斯别无二致。

外婆哭了很久，因为这场屈辱、因为被粗暴对待、因为人的卑劣以及掌权者的忘恩负义和不理解。她仿佛重新经历了一遍四二年的惨痛，差点儿气死，生病好长时间：血压升高、心脏发紧、脑袋胀疼、脉搏狂跳、太阳穴像锤子敲，但上帝让她长寿。神看见且体谅她的一切，赐予这位瘦弱妇女力量，让她能够承担生命中的各种苦难。热尼娅外婆深受亲友和街坊四邻尊敬爱戴，凡认识叶芙根妮娅·伊万诺芙娜的人都把她视为女性的全然典范。亲戚劝她迁葬死者，但热尼娅外婆说：“等我死了葬在一起吧，到时候你们想怎样安排都行。目前神还让我活着，九十岁了，一切照旧吧！”

外婆低声抽泣，颤巍巍站起身，踉跄着挪步去捡掉落的杏。整个院子铺满黄澄澄杏子地毯，树头的鲜亮果实不停落下，似乎在提醒我们战争年代这家人遭遇的悲痛。今年又是甜杏丰收之年，这样的年景可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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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袋青贮饲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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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乌克兰，5月22日被视为“敏感日”，因为异议人士自从1960年初开始聚集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克格勃派员干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项“活动”实际源于更早的革命前。

塔拉斯·舍甫琴科坟墓1861年5月22日在卡尼夫落成之后，不断有仰慕者前来凭吊。这位“科勃扎歌手”最初下葬圣彼得堡，如今终于安息故土，就在第聂伯河畔他曾梦想定居的高岸上。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1882年夏季造访卡尼夫的“塔拉索夫山”，亲眼见证：“坟墓一直有人拜谒，而它之所以严重倾圮正是因为未被遗忘”。两年后人们在坟墓竖立铸铁十字架，大约同一时期又建成小型博物馆——塔拉斯小屋（作家兼翻译奥列克萨·科别茨回忆“屋内两侧靠墙放着盖花布的长凳，墙上挂毛巾，其间高悬诗人肖像”）。博物馆设有访客留言簿，1901年第一本留言簿全写满了，启用第二本。

然而人们在迁葬纪念日集体扫墓这一传统是杰出作曲家米科拉·李森科1909年倡议的，当时他约朋友一起坐小轮船前往。有趣的是，1861年5月22日他作为护送人员之一乘坐同一条船陪伴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灵柩从基辅行至卡尼夫。从此每年5月22日总有许多基辅市民搭船造访塔拉斯山，1914年塔拉斯·舍甫琴科诞辰一百周年，凭吊者激增，之后几天亦然。翻看保存至今的留言簿，仅1914年5月25日这天就写了满满六页。

岁月流转，在纪念舍甫琴科的日子里人群络绎不绝。奥列克萨·科别茨说：每年五月底“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墓前举行一次无预告、无召集但规模必定宏大的集会活动，参加人数可达五千、六千甚至万人”。到了所谓“第一次独立”时期，1918年6月10日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政府宣布舍甫琴科坟墓为国家财产。

苏联建立后，五月末从基辅乘船去祭扫舍甫琴科墓的传统得以延续下来。出发日期未必是22日，有时会选在最接近这天的周末，但目的无疑是纪念迁葬。基辅市民前往卡尼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出行发生在1923年5月，因为这年墓顶的旧十字架被雕塑家卡列尼克·捷列先科创作的半身纪念像取代。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未阻止，人民委员会反而于同年决定在塔拉斯山建立科学教育保护区，六年后又特地为远道而来的访客修建了两层小旅馆。1939年诗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墓地最终形成了今日面貌：高基座上矗立的青铜纪念碑，以及文学纪念博物馆。

纳粹占领时期卡尼夫扫墓被中断了，人民在乌克兰境内移动必须持通行证，何况根本不允许随便进入塔拉斯山——因为有德国兵营。1944年5月，当这座城市重新回归苏联版图之后，大批群众参加了当局举办的官方祭扫活动，并以乌克兰人民的名义敬献花圈。战后从基辅去卡尼夫的旅行一直持续到1950年，如果5月22日天气不好就改在6月20日（塔拉斯山纪念碑揭幕纪念日）。谁知1951年这项传统活动被强行阻止：斯大林政权已经与“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斗争了多年，在当局看来，拜访舍甫琴科墓显然属于民族主义表现。

随着赫鲁晓夫“解冻”，国内形势趋于宽松，似乎许多事情现在被允许做了。1963年5月22日一群舍甫琴科崇拜者首次自发聚集在基辅大学对面的舍甫琴科纪念碑前，他们既不是区委组织的，也不是应付公差，诚心诚意敬献花圈、唱诗人的诗歌。克格勃未加阻挠，但事后得知一直在秘密监视，把这次“自发活动”记录在案。随后两年即1964和1965年，国安部门继续只监视不干预。

1965年夏秋成为转折点。那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乌克兰各地掀起了逮捕本土知识分子的浪潮。9月4日在谢尔盖·帕拉扎诺夫导演《被遗忘的祖先之影》首映式上，伊万·久巴、瓦西里·斯图斯和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维尔发表了标志性的抗议宣言。1966年克格勃关于5月22日集会活动报告的语气明显改变，文件不再使用抽象的“个别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开始列出具体姓名如：“И.斯维特利奇内、演员Т.齐姆巴尔、医生Э.比尼亚舍夫斯基、工程师В.罗布科、退休者Д.波尔洪、Н.斯维特利奇娜、Н.普拉霍特纽克”。

1967年当局不再袖手旁观。5月22日傍晚纪念碑前“聚集约二百人朗诵、唱歌”，虽然报告承认“他们并无任何敌对言行”，但“22时15分警察部门试图制止正在进行的活动”，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因为22时后禁止在公共场所唱歌、喧哗。结果“五人被拘留押送警局，引起在场者愤怒。集会组织者之一Н.普拉霍特纽克号召了约一百人，23:00前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意图在那里停留至清晨并要求释放被拘留者。经过解释工作，释放被拘留者之后，聚集在大楼前的人群散去”。此事没完。集会者次日起草抗议信（约五十个签名），寄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乌克兰政府，还寄给当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以传真电报的形式将事件经过告知大会代表德米特罗·帕夫利奇科、伊万·德拉奇和奥列西·洪恰尔，顺便给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著名月刊《新世界》投了稿。

此事仍没完。5月28日一群青年前往塔拉斯山，在博物馆留言簿留下二十六个签名，控诉有人禁止他们唱诗人的诗歌，甚至不允许他们说母语。很难讲这些信件和电报产生了什么效果，但正是在1967年，5月22日在当局眼中变成了“民族主义”象征，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的“集会”被定性为“反苏”。

1968年局势更加紧张。早在3月28日基辅街头就出现张贴传单，呼吁大家5月22日到舍甫琴科纪念碑参加两小时集会，随后八人一队有序前往基辅大学红楼喊口号。所以这已经不是“诗歌演唱会”，升级为了大规模抗议。克格勃将活动发起者（约三十人）置于“业务监视之下”。政府则采取了出乎意料的应对办法：紧急设立“基辅之春”文艺周，提出口号“兄弟民族友谊长存”。文艺周内容是在纪念碑附近安排基辅市、基辅州众多业余团体表演，时间覆盖5月22日及其前后几天。于是舍甫琴科纪念碑周边区域就被唱歌跳舞的“占据”了。据说用官方活动排挤抗议活动这一招是乌克兰国安委第一副主席鲍利斯·舒尔任科想出来的。

大学生们试图在纪念碑前自行其是对抗“基辅之春”，然而正如克格勃文件记载：“采取措施予以成功阻止”。1969年当局故技重施，再次组织政府汇演和国安力量削弱“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但第三届“基辅之春”哑火了——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呈送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和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报告写道：“1970年5月22日，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包括自发组成的‘戈明’合唱团成员，以合唱形式对抗政府汇演。一百人的团体自20时开始与政府汇演同步演唱乌克兰仪式歌曲，持续三个小时，并在政府汇演结束后继续唱到5月23日凌晨1时”。

政府汇演23时结束，“极端主义倾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举行了他们自己的持续近三小时的集会。发言者朗诵叶夫根·普卢日尼克、瓦西里·西蒙年科的诗篇及自己的作品，演唱了《遗嘱》《我的思绪……》《收割者在山岗收割》等乌克兰歌曲。1971年当局第一次明确打预防针：“基辅各高等院校提醒学生5月22日23时以后不宜出现在舍甫琴科纪念碑附近，引发了部分青年人的好奇心”。5月22日上午10时，克格勃在诗人纪念碑处“建立业务监视”，但未发生任何出格事件。临近傍晚，叶夫根·斯韦尔斯秋克（译注：作家、哲学家、异议人士）和伊万·贡恰尔（译注：雕塑家、画家）现身，默默献花后离去。18时15分“基辅之春”汇演开始：作家П.沃龙科、Г.多涅茨、С.奥利伊尼克和Н.普里霍季科发表激情洋溢讲话，“随后基辅市创作集体和业余文艺团体演出”。

此后，克格勃研判已不适合在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继续“基辅之春”文艺周。根据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齐布利科的倡议，1973年改为举办“全联盟艺术节”。

1972-1973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逮捕，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5月21日报告乌共中央：“1972-1973年间党的机关、社会组织、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安委及基辅州和切尔卡瑟州国安局，针对最活跃的集会参与者（包括业务考察对象）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1973年几乎没有此类集会，目前也未收到其筹备集会的任何材料”。但这不代表完全沉寂，人们仍然来到纪念碑前献花、诵诗，用这种方式多多少少表达对于压制的不满。

就连费多尔丘克本人也明白，尽管“已采取措施”，5月22日的集会仍将年年重复。他在报告中继续写道：“不能排除那些未逮捕的……他们的同伙及其他具有反苏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可能再次于今年5月22日在基辅或卡尼夫的Т.Г.舍甫琴科纪念碑前聚集并煽动反社会情绪”。总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5月22日都被视为不宜进入舍甫琴科公园的“敏感日子”，甚至白天亦如此！曾有大学教授上完课走习惯路线从黄楼途经公园去红楼，险些开除党籍（等于丢掉教职），最后挨了“政治目光短浅”的严重警告过关。类似故事屡见不鲜。如果是学生，当天走这条道很可能被大学撵回家。

于是这一天的公园异常冷清，平日总被带小孩老奶奶和下棋爱好者占据的长椅空无一人。克格勃还采取措施，避免通过“国际旅行社”渠道来苏联的外国游客在舍甫琴科纪念日期间出现在基辅。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的报告称：“预计到5月22日将有二百六十名资本主义国家游客抵达共和国，其中约一百人系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裔外国人。部分人可能成为5月22日敌对表现的煽动者和参与者。鉴于此，正采取措施尽可能调整外国人在基辅市的停留时间”。

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国安机关终于停止监视舍甫琴科公园，也不再阻挠纪念诗人迁葬周年的集会。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国家元首和来访的外国贵宾都会尊重传统向纪念碑献花。

延伸阅读：

1980年奥运会前乌克兰克格勃的活动

切尔诺夫策市拘捕庆祝保罗·麦卡特尼生日16人

克格勃怎样监视基辅欧洲马术三项赛

（本文一万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 玛丽亚·罗玛欣娜

自从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发展之路。那么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怎样设想21世纪国家发展呢？本文将探讨1983年安德罗波夫时代编写、仅供内部使用的《苏联1986—2005年科学技术进步综合规划》中的预测，并尽可能将其与2005年俄罗斯实际达成的指标进行比较。

苏联经济发展综合规划由三部分组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福祉与文化发展》和《人口、劳动力资源与劳动保护》，其中详细分析了1983年全国社会经济生活指标。这份规划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ГКНТ（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职能委员会制定，参与编写工作的主要单位有：苏联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下属之全苏系统分析科研所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文件不是在印刷厂出版，而是打字件复印的。由于该规划并非面向公众（不同于每年公开发行的国民经济统计汇编），因此可以说其中数据最接近当时国内真实情况。苏联1990年之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主要方向已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获得批准，优先任务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福祉、巩固国家经济、提升劳动人口积极性，进而增加物质与劳动力资源。

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任务

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于满足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解决提高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政府为自己设定了以下任务：
— 建立无阶级社会结构，消除居民群体之间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差异；
— 持续提高人民需求满足程度和福祉水平；
— 在发展基本生活领域的基础上，创造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 巩固苏联社会的思想政治统一，完善道德教育体系，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经济学区分两种再生产类型：粗放型再生产依靠增加额外资源实现扩张，不改变技术基础；集约型再生产则相反，它依靠提升技术与工艺基础的品质来增加生产规模。由于资源有限，从长远考虑，苏联经济的发展将力求向集约型再生产方式转变。

劳动力资源

截至1981年1月1日统计数据显示苏联人口2亿6660万，其中1亿3920万生活在РСФСР。苏联经济学家计划逐步降低劳动人口比例——部分通过减少就业妇女人数实现，这样做预计将提高出生率并延长育儿假期。若将1976-1980年劳动人口的绝对增长量视为100%，那么1981-1985年为30%、1986-1990年为28%、1991-1995年为28%、1996、2000年为61%，2001-2005年为64%。

1980年全国就业人口总数1亿3150万，其中74.4%从事物质生产，25.6%在非生产领域就业。在粗放型发展方案中，计划将物质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从1980年的9780万增加到1990年的1亿人，并一直维持这一水平。第二种方案则是，物质生产就业人数在1985年增加到9950万人后，逐步降至1995年的9710万，2005年进一步降至9240万人。根据集约型方案，非生产领域劳动者比例的显著提高应当通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加快增长来实现，同时扩大退休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的规模。

苏联经济学家长远预期劳动力短缺将会加剧，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劳动力进一步释放。尽管苏联农业就业人口比例总体上高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数倍，但许多农业企业，特别是苏联非黑土地区的农场面临劳动力不足，尤其缺少机械操作人员。根据第一种方案，农业就业人数应从1980年的2700万减少到1990年的2510万，并在2005年进一步降至2180万人。而根据集约型方案，依靠生产过程全面机械化加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导致农业劳动力以更快速度被释放，按照这一方案，农业就业人数应在1990年减少至2470万、2005年减少至1830万，约占苏联总人口的7%。

1980年工业职工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3%，预计这一比例未来将保持稳定或略微增加。查看俄联邦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据，总人口1亿4280万人中农业人口占5%，工业人口占10%。这种下降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苏联解体之后，大型工业区顿巴斯和农业人口为主的加盟共和国（中亚）都已分离出去。

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改进生产技术。由于苏联经济最初是以快速增加就业人口为目标，因此需要在新的劳动力资源形成条件下针对经济进行根本性调整，这就要求研发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工艺并将其引入生产取代旧技术。新技术和工艺首先应当确保总体减少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尤其是低技能和重体力劳动者。1980年代初物质生产领域从事体力劳动者逾5000万，其中约55%为工业工人，约65%为建筑工人。减少手工劳动的主要方向是：起重运输和仓储作业（1980年代初约900万人）的机械化、装配作业（约800万人）的机械化。

增加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劳动密度、减少工作时间损失。规划编制者认为，为此需要尽可能激发工人对生产成果的兴趣，完善工资制度及物质和精神奖励体系。减少工作时间损失首先应通过消除旷工和未经批准的缺勤来实现。若能减少因病缺勤，将释放出大量的时间储备。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对基层劳动组织进行重大调整，保障和支持生产及公共服务领域劳动者的劳动制度。

1983年对各工业企业的分析表明，仅班次内停工就浪费了15–20%的工作时间，因此减少或彻底消除这类停工现象将显著提高劳动密度。两点一线式通勤和轮班制也是经济效益显著的就业形式。今天我们正好能观察到这些方式的普及，外埠（译注：指首都以外的地方）无法为所有居民提供薪酬优渥的岗位，所以许多人选择到大城市或北方地区以轮班方式工作。

因此，根据综合发展规划，预期将通过技术改造苏联国民经济固定资产、提高劳动密度、减少工时浪费、改善劳动组织以及扩大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来实现既定任务。

专业人才培养

在制定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规划之际，存在以下问题：
— 保持不同类别劳动者（熟练工人、中等专科和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人员）数量之间的合理比例，以便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
— 在教育体系中实现人才培养形式（教育机构类型、学习形式）与专业化方向（知识领域和水平）上的平衡。

预计这些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同时，就业人口未完成中等教育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60年为26%，1990年为16%，2000年为8%，2005年为5%）。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底俄罗斯就业人口具有基础中等教育（九年级）的比例为6.2%，具有完整中等教育（十一年级）的比例为22.6%。还应逐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和品质上的显著差异，缩小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培养效果上的差距，改善各地区专业人才的保障情况，使人才培养中心尽可能靠近其未来就业地点。再就是：职业指导体系发展薄弱，学生对学习成果兴趣不大。

在远景时期，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应当以超快速度发展。在扩大职校网络的同时，有必要改善其物质基础，加强合格师资的配备，优化职校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更加充分地考虑国民经济非生产领域对相应资质劳动者的需求，加强职校与生产的联系。展望未来，苏联经济学家计划在每一个新建的或已有的大型企业（雇员两千人以上）附近建立一所基础职业技术学校，从而解决全体青年工人均能在固定学校深造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将职校和技校毕业生按具体岗位分配而非仅按企业分配的实践经验。

对中等专科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通过加速发展技术学院来满足，这些学院需要从十年级毕业生中招生。在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加速应用于国民经济的条件下，早在制定规划时人们已认识到，劳动者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已不够以满足其终生需求。在远景时期，建立灵活的劳动者再培训和技能提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加强实习与改行培训制度的作用，扩大并常态化学术休假。当然，1980年代初的规划制定者无法预见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使得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数十倍。21世纪职业需求不断变化，每年都有新专业出现，而教育体系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苏联时期指出的问题不仅没解决，反倒更加严重。

投资资源

在1970年代，投资活动由于多种原因开始放缓。资本投资规模从“九五”计划时期的142%下降到“十五”时期的129%，初级投资资源（木材、合成树脂、塑料等）的再生产受到更大限制。与此同时，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业尚未做好应用先进结构材料的准备，导致使用这些材料能够带来的节约效果无法充分体现。与“九五”计划相比，生产能力的投入动态下降了近10%，而“九五”和“十五”期间投入产能的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了30-50%。

机械制造业未能实现国民经济要求的结构性转变——首先是手工劳动机械化、农工综合体的加速发展、化学工业的提升及出口潜力的扩大。机械制造业和冶金业产品的品质与技术水平无法满足国民经济需求，这导致设备进口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投资资源被浪费在制造性能过剩的设备上（例如盲目追求通用性、追求突破世界纪录），这些性能在企业实际生产中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工程建设周期超标2.6倍，导致新设备和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前已经落后过时。

初级投资资源的短缺，尤其金属不足，导致黑色冶金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建筑安装工程和机械制造业的滞后导致进口比重上升、推高设备价格，从而降低了资本投资效益。

“十五”期间冶金、动力、钻井、压缩泵设备进口大幅增加，海外采购的金属加工设备、半自动化生产线及其他各类机械设备也有所增长。进口剧增显著加重了原材料工业的负担——包括燃料能源综合体。石油加工、化学、造纸工业及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等领域开始更多地采用进口设备。

为克服投资活动中的这些不利趋势，在远景时期，政府计划消除初级结构材料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减缓新增产能的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并提高国产设备的技术水平。

资本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增长的原因包括：设备和建筑材料成本上涨、建设规模扩大、建设活动向北方地区和地震带转移。在远景时期，通过降低国产设备单位产能成本、开发更可靠的机械和设备型号、减少昂贵设备进口，以及更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设备，有望放缓增长速度。

能源资源

1980年代苏联燃料能源综合体进入了传统燃料生产放缓阶段，导致燃料能源资源整体产量下降。1951-1970年燃料能源资源(ТЭР) 年均增长率7.2%，1971-1980年5.1%，而根据行业预测材料，1981-2000年增长率不会高于2.5%。这种趋势是燃料能源行业生产资本密集度持续增长的结果。

1961-1980年间燃料能源资源(ТЭР)分配情况如下：用于满足国内非燃料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ТЭР比例下降，而出口资源的比例上升。在此期间，燃料和能源出口量增长了5.4倍，其占燃料能源资源总产量的比重上升8%，最终超过16%。国内石油燃料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巨大差距：1961-1980年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平均占原油开采量的26%。

燃料和能源出口份额的增长趋势，无论是在其分配结构中还是在出口总量中，都是在苏联经济拥有丰富的燃料能源资源及能源行业成本效益高的条件下形成的。1961-1980二十年间，这些行业的产品在苏联出口中的份额增长了2.9倍，达到出口总量的46.9%。

苏联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生产过程的高能耗，这很容易用其高材料消耗率来解释：生产、运输与加工大规模原料和材料，在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能源投入。1980年代初苏联非生产性能源消费人均水平比西欧国家低两倍，农村地区的电力消费又比城市低两倍。

长期以来国家经济一直侧重于能源和燃料（主要是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生产的高增长。为了在未来实现更加节约的能源消耗，需要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造。苏联经济学家认为必须：
— 创造条件防止燃料和能源开支及损耗增加，在交通系统、工业和住宅建筑、生产流程的设计阶段引入严格节能要求。
— 加快国民经济电气化进程，同时利用所有类型的燃料而非依赖单一燃料；
— 研发使用固体燃料的大功率能源设备；

在讨论的前景期内，ТЭР生产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石油比重的急剧下降。因此，在确保ТЭР总体节约的框架下，节约石油燃料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如果要把石油及石油产品出口份额维持在1985年水平，1986-1995年石油产品消耗年均降幅应当是8.4%，1996-2005年达到8.6%。

2003年统计数据显示，石油开采比例仍然相当高——40%。石油出口比例同样居高不下——超过50%（2003年6.025亿吨原油产量中出口达3.258亿吨）。

消费资源

1980年代初，60%以上的消费基金总额来自农工综合体(АПК)的产品。尽管采取了加强农业发展的措施，但产量仍在下降。例如“十五”计划期间，该行业总产值的年度最低值与最高值之间存在大约6%的差额（粮食则高达80%）。基础设施不发达导致在丰收年份无法建立保险储备（1980年粮仓容量仅略高于1.5亿吨），加之物流网络运力有限，损失进一步增加。畜牧业生产率出现下降趋势，鱼产品日益短缺。由于渔获总量减少，1977-1981年人均鱼和鱼产品消费量低于1976年水平。

轻工业也面临困难。由于款式单调、做工低劣，许多国产服装无人问津，而同类进口服装却十分畅销。商品品种和品质不符合居民需求是造成库存过剩、积压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在所有滞销和积压的商品中，五年及五年以上的产品比例从1978年10月1日的23%上升到1981年10月1日的46%。新款式仅占总产量的7.2%。苏联服装产品的低品质同样影响了需求，1970-1980年代初贸易检查部门每年淘汰15%的皮鞋、逾13%的成衣和10%的针织品。

生产规模有限、产品更新缓慢且种类单调，导致大多数文化生活及日常用品（ТКБНХ）的使用年限被人为延长。根据苏联贸易部数据，某些日用品的订单满足率仅40—85%之间，同时，卖不出去的商品库存却在增加。文化生活用品消费资源的增长受到产品品质低劣的制约，1980-1981年贸易检查部门发现，市售的25%电视机、20-25%冰箱、15%家具、10%洗衣机和10%收音机为不合格品。文化生活用品消费的增长也受到维修和技术服务组织不完善，以及配套商品产量不匹配的限制。

由于农工综合体部门发展滞后，在这些部门产品的消费结构中，进口产品和酒类所占比重上升。到1980年，进口货在农业相关行业产品消费总增长中的比重已接近40%。如果说在“九五”计划期间轻工业制成品进口增长最迅速，那么在“十五”计划期间主要是食品进口增加。

农工综合体的产品生产首先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效率。要提高效率就要提高作物产量和生产率，同时改善农产品原料的品质，建立储备体系，实现资源有效分配，并保证稳定的基础设施以减少原料损耗。

由于经济学家认为农工综合体的发展总体上取决于初级农产品原料的利用率，那么为了提高这种效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 减少在各个阶段的储存和加工损耗；
— 提高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深度，扩大食品、纺织品、服装、鞋类的品种；
— 扩大加工企业的产能，考虑在高产年份拥有必要的储备能力以处理原料；
— 减少生产消费品所使用的技术需求，并且在不降低农工综合体最终产品消费性能的前提下，用人造原料合理代替天然原料。

为了维持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的生产，并稍微平衡居民消费结构，综合发展规划拟定以下措施：
— 提高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的品质及其使用经济性；
— 实现生产现代化，保证在五至七年内定期更新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 开发和生产新型产品，包括基础型号和成套消费品；
— 发展文化生活和日常用品维修和服务领域，生产配套产品。

在未来发展阶段，追加资金用于产品保存并及时送达消费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制定综合发展规划时，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保障水平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差距达六倍。根据基础设施工作委员会评估，因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年损失额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包括：产品积压和损坏、品质下降与运输过程损耗、运输工具准备不足、道路状况差、运输通行能力储备不足、储存条件恶劣、供应运营费用过高，以及通信设备落后、不可靠且品质差。

今天，正如我们所知，商品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但很大程度上是靠进口解决的。

消费结构的变化

1971-1980年国民福祉总体指标显著增长，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46%，居民个人消费基金增加了66%。因此，居民在物质财富方面的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食品在个人消费基金中的占比从1970年的63.3%下降到1980年的57.3%，非食品消费品的比重相应上升，其中轻工业品（服装、内衣、鞋靴、纺织品）从23.5%上升到24.4%，文化生活及日用商品从4.7%上升到7.7%。居民预算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支出比例从9.0%上升到10.2% 。远期规划目标是提高国民福祉、增加消费总量并不断改善消费结构。

也注意到酒精饮料消费不断增长。1970年人均开支101卢布，1975年135卢布，到1980年已接近170卢布。鉴于这种情况会影响劳动力素质，恶化人口再生和健康状况，最终降低人民福祉水平，未来计划将酒精饮料在个人消费基金中的比重降低至少1.7-1.9倍，并提倡购买低度酒。苏联酿酒业的一个特点是烈酒产品占比很大——1980年为51%，而多数发达国家仅15-40%。而且苏联人的低度酒和啤酒消费比其他国家低2-6倍。

还考虑到在未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组织生活、休闲活动，使民众最大限度地接触文化和艺术成果。由于城乡居民在获得有偿服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别，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消除这些差别。计划鼓励服务业高水平履行个人订单，将最耗时费力的家务劳动尽可能转移到有偿服务领域，并扩大群众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机会。

无论收费服务或免费服务，根本问题都在于提高民众实际获得的服务品质。教育、医疗、学前托幼机构等的服务品质不能满足人民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社会组织的生活服务体系（收费或免费）未充分考虑消费者需要，所以高品质的服务转移到了所谓私人服务领域。私人服务的发展恰恰表明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品质落后，这对于所有个人消费领域都是现实问题。

在远景时期，政府提出以下任务：满足人民对均衡营养的需求，推动富含维生素的饮食，减少酒类消费；推广耐用消费品在家居、休闲等方面的应用；为每个家庭提供住房；满足人民对于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学前教育方面：计划到2005年使农村地区幼儿入园率达到60-70%，城市地区85-90%，并将每位保育员照管幼儿的人数降低到10-15人。

财政平衡

在苏联经济中，货币积累构成了财政资源的主要部分，包括国营企业和组织的利润、集体农庄的净收入、营业税、国有和集体农庄合作社的社会保险缴费、外贸收入及其他积累。货币积累的主要形式是利润和营业税，1961—1980年间它们在货币积累中的总比重保持在85-90%上下。

1971-1980年储蓄的增长速度相比前十年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尽管如此，工资水平依然在提高，税收和保险缴费随之增加。

随着金融资源增长，国民经济中物质与财政失衡的加剧不可避免，导致计划与经济管理方法主要侧重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种失衡对整个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它助长了过剩库存的形成、资本投资的分散及各类国民经济资源的短缺。

物质与财政失衡表现为流通中的支付手段（非现金和现金）持续不断地超过流通中所有物质资源的总价值。1961-1980年国民经济中支付手段年均值增长6倍以上，而社会总产品仅增长3.2倍，国民收入增长3倍。同一时期，国有企业和组织在银行账户中的货币资金增加9倍以上。据专家估计，到1980年底流动性过剩至少1200亿卢布。同时，国民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还伴随着商品库存的积压（不少于400-450亿卢布）及不合理在建工程的积压（不少于300-400亿卢布）。二十年来国家对居民的货币债务增长了13倍，到1980年底达到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0%左右（或国家预算收入的75%）。

国民经济流动性过剩加剧了主要经济资源：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短缺。资源短缺又促使各经济组织建立远超实际需求的储备。由于储备的积累，企业资金周转下降，结果需要投入更多货币，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过剩。

苏联经济发展综合规划提出以下措施克服物质/金融失衡：
— 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确保物质资源与金融信贷资源相协调；
— 必须进行信贷金融改革，以加强国家货币流通的集中规划与管理。改革应当区分国家预算资源、银行贷款基金及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国家预算收入部分应来自经济积累，而非依靠预付拨款；还应当改变信贷体系；
— 改变经济组织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为使用银行贷款覆盖开支创造条件。

实现供需平衡

支付能力需求与商品供应之间失衡，造成了国家经济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居民丧失了高效劳动的动力，劳动强度下降，消费品品质劣化。 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失衡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

经济学家们期望在1990年代初期创造出能够阻止进一步失衡的条件，确保商品供应满足货币收入。计划采取的措施是：
— 增加消费类商品资源的供给量；
— 限制支付能力需求的增长（通过影响居民的名义收入和储蓄）；
— 激活供需平衡的机制。
上述这些措施必须综合运用，因为单独实施无法解决问题。此外，还需要将这些措施与实现国民经济物质/金融平衡的举措相结合。

提高居民货币收入的措施必须限定在能够实际落实的消费资源范围内进行规划，同时预留必要的储备以防资源计划完不成。通过大幅减少农产品生产、储存、运输和加工过程中的损耗，可以显著增加大部分食品和一部分非食品商品资源。

实现平衡的主要条件是商品和收费服务的供应能够超前增长，加速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收费服务、大幅提高其品质、扩大其种类，探索增加商品资源的新途径，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集中所有地方资源。为此，规划设想发展个体和合作生产，鼓励副业经济和私人服务——尤其是在动用国家资源不划算的领域。从更长远来看，不仅需要增加最紧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还要在各领域提高对居民合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同时，应当考虑生产的经济可能性及满足某些需求的社会前景。

实现平衡的另一种方式是拓宽居民货币支出渠道。首先设想的是改变建筑业融资秩序。规划还考虑为一切有需求的人提供园艺用地，并推动全民买车。如果能将城市家庭的菜园和度假用地普及到至少25%（1980年约为10%）将带来以下好处：首先这是一种健康的休闲方式，其次让有儿童和退休人员的家庭拥有休养场所（1980年代初人们更愿意在郊外休养，较少在疗养院、度假屋和膳宿旅馆），而且是额外的蔬菜和水果来源。休养场所还是建材、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的重要消费市场（经济学家估算1980年代此类目的每年在建材上的支出可达15亿卢布，在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上的支出可达10亿卢布）。同时，建议对土地使用征收较高费用，并将分配面积增加1.5-2倍。

据苏联经济学家计算，汽车及其配套商品和服务可能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渠道之一。若在2000-2005年实现每100个家庭拥有35辆汽车的水平（1980年代初东德已达到这一水平），需要将汽车的年销售量提高到300-350万辆，从而带来200-250亿卢布的零售额。燃料、保养和维修、附加及配套商品的开支也大致相当。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俄罗斯每千人拥有150辆汽车。

另外，计划推广各种形式的医疗收费服务：门诊部、检测实验室、美容院、牙科诊所、理疗、按摩、泥疗中心等扩大居民消费渠道。还考虑发展多样化的收费休闲服务，组织各种体育俱乐部、打字、速记、编织、裁缝等课程和兴趣小组，以及电影大学和文化大学，规模足以满足居民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调节供需关系包括必然实行零售价格改革以建立灵活的价格调整机制，也要完善税收制度：引入累进税制。为改善住房状况，建议将国有住宅临时租赁给没有固定住房（例如住单位宿舍或向私人租房等）的家庭。

1986-2005年远景时期的社会问题及解决途径

1960-1980年苏联社会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构皆发生变化。社会各群体的需求水平与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未满足的消费需求大幅增长，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短缺加剧，导致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减弱。在短缺形势下产生了特殊的分配机制——既有官方的（如通过企业分配紧俏商品等），也有非官方的、反社会的、违法的。展望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高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潜力的品质和利用效率。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成以下任务：通过改善劳动和休闲领域保障居民更高的劳动、社会和文化水平；提高居民福祉水准；实现社会的同质化。

在远景时期，经济学家希望消除社会上无效的劳动形式（即导致人在生理、神经心理和社会层面退化的劳动条件），并建立有助于每个劳动者个性发展的就业结构。设想到2005年，体力劳动和社会吸引力较低的工作的比例应控制在就业总人数的5-7%以内。

当时预计，工业和建筑业的非熟练劳动可在1990年代初被消除——到那时低技能劳动的规模将不超过工人总数的10%。到本规划期末，要求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消除低技能劳动，在服务业和农业中消除非熟练劳动。这些行业中从事低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不应超过就业总人数的5-10%。

与此同时，仍然存在怎样鼓励工人从事社会吸引力较低岗位的问题，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 — 在普遍义务条件下进行相对短时间的动员（派遣工人和职员从事农业劳动、果蔬基地、建筑、场地清扫等）。这种特殊形式的动员可以视为：在不受欢迎岗位上从事义务工作作是日后获得高技能、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和良好劳动条件的前提；
— 通过提高薪酬和提供社会文化福利来补偿不利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内容，从而吸引并挽留工人；
— 通过缩短工作年限、从固定岗位转向流动岗位、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内容和技能来消除社会吸引力较低岗位的负面影响。
《综合发展纲要》的制定者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因为它不涉及强制手段。

1970-1980年代针对在吸引力较低岗位工作者的补偿机制包括：涨工资、各种形式的晋升机会、优先安排疗养院和休养所、优先保障儿童入托及优先考虑改善居住条件等。建议的改变是：降低工资的作用，优化劳动与休息制度，同时保留在医学服务、治疗和休养方面的优待。

在就业领域，主要的社会和经济任务是实现就业岗位的质量平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流动性，创造更多样化的条件使劳动者融入社会生产。作为实现有效充分就业的一种方案，曾考虑建立包含广泛特征的全联盟人口登记系统。

克服城乡差异

从长远看，国家面临一项重要任务：在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背景下增加农业生产规模。预计到199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50-200万人，到200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只剩约4600万人。与此同时，脱产学习的学生比例将大幅上升，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通勤式流动人口）的比重将显著增加，从事服务业及农工综合体非农部门（工业、基本建设、交通、采购）的人口比例也将升高。

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集体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将从1989年的2290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1700–1800万人，2000年进一步减少到1200–1300 万人。这就意味着，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保持不变，那么到200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产量相比1960年仅能提高1.1倍。但要完全满足社会需求，2006年产量至少应提高1.7倍——这个数字考虑了人口数量的可能增长、按照合理营养标准保障居民食品供应的必要性、工业对农业原料需求的增加以及苏联外贸的利益。

在长远时期，克服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的主要途径是缩小城乡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差距。农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能满足居民需求的增长，大多数农村居民点缺乏基础设施。根据1979年人口普查结果，苏联有超过49%的农村人口居住在不足1000人的小村庄，1970年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点有226 人，1979年这一数字是259人。然而，只有人口超过一千的村庄才具备建立综合服务设施的基础，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服务机构（小俱乐部、小学校、杂货店）的正常运行也至少需要300名居民。

1996-2005年这十年，应该继续加强城乡一体化，建立相应的生产、社会和生活联系体系。到这十年结束时，预计将会完成村庄之间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这将改善城市居民点的发展条件，扩大城市居民利用农村地区进行休闲、社会文化和日常活动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能够促使城乡居民形成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

到2005年提高人民福祉的主要任务

展望至2005年远景时期，社会主义生产的最高目标在于满足全体居民对主要消费品的（人均）需求，同时大幅缩小社会各群体需求满足程度上的差距。

为合理化居民消费，政府提出了以下远景时期任务：
— 确保居民获得优质、均衡营养，在适当降低膳食热量的同时，提高动物蛋白比例并加强食物的维生素化。届时全苏平均每人每年消费：肉类和肉制品超过80千克、鱼类和鱼制品20千克，牛奶及奶制品（折算成牛奶）380千克、鸡蛋超过270个、蔬菜和瓜类140千克、水果约75千克。同时，面包和小麦制品的消费量降低到110千克，土豆降低到105千克；
— 满足居民对各类服装鞋靴的需求，扩大品种并提高衣裤品质。平均而言，男性的衣柜应包括：各类大衣、风衣和夹克3.5件、西装3.5套，外加裤子3条、夹克1件、衬衫9件等；女性的衣柜应包括：大衣类服装4件，连衣裙约10件等。这些需要每年人均消耗超过50平方米的织物和无纺布。此外，合理标准还要求每年人均购买外衣4件、针织内衣9.5件、长袜短袜8双以上、鞋靴5双（包括皮鞋3.6双）；
— 为家庭配备整套家用电器，以减少家务时间、减轻劳动强度；生产各类日用品、家电和家具，保证居住环境合理舒适。平均每100户家庭应拥有：112台冰箱、85台洗衣机、60台电动吸尘器、82台缝纫机；
— 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用品，满足居民在精神和身体发展、出行和交流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平均每100户家庭应拥有：600个钟表、160台收音机和收音电唱机、130台电视机、60台照相机、25辆摩托车和踏板式摩托车、74辆自行车；
— 稳定并逐步降低酒精饮料的总体消费水平，同时显著改善其消费结构；
— 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套独立住宅（或公寓），房间数量要比家庭成员人数多1个；改善住房质量，提升公共设施的配备程度。这要求将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21-22平方米水平。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希望控制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发展，防止出现物质主义、囤积、奢侈品购买过度增长等现象。其中一种控制手段是累进税制。

至2005年的文化发展

1960-1980年，面向居民的几乎所有种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都呈现稳定增长。比如，报纸、杂志和图书的年发行量分别从150亿份、7.8亿份和12.4亿份增长到400亿份、32.3亿份和17.6亿份；国家公共图书馆数量从6.87万间增加到10.75万间；电视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居民用户数分别从580万、2780万和3080万增加到7500万、6750万和8160万；电影放映设备总数从12.05万台（1962年）减少到10.26万台，但在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系统内的年放映场次从3710万增加到4490万；文化部系统内的音乐会数量从31.7万场增加到58.8万场；俱乐部机构数量从12.43万个（1965年）增加到13.64万个；博物馆从929间增加到1465间；文化部系统内的公园从616个增加到1063个；旅游参观服务规模从17.6百万卢布激增至1448.8百万卢布等。

但文化服务供应的品质逐渐下降，文化工作者队伍不合格是重要因素，这表现在他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足（例如1980年文化部系统俱乐部工作人员中仅6.5%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许多人缺乏专业培训（1983年近40%的剧院演员未受过专业培训）、人员流动率极高（1978-1980年分配到РСФСР国立俱乐部机构工作的高等和中等专业院校毕业生，到1981年初仅有50.9%留任）等方面。

苏联经济学家预计，在未来阶段应当以最快速度发展的是多种形式的积极活动——非职业性教育与创作、各种类型的业余活动（首重集体组织、俱乐部形式的）、旅游与参观、体育和竞技。

预计1986-2005年各种印刷品的出版发行将大幅度增加。政府并未预期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应用会出现任何大规模革命性变化（即以某种新形式信息载体取代传统刊印文本）。当然，1983已经有电子计算机了，但无人料到互联网普及全球，电子书取代纸质书。

由于苏联人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降低中年人群（尤其男性）的意外死亡率，并将意外及其他外因导致的青壮年死亡尽量推迟到老年和高龄阶段。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传染病是主要死亡原因；在РСФСР，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其次是中年遭遇意外事故，而日常受伤最常见的祸根是酗酒。总体上看，二十年来情况几乎没有变化，2004年俄联邦人口的主要死亡原因依然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意外事故，人均预期寿命从1992年的67.9岁下降到2003年的65.1岁。早在1960年代寿命缩短的趋势就已显现，而在规划远景阶段，苏联经济学家预计这些指标不会改善。

回顾苏联政府当年设定的任务，我们看到，许多问题在21世纪初的俄联邦仍然没有解决。尽管国家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某些解决方案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城乡差距依旧巨大：城市在发展，农村却在衰落。人才短缺、专业能力不足（尤其在地方上）、基础设施薄弱仍然是突出问题。居民消费状况有所改善，短缺问题不复存在。总体而言，若要完全实现苏联的综合发展规划，就需要对当时的生产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1985-1991年的“改革”时期曾进行过尝试，但如我们所知，未成功。

延伸阅读：

苏联的统计和意识形态

略谈六十年代后期苏联物价

1970年代强力而低效的反酗酒运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安德烈·沙瓦耶夫

21世纪初各国媒体开始广泛使用一个新词：“跨境行动”，它的含义是在邻国领土实施一系列军事与侦察行动，保障本国边境安全。促使这个新概念被广泛公开使用的契机是，土耳其武装力量和特战部队在土伊边境地带（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开展的联合行动。

说起来，早在1980-1989年期间，苏联边防军和国家安全机关就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境内实施了有战略意义的长期跨境行动，规模覆盖整个苏阿边境接壤地区：从伊朗、苏联和阿富汗三国交界的祖尔菲加尔峡谷到小阿富汗帕米尔，包括阿富汗九个省份：赫拉特、巴德吉斯、法里亚布、朱兹詹、巴尔赫、萨曼甘、昆都士、塔哈尔和巴达赫尚。

开展此项行动的必要性缘于武装团伙在上述地区的活跃侦察、破坏和恐怖袭击，以及阿富汗正规军、情报机关和边防部队无法控制阿富汗北部局势的现实情况。这些武装团伙的威胁在于，他们仿效圣战者的游击战术，向苏联境内居民点开火，越界实施盗匪袭扰，并在苏联边防巡逻路线沿途设伏，企图俘虏或杀害苏联边防军人。

苏联边防部队责任区内武装匪帮的人数在4000-16000之间波动，使得他们有能力控制阿富汗北部大片土地。例如，在苏阿边境塔吉克段相邻的达什提·卡拉县，二十七个村庄只有五个受阿富汗政府控制，其余均被反政府武装掌握。当地居民即使不公开协助匪徒，也被他们彻底吓服，按时向武装分子交税，并且因为害怕肉体惩罚或巨额罚款，坚决拒绝接触苏联边防军。

阿富汗武装团伙倚仗北约国家、巴基斯坦和几个亚洲国家情报机关的定期支援，除拥有常规轻武器外，还装备了大口径机枪、加农炮和迫击炮、火箭发射器、反坦克与爆破装置、喷火器、便携式低空导弹及现代化通信设备。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境内建立的部队与情报行动掩护体系沿着长达2000千米的苏阿边界延伸，纵深约100-150千米，覆盖了阿富汗与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部分边境地带。由此，苏联边防军负责的区域面积超过二十万平方千米，涵盖邻国境内广大地区。

军事反情报的任务

战时苏联特别处工作人员主要致力于揭露敌方的计划和阴谋，挫败其针对边防部队官兵的刺探及恐怖破坏活动。至于和平时期的日常任务：发现军人中可能实施犯罪的个别人员，已非当务之急，因为边防军的选拔与综合训练水平极高，官兵道德品质、意志力、对祖国的忠诚几乎从未受过怀疑。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苏联边防军的军事反情报机构未设侦缉单位，因为根本没有必要——苏联边防军在阿富汗驻扎九年，没有一名边防军人开小差、临阵逃脱、丢失武器、被俘、失踪，或被抛弃任由叛乱分子杀害。在长时间连续战斗的条件下，部队展现出如此独特而无与伦比的战斗准备与可靠性，不仅是部队指挥员和政工干部的巨大功劳，也离不开几十名边防部队军事反情报人员的贡献。在跨境行动期间，驻中亚地区的反情报工作由О.Н.舍甫琴科将军、В.Н.谢列达将军、А.Д.瓦辛将军、В.М.罗马申将军及С.Н.斯塔罗斯京上校直接领导；而在苏联国安委第三总局第八处层面，则是Ю.А.卡尔加诺夫、А.И.科尼克将军与А.Ф.列兹尼琴科、В.И.雅斯特列布科夫上校进行指挥。（译注：第三总局第八处专司边防部队反间谍，Ю.А.卡尔加诺夫曾任处长二年，升任第三总局局长）

在阿富汗作战期间，边防军特别处工作人员不仅从事国家安全机关特有的“纯粹”反间谍工作——揭露敌方特务、阻止其策反边防军官兵，还要渗入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网络，开展假消息欺骗行动，及时挫败劝诱我方军人叛国投敌的阴谋。这些人不仅是在官兵身边活动，而且与官兵并肩战斗，在空降突击队和摩托机械化分队中、在战士、军士、准尉和干部队伍中展现勇敢与英雄气概，与他们共同经历胜利和失败、悲痛和荣耀、软弱和坚强，在作战行动中同样流血牺牲，同样失去战友。每当面对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挫折，或在侦察中受阻时，这些人从未与边防军拉开距离，更不会抢夺功劳。

日常作战任务

特别处人员Ю.А.阿丰尼切夫在阿富汗服役期间参加了二十多次侦察、追击和歼灭武装团伙的行动，他作为空降突击队成员，在敌方顽强抵抗的条件下执行了十七次战斗着陆。阿丰尼切夫回忆：“1981年本人从苏联国安委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到远东边防区特别处做侦查员。1986年5月根据国安委主席的命令，边防区组建了专门分队赴阿富汗参加战斗行动。按照要求，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必须具有不少于五年的反间谍工作经验，而我符合这一标准，因此被指派承担该分队的作战保障工作。自1986年6月至1988年9月，我与中亚边防区莫斯科边防支队的空降突击机动队全体人员共同参加了在阿富汗境内实施的全部作战与行动。
机动队的行动具有特殊性，全体人员仅在基地内集中，而在周边地区执行任务时则分散为若干小组完成共同目标。由于作战中经常要吸收阿富汗正规部队及签了合同的武装团伙，从而为接触阿富汗人创造了条件。期间也发现对方试图搜集我方干部与战士个人信息、贩运毒品、交换生活物品和武器，以及盗窃武器、特种装备和私人物品等行为。
必须指出的是，战斗行动持续全年，作战地点各不相同——既有“绿地”，也有山岭和山麓，身体与精神承受巨大压力。1987年10-11月，在消灭又一名武装团伙头目的行动中，我队十二或十五次飞赴新地点。具体来说就是傍晚飞抵一个位置，立即挖掩体过夜，天亮继续飞行。最终在喷赤支队管辖的边境接壤地区追上敌头目，包围了一百二十六人的武装团伙，歼敌一半，俘虏其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装有五百万阿富汗尼现金的保险箱，我方无人伤亡。
行动中所有单位——参谋部、侦察科、反间谍、政工干部、工程兵、通信兵都在为胜利付出努力。为了获取敌人情报，必须对俘虏进行过滤，识别活跃的匪徒、匪帮的完整编制、武器装备、活动路线、撤退通道及头目藏匿位置等。情报对所有人：指挥员、炮兵、工兵、飞行员都很重要，尤其在行动初期。俘虏通常不肯招供，能对他们施加的手段又很有限，审讯时不得不求助同我们合作的阿富汗人。他们深谙此道，运用自己的特殊技术审讯，但最好不要亲眼目睹。某个省的国安部首长随身携带这样一位专家，逼供大师，但眼神令人心里发毛。
至于恐惧……只有蠢人不知道害怕，但必须克服恐惧。最重要的是不能在战友面前表现慌乱、犹豫，特别处人员的言行对于战士和军官而言，始终是判断战场形势的指标。
为了掌握一切动态，我不得不与指挥所待在一起，或在各据点之间穿梭。构筑驻扎地点的安全体系是单独话题了。例如，厕所必须设在防线之内、壕沟后方，严禁任何人越界外出。严禁战士们拿信件擦屁股（译注：防止敌人捡拾）。转移之前要亲自检查壕沟，命令填埋厕所。行动往往持续多日，人们在有限空间停留很长时间，会逐渐适应环境，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警惕性下降。由此产生了冒险冲动，比如有人想去最近的村庄——声称那边“有枪声”。任何脱队外出的企图必须被严厉制止。
关于武器和存放。有一次收到一批手榴弹，在投弹训练中发现爆炸时间不一致，延迟2-7秒不等，约10%的产品根本不爆炸。调查发现是引信有缺陷，这批手榴弹不得不退回。在战斗中这样的细微问题可能导致多个战士丧生。另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使用一种带云爆弹头的火箭筒，将其置于待发射状态的动作是扳动手柄。正准备起飞转移阵地之际，一个兵跑来告诉我，火箭筒射手扳动了手柄，又想扳回原位，这意味着筒内的弹头可能窜出来爆炸。只好推迟起飞，用炸药销毁火箭筒。
激烈的战斗结束后经常会缴获一些稀有贵重物品，包括火器与刀枪、弹药、宗教物品、食品和毒品。这些东西务必严加看管，因为将其私自带入苏联境内构成犯罪，需要采取包括人身搜查和物品检查在内的各种措施。为防范此类事故，定期邀请指挥部和政治部派员参与开展综合性预防工作。总之，在日常工作中已建立起一整套保障安全、确保任务顺利完成的制度性措施。
负责登记报废在战斗中损失装备的小组必须有特别处人员参加。当由于某些原因无法出示实物，就需要专门核查。例如，1986年9月检查一架烧毁的直升机，我们不得不手工拆解残骸，直到寻回一支AK-74步枪，即便在场的一位高级军官对此表示不满。另一项特殊程序是向阿富汗人移交物资、武器、弹药和粮食，同样要求特别处人员予以确认。”

我承担指挥

另举几个特别处人员被迫临时承担指挥角色的事例，再次引用Ю.А.阿丰尼切夫的回忆：“1988年4月，根据指挥部计划，一支车队被派往境外目标，空中突击机动队提前在沿途可能遭遇武装分子袭击的位置占据阵地。实施机降时队长负致命伤牺牲，随后机动队指挥员被地雷炸成重伤，政治副长断了一条腿。撤离死者和伤员后，我成了现场军衔最高的人，只得接手指挥。我立即下令停止阵地上的一切行动，组织工兵在周边排雷、设防和警戒。工兵挖出十余枚地雷，其中一枚就在一个紧挨地雷坐着的中士膝盖下。第二天，工兵自己也踩地雷了。天气恶化，阴云笼罩，直升机无法飞行。伤员需要特殊救助——某个战士的眼睛和耳朵被泥土堵塞，脑震荡。我派人到云层下方寻找医疗直升机降落场地，最终成功找到。伤员和脑震荡顺利撤离，挽救了他们的视力和健康。
1988年2月空中突击机动队被派去支援一支陷入激战的车队。直升机在着陆场降落时被地面火力射击，严重受损。随即爆发战斗，武装分子占据制高点，用榴弹发射器和机枪猛打。我掩护着行动指挥员，把他拖出枪林弹雨。”

另一次战斗事迹涉及特勤处高级代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上尉的英勇举动。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1975年毕业于“伏罗希洛夫”边防军事政治高等学校，三年后读完高级军事反间谍课程。虽然年龄不大，却已成为中亚边防区最优秀的反间谍人员之一，1980年成功阻止一起特别严重的政治犯罪，荣获勋章。边防军进入阿富汗境内之初他就在当地服役。

1981年10月25日，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所在的作战分队在库法布峡谷遇伏击，不慎进入敌人预先设置的杀伤区，顶着猛烈火力与数量占优的对手展开力量悬殊的战斗。分队长阵亡后，特别处人员格里戈利耶夫接管指挥，组织部队有序撤退。在战斗关键时刻，他顶替牺牲的机枪手，用精确射击掩护部队后撤，阻止圣战者再次进攻。敌狙击手先后击中格里戈利耶夫头部和胸部，但身负重伤的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继续操作机枪射击，直至失去意识。

因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及掩护部队撤离、拯救官兵生命的功绩，上级追授谢尔盖·格里戈利耶夫红旗勋章，葬于车里雅宾斯克州米阿斯市。他携带的沾染鲜血的军事反间谍人员工作笔记长期珍藏在苏联国安委中亚边防区特别处办公室。

与突击队同生死

接下来我想单独讲讲苏联国安委莫斯科边防支队特别处高级代表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少校的事迹。1986年4月16日，少校随机动部队进入阿富汗境内，因装甲运兵车被炸牺牲。军事反间谍老兵В.И.亚斯特列布科夫上校回忆：“我第一次遇见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是在1976年春天，当时他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边防支队特别处工作。他比我早一年从苏联国安委高等学校毕业调来。他很快就熟悉了各哨所情况及周边环境，成功预防了多起边境突发事件，擅长及时发现隐患。指挥部高度评价这位年轻业务人员的成绩。各哨所军官尊重他的专业态度，感谢他在解决工作问题上提供的切实帮助。基于优异表现，仅一年后他就被任命为保障独立航空中队安全的高级代表。他在部门同事中间从不自吹自擂，与大家保持平等关系，战友遇到困难总会伸出援手。”

1986年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被调往塔吉克共和国库利亚布州“莫斯科”村，隶属太平洋边防区机动队。当时在该队负责的边境地段对面阿富汗境内活跃着一股顽固反政府武装，头目是阿富汗伊斯兰党领袖、后来成为阿富汗总理的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此人1994年率军攻打喀布尔，导致数千平民死亡，人送外号“喀布尔屠夫”。19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关支持希克马蒂亚尔的反叛运动，为其提供武器、弹药、通信设备、食品和军装。

还有一支号称“工程师巴希尔”的武装匪帮同样令边防部队十分头疼。此人的武装分子经常在路边设伏，袭击我方车队、小股军人和哨站，在公路和通往村庄的土路埋雷，多次尝试以恐怖袭击小组的形式突破国界，还跨境运送大宗毒品。边防支队指挥部被迫在距离国界数十千米外的前沿地区开展行动，提前制止敌人袭击。基于这一考虑，机动队被重新部署到距边境约六十千米靠近图提村的防御阵地，此处在战术与行动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通往法伊扎巴德、塔卢坎和昆都士的道路都经过图提村。格里戈利·索洛维约夫少校巧妙组织了反间谍与安全工作，保障任务顺利完成，并多次随机动队参加实战。

1986年春天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像往常一样随车队出发，向图提村据点输送物资。车队接近村庄时，道路从平原蜿蜒上升至山区，圣战分子在此秘密埋设了一颗大威力地雷。第一辆装甲运兵车平安驶过，第二辆也驶过，但第三辆触发了地雷。爆炸冲击波和车内弹药的连环殉爆将坐在车身外面的索洛维约夫少校掀飞几十米远，身受致命伤当场牺牲。

格里戈利·彼得罗维奇·索洛维约夫少校履行军人职责，表现英勇无畏，追授红星勋章，葬于弗拉基米尔州佩图什基市公墓，亲属至今居住在那里。

在作战中果敢坚定

再介绍一位特别处高级侦查员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少校。军事反情报老兵、法学博士、教授В.Н.谢列达回忆：“在克尔津边防支队特别处高级侦查员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的战斗鉴定中有这样一句话：‘参加过十六次作战行动，被推荐授予国家奖章……’战争把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抛向了无数战场：兴都库什的山麓、赫拉特的荒漠，巴尔赫河谷、昆都士河谷……无论身处何地，他都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作为一名军官，能在复杂环境中迅速判断形势、在作战中果敢坚定，表现出明智的积极性。”

以下是他履行业务的一个事例。我方通过情报渠道获悉敌对武装正准备使用火箭弹袭击苏联境内目标，经过周密侦察与拟定计划，塔塔乌罗夫少校随空降分队出发，摧毁敌高海拔基地。作为军衔最高的军官，他在战斗中亲自指挥作战，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冷静。他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前援救负重伤的战士А.帕拉申茨。他亲手击毙四名武装分子，又在随后对俘虏的审讯中获取了敌БМ-12火箭炮阵地的确切位置，并立即报告指挥部。部队根据新情报仔细搜寻，在村庄边缘发现装填完毕但没来得及发射的火箭炮。

1988年部队反间谍部门首长曾提议授予根纳季·阿纳托利耶维奇·塔塔乌罗夫“苏联英雄”称号。然而，正如早已司空见惯的不公现象，上级认为不必授予最高荣誉，最终决定颁发红旗勋章和国安机关内部最高奖项：“国家安全荣誉工作人员”徽章以表彰塔塔乌罗夫的功绩。

老练的反间谍人员

在执行多层次作战任务时，反间谍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成果，关键在于直接驻扎边境的部队反间谍部门的组织与管理水平。在这方面，边防支队特勤处处长发挥了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采普科夫中校曾任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中亚边防区，负责阿富汗赫拉特省、巴德吉斯省北部）苏联国安委特别处处长，是一位老练的反间谍人员，调往中亚之前曾在苏中边境的外贝加尔服役，能够坚定掌握行动态势，准确评估情况并作出正确结论。他交办任务的风格简明扼要，在督促执行命令的同时给予下属实际帮助，定期亲自巡视本部门业务保障对象（数量众多），包括：三个边防指挥所、十五个边防哨所、“库什卡”检查站、迫击炮营、三个后勤保障连，以及最重要的——阿富汗境内的六个机动队：“卡雷齐-伊利亚斯”、“查卡夫”、“卡拉巴格”、“卡莱伊-瑙”、“凯萨尔”和“巴拉穆尔加布”。

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采普科夫也是一位尽职的独立部队首长，把自己领导的特勤处管理得井然有序——无论是办公楼与车辆的维护，还是机密文件、武器与弹药的登记与保管。他性格冷静，即便在最危急、看似绝望的局面中也能保持雕塑般的镇定与克制，堪称坚韧与沉着典范。分配给他负责的地段是整个中亚边防区最复杂最危险的地段之一：1982-1986年间苏联边防哨所受到二十六次破坏袭击，其中十八次发生在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辖区。

除阿富汗武装团伙外，伊朗情报机关也在塔赫塔-巴扎尔边防支队辖区积极活动，它们为此在伊朗境内设立十三个训练营，专门培训阿富汗武装分子。特勤处1986年在“卡雷齐-伊利亚斯”境外据点周边破获了伊朗情报机关的谍报小组，成员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役军官与特工，又逮捕了六名阿富汗武装分子。

在维克托·采普科夫领导下，特勤处开始系统性侦察一个针对苏联边防部队活动的外国情报中心，成功渗透其间谍网络，截获了策反苏联边防军人的诡计，查明并切断了从阿富汗边境走私毒品进入土库曼的渠道。

总之，跨境行动的最主要成果在于：苏军有限部队驻扎阿富汗整十年间，苏联南部边境的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敌方企图将战火蔓延到苏联领土的阴谋彻底破产。尽管武装团伙及其赞助者竭尽全力，除少数边境挑衅和对苏联境内目标的零星炮击之外，他们始终未能更进一步。

1989年苏军第40集团军撤出阿富汗的阶段，苏联国安委边防军的摩托化机动分队是最后一批撤出的部队，掩护第40集团军后方。边防军的身后没有留下一个苏联战士。

延伸阅读：

苏联公民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

观点：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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