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贴身警卫尼古拉·弗拉西克、阿列克谢·雷宾曾经表示：“人民慈父”很少饮酒，即便喝也大多选择葡萄酒而非烈酒。但斯大林的近侍确实曾目睹他大醉酩酊，一次是在谢尔盖·什捷缅科将军生日宴上，另一次是在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的追思宴上。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是个遗传的酒鬼。据说他爸爸——鞋匠维萨里奥·朱加什维利——嗜酒如命，喝醉后常常家暴。熟悉他家情况的格鲁吉亚医生尼古拉·基普希泽曾说，有一次维萨里奥把儿子狠狠摔在地上，导致小约瑟夫尿血好几天。斯大林母亲的朋友哈娜·莫希阿什维利因此坚信约瑟夫将来必是“悍勇、粗鲁、坚强之人”。另外，斯大林本人也说过他爸从他婴儿时期就培养他喝酒，用手指蘸着酒让儿子吸吮。

所以，即使斯大林真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嗜酒恶习也不足为奇。事实上他年轻时一度豪饮，甚至被列宁叫到身边劝诫：“我听说你酗酒，自己喝多了还硬灌别人。这不可以！” 很显然斯大林后来变得老成稳重，认为酒精是一种“吐真剂”，能令下属畅所欲言，从而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那么，为了听别人酒后吐真言，斯大林本人必须保持清醒。正如前警卫员阿列克谢·雷宾在《斯大林身边》一书中所言，1930~1953年警卫人员仅见过斯大林喝醉两次：谢尔盖·什捷缅科寿宴和安德烈·日丹诺夫追思宴。

日丹诺夫1948年突然离世，斯大林深受刺激，在孔策沃別墅举行的葬礼后追思宴上哭个不停，反复念叨：“我又老又病，还活着，他却死了。就该我死他活着！”莫洛托夫看他情绪失控，嘱咐斯塔罗斯京别放斯大林出门，毕竟老汉岁数大了，当晚还下着雨。结果斯大林见房门落锁，大怒，喊叫着开除斯塔罗斯京的职务。别墅主任奥尔洛夫和其他人想方设法安抚斯大林回屋睡觉。第二天斯大林酒醒，恳请斯塔罗斯京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

暂时不清楚斯大林在日丹诺夫追思宴上喝的什么酒，只听说他喜欢白兰地和干白酒，逝世前几年一直掺水兑着喝。陆军大将、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肯定知道领袖的这种习惯，他在自己生日宴上悄悄尝了尝斯大林往酒杯里搀兑的液体，发现是白水。斯大林回到桌前，微笑说：“这水够劲儿吧？”

尽管如此，据警卫员回忆斯大林在什捷缅科生日当天仍然喝多了，不过迄今无人透露他的行为表现。其他资料称斯大林还喝醉过几次，比如《斯大林家庭悲剧》一书作者阿列克谢·皮马诺夫写道：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开枪自杀那晚斯大林居然毫无察觉，因为正处于烂醉状态。《俄罗斯伏特加之谜：斯大林时代》的作者亚历山大·尼基申则认为斯大林爱酒，桌上永远放着酒瓶子，好在自己有节制。

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持续九年，1.5万人丧生。绝大多数牺牲军人被所谓“200号货物”——也就是锌棺——带回故乡。

根据苏联和世界各国的货物运输规定，死在居住地之外的人类遗体必须用锌板制作的棺材运送。遗体首先被置于锌棺并焊死密封，再装入木箱，间隙用锯末填满。之后连同相关文件装车、装船或飞机，送交死者亲属。

锌棺之所以在苏联被叫做“200号货物”，是因为棺材连同遗体总重约200千克。亲属接收后可以直接下葬，也可将遗体入敛普通木棺下葬。但多数亲属都选择不开启锌棺，因为他们常常被建议不要这样做。

不建议开棺的理由其实正是用锌棺运送遗体之目的。焊死的锌板棺材能隔绝腐败气体逸出，所以同火车或同飞机的乘客往往不知道他们正与尸体为伴。另外由于缺氧，人体组织在棺内分解缓慢，意味着即便路途遥远，遗体在送达时仍能基本保持原貌。

锌合金本身耐腐蚀、价格低廉，且不阻挡机场安检X光机。但最重要的是，密封锌棺隔离了可能的感染源——也就是遗体。所以死者亲属不仅听从卫生部门的建议不开棺，自己主观上也不希望如此。

阿富汗战争期间，如果阵亡军人头面部状况良好，会用一种带有机玻璃小窗的特殊锌棺运回国。亲属悲痛之余至少能再看遗体最后一眼，而且显然杜绝了空棺下葬的可能。

但并非全部“200号货物”都带观察窗，比如因爆炸支离破碎、难以辨识的军人就用完全密闭的锌棺盛敛。这样一来空棺送返死者家乡的情况便难以及时发现。例如А.Ю.科热米亚金、А.Е.科罗特科夫合著的《苏-25攻击机编队三十年：1981-2011》中提到，飞行员В.И.扎兹德拉夫诺夫的亲属就收到了空棺，遗体不知去向。

苏联共产党末代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两位祖辈曾被斯大林政府镇压，妻子赖莎·季塔连科的祖辈也有同样遭遇。不同的是，米哈伊尔祖辈刑满回家，赖莎外祖父1937年被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潘捷列伊·戈普卡洛1937年被捕，理由是“参加右倾反革命组织”。审查持续一年多，期间饱受刑讯凌虐。所幸被捕14个月后在斯塔夫罗波尔助理检察官的庇护下获释，各项指控全部撤销。返回普里沃利诺耶村一年甚至当选集体农庄主席，在村民中声望很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安德烈·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政权不大赞同。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在自己农场单干。1933年干旱饥荒，他家濒临覆灭——六个孩子饿死仨。次年春安德烈被捕，理由是“破坏播种计划”，未向地方政府交付规定的种子。

随后两年安德烈·戈尔巴乔夫在伊尔库茨克附近伐木，因工作出色、行为良好提前释放回家。他参加了集体农庄，在故乡普里沃利诺耶主管养猪场直到逝世。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幼年在潘捷列伊·戈普卡洛家生活，亲身经历外祖父被捕的前前后后。他回忆说，当时同村人纷纷绕着他们家走，生怕跟被镇压者亲属扯上关系。

米哈伊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后有机会查询了解祖辈受镇压的案子，但直到1991年才提出请求。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授权向他提供当年的案卷材料。

潘捷列伊·戈普卡洛的刑侦材料显示，他是被早先逮捕的区执委会主席所告发，当局认为此人系右倾反革命组织头目。区执委会主席熬不住拷打逼供，胡编了一个50多人规模的“地下团伙”，其中包括1937年领导区委会的潘捷列伊·戈普卡洛。

尽管侦查人员坚持要求潘捷列伊提供“真实证词”，但他拒不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对戈普卡洛提出其他指控，称其破坏谷物收获、用减少饲料的手段饿死牲畜（他曾要求开垦草场），以及在职期间阻挠集体农庄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不予调配足够人力。

总之，审讯结果显示潘捷列伊·戈普卡洛在反革命组织指示下对“红十月”集体农庄实施前述犯罪行为，损害了集体农庄经济实力。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相信，若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助理检察官认为被告不构成托派分子，将本案从《刑法》58条（反革命罪）改为109条（职务犯罪），恐怕潘捷列伊难逃一死。

赖莎·戈尔巴乔娃的祖父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季塔连科曾经当过很长时间的集体农庄农民，后来发现无法靠着种地养活家人，搬去切尔尼戈夫谋一份铁路工作。他从未入党，生活中似乎也刻意远离政治。

1930年代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曾入狱四年，最终因“指控错误”释放。我们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动机告发他什么罪名，但肯定不涉及“反苏活动”，否则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很可能会被处决，而非坐几年牢活着出来。

跟他相比，赖莎·戈尔巴乔娃外祖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的命运更悲惨，对其研究也更详细。据赖莎妹妹柳德米拉回忆，外祖父全家在政府分给农民的土地上辛苦耕作，是全村公认的勤劳、热心、衣食无忧之人。但1930年代初他们家被剥夺房屋、土地和生产资料，不得不打零工为生。1937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被捕，8月20日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杀。

作家尼古拉·岑科维奇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前的生活》一书中描写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审讯。他被指控在集体农庄从事反革命宣传，抨击苏联政府一切政策措施，还企图“瓦解”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纪律。侦查人员表示，彼得·帕拉达被撵出集体农庄后仍继续对身边人“持续进行”反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宣传。

被告人自辩从未进行任何反革命宣传，对苏联政府和集体化政策绝无不满，所以不认罪。至于“托派分子”的指控，彼得之女（赖莎·戈尔巴乔娃之母）说他几乎不了解托洛茨基其人其事，遑论参与什么“大阴谋”。检察官同意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一案的起诉意见，并根据“三人小组”的裁定执行死刑。赖莎外祖母不久即饿死——因为乡亲们都不肯帮助反苏者和“人民公敌”遗孀。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戈尔巴乔夫伉俪祖父、外祖父受难情由，更多细节有待日后查考。潘捷列伊·戈普卡洛享年59岁，安德烈·戈尔巴乔夫享年72岁，安德烈· 季塔连科生卒年不详。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徽使用了半个世纪，好事者常开玩笑说，这枚国徽象征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没落。

1940年8月，即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成立一个月后，人民议会批准通过新宪法，确立了共和国的标志。国徽由拉脱维亚艺术家阿尔图尔·阿皮尼斯设计，官方描述为“金色谷穗环绕的镰刀锤子悬挂在海上日出的光芒中”。

许多细心的苏联公民立刻发现国徽图案与现实不符——波罗的海位于拉脱维亚西侧，也就是说共和国在大海东岸，他们永远看不到海上日出，只能观赏日落。这一设计讹误很快催生了一句笑话：“拉脱维亚日落主义共和国”。

另外，国徽图案还有一处细节不同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镰刀锤子交叉的方式：各国国徽都是镰在上锤在下，而拉脱维亚是锤在上镰在下。

苏联解体之前，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分别于1978年、198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都保留着“海上日出”的描述。直到1990年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后，新国徽仍有朝阳图案，却已没了海面。

苏联国徽也曾出现过类似设计失误。比如，莫斯科库兹涅茨克大桥附近有一座“革命者瓦茨拉夫·沃罗夫茨基纪念碑”，用来纪念“1923年在洛桑被白卫军分子杀害”的苏联外交官沃罗夫茨基。纪念碑基座有一枚苏联国徽，设计者是苏联艺术家伊万·杜巴索夫。这枚国徽乍一看没什么异常，但镰刀柄非常古怪（见上图）。

事实上，伊万·杜巴索夫出生在莫斯科郊外的奥金佐沃，终生未曾务农，否则他就该知道镰刀手柄一律是向下变粗，而非像1923年国徽那样末端变细——农民根本没法用啊。

1937年，违背现实的镰刀柄终于被修正，可惜在那之前，1923版苏联国徽已印刷了千百万份，包括苏联纸币上。

战争中短短三年时间，谢尔盖·胡佳科夫迅速从上校晋升至元帅。然而战后发现，这位苏联空军最高指挥官之一居然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

今天我们知道，苏联空军元帅谢尔盖·胡佳科夫真名叫阿尔梅纳克·汉费良茨，成功隐瞒真实身份长达数十年之久。亲属一直认为他早在内战时期就已阵亡，甚至新组建的家庭和同事都对此毫无怀疑。

早年经历

阿尔梅纳克·汉费良茨1902年生于伊丽莎白波尔省梅茨塔赫拉尔村（今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父亲从事渔业生意，1908年逝世。

后来15岁的阿尔梅纳克被送往巴库亲戚家，进入油田打工。当时的巴库正经历社会动荡：红军、白军、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人斗得不可开交。1918年阿尔梅纳克曾在报社短暂工作，之后参加工农红军。这是亲戚最后一次看见“汉费良茨”，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于内战。直到三十年后他们发现阿尔梅纳克居然还活着，身份却变成了姓“胡佳科夫”的元帅。

变身之谜

没人知道汉费良茨摇身变成胡佳科夫的具体过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一称：汉费良茨参军离开巴库，同红军指挥员谢尔盖·胡佳科夫关系友善。在某次与白色哥萨克的战斗中胡佳科夫受致命伤，临死委任汉费良茨带队突出包围。顺利脱险后，汉费良茨就“借用”了已故战友的身份。

而且他不仅“借用”姓名，还杜撰了全新的生平经历。在各种履历表上他总是填写生于沃利斯克市，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格鲁吉亚妇女。二老据说死于内战，此外再无已知亲属。

至于谢尔盖·真·胡佳科夫的具体情况，无论在元帅受审期间或平反后始终未能查明。

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二称：阿尔梅纳克·汉费良茨在巴库被土耳其人俘虏，他害怕暴露自己是亚美尼亚人会没命，就报了俄罗斯姓名。

最不可思议的故事版本称：阿尔梅纳克在巴库认识贝利亚，并结仇，由于担心后者报复所以改换姓名。但这个版本的疑点在于，阿尔梅纳克在巴库生活期间，贝利亚只是个19岁的工厂办事员，并无多大权势，似乎犯不着为此改头换面、断绝与亲属的一切联系。

仕途发达

内战结束后胡佳科夫继续当兵服役，曾参加骑兵培训，后担任骑兵团参谋长。

1930年代中期，军队高层越来越意识到骑兵终将淡出未来战场，遂开始改编骑兵部队。胡佳科夫因此调职空军，1936年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1941年6月战争爆发后担任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参谋长。

战争初期西部特别军区的空军力量损失惨重，指挥层被整肃清洗，但胡佳科夫不仅奇迹般幸存，更荣升西方面军空军首长。

他的军旅生涯从此进入快速上升期——1942年担任西方面军空军第1集团军司令，1944年担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1年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上校，1944年已官拜元帅。胡佳科夫职业发展如此顺遂，就连25岁当将军的国家元首之子：瓦西里·斯大林也望尘莫及。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胡佳科夫在反法西斯同盟领导人合影时站立斯大林背后，清楚显示了他在领袖心中的地位。

德国投降后，胡佳科夫立即被任命指挥空军第12集团军参加对日作战，策划了多次机降行动，包括在奉天机场抓获满洲国皇帝溥仪。

黄金之祸

溥仪被俘后，两架载有满洲国黄金储备和各种战利品的飞机前往莫斯科，其中一架离奇失踪。

1945年12月14日胡佳科夫元帅在赤塔被捕、押赴莫斯科。关于被捕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一称当局怀疑胡佳科夫图谋侵吞黄金及战利品，故意安排飞机“失踪”。其二称：胡佳科夫卷入空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诺维科夫案，同时被捕的还有若干名空军高级将领。总之，根据《刑法》第58-1条之规定，侦查其“叛国罪”。

审讯期间胡佳科夫并未立即承认自己伪造身份。而当他终于供认不讳后，调查人员如获至宝——盗用他人身份混入军队、升至高层，很可能是外国间谍！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别的解释。

调查人员专门从卡拉巴赫找来胡佳科夫的叔叔，叔叔一下子认出“死了”快三十年的侄子。亲戚们得知他不仅活着，而且成了空军元帅，无不深感震惊。

由于案件极其复杂罕见，胡佳科夫元帅在监狱关押四年多，反复受审受刑。1949年调查终结，1950年正式起诉。检察人员指控他1918年在巴库被英国情报机关招募，受命以“谢尔盖·胡佳科夫”的身份渗透进工农红军。此外他还被指控参与1918年二十六名巴库人民委员被杀案，并从失踪的满洲国黄金运输机上侵吞贵重物品（飞机残骸日后发现坠毁在原始森林深处）。

1950年4月18日，谢尔盖·胡佳科夫元帅被剥夺军衔和一切荣誉，判处死刑。骨灰埋入新顿斯科伊公墓一个不起眼的坟墓。1951年元帅遗孀瓦尔瓦拉·胡佳科娃和小儿子作为“叛国者家属”遭流放（译注：长子战争年代死于空袭），收养的义子弗拉基米尔·胡佳科夫中尉被军队开除，亦遭流放。

斯大林死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大赦令，胡佳科夫遗属被允许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1954年8月军事总检察院复查胡佳科夫元帅案，发现佐证指控的客观证据不足，提请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撤销原判。1965年7月谢尔盖·胡佳科夫元帅正式获得平反，恢复军衔、党籍，生前勋章、奖章归还家属。

尘埃落定，死者已矣。然而无论汉费良茨的亲戚，或胡佳科夫元帅的家人，包括日后的研究者，都无法确知他究竟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决定假借他人之名开始新生活。秘密早就被他带进坟墓了。

1946年9月6日张贴在沃洛格达州基里洛夫区锡济马村的一份檄文

“俄罗斯人民！
我们想要讲述你们生活的真相。无论你是集体农庄庄员，还是林业基干工人，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听好了。各位的兄弟、子女和丈夫，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千百万同胞，他们的牺牲换回什么？你以为是幸福未来吗？不！是腐烂的土豆、是一磅面包半磅糠、是可望不可及的肉和糖、是一勺不见油星的粥糊糊、是从早到晚苦役般的劳作。我们心里清楚，这样讲可能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甚至托洛茨基分子之类。

俄罗斯人民啊！不要相信这种话。真正的人民公敌乃是斯大林及其党羽。正是他杀害了数百万人，正是他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进入森林和泥炭挖掘场、进入作坊和工厂。他要绞碎人民的血肉，只因他的目标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别指望斯大林改善你的生活，肯定事与愿违！所以你何苦继续忍受这地狱般的折磨？缺吃少睡、衣衫褴褛，不敢讲真话，不敢随意旅行。对啦，兴许这混蛋很快就要禁止我们无证上厕所呢？！

俄罗斯人民啊！如今你们已被割裂了。人人互相监视，争先恐后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走狗告发各种“不法行为”。切不可如此，应当团结，要求合乎人道的工作休息条件，要求落在实处的、而非纸面上的自由。

一切敢于斗争斯大林及其党羽的人——团结起来吧！坚持不懈进行宣讲工作，破除浮言粉饰，教那些被驱赶得心惊胆颤的人们看清生活真相，告诉他们日子何以如此，罪魁祸首是谁。

俄罗斯人民啊！我们目标是：将斯大林及其党羽驱离克里姆林宫宝座，解散集体农庄，分配土地、牲畜和生产工具给农民个人使用，作坊和工厂转交工人，令大众享有选择居住地和工作种类的充分自由。之后我们沉默，直到下一次怒吼。

打倒斯大林和他的匪帮！

自由的俄罗斯人民万岁！”

（资料来源：沃洛格达州联邦安全局档案室。В.П.库兹涅佐夫案卷宗，第2卷362页）

附：农民诗

“哎呀感谢斯大林：把我变成贵妇人。
我是牡牛也是牝，既是女人又是男。”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你一头母牛也不给我们留。
可加里宁说： “羊挤奶更多”。

延伸阅读：

斯大林时代抓人杀人的荒诞理由

苏联人发表“不当言论”获罪实录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大公（1850~1918）是被皇室抛弃的人。因为他有盗窃癖，而且迷恋少女少男。大公起初被流放到土库曼，可他在当地继续乱搞，令家庭蒙羞。之后又在克里木半岛居住三年，著名精神病专家给他下了无法治愈的诊断：“悖德精神病”。

“天生反骨”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性格叛逆，晚年多次拥护二月革命和临时政府，也算当时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亲属回忆录和官方出版物上几乎找不到他的名字，包括尼古拉二世在内的的整个皇族似乎宁肯忘记这位“天潢病胄”，以免徒增口舌是非。

起初，年轻的大公狂热痴迷美国芭蕾舞演员范妮·莉尔，甚至从他母亲（亚历山德拉·约瑟福芙娜大公夫人）的结婚礼物中偷走三枚钻石，送到当铺换钱（1874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亲自讯问，虽然尼古拉极力推诿，想让副官顶罪，然而事实确凿难以抵赖。皇室深感丢脸，遂请医生对尼古拉进行体检，得出预先指定的结论：“无论结果如何，对外宣布他患精神病，终生隔离‘治疗’”。

于是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到死都是个“流放者”，先在至少10个地方辗转生活多年，1881年定居土库曼斯坦，自称“伊斯坎德尔”。热衷沙漠灌溉事业，同时开办工厂企业。

至于他在巴拉克拉瓦的三年“假期”，研究报道甚少，只知道是在宪兵队严密监视下度过的，由此可以推想大公的心理和道德状态。也正是在此期间，著名精神病专家对他做出了“精神错乱”的诊断。说实话，跟“不适当的人”发生“不适当关系”对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而言并不稀奇。

“钻石事件”发生后大公的第一任女伴叫亚历山德拉·杰米多娃，娘家姓阿巴扎，1874~1877年“像噩梦、幽灵一般”追求纠缠失宠的大公。监管人员带着大公四处搬家，从奥列安达到乌曼再到季夫里夫，最后总能被她找到。精力充沛的杰米多娃不断在爱人附近住下，1876年终于潜入大公府邸，尼古拉把她藏入衣柜10天！

1878年在奥伦堡，监管人员再次试图阻止尼古拉与顽固情人见面未成，结果大公迎娶当地警察局长17岁女儿娜杰日达·亚历山德洛芙娜·德雷尔为妻，舆论大哗。婚后德雷尔诞育二子：阿尔乔姆（1878）和亚历山大（1887），生米已成熟饭，于是1899年尼古拉二世皇帝赐姓“伊斯坎德尔”、世袭贵族头衔，所以娜杰日达·伊斯坎德尔成了“天潢病胄”唯一被承认的妻子。

1883年，身在土库曼的大公又搞事情，这次他勾引贝赫曼上校的未成年女儿，企图甩掉正妻娜杰日达再娶。为瞒天过海，他先安排贝赫曼女儿与爱喝酒的哥萨克炮兵大尉曼苏罗夫假结婚，但贝赫曼上校拒不同意，向督军告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只好作罢。

之后，大公在草原生活期间与16岁哥萨克少女达莉娅·恰索维京娜恋爱，花100卢布从她父亲手中将她买下。并且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还经常跟撒尔塔女人和男孩乱性滥交（译注：撒尔塔人是分布在塔什干、费尔干纳等地的中亚定居民）。

到了1900年，大公行为问题愈发严重。那年夏天帝国军事医学院编外副教授、精神专家帕维尔·罗森巴赫与特沃尔科夫斯基精神病院院长弗拉基米尔·哈尔金受命前去检查病情，大公的生活环境和习惯令两位大夫深感震惊。

虽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府邸豪华高大，可他偏偏住一间天花板低矮的卧室。每日大部分时间被六条狗环绕，胡乱屙屎屙尿。大公的寝具铺在地面，睡觉时脱光光，让狗包围自己取暖。理发师天天为他服务，不仅剪发刮脸，全身的毛都要剃干净。大公醒后不起身，躺在铺盖上吃早饭，直到晚餐才穿好衣服，最后散步结束这一天。

1901年，大公谎称自己将来能继承帝位，与15岁中学生瓦列里娅·赫梅利尼茨科娃缔结非法秘密婚姻。皇室闻讯将赫梅利尼茨基全家从塔什干驱逐到高加索地区，“天潢病胄”本人先被转移到特维尔，1901年6月22日抵达巴拉克拉瓦，时年52岁。

他的生活习惯从在土库曼开始基本没变：一直在地板铺盖上躺到下午，逗狗、读报、用镊子拔除理发师没瞧见的体表毛发，有时白天坐马车玩。大公对卫生、餐饮和体面尊严的要求极低，夏季尚能每天下海洗澡，入冬后接连数周不沐浴。温暖的日子，他赤身裸体披一块斗篷状大布，光脚在家走来走去，以这副尊容亮相阳台引人发笑亦不介意。

大公反复要求身边人找“花姑娘”来，随便什么“戴头巾的”都行，越年轻越好。而且他不主张跟女孩本人沟通，而要跟母亲谈话，务求与她们关系和睦，就好像她们“对大公毫无意见”。他对男童同样兴趣浓厚，要求找来的男孩必须12岁以下。

定期医学检查表明，大公明显存在精神疾病，但身体状态良好，比尔维斯大夫将其诊断为“悖德精神病”。离开土库曼之前，俄罗斯精神病学奠基人之一伊万·梅尔热耶夫斯基教授也做出过相同诊断，罗森巴赫副教授第二次受命到巴拉克拉瓦探访时亦同意该诊断。

按照梅尔热耶夫斯基和罗森巴赫的分析，“道德精神错乱”可能是大公青年时代感染梅毒的后遗症，也可能遗传了母亲的神经紊乱和幻觉问题。

1901年12月17日莫斯科大学43岁编外副教授弗拉基米尔·塞尔布斯基抵达巴拉克拉瓦，事后他写道：“根据我收集的全部资料，以及个人的观察，我完全赞同罗森巴赫与哈尔金大夫的结论，即：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患有以退化性精神病和道德感钝化为表现形式的精神障碍。”

1904年5月大公终于离开他讨厌的巴拉克拉瓦，被带到斯塔夫罗波尔。此前（1903年6月）他的妹妹希腊王后奥尔加·康斯坦丁诺芙娜去巴拉克拉瓦看他，写了一封请愿信捎给尼古拉二世。1906年4月15日皇帝终于允许大公返回塔什干。俄罗斯君主制被推翻一年后，1918年1月14日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大公因肺炎逝世，葬于塔什干圣乔治大教堂。

大公与正妻娜杰日达的两个儿子：长子阿尔乔姆死于内战（或称在塔什干死于伤寒），幼子亚历山大1957年死于法国。与哥萨克女人达莉娅有三个孩子，与亚历山德拉·杰米多娃有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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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顽劣幼子瓦西里

俄罗斯帝国正式设立的书刊检查机关之外，另有一种绝密信件检查机构，发信人和收信人皆不知其存在。该机构名为“黑室”，负责在邮局内秘密拆阅民间通信，不仅成功揭发了多起阴谋，甚至拯救过皇帝的生命。

应该说政府审查人民信件的尝试由来已久，但1794年4月18日这种做法才被正式化——这一天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关于进行秘密邮检的命令，并在邮局内设立特别部门。出入该部门的人严格受限，甚至高级官员也不例外，而且房间入口经过伪装，所以仅有极少数人知晓其存在。到了二十世纪初，圣彼得堡、莫斯科、格罗德诺、布列斯特、维尔诺、托博尔斯克的邮政总局都设有“黑室”。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信函秘密检查制度进一步发展成熟。继位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密令检查机构改组，设立新支部并扩招工作人员。于是秘密邮检成为最重要的国内情报工作之一，但帝国官方却予以否认。因为俄帝国的邮局隶属内政部，所以“黑室”工作人员只奉皇帝旨意或内部命令行事，无需多部门协调配合。他们自有一套秘密规则，甚至可以凌驾法律之上。

秘密邮检不同于军事信函检查，后者系特许成立，并且在审阅通过的信函上加盖“军审阅毕”印章。战俘和囚犯的信件由羁押机构审查。此外在某些案件中，如果侦察机关提出申请，检察院或法院可以批准拆看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那些被警察监视的人也知晓自己信件会被检查。

秘密邮检主要针对革命党、自由主义者和君主主义组织、公众人物、作家（比如涅克拉索夫、普希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阿克萨科夫、赫尔岑等人）、国务院成员、国家杜马代表和内侍官，偶尔甚至涉及皇亲国戚（也就是说只有皇帝本人和内政部长的通信秘密受到保障）。

秘密邮检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所谓“黑名单”，亦即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人员名单，他们的信函会被阅读审查。此外“黑室”员工也会根据通信量、笔迹、收件人/发件人地址（或不写地址）等排查可疑信件。重点关注“留局自领”信件、“文化人字体”信件和打字机信件。

邮检人员可以是警察，也可由文官充任，都签署了保密声明。入职“黑室”者必须精挑细选、绝对可靠，往往工作终身，而且接班人多数是自家亲戚。

二十世纪初，“黑室”系统已然规模庞大。首先，邮检人员根据警察部门首长的规定对信件分拣排序（某些不拆封直接转交暗探局），随后阅读相关信件并抄录，将信件副本或摘抄片段交给宪兵队。过程中有时需要翻译内容（因此邮检人员必须至少掌握两门外语），有时需要破解密文（特别复杂的密文由密码专家解读）。一个人一天拆看250封信，劳动量大，尤其要求严谨、认真、井井有条。

秘密邮检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当局监控民众情绪。为了拆信拆得毫无痕迹，邮检人员发明了各种办法，或用热气和细针挑开信封，或用湿润的吸墨纸覆盖并施加压力。另一些招数特别考验操作者的技巧，比如先蒸软信封，骨刀开启封口，再持精细打磨、劈开一半的小细棍夹住信纸卷绕取出。审读抄录完毕后拿专用毛刷原样封好，火漆印章用银或铜汞合金伪造。总之，尽力不让人察觉信件曾被“扰动”。

回看历史，我们应该承认邮检工作确有成效，例如1880年曾提供线索协助破获奥匈帝国间谍网。但“黑室”最大的功劳，要数查明了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列宁兄长）的“恐怖派”。

当时民意党“恐怖派”一名成员致信哈尔科夫的同志，表示要给亚历山大三世准备“礼物”。当局立即监视乌里扬诺夫等人，发现乌里扬诺夫变卖自己的金奖牌换钱买炸弹材料。1887年3月1日他们刺驾图谋失败，十五名成员全部落网、处决。

多亏“黑室”警惕、细致的工作，弑君阴谋才得以挫败。拆阅那封“送礼信”的邮检人员获褒奖，终身额外领取特殊津贴。

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25岁凭借小说《静静的顿河》名扬四方，不仅成为苏联文学界的一颗新星，更是许多苏联女性心中的“白马王子”。然而，他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头尼古拉·叶若夫之妻的一段婚外情，险些令他死于非命。

肖洛霍夫与妻子玛丽亚青年相识，婚姻持续了60年之久，其间偶有外遇。小说家无法抗拒叶甫根妮娅·哈尤京娜（娘家姓费根贝格、第一任丈夫姓哈尤京）的魅力，此女是斯大林刽子手尼古拉·叶若夫的续弦夫人，也是莫斯科出了名的风流交际花，家里常有高级党员和社会名流聚会出入。

当时有一份杂志叫《苏联建筑》，哈尤京娜是名义副总编、实际控制者，跟她相熟的文化界人士可以在该刊发表作品。作为一名有权有势的女性，哈尤京娜性格大胆、感情奔放，似乎并不担心怀孕问题（终身未生育，1933年收养一女），曾跟许多男性名人弄玉偷香，能确定的包括作家伊扎克·巴别尔、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极地探险家奥托·施密特。

奥托·施密特之子希格尔德·施密特这样描述哈尤京娜：“如此美丽的容颜、青铜色的头发，令人一见难忘，尤其她身边那些小男人，比如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通常情况下“钢铁委员”叶若夫对老婆的奸情选择视而不见，毕竟他自己也绝非模范丈夫，一有机会就把老婆的女友甚至自家女佣拽上床。但由于某种原因，哈尤京娜与肖洛霍夫的恋爱关系居然惹得叶若夫妒火中烧。

1937年哈尤京娜跟肖洛霍夫初次相识，次年春夏之交两人情意渐浓。五月份肖洛霍夫借着准备在《苏联建筑》上发表红色哥萨克文章的机会来到莫斯科，八月份再次与哈尤京娜悄悄幽会。值得注意的是，这婆娘在丈夫面前谈及自己对肖洛霍夫的好感，导致叶若夫疑心大起，派下属监听肖洛霍夫宾馆房间，获得了完整活动记录。

1938年负责监听莫斯科“国家宾馆”的库兹明中尉报告称：“对肖洛霍夫房间的监听持续十多天，直至其退房离开，期间记录到了肖洛霍夫与叶若夫同志妻子的暧昧关系。”

哈尤京娜女友季娜伊达·格林金娜回忆，某次晚餐后醉醺醺的叶若夫从皮包拿出一摞文件，问妻子：“你跟肖洛霍夫住一起吗？”哈尤京娜矢口否认，叶若夫当场把监听记录甩她脸上，说：“给你，念！”格林金娜后来得知文件部分内容，记得肖洛霍夫说的一句话好像曾出现在他作品中：“我们的爱很沉重，热尼娅。”哈尤京娜接着说：“我恐怕……” 之后声音描述为“进入浴室”、“亲吻”、“躺下”。

对哈尤京娜来说，此事以挨了丈夫一顿打告终。但肖洛霍夫惹的麻烦无疑更大，叶若夫想让他死。据研究员爱德华·马卡列维奇考证，罗斯托夫的“契卡”工作人员打算揭发肖洛霍夫是“人民公敌”，再以“拒捕”的名义枪毙他。为此，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栽赃计划，新切尔卡斯克工程师波格列洛夫应当诱使肖洛霍夫谈论顿河哥萨克反苏暴动。结果波格列洛夫拒绝从命，反倒把此事向肖洛霍夫和盘托出，随后立刻前往莫斯科，写材料给斯大林揭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勾当”。再后来，据说“人民慈父”邀请肖洛霍夫和叶若夫共同出席接见活动，以此警告后者最好别动《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儿按：据《传记文学》2006年第12期文章介绍，1938年11月4日下午4点钟，肖洛霍夫、波格列洛夫和区委书记卢戈沃伊、罗斯托夫州国安分部负责人格列丘辛、副手爱泼斯坦、维约申斯克地区国安分部负责人鲁金谢夫等被召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本人和叶若夫在座。斯大林听取各人汇报，谴责了叶若夫，叶若夫被迫承认错误。

但，查阅1938年11月4日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簿，显示：
1.赫鲁晓夫同志，23点20分进入，02点00分离开
2.莫洛托夫同志，23点30分进入，02点00分离开
3.谢尔巴科夫同志，23点45分进入，24点00分离开
4.叶若夫同志，00点10分进入，00点50分离开
5.贝利亚同志，00点10分进入，00点50分离开
6.日丹诺夫同志，00点45分进入，02点00分离开
最后一批人员于11月5日02点00分离开

暂时未见1938年11月肖洛霍夫等人进入斯大林办公室的公开资料。）

丑闻平息之后，叶若夫和哈尤京娜的婚姻实际上已然破裂，女人出现了神经过敏的毛病。1938年11月21日叶甫根妮娅·哈尤京娜被发现死于镇静剂过量，也有观点认为她是被丈夫蓄意谋杀的。叶若夫又活了一年多，1940年因“反革命罪”处死。

乌克兰文尼察郊外的樱桃村有一座不寻常的陵墓。这是一处家族墓穴，位于圣尼古拉公墓中央的教堂，世界著名军事外科医生尼古拉·皮洛戈夫的不朽尸身就静卧其间，下葬时间早于列宁40年。科学家们至今未通晓皮洛戈夫尸体不腐的方法，前来“朝圣”的人们则对其鞠躬膜拜，祷告祈求。

当地人认为尸体保存良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持续多年的集体祈祷：墓穴中禁止谈话，教堂神甫领祷亦压低嗓音，众人对待皮洛戈夫医生的干尸如同对待圣人遗骨，经常请他保佑健康。

皮洛戈夫医生在世的那个年代，人们相信他的双手能代行神意。皮洛戈夫故居博物馆研究员М.尤卡利丘克说：“皮洛戈夫动手术的时候，病患家属就在门外跪等。有一次，从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回归的几个士兵拖来一具断头的战友遗体，坚称‘皮大夫会缝好的！’”

“起死回生”确实太夸张了，不过杰出的外科医生尼古拉·皮洛戈夫确曾在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俄土战争期间主刀手术近万台，挽救了数百伤员的生命。他是俄罗斯战地外科学创始人、圣十字慈悲姐妹会筹建者、第一本局部解刨学图册作者，最先在野外环境下使用乙醚麻醉。他晚年在樱桃村自家庄园度过，并在家中开设了接收贫民的免费医院。

外界对皮洛戈夫尸身不腐的秘密很感兴趣。传言称医生临终前交待了防腐方法，但事实并非如此。尼古拉·皮洛戈夫死于上颚癌，他自己很清楚病症，对死期也有预判，不过没立下任何书面遗嘱。遗孀亚历山德拉·安东诺娃希望实施防腐处理，为此她上书至圣主教公会求得许可，并请皮洛戈夫的学生：遗体防腐专家达维德·维沃采夫来执行。

科学家们一再尝试复原皮洛戈夫尸体防腐剂的配方，却只获得部分成功。国立文尼察医科大学教授Г.科斯秋克介绍说：“维沃采夫的未知配方令皮洛戈夫遗体多年来保持稳定状态，目前只知他用到了酒精、百里香酚、甘油和蒸馏水。而且他的操作很有意思，仅开几个小切口移除器官，大脑和心脏保留体内。此外皮洛戈夫死前严重消瘦，身体脂肪减少这一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代曾有劫匪打破密闭棺材，盗走陪葬的贴身十字架和佩剑，墓穴微气候由此被扰动。1927年特别委员会研究结论称尸体状态将会持续恶化。1941年原计划进行修复和二次防腐，因战争爆发中断，后在叶菲姆·斯米尔诺夫院士的大力参与下恢复。再后来，定期养护工作每5~7年执行一次，所以尼古拉·皮洛戈夫遗体的保存状况比列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