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关于列宁出身起源的许多讨论都被禁止。比如官方传记不会提到列宁身上有犹太人和卡尔梅克人血统，尽管其亲属对此并不否认。另一个被禁止的话题则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生物学父亲可能不是他母亲的丈夫。

列宁母亲名叫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布兰克，1863年嫁给伊利亚·乌里扬诺夫。她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桩婚事“门不当户不对”——她父亲是医生，当过宫廷顾问，享受世袭贵族权利。而丈夫伊利亚出身阿斯特拉罕裁缝家庭，祖上原系农奴，时任数学老师。夫妻间的这种关系难免影响乌里扬诺夫的繁忙工作，他担任公立学校督学期间经常去省城出差。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对家庭生活不感兴趣，几乎不管子女培养。

婚后没几年，家庭医生伊万·波克罗夫斯基成为玛丽亚·乌里扬诺娃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这位单身汉频繁出入乌里扬诺夫家，甚至在家里住过挺长一段时间。毫无疑问，波克罗夫斯基与乌里扬诺夫全家关系密切，证明之一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出生前一年他们从奔萨搬到辛比尔斯克（儿按：此说不确），波克罗夫斯基同行。部分历史学家猜测：他才是列宁的真正生父。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曾经发现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中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身边坐的不是丈夫，而是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家阿基姆·阿鲁秋诺夫援引19世纪末辛比尔斯克一位熟悉乌里扬诺夫家情况的皮肤病大夫的描述称:

“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和家庭医生伊万·波克罗夫斯基的风流韵事多年来一直是我们那儿闲话爱好者的永恒话题，虽然这座城市没人怀疑他们是恋人。俩人经常结伴散步，并无遮遮掩掩的打算。”

阿鲁秋诺夫认为，当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终于察觉波克罗夫斯基跟妻子的关系、并以“房客”身份给他戴绿帽之后，情绪愤懑引发脑出血，55岁早逝。

至于儿子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对待伊利亚的态度，只能用“冷漠”二字形容。伊利亚死的时候列宁16岁，写信绝口不提父亲。这种避谈特别引人瞩目，因为他对其他亲属是频频过问的——无论远近。现存列宁书信中，提及母亲200多次。1917年列宁结束长期侨居，回国领导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只到母亲墓前祭扫，却没去父亲的墓。

列宁大概知道自己生父是伊万·波克罗夫斯基，因此上学时自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他的彼得堡大学1892年走读生毕业证书起初写着“弗拉米基尔·伊万诺夫·乌里扬诺夫”，后来发现被人把“伊万诺夫”手写改成“伊利宁”或“伊里奇”——笔迹鉴定指出改动者非列宁，很可能是革命后列宁博物馆工作人员所为。

然而，这位“最仁慈的人”对待前家庭医生却不热情。伊万·波克罗夫斯基晚年在赤贫中双目失明，1922年死于辛比尔斯克。彼时列宁早已执掌大权，但从未施以援手，似乎不关心老汉境遇。

反对“革命领袖非婚生”的人，提出了外表方面的理据：列宁容貌确实像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而且有着同样的谢顶问题。如果您相信这点，那么不妨推测，乌里扬诺夫家当初发生“偷情疑案”的时候，列宁坚定站在母亲一边，并采取回避态度，把“父亲”的概念从生活中删除，既不搭理伊利亚·尼古拉耶夫、也不考虑伊万·波克罗夫斯基。

1949年冬季，一名1904年出生的在押人员被从卡累利阿的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市送到中央精神病院，诊断为躁郁症。此人不停走来走去，咒骂某个姓“别洛博罗多夫”的，并抱怨头痛。档案显示患者叫菲利普·格里戈里耶维奇·谢苗诺夫，但他声称自己是逃过一死的阿列克谢·罗曼诺夫皇太子。

谢苗诺夫刚入院几天就表现出急性精神病症状，间歇平静时对医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其实是尼古拉二世皇帝独子，全家被枪决之际，父亲背向行刑队把他压在身下。子弹打中他臀部，昏迷很久，之后被一群修士从家人尸体中救出。

谢苗诺夫说：那时他的血友病已经痊愈。对此有一张父子俩锯木头的史料照片可作旁证，而之前皇太子被严禁接触锐利物品。一段时间后，男孩发现自己可能正跟仇人布尔什维克混在一起，于是又被送往彼得堡，住在建筑师波梅兰采夫家，改名弗拉基米尔·伊林。

直到偶然听说反革命分子想把他拉出来做大旗，“皇太子”遂逃离恩人家。他在大街上看到征兵海报，苦于无处可去，便虚报年龄考入红军指挥员学校，转战各地，在中亚地区迎来了内战结束。

之后他进入大学深造，然后结婚，定居撒马尔罕，改行做经济学家。1918年乌拉尔州苏维埃主席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从修士口中审问出阿列克谢皇太子未死，又设法探知了弗拉基米尔·伊林的所在。

伊林被迫多次支付封口费，但别洛博罗多夫无休止地缠着他。为了避祸，他盗用妻子家已故亲戚的身份，顶着“菲利普·谢苗诺夫”之名逃亡第比利斯，可惜再次被勒索者发现。经济学家伊林/谢苗诺夫不得不偷东西筹钱，没多久即被捕定罪。

尤里·索罗古勃和丹尼尔·考夫曼大夫是医院里最早听闻谢苗诺夫故事的人。两位医生回忆：这名患者受过良好教育，会说欧洲主要语言、会用希腊文写信，多数时间彬彬有礼，喜欢阅读古典文学。从外貌上看，谢苗诺夫跟尼古拉二世皇帝照片确有相似之处。而且他不强迫别人相信他的“胡话”，这就不像常见的精神病人。身体检查发现患者有单侧隐睾症、血尿，此二者都跟血友病相关。

由于巧合太多，专门从列宁格勒请来著名精神病学家萨穆伊尔·根德列维奇参加鉴定，他在革命前执业多年，曾广泛接触俄罗斯贵族阶层。

同患者交流中，根德列维奇教授询问了冬宫房间的位置和用途、罗曼诺夫家族各分支的姓名和头衔等，着重考察其对宫廷礼仪细节的了解，并故意设置许多错误问题。出乎意料的是，谢苗诺夫全部做出准确回答，根本不假思索。根德列维奇教授表示，该患者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

尽管谢苗诺夫没有多少精神病行为，也不要求别人相信他的“皇室出身”，教授仍被迫做出“自大型妄想合并被害妄想”的诊断结论。丹尼尔·考夫曼医生说：谢苗诺夫于1949年4月转入内务部精神病所，他曾将此事告知政论家爱德华·拉津斯基。

1951年谢苗诺夫重获自由，找了一份工作，第四次结婚，活到1979年逝世。身边人表示：菲利普·格里戈里耶维奇不是精神病，不爱谈自己的秘密，闲暇喜欢参观冬宫，一逛好几个小时。

其实，历史上至少有80多个号称“阿列克谢皇太子”的人。假如皇太子真的侥幸逃脱，那么菲利普·谢苗诺夫大概是最令研究者信服的一位吧。

（儿按：1991年4月俄联邦检察机关进行刑事案件追溯调查期间，发现并确认了5名皇室家庭成员及仆人的遗体，1998年7月安葬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2000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会册封尼古拉二世全家为殉教圣人。2007年7月又发现并确认了阿列克谢皇太子和玛丽亚女大公的遗体（暂未下葬，教会内部亦有疑问）。另据行刑队成员之一麦德维杰夫证词，皇太子被射击多次才咽气）

延伸阅读：

尼古拉二世女儿们的情史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战争中居功至伟，二百多年来俄罗斯人一直奉他为英雄。然而官方史料塑造的“光辉形象”无法抹消其私生活不光彩的一面。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年轻时曾向一位小俄罗斯贵族之女求婚，可惜这位小姐因疾病缠身，发愿守贞不嫁。1778年，晋升上校的库图佐夫迎娶24岁美女叶卡捷琳娜·比比科娃（著名将领、政治家亚历山大·比比科夫之女），她后来跻身宫廷女官之列，保罗一世皇帝也敬她三分。虽然这段门当户对的幸福婚姻带给库图佐夫五个女儿、一个夭折的儿子，却没能使他成为忠实的丈夫。

库图佐夫长期在外领兵，很少回家，所以身边总有情妇跟随，包括年幼的。他对此毫不避讳，甚至向其他军官吹嘘炫耀。就连副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洛夫斯基亦形容库图佐夫是“多情种子”。正妻叶卡捷琳娜肯定心知肚明，岁数大了也像年轻女人一样穿着打扮，大概是怕在丈夫眼里失去魅力吧。

说起来，18世纪俄罗斯贵族肉欲过度毫不稀奇。民间地主多半有农女“后宫”，军队将领沾染此习岂足为怪。例如叶卡捷琳娜二世年间的名将彼得·鲁缅采夫，据说远征土耳其时随军携带四名情妇。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登基，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已经56岁了，但性欲并未随着衰老而减退。兰热龙伯爵(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Ланжерон)鄙夷地写道：“像库图佐夫这般又肥又丑的独眼老头，没有三、四个女人就没法儿活……真叫人既厌恶又可怜。”皇帝同样知道老将的嗜好，称他“独眼老色鬼”。

1812年战争艰苦卓绝，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这样的环境中仍不改旧习。塔鲁季诺战役沉重打击了法国元帅缪拉的军队，也让库图佐夫和陆军总参谋长列昂季·贝尼格森伯爵的矛盾愈加激化。战役胜利没几天，贝尼格森的报告出现在皇帝案头，控诉库图佐夫“花太多时间与14岁少女共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令老元帅开心”，无节制的欲望使他更加衰朽，丧失了统领军队的能力。结果，举报信被皇帝转给库图佐夫，之后贝尼格森因“身体不适”暂离军队，揣着勋章和十万卢布奖金到卡卢加省休养待命。

据兰热龙伯爵回忆，这位14岁瓦拉几亚少女名唤卢克桑德拉·古里亚宁，应该是库图佐夫一年前从布加勒斯特带回的，当时已经许配给当地某大地主，但显然没妨碍库图佐夫横刀夺爱。值得注意的是，此女母亲赞成她跟库图佐夫的关系，甚至暗授秘术以“唤起将军疲弱的感情”。

为避免造访指挥部的人乱传闲话，库图佐夫让小情妇打扮成哥萨克模样。此事同样被报给亚历山大一世，比如步兵将军费奥多尔·拉斯托普钦就曾写信提到“穿哥萨克衣服的年轻女子”。

无论同僚怎么评论，库图佐夫的军中声望毋庸置疑。俄军士兵对元帅的私密嗜好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库图佐夫是个友善老者，能够“平易近人地”同他们谈话。列夫·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基本是以这种形象来描写库图佐夫，尽管书中也有“瞎眼的好色老头”字句。

外一篇：苏联高级指挥员的“前线妻子”

斯大林的贴身警卫员阿列克谢·雷宾少校曾开玩笑讲过一则轶事：某人报告斯大林，说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跟漂亮女演员瓦连京娜·谢罗娃有不正当关系，请示怎样处理这桩丑闻。斯大林吧嗒着烟斗，吐出一个烟圈，说：

—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羡慕他呗！

这件趣事有多种版本。一些人说斯大林获悉的是，罗科索夫斯基在前线有“战地情妇团”，女卫生兵、通信兵、炊事兵等充斥其间，每晚换人。另一些则说丑闻主角是陆军的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

而且“举报者”身份也不同。或称匿名举报，或称红军总政治部长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举报，还有说是总参谋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举报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笑归笑，其实“前线妻子”或“战地情妇”在工农红军内部十分常见，尤其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指挥员往往一整年不回家。这种“临妻”多数是医疗卫生部队、通信部队或后勤部队（炊事员等）女军人。

众所周知，日后投敌的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就有个战地情妇叫阿格尼萨·波德马琴科。1941年9月她在基辅附近的弗拉索夫37军总部医疗站当高级军医，是突围幸存者之一。后来弗拉索夫指挥20军保卫莫斯科，两人关系逐渐密切，1942年1月阿格尼萨·波德马琴科因怀孕从部队复员，在后方恩格斯市生下一个儿子。

安德烈·弗拉索夫与第一任妻子安娜·沃洛妮娜从未离婚，他在1941年秋冬季的家信里对正妻甜言蜜语，发誓说自己“单身一人”，还经常寄礼物回家。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早在1929年他就因重婚行为被调查并受党内处分，在开除军籍的威胁下，不得不中止与玛丽亚·沃罗霍娃的关系（育有一子），和亚历山德拉·祖伊科娃共同生活，1953年才正式结婚。

同时，正如朱可夫后来承认的，他跟亚历山德拉的关系从1941年就很冷淡了。战争开始后，1941年10月，一位名叫莉季娅·扎哈罗娃的医疗部队中尉出现在朱可夫身边，专职负责这位前线指挥员的身体健康。他俩的同居关系当时广为人知，一直持续到1948年党内调查为止。这次的调查不同之前，系（当时还不是合法妻子的）亚历山德拉·祖伊科娃直接告到中央。粗犷刚毅的元帅权衡爱情与前途，决定抛弃两次堕胎的莉季娅·扎哈罗娃。

朱可夫强烈抵触外界干涉其私生活。在祖伊科娃向中央告状之后，他在国防部长任上又结识新欢——军医加琳娜·谢苗诺娃，并于1965年同祖伊科娃解除婚姻关系，娶谢苗诺娃为妻。

朱可夫在战争期间的驾驶员亚历山大·布钦回忆，元帅对身边人的作风问题管理很严，禁止跟战友发生风流韵事。现在看来这也是律人不律己。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不仅严管司机、副官，甚至自己属下的高级将领也不例外。1945年2月朱可夫致信近卫第1坦克军指挥员米哈伊尔·卡图科夫，命令他立即中止跟“娘们儿”（原话如此）的同居关系，否则就叫锄奸部(СМЕРШ)来把他“除掉”。

所以，假如本文开头的趣闻有几分真实的话，那么显然斯大林对自己部下的“军中风流事”并不介意，抱以宽容态度。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地恋情”都没好下场。伊万·科涅夫元帅与第一任妻子安娜·沃罗西娜的关系战前就十分紧张，他在前线认识了女卫生员安东尼娅·瓦西里耶芙娜，两人后来正式结婚。卡图科夫战后也跟自己的前线女友——近卫军高级军医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娃成婚。

1961年2月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出访摩洛哥。这本是一次普通工作访问，岂料在地中海上空突遭法国空军战斗机两次近距离射击。若非专机驾驶员处置得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恐怕要葬身鱼腹。

事后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葛罗米柯的声明指出：勃列日涅夫及苏联代表团1961年2月9日乘坐伊尔-18专机飞往摩洛哥，袭击发生在格林威治时间14时23分~14时30分，地点位于阿尔及利亚以北130千米地中海国际水域上空。

苏联政府称：专机飞行路线已提前告知法国政府。战斗机出现前不久，机组刚用无线电联系过阿尔及利亚机场（当时阿尔及利亚属法国领土），因此法国当局肯定清楚专机的位置和身份。

驾驶伊尔-18的是经验丰富的鲍里斯·布加耶夫，他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有一千小时飞行经验，多次担任勃列日涅夫专机飞行员，深受信赖。布加耶夫后来回忆那天情形说：“我用英语和法语紧急呼叫：‘一架战斗机正围绕我方苏联民航伊留申-18 No.75708飞行。请立即撤回战斗机！’阿尔及利亚机场塔台收到呼叫，两次答复‘OK!’”

但机场调度员的回应未能影响法国战斗机的行为，他继续逼近，两次开火并飞越专机前方。鲍里斯·布加耶夫成功预判对方行动，在其射击前几秒紧急改变航线闪避。布加耶夫意识到巨大的危险迫在眉睫，努力使专机远离法国战斗机。所幸对方放弃追踪，消失在空中。

消息传回苏联，新闻界对民航客机遭遇袭击感到愤怒，称这一事件为“匪帮突袭”和“法国的军事侵略”。莫斯科工业企业召开声讨大会，痛斥外国空军和驻苏外交官未对此事做出适当反应。法国外交部表示事件“令人遗憾”，承诺调查，但从未公布肇事者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国家元首飞机被非交战国空军袭击。勃列日涅夫高度称赞鲍里斯·布加耶夫临危不乱的勇气和正确处置的技巧，使他从此官运亨通。1966年布加耶夫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及列宁勋章，出任苏联民航副部长，1970年升任部长，1973年授衔空军元帅。在他领导下，民航渐渐由武装力量后备队转变为独立部门，重建、新建几百座机场和地面设施，并成立了民航设计局。到1980年，苏联民航每年旅客运输量达1亿人次，远超世界任何国家。

鲍里斯·布加耶夫1987年离开民航，担任苏联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译注：荣誉职务，类似“中顾委”），2007年1月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3岁。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1803年视察凯克斯霍尔姆市（普里奥焦尔斯克市），即著名的柯列拉政治犯监狱所在地。皇帝开恩接见在押人员，包括叶梅利扬·普加乔夫的家人，要求提高他们的膳食标准。其中一位在监狱地窖囚禁了约三十年的老汉声称他的故事只能说给皇帝本人听，亚历山大一世很感兴趣，同意进行私下谈话。

谈话结束后，皇帝情绪激动，眼含泪水命令释放这名老汉，让他永久定居凯克斯霍尔姆（但不得离开）。传说亚历山大一世脱下自己外套裹着老汉共进晚餐，给他吃自己盘中饭菜，而且送他换洗衣物。于是被称作“无名氏”的囚犯获得了住房和养老钱，在凯克斯霍尔姆继续生活15年后逝世。他经常找那些爱戴他的市民串门，生命最后几年在失明中度过。

1847年赫尔辛基大学教授、语言学家雅科夫·格罗特在《芬兰之旅》一书中公开了这个传奇故事，该书忠实记录当时的风俗习惯和历史等方面内容，绝无虚构情节。

研究者探索文献资料发现，该囚犯系“希林少将”奉叶卡捷琳娜二世旨意押解至柯列拉监狱，运送他的马车和马匹用肥皂水彻底擦洗。监狱登记簿显示此人为“无名氏”，直接关进火药库地窖，门随后被砌死，饮食等物从小孔递送。保罗一世皇帝曾下令继续关押此人——此举很奇怪，因为保罗从不放过跟母亲对着干的机会。历史学家相信这只能说明囚犯身份的敏感性“压倒一切”。

那么问题来了，这位神秘的囚犯究竟是什么人？

假说之一：“无名氏”冒充叶卡捷琳娜二世儿子

柯列拉监狱博物馆高级研究员А.П.德米特里耶夫认为囚犯是帝国外交学院翻译伊万·帕卡林，冒充女皇和尼基塔·帕宁伯爵（曾任保罗一世教师、外交学院院长）的私生子，入狱日期约在1785年7月至1801年4月间。

尼基塔·帕宁出身显贵，相貌堂堂，受过高等教育，做过驻丹麦、瑞典大使，1763年官拜外交大臣，同女皇的关系时近时远。他生性慵懒少动，闲散爱享乐，从未正式结婚。

假说之二：“无名氏”冒充叶卡捷琳娜二世女儿的未婚夫

历史学副博士奥列格·乌先科则认为，伊万·帕卡林冒充的不是女皇私生子，而是根本不存在的“女婿”。

众所周知叶卡捷琳娜二世只有一个4岁夭折的女儿。除了保罗一世·彼得罗维奇，还有一名出自宠臣格里戈里·奥尔洛夫伯爵的私生子“阿列克谢·博布林斯基”。女皇虽未亲自抚养这名私生子，但对他十分关照，终生衣食无忧，保罗一世年间晋升少将，最终开创了博布林斯基家族。

假说之三：“无名氏”实为约安·安东诺维奇

历史学家М.И.佩利亚耶夫声称，神秘囚犯其实是安娜·伊凡诺夫娜女皇的继位者：约安·安东诺维奇，即伊凡六世！史载伊凡六世刚出生即加冕，一年后被伊丽莎白·彼得洛芙娜推翻，与生母安娜·利奥波德芙娜一道押解至北方的霍尔莫戈雷囚禁。伊丽莎白女皇严令任何外人不得接近这个孩子，同时千方百计抹杀他存在的痕迹：凡能找到的画像、提及他名字的文件、书籍等一律烧毁，带有他头像的硬币收回重铸，而且给他改名叫“格里戈利”以绝后患。传言称彼得三世皇帝曾计划寻访这名年轻的“阶下之君”。

佩利亚耶夫相信，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当天就下令将“格里戈利”转移到凯克斯霍尔姆关押，她写给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的书信可以证明此事。1764年施吕瑟尔堡要塞“营救伊凡六世失败”的行动属于表演性质——对外宣布伊凡已死，再秘密押赴凯克斯霍尔姆。事后希林少将报告称船行拉多加湖遇狂风沉没，囚犯“无名氏”被蒙着眼睛搂在怀里拖上岸。约安·安东诺维奇时年23岁，在柯列拉监狱漆黑孤独的地窖一关关了三十年，五十多岁才真正过上自由生活。

（儿按：假如雅科夫·格罗特教授描述的情节不虚，则假说三似乎更可信。以常情度之，皇帝应该不会对冒充皇室成员的诈骗犯有什么好感，遑论提前释放、给予优待。）

据说“人民慈父”斯大林有过多位替身，大部分人的姓名至今不详。但研究者至少发现了其中五个人的身份，包括本文主角：前会计员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

众所周知，约瑟夫·斯大林一生屡遭暗杀，1930年代遇险次数最多，比如1933年就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研究称，车队前往格鲁吉亚理察湖途中，拉夫连季·贝利亚以“不好的职业预感”为由请求斯大林转移到另一辆车上。斯大林听从他的建议，过河时桥面突然塌陷，斯大林原先的座驾坠入水中。几天后贝利亚再次挺身而出，掩护乘船游览的斯大林免遭岸边巡逻兵开枪误射。对此有一种观点，称这两起“刺杀”都是贝利亚事先安排好的，借以突出自己、邀功请赏。

之后，1935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促使斯大林本人认真考虑设置替身的问题。据著名情报官员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之子安德烈在《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秘密人生》一书中透露：当年秋季斯大林回老家看望母亲叶卡捷琳娜·朱加什维利，结果此次探亲之行草草告终，因为保卫部门发现格鲁吉亚一些老共产党员图谋行刺的线索，后者坚信斯大林背叛出卖了列宁的事业。此事之后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出现在斯大林身边。

研究者考证认为，安全部门官员1935年在文尼察市找到了斯大林替身的绝佳人选——容貌与领袖高度相似的会计员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安全官员叫他赶紧收拾行李，明确告诉他再也见不到家人了，迅速将其带到莫斯科郊外一间别墅开始秘密培训。

整容专家、理发师、裁缝甚至心理学家都参与了行动，据称这些人后来被统统灭口。甚至有阴谋论认为海因里希·亚戈达（首任内务人民委员）倒台被杀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此事充分知情。总之，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花六个月时间掌握了领袖的步态、手势和面部表情。许多年后叶甫谢伊表示：斯大林一见他就哈哈大笑，亲自批准了替身资格，还请他喝白兰地。女服务员走进房间看到两位“斯大林”面对面说话，尖叫一声丢下托盘晕倒。

替身的存在属于绝密中的绝密，即便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尼古拉·叶若夫也被隐瞒了一段时间。所以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的首次“亮相”十分顺利，代替斯大林成功接见苏格兰矿工代表团——实际上这些老外本来也没见过“活生生”的苏联领袖。

第一次任务圆满完成，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开始参加更严肃、重大但不需要多发言的活动，甚至同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高层领导并肩站在列宁墓顶。叶甫谢伊晚年接受蒙特利尔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在场官员都发现“斯大林”是个冒牌货，纷纷用一种不加掩饰的嫉恨目光盯着他。卢布尼茨基认为这种态度反映了大部分高官都想拥有替身的事实。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感受到的恶意就不仅限于目光了。1952年他被逮捕，研究者推测逮捕原因是“不再适合担任当前职务”，意即斯大林已经明显衰老，同替身的外貌差别过大。这种情况下，卢布尼茨基几乎肯定会被消灭以绝后患，但命运另有安排。

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起先被送往远东一处流放地，约瑟夫·斯大林死后又被驱逐至中亚。直到此时他才获悉自家亲属跟当年培训他行为举止的专家们遭遇了相同命运！离开流放地前夕，叶甫谢伊被勒令签署保证书不踏出苏联亚洲领土，因此他终生未能返回文尼察故乡，安全官员每月一次发给生活费。1981年叶甫谢伊·卢布尼茨基逝于杜尚别。

最后，一种最最离奇的阴谋论声称：真正的约瑟夫·斯大林早已死于1947年。替身们继续扮演他，而且1953年被发现的尸体也是替身之一，因为验尸过程中“发现多处身体特征不符”。

1950年代新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发生了“人猿泰山和简”的离奇故事——进入密林的女子被胡子拉碴的陌生男人掳走，而这男人居然是卫国战争期间的红军逃兵，多年来一直远离文明世界生活。

传言说，1943年西伯利亚男子马克·古尔斯基惧怕战死前线，私自脱离军队（另说是在征兵时逃走），遁入新西伯利亚北部。他起先逃到乌宾斯基区，投奔姓“克拉希科夫”的农村亲戚。虽然跟亲戚保持联系，但不敢抛头露面，独自住在塔尔塔斯河上游森林的小木屋中。

1991年当地记者叶甫根尼·多布罗赫托夫援引老住户尼古拉·弗多文的回忆称：古尔斯基挖土为穴，建造了多间秘密住所。他钓鱼、捕猎鸟兽，采集蘑菇、浆果和榛子作储备。春天湖边鸟窝甚多，他就爬树掏蛋，而且捕捞技能十分出色，身体也强壮。如果不得不跟森林里的熊搏斗，他只要拿把刀，肯定能取胜。

据说马克·古尔斯基的“地盘”位于古比雪夫斯基区北部，长约十几公里。他经常从一个地穴转移到另一个地穴，当附近食物匮乏时就动身出发。古尔斯基还开垦了小块土地种土豆，基本过上了饱足的日子。原始森林使他变得坚韧，自称仅生过一次病，地穴里躺几天就好了。

古尔斯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其实来自一架坠毁在林区的飞机（可能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P-39“空中眼镜蛇”），他拆下机枪狩猎驼鹿和熊，用手摇发电机提供夜间照明。为避免被人从空中发现，古尔斯基用苔藓将飞机隐藏。

虽然这位逃兵十分畏惧当局，仍不得不偶尔进村用兽肉交换生活必需品。古尔斯基逃亡期间显然没法接触女性，自然需求愈发强烈，毕竟上半身的饥饿容易满足，下半身的饥渴实难解决。于是他在林间小路绑架一名采蘑菇女子，强迫她做“压寨夫人”。通往地穴的路要走好几天，古尔斯基带着女人夜间行动，以免她记住方位。有人说被绑架者最终成功逃脱，另有人说此女怀孕后古尔斯基将其领至村庄放归，因为他也明白无法在森林里养活婴儿。

女人回到家，警察迅速上门，因为之前已有一名男子因“谋杀女村民”入狱，现在看来确属冤案。警察设法从“复活”的女人口中问清楚了绑架者位置，组织人马将其抓获，押回利希诺尔基村。

老住户尼古拉·弗多文说，古尔斯基进村那天围观群众深感惊奇，只见他须发皆长，身穿兽皮，活脱脱一个鲁滨逊。

关于马克·古尔斯基此后的命运有多种说法。一些人说坐牢了，另一些人说诉讼时效已过不再追究逃兵罪责。村民们佩服古尔斯基的森林生存能力，请他当狩猎队长，他表示同意，但终究难以适应集体生活，一段时间后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继续密林独居，只是不再躲人了。那名女子和婴儿的情况同样不明。

1952年斯大林决定加强里海石油开采，为此计划将里海彻底排干。按照初步设想，将使伏尔加河改道哈萨克斯坦北部、捷列克河水淹没卡尔梅克草原，库拉河直接截断。所幸水文学家拯救了里海，成功说服斯大林即便封闭所有入海口，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抽干底部积存的雨水。

苏联政府曾设计论证过多项改天换地的工程，一旦实施必将导致自然和气候发生巨变——比如众所周知的西伯利亚部分河流向南分流灌溉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农业的计划。但1952年排干里海水、方便石油开采的计划所能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全球性的。

时任苏联石油工业部长尼古拉·巴伊巴科夫1990年代曾简单提及此事。克格勃主席伊万·谢洛夫在2016年的回忆录里详细介绍了斯大林当年的“狂想”。

不过我们要先介绍一点背景知识。早在19世纪末石油开采之初人们就提出了征服里海的设想，例如填平巴库附近的比比埃巴特湾。1906年举行过排水设计方案大赛。1909~1912年修筑石砌围坝填海，后被内战打断，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工程重启，最终于1927年完成，造陆面积300公顷。

1949年在里海离岸50千米处钻探了苏联第一口公海油井，并在平台上逐渐形成名叫“纳弗特达施拉里”的小城镇。但铺设跨海输油管线十分昂贵，而且只能建在浅水区。里海当时是苏联石油主产区（尚未发现西西伯利亚油田），如何增加当地石油开采量的问题十分突出。所以1952年排干里海计划横空出世。伊万·谢洛夫写道：

伏尔加-顿河运河项目之后，由于里亚斯尼·阿巴库莫夫出任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我被派去负责谢尔盖·茹克领导的水利工程设计院（注：谢洛夫从1952年起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同时监督伏尔加-顿河运河工程）。一天晚上茹克找到我说：“他们叫我带着里海地图去见斯大林同志。”我说：“好的，准备好地图去吧，回来向我汇报。”

凌晨两点茹克回来报告：斯大林同志说，应当就怎样及何时排干里海的问题做出计划部署。我惊讶地看着他，他一脸严肃。我想了想，问他：“那你怎么回答的？”他说：“我表示这有可能做到，但我得进行计算。”米高扬同志确实上前提醒过斯大林同志，没了里海我们将失去出口创汇的黑鱼子酱。但斯大林严厉告诫米高扬：你是从商人立场想问题，我们需要石油。

别的人同时提出：伏尔加河应改道至哈萨克斯坦草原，库拉河应截流，其余汇入里海的河流也要想办法阻止它们继续给里海补水。设计方案的期限是两周。

听完这消息我简直无话可讲，只能说：“行，你去考虑一下吧”，但我其实不认同这个想法。那就等着瞧喽。

没几天茹克又来找我，说他再次面见斯大林汇报里海方案。我问他结果如何？茹克答：“我汇报了计算结果。若要排干里海，露出蕴藏石油的阿普歇伦海峡，一直到纳弗特达施拉里位置，必须先让伏尔加河水注入哈萨克斯坦草原。为此需要花100亿卢布、4~5年时间开挖水渠。乌拉尔河同样如此，但水没地方去。捷列克河改道之后可用于灌溉。修建水坝截流库拉河费用高昂，而且会形成淹没大片肥沃土地的巨型人造湖。即使我们成功分流了河流，里海仍会有面积约数百平方千米的积水。该地区年蒸发量仅4厘米，就算有办法边抽水边增加蒸发量，彻底排干低洼处积水也要16~17年。”

斯大林同志听完后说：“恐怕不值得啊。”大家纷纷附和，就跟当初他提议的时候一样。我心想：“感谢上帝，幸亏没决定这么干”。

两年之后，即1954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方案”提出将北方河流改道注入里海，借以灌溉沿途干旱草原与半沙漠地带。考虑到此方案引水的年流量甚至比第聂伯河年流量更大，同样根本无法实现。

人生在世总要有点儿嗜好，否则日子会变得十分无聊。苏联领袖亦不例外，比如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喜欢收藏好车、享受高速驾驶的快感。根据不同资料统计，他名下约有几十辆甚至百余辆汽车。

当我们谈起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庞大车队，首先想到两个问题：车停放在哪，以及老头儿死后又归了谁。勃列日涅夫当然没有私人车库存放这么多车，尤其那些豪华的大型车，所以他的车都在警卫总局克里姆林宫车库和扎列奇耶别墅车库内。勃列日涅夫本人定期把这些车从一个车库移往另一个车库，喜欢开得飞快，经常超速，直到年纪很老才作罢。但他从未发生意外，因为沿途道路都已提前封锁。警卫人员回忆，有一次列昂尼德·伊里奇忘记刚吃过安眠药，一踩油门就出发了，幸亏专职驾驶员坐在身边，于勃列日涅夫昏昏欲睡之际安全停住沉重的豪车。

传言说勃列日涅夫只收藏各国元首赠送的外国车，事实并非如此，他的车库里当然少不了本国品牌。列昂尼德·伊里奇的第一辆国产车是1966年的“海鸥”(ГАЗ-13)，十年后，1976年下线的第一辆新款“海鸥”(ГАЗ-14)被作为七十岁寿礼献给勃列日涅夫。值得注意的是，这辆ГАЗ-14是唯一一辆深樱桃红色“海鸥”，其他的“海鸥”都是黑色车身。总书记名下还有几辆“伏尔加”，其中一辆是1982年5月9号胜利日赠送的，另一辆是四轮驱动款。另外还有两辆ЗИС-115防弹车。

有趣的是，勃列日涅夫七十寿辰收到内务部长发给的驾驶证，注明持证者有资格驾驶各种车辆，包括卡车和公交车！此证2019年被拿去拍卖，起拍价150万卢布。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国产车数量众多，但列昂尼德·伊里奇更爱开外国车。他的第一辆“劳斯莱斯”并非来自外国元首，而是其前任尼基塔·赫鲁晓夫1955年送的。第二辆外国车是女婿送的1960款欧宝”Kapitän”。1968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敬赠一辆玛莎拉蒂”Quattroporte”，290马力，最高时速230千米。后来许多外国元首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嗜好，纷纷以豪车相赠。西德总理送他梅赛德斯奔驰600，美国总统尼克松赠他两辆凯迪拉克、一辆林肯”Continental”，其中那辆凯迪拉克”Eldorado”系1972年在美国为他定制，派空军专机运抵苏联。不过勃列日涅夫显然最中意美国企业家代表尼克松赠送的林肯”Continental”，曾愉快地驾驶这辆车和美国总统绕着别墅兜圈圈。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的汽车收藏上交国有，苏联解体后部分车辆流入私人藏家手中。

1990~1991年，重获独立的拉脱维亚境内有一支忠于苏联的特种警察分队（ОМОН），在近乎绝望的境地徒然抗拒历史车轮。尽管他们勇气可嘉，仍被许多人视为叛徒或罪犯。

ОМОН是苏联政府1988年成立的特警机动分队，属于精锐警察力量。分队成员经过严格甄选，有实战经历或服役期间表现突出者优先。他们是坚强无畏的战士，视职责高于一切。

苏联各大城市、包括各共和国首都皆有ОМОН分队驻扎。1988年联盟内部风起云涌，许多特警（尤其波罗的海国家特警）感到忧虑不安。大家看得很清楚：苏联政府已经失去实权，对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人民思想和灵魂的多年压制即将走到尽头。拉脱维亚ОМОН隶属共和国内务部，所以最初表示支持独立运动。

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拉脱维亚过去被苏联非法吞并，今恢复独立共和国之地位。5月15日一群忠于苏联的陆军参谋部军官企图冲击最高苏维埃，拉脱维亚政府在ОМОН的支援下将其轻松击退，捍卫了共和国的独立。

ОМОН的举动一时间令他们成为拉脱维亚人的英雄。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月内政部长换人，与ОМОН关系密切的布鲁诺·施坦因布里克被民族主义者阿洛伊斯·瓦兹尼斯取代，后者受到国内大批民族主义者热烈拥护。一夜之间，原本是拉脱维亚人盟友的ОМОН“变成”了敌人，被指责为共产党的镇压机关。ОМОН对此当然无法接受，拒绝被强加“全民公敌”帽子。分队指挥官雷马里中校发表声明称，里加ОМОН依然忠于苏联宪法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举实际等于宣战，作为回应，瓦兹尼斯停发了ОМОН的现金津贴，断绝弹药和燃料供给。

应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要求，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于1990年秋天将里加的ОМОН改为联盟直接领导。除手枪外，为作战人员配备自动武器、手榴弹和两部装甲车。1991年1月拉脱维亚正式独立，苏联内务部命令里加ОМОН（不超过150人）发起暴动：短暂地攻占电报局、出版社、警察局和桥梁，并抢劫内务部高级学校的武器库。

彼时里加市内实际存在双重政权：仇视独立的军队、克格勃人员、警察和俄罗斯族人数虽少，但不会轻易退却；拥护独立的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则摩拳擦掌图谋报仇。ОМОН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的训练和装备远远胜过拉脱维亚政府临时拼凑的队伍，足够抵御数倍于己的对手。

远离政治、信息闭塞的里加ОМОН持续解除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警察战斗队的武装，要求成立新政府、捍卫苏联宪法，同时希望莫斯科施以援手重建旧秩序。这些特警相信该国独立运动将迅速瓦解，于1991年春夏发起多次行动“恢复苏联领土完整”，包括突袭边防哨所和约200处“非法”海关检查站——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就能挽回苏联。ОМОН在行动中时常杀伤边防军人，最著名的一次突袭是攻打米亚京因凯哨所，造成7名拉脱维亚警察和海关职员死亡、一人重伤。

然而ОМОН始终孤军奋战。莫斯科当局忙于自己的重大事务，无暇顾及里加市内“一小撮”特警。ОМОН多次联系莫斯科求援，但答复总是“克制地拒绝”，只好寄最后希望于八月政变（8·19事件）。特警分队声明效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再次夺占里加电视台、广播台、市警察局和通讯中枢等。当八月政变被挫败后，ОМОН最终意识到大势已去，苏联救无可救，不会有人来协助他们战斗。分队指挥官联系拉脱维亚政府讨论撤回俄罗斯的条件，虽然政府另有打算，但ОМОН仍然站稳立场，争取到和武器、家属一同空运回俄。9月1日，124名特警及家属、武器飞抵秋明市。一个月后副指挥官谢尔盖·帕菲约诺夫被俄罗斯政府引渡至拉脱维亚，判处四年徒刑，1993年应叶利钦的个人请求释放回俄。

截至前几年，关于ОМОН杀害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袭击边防哨所的诉讼仍在进行。某些人认为俄罗斯政府出卖了里加的ОМОН，另一些人则认为ОМОН是“红色法西斯”，违背人民意愿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